曰毛片网战

曰毛片网战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

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这些人的小把戏立即被赵佶识破了，他派专人调查，很快知道了真相。这些人被远远地发配南疆，去劳改反省。宋朝派出了第二拨使者，这次领头的人才是前面说过的武义大夫马政。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顺利，赵佶多派了八十个士兵、七个将校，其中有一个精通女真语。这人的名字很传奇，他叫呼延庆。在传说里和杨家将平起平坐，和包拯一样地位尊崇，达到双王头衔双俸禄的呼延庆带着这一行人上路了。他们在当年的九月二十日渡过渤海，到达金国。待遇是一条条的绳子。金国的巡逻队实在是无处不在，他们发现生人之后，不由分说全都捆了起来，经呼延庆一再表明身份，才派人押着去见阿骨打。阿骨打这时远在涞流河（今松花江支流拉林河）畔，半个多月后，双方才见面。宋、金之间的第一次接触终于到来了。宋朝使者马政的第一句话是：“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宋朝的使者……”阿骨打的脸瞬间布满黑线，玩我？却见那汉人的表情很诚挚，说了第二句话，“这是为了友好和尊重。”马政回顾历史，重温了一百多年前女真人祖先对宋太祖的友谊，又痛斥辽国对四邻的恶劣行径，最后提议双方合作，南北夹击辽国。如果金国同意，宋朝才会派出正式的使者。阿骨打同意了，他派李善庆、小散多、渤达等三人带着国书、礼物，随着马政渡海到宋境的登州上岸，转道京城开封，来见赵佶。可以说，这时金国的诚意远远大于宋朝。完颜阿骨打对盟友极度饥渴，赵佶突然从天而降，简直让他欣喜若狂。双方谈得很愉快，赵佶很满意，派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为正式使者，带着诏书、礼物渡海去金国签约。这时是第二年，公元1119年的早春时分。使者团走到登州，准备上船出海时，意外发生了。赵有开突然得病，病得又急又重，直接死亡。紧接着开封城接到了在辽国的内线报告，说辽国册封完颜阿骨打为东怀国国王，两国已经成了友好之邦。赵佶郁闷，这还搞什么，一下子鸡飞蛋打。都东怀国王了，这帮野人简直见利忘义。他下令使者团回京，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等人渡海。和金国结盟的事，不谈了。注意，是不主动提了，而不是终止。到年底时，呼延庆回来了，他带回来最新的局势报告，和完颜阿骨打的一个口信。报告里说，所谓的东怀国王是确有其事的，当时辽国把辽东京道一带割让给了金国，让阿骨打成为国王。但是阿骨打却愤怒了。他跳着脚地质问，东怀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东边的感恩戴德的附属小国？女真人已经打下你们辽国五分之二的领土了，还不能平起平坐吗？阿骨打回信，说辽国想求和，必须以皇兄之礼尊敬他，每年向他进贡辽国的土特产，除辽东京道之外，还要把中京、上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也割让，并且以辽国的亲王、公主、驸马、大臣的子女为人质，把宋、西夏、高丽等国的往复书、诏、表、谍待等文件都交出来。这样，他才同意。耶律收到信之后，欲哭无泪，这些同意之后，谁是谁的附属国？辽国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抛开土地、人质，只以各国的文件来说，交出去等于把平等外交权废除了，而辽国一直是以上位者身份出现，不管是与宋、西夏，还是高丽，都是主人老大哥，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是，总比上战场动刀枪强……于是乎，两个死敌之间走马灯一样穿梭着使者，在各个条件上讨价还价，双方谁也不让步。金国想进一步消耗辽国的士气和实力，消化刚刚吞并的国土民众；辽国放不下大国架子，哪怕一点一滴的好处也不想让，比如阿疏，这个女真人的叛徒，哪怕完颜阿骨打要了一千次，耶律们也不给。时间就这样拖了下去。完颜阿骨打的口信是，宋朝的皇帝啊，我很尊敬你，但是你了解情况吗？我现在已经打下了辽国的半壁江山，足以赢得你的友谊。这样，如果你真想结盟，就快点写国书来。如果还是以诏书的形式和我通信，我不再理会了。诏书，是皇帝对臣子的文件格式。赵佶交给赵有开的，就是诏书，而不是两个平等国家交流时用的国书。这实在是犯了完颜阿骨打的大忌，他一生反抗的就是不平等。可他还是忍着气，小心翼翼地和宋朝沟通着。因为在他的心里，在漠北、西域、东北等全体边境地区，哪怕是现在还处于混乱状态中的漠北草原蒙古部落，汉人都是神秘高贵的。他们称汉地为“桃花石”，意指像美丽的桃花源一样的幸福之地。在这时，完颜阿骨打对宋朝很尊敬、很向往。他的敬意和向往让宋朝觉得事情还能继续下去，在公元1120年的二月，派马植为使节，以买马为名渡海，与金国缔结盟约攻辽。马植，这时他的名字叫赵良嗣。以国姓“赵”为名，这是赵佶给他的空前恩典，以奖励他不忘祖籍，居辽思宋，为汉人着想的爱国行为。这一行人三月底出发，四月十日渡海在苏州关下（今辽宁金县西南）登岸。这时没有女真巡逻队抓他们了，可是见完颜阿骨打的过程更加复杂。金国已经休养生息消化了抢来的土地和人口，撕破了求职的伪装，再一次兵分三路攻辽，目标是辽上京。赵良嗣带着人从登岸时起马不停蹄地追，从咸州（今辽宁开原县）一直追到青牛山才追上。但是没空谈，阿骨打太忙了，要他们随军一起行动。一路上势如破竹，金军毫无停顿，像急行军一样掠过辽国的州县，赵良嗣亲眼目睹了女真人摧枯拉朽的攻击力。他惊讶，他隐约地开始后悔，这种战斗力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哪怕他当初预料到了辽国必将在女真人手里灭亡，也没料到女真人强到了这种地步！辽亡，宋将怎样……他正想着，更加惊人的一幕出现。完颜阿骨打终于肯见他了，他们在辽上京的城下相见，阿骨打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忙，你先等等，我攻下辽上京就和你谈。”金军当天就破攻了辽国的上京！这是赵良嗣永生难忘的一天，辽国的上京，规模、防御、人口、军兵都能排进前十位的辽国名城上京城，居然连一天都没能坚持，就被女真人的洪水淹没了。他分不清这是奇迹，还是噩梦。但他想到了要沉住气，要他观战，这何尝不是一种示威，他马上就要上谈判桌了，价钱要怎样讲，还敢不敢讲，或许这才是女真人的本意。赵良嗣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在《宋史》里，他的名字出现在“奸臣”系里，和蔡京兄弟、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丁大全、贾似道等超级奸邪并列，可以说是个顶尖的坏人了。但是一直有人为他鸣冤，说只有宋朝对不起他，他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都是全心全意地为宋朝着想。他是一个忠义双全心怀故国的好人。到底哪个是真的，让事实说话，看他在历史中的每一言、每一行。走上谈判桌，赵良嗣的第一句话让完颜阿骨打再次满脸的黑线，“事实上，我没带来国书……但是，这仍然是为了友谊和尊重。”阿骨打仰天长啸，见鬼，为什么汉人总玩这一套？！赵良嗣带来的是御笔，这在层次上比国书更动人，因为这不是官员起草的，而是宋朝的皇帝赵佶亲自构思，亲笔所写。御笔这样写：“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这里边有两个要点：第一，燕京并所管州城，这是个范围，谈的就是这些土地；第二，钱。赵佶说，如果女真人答应，那么把以前每年给辽国的钱，交给女真人。这是赵佶的命令，赵良嗣却不想照办。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宋朝争到更多的利益，付出的，却最好是尽量小的代价。第一步，谈土地。要谈之前，赵良嗣看到御笔时，他的心就凉了。御笔不是拿到手就能看的，里边写了什么，是最高机密，当他知道时已经晚了。“燕京并所管州城”，这几个字是个天大的误区。从字面上讲，燕云十六州，当然是以燕京为主，它所管辖的州城，当然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全部喽。错了，错得离谱，错得幼稚，错得想当然。燕云十六州在汉人手里时，它们是一体的，到了辽国的手里，一百七十多年来行政区域不断划分，平、营、滦三州已经单独组成了平州路，燕京所管辖的只有檀、顺、景、蓟、涿、易六州，十六州只得其六，只有个零头，所谓的长城防线怎么组成？就算全要下来，也和别国的势力犬牙交错，效果纯粹是给自己挖坑。怎么办，很明显这是赵佶不想被反结盟的大臣们骚扰，不经国家职能部门审校，自己按陈规拍脑袋想出来的文件。他是皇帝，就算把事儿搞糟了，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而派出去的官员，只管按他说的去办就好。可赵良嗣不，如果他安分，他该安静地待在辽国过他的贵族生活；如果他守循，他应该静悄悄地带着家人财产回宋朝，而不是半夜三更去敲童贯的门，想把燕云十六州都带回汉地故土。他想做点什么，为汉人尽量争到利益，收获平安。为此，他把赵佶的御笔扔到了一边。先谈燕京，赵良嗣直接把“燕京并所管州城”合并成了燕京路，这样燕京六州打包在了一起。阿骨打想了想，给。赵良嗣出示御笔，里边有“元是汉地”这四字。那好，阿骨打国王，既然是旧地，翻翻辽国的旧黄历，燕京也包括西京（今山西大同）。怎样，一起给了吧。阿骨打想了想，给。但是，要在抓住阿适（耶律延禧小名）之后才给。……嗯，这是设置时间障碍了。抓住辽国皇帝和攻破上京城是不一样的，城待在那儿不动，人可以在辽阔的帝国里疯跑，山川河流深谷野林，在哪里躲着都不好找。说是抓到之后给，抓不到怎样，抓到了拖着怎样，抓到时是尸体怎样，都不好说。但总比不答应强。赵良嗣趁热打铁，说平（今河北卢龙）、营（河北昌黎）、滦（河北滦县）也在燕京路之内。刚说到这儿，金国方面有人站了出来，脸色很不对劲。这人名叫高庆裔，是辽东渤海人，一直在辽国当官，辽国的事儿他都清楚。这人对赵良嗣说，这三州可不在燕京路内，除非你翻五代十国的黄历，不然怎样都搅不到一起。赵良嗣的头低了下去，他知道，到底线了。接下来谈的是钱。御笔上说，可以把每年给辽国的钱转账给金国，那么就是每年五十万两白银。可赵良嗣提出，每年三十万两吧。对此，阿骨打一笑，他没用手下人支招，自己说了句话：“你们每年给辽国人钱时，燕云十六州都是辽国人占着；现在我给你们城了，为什么钱反而少了？”赵良嗣无言以对，他怀疑对面坐着的真是只懂舞刀弄枪杀人放火的野人吗？社会真是大熔炉，在造反的过程中，野人都脱胎换骨了。自此，宋、金两方把土地和钱都谈出了结果，最后的问题凝结到出兵。怎样出兵非常讲究，谁先动了，谁先杀到了哪儿，会造成现实中哪座城被夺下来。万一要是占了不该占的，比如宋朝把易州西北的紫金关、昌平县西边的居庸关、顺州北边的古北口、景州东北的松亭关，尤其是平州东边的榆关，也就是山海关都抢到手，那么金军就算想翻脸动手，也没了进关的路。有高庆裔这类的辽国通在现场，赵良嗣想打马虎眼也难。最后双方约定，金军自平地松林（内蒙古克什么克腾旗一带，南到河北围场县以北，东至内蒙古扎鲁特旗界）趋古北口（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宋军自雄州（河北雄县）趋白沟（河北新城县东北白沟河）。至于动手的时间，视形势发展另行敲定。赵良嗣带着一肚子的郁闷回国了，这次出使，他受了很大的刺激。第一是金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悍了，眼睁睁地看着辽上京一天就陷落，让他实在是心里发抖；第二，没想到女真人的头脑也非常精明，他尽力争取，也只是把辽西京纳入合约，还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些，都是要对皇帝、宰相仔细汇报的，计划要跟着形势走了，原先以为是火中取栗，哪怕有些风险，可机遇不容错过。现在看来很像是与虎谋皮，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回国后，赵良嗣把各项发现仔细报告，皇帝、宰相也听得非常认真。如他所愿，赵佶、蔡京等人都急了，他们一阵懊恼追悔莫及，十万火急派人再次渡海，跟女真人打商量——老兄我写错了，不是燕京所属，是整个燕云十六州啊！赵良嗣差点背过气去，这几个货根本就没把他的警告放在心里，着急的是好处谈丢了，没占着大便宜……面对宋朝的出尔反尔，阿骨打没客气，回答得硬邦邦的——要十六州没有，辽西京也不给了，你们胃口越来越大，再这么搞，合同作废。到这一步，赵佶等人才泄气，唉，这帮野人啥也不懂，对汉族的皇帝怎么能这样粗暴呢，应该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才对嘛。真是不知礼仪不开化，连烧火都不配的榆木疙瘩。好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燕京路六州拿到手里再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丢了到手的辽西京之后，两国的合同终于签订。第二年公元1121年的五月份，金国的使者渡海到了宋朝，这一次是商量什么时候出兵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宋朝变得犹豫、模糊，金使什么都问不出来，一连等了三个月，没敲定任何实事。金使气得没办法，只好郁闷回国。他终于认同了首领说过的一句话——见鬼的汉人总出幺蛾子，纯朴的女真人实在不适应！其实，这次他冤枉宋朝了。宋朝的南方在七个月前，也就是公元1120年的十月初九日，爆发了方腊起义。关于这次起义，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江南徭役过重，剥削太狠，宋朝当局只管玩乐，不理朝政，整天只想着花石纲，等等，这些都没错。更详细些的，会把责任确认在几个特殊的人身上。比如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还有王黼、李彦、朱勔。这七个人里的前四位已经是老熟人了，后面的三个比较生，这时他们终于出场了，宋史里鼎鼎大名的“六贼”聚在了一起。这六个人一般来说，是相提并论的，好像他们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也相差无几。这不对，某天我坐在阳台上出神，偶然间灵机一动，分出了他们的不同之处。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个人是自主创业的第一代，他们白手起家，在阴谋陷阱枪林弹雨里杀出一条血路，踩着无数的竞争者，爬到了帝国最高的巅峰地位。他们的特点是聪明、理智、知道深浅。没有最基础的这三样，他们早就成了别人的垫脚石，变成一个个“杯具”了。这三个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危害性。哪怕他们再能折腾，也有个底线，他们懂什么是做得的，什么是做不得的，他们明白帝国是一条船，如果不顾一切地乱搞，会把他们一起带进旋涡，大家都淹死。可王黼、李彦、朱勔不一样，他们加上杨戬、高俅，都属于富二代。他们的成功来得太迅速太容易了，或是投靠，如王、李、杨、高；或是血缘关系，如朱二世，别人奋斗终生都换不来的高官厚禄金银美女，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站在帝国之巅放眼望去，每一处土地、每一个人都由着他们折腾，随便他们祸害。一次次的成功，一次次的无责任，让他们相信，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做什么都没有后果。于是，他们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里胡来，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乱子，方腊起义，不过是其中之一。所以在说起义的细节之前，很有必要先把这几个富二代介绍清楚。第十四章灭国级蛀虫以职务高低和危害大小为标准，从低到高排列，应该从高俅说起。他是这批虫子里最不起眼的副班长。这有些出人意料，人们印象中的高太尉是集卑鄙无耻懦弱残暴为一体的妖孽人物，在《水浒传》里的恶人排名榜上，他比蔡京都高，雄踞北宋第一名。可是在现实中，他实在是恶得有限。高俅没有文凭，属于自学成才，据分析他的才应该很不错，因为他能在北宋第一文豪苏轼的手下做些抄抄写写的活儿。以东坡之才情，怎能忍受一个字写得难看，行文粗陋的人在身边呢？所以，高俅无论是言谈还是文字能力，都至少在中人之上。苏轼是很喜欢高俅的，在被排挤出京城到外地当官前，他把高俅推荐给别的高官。第一个，是曾布。曾布是顶级高官，足以荫护高俅。但很遗憾，曾布说手边人够了，于是高俅只好另找别家。高俅投靠了驸马都尉王诜。这是个不称职的驸马，王诜的生活太香艳了，成天招蜂引蝶，活生生地把蜀国长公主气死。结果把宋神宗惹得大怒

的心头，其力量之猛，使得他浑身猛烈地抖动了一下。结果吵到了在他身边熟睡的皮埃罗，于是皮埃罗也剧烈地动了一下身子。他突然想到，整件事情也许只是公爵捉弄他的一个恶作剧而已，不多也不少。他很了解瓦伦丁诺公爵，尽管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实际上对马基雅维里非常不满。因为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执政团向公爵支付保护费。如果保护费之事谈成了的话，这本来是可以增加公爵的声望和提升他的实力的。所以这一切都有可能是他的报复而已。当他想像着，在伊莫拉逗留期间，公爵，阿加皮托和其他那些人注视着他那些匠心独运的谋划，然后用计谋一一化解，并不禁为之哄笑时，他觉得他全身都在刺痛着。他企图让自己相信，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幻想揣测而已，最好快些忘掉。但是他无法确定，这个不确定性折磨着他。他一夜未眠。[1]昂布瓦斯（1460—1510），法国枢机主教，路易十二时代任首相。第三十一章第二天早晨，公爵只留下了少量部队来保卫西尼加利亚，带着大部队向佩鲁贾进发。这天正是元旦。天气很糟糕。道路状况在晴天都很差，当下由于骑兵和步兵的踩踏，以及运辎重的大车的滚碾，变得泥泞不堪。部队经过小镇的时候，地方上完全没有能力为这么多的人提供住宿，所以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找到借宿的地方。马基雅维里是个讲究舒适的人。当他不得不和众人紧紧地挨着，在农夫的农舍中睡在泥地上，挤得连伸直四肢都很勉强的时候，他的脾气就大大地坏了。在那样的条件下，饮食方面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马基雅维里胃一直不太好，当下更是苦不堪言。当大队人马抵达萨索·费拉托的时候，传来消息说侥幸逃脱的维泰利家族逃到了佩鲁贾。当部队抵达古瓦尔多的时候，卡斯泰洛的公民们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公爵了，他们要向公爵献上城池和邻近的土地。正在这时，一个信使赶到，通知众人吉安·保罗·巴利昂尼，渥西尼家族的人，维泰利家族的人和他们的武装人员已经放弃了保卫佩鲁贾的希望，向锡耶纳方向逃跑了。佩鲁贾的人民于是组织起来，向公爵派出了大使，这些使节第二天就赶到了公爵驻地，向公爵表示佩鲁贾归顺的意愿。就这样，公爵没有动用武力就连下两个城池。他于是前往阿西西，在那里，他会见了从锡耶纳赶来见他的使节，后者问他，根据一般的报告，公爵要攻打锡耶纳，但是要攻打的理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公爵告诉他们他对于锡耶纳充满着亲切的情感，但是他已决心驱逐潘多尔福·佩特鲁奇，锡耶纳的领主，同时也是公爵的敌人。如果锡耶纳人民可以自己动手将佩特鲁奇赶走，那么他们完全不需要害怕公爵。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他就要带着部队亲自动手完成此事。他于是向锡耶纳进军，但是故意挑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以便锡耶纳的人民可以有时间去想想清楚。一路上攻占了不少城堡和村庄。士兵们抢劫着乡村。居民们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当他们找到一些因为老弱病残无法逃走的人时，士兵们就把这些人的胳臂捆绑起来，然后吊起来，在他们脚底下放起火来，以便人们可以交待金银珠宝藏在什么地方。当人们不愿意招供，或者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而无法招供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酷刑折磨致死。与此同时，从罗马传来了好消息。收到儿子的信之后，教皇了解到在西尼加利亚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向渥西尼红衣主教送了个信过去，当然不是为了告诉他他那些朋友和族人遭到厄运的事，而是告诉后者城堡已经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由于职责的驱使，红衣主教赶到梵蒂冈，向教皇道贺。随着渥西尼主教一起去觐见教皇的还有他的亲戚和他的门客。他被带到一个会客室，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一起被逮捕。到了这个时候，公爵就可以放心地去处置他的俘虏了。米盖洛托掐死了帕格洛·渥西尼这个被公爵甜言蜜语所迷惑的傻瓜和他的外甥格拉维纳公爵。红衣主教本人则是被关在圣·安吉洛城堡，在那里待了不长时间之后他就非常识相地死了。对这个长期以来被天主教历任教皇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的家族实施了这么重大的打击，教皇和他的儿子觉得大可弹冠相庆一番。在除掉私敌的同时又为教会除掉了这么一个公害，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他们通过事实证明，同时为上帝和财神爷服务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十二章当公爵最后到达一个叫皮亚维城堡的地方时，马基雅维里欣慰地获悉接替他的后任使节已经准备好从佛罗伦萨出发了。皮亚维城堡是个小有名气的城镇，有一座城堡庄园，一座大教堂。马基雅维里幸运地找到了一处还算像样的住所。公爵打算在这里短暂地休整一下他的部队。马基雅维里暗中希望，当公爵再次启程时，那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新大使就已经抵达了。马背上的长途旅行使他疲惫不堪，糟糕的食物折磨着他的肠胃，每天的行程暂告结束时，他又不得不在条件恶劣的客栈栖身，结果他常常睡得很少。两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马基雅维里正躺在床上休息他那因为旅途劳顿而酸痛的四肢。但是他却休息得颇为不稳，因为他脑子里很乱。尽管他每天都写信向执政团方面汇报他认为他们应当了解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向执政团方面报告他与公爵在西尼加利亚那次会晤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公爵向他许诺了金钱和权力，那个机遇是异乎寻常的，执政团方面也许会想，既然马基雅维里已经升到了他职业生涯中顶峰，今后基本上不会再高升了，他一定会觉得这个诱惑难以抵制。他们是一群小人，一贯以师爷特有的阴暗心理和诡计多端怀疑别人。他们会问自己，他们和马基雅维里之间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公爵认为后者可以获得如此的升迁。这件事情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可以是个污点。从今往后，人们可以认为，为了谨慎起见，最好不要太信任马基雅维里，另外，如果有必要，找个借口开掉他应该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马基雅维里在心中问自己，难道仅仅因为那帮子人没有做损害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坏事，他们就会相信他马基雅维里会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吗？看来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但是如果执政团方面从哪里听说了公爵的提议，他的沉默也会给马基雅维里带来问题。这个处境有些令人尴尬，突然间他的沉思被一阵声如洪钟的问话声粗鲁地打断了。一个人正在问房东太太是不是有一位叫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先生住在这里。“巴托罗缪大人。”一直坐在窗户边读一本从主人那里借来的书籍的皮埃罗开口招呼来人。“这家伙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一边不耐烦地问自己。不一会儿这个壮实的汉子就冲进了屋子。他张开双臂，搂住马基雅维里，在他两颊上各亲了一口。“找你可真不容易，我简直是一家接一家地找你。”马基雅维里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巴托罗缪以同样豪放的方式问候了他的表亲，然后回答道：“公爵为了一些与伊莫拉有关的公事召我过来。我经过了佛罗伦萨，碰到了你的继任人的几位仆人。新的大使明天就会赶到此地。尼科洛，尼科洛，我亲爱的朋友，你救了我的命。”他又一次拥抱了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两颊上又猛亲了两口。马基雅维里又一次挣脱了他的拥抱。“我很高兴见到你，巴托罗缪。”他开口说道，态度并不是十分热情。但是富商打断了他。“一个奇迹，一个奇迹，一切都归功于你，奥莱莉娅怀孕了！”“什么！”“我亲爱的尼科洛，七个月以后我就会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自豪的父亲了，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事情的发展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话，马基雅维里也许会对巴托罗缪这番话感到十分尴尬，但是由于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马基雅维里吃惊得有些反应不过来。“镇静点，巴托罗缪，告诉我你到底在说什么，”他打断了后者，问道，“我到底赐了你什么？”“我心里最迫切最珍贵的愿望实现了，你让我如何才能平静下来？现在我就是进棺材也可以瞑目了。现在我可以将我的荣耀和财产传给我的子孙了。康司坦扎，我的姐姐，现在可生气啦！”他放声大笑。马基雅维里疑惑地看了皮埃罗一眼，因为他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他看到皮埃罗也和他一样吃惊。“当然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建议，我永远也不会去拉维纳，在圣·维塔里的祭坛前祷告着度过一个完整的寒夜。确实，这是提莫提欧神甫的建议，但是我并不信任他。他让我们去了不少地方进香朝圣，但是一直毫无效果。提莫提欧神甫是个好人，是个圣人，但是对待僧侣你必须长个心眼，你永远不能确定，他们在向你提建议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着的动机。我不怪他们，他们是我们神圣教会忠实的儿子。如果你没有告诉我朱尼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大人的故事，我是不会去拉维纳的。我相信你，你心中只有我的福祉，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告诉自己说，一件发生在一位令人尊敬的佛罗伦萨公民身上的事，也完全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在伊莫拉也是个有地位的人。在我从拉维纳回来的当晚，奥莱莉娅就怀孕了。”巴托罗缪心情激动，又说了上面这一大堆话，让他出了一身大汗。他用袖子抹去额头上的汗珠。马基雅维里盯着他，流露出疑惑不解，厌恶和恼火的神色。“你能肯定奥莱莉娅确实怀孕了？”他尖刻地问道。“女人们在这些事情上是常常搞错的。”“肯定，我对此确信无疑，就像对我们的《圣经》的篇章确信无疑一般。当你离开伊莫拉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怀疑而不敢断定，我当时就想告诉你，但是奥莱莉娅和卡特琳娜求我不要告诉你。让我们啥也别说。她们央求，直到事情确凿无疑之后再讲。难道你没有留心，当我带你去向她告别的时候，她看上去状态不佳？为了那事她后来生我的气，说她不能容忍让你看到她没有打扮妥当的样子。她担心你会疑心她怀了孕，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怀孕的事，直到事情已经确信无疑。不过你是了解女人在怀孩子时总会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我没有怀疑任何事情。”马基雅维里说道。“事实上我本人结婚也只有几个月时间，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很有限。”“我想让你成为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因为如果不是由于有你，我将不可能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流露出所有的迹象来表示要和马基雅维里再次热烈拥抱，但是马基雅维里阻止了他。“我衷心地祝贺你。但是如果我们的大使明天就要抵达的话，我不能浪费时间。这个消息必须立即向公爵通报。”“我这就走，但是你今天晚上必须跟我吃饭，你，还有皮埃罗，我们要像像样样地庆祝一下。”“在这个地方恐怕有些困难。”他态度有些生硬地回答。“这里没什么可以吃的，如果这里有酒的话，估计也是和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一样低劣。”“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巴托罗缪说道，伴随着一阵大笑，一边搓着他那肥厚的手掌。“我从佛罗伦萨带来了一些酒，一只野兔，一只乳猪，我们今晚要好好地吃喝一下，为了我的这个头生孩子的健康。”尽管他当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幽默感，但是因为他离开伊莫拉之后一路上吃得实在太差，他实在是无法抵御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的诱惑。于是他努力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回头到这儿来找你。”巴托罗缪说道。“但是我在离开这儿之前想让你给我出个出意。你应该还记得，我曾经向提莫提欧神甫许愿，一旦我求子成功，我会在他的教堂里的圣母祭坛上供奉一幅画像。我心里清楚，我求嗣成功要归功于圣·维塔里，但我也不想怠慢圣母。她无疑也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我决定让画师画上一幅画，在画中圣母怀抱她那得到祝福的儿子，坐在一个华美的宝座上，我和奥莱莉娅在两边跪下，我们各自的双手在胸前十指相扣，握在一起。”他将他的大手十指相扣合在一起，眼睛看着天花板，流露出一副虔诚的神情。“我会让圣·维塔里站在宝座的一侧，提莫提欧神甫建议，因为他的教堂是敬奉给圣方济各的，我应该在宝座的另一侧画上圣方济各，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好主意。”马基雅维里回答道。“你是佛罗伦萨人，应该知道找哪个画家，请告诉我应该给谁下订单。”“我实在是不知道，那帮子画师们是一些靠不住的，生活放纵的混蛋。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我不怪你。但你肯定可以推荐几个吧。”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我还在厄比诺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起过一个年轻的画师，他是佩鲁吉诺的学生，他们说此人已经胜过他的师傅了，而且他们说此人的画艺以后还有提高的空间。”“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们告诉过我，但是我没把那当回事，所以左耳进，右耳就出了。但是我敢说我能把他找出来，另外，我估计此人也不会要价太高。”“价钱不是问题。”巴托罗缪大手一挥。“我是一个商人，我明白你如果要最好的，你就得付出点代价。对于我来说，只有最好的才配得上我。我要找一个有名的画师，如果我必须花点钱，我会花这个钱的。”“好了，行行行，当我回到佛罗伦萨之后就开始帮你打听这件事。”马基雅维里不耐烦地回答道。当巴托罗缪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坐在床边上，带着完全困惑不解的神情看着皮埃罗。“你听说过这种事情吗？”他问道。“这个人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很明显这是一个奇迹。”皮埃罗回答。“我们有义务去相信那些由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所创造的奇迹，我们神圣的教会也承认了那些由教会的圣徒们创造的神迹的真实性。但是能够出现神迹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退一步说，就算这是个神迹，圣·维塔里为什么要对一个像巴托罗缪那样的肥胖的，愚蠢的傻瓜出手相助呢？”但是尽管他说着上面这些话，他又想起了提莫提欧神甫跟他说起过的一番话，大致是说，即便有关圣·维塔里的独特的力量纯粹是马基雅维里凭空编造出来的，但是只要巴托罗缪对此坚信不疑，这份绝对的信心也会让奇迹出现。这有可能吗？当时他听神甫说这番话时，他认为神甫不过是在找一个借口，以便在没有收到更多的钱的情况下，避免给马基雅维里提供更多的帮助。皮埃罗开口说话了。“别说话。”马基雅维里说道。“我正在思考。”他永远不会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好的天主教徒。事实上他经常允许自己憧憬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们仍然住在山上的情景。基督教向人们展示了真理和获得拯救的途径，但是它要求人们去忍受，而不是要求人们去做些什么。这种思想让整个世界虚弱了，它将那些无助的羔羊交给了那些邪恶的力量，因为芸芸众生为了能够上天堂，想的更多的是忍受伤害，而不是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伤害。它教导人们，最大的善是谦卑，甘于贫贱和轻视那些尘世间的功名利禄。但是古代的宗教教导我们追求伟大的精神，勇气和力量。但是当下这件事确实是件奇怪的事。这让他受到了震动。尽管理智仍在顽固地坚持，但是他内心却开始出现一种不太情愿的倾向性，让他去相信一种超自然干涉力的可能性。他的头脑坚定地拒绝这种念头，但是在他的骨子里，血液中和他的神经纤维里都存在着某种疑问，而对这种疑问他不能够轻易地解除。这就像是在他之前好几代笃信基督教及其神迹的人们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灵魂，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了他。“我的祖父也是肠胃不好，常常遭罪。”马基雅维里突然开口说道。皮埃罗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现在的人们变得越来越软弱，是因为人们在其位卑言轻的状态中，用他们消极懒散的态度来解释我们的宗教。他们忘了宗教还命令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使她蒙受光荣，并且让我们做好准备，可以随时保卫她。”当看到皮埃罗一脸茫然，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别在意，我的孩子。别把我的这些唠叨放在心上。我要准备好向公爵报告，明天新的大使

们聚居在一起的威胁，又可以被姬姓诸侯所用，成为诸侯国政治与军事的支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国分到了“殷（殷即是商）民六族”，卫国分到了“殷民七族”，而我们即将说到的晋国，分到了“怀姓九宗”。从地理位置上看，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浍水之间，西接秦国，南靠周王室，东边则与卫国接壤。同为中原国家，晋国所处的位置使得它与西方的戎人发生更多的接触，晋、戎之间既有斗争，也有通婚，民族趋于融合。晋国的先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成王年少的时候，与叔虞在一起玩，随手摘了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且说：“我把这分给你。”本来是一句玩笑的话，被辅政大臣周公旦知道了。周公旦立刻跑去找周成王，请他择日分封叔虞。周成王有点不知所措道：“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周公旦却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一言一行都被记入史册。”于是封叔虞于唐地，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名气，叫做“桐叶封弟”。到了周宣王年间，晋国的国君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晋穆侯死后，仇即位为君，也就是晋文侯。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居住在翼城（又名绛都），而将晋国的第一大城曲沃封叔叔成师，称为曲沃伯，又号桓叔。此举实际上将晋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晋昭侯统治，另一部分则由曲沃伯统治。从此，晋国进入“翼－曲沃”双城记的时代。成师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讨伐翼城，企图获得晋国的统治权，拉开了“曲沃代晋”的序幕。“曲沃代晋”的历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主持第一次幽地会盟的时候，曲沃政权终于攻克翼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并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被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当时曲沃的领导人是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随着地位的改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儿子晋献公即位。随着晋国的统一，新的国内矛盾产生了。曲沃桓叔、庄伯的其他子孙，也就是晋献公的同族，被称为“桓、庄之族”，因为多年营聚曲沃，势力非常强盛，使得居住在绛都的晋献公十分烦恼。晋献公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从内部分化“桓、庄之族”，诱使其同室操戈，然后一网打尽，于公元前669年解除了心腹之患。因为这件事，晋献公对士蒍十分赏识，于公元前668年提拔他做了大司空。晋献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重墨书写的人物，据《韩非子》记载，晋献公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基本上将周边小国和戎、狄部落兼并到晋国的统治范围内，晋国成为北方大国。在此有必要将他的主要家庭成员作一个介绍：1，元配夫人，历史上没有记录其名字，只知道是从贾国娶回来的，没有生育子女。2，齐姜，晋武公的小妾，按辈分是晋献公的庶母。晋献公和齐姜通奸（又是“烝”，那个年代的人也许真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儿子申生则被立为大子。3，大戎狐姬、小戎子，西方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小妾。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4，骊姬，骊戎国的公主。晋国讨伐骊戎国，该国以骊姬和她妹妹献给晋献公。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公子奚齐，而她妹妹则生公子卓子。另外，据《史记》记载，晋献公在得到骊姬姐妹之前，已经有儿子八人，其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朝野较有名望。这就说明，晋献公一生共有十个儿子，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是申生、重耳、夷吾、奚奇和卓子五人。也许是异域风情格外迷人，这位骊姬一嫁到晋国来，就特别受晋献公的特别宠爱。据说，骊姬“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息妫的美艳我们在楚文王的事迹中已经介绍过，妲己的故事大家想必也不陌生。骊姬能和这两位美人相提并论，也难怪晋献公为之色授魂与。当时晋献公的元配夫人和齐姜已死，第一夫人的宝座空缺多年，晋献公既然迷恋骊姬，很想将她扶正，立为夫人。在那个年代，但凡国家有大事，必须先到大庙里举行卜筮（shì）活动，以预测凶吉，然后再决定做不做。立夫人这样的事情，乃是头等国家大事，自然也要先卜筮。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卜和筮是两个概念。所谓卜，就是根据龟甲的裂纹来算命；所谓筮，就是依靠《周易》来算卦。每个国家都有专司卜筮的官员，叫做卜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国家大事要先筮后卜，以示隆重和谨慎。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先筮后卜的程序说明，假如对筮的结果不是很确定，则需要用卜的结果来作最终判断。这就意味着，卜相对于筮来说，具有更高的决断权。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卜筮的结果截然相反：筮吉，而卜不吉。正常情况下，显然应该听从卜的结果，将立夫人的事就此搁下。但是晋献公实在太喜爱骊姬了，不忍心看到她撅起小嘴满脸失望的样子，更不能忍受被她踢到被子外面睡觉的待遇，于是他壮着胆子和卜人商量说：“那……要不，就听从筮的结果吧。”“这……不太好吧？”卜人说。“有什么不好？”卜人心想，你这不是摆明了明知故问吗？按照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卜筮的结果有矛盾，当以卜的结果为准，你难道不知道？但他不敢这样直接顶撞晋献公，而是很婉转地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意思是，筮的卦辞简短，卜的爻辞却很长，还是按照长的来吧。卜人还把卜的那段谣词摇头晃脑地唱出来给晋献公听：“专之渝，攘公之羭（yú）。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爻辞的意思，专宠使人心生绮念，会损害人的美德；香草与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臭味难除。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还是坚持立了骊姬为夫人。古人写历史，但凡写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除了少数几个三贞九烈的值得称赞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归于“红颜祸水”一类加以批判。远的妲己、褒姒不说，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等一批祸水。客观地说，这些祸水有的是自己主动跳出来为祸国家（宣姜、哀姜）；有的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文姜）；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弱女子，偏被强加上祸水的罪名（孔夫人、息妫）。这里说到的骊姬，我们可以将她归到第一阵营，与宣姜、哀姜为伍。骊姬当上夫人，可以说是晋献公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卜筮的结果才争取来的，但她还远未满足，她要为自己的儿子打算，让儿子奚奇成为晋国的大子。她的想法很简单，老头子活不了多久，儿子才是自己终生的寄托。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大子申生成为了她的绊脚石。然而，要扳倒申生并不容易。申生为人谦和，在晋国历来口碑很好，深受百姓爱戴，并且有杜原款、里克、狐突等一批重臣支持和扶助，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冒冒失失要求废立申生的话，无疑将引起朝野的反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奚奇不容易当上大子，那就是骊姬的出身并不高贵。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出身往往决定儿子在同父异母兄弟中的排名。根据《左传》的记载，骊姬的父亲是骊戎国的国君，被称为“骊戎男”，仅仅是个男爵，为周天子所封的爵位中最低一等。可想而知，骊姬以男爵之女的身份在当时被归于“嬖人”一类，能当上夫人已属不易了，如果骊姬的儿子再当上晋国的大子，晋国的贵族百姓恐怕很难接受。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出身低微的骊姬此时表现出一种不择手段的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像多数港台剧、古装剧的故事一样，为了争取儿子的福利，这条路再难走，她也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如果将骊姬视为晋献公的“内嬖”，这时候两个“外嬖”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这两个外嬖，一个叫做梁五，一个叫做东关五，均为晋国的大夫，在当时被称作“二五”。什么叫做外嬖？外嬖就是国君的男宠。如果再不理解的话，直接用现代语言称之为“GAY”，大家就明白了。《春秋》一直读下去，才发现那个年代不只是有男欢女爱、不伦之恋，而且还有男欢男爱、君臣鱼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骊姬派人以重金贿赂二五，要他们想办法使晋献公远离申生，在感情上隔断他们父子之间的联系。二五深知骊姬在后宫的地位，对她的拉拢当然是趋之若鹜。没过多久，二五瞅着个机会，一个对晋献公说：“曲沃，是祖宗兴起的地方；蒲与屈，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坐镇。曲沃无主则不能对百姓立威，疆场无主则戎族易生叛逆之心。戎族有心叛逆，百姓不怀畏惧，是国家的大患。”一个立马接下来献计献策，“如果派世子申生入主曲沃，重耳、夷吾分别入主蒲与屈，则可以立威于民，警惧于戎，而且彰显主公您多年来攻伐之功。”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简直让人没办法不接受。以骊姬的妇人之见，只能想到赶跑大子申生，二五则进一步发挥，要将重耳和夷吾两位有竞争力的公子一并赶走。可见内外合嬖，威力是何其巨大！晋献公频频点头，还在犹豫之际，二五又进一步说：“边疆广阔，如果归于晋国，则可以在那里建设城市，加强控制。晋国因此而开拓疆土，难道不是好事吗？”这话说到晋献公心坎上了。他不但采纳了二五的建议，派申生进驻曲沃，重耳进驻蒲城，夷吾进驻屈城，而且将其他儿子都派到边疆城市去镇守，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奚齐与卓子在绛都陪伴。骊姬初战告捷，而且战果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等到众公子分头赴任之后，她与二五等人便开始在晋献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一开始晋献公仅仅是姑妄听之，但枕边风吹久了，自然便与儿子们产生了隔阂。也难怪，那个年头通讯不发达，众公子到了边远地区，除了写一两封竹简信，恐怕也没别的途径与晋献公进行更多的沟通，只能任由骊姬与二五胡说八道，三人成虎了。但是，朝野之间对于骊姬与二五的行为倒是看得很清楚，将二五戏称为“二五耦”。耦是农村用来耕作的一种农具组合，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晋国人这样称呼二五，不止有点戏谑，甚至有点色情的味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整编部队，将全国的武装力量编制成上下二军，上军由晋献公亲自统领，下军则由大子申生统领。任命赵夙为御戎（戎车驾驶员），毕万为戎右（贴身护卫），同年发动对外扩张，灭耿、霍、魏三国。回国之后，晋献公正式将曲沃封给申生，将耿国的土地赐给赵夙，魏国的土地赐给毕万。两百年后，赵夙和毕万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分别建立了赵国和魏国。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对于申生统领下军并获封曲沃一事，大司空士蒍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他暗地里与人分析说：“申生恐怕将要被主公废立大子了。给他分封都城，并且委以卿的重任，作为臣子而言，的确是恩宠无以复加。但是大子本来就应该继承国家的一切，没有分封的先例。主公这样做，心里肯定是有其他想法。”在士蒍看来，申生倒不如急流勇退，向吴太伯学习，顺从父亲的意愿，逃离晋国这个是非之地，既得个好名声，又得以保全性命。这吴太伯是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的嫡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士蒍以吴太伯的典故奉劝申生，是希望申生审时度势，将大子的位置让给奚齐，到远方开拓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何患无家呢？退一万步说，别以为呆在国内就能继承君位，一切天定，如果上天真的希望申生入主晋国，不管离开与否终究还是要掌权的。然而申生为人厚道，对于父亲的心思没有作过多的猜测，而且又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晋国去避那莫须有的祸患？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又命令申生单独统领部队讨伐东山的狄族皋落氏，而且下达了一个难免产生非议的命令：“不杀尽敌人，就别回来见我！”大夫里克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对晋献公说：“大子是负责祭祀祖先社稷、照顾国君饮食起居的人，片刻不离左右，所以才又被称为‘冢子’。国君出行，则大子守家，叫做监国；国君抵抗外敌入侵，则大子侍奉左右，叫做抚军。而讨伐异族，劳师远征，独当一面，是国君与执政大臣的责任，不该派大子去啊。”在里克看来，领兵打仗需要统帅临机决断，如果事事向君父禀报，则没有权威，而且延误战机；如果独断专行，不向君父报告，则又是不讲孝道。所以自古以来，大子不可以统兵出征，出征则必陷于“失威”与“失孝”的两难境地，将无所适从。“我听说皋落氏也在积极备战，大子此去，必有恶战，请您收回成命。”里克如是说。晋献公听了，不耐烦地说：“我那么多儿子，立谁还不一定呢。”里克唯唯而退，出来之后立马去找大子申生，把这个情况说了一遍。申生这才有点发慌，觉得事态严重，一把抓住里克的袖子，追问道：“这么说来，我将要被废了吗？”里克一时间发觉自己说得太多，转而安慰道：“国君授你以大任，只担心你不能胜任，哪里有废你的意思……”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干脆话锋一转，劝申生说：“身为儿子，所担心的只有自己孝不孝，而不应该担心得不得立为大子，请好自为之，不要责怪别人，则可以免于祸患。”就在申生即将领军出征之际，晋献公又派使者给他送来两件特殊的礼物：一件偏衣和一块金玦。偏衣是背面两色的衣服，玦是半圆环形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腰下，金玦则是用金做成的玦形饰物。衣和玦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两色偏衣和金玦委实比较少见。当时申生摆出的阵容十分强大。申生亲率上军，狐突为其戎车驾驶员，先友担任护卫；罕夷率领下军，梁馀子养担任驾驶员，先丹木担任护卫；军尉则由羊舌大夫担任。上、下二军同时出动，基本上也就是动用了晋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出发之前，申生手下的众将在中军大帐开了一个前敌军事会议，讨论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人皋落氏，而是国君赐给主帅申生两色偏衣和金玦，究竟用意何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先友首先发言：“主公亲手给您穿上两色衣服，又让您掌握兵权，成败在此一举，请您自勉。两色衣服意味着主公将自己的衣服分了一半给您，完全没有恶意。而且您现在手握重兵，主公又对您如此亲近，不用担心什么！”同样的事物，狐突与先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但凡要顺顺利利地做成一件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二是穿衣服要穿纯色的衣服，三是佩戴饰物要佩戴温润的玉器。现在主公令您冬天出征，四季将尽，万物萧条，是想让您事事不顺；赐给您两色衣服，杂乱无章，是想要您远离他身边；要您佩戴金玦，黄金代表寒冷，玦则代表绝断。主公赐给您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以高兴的。”狐突顿了顿，泄气地垂下头去，“况且，就算咱们再努力，怎么可能杀尽狄人？”梁馀子养也站在狐突一边，说：“大将统帅军队出征，本来应该受命于大庙，而且在祭坛下分受祭肉，穿着常规的军服。现在大子得不到常服，而获赐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主公的用心，由此可见。与其背着不孝之名战死他乡，不如现在就逃跑。”罕夷说得更吓人：“这衣服很奇怪，不合常规。且不说金玦不能回复圆环（玦为半块圆环，所以象征不能回复），即使回复又怎么样呢，主公已经有杀大子之心了。”先丹木面向着营帐大门，声音又粗又很直接：“这样的衣服，就算是神经病都不会穿。主公还命令您‘杀尽敌人才可以回师’，敌人是杀得完的吗？就算杀完敌人，国内还有

罗地网，最终黄巢再次战败，被迫退入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两天后，由于粮草断绝，黄巢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十年前，黄巢带着对李唐王朝的满腔仇恨，决心起兵反唐，也曾一度让李唐皇族面临灭顶之灾，但高傲、自负以及对时局判断有误，导致黄巢最终功亏一篑。千百年来人们对黄巢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对腐朽的唐王朝予以致命的打击；也有人说他起兵十年，杀人无数，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但无论如何，黄巢起义都是大唐帝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话题，除了加速大唐帝国灭亡的步伐之外，还因为在此之后各路藩镇趁着帝国的混乱局势，逐渐将大唐帝国肢解。中和四年（884年）七月二十四日，时溥派人将黄巢的首级及妻妾送往蜀中。皇帝李儇看到黄巢的首级后不禁喜极而泣，他顿时感觉到十年心惊肉跳的日子将就此结束，自己终于可以安稳地回到京城长安，继续他的游宴与嬉戏。然而，此时的李儇一定没想到，黄巢虽然失败，但未来各路藩镇带给他的依旧是接连不断的噩梦。第六章帝国肢解汴州之乱中和四年（884年）十月，关东地区藩镇联合上表奉请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动身返回京城，于三月十二日到达长安。不过重返故都的他在进入长安城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看到长安城内一片狼藉而内心悲凉，更因为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感觉到各路藩镇加剧纷争，让本已经满目疮痍的大唐帝国更加雪上加霜。《旧唐书?僖宗纪》中用极其概括的话语，勾勒出皇帝李儇还京之际所面临的藩镇割据一方，不断蚕食国家的图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由来已久，但黄巢起义失败后，朝廷对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呈现无力制止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唐时期以来对藩镇实行姑息策略的必然恶果，更是因为经历黄巢起义打击之后，朝廷对于藩镇问题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无力解决，而且皇帝李儇逃往蜀中的经历，在藩镇们看来朝廷不过如此，所以黄巢起义失败后，皇帝李儇便逐渐失去了政治偶像的作用。藩镇们本来就怀有称霸一方的野心，再加上朝廷无力遏制，所以相互之间展开了更加无所顾忌和残酷的兼并战争，而本章我们就来说一说对朝廷、对后来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藩镇的情况。藩镇之间互相攻伐的源起之处首先是蔡州的秦宗权，而且在朝廷依旧存在的情况下，秦宗权居然是第一个敢于称帝者。秦宗权是许州人，本是忠武军的一员牙将。前边我们说过，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徐州增援关中的士兵在到达许昌时发动过兵变，并驱逐忠武节度使薛能，后来被周岌平定，于是皇帝李儇任命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当时秦宗权因战事需要正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听到许昌有兵变，就以想要平定叛乱为由，整合蔡州兵马驱逐当地刺史，自称权知蔡州事，他又以防备黄巢为名，趁机将蔡州据为己有。周岌上任后无力驾驭，只好任由秦宗权掌管蔡州。当时蔡州兵力有万余人，秦宗权就是靠着这些人在汝州打败黄巢义军。中和二年（881年），皇帝李儇曾经指望秦宗权出兵镇压黄巢，并采纳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的建议，在蔡州以设置奉国军之名，任秦宗权为节度使。可是，没想到在中和三年（883年），秦宗权便因为对抗黄巢失败而投降，并与其合兵围攻陈州。黄巢败亡后，秦宗权自恃兵马强悍，认为称霸一方的时机已到，于是四处出兵，攻城略地。中和三年（883年）七月，杨复光病死于河中府，其手下八都头将领在忠武军鹿晏弘的率领下一路向南，并接连攻下襄、邓、金、洋等州，声称要前往蜀中投奔皇帝李儇。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驱逐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占据兴元。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猜忌，加上田令孜派人诱以厚利，八都头将领中的王建、韩建、张造、晋晖和李师泰率领数千兵马奔往成都，投靠田令孜。田令孜收他们为义子，封为诸卫将军，让他们各统旧部隶属神策军，号称“随驾五都”。随后，田令孜派兵攻打兴元，鹿晏弘由于失去八都头将领的支持，战败放弃兴元向东逃往襄阳。秦宗权闻讯，命令部将秦诰、赵德湮与鹿晏弘会合，一起攻陷襄阳，迫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往成都。有了秦宗权兵马的支援，鹿晏弘便引兵转攻邓、均、房、庐、寿等州，然后回到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周岌担心鹿晏弘发动兵变，于是闻风而逃。鹿晏弘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州，并自称留后。当时身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只得无可奈何地加封鲁晏弘为忠武军节度使。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占领许州的是秦宗权，鹿晏弘不过是个摆设，而且秦宗权此后相继派其弟进攻荆南；部将陈彦进攻江淮、秦贤进攻江南；孙儒进攻洛阳、陕州；张致进攻汝州、郑州；卢塘进攻汴州、宋州。前边我们说过，黄巢退出长安后，在洛阳几乎没有停留，所以没有对这座古城造成破坏，倒是官军后来到达这里后，对洛阳城肆意劫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秦宗权的兵马到达洛阳后，更是对这座古城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孙儒攻下洛阳后，在盘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纵兵焚烧宫殿和民居，并四处烧杀抢掠，最终席卷而去，使得“城中寂无鸡犬”。其时，藩镇们早在中和四年（884年）十月便上表奉请皇帝李儇回京，而李儇直到转年正月才动身，这其中也是惧怕秦宗权作乱。因此，在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特意下了一道安抚秦宗权的诏书，见秦宗权无意为难自己，才于正月二十三日动身奔回长安。但是秦宗权虽然没有为难皇帝李儇，却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中，在皇帝李儇回到长安的同时，自己便在蔡州公开称帝。这下皇帝李儇彻底发怒了！对于藩镇们之间互相攻伐，朝廷无力制止，只能听之任之，甚至对蔑视朝廷的行为也可以忍让，但对于公然称帝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皇帝李儇得到秦宗权称帝的消息后，立即下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着手组织对秦宗权的讨伐。此时，秦宗权已经接连攻下蔡州附近的二十余州，可谓是春风得意，在河南地区只剩下两个对手没有解决，一个是陈州刺史赵重，另一个就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最初朱全忠被秦宗权打败过，幸好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派兵相救，方才转危为安，并几次打退秦宗权的进攻。而陈州方面由于距离蔡州只有百十里的距离，而且兵力不多，便遭到秦宗权的猛攻，不过赵崇坚守城池，秦宗权一时间难以攻下。光启二年（886年）五月，朱全忠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打败来犯的秦宗权部将秦贤，并趁秦宗权攻打荆南地区之际，派部将郭言领兵三万攻打蔡州。秦宗权担心兵力不足无法抵抗，于是引兵攻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以许州为根据地继续扩充地盘。秦宗权自光启元年（885年）九月进兵荆南地区的一年多来，荆南留后张瓌始终坚守城池。城中粮食奇缺，一斗米价值四万钱，士兵们只能吞食铠甲、鼓皮充饥，以至于无鼓传递信息，夜晚依靠打击门扉以警夜，但张瓌依旧坚守不懈，秦宗权久攻不下，最终只好撤兵。当时秦宗权自恃兵力比朱全忠强大，但却多次被其击败而恼羞成怒，调集重兵进攻汴州。朱全忠闻讯后急忙派部将朱珍越界到青淄一带募兵万人，并抢得马千匹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秦宗权带领大军进至汴州城郊，其部将张晊屯兵汴州北郊，秦贤屯兵城西的板桥，各自拥兵数万人，列阵三十六营，绵延二十余里。当时秦宗权并不知道朱全忠已经募到兵马，而且部将秦贤一路的人马相对薄弱，所以朱全忠突袭秦贤一路。秦贤因为没有防备被朱全忠连破四阵，秦宗权的其他各路人马得到消息后产生畏战情绪，全都撤兵而回。秦宗权进攻朱全忠，为朱全忠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抵抗秦宗权进攻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连续取得胜利后，朱全忠派部将郭言到河阳、陕州、虢州等地继续募兵，使得朱全忠的实力急剧扩充，也使得他在与秦宗权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上风。光启三年（887年）五月，朱全忠领兵进击张晊，大胜而归。秦宗权见朱全忠接连打败自己两员大将，便亲自率领精兵从郑州赶来与部将们会合，准备与朱全忠决一死战。而朱全忠则求得兖州朱宣、郓州朱瑾以及义成军的支援，于五月七日以四镇之军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与秦宗权展开决战。经过惨烈的搏杀，秦宗权之军大败，被斩杀两万多人，而秦宗权则连夜逃遁。其驻扎在洛阳、许州、郑州等地的将领们听到秦宗权在汴州惨败的消息后，纷纷领兵撤回蔡州。汴州之战后，秦宗权的实力急剧削弱，而经过这一战，朱全忠迅速崛起。可以说，汴州之战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今后称霸天下的基础就是源于这一战。两镇争雄汴州之战一举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但秦宗权却不是朱全忠称霸天下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对手。纵观朱全忠所走过的道路，为其制造巨大麻烦的其实是李克用，而两个人结怨是源于上源驿事件。中和四年（884年）五月，李克用追击黄巢至冤句，因人疲马乏和粮草断绝而被迫退回汴州。五月十四日，李克用和监军陈景思带领三百多士兵抵达汴州，先是露宿城外，后来在朱全忠的再三邀请下入城，驻扎在上源驿馆舍内。当时朱全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款待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居功自傲，完全不把朱全忠这个黄巢的叛将放在眼里，并对其不断进行嘲讽。朱全忠不禁怒火中烧，但因为忌惮李克用的武功，一时间不敢发作。等到夜色降临后，李克用及其随从喝得酩酊大醉。朱全忠见时机已到，与部将杨彦洪密谋后，立即发兵放火围攻上源驿，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而李克用却依旧烂醉如泥，幸好他的数十名亲兵竭力拼杀，其中一名随从吹灭蜡烛，将李克用拖到床下，用冷水将其唤醒。此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李克用惊醒后，在几名亲兵的保护下翻墙突出重围，借助闪电之光且战且退，终于登上南城墙，然后跳出城外逃走，而监军陈景思等三百名士兵则全都死于朱全忠之手。天亮后，李克用狼狈逃回自己的军营中，立即集合部众要攻打朱全忠，不过被其妻刘氏阻止，她认为此时攻打朱全忠，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很可能会为朱全忠提供借口，不如就此上疏朝廷说明原委，请求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于是，李克用便写信责骂朱全忠一番，然后引兵返回河东，双方就此结下仇怨。李克用返回治所晋阳后，一边整顿兵马，一边派人送奏章到成都，向皇帝李儇陈说上源驿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出兵讨伐朱全忠。但是皇帝李儇却对藩镇心存余悸，不敢轻易下命令，只是不断地和稀泥，派宦官安抚李克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李克用、朱全忠等人全都看到了朝廷极其软弱的一面，从此更加飞扬跋扈。《资治通鉴》评价认为：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而范祖禹在《唐鉴》中说得更加直白：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后虽复欲为强，其可得乎？事实上，李克用和朱全忠反目为仇，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所致，其实是辖境毗邻的两个具有扩张野心的藩镇之间的必然矛盾的体现。后来朱全忠以河南为根据地征服淮河以北、河北以及关中部分地区建立后梁；而李克用则以山西为根据地，隔着黄河与朱全忠形成南北对峙。其子李存勖后来建立后唐与后梁互相征伐不已，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世仇不共戴天，乃是在于双方都要争当北方霸主。上源驿事件之后，尽管朱、李二人互相视为眼中钉，但无论是谁，一时间都吃不掉对方，双方只能各自施展计谋与武力，利用藩镇之间或藩镇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火中取栗，弱肉强食，进行兼并战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朱全忠所控制的汴州地处中原腹地，号称“四战之地”，如果想称霸中原，势必与四周的藩镇进行兼并战争。他遍观周边藩镇之后，将目光首先瞄准了先前援助过自己的兖州、恽州两镇。前边我们说过，朱全忠与秦宗权的对抗乃至转败为胜的争战中，得力于兖、恽两州的朱宣、朱瑾兄弟的援助。但是，秦宗权的威胁解除后，朱全忠一方面忌惮朱氏兄弟的骁勇；另一方面垂涎兖、恽两州的地盘，于是开始盘算如何兼并两州。可是朱氏兄弟有功于自己，想要出兵征伐却又师出无名，一时间让朱全忠有些左右为难。当时朱全忠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敬翔，是个颇有见地的秀才。朱全忠本人诡诈多权术，其部将全都视他高深莫测，只有敬翔能事先猜出朱全忠的心计，所以颇得朱全忠的赏识。敬翔建议朱全忠派一些士兵假装叛逃进入天平军境内，然后写信指责是朱氏兄弟到宣武军辖境边上悬挂重赏招诱所致，进而激怒朱氏兄弟。朱全忠按照敬翔的建议去做后，朱氏兄弟见朱全忠对自己恩将仇报，自然满肚子怨气，回信也指责朱全忠是狼子野心。于是，朱全忠以此为借口，派部将朱珍和葛从周出兵进攻天平军。葛从周是一员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猛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说明其骁勇善战为人所忌惮。在朱珍和葛从周的进攻下，朱氏兄弟连吃败仗，先是丢了曹州，进而在濮州的刘桥又遭到惨败，可以说兖、恽二州在朱全忠的进攻下已经危在旦夕。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四周攻城略地，除了其兵强马壮之外，张全义在洛阳的经营，则从经济上对朱全忠称霸中原起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张全义，濮州临濮（今山东甄城）人，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在黄巢的委任下担任过吏部尚书。黄巢兵败后，张全义依附于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从一名普通的军校开始做起，以战功逐渐升任刺史。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诸葛爽病死，部将张经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但是诸葛仲方年幼，张经大权独揽，招致诸将不满。后来张全义与张经反目，在李克用的支持下，于光启三年（887年）六月被任命为河南尹。张全义带领麾下百余人进入洛阳，眼见惨遭秦宗权劫掠后的洛阳城一片狼藉。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挑选手下十八人，任命为“屯将”，让他们每人带上一张旗、一块榜文，分散到洛阳十八个属县的村落中，召集流散人员开垦荒地，种植生产。而且张全义亲自督课农桑，经常于农耕时节出巡村落，看到庄稼长得好的便招来种田人赐予酒食慰劳，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亲自到丰收之家，赏赐全家老少绸缎、彩衣等物。当时洛阳城流传着“张公不喜好声色犬马，见到这些东西未尝发笑，唯有看到佳麦良茧，则笑逐颜开”的传说。如果看到庄稼收成不好，张全义就叫来耕种者问责，对有严重过失的张全义毫不留情地施以杖刑。经过数年的经营，洛阳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人口增加了五六万，田野间形成一片桑麻蔚然的景象。不过，张全义虽然是经李克用而得到河南尹的职位，但洛阳毕竟靠近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两年之后在朱全忠的威逼下张全义不得不依附。在朱全忠四处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他从张全义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持，进而保证其争霸中原的实力。事实上，在朱全忠争霸中原的过程中，李克用也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不过与朱全忠不同的是，李克用发展势力的策略，除了采取武力兼并之外，由于其骁勇善战，往往成为其他藩镇互相征战时需要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在藩镇动乱中占了不少便宜，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强藩。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统辖定

在。我身上一寒，隐隐觉得四周有无数双同样的眼睛正在注视着我们，虽然眼光温和之极，可却令人心中不由惧意顿生。言二冲众人微一欠身，像似行了个礼，随即身子一扭，双腿连环在空中旋踢数下，腿风愈见刚猛，落地却是轻描淡写地一腿横劈在地下。耿婆给言二安排的对手便是我，出行前曾详细介绍了形煞鬼眼宗的一些看家本领，言二方才的那一腿正是形煞起手式“百鬼憾地”。“波”地一声震动，言二运劲传入地下的力道反震上来，地面波动中隐隐现出一些规则的沟坎。一片银色光芒瞬间布开，地面立刻覆上了一层坚韧的金属层。早在言二起腿时，我便已暗自蓄力，在他落地一腿的同时，驭金能力便全力发动了。言二似乎早已料到我会如此对付，当下不愣不慌，身影一动幻化作了无数的鬼影在我们身周游走起来。看来他也留有后手，“鬼影随行”的身法下应该隐含着另一次杀招。我索性闭起双眼以耳代目，听辨着他的脚步变化，游走间言二不住地挥动着手中的明杖，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形态各异的图案，大开大合的动作下竟是形煞三绝中的“厉鬼画符”。突地，言二身形一顿，双手剑指左右太阳穴，一双鬼眼暴张开来，一时间四处隐隐闪现出无数双鬼眼，频频亮起柔和的光芒，在这柔光下，一圈诡异的图形凭空出现在众人周围，那竟是八道宫位对错的八门卦象图！形煞三绝的杀招“鬼眼加身”将言二之前凌空留下的卦象图全数映出，这宫位对错的八门卦象正是奇门五凶的另一局——八门伏吟。此局凶象环生，五行错乱，入局者行径颠倒，暴戾自残，往往会狂性大发力竭而死。这个凶局的布设完全依仗了言二的形煞绝技，但伤在凶局之下的却正是言二。在鬼眼柔光亮起的同时，四道光滑的金属板将我们围了起来，明亮如镜的板面堪堪映出八门的倒相，形影两厢生克作用，一个完美的凶局顿时土崩瓦解。只是言二却被自己运出的鬼眼柔光波及，煞气反噬，僵直地站在那里浑身颤抖不已。金属板撤去，林岳笑嘻嘻地走到言二跟前，变戏法似地掏出五六个不同模样的果实，伸手捏烂劈里啪啦地摁在了言二的四肢和脸部。紧接着一个硕大的果壳自空中落下，狠狠地砸在了言二的脑袋上，哗地一声，言二顿时成了一个香甜可口的“落汤鸡”。“咳……咳……”言二身子一软，瘫坐在地上，不住咳嗽起来，一双鬼眼光华逐渐隐去，削瘦的身子蜷作了一团。“何必以德报怨。”言二喘息道，“我未必领情……”“你不领情，我们领。”我笑了笑，“旅店门外布煞，你是提醒我们即将涉险，这样的举措我们怎能以怨报德？”言二沉默不语，众人也不便逗留，当下转身前行。“留步……”言二在身后虚弱地叫道。脚下一停，我转身疑惑地望向言二，他撑起身形，喘息了几下，脸色不住变换着。“前面只有一局，却又是三局。”言二面上坚定了下来，“切记子途典故，莫要凭眼观物。”两句似是而非的话语却似隐含着深意，言二并不像是在撒谎的样子，但却言而未尽。不过，守局的毕竟是他亲兄弟，如此提醒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暗暗记下，冲他点点头，转身跟上众人。“攀附权势，纵凶结怨。”言二低声叹道，“大哥要是早听我一句就好了。”“听不听都是同一个结果。”一个阴狠的声音传来，“那就是——死！”二十一、亦幻亦真子路，孔子的学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为人伉直好勇、重友朋、讲信义，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较为独异的一位。子路有个非常有名的习惯——“闻过则喜”，但凡有人指出他的过失，他都会欣欣然地拜谢接受，一时被传为佳话。子途心胸狭窄，常为人们所厌恶，心下甚是烦恼。当听说了子路的事情后，便立即效法，拿着册子向妻儿邻人恳请指正，众人见他诚恳，便畅所欲言，子途也一一记录在册。但不久，子途就故态复萌，并依据册中记录逐个报复众人，人们对子途的行为摇头不已，均感叹道：“闻过则记，后会有期。”……言二的话我并未完全理解，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剩下的一局应该是由言大、言三和言五共同主阵的，其中必定隐含了奇门五凶的其余三凶。穿过空地，一条山道拐入边坡后的山梁，两侧怪异的山石崎岖突起，伴着渐暗的天色显得分外奇诡。山道并不宽敞，仅容两人并排走过，众人分作三排，拉开些许距离小心地向前行进着。走出不多远，山石稍见稀疏，走在头前的林岳身子忽地一矮竟不见了踪影，他身边的S也是一晃，相继消失在视线之外。“靠，这地形专门害人用的啊？！”惊疑间林岳的声音从前方传来，但却带着回响，似乎正身处于一个空洞的环境中。“湘西山势地形复杂，你小子看着点路。”耿婆笑着上前，身子一闪跟了下去。原来前面的山道在平伸中突然打了个下折，四周地势凹陷了数米有余，暮色中林岳没有看清直接滑下凹地，S一把没拉住他反而也被带着滑下。这片凹地大约一里见方，远处有个豁口，山道自其间延伸而下，整个凹地像是一个干涸了的天然蓄水池。只不过，凹地内并不平整，犬牙参差的山石遍布四处，山道延伸至此便从这些山石间扭曲穿过，沿路走去像似一个迷宫石林。“咔咔咔……”凹地内的山石相继碎裂，一些奇怪的物事在身周林立了起来，三个身影飘然出现在凹地边的高处。“天为甲子，亦甲戌！”低沉的声音自西南位响起，人影一闪瞬时又出现在了东面，那人单手捻诀，扬起一蓬闪亮的物事拍入地下。脚步间的罡斗变化连踏八卦，分辨之下足劲直透坤二宫和震三宫。“甲申归入，甲午生！”东北面紧接着传来冰冷的声音，削瘦的身影转而遁至南面，双手并起，脆响声中掷下两个瓷瓶。那脚步遵循的是罡斗步法中的八卦倒踏，方位则是艮八宫和离九宫。“甲辰甲寅双盘会！”年轻的声音在东南面嘻嘻一笑，身影原地不动，双手垂放间身周围起一圈三尺来高的东西，脚下稳稳站在了巽四宫的方位。子刑卯，戍刑未，申刑寅，午自刑，辰自刑，寅刑巳。出手便是最毒的杀招，言家这三兄弟疯了……“六仪击刑百煞争！”三人齐声高喝，我忽地发现，周围竟无端地变成了五个人影，六股诡异的白色雾气迅速在空中扭动着，竟形成了一条青黑的大蛇，蛇头处四散分叉，枝丫地长出了九个人头，一股恶臭顿时自九张大口中涌动而来。“呸！玩什么六仪击刑啊？还把个臭虫相柳搞出来了。”林岳被臭的直吐吐沫，“丫的这不污染环境嘛？”“相柳者，虚灵之恶煞也，其性水属，蛇身而九头，身踞九山，成于煞气。口涎如川成泽，百毒尚为不及，其臭无比。”眼前这条恐怖的家伙便是传说中的恶神相柳，随着身躯逐渐实体化，相柳发出的恶臭愈加浓烈，灰白的雾气弥漫包围着我们，有如流水般嘀嗒的声音不住响起。莫炎双手一张，灵火蓬然自身周亮起，火光流动着将众人围起。说也奇怪，恶臭竟被挡在了外围，仿佛无法穿透灵火。灰白的气雾散开，那景象让人不由心中大寒：相柳九口巨张，黏稠的涎液瀑布般地流淌着，短短时间内凹地几乎变成了一片小湖。若不是莫炎的灵火支撑，只怕这会我们已经浑身粘满这些有毒的涎液，乌黑浮肿地漂在这里了。林岳狡黠地眨了眨眼，蹲下身子用食指在地面上不住地画起圈来，方才他吐吐沫的地方突地流动起一道暗绿色的光流，直冲东北面。那高地上的人影见状一愣，正要翻身跃开，脚下却凭空生出了半人多高的阔叶绿草，叶片上满是粘液钩刺，死死地将他钩粘在了那里。不容他缓过气来，两棵矮树在他前后长起，长满钉子般尖刺的树干调戏似地在他身上轻轻碾压起来，那人疼得闷声冷哼，双手一撤间，南面的人形哗啦倒地。原来他们的身形得以瞬间移动是采用了木偶替身，正主被袭，那替身则应声倒地。随着东北面和南面的局势崩溃，相柳的身子立刻缥缈了起来。莫炎双眼一亮，口中暴喝一声，手掌上下翻合，身周灵火的势头猛涨数倍声势巨大地爆向四面。一阵狂风卷过，四周恢复了原样，那条可怕的相柳早已不知去向，被林岳制住的那人应该就是毒王言三，相柳正是他用百毒混合入六仪击刑的煞气而生的。西南位射出一条细索，直奔南面，方才倒地的木偶应声而起，这手功夫老到沉稳，出手的应该是言大。东南位的言五双掌轮番击在身周三尺高的物件上，脚下一抬勾起一个酒坛狠狠砸在面前，一股血腥的气息立刻弥漫开来。那边言大单手立掌劈开数道木匣，一片粉末随风而起，另一只手振臂急挥，南面的木偶双手立刻捶向胸前，木甲砰地碎裂，倾出大股腐臭的黑水。莫炎一拍我和林岳，三人分作三角形站立，各守一面，晖儿和S迅速翻下背囊，取出两具金属结构的物件来。地下一震，一股隐隐的吸力牵动着我们的身体，四周的黄土不住翻滚，大有将众人活埋的架势。失去言三援助的二人孤注一掷，竟由言大操控木偶代替，发动了奇门五凶的“三奇入墓”。S架起了一个金属支架，八根金属管伞状分列在顶端，一旋机簧，尖锐的镖头带着一道银色细索射向四周堪堪钉在了凹地的边壁上。S紧接着在机簧上一摁，金属管猛旋起来，八根银色细索拉动弹开，化作一片银色的屏障。晖儿拎起一个粗大的金属长筒，旋动底部机括，一股银色光流夺空而出，堪堪自银色屏障间穿出，摆动着在银色屏障上划出一道轨迹。那银色屏障隐隐现出一个奇门三盘，银色光流自六戊、甲子而出，横摆晃动直冲丙奇。狴犴狂吼一声，身上冲起一道暗黄的光影，跃过银色屏障绞入那光流，四周空气猛地爆开，龙吟之声顿起，黄土的吸力与波动倏然停止。震动之下，言大和言五相继翻倒，莫炎身形一晃，闪向高地，一旁的林岳也不见了踪影。不一会，言大和言五被拖到了面前，莫炎的银色长索将他俩捆得好似两个粽子一般。林岳不知什么时候溜了回来，身后一根粗大的藤蔓上吊着半死的言三。“辰州言家果然名不虚传，奇门凶局布得巧妙啊。”耿婆示意莫炎林岳将三人放开，“既然我们侥幸获胜，还请言大先生履行诺言。”言大脸上微微一红，单手扶住歪倒的言三，垂头不语。言五嘴角微微一咧，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又咽了回去，复杂的表情在眼中闪动了起来。天色忽地一亮，继而星光月色全无，周围顷刻间陷入一片黑暗。一股冰冷的水气自莫炎身侧卷起，将他围了个严实；铮铮大响间，林岳被一片枝丫的锐利金属包围起来；耿婆脚下黄土上涌，眨眼间包裹了她的全身。情急之下，我刚跃到晖儿和S身边，灼热的火焰便将我们团团围住，热辣的火舌凶猛地燎烧而上。“闻过则记，后会有期……”我脑中顿时闪过言二的忠告，奇门五凶方才经过四凶，这余下的一凶……今天是辛日！难怪他们要约在申时，原来是为了辛日丁酉时的“五时不遇”！五时不遇是奇门五凶中最古怪的一个凶局，但凡入局者都会遇到与自己相克的东西，正如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地一般。言五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转身扶起言三的另一条胳膊，与言大架着他缓步离去。他根本不必看结果，即便是绝世高手，在“五时不遇”的凶局克制下，也只能坐以待毙。不过，他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那东西方才还在众人附近，现在却已不知去向。“吼……”惊觉天地的狂啸平地而起，凹地间裂开了一道宽大的缝隙，清越入云的龙吟频频不断地自缝隙中传出，青黄的光芒中，九条隐隐发光的龙形气流直冲霄汉。空中云雾卷动，九道龙气旋动着盘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明月星斗陡然闪现。星月光华中，九道龙气凌空扑下，分别击中地面上的九人。身周一松，众人受到的禁锢全然解除，六道龙气已化解了“五时不遇”所带来的煞气困局。只不过，另外三道龙气却是将言家的三个兄弟撂翻在了地下，本就半死的言三，现在已是奄奄一息了。“既然能用‘青龙回首’破你的‘三奇入墓’。”耿婆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笑道，“我又怎么会忘记‘五时不遇’的克星是‘九龙转神’呢？”言大喘息着咳嗽数声，眼神黯淡了下来，看看身边昏死过去的两个兄弟，脸上掠过一丝悔意。“那人自称‘风爷’，没露过面，只是叫东三爷和我们联络。”言大低声道，“一千万，要张良墓里的司南斗盘，还要我们试试你们的身手。”“三爷，风爷，靠，这爷还真多。”林岳撇撇嘴，沾沾自喜道，“想不到我那么值钱。”“是两百万。”莫炎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平均数，不算我。”正自得意的林岳被莫炎兜头一盆冷水，脸上多少有些挂不住，涨红着脸想要反驳，但却瞥见S在一旁偷笑，当下讪讪地挠挠脑袋，不再多话。“走吧。”耿婆看了看言大，挥挥手背过身去。“耿老，他们的话你信？”莫炎望着三人远去的背影道。“信，为什么不信？”耿婆转脸看着莫炎，“这种为钱卖命的人没必要照顾东主，更何况，现在他们根本拿不到那一千万。”“呀？您老能掐会算，连这也能算出来？”林岳奇道。“还掐算呢，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耿婆笑骂道，“你小子吃饭的那二斤半不还长在自己脖子上吗？”……言大的一双眼睛满是血丝，怨毒地瞪着眼前那个长着鹰钩鼻子的白发老头。老头的手上正抛动着一个圆形的物事，细看去竟是言三那脸颊削瘦的人头。就在言大架着两个兄弟走到边坡附近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道热风擦肩而过，侧脸间只见言三的脑袋不翼而飞，跟着人影一晃，那老头便出现在了面前。“东三爷……”眼看兄弟横遭惨死，言大恨得连话都不成调了，松手放下两兄弟，身子一挺猛冲向眼前的老头。但前冲的身躯却生生地顿在了那里，一根带着倒钩的利刺自软肋深深扎入了言大的体内。“老五，你……”言大难以置信地看着身边那张熟悉的面孔，上面满是阴险的笑容。“大哥，走好。”言五笑着拧动利刺狠狠拔出，言大随即一头栽倒，当场断气。陈子浩咧嘴一笑，抛去手中的人头，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精致的纸片，冲言五招了招。言五笑嘻嘻地凑上前去，双手接过纸片，眼中露出狂喜贪婪的目光。但那目光很快便凝结在了眼中，陈子浩的右手不知什么时候搭上了言五的肩头，一股悄无声息的火焰如刀般掠过他的脖颈，言五那装满美梦的脑袋重重地掉在了地上。陈子浩拾起那张纸片，鄙夷地看了看言五那死不瞑目的脑袋，突地飞起一脚将人头踢出老远。“一千万，是你们这种人能拿的吗？”……每每经过一场大战后，疲劳总是不失时机地前来拜访，且不谈体力的消耗如何，单就绷紧的神经在舒缓后所带来的副作用便足以让人消受不起了。回到旅店已是半夜时分，众人洗漱之余互道了晚安，各自回房沉沉睡去。……两小时后，旅店西面的地窖口，一个鬼魅般的身影闪了进去。地窖并不宽敞，但没有存放什么东西，那人影在地下比划了一番，摆设起几支香烛，燃起的瞬间，一股奇特的香气充斥了整个地窖。“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那人影阴声笑道。……疲劳中的人特别容易入睡，我也决不例外，沾上枕头之前脑中还在思考着事件延续的问题，可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便已酣然入梦。不知过了多久，大脑皮层的某处渐渐活跃了起来……“好久没来这里了。”咖啡吧里，我捧着一本杂志舒适地将自己埋进柔软的沙发。这间咖啡吧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和晖儿去那里坐坐，安静地翻翻杂志，读上一本并不太厚的小说，彼此享受着安静祥和的生活。“先生，您的咖啡。”女服务生端来一杯蓝山，那是我常点的口味。端起咖啡杯，正要品尝，眼角的余光无意间瞥见了女服务生的表情。那是一种很奇特的表情，就像一只猫科动物，正看着猎物进入自己的捕猎范围。“我脸上有什么吗？”放下杯子，我奇怪地问道。“对不起，我只是……”女服务生稍显慌乱了一会，立刻换上一付甜美腻人的笑容，上前端起咖啡杯，转身坐在了我的腿上，丰满的胸部紧紧贴近我的胸口。“这是您最喜欢的咖啡。”腥红的嘴唇凑近我的耳边柔声低语道，“快喝了它

反仆固怀恩却认为自己实力依然弱小，终于将吐蕃人作为自己的援军，来向他曾经效忠的大唐王朝发起进攻。事实上，当时在李豫和仆固怀恩之间没有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准确地说李豫虽然优待其家眷，但在仆固怀恩看来这是唐廷的一招怀柔政策，只是一种骗他去长安的手段，而他始终坚信保护自己家眷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越是这样其家眷就越安全。所以，仆固怀恩谋反不是野心的暴露，而是为了自保，可以说这是仆固怀恩的宿命，同时也成全了吐蕃人。广德二年（764年）九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十万之众入寇边境，李豫得到消息后，不得不下定决心用武力来解决仆固怀恩的问题，他派郭子仪出兵奉天（今陕西乾县）抵御仆固怀恩和吐蕃大军。郭子仪到达奉天后，得知吐蕃人已经逼近邠州，于是让儿子郭晞带领一万人马星夜驰援邠州。但就在郭晞走后，郭子仪又得知仆固怀恩的先锋军已经到达宜禄，郭子仪遂做出应对部署，调遣右兵马使李国臣作为郭晞的后援以防不测。四天后传来消息，邠州节度使白孝德和郭晞还是很给力，面对吐蕃大军的轮番进攻，硬是坚守住了邠州城，吐蕃人无奈之下只得退兵五十里安营扎寨。吐蕃人的撤退让仆固怀恩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他亲自到吐蕃人领军元帅的大帐内劝说其继续出兵，并引用“曹刿论战”的理论，告诉吐蕃人是不能泄气的。在仆固怀恩的不断鼓动下，吐蕃人终于再次出兵继续围攻邠州，由于先前白孝德和郭晞拼死抵抗，消耗了太多的兵力，所以这次两个人紧闭城门坚决不出战，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和吐蕃人进逼奉天，试图擒贼先擒王打败郭子仪。但郭子仪却早已经找到了破敌良方！十月七日深夜，郭子仪调集数万大军，列阵于乾陵之南广布旗帜。仆固怀恩以为郭子仪毫无防备，想要发动突然袭击，但是就在他刚要行动时，忽然发现郭子仪的大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似乎在形成某种阵形，对于自己的老领导郭子仪，仆固怀恩还是十分忌惮的，再三犹豫之下他选择了退兵。郭子仪趁势命令副将李怀光率领五千人马追击仆固怀恩，不过仆固怀恩的撤退速度实在很快，李怀光一直追到奉天北边的麻亭也没能追上仆固怀恩，由于兵力较少而且与郭子仪大军距离过远，李怀光不得已撤军回到奉天。仆固怀恩这次意图进攻奉天，却因为郭子仪的疑兵之计而退缩，但他不甘心就此空手而归，所以回身继续进攻邠州，但由于仓促用兵，被郭晞和白孝德联手击退，不仅死伤无数，而且这次吐蕃人十分恼怒，在没和仆固怀恩沟通的情况下，一路沿径水撤退。吐蕃人的背信弃义让仆固怀恩十分气恼，当他听到吐蕃人连招呼都没打就扔下自己跑路时，这个心高气傲的将军在马上大发雷霆，但就在他准备找吐蕃人理论时，部将为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发家大本营灵武被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率军攻破。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急火攻心顿时口吐鲜血，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仆固怀恩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吐蕃人擅自跑路使得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先回军驰援灵武，由于身体原因，他先派出骑兵星夜攻打灵武，或许是良心发现，吐蕃人看到仆固怀恩首尾自顾不暇时，主动派出一万骑兵帮助仆固怀恩收复灵武。灵武的收复让仆固怀恩的前沿阵地总算没有丢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节已近寒冬，这对于远征而来的吐蕃人十分不利，于是权衡再三，仆固怀恩留下部分人马驻守灵武，然后和吐蕃人撤退回陇西，准备来年再战。进入永泰元年（765年）后，一直到九月，由于唐廷主动向吐蕃示好，并让宰相元载在长安兴唐寺和吐蕃使者结盟，使得这九个月来边境一直太平无事。但这种局面却不是仆固怀恩所希望看到的，当他得知唐廷和吐蕃结盟的时候，仆固怀恩可以说是火冒三丈，但正所谓气火攻心，当时间进入九月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和不断拼杀使得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但仆固怀恩明白，既然走上了反叛朝廷的道路，是无法再回头的，现在唐廷和吐蕃结盟就是个信号，那么接下来唐廷的目标将是自己。所以为了寻求自保，他再一次游说吐蕃人，希望他们能够跟着自己继续进攻唐廷，而本来就反复无常的吐蕃人同意了仆固怀恩的请求，对于他们而言，完全可以做到一边做兄弟，一边做对手。九月一日，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吐谷浑人马共计十万进犯，李豫得到消息后命令长安周围各节度使集中兵马对长安形成一个保护圈，但仅仅七天后就传来仆固怀恩病逝的消息。仆固怀恩这次可以说是强撑病体进犯唐境，他亲自率领朔方军坐镇大军之后进行指挥，但病痛的折磨没能让他坚持到最后，当大军走到鸣沙时，仆固怀恩暴死于军中。一代名将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悲喜一生。后来吐蕃、回纥大军为郭子仪所击退，李豫听到消息后，遗憾地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但李豫知道真相实在太晚了，因为诸多误会以及消息沟通不畅，致使平叛名将终究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仆固怀恩全家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两个女儿牺牲个人幸福为国远嫁和亲，可谓满门忠烈。可惜这样一个忠勇之人却不被朝廷信任，被史学家记入“叛臣传”，确实令人感慨和同情。事实上，仔细分析仆固怀恩从忠臣到叛将的整个过程，除了他本身性格的缺陷，以及诸多误会和沟通不畅的客观原因，这其中还隐藏着一股外力的推动作用，前边我们说过，当时朝廷说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四个人，而其中两个人是宦官。事实证明，说仆固怀恩有被宦官逼反的嫌疑并不为过，而纵观李豫当政时期，平息宦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过去的一道坎。第八章平息宦乱傲视天子谁都知道李豫称帝是宦官拥立之功，虽然他早已经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李亨去世前由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宫廷政变，还是让李豫的继位蒙上了一层宦官拥立的色彩，而且当时李豫被李辅国的人变相软禁，在李豫即位后，以李辅国为首的宦官一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拥立之功。李隆基在位时，宦官开始掌握权力，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高力士。但高力士是个好宦官，凭借李隆基的绝对信任，本来有专权的机会，但好人高力士依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尽心尽力地做一个皇帝的仆从，效忠他跟随多年的李隆基，不论他是万人瞩目，还是无人理睬。当高力士听到李隆基病逝的消息后，他也追随太上皇而去，口吐鲜血倒地而亡。高力士离去之后，唐朝直到灭亡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忠心不二的宦官。而从李亨继位伊始，给予了李辅国过高的权力，甚至将身家命脉——皇家禁军，完全交给这个服侍自己多年的奴才，只因为李亨处在人生十字路口艰难抉择时，是李辅国为他指明了方向。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对李辅国的感激之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高力士那样正确看待自己，通过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进西苑，一直到李亨临终前发动的那场政变，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马厩奴才出身的宦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视权力如同生命，在拥立李豫继位后，他更不把这个曾经被自己软禁的皇帝放在眼里。李豫的心中始终对这个下狠手的奴才怀有憎恨之情，在他即位之初忙着平定史朝义叛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大宦官李辅国对自己所做的那些不敬之事，虽然李豫性格温和，不是那种有仇必报的人，但为了江山社稷，为了激浊扬清，他始终没有忘记清除掉李辅国这个毒瘤。事实证明，宦官虽然拥有权力，但如果失去皇帝的庇护，其结局客观地讲还不如自家养的宠物。而当时李辅国依然沉浸在专权的美好日子里，在他看来，自己拥立的皇帝完全被自己控制在掌中。李豫刚继位时，他曾经用颇具挑衅的话语告诉李豫，说陛下只要好好待在宫里就可以了，所有的事情都由老奴来处理。李豫听完后，犹如芒刺在背！不过李豫当时并没发作，因为他明白自己刚刚继位，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理顺，对李辅国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虽然他内心十分不满，但表面上依然尊敬李辅国，尊称他为“尚父”，所有事情全都先和李辅国打招呼再作决定，而且大臣进宫朝见皇帝，都要先去面见李辅国，然后再去见皇帝。对于这种超高规格的待遇，时间长了，李辅国也认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所以泰然处之，尤其在李豫面前丝毫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而在表面尊敬李辅国的背后，李豫的内心始终隐藏着杀机，他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李豫的心机，这位从宫廷百孙院里走出来的大唐皇帝，在经过战场厮杀的历练以及先前那场宫廷政变的波澜后，其内心已经十分强大，就在他继位的一个月后，他还加封李辅国为司空、中书令，实封八百户。在李辅国看来，这是李豫对于自己拥立之功的一种回报，然而他不明白，自己对于李亨而言确实有拥立之功，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个可恶的奴才简直就是在胁迫自己。李豫依然丝毫不露痕迹地稳住李辅国，让他尽情享受自己给予他的超高规格的待遇，但同时他那聪慧的头脑始终在寻找制约李辅国的方法，就在李豫积极寻找对策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个人看出了李豫对待李辅国的态度极为反常，所以他秘密面见李豫，请求皇帝陛下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这个人就是在李亨去世前李辅国发动兵变时充当马前卒的程元振。程元振，京兆府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少年时为了养家活命，被迫阉割，托人送入京城长安，入侍皇宫，先在内侍省做些扫地、打水、倒马桶的工作，由于聪明伶俐，逐渐升为内射生使，统领射生手侍卫皇帝。在李辅国发动兵变之前，程元振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因为他向李辅国告密，程元振恐怕会一直默默无闻下去，但正是这次告密改变了他的命运。事实上，程元振的告密行为并不能说明他有多大的政治目的，当时身处旋涡之中，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命。坚决与张皇后和越王李系划清界限，这是程元振当时的唯一想法，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程元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知道以李系和张皇后的智商和实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随着李辅国兵变的成功，李豫即位后程元振算是拥立功臣，李豫加封他为飞龙副使、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这一连串官职标志着程元振获得了皇家部分禁军的掌控权，以及内侍省的操控权，是仅次于李辅国的朝廷二号宦官。可以说随着官职的提升和权力的增加，程元振在朝廷内人气飙升，最关键的是程元振是一个和李辅国一样的人，都视权力如同生命。同时也都是不甘居于人下的人！如果没有发生那场政变，地位卑微的程元振是打死也不可能请求李豫削弱李辅国权力的，但权力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能让一个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看到皇帝陛下被迫忍受李辅国的嚣张跋扈后，程元振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现在，他如果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依靠两样东西——皇帝的权力和自己仅有的一点兵权。在程元振看来，皇帝的权力可以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而自己掌握的部分皇家禁军可以保障皇帝行使权力。换句话说，一旦皇帝陛下因为限制李辅国的权力而遭遇不测时，程元振掌握的禁军必须顶上。这也是程元振之所以敢向皇帝进言的筹码所在。事实上，当时不仅程元振看到了这一点，苦于没有机会制约李辅国的皇帝李豫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程元振面见自己说出想法后，李豫开始动心了。身首异处宝应元年（762年）六月，在李豫忙于应对平叛事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清除李辅国这个身边的毒瘤，在和程元振密谋多次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整治那个曾经胁迫自己的奴才。六月十一日，他让程元振率领能够掌握的禁军迅速集结在内宫周围，其意图是让程元振守护内宫，一旦李辅国胆敢轻举妄动，程元振的人马可以抵御。在看到程元振部署妥当后，李豫立即下诏解除李辅国元帅行军司马以及兵部尚书的职务，以程元振代理元帅行军司马，并命令他迁出皇宫居住。李辅国看到诏书后差点没晕过去，他不明白皇帝陛下为什么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免去自己最有实权的官职，而当他听到程元振已经带兵将内宫团团护住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次皇帝陛下是动真格的了。李辅国当时虽然担任兵部尚书，但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唐代的兵制，应该说兵部尚书并没有真正掌握兵权，李辅国真正能够掌握的是当时皇家的绝大部分禁军，可是当时程元振已经做好准备，时刻准备拼命，而且他真要调集禁军向皇帝开炮，恐怕禁军也未必能够买账。总之一句话，在那个时代，大唐皇帝还没有彻底失掉威信！所以，李辅国没有必胜的把握。既然无法硬抗，那就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来自保。现在皇帝陛下诏书已下，想要改变已经不可能，李辅国决定采取逆向思维，向皇帝陛下上表请求让出中书令的位置。在他看来，自己这种诚恳的态度必然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仁慈的皇帝至少应该是挽留，只要回到宫内，自己就会有机会重新上位，然而他最大的失策就在于他认为的拥立之功，在李豫那里却被认为是胁迫。所以表文递上去，六月十三日皇帝批复下来，两个字“准奏”。这一次李辅国彻底愤怒了！失去理智的李辅国转天前往内宫面见李豫，名为谢恩，实则是去质问。“谢陛下体谅老奴，让老奴卸掉长久以来身上的担子，得以休养。”李辅国行过大礼后，第一句话就带有挑衅的味道。“呵呵！尚父拥立之功朕当永远铭记，奈何朝廷事务繁杂，朕恐尚父操劳过度，故而卸去尚父的官职，到宫外居住休养。”面对李辅国的挑衅，李豫并没有与之针锋相对，依然尊称李辅国为“尚父”，但其话语明显是绵里藏针的回击。李豫的话让李辅国如骨鲠在喉，片刻之后他哽咽地说道：“既然老奴侍奉不了陛下，那就到地下侍奉先帝去！”言罢，李辅国转身气冲冲地走了。面对李辅国挑衅的言语，李豫一笑而过，他明白这意味着这个该死的奴才已经黔驴技穷，所以在李辅国向外走的时候，李豫依然笑着说道：“尚父保重身体啊！朕会派人经常去探望你的。”不可否认李辅国临走时说的话乃是气话，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他真的实现了到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随着李辅国的倒台，他先前的死党如秘书监韩颖、中书舍人刘烜、山陵使判官裴冕等人均被罢官流放岭南或赐死。事实上，李豫的这种做法已经算是对李辅国开展了清算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李辅国的重视。李辅国本以为皇帝罢免他所有的官职后，不会再追究他先前的所作所为，所以他在皇宫外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一直到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该来的报应终于降临在李辅国的头上。当李辅国说完挑衅的话语转身离开内宫时，李豫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他知道罢免李辅国的官职仅仅是个开始，多年的政治历练，让他深切地懂得对于权力欲极强的人，尤其是李辅国这样身体残缺不全，且心里存有某种阴暗想法的人绝不能手软。必杀之！这是李豫心里唯一的想法。但李豫同时也明白，李辅国无论多么嚣张跋扈，毕竟有诛杀张皇后之功，如果公开将其正法恐怕会落下屠戮功臣的骂名，罢免李辅国的官职已经达到了李豫树立权威的目的，而杀掉李辅国则是清除潜在的威胁，完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正所谓特殊的人物必须要寻找特殊的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对于李辅国这样的人，李豫认为秘密除掉乃是上策。于是在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李豫秘密派遣心腹武士前往李辅国在宫外的宅院执行刺杀任务。当杀手在李辅国居住的房顶上掀开瓦片向下观看时，这个已经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的老奴才，此刻刚刚参加完府内的宴会，浑身酒气的他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熏得房顶上的杀手不禁捏住鼻子。杀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挪开几片瓦，纵身跳进房间，轻轻走到李辅国的面前，手起刀落砍下其头颅和手臂，装进袋子后回去向皇帝陛下复命。或许杀手的手法实在炉火

曰毛片网战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革产”能要回来。我们(现在住的)这房“文革”时也交了，就退回来了。公私合营时没收的叫京租房，都不退。这在北京市是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

3.父亲注374与母亲

定：您小的时候父亲没在北京是吧？策：对，父亲后来去德国留学。毕：蒙古王公的后裔呀，有一批人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包括您父亲这样的。您父亲是哪年去德国留学的？策：我知道他毕业的时候就是德国投降，所以他没有毕业证书，他这一生就挺不得意的，因为他是战败国的学生，不能评教授，不能评这个，不能评那个。奥其尔：他是解放前回来的？策：解放前回来的。定：他留学回来主要是靠什么生活？策：教书。解放前是辅仁(大学)的教授，靠工资，靠一点儿积蓄。还有一点儿积蓄。我觉得我们家吧，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平平静静的。没有什么太……就是1952年“肃反”注375的时候，那什么，咱们叫审查吧，1954年回来以后，公安局给安排的外交学院……(停一会儿)后来调到外语学院。在外语学院退的休。毕：审查有什么理由呢？策：我觉得呵，和包尔汉有点关系，包尔汉当时把我去台湾的那个大爷当成他(指策父)了。包尔汉写了一本书，《新疆五十年》，注376在那里面就那么写的，如果你们有那本书，你们能找到。我就大概其地看了那么一眼，据说他是美国特务。奥其尔：《新疆五十年》里是写了，敏王道尔基，他的弟弟。毕：就这一句话？策：唉，完了以后就审查了两年，1954年回来的。回来以后，据他自己讲呢就是人家错了，所以公安局就给他安排工作。这事儿是不是他喝多了瞎说我可不知道。咱们没有考证。定：他爱喝酒？策：一直到死那天还喝酒呢。毕：奥其尔来过，对他喝酒有印象，说老汉还喝着二锅头呢。奥其尔：我1990年来过，好像就在这屋。他让我出去给他买瓶酒，出门以后旁边就有一个小铺，买了瓶二锅头。策：对，旁边就有一个小铺，那会儿有点限制他喝酒，不给他买酒，或者买了酒我们都不给他，他太爱喝了。那几年正是身体不好，八几年退的休。定：您母亲是蒙古族吗？策：不是，是山东的。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学，同班的。定：那她跟您奶奶之间能交流吗？策：我妈早就不跟我们那什么……离婚了。夫：她母亲啊，结了婚以后就开始动荡，后来又到外头去了一趟，回来后她父亲就进去了，1954年“肃反”的时候，她爸爸才20多岁。……(一段沉默)毕：我冒昧问一下，帕王在日本病逝后，你们家后来有日本友人来过吗？策：没有，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日本朋友，没有。他们都在的时候，我听说我们这个院里住着一个日本太太，借住，可能是，但是这个日本太太是谁，为什么住在这儿，我不知道。就在这个院。那时候我奶奶就住在这个大房子里。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和那些蒙古王公没什么来往？策：没什么来往。他是北京生的，没去过老家，他比较洋化的，那些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他没有。他除了喝酒是蒙古人的习惯。定：那您姑妈、您父亲那个时候，在北京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多呢？策：我觉得我们家挺闭塞的，我没看见过有什么人，没理会过有什么人来往。那就是朋友，到这儿聊天儿来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小，他们聊什么我根本没注意。那时候我奶奶还在。奥其尔：他接触的人确实不多。诺日布20世纪5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他们俩不错。策：他和诺日布不错。诺日布的姐姐上北京来也上我们家来。齐木真也来，后来齐木真的女儿也来过。别的人，我觉得从新疆来的人还真没有。我小的时候，满琳那个时候还在上学，还有汪强来过，后来就没人来过。满琳就是渥巴锡注377的后代，土尔扈特汗王公主，是我附中的同学。改天你再去采访采访满琳。还有达理扎雅跟我们老爷子关系挺好的，达锐就在什锦花园口上那儿住，他们家原来在新开胡同。毕：您奶奶在的时候，您父亲在的时候，新疆来的人，都是亲朋故旧吗？策：我还记得在我不太大的时候，我们家来过一拨人，是谁我说不上来，这几个人在我们家，就在这间屋，喝了有十几瓶儿茅台，我就记得这些。这些人里头，可能有些不是咱们国家的人，可能是蒙古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谁，我可说不上来。后来上我们家来的人，都是上北京来，捎带脚地看看老头，就是这种人比较多。我就记得从博乐注378那儿来过一个县长，他要找邓小平，要我父亲带着他们去找，我父亲讲，你以为邓小平那么好找哪，我跟他住在一个城市里，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呢。他说你们都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着，还不知道邓小平在哪儿？那是以后的事。这就是一个老头，想找邓小平反映情况。这是政治方面的。别的我觉得真的还没什么。夫：还有一拨就是八几年以后，国外来的，那时候国外可以来了。策：对，德国的同学来过。我在民院上附中。那会儿是学校告诉我的，说有民院附中，你怎么不去呀，我就报了附中。那时候在八面槽。毕：不管怎么说，家有这么一层关系，又是上的民院附中，那些蒙(古)族同学认你吗？策：我觉得我们上学时已经不讲那什么……毕：不讲民族了？策：对对。不是说不讲民族了，是不谈这些东西。定：你们家一直报的就是蒙古族？策：嗯，我闺女也改了蒙(古)族，现在怎么着都行(意指是哪个民族都行)。就为了升学加分，其实也没用。

4.奶奶在北京的生活

定：您是跟奶奶长大的是吧？策：我们家庭成员就仨人儿。我奶奶、我父亲，孩子就我一个。定：你们家的蒙古人习惯还多吗？比如说喝茶？策：没有没有。定：您对您奶奶有什么印象，比如说她厉害吗？策：我奶奶不厉害，我觉得我奶奶是个特别有学问的老太太(笑)。定：您奶奶生活讲究吗，年轻的时候？策：我觉得我奶奶不太讲究似的。夫：……可是我体会得到老太太年轻时是很讲究的。我举个例子，她们家有好多银器……都是贵族的习惯。策：她们都是受西方的教育，西方的习惯，都有点洋派。夫：老太太喝茶的碗就是喝茶的碗，喝酒的碗就是喝酒的碗。老太太死以前喝红茶，这我知道。老太太一死就变了，多好的茶壶就搁在这儿了。定：她也喝酒吗？策：老太太不喝酒，在我小的时候，老太太抽烟，后来老了以后就不抽了。夫：当时来讲，都不是一般家庭出来的。生活上，就是，纯新疆人，跟外国人一样。策：街道的人看我奶奶跟看稀罕儿似的，我奶奶长得也挺特别的，就是那种，说不上来，挺白的，她又把那个头发的卷儿盘在这地方，我总的印象是她好像不像中国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很少很少出门，她只要一出门，总有人看她。她不和街坊邻居打交道。定：那她这一辈子平时干些什么？策：她没有工作，就在家待着。标准的家妇(家庭妇女)。那时候也没电视。毕：读书吗？策：读书。定：那她信佛吗？策：她信佛，但不是那种特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家跟佛有关的东西没有。定：她也不念佛？策：不念。定：那你怎么见得她信呢？策：我觉得从她老家来的人都信佛似的。我没看见她念过经什么，就拿个念珠，我家过去有(念珠)。她哪儿也不去，她可能都没去过黄寺。在我印象中我奶奶根本就不出门。定：那她一天到晚干什么呀？策：我觉得她挺习惯的。她根本就不出门。我小的时候，家里特别安静，也不让我出去。我从小也不太什么，好像就应该在家待着。定：那多难受呀，整天一个人。家里有保姆吗？策：一开始我上学那会儿，我们家有个从老家带来的老太太。那时候新疆闹黄病，我估计就是瘟疫，她们家人全死了，她就跟着我奶奶一起来了。也不会说汉话。简单的吃喝会说，(其他的)她不会说，因为当时我们家不说汉话。定：也是蒙古族？策：一起从老家来的。定：比您奶奶大还是小?策：我觉得比我奶奶小。她一直就在我们家待着。反正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奶奶就不出屋，就和那个老太太一起，我小的时候她带着我上学，带着我出去。定：也没有丈夫孩子？策：没有，也可能她丈夫孩子在那次瘟疫里死了，也可能就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得的那什么，可能是老家带来的肝囊虫，可能是年轻时候吃生肉，后来在协和医院做的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不会说话了，人就糊涂了，那么着又活了一年吧。我上初二时，就是1959年还是1960年，去世了。定：规矩挺多的吧？策：反正就是不让出去，倒不是不让坐着、站着。我觉得蒙(古)族挺开放的，爱怎么着怎么着。

5.奶奶不会说汉语

策：我奶奶日文很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不会说汉话。她不特别会说汉话，不认得汉字，但这个汉字她能拿日文念出来。定：您奶奶怎么会的日文呢？策：她去日本看病时候会的呀。毕：您记忆中您父亲和您奶奶交谈用什么语言？策：用蒙文。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们家就不说汉文。定：跟您(策)说蒙语您能懂？策：我能懂。我们家我从小就没说过汉话。一直到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两人(指和父亲)说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就用蒙文。现在也就全说汉文了，就等于说蒙文没有了，所以我就不会了。夫：老太太知道汉话很简单。定：那她跟你(夫)能交流吗？夫：我说得慢她能懂。但是一有急事，我跟她说不好。定：在您的印象里奶奶始终不会说汉语？夫：社会不让她说汉语。定：为什么？夫：袁世凯一倒台，他们(指策一家)就开始往下走，一直到解放，对吧？到了解放，共产党来了，又是清查对象。那她呢，如果知道她上过日本留学，会这个那个，那她还能安度晚年？您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来衡量，她不识字，不会汉话，就是一个无知老太太，那就好办了。因为她知道这个社会的变革，她为了生存，就与世隔绝，就什么也不会，从现在起，我就不出头，我不招惹谁，我就是一个无知的老太太。你们需要什么，要大炼钢铁，要劈柴，那你看，我没别的木头，就把这硬木椅子给剁了，你就拿走好了。你问我我不会说(汉)话，人家街道就知道她是一个蒙古老太太，不会说汉话。定：所以她后来还算比较平安是吧。夫：哎。定：那她老太太还挺行的。毕：帕王去世，然后奶奶就是那么个身份，改朝换代当中，我估计在1949年以前大概对她没有什么特别注意是吧。夫：“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最清楚，我是每礼拜六休息，我去北海那儿看书，一个礼拜六，大约是4月26日，我看见郭沫若写的《我的自白书》：说我写所有的书都是错的，只有欧阳海才是对的。我错了，我检讨。写完没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注379你说郭沫若他不懂？他就比廖沫沙那几个聪明得多。

6.蒙古族奶奶与满族姥姥

策：我奶奶1973年才去世，八十四吧。他(其夫)还见过呢，我们结婚时她还在呢。定：那时候老太太还明白吗？策：老太太一直都很明白。夫：我们俩搞对象是1966、1967年。正好“文化大革命”结的婚。定：您(夫)是汉族吧？策：他姥姥家是旗人，他姥姥、他妈都是旗人。他是跟着他姥姥姥爷(长大的)，所以知道他姥姥家的事。定：您姥姥家住哪儿啊？夫：不记得了。我姥姥是公主，他们家就这一个闺女，后来穷了。我姥爷是三河来的，是我姥姥家的用人，什么用人我不太清楚，后来我姥姥她爸看上了他，就把姑娘给了他，就凭我姥爷打工挣钱。我姥姥长得特别漂亮。虽然我长得不好看吧，可也比一般人强。定：您随姥姥？那你们这个奶奶漂亮吗，和姥姥比，哪个漂亮？夫：这个，她的奶奶吧，像苏联人。定：那您怎么没那个样儿呀？策：是吗？我长得像我妈妈。定：我觉得还能看出您像蒙古族。(问夫)您到了她们家以后，是不是感觉到她们家的老太太明显不一样？策：应该是不一样。夫：比如说我们俩结婚。那时候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她知道我能拿出的费用很少，她能想象到我们家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她不说，她就拿出钱给我，说交给你母亲快点去办。我得了病，身体很不好，大概她猜出来了我得的是肺结核，可是她不说你有病，她只说她有一个闺女得的也是这个病，她说没关系，可以吃，可以动。她了解你的困难，她不直说，她用其他方式给你解释(排解)。那天晚上我12点上医院去，她给我钱，说是让我看病。我说有，她说拿着。100块钱哪，当时那会儿！定：那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啊。那就是说您对这个奶奶印象特别好。夫：对。我对这位老太太印象特别深。她能懂得咱们汉族的风俗习惯，她别的话很少。对钱来讲，没有钱她不在乎。定：那您认为您的姥姥和这儿的奶奶比怎么样呢？夫：我感觉她(奶奶)的生活和满人有差距……这儿是什么规矩都没有。我要到我姥姥家去，那事儿太多了。我姥姥简直是穷讲究，穷到那个份儿了还那么讲究，我简直都看不下去。满人自尊心特强，不如人也不说个不字，我没有也得装着有。烂萝卜缨、萝卜条切成丁，底下放块酱豆腐，吃不吃也得摆着，端上去端下来，没一钟头这顿饭拿不下来。我们多少个人就这么瞧着。早上起来拿那个松木刨花蘸水梳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那个梳子使得那个亮。穿袜子，我姥姥、姥爷要穿到这儿(指膝盖)的，穿咱们这袜子不许可。衣裳不能露脖子，袖子不能到这儿(肘)，得到这儿(手腕)。现在咱们穿的这叫革命派的。策：不能叫革命派，得叫洋派。夫：所谓孙中山那派。我姥姥卫生特别好，干净，这奶奶的卫生不如我姥姥，差太多了。

7.父亲写的书

毕：我听奥其尔介绍，您父亲用德文写了一本书，他这个书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写的？策：退休以后写的。就是1991年、1992年、1993年。奥其尔：叫什么来着？是《浪漫的北京》还是《北京的浪漫》？策：在德国出的，挺厚的，他那些朋友他也许给过。后来一直没有翻译成汉文。估计中国不一定有，后来有人来找，找老半天也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写的内容。奥其尔：他对老北京的东西非常熟悉。我看过那里的照片，其中帕王是穿北洋军服照的，后来相片上都画了叉子了。还有他(策的父亲)小时候的照片，封面是老北京地图。策：那里的照片好多都是“文化大革命”后退回来的。定：那就是说他对老北京的很多事儿是挺感兴趣的。策：他应该比较那个什么，因为他那本书写的就是那个……对，回忆录。夫：他看见溥仪写的那本书，上班的时候他就想，我也写，然后他就开始写，写他的生活。定：您父亲怎么对北京那么喜欢，而且还写了一本书出来？策：他年轻的时候，接触的给我们家做饭的、拉车的，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一对老头老太太给我奶奶送吃的，送来的就是咱北京的饹炸盒儿，就是里面有胡萝卜、豆面、虾，过年吃的。注380这老头老太太一直跟我们家有关系，都是到“文化大革命”断了。老头姓吴，儿子是个交通警，后来在宽街那儿指挥交通，他有神经病，后来就在交通队里养着，养着不知哪天他跑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来过我们家，上我们家把门给撬了。他不是来撬锁，就是想来看看，他跟我们家特熟，跑来说会儿话。这人后来送神经病医院去了。我父亲周围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小的时候，来过一个他的德国同学，一个德国老太太，这老太太原来住史家胡同。这老太太现在的北京话不会说，可是以前的北京土话她全会说。我觉得他们那会儿都是接触那种人，他了解。以前的小孩儿也没有这没有那，不像现在，可不脑子里面尽是这些。他年轻的时候走得多，哪儿都去，所以他熟。这书当时在德国出版，德国还寄过稿费。顶多寄过两回或三回。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谁敢不服？如果想以武力服人，我楚国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池，请尽管放马过来好了。”第二次口舌之争，齐桓公又没占到便宜。《左传》记载，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以双方和解而告终。屈完代表楚成王与各诸侯国签订了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对于这件事，历史上很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召陵之盟意义非凡，有人认为齐桓公这次南征是无功而返，或者成效甚微。现将正、反两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评论简述如下。反方观点认为：楚国于春秋年间不断向北扩张，争夺中原，消灭了靠近楚国的吕、申、息等小国，而独蔡国延存，是因为蔡国死心塌地臣服于楚国，并且为虎作伥，成为楚国“有事”于中原的工具。从地理位置上看，蔡国既是楚国进出中原的捷径，也是楚国抵御中原各国进攻的屏障，所以要讨伐楚国，必先讨伐蔡国，拿下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这种观点，齐桓公伐楚的最大收获在于击溃蔡国，斩断了楚国在中原的爪牙，但是对于楚国本身没有丝毫的影响。楚国反而在召陵之盟后变本加厉，加快了侵并中原的步伐。因此，召陵之盟的意义十分有限，远远不及后来晋文公在城濮一战中大败楚军的意义。正方观点认为：“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遇上“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可谓是棋逢对手。八国联军在陉地驻兵数月，楚军一直按兵不动，只派了屈完来谈判，寥寥几句，双方便息兵罢战，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打下去是两败俱伤，谁也占不到便宜。齐桓公远居山东，因其地理位置所限，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北方的狄、戎之乱，无暇顾及南方。但是他仍然关心中原安危，为了解除中原诸国的心腹大患，不远千里跑到南方来讨伐楚国，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齐桓公南征的战略目标，不在于使楚国屈服（这点显然做不到），而在于打击蔡国和坚定郑国抗战的决心，确保天子脚下的这片净土不受楚国的侵犯。达到这个目的，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我看来，齐桓公和管仲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在于，他们虽然有志于称霸诸侯，而且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却很少真正付诸刀兵，更多的是采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这种做法，不但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念不谋而合，而且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召陵之盟后，八国联军自楚国边境撤退，一路迤逦北行，顺便将被俘的蔡穆公释放回国。其间发生了两件小事。第一件事，许穆公在军中病逝。前面说过，许穆公娶了宣姜的小女儿为夫人，而齐桓公娶了宣姜的大女儿为小妾，所以两个人是连襟。许穆公对齐桓公这位姐夫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而齐桓公对这位穷亲戚也不薄：许穆公本来是男爵，在他死后，齐桓公命人以侯爵的规格为他举行葬礼，算是对他鞍前马后效力的奖赏。第二件事则有点复杂。联军部队中，陈国的重臣辕涛涂找到郑国的大夫申侯，说：“如果大军取道陈、郑两国之间回师，则贵国和我国都要供应粮草物资，负担十分沉重。如果大军能取道东方，自海滨回师，就不会有这些麻烦。”申侯听了，说：“这主意不错，您去和齐侯建议一下嘛。”辕涛涂便跑去向齐桓公说了，齐桓公觉得走海边看看风景也好，表示同意。没想到，申侯这家伙听到大军改道而行的消息，也跑去找齐桓公，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唉呀，您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呢？大军劳师远征，已经很疲惫，如果再绕道海边，万一遇到夷人袭扰，恐怕难以抵挡。还是取道陈、郑两国之间，物资粮草的供应都有保障，才是万全之策啊。”申侯这么一说，齐桓公立刻明白自己上了辕涛涂的当。他很感慨：同样是诸侯的大夫，为什么辕涛涂这么阴险，而申侯这么厚道呢？于是他把郑文公给找来了，一是宣布大军将接受郑国的热情邀请，从郑国过境，请郑国准备充分的粮草物资供应；二是告诉他申侯这位同志很不错，要提拔重用，请郑文公把虎牢赏给申侯作封邑。前面说过，虎牢就是制的别称。当年武姜要求郑庄公把制封给弟弟段叔，郑庄公犹且不肯，说了一大堆理由来推搪。现在齐桓公要求郑文公把虎牢封给申侯，郑文公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却也只能表示同意。一句话，一座城，齐桓公还真是慷慨——慷别人之慨。因为这件事，齐桓公派人把辕涛涂给抓了起来。大军回国之后，他仍然觉得不解恨，又于当年冬天组织了七国联军讨伐陈国。陈国立刻表示认错，齐桓公索取了一笔军费开支后，才将辕涛涂放回陈国。辕涛涂深恨申侯的无耻行为。被释放之后，他到郑国去看望申侯，看了他的新封邑虎牢，赞不绝口，建议申侯加高城墙，把虎牢建设得漂漂亮亮的，好让子孙不忘记申侯的功德。申侯好大喜功，果然照办。这边，辕涛涂又对郑文公咬耳朵说：“申侯加高虎牢的城墙，恐怕是有了叛逆之心吧。”郑文公莫明其妙丢了一座虎牢，本来就对申侯不满，听了辕涛涂的话，意见就更大了。【春秋首霸是怎样炼成的】八国联军南征楚国，虽然没有占到楚国人任何便宜，却仍然让“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楚国人深受震动。联军撤退后，楚成王根据盟约的协定，派人前往王都雒邑，向周天子进贡地方土特产和金帛。这一举动，意味着楚国改变了多年以来秉承的“去中国化”政策，而转向“入中国化”政策。很多年以来，楚国就以蛮夷自居，倚仗国力强横，根本没有把周王室放在眼里。这次前来朝贡，可谓是破天荒头一回。可想而知，周惠王对此十分高兴，不但热情招待了楚国使者，还命人分给楚国祭肉。按照周礼的规定，祭肉原则上只分给周王室的兄弟之国，不能分给异姓诸侯。如果分给异姓诸侯，也只能分给二王之后，也就是周朝之前的夏、商两个朝代国君的后人，以示尊重。给楚国人上祭肉，这一礼遇高得实在有点吓人，恐怕连楚国的使者都觉得受宠若惊。周惠王一时高兴，还不忘吩咐一句：“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意思是要楚国镇守南方，弹压蛮夷诸族，不要让他们入侵中原。这一句话让机敏的楚国人如获至宝，拿着鸡毛当令箭，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南方扩张势力。据《史记》记载，周天子说过这句话之后，“于是楚地千里”，楚国人洗脚上田，楚国一跃成为实至名归的南方大国。按理说，楚国这次主动向周王室示好，应该归功于齐桓公。如果不是他带着八国联军讨伐楚国，让楚国人感受到来自中原的压力，楚国人才不会搭理什么周天子。但是，周惠王此时不但不领齐桓公的情，反而因为一件家事和齐桓公闹得很不开心。这件事说来还是因为“以少陵长”引起的。前面说过，当年郑厉公跑到王城去打探王室的情况，正好遇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三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促成了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婚事，将一个叫陈妫的女人娶到王室来了。这位陈妫，在历史上被称为惠后。惠后深得周惠王宠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带，也就是王子带。周惠王爱屋及乌，想立王子带为大子，而废除原来的大子郑。大子郑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向当时中原的霸主齐桓公求援。齐桓公当然很乐意帮大子郑这个忙，这笔政治生意简直是一本万利，即使没有管仲的教导，他也会主动去做。但是如何才能使周惠王放弃废长立幼的念头呢？人家好歹是天子，废长立幼又是内政，齐桓公纵使强势，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干涉天子的家事呀。这个时候，还是管仲给他支了一个高招：会盟。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首次举行北杏会盟以来，终其一生，总共举办了十五次诸侯会盟。会盟成为了齐桓公实施霸业的主要手段，其作用远远大于军事征伐。欲修霸业，会盟；讨伐不臣，会盟；扶危救难，会盟；讨伐楚国，会盟；与楚国息兵罢战，会盟；这次干涉王室内政，还是会盟。齐桓公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对周天子说：“天下诸侯在卫国的首止举行会晤，请您派世子参加，以体现您的关心和厚爱。”周惠王没办法拒绝这一邀请。《春秋》记载，“公（鲁僖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而《左传》进一步阐释说：“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直接指出，这次首止会盟的目的就是想平息周王室的继承权之争。会议开得很轻松，既不讨论卫国重建，也不讨论防御楚蛮，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会议一样，以游山玩水为主要议程，顺带开会学习。各国诸侯众星捧月一般陪着世子郑，白天举行酒会请他坐中间，他不举杯大家也不举杯；晚上看文工团演出请他坐第一排，他不鼓掌大家也不鼓掌；齐桓公更是早问安，晚问寝，让他好好过了一把当王世子的瘾。说实话，自周平王东迁以来，也没有哪一任周天子享受过众诸侯的如此抬爱。齐桓公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世子郑作为周王室的继承人来参加会议，而且享受这般尊荣。周惠王想要更换世子，就得三思而后行了。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是游山玩水，其目的却不在山水之间。玩了十几天之后，总算正儿八经坐下来开了一次会，干啥？做会议总结——会议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总结还是要有一个的，否则没办法对史官交差。这时候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周惠王意识到了齐桓公此举的真实用心，派大臣宰孔找到郑国的国君郑文公说：“您是天子非常倚重的诸侯，怎么也跟着这些人瞎起哄呢？”郑文公这个人没主见，一听说天子非常倚重他，心里就热乎乎的，脑子也热乎乎的，“我这也是随大流……”宰孔打断他的话说：“您怎么能随大流呢？您想想，当年您的父亲郑厉公奋力勤王，立下盖世奇功，天子至今仍然念叨他的好处。您作为他的儿子，也应该像他那样特立独行，卓然不群，要有自己的思想，而不应该受人摆布，东摇西晃。”郑文公一时无语。宰孔接着说：“您别看齐侯现在神气活现，动不动就把诸侯叫到一起开会，当年您父亲在世时，根本没把他这一套放在眼里。您肯定还记得那一年，因为您父亲没去朝见他，他还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法，将前去访问的贵国大夫叔詹给扣留起来了。这完全是流氓行为嘛！”郑文公听得热血沸腾，但很快又低下头来，喃喃道：“话虽如此，今时不同往日，齐侯霸业已成，天下诸侯，莫不依附于他，以我郑国之力，怎么敢和他较劲？”“这事您别担心。”宰孔拍拍他的肩膀说，“天下并非他齐侯的天下，诸侯也并非齐国独大，西方的晋国、南方的楚国，都足以和齐国抗衡。天子说了，只要您听他的招呼，别掺和这次大会，他会叫楚国、晋国都支持您，齐国也拿您没办法。”很显然，天子这话说得有点大。但是郑文公听了，却如同打了一针鸡血，当场决定逃离首止，不参加会议总结。郑国大夫孔叔连忙阻止说：“身为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如此草率行事？这样做必定失去别人的援助，失去援助则祸患很快就要降临。如果等到祸患降临再回过头来求人家帮忙，乞求结盟，恐怕就亏大了，您一定会后悔。”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按规矩带了一支部队随行；他急急忙忙逃离首止，又怕齐桓公发现，干脆将部队留在首止，自己仅仅带着几个随从跑回郑国去了。说起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早在公元前660年狄人入侵卫国的时候，郑文公也派了一支部队前往黄河驻防，防止狄人顺势入侵郑国。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高克是郑文公非常讨厌的一个人，平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修理他，等他带兵驻防黄河，郑文公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整人的损招：只给高克出兵的命令，不给他回师的命令。结果几千人的部队在黄河边上驻守了几个月，没等到狄人入侵，又没有后续指令，军粮吃光，就一哄而散了，高克也只好逃到陈国避难。《春秋》记载这件事，只用了四个字：“郑弃其师。”一个弃字，令人扼腕叹息：这个人难道真是郑厉公的儿子吗？齐桓公这次干涉天子内政，可谓有得有失。得，是确立了王世子郑的地位，以后世子郑即位，周王室就会成为齐国的铁杆大旗；失，是得罪了现任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因此胳膊往外拐，与第一次前来进贡的楚国发生亲密接触，并且帮助楚国从内部分化齐桓公的幽地同盟，成功地促使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暗中投向楚国的怀抱。楚国与郑国的暗中勾结，郑国大夫申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申侯原来是申国人，侯是他的名字。当年楚文王灭掉申国后，将申国改为申县，申侯投靠楚文王，以其能说会道，深得楚文王宠信。楚文王既爱申侯之才，又很了解申侯的毛病，临死时把他叫到身边，给了他一笔钱财，让他逃离楚国，并且说：“只有我最了解你，你这个人爱财如命，难以满足，从我这里拿了不少钱财，我都不怪罪你。但是我的儿子不会这样对待你，恐怕迟早要拿你开刀。我死之后，你立刻离开楚国，寻找新的依靠。”楚文王死后，申侯逃到了郑国，又受到郑厉公宠信，一直在郑国担任大夫。现在郑国在天子的斡旋下，有意与楚国交好，申侯有过在楚国做官的经历，自然成为双方牵线搭桥的最理想人选。有了天子的支持，楚成王抓紧分化中原诸国，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召陵之盟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55年，他派令尹子文带兵进攻弦国。弦国是个小国，与周边的江、黄、道、柏等小国都有亲戚关系。江、黄等国这几年被齐桓公、宋桓公外交拉拢，与齐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弦国国君因此认为自己攀上了齐国这棵大树，可以不再听令于楚国。去年的八国联军讨伐楚国，更让这些小国家看到了齐桓公这位中原霸主的实力，越发没把楚国放在眼里。楚成王讨伐弦国，一方面是为了杀鸡儆猴，警告原来仆从于楚国的小国家，不要以为变了天，从此可以当家做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敲山震虎，试一试周天子命他镇守南方这面大旗的功效。弦国在楚国的军事打击下，很快灭亡了。弦国国君逃亡到黄国。公元前654年，齐桓公纠集鲁、宋、陈、卫、曹等诸侯，派兵讨伐郑国，包围郑国的新密。这次讨伐郑国的罪名有二：一是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二是郑国没有征得齐国同意就加高新密的城墙，意在防御诸侯的进攻，图谋不轨。楚成王倒是个很仗义的人，立刻派兵进攻许国，以救援郑国。这一招很见效，齐桓公不忍心抛弃幽盟中的这位小弟弟，只好放弃进攻郑国，转而率领诸侯救援许国。齐、楚两个大国，第二次狭路相逢，大战一触即发。但是，万众期待的齐楚之战再次令人失望，楚成王主动选择了回避，将军队撤至武城观望。自从有了周天子的支持，楚国分化中原诸国的战略，实施起来就很得心应手了，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和齐桓公真刀真枪地干上一仗。等到齐桓公的大军一撤，在楚国的铁杆拥趸蔡穆公的劝说之下，许男（许国国君）亲自跑到武城的楚军大营，向楚成王认罪投诚来了。据《左传》记载，许国的这次投诚，搞得非常有声有色：许男反绑双手，嘴里衔着一块玉璧，许国的大夫们则披麻戴孝，士族人士抬着一口棺材，跟在许男后面。这支队伍缓缓穿过楚军大营，一直来到楚成王的中军大帐，齐刷刷地跪下。楚成王自幼生活在南蛮之地，没见过这种中原文化的大阵势，搞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只好偷偷地问大夫逢伯。逢伯倒是很博学，回答楚成王说，当年周武王灭商，商纣王自焚，纣王的哥哥微子也是用这种方式向周武王表示投降的。对此，周武王的做法是亲自给微子松绑，接受了玉璧，举行除凶趋吉的仪式，烧毁棺材，以礼相待，并且让微子及商朝遗民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建立了宋国。楚成王暗自吐舌头，庆幸自己问了一下，否则还不知所措，要让中原人贻笑了。他照着逢伯的指点，将周武王对微子做过的事，对着许男做了一遍。许国君臣感恩戴德之余，对这位传说中的南蛮君主不禁另眼相看：人们都说楚人文身断发，茹毛饮血，不懂礼仪，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嘛！许

—202页。这种《满洲实录》是1780—1782年间，据《太祖实录图》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两书抄写而成的。《太祖实录图》撰于1635年，《太祖武皇帝实录》撰于1644年。《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数文字上的出入。虽然满文本《太祖实录》已经散失，但台湾仍保留着三卷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旧本。将这三卷的内容与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相应的部分进行比较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是对满文《实录》的忠实翻译，而满文《实录》则是在《满文老档》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这里及后文引用的汉文《满洲实录》，是极为接近已经散失的满文原始资料的文献。关于这部分满文资料的问题，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77、91—92、96—97、104页。关于对抚顺的进攻，又见弗朗兹·米切尔：《中国满族统治的起源》，第120—124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页；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37页。?城内有大约60名商人，都是从山西来此采购人参、貂皮和珍珠的。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大清满洲实录》，第202—203页。努尔哈赤已经保证不再杀戮归顺的平民，并禁止部下强占其妻女。郑天挺：《探微集》，第12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6页。?同上书，第203—204页；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9—10页。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剃发至少从拓跋魏以来就是北方部落的标志。其后，随着后金对辽阳其他地区的征服，这一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开原陷落后，努尔哈赤下令，所有归顺后金者，不管是朝鲜人还是汉族人，都必须剃发。1621年，努尔哈赤又向朝鲜国王重申了这道命令。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1—52页，及其《探微集》，第81—82页。关于剃发同征服的关系，见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满语doro，意为“正确的政府”及其“统治方式”，或“正确道路”。汉语称为“道”，也称“礼”，指“礼仪”或“仪式”。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62—6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4—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9—380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页。李永芳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1622年，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李永芳表示反对。努尔哈赤大怒，斥责李永芳“谓朕为不能久”。李永芳遂遭到贬黜。后来他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不过，明朝多次派人送来密信，劝他重返明朝，并答应让他官复原职，他也没有接受。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27—28页。?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遣军1万支援抚顺，亦被金军击溃。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二卷，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5—886页。孙文良对1618—1622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做了精彩的概述，见孙文良：《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第2—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74—77页。?同上书，第77—82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6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5页，1619年8月14日条；第18页，1619年9月30日条。?《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42—43页，1619年12月15日条；又见康世爵：《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沈阳有一套精心构筑的、由护城壕沟和重兵把守的台堡组成的防御工事。然而，明军守将派300名骑兵出城交战，金军将其击溃后，随之追入大开的东城门，这些工事顷刻间便瓦解了。城内军民纷纷向西城逃窜。据一位目击者说：“城中男女老弱自靡于西城，尽坠于城底，或死或伤，委积没城之半。”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又见孙文良：《明与后金》，第5页。曹寅（康熙帝的侍从）的祖父，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投降后金的。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1页。?辽阳城内一些暗通后金的人，悄悄从西城墙上放下绳索。辽阳城延袤15里，金军乘夜爬上城墙，城内军民全然不知。直到次日午后，人们才突然发现金兵已经占领了城墙。全城百姓惊慌万状。经略薛国用自焚而死。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03—10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5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57页。?《马氏家谱·行述》。?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1—22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马氏家谱·神道碑》；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1页。?《马氏家谱·纂修》。?孙文良：《明与后金》，第3—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5页。又见第11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0、116—117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5—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6页。当时议政大臣受到处罚，可能也和反对迁都有关。五大臣有三人在进入辽东后不久便死了。1621年，阿敦入狱，随即被杀。几个月后，扈尔汉也被打入监牢。额尔德尼亦于1623年以参与贝勒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同上书，第47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六卷，第1—10页，1621年10—11月条；第12—14页，1621年11—12月条；第二八八卷，第13—14页（日期不详）。?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1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八卷，第2—3、8—9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06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308、82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9页。?同上。?同上书，第40—41页。?《贰臣传》，第四卷第13—17页，第七卷第28—2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3—115页。?东林党运动以1604年高攀龙和顾宪成建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号召重振君子之气”，恢复明朝的稳定与和平。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5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59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北直隶涿州人，161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冯盛明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抚顺陷落后，其父被劾归乡，冯铨也退居原籍。后冯铨极力与魏忠贤交往，1624年在魏忠贤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1625年又升任大学士。?费维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大陆近期史学论文》，第358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4页。?1621年，努尔哈赤令八旗贵族清点各自田庄中的汉人数目，目的是要将其中一部分庄丁占为己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2—55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5—58页。后来被满族人所役使的奴仆，大多是在抚顺和沈阳被俘的汉族民户。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17页。?该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征讨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答应了。此处所谓：“养”，满文称“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imbi），意为抚聚恩养。1619年，驻开原的明将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也用了“养”字，意思是说他们不会沦为奴隶。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2页，及其《探微集》，第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在征服辽东后所任命的汉族官吏中，有4人原是商人，1人是被免职的参将，2人是游击，4人是守备，1人是备官，11人是卫所军官，3人是亲兵，4人是军士，3人是秀才（包括范文程），2人是掌印官，4人是文吏，1人是翻译，还有11人是无官平民。其中多数被拜为努尔哈赤军中的游击或备官。同上书，第60页。一般说来，1631年以前的战俘多半沦为奴隶，受其主人役使。犯罪者的家属也没为奴隶，奴隶的身份世代相袭，奴隶可以自由买卖。有人对汉族奴隶进行过统计，在813人中，有532个沈阳人，83个辽阳人，66个抚顺人。这些城市都是1618—1621年间陷落的，这些汉族奴隶的大多数可能就是在此期间被抓获的。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6—177页。?同上书，第67—76页。?格鲁特·罗思：《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逃人法自1587年开始实施，此时更为严厉。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1—2页；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83页。?同上书，第84页。1625年建都沈阳时，众贝勒以努尔哈赤已在今东陵一带兴建宫室为由，再次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指出，迁都是战略上的需要。从沈阳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又可挟制东南的朝鲜，向北至蒙古也只有二三天路程。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6—9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同上书，第85—86页。?同上书，第8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3页。?驻边明军配有一种称为佛郎机的铜制或铁制前装炮（佛郎机指葡萄牙），可能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些16世纪的火炮，口径约40毫米，最大射程2000英尺，装在特制的战车上，用骡马牵引。此外还有一种鸟枪，长约4米，它用来发射的导火线，是模仿16世纪初经葡萄牙人传入东亚的导火索制造的。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度》，第139—14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79页；又见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94页。?最大的火炮长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这么大。除了后面将提到的“将军炮”外，还有南明军队抗击尚可喜时使用过的小“红夷炮”（1494年9月，欧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击败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火炮在攻坚战中的威力。）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87页。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门这种火炮，明永历四年造，长1.7米，口径8公分，重250公斤。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页。?早在1596年，陈演就向明朝介绍了鸟铳的优越性。其射程是中国鸟枪的两倍。赵士祯：《神器谱》，第7—8页。1616年，即传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欧洲天主教牧师在明朝传教，并吸收了约5000名中国教徒。其中许多优秀分子卷入了东林党运动，特别是参加了反对佛教和宗教调合（三教）的运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101页；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C.R.巴克士：《明朝反抗满族入侵时期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5—10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157—158页。?在1640年编撰的题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声称，洋炮将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敌军中爆炸。他们这样说，是因为1642年已有两门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观的人。史景迁：《改变中国》，第9页；兰卡什尔：《中国人对利玛窦传教的反应》，第110页，及其《中国17世纪反基督教辩论》，第221、224页。?关于1616—1622年间沈?发动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见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8—100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8—192页。关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见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89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天主教在福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士叶向高（1559—1627）对天主教徒的保护。他本人虽不是教徒，却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叶向高是传教士的保护者，而其继任者张赓则是真正的教徒。他写了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阐说与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第15—28、3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6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8—190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2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2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4页。?巴克士：《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15页以下；邓恩：《一代伟人》，第216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页；乔奥·罗德里戈斯：《岛国日本》，第15—16页。炮队返回澳门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陈受颐：《早期耶稣会士对明朝崇祯皇帝的宗教影响》，第399页以下。?C.W.阿伦：《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第135—136页；邓恩：《一代伟人》，第317—318页。他还铸造了“将军炮”（一种用骆驼驮载或两人扛行的轻型长简炮）。有文献记载说，这种炮被用作“大将军炮”的辅助火力。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7页。“大将军炮”重500多公斤，用马车运载，用炸药、卵石、铁丸混合制成的炮弹作近距离射击，以对付骑兵的进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0页。?1635年，曼纽尔·塔瓦雷斯·勃卡热声称，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5页，及其《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20—23页。到1626年明朝已将大炮技术变为自己的特长，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利用葡萄牙雇佣军（1647年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尼科劳·费雷拉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历史学家们评论说，这项新的军事技术，使草原骑兵的弓箭在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这一变化，在17世纪末使得两个相邻的农业帝国——俄国和中国——对欧亚草原的分割成为可能。威廉姆·H·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196页。?袁崇焕（1584—1630），东莞人，1619年中进士。下文所用其传记材料，多引自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85—95页；及《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36页以下。?《明史》，第2836页以下；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0—671及839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3

了，可能谁也不曾受过这样严格的隔离，在发现治疗这种病的药物之前我们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我熟悉你的声音，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医生，眼科医生；昨天我让你看过病，听得出是你的声音；对，您呢，您是谁；我得了结膜炎，估计还没有好，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双目失明，结膜炎就无关紧要了；和你在一起的小男孩是谁；不是我的儿子，我没有孩子；昨天我为一个斜视的小男孩做过检查，是你吗，医生问；是我，先生，小男孩回答的口气显得很不高兴，人们都不喜欢别人提及自己的生理缺陷，他完全有理由不高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生理缺陷一旦被提及，立即由难以察觉变得显而易见。还有我认识的人吗，医生又问道，昨天由妻子陪着到我诊所的那个人在这里吗，他是在汽车里突然失明的；是我，第一个失明的人回答说；还有一个人呢，请说一说您是谁，既然他们迫使我们一起生活，并且不知道要持续多久，我们必须相互认识。偷车贼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声音，对，对，他以为这样表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就能过关；但医生不肯放过，这个人的声音我不熟悉，您不是那位上了年纪的白内障患者吧；医生先生，不是，我不是他；您是怎样失明的；在街上；请说详细点；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瞎了；医生正要问他的失明症是否也是白色的，但没有说出口，何必呢，问了也没有用，不论他如何回答，是白色失明还是黑色失明，反正谁也出不去。他抬起手，颤抖着伸向妻子，伸到一半碰到了妻子的手。妻子吻了吻他的脸颊，没有别人能看到他那憔悴的前额，那紧闭的嘴，没有别人能看到那双死亡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好像能看见却又看不见，着实吓人。也会轮到我的，她想，也许就在此刻，这句话没说完就失明了，随时都可能像他们一样，也许醒来就失明了，也许睡觉的时候刚合上眼睛就失明了，还以为只不过是睡着了呢。她看了看那四个失明者，他们都坐在床上，脚边放着能带来的很少的行李，小男孩带的是他的书包，其他人带的是小箱子，仿佛是来度周末。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小声地和男孩谈着话，第一个失明者和偷车贼在另外一排，相距很近，只隔着一张空床，并且面对面坐着，但彼此并不知道。医生说，我们都听到了刚才下达的命令，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清楚，就是不会有任何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组织起来，因为过不了多久这个宿舍就会住满人，我是说这个宿舍和其他宿舍；您怎么知道还有别的宿舍呢，姑娘问；进这个宿舍以前我们转了转，这间离大门最近，医生的妻子一边说一边捏了捏丈夫的胳膊，让他说话时小心一些。于是姑娘说，最好由医生先生担任负责人，毕竟您是位医生；一个既没有眼睛又没有药的医生顶什么用呢；但是您有权威。医生的妻子笑了，她说，如果大家同意，我觉得你当然应该同意；我倒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为什么，眼下我们共六个人，但是明天人数会更多，每天都会有人住进来，我敢肯定，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不是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权威，还有，就算他们服从，我以什么回报他们呢，况且他们还不一定承认什么权威或者规矩；这么说在这里生活下去会很困难；如果仅仅是困难那我们就太幸运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出于好意，不过医生先生说的也确实有理，那我们每个人就自己照顾自己吧。要么是受了这些话的刺激，要么是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其中一个男人猛地站起来说，我们的不幸全怪这个家伙，要是我的眼睛看得见，现在就让他完蛋，他大声吼着，用手指着他认为那个人所在的方向。他指的方向并没有偏多少，但这个戏剧性的动作产生了喜剧性效果，因为他气势汹汹用手指指着的是个无辜的床头柜。请冷静些，医生说，在一场瘟疫中不会有肇事者，我们都是受害者；要是我心眼不那么好，要是我没有送他回家，我这双宝贵的眼睛还好着呢；您是谁，医生问道，但这个控诉者没有回答，好像为刚才说的话而感到后悔。这时人们听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错，您是把我送回家了，但是后来您利用我当时的处境偷了我的汽车；胡说，我什么也没有偷；偷了，先生，您偷了；就算有人偷了您的汽车，那也不是我，我好心帮您，得到的报答却是瞎了眼睛，再说，您说我偷车有什么证据，我倒想看看；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医生的妻子说，汽车在外边，我们在这里面，你们还是和解为好，不要忘了，我们还要在这里一起生活呢；我知道有人不会跟他一起生活，第一个失明者说，先生们，你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要到别的宿舍去，不能跟这个混账东西在一起住，他竟然偷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的汽车，还抱怨说因为我他才瞎了，瞎了，活该，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他一只手抓起箱子，为了不绊倒，拖着两只脚在地上挪步，空着的那只手扶着床，来到了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那些宿舍在什么地方，他问，不过，即使有人回答他也不会听见，因为有个人连胳膊带腿一齐扑到他身上，原来是偷车贼说到做到，来报复让他患上病的人了。一会儿这个人在上边，一会儿那个人在上边，两个人在狭窄的空间里滚来滚去，不时撞在床腿上，就在这个时候，斜眼小男孩吓得又哭起来，不停地喊妈妈。医生的妻子抓住丈夫的胳膊，她知道自己一个人制止不了这场斗殴，就拉着丈夫沿夹道走到两位愤怒的斗士喘着粗气较量的地方。她拉着丈夫的手，让他拽住其中一个，自己拽住看起来更易制服的另一个，费了好大劲总算把他们分开了。你们俩太愚蠢了，医生训斥说，如果你们想把这里变成地狱，那么继续打下去好了，但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要完全靠自己，指望外面来救，休想，刚才的广播你们也听到了；他偷了我的汽车，第一个失明者带着哭腔，他挨的打比对手多；算啦，现在有没有都一样，医生的妻子说，反正您的汽车被偷的时候您也不能用它了；是这样，但汽车是我的呀，让那个贼偷走了，我不知道他弄到哪里去了；最大的可能是，医生说，最大的可能是您的汽车在这个人失明的地方；医生先生倒挺精明，对，先生，说得对，偷车贼说。第一个失明的人动了一下，好像要从按住他的手中挣脱出来，但没有太用力，似乎他已经明白，愤怒，即便是合情合理的愤怒，也不能让汽车失而复得，汽车也不能让眼睛盲而复明。但是，偷车贼威胁说，如果你以为以后没事了，那你就完全错了，不错，我偷了你的汽车，汽车是我偷的，可是你偷了我的眼睛，让我瞎了，想想看，我们两个人当中谁更称得上是贼；算了，医生不满地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失明了，谁也不要再抱怨，谁也不要再指责别人；我对别人的不幸不感兴趣，偷车贼轻蔑地说；如果您想搬到其他房间，医生对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妻子可以领您去，她识别方向的能力比我强；我改变主意了，愿意留在这个宿舍。偷车贼讥讽道，这孩子害怕独自一人待在什么地方，可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妖怪；住口，医生忍不住喊道；噢，你这个小医生，偷车贼哼哼唧唧地说，你该知道，在这里我们人人平等，你不能给我下命令；我不是给您下命令，而是告诉您，让那个人安生安生；那好吧，好吧，可是，你也小心点儿，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可不是好惹的，对朋友，我比谁都好，对仇人，很少有人比得上我。偷车贼做了个要和人拼命的手势，找到刚才坐的床，把箱子推到床下边，然后大声说，我要睡觉了，那口气好像是在通知人们，转过脸去，我要脱衣服。戴墨镜的姑娘对小男孩说，你也上床去吧，在这边，如果晚上有什么需要就叫我；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听小男孩这么一说，所有人都突然急不可耐地想撒尿，虽然心中使用的词汇各不相同，但都在想，现在这个问题可怎么解决呀，第一个失明者在床下面摸了摸，看那里有没有便盆，不过同时又希望没有，因为当着其他人的面撒尿会感到难为情，当然，他们看不见，但撒尿的声音毕竟难以掩盖，男人们还稍好一点，可以耍个手腕，不让女人们听见，在这方面男人们是幸运的。偷车贼已经坐在床上，这时候说话了，他妈的，在这房子里往哪儿撒尿呀；嘴里干净点，这里有个孩子，戴墨镜的姑娘表示不满；可是，亲爱的姑娘，那你就找个地方吧，不然那孩子迟早要尿在裤裆里了。医生的妻子说，也许我能找到厕所，记得好像闻到过气味；我跟你一起去，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已经拉住了小男孩的手；我看最好还是大家一起去，医生说，那样我们需要的时候就认识路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出这个主意，偷车贼心里想，但没有敢说出口，你不愿意让你的女人在我每次有需要的时候领着我去撒尿。这一想法背后未能言明的东西使他那玩意儿稍稍勃起，这倒让他吃了一惊，看来瞎子的性欲并不一定会丧失或者降低。还好，他想，总算没有把一切全都丢光，在众多死伤当中还有一样东西幸免于难。他不再听别人谈些什么，自己胡思乱想起来。人们没有给他多少时间，因为医生说话了，我们排成一队，我妻子在前面，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这样我们不会有走散的危险。第一个失明的人说，我可不跟那个人走在一起，他显然是指偷了他汽车的人。不是因为互相寻找就是因为互相躲避，他们挤在窄窄的过道里难以动弹，况且医生的妻子也要像盲人一样行动。队终于排好了，医生的妻子后面是戴墨镜的姑娘，她拉着斜眼小男孩，再后面是只穿裤衩背心的偷车贼，接着是医生，排在最后的是第一个失明者，这次他可以免遭对手殴打了。队伍前进得非常慢，好像每个人都不相信领路人，抬起空着的那只手在空中胡乱摸索，仿佛在寻找路上的什么坚固的支撑物，比如墙壁或门框。跟在戴墨镜的姑娘后边，偷车贼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气味，又想起了刚才的勃起，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两只手，一只摸着她的后脑勺，另一只径直往前，毫不客气地摸起她的乳房来。姑娘晃动身子，想摆脱对方放肆的动作，但偷车贼紧紧搂住了她。这时候，姑娘抬起一条腿用力往后一踹，尖尖的鞋后跟像一把匕首一样刺进偷车贼光着的粗大腿里，他大吃一惊，疼得发出一声号叫。出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回头问道；是我绊了一下，戴墨镜的姑娘回答说，好像碰到了我后边的人。偷车贼手指上沾着鲜血，一边呻吟一边咒骂，想表明这次攻击后果有多么严重，我被扎伤了，这臭女人不看看她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你呢，你不看看你把手放在什么地方，姑娘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医生的妻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先是微微一笑，但马上看到那可怜的家伙伤得很厉害，鲜血顺着腿往下流，这里没有双氧水，没有碘酒，没有止血剂，也没有绷带和消毒剂，什么也没有。队伍已经散了，医生问，伤在什么地方；这里；这里，究竟在什么地方；腿上，你没看见吗，那臭女人把鞋跟扎进我腿里了；我绊了一下，我没有过错，姑娘又说了一遍，但马上又怒气冲冲地说，这个混账东西摸我，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医生的妻子赶紧劝解，现在紧要的是清洗伤口，包扎一下；可哪里有水呀，偷车贼问；厨房里，厨房里有水，不过用不着大家都去，我丈夫和我带这位先生去，其他人在这里等着，不会耽搁很长时间；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忍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医生的妻子知道，应当先往右拐，再往左拐，然后沿一条有一个直拐角的长廊往前，走到尽头就是厨房。几分钟之后她发现走错了，于是停下来又往回走，叹了一声，啊，我想起来了，从那里可以直接走到厨房，不能再耽误时间，伤口在不住地流血呢。一开始流出的水很脏，必须等水干净了才行。水是温的，有股臭味，仿佛在水管里腐烂了，不过，用这样的水一洗，偷车贼还是立刻如释重负般叹了口气。伤口看上去有些吓人。现在怎么办，怎样才能把腿包扎起来呢，医生的妻子问。在一张桌子下倒是有几块破布，大概曾用来当抹布，用这么肮脏的布包扎伤口太不慎重。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她装作摸索的样子说；可是，医生先生，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了，血不停地流，劳驾了，帮帮我吧，请原谅我没教养，刚才对你那样，偷车贼伤心地说；我们这不正在帮助你吗，正在想办法，医生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没有别的办法，把背心脱下来。偷车贼嘟嘟囔囔地说这样他就没有背心穿了，不过还是脱了下来。医生的妻子很快将背心撕开，把他的大腿紧紧包扎起来，并且用背心上边的吊带草草打了个结。这不是一个盲人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但她不想为此再浪费时间，佯装瞎子已经让她浪费了不少时间。偷车贼好像也发现这其中有什么不正常之处，按照常理，本应由医生，虽然只是个眼科医生，来为他包扎伤口，不过伤口得到处置而感到的安慰远远胜过了心中的怀疑，况且那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闪念。他一瘸一拐地跟他们回到原处，其他人还在那里等着。医生的妻子立即看到，斜眼小男孩忍不住尿在裤子里了，第一个失明者和戴墨镜的姑娘都没有察觉。小男孩脚下有一摊尿，他的裤脚还在往下滴水。但是，医生的妻子若无其事地说，现在我们去找厕所吧。盲人们都伸出胳膊在面前晃动，相互寻找，只有戴墨镜的姑娘立即宣布，她不想再排在那个摸过她的无耻的男人前面。队伍终于又排好了，偷车贼和第一个失明者交换位置，医生在他们两人中间。偷车贼拖着伤腿，瘸得更厉害了。临时止血带妨碍他走路，伤口疼痛难忍，好像心脏搬了家，搬到了被鞋跟扎到的那个窟窿深处。戴墨镜的姑娘又拉住小男孩的手，但小男孩尽量往一边躲，唯恐有人发现他干的事，因为这时候医生使劲吸了吸气说，这里有股尿味；妻子觉得应当证实丈夫的印象，对呀，真的有股气味。她既不能说这气味来自厕所，因为离厕所还很远，而又必须装作像盲人一样，不能挑明尿骚味其实来自小男孩湿漉漉的裤子。来到厕所，本来不论女人还是男人都同意小男孩头一个进去，但男人们最后却不分紧迫程度，不论年龄大小一股脑儿挤进去了，里边是集体小便池，这种地方也只能有集体小便池，大便池也一样。女人们留在门口，据说她们忍受能力比男人强，但一切都有限度，所以过了一会儿医生的妻子说，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但是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倒是可以等；我也一样，医生的妻子说。一阵沉默之后，两个女人开始交谈起来。您是怎么失明的呢；和大家一样，突然间看不见了；在家里吗；不是，要不就是刚从我丈夫的诊所出去的时候；差不多吧；差不多，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刚出去不久；感到疼了吗；疼倒是没觉得，一睁开眼睛就瞎了；我不是；不是什么；不是闭着眼睛的时候失明的，我丈夫上救护车的时候我失明了；好运气；谁好运气；你丈夫，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这样，我也算有运气；是啊，有运气；您结婚了吗；没有，依我看从今往后再没有人结婚了；可是，这失明症太不正常了，不符合人们所知的科学，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假设我们的余生都将这样度过；我们；所有的人；一个盲人世界，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愿意想。斜眼男孩是头一个从厕所走出来的，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进去。他的裤脚卷到了腿肚上，袜子脱下来了。他说，我在这里。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摸去，第一次没有摸到，第二次也没有摸到，第三次才抓住男孩那犹犹豫豫向前伸着的手。不一会儿，医生出来了，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他们当中一个人问，你们在哪里呢；这时医生的妻子已经拉住丈夫的一只胳膊，戴墨镜的姑娘摸了摸，抓住了医生的另一只胳膊。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第一个失明的人没有任何人搀扶，后来才有个人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我们全都在这里吗，医生的妻子问道；腿上受伤的那个人还没有出来，他大便呢，丈夫回答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

国”。而散布在中原四周的各少数民族，一概被称为“四夷”，根据其方位，又被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当然是一种笼统的称呼。如同我们当年将所有高鼻子凹眼睛的人都称作“西洋人”一样，这种称呼中包含着惊讶、畏惧、蔑视等复杂感情，还有对外来文化不求甚解的傲慢态度。在中原人眼里，四夷均是未开化的野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即使是像楚国这样曾经受封于周王室的国家，因为长期居于蛮夷之地，也被视为蛮夷之国，在《春秋》前期的记载中，从来不称之为“楚”而称之为“荆”，这就好比日本人不把中国叫做中国，非要叫做支那，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反过来说，中国人不把日本叫做日本，非要叫做倭，也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然而，正是这些不被正视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一次又一次引起中原的战栗和震动。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周幽王年代的犬戎之乱，来自于西方的少数民族攻陷周朝的国都镐京，导致周王室东迁雒邑，由此拉开春秋时代的序幕。按照周礼的规定，礼乐征伐都是天子专享的权利。各诸侯国即使对四夷用兵，也要向王室报告，捉到俘虏则献给天子，由天子来警惧外来入侵者。这一规定，随着周王室的衰落，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前面提到过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向鲁庄公献戎俘，就是典型的“非礼”，被左丘明抓着小辫子数落了一通。谁也不能说左丘明批评得不对。但是，在外族入侵面前，周王室自身尚且难保，偏安雒邑之后，更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领导大家去征讨四夷，只能任由四夷肆虐中原。齐桓公既然以中原诸国领袖自居，主动担负起征讨四夷的责任，在客观上保卫了中原文明，就是大大的功德。至于献俘于鲁国这等芝麻小事，礼又如何，非礼又如何？想必周天子都不好意思提什么意见，何劳你左丘明搬弄是非？何等迂腐！公元前661年，北方的狄人大举进攻中原的邢国。据春秋时期的史料记载，狄人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支，分布地域很广，进攻邢国的狄人部落当属赤狄。管仲对齐桓公分析说：“戎、狄均是豺狼之辈，贪欲难以满足。中原各国，多为近亲，同根同种，不可见死不救。宴饮娱乐，有如鸩毒，不可以留恋。诗经上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请您立刻响应简书，发兵救援邢国。”所谓简书，是当年各诸侯国之间传递外族入侵信息的告急文书。因军情紧急，求援的书信写得很潦草，甚至来不及用绳子将竹简穿起来就送出去了，所以叫做简书。邢国有没有向齐国发送简书，史料并无记载。但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马上动员部队前去救援邢国。狄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在齐国军队赶到之前，已经将邢国劫掠一番，转而进攻卫国。这是典型的流窜作案，破坏性极大，很难对付。当时卫国的国君是卫懿公。这里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卫懿公的父亲卫惠公因为谋杀兄长急子和寿的罪行，于公元前696年被赶下台，逃到齐国投奔舅舅齐襄公。七年之后，齐襄公联合鲁、宋、陈、蔡等国，出兵讨伐卫国，帮助卫惠公重新夺回政权。但是，这个在列强刺刀的扶持下粉墨登台的复辟政权，一直没有被卫国人真正从心理上接受。据《史记》记载，直到卫惠公死后，卫懿公即位，卫国的大臣和百姓对这一家子仍然不感冒，而且“常欲败之”。但是，这位生来不被国人拥戴的卫懿公却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的爱心不是献给卫国的子民，而是献给他的宠物——鹤。鹤是一种可爱的动物，神态飘逸，能鸣善舞。古往今来，很多文人雅士都写下了关于鹤的美好篇章，松鹤延年更是中国水墨中长盛不衰的主题。宋朝有个叫林逋的人，甚至将鹤视为自己的儿子，同时将梅花视为自己的老婆，因此有“梅妻鹤子”之说，传为千古美谈。一个国君喜欢鹤，很正常，人们最多说他附庸风雅。一个国君喜欢鹤，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也正常，人们最多说他奢侈浪费。一个国君喜欢鹤，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将精力全部放在养鹤的事业上，因而不理朝政，就有点问题，人们会说他不务正业。要命的是，这位卫懿公不但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将精力全部放在养鹤的事业上，因而不理朝政……而且，他将养鹤和朝政混为一谈，给鹤定等级、封官位。地位最高者，享受大夫待遇，可以乘轩（大夫专用之车）招摇过市，卫人戏称“鹤将军”。当时卫懿公听说狄人入侵，十分紧张，连忙下令动员部队，整顿军备，准备迎战。他自己也顶盔贯甲，手持祖传的宝剑，带着几位大夫站在校场的检阅台上。没想到站了一上午，准备好的演讲稿在肚子里都烂了几回，各支部队才稀稀拉拉来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人呢？——报告主公，大伙听说狄人打来了，全都跑到城外山上的树林里去了。——咳，这都什么世道？外敌入侵，当兵的不打仗，跑到山上去当土匪哇？——报告主公，大伙说，打仗这事不靠他们。——不靠他们，那靠谁？——大伙说，您不是有鹤将军吗，请叫鹤将军去迎敌！我们这些草民，不敢和鹤将军争功。“这……”卫懿公尴尬地朝左右挤出一点笑，“这些人也真是，我就那么点爱好嘛，再说，我这爱好没妨碍别人嘛，没妨碍别人……”他的爱好确实没妨碍别人。可是，既然身为国君，就应当知道当国君是一件很没乐趣的事。即使有点正当的个人爱好，都最好藏着掖着，不要让人家看到，君不见，当年鲁隐公跑到棠地去看鱼，都被臧僖伯叽叽歪歪说了一大通？哪有像他这样明目张胆挑战国家公器的？卫懿公站在检阅台上发了好久愣，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方，宫中传来阵阵鹤鸣，那些清灵钟秀的羽族之物，想必正随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他长叹一声，将大夫石祁子和宁庄子叫到身边：“留守国都的重任，就拜托二位了。”他将自己佩带的玉玦交给石祁子，意思是让石祁子临危决断；又将一支箭矢交给宁庄子，意思是请他像利箭一样保卫国都。这两个人默默地接受了任务。卫懿公亲自率领为数不多的部队出城迎击狄人。据《左传》记载，卫懿公摆出的阵容是：渠孔驾驶戎车，子伯站在车右担任护卫，黄夷为前驱，孔婴齐殿后。这是一次自杀式的进攻。毫无疑问，卫懿公是一个昏庸的国君，但他这一刻的举动，多少为他洗刷了一丝耻辱。那些躲在山林中的卫国丁壮，纵使有一万种理由不为卫懿公作战，但是将自己的家园拱手让狄人劫掠，又于心何忍呢？卫国军队与狄军在荧泽相遇，卫军惨败。渠孔与子伯请卫懿公拔去戎车上的大旗，微服逃跑，万念俱灰的卫懿公长叹道：“我就算逃回去，又有何面目见百姓？”卫懿公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将自己当做活靶子吸引狄军的注意力，君臣几人最终全部战死。卫国史官华龙滑和礼孔成为狄人的俘虏。狄人一看这两个老头，精瘦精瘦的，带回去的话，既不能耕田，也不能养马，只能吃饭，当场就要把他们杀掉。两个老家伙也不慌张，砍刀架到脖子上了，才慢悠悠地吐出一句：“我们，杀不得。”据两个老家伙说，他们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卫国的“大史”。那个年代，大史不光写历史，还要负责国家的祭祀工作。“如果我们不向神祷告，神，就不会保佑你们。你们，也得不到卫国。”两个老家伙一本正经地说。就这样，狄人把他们两个给放回去了，要他们赶快向神祷告，保佑狄人得到卫国，并且说好，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华龙滑和礼孔回到城里，见到守城的石祁子和宁庄子，就说了两个字：“快走。”从双方的战斗力对比来看，狄人完全占据优势，卫军弃城而走，不失为自我保全之策。到了夜里，卫国人偷偷打开城门，全体将士百姓倾城而出。狄人得到了一座空城。这对他们来说，很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们需要的是粮食、女人、壮丁、金银财宝，而不是城池。如果没有掳获到足够的俘虏和财物，这一趟就等于白跑。因此，狄人又追踪上去，在黄河边将卫国人大杀了一阵，这才满载而归。狄人对卫国的入侵引发其他国家的人道主义救援。宋国首先派部队渡过黄河，趁着黑夜迎接幸存的卫国子民。这个时候清点幸存者，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在齐桓公和宋桓公的主持下，从共、滕两邑抽调居民四千余人，与卫国遗民凑足五千人之数，迅速开始了重建卫国的计划。前面说过，齐僖公的女儿、齐桓公的姐姐宣姜本来要嫁给卫宣公的儿子急子，却被卫宣公这条老淫虫捷足先登，成为了卫宣公的夫人。宣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寿被刺客杀死。卫宣公死后，小儿子朔则即位为君，也就是卫惠公。后来卫惠公被赶下台，逃到齐国避难七年。在这期间，宣姜又与卫宣公另一个儿子公子顽通奸，并生了一堆儿女。关系虽然很乱，生下的这堆儿女现在却可以派上用场了。老大是个女儿，嫁给舅舅齐桓公做小妾，被称为齐子，也就是齐国的长卫姬，深受齐桓公宠爱。齐桓公如此仗义地帮助卫国重建，很难说有没有被吹过枕边风。老二公子申，在卫国重建的计划中，被任命为新一任卫国君主，也就是戴公。在齐桓公的主持下，各诸侯国出钱出力，借曹国的地盘为戴公修筑宫殿和城池。可惜，戴公无福消受，不久就去世。老三继承了老二戴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卫文公。老四是个女儿，嫁给了宋桓公，成为宋桓公夫人，也就是著名的宋襄公的母亲。宋桓公积极派部队迎接卫人，参与卫国重建，多半也与这位夫人有关。老五也是个女儿，嫁给了许穆公，在《左传》上被称为许穆夫人。在齐国、宋国热火朝天地帮助卫国重建的时候，许国却一直袖手旁观，没有任何表示。对此，许穆夫人非常郁闷，作了一首《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而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而不臧，我思不閟（bì）。陟彼阿丘，言采其蝱（máng）。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我行其野，芃（péng）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有我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诗中之意，既痛心于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相比齐桓公、宋桓公两位姑爷的阔绰，这位许穆公实在是寒碜了点，也难怪老婆抱怨。但是，如果考虑一下许国的实际情况，他不参加卫国重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许国国小，人少，还有过一段被郑国统治的经历（郑庄公死后，郑国军队如约撤离许国，恢复了许国的独立），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哪有银两去支援卫国建设？这事给男人们一个教训，自身实力不强的话，娶老婆之前最好先看看老婆的姐妹嫁得好不好，如果遇上一两位财大气粗又出手大方的连襟，这辈子都别想在老婆面前抬起头来了。齐桓公派公子无亏带兵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保护卫国的新朝廷，赠送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只，还有建筑材料一批，连卫国国君一家穿的衣服、布料甚至连女眷乘坐的车马都一一馈赠。老三卫文公倒是很对得起两位姐夫的照顾，他穿着粗布短衣，与五千子民同甘共苦；大力发展农、工、商业，提供优惠政策，搞活经济；尊师重道，加强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大胆任用贤能之士，同心同德，共建卫国的未来。短短两三年，卫国的实力大增，从重建之初的革车三十乘，突飞猛进地发展到三百乘。狄人在卫国尝到了甜头，不愿意回到北方的严寒之地，稍事休整之后，于公元前659年再一次入侵邢国。齐、宋、曹三国军队开到邢国的聂北，一方面是为邢国打气助威，另一方面则是审时度势，以待战机。但是没想到，邢国人在狄人面前不堪一击，部队很快崩溃，邢国人纷纷跑到聂北投靠联军。不难发现，齐桓公作为当时天下的霸主，面对狄人的入侵，虽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自始至终，齐国的军队没有一次和狄人正面交锋的经历。公元前661年救邢，齐人慢半拍，狄人已经横扫而去；公元前660年救卫，还是慢半拍，卫懿公战死，卫都沦陷；这一次再救邢，三国联军作壁上观，直到邢国崩溃，狄人劫掠一空，才象征性地追击了一阵。齐桓公为什么始终不愿与狄人交锋？笔者在此大胆猜测，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北方少数民族战斗力极强，大部队交锋的话，中原军队胜算不大。回想当年，北戎入侵齐国，齐僖公还向远在河南的郑国求援，畏敌之深，可见一斑；而郑庄公派了世子忽带兵前往，斩首三百，就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战果了。一年前狄人入侵卫国，不但突入卫国首都，更将其国民杀得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宋桓公派兵渡河迎接卫国遗民，也只敢在夜里偷偷行动，生怕狄人发觉。以现在齐国军队的实力，不至于害怕与狄人交战，但绝无完胜的把握，齐桓公和管仲不想打无把握的仗，所以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战略。第二，狄人来去如风，目的不是攻占城池，而是劫掠人口与财物。齐桓公率领的中原联军即使有把握一战，也不一定能求战得战，狄人很可能避其锋芒，等联军退后再卷土重来。往复数次，则中原疲惫，而狄患犹存。所以，齐桓公组织中原诸国救援邢国，更多是为了表现一种团结抗战的姿态，既提高了齐国的威望，又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狄人。当然，作壁上观不等于袖手旁观。经过狄人的扫荡之后，邢国国都一片断壁残垣，惨不忍睹。齐桓公再一次扮演了战后重建者的角色，协调各诸侯国出钱出力，在夷仪为邢国建立新的城池。与此同时，诸侯为卫国新建的都城楚丘也接近完工。公元前658年，卫文公带领子民迁入楚丘，结束了流亡生涯。据冯梦龙说，卫文公重新立国，对齐桓公这位舅舅加姐夫（这都什么关系）十分感激，写了一首《木瓜》之诗相赠：〖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如果没弄错的话，这《木瓜》所写的是男女之间的情窦初开，如果用来形容两国之间的关系，未免太肉酸。还是那句话，有没有这回事，咱们姑妄听之。《左传》记载齐桓公帮助邢、卫复国的事：“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意思是说，邢国人迁到夷仪，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般开心；而卫国人进入楚丘，如同没有经历过亡国灭种的危机。帮人帮到这个份上，无论如何值得表扬一下。【什么风都不如枕边风】周，原来只是商朝政权统治下的一个小诸侯国，或者说一个小部落也未尝不可。在周文王和周武王年代，周通过“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等手段，励精图治，不断扩大影响力，终于联合其他诸侯与部落，在牧野一举打败商朝大军，并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各国的共主。但是，必须看到，周武王之所以能够打败商纣王，是依靠了诸多受商朝压榨的诸侯部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即位的第九年，在盟津大会诸侯，商量讨伐商朝的大计，与会诸侯多达八百人。没有这些盟友的支持，单靠周的力量，完全不可能与商朝抗衡。牧野一战无疑奠定了商朝灭亡的基础。但是，牧野之战并非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是仅仅在一天之内就结束了。一战定胜负，虽然简单快捷，但也意味着，商朝虽然灭亡，它的贵族势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损伤，对于周政权来说，仍然是一个极具威胁的群体。为了解决这一威胁，周王室除了分封了一大批同姓诸侯国，还将一批异姓贵族分封到新的土地上，用以加强对商朝遗民的监控。对于投降的商朝贵族，周王室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一是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封为宋国国君，使其仍然祭祀商朝的祖先，以安抚商朝遗民；二是将商朝的士族交由姬姓诸侯带到封国去，使其成为这些诸侯国的“国人”，甚至卿大夫阶层。这样既可以消除他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

子把门打开了，气味更加呛人；这气味确实很不好，丈夫说；你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沿着走廊往前，里边越来越暗，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好像被人拖着往里走。充满腐臭味，空气好像变得黏稠了。半路上，医生的妻子一阵阵作呕，在干呕的间隙，她想，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呀，离通往地下室的金属门越来越近，她嘟嘟嚷嚷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恶心让她头昏脑涨，刚才没有发现最里边模模糊糊闪着火光。现在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小小的火苗在两扇门的缝隙中跳跃，就是楼梯门和运货电梯门。又一阵呕吐，这一次十分厉害，她胃中翻江倒海，难以支撑，摔倒在地。舔泪水的狗发出一声长嚎，接着吠叫起来，凄凉的叫声仿佛永远不会停歇，在走廊里回荡，似乎是地下室的死者们最后的哀鸣。丈夫听到了呕吐声干呕声和咳嗽声，竭尽全力跑过去，绊倒了，爬起来，又绊倒了，最后总算抓住妻子的胳膊，出了什么事，他哆里哆嗦地问；妻子只是说，把我带走，快，让我离开这里；自从失明症出现以来，这是头一次由他领着妻子，领着妻子，不知道领到哪里，只想领着她远远离开这两扇门，远远离开他看不见的火苗。两个人走出走廊，妻子的神经一下子崩溃了，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这样的泪水是无法擦干的，只有时间和疲劳能使它渐渐减少，因此那条狗没有靠近她，仅仅舔了舔她的一只手。出了什么事，医生又问，你看到什么了，他们死了，妻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到底谁死了呢；他们，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安静一下，等能说话的时候再说吧。过了几分钟，妻子说，他们死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打开门了吗，丈夫问；没有，我只看到门缝里有冥火，一闪一闪，紧攥着门缝在那里跳舞，不肯松开；那是腐尸产生的磷化氢在燃烧；我想是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大概他们发现了地下仓库，沿楼梯涌到下面去找食物，我还记得，在楼梯那些台阶上容易滑倒，一个人滑倒以后所有人都跟着滑倒，可能他们没有走到想去的地方，或者走进去了，但楼梯被后去的人堵塞，他们回不来了；可是，刚才你说门关着；肯定是其他盲人关上的，把地下室变成了巨大的坟墓，而我对这件事负有罪责，我拿着那些塑料袋快步离开这里的时候，他们怀疑我带的是食物，于是就去里边找；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是从其他人嘴里抢来的，我们抢得太多了，就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从根本上看，我们所有人差不多都是杀人凶手；这是苍白无力的自我安慰；我实在不想让你在艰难养活这六张实实在在而又无用的嘴的时候还因想象中的罪过自责；要是没有你这张无用的嘴，我怎能活下去呢；你会为了养活家里那另外五张嘴而继续活下去；问题是还能养活多久；不会很久了，到一切都用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到田野里去寻找食物，从树上摘各种果实，杀死所有能捉到的动物，当然，要在这里的狗和猫吞噬我们之前。舔泪水的狗没有作任何表示，此事与它无关，这是近来它变成了舔泪水的狗使然。医生的妻子几乎已经拖不动两只沉重的脚，刚才的刺激耗尽了她的力气。走出超市以后，妻子极度虚弱，丈夫双目失明，谁也说不清两个人是谁搀扶着谁。也许因为阳光太强，医生的妻子感到一阵眩晕，以为要丧失视力，但她没有害怕，只不过是头晕，没有摔倒，也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她必须躺下，合上眼睛，喘一口气，如果可能的话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分钟，镇定下来，肯定能恢复体力，必须恢复体力，塑料袋还空着呢。她不肯躺在肮脏的人行道上，宁肯死去也不返回超市。她望望四周。马路对面不远的地方有座教堂。里面一定有人，正如所有地方一样，不过，大概是个休息的好去处，至少从前是这样。她对丈夫说，我要恢复一下体力，你把我送到那边去吧；那边，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搀着我，我告诉你怎样走；那是什么地方；教堂，只要躺一会儿，我就可以完全换个人了；好，走吧。进教堂要上六级台阶，请注意，六级台阶，医生的妻子费了很大力气才上去，还要给丈夫指路。教堂的大门敞开着，这帮了他们的忙，即便有一扇普普通通的门关着，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到了门槛前，舔泪水的狗停下来，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这是因为，尽管近几个月来犬类行动自由自在，但在头脑中一代复一代遗传下来一个远古的禁令，这项禁令不准犬类进入教堂，可能这要怪古代流传下来的另一部基因法典，它规定，狗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划定它们的势力范围。在一些圣徒被宣布成为圣徒之前，舔泪水的狗的先辈们曾为他们舔舐肮脏的伤口，出于仁慈，出于最大公无私的仁慈，但先辈们的这些善举和忠诚的效力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哪一个乞丐能成为圣徒，不论他身上和灵魂上有多少伤口，不论这些伤口狗的舌头是不是能够触到。现在，舔泪水的狗闯进了这块圣地，门开着，没有看门人，更加强有力的理由是，流眼泪的女人已经进去了，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去的，一边走一边对丈夫重复同一句话，扶着我。教堂里挤满了人，几乎找不到一块空地方，甚至可以说，这里没有一块石头能让她的脑袋在上面歇息，舔泪水的狗又一次帮了忙，它吠叫了两声，向前冲了两次，这样做全无恶意，但总算使人们让出了一块空地方，医生的妻子再也支撑不住，倒在那里，终于完全闭上了眼睛。丈夫摸了摸她的脉搏，跳动正常，只是稍稍微弱一些，随后他又试图让妻子坐起来，现在的姿势不好，必须使血液迅速向大脑回流，增加脑部血液补给，最好的办法是坐起来，把头伏在两个膝盖之间，应当相信大自然，相信重力的作用。几次努力失败之后，他最后终于把她扶起来了。过了几分钟，医生的妻子深深叹了口气，又稍稍动了动，开始恢复知觉。现在还不要站起来，丈夫对她说，再这样低着头休息一会儿。但是，她觉得自己好了，不再眩晕，眼睛已经隐隐约约看见铺在地上的石板，在此之前，舔泪水的狗为了让她卧下，用力在地上刨了三下，所以那几块石板还算干净。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望望细细的柱子，望望高高的拱顶，证明血液循环稳定可靠，然后才说，现在我感觉很好，不过在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疯了，或者是眩晕过后产生了幻觉，她的眼睛看到的不会是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男人的眼睛被一块白布捂住了，旁边一个女人的心被七把宝剑刺穿，眼睛上也捂着一块白布，不仅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如此，教堂里所有的偶像都被捂住了眼睛，塑像是被一块白布缠住头部，画像则用白色颜料重重地涂抹，那边有个女人正在教女儿读书，她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拿着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蓄着长长胡须的老人手里拿着三把钥匙，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被无数支箭射中，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盏燃着的灯笼，她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男人的手部脚部和胸部受伤，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头狮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和一只绵羊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只雄鹰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持长矛，制伏了一个倒在地上，头上长角，脚上长羊蹄子的男人，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中拿着一个天平，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谢顶的老人手中拿着一朵白色百合花，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老人拄着一把出鞘的宝剑，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与一只鸽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与两只乌鸦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只有一个女人的眼睛没有被捂住，因为早已经被剜下来放在她手中的银盘子里。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你一定不肯相信，教堂里所有偶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太离奇了，这是为什么；我怎么知道呢，可能是某个教徒知道自己要和其他人一样失明，对信仰感到绝望，干出了这种事，也可能是这里的神甫干的，也许他正是这样想的，既然盲人看不见偶像，那么偶像们就该看不见盲人；偶像看不见；你错了，偶像们用看他们的那些眼睛看，只不过现在所有的人都失明了；但你仍然看得见；我会越来越看不清，即使不丧失视力，我也会一天比一天瞎，因为没有人看我；如果是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呢；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这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假设，唯一一个能使我们这悲惨处境具有某种尊严的假设，我想象那个人从盲人世界走进这里之后，觉得自己也要失明并回到那个世界中去，我想象这里有一扇扇关着的门，一个被遗弃的教堂，一片寂静，我想象一个个塑像，一幅幅画像，我似乎看到他从这个跟前走到那个跟前，之后爬上神龛，用布条裹住他们的眼睛，再打两个结，以免布条松开或者坠落，用两只沾上颜料的手在画像上涂抹，使它们所在的白色黑夜夜色更浓，这位神甫大概是所有时代所有宗教中最大的亵渎圣物者，最公正最激进的人类，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最后宣布，上帝不值得一看。医生的妻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便有个人说，这是什么话，你们是什么人；和你一样，是盲人，她说；可是，我听见你说你看得见，这是说话的习惯，难以改变，以后不知道还要说多少次；你说偶像们的眼睛都被捂上了，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如此；既然是盲人，你怎么知道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做，也会知道，去用手摸摸吧，手是盲人的眼睛；你为什么那样做呢；我想，我们已经落到这般地步，一定还有人会失明；你说是这座教堂的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这又是怎么回事，对于他，我非常了解，他不会干出这等事来；永远不能事先知道人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来，必须等待，耐心等待，时间决定一切，时间是坐在牌桌对面的伙伴，他手中有各种牌，我们必须想法打出与生命同样的牌，我指的是我们的生活；在教堂里谈打牌是罪孽；如果怀疑我的话，你就站起来，用手去摸摸；你敢发誓说偶像的眼睛真的都被捂上了吗；你觉得发什么誓才行呢；以你的眼睛发誓；好，我以我的眼睛和你的眼睛发两次誓，真的吗；真的。这番谈话被离他们最近的盲人们听到了，无须说，不等刚才的誓言得到证实，消息便传开了，从一张嘴到另一张嘴，低语声渐渐变了口气，先是狐疑，然后是不安，接着又是狐疑，糟糕的是人群当中有许多人迷信并且善于幻想，圣像们都失明了，他们那仁慈而屡屡忍受痛苦的目光只能看见自己的失明。这个想法很快变得难以忍受，无异于有人来告诉他们诸神像被活着的死人包围，只要听到一声喊叫，立即喊声四起，所有人都吓得站起来，被恐惧推向教堂门口，我们知道的混乱状况在这里重演了，由于恐惧比吓得屁滚尿流的人那两条腿快得多，所以逃命者的两条腿总会相互绊在一起，盲人更是如此，于是突然倒在地上，恐惧对他说，站起来，快跑，他们要来踩死你，他很想站起来，很想快跑，但别的人已经跑过来，也跌倒了，身体与身体摞在一起，个个想多长几只胳膊好挣脱出来，多长几只脚赶紧逃命，面对这极端混乱的局面，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不笑出声来。外面那六层台阶成了悬崖峭壁，但毕竟摔得不厉害，常常跌跤的人腰板硬，落地本身就是种安慰，我不再离开这里了，这是第一个念头，在致命的情况下也是最后一个。同样一成不变的是，一些人利用了另一些人的不幸，这一点早已清清楚楚，从世界开端的那天起，继承人与继承人的继承人之间就是如此。这些人不顾一切地争相逃命时把所带的东西丢在了身后，等需要战胜了胆怯，再回到这里，将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法分清哪是我的，哪是你的，除了这个难题，我们还将看到，原来那点食物中有一部分不见了，莫非这一切是那个说神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的女人所施的诡计，某些人过于卑劣，竟然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抢劫可怜的人们仅余的一点食物。啊，这是舔泪水的狗的过错，看到院子里空了，它东闻闻，西闻闻，这番努力没有白费，收获颇丰，这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但也可以说，它指明了矿藏的入口，结果医生的妻子和丈夫离开教堂时手中的塑料袋一半已经装满了，并且对其偷窃行为毫无歉疚。如果能利用上拣来的东西的一半，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而对另外一半，他们会说，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吃这些东西，即使灾难降临在所有人头上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生活得更糟。两个人以各自的方式讲述这些事的时候，伙伴们既害怕又悲伤，但值得注意的是，也许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医生的妻子没能告诉他们她在地下室门前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觉，矩形门里惨白色的火苗在摇曳，沿楼梯下去就是另一个世界。偶像被捂住眼睛强烈地震撼着所有人的想象力，尽管方式各不相同，以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为例，从他们脸上看到的是气恼，他们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不恭之举。他们全都失明了，这里指人类，完全是命中注定，他们本人没有过错，谁也不能逃过这场灾难，但是，他们觉得，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捂上圣像的眼睛，那就成为不能饶恕的罪行了，假如是教堂的神甫所为，则更是如此。戴黑眼罩的老人所发的议论大不相同，我知道你会感到惊讶，但我想到了博物馆里的展廊，所有塑像的眼睛都捂住了。这倒不是因为雕塑家不想雕刻石头上该有眼睛的地方，而是被捂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用布捂住了，好像只有一种失明症还不够似的，有时候这会让人增加浪漫的风度，奇怪的是，我戴的这个眼罩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说完，他笑了，仿佛在嘲笑刚才那番话，嘲笑自己。至于戴墨镜的姑娘，她只是说不希望在梦中看到那倒霉的展廊，她做的噩梦已经够多了。他们吃了饭，饭很糟糕，但这还是现有食物中最好的，医生的妻子说，找食物越来越难，也许应当离开城市，到农村去生活，那里的食物至少新鲜，大概有无人看管的奶牛和绵羊到处游荡，我们可以挤奶喝，还有井水，我们想做什么饭就做什么饭，问题是找个好地方，后来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意见的热情程度不同，但大家都明白，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毫无保留地对此表示高兴的是斜眼小男孩，可能外出度假给他留下的美好回忆还在。吃过饭就躺下睡觉，早在隔离检疫的时候就一直这样，经验告诉他们，身体呈躺卧姿势确实能忍受饥饿。晚上没有吃饭，只有斜眼小男孩得到了一点让嘴消磨时间和欺骗食欲的东西，其他人坐起来听医生的妻子读书，至少精神不会抱怨缺乏营养，糟糕的是身体的虚弱有时让头脑心不在焉，这倒不是由于对知识不感兴趣，绝对不是，而是大脑不知不觉滑向半昏睡状态，就像动物准备进入冬眠，再见吧，世界，因此，听众们轻轻合上眼皮的情况屡屡发生，他们开始用灵魂的眼睛伴随书中的情节跌宕，直到某个强有力的情节，而非仅仅是硬皮书合上时发出的声响，把他们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唤醒，医生的妻子就是如此温文尔雅，不想让他们发现她知道听众没有沉思遐想，而是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似乎是悠悠然进入梦乡，其实不然。不错，他合上了眼睛，模模糊糊听到医生的妻子读书，但是，大家都到农村生活的主意使他不能入睡，他认为远离自己的家是个严重的错误，不论那位作家多么和蔼可亲，还是应该偶尔到那里看看，提防他一点为好。所以，第一个失明者非常清醒，如果还需要别的证据说明，那就是他眼睛里令人头晕目眩的白色，可能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变成黑色，而没有任何人能够同时既醒着又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以为终于消除了这个疑团，就在这时候，眼皮里面突然变得漆黑一片，我睡着了，他想，可是，不对，没有睡着，仍然听得见医生的妻子的声音，斜眼小男

十日，李适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财全部归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仓部掌管，同时撤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位。一个月后杨炎又借着刘晏奏疏不实的罪名，暗中上疏弹劾刘晏，结果李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那个时候崔佑甫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再无力保护刘晏。史料上没有关于刘晏被贬后对杨炎有什么反击的记载，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是杨炎在搞鬼，但是对于杨炎而言，使刘晏被贬只是他报复刘晏的第一步。而终极目的则是置刘晏于死地！崔佑甫在世时，杨炎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崔佑辅去世后，当时朝廷没有人再能制衡杨炎，刘晏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两税法的实行让杨炎在朝廷之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进而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史料记载从崔佑甫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之时，杨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朝廷首席宰相，开始大权独揽。崔佑甫去世后杨炎更是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刘晏虽然已经被外贬，不再对杨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杨炎那狭小的心胸，始终因自己前程曾经差点毁在刘晏手里而耿耿于怀。现在刘晏已经与自己不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杨炎并不认为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相反他却认为不能让对手有丝毫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在崔佑甫去世一个半月后，杨炎秘密指示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说他在忠州致信朱泚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泄愤的话，并且诬陷刘晏在忠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抗拒朝廷。杨炎这次之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而让庾准充当马前卒，是因为他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再一次亲自上阵诬告刘晏，很可能会引起皇帝陛下的反感，而忠州正好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相比自己而言，庾准作为刘晏的主管领导，他的话更具可信性。当然，杨炎在这中间并不是只充当一个幕后操纵者，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证明人。“杨相，你认为庾准的上奏属实吗？”“臣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庾准的上奏确实属实，看来先前刘晏和黎干等人意图谋反的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李适向杨炎求证时，杨炎不慌不忙地说了上述那些话，最终他也没有忘记撩拨起李适先前对自己状告刘晏意图谋反的记忆。话语来去之间，刘晏命运已经决定。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出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任务是缢杀刘晏。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最终就这样被谗杀，谁也不能否认刘晏的才能，然而这个才学之士却倒在了政治斗争中，倒在了一个气量狭小却位高权重的人手中。分析整个事件，刘晏之所以最终被谗杀，除了杨炎“居功至伟”之外，与当时帝国财政改革的成功后，皇帝李适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李适本就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应该说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到了他这里，由于实行了财政改革和两税法，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机，但这仅仅是万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在没有经过什么历练的李适看来，这已经是莫大的成绩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先祖李世民、武则天甚至李隆基那样对国家形势有客观全面冷静的认识，所以刘晏之死表面看是杨炎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李适那里。没关系！李适！初继大统的你或许还需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如凤凰一样展翅飞翔，现在你最需要做的是通过误杀刘晏这件事来反思自己。这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刘晏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刘晏。更何况宰相杨炎的才能比之刘晏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李适或许反思出杀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但他却用另一个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最终让他丧失了继位初年开创的良好局面。杨炎之死谗杀刘晏最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让杨炎很是得意，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随着刘晏被杀，很多人开始为这位理财家鸣冤叫屈起来。杨炎本以为很多人嫉妒刘晏的才能，现在刘晏被杀，这些人应该额手相庆才对，然而事实却出乎杨炎的预料，当时很多人纷纷上疏李适为刘晏鸣不平，这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同样也包括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例如，时任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的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上疏李适，谴责杨炎这种背地里捅刀子的做法，而且李正己和田悦提出了一个让李适很是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那他们这些安史旧部难道会比刘晏的结局还好吗？可以说当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谴责杨炎为刘晏鸣冤的行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让皇帝李适和杨炎备感压力。而这也是杨炎从未想到的。杨炎聪慧过人，这不假，但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或许是摸不透皇帝陛下的想法，或许是急于表白自己，杨炎在没和皇帝李适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杨炎派遣自己的心腹分别前往各地，假借宣慰的名义，然后秘密向地方节度使散布说，刘晏以前就想谋反，而且想让先帝立独孤氏为皇后，是皇帝自己讨厌刘晏，才将他杀死。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本就性情急躁的皇帝彻底愤怒了！现在舆论矛头全都指向我，老子没说什么心甘情愿地顶着压力，你杨炎凭什么干这种念完经打和尚的勾当？据《资治通鉴》记载，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适和杨炎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李适心中有了杀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上闻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不过李适虽然没有发作，但他还是变相地给予杨炎警告，那就是将杨炎调任为中书侍郎，虽然杨炎的宰相之位依然保留，但显然李适的潜台词是杨炎已经不再是宰相班子的专有人选。对于李适而言，能够保持如此的克制冷静已经实属不易。换句话说，杨炎已经在鬼门关前免费旅游了一趟，只是他还能买到返程的车票。对于皇帝陛下的警告，以杨炎的精明，应该能够读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炎似乎并未收敛自己，直到他的克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克星的名字叫卢杞。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乃开元年间宰相卢怀慎之孙。父亲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打进长安，卢奕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最终被叛军杀害。作为烈士之子，朝廷理所当然地要为卢杞谋个好官位，他历任解褐清道率府兵曹、监察御史、鸿胪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等官职。史书记载，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让人看起来十分畏惧，但这个人口才很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说出的话很有感染力，所以深得皇帝李适的赏识，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升任御史大夫，统领京畿观察使。很多人都认为卢杞会继承其祖父的柔和风范以及父亲的刚正不阿，但事实上卢杞和他的祖父、父亲在人品上相去甚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对于卢杞的人品，当时郭子仪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姬妾都跟在身边，唯独接见卢杞时，郭子仪屏退所有的侍妾，当时郭子仪的家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给出的答案是：卢杞面貌丑陋，妇道人家看见了会忍不住嘲笑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定会记仇，将来有朝一日他得了志，咱们郭家就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了。事实证明，郭子仪不仅能看穿卢杞的本质，同样他也很准确地预测到了卢杞定会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在升任御史大夫几天后，卢杞再次被李适提拔，升任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功进入宰相班子。和杨炎比起来，卢杞无论从外在形象上，还是内在学问上，都与杨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杨炎经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卢杞，这让卢杞的心中很是不爽，而卢杞恰恰是和杨炎同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心胸狭小，不过卢杞却比杨炎更加阴险狡猾，正像郭子仪评价的那样，凡是对卢杞稍有不从的人，他肯定会置人于死地。现在皇帝李适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而杨炎又得罪了有仇必报的卢杞，杨炎的前程已经笼罩了一层阴云，但是杨炎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似乎依然没有警觉。这其中最能证明杨炎在政治上疏忽大意的便是梁崇义反叛事件。梁崇义本来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下，来瑱被杀后其部将共推梁崇义为帅，梁崇义趁着朝廷无暇顾及自己，在襄、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实力逐渐扩大。一直到李豫即位后，梁崇义的辖区俨然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不仅拥兵数万，而且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势力结成同盟，但是在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李适继位后曾经多次招抚梁崇义，但梁崇义因为有着田承嗣、李正己这些藩镇大佬的庇护，对朝廷的招抚并不感冒，性情急躁的李适于是开始变脸，准备动用武力讨伐梁崇义。当时朝廷兵力单薄，所以讨伐梁崇义只得依靠其他藩镇势力，在遍观所有藩镇之后，李适选中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所以选中这个人是因为其养父李宝臣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将其养父驱逐，夺取了他的位置。虽然李希烈驱逐李宝臣是其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李宝臣庇护梁崇义。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同时兼任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负责督导诸道军队讨伐梁崇义。李适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就在他正要让人起草任命的诏书时，杨炎偏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李宝臣本名）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信任，以至于无人能和李希烈的地位相比。但李希烈大逆不道竟然驱逐了养父董秦，夺取其权位，这个人凶狠残暴，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守法令，如果他要是讨平了梁崇义，陛下将来如何能够控制住他？”明眼人可以看出，杨炎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李希烈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证明，杨炎还是很有预判性的。但这个世界上真话不一定就能够让人接受，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情急躁，想做一件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儿，杨炎的话无异于是一盆冷水浇上头顶。“爱卿的话朕会仔细思考的。”李适想找个台阶糊弄过去，但杨炎却偏偏认死理儿：“依臣看来，陛下绝不能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这事关大唐帝国的安危啊！希望陛下三思！”“梁崇义对朝廷大不敬，如果就此纵容他，才事关我大唐的安危！”李适说完后，不等杨炎开口继续争辩，就起身回到后宫。只剩下杨炎站在原地哑口无言。事实上早在杨炎从道州司马的任上重新回归朝廷的时候，在路过襄阳时，他就劝说梁崇义尽早归降朝廷，但梁崇义没有听从。后来杨炎又派心腹李舟前往襄阳劝说梁崇义，结果被严词决绝，李舟连襄阳的城门都没进去，就被梁崇义轰了回来。我们不能否认杨炎在梁崇义事件上所做的努力，但杨炎有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他极力劝说梁崇义这件事，并没跟皇帝李适讲清楚，当时朝廷的人只知道杨炎去过襄阳，具体他和梁崇义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一直到梁崇义抗拒朝廷的招抚，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杨炎在背后搞鬼。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儿没有办好！在我看来，杨炎之所以从朝廷第一红人而急速坠落为让皇帝厌恶的人，除了在刘晏事件上，杨炎一脚将李适踹到前台，让李适心生杀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杨炎并没有看透在官场中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的道理。事实上谗杀刘晏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杨炎自毁长城的表现，他的屠刀虽然斩掉了刘晏的头颅，同样也斩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至少在那件事上舆论已经对杨炎颇为不利。属于杨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杨炎却当局者迷，依然无视皇帝李适的警告，还将自己看作皇帝陛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造成杨炎悲剧结局的内因。更何况还有睚眦必报的卢杞这个外因。很长时间以来，卢杞对于杨炎轻视自己心中早已怨恨不已，只是由于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必须学会隐忍。暂时的忍耐绝不是软弱，而是为了更强地发力，精明的卢杞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而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对于君子还是小人，这句话都适用。李希烈接受皇帝李适的加封后，开始统领大军讨伐梁崇义，但老天爷偏偏不给力，连日的阴雨天让李希烈的大军受阻，无奈之下李希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就这样在半路上耽误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急躁的皇帝开始牢骚满腹。当时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李适不知道李希烈停留这么长时间不进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因为内心有什么想法，就在李适无所适从时，卢杞的话让李适瞬间豁然开朗。“陛下！李希烈之所以徘徊不前，依臣看来天气原因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想一想，杨炎阻止陛下任用李希烈，李希烈一定会怨恨杨炎，可是现在杨炎依然身居宰相之位，李希烈的心里能痛快吗？陛下何必为了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而坏了当前建功的大事，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的宰相之位来换取李希烈的高兴，等讨平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妨害啊！”“爱卿所言极是啊！就依爱卿所说的办吧！”李适丝毫没有犹豫，瞬间就决定了杨炎的命运。建中二年（781年）七月三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的宰相之位，改任尚书左仆射。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杨炎再也没能回到宰相班子之中。和先前杨炎诬陷刘晏比起来，卢杞整人的手段技高一筹，在和李适的对话中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贤者、一个为皇帝陛下分忧的智者，然后利用李适的急躁情绪在无形之中将杨炎踢出了宰相班子。应该说卢杞这一招已经算是狠狠地报复了杨炎，但对于一个视整人为游戏的人来讲，卢杞还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杨炎谗杀刘晏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和刘晏同样的道路。而从舆论角度来讲，他比刘晏结局更惨，刘晏死后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杨炎却是被人幸灾乐祸。前边我们大略地分析过导致杨炎由朝廷第一红人急速坠落为千夫所指的内因和外因，但在我看来，导致杨炎最终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是他处理修建家庙事件不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炎准备在曲江畔修建家庙，就拜托河南尹赵伯惠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宅院卖掉，但赵伯惠却建议杨炎将宅院卖给自己，结果杨炎同意了。当时地方主管官员购买自己辖地的物产属于变相勒索贿赂，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不仅仅是杨炎和赵伯惠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有人真的去管。但这一次到了杨炎和赵伯惠这里，偏偏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件事。时任御史大夫的严郢就上疏弹劾赵伯惠，说他是买杨炎的宅院是为了从中贪图厚礼，而且杨炎身居高位也不应该纵容赵伯惠这样做。事实上严郢本可以不站出来揭发这件事，而之所以他要站出来，是因为杨炎做宰相的时候，很是讨厌严郢，将他从京兆尹的位置上调到了大理卿的闲职位置上，最后还是得到卢杞的保荐，严郢才当上御史大夫。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严郢站出来揭发这件事情是受了卢杞的指使，但卢杞当时作为首席宰相是最有权处理这件事的，而且从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卢杞是幕后操纵者。卢杞让大理正田晋依法调查这件事，田晋给出的结果是：按照律令要求，地方官员购买辖地物产从中取利的，按照勒索罪处理，应当撤职。没想到田晋将调查结果报告卢杞后，却让他自己先丢了官，被贬为衡州司马。显然田晋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撤职处理不是卢杞想要的结果，仅仅是撤职，怎么能够小事化大呢？结果卢杞换了其他人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出的结果是：赵伯惠应该被判处绞刑。这下卢杞满意了！不过虽然案子的审理结果达到了卢杞的目的，但在这其中该怎样对待杨炎，这才是卢杞着重思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在赵伯惠购买宅院这件事情上，杨炎该当什么罪名。换句话说，从法律角度而言，杨炎是无罪的，但卢

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曰毛片网战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一年多后，仗打完了。简单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立宪！立宪！立宪派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吴樾暗杀案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

声木：《苌楚斋随笔》第五卷，第1页；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9—851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28页。?当安庆陷落时，余阙自杀，他的妻儿也都投井自尽。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955页。?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他指责这个暴君的暴行。纣王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今欲一观”，然后让人在王座前将比干剖腹观心，并把他的遗骸腌制起来。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26页；劳伦斯·A·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37—38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5—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1653年7月11日，赐地供祭。皇帝还令金之俊为崇祯创作了一首哀乐。《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5—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冈本跻：《转折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道德危机》，第10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1655年3月6日，皇帝下诏命礼部会同院部等详定褒恤明末殉难官员之事。魏裔介时为兵科都给事中，应诏上书，其主旨与他以前的言论完全一致，把忠孝与天地赖之以存在那种力量联系了起来：“有忠臣孝子，则有人伦；有人伦，则天地赖以不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7页。魏裔介还讨论了纪念殉难之臣的有关细节，包括如何找到他们的遗体，发现他们死节的地点，以及造立石碑和选定现有的祠庙来纪念他们等等。同上书，第28页。在这些年里，顺治越来越强烈地把自己等同于崇祯皇帝。1657年他向工部颁令说：“朕念明崇祯皇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李清：《三垣笔记》卷中“补遗”第1页。后来，顺治曾亲自祭扫崇祯陵墓，失声哭泣，呼道：“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同上书，第2页。在这种情况下，顺治也必定关心起明陵被冷落的状况。就在永乐皇帝陵墓正门的一个亭子里现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1659年12月30日的一个敕令。皇帝在敕令中说，由于看到明陵颓败的状况，他决定命令工部修复明陵，此后他还将每年一二次派遣臣僚进行检查，以确保明陵完好无损。?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12页。早在这年秋天，即1652年9月，就有几位朝廷大员因受贿过多，超过了可以接受的限度而遭弹劾。吴惟华被劾受贿逾万贯；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被劾受贿逾2万贯；工部的顾大申被人告发受贿逾40万贯。当时朝廷定制，臣僚受贿逾10贯，论笞。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2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1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同上。?《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4页。?同上书第七十卷，第24—25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其他八人是高思敬、高三、王国祯、顾麟、槐启樟、李之栋、李东明和刘文登。李运长待李三如叔伯，待李三的侄子李天凤如叔伯兄弟，收李天凤的儿子李纂为义子，充官监。《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5—26页；参见谈迁：《北游录》，第37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66页。萧一山认为李三可能在与汉人臣僚共谋起义，所以他是南方起义遗民的代表。但鉴于李三与满洲贵族的联系，这一说法看来难以令人相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390页。?同上书，第27—2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26—2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2页。这后一诏令颁于1653年2月28日。参见墨子刻：《清代官僚政体内部组织》，第434页；刘云春：《清初中国的腐败》，第45页。?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0页。?宁完我1654年对陈名夏的弹奏揭露了魏象枢与陈名夏的关系。见《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同上书，第7页。大计制度一直得到推行。到1661年8月13日，摄政王鳌拜颁下上谕，其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俱著自行陈奏；其他各官，下至七至九品的满洲臣僚，令各衙门堂官实行详加考核，著其称职与否，并送各所属部院，再严加考核。此制原定每年举行一次，但1665年就被废止而让位于京察、大计制度了。米勒：《派系斗争》，第25—26页；吕元驄：《清科举》，第333—335页；杰里·诺尔曼：《简明满英词典》，第31页。?李呈祥可能打算任用未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第二、三等进士。当时的制度是派遣这些新科进士去六部、通政使司、都察院及大理寺“观政”三个月，然后委以官职。顺治后期废罢此制，鳌拜摄政后复旧，但新科进士在指定的部门只观政几天就可回家探亲了。吕元驄：《清初官员的实务训练》，第82—8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54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3—36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3页。八年后，李呈祥在沈阳得到赦免。他返回自己的家乡、山东北部的沾化，1687年在沾化去世。?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参加殿试的“贡士”应撰策论一篇，由皇帝亲定前十名的名次，名次的确定既考虑策论的内容，也考虑书法的优劣。吕元驄：《翰林院》，第23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50人在专门的满人科举中及第，另外56人则列名汉人榜。这些及第者有许多先是在各旗学校或义学中受过初等教育，后来进入“八旗官学”就学。八旗官学建于1644年，专事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经籍和满语。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旗人入仕并不像汉族文人那样主要凭科举功名的高低。从1644至1795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只有449名，所以顺治朝旗人考中进士数额虽多，但在整个清代并不典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5—76页；吕元驄：《翰林院》，第25—26、143页；《统治民族——满族的教育》，第130、133页；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87页。北京博物馆（从前的孔庙）现存1652年和1655年石碑两通，分别刻有当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名单。?这当然不是新问题了。限额制度本身是明太祖在1397年科举考试后确定的，那一年所取51个进士中没有一个北方人。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49—50页。?因为进士必须由高级文官推荐才可参加殿试，以期入选翰林院，所以雄心勃勃的年轻进士经常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习作，去拜访那些朝廷大员。而官员们也很喜欢推荐那些已小有名气的士子。不过，由于他们要对自己所推荐的人的未来表现承担责任，所以荐举人也关心应荐人的政治品质。吕元驄：《翰林院》，第2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至于谈迁记载的可靠性，见吴晗：《谈迁和〈国榷〉》。?这是清朝举行的首次“御试”。顺治想要考考所有三品以上的翰林院官员。他要求每人都注释《论语》，并写一篇关于建立常平仓的奏章。吕元驄：《翰林院》，第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同上。?张其昀编：《清史》，第3726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据法律：“奴仆有犯（偷盗、奸淫）应报官，家长不得擅自惩罚。奴仆无罪而家长惩罚之至死，答一百。家长杀奴仆非死罪之人者，不分旗人、官员，俱发黑龙江，若系平民，配发为奴。”马里纳斯·J·梅杰：《清代末年的奴仆制》，第333页。?《清史列传》，第3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62页。根据《实录》载，任珍因妻妾与他人“通奸”，遂私自将她们杀死了。然后他派人到京城行贿兵、刑二部，以掩饰罪状。兵部侍郎李元鼎与刑部尚书一样受到牵连。不过李元鼎虽然被判死刑，皇帝却下令免死。除任珍以外，共有九名官员被降级，他们绝大部分是满人。《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13—1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清史列传》，第39页。?冯铨也主张判处任珍死刑，但显然是出于前一种理由，因为他没有像那班大臣们一样后来受到皇帝的处罚。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同上书，第7页。?同上。?同上。?同上书，第7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1653年5月20日成克巩接替陈名夏任吏部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3897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9页。?同上。在这里汉军旗人是被归入满洲臣僚、而非汉人臣僚一边的。?同上。?满洲君主皇权的这一形式，正如此后清代历朝天子所推行的，旨在“中和官僚势力，使之‘更为均衡’，从而减轻对皇帝的威胁。”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第7—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七卷，第7页，1653年9月9日条。6月27日，顺治坚持亲自复查有关官员渎职罪的所有案件。同上书第七十六卷，第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17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同上书，第391页。皇帝经常与陈名夏谈论王朝兴之衰，讨论唐、宋治世之英主。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当某部尚书呈上章奏时，皇帝会颁下口谕，臣僚遂将口谕大致记录下来，带回衙门，正式抄送内院，由内院用朱笔写成上谕，转送到都察院六科。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6页。?此时，御史朱鼎元力劝顺治任用更多的汉官为侍从。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2页。?谈迁：《北游录》，第371页。此时皇帝还恢复了明朝的票拟制度，这最初是冯铨在九年前提出来的。票拟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应把六部奏章复本送一份到内院。?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谈迁：《北游录》，第378页。虽然这在满洲贵族看来似乎是内廷蚕食外朝权力的又一实例，也是顺治与其亲信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一个征兆，但此举的起因却是汉人大学士们在别处找不到住宅。在汉官搬出紫禁城迁到南城之后，一时间宅院紧缺，房租飞涨。旗人在北京的生活是相当惬意的，因为紫禁城内空宅很多。汉人大学士们由于自己简直找不到一所像样的宅院以供居住，所以非常妒忌旗人的特权。因此正是由于他们对此抱怨太深，顺治才让他们移家东华门内。这是1654年4月14日的事。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7页。?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1—9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2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54页。《盂子·公孙丑上》对“结交”是赞扬的。1653年7月23日，皇帝还强调有必要防止宦官与朝廷官员结党。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名夏的另一个动机也许是出于贪财。无论谁统帅这样一支军队作战，都必定会有许多中饱私囊的机会，仅军赏一项即已足够了。例如，根据《广阳杂记》记载，洪承畴后来就因在东南地区的战绩得到赏钱5万贯。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1页。?最初，李定国承认孙可望在“四王”中居于首位。“四王”继承了张献忠的军队。后在1648年孙可望因李定国不顺从而叫人当众打了他，两人于是失和，互相争夺对南明永历皇帝的控制权。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蹙居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一隅。1652年暮春，李定国利用他在西南得到的战象和土著军队，对清军发起一系列进攻，大获全胜。1652年8月7日，李定国夺取桂林，一月之内，广西请将大多向南明反正。斯特鲁弗：《南明》，第116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9、436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9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同上。如前所述，翰林院在这些年里被并入内三院。1658年，顺治循名责实，给了翰林院以较为正规的地位。翰林院作为一个机构，兼备内三院各院的职能：编《实录》，修玉牒，并掌管进士殿试之事。近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为满人，入选翰林院的汉人则令其学习满文。翰林院位处皇宫东南，就在后来英国使馆的北面，斜穿过长安街就是北京饭店。吕元驄：《翰林院》，第4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的政策和制度》，第269页；《清初的翰林院》。?吕元驄：《翰林院》，第44页。?宫崎市定：《中国的考试地狱》，第80—82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98页。郑成功于3月10日和12日攻打崇明岛和金山的消息大约就在此时传到了北京。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明朝正式的皇冠实际上是一顶边缘缀有成串珍珠的黑色方顶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这时的朝服兼有汉、金、元三代的特色。同上书，第351页。在不同的臣民面前穿着不同的服装，对顺治皇帝来说肯定已经很习惯了。为了有利于对蒙古人的统治，他十分乐意别人把他当作一尊菩萨。1653年他接受了达赖喇嘛送他的一块金牌，上面称他为“天神”。但这完全是为皇帝君临蒙古人和藏人专用的。顺治并不向汉人提及他被尊为佛的事情。大卫·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8、21—2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1654年4月17日奏章。参见《东华录》顺治十一第五卷，第4—6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2页。虽说宁完我作出这种严正的指责，是为了使满洲贵族支持他个人对陈名夏进行报复，但他也并不怎么掩饰他们个人之间的不和：“名夏礼臣虽恭，而恶臣甚深。此同官所共见闻者也”。同上。?《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3页。园产价值10万金，江宁各上司公捐银3000两，代为纳价。?同上。?同上。宁完我建议逮捕陈掖臣及其家人长班，严加拷讯。据说陈掖臣被捕时，有田900顷，银700两。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

寒冬。吴起正在惊奇，只见公主昂首挺胸，面若冰霜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七八名同样面无表情的侍女。公叔痤连忙迎上去，将公主迎到主座旁边坐下。公主根本没有正眼看公叔痤，倒是朝着吴起行了个礼，说：“贱妾听说相国宴请贵客，便忍不住想来看看，原来请的是河西太守，失敬了！”吴起连忙答礼。公主与吴起寒暄了几句，话锋一转，对公叔痤说：“相国宴客，怎么不将那姐妹俩也叫来弹唱一曲？贱妾听说，吴太守在河西，食则与将士同灶，住则与将士同席，恐怕没见过那么精致的女人。相国居然藏着掖着，未免太不厚道。”公叔痤脸色大变，道：“什么姐妹俩？我没听明白。”公主嫣然一笑，说：“真是丢人呐！堂堂相国，居然在内人面前装疯卖傻。”公叔痤头上的汗都出来了，兀自嘴硬道：“我哪里装了？”公主“哼”了一声，道：“是，你没装，想装也装不了，因为贱妾已经叫人将她们卖出去了，而且是卖给代地的狄人，相国想再见到她们，估计是不太可能的了。”言毕一阵大笑。公叔痤听了，面如死灰，眼睛怔怔地看着公主，不知道说什么好。公主却若无其事，又跟吴起说了几句话，才起身告辞。公叔痤看着公主的背影离去，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对吴起说：“惭愧惭愧，见笑见笑！”吴起也擦了一把汗，说：“吴起从军以来，大小数十战，所见敌将无数，尚无一人比得上相国夫人的威严啊！”两个人又喝了一阵，方才散去。第二天一早，吴起进宫觐见魏武侯。魏武侯问了一些河西的情况，便道：“寡人听说太守自夫人去世，一直忙于军务，不曾续娶，可有此事？”吴起说：“是。”魏武侯说：“既然如此，寡人想将一女嫁与太守为妻，不知太守意下如何？”吴起一听，昨夜在公叔痤家见到的场景立刻浮现眼前，不禁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道：“下臣岂敢！”魏武侯说：“您是河西太守、魏国的有功之臣，有什么不敢？”吴起只是摇头，不肯接受。魏武侯见他拒绝得干脆，心下已经有七八分怀疑：看来吴起果然有异心，这等送上门的好事都不要。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想说，魏武侯这个人的智商委实不怎么高。想想看，即便吴起有异心，就不能娶公主了吗？一个女人能对他有多大约束力？休老婆、杀老婆的事他都干过，甩老婆还不是小菜一碟？从另一个方面讲，吴起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自古以来，夫妻间吵架的事，真真假假，分分合合，戏台上跨马插旗刀兵相见，卸了妆就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能当真吗？情商，情商太低了！公叔痤第一步见效，第二步立刻跟上。他指使王错等人在朝中不时散布一些吴起的小道消息，污蔑吴起里通秦国，图谋不轨。信任这玩意儿，有如堤坝，只要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便会逐渐扩大，直至整座堤坝崩溃。魏武侯对吴起有怀疑在先，又听了这些人的谗言，基本上相信吴起是要造反了。吴起那方面，当然也感受到了朝廷的不信任。公元前387年冬天，魏武侯又派人前往河西，宣召吴起进宫。吴起知道此去意味着什么，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命车夫驾着车，朝着楚国奔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车到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吴起突然命令停车，回首河西，潸然泪下。车夫安慰他：“以您的本事，舍弃天下，就像扔掉一双破鞋那么简单，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如此留恋呢？”吴起说：“我自从投奔先主以来，大小七十六战，大胜六十四次，未曾输过一阵，为魏国辟地千里。如果主上信任我，让我尽自己的才能，我就能帮他成就霸业。如今他却听信小人的谗言，逼我离开。这河西的大好江山，很快就会落入秦人之手，魏国也要衰落了，我怎么会不难过？”说完这些，吴起拍了拍车夫的肩膀，说了声：“走罢！”再也没有回头。大雪纷飞，很快将那两行浅浅的车轮印掩埋。三晋同盟出现裂痕对于吴起的离去，魏武侯虽然多少感到意外，却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多严重的事。他很快将这件事抛诸脑后，跑到浊泽（今河南省禹州）会见了来访的齐国权臣田和。田和此次来访的目的很简单，当年他同意齐康公陪同三晋觐见天子，成就了魏文侯当诸侯的梦想，现在该轮到魏国帮他实现梦想了。魏武侯同意了田和的请求，派出使者前往雒邑，请当时的天子周安王封田和为诸侯；又派人到各国游说，争取其他的诸侯的支持。既然有三晋的先例，又有魏武侯说项，王室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感到太为难，于公元前386年爽快地册封田和为诸侯（即齐太公）。田氏取代姜氏，正式成为齐国的统治者，完成了“田氏代齐”的大业。田氏代齐，对于赵国来说，是不乐意看到的。三晋列为诸侯那年，赵国在相国公仲连的主持下，也进行了改革。公仲连向赵烈侯（赵籍）推荐了三个人——第一个是牛畜，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大谈王道，被赵烈侯任命为“师”，负责礼乐教化。第二个是荀欣，他的特长是发掘人才，知人善用，被任命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第三个是徐越，他善于理财和考核，被任命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评官员成绩。不难看出，赵国的改革和魏国的改革一样，一方面通过儒家的“仁义”和“王道”拢聚人心，一方面推行法家的治国理念，走的是儒法结合的路子。通过改革，赵国也逐渐富强起来。在三晋屡次对楚作战中，魏、韩两国都获得了郑、宋等国不少土地，唯独赵国由于地处北方，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久而久之，赵国对三晋同盟便产生了不满。公元前387年，赵烈侯去世，其子赵敬侯（赵章）即位；韩文侯去世，其子韩哀侯即位。赵敬侯一上台，便将首都从河南的中牟迁到河北的邯郸。迁都的目的，自然是要加强东扩的战略，以齐、卫两国为目标，获得更多土地。这个时候，魏武侯和田和打得火热，还支持他当诸侯，赵敬侯能高兴吗？同盟之间的裂痕在悄悄地产生。不久之后，魏武侯又亲手将这个裂痕拉得更大。公元前386年，赵敬侯的弟弟赵朝作乱，企图推翻赵敬侯，自立为君。赵敬侯虽然“好纵欲”，但是“明于所以任臣”，在几位重臣的协助下，迅速扑灭了叛乱，赵朝被迫逃亡魏国。如果魏文侯在世，必定会以三晋同盟的大局为重，拒不收留赵朝。但是魏武侯显然不这样想，他将赵朝事件当作干涉赵国内政的大好题材，不但收留了赵朝，还派兵协助赵朝围攻赵国新都邯郸。结果，魏军在邯郸城下被赵军击溃。不消说，这一战彻底打掉了赵、魏两国的交情。公元前383年，按捺不住对领土的向往，赵敬侯大举入侵卫国，采取“蚁附”战术围攻卫国首都帝丘（今河南省濮阳）。所谓蚁附，顾名思义，就是如同蚂蚁一样密集攀附城墙。《孙子兵法》第三篇第二条记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fénwēn，用于攻城的战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yīn，堆成的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攻城已经是下策，不顾己方伤亡的蚁附战术则是下策中的下策。为了表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赵军还在帝丘北面修筑了刚平城，作为部队修整和储粮的基地。情急之下，卫国派人向魏国和齐国求援。魏武侯真不愧对谥号中这个“武”字，亲率大军前往解救，大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卫军在齐军和魏军的帮助下，攻破刚平城，并顺势攻入赵境，又攻破赵国旧都中牟的外城。赵敬侯顶不住了，派人向楚国求援。此时距魏武侯率领三晋联军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正好十年。改革的代价很惨重让时间回到公元前387年，吴起踏上楚国领土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楚悼王听说吴起来到楚国，感觉就像天上掉下个宝贝来，亲自跑到边境去迎接，并任命他为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守。一年之后，又升任其为令尹，主持楚国军政大局。进入战国后，中原各国均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三晋和齐国都设立了相国，执掌国家政务。秦国稍晚一点，但也于公元前309年设立了丞相。唯独楚国一直沿用旧制，始终没有设立相国，而是以令尹为最高军政长官。若从权力上讲，令尹比相国更大。吴起在魏国求之不得的东西，楚悼王很爽快便给了他，同时交给他的是一项谁都意料得到的任务——变法吧，把楚国变强大！这个春秋时期老牌的霸主之国，在对三晋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已经尝尽了耻辱。即便你的祖上曾经富过，即便你地大物博，即便你挥汗成雨，投鞭断流，如果总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你很快会领教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解除这一魔咒的唯一办法是改革。吴起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知道，他在楚国进行变法，比当年他的师兄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要艰难十倍。因为魏国是一个新兴国家，白纸上画图，尽可挥洒自如。而楚国，这个老牌的霸主，就像一辆已经不合时宜的重型战车，即便是让它稍微改变一下方向，都必须大费气力，何况是要拉着它走一条从未走过的上坡路。吴起发现，楚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大臣势力太大，享有特权的贵族太多，他们“上逼主而下虐民”，严重削弱了国君的权力，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楚国“贫国弱兵”，成为一个虚胖的巨人。楚国要强大，必须先向特权阶级开刀！但是，在任何年代，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是反击。据《说苑》记载，吴起变法前，曾经到息县（今河南省息县）拜访当地的名宿屈宜臼。屈宜臼问吴起将如何治理楚国，吴起向他说了三条方略。第一，“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精简政府机构和官员，削减贵族的俸禄，而且改变贵族的世袭制，一般情况下只许传爵三世，三世之后，即为平民。第二，“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楚国地广人稀，把旧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奴隶迁往荒凉之地，要他们开荒种田，发展经济。第三，“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训练士卒，扩充军备，一待时机成熟就争夺天下的霸权。屈宜臼听了，毫不客气地说：“我听说善于治国的人，不改变旧法，不改动常规。您现在这样大动干戈，要平均楚国的爵位和俸禄，减损富人的财物，有没有想过要得罪多少人？我还听说，武力是凶器，争斗违反道德，您却要用武力来争夺天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怕自身难保！”屈宜臼是当时楚国较为流行的道家学说的代表。众所周知，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反对用任何积极的政策来改变现状，唯愿天下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以此消除战争和不幸。所以，也不要简单地认为屈宜臼是在替既得利益者说话，他之所以反对吴起变法，主要是因为世界观根本不同。真正对吴起变法有切肤之痛的，是广大的楚国贵族。吴起变法就像一股强烈的风暴掀开了他们的屋顶，将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特权与财宝席卷而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楚悼王坚定地站在吴起的身后，楚国的百姓似乎也不太反感这位来自魏国的变革家。而吴起那种说一不二的作风，以及关于他如何残忍的种种传说，也使得大家不敢触其锋芒，以身试法。“绝不能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家族的私利而损害国家的利益，不能让谗言掩盖忠心，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规范，公而忘私，为了国家的富强，可以不计毁誉，一心一意为君王服务。”“要杜绝一切私下交易，禁止任何裙带关系，扎扎实实改变楚国的风气。”“不许游说之士进入楚国，不许任何人妖言惑众。”随着一系列严厉的法令被颁布推行，楚国的风气为之一新。官场上那种私下请托的现象不见了。原来贵族子弟凭借着门第关系就能进入官场，现在则必须凭借真才实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吴起上台不过两年，楚国政府收入激增，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大大提升。公元前384年前后，吴起亲率楚军“南收杨越”，将楚国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今天的江西省南部、湖南省西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古老的楚国，再一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公元前382年，当赵国使者将赵敬侯的求救信送到楚悼王面前的时候，楚悼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嘲弄的笑容。十年前三晋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国，十年后赵国为了对付魏国而向楚国求援，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啊！他正想检验一下吴起改革之后楚军的战斗力，洗刷多次被三晋打败的耻辱。公元前381年春天，吴起率领楚国大军北上救赵伐魏。楚军先头部队深入魏国腹地，渡过黄河，直逼河东重镇州城（今河南省温县）。魏武侯连忙调兵遣将，在州城以西布下防线，防止楚军长驱直入，威胁首都安邑。就在这时，尚未渡河的楚军主力突然转向东面，出其不意地攻破大梁西北重镇梁门，屯兵林中（梁门之北），饮马黄河，拦腰切断了河内与河东的联系。赵国抓住这个机会，猛攻魏国的河北地区，火攻棘蒲（今河北省魏县），取得大胜，接着南下河南，攻克黄城（今河南省内黄）。一时之间，河内危急，河东危急，河南危急，魏国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秦国再趁火打劫，出兵进攻河西的话，魏国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然而秦国没有进攻。这倒不是因为秦国人厚道，而是因为河西被吴起治理多年，固若磐石，秦国人不敢轻易进攻。不知道魏武侯此时有没有对当年逼走吴起感到一丝悔意。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人十分后悔，这个人就是公叔痤。此后二十年，这种悔意将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正当吴起踌躇满志，准备攻克大梁，攻取安邑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夏天，楚悼王突然去世。吴起不得不放弃进攻，撤军回国。魏国获得了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不久之后，楚国的没落贵族又给魏武侯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吴起再也不会成为他的噩梦。所谓没落贵族，就是那些因为吴起变法被剥夺了财产、限制继承权，甚至被发配到不毛之地开荒种田的人。他们趁着吴起参加楚悼王葬礼的机会突然发难，用弓箭射死了吴起。据《史记》记载，吴起为了躲避箭矢，跑到楚悼王的灵堂，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但那些人全无顾忌，照射不误，将吴起和楚悼王都射成了刺猬。据《吕氏春秋》记载，吴起被射中之后，强忍伤痛朝楚悼王的灵堂跑去，说：“让你们看看我的用兵之道！”没等那些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拔出箭矢，插在楚悼王身上，叫道，“有人用箭射大王的尸体！”大笑三声，气绝身亡。吴起以这种方式报复了谋害他的人。依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肃王（熊臧）即位后，追究射尸责任，诛杀贵族七十余家。至于吴起，虽然他为楚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楚肃王却对其不甚感冒，反而认为他扰乱了朝纲，导致了国内的乱局。为了安抚广大贵族，吴起的尸体被拉出来施以车裂之刑。关于吴起这个人，历史上褒贬不一。褒者，一是称赞其用兵如神，如尉缭子说：“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曹操也曾说：“（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二是肯定他作为改革家的功绩，蔡泽这样记述：“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韩非子也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言下之意，自从吴起死后，楚国便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雄起过。批评吴起的，多是对其为人不屑。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这样写道：“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宋人徐钧也嗟叹：“兵书司马足齐名，盟母戕妻亦骇闻。”总体来说，后人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吴起留给魏国的遗产魏、卫和赵、楚之间的这场混战，从公元前383年到公元前379年，持续了整整四年，给魏国和赵国带来严重的创伤。数十年后，苏秦谈起这场战争，不无感慨地说：“刚平被破，中牟被毁，黄城被克，棘蒲被烧

泄露被陈敬瑄所杀；嘉州刺史朱实举州投降。当时陈敬瑄属下的州县将领不是投降王建，就是被王建所杀。八月，王建屯驻汉州，九月继续引兵全力攻打邛州。毛湘眼见王建攻城一天比一天猛烈，而城中粮食即将绝尽，而且援兵一个没到，顿时对能否守住城池产生动摇。事实上毛湘倒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不忍心再让百姓受苦，而且宁死不肯背叛田令孜，于是沐浴更衣，让都知兵马使任可知砍下自己的头颅送予王建。当时百姓都为毛湘之死而哭泣，王建让张琳留守邛州，自己回军继续攻打成都。从文德元年（888年）到大顺二年（891年），韦昭度统率诸道十多万人马讨伐陈敬瑄，用了三年时间依旧没有攻下成都，粮草军需渐渐无法供应，皇帝李晔开始产生了收兵的想法。三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复陈敬瑄官爵诏》，让顾彦朗、王建各率本部兵马回归本镇。事实上，此时成都因为被围日久，粮草已经断绝，路边随处可见因饥饿而死的婴儿。因利之所趋，便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城外运送粮食到城里贩卖，巡逻兵发现后向韦昭度报告，韦昭度看到城中百姓受苦，便不让士兵加以干预。而陈敬瑄在得知有人私贩粮食后，也羞愧自己不能解决城中饥荒问题，于是也告诉士兵禁止干预此事。不过私贩粮食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对于成都众多的百姓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便时有吃人现象的发生，官吏对吃人者捉到便杀，但是即使如此也是屡禁不止。他们便想出几种残酷的刑罚，捉到杀人食肉者便用刀拦腰砍成两段，或者从肩胛骨将人斜劈开来。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人们看惯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后反而不再害怕，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人们都想出城投降。当时陈敬瑄探听到有人策划投降官军，就将这些人连同家属一起杀掉，可以说陈敬瑄的处境已经是四面楚歌。成都城旦夕可破，可是朝廷却在此之际下令撤兵。当王建接到撤兵的诏令后，叹息着认为朝廷征讨西蜀，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可大功告成，现在撤兵等于失去攻破成都的良机。当时谋士建议王建奏请朝廷让韦昭度撤兵，自己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只要攻下成都后，就可以独占西川。王建采纳了谋士的建议，上表朝廷称田令孜、陈敬瑄罪不可赦，虽然朝廷决定撤兵，但还是希望能让他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为了让韦昭度尽快离开，王建劝其尽快撤兵回到长安，因为关东地区的藩镇互相征战不已，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昭度应该尽快回到天子身边，守卫好天子的安全。王建的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韦昭度明白王建是想独占西川。为此，他对于是否就此离开西川而犹豫不决，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就此一去，王建从此不再接受朝廷的节制。韦昭度看穿了王建的心思后，就以各种理由搪塞王建，拖延撤兵的时间。为了尽快逼走韦昭度，有人建议王建说韦昭度入川时，听说东川有个都将外号叫“唐吃人”，当时韦昭度和人家开玩笑说“人肉何如猪羊”，不如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韦昭度。王建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次日密令部将唐友通率领士兵在行府门外，逮捕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并将其乱剑分尸，将肉切成碎块分给士兵们吃，声称其偷盗军粮。韦昭度看完后，明白王建这是在威胁自己，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西川，自己将会有性命危险，于是便在当天谎称身体不适，将统军节印交予王建，宣布由王建代替自己为行营招讨使，慌忙带着随从逃离西川。王建将韦昭度护送至新都，并在其马前跪着奉上送行酒，也算是给足了韦昭度的面子。韦昭度刚刚走出剑门关，王建便命令军队把守住通往蜀中的栈道，禁止朝廷派来的军队再行入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西川便脱离了唐王朝的节制，成为了独立王国。后来朱全忠称帝后，王建趁乱攻占了成都，并兼并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三地，效仿朱全忠称帝，建立起独立王国——蜀国，史称前蜀，而王建也成为开国之君蜀高祖。皇帝李晔即位后首次兴兵讨逆，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形式收场。不过王建后来成功打下成都，并诛杀了鞭打过李晔的田令孜，也算是为李晔赚足了面子。事实上皇帝李晔这次迫不及待地撤兵，除了粮草渐渐无法供应之外，还因为朝廷组织的另外一次征讨河东地区藩镇的战争也在继续，也就是说朝廷要同时支撑两场战争，相比于陈敬瑄而言，河东地区的藩镇是一个远比陈敬瑄更难缠的对手。征讨河东大顺元年（890年）四月，皇帝李晔得到奏报，当时威势最盛、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联手在蔚州、碣山打败，其部将安金俊战败身死，部将石君和被生擒，部将申信投降了赫连铎。皇帝李晔看完奏报，将其掷在龙案上，兴奋地在殿内踱来踱去。那个时候韦昭度讨伐蜀中还算顺利，现在兵锋最盛的李克用又遭到惨败，这不能不让立志重振唐威的皇帝李晔感到，这是上天想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从个人感情角度来讲，李晔对李克用没有好感。李克用出身沙陀贵族，仅此一点就让深受民族观念熏染的李晔对李克用身怀疑虑，因为李晔始终没有忘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何况沙陀军事力量对李唐王朝是功过参半，虽然曾经协助官军剿灭黄巢起义，为兴复唐室立下功劳，但也曾经兵进长安，迫使先帝僖宗李儇再度外逃流亡，也让当时身为寿王的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除了近在咫尺的关内藩镇之外，就是李克用的沙陀军队。沙陀军队不仅兵多将广，而且地盘庞大，是当时的第一强藩。皇帝李晔所制定的抑制藩镇策略，首先就是将李克用列入了抑制的名单之内，然而李晔也明白，仅凭中央禁军根本无法与其相抗衡，只能借助藩镇的力量。如今藩镇之间的征战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李晔接下来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此时正值赫连铎、李匡威联名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也上疏认为如果不除掉李克用，终将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请求率领汴、滑、孟三州之兵与河朔三镇联手铲除李克用，并请求朝廷任命统帅节度各军。皇帝李晔看完两方面的奏章后，内心虽然欣喜异常，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性。李克用毕竟是有功之臣，今日趁其惨败之际进行讨伐，李晔十分在乎天下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且李克用虽然遭到惨败，但并没有动摇其根本，朱全忠等人虽然信心满满，可是以朝廷的名义公开进行讨伐，一旦失败，朝廷将会威信扫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李晔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仅凭他自己实在难以决断，他必须听听朝臣们的意见。因此他决定召开御前会议，急召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此事，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是否讨伐李克用，群臣展开了激辩。当时大部分朝臣听说皇帝陛下想对李克用动刀，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认为此举万万不可，例如宰相班子成员杜让能、刘崇望就认为一旦对李克用开战，朝廷恐怕会陷入灭顶之灾，但宰相张浚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先帝（僖宗李儇）当年再幸山南，就是因为李克用的沙陀军队进逼京师的结果。臣经常担心李克用与河朔地区藩镇互为表里，朝廷无法对其节制。现在朱全忠、李匡威等人请求共同讨伐，这是朝廷平定李克用的绝好机会，希望陛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臣统兵出战，不出数月就可将其平定。”事实上，张浚力主出兵并主动请缨担任统帅，虽然有忠于唐室，重振朝廷威信的一面，但其内心深处也有排挤宦官杨复恭的想法。因为宰相如果掌握兵权，其南衙地位自然会胜过以宦官为核心的北司地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张浚都是希望出兵的。“陛下！张相所言甚是，希望陛下莫要错过如此良机！”在张浚表态之后，另一位宰相孔纬似乎悟出了张浚所说话的含义，于是立即附和说道。面对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的态度，宦官杨复恭似乎也感觉到两个人的出发点不是那么单纯，于是他站出来极力表示反对：“先帝迁出京城，虽然有藩镇为患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朝中大臣失误造成的，现在朝廷刚刚稳定下来，讨伐陈敬瑄的战事还未定，不宜再轻起兵端。”杨复恭的态度当时得到了多数朝臣的赞同，皇帝李晔看到反对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后，便心怀疑惑地问张浚道：“李克用有兴复大功，现在趁其势危加以讨伐，天下人会如何评价朕呢？”“陛下所说的是一时之体，而张相所言的乃是万世之利，昨天臣计算了一下用兵、供给、犒赏的费用，朝廷可以支撑一两年的时间，现在只需要陛下下定决心了。”孔纬立即为皇帝李晔吃下定心丸。李晔眼见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心意已决，于是决定出兵。不过，他最后留给张、孔两位宰相一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位宰相去办了，希望最后的结果不要让朕丢脸！”李晔的态度既是为两位宰相立下军令状，同时也表明有意摆脱杨复恭的控制。随后李晔诏令各部门做出征前的准备，并于五月下诏削夺李克用的一切官爵，收回朝廷所赐的“李”姓，又任命张浚为行营招讨、制置宣慰使，诏令京兆尹孙揆为副使，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军粮使。同时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镕为东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北面正、副招讨使，由此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班子。就在大军将要出发之际，皇帝李晔得到一个喜讯，当时镇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河东大将李克用之弟李克恭因为人骄横，虐待士卒，最终被部下所杀，众人推举另一员大将安居受为潞州留后，并举城投降朱全忠。安居受又派人去召冯霸，但冯霸不听命令，安居受因害怕而逃出城外，结果被百姓杀掉，冯霸领兵立即进入潞州自称留后。潞州发生兵变，这对于即将出发的朝廷大军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朝廷百官闻讯纷纷向皇帝李晔道贺，大军就这样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下开始出征。五月四日，张浚等人在皇帝李晔和满朝文武官员的欢送下，率领中央禁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鄜、夏四州兵马五万人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在晋州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镇兵马会合。七月间，大军到达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县西南），兵锋直指李克用的老巢晋阳。再说，李克用闻听潞州发生叛乱，立即派部将康君立前去平叛。冯霸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命令部将葛从周星夜带领人马自壶关潜行至潞州，杀透重围进入城中。又派大将张全义、朱友裕驻军泽州之北，作为葛从周的后援。同时命令部将李傥、李重胤、邓季筠领兵攻打身在泽州的李罕之。于是征讨李克用的战役首先在朱全忠所在的南线展开。当时赫连铎、李匡威得知朱全忠已经拉开征讨李克用的序幕，于是从北线配合朱全忠发动了对李克用的进攻。面对三面之敌，李克用全面冷静地分析了战局。他认为张浚所带领的官军，人数虽然众多，但由于是仓促组建，战斗力肯定不强，在他看来不足为虑。南线的朱全忠虽然是劲敌，但此时他正在和徐、郓二州的时溥、朱瑄打得难解难分，目前不可能抽调出太多兵力，对自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有北面的李匡威、赫连铎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于是李克用命令康君立继续围困潞州，又派李存孝增援李罕之，让其固守泽州城，进而阻击朱全忠的人马北上，自己则带领李存信、李嗣源领兵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葛从周领兵进入潞州城后，便被康君立困在城中。朱全忠见潞州难以久守，于是想为朝廷送个人情，便派人通知张浚，想通过张浚下令让昭义节度使孙揆接管潞州。当时张浚不知道潞州城形势严峻，正担心朱全忠会将潞州据为己有，闻讯后立即拨发三千人让孙揆前去接管潞州。八月十二日，孙揆从晋州出发。李存孝闻讯后带兵潜伏在长子县西谷截击。李存孝是河东地区第一猛将，统兵上阵所向无敌，这次他仅带领三百名骑兵对抗官军的三千人马。而孙揆为了不失中央官员的派头儿，大张旗鼓地拥众而行，当行到西谷时，李存孝带领伏兵直扑孙揆的中军，轻而易举地就擒获了孙揆和宦官韩归范以及士兵五百多人，将孙揆和韩归范呈送李克用，最终孙揆被李克用处死。不过李克用没有失去理智，他将宦官韩归范归还朝廷，并上表皇帝李晔申冤，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的。孙揆兵败被擒，虽然使讨伐李克用的联军士气大为受挫，但对于李克用而言，紧张的局势并未就此解除。此时泽州的李之罕被邓季筠、李重胤等人围困多日，急得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让李存孝带领五千骑兵星夜奔赴泽州救援。李存孝赶到泽州后，从五千骑兵中又选出五百名骁勇之士，向朱全忠的军队发起进攻。当时李存孝向朱全忠的军队进行挑衅，并破口大骂要活捉汴州士兵给手下人充饥，让汴州军队中较胖的人出战。邓季筠闻听后勃然大怒，领兵应战李存孝，不曾想只交战一个回合，便被生擒活捉，剩下的李重胤、李谠等人见无力抵抗李存孝，便星夜引兵逃走。李存孝随之进行追击，在马牢山打败汴州军队，又趁势北上协助康君立围攻潞州。勉强能和康君立对抗的葛从周，眼见李存孝又领兵前来进攻，自知无法再进行对抗，于是弃城而逃。至此征讨李克用的南线战场以失败告终，朱全忠对此恼羞成怒，痛责众多败军之将，并处死了李重胤、李谠等人。但终究挽救不了南线战场的失败，只得偃旗息鼓，收兵退回本镇。南线战场就这样结束了战斗，而北线的李匡威、赫连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李匡威攻占了蔚州，俘获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则成功击溃协助李克用作战的遮虏军，杀死遮虏军使刘胡子。面对北线战场的严峻形势，李克用派遣他最宠信的大将李存信领兵迎战，可是由于兵马太少，出战不利，被赫连铎打败。他又命令部将李嗣源为统军副帅，协助李存信作战。李嗣源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只是发号施令，而是身先士卒横冲敌军，士卒们都愿意跟随其作战，由于李嗣源的出战，李匡威、赫连铎接连战败，北线战事随之发生逆转。李克用得知消息后，亲自带领大军前来接应，李匡威、赫连铎狼狈败逃，并损失了将近一万人马。在成功解除了朱全忠、李匡威等劲敌的威胁后，李克用从容不迫地对付以张浚为首的官军。而当时张浚率领官军在西线行动十分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粮草供给不到位。杨复恭为了阻止张浚在前线的作战，在朝廷内多方掣肘，致使粮草断绝。张浚不得已只能向镇冀、魏博两镇求助，而镇冀的王镕、魏博的罗弘信都是以河东作为屏障的，他们担心一旦李克用失败，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瞄向自己，所以以各种理由回绝了张浚的求助，并拒绝发兵助战。张浚对此无可奈何，因此官军在阴地关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一直到了十月份，张浚这才克服重重阻力，勉强从阴地关向晋阳进发。李克用得知官军逼近后，命令部将薛志勤、李承嗣带领三千人马驻扎在洪洞，李存孝领兵五千驻守赵城，阻住了官军的进路。镇国节度使韩建自知强弱悬殊，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便精选三百名勇士乘夜偷袭李存孝的营寨。但因为保密措施不严，被李存孝得知，于是设下伏兵反击韩建，韩建因此偷袭失利。当时静难、凤翔两道兵马得知韩建偷袭失败的消息后不战自溃，禁军也是闻讯溃败而退，河东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晋州西门附近，张浚只得领兵亲自迎战。但张浚毕竟是文臣，结果又大败而归，官军此战损失三千多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四镇兵马见势不妙，先行渡过黄河各归本镇，此时张浚手中只剩下禁军以及宣武镇人马万余人，只得闭城坚守，不敢再与河东军交战。十一月，李存孝攻克距离晋州一百二十里的绛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逃，晋州因此失去屏障，李存孝进而兵围晋州，并发起攻城战役。不过一连攻了三天没有任何进展，李存孝认为自己毕竟攻打的是朝廷的军队，在攻城无果后，便下令撤兵五十里，为张浚闪出一条逃生之路。张浚和韩建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晋州，晋、绛二州由此被李存孝成功占领。就在

，他曾说：“吾辈祖上为役使，其后人当为继。时乃天赐良机，吾主无能为，不堪挥戈。吾辈可因势利导之。若欲压之，业已晚矣。”居密：《主人和奴仆》，第59页。?这个运动始于长江下游，盛于遥远的南方广东。“二年春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已。”《高要县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8—249页；《嘉定忠臣》，第265页。?同上书，第264页；《嘉定忠臣》，第269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乌龙会可能有一些明军人。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8—209页。?同上书，第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9页；《嘉定忠臣》，第272—27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关于太仓的纺织业及商人情况，见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23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有权势的乡绅已不能保护自己免受百姓的猛烈报复了。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张采早些年被牵连进了一件侵吞财产的案件。1645年6月12日，一群人冲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抓住并拖到了衙门，在那里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名，然后用石头砸他，并被头朝下地拖着穿过大街，来到小学校广场，把他扔在那里等死。但他从摧残中活了下来，被亲戚们抬进了屋里。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5—266页；《嘉定忠臣》，第270页。?太仓的长官最初由王介福担任，他是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长孙。王介福利用他与钱谦益的密友关系担任了此职，并且向当地富户搜刮钱财。清廷任命的官员是周荃，他到太仓后，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王介福。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0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6—26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71—272页。尽管建立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些土地所有制度对乡村贫民来说是出奇残酷的地方，似乎就很容易降顺。比如在长州，一些小地主带领“乡兵”抵制清朝官吏，但是他们很快被抓获或被杀死了，而住在城镇里面吃租的乡绅们对此几乎没有反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6页。在宜兴（太湖西岸），那里乡绅逃避赋税和地主住外的比例很高，以至于50％的土地承担了全部赋税，因此那个地区只有很少的老百姓响应复明领导人任源遂。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五卷，第12—13页。梁方仲：《明代的地方税吏》，第264页。宜兴附近的溧阳的主要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做潘茂和潘珍的人领导的，他们以前都是潘家的仆人。《溧阳地方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关于这个时期太湖地区佃农起义的资料，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4页。一些像叶茂华这样的人又主动做了清政府的官员。清军南进时，他们随军而行，劝诱各地乡绅接受新的统治者。在江苏北部的徐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促成了两淮盐区的投降。但是不知道他们与在北京替清廷办事的山西商人是否有联系。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2页，第一五一卷第24、25页，第一四五卷第1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页。?沈涛：《江上遗闻》，第19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一卷，第10—11页。多铎担心山西军队可能会与当地居民冲突。他首先派了李延龄（李永芳的儿子）的一支1000多人的旗军，已投降的大同军官土国宝随军而行。他们在6月27日入城。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280页；《嘉定忠臣》，第27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这时冒襄——“四大公子”之一——在嘉兴南30里的地方。在那里他的父亲为福王筹划军需。当这座城市落入满人之手后，冒氏家族带着上百个男女奴仆和上百艘船的财物逃往乡下，三个月中一直躲避搜捕。他们还遭到过一次抢劫，有20多名仆人被杀死了。最终，冒襄和八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逃回了长江北岸如皋的老家。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74—78页；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51—153页。在浙江，争取乡绅合作的政策是由张存仁策划的，他作为总督，力主以科举与减税来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变化》，第1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43—444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15页。1645年8月4日，洪承畴受命取争江南投降。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3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帕拉福克斯的著作说，他说话时比比划划，被百姓讥讽为“猴子”。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84页。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些羞辱是来自个人的。洪承畴以前的私人老师，忠君之士沈百五被押解到洪承畴面前时，装作不认得他。“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钱泳：《履园丛话》，第2—3页。?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一卷，第1页。1645年9月5日的奏文中有对前明官员杨彤廷的推荐。?同上书，第3—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47页；《嘉定忠臣》，第315页；《财政改革》各章。?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250页。?这句话是高攀龙讲的。见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41页。?作为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明朝的覆灭而自责。因为事后看起来，明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晚明时期典型的文人擅长诗词、散文、乐曲、书法、绘画、篆刻、围棋、戏剧、说书、琴笛，等等。就像对方以智的描述一样，“文人”的概念意味着文化性的爱好与哲学和政治一样重要。当明朝灭亡以后，一些文人似乎对其无关国计民生的文人习性暗暗地产生了怀疑，把王朝的灭亡归结于这种唯美主义的追求。1646年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彼得森：《苦果》，第155页；又见同上书，第31—34页。?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66—67页。?魏斐德：《中华帝国的崩溃》，第29—35页。?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第88、92—9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同上书，第24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37页。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10世纪历任数朝的官僚冯道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引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78页。这句话引自当时一部十分流行的书。罗普：《变化的根源》，第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张廷玉：《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5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63页。关于几社团体起义的决定，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7、247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37—23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7—8页。主张合作政策的汉人很清楚剃发令对和平归顺造成的威胁。在1645年9月，张存仁提醒说，通过科举来笼络归顺者的努力会因强迫剃发而受到破坏。但是多尔衮不为所动。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东华录》，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这个政策最初用于山东界南临海的云台山地区驻防的67名文武官员。?对许多人来说，这肯定会使人想起金人在1129年的可耻命令，当时金人决定在攻陷开封以后剃去“南人”的头发。特劳泽特尔：《宋代的爱国主义》，第206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78页。?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式。一位神甫写道：“他们为有满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很长，然后在头顶上盘成发结，再用一个中间分开的发网套住，使头发被夹住并被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在发髻顶上戴上一顶帽子。这是他们一般的头饰，而他们头领的帽子是由另一种最好的丝线以及金线织成的。每天早晨他们梳理和装饰他们的头发要花去很多时间。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282页。在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神甫相似的论述，见第183页；又可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动》，第128页。把陌生的服饰和发式视为野蛮人的标志，这至少可以上溯到《论语》。孔子赞扬管仲使人摆脱了野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比如，1645年华允诚宁愿隐居无锡，而不愿意剃发。三年以后，即他61岁那年，他被人出卖给了清朝当局，被带到南京去受审。在满汉官员参加的审讯中，华允诚（他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及门弟子）南向而立，双手举过头顶发誓说：“二祖列宗神灵在上，允诚发不可去，身不可降”。他和他的长孙及藏匿他的几个仆人都被杀死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28—229页；《明史》，第2913页；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40—141页。1645年，许多文人躲进住宅的夹壁里，拒绝服从剃发的命令，在朋友们和仆人们的帮助下他们躲开了公众的视线。无锡的邹来甫在被发现并遭逮捕前，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将近20年。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3页；又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杨廷枢被怀疑与他的学生戴之隽有勾结，戴之隽是1647年在吴胜兆造反时松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0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第一卷，第10页。杨廷枢对审讯者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查继佐：《国寿录》，第59页。在他死前，他可能受了伤，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是宋代爱国者文天祥。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他的死刑是在吴江的泗州寺前执行的。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亦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杨廷枢的儿子杨忠文在临刑时为他穿上官袍，然后把这件遗物带回了家里。许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已经80多岁的时候，才把这件沾有已经变黄了的血迹和刽子手刀痕的衣袍拿了出来，在它面前恭行祭奠先祖之礼。钱泳：《履园丛话》，第3—4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第55—56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140—141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19—220页。?《研堂见闻杂记》，第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6页。?在清朝官吏未能立即得到当地乡绅支持时，他们就极力争取其中的蜕化分子。不过，奉承那些“凶豪”从长远看是十分危险的。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64—265页。顾炎武说他的名字是杨永济。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9页。?杨永言要求顾炎武组织一支地方军队。在着手进行这件工作时，顾炎武在弘光皇帝的兵部担任职务。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威尔海姆：《伦理学家顾亭林》，第11—13页。在昆山抵抗运动中王佐才的作用，见《明史》，第3115页；王云五编：《大清一统志》，第916页（第八十卷第26页）。归庄是著名作家归有光的长孙，复社成员，出色的画家和作家。他的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原始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据说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吃饭时，让人唱过这首歌。归庄的弟弟在史可法的幕府，他的两个仆人设法逃过了扬州之屠，带回了大屠杀和兄弟遇难的消息。《归庄集》，第5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6—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3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5页。南京政权时期曾经投奔过京口张洪魁的杨文驄一直打算，一旦满人越过长江，他就在苏州进行抵抗。他和500名贵州籍的卫兵进入苏州城，在街上突然袭击了黄家鼒一伙。周荃逃到了南京，向总督府汇报了事变的情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3—26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8页。杨文驄后来在福州任唐王的兵部尚书。他担负着收复南京的任务，但他未能阻止从杭州过来的清军，于是在福建自杀而亡。《明史》，第311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5—8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5页；《嘉定忠臣》，第27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7页。在1645年7月末，多铎已经安排好了北方降将。曾是黄得功部将的马得功成为坐镇镇江的总兵官；刘良佐去了长州；李成栋被派往吴淞。他带领5000名士兵奔赴嘉定。他在苏州的部队和1000名旗人负责平定苏州和松江地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5—286页；《嘉定忠臣》，第283—284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5—11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4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15—16页；彼得森：《顾炎武》第二部分，第23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0—66页。不过这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在1643年的进士试中名列第五。他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鲁王投降了阿济格之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查继佐：《国寿录》，第54—56页；《明史》，第3098页。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他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领导的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这个英雄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8—27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153卷，第17页；苏雪林：《南明忠烈传》，第47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死者应为17万余——译者）。?英国人对于嘉定和它的抵抗运动有过很精辟的研究。见邓尔麟：《达官贵人》。这份研

了令人耻辱的命令剃去头发后，却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权。在乌龙会已经停止了活动的太仓地区，当地商人和乡绅剃去头发的样子最初让人感到好笑，随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城中之人虽已剃发，乡下百姓依旧未剃。留发之人并不入城，剃发之人并不下乡。剃发之人若被乡人看见，就可能被杀。城乡互不往来。那些大多数人迫于乡官的命令而剃去头发的村庄，与那些村民发式依旧的村庄发生了冲突。随后，混乱波及整个乡村，乌龙会重新活动起来，一个叫王湛的生员率领一支民军反抗太仓，进攻了这座城市。在嘉兴地区以外的秀水都会，清朝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任命当地一个叫胡之臣的卖药商人做县官。胡医生剃去自己的头发，以为人表率，鼓励其他人也去剃发，但是他只使得自己在地方乡绅领袖面前更加一钱不值了。这些人本来就因为他平庸的社会背景而看不起他。同时，在已归降的村庄中他也遭到农民的嘲笑和痛恨。这种抵制在当地军官陈梧的官署里也发生了，他对那些会聚于此的人们说：“尔等若剃发，则不能保妻”。在与屠象美为首的当地乡绅结成联盟以后，陈梧和他的人在当地科场盟誓，杀死了胡县官。乡兵们随后被从各家中召集到一起。秀水宣布自己是一个新的府会。但是当地的部队进攻嘉兴时，那里的城市居民杀死了城内明朝的忠君之士，并且闭门自卫。混乱迅速遍及这个省的各个乡村。陈梧没有能够占领嘉兴，但他一直占据着秀水这个复明分子的大本营。这种反叛在昆山也发生了，这个城市以其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当黄家鼒攻占苏州附近地区时，昆山知县的主簿阎茂才率领一个乡老和生员组成的代表团向黄家鼒贡献礼物，表示这个城镇的投降。作为回报，阎茂才被任命为县令。不过，他无法统治那些团结一致的乡绅。在南京的南明政权时期，昆山一直由擅长骑射的河南人杨永言管辖。知县杨永言和军官王佐才一起训练了一支忠君复明的军队，并在勤王运动中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绅士，包括著名的诗人归庄和他的朋友顾炎武。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本地弟子颇多的学者朱集璜。当这个城镇投降时，这些忠君之士无所作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公众的支持。但是当剃发令宣布县令阎茂才剃去了他的头发之后，归庄便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召集起来了。他带领民众反对知县，并且在1645年8月6日杀死了他。南京陷落后在华亭遁入佛门的杨永言，此时也从隐居中走了出来，和王佐才一起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在苏州地区前明兵备副使杨文驄处死了两个主要的叛徒叶茂华和黄家鼒，并且陈尸于城中闹市。当得知杨文驄在苏州杀死了安抚使黄家鼒的消息时，许多地方官吏弃职而逃。在嘉定、昆山、太仓、常熟和吴江，当地的官署都空无一人。当起义遍及苏—松—太地区时，多铎回到了江南，命令其部队和许多像李成栋这样的降军去镇压这些“建号阻兵”的忠君之士。8月4日，清军到达嘉兴，并且插身于陈梧军队和屠象美领导下的农村盟军之间。在一连串严重的失败之后，屠象美的农民军溃归乡里。当多铎的军队使用大炮轰击秀水的城墙时，陈梧也弃城而逃。抵抗力量在其他大多数地区也相当软弱无力。在太仓，王湛弱小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被清军打散了。在昆山，那里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抵抗力量，但是清军一到，这支复明力量也只坚持了三天。到8月25日，清军用大屠杀洗劫了这座城市。归庄扮装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这以后他改名“祚明”。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母亲也在几天前因绝食而亡。她给他留下了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4万多人死难。在一些著名的事例中，忠君之士的军事要塞仍然在坚决地抵抗清军强大的进攻。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80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7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另外一支复明起义队伍集中在江南中部的嘉定县城。

嘉定的崩溃

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县城一样，当清朝的知县在7月17日接管这座县城时，嘉定城最初接受了他的统治。不过这个县官的统治非常短命，因为当地的军事运动很快被忠君之士吴志葵发动起来，并把清朝官员逐出城外。随后，吴志葵率军暂去，并且嘱咐嘉定百姓准备保卫这座县城，同时等待苏州起义的消息。他的离开只是给其他的军事投机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努力谋求地方权力，此时便为了控制这座城市而互相残杀。有一个团伙是由一些乡绅和衙门胥吏领导的，一个叫须明征的国子监生全面控制着它。须明征被说成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1645年6月8日，他和他的60名随从组成的卫队伍攻占了县府，并且直接宣布他为当地的军事首领；但是在以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的部队一直在与那些拒绝承认他的权力的其他军事力量进行战斗。而且，像侯峒曾、黄淳耀这样重要的乡绅领袖认为，须明征是在搞暴乱。另外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是一支叫做“王军”的地主武装，它经过一个出身富室、名叫许龙的武秀才的严格训练。这支队伍几年前被用来镇压佃户和农奴起义。现在，许龙支持那些主张政治和社会秩序是不可分的人。他宣称，社会秩序的混乱，从政治上来说会毁掉复明大业。与这种保安武装相对的，是嘉定附近农村处处大量组织起来以抵制剃发的其他武装团伙和自卫力量。一份带有敌意的材料记载道：“其时，虽五户之墟亦号曰‘乡兵’。”这些武装团伙经常在嘉定附近的佛庙前集会，选举一个领导人，然而去找嘉定地区的乡绅首领，要求食物和给养。他们常常失去控制，转而攻击当地乡绅，并且杀死他们。通常，“乡兵”之间还经常为控制那些税收关卡而发生纠纷。以往的仇恨现在也开始一并算老账，失败者被扔去喂狗。嘉定的农村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1645年7月29日，编入多铎麾下的李成栋部队5000余人挺进嘉定。在新泾一带奸淫烧杀之后，7月30日李成栋的主力部队到达了嘉定城东门。以后几天里，李将军移兵40公里外的吴淞河口，占领了那里陈旧的明军要塞，并接受了那里士兵的投降及军事物资。然后大约有3000多人投入了攻城战斗，但没有立即攻克嘉定，因为干旱已经使得河道干涸，运送火炮这样的重武器变得十分困难。嘉定城里，8月8日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抵抗力量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但城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抵抗的计划。老百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预感到最终的失败，建议说，如果不投降的话，也不要顽强抵抗；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坚持战斗到死。这两部分之间的争执，使人们对“内应”格外警惕；当传说须明征正在秘密地与清军联系时，他惨遭私刑，被剖腹挖心，然后肢解，其残躯被分别挂在城里的四大城门上，以儆效尤。8月16日，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但是仅一天的功夫，这支由蔡乔率领的装备极差的300人队伍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当然，也有一些来自城外的农村武装的支持。乡兵用设置路障和栅栏的办法，确实阻止了李成栋军队的通行。不过虽然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而且李成栋的兄弟也在一次伏击中被杀死，但乡兵的大部分精力却是用于筹集粮饷之上了。8月20日，李成栋下决心使自己摆脱这种困境，他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上万的农民被杀死了。三天以后，李成栋准备了重炮和登城云梯。8月24日黎明时分，他的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进攻。在上午七点到九点左右，他们占领了主要城门。李成栋下令进行屠杀。当其部队进城时，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那些不肯交出钱财、珠宝或衣物的人当场就被杀死。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涌进城里，“蛮子献宝”的喊声接连不断。贮藏财宝的地方立即被洗劫一空，但是这种贪欲并没有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人被杀死。随着行人的减少，士兵们开始使用大棒到屋里去翻腾，搜出那些藏起来的人们。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果她们反抗的话，就把她们双手钉在床板上，然后再进行轮奸。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慷慨就义。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上吊自缢了。侯峒曾和他的儿子、仆人一起投水而死。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2万多人遇害。尽管已经承受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嘉定城的劫难仍在继续。在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那些逃跑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他们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又重新集结起来。他在9月12日和他自己的2000多名士兵一起领导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当一个地方官受命来管辖这座城市时，朱瑛当众谴责他的剃发之举。然后在闹市将他斩首。在城外，被打散的部队把他们发现的那些剃了发的人当场处死。这些队伍主要活动在葛隆镇以外的地方，由两位军事行家王宪和刘敖领导。葛隆镇坐落在嘉定城外的大道上，为了防止本镇再遭进攻，葛隆镇民兵与来自外冈的乡兵立誓结盟。尽管他们无疑夸大了战绩（一个豆腐商宣称他杀死了一个将军），但是葛隆、外冈的军队打了一次埋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分队，确实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李成栋被激怒了，在9月13日派遣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被夷为平地。9月16日，当李成栋进军松江进攻吴志葵时，嘉定又推翻了由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浦嶂和他的兄弟浦峤是谋生和打仗好手。他们指挥着1000多人的骑兵团，捕杀过农奴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俞伯祥。李成栋曾利用他们平定过太仓老家。现在他让他们到嘉定去干。浦峤快马加鞭，轻而易举地穿过嘉定城简陋的防线，在这座残破的城市中心的衙门里宣布就职。他的统治方式生硬而且暴虐。由于他家乡离此不远，又说相近的方言，他一方面努力搜捕那些仍然留着长发者并把他们处死，以向清政府表明他的可靠；另一方面，可能正是出于地方观念的嫉妒心理，他和他的部属（也是来自太仓娄东）利用各种机会抢劫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强取财货妇女，然后将之用船运回40里外的家乡。衙役天天都去附近的村子里索取赋税，村民们四处藏身，或是用稻草芦苇遮住身体，或是潜入附近的运河中。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当复明分子的余部在10月5日进攻嘉定但被打败以后，又有了“三屠”，它实际上是与以前李成栋残暴的进攻和后来浦嶂的洗劫交织在一起的。“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

太湖义军

回过头来看，嘉定起义就像是一种绝望的冒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过在当时，联合正在兴起的太湖附近和靠近上海的松江（华亭）的抵抗运动，得到明海上力量的增援，看来确实有其可能。产生在那个“古称泽国、外海内湖”的地区的抵抗者有三种不同来源：沼泽地区的盗匪、乡绅领导的民兵和前明官兵。据当时的一份日记说：迨剃发令下，有福山副总兵鲁之玙，字瑟若，首先倡拒，乡兵四起，头缠白布。吴江进士吴易据扰长白荡，诸生陆世钥聚众千余，屯澄河东，有十将官者亦屯千余人于左近，绕城而呼，民间柴斧，妇女裙幅，皆为干戈旗帜，而披猖于道。又有太湖盗赤脚张三，从而和之。在这些抵抗运动组织中，最重要的兵源是太湖地区的盗匪。他们在像毛二、沈潘、柏相甫和名之为“扒平大王”这样的土匪头子的领导下，主要来自沼泽地区技艺高超的湖上渔民。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轻舟改装成可以进攻政府哨所的兵船。明朝灭亡之前，他们以绑架乡绅富室成员索取赎金而臭名远扬。他们常常威胁要把人质活埋，或是用烙铁挖眼，以此来恐吓那些高门贵族，使他们付出成千上万两白银以换取人质。在另外的场合，他们则直接在富裕地主的房子前耀武扬威，索取“军粮”。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在夜里回来，放火烧屋。就像社会各地的土匪一样，在这个由于不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而闻名的地区，他们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在“打粮”的口号下进行活动，常常分配一些食物和钱财给村子里最穷的人家，随后倍受欺榨的农民便参加到他们中来以求得到保护。在南京陷落时，最有名的太湖领导人是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他们俩是著名的作战行家。这对夫妇死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们的业绩还在太湖那些穷苦的渔民中传颂。太湖抵抗运动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严格说来大大不同于赤脚张三和他的太湖盗匪。这是指吴江地区的乡绅，特别是陆世钥和吴易。前者用自己的钱招募和装备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在太湖东段保卫他的家乡，抵抗水盗。后者是吴江人，早先在南京政权中供职。实际上，吴易（1643年的进士）是一名复社成员，他参加过史可法在扬州的幕府，后来被派回江南地区筹措军需，因而当史可法的总部在江北被摧毁时，他得以死里逃生。陆世钥的部队主要是来自东山（吴江西部太湖的一个岛）的渔民。可能是受到陆世钥的鼓舞，吴易一听到消息说总部设在苏州的清军准备接管吴江时，他就开始联络当地乡绅中的朋友。在网罗了当地举人孙兆奎和秀才吴旦之后，精通兵法、水性过人的吴易在几天里集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在长白荡的太湖边上建立了一座军营。这支武装因为以白巾缠头而渐以“白头军”闻名。它吸收了赤脚张三的一些土匪，人数增到3000。当第三种力量——李某领导下的前明军队——在太湖北部福山起兵时，正是这支乡绅领导的民兵和江湖土匪的联军以所谓“乡兵”的旗号起而响应。这三支军队汇集在一起，结成联盟，进攻盘踞在苏州的清军，并且从那些为清人效劳的县官手中收复了吴江。占领吴江本身，对清朝的苏州守将土国宝来说，并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太湖的起义与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了，那就是由松江地方乡绅策划的进一步进攻苏州、切断南京与多铎南下部队联系的计划。因而，占领吴江是一个庞大战略的组成部份，这个战略计划在南京政权崩溃以后建立第二道防线。这道新的南明防线将依赖于四个不同的复明分子的军事据点：在浙江海边的鲁王朝廷；福建的隆武皇帝政权；江西赣州的“忠诚社”和湖南的“十三家”。因为占据了浙江北部和江南南部的沿海防线，当来自江西东北部的复明部队从鄱阳湖顺江而下时，松江的复明分子就有可能收复长江下游地区。

第一次松江起义

松江乡绅抵抗力量最为著名的人物是陈子龙。在南京政权建立最初几个月里，他是地方自卫和进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也是对地区背景的重要作用深信不疑的人，尤其为其家乡吴地的文化繁荣而自豪。他指出了苏州、长洲和松江地区的社会声誉，这些地区在明代的进士人数占江南的3/4（在明朝最后50年中江南地区涌现的城市官僚比其他各省都多），而且，除此之外，他也注意到更多的因素。他还强调了江南部族古老传统的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部族有自己独特的宗统，开发了这块土地，他们根据自封的权力把吴地写成“国”。在那些个异族入侵时期，许多王朝南迁于此；在其他时期，这里也是帝国的经济命脉。此时，他和几社友人们，包括夏允彝在内，开始与乡绅和前明官吏联系，企图发动一场反抗入侵清军的

伙人。他们坐在地上，紧紧挤在一起，三个女人和小男孩在中间，三个男人在她们周围，要是此时有人看见他们会说，这几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确实，他们好像成了一个躯体，共同呼吸，共同挨饿。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睡着了，睡得很轻，并且醒了几次，因为有的盲人从麻木中醒来，站起身，迷迷糊糊地绊在别人身上，不过其中一个一直没动，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呼呼大睡。天亮了，废墟上只有几个淡淡的烟柱，但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很快开始下雨了，那种蒙蒙细雨，像空中的微尘，只是这一回下个不停，开始的时候落不到被烤热的地上便化成了蒸汽，但一直不停地下，如果借用水滴石穿这句话，眼前的场景就是水滴火灭。这些盲人不仅眼睛失明，而且理解力也丧失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奇特的思维，他们认为渴望的食物迟迟不来是因为正在下雨。无法让他们相信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告诉他们现在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无济于事。他们绝望了，扑到地上哭起来，不会来了，天在下雨，不会来了，他们不停地唠叨着。要是这一片狼藉的瓦砾还具备起码的居住条件，那就还会成为原来的精神病院。即便被踩踏也整夜没有动的那个盲人站不起来了，蜷缩成一团，仿佛想保住腹部的最后一点热气。雨开始下大了，他仍然一动不动。他死了，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最好趁着还有点力气的时候离开这里。他们艰难地站起身，头昏脑涨，东倒西歪，你拉着我，我拽着你，后来排成一队，前面是眼睛看得见的女人，接着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们，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斜眼小男孩，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丈夫，医生在队伍最后。他们沿着通往城市中心的道路往前走，但医生的妻子另有想法，她想尽快为跟在她身后的人找个避雨的地方，之后她自己一个人去寻找食物。街上空无一人，也许因为天还早，也许因为下雨，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到处都是垃圾，有几家商店门开着，但大部分关着门，看样子里边没有人，也没有灯光。医生的妻子想，把伙伴们留在一个商店里，这是个好主意，她记清这条街的名字和门牌号，免得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她停下来，对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们在这里等着，不要动，说完走到一家药店，从玻璃门往里看一看，好像里边有些人躺着，她敲敲玻璃，一个人影动了动，她又敲了一下，另一些人影也慢慢动了动，其中一个站起来，把脸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他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想，但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这里，也许是药店老板一家人，可是，如果这样，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总比睡在硬邦邦的地上舒服得多，除非是为了保护药店，防备谁呢，药店里都是药，既能救人也能致人死命。她离开药店往前走了几步，朝另一家商店里边望望，看见里边躺着的人更多，女人，男人，孩子，其中有几个似乎正准备出来，一个人走到门口，把胳膊伸出来说，正下雨呢；下得很大吗，里边有人问道；很大，我们得等雨小了再走；这是个男人，他离医生的妻子只有两步远，但没有发现她在眼前，所以听到有人说早安的时候大吃一惊，他已经失去了说你好的习惯，这不仅因为，准确地说，盲人的日子永远不会好，也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完全有把握应当说早安午安还是晚安。现在，与刚才解释的相反，这些人差不多同时在早晨醒来，那是因为有几个人几天前刚刚失明，还没有完全丧失日夜轮转醒睡交替的概念。那男人说，正下雨呢，接着又说，您是谁；我不是这里的人；在找吃的吗；对，我们四天没有吃东西了；您怎么知道是四天呢；估计出来的；只有您一个人吗；我和丈夫还有一些伙伴在一起；你们有多少人；一共七个；如果想留下来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您就死了心吧，我们人已经很多了；我们只是路过这里；你们从哪里来的；从失明症开始我们就被关起来了；啊，对，检疫隔离，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放你们出来了吗；发生了火灾，这时我们发现看守我们的士兵不见了；你们就出来了；对；你们那里的士兵大概是最后一批失明的，所有人都失明了；所有人，整座城市，全国都失明了吗；要是还有谁看得见，那就是他不肯说，保持沉默；您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因为我不知道家在哪里；不知道家在哪里；就说您吧，您知道您的家在哪里吗；我，医生的妻子刚要说她正准备和丈夫以及伙伴们回家，现在只想吃点东西恢复体力，但与此同时清楚地看到了现在的状况，只有出现奇迹，一个走出家门的失明者才能再回到家里，和以前不同，那时候盲人们总能得到行人的帮助，比如横穿马路时，比如不小心离开了熟悉的道路时。我只知道离这里很远，医生的妻子说；但您回不了家；回不去；这就对了，和我一样，和所有人一样回不了家，你们在隔离检疫区待过的人有许多东西要学呢，不知道无家可归是多么司空见惯；我不明白；成群结伙，像我们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为了寻找食物，必须在一起，这是我们不走失的唯一办法，由于我们在一起，由于谁也不能留下来管家，毫无疑问，假如找到了自己的家，那个家也已经被别的找不到家的人占了，于是我们成了转来转去的水车，开始的时候还发生打斗，但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是这些瞎子，可以说实际上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身上的东西例外；那么，解决办法应当是住在一家食品店，至少在还有食品的时候就不必出去；这样做的人至少会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一分钟也不得安宁，我说至少，是因为听别人说起过一件事，一些人想这样干，关上门，上了门闩，但他们不能让食品的气味消失，于是那些想吃的人们聚集在门口，由于里边的人不肯开门，他们就放火烧食品店，这一招真灵，我没有看见，别人告诉我说这一招确实灵，据我所知，再也没有人敢这样干了；这么说，人们不住在家里，不住在楼上；也住在家里，住在哪里都行，我家里大概已经住过许多人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能找到我的家，另外，这种情况下睡在一楼的商店和仓库里要方便得多，这样我们就不必上下楼梯了；已经不下雨了，医生的妻子说；已经不下雨了，那男人朝里面重复了一遍。听到这几个字，还躺着的人们站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书包，小手提箱，布袋和塑料袋，好像要出门远征，确实，他们要去猎取食物，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商店。医生的妻子注意到他们穿得不错，当然，衣服的颜色不搭，有些人裤子太短，露出了脚踝，或者又太长，不得不把裤脚卷起来，但寒冷不会侵犯这些人，几个男人穿着风雨衣或者大衣，两个女人穿着皮大衣，但没有人拿雨伞，大概因为带着不方便，伞骨总是对眼睛构成威胁。这伙人大概有十五个，他们走了。其他人一伙一伙的在街上出现了，也有单独行动的，有的男人靠在墙边解决膀胱在早晨的紧急需要，女人们则愿意躲到被丢弃的轿车后面。粪便被雨水泡软了，这里一摊，那里一摊，散布在人行道上。医生的妻子回到她那一伙人中间，他们已经下意识地躲到一家糕点房的遮阳棚下面，糕点房里散发出酸了的乳脂味和其他腐烂的气味。我们走吧，她说，我找到了一个住处，接着把他们领到商店，原来的那些人已经走光了。里面的东西原封未动，既不是吃的也不是穿的，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煤气灶，微波炉，打蛋器，榨汁机，吸尘器，粉碎器，以及其他各种方便人们生活的家用电器。空气沉重污浊，所有物品无一例外的白色外表，显得荒唐怪诞。你们在这里休息休息，医生的妻子说，我去找吃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近处还是远处，我不知道，你们要耐心等待，要是有人想进来，你们就说这里有人了，只要听到这句话他们就会离开，这是习惯；我和你一起去，丈夫说；不用，最好我独自去，我们必须知道现在人们怎样生活，据说可能所有人都已经失明了；如果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就和住在精神病院一模一样了；无法相比，我们可以随意走动，食物一定能解决，我们不会饿死，我也一定要找些衣服来，我们都穿得破破烂烂；其实，这些人当中她最需要衣服，从腰部以上她几乎一丝不挂。她吻吻丈夫，感到一阵钻心的痛苦；无论出了什么事，即使有人要进来，请你们也不要离开这里，如果你们被赶出去，我相信不会出这种事，只不过为了防备各种可能，你们就留在这扇门附近，待在一起，等我回来。她眼泪汪汪地看了看众人，他们站在那里，全都依赖她了，像一群年幼的孩子依赖母亲一样。要是没有我他们可怎么活呀，她想，但她没有想到外面所有人都失明了却仍然活着，只有她本人也失明才能明白，人能习惯一切，尤其是到了已经不再是人的时候，即使不到那般地步也一样，斜眼小男孩就是个例证，他已经不再打听母亲了。她走出商店，来到街上，看了看门牌号，牢牢记在心里，还有商店的名字，现在要看看拐角处的这条街叫什么名字，她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找食物，能找到什么，可能走过三个门就找到了，也可能是三百个，不能迷路，找不到任何人问路，原来能看见的人现在都失明了，她看得见，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太阳破云而出，照得垃圾中间的一个个水洼闪闪发光，现在，人行道石板缝里长出的青草历历在目。外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如何辨别方向呢，医生的妻子非常纳闷。他们并不辨别方向，而是紧紧贴着大楼行走，把胳膊伸向前方，相互间不断碰撞，像走在窄窄的小路上的蚂蚁，但出现碰撞时听不到抗议声，也用不着说话，其中一家人离开了墙，就沿原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直到再次碰到原来那堵墙。他们偶尔停下来，在商店门口闻一闻，感觉一下里面有没有食品的气味，不论什么食品都行，接着又往前走，转过十字路口消失了，不久那里又出现一伙人，看样子没有找到想找的东西。医生的妻子走得比他们快，无须浪费时间走进商店就知道是不是食品店，但她很快就明白，找到大量食物不容易，她发现的为数不多的食品店似乎早被人掏空，成了空壳。她穿过一条条街道，一个个广场，距丢下丈夫和伙伴们的地方已经很远，来到一座超市前面。里边的状况没有什么两样，空空的货架，倒在地上的玻璃柜，盲人们在中间游荡，大部分人趴在地上，用手在肮脏的地板上扫来扫去，希望找到一点点可果腹的东西，一个经受住别人敲砸而没有被打开的罐头，一包随便什么食物，一个土豆，即便是被踩过的也好，或者一片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面包。医生的妻子想，尽管如此，总会还有点东西，这超市太大了。一个盲人从地上站起来，叫嚷着说玻璃碎片扎进他的膝盖里去了。血顺着腿往下流。同伙的盲人们围住他，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他说，玻璃扎进膝盖里了；哪个膝盖；左边；一个女人蹲下去，小心，说不定这里还有玻璃呢，她摸索着找到那条腿，又摸了摸，在这里，她说，还扎在里面；一个男人笑起来，既然扎进去了，就好好利用利用吧，别的盲人，不论男女，全都笑了。那个女人用大拇指和食指当镊子，把玻璃拔了出来，这是个无师自通的做法，之后从肩上背的包里找出一块破布，把那个男人的膝盖包扎好，这时轮到她说句笑话让大家乐一乐了，没什么可干的了，我很快就把扎进去的那玩意儿还给他了；受伤的男人反击说，等你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再扎什么进去；可以肯定，这伙人当中没有一对夫妇，因为看样子谁也没有恼怒，大概已习惯开放的言行与自由的结合，除非他们两人正好是夫妻，才这样随便地玩笑，但实际上又不像夫妻，夫妻不会在公开场合说出这种话来。医生的妻子环顾一下四周，人们正在争夺仅有的一些可吃的东西，有的挥拳头，有的推搡，拳头几乎总是打空，推搡又往往不择敌友，争夺的东西从手中掉下去，落到地上，等待着绊倒什么人；这回我不会从这儿滚开的，她用了一个通常不会用的词语，这再次表明，环境的力量和性质对词汇有着巨大影响，想想看，某个军人在被逼投降时曾说出狗屎二字，因此，即便今后在不那么危险的情况下说出同样泄愤的话，人们也该宽恕他的缺乏教养。这回我溜不掉了，她又想，正准备出去的时候，另一个想法天启般地出现在脑际，这么大的商场应当有仓库，不是那种大仓库，大仓库在别的地方，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而是存放某些购买量较大的商品的小仓库。想到这里她立刻兴奋起来，开始寻找通往藏宝洞的紧闭的大门，但所有的门都开着，里面同样一片狼藉，同样有许多盲人在同样的垃圾堆里刨来刨去。最后，她来到一个阴暗的走廊，阳光几乎照不进来，她看到一个像运货铲车似的东西。金属门关着，旁边另有一扇门，很光滑，像能在铁轨上滑动的样子，这是地下室，她想，盲人们来到这里以后发现道路堵死了，大概会以为是电梯，但谁也不曾想到，正常的设计是一旁还有一个楼梯，以备停电的时候使用，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她推开推拉门，几乎同时产生了两个强烈的印象，第一是要去地下室必须走又深又黑的楼梯，接着就是里边的气味清楚地表明那里的东西是食物，即使是装在我们所说的密封容器里也能闻得出来，饥饿会使嗅觉变得极为灵敏，像狗一样能穿过重重障碍。她赶紧回去从垃圾堆里拣塑料袋，必须用它们来运送食物，同时她又问自己，没有光亮，我怎能知道应当带走哪些东西呢，她耸耸肩膀，这担心太愚蠢了，但现在她又产生了怀疑，考虑到目前身体虚弱的状况，我能不能有力气背着一个个装得满满的口袋原路返回呢，此刻，巨大的恐惧涌上心头，她害怕回不到丈夫等着她的那个地方，她知道街道的名称，这个她没有忘记，但一路上拐了那么多弯，惊慌之中她几乎思维混乱了，过了一会儿，仿佛停滞的大脑终于又开始转动，她慢慢觉得自己好像俯在一张本市地图上，用手指寻找着最近的路线，好像有两双眼睛，一双看着她自己和地图，另一双看着地图和道路。走廊里依然空无一人，好运气，由于发现了楼梯而过于紧张，她忘记了关门。现在她转过身，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整个人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她像外边的盲人一样瞎了，区别仅在于颜色，确实，仅仅在于白色和黑色的不同。她紧紧贴着墙壁开始沿楼梯往下走，如果这地方已经不是秘密，有人同时从底下往上走，他们就必须像她在街上看到的那样，其中一个人离开安全的依靠，贴着另外一个人模糊的身影往前，也许会荒唐地害怕墙壁已不在那一边。我要疯了，她想，并且有根有据，沿着一个阴森可怖的洞穴往下走，没有光亮，也没有看到光亮的希望，走到哪里去呢，这些地下仓库一般都不太深，第一个梯段，现在我明白成为盲人是怎么回事了，第二个梯段，我要喊叫了，我要喊叫了，第三个梯段，黑暗像浓浓的糊状物贴在她的脸上，两只眼睛变成了沥青球。我前面有什么呢，马上又产生的一个想法更加让她胆战心惊，以后我怎样再找到这个楼梯呢，突然间身体失去平衡，她赶紧蹲下，免得失去依靠倒下去，她几乎神志不清了，喃喃地说，这里干净，她指的是地面，她觉得神奇，干净的地面。现在她渐渐清醒过来，感到胃部隐隐作痛，胃痛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刻仿佛她身上再没有任何活的器官了，它们依然在，但不想发出任何信号，只有心脏不同，心脏像一面巨大的鼓咚咚作响，一直在黑暗中盲目地工作，从所有黑暗中的第一个，形成它的子宫开始，到最后一个黑暗，它将在这个黑暗里栖止。她手中还拿着塑料袋，没有扔下，现在只须安安静静地把它们装满，仓库不是幽灵和恶龙出没之地，这里只有黑暗，而黑暗既不咬人也不伤害人，至于楼梯，我一定能找到，用不着在这个大坑里转上一圈就能找到。她下定决心，要站起来，但想到她像其他盲人一样瞎，最好和他们一样爬着走，直到在前边找到什么，

、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

地位则有所上升。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7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4页。?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15—316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42页。清初缙绅大地主豪族的衰落，为商人向土地投资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太湖流域。约有4％—7％的商业利润被投资到土地上。相继而来的大量商业资本投向农业，有助于清初农业经济的迅速复原。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33、43—44、52页。?经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搜集的所有土地、户口登记册的详尽研究，说明最大的地主是于1675年登记的，占地400亩，次等大地主于1647年登记，占地293.6亩。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第721页。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农村缙绅阶级不仅在影响力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减退了。对位于太湖东南面、介于杭州与苏州间的桐乡县的研究表明，1449至1644年间，绝大多数举人居住在乡村。从1644到1908年，多数举人成了城市居民。在这一地区，仅占人口10％的人，构成了80％以上的缙绅阶层。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54—5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作为仅仅中过举人的官员王宏祚，在崇祯皇帝手下也许永远不可能升迁为尚书，但新朝却发现了他的理财才干。王宏祚是通过任户部郎中，后又督饷于大同，培养起自己的才干的。?《贰臣传》第三卷。?自1653年起，清廷曾有好几次力图使鱼鳞簿能反映最近的土地占有状况。县官们甚至受命亲自丈量土地，但这显然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曾力促地方官（包括地方的社长或村社之长）真正实施土地丈量的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在这些地区，明亲王官庄曾经大量地占有田地，使数以千亩计的耕地脱离了赋税册。然而在1659年清廷发现，这些措施简直就是为衙役与地方权贵提供了一个哄骗县官、伪造簿籍的机会。谴责这种现象，并力促皇帝制止将荒地登载入籍的一个官员是魏裔介。一般说来，17世纪50—60年代实行土地丈量的企图，都因地方上的反对而落了空。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1654—1656年间簿录明代皇室与贵族财产的成果，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8—186页所载奏章。?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二二卷，第1463—1464页；《大清会典》，第二十四卷，第20页，第二十五卷，第8—10页。?其他行政改革措施包括于1653年开始推行的截票制，即将税单的一半交与纳税人，开列在某一年中一户共应交纳的赋税额。户主交纳赋税完毕后，再将税单的另一半交给他。此制当然是旨在防止衙役篡改税额，以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物。衙役篡改税额的问题，一直使清廷感到烦恼。两年后，即1655年，顺治皇帝诏令户部官吏不得处理本籍省份的文案。于是，例如，要派一个福建籍的官员，去主管直隶八州府赋税，而所有直隶籍官员，都得从这一职事中调离。1658年，又颁布了一条法规，规定地方官上报户部簿籍不时，或上报而不准者，要加以惩罚。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6—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06页。至19世纪，户部的江南清吏司设置满洲员外郎三员，以制约唯一的一名汉官。江南清吏司还掌管在江宁与苏州的生产皇家丝织品织造机构的账目奏销。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186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64年，清廷估计自1644—1660年间，钱粮积欠达银2700余万两，粮700余万石。这多数是因江南地区造成的。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4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9—222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八十七卷，第25页。首先，这些积欠得归咎于对“贪官蠹吏”的惩治不严。1655年，大学士蒋赫德抱怨说：“近每见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其志乎？”通常，衙役可以通过交纳一笔与受贿钱物数量相等的罚金来赎罪。蒋赫德请废此制，顺治听从了。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38页。然而到了1658年6月12日，顺治皇帝已认识到财政赤字是由官吏的腐化与缙绅阶级逃避赋税两者共同引起的，便派遣满洲启心郎前去查阅地方籍账，迫使地方权贵纳税。起初派至无锡县，后来就遍及了江南其他各县。《世祖实录》第一一七卷。?若以1682年为基数100，则1646年物价指数约为688，1647年则约为500。通货膨胀看来于1657—1661年间结束。1682年达到物价指数的基数100，1698年，物价指数仍仅为131。王业键：《清朝物价的长期趋势》，第348、363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关于棉花价格相应的暴涨，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124页。?1661年，一名御史上奏说：苏、松田地易主至频，簿书转眼间即过时。“有良田四布，坐享膏腴，而无一役之责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三十卷，第13页。?举例说，每位举人可免丁四人。1648年，这类特权又依每人官品职位有所扩展，一品免丁30，至最低品位亦可免二丁。此外，官僚还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例如一品可免赋30石。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125页。“这一极端的措施，其目的必然是为了结束自私地和破坏性地利用过分的特权的现象，这一现象加剧了明末社会的混乱。这一措施的推行起初虽然有困难，但对新政府的稳固与长治久安，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清政府对付缙绅阶级以往逃税避赋及其他不法行为的措施，何以如此严厉。”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0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皇帝还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地主隐匿其所占有的土地数额的手段。例如在中国北方，尤其在山东，用以登录皇室或亲王庄园土地的计量单位，与用以登录平民土地的有很大不同。前者以540步为一亩，而后者仅以240步为一亩。显然，其地产作为明王庄地产之一部分，以前一种方式登录于赋税簿上的地主，其所交纳的赋税，不到地产以平民田地登录者所交的1/5。从另一方面看，在南方有权势的地主或将田产从赋税册中涂掉，或作伪登录在他人名下，或诡称是湖滩河涂，不供报其所有的田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47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五十二卷，第2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由于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缙绅阶级的逃税行为，因而他也转移了对官吏腐化现象的注意力。1658年，御史彪古提议令各地正式上报成为惯例的收费与各种附加税，并使之合法化。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这将给人以朝廷宽恕腐化行为的印象。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4页。?后来，当南方士人恢复了他们在国家科举考试中的声望，并且有很多人入翰林院供职时（至1725年，翰林院再次完全垄断了对重要文官铨试的管理），旧士绅关系网的某些表现又出现了。但实际上这些关系网的影响已大为削弱。虽然像苏州吴县一类地区的文才卓越者也能够进入翰林院为官，但这些官员一般无法升迁到三品及三品以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学士。在清初，来自例如宛平顺天县一类地区的官员占了翰林院官员的大部分，出任大学士，大力提携同乡，在这种情况下，陈名夏的升迁的确是一个例外。1644至1795年间，尽管有49位吴县士大夫任职于翰林院，其中只有4位升至三品。出类拔萃的考试成绩并不能赢得高官。吕元驄：《翰林院》，第128—134页。?魏斐德：《自主的代价》。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致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明末方志“风俗”门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在清朝方志中遂不复见了。森正夫：《士大夫》，第52—53页。这一点在地方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得到了具体的反映，由县丞组织农夫承担水利工程的官督民办制，取代了由缙绅负责水利工程的办法。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23—130页；威尔：《中国水利》，第280页；滨岛敦俊：《明江南三角洲的水利组织》，第81页。?除去官府的政策不说，在明朝末年酿成了社会政治困境的城市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均平化”相反，随着清朝手工业的日益专业化，城市阶级之间的差异愈见明显。例如织工及纺织业中地位低下的工人，就被排斥于缙绅、商人等城市社会最高阶层之外，“士庶交往愈来愈少见了”。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10—311页。?例如在浙江，在黄宗羲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经会”。1667年，这些学者，包括万斯同和万斯大，还恢复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636页。?这一自称为盟弟以作为接近权贵的手段的习惯，随后也就改变了。因此他们不再称自己为盟弟，而是称同学。《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另一习惯称呼“同年”，指同时应试中举者。批评科举制度的人抨击这一互认同年的形式，因为它将同年关系置于家庭关系以及对老人的尊敬之上了。保罗·S·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9页。正如有几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清政府禁止了士人的盟社后，这些代替士人团社的组织是由大臣们所赞助的。个别恩主与一小群追随者的等级关系，改变了清初士人社会风气，显示出了比作为晚明时期特征的“文人”行为还要多的依附性与奴性。汤姆·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42页；斯持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48页；《徐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5页。关于对地方缙绅政治庇护的重要性，见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4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页。有人曾论证说：由于在总的赋役体系中有一单独的力役成份，国家就有兴趣限制地主的控制力，因为国家在争取佃客、农民服役方面，与地主有矛盾。但当明清转折时期力役以银钱折纳之后，土地就成了起征赋役最主要的依据。在涉及佃客时，国家就更倾向于支持地主。因此在明末清初，地主与国家的利益可能日趋融合。顾琳、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页。?顺治早已被他的爱妃佟氏的奢华葬礼搞得精疲力尽了。佟氏是多尔衮家族鄂硕之女，在四个月前去世，时年22岁。在她被火化时，顺治恢复了满族的一种风俗，令其30名侍女陪葬。这一风俗是汉人所憎恶的。邓恩：《一代伟人》，第352—353页。?1661年2月21日，户部福建清吏司上奏，报告了江南、浙江、江西赋税积欠的情况，指出它必将对足够的军费保证带来困难。六天后，鳌拜等辅臣做出了反应，下令吏、户两部将赋税积欠地区的官吏降职调离。3月16日，巡抚朱国治建议按京官考课程序来按察外官，朝廷加以批准。两周后，又下令对征集赋税不敷额数的官员实行惩罚。但到了4月7日，辅臣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地主与官吏之间在心照不宣地互相勾结，因此，仅仅在官僚队伍内部实施严厉的措施是不够的。“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也，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从此以后，所有的督抚都受命对逃避赋税者，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从重治罪”。《圣祖实录》第一卷，第15—17、23页；第二卷，第1、3—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圣祖实录》第三卷，第3页。详细汇报逮捕缙绅地主的奏报于1661年6月28日抵京。这场镇压是紧跟着对苏州地区沿海防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重新组织后进行的。清政府在苏州地区修建桥梁、道路、壁垒，建造船只，花费不少。有关敕令是1661年5月22日发出的。同上书第二卷，第21页。参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孟森：《心史丛刊》，第11—13页；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9—13页。根据一位御史的奏章所说，逃避赋税的手法有移居别县、包揽、假托功名、于邻县置立产业等等。《圣祖实录》第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三卷，第15—16页。江南缙绅阶级所受到的降低他们身份的对待，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至少降低了一个等级。?《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页。赋税的定额也合理化了，依土地立额，并为一个总数。见1661年8月24日奏疏，载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3—4页；参见李华：《清代前期赋税制度的改革》，第102—10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1页。?1662年1月12日，清廷下令编纂新赋税册。见《圣祖实录》第五卷，第13—14页。?米勒：《派系斗争》，第80—83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113页；埃尔文：《集镇与水路》，第455页。1661年，在诸如河南等省份开始推行旨在增加纳赋田地的较合理的土地开垦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那就是免去农民的力役负担，以鼓励他们向政府登录田产，这样，在避免地产争讼的借口下，替负责调发赋税的官员们纂集了一份财产登录簿。在整个北方，始于京畿，次及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甘肃、陕西，王庄田产被转为民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据兵部尚书车克1661年8月3日上奏，由于福建的战事，这一年的兵费首次超过570万贯。议政王大臣会议于是决定重新开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尽管清政府认识到征集这些赋税十分困难，皇帝还是批准了这一决定。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2、6—21页。1661年12月23日，又令江南赋税每亩增一分。于是督抚们再次纷纷上奏，诉说征发加派的困难，但增加征调的诏旨并未改变。同上书，第27、29—30页；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1663年，清政府试图在全国实行土地丈量，但被许多地方成功地抵制住了，那些地方干脆沿用满清征服以前的税额，认为土地籍记是一项开支浩大，而又庸人自扰的花费。1687年，《赋役全书》终于编成。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3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5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8页。至1663年，桐城一县的赋税收入再次达到明朝后期的水平。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8—69页。?约翰·罗伯特·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第378页。17世纪60年代早期，

了，他也不干了。后来我有个本家哥哥，在地方法院那儿又给他找了个工作，最后又不干了，就做个小买卖，卖个果子。反正那时候靠租房子还能过，他再出去工作去，有点填补儿，就还凑合着。我们一直就在西直门，在这儿住了50多年呢。定：您爱人解放以后做什么呀？金：就做小买卖，自个儿做呀，卖果子。再后呢都要牌照了，没牌照不卖给你东西，怎么办呢，你买不来东西你卖什么去？后来也不让卖了。取牌照去，谁也不给，不给，怎么办呢，那个就回家了，那会儿岁数也不大。那13间破房子，到解放后一间房子才租几毛钱，人家还不正经给，不是说到月头就给你，就不给钱白住，白住，那还惦记分你的房子呢，以后就一点儿进项没有了。你怎么办，不能都在家里饿着吧。我就出去啦，给人看好几年孩子哪。那家离我们家倒不远儿，他们家也是个旗人，人挺好的，两口子工作。我就出去，天天晚上回家。到1958年就往出轰人么，家里头不许有人，都得出去工作去，1959年43岁了我就，又出去到工厂。德胜门里头，德胜桥那儿有个五金厂，哎哟，累着哪，我都40多岁了你想。我就一直跟那儿，待了20年，待到退休，63岁才回家来。他又什么都干不了，又干什么人家都不让干，他但凡能做个买卖什么的，我也就不出去了。我这一辈子一天也没享着福，挨家挨家受苦，在这儿在那儿受累。我生了6个孩子哪，一个比一个大3岁，他(指儿子)上头一个哥哥，都6岁了，死了。要说那病都不知道，邪病，吐虫子，吐了一天一宿就完了。他底下生了一个也死了，就他一个了。这两个女儿都是后生的。大女儿今年47岁了。定：那时候生病都怎么找大夫啊？金：单有瞧中医的大夫，请中医到家看，轻易不上医院，医院都是外国人开的。抓药这边有个圣济堂注134。

5.哥哥和嫂子

金：我哥哥比我大10岁呢，他赶上(清朝的)一个末角儿。到生我的时候就民国五年(1916年)了，就一点没赶上，要不怎么什么都不太清楚呢，没赶上么。那会儿也小，也不往心里去。最后修这次谱，都是我哥哥他们修的，那会儿我们后头有一家街坊，那老头是宗人府的，他们俩净在一块儿，在一块就研究这个，说我们原来有家谱，后来说再做一份，搜集材料去，都找齐了，修谱，有修谱办事处。我哥哥脑筋旧，不让女的上学，女的不能上学。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教给我4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注135，4本书，就教给我那个，由几岁就学那个，瞎学，没正经上过学校。后来去过一个可以算业余的学校，二十九小学。是正式学生下了学，我们去补习。去了有二三年，后头怎么不去啦？因为那学校的老师是个女老师，也梳头，后头留个大辫子。后来都让剪发，我哥哥不让剪，最后不剪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去了人家都说我，因为那个我就不去了。我24岁才剪的头。我哥哥脑筋特旧，后来一直就那么旧，至死我看脑筋也没变，还是那老一套。我母亲倒没那么大规矩，自己都没饭吃了还要规矩干吗用？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哥哥他一直就工作呀，家里事都是我的，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跑外呀干什么都是我的，我父亲就在家里管做饭。我管买，买完了他做。我掌家。我哥哥结了婚了我才不管了，嫂子在，哪儿能让小姑子当家啊。我嫂子她们家也挺苦，她父亲也没工作，她弟弟也没工作。她有个大姑姑，有一个表哥有工作，是在牛奶厂还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姑姑家条件好，开一个饭庄子，她小时候是跟她姑姑家长大的。我记得在后坑住。我嫂子比我还小两岁，我哥哥比她大一轮。是她姨大大，就是她大姨儿给介绍的。她姨大大那时候告诉她，说人家家可是有规矩的，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可是头一天她一给我父亲请安，我父亲就说得，免了，咱不要那规矩，我们这儿早就没这规矩了。不吃饭饿得慌，要规矩有什么用啊。定：你们家那时候信佛吗？金：不信。定：您哥哥信是吧？金：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定：我看书上写的，一般满族家庭的小姑子都特厉害，是吗？金：对。过去我们家的大姑子、小姑子都是站着的婆婆。定：那您也是站着的婆婆？金：我？当孙子吧，还婆婆呢。定：那您跟嫂子关系怎么样？金：我们俩关系还行，挺好的。定：您哥哥他们搬到老坟那儿的事您还记得吗？金：那会儿他们在积水潭、火药局那儿住，也不知道俩人怎么商量的，非得要上农村，非得要种地去。我说不行，你们干不了，他们说怎么干不了呀，人家干得了，我们怎么干不了。把两间房也给我嫂子娘家弟弟了，就搬到那儿去了。城里待惯了到城外头也不行啊，也没房子也没地，那坟地也不是正经八百的大片的地，这给你刨一道儿，那给你刨一块，刚搬过去还和耿家伙着种，他们不会呀，跟人家种，又没水。到麦秋，还叫我们那位(指丈夫)帮着收去呢。那会儿收粮不像现在这会儿收粮这么多，一亩地才出几斗粮食，到年下收点老玉米，收点谷子啊，换面去。就两口子，这一年都不够嚼口的，不够吃的。定：他们怎么就想起非要出去呢？金：不知道他们两人怎么想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非得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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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恒德口述

时间：2003年2月18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恒德这篇口述比较简短，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她母亲和姑姑所叙故事的补充，也可以看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对父母生活的一种感受。恒德还将她精心保存的她父亲毓珍“文革”时写的“检查”出示于我。作为当时的“检查”，不可避免地会有渲染自己生活之贫困和工作之辛勤的成分，甚至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城守坟一事也说成是“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但我相信他所叙述的为生活四处奔波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40年前的这种“检查”，如今已经堪称文物。兹将这份“检查”附于文后。并对恒德几年来对我慷慨热心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金恒德(以下简称恒)：我妈死的时候我好像有预感。您1月15号来，她2月28号走的，不到一个半月吧。我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一出生时候四品。我爷爷叫溥万，溥字辈。我小时候对我爸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老头。一天到晚跟我也说不上什么话，他老是看书，抱着那家谱看。据我妈说，他最早在宗人府当差。定：那时候清朝已经完了呀。恒：还有宗人府吧，干了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就不干了，出去给人打小鼓。后来在老理工大学，他的交代上都写着呢。我父亲结婚挺晚的了，我姑姑说我爸那时候左挑右挑，族人们也都给挑，老不合适，就挑到这么大岁数了。后来是我妈的三姨太太给我妈说的，说这人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的，就这么给说上的，结婚时候我妈都二十六七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连个蚂蚁都不踩。我那天上我姑姑那儿她还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儿呀，哪儿有野猫，瘸狗，伤残的猫，伤残的狗，他都弄回来，甭管花多少钱，他先把药上好了，那会儿他一下班回来，猫都跑到他身上去。我小的时候是我太太给我看起来的。那时候她在人家给人当保姆，反正是挺有权势的这么一家，有了我以后就把我太太请回来了看我，可是那么多年还跟那家，就是在人家干活的那家来往。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我太太还背着我呢，下着雨，打着伞，我太太把伞给扔了都没扔我。我妈也就给我讲了这些。定：你们这个村过去叫什么村？恒：大王花园呀。后来他们出城以后就改农业户口了，也挺坎坷的。人家都劝他们别出城，说你们出城干吗去呀，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谁，你再受气。定：那他们为什么一死儿要出来呢？恒：就为了这坟地呀。这坟对于我爸爸好像特重要。定：当时你们家多少亩地？恒：没有地，就是这个坟地。就为这个坟地出来的，这坟地不是我父亲的么，我父亲他们家的。原来我小时候这边都是小坟头，花生地，还有柿子树。这碑还真看住了。定：听你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挺受苦的，有这么多东西怎么还受那么多苦啊？恒：这就说来话长了，可能我妈不愿意说这段，她没跟您说这段吧？原来这地儿都是宝顶坟，坟上是白灰、混凝土、黄土，这个俗称宝顶坟，大宝顶，立的碑。坟是我父亲他们那支儿上的坟。那会儿不是都占地了吗，得起走，不能埋在下边呀，当时起坟就起出不少东西来，好多殉葬品吧，戒指啦扇子啦……定：起这坟是什么时候？恒：可能是50年代以后吧。我那会儿毕竟还小，说的也不那么完全属实，反正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父亲是84岁没的，1989年5月份，当时我们不是住平房么，那天等到下午他就有点拉稀，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晚上送到北医三院去，11点回来，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也病了一场，她就不愿意住平房了，就带着孩子到楼上住去了。我妈我爸都信佛，特别信那个。我妈是82岁没的，我妈去世后我觉得好多事情挺对不起我妈的，我妈把一腔心血都扑到我身上了。人都说你挺孝顺的了，可我要是特别特别积极地给我妈治病，我妈也许死不了。我现在为什么信佛呢，就是对我妈的一种忏悔。我妈挺不容易的。她跟您说过她出城的经历吧，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这片坟地。出城以后根本不会干农活，这一块儿就我们是村外边的，村里人就欺负我们。刚出来时候，我那会儿还没上学呢，就分配了一块自留地，这地得插白薯秧子，插白薯秧子得去买，完了去插，我妈也不懂，我爸也不懂，就得雇人插，人家插完了都不给封土，没给封土这白薯就得死呀，白薯秧子晒了一天了，到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浇了水了，就把白薯秧子自动给封上了。我妈后来为什么信佛呀，我妈说佛可以救咱们，老天爷可以救咱们。定：我想问问你，你妈给我讲的是一种非常贫困的生活，可是听你刚才讲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是吧？恒：我妈年轻时候的事我知道得不是特别多。我妈给我讲的也就是这些，什么挑花啦，缝穷啦，梳两把头啦什么的。我姥姥、我姥爷，也不是几品，是传圣旨的，说圣旨到，就干这个。我妈就是姐弟俩，年轻时也没享过什么福，但是也没受过太大的罪。我就觉得我妈出城以后受的罪特别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出城以后就挺受罪的了。我父亲没怎么下过地，因为他不会干活儿啊，都是我妈下地干活儿，起早贪黑的，你想拔麦子、下凉水什么的，在城里虽说是缝穷吧，跟下地干农活是不一样的，锄头也不会拿，人家会用巧劲儿她也不会。手上起的大包，到死的时候手上都是大包。而且还受欺负，挺受挤对的。我是1963年上小学的，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1967年就开始抄家，把我们家给砸得乱七八糟。砸完之后就拉那碑，得有20多个红卫兵，拿那大粗绳子，喊着口号就给拉倒了，当时就“破四旧，立四新”。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就住在碑的旁边，离碑也就几米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孩子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追着骂我，都知道我们家是旗人，就说老子骑驴你骑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都不知道人家干吗骂我这句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妈才跟我说，咱们过去是在旗的，是黄带子，人家骂你，你也不要还言，赶紧走就完了。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就没系过黄带子，别人干吗叫我黄带子。反正我小时候挺受歧视的。定：你对你这个民族的印象特深刻？恒：特深刻。你想当时这个环境，这点儿都是农业社，一片地啊，我的周围没有满族，就我们一家满族，从小就听我妈说咱们挺受气的，挺挤对咱们的。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呢，第一成分不好，我父亲的成分是城市小业主，第二是满族，所以红小兵不让入，好多事情都不让去，人家还追着骂我，旗人哪，什么的。后来“检查”原稿之一页(金恒德提供，参见本篇附录)到入团的年龄，那会儿入团要政审，我各方面都很好，都非常优秀，也不行，最后有一年毛主席说不唯成分论了，我才入的团。小时候就感到特别压抑，挺自卑的，羡慕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孩子，那烙印真是不可磨灭了。所以我对这个民族真的不理解，没有什么好感，我想过去皇帝是不是特别欺负老百姓啊，当时就有这么个概念，认为满族是欺压百姓的，因为我受气啊。我就想为什么是满族呢，为什么出身这么一个家庭呀，能不能没有满族啊，人家入红小兵我特别羡慕，孩子么。我又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说心里话。到后来才有一个大的转变，那就是上中学了，有一次有一个报纸，人家来请我父亲投稿，后来有一年又有人开车来接我父亲写清史去。我父亲就给我讲我这个民族，现在我当然觉得是满族挺自豪的。我父亲“四清”的时候给定的成分是小贩。“文化大革命”批斗我们，我父亲就写了个检查之类的，自传似的，从他怎么出生到怎么做小买卖，自己的出身，交给当地组织，我看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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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毓珍“文革”期间写的检查7岁上学，日期不多退学。9岁入学，12岁退学。13岁14岁15岁做小买卖，卖梨糕，卖枣，卖花生，卖白薯，并全家给西直门内大街路南饭店西万庆糊火烙干。16岁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当看守。18岁告退。19岁20岁21岁22岁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有时作小工。23岁在前门内地方看守所当所工，24岁告退。25岁26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27岁在南西门(右安门)内姚家井第一监狱当看守，30岁告退。31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打鼓，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内麒麟碑胡同路东入满族联合会当会员，有时在该地址修谱处抄写(临时雇工)。32岁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事务股当小职员，41岁改组结束回家，42岁43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打鼓，有时赴安定门宣武门抓货，有时赴门头沟河南街卖货。44岁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在解放头3年中我做小生理，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不清)使唤(住西城成方街路南门)，后又在周济家中使唤(住鼓楼东小大佛寺路南饭庄门内)。我妻金秀珍在家挑花作卖活作老虎活，并帮助我做买卖。以上均在解放头三年。地亩总数共贰拾陆亩壹分。生产地数拾伍亩，未生产地数拾壹亩。出典年月是在1921年前后，因家贫由我祖父及我父陆续将坟地出典与耿瑞祥共拾伍亩，言明除到典期外，地无租价，钱到回赎。赎回年月是在1935年前后由耿瑞祥手中将地拾伍亩赎回。赎地后情况拾伍亩地仍由耿瑞祥耕种，并没与他要粮，听我父说每年他给几块钱。赎地本钱来源是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时，由文重之母由数年工钱之中抽出给积储的，在文重之母手中保管。赎地原因，因为家中贫甚才将坟地出典，受了腐化封建旧思想，以坟地为重，将坟地赎回。要粮情况是在吃共和面那年粮食紧张，这时我父与他商量每年要7个半……因天灾旱涝不收地势湫凹原因均未给足数。近年来劳动情况，因身体多病(喘症，血压高，心脏病，贫血)诸症，各医院均可调查(积水潭、新街口二条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五道口、大钟寺各医院)以上均可调查证明外，并有新街口二条中医证明。又因我母(80余岁)重病在床不能动转，一年数月无人我得带病扶持。自己感想，我家住城里将坟地出租(属有小量土地者)与人要粮，但不是我全家一年生活主要来源，而我自己家人均有正当劳动生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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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恶果子市”的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记王朝第四章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

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

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

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

尾

赋，只需3年朝贡一次。明朝立国之初，杨家甚为守法，明成祖征讨安南，明英宗征讨麓川，播州都曾出兵助战。播州成为边患，是由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时开始的，成化年间，播州开始“聚众寇边”，被明王朝击退，随即上奏谢罪了事，明王朝也就不予追究。从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的100多年里，播州与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摩擦，但多是小打小闹，未引起明王朝的重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杨应龙承袭土司后，情况迅速恶化，杨应龙本人性格残暴，在当地横征暴敛，民怨极大，他岳母一家也因得罪他而遭灭门。与此同时，杨应龙大肆扩充地盘，掠夺治下苗民村落土地，在激起苗民反抗后，又唆使苗民去袭击周围汉族村寨，挑拨民族仇杀。从万历年间开始，就有播州当地苗民控告杨应龙，明朝四川、贵州地区的官员也有人向朝廷上奏，说杨应龙有造反之心。此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为缓和土地矛盾，明王朝多次将大量无地农民向西南地区迁移，这些农民许多都是今天西南客家人的先祖。对此杨应龙大为抵制，多次组织武装，残杀南迁汉族，甚至发生了血洗汉族村落的事情。杨应龙也很有头脑，他雇佣了一个四川落地举子孙时泰为军师，像诸葛亮一样供养起来，就是这个孙时泰，不但多次给杨应龙出谋划策，还建议杨应龙伺机脱离明朝统治自立为王。虽有地方官屡屡弹劾杨应龙，但明朝政府对此，却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多次事件都是大事化小。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贵州巡抚叶梦雄揭发杨应龙图谋造反，明王朝一度把杨应龙抓到重庆受审，经地方官审判，本来判了斩首，但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杨应龙立刻表忠心，说愿意率兵去朝鲜助战。明朝随即顺水推舟，赦免了他的死罪。没想到杨应龙回到家就变卦，不但拒绝出兵，还把播州与外界的道路全部隔断，以图死守。明王朝四川巡抚王继光率3000人进剿，却被打得大败。打赢后的杨应龙立刻耍诈，对明朝说此事是他部下所为，并把手下12人送交明朝治罪。明朝又一次上了当，对杨应龙暂不追究。此后几年，杨应龙屡次侵扰周边州县，甚至把重安知县全家灭族。但明王朝正忙于和日本和谈，没顾上管他。如此一来养虎为患，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自以为羽毛丰满的杨应龙扯起了反旗，派兵大举进犯四川地区，甚至一度侵扰到湖广。明王朝这才发现，这个反复无常的土司而今已成大患。震怒之下，明王朝决定进剿。万历二十七年一月，贵州巡抚江东之率3000明军攻打杨应龙，在宽练堡遇伏，3000明军无一生还。明军之所以两次进剿都只出动3000人，是因为此时明军精锐多集中在北方，又值抗倭援朝战争时，多线作战实在力不从心。直到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明王朝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播州问题。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公元1600年），曾在抗倭援朝中担任过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节制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兵马，承担起了平叛重任。明军集结时，杨应龙继续作恶，先攻陷了四川案江，又攻克了四川秦江，令人发指的是，他在秦江搞起了大屠杀，“士民死伤万人”。明军因为兵力不足，只能分路防守，双方开始了相持。李化龙步步为营，逐渐压制住了杨应龙，到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公元1601年），明军终于兵临播州。李化龙分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李化龙手中最大的王牌，是赶来参战的陈寅部戚家军3000人。明军节节胜利，终于逼近了播州的要塞娄山关，名将刘珽率部强攻，遭杨应龙顽强抵抗，陈寅的戚家军则发挥山地战素质，奇袭了与娄山关遥相呼应的海龙囤，明军随即一马平川，至六月完全攻破。六月初六，明军已经占据了播州大部分地区，杨应龙全家退到一处要塞内，走投无路的杨应龙上吊自杀，其狗头军师孙时泰，其子杨朝东等69人被俘，押解北京后被斩首。至此已传29代的杨家播州土司，就此终止。战后明朝在当地“改土归流”，设立府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以明王朝养虎遗患为开始，以杨家举家灭族为结束，对于明王朝的西南统治，意义可谓重大。播州战后，许多同样是“独立王国”的土司大为惊惧，主动向明王朝交出政权，明朝对于西南的控制从此大大加强。三在公元159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里，明朝遭受了“双线作战”的困境，而在公元1592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也遭到了同样的困境，就在日本侵朝战争发动前，即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宁夏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祸——哱拜之乱。说到这场兵祸，就要先说说作乱的主角哱拜。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嘉靖年间投降了明朝，起先表现很好，曾经在宁夏总兵郑印麾下效力，因他熟知蒙古军作战特点，多次献计献策，屡立战功，职务也节节攀升，到了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已经官至宁夏总兵，在明朝武将的升迁速度里，算是比较快的了。对于他早年的行为，今天的历史书上说他“多蓄死士”，意思是他早有谋反之心。明朝在嘉靖、隆庆两朝边防吃紧，哱拜的问题虽常被揭发，可用人之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哱拜本人也很会来事，对明朝边防将领多有结交。明朝北部边防，有吸纳蒙古族士兵入伍的传统，其中任军官的被称为鞑官，哱拜与许多鞑官都多有往来。万历年间哱拜继续升官，一直做到宁夏副总兵，成为执掌宁夏地方军政的大员，在军中任人唯亲，树立多处心腹。真正激起哱拜反心的，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河洮之变，鞑靼部窜犯青海，哱拜出兵援救，立下大功。哱拜因胜而骄，回军时竟然纵兵抢掠，遭宁夏巡抚党馨斥责。与此同时，哱拜贪污军饷事发，因他有大功，明王朝最终从轻处理，仅发文申斥了事。哱拜却因此更加怀恨，反心日起。河洮归来后，哱拜借口整顿军务，在军中撤换多名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此事遭到明朝宁夏御史孙立的揭发。接到奏报的明朝，还是希望能息事宁人，因此折中处理，并未追究哱拜罪过，只以年老为名命哱拜退休，由其子孛承恩继承他“副总兵”的职务。但此举治标不治本，哱拜的造反转入了“地下活动”，大乱已经一触即发。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筹谋已久的哱拜正式发难，伙同亲信刘东洋、土文秀等人发动叛乱，先杀宁夏巡抚党馨，又逼宁夏总兵张唯忠上吊。哱拜驻守在宁夏各地的亲信们也趁机作乱，因事发仓促，明朝政府来不及反应，短短一个月间，宁夏境内只有平掳城因城防坚固，未被攻克。与此同时，哱拜也接洽了鞑靼扯力克部与土蛮部，以出让宁夏北部草原为厚酬，换取了他们的支持。有人撑腰的哱拜更是有恃无恐，在宁夏倒行逆施。宁夏本地的汉民回民土地尽被他掠夺变成了牧场，大批百姓遭驱逐屠杀。最荒唐的是，哱拜想在宁夏自立为王，手下谋士纷纷给他想“王号”，可谓狂妄之至。明王朝当然容不得他的狂妄，哱拜二月叛乱，三月四日明朝大军就前来进剿，最早负责平叛的是宁夏总督魏学曾。明朝调度的军队，多来自河南、陕西内地，都是未经过大战的“和平兵”，自然不是宁夏叛军的对手。初战受挫后，明王朝调已经退休的原大同总兵麻贵驰援，麻贵不负众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宁夏外围的叛军，明军转守为攻，将哱拜打得节节败退，不得不溃退至老窝宁夏城（今银川）。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哱拜的外援扯力克与土蛮相继派兵救援，麻贵将重兵驻扎在贺兰山，与蒙古援军血战，虽击退敌援兵，攻打宁夏城却力不从心，战局一下子进入僵持。久攻不下时，明王朝再出重手，调山西总兵李如松平叛，他是原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可谓将门虎子。明王朝还开了一个先例，命李如松提督宁夏，这是明王朝第一次由武将提督军队。先前作战不利的魏学曾也被撤换，由叶梦雄接任。在军队上，明王朝调集精锐，蓟州的戚家军，辽东的辽东铁骑，宣府、大同的宣大精骑，尽皆调至宁夏，可谓志在必得。至七月，明军已将宁夏城团团包围，与此同时，在贺兰山打援的麻贵也捷报频传。七月十二日，麻贵以戚家军为先导，捣毁了蒙古援军的大营，并一路追杀70里，差不多全部消灭鞑靼援军。至此被明军包围的宁夏城，已然成了一座死城。哱拜的抵抗相当顽强，宁夏城是九边重镇，城防坚固，且配有数十门火炮，明军强攻两月，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破城。李如松想尽办法，用麻袋堆积登城，被打退，命部队挖掘地道，反被哱拜灌水，李如松干脆铸造堤坝，放水淹城，整个宁夏城成了一片泽国。弹尽粮绝之下，哱拜终于支撑不住了，九月十七日，明军趁水发动总攻，哱拜仓皇逃窜，被明将杨登文阻截，哱拜之子孛承恩被生擒，明军趁势进入城内。哱拜走投无路下，在家中自焚而死。至此宁夏之乱平定，得胜的李如松以及辽东军，也得以从宁夏抽身，开赴朝鲜战场。哱拜之乱，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鞑官”叛乱，明军的胜利不但稳定了宁夏的局势，更震慑了一直骚扰明朝边境的蒙古部落。宁夏战役之后，宁夏周边的蒙古部落“求归顺者甚众”，而明朝之所以能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也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参战部队，大多经受了宁夏战役的洗礼，尤其是作为统帅的李如松，宁夏城顽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有了他吃一堑长一智，在平壤战役中声东击西，歼灭数万日军的妙笔。四比起上述耳熟能详的“万历三大征”，16世纪最后10年的明王朝，其实还经历了一场今天提及不多，却绝对重要的战争——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说到这场战役，其实和前面的宁夏战役也不无关系。哱拜生出反心的导火线，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西征河洮之战，这场战争在明朝史书里有一个名字：河洮之变。河洮之变的主角，是蒙古土默特部可汗扯力克。这个人虽不太有名，但是他的祖父却很有名——制造了“庚戍之变”的蒙古鞑靼可汗阿勒坦。阿勒坦接受明朝册封后，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告结束，此后双方和平往来。阿勒坦死后，其子黄台吉也承袭了对明朝的友好政策，外加明蒙之间的互市贸易，给大部分蒙古人带来的实惠，原本是战场的山西、陕西等地，早已经是一片和平景象。作为阿勒坦的孙子，扯力克承袭了“顺义王”的爵位，但他并不满意，开始了不断的扩张，一边兼并周边蒙古部落，一边开始向汉地发展。此时明朝陕西、山西等地皆兵强马壮，轻易惹不得，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了明朝防御相对薄弱的青海、甘肃地区。明朝中期以后，青海草原地区渐成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阿勒坦可汗受封“顺义王”初期，因他在蒙古部落中的巨大影响力，尚能震慑各部，他死后，继任的黄台吉无力约束青海蒙古部落，因此明朝西部边患日重。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联合方式。这时候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除此以外，他们还时常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对明朝而言最严重的事情是，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迫使他们南迁，明朝甘肃御史严振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奏说：“长此以往，边境藩篱渐少，必为大患。”根据明朝兵部尚书郑洛的统计，从阿勒坦去世的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开始，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蒙古部落多次进入甘肃劫掠，累积杀害边民2000多人。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起，明朝方面要求对青海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时期西部的边患，多是小打小闹，直到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场大的变乱发生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六月，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和明朝翻脸了，先是4000蒙古军袭击明朝甘肃临洮、渭州、河州三地，明军严防死守，击退了蒙古军的进犯，临洮副总兵李连芳意图乘胜追击，反中了蒙古军埋伏身亡。一个月后，蒙古军又攻打河州，河州沦陷。蒙古军在进攻西宁时遭到西宁守将李奎拦截后，一番激战击毙李奎。短短一个月间，明朝两位总兵战死，5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一时间“西北大震”。边报传来，明朝上下群情激奋，小小扯力克，竟然敢打天朝的主意，如此耻辱败仗怎堪忍受？各级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调重兵至青海平叛。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原宣大总督郑洛接替。同时明朝还停止了与扯力克之间的“通贡贸易”，对扯力克进行经济封锁。眼看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爆发，此时，一个改变战局的人物登场了——郑洛。对蒙古人来说，郑洛是个老熟人了。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2年）阿勒坦在山西接受册封，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时，郑洛就是山西参政，这以后又做过山西巡抚，一直在和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的内部情况非常清楚。正因如此，面对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声，他却非常冷静。他到任后，并没有立刻集结重兵发起反击，反而给扯力克使“阴招”。十月抵达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切断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帮扯力克闹事就治谁。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另外派人在青海各地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部落纷纷投诚。接着郑洛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当然舆论攻势也没少，青海当地纷纷传言，明朝大军来了，有50多万……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甚至助明朝进攻。阴招使完了，郑洛又使明招，他带来的军队里，包括戚继光留在蓟州的3000戚家军骑兵，这是彼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但郑洛却不正面进攻，他把骑兵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打完了就走，和扯力克拼速度。从是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一月，3个月里明军没打大仗，小仗却接连不断，“斩获辎重无算”，彻底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奶。原本在河洮之变后牛气哄哄的扯力克，不到几个月，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扯力克毕竟是明朝册封的顺义王，如果消灭，又有可能激反其他的蒙古部落，郑洛的办法很简单：让他自己离开青海。他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若扯力克继续留在青海，明王朝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同时他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利弊权衡下，扯力克服软，公元1591年一月，扯力克离开青海，回到了他的老窝。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郑洛随即开始了攻击，当年伙同扯力克组织“联军”的巴都尔、超呼尔等部落纷纷被打垮。公元1598年，明军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最后一支扯力克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至此，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纵观郑洛在青海7年恩威并施的过程

力和修为。莫炎的表情已是千变万化，这段事实给他带来的打击远胜过当年眼见莫曹杀害父母，其实茶马古道的血案完全是由他先祖的行为导致的。“既然龙脉已经被无间轮回局封入另外一个空间，那莫曹为什么还要继续他先祖的计划？”我的脑中依旧问号重重，“何况，即使莫曹是个天才，但除非他有通天彻地的本领，否则根本无法将龙脉复原。”“野心大了什么都敢做，再说莫曹已经懂得操控虚灵改变地貌。”了然对我的怀疑露出了不屑一顾的表情，“劳什子书上知道的东西未必可靠，无间轮回局的可怕你亲眼见过吗？”说着，手指一弹，了然嘴上多了一支烟卷，狠狠地吸了一口后，又对我们说道：“莫曹已经弄到了狎兽和炎毒凰，你们也看到炎毒凰的涅蜕，接下来他就是要利用饲虚一派的绝技将无间轮回内的龙脉引回本处。”出家人的打扮的了然叼着烟卷，那样子看来有些滑稽，这倒也符合我想象中的形象，但想象归想象，眼前看去总有几分怪异，尤其是那老烟枪般潇洒的吸烟动作。“他会在哪里动手？”莫炎追问道，脸上阴沉的可怕，现在对莫炎来说已不止是报仇那么简单了，他还必须为先祖犯下的错误赎罪。“抚仙湖。”了然吐出一片烟雾，眼睛凝望着众人，我察觉到那眼神似乎特别关注着某人，难道他算出了这人之后会与此事件有关联？……重返玉溪，我们的目标便是形如伏羲之首的抚仙湖，一路上了然不再搭理众人，独坐在那里不住吸着纸烟，出家人的打扮在佛教盛行的云南司空见惯，并没有引起旁人多大的注意。“亦凡，了然的烟瘾怎么那么大。”晖儿偷笑着对我说道，“出家人四大皆空，他让我想起那个济癫和尚了。”“呵呵，出家人也不乏酒肉和尚，佛祖心头坐就行了。”我不禁笑道，“了然的性格比较古怪，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高人异品吧。”虽然如是说，但晖儿的话让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了然的行为举止似乎预示着什么，是我过虑了还是其中确实存在问题呢？莫炎在旁边自顾休养，闭目凝神心无旁骛；林岳和S两人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但总是瞟着了然，眼神有些茫然；老田一路忙碌着，取茶送水，默默地照顾着大家路上的饮食，他的朴实憨厚让人不禁感动。……黄昏时分，玉带河畔，巨大的怪石边。了然并没有带我们前往抚仙湖地域，而是来到了这条分隔抚仙湖和星云湖的隔河。河边的这块怪石相当巨大，不规则的外形像似一个狰狞的虎头，阔张的虎口正对着两湖的分界线。老田曾和我们说起过，这块怪石被称为“界鱼石”，抚仙湖盛产的抗浪鱼本来以抢水激浪为快事，但到了界鱼石边，却像遇到了什么屏障，纷纷调头；星云湖盛产的大头鱼顺流而下，到了此处，同样会折头逆水上回，因此便有“彼此知禁，从不过界”的说法。“夸张，这也太神奇了。”S看着水中返回的鱼群一脸惊愕，“就没人知道为什么吗？”“老人们说过，这石头像虎头哈，老虎是百兽之王，鱼儿也怕咯。”老田抚着石头道。了然一言不发地看着怪石，听到他们的对话嘴角不由露出一丝微微的笑容，好像对这个传说不以为然。四下已没有什么人，落寞的夕阳开始躲进山峦，了然看了看周围，手掌猛地叠起，大力按向怪石凹下的一处。他的手掌上隐隐裹着一层淡色光芒，柔和但蕴含力量，耳畔突地传来一声威武的低吼，那声音近乎于虎狮的混合，又带着一丝龙吟的高亢。怪石在这一刹那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那酷似虎头的眼窝部位闪现出两个亮点，但稍纵即逝，如果不是因为我站在恰好的位置上，几乎就会忽略掉这个变化。一阵强大的胁迫感传来，我完全分辨出怪石里隐藏着的力量，那竟然是……“龙子狴犴？！”莫炎的鼻子灵敏地觉察到了，“难怪说‘南龙孕法’。”怪石里隐藏的虚兽就是狴犴，龙生九子的一子。自古民间就有“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的说法，严格说来这是一种误区。这形形色色的九子并不是“龙”这种动物所生，天坑里的毛龙是生物，但这九子却是虚灵。因为九子根本就是龙脉孕育出来的。《闻风拾水录》上的记载表明，所谓“龙生九子”是指龙脉地气孕育出的多种不同性质的虚灵，这些虚灵因沾染龙脉地气，被古人称之为“龙子”，但事实上它们和传说中的“龙”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会外形各异。“南龙孕法”是古代风水堪舆学说中一个有些缥缈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不解，直到今天我们看到这只因南龙地脉孕育而生的狴犴。狴犴是一种原则性极强的虚灵，它生性公正，极好狱讼之事，因此古时候一直被作为律法的象征。看来这条南龙地脉的地气秉性中带着较为深厚的肃正之气，因此也就孕育了狴犴，难怪秦始皇在律法方面如此苛刻，想必也是受到了南龙地脉之气的影响。了然双掌一错，再次击上怪石，石中的狴犴一阵躁动，我只觉得眼前一花，怪石边上突地多出了一只有趣的猫科动物。众人惊愕之下却又不禁有些哂然，那便是狴犴，体形不大，有点像放大两三倍的家猫，一身美丽的纹路媲美虎皮，面部带着酷似人类的严肃表情，可是这表情和它那张漂亮的猫脸搭配起来倒有些小孩子故作老成的意味。狴犴迈了两步，警惕地看着我们，眼光郑重地逐一在众人身上扫过，忽地身子一伏跃向其中一人。“啊～～”发出惊叫的是S，惊吓中不由坐在了地上。那只狴犴是扑向她的，但并没有做出伤害的举动，而是温顺如猫地用头蹭着S的臂膀，露出一付亲昵的神态。“狴犴无私，极好公正。”了然看着S若有所思道，“公孙能得到狴犴的亲睐，足以证明她是个无私的人。”“得，搞半天石头里有这么只大猫。”林岳坏笑道，“难怪鱼都不敢乱游，怕入猫口了。”林岳说的是玩笑话，但也不是全无道理，狴犴身为龙子，一身肃穆之气，鱼一旦接近便会感应到，于是才会出现纷纷调头，不敢越界的奇观。但这只狴犴为什么会在这里呢？龙子都是存在于龙脉地气的关键部位，可狴犴却是在龙脉地气最不起眼的边眼位。疑惑之下我纵观四周，抚仙湖和星云湖的构形在听风能力的辅助下全然浮现在脑中。伏羲之首……嗯？！星云湖是龙尾！从上看去这龙脉是将头尾露出，而全身隐藏于地下的。我眼前一亮，风水堪舆典籍中曾不止一次提到过，气势庞大的龙脉会分出七个部分，即干龙、支龙、真龙、假龙、飞龙、潜龙、闪龙，唯有真龙部分才会显出龙形，而且这一部分也是龙脉地气最旺盛的地方。看来狴犴正是在此孕育出来的，应该是龙脉地气被迁移后，它无所适从，所以也就留在了这里。狴犴自龙脉孕育而出，与龙脉地气的感应是息息相关的，事实上它可以看作是一个龙脉的微缩体，了然难道想用狴犴影响龙脉？或者是……“莫曹要想引出龙脉只能在这个真龙部分下手，要拦截他，就必须靠这只大猫。”了然看着狴犴道，“狴犴孕自龙脉，血脉相连，一会听我吩咐，将力量作用在它身上就是。”说罢，又对S道：“狴犴懂人话，它只和你亲近，你和它说带我们去龙脉的空穴。”S半懂不懂地对狴犴复述了了然的话语，那狴犴低头对着岸边吼了一声，众人脚下都是一沉，恍惚中竟已穿越了地表直入湖底。也就在那一瞬间的功夫，我发现了然的身周闪过一道怪色火光，那色彩似曾相识。“嗯？”与此同时，身旁的莫炎发出了一声不易察觉的惊疑声。二十七、偷龙转凤了然身上的怪色火光不但引起了我的注意，同样也使莫炎发出了惊疑声，因为那正是之前在韩笑和莫曹身上出现过的。莫炎与我对视了一眼，神色间有些狐疑。我暗地摆手，让他静观其变，对于了然我们了解的实在太少了，何况现在已身处抚仙湖底，没有弄清状况前并不适合追究根底。林岳的身子抖了一下，我一直注意到他的袖口有两片小小的嫩绿色叶片，但此时那叶片突地焦黄了。他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依旧和S看着周围的景象，一付惊叹的模样。只是在一个回头的动作间，眼睛的余光有意无意地瞟向了然，双手背在身后做了个十指相扣的动作。“了然有问题？！”林岳那个动作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从中学起，我俩就一起玩闹，有时候会碰到老师责罚，所以经常暗地串通口供。这个动作的含义就是：他对了然不放心。众人现在身处的环境便是抚仙湖底，这是一个奇怪的湖底洞穴，确切地说，这里只能算是个深坑，只是被封了顶而已，四周没有什么特别。呼吸间，氧气十分充足，整个洞穴被一种金色光芒照得通亮，那是狴犴身上发出的，它用这层光圈将众人完全包裹了起来，看来这就是我们能在密闭的洞穴里呼吸自如的原因。洞穴的底部很平坦，大约有数百米见方，正中有一个奇怪的东西，那是三块交集的圆形石块，形状并非十分规则，像似有人刻意摆放的。在外围的附近散落着一些方形的石块，我暗地数了一下，有九块，摆放的位置恰恰很巧妙地形成了一个九宫位。“三环九宫？！”我不由得一愣，这布局好像和什么有关，但因脑中顾虑太多，一时无法想起。了然慢步走向正中，看了眼地上的圆形石块，悠然道：“莫曹的朱雀化形极伤元气，所以我们才能抢先一步。”“接下来还要狴犴做些什么吗？”S问道，她一直抚着狴犴，后者似乎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不由低低发出吼叫，身体后退弓起。“公孙，你让狴犴站在这些石块的中间。”了然头也不回地说道，“王亦凡、林岳、莫炎和我分列四周，其余人都闪开。”了然话音未落，如临大敌的狴犴突地安静了下来，好像对他十分畏惧。林岳冲我一眨眼，又冲了然的手上努努嘴，我这才发现，他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根短木杖，乌黑短小，隐隐有着一股肃杀之气。是风狸杖！杖头那个特殊的诡异狐狸头让我一惊，这把木杖出现的朝代不详，曾有记载如是说：“鸟兽随指而毙，有所欲者，指之如意。”难怪狴犴会安静下来，了然手中的风狸杖虽然不足以杀死狴犴，但对它而言也是一个足以威胁的物件。“老爷子，您和我们几个说说，接着该怎么摆弄？”林岳咧嘴一笑，佯装上前询问，身子随意地阻在了了然和狴犴之间。“我也想知道。”莫炎的身上腾然冒起熊熊的烈焰，站到了了然的另一侧。“是啊，您先说说下步骤和要领，我们几个造诣不深，怕到时出错。”我笑着站到了然的面前，和林岳莫炎二人形成了一个三点夹攻的阵势，老田和晖儿则正好被挡在我身后。“年轻人做事喜欢张扬，并不是件坏事。”了然看着我们的阵势，眉毛一扬，“但也要有个尺度，你们这样围着我，该不是想严刑逼供吧？”“瞧您这话说的，哪儿敢呐，咱们这不是在请教您吗？”林岳甩开贫嘴，身后的一只手却示意S退后。不仅S，晖儿和老田也察觉出气氛不对，三人聚在了一起，那只狴犴则乖巧地跟在了S身边，一付温顺家猫的模样。“请回答我们的问题。”莫炎不喜欢多话，但他的表情和身上逐渐高涨的火焰已说明了许多。“很多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照我说的做就是。”了然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如果你们不信我，那也没办法，接下来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吧。”说着，他的脚下开始出现一层光芒，双脚渐渐陷了下去，但只没入了脚背便被黄土牢牢裹住，身子钉在了那里。“我很佩服你的心理素质，但应变能力还差了点。”我摇了摇头，“要是你刚才的表现不是那么僵硬的话，我们就真的相信你了。”“哦？呵呵，这话怎么说？”了然不怒反笑，一脸有趣地反问道。“话不说穿，恐怕你还会装下去。你在扯雀魔塘出现时我就有些奇怪，为什么莫曹的鬼炎消失的那么快，而且根本感觉不到你的力量。你身边总是有一层雾气，紧贴在皮肤上，那又是什么？”我缓声说道，“你放出的只是一只黑色大龟，但莫曹却叫出‘玄武神兽’的名号，以他的修为不可能不知道玄武是龟蛇之相。召唤狴犴的时候，你的手法和莫炎很像，进入湖底时你身上又出现了只有莫曹师徒才有的怪色火光，这倒怪不得你，因为那是自保的一种自然反应。”说到这里，我顿了顿，两旁的莫炎和林岳都已蓄势待发，暗聚力量下，我一字一顿道：“最主要的是，你有着特殊的吸烟动作，韩笑！”“呵呵，精彩精彩……”“了然”拍掌笑道，“难怪师父说你聪明，我不该小看你。”蓬然一阵火光掠过，面前的“了然”浑身燃烧了起来，转眼间身着警服的韩笑乐呵呵地站在了那里，不同的是，他的身影有些虚无，仿佛一团跳动着的火焰。“想逃？我让你丫再贫！”林岳啐了一口，韩笑身周突地冒出一个巨大的花苞，张合之下将韩笑猛地吞了进去。噗，花苞外围上了一层火焰，莫炎面色阴寒地挥了两下手，那层胶着状的火焰将花苞包裹着，热力直透内部，却没有损坏花苞。“呜呜……”身后突然传来狴犴的叫声，那声音充满敌意，愤怒之极。我惊觉转身，却正迎上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他的双手正拉着一条火焰形成的长索，长索的另一端是一个硕大的透明火球，晖儿、S和老田已被困在了火球中，那只狴犴正冲着莫曹低吼，但却不敢上前扑咬。莫曹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出现了，并且抓了晖儿他们作为人质，而我们三人却完全没有感觉到，这家伙难道是神吗？！“能不能放了我徒弟？”莫曹礼貌地说道，一边扬了扬手中的火焰长索。眼前的莫曹与那日有些不同，气定神闲中多了几分儒雅，当时的凌厉气息已荡然无存。猝不及防的威胁让我们不得不妥协，事实上即便我们不放过韩笑，对莫曹而言也只是多些手脚罢了，毕竟我们都是手下败将。而且是在他和韩笑做戏的情况下。林岳和莫炎立刻撤回，韩笑若无其事地走到莫曹身边，恭敬地一欠身，转而望着我们一脸调皮的笑着。“麻烦大家了，按我徒弟刚才说的做吧。”莫曹歉意地躬了躬身，眼角扫了下身后的火球，“那里不太适合长时间逗留，勉为其难才必须这样。”说着叹了一口气，韩笑嘴角一挑，几步走到狴犴面前，挥动风狸杖，像赶羊似的将狴犴驱赶到中间的石台上，自己则站在石台的一侧叠手作势。韩笑的行动简单迅速，但却多了一个小动作，在经过火球时，他瞥了一眼火球中的S，眼神充满着关注，正如他假扮了然时的那种神态。莫曹看了看我们，微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手上长索微微一颤，火球外腾起的火焰顿时高涨了起来，晖儿他们在火球内显得酷热难当，张口叫喊中却听不到声响。莫炎恨恨地瞪了莫曹一眼，腮骨鼓动了几下，脚下迈步走到了圆形石台的另一侧。林岳看了看我，嘴角一撇，一付无可奈何的模样，随即也跟了过去。不再多想，我走到石台前，站在了剩下那个空位，四个人两两相对，将狴犴围在了当中。“辛苦各位了，下面请照我的话去做。”莫曹客气地说道，“大家意想自己的能力集中在双目间，然后透射到狴犴的身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请不要停止。”三环九宫……聚力狴犴……我突然醒悟，三环便是三三之数，听辨之下那九块方形石块上竟刻着无间轮回盘！在风水堪舆的易数学中提到过，三与八、九与六均为反数。无间轮回局是八八之数辅以六处无间轮回盘，而现在莫曹以三三之数辅以九处无间轮回盘，这也就意味着他建立了一个反向逆行的无间轮回局。加上我们四人的力量，作用在与龙脉地气相通的狴犴身上……原来他是想用这种方法将被封禁的龙脉地气引回抚仙湖！……狴犴在四人的力量下通体金光大盛，摇头摆尾中不住焦躁地刨着石台，莫曹单手一挥，一只浑身桃红点点的大鸟展翅出现在狴犴上空，盘旋两圈后俯冲向石台，身子巧妙地越过狴犴瞬间融入了石台中。周围的九个无间轮回盘闪起五彩光芒，石台紧跟着震动起来，狴犴的低吼已换作长啸，一股强大到令我害怕的力量自石盘中源源不断地涌来。“默念玉龙，心想白雪，你们尽管全力施为。”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入耳中，诧异之下我几乎要回头张望。“不要多想，两个丫头很安全，你们抓紧就是。”那声曰毛片网战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大。也就是说，孙眉不懂得政治的厚黑，甘受广东民军的怂恿，他要当民军的傀儡，把持广东的政权。这直接与孙中山的广东裁军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当然是孙中山所不能容忍的。这应该是孙眉讨不到官职的根本原因。接下来，请诸位跟我来，读一读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同盟会成员的证言——我们首先来听听胡汉民的证言。胡汉民在《胡汉民自传》里面，对于此事，是这样回忆的：“余离粤后，民军石锦泉等愈跋扈，陈竞存使魏邦平执石杀之，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益自危，其党羽四出谋去陈，先生之兄孙眉为所动，则携黄仕龙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外为反动派游说，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顺等之为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已而民军拥戴孙眉之电报纷至，先生则自为电斥之，谓：素知兄不能当此军民大任，勿误粤局。眉怏怏而去。而王和顺、关仁甫遂反竞存，以兵击之。”胡汉民的这段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我离开广东之后，民军石锦泉等人越来越不听指挥，陈炯明派魏邦平去把他给杀了，这样一来，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民军人士唇亡齿寒，感到害怕，他们于是说服了孙眉，孙眉于是带上黄仕龙等一帮人来了南京，我看他说话的语气，无非就是为那些不听指挥的民军人士（如王和顺等）说话，孙中山先生一向知道王和顺这些人的为人，于是他当场对他的兄长孙眉说：不要被王和顺这种人利用。当时民军拥戴孙眉的电报纷纷发到南京，孙中山先生回复各界：我的哥哥不能担当广东都督的大任，不要让他误了广东的大局。孙眉怏怏不乐地走了。果然，事后，王和顺、关仁甫就和陈炯明打了起来。”可见，孙眉是被广东民军利用了——广东民军不想被裁撤，于是他们想利用自己和孙眉的个人私交，在广东得以苟延残喘。再说得更明白一些：孙中山要裁军，而孙眉反对裁军。兄弟二人在这一点政见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证言。冯自由在其所著的《革命逸史》里面，是这样回忆同一件事的：“辛亥广州光复，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都督，一部同盟会员及华侨之不悦于胡陈者，乃有恢复旧兴中会之议，群拥戴德彰为首领，以与军政当局相抗衡，德彰忠厚性成，颇为所用，实则辛亥以前旧兴中会员之参与其事者，殆无一人，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民元南京政府成立，陈炯明屡言辞都督职，于是粤省党人军人及各社团各自选举都督，电请孙大总统委任，中以举德彰者为最多，南京总统府收受此项电文，前后凡百数十通，孙大总统乃电复各界，解释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辞极剀切，众乃无言，未几，德彰自粤赴宁，拟向孙大总统面陈粤政得失，从者有失意军人黄士龙等数十人，及抵南京，乃痛言让位袁世凯之失策，并指谪粤省胡陈二督施政之谬误，对于胡汉民尤责难有加，孙大总统唯力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冯自由的这篇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则大概是如下的意思：“辛亥革命之后，胡汉民、陈炯明先后出任广东都督，一部分同盟会员和华侨讨厌这两个人，于是他们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以此来和广东的军政当局抗衡，孙眉为人老实，易被人利用，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孙眉于是带上黄士龙等几十个失意（民军）军人去了南京，批评胡汉民、陈炯明，找孙中山要广东都督的官职，孙中山叫他不要干涉政治……”可见，冯自由的证言，和前面胡汉民的证言，在大体上是可以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我们梳理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历史见证人的证言，就可以得出关于本案的以下基本事实：1.清帝在辛亥革命中退位之后，广东的一些起义军面临被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裁撤的危险。2.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饭碗，这些民军人士利用私交，说服、利用了孙眉。3.民军人士的如意算盘是推举傀儡孙眉当上“广东都督”，取代陈炯明，这样就可以保住民军的地位。4.孙眉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他果断去南京找了弟弟孙中山，明言索要官职，并在言辞上攻击陈炯明。5.陈炯明在当时，恰恰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之一，是孙中山麾下难得的一员猛将。6.孙眉被人利用，要把陈炯明搞下台，就是要砍掉孙中山的一只手。不但如此，孙眉要庇护即将被裁撤的广东民军，这也与孙中山的裁军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孙中山认为孙眉只是个商人，不是干政治的料，更不能当民军的傀儡。于是，孙中山显然不能同意孙眉的政治要求。8.于是，孙中山对外界公布拒绝兄长孙眉任职，真是大公无私，理直气壮。再简化一点，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主要是以下的两点：9.面临被裁撤命运的广东民军，利用孙眉去削弱孙中山在广东的力量，以求自保。10.孙中山看透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他拒绝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因为孙眉的政治要求与孙中山的裁军规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上两点才是这起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内幕。

陈炯明与孙中山翻脸始末

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爆发了“六一六”兵变，孙中山的部下——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击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和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功过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而其中的内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天还没亮。在晓色之中，陈炯明的粤军一部，由叶举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并炮击了孙中山位于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所幸，孙中山事前已经得到通知并及时撤离了。此事之后，孙中山与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这件事在我国相当多的历史读物里，被定义为“陈炯明叛变”，读者们似乎也都有一个印象：陈炯明要杀死孙中山。可是，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陈炯明又是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叛变”的道路？对于这些，追问的人却显得很少。深究之下，史料告诉了我们：原来，在和北洋政府对抗的过程中，陈炯明主和，孙中山主战，二人在政见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反目，进而演变成军事对抗。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陈炯明的部队在进攻孙中山总统府的行动中，其目标只是“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也就是说，陈炯明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本意。这才算是这座“冰山”比较齐全的一个真面目。北洋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有点乱，如果长篇大论地细说，不但篇幅不允许，而且还可能会使各位读懵。在本文里，请允许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用最简练的语言，将本案的背景信息、来龙去脉娓娓道来。首先，我要向各位交代这个案件事发前后的中国政情背景，分为“南”、“北”两部分。先看北方。1922年初，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打赢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控制了北洋政府，两人进而指责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并逼迫他辞职。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的根据是：徐世昌这个总统，不是由第一届国会（合法国会，又称“民元国会”）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御用团伙“安福国会”所炮制出来的。这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此，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同年4月，曹锟进一步宣布：恢复1912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曹锟当时提出这个政治口号，一时很得民心，此事史称“法统重光”。（《临时约法》此前多次被北洋军阀废止）换言之，国家似乎可以重新回到“共和、民主、宪政”的正常轨道上去了。好了，我们再看南方。此时的广州，有着另外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时称“护法军政府”，它是由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陈炯明等人所控制的。孙中山当时号称“非常大总统”，为什么要称为“非常大总统”呢？这个“非常”，是不是“非常厉害”的意思呢？不是，这个“非常”，是“不太正常”的意思。因为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这个“总统”选举，在法律程序上，也有着一定的瑕疵。但是，当时的南方革命阵营认为：这是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举措”，选出来孙中山这么个总统，遂称为“非常大总统”。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广州另搞一个“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公然与北京那个世界公认的“北洋政府”搞军事对抗呢？因为，孙中山一直宣称要“护法”，护哪个法？孙中山要护的，正是1912年他自己所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换言之，北洋军阀早年废除了似乎代表“中华民国”正统法理的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那样做，是践踏共和，是践踏宪政，所以，孙中山要在广州闹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洋政府。这就是当时南、北两个政权武力对峙的特定历史背景。在不久以前，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各界，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孙中山是想给全体人民做出一个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我孙文闹革命，是为大家争民主，是为了反对独裁者。因此，只要独裁者下台，我的革命目的就达成了，那么，我孙文也可以立即下台。可是，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果真辞职下野了，黎元洪复职。这时，孙中山的头疼事儿立马就来了：由于徐世昌的下野以及孙中山之前对大众公开发表的声明，社会各界于是开始冒出了不小的声音——孙中山也应该兑现诺言，立即辞职下野。这些民间呼吁者，有胡适，有蔡元培，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为什么那么多知名人士要呼吁孙中山下野？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法统重光了，国家开始尊重约法了，恢复民主宪政了，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打内战呢？谁不希望国家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还要闹革命，那就是无理取闹了，因此，他必然要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当然，当年某些知识分子这样想，也不一定对。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在此，暂且一笔带过。可是，也是相当地出人意料：孙中山没有理会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呼吁而拒绝辞职下野。顿时，一些媒体哗声大起。孙中山在当年为了闹革命，为了反对北洋军阀集团，各种招数都使过了，这次，是话语稍微说得欠妥当了一点。其实不应该把话说死，而应该给自己留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这样，也许还不至于陷入这样被动的境地。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回忆道——有一次，段祺瑞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当然，段祺瑞的话，也仅供参考。孙中山拒绝下野之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逐渐对自己的领袖产生了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异议，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同时，陈炯明主张：应该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的“州自治”制度，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仍然坚持认为：必须要武力北伐，坚决打倒北洋政府，夺取革命政权。两人在这一点的政见上产生了分歧，于是，二人的矛盾越闹越深，闹到了1922年6月12日，终于，失去耐性的孙中山向陈炯明摊牌，他说：“你的部队（粤军）必须给我撤出广州周边三十里地之外，否则，我不跟你客气！”1922年6月14日，不服气的陈炯明，也针锋相对地示意他的部下们发表正式通电，呼吁孙中山辞职下野。在这篇名为《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通电中，陈炯明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北洋政府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经下野了，国会可以恢复了，我们的“护法”运动，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打内战了，既然你孙中山先生坚持要打内战，那么请你兑现你此前对大家的诺言，果断下野。这份《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全文如下：“广州总统府各部总次长、非常国会、海军温总司令、伍省长、魏卫戍总司令、省议会、总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教育会、报界公会、学生联合会、惠州陈总司令，南雄转送李部长、许军长、梁师长、朱总司令、彭总司令、李梯团长、赖梯团长、黄司令，暨前敌各旅团长、各区善后处、各县长、各县会、北京总统府、参众两院、国务院、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特别区都统、海军杜总司令、各护军使、镇守使、各军师旅长、云南唐总司令、四川刘总司令、湖南赵总司令、贵州袁总指挥、梧州马省长、廉州探送刘督办、钦州黄司令、北京蔡孑民先生、上海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各省各法团、各报馆均鉴：民国十稔，祸乱侵寻，袁氏称帝而有靖国之役，张勋复辟逼散国会而有护法之役，孙中山先生率海舰南来，以护法相号召，西南六省相继宣布自主，以护法相感应，六年以来，兵士亡于锋镝，人民转于沟壑，屡踬屡起，百死不悔，唯护法故也。八年海上和会，以北廷不克恢复法统之故，和议垂成而不成，当时唐代表即有和议唯一条件为恢复国会之宣言。九年岑氏取消自主，护法几濒于危殆，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屣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尊国本于苞桑之固，民国前途，实嘉赖之。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第三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第五独立旅旅长陈德春、第六独立旅旅长翁式亮、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七旅旅长谢文炳、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第二路司令陈炯光、第五路司令锺景堂，第六路司令胡汉卿、第七路司令黄强，指挥官何国梁、李荫轩，司令杨坤如、陈小岳、丘耀西、陆兰清、黄志桓、黄凤纶、冯铭楷、苏世安，副司令黄任寰、黄业兴，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醁村，副官长陈演雄，炮兵团长王惺庵，团长贺瑞廷、纪泽波、王昌期、邓桂生、杨锦献、吕春荣、饶寿平、许廷杰、陈己、林烈、苏廷有、陈凤起、林捷之、陈家威、王定季、黎生、张化如、陈绍鹏，统领李汉隆、林子超、严胜、谭启秀、李子青、吴庆恩、袁带、余六吉、罗石平、余宏锦、邓乃忠、钟子廷、杨廷芳、陈汉洲、丘可荣、钟作新、陈国华，独立旅长翟铭祺等全体官兵同叩。”孙中山当然不会理会这份电报。于是，1922年6月16日凌晨3点钟，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突然带兵包围了孙中山在观音山（越秀山）的总统府。可是，在此前的数个小时，孙中山实际上早就已经得到消息，并及时撤离了。所以，叶举等人炮轰的总统府，其实只是一个空巢，只有孙中山的一小股卫士在内坚守。孙中山则化装为一个医生，成功转移到停泊在珠江上的中山舰（当时旧称“永丰舰”）。炮轰广州之后，离粤赴沪。旋即，叶举在广州的街头，贴出了如下“安民告示”：“国会恢复，护法告终，请孙下野，

。反正报纸上看不出颜色来。报纸照片显示的只有车子的大小，婴儿死处的亮光。现在婴儿们是永远不为人所见了，因为做母亲的甚至没给他们充满信任感的脸蛋拍过一张快照。萨尔跳起来，尖叫：“啊！瞧啊！一只甲虫！”还跺在她母亲的脚上。玛维斯刚刚说过“是的，女士，他每天回家吃晚饭”，可是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有个每天回家的丈夫。有点什么意思吧。记者走了之后，她想去看看萨尔在她侧胁上掐出的伤，可弗兰克还在卫生间，大概睡着了，去打扰他可不是好主意。她想从沙发塑料面的缝隙中抠出土豆片的碎渣，但她想去的地方是凯迪拉克车里。车不是她的；是他的，可是玛维斯可能爱那车胜过他，就对他撒谎说备用钥匙丢了。琼恩临走时，她最后说的话就是：“车子可不是新的。有三年了。是六五型的。”要是可能的话，她宁愿睡在车里的后座上，蜷在那对双胞胎待过的地方，他们俩才是唯一乐于有她陪伴，不向她挑事的人。她当然不能睡在那儿。弗兰克告诉她，她这辈子最好别再碰那辆凯迪拉克，更不用说开它了。所以当她偷开的时候，她和别人一样吃惊。“你没事吧？”弗兰克已经躺在了被子底下，玛维斯吓醒了，那一惊很快就融进熟悉的恐惧中。“我没事。”她摸着黑想找出点线索。尽量提前感觉到、嗅到他的情绪。但他是一片空白，就像报纸采访当晚的饭桌一样。完美的肉条（不太紧，也不太松——用两个鸡蛋成就了这种不同）应该让他吃得高兴了。饭菜和他都达到了一种平衡：吃进了足够的，手里还有足够的。无论如何，他在饭桌上还是平和的，甚至是爱说笑的，而余下的孩子则大胆随便。萨尔用她的盘子撬开了弗兰克的旧刮脸刀，问了她父亲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是“这刀快得能……”。而弗兰克就会回答说“能剃下巴的胡须也能切断软骨”或者“割掉一只臭虫的眼睫毛”，引得萨尔哈哈大笑。当比利·詹姆斯把酷爱牌饮料吐到玛维斯的盘子里时，他父亲说道：“把番茄酱递给我，弗兰基；比利，别拿你妈的饭菜闹着玩儿了，听见没有？”她没想到会花费这么多时间，看着家人在晚餐桌前的样子，高兴地听着别人的笑话，她知道弗兰克是放任孩子这样做的。办报纸的人一心想有些抓住人心的消息，而琼恩，“《信使报》唯一的女记者”，则具有人情味。弗兰克在床垫上弄出调整姿势的响声时，玛维斯没打算做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短裤了吗？要是她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他是不是想和她亲热，可是她不碰他就没法弄清。弗兰克像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似的，猛地弹了一下他拳击短裤的腰带。玛维斯松了口气，让自己叹出声，希望听着像是打鼾。她那声叹气还没完，被子已经被掀掉了。他把她的睡袍拉上去，遮住她的脸。她听凭他摆布。她判断错了。又一次。他是要先做这事，然后再做其他的。余下的孩子会躲在门外窃笑，萨尔的目光还会像刚听到那一事故时一样冷酷和不肯原谅。在弗兰克上床之前，玛维斯正在想她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就在她刚想起来时，弗兰克问了她是不是没事。现在她觉得自己真的没事了，因为她忘掉的那件重要的事再也不必做了。眼下这事会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很快就干完呢，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一种无言的疲惫中渐渐衰退？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没有穿透——只是来回蹭着达到高潮，一边隔着蒙着她脸的睡衣咬着她的一绺头发。她简直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破衣烂衫的安”了。事过之后，他摸着黑对她说：“我不知道，玛维（“玛维斯”的昵称。）。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她该这么说吗？还是干脆什么也不说？玛维斯选择了保持沉默，因为她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和她而是在和门外窃笑的其他孩子说话。“也许，”他说，“也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也许不成。我真的不知道。”随后，他打了个大哈欠，“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给萨尔，给弗兰基，给比利·詹姆斯的信号。她等候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过一会儿眼。弗兰克睡得很沉（他一停止闷死或勒死她就倒头入睡了），她原可以立刻溜下床，打开门，不光是为了吸点户外的空气。她确知萨尔就蹲在那儿——准备着猛扑上来或者抓住她的腿。她会缩起上唇露出十一岁的牙齿——对于要大吼的嘴来讲，那一口牙太大了。玛维斯想，天亮是关键。他们会同意用夹子整治她，但或许还没设下。她必须全神贯注地把它找出来——在它弹起之前。第一道灰亮出现的时候，玛维斯慢慢地下了床。如果弗兰克醒了，这事就完了。她抄起一条红色休闲裤和一件蠢鸭牌运动衫，就进了卫生间。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脏乳罩，麻利地穿戴起来。没有短衬裤，而且她也不能回到卧室去取她的鞋。经过余下的孩子的房间是一件大事。门开着，虽然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玛维斯一想到要接近那儿，就感到发冷。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不大的厨房兼餐室，右侧则是客厅。她得决定走哪条路再跑过那个门口。他们大概会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径直到厨房去，看来她该直奔前门。也许他们盘算着她会改变习惯，根本没在厨房里放夹子。她突然想起，她的钱包还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个小柜子在电视机坏了以后就充当杂物箱了。而备用钥匙就别在钱包内层的一处破口下。玛维斯屏住呼吸，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快步走过余下的孩子敞开的房门。由于背对着可能有危险的方向，她感到燥汗和湿冷一起袭来。她不仅想起来了放钱包的地方，还记起了萨尔的高筒橡胶靴就在前门口。玛维斯抓过钱包，把脚伸进女儿的黄色靴子，就逃到了前门廊。她没朝厨房的方向看，而且后来再没看到那地方了。她出屋门时太紧张了，直到把凯迪拉克从路边开出来，才意识到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朝佩格家开去。她和那女人并不很熟，但她在葬礼上流的眼泪很让玛维斯感动。她一直想对她了解更多些，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一盏路灯似乎在几英里之外，太阳又不情愿升起，因此她找起佩格家来很费了一番劲儿。当她总算找到了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街对面，等着天大亮再去敲门。周围一片静谧。矮牵牛花丛中有个木雕女孩，面部遮在一顶鲜蓝色的女帽下面，斜握着一只喷壶，脚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雕刻的鸭子。边缘分明、修剪齐整的草坪看着就像名贵羊毛地毯的样品。一切都是静止的，小风车和周围的常青藤也一动不动。不过，房子旁边一株比佩格家房顶还要高、还要老的莎伦玫瑰却在摇晃，在空调排出的空气中舞摆，将蓬乱的花朵和花蕾垂向草丛。那样子像野花，玛维斯的脉搏随着它的舞动剧烈跳动起来。凯迪拉克里的时钟显示才五点半。玛维斯决定先开车转上一会儿，到合宜的时间再回来。大概在六点吧。但是到那个钟点，他们也会起床了，而弗兰克就会发现车给开走了。他肯定会报警的。玛维斯从路边驶开，为自己的愚笨又伤心又惊恐。不光是邻居们熟悉这辆汽车，而且今天的报纸上还会登出汽车的照片。弗兰克刚买下车开回家的那天，街上的男人围过来拍拍车顶，把头伸进车里嗅着，还按了喇叭，哈哈大笑。他们笑了又笑，因为车主不得不隔两三个星期就借一次割草机；因为车主家的窗户上没有窗纱，家中没有可以看的电视机；因为三个月前他家前廊的六根柱子才漆了两根白漆，其余的还漆着黄色；因为车主整宿睡在他买来、停在自家门前的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而邻家的女人们见玛维斯在阴天里戴着墨镜开车带孩子去白堡，都直愣愣地瞪眼看着，不停地摇头。她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辆凯迪拉克有一天会臭名远扬。玛维斯用每小时二十英里的慢速驶上了一二一号公路，多亏有天亮前的余暗掩护。她驶过县医院门前时，一辆救护车静悄悄地滑出车道。明亮的急救灯射出的灯光将白底绿色的十字照进黑暗中。她曾经在那里当过十五次病人——其中四次是因为生育。在倒数第二次因为双胞胎出生而住院时，玛维斯的母亲从新泽西赶来帮忙。她操持家务，照顾其他孩子。三天后双胞胎出生了，她就回到帕特森去了——玛维斯估摸着有三小时的车程。她可以在《秘密风暴》开演前赶到那里，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没赶上看那部影片。在一处代卖饮食的加油站，玛维斯查看了她的钱包，然后才回应加油工。在她的驾驶执照后面折着三张十美元的钞票。“十。”她说。“十加仑的油还是十美元的油，女士？”“十加仑。”玛维斯注意到旁边的停车场上，一个早餐亭的窗子映出晨曦的珊瑚色。“那地方开门吗？”她盖过高速路上卡车的轰响喊道。“开门，女士。”她轻快地在砾石路上朝早餐亭走去。亭内，女售货员在柜台后边吃着酸苹果馅饼和粗燕麦粥。她用一块餐巾盖上盘子，又抹了下嘴角，然后才问玛维斯早上好和要什么。玛维斯拿着一纸杯咖啡和用餐纸包着的两个甜甜圈往外走的时候，在出口宣传Hires牌饮料的镜子里看到了女售货员在咧嘴笑。那笑容让她走回加油站的一路上都心里别扭，跨进车里才看到脚上那双鲜黄色的靴子。她把车驶离加油站，停在早餐亭背后，然后把早餐放到仪表板上，同时在储物箱里翻弄着。她找出了一品脱未开的时代品牌威士忌，还有一瓶剩下一英寸左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餐巾纸，一个咬环，几根橡皮筋，一双脏袜子，一只电池已耗尽的手电筒，一管唇膏，一张佛罗里达地图，几卷去口臭的薄荷糖和一些交通罚单。她把咬环放进钱包，把头发编成一条难看的小辫子，从橡皮筋里伸出来的松散部分就像鸡毛。她还用陌生人的唇膏在嘴上涂了涂，随后便在座位上坐好，啜饮起咖啡来。她刚才太紧张，没有要牛奶或糖，只是要了黑咖啡，现在没法强迫自己喝下第三口了。那陌生人的唇膏把纸杯边缘蹭得乱七八糟。凯迪拉克每跑九十英里就要喝掉十加仑汽油。玛维斯没想好是先给她母亲打电话还是一直开到母亲家。后一种设想似乎更精明。弗兰克这时可能已经或者随时会给岳母打电话。让她母亲如实回答会更好：“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帕特森的车程是五小时，不是三小时，等她看到路标时，只有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了。油表已经指到零了。街道比她记忆中要窄，店铺也不一样了。朝北的树叶已开始变黄。驱车在树木形成的阳光斑驳的夹道中，她觉得道路似是向前滑行而不是向后退去。她的车速越快，前面的路越长。凯迪拉克在离她母亲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停下了，但玛维斯勉强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来得太早了。在孩子们下午被接走之前，她母亲不会从幼儿园回家的。房门钥匙没再放在驯鹿模型的下边，于是玛维斯便坐在后门廊上挣扎着脱掉那双黄靴子。那双脚看着就像不是她的。早在五点半钟，玛维斯还在盯着佩格家的莎伦玫瑰时，弗兰克就已经打过电话了。勃迪·古德罗告诉玛维斯，说她跟他讲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把她从睡眠中叫醒，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老太太不高兴。当时不高兴，后来当她女儿像是黑洞中出来的蝙蝠似的轻敲着厨房窗户时还是不高兴，她一开门就是这么说的：“丫头，你那样子就像是从黑洞中出来的一只蝙蝠。你穿着一双孩子的鞋到这儿来干吗？”“妈，就让我进去吧，好吗？”勃迪·古德罗只有一块牛肝凑合够两个人吃。母女两人在厨房吃饭，玛维斯现在像模像样了——洗漱梳头，服了阿司匹林，还穿着勃迪有些大的便服。“好啦，让我明白明白吧。我倒不是非听不可。”玛维斯还想再来些小豌豆，把碗歪过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我能够明白你这次来的原因，你知道。谁都明白，”勃迪继续说，“有个蚊子脑袋就能想明白。”碗里还有些。两三汤匙吧。玛维斯把剩下的小豌豆全都拨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饭后甜食。她母亲的盘子里还有不少炸土豆片。“你还吃那些吗，妈？”勃迪把她的盘子推给玛维斯。盘里还有一小块牛肝和一些洋葱。玛维斯把这些统统刮到了自己的盘子里。“你还有孩子们嘛。孩子是需要母亲的。我知道你挺住了，亲爱的，可你确实还有余下的孩子啊。”牛肝做得好极了。她母亲总是把紧绷绷的外膜剥得干干净净。“妈，”玛维斯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呢？”勃迪挺直了身板。“你们没收到汇款吗？还有花？”“我们收到了。”“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得作出选择——帮助埋葬他们还是花钱来回坐车。我没那么多钱两样都办到。我跟你全讲过了。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们怎么做更好，而你们俩都说要钱。你们俩都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他们要杀死我，妈。”“你想让我在余生里一直头顶着那个负担吗？我还没为你和那些孩子尽够一切力吗？”“他们已经要下手了，可我逃了出来。”“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如今你的兄弟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让人开枪打死了，就像——”勃迪拍了一下桌子。“他们无权杀死我。”“什么？”“他在让余下的孩子这么做。”“什么？做什么？说出来，让我能听清楚你的话。”“我说的是他们打算杀死我。”“他们？谁？弗兰克？怎么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孩子们也一样。”“杀死你？你的孩子们？”玛维斯点着头。勃迪·古德罗先是大睁着眼睛，继而用手撑住前额，低头看着膝头。有一阵子，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可是后来，勃迪在水池边问道：“那对双胞胎也想杀死你吗？”玛维斯瞪着她母亲。“不！噢，不，妈！你疯了吗？他们还是婴儿哪！”“好啊。好啊。只是问一问。这不正常，你知道，以为小孩子们……”“不正常？这是——这是邪恶！但是他们会照他说的做。现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已经试过了，妈！”“怎么试的？他们做了什么？”“萨尔有一把剃刀，他们都瞧着我笑。时时刻刻都盯着我。”“萨尔拿那把剃刀干了什么？”“她把剃刀放到她吃饭的盘子旁边，一直看着我。他们都看着我。”两个女人都没再谈这件事，因为勃迪告诉玛维斯，如果——而且也只有她不再这么说话，她才能住在这儿。她不会告诉弗兰克——就算他再来电话—也不会告诉别人玛维斯在她这儿，而如果她再说一个关于杀人的字眼，她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过了一星期，玛维斯又上路了，不过这次她心中有了打算。几天之前，她听到她母亲小声对着电话话筒说：“你最好尽快到这儿来，我指的是马上。”随后，玛维斯趁着勃迪在游戏校园公司上班，边绕着房子走边想：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她取出了她能够找到的前面两样：两封褐色政府公函里的支票和两个拜耳瓶子，信封原是摆在她的一个战死兄弟的照片前面。她从勃迪的首饰盒里拿出了一副仿钻石耳夹，偷回了她母亲认为藏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钥匙；把剪草机里的两加仑汽油倒进了凯迪拉克的油箱，然后把车开出去再多加些油。在纽瓦克，她发现了一家叫施勃伯爵的喷漆店，便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待了两天，直到把车喷成了品红色。广告上说的二十九美元原来只是对标准规格的汽车而言，对这辆凯迪拉克，他们找她要了六十九美元。至于内衣和带皮带的凉鞋，她是在伍尔沃思连锁店里买的。在“好愿”二手商店，她买了一套浅蓝色套装，料子是速干的；还买了一件白色纯棉套头衫。她心想，穿这些东西去加利福尼亚正合适。正合适。她在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新版的行车地图，从纽瓦克驶出，加速向七○号路驶去。随着东部被甩得越来越远，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了。以前她只有一次这么愉快过，那还是小时候乘转盘火箭的事呢。当火箭向下俯冲时，她乐得头晕目眩；刚刚慢下来就头朝下地升到转盘高处，那种心惊胆战的刺激到了极点，虽然她和别的乘客一起尖叫，内心倒是一种安稳的激动，因为尽管

桓公转过来，瞄了瞄管仲，眨眨眼说：“他有那么神？”“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跟着您出生入死，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我又怎么会有片言只语骗您呢？”鲍叔牙一把把管仲推到齐桓公跟前，信誓旦旦，“您尽管用管仲，他的才能在高傒之上啊。”高傒就是齐国的上卿高敬仲，也就是前面说的国、高二氏中的高氏，在齐国德高望重，而且直接主导了迎立齐桓公的行动，为他登上国君宝座立下首功。齐桓公对于高傒的感激和倚重可想而知。听鲍叔牙这么一说，齐桓公不由得仔细打量了管仲一番：“这还真看不出来。”“您不妨试试。”鲍叔牙说。接下来的故事比较老套。齐桓公先是对管仲拱拱手，管仲也对齐桓公拱拱手，两个人算是见过了礼。齐桓公率先长叹一声，说：“先君襄公在位的时候，不好好料理国政，只喜欢游山玩水，放鹰打猎；不尊重人才，只喜欢讨好妇人。后宫的女人多达数百，都是锦衣玉食，好生供养，军费开支都被用在后宫，而前线作战的将士吃不饱也穿不暖，贤能之士的地位反而不如女人的地位高。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宗庙也被弄得乌烟瘴气。管先生给我说说，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齐桓公这个题目出得很大，管仲的回答却很简单：“要想改变这一切，关键只有两个字——秩序。”这就是管仲的聪明，没有长篇大论，只是拣最关键的要点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吊起这位国君的胃口，引他继续往下问。果然，齐侯盯着管仲的眼睛，紧接着就追问：“如何确立秩序？”管仲捏捏胡子，若有所思地说：“很久以前，古代的圣王治天下，用的是‘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办法，让老百姓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各就其位，国家也就大治了。”管仲的治国之道在于先治民，把国民分为士、工、商、农四个阶级，各个阶级均为世袭，不能互相转换。简单地说，父亲当农民，儿子必定是农民，孙子也是农民，代代相传，不可变更。根据这一阶级划分，再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所谓的叁其国）。其中十五个士乡，国君自统五乡，国、高两大家族各统五乡（所谓的伍其鄙）。齐桓公听到这里，已经入味，兴致勃勃地坐直了接着问：“如果那样做，我就可以号令诸侯了？”齐桓的兴趣很明显不在治国上，而在于号令诸侯上。这一点，他其实和哥哥齐襄公很相似，但他比齐襄公幸运，因为他遇到了管仲。管仲微微一笑：“别急，刚刚讲的不过是治民之道。治民为治国之本，我接着给您讲讲安国之术。”齐桓公有点失望：“好，先生您接着说。”身体又靠了回去。管仲的安国之术说起来也比较简单：检视原有的法令，择其善者而留用，不善者则加以修订；安抚和尊重百姓，并为生活困难者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齐桓公一听，这还不容易，马上又问：“现在可以号令诸侯了？”管仲搓了搓手，说：“这个……恐怕还不行。”齐桓公打了个呵欠：“那……先生您接着说。”管仲一看架势不对，临时改变了教课顺序：“号令诸侯这件事嘛，也不是没有速成之法。”他半眯着眼睛斜了齐桓公一眼，果然，那家伙立刻竖起了耳朵。管仲接着说：“如果您光靠整兵备战，那么别的大国也会整兵备战，双方势均力敌，不能速成；如果针对小国，您用的是平常的攻伐之器，而小国也自有其防备之术，同样不能速成。所以，速成是很难的。但我可以教您一个绝招，包管您心想事成，而且无须长久等待。”这回齐桓公身体前倾，急切地搓搓手，“愿闻其详。”管仲给开出的速效药叫做“作内政而寄军令”。根据士、工、商、农的阶级划分，士这个阶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兵源。每五个士乡出兵一万，编为一军，全国十五个士乡，总共编制三军，其中齐侯自领中军，国、高两个家族分别领左、右两军，形成以乡土、血缘、宗族为基础的军事单位。士兵们“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卫国土则同仇敌忾，讨伐他国则齐心协力。有这样的常备军三万人，齐侯就可以替天行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管仲还提出，为了解决战备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可以采取“轻过而移诸甲兵”政策。一个人如果犯了重罪，可以出一副盔甲和一支长戟抵罪；犯了轻罪，可以一副盾牌和一支长戟抵罪；小罪则可以罚金；嫌疑犯就放了算了。一个人如果被告，与原告相持不下，只要向国家交纳一束箭矢，就可以走人。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武备，又节省了办监狱的开支，一举两得。齐桓公大喜，拍着案几道：“这下我可以号令诸侯了吧？”管仲摇摇头：“还差一点。”“请先生继续说！”管仲说，搞好内政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还要注重搞好外交，先和周边的邻居搞好关系，退回齐国侵占的别国的土地，不要收受他国的贿赂，“以亲四邻”。再派游士八十名，前往各诸侯国打探情报，看哪个国家的君主昏庸无道，再发动诸侯联合讨伐他。（齐桓公心里犯了个嘀咕，敢情这号令诸侯，也全然不是想打谁就能打谁，还得挑对象啊？姑妄听之。）通过讨伐“无道”的诸侯，齐国的威望树立起来，再率领诸侯朝觐周天子，尊崇王室。到那个时候，您不想号令诸侯，诸侯都哭着喊着要您来号令了。齐桓公听到这里，一拍大腿，站起来对一直恭候在旁边的鲍叔牙说：“师傅您说得对，就是这个人！”这边，管仲还意犹未尽呢，急忙说：“您……我还没说完呐。”齐桓公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不急，以后有的是时间。”接下来，齐桓公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三天，在大庙里当着全体官员贵族的面拜管仲为相。据《史记》记载，鲍叔牙极力成全管仲，而且甘居其下。相较于管仲的治世之才，当时天下的人们更看重鲍叔牙的知人善任。【齐桓公和管仲：变法是第一生产力】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春天，齐军进犯鲁国。齐桓公此举，显然违背了管仲给他订的先亲四邻的政策，遭到管仲和鲍叔牙的强烈反对，但是齐桓公急于称霸天下，执意要出兵。而在鲁国这方面，去年乾时大战惨败的阴影尚未消失，现在齐国大军压境，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一个叫曹刿的人出其不意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史没有记载曹刿的年龄、出身和籍贯，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鲁国的乡下人，听到齐国入侵鲁国的消息，他放下锄头，前往曲阜请求面见国君。乡亲们都劝他：打仗，那是吃肉的人操心的事，你一介草民瞎掺和个啥？古代生产力低下，农民难得吃上一顿肉，一般的士族阶层也很少吃肉。所谓吃肉的人，是指大夫以上的贵族，他们天天可以吃肉。曹刿拍着身上的草灰说：“吃肉的人脑满肠肥、不学无术、鼠目寸光，没有深谋远虑，我这草民不掺和怎么行？”于是不顾乡亲们的劝阻，上路去曲阜了。鲁国没有信访局，自然也没有驻京办之类的截访机构，各地官员也没有截访任务和指标，农民曹刿一路通行无阻，竟然很快就见到了鲁国的最高统治者鲁庄公。简单地见过礼之后，曹刿就直入主题：“您打算依靠什么和齐国人作战？”这还用问，打仗靠的是战车、是兵、是武器、是粮草。但是鲁庄公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被问到一加一等于几，总觉得不应该等于二那样。他想了老半天，眼睛看着地面，战战兢兢地说：“吃的穿的，不敢一个人独享，总要分给别人一些。”说完偷偷看了曹刿一眼。曹刿粗声粗气说：“那只是小恩小惠，范围也有限得很，老百姓不满意。”鲁庄公又想了老半天，说：“那，祭祀祖先和鬼神，摆两头牛就说两头牛，不敢说有三头，诚实可靠。”曹刿整了整腰带，不耐烦地说：“那些也只是小信，鬼神其实并不满意。”鲁庄公头都大了，面上也有点挂不住了，事不过三，再答错一次，脸都不知往哪搁，他深呼吸几次，然后尽量沉缓地说：“大大小小的官司，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总是本着以民为本的原则，正确对待。”这句话的原文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说句题外话，若能将这十一个字挂在全国公、检、法机关的墙上，也许可以减少某些人的傲慢、粗暴和急功近利。言归正传，曹刿听到鲁庄公这么说，终于笑了：“能够忠于自己的职守，也差不多了，可以与齐国一战。如果开战，请带上我。”鲁庄公长吁了一口气，擦了一把汗，连忙答应。鲁军和齐军在长勺（shuò）相遇。鲁庄公的戎车在去年的乾时之战中被齐军缴获。现在他换了一辆新的戎车，请曹刿和他同车。与国君同车是非常恩宠的待遇，草民曹刿愉快地接受了。两军对阵，鲁庄公想先发制人，拿起鼓槌准备擂鼓进攻。曹刿将他的手按住，说：“不是时候，让敌人先敲。”齐军的鼓敲响了，全体士兵举起兵器，有的敲盔，有的敲盾，齐声呐喊：“风，风，大风，大风。”声势极为浩大。按惯例，鲁军这时候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人家，也要擂鼓呐喊，两军随之各自发动，战车在前，步卒在后，冲向敌阵厮杀。可是齐军吼了一阵子，士兵们嗓子都有点发甜了，鲁国人还是毫无动静。大风呼呼地刮过鲁军阵地，吹得战旗猎猎作响，除此之外，整个鲁军方阵一片死寂。鲁国人不按常理出牌啊！齐国人没见过这种阵势，本来想跃马进攻，战车又悄然往后退回了起跑线，步卒手里的长戟也握出了汗，大伙儿都不知道对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实连鲁庄公也不知道曹刿在搞什么名堂，他很想擂鼓进军，可是曹刿将他的鼓槌牢牢抓在手里，就是不给他敲。齐军的战鼓再一次擂响。鲁军仍然纹丝不动。齐军第三次擂响了鼓。站在鲁庄公车上的曹刿松开了手，说：“可以了。”鲁军的战鼓终于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听到鼓声，数百辆战车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冲向齐军阵地，战车后面的步兵也挥舞着手中的利刃，嗷嗷叫着冲过来。齐军先是惊愕，既而骚动，然后像退潮一般溃散。鲁军如同参加冬天的狩猎一般在战场上四处屠杀着齐军士兵，那场景，连一贯温文尔雅的鲁庄公都禁不住在车上面红耳赤地吼起来：“杀啊，冲啊，把齐国人统统杀光！”齐军全线败退。鲁庄公下令全军追击，又被曹刿制止了。他仔细查看了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戎车前面的横木上，朝着齐军溃逃的方向眺望了一阵（我们也许搞错了，他原先不是农民，而是乡间杂耍演员），然后才说：“可以追击了。”这一仗以齐国人的惨败而告终。《左传》记载，鲁庄公赢了一场战争，却不知道是怎么赢的，于是很虚心地向曹刿请教。曹刿毫不客气，说：“打仗，比的就是勇气。一鼓作气，是斗志最盛的时候；第二次鼓起勇气，就不如第一次；第三次基本上就毫无勇气可言了。敌人丧失斗志，而我方斗志旺盛，所以能打胜仗。至于追击之前，俯看地上的车辙，眺望敌人的旌旗，那是为了判断敌人是不是故意诱我军深入。我是确定齐军车阵已乱，旌旗靡倒，才敢放手追击的。”我要替曹刿补充说明一下：打仗是件会死人的事，对于双方士兵来说，举起武器冲向敌阵，都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充满着恐惧、颤栗，甚至还有对人生的虚无感。两军阵前战鼓齐鸣、士兵高声呐喊，就是为了消除和掩饰这种恐惧感，增强自身的勇气。一旦鼓起勇气，又被硬生生憋回去，就很难再次振作了，遑论第三次？所以才会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这和现代人结婚是同一个道理。同年六月，齐桓公不甘心长勺之败，联合宋国再次出兵进犯鲁国，两国联军越过鲁国边境，驻扎在曲阜附近的郎城附近。宋庄公已经在八年前去世，现任宋国君主是他的儿子捷，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闵公。鲁国大夫公子偃对鲁庄公建议说：“宋国部队军容不整，我军可以避强就弱，先打垮宋军。宋军一败，齐军也就只能撤退了。请您派我攻击宋军。”一向慎重的鲁庄公考虑了半响，没有答应他。当晚月色朦胧，公子偃命令属下将虎皮蒙在战马身上，偷偷打开城门去偷袭宋军。鲁庄公得到消息，连忙动员全军接应他。宋国人果然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士兵们在恍惚之中，只见百余头猛虎在营中横冲直撞，惊惧不已，全军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宋国的猛将南宫长万仍然奋勇抵抗，左冲右突，鲁军无人能敌。鲁庄公远远地看见了，取出自己祖传的长箭“金仆姑”，弯弓搭箭，射中了南宫长万的右肩。中箭之后南宫长万被数百名鲁军士兵包围，仍然勇不可挡，直到鲁庄公的贴身护卫遄（chuán）孙加入战团，鲁军才合力将他擒获。宋军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齐军见势不妙，连夜撤退。一连两次讨伐鲁国失败，齐桓公刚刚开始的雄图霸业，显然有点流年不利。公元前683年夏天，宋闵公为报去年战败之仇，再一次兴兵攻打鲁国。越来越有战争经验的鲁庄公前率部队迎击，乘宋军立足未稳就发动攻击，一举击败宋军。左丘明对此喜不自禁，在《左传》中记载：举凡战事，敌未列阵就被击溃叫做“败”，敌已经列阵叫做“战”，全线崩溃叫做“败绩”，敌我相当叫做“克”，敌人全军覆没叫做“取”，王室部队失败则叫做“王师败绩”……时隔数千年，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当年鲁国上下的得意之情。回想去年的鲁、宋之战，宋军之所以速败，同样也是因为军容不整、防范不周。一连两次重蹈覆辙，这位宋闵公的治国治军之才，实在令人担心。相比之下，经历了诸多磨难的鲁庄公显得成熟多了。同年秋天，宋国遭遇洪水灾害，鲁庄公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向宋国伸出了橄榄枝，派人到宋国致以慰问之情，说：“天降大雨，毁坏了庄稼，使百姓流离，我怎敢不来慰问？”对于鲁庄公的好意，宋闵公的答复也相当得体：“因为孤不敬鬼神，所以老天降祸于宋国，还要劳烦您担忧，在此拜谢您的好意！”这里的“孤”是宋闵公自称。按照周礼，诸侯在天子面前自称其名，平时自称寡人，国内有凶事则自称孤。对此，鲁国大夫臧文仲表扬道：“宋国有这样的君主，想必要兴旺了。当年大禹和成汤敢于担当责任，说‘天下有罪，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终成大业；夏桀和商纣将责任全推给别人，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很快就灭亡。国家有灾难，君主自称为孤，合乎礼制。宋公言辞谦卑，深知礼数，算是不错的啦！”然而没多久，又有消息传出说，那番话并非出自宋闵公本人之口，而是公子御说（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宋闵公的兄弟）代为捉刀写的。臧文仲又感叹道：“这个人有体恤百姓之心，应该当国君才对啊！”事实上，宋闵公不只是治国无道，治军无方，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口德很差，说起话来肆无忌惮，口无遮拦。随着鲁、宋两国关系的修好，宋国向鲁国提出，将一年前被俘的南宫长万归还宋国，鲁庄公同意了。南宫长万苦战被俘，回到宋国，没有得到一句安慰的话，反而被宋闵公当众奚落了一番：“原来我尊重你，因为你是勇士。可你居然当了鲁国人的俘虏，叫我如何再尊重你呢！”很难理解宋闵公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听起来仿佛仅仅是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没水平。一年前那场战争的失败，责任不在南宫长万，而在宋闵公自己身上。现在他不但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当众奚落曾经奋勇杀敌的南宫长万，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呢？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南宫长万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将自己的名誉看得很重。公元前682年，也就是南宫长万回国的第二年秋天，宋闵公带领群臣到蒙泽狩猎，因为一场棋局与南宫长万发生口角，宋闵公旧事重提，又揭了南宫长万的旧伤疤，戏称其为“鲁虏”。这一次，南宫长万没有客气，拿起石头做的棋盘，一下就将宋闵公给砸死了。接着他又打死了宋闵公身边的几个侍从，闻讯而来的大夫仇牧和大宰华父督也未能幸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这场本来没有预谋的个人行为自然也就演变成了政变。宋国的公族子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

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吃什么？你能吃什么让尿是红的？”“你替我留下来了吗？”“怎么留？放到哪里？”布丽奇特旋风似的从这儿转到那儿，然后去了厕所。科尔斯太太住的是政府分配的新居，这是这栋楼中间那层，装修过。搞得很好，但是科尔斯太太不喜欢这屋，因为她根本就没想要搬家。她把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两间房里塞满了古旧沉重的家具，两个衣橱，三个五斗橱，一张重如磐石的桌子。你几乎挪不开脚。不过房里有一间像样的厕所和一个不错的马桶。布丽奇特眯着眼看马桶。被冲过了。但是房里有一股味道。是什么？什么化学药剂？她回到原来的房间，科尔斯太太还坐在原来的位置，还在喋喋不休着，仿佛布丽奇特根本没离开过房间。“我觉得我大概是过度疲劳，大概是这么回事。我昨天搬了那把椅子，我不该搬的。”但是布丽奇特在顺藤摸瓜。“你是不是又吃那些补药药片了？”她突然问，然后冲进卧室里，在那儿她找到了一瓶药，药片硕大，完全可以拿去喂拉车的马，而且是一种歹毒的红色。“哦，我的老天，”她说，“哦，圣母在上，赐我耐心。”她飞快地走回原来的房间，说，“我跟你说过这垃圾得扔了。这东西对你没好处。我这就把它们扔了。就是这东西让你的尿发红的。”“嗷嗷嗷嗷，”科尔斯太太号叫道，“你要把它们扔了，你没有权利……”“哦，那你就留着，接着吃吧，但是别和我抱怨你的尿。我上次看到时就告诉过你了，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它们会让尿发红。我照顾的另外一个人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科尔斯太太伸出一只胖胖的脏手，要布丽奇特把药片给她。布丽奇特把瓶子放在她手里。她自己把药扔进垃圾桶里，喃喃道：“那就扔了干净。”布丽奇特在这儿待了十五分钟了。她应该在这儿待一个半小时。但是购物时间也包括在其中。不过她把大家要的东西一次买齐。脑子里算各个客户的时间的时候，她把那个购物时间算作每人半小时。然后她走回来要半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她还要待十五分钟。这么计算每天都让布丽奇特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但是最后她总是这样想：最终算起来，她每天陪科尔斯太太半个小时，也许半个小时还不到。但是，她跑东跑西去拿药、请医生，专程来给电工、煤气工，还有修补天花板漏洞的工人开门的时间呢？——这些时间她好像没有算。嗯，大概最后就两相抵消了。但是她知道，像霍奇斯先生一样，科尔斯太太只能指望她陪陪了，于是她又坐下来，心里急着要走，烦躁不安，听科尔斯太太发牢骚。十二点的时候，她听到街上送餐员的声音，打开窗户，确定自己没错，然后说：“啊，你的午饭来了，明天见。”然后她冲下楼，心思已经在安妮·里夫斯身上了，她是下一家。哦，亲爱的上帝，保佑她心情好吧，她祈祷。有的时候，挨过了科尔斯太太没完没了的牢骚，走进安妮家里，又来一出一模一样的，这让她实在是忍受不了。她在想，要是她又在闹情绪，我发誓要把她干掉。她到安妮家时，安妮正蜷成一团，坐在暖气片旁边，她注意到老太太抬起头来茫然地眨着眼睛，这是一张痛苦、焦虑、苍老的脸。安妮立即开口：“我感觉好糟糕，我的腿，我的肚子，我的脑袋……”“等一下，亲爱的。”布丽奇特说着走进厨房，她四处摸索，找到了水壶，烧上水。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也许我可以再找点别的活儿干，布丽奇特想，双眼紧闭……什么呢，清扫？不，等一下……“来了。”她尖声叫道，因为那边安妮在大吼：“你在哪里？你到底在不在？”她走进那间房间，把这里那里的东西摆放整齐。安妮则一直在发牢骚。布丽奇特倒了便桶。她发现猫拉了屎，得打扫。她发现安妮的羊毛衫都脏得发黑了，实在是应该换下来。但是首先……她把送上门来的饭放到盘子上，扶安妮走到桌前，伺候她坐下来，把食物摆到她面前，给两人端了茶。然后她坐下来，点一根烟，吃自己带来的三明治。安妮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把盘子一推，说自己没有胃口。她抱怨茶凉了，但是布丽奇特一动不动，她就嘟嘟囔囔地把它喝了。布丽奇特扶她回原来的椅子上坐着，她一路抱怨。她说她谁也见不着，她不出门，她从不……听到这，布丽奇特列举安妮可以做的事，她每天都要这样列一遍：天气好的时候，她可以下楼，坐在外面，看人来人往；她可以拄着助行器来回走动，某某老太太还有某某老太太以及某某某老太太就是这样的；她可以参加市政府安排的假日活动；她可以像伊莉莎·贝茨以前那样，坐大巴出游；简娜提出带她出去兜风的时候，她可以答应，而不是总是拒绝。“等天气好了再说吧，”安妮回答，得意洋洋地看着窗外的雨，雨刚开始下，“你没把我要的东西带来吧？”布丽奇特直起身，把她带来的东西拎过来，让安妮看。“我跟你说了要买点黑线鳕的。”安妮最后说。“没有，亲爱的，你没说。不过我明天给你买。”“那我的橘子呢？”“这里，三个漂亮的橘子。你要吃一个吗？”“不要，我的胃不舒服。我不想吃东西。”布丽奇特拿来工作记录单，确保安妮在正确的地方签上名。下楼去伊莉莎·贝茨家时，她听到：“一个半小时，有才怪呢。爱尔兰人。人渣。他们尽把人渣派给我们。”布丽奇特不由自主地低声道：“你才人渣呢！”安妮的双亲都是爱尔兰人，她心情好的时候会说：“我也是爱尔兰人，和你一样，尽管我货真价实是生在伦敦。”然后她会说起她的母亲，她在都柏林湾挖鸟蛤、淡菜，她坐爱尔兰双轮马车去看赛马，身穿一件碎花平纹细布衣服——安妮有一张她的照片。她还会说起自己的父亲，他有六英尺四英寸高，参过军，退伍后做了劳工。他参加的是英国陆军，在印度、中国、埃及打过仗，但是总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是爱尔兰人，我可不会忘了这点。她还说圣帕特里克节那天，他和她母亲总是一起为爱尔兰干杯，尽管离开爱尔兰以后，他们一直没有钱，没法再回去看看。布丽奇特敲伊莉莎·贝茨的门，没人答应。她的心脏怦怦跳起来。她成日担惊受怕，生怕走进一个老人的房里，发现人已经死了。她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但其他家务女工遇到过。总有一天，她也会碰上的。布丽奇特昨天给薇拉打了电话，说伊莉莎最近不好，她的身体垮得很快，他们应该考虑送她去养老院。这是布丽奇特委婉地在说自己不愿再一直忍受这样的安排了：伊莉莎不进养老院，是因为她布丽奇特，她为伊莉莎做的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责任范围。伊莉莎直挺挺地坐在电暖炉前，在打瞌睡。小房间里很热。热气把伊莉莎烤得皮肤通红，脸上有汗。她裹着披肩、毛毯。她的腿架在脚垫上，这是因为其中一条突然害了溃疡，发展得很厉害，而且两条腿都肿了。又一次，布丽奇特把送餐员留在门外的锡纸小扁盒拿进房，把食物倒进盘里。为伊莉莎摆餐时，她会费心找漂亮的盘子用，因为伊莉莎还在乎这个，会注意，不像安妮，让她拿狗食盘吃都不会注意。布丽奇特煮了茶，记得弄成伊莉莎喜欢的口味，然后喊醒伊莉莎。伊莉莎醒过来，眼睛圆瞪，神色狂乱。“哦，布丽奇特，”她说，声音苍老、颤抖，刚做了噩梦，然后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赶紧换回自己平常轻松快活的口气，“哦，布丽奇特，亲爱的布丽奇特……”但噩梦的阴影还在，她像个小孩般地向布丽奇特伸出双臂。布丽奇特的心立刻融化了，展臂抱住老太太，亲亲她，摇摇她。像她对丈夫说的，想到伊莉莎她都想哭，老太太突然就得把腿架起来，成了残废人。若是换了安妮，布丽奇特不会难过的，因为安妮处心积虑，就为了好让别人服侍自己。不，伊莉莎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因此特别痛苦。布丽奇特知道，最近伊莉莎已经有两次醒来，发现自己被尿湿透了：是布丽奇特帮她洗的床单。她知道伊莉莎怕有更糟的事发生，不敢离厕所太远。伊莉莎过去十五年里都和老人们在一起，很清楚生命走到尽头会是什么样，明白等着自己的可能会是何等悲惨的羞辱。布丽奇特坐在伊莉莎身边，哄她吃饭，和她聊自己的孩子、丈夫，说今天天气不如昨天好。她得知伊莉莎根本一晚都没上床，就坐在那椅子里睡觉。她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但是“好邻居”给她泡了杯茶。“这个‘好邻居’是谁？”她没好气地问布丽奇特，“她进进出出的，我知道她是好意，但是我不认识她。”“她住在隔壁，”布丽奇特回答。“让她进来吧。她就是经常来看看，确保你没事。你知道，我们担心你。”“简娜好几天没来了。”伊莉莎说，不过口气并不确定，因为她知道自己有的时候记不得谁来过。布丽奇特不想说简娜那点时间都忙着照顾已走到生命尽头的莫迪·福勒了——这些老家伙们都善妒，你说话时可得留心。然后她开始进行喂伊莉莎吃药这项工程。伊莉莎要吃好多种的药，布丽奇特本人看到那数量都感到毛骨悚然，她确信这些药在可怜的老太太肚子里一定是搅成一团，但是医生说要吃，护理员听医生的吩咐，而她，家务女工，最底层的那个，不能不从。“乖，亲爱的。”她柔声哄着，恳求着，苦求着，把一片又一片药递给伊莉莎。护理员早上来给她喂药。“好邻居”晚上来给她喂药。而中午（或者说早晚之间的某个时候，因为布丽奇特从来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的这餐药是布丽奇特的任务，是她自己答应的。伊莉莎坐在那儿，绷着嘴，看着那成堆的药片，脸苦着，满是厌恶。但是她一辈子都顺从听话，在老习惯的驱使下，她一言不发地吞下药片，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布丽奇特暗自发誓过，自己绝不逗留超过一小时，但是等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三个小时，而她可以聊以自慰：因为自己的亲切关照，伊莉莎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清醒、活泼，也许言语有点尖酸，但是依然微笑着，甚至还能拿自己的病开玩笑，对布丽奇特说会有一天布丽奇特走进门来，发现她已经走啦。啊，如果她能拿这事开玩笑的话，看来她不太糟糕，布丽奇特告诉自己，但话说回来，谁又能说得准呢？是该去接两个姑娘的时间了。她从来不让她俩独自上学或者回家，因为去学校的路上得横穿一条宽阔的主干道。她冲进一个电话亭，很幸运，有一个朋友在家，拜托了她去接两个姑娘，先带她们去她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已经将近四点了，她还有布伦特太太和霍奇斯先生家要去。老先生那里好办，她只要把他的食物送去就行了，她再次捶门、大喊、捶门，让他放自己进去，然后告诉他明天不是她就是他自己的家务女工来。现在去布伦特太太家。布丽奇特不用祈祷她是个好心情，因为她的心情总是好的，尽管她其实半身瘫痪。布伦特太太还不到三十岁，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布丽奇特的工作是把那孩子从托儿所接回来，每天早上则是由那家的年轻丈夫送去。尽管大部分的时候布丽奇特并不介意自己的工作，但还是有这样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工作自己一天也忍不下去了，觉得背上的重负几乎要压垮了她，觉得自己要放弃了——然后她就想起希尔达·布伦特，她总是能让人笑出来，哪怕是在悲伤的情形下。布丽奇特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跑过几条街去托儿所，但还是迟了，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在等她了，老师满腹牢骚。然后她去布伦特家住的小公寓。她很喜爱这个小姑娘。每天都期待着这个时刻：她把小姑娘送回到妈妈身边，给她煮茶，因为希尔达做不了这个，得依靠丈夫和家务女工。但今天她进了屋，看见希尔达躺在轮椅上，双眼紧闭，漂亮的脸庞一片死灰，眼窝、脸颊深陷。啊，圣母马利亚，布丽奇特对自己说，哦，不，停下来，我受不了了，不。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希尔达不时会发作。“你给医院打电话了吗？”她大喊。希尔达没有睁眼，摇了摇头。布丽奇特打电话喊救护车，然后给年轻丈夫工作的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她猜得没错，他不到七点不能回来，他得加班。她把年轻女人的东西准备好，等着救护车来，帮救护人员把她抬上车，向她保证她不必担心孩子，目送她离开，然后锁上房门，把小罗茜放进她的幼儿推车里。她推着车去朋友家接自己的两个孩子，然后带着三个孩子回家。她想起上一次有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社工们正在为了提高工资而罢工，要求家务女工们要消极怠工，以支援罢工。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她都觉得这做法实在是蠢到了极点。做这个工作谁有办法消极怠工？怎么做，倒是告诉我啊！但是在福利局办公处组织纠察的某个聪明人正式警告她，好好呵斥了她一通，怪她没有罢工。那么，我该怎么做，让婴儿在公寓里自己一个人过？是吗？但是年轻的英雄对她说：“如果你再这样做的话，会处分你的。”好吧，现在她又这样做了。不过如果幸运的话，也许现在没人闹罢工。她希望是这样的。回到家里，她忙得团团转，给丈夫备好茶。他回来以后需要它，这周他跑工地，而且他身子本来就不大好，脖子上还生着那可怕的疹子呢。男孩儿回来了。“我的球衣该怎么处理？”他问。她回答：“丢到浴缸里去。”她把桌子摆好，茶煮好，安排了三个孩子喝茶，小罗茜坐在她膝头喝牛奶，这时丈夫回家了。又是专家的眼光，飞快、熟练的一瞥。她立刻知道他生病了，因此他说“我要上楼去睡了，我就想躺下”时，她也不惊讶。“那我给你弄点茶来。”“不用费事了，亲爱的。我睡一觉就会好的。”于是他就上楼去了。给薇拉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吧，说不定她还在，有的时候她会加班……布丽奇特拨了电话，运气不错。“哦，谢天谢地，薇拉，”她说，“真谢天谢地是你。”“我才下班。”薇拉提醒道。“是伊莉莎·贝茨。她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布丽奇特突然就哭了起来。“哦，有那么严重了，是吗？”薇拉问，“唉，不用告诉我了，我知道了，我能把眼睛哭瞎，瞧这一天忙的，这还没完，他们现在要我去开会。”“我挂了。”布丽奇特说着挂断电话。但是当她转过身来面对四个孩子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她洗干净蔬菜，把蔬菜和一只鸡一起塞进容器里，然后放进烤箱，收拾了茶具，对年长的两个孩子说：“现在去做作业吧，做完了就可以看电视。”她坐下来，搂着小姑娘，她父亲因为有一个瘫痪的妻子，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母亲又没法好好抱她，所以她很需要被人好好抱抱，好好抚慰。幸福美好的半个小时，两项需求一起得到了满足，孩子轻轻地哼着，依偎着她，布丽奇特则嗅着孩子那香香的鬈发，她昨天才给小姑娘洗的头（尽管这不是她分内的工作），抚摸她胖胖的、软软的小胳膊小腿。然后她对年龄稍大的男孩儿说：“帮我看着点她们。”对女孩儿说：“要是闻到糊味，就把烤箱调到3挡。”她在头上围了条围巾，外面罩上塑料帽子，把它系紧，然后用塑料布把小罗茜包好，沿着黑黢黢的街去半英里以外的布伦特家。年轻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十分感谢她照顾孩子，还想知道明天怎么办。他明天还是得加班，不过他说了妻子生病了，因此回来的不会比今天迟。“不用担心。”布丽奇特说，给了小罗茜一个全心全意的吻，然后回家。快八点了。她要给孩子们做晚饭，自己也得尽量吃点，尽管自己并不饿。她想起来丈夫说过他俩明天要上俱乐部喝一杯。唉，如果他能行的话……然后下周还有一个婚礼，她丈夫的小妹妹，这倒是件值得期待的事。她独自坐着，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竖着耳朵听孩子们，确保他们动静不要太大，免得打扰到父亲。她有很多东西得洗，但是非周末的时候她很少有时间顾得上自己家。布丽奇特周末不干活。那是说，她不干家务女工的活。今天发生了这件事。吉尔打电话来，尖叫，欢欣。“小姨，简姨，刚结束，我知道这次不错。”“什么不错？”“小姨！哦，不。我受不了了。”她在抽抽搭搭。我想，这一定是

的王城规划平面图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五、洛阳伽蓝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古阳洞内景王振国51：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洞窟就是古阳洞，它是利用一座天然溶洞开凿的。王鲁湘：过去是个天然溶洞？王振国：这个山体主要是石灰岩。石灰岩溶于水，所以形成了天然溶洞，而石窟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正中的主尊就是释迦牟尼，我们看释迦牟尼的面像非常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有道教徒在这活动，道教徒把这个洞占了以后，开始叫它古阳洞，并把释迦牟尼按照太上老君像的形态改塑了。古阳洞那几个字是清代的人刻的。王鲁湘：这是北魏的精华洞窟啊，你看这些浮雕也很有意思。这种飞天浮雕，像剪纸一样，简直能飞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龙门石窟遭到了严重的劫掠。特别是古阳洞，洞内几乎所有的龛像都被破坏，大量的佛头、佛身甚至是整块的佛龛都被盗卖到了国外，这给后世研究北魏石窟佛像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宾阳中洞内景幸运的是，另一座北魏年间开凿的石窟——宾阳中洞却逃过了这次劫难。这里佛像的容貌、衣着，带有明显的中原特征，可见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彻底的汉化政策，连神明的容貌都皈依了中原。王鲁湘：宾阳洞包括南洞、中洞和北洞，它里面的佛像与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像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王振国：有很大的区别。像这个主像释迦牟尼佛，他的服饰就具有南朝特色，褒衣博带，脸形秀骨清像，和云冈石窟已经不一样了。王鲁湘：这个菩萨，我们从侧面看，鼻子和眉毛这些地方还有点云冈石窟的感觉，鼻梁很高、很直，但是主佛的鼻子已经很像中原人了。永宁寺塔复原图作为北魏皇族崇信的国教，佛教不仅在龙门创建了一片圣地，国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佛的天堂。当时洛阳城中的寺庙达到了惊人的1300多座，城中宝塔林立，到处晨钟暮鼓，而在这些佛塔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高达130多米的永宁寺塔。徐金星：北魏是少数民族，到洛阳之后，他们实行彻底的汉化改革。王公贵族都崇拜佛教，在这种气氛下，它就修了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寺院——永宁寺。这个寺院中间是一个塔，四方形，九层，高136.71米，相当于45层楼房，真是空前绝后。王鲁湘：加上它是木结构的，所以就更了不起了。当年这座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矗立在北魏巨大的洛阳城中，无疑成为了洛阳城甚至是北魏的象征。然而这个登峰造极的奇迹，命运却犹如天外流星，在闪过一道眩目的光芒之后，便永不再现，空留下一片废址残基，让后人去捡拾当年的传奇。永宁寺塔遗址王鲁湘：这个方土台应该就是永宁寺塔的塔基吧。它的高度离地表有多高？十米左右有吗？徐金星：第一层是两米二，第三层应该有十米左右吧。王鲁湘：当年是130多米高，应该能高入云表了。徐金星：而且它四周还有铁锁链垂下来，四角都垂着铃铛。据记载，那个大的铃铛像一个石瓮子，非常大。王鲁湘：风一吹，声音可以传到几十里之外。徐金星：夜深人静的时候叮当叮当地响，确实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王鲁湘：从建造到完成，好像是花了三年时间，然后只存在了15年时间。徐金星：十五六年吧。王鲁湘：然后一场雷击，就毁灭了。中国古代很多的木结构建筑，其实都毁于雷击。徐金星：是的。它是在某年的二月毁掉的。二月打雷本来是不多的，但是那一年二月偏偏打雷，还下着雨，下着雪。《洛阳伽蓝记》对这次大火烧塔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且非常震动人心。书上说当时从第八层燃起，很快形成漫天大火，皇帝派来一千名羽林军来解救，却无济于事。王鲁湘：当时的消防条件不可能救得了这么高的楼的火。徐金星：“合城百姓，咸来观火”，整个洛阳城的百姓都来围观。有三个老和尚当场投火而死，悲哭之声，震动洛阳。在当时来说，它就是洛阳城的标志，它被大火焚烧了，从皇家到百姓，都会感到是一种巨大事变的预兆。王鲁湘：是一个心理暗示。徐金星：当时的国人认为，这个塔被烧毁以后，北魏就要亡了。确实，过了不久，北魏就亡了。然后又过了好长时间，人们说在东海中间看到了这个塔。徐金星：北魏这个民族在汉魏故城42年。它到洛阳之后就彻底汉化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还保留自己的文化，还要跟汉族有些区隔，他是彻底汉化，说汉话，改成汉姓，穿汉族的衣服，和汉族妇女通婚。王鲁湘：最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贵族都改籍，改成洛阳籍。徐金星：对，改成洛阳籍，死了必须埋在洛阳，埋在邙山上，不许迁回老家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追溯自家历史的时候，说是黄帝之后。黄帝的一个儿子分到北边去了，姓拓跋，拓跋就是土，土就是黄色，我们本来就是中原的，所以要彻底汉化。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这与洛阳的中心地位和民族大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王鲁湘：我们今天从一个汉魏故城引申出这么多历史文化的话题，所以还是回到司马光的那两句诗：“若问天下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骊宫长恨歌“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位于骊山北麓的华清宫，由于有着天然的温泉，自古就是君王眷顾的福地，让无数帝王不惜工本在此修建离宫，颐养性情。然而，这里也一向被正直的史家贬为不安分的地方。为博褒姒一笑，周幽王不惜在此烽火戏诸侯，葬送了有着四百多年国祚的西周。而唐玄宗李隆基如果不是在这里爱上了自己的儿媳杨玉环，或许也不至于断送了盛世大唐。不同的潇洒帝王、不一样的如花美眷，却都躲不过相同命运的纠缠。于是，有了白居易那首荡回肠气的《长恨歌》，也有了洪升那部千回百转的《长生殿》。而故事里那位艳若桃花的女主人公，也终究逃不过红颜祸水的历史轮回。一、发现华清宫今天的华清宫，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佳人不在，但每年仍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此“爱情朝圣”。人们品评着这个被无数帝王千百次宠幸的离宫别苑，缅怀着那位绝色的“祸国”女人，也慨叹着帝王家上演的那一段凄美而又无奈的千古传奇。王鲁湘：当年您带队对华清池进行发掘是哪一年？骆希哲52：1982年。当时有一个新建的旅游项目，要在华清池温泉水源的前面修一座贵妃亭。处理亭子地基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遗址，然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的华清池。华清宫长生殿王鲁湘：其实文献记载也好，白居易的诗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所在地，但是，宫殿的具体遗址一直也没有发现。骆希哲：是的，遗址都掩埋在地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在骊山做过一些考古调查，但有计划地发掘是从1982年开始的。华清池温泉取水器复原图1982年4月，以骆希哲为首的考古队在一次偶然的挖掘中意外挖出了一些类似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和水垢斑驳的墨玉石板。从清理出来的结构看，像是古人洗澡专用的池子。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开始了。当大量的方砖、排水管道和莲花瓦当陆续出土，庞大的建筑群全貌逐渐显山露水之后，专家肯定地指出，这里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的上演之地：唐代华清宫遗址。骆希哲：这次发掘历时十多年，成果比较显著。我们在清理温泉水源时，发现了大量仰韶时代的陶片。有当时的取水器破了以后留下的残片；有小的像骨针一样的骨箅，是先民们束发髻用的佩饰；还有陶环，也是一种装饰物；还有一种陶锉，搓皮肤用的。王鲁湘：搓澡用的。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也发现过，但年代没这么早，这是用陶做的。骆希哲：还有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还发现了大型的陶管道，管道两头伸出来的部分是用来分水的。王鲁湘：就像我们现在的三接头。骆希哲：对，起三接头的功能，由主管道向两边分水。王鲁湘：陶管道断代大概到什么时候？骆希哲：断代到周。再往前，七十年代考古学界在距离华清宫以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姜寨遗址。王鲁湘：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时代的聚落遗址，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半坡遗址，这说明骊山一带在五六千年以前就是人类聚居的一个中心区。骆希哲：对，而且六千多年前的姜寨先民就是在这里洗温泉沐浴的，所以中国的沐浴史也可以提前到六千多年前。继仰韶文化层之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在此发现了商周文化层和秦汉文化层。出土的大量文物记述了历代帝王对骊山温泉的眷顾：周幽王于此设立离宫，建烽火台；秦始皇在此“砌石起宇”，修建汤池；西汉、北魏、北周、隋朝的帝王都曾在此留下各自的痕迹；而盛唐遗址的发现，是华清宫最繁盛时期的见证。骆希哲：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断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发生在骊山顶上。秦始皇在这里砌石洗浴，名“骊山汤”。我们在这儿发现了秦汉时期的木门，经过脱水处理，保存得很好，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木门。但后来考虑到要把唐华清宫的遗址展现出来，所以对以前的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王鲁湘：等于秦在唐的下面，唐叠压着它。我们重点要展现唐的，所以把它们叠压在下面了。骆希哲：对，因为唐代遗址保存的比较完整，可视性也比较强。秦汉到唐还有一千多年时间，这一千多年里也有建筑遗存，比如北魏时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省长的邕州刺史元苌就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颂》，碑石就保存在华清池，是我们国家130块禁拓名碑之一，文学性和艺术性都非常高。隋代也在这里修过骊宫，但是最有名、规模最大的还是唐代的华清宫。王鲁湘：实际上，骊山是一个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而且几千年没有间断过。骆希哲：骊山是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史的地方。二、唐太宗《温泉铭》唐华清宫是骊山温泉史上最辉煌、最骄傲的杰作。其规模气势恢宏，内部结构独具匠心。从1982年到1995年，考古队员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等九个汤池。这些汤池共同拥有同一个水源，温泉从源头流出，首先流入唐太宗的星辰汤，继而向南流入玄宗的莲花汤，在莲花汤的紧西北毗邻而设的便是著名的贵妃池海棠汤。接着由东向西依次为太子汤，供六部官员沐浴的尚食汤，以及为梨园弟子沐浴而建的宜春汤。众多汤池各具特色，典雅脱俗。王鲁湘：唐太宗星辰汤的平面形状有点像北斗七星，一边是圆形的，如勺状，然后再拐为直的，相当于斗柄。骆希哲：他把这个汤池命名为星辰汤，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希望政通人和，上应天象。但这个池子到唐玄宗时就废弃了。它的面积很大，长有36米，蓄满水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所以这里的水就通过排水道向北一直通到昭应县城，供城里的百官使用，取意皇恩浩荡。王鲁湘：“皇恩雨露深”嘛，人人都可以均沾一点。华清宫的温泉令太宗心旷神怡。开心之余，他模仿王羲之的笔法，在御碑亭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铭》：“朕以忧劳积虑，风疾屡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原来李世民多年的风湿病，正是在骊山泡温泉治愈的，所以他以帝王之尊颂扬骊山温泉，而《温泉铭》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入碑的先河。唐太宗《温泉铭》骆希哲：唐太宗因为常年征战，可能染上了所谓的风湿病或关节炎一类的疾病。他为了治病，就利用温泉来沐浴，相当于现在的理疗。现在临潼温泉周围还有很多疗养院，就是仿效先民的行为。唐太宗在这里沐浴的时候，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铭文，叫《温泉铭》。王鲁湘：据说现在的铭文是从法国引进回来的。骆希哲：原碑不知什么原因找不到了。后来有人在法国博物馆里看到拓片，是伯希和53从敦煌带过去的。我们把这个拓片复印回来，刻了一个复制碑，保存在华清池，从这块碑上仍然可以看到王羲之草书的遗风。王鲁湘：据说他还把《兰亭序》拿去陪葬，就在昭陵里头。《温泉铭》里有几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首先，他身为皇帝，到这个地方来游冶，洗温泉的时候，也担心臣下和老百姓会对他有所议论，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一点腐败的意思，所以他要为洗温泉做一个辩解或合理性的说明。他先是回顾了秦皇汉武为求长生而寻仙，浩浩荡荡东游至海，甚至到了蓬莱等地，结果劳民伤财，并没找到神仙，到头来还是离不开一个坟土堆。他认为这样很不好，还不如洗洗温泉，颐养一下性情。接着，他告诉臣下和老百姓，我之所以洗温泉是因为我身染风疾，这里的温泉治疗风疾的效果非常好。骆希哲：他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我只要一洗，马上症状减轻。王鲁湘：再者，他还认为温泉能启迪人们去思考宇宙、人生、历史等哲学问题。他特别惊讶于温泉的水居然无论寒暑都是恒温的，而人的品质也应当像温泉一样，无论世事多么炎凉都应坚贞不变。同时，温泉的流量不古不今，不增不减，这也让人想到很多问题。骆希哲：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不知道温泉是怎么形成的，不能从科学上来解释。他认为温泉是上苍的赐予，是为了让人来疗疾治病的。温泉何以有如此疗效？自古以来，众说不一。有人说这是因为温泉是神水，有人说这是由于温泉的热力。不管是何原因，但无可争议的是，对温泉的钟爱，已经成了这里贵族和百姓千百年来不变的习俗。天长地久，就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沐浴文化。骆希哲：中国的沐浴文化由来以久。从《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时候的人非常重视沐浴，他们把沐浴制度化，三天一沐，五天一浴，“沐”是洗头，“浴”是洗身子。王鲁湘：还有濯足，即洗足。骆希哲：现在的足疗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了。古人认为洗浴对人有强身健体的作用。王鲁湘：还有一种宗教意义在里头。骆希哲：对，古代的沐浴也是一种“礼”。比如敬神要沐浴，上朝要沐浴，拜祖要

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儿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有了心得之后，第一步他就写札记，第二步从札记发展为论文，从论文发展为著作，但是他从未发表过专著。他没有想发表，他就作为自己的一种……娱乐吧等于就是，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解放以后他上的二所么，历史所。注24定：其实学问就得这么做才能做好呢。金：也没有谁让他几儿交稿，也没这事(笑)。所以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那个书啊，不是一年两年做的，是好多年积累成的，其中绝大部分，特别是语法部分，那都是我父亲发现的，甚至于跟各种语言的比较，那都是……乌兰：因为他有好多语言的训练。

3.我的治学

金：我这个呢，是我父亲督促着我给他当助手，我这当助手一直当了好多年。所以我是从这助手练出来的。大体上过程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受父亲的影响吧，我原来也是对这三样(史学、语言学、文学)感兴趣，因为助手的关系。但是我小时候对文学的兴趣好像比对语言学的兴趣更高一点，这跟老师还是很有关系，所以我就谈谈这老师的问题。除了我父亲在家里督促之外，我上中学的时候上的五中，北京五中。市立的就是五个中学。注25那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五中不要学费啊，五中不大好考，没办法就非考上不可，上了五中之后在各门功课里头，历史这门功课啊，成绩显得特别突出，教我的老师叫殷景仁，他从初一一直教我到高三。这殷景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说，希望我将来毕业之后学历史。殷先生就给我指出一条路来，他说最好你就直入历史系，上了历史系，毕业之后最好上日本去一趟，那时候正是抗日的时候，我说那不是成了汉奸了么(笑)。殷先生就说，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你得把它分开了。因为日本现在对东洋史的研究还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可以开开眼界。说你要听我的呢，准没错儿。这个话从初一起到高三止，他就跟我说了不止一次。反正我毕业的时候没听他的话，我考到北京大学的国文系。那时候也是敌伪周作人的时候，殷先生对这事很失望，对我很不满意。所以我就感觉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啊，我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感激的。这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北大我也上不下去了。正在这时候啊中学保送留日，一个班保送俩人，官费，那时候也没人去，去的人不多。结果殷先生就让学校指定我去，这么样就留日去了。留日去的时候殷先生又跟我谈，这回呀我接受老师的意见了，我说这回我一定听您的话。我上日本去不能够研究中国文学啊，这么样，到那儿去上的东洋史学科，那时候还叫东京帝国大学呢。到那儿去了之后，池内宏注26不是研究女真的吗，池内宏传下来的弟子就是三上次男注27，三上次男正在东大，结果我到那儿之后呢，我就接上三上次男的班了。三上有一本书叫《金代女真学研究》么，但是他主要研究金代的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经济，没有研究语言，语言这方面是我们家内继承，在金史的其他方面是由东大那边，由三上那边(继承)，当然他那儿有些观点不能跟咱们完全一样了。后来我就把他那本金代女真之研究给翻成中文了——我看看能不能给您找出一本来。要想把学问深入一点，最好是跟家长，跟老师啊，搞接力赛，不要自己单……定：单挑一摊？金：对。最好还是接力。我们这个呢就是，一个是你家里，今儿个你父亲学理科，儿子学文科，孙子又学理科，这样哪个也行不了。因为这是个继承的问题。有时候一个学派形成很难哪，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您会感觉到，您说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定：对。金：其实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定：对。金：自己还没成熟呢，就跟老师反对上，这可不好。现在有些人我就很看不惯。有的老师提出来就感觉伤心。日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像三上对池内，池内错他也不说错，反正这也不好，你不说老师错不就完了么，他有时还维护呢。他们老师对学生真爱，所有的都给你，学生对老师也什么。一个是接力的问题，一个是尊师的问题，这两个我就都非常在意。金启孮先生女真字书法注28

4.辛亥革命以后……

金：我就感觉中学殷先生给我指的路子，和我父亲给我由小带的这个路，这两条路我感觉都对了。现在越回想啊，对他们越非常感激，当然也非常遗憾，是什么呢？我在日本待了四年半，顶五年的样子，回来那时候是1944年的11月。定：就是日本快投降的时候？金：啊。我回国的那时候呀，回来之后我就做医疗卫生工作(笑)。定：啊？那是怎么回事？金：那时候有个医疗卫生委员会，实际上就带着工作人员拉药什么的。就在这时候殷先生去世了。我痛痛快快哭他一通，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也没什么前途了。那时候想去当个中学教员都不可能，刚刚胜利注29的时候，和胜利之后这一段啊，找工作很成问题，所以工作主要是在解放以后了。大体上前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定：您出生是1920年？金：不是，是1918，民国七年。定：那时候您还很小呢。金：很小也能知道啊，在我10岁以前的时候，大体上是这么一个印象。定：金先生，我理解得对不对，就是说是不是辛亥革命一结束，满族立刻就特别倒霉？金：不是不是，辛亥革命是禅让啊，不是灭亡啊。所以冯玉祥啊，现在不是叫驱逐溥仪出宫么，北京人管他叫冯玉祥逼宫。那时候请段祺瑞出来的时候，段祺瑞发了一个通电注30呢，就说他可以出来，愿意合作，但是对驱逐溥仪这件事上，他认为辛亥让国，这么做不合适。定：咱们后来学历史都说是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太注意这个事了。金：不是，当时辛亥年没有换朝代的感觉，根本没有。更换朝代是十四年(1925年)，十七年(1928年)，民国十三年(1924年)不是驱逐溥仪嘛，民国十四年就没收旗产。定：就停发旗饷。金：旗饷早就不给了，就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十三年把溥仪赶出宫之后，十四年张作霖来了，一瞧冯玉祥发了大财了，张作霖一想我也得干一下子，就宣布把所有的旗产全没收，给了极少的地价，但是府(王府)没有没收，因为咱们那府都卖了，没剩几处了。现在历史上写的跟实际情况有时有些差距。注31民国元年时还没有感觉到。从文物损坏开始，那是民国十四年。民国十七年那是大规模来了之后，北伐成功之后。定：您说的震动是指哪方面？金：连在机关工作都感到困难哪，好像低人一等。这不只是旗人，不只是满族，北京人也感觉到这样。北京人对北平、北伐这两个名词都有意见，那是当时，当时不敢公开说，现在也没人提这个了。现在实际上说了半天，说国民党不好，我觉得没说到点子上。国民党来了之后让北京人感觉到，小学的好多老师都教孩子“北平平谁，北伐伐谁”？定：北伐军是不是都是南方人？金：都是南方人哪，因为从前的时候直奉战争，直皖战争，那些战争现在把它都否定了，军阀乱战，跟咱们没什么关系，他们打他们的，跟老百姓不相干。民国十七年(1928年)就不是，是连老百姓一齐算了，这才厉害呢(笑)。比如说骂满族，你们野蛮民族怎么怎么样。我是什么时候才有这民族的感觉的？是上学之后学校教给我的，什么民族压迫，什么清朝野蛮的民族统治，这是学校教给我的。甚至我说的殷先生有时候多少也有这种，他虽然对我个人非常赏识，但是多少也有这种想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我感觉里头，比如说对蒙古人，磕头碰脑的都是(笑)。说蒙古族是另一个民族，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感觉南方人很奇怪，说话什么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咱们北京啊，整个的，像安定门这一带是西藏人和蒙古人的地区，因为雍和宫在那儿呀。另外那些蒙古王府都是一半蒙古话一半满洲话，两种民族的风俗都有。当然我们所有的亲戚都是蒙古人。一般来说除了满人就是蒙古人。我到内蒙古去了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年老的蒙古族见着我，乌素图召注32的喇嘛一听说我是满族，拉着我手就不放，跟我说起就没完，说现在当了教授真不容易。中年的就不像老年那么亲切，年轻的好像就更不如中年的亲切似的。老年的就好像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当然只是我的感觉，不全是这样。定：那您对三家子的发现……注33金：那主要是清格尔泰注34同志听到消息后说要去的，结果当时学校要我跟他一块儿去。他们去了解语言，我去了解生活。我是把各方面全都了解了。因为到那儿去之后就跟三家子发生感情了。这对我也是这样，见到他们之后特别亲切。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就跟他们无话不说。比如说我想统计一下说满语的情况，熟练的人有多少，会说的人有多少，不会说的人有多少，生产大队的干部就主动说：“这事您甭管了，我给您统计得了。”那都是他们帮着弄的。咱们这族啊，到外边互助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您应该写一点满族过去的情况，有什么好处呢？(满族)不是来了就压迫人，就搞文字狱，是不是呀？这主要就得靠您这一代，现在还能够写能够活动。再有一个就是满蒙关系应该研究研究，我在内大(内蒙古大学)我就感觉，内大好像对满蒙关系不大感兴趣。乌兰：研究的少。金：现在我有这么一个感觉，有的同志虽然学历史，对这个也不大什么，甚至有人还有这个想法，认为汉人是让满族给带到蒙古去的，没有这个事呀，问题是(清朝)不让他们进去呀，不让进去以后又扣个帽子说是隔离政策，它不是隔离，它主要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笑)。定：所以我就希望就满蒙关系这一问题，尤其您家里又有满蒙通婚这些情况，具体地给我们讲一讲。金：那讲起来就没头啦。定：您慢慢讲，咱们也不着急，过几天我再来。金：根本在这八旗里头，满蒙汉这三旗分不清。跟汉族的关系也很多，甚至跟南方汉族的关系也很多。乌兰：入了八旗的蒙古人，别人看着好像就是满族了，蒙古人那些特点基本就没有了。金先生你们家蒙古人的遗风、影响有没有？是不是进到满族人的家庭里头，蒙古人的影响就没有了？就满化了？金：我小时候好像觉得蒙古人就是自己人，没觉得蒙古人是另一类人。乌兰：反而觉得特别亲似的，是吧？定：她(指乌兰)说他们蒙古人和咱们满人通婚以后，是不是把他们蒙古人的习惯也带到咱们满人家里了？金：是呀。定：所以咱们满人家庭里也有好多蒙古人的习惯？金：蒙古人家庭也有好多咱们满人的习惯哪。定：咱们是把他们当蒙古人，还是当成满人，看不出区别来了？金：记得那时候我就觉得没有这种感觉。……满族跟女真族不同，满族第一步吸收的是蒙古族文化，所以满蒙关系史应该好好研究，当时内大好多领导听不进去。还有一个最遗憾的事，就是当时北京的好多王府里头，关于蒙古王的好多画像，我的意思是让内大收购，我给当介绍人。结果那时候正编革命史呢，对这个事就不重视。当时那个教务长什么的都没有兴趣，结果通过别人都让琉璃厂收购去了，太可惜了。策棱、成衮扎布注35这些人家的一系列的画像，那现在保留下来多好啊。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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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石油会战毓臻口述时间：1998年11月13日(第一次)1999年1月12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王致和腐乳厂宿舍访谈者：定宜庄、佟鸿举[访谈者按]这是我本书中做得最早的一场访谈，距今已经十七年。我曾将这篇访谈收进《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书中，是那本书中受访的唯一一位爱新觉罗宗室的女性后裔。当时我初入此道，没有访谈经验，不仅问题提得不到位，而且面对不太健谈甚至也不太情愿合作的被访者，只是一味地小心翼翼，不知怎样将谈话深入下去，而毓女士就是这样的一位受访者。我曾几次与她相约，都不得见面，她对一生遭际也不愿多谈，所述经历中多有隐笔，加上她晚年一心学佛，自称已将世事看淡。我不得不尊重她的意见，所以凡她不愿的，或不问，或不录，故有这样一篇不算完整也谈不上深入的访谈。但是毓女士的经历确有不凡之处。正如她自己所说，从她父亲一辈起，就不是一般人们印象中那种提笼架鸟的八旗纨绔子弟。何况她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食其力，作为一个女性而参加1949年以后的几乎每一次石油会战，生活条件之艰苦，长期远离家乡亲人的孤独和寂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付出坚忍的努力才能承受。她的经历，很大地改变了我过去对皇族的某些成见。1999年年初我为她做第二次访谈之后不久，便接到她女儿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已经辞世，享年仅75岁。只是在与她女儿交谈之后我才知道，她在家庭、婚姻和工作中经历的种种坎坷，远非她在这篇口述中描述的那么淡然。北京史地民俗学会曾为毓女士出具一个证明，证明她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辅国公塔拜之后：“经北京史地学会常务理事冯其利到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查阅《爱新觉罗宗谱》，其父林全载在丙册4689页。”《爱新觉罗宗谱》中毓臻家族支脉一览：奉恩辅国愗厚公塔拜注37巴穆布尔善(第四子)注38已革辅国将军塞图(第五子)注39职明(第六子)注40凌云(第二子)注41林全（第五子）注42毓臻的父亲即林全(见族谱中的黑体字)。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时生，嫡母常佳氏，常庆之女。

1.我娘家

毓臻(以下简称臻)：我是1924年5月2号生的。我本来姓金，金就是爱新觉罗。这是我在50年前的结婚证书，你看都成这样了。这是我的丈夫，谢伯贤。这是我，金福臻。这是我女儿去年冬天给我画的画儿，画儿上写的是“万福骈臻”，就是我的名字。我父亲不是叫金林全嘛，名字有个“林”字，他就指名为姓。姓了林。他是溥字辈的，他的名字要跟溥仪他们排起来，就叫溥全。后来我们相继都参加革命，到了延安以后为了影响，就改成父亲那个姓，也姓林。你说这林福臻多麻烦呀，干脆“福”字也不要了，咱不迷信，就叫林臻吧！实际在档案上我还是写爱新觉罗·毓臻，常用名林臻，把来历也写清楚了。人说你为什么写这么复杂，我说我就是爱新觉罗，我又不怕你们对我怎么样。人家知道咱是爱新觉罗，还羡慕，说是宗室，我还以此为自豪呢！当然我并没有显摆我是爱新觉罗宗室。我认为这是祖先的，我们实事求是。以至我母亲去世，她的坟、碑什么的，我们都写爱新觉罗。这次换户口本，还这么写。咱们满族人有这么一个规矩，是吧？我们是黄带子，有一本书上介绍过我们家族的事情，家谱我也有，在箱子里锁着呢。一直就知道我们是塔拜注43的后裔。塔拜很有意思，他不是努尔哈赤的嫡子，是庶子，当时爵位就比较低，可是后来他居然一直沿袭下来，他们那儿有几支特别嫡系的、特别显赫的，反而倒没有延续下来。过去的事儿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至于以前的事情呢，因为我小，我们家族也败落了，我可以说知道一点，也可以说不知道。听说我祖父是在宫里搞文化活动的，就是京剧什么的。我听我父亲说，就好像是现在的文化部长那个爵位。据说他年轻的时候，那时大概是慈禧吧，还有咸丰什么的，经常召他进宫。我们的

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曰毛片网战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了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监制的康熙学习几何学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六至二十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数尺、圆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依照西洋绘图仪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体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自白晋、孔诚以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的最大成绩，是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康熙又命人译成满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方科学家还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三百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了呢？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巴多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中国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传教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工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扣罚一两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钦天监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使中国人的科学思维停留在朴素状态，凝固化了，这就是中国科技文明在这个时代无法快速发展的原因。三、康熙皇帝成功之谜康熙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大清帝国建成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有、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他本人成为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什么能取得上述巨大成功呢？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生好学不倦过人的功业，必须要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必须要有过人的学习。一生好学不倦是康熙开创大业的秘密之一。康熙八岁丧父，十岁又丧母，两年之间，父母双亡，无疑是人生幼年最大的不幸，然而人生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也使人奋进，幼年的不幸，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孝庄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向汉族师傅学习儒家文化。康熙的勇武和奋进，受到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营养；他后来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可以说，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先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髙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学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继位后，更是勤奋学习，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他喜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劲头，更是令人动容，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以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查看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康熙就是这样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活学活用，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学习型皇帝。2.对臣民仁爱宽宥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他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正是他一生为人、行政的显著特点。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免除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银一亿五千万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有一次康熙到塞外视察，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了。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又将他带到行宫，给他盘缠，送他回家。康熙仁政的又一个特点是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秋决（处死刑）的犯人尚不足四十人。康熙仁政的第三个措施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当时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斋石）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罗城县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荒草，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六百家。于成龙到任后，鼓励耕种，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后来途中钱果然花光了，于成龙多亏瞎子赚些算命钱才补充路费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风。黄风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后来又升为福建布政使。当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有掠良民子女为奴的现象，于成龙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勤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于是称他为“于青菜”。他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家里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作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曾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3.勤慎理政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勤”，二是“慎”。康熙一生勤政。他认为“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万历帝和天启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员，大学士病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天启帝也一样，整天不理朝政，却迷恋上了木工活，刀凿斧锯，玩得津津有味。这样没有责任感的皇帝执政，国家如何不衰败？康熙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勤政理事，每天都要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即听政，最初主要在乾清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六部九卿等官员，会议都有记录，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之外，无论严寒酷暑，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总要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以治河为例。康熙四十五年（1706）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请看他治河决策的全过程：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以日日提醒。第二，寻根溯源。比如治理永定河，他巡视北京通州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十四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治河大成。第四，御前辩论。每一治河方案，都要在御前辩论，即让不同意见的双方各申己见，互相驳难。第五，集思广益。争论的双方各有各的理由，没有达成共识时，康熙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便在九卿会议上裁决。第七，实践验证。方案定了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康熙还要数次派人去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意见孰对孰错。第八，改正错误。若发现方案错了，便马上进行改正。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康熙是一位治政十分严谨的明君。4.严格教育子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对皇子的教育，第一为成龙，第二为襄（助）政，第三为领兵，第四为务学，第五为书画。由此，康熙帝为皇子皇孙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时间，“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直入，除夕饭前一日巳刻，准散直”。即是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皇子老师中的汉人老师，都是一代名儒，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除了上学，还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患病，便命皇太子代理政事，康熙帝病愈后，又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对其他皇子常委以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康熙对各皇子还注重因材施教。法国科学家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历知识。后来胤祉成为康熙朝的一位杰出学者，主持纂修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点评】康熙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的一个孩子，按常理坐享其成就够了。但是，胸怀大志的少年天子，好学不倦，勤于国事，革旧图新，重整山河，开创出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历史将永远仰望这位英明的圣主、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第六章承上启下的改革型皇帝雍正康熙帝驾崩后，四十五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就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然而有趣的是，自从雍正继位，到现在近三百年间，史学界乃至民间对胤禛得位是否正当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疑案。一、雍正继位之谜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1.遗诏继位说持此说者提出了三种根据：（1）雍正受到父皇康熙的信任，曾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2）有康熙遗诏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康熙病重，召皇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等七位阿哥和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3）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诏上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2.改诏篡位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1）胤禛虽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有意、有遗诏让他继位。（2）康熙在临终当天的遗诏是假的，因为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宣遗诏之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3）《清圣袓仁皇帝实录》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四子胤禛曾三次闻召到康熙床边问安，但这三次召见，康熙都没告诉他继承皇位，这岂不是怪事？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并没有遗诏向七位皇子宣布由胤禛继位这件事。（4）康熙崩逝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个人单独向胤禛宣布皇四子继位的遗诏？而宣布康熙遗诏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这也使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是假的。（5）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后，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不得进人大内，这又使人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6）《康熙遗诏》自然在康熙去世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审定，按理应在康熙十三日死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十六日才公布？显然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7）经过清史专家研究，《康熙遗诏》是参照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诏加以修改而成的。（8）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之嫌。在上述改诏继位诸说中，主要是篡位说，认为雍正篡夺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禵的位。其理由是：（1）康熙意中的继位者是十四子允禵，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2）康熙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说是康熙临终前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禵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传闻，不是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那么：其一，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当时作为称呼的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根本无法改。其三，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诏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

这是条铁律，在女真开国的前十四年里，后金初立的前八年里，没有人能打破。公元1115年三月，北方战报传来，二十七万辽军崩溃，不仅丢失阵地，带着的耕牛等农具都被抢得一干二净，能逃回来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他们见识到了女真人的战斗力。面对二十七万大军，只有一万人的女真军根本没什么逗引埋伏之类的虚招子，就是冲上去，以右翼冲击辽军左翼，左翼被击退；中军助战，辽军整体被击退！一万人追着二十七万人打，这是什么样的场景。二十七万人还没跑掉，等到夜幕降临后，形成的局面居然是——辽兵被围……二十七万人被一万人围住了，并且整整一夜没能突围。到第二天凌晨时分，女真人发起攻击，他们趁乱才跑出来了一部分。跑出来的全是骑兵，具体数字不详，只是史书里以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词语说，步兵全灭。那就是说，至少七万兵力死在了这一战里。在国家级的会战里，死这么多的人也许不算什么，很正常，但是二十七比一的人数比，仅仅一天一夜的战斗时间，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代表了什么呢？女真人无法扼制了，辽国错过了他们最脆弱的萌芽期，在出河店之役后，哪怕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新兴小国的正确办法，也变得无济于事。毕竟，战争上实力决定一切。可是怎样检验实力呢，仅仅凭借两场胜利，就想证明金军全面超越辽军，变成东亚最大吗？这个想法太超前，辽国人不承认，连女真人自己都不敢相信。要不然，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了。事情很好玩，二十七万人崩溃之后，耶律又给完颜写了封信，信里的态度比前面一封要差了些，这次没有许诺，连称呼都没有，直接要求阿骨打投降。完颜很郁闷，这是为什么呢，前几天那一架到底是不是我赢了呢？一怒之下，完颜回了封信，内容几乎和耶律的来信一样，改变的只是落款。也就是说，完颜也没提耶律的称呼，并且要求耶律投降。没得商量了，耶律决定玩个最大的。在这一年的八月份，他集结起了全国当时能抽调的全部精兵，共计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对外宣称七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女真。他的动作没有完颜快，辽军八月集结，由于过分庞大，一个多月之后才起程。这时完颜已经来到松花江畔，隔着滔滔江水凝望黄龙府了。这时女真军是发愁的，由于刚刚组建，并且是第一次进入辽境攻击，他们没有水军，甚至可以说，连能游泳的人都很少。这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大大地限制了女真人的扩张。这时，九月份的松花江就挡住了他们的脚步。怎么过去呢，只见全军发愁，阿骨打来到了江边。他派了一个人骑上一匹赭白马跃入了水中，然后他举起了马鞭，“看我马鞭所指方向前进！”这是一句近乎神迹一样的话，宽阔的松花江面上，他随手指向前方，要他的勇士向那个方向前进。是的，女真人的确勇悍，宁可淹死也不拒绝命令。但问题是，一万双目光的注视下，那匹赭白马越走越远，直抵江心，江水居然一直只淹没到它的腹部！女真兵团沿着这条神迹一样的水道踏上了对岸，更惊人的事发生在最后一名骑兵上岸后。有人再去重走那条水道，却发现江水漫无边际，水深已经不可测量……这是多么惊人的事情，不说它本身有多神奇，光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就让阿骨打受用无穷。每一个女真战士都坚信，完颜阿骨打是神授的，他的一切都超乎凡尘之上，从出河店的大风，到这时江水变浅，他简直随身带着神仙。黄龙府被一股狂热激情征服，女真战士攻下它时既短暂又快乐，之后休整了好多天，耶律延禧才带着倾国之兵杀到附近。七十万辽军，这个数字重新唤起了女真人刚刚忘记的恐惧，完颜阿骨打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变化，他长叹一声，知道要打赢这一仗，甚至想开战的话，又得用上些别的招数了。他召集全军集合，自己带着把刀走上了高台。面对台下的两万人，对，是两万，打下黄龙府之后，他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他看着台下的两万人，抽出了刀，之后掉转刀锋，划向了自己的脸。鲜血流下时，阿骨打仰天痛哭。这一幕出现后，在场的每一个女真人都相信，完颜阿骨打是真的在伤心，在痛苦，达到痛不欲生的程度了。这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古老习俗，叫“嫠面”。只有当遇到大忧、大丧、大不如意，沮丧到极点时，才会这样做。痛哭中的阿骨打对台下说：“当初带你们起兵，是因为契丹人太残忍了，女真人活不下去。现在辽国皇帝亲征，兵力达到了七十万，怎么办？除非人人死战，否则不能打败他们。为你们着想，不如杀我一族，去投降辽人，那样还能活命。”这一刻，天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恐慌了、害怕了，反正纵观历史长河，这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多少个艰难无比的任务都是这样完成的，近的比如三国时刘备怎样摔儿子得到赵云的忠心，远的比如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建立。赌城的那位建设提议者只是个中等水平的小人物，向当地大佬说起时，很自然地被鄙视了。这时，他把手伸进了怀里。所有人都警觉，他要拔枪！而他也真拔出来了，下一瞬间却是把枪递给了大佬，“……要不你杀了我吧。”大佬不要，他硬塞。双方在推枪的过程里，同意了在沙漠中挖出这座赌徒的圣地。这类事太多了，问题不是这种事的性质怎样，而是完颜阿骨打怎么会运用。他只是个域外的野人，生存在只认刀枪鲜血的蛮荒种族里，居然敢在两万人的舞台上演这种戏！他成功了，台下的人都跪下来向他发誓，和辽国人死战到底，绝不投降。OK，全军开拔。两万女真人和七十万辽国人在达驼门、达斡邻泺一带相遇。面对空前强敌，女真人不一样了，他们没再像从前那样骑马抡刀去砍人，这回不主攻了，大家蹲下来挖沟垒墙，先想好怎样防守。哪怕在《金史》里，都承认这时的女真人相当的憋屈胆怯，两万人抱成一团躲在深沟高垒里边忍着，想着怎样多挺一段时间，消耗一下辽军的锐气。与此同时，他们派出了些散兵游勇，游弋在主阵地之外，试探对方的粮道，或者捉几条舌头。一个空前巨大的惊喜，就在这时击中了全部女真人。捉回来了一个辽国的运粮官，从他的嘴里，女真人得到了一个消息。这时别说绝大部分才钻出深山处于没脑子阶段的女真人，连完颜阿骨打本人都不敢相信了。据这个舌头说，辽国发生内乱了，副都统章奴带着大批人马临阵脱逃，火速杀回辽国都城玩叛乱了。这消息是可能的吗？阿骨打的脑子急速运转，好事坏事想了个遍。说不可能，哪有这么巧的事；说可能，章奴看准了耶律延禧起倾国之兵来打仗，京城空虚，带兵回去就成功。而两万女真人足以把耶律延禧拴在前线，有之前二十七万人马一天一夜崩溃的败绩，他绝不敢临战抽兵平乱。算来算去，阿骨打不敢乱动，毕竟兵危战凶，万一是陷阱，他这两万人都填进去，也填不满这个坑……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又一个消息传来。耶律延禧亲自带兵回京城平叛，已经走了两天了。完颜阿骨打再不迟疑，他命令进攻，直接攻击辽军的中军，皇帝本来应该在的地方。——耶律延禧在，就擒贼擒王；不在，中军没有主事人，最强点已经是最弱点。接下来的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前一战的翻版。金军右翼攻击，辽军退却，金军左翼进攻，辽军全体溃败，连之前的一日一夜都没能坚持，七十万或者四十五万大军不说有人能稳住阵脚，连稍微抵挡一下金军，延缓追击都做不到。辽国人一路败退，在长达一百多里的路上，丢下了无数的尸体、车辇、兵械、印符、牛马、宝物，本来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注定了被全歼的，只是有一个聪明的辽国人站了出来，他叫萧特末。此人突发奇想，点燃了一大片战备物资，用大火隔断了不依不饶的追兵。这一战让辽国人欲哭无泪，连同章奴都郁闷得要死。谁能料到耶律延禧会这么搞呢，放着面前的死敌不管，居然带兵杀回来平叛……我们是民族内部斗争好吧，为什么要便宜外族人呢？！这不奇怪，如果不颠三倒四、丢西瓜捡芝麻，他还是耶律延禧吗？辽国还会到这一步吗？这一战过后，辽国的军力甚至是财力都跌下了深渊，不要说再集结兵力进攻，连守卫庞大帝国的各处疆域的正常兵力都捉襟见肘。北疆门户大开，金军随心所欲，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没有半点阻碍。下面是一系列的数字，在了解它们之前，先回顾一下辽国的五大重镇。它们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辽西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这是辽国的五大直辖市，相当于宋朝的四京，在帝国中占有重要意义。好，数字开始。公元1116年，金军攻破辽东京道诸州。这相当于国土的五分之一没了。对此耶律延禧没有反应，一来是战力空虚，想反应也没辙；二来，他打累了。上次御驾亲征，就算没和女真人死磕，至少也火速回京平叛一次。这也是劳动好吧。于是，他到辽阔的国土的另一端，找野生动物们开运动会去了。继续打猎。公元1117年，金军攻占长春州（今黑龙江肇源西南）、泰州（今黑龙江白城），其战略意图直指上京。这又是一个五分之一被威胁了，对此，耶律延禧终于有动作了。他把从东京，也就是辽西府那边逃过来的难民召集起来，选拔壮丁，组成了一支两万八千人的队伍。在他想来，这些人失去了家园，心里一定充满了怨恨，冤有头债有主，都是金军惹的祸，就让他们两方面去拼命吧。这支军队被命名为“怨军”，首领是渤海人郭药师。怨军立即开赴前线，紧跟着被金军击败，上京区域内的显、乾、懿、豪、徽、成、川、惠等七州全部丢失。截止到这里，辽国的五分之二领土注定要沦陷了。绝望笼罩着辽国人，连同这个时代最大的败家子二世祖耶律延禧先生都萌生出了困兽的感觉——被逼得没有退路了……困兽犹斗，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就在这时，从金国传来了一个让人昏迷的消息。完颜阿骨打派人送来封信，说他想来想去，还是对辽国有特殊的感情，而且打生打死也没法磨灭。所以，请给我个辽国的官职吧。……倒塌。全辽国的人都变得心情复杂。这意味着什么呢，阿骨打是个好同志，他回心转意终于决定不造反了，那么是不是以后就不用上战场，大家又会过上从前的好日子了呢？美妙的幻想里，耶律延禧派出了使者，和女真人谈起了官衔的问题，其他的辽国军民也逐渐恢复了心理健康，不再整天想着拼命。一股消失了百年之久，刚刚有望凝聚的斗志就此减弱消亡了。这就是女真人，每每读史读到这一页时，都让我心灵震撼，事实证明，这个民族绝不是仅仅有着勇猛强悍之类的性格，他们是精明的，甚至是狡诈的。在这种虚幻的和平假象里，耶律延禧又到森林里打猎去了，就连辽国里最精英的一群人也认为这种局面很好，因为这是难得的喘息之机，辽国可以用来恢复元气。但掉链子的是，转过年来的公元1118年，辽国全境发生大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还恢复什么元气啊，和金国的差距越拉越大。并且，他们不知道，更大的危机就发生在这一年，这种危机远远超过了这场大饥荒。公元1118年是属于宋朝的，四月初宋朝派武义大夫马政浮海使金，联合女真人图谋辽国，在辽人的背后插了一把刀。前面说过，童贯在公元1111年出使辽国，在卢沟桥遇到了马植；四年之后，到公元1115年时，马植才与宋朝高层接触，讲出辽国必亡，可以联合女真的话；要再过三年，宋朝才派出了使者，渡海与金国接触。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了，足以说明宋朝的谨慎。说到底，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是聪明绝顶的，如上举国伐谋之事，怎么会草率呢？像一般历史记载给人的印象，仿佛马植在卢沟桥给童贯灌了一碗迷汤，童贯就当真了；马植到开封城给赵佶再灌一碗，宋朝就和辽国开战了，哪有那么简单。宋朝足足观察了近七年，而且还在一个偶然事件里得到了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作出了决定，派出使者。第十三章海上之盟第一手资料来源于一场海上风暴。准确地说，是一场渤海湾里产生的风暴，把一群辽国去高丽国做生意的商人吹到了宋朝的边境海岸线上。这些人有两百多个，领头的是辽籍汉人高药师、曹孝才、郎荣和尚，他们到了宋境之后在登州附近上岸，对当地的官员交代身份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辽国在这三年节节败退，丧师失土，已经失去了自保之力。这条消息是爆炸性的，举世无敌、东亚最大的辽国惨到这步了？宋朝人集体怀疑自己的耳朵，震惊之后，地方官把这批人上缴东京，由皇帝去决断。赵佶召开御前会议，问这事怎么办。在这件事上，朝臣们迅速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方面是蔡京、童贯，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消息，拿辽国开刀，以战功赚取更多的利益，是他们的长久方针，绝不会动摇。他们公开的理由是，联金破辽，收复燕云十六州，这是历代宋主的宿愿，是汉人种族安全系数的保证。打这一仗，看眼前很凶险，为以后是长治久安。只要打赢了，不管是面对辽或者金，还是别的什么异族，汉人都重新拥有了长城防线。另一方面的人成分很复杂，有游离在蔡、童集团之外（早就没有明确敌对者了）的朝臣，有蔡、童集团里本来的骨干，有外国皇帝，还有宋朝的平民百姓。这位百姓很牛，名叫安尧臣。他是个地道的草民，却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居然能穿透蔡京、童贯、梁师成把持了十几年，层层设卡的官府黑幕，把自己写的文字让赵佶看到了。这封奏疏长达数千字，安尧臣把赵佶登基以来的各种失误数了个遍，把蔡京、童贯他们的问题一一列举，最后重点分析了燕云问题。他的看法是，这是蔡京等人的政治手段，不是为国而是私欲，会把国家带到火坑里。对此，蔡京很愤怒，赵佶却不在意，还给了安尧臣一个官职。蔡、童集团里本来的骨干是现枢密院长官邓洵武。前面提过，他是邓绾的儿子，是力保蔡京上位、把蔡京从外地救回京城的有功之臣。他反对的不是联金抗辽的正确性，而是操作的可能性。他分析，国朝初年，以宋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彬、美之将才，百战百胜，却在燕云城下惨败，现在会有把握吗？外国皇帝是高丽国王，他是当时东亚最标准的受气包，对于身边每一个新老势力的交替更新都有最权威的解读，谁有多硬谁多软，谁有多凶谁危险，他都门儿清。原因是，无论是谁兴起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欺负他。他托正给他看病的宋朝医生给赵佶带了个话，说金国人比辽国人凶太多了，兄弟已经预感到这是最凶狠的一伙人，千万别招惹。持反对意见的朝臣忽略不计，千篇一律的重视盟约，重复起来头疼。综合两种看法，赵佶开始了回忆。他静静地思考自己登基之后的经历，复河湟征西夏，公元1115年还在南方平叛。那次叛乱在整个北宋史上排名第二，仅次于狄青搞定侬智高，名为“卜漏之战”。宋朝调三万西北军南下，扫平两州、八县共三十余座城池，拓地千里。回忆种种，心想事成，天下没有他办不成的事！现在祖宗盼望了百年之久的天赐良机出现，辽国已经衰弱到这种程度，再不趁火打劫还等什么？宋朝派出了第一拨使者，由登州地方官王师中派七名军官，带着高药师等人坐上船，沿着宋朝建国初年，女真人向赵匡胤献马的海路，向金国境内前进。他们的公开理由是去买马。这些人渡过渤海上岸后，发现了很多的女真人巡逻兵。他们的反应是，马上坐船回国。这群野人太可怕了，根本没法接触。回国之后，他们报告说上岸就被金国巡逻兵抓住了，遭到了非人待遇，对方根本就不想结盟，所以只好回来。……赵佶或许是个空前奢侈的公子哥，或许是个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或许是个不知所谓的领导者，但是他非常聪明，聪明到自始至终牢牢地把帝国抓在自己的手里，从没有谁敢骗他、能骗他，连蔡京都做不到。蔡京都被罢免了三次

间是宋朝士兵们最虚弱的时候，只要领兵杀过来，肯定能赢。梁哆唛不信，说宋军没粮，西夏也没粮，就算杀过去，也真赢了，军队吃什么？难道要带往返粮票行军吗？李讹哆笑了，梁将军不必怀疑，党项人来了有粮食，俺已经给你们攒了二十年了，全藏在地窖里。于是大喜，西夏大兵们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简直是太幸福了，杀饿得发软的敌人，抢白花花的银子，还有人管食宿，当这种兵打这种仗，真是极品生活。可是跑到定边寨后，全体都晾在了刺骨的春风里。迎接他们的不是善良的李讹哆老爹和满地窖的粮食，而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无论是地表上面，还是地窖里边，都啥也没有。当地的宋军早就盯着他们了，知道有什么勾当之后，没在大冷天里伏击他们，而是抢先一步把粮食都挖走……梁哆唛和他的大兵简直欲哭无泪，不带这么玩人的，为了跑快点根本没带返程的粮，现在要再回去，你们不饿啊！最后，他们回去了，连冻带饿，非战斗减员死了很多。回顾全过程，典型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西夏来说，已经很吃亏了，没想到宋朝大怒，赵佶亲自下令：西军全线出击，让党项人知道好歹！这次出兵的兵力总和达到了二十万。其中由熙河路经略使刘法率领熙河军团步骑十五万人出湟州，秦凤路经略使刘仲武率五万精兵出会州，从西、南两方面夹击西夏。童贯驻军兰州，两方策应。童贯梦寐以求的时刻到来了，在这次因为一点小摩擦引起的大战役中，他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赵佶下令，以他总领永兴、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等西北诸路，节制所有经略安抚司。从这时起，西北军是童贯一个人的了。从当时来看，童贯志得意满，毫无疑问必将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仗，由此树立他大宋战神的光辉形象。但是在后面发生的事情里，结果却与之恰恰相反。坐拥二十万百战精兵，节制整个西北辖区，童贯却让战局打得如温吞水。这一仗打了两年，宋、夏双方各有胜负，纵观全局，没有纵深穿插，没有兵团决战，争斗点都只在一些边远的小城，如西夏的臧底河城、仁多泉城，宋朝的靖夏城，两方面都挺狠，把这三座城都屠了，满城鸡犬不留。但对宋、夏双方来说，几十万人打群架，就这么点代价吗？真要死磕的话，为什么不在天都山、横山、青白盐池这些紧要地段动手？保准立即水深火热，你死我活。这就是奥妙所在了，随便抓出一个西军大兵都知道的事，为什么最高当局不去做？童贯如果真的想建功立业，为什么雷声大雨点稀呢？很简单，看历史进程表。前面发生了什么，后面发生了什么，前后对照，一目了然。真正的原因是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与公元1115年的三月东北边关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宋朝的皇帝赵佶的。写信人是一个叫马植的辽籍华人。马植出身于辽国燕云地区的名门大族，时任辽国的光禄卿，算是一个国家级的中上层干部。他在信里列举了一些刚刚发生在辽国东北部的事情。由于地理限制，那些地方是宋朝接触不到的，哪怕事情发生已经有六七年之久，宋朝人也两眼一抹黑。看到这封信后，赵佶迅速下令，边关要尽一切努力，悄悄地、快速地把马植召进开封，他要面对面地和这个人谈话。而童贯立即给出了马植，这人居然早就在开封城内了。有证据显示，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十月起，马植就一直隐藏在童贯的周围。卢沟桥之夜，那个与童贯秘密接触的人，就是他。第十一章完颜时隔四年，他当初说的事情已经被证实了。在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他对童贯说辽国必亡，会非常快速地崩溃。当时童贯的第一反应是乐傻了，第二反应是气怔了。辽国，东亚第一强国，你说亡就亡了？看我是太监就好骗吧，这是不是辽国玩人的新把戏？！所以他快乐着，也隐约地期盼着，却同时把马植带回了宋朝。看着是马植表忠心跟着他走，其实是童贯软禁了他。这样重大的事，容不得半点的欺诈，连随口一说都不行，谁知道你有什么用心，必须随时带在身边，等待消息被证实，才能给这个人定性。四年的时间，让一些事情跨越大陆，从辽国的东北边传到西南边，被宋朝知道了。总体上来说，一切从辽国的皇帝耶律延禧的享乐生活开始。耶律延禧，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祚帝。这位老兄和赵佶的缘分很足，两人的人生轨迹几乎每时每刻都重叠在一起。从登基到高峰，从滑落到邻居。耶律延禧比赵佶早一年当上的皇帝，称帝之初光芒四射，比赵佶的勤政吓人得多，他在整个辽国上层来了个大清洗，凡是参与过、被怀疑参与过害死他父母的大臣们，活着的全家族杀掉，死了的全体挖坟。血腥过后，他开始了享乐。得承认，在这点上他远远不如赵佶了，限于北方物产、人文的条件，他只知道跑马打猎、拜佛建塔，貌似没有创意。但是，他有特色。北方物种是比南方少些，同一种物种的成熟期也比南方的慢，可是相应的，物种成熟之后的品质就非常高，非南方快速生长的动植物能比。辽国，纵横北疆两百余年的庞大帝国，穷尽北方奇珍，自然有一两样是南方锦绣河山所没有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珠。珠，顾名思义是珍珠。说来惭愧，我国号称地大物博出产丰富，可是在珠宝品种方面太单一了，全境内没有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钻石……啥也没有，只有南方海域出产珍珠，西北方面有和田玉。这两样也没法保证，因为更南的南方出产更好的珍珠，比如新加坡那边；和田……在古代一会儿是中国的，一会儿是独立的，出产量根本没法保证。北珠，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显得珍贵。多珍贵呢，到后来清朝官员的顶戴上要用北珠来装饰，犯人们采到北珠可以减刑。珍贵，一来是因为它的美；二来是因为采摘的困难。北珠只能在每年十月以后，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成熟。这时，无论怎样精壮的男子，也没法潜入深水把它采摘上来。怎么办呢？利之所趋，不可抗拒。潜藏在冰海深底的北珠，处于封建时期的人类也有办法弄上来。经过仔细观察，海边的人发现每年这时都有一种天鹅出现，它们深深地潜进冰海里，以北珠的母蚌为食，吃不掉的北珠，就含在它们的嗉囊里。天鹅高高地在天上飞，最好的射手在强劲的海风环境里也别想射中。再怎么办呢？人们又发现，天鹅有一种天敌，是一种小而极其凶悍的猛禽，名叫“海东青”。海东青是传说中的鸟，在现代的飞禽百科里找不到千分之一百对应的种族，可是它在公元1113年之前是确切存在的，没有它，以后的事就都不存在了。海东青以天鹅为食，只要能得到海东青，那么就一定能捉到活天鹅，剖鹅取珠。于是，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海东青的身上。怎样得到这种鸟？怎样驯化它？这时高贵强大的契丹人撇嘴了，这是有风险的、低劣的活儿，只配那些低劣的民族去做，他们只需要坐等北珠就好了。低劣的民族，比如女真。女真族的历史很悠久，能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他们叫“肃慎”。女真或者女直，是后来的音译。虽然很悠久，但混得不咋地，直到辽国建立时，他们仍旧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即将进入奴隶社会，绝大部分散布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流域，靠打猎捕鱼生活。接近辽国疆域的，叫熟女真，已经是辽国的属民；居住在松花江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以东的，叫生女真，处于自由状态。抓海东青的活儿就派给熟女真了，他们是辽国最北边的部属，他们不干谁干？可要命的是，海东青住得比他们还远，一直北到了生女真的地盘。大家可以想一下，哪怕是一个姓的同族兄弟，甲家大院里有种好东西，乙家说开门我来拿走，这可能吗？真想拿，只能是提着菜刀上门硬抢。每年接了任务的熟女真，就是这样提着刀枪去同族兄弟家里生抢海东青的。每年的冰天雪地里，年复一年，都要扔下大片的尸体，抢到些鹰雏鹰蛋，白白地送给辽国人。而辽国人来取鹰时，是让女真人更屈辱的事。每年辽国派出去的“银牌天使”，所过之处敲诈勒索，这也没什么，世界各地都通用的行政规矩，可是他们每晚都要年轻美貌的女真女孩儿“荐枕”。这就忍无可忍了吧，直娘贼，忒煞是欺负人！忍无可忍……但还是要忍，汉族人可以某天神圣感爆发，喊出天下“道理最大”这句口号，可是走出汉域，这四个字就是个超级好玩的笑话。契丹人、党项人、交趾人乃至于后来周边更多的异族人会笑嘻嘻地向这句口号招手，过来，哥让你知道什么最大。拳头大，才是最大！所以，女真人只有忍，不忍就等着亡国灭种吧。何况荐枕什么的只是屈辱之一，更屈辱的还有很多种，相比之下，鹰路上的各种欺侮还是好的，毕竟人家是跑了很远的路，主动到女真人家门口来欺负，更多的时候他们得主动去接近辽国皇帝，得唱着笑着跳着闹着，装狗熊装野鹿去逗辽国人高兴。真是送上门的屈辱啊。比如每年的“头鱼宴”。这是种很别致的宴会，在非常冷的寒冬里，大多是农历二月新年前后举行，地点通常都在混同江（今松花江）。那时大雪封江，玉带千里。在这种环境里扎下辽国皇帐，各部落首领来觐见。卫士们砸开冰层，捕到第一批鱼，用这批鱼向契丹皇帝致敬。这即为头鱼宴。听着很风雅，看上去挺有趣，可这实在是这些边远部落的首领们的一大难关，每到这时，他们都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变成了辽国人的玩具。皇帝想打猎了，他们去呼鹿；想看远距离猎杀，他们得去射虎；想看真人版近距离搏斗了，他们得去搏熊……等皇帝渴了饿了想吃头鱼宴了，他们得跳舞唱歌助兴。每年如此，辽天庆二年时也一样，当时耶律延禧喝得很高兴，下令各酋长入场，给朕跳起来。下边问，是群舞还是独舞？挨个来。于是，各个民族各部落的酋长们酝酿情绪活动身体，依次下场开跳。一个接一个，快乐复快乐，耶律延禧的兴致达到了高潮，却突然被打断。舞台冷场了，前边跳完，后边该跳的却端坐不动。全场的目光看过去，发现那是个彪形大汉。这人身高体壮，相貌雄伟，冷冰冰地坐着，一动不动。旁边人喝问：“为什么不跳？”“我不会。”回答得硬朗不说，目光还直勾勾地盯着辽国皇帝。耶律延禧暴跳了起来，这是挑衅，是赤裸裸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当面挑衅！绝对不能容忍，杀了他。这是一个历史时刻，他拔出刀来，要亲手砍了这个敢扫他兴的小跳蚤。这一刻就像宋哲宗躺在病床上，命运将主动权一次又一次地送到他手上，只要抓住一次，历史就会改写。耶律延禧也是这样，只要他砍下去，万事皆无，一了百了。可惜的是，他被人拦住了。他宠信的大臣萧嗣先笑着说，为了一个野蛮人生气实在不值得，何况您杀了他，会吓坏周围这些玩具的，以后谁来陪您玩呢？是……吗？耶律延禧慢慢地把刀放下了，他从小在仇恨里长大，尤其对耶律乙辛式的奸臣非常敏感，他审视的目光在萧嗣先、扫兴人之间游移，努力地想，也想不出辽国京城里的高官，和这个穷山恶水里的刁民能有什么瓜葛。无瓜葛，无阴谋，他慢慢地坐了下去，也是啊，为一个小跳蚤不值得扫兴……来，跳起来，接着乐。就这样，当天吃饱跳够，各方散场，没人死亡或者流血，也没有人再注意那个声称不会跳舞的愣头青是何方神圣。该愣头青名叫完颜阿骨打，是一个生女真。居住在安出虎水（今阿什河）附近。按说他没有所谓荐枕的屈辱，更不必受银牌天使的欺压，为啥对辽国皇帝这么敌视呢？鬼都知道，他肯定会跳舞，但就是不给你跳！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前面说了，熟女真是苦的，要每年砍人抢鹰，死伤一大片。可生女真呢？没招谁没惹谁，居然每年都被砍，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这个耶律延禧，因为大辽国。完颜阿骨打是自由生成的北方豪杰，他不像熟女真那样被豢养出了奴性，不爽就不配合，有火就要发出来。当然，像他刚才的行为，没死并且以后有了奇迹般的发展，人们可以歌颂他的傲骨；如果死了呢，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过匹夫之勇……重要的是他没死，并且在风雪兼程赶回到老家后，又有一份奇遇在等着他。这一次，完颜阿骨打是代替他的哥哥乌束雅去参加头鱼宴的。乌束雅是这一代完颜部女真的族长，阿骨打是他二弟。几百年前的世界是一样的，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一切都是长子优先。比如乌束雅和阿骨打。哪怕乌束雅敦厚软弱，阿骨打强悍精明，也没法改变他们的继承权顺序。阿骨打只能听命于大哥，哪怕要他去参加屈辱的头鱼宴，也只能听话。可是，等他窝了一肚子火回到老家后，突然发现他哥病死了，从他进门时开始，他已经是完颜部女真的最高首领。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为在他的家族里，论资排辈轮到他当家，真是太不容易了。翻开完颜部女真的历史，一直处于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半原始半奴隶制时代，在汉民族进化几千年到达宋朝时，他们仍然没什么事迹值得记载下来。因此他们的史书一片空白，直到阿骨打的爷爷乌古乃。乌古乃当时是一大片散乱的女真部落中的一个，实力稍微强些，但没有优势。每天干的事，除了上山打猎，就是到别的部落里杀人抢东西。千篇一律，大家都一样。在这个过程里，他办了件不一样的事。完颜部旁边有一个部落叫五国蒲聂，它背叛了辽国。很自然的，辽国派重兵讨伐。这和乌古乃有什么关系吗？貌似有点，辽国人打仗是不发军饷的，士兵们边打边抢劫，往往造成起兵时灭一个部落的命令，收兵时灭了七八个。乌古乃为自身安全着想，得提防一下。通常的办法是全部落搬家，躲出去，等风头过了再回来，运气好的话，还能把五国蒲聂部的残余势力吞下去，发笔小财。这是惯例，是严寒地带部落生存千百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早就证明了是最正确的。可乌古乃没这么办，他派人去和辽军接触，说这里的地形太恶劣了，重兵没法展开，如果强攻，五国蒲聂部至少能挺一年，那样辽军损失会很大，将军们会没法交差。乌古乃提议，把这事儿交给他办吧。辽军同意之后，乌古乃出发了。他没带刀枪，而是带着老婆儿子，外加大批礼物去见五国蒲聂部的首领。对方一见，立即把他当兄弟了。带着礼物来，或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可连老婆儿子都带来了，还用怀疑吗？何况乌古乃还玩了个绝招，他自己回家了，却把老婆儿子都留在对方地盘上。怎样，亲爱的兄弟，我是真心想和你交朋友的！五国蒲聂部被彻底感动了，接着就被乌古乃派兵偷袭，杀了个措手不及。事情发展到这步，一般来说是大功告成了。但乌古乃的举动更加让人看不懂。他把俘虏和战利品全送给了辽国人，自己一点儿没留。女真人气坏了，那是整整一个部落的好东西，自己流血去抢，却白白送给别人。也不想想，人家辽国人要的是罪犯，俺们要的是金钱，这么搞……世上还有比这更傻的事吗？答案是有，再过一百多年，有一个站在全人类军功之巅的人，也干过这种事。历史证明，做出这种事的人都有着巨大的图谋、深远的眼光，不是平常人能理解的。不久之后，辽国皇帝召见乌古乃，封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从这时起，完颜部女真一步登天，成为生女真的官方领导。乌古乃四处砍人，每一刀下去，都带着辽国皇帝的许可证。这就是阿骨打家族的起源发家史。从这些可以看出，这个姓氏、这个种族的特点。勇猛善战不必说了，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在这之上，完颜氏聪明、狡诈、凶残、敢冒险，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不在乎，哪怕是妻子儿女的生命都不在话下。我仔细计算过，历数东亚地区从古到今称霸过的少数民族，比他们成就高的有，比他们能打的也有，可比他们凶狠残忍的，却没有。注意，特指建立国家，至少占领一半中国领土的少数民族。乌古乃是完颜部女真的奠基人，他作出的贡献有三条。以重要性而论，得到了辽国的官职只能排到第二，另外两点才真正决定了完颜部的命运。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