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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GaYGAYS 免费看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失势的汪精卫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摘桃子的张学良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之战全面爆发。对于这场正义和道义的含量极低的混战，实无细写的必要，因此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反蒋联军约七十余万人马，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及其拉拢过来的军阀部队总计六十余万。战场：基本上就在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三条铁路沿线附近。说民国时的铁路大家可能不熟悉，还好如今这三条扩建后的铁路依旧在发光发热。津浦路就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天津到南京），陇海路就是如今的陇海—兰新铁路的一段（宝鸡至连云港），而平汉路则是京广铁路的一段（北京到武汉）。再粗略一些，主战场就在河南，至于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算是次战场。7月初，何应钦联合粤军蒋光鼐、陈济棠和湘军何键把实力已经锐减的李、黄、白“三驾马车”给揍散了架，也把张发奎虐成了光杆司令。8月初，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阎锡山虽然搞经济建设和内政的本事过得去，但他军略一般，擅长的是防守而非进攻，而且他地盘小、军队少，战争潜力不佳，被惨揍一通实属应有之义。人在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不自信，甚至怀疑一切。这一点在阎锡山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有小人在阎老板面前告黑状，说前线总指挥傅作义要投降蒋介石。阎老板一咬牙，自断一臂，把头号大将傅作义给撤了下来。号称“民国第一善守之将”的傅作义下来了，阎老板还有啥抵抗力？9月中旬，冯玉祥的西北军精锐——骑兵队和铁甲车队覆没，主力尽溃。西北军败得如此之惨，既是因为之前输了一仗，也是因为战斗力不强，但更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差。冯玉祥占据的地盘大都是穷乡僻壤不说，他自己既不擅长搞经济建设，也不懂改善民生，所以不但财政赤字连年疯狂增长，也没有阎锡山之山西、李宗仁之广西那样靠谱的根据地，只能指望救济过活。但问题是，苏联因为觉得他靠不住已经断了援助，阎锡山又是一个葛朗台，赞助不了几个钱。因此，以西北军的经济情况，能够勒紧裤腰带打几仗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支撑得了五个月之久的战争。冯家班经济状况窘迫也就罢了，问题是蒋介石还落井下石——向冯玉祥麾下的近十员大将发起了金钱攻势，结果这帮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人没能经受住物质诱惑，出现了集体反水。其中为首的居然是如今咱们都熟知的爱国将军吉鸿昌，吉鸿昌倒也光明磊落，反水之前还通知前老板冯玉祥：大哥，我决定诈降蒋介石了，你多保重！西北军的大将都这样了，中低级军官就更别提了，面对蒋介石这边的军事专家（杂牌军的头头，第三军团总司令）和外交活动专家何成浚的“两弹”攻击——“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妓女），纷纷丢盔弃甲。客观地说，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黄埔教官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黄埔学生胡宗南、胡琏、宋希濂和张钟麟等人都表现得很不错。为了抢地盘和捞好处，一些地方部队也表现得很卖力，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占领潼关，断冯玉祥的退路，霸占西安，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大败李宗仁部于衡阳城下……战斗进行到现在，谁胜谁负已经一目了然。远在东北的张学良自然也能看出来。1930年9月18日（注意这个日期），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支持中央政府，挥兵数万入关武装调停。实际上，中原大战伊始，反蒋联军和蒋介石都曾争取过张学良，希望将其拉拢过来，壮大自己，但张学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待价而沽。张学良选择这种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是有原因的。1929年下半年，张学良跟苏联在东北打了一架，史称“中东路战争”。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他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如下三个目的：一、近年来，东北军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为世人所看不起，得不到尊重，因此必须要打一场胜仗为东北军正名。二、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内部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虽然他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最不服气的杨宇霆，但杀人并不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大胜仗，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统帅。三、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在张学良看来，俄国人不仅打输了日俄战争，而且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也不如日本人强，所以找更弱的苏联人打上一仗，既能为东北军正名，也能增长个人权威，还能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为国争光，于己于国都有利，有什么理由不干？想法挺好，可惜张学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冲动。他以为苏联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发动了战争。果然，事与愿违，东北军死伤过万，不仅没打过苏联红军，还让苏联把黑瞎子岛给占了。但输仗失地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让日本人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和中国人的不团结，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之所以说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当初东北军跟苏联干仗的时候，也就蒋介石支持了一部分军费，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包括蒋介石都没有军事行动支持。这也是导致张学良选择坐山观虎斗的原因之一——报复这几位的淡漠。话题回到张学良挥兵入关上。即便张学良入关对蒋介石取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不大，可他还是要收取好处的——约两千万银元的出兵费，黄河以北交给他负责。朋友是在你最孱弱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么看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了张学良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建立关系的核心还是“利益”二字。张学良的入关毫无疑问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军队分别被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结束。

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1930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发生在5月至11月的这场中原大战，算上张学良入关的部队，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参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罕见。最可怜的当然是老百姓，尤其是河南老百姓，哀鸿遍野，白骨千里。军阀之中，冯玉祥算是输得相当出彩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块块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曾经横扫西北的冯家班就此散伙，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一去不复返。至于阎锡山，他的军队大部分被张学良改编，本人则被蒋介石要求离开山西出国考察。可阎锡山没听蒋介石的话，而是凭借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一直对日友好的态度，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一直待在大连搞破坏活动，等待翻身的机会。新桂系也输得很有节奏感。大哥李宗仁的本部人马损失殆尽，只得暂时下野蛰伏，以待起复的时机。李宗仁没有傻等，他知道机会得靠自己创造和争取，所以他不在老家广西混了，跑去广州常驻，抱粤军的大腿，跟刚刚揍过他的粤军陈济棠搞战略合作，建立了割据两广的统一战线。表面上看起来，李宗仁抱的这根大腿很是粗壮。陈济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完美发扬了“牛马作风，土匪心肠，妓女态度”的军阀精神，迅速地壮大了自己，拥兵近二十万，人称“南天王”，目前正在“老天王”陈炯明走过的联省自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二哥黄绍竑则心灰意冷，在不出卖新桂系利益的前提下，投降了蒋介石。大哥二哥都离开了广西，原本入伙时力量最弱的三哥白崇禧终于熬出了头。素有野心的他，依靠新桂系在广西所剩不多的军队，大搞民团制度（全民皆兵，相当于今天的民兵），将新桂系建设成了“白崇禧”牌。汪精卫想借机再度出山执政的愿望，只能再等机会实现了。对于唐生智、张发奎来讲，一切都已是浮云。石友三也是输得精光，还好他拉得下脸来，又找了一个新老板——同是东北人的张学良。樊钟秀输得最惨，连命都丢了。说完了输家，来看看所谓的赢家。摘桃子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收获颇为丰厚。相比于冯玉祥、阎锡山这些老油条，相对简单的“暴脾气”张学良更得蒋介石的信赖，于是两人义结金兰。之后，蒋介石履行了对张学良入关的承诺。张学良被委以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重任，坐镇北京，一人统揽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省，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北方，超过了老子张作霖曾经的版图，可谓风光无限。但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接收地盘，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创造了机会，并由此助长了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看似赢了，打败了各路军阀，但实际上很难说赢。说他没赢是因为他除贼不尽。如果当时蒋介石咬咬牙，一鼓作气，派遣嫡系部队攻入广西和山西，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历史就有可能至此终结。可他偏偏不这么做，因为他希望由湖南、广东、云南的地方军阀出兵攻打广西，由张学良出兵收拾山西，他自己则坐收渔利。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军阀不是傻子，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情，结果大都是虚张声势一番就偃旗息鼓。蒋介石自作自受，在接下来的十数年中，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汪精卫变着法子反蒋，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阎锡山在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之间摇摆得利，此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李宗仁借共产党的力量“逼宫”迫使蒋介石下台；冯玉祥的部队大量投共降日；汪精卫降日。话又说回来，中原大战还是给蒋介石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首先，他成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标志，暂时稳定了权力格局，为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这两年的军阀混战过于夺人眼球，以至于大家忽视了一支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力量——共产党。蒋介石专注于北伐和摆平各路军阀之际，无暇顾及共产党，这给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其一，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共产党吸收改造，从而扩充兵源；其二，国民党派系内讧、中原大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给共产党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共产党在苏联的金钱及武器援助下，有足够的机会去扩张。有了上述便利条件，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武装割据的决心。

星火燎原

在南昌起义之后，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起义咱们没有讲。首先是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死于突围）和余洒度（后叛变）。1927年9月初，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起义军的主力是农民赤卫队，训练不足，武器基本都是梭镖。什么是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由于部队缺乏补给，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这时，34岁的毛泽东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队伍先停下来，咱们就地开会。这个临时决定开会的地方叫三湾村，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决定：其一，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余洒度免职。其二，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其三，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也让士兵们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到了长官的不抛弃不放弃，从而使军心渐稳。接下来，部队来到了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长期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不走了，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地。其实，井冈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不过二人很快就被毛泽东收服了。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两人于1928年5月完婚。就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李宗仁，起义军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好在朱德、陈毅收到了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站住脚的消息，于是振臂一呼，率领剩下的近万人退到井冈山。1928年4月底，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编，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由于部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国军第四军，而且第四军的“铁军”名头实在是响亮，于是将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一二三军就先来个第四军的原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营长，粟裕任连长。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八个月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前国军军官彭德怀，在发动“平江起义”之后率军来投。一时间，井冈山群英荟萃。共产党的第一主力团队——井冈山团队，就此成型。秋收起义之后，即1927年11月，共产党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黄麻起义”。以此次起义为基础，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于1931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地位和作用仅次于井冈山团队的鄂豫皖团队，由此诞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起义居然孕育了徐海东、李先念、董必武、王树声、陈锡联、刘华清等数百位共和国将帅和国家领导人，而起义的中心地红安县，居然以此为开端，走出了两百余位将军，使得几乎每七位开国将帅中就有一个红安人。红安县由此获得共和国“将军第一县”的名号。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结束后，军阀与政府大打出手，红军则抓住这个空子迅猛发展。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农民，使得自己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劲猛长。到1930年春，共产党手里已经有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十四个军近十万红军。令人惊喜的是，到8月时，红军首次出现了“方面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

希望她确实如此。玛维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车内再次沉默了。帕拉斯把头靠在西尼卡的胸口，巴不得她们都走了，而是由卡洛斯坚实又平滑的胸脯撑着她的面颊，像往常只要她愿意时那样，就这样走上七百英里。她十六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一辆红色丰田，装有嵌入式八轨录音机。车里塞满了圣诞礼物。那些东西凡是做母亲的都会喜欢，但她备下的简直是五光十色，因为她已经有十三年没见过母亲了，不能冒险连一件都得不到母亲的欢心。在圣诞节前由卡洛斯驾车上路来一次探望母亲的假日旅行。不是从她父亲身边逃走，也不是和世界上最酷、最豪爽的男人私奔。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东西藏得好好的，行动都是伪装的，以防长着一双鹰眼的管家普罗维登斯或者她兄弟杰罗姆看出来。她父亲经常不在周围，注意不到什么。他是个律师，有一个不长的客户名单，不过其中有两位顶尖的能创新演出风格的黑人艺术家。只要弥尔顿·特鲁拉弗仍让他们名列榜首，就不需要更多的客户。不过他始终留心别的青年演员，他们可能会被列入排名榜，并且保持着在榜单上的位置。有了卡洛斯的帮助，一切都进展得顺利而令人激动：对她的女友们撒的谎还要再圆一圆；留下的东西（驾驶执照——一件复制品、玩具熊、手表、化妆品、首饰、信用卡）要显出还要回来而不是跑掉的样子。几张信用卡既然不带走，就必须在他们出走的那天兑换成大量现金并大肆购物。她想给卡洛斯再多买一些，很多，可他坚持不让买。在她与他相识的整整四个月时间里，他从不收她的礼物。甚至不让她掏钱付餐费。他会闭上他美丽的眼睛摇着头，仿佛她要请客就会使他伤心。帕拉斯结识他是在学校的停车场，那天她的丰田车发动不起来了。实际上在那之前她已经遇到他好多次了。在她的高中学校，他是长得像电影明星，很矜持的男子。所有的女孩都喜欢围着他转。那天他把油门踩到底，告诉她油管涨满了，事情就这么开始了。他提议驾着他的福特跟着她回家，以防她在路上再抛锚。她一路顺利，他就挥手告别了。帕拉斯第二天给他带去了一件礼物——一本相册，费了很大劲让他接受。“除非你让我给你买上一个辣味热狗。”他说。帕拉斯一下子就觉得嘴里满是那种刺激了。之后，他们每个周末都要见面。她千方百计地作出一切努力让他和她做爱。他热情地呼应着，搂着她的脖子亲嘴，但接连几个星期再不肯越雷池一步。两人之间是他说了那句话：“等我们结婚时吧。”卡洛斯不是个看门人，真的不是。他雕刻，当帕拉斯跟他说起她的画家母亲，以及她住的地方时，他笑着说那可是艺术家待的完美地方。整个事情就此到位了。卡洛斯不会啰唆什么在假期放弃工作。弥尔顿·特鲁拉弗会为客户的聚会、音乐展示会和电视节目格外忙碌。帕拉斯把几年来她母亲寄来的生日贺卡和圣诞贺卡都翻了一遍，找出她最近的地址，这一对情侣就既无羁绊又无阴云地出发了。只可惜那发疯的黑女人把圣诞圣歌毁了。帕拉斯偎依在西尼卡的胸前，虽说不算很舒服，总还能稍稍缓解袭击她的寒意。前排坐的两个女人又开始争吵了，那种尖厉的嗓音让她头疼。“爱光着身子的骚货！索恩是我们的朋友。我现在该如何对她说？”“她是康妮的朋友，跟你没关系。”“是我卖给她胡椒，配成了她的强身……”“那又怎么样，你就成了药剂师了？不过是迷迭香，还有一点麦麸掺上阿司匹林。”“不论是什么，那是我的职责。”“只是在康妮醉的时候。”“不许你的臭嘴提她。在你来之前她从来不喝酒。”“那是你说的。她甚至睡在酒窖里。”“她的卧室在那儿嘛！你真蠢。”“她已经不再是女仆了。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睡在楼上。她就是想离酒近点。”“老天，我恨你这副脏肚肠。”西尼卡柔声打断她们，想让气氛和谐一些。“康妮没有醉。她是不痛快。虽然如此，她还是该和我们一起来。她要是来了，就大不一样了。”“这样挺好嘛。真不赖！”吉姬说，“直到那些该死的牧师一样的人来搅场。”她用一支快吸完的香烟续上了另一支。“你不能停下来两分钟不吸烟吗？”玛维斯说。“不！”“你没看见那黑鬼在你身上看出什么了吗？”玛维斯继续说，“反正我看出来了，因为你好像不能掩饰自己。”“嫉妒？”“见鬼。”“见鬼，见鬼！你有十年没让人干过了，你已经干得只剩下瘪壳了。”“滚出去！”玛维斯厉声叫着，把车刹住，“滚出我的汽车见鬼去吧！”“你打算对付我？敢碰我一下，我就撕破你的脸。你这该死的重罪犯！”说着她便把香烟往玛维斯的胳膊上猛地一戳。在车里那么有限的地方，她们没法施展拳脚大打出手，但还真动起手来。西尼卡搂着帕拉斯在后面瞅着。她一度想拆开她们，但现在她知道更好的办法了。她们累了就会住手的，那样可以比她介入保持更长久的相安无事。吉姬深知玛维斯的弱点：辱及康妮或涉及她出逃的情况。玛维斯最近一次出行时从她母亲那儿听到了对她发出的通缉令：非法侵占大批财产、抛弃家庭和涉嫌谋杀两个亲生孩子。凯迪拉克摇晃着。吉姬既好斗又虚荣——她不想在自己可爱的脸蛋上留下淤青或抓痕，还不时得顾及她的头发。玛维斯虽然动作缓慢，但打一下是一下，而且乐于动手。吉姬看到了血，而且以为是自己流的血时，就爬出了车，玛维斯则紧追不舍。在没有一只飞鸟的炽热天空下，她们俩在路上和路边继续打斗。帕拉斯坐起了身，被搅起尘土和压倒野草的两个身体催眠了似的。那两个身体在俄克拉荷马茫茫的天空下，或者在新墨西哥州米西塔如画的天空下，那么专注，旁若无人。在迪·迪·特鲁拉弗激动的拥抱和亲吻的几个月之后，在惊叹她母亲窗外美景的几个月之后，在吃过美馔佳肴的几个月之后，在迪·迪的朋友圈中——各种艺术家：印第安人、纽约人、老年人、嬉皮士、墨西哥人、黑人——谈论艺术的几个月之后，在他们三人在帕拉斯认为只有迪斯尼可以制作出来的星空下谈话的几个月之后。在那几个月之后，卡洛斯说：“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还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才是我一直寻求的家。”他那张浸透着月光的面孔让帕拉斯的心跳都停止了。她母亲打着哈欠。“当然是啦。”迪·迪·特鲁拉弗说。卡洛斯也打了个哈欠，当时她就该明白——不约而同的哈欠，一唱一和的腔调。她应该进行一下数学运算——卡洛斯在年龄上更接近迪·迪而不是她。她若是注意到，或许就能防止那两个身体在草地里扭作一团，交换着呻吟，毫不在乎有人旁观。也就不会随后傻乎乎地跑向丰田车，茫无目的地瞎开一气，撞上和刮擦上几辆卡车。也不会碰到身下带着软东西的水了。帕拉斯又感到了看不见的鳞片令人生厌的搔痒和触摸，便转过身不去看那两个女人厮打的场面，举起一只胳膊搂住西尼卡的脖子，把脸深深地贴进那小小的胸脯。只有西尼卡一人看到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司机放慢了速度，可能想绕过占着路中间的凯迪拉克吧，也许是想提供一下帮助，反正他停了很长时间，足以看清两个满不在乎的女人在路上滚作一团，衣裙也扯破了，私处都露了出来。他还看到另有两个女人在车后座上拥抱着。他瞠目结舌了好久，然后才摇着头，加大了他那辆卡车的油门。最后，吉姬和玛维斯都躺在地上喘着气。一个，然后是另一个，坐起身，摸着自己的身体，查遍周身的伤情。吉姬去找她丢下的一只鞋，玛维斯找她箍发的橡皮圈。她们一语不发地回到了车里。玛维斯用一只手驾驶。吉姬嘴巴没伤的一边叼着香烟。一九二二年，白人劳工曾在自己的圈子里，在一片荒野中的一座石头房子中大笑。印第安人连房子都没有。恶劣的天气里，在一片缺树的土地上用木柴是渎神的，用煤又太贵，牛粪又太臭。那座巨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狂想。那个贪官订购了几吨煤——但一点没用上。接收了这一产业的修女们都极能忍受，用点煤油、睡着单薄的铺盖已经成了习惯。不过在春夏两季和暖秋时分，宅子的石墙则是求之不得的凉快。吉姬跑上楼梯，赶在玛维斯前面使用仅有的洗浴水。她一边使劲咳嗽，一边脱光衣服，在一面没有涂漆的镜子中观察着自己。除去一只膝盖和两个手肘，伤得还不算太重。指甲当然裂了，但眼睛没有青肿，鼻子也没有破损。不过，明天可能会露出更多的青紫。让她难堪的是嘴角周围都肿了，按按伤处会涌出一股血。突然之间，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大街上人们全都在跑。警笛——警车？急救车？消防车？——刺耳地响。一道由警察组成的人墙在前进，阻断了从东到西的通路。跑动的人群边抛着他们带在身边或随手找到的东西，边逃跑。她和米基起初还挽着手随着一伙散乱的人群沿一条侧街跑。那是一条房子小、草地多的街道。没有开枪——根本就没有开火。只有姑娘们音乐般的尖叫和长着好斗面孔的男人一声接一声的吼叫。警笛，没错，还有远处手提式扩音器的声响，但是，没有打碎的玻璃，没有尸体倒地的响声，没有枪响。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小男孩的白衬衫上有一片红颜色晕开来？她没有看清楚。人群聚拢起来，然后就站住了，被什么人在前边挡住了。米基被几个肩膀隔开，正在推开人群向前挤。吉姬又看了一眼躺在鲜绿草地上的男孩。他穿戴得可真好：蝴蝶领结，白衬衫，锃亮的系带皮鞋。可是现在衬衫已经脏了，上面覆盖着红色的牡丹花。他猛地扭动了一下，鲜血从他嘴里涌出。他伸出了双手，小心翼翼地堵住血，以免血会像刚刚毁了他的衬衫那样，毁了他的皮鞋。据报纸说，有一百多人受了伤，但没提到开枪或一个遭枪击的男孩。没提到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黑人小男孩用双手捂着他的血。水汩汩流进浴缸。吉姬用发卡扎住头发，然后趴下，再次检查浴缸下藏着的盒子里她所取得的进展。上面的盖子被扔到了一边，但那金属盒看来还牢固地原封未动。伸手到浴缸下面是个问题。她当初要是告诉了K.D.，他一定会帮她的，不过那样他就得分享盒子里的东西了：可能有金子、钻石、大包的现金。不管是什么，那是她的——还有康妮的，只要康妮想要一些。但再没别人的了。绝没有玛维斯的份儿。西尼卡不会要什么，而最后来的这个女孩，戴着一副破眼镜，长着一头浓密鬈发——谁知道她是谁，是干什么的？吉姬站起身，从皮肤上刷去尘土，然后走进浴缸。她坐在那里想着她的选择。康妮，她想着。康妮。然后，她仰卧着，让肥皂泡没到下巴。这时她想到了西尼卡的鼻子，睡觉时鼻翼的翕动；想到了她嘴唇笑与不笑时歪着的样子，她那对向外完美伸展的浓眉，还有她的嗓音——柔和，充满温和的渴求，像是亲吻。在走廊另一端的浴室里，得意扬扬的玛维斯在水池处清洗。随后她换好衣服，下楼到厨房去做晚饭。剩下的鸡块，拌着胡椒、洋葱、龙蒿、某种调料汁，也许还有碎奶酪，卷到那种薄饼似的东西里，这是康妮教她的。这会让她高兴的。她要把一盘这样的晚餐拿到下面给康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不提打架的事。那不重要。其实她还挺喜欢打这么一架。打呀，打呀，连咬吉姬都令人高兴，就像做饭一样。这是旧的玛维斯已经死去的又一例证。原先那个玛维斯在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面前都保护不了自己，更不消说面对丈夫了。那个玛维斯不会安排或者凑合出一顿简单的饭菜，靠的是现成食品和开车路过即取即吃的东西，现在却能做出小薄饼这类精美的食物，用不着每天去采购。但她被吉姬说她没有性生活的那句话刺伤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很好笑。她和弗兰克成婚时，她确实喜欢那事。可以那么说吧。随后便成了要求之下的折磨，与把她从椅子上一巴掌扇出去没什么两样，只是时间更长而已。这些年在女修道院，挨打和上床的事都摆脱了。不过，有时候夜里出现那种情况时，她不再挣扎了。先前是偶尔出现一次的梦境——一只幼狮咬她的喉咙。近来则是另一种形式——人——趴到她身上或是从后面凑过来。“梦魇。”康妮这样说。“跟它打。”她说。可是玛维斯做不到也不肯做。现在她想弄清，吉姬说她的那些话是不是她愿意做那种梦的理由。她仍然听得到莫尔和珀尔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在女修道院的每一个房间中折腾。或许她该向康妮承认、忏悔：夜间梦到笑嘻嘻的孩子和一位“母亲”，那母亲喜欢有她一起构成的幸福之家的样子。最好是这样：她给康妮送去晚饭，告诉她婚礼招待会的情况，说吉姬如何让大家，尤其是索恩，下不来台，然后再问她该拿这种梦境怎么办。康妮会有办法的。康妮。诺玛·福克斯的开司米披肩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西尼卡把它裹在帕拉斯身上，问她需要什么东西。要水吗？吃的东西？帕拉斯示意不要。西尼卡心想，她还哭不出来。痛苦压得她太厉害了。一旦它升起，泪水会随之而来，西尼卡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时康妮能够在场。于是她尽量让这女孩暖和起来，好好给她理顺浓密的头发，拿着一支蜡烛领她下楼去找康妮。地下室的一部分是一个有拱顶的巨大而冰冷的房间，周围是一圈摆瓶子的货架。瓶中的酒都和康妮一般年纪。康妮告诉她，修女们很少碰酒，只有在她们能找到一个教士来此望弥撒时，才想喝上一杯。有一次圣诞节，她们用了一瓶一九一五年酿的法国葡萄酒代替朗姆酒浸泡一块蛋糕。四周影影绰绰的都是些弃置和破损的箱子、木盒及家具。抛光的大理石雕刻的裸女，粗石雕出的男人造型。最远端便是通往康妮房间的门。虽然如玛维斯所说，房间并非为女仆而造，但其原先的目的并不明确。康妮占用之后，由于室内阴暗，倒很是喜欢。阳光对置身室内的她没有威胁。西尼卡敲敲门，没有应答，便推门走了进去。康妮正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轻声打鼾。西尼卡一进来，她就醒了。“谁拿着灯火？”“是我——西尼卡。还有一个朋友。”“把蜡烛放在那儿吧。”她指着身后的一个五斗橱说。“这是帕拉斯。是两天前刚来的。她说她想见你。”“是吗？”康妮问道。烛光难以照见什么，但西尼卡还是辨出了圣母玛利亚，一双闪亮的修女鞋，念珠，还有梳妆台上在一罐水里生根的什么植物。“谁伤害你了，小家伙？”康妮问。西尼卡坐在地板上。她心里有一丝希望：帕拉斯即使不谈什么要紧的事，也会说不少话。可是康妮似是有魔法，她只是伸出一只手，帕拉斯就走过去，坐在她的膝头，起初是边说边哭，后来是哭个不停，这时康妮便说：“喝点这个”，“多好看的耳环”，“可怜的小家伙，可怜，可怜的小家伙。他们伤害了我可怜的小家伙”。谈话在酒气融融中进行了一小时；谈话是倒叙方式，痛彻心扉，断断续续，但总算说了出来——那个谁伤害了小家伙的故事。她说，她丢了鞋子，可是起初谁也没有为她停下来。她说，后来有一个戴浅顶软呢帽的印第安妇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卡车印第安人为了她停了车。当时天刚亮，她穿着短裤，光着脚，在路边一瘸一拐地走着。开车的是个男人，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那妇女，膝上抱着个孩子。帕拉斯说不准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六个小伙子坐在后边。是那妇女说服了她，让她同意搭车。她帽檐下面的一双冷灰色眼睛毫无表情，但有她在男人们中间，那些人都规规矩矩的——连她膝头的孩子都老老实实。“你往哪儿去？”她问。这时帕拉斯才发现她的声带不管用了。她发声的能力还比不上身后地里吱嘎作响的结实的风磨呢。她只好指着卡车前进的方向。“那就坐到后边吧。”那妇女说。帕拉斯爬上车，挤在那些男人中间——多数与她年龄相仿——尽量坐得离他们远一些，祈祷着那妇女是他们的姨妈——或者更具有管束力。那些印第安小伙子只是瞪着她，不发一语。他们的胳膊都放在膝上，笑也不笑地看着她的粉色短裤，荧光T恤。过了一会儿，他们打开纸袋，开始吃东西。他

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妃。懿贵妃与八大臣特别是肃顺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态势，势不两立，必有一死。按理说，肃顺可以轻而易举制服懿贵妃，但他可能太轻敌了，太不把这个年轻寡妇当回事了。他根本想不到，这个年轻寡妇联络上不被咸丰帝信任的六皇叔恭亲王，他们联手之后几乎没有怎样费劲就将八大臣一网打尽，将肃顺处死。从此，大清国的政治权力就落入这对叔嫂手中。懿贵妃——此时已被尊称为皇太后拥有最终权力，六皇叔以议政王身份兼管军机处，掌握着大清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六皇叔恭亲王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国如果要改变先前的被动局面，一定要走向世界，要改革，要学习西方。从此开始，朝廷在恭亲王的建议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新政，大清国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一片生机。大清国的新气象是恭亲王主持的结果。不过如是说来，重用恭亲王，那可是慈禧太后的眼力和大度。慈禧太后不仅重用恭亲王，而且大胆起用汉大臣，使大清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从1860年开始，中国确实步入一个恢复重振的轨道，正史中的所谓“同光中兴”固然有御用史学的夸张和修饰，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过三十年和平发展，确实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军事力量特别是北洋海军组建成军，意味着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似乎又要在东方崛起了。中国的恢复当然不能说都是慈禧太后的功劳，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那三十多年毕竟只有她是始终如一的最高领导者，她可能没有主动提出过什么变革方案，但她调动起来了内外臣工的积极性，而且她能有效把握住中国这艘巨轮应该走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太后既是一个成功女人，又确实是一个非凡女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智女主。生命中的缺憾慈禧太后政治上的成功是巨大的，只是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来说，寡居的生活确实令人窒息。好在年轻的慈禧太后有自己的儿子，她看着同治帝渐渐长大，心中的寂寞、孤独也就不那么严重，何况政治本身又有那样的诱惑力。十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872年，同治帝十七岁了，长大成人了，也应该亲政了。慈禧太后在经过这些年的辛劳，也准备撤帘归政，颐养天年，歇歇肩了。然而遗憾的是，仅仅三年时间，慈禧太后的这个独生子，咸丰帝的唯一龙种同治帝竟然于1875年一命呜呼，英年早逝，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周岁。这一年，慈禧太后年四十，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两件不幸都被慈禧太后遇到了。这真是慈禧太后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无论多少荣华富贵也无法抵偿的。慈禧太后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母亲，而且如果往更深层说，她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大约是因为咸丰帝死得太早，年幼的皇子失去了父爱，显得可怜，这都是慈禧皇太后纵容娇惯同治帝的理由。在同治帝从幼年到青年的全部历史中，慈禧太后更多时候采用的是一个年轻寡妇对独子的溺爱、纵容和听之任之，使小皇帝在很小年龄就结识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坏孩子比如宫中的太监，小皇帝在这些佞臣宵小诱惑下不走正道，整日里嬉戏游宴，耽溺男宠，甚至常常在几个小太监悄悄陪伴下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整夜在南城琉璃厂、八大胡同等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渐渐走上堕落之路，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才鬼不知神不觉潜回宫中，以致有时召见军机大臣时还处在醉酒状态，言语失次，且偶尔不知不觉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小皇帝微服冶游是个人爱好，不过他似乎也清楚贵为皇上这样做并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乐时总是担心遇到熟人，尤其是担心遇到他的那些“众爱卿”。作为皇上当然有权冶游有权私访，但毕竟同治帝年龄太小，太不适当。同治帝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刻意回避那些具有同好的大臣，因为那样不是一般的丢失体面而是太过难堪，或者他也担心这些“众爱卿”中的哪个强臣一高兴到皇太后那里告他一状。同治帝这些担心从日常情理层面都容易理解，因此他冶游时为了避开众爱卿，总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带领下，尽量躲开那些比较高级比较讲究的著名妓院，而是尽量去那些“路边小店”或者那些躲在胡同深处的下等私娼妓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长日久，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治帝终于感染上那种不洁之病。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疮，当然官方文书说是天花。天花，是清代皇帝多次遇到过的事情，比较好听。同治帝之死当然是慈禧太后溺爱的后果，由此可以证明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屡见不鲜。年轻寡妇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特别是这样的独苗被人欺负被人轻视，总是尽最大限度给这样的独苗以自由，不愿用严格的常人规矩去约束，这样的母亲内心深处总觉得没有父亲的孩子已经够可怜了，为什么还要过分约束他呢？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放在一个常人立场去理解，就应该明白她的这一系列遭遇、选择和普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不幸成为妃子又成为皇后，她的儿子不幸成为皇位继承人而已。另一种爱法慈禧太后的独子同治帝就这样死了，没有留下龙种，无人继承香火，而且同治帝本人又是独根独苗，无兄无弟，因此皇位继承既不能按照父死子继的原则自动继承，也无法采纳兄终弟及的特例由亲兄弟中推出一个继承人。大清国突然面对一个权力继承的难题。面对这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方案提出来了，但在权衡利弊后，清廷还是下决心从与皇室血缘最近的血亲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奕不到五岁的儿子载湉。找到载湉继承皇位当然与慈禧太后有关，是皇太后意志的体现。只是过去很长时间过于从阴谋论立场看待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可能并不合乎历史真相，并不合乎皇太后的想法。载湉生于1871年，他的父亲醇亲王是道光帝第七子，是咸丰帝的亲弟弟，也就是慈禧太后婆家弟弟；载湉就是皇太后的亲侄子。从与皇室血缘关系而论，已经没有自己孩子的慈禧太后只能找到这样的近亲了，不可能还有比这更亲近的人。而且，从慈禧太后娘家关系说，载湉的母亲为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载湉也就是她的亲外甥。双层血缘近亲是载湉被慈禧太后看中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为了操纵便于控制等什么理由。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载湉正式过继到宫中，接替刚刚过世的同治帝，年号光绪，是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过继过来的小皇帝应该说是真情实意的，她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绝非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戊戌后政治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视若仇雠。果真如此，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凭借慈禧太后的权势和决断，她都可以坦然找到理由撤换这个小皇帝。当然，也正如许多领养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样，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处中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正常的意见分歧即便是亲生母子也在所难免，这并不以亲生非亲生为依据。不过，如果从日常情理层面去理解他们的母子关系，由于皇上清楚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的家、国两个方面将要担负的责任，更知道他的这一切都是皇太后给的，因而他对皇太后尊敬、敬畏、敬仰、佩服乃至感恩戴德，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皇太后的交代乃至每一句话，皇上都会照单全收，认真执行，因而其性格或者说其生活习惯中慢慢养成了对皇太后的高度依赖，凡事总会以皇太后的意志为意志，并没有养成怎样的反叛精神。在这一点上，领养的光绪帝和亲生子同治帝，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并没有本质差别，所谓视同己出，不过如此。作为一国最尊贵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即便没有任何人提醒，她也知道在同治帝教育问题上的教训，所以当她领养了这个小皇帝之后，皇太后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两次错误。为了培养这个孩子，慈禧太后请了全国最好的老师，对这个小皇帝进行最严格的道德品质教育、文化熏陶，慈禧太后内心深处绝对不能容忍小皇帝成为同治帝那样的纨绔，立志要将这个小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守住大清万年基业。光绪帝是慈禧太后的养子，是大清的未来主子，也是老太太下半生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慈禧太后不愿继续娇惯这个孩子，从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这是任何母亲的一种本能。而且，慈禧太后也没有非常自私地处理与这位未来国家主子的关系，她在小皇帝进宫不久，就开始刻意提拔这个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到了1884年，因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问题，用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成为军机处首席军机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大臣，全权掌控大清国日常政务。直至1891年去世，醇亲王一直位于权力中枢，而此时光绪帝已亲政，权力过渡也没有什么波折，所以我们不必听信康有为等人在1898年后传播的故事，不要相信两宫之间不共戴天视若仇雠。再度训政光绪帝的童年教育应该说是清朝历代皇帝中最好的，他的知识素养也是这些皇帝中最棒的。到了1886年，十年苦读使小皇帝有了很大提升，一个优秀君主已经露出了迹象。这一年，五十一岁的慈禧太后找到光绪帝生身父亲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商量，争取让光绪帝早点亲政，当家做主。皇太后理由很简单，一是皇儿长大了，二是自己也想歇歇了，不想为大清王朝继续操劳了。五十一岁，在那个人过七十古来稀的年代确实不算小了，过了权力瘾的人，且又有把握在未来掌控权力的人，不会对权力格外眷恋。皇太后的心情应该是真诚的。慈禧太后的建议起初并没有获得相关各方认同，然而各种各样的劝说并没有改变皇太后的想法。几经周折，年轻的光绪帝终于在1887年开始亲政，慈禧太后在各方殷切要求下答应以后继续为小皇帝拿拿主意，不过帝国的日常事务处置权还是逐步向小皇帝转移。慈禧太后在这个事情上做得光明磊落，清廷的各种官方文件对此有着详尽记载，然而到了1898年秋天，或许因为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后再度出院训政，各种传言开始出现，甚至怀疑皇太后先前撤帘归政并不真诚。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假如皇太后不想让出权力，她可以有无数理由。执掌大清国朝政已经三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青年丧夫的寡妇，慈禧太后先是辅助亲生儿子同治帝治理这个庞大帝国。亲生儿子不在了，又抱养了这个小皇帝，现在小皇帝终于可以亲政了，可以自己当家做主治理国家了，作为母亲，有什么可以去怀疑的呢？无论怎样眷恋权力的人都无法抵制岁月流逝，无法抵御生活诱惑。慈禧太后确实准备结束一个时代，确实准备颐养天年，过上几年轻松日子。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大清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满足慈禧太后的期待。光绪帝亲政不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了，维新运动开始了，为了大清整体利益，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出山，帮助儿皇帝料理国家大事。如果仅仅从权力构成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强调皇权至上、不可分割，皇权中心的一元化几乎是历代王朝不得不遵守的原则。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现帝后两宫共同专制的局面，完全是特殊条件所致。不过，如果我们以客观立场去观察慈禧太后在1894年后的作为，也应该承认，她对权力的使用相当克制，她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干预朝政，并没有越过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她只是对皇上的决策保持最后否决权。这只是在替年轻皇帝把把关。所以，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波折，大风大浪，我们从清代正史中从来没有读到皇上对皇太后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后养育之恩和多年来的精心照料、耐心辅助。一个原本温馨的感人故事光绪帝身体不好是一个谁都知道的事实，他不仅自幼体弱多病，更重要的是作为皇上他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完成大位传承，甚至无法对皇后对嫔妃履行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这是男人无法说出口的尴尬，也是光绪帝后来性格稍有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肾病由来已久，奇怪的是，他不仅肾功能有问题，而且在大婚前后开始长时期遗精，据他自己说到了1907年就有二十年历史。一个长期遗精的人当然不利于夫妇生活；一个没有夫妇生活的人，当然会对性格形成某种程度的扭曲。这是现代心理学所证明的。长时期遗精和长时期肾病对皇上确实构成一个很大困扰，是他后来稍微有点抬不起头的重要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后辈，慈禧太后能够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劝勉，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只能从内心深处哀叹自己命太苦，为什么上帝或者说老天爷要把一切危难一切坏事都留给她呢？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也就罢了。为什么用几十年辛辛苦苦领养的这个儿子，这么听话，这么有出息，却又这样让他身体不好，让他无后，让他英年早逝呢？光绪帝的病情大约从1898年秋天逐步恶化，好在他贵为天子，享受着帝国最好的医疗条件，经过宫廷御医、天下名医精心呵护治疗，光绪帝的肾病竟然在那个没有血液透析医疗条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谁也没有想到1908年秋，当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紧的关头，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呜呼。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医学专家的意见大体都是正常死亡，是长期受到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疾病的侵扰，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严重缺失，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历史巧合之处在于，当光绪帝发病之前一段时间，七十三岁老太太慈禧皇太后也在生日庆典时因吃了一点不合适的东西拉肚子，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拉肚子在很多时候不会置人于死地，这是对的。但拉肚子严重情况下也可以置人以死地，这也是医学常识。特别是对体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问题的蹊跷之处还在于，皇太后的痢疾既然已经好长时间了，如果不发生光绪帝死亡事件，相信皇太后大概也不至于突然不治。光绪帝的死亡对七十三岁的皇太后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太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一生太命苦，所有希望均成泡影，所以她在这个养子英年早逝不到一天时间，也就一命呜呼。这个解释来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和清宫档案，大意是说皇太后得知儿皇帝“大行”后，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死亡。这个解释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合乎逻辑，唯一不合乎的是中国人最习惯最愿意接受的阴谋：一个并非亲生的儿子，怎么可能呢？清廷的官方解释见诸《清实录》及一切官方文书，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解释不被大清王朝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认同，流亡美国的康有为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致电美国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带头不要承认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后谋杀了他们那个英明的光绪帝。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根据，不要说当年没有互联网，即便是今天如此紧密的联系方式，谁有把握在事件发生第二天得出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康有为的说法并不被西方世界所相信，美国政府更不会根据这样的传言去抗议中国。然而奇怪的是，时间过了一百年，康有为终于在现代中国找到了知音。那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去相信清宫档案，反而依据康有为以及当年那些笔记小说作者的指点，论证出光绪帝死于谋杀，死于剧毒。更荒诞的情节还在于，研究者进而推论：这个谋杀光绪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其养母慈禧太后。阴谋论至此终于坐实，慈禧太后好像被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并非历史。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1898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临时分，位于内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内哭声一片。恭王府的主人，

，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不虚言也。

蒋介石复出

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现了，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十四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的统一再说。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十四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即明白了：你们摆明了架空我，你们爱让谁干谁干，我不干了！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西征征谁？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就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二十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巅峰，似乎无人可以撼动其地位。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和老部下黄琪翔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缴械，不能缴械的就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了主流。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情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在军中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劈头盖脸。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但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五院制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

“济南惨案”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要打仗，首先就得筹措经费。毕竟在天上没有馅饼掉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自从苏联在“四·一二”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就难了。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宋子文本来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还能去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他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领。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两千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在蒋、桂、冯、阎四大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其实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与这支日军照面。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里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下文不再赘述。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日本陆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或称作班）大家可以粗略地认为：从右至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日军师团分四个等级：甲、乙、丙、丁。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近卫、一至二十师团。除近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近三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以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两万人，丙、丁师团都是一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即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言归正传。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那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二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郛、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郛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时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十八名随从也全部被害。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一千余人，残暴而嚣张。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至国耻洗尽为止”。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三件事情。其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其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其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此事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杂种系兽类集团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身上。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兵败如山倒。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7月6日，晨曦初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静谧。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阶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下文仍称北京。

“东北易帜”

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成为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返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张作霖没干，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克上”Style起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两个日本二杆子是关东军（日本于1919年在辽宁的旅顺和大连一带建立的军队）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一旦水浑了，喜爱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乘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4日凌晨五点半，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四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宇霆，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同杨宇霆竞争呢？杨宇霆极具野心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武勇，还严重影响到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宇霆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据一些史料反应，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但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奉系现在大致可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即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经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宇

、易二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了借助李克用的力量保护自己，采取联姻之策为侄子娶了李克用之女。王处存的这种做法使得本就对李克用十分忌惮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和成德节度使王镕感觉如芒在背。当时河北的藩镇中只有王处存还听命于朝廷，所以李可举和王镕对王处存和李克用的联姻心怀疑惧，担心王处存会借助李克用之力来攻打自己，于是两人商定联手共灭王处存而分其地。经过一番筹划之后，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领兵六万进攻易州，王镕则派兵攻打定州南面的无极县。王处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救，接连打败成德军，解了定州之危。李可举此次出兵攻打王处存，不仅没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将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究其原委，不是因为李克用大兵压境，而是因为部将李全忠的反戈一击。当李全忠奉李可举之命领兵来到易州后，采取挖地入城的策略，很快便占领了城池，王处存因此被迫出逃。李全忠由此认为王处存不堪一击，而产生轻敌之心，不加防备。王处存在夜间命令三千士兵蒙上羊皮，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到城下，卢龙军以为真的是羊群，便争先恐后地出城抢掠，结果王处存趁势领兵杀入城中赶走李全忠，收复了易州。李全忠兵败之后，担心回去可能会被治罪，干脆收拾残兵对李可举反戈一击。李可举因为事先没有防备，在一片绝境中登楼自焚而亡。随后李全忠成功接管了幽州全面事务，并自称幽州留后向朝廷上疏请求册封。对于李全忠的篡逆行径，当时以李儇为代表的朝廷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措施，只得下诏承认其留后的地位。当时右补阙常濬上疏劝谏，认为朝廷姑息藩镇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无论是谁请求册封全都予以同意，这是导致藩镇作乱，天下纷争不已的根本原因，希望朝廷能够稍振典刑加以震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常濬的决心，但当时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经遭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已经是一蹶不振，根本没有稍振典型加以震慑藩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即使如此，皇帝李儇和宦官田令孜还是对常濬的上疏惊恐万分，担心藩镇得知会兴师问罪，于是将常濬处死以取悦藩镇。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大唐帝国被藩镇肢解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而对于朱全忠、李克用这样的强藩，朝廷只有忍气吞声，只要他们不为难朝廷，朝廷就万事大吉。但事实证明这些强藩的野心已经不可遏制，皇帝李儇就是因为他们再次作乱而被迫再次逃离长安。朱玫构乱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后，便陷入极端的财政危机之中。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神策新军共计四万五千人，加上原先的左右神策军，赏军的费用激增。同时还有朝官将近万人，每天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此时各地藩镇却纷纷截留赋税，河南、河北、江淮等贡税之地不再向朝廷上供，朝廷财政部门财源渐渐枯竭，只能靠向京畿、同州、华州、凤翔等几州之地征调赋税。但是，却无法保障财政支出，禁军将士因供给不足经常怨声四起，宦官田令孜担心产生兵变，急于寻找新的供应赋税之地，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掌控两池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谓的两池盐，是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来，安邑、解县的池盐，是朝廷财政收入丰厚的两座聚宝盆。例如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大中六年（852年），池盐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万贯，所以朝廷收入以两池盐为大宗。但是皇帝李儇即位后，两池盐大部分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据有，每年只向朝廷贡献三千车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朝廷财政的窘境，田令孜决定收回两池盐。光启元年（885年）四月，田令孜代替皇帝李儇下诏，让王重荣交出两池盐的管理权以供军养，并由他自己兼任两池榷盐使。王重荣接到诏令后，接二连三地上疏论述，称河东军府全靠两池盐的收入供给，不同意交出管理权。皇帝李儇派出宦官去做王重荣的思想工作，但王重荣就是不交出管理权。当时田令孜派出许多亲信到各地侦伺藩镇们的行踪，一般情况下藩镇们对待这些宦官是敬而远之。但田令孜派到王重荣这里的宦官是其养子匡祐，匡祐仰仗田令孜的权势，在河东当地仗势欺人，引起士兵们的愤怒。王重荣利用这个机会，历数田令孜的诸多罪恶，将匡祐赶出河东地区。匡祐回到京城长安后，向干爹田令孜哭诉王重荣全然不将他们父子俩放在眼里。可田令孜也不敢公开得罪王重荣，于是他想出了外调王重荣的方法，想分掉其兵权。五月，田令孜以朝命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改派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令李克用率河东兵护送王处存奔赴河中上任。但是王处存担心卢龙、成德之军卷土重来，不肯离定州，同时上疏替王重荣申诉。而王重荣则自认为收复长安有功，趁机揭发令田令孜擅权、离间君臣等诸多罪项。田令孜担心王重荣借机发兵兴师问罪，便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对抗王重荣，当时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田令孜求得两大藩镇的援兵，让王重荣倍感压力，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在十月间决定向李克用求救。当时李克用怨恨皇帝李儇在他和朱全忠的矛盾问题上，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他探听到朱玫、李昌符和朱全忠暗中有往来，所以决定对王重荣施以援手，出兵河中。当时李克用纠集汉、藩兵马十五万，准备在来年渡过黄河，从渭水北部讨伐朱玫和李昌符。但他向朝廷保证不会逼近京城，等到剿灭朱、李二人，再回师剿灭朱全忠以雪前恨。朱玫得到李克用出兵的消息后，想迫使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便三番五次暗中派人潜入长安，或焚烧粮草，或刺杀宫廷守卫，并托称是李克用所为，闹得京城一片恐慌。田令孜得知李克用决定来年出兵，便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下令朱玫、李昌符各率本部人马三万，又征调驻扎在鄜、延、灵、夏等镇的神策军各三万人屯于沙苑，准备进攻王重荣。王重荣见朝廷已经发兵，立即请求李克用急速发兵相救，结果李克用立即引兵赶赴救援。十一月，王重荣出兵进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战败身死，李克用援军赶到后，与王重荣在沙苑和朱玫、李昌符两军对垒。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展开决战，朱玫、李昌符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各自逃回本镇，溃败之军一路焚掠而过。李克用当日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晚，田令孜带着皇帝李儇从城西的开远门一路向凤翔逃去，其目标依旧是先前的目的地蜀中。皇帝李儇逃往凤翔后，李克用和王重荣继续将矛头对准田令孜，联合上疏奏请皇帝李儇返回长安，并要求诛杀田令孜。在这种形势下，皇帝李儇也对田令孜产生不满，而且认为想要平息李、王二人的怒火，只有采取削弱田令孜权力的做法，于是便下令起用宦官杨复恭为枢密使。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杨氏兄弟是宦官集团中比较有实力与田令孜相抗衡的人物。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二日，田令孜要求皇帝李儇前往兴元避难，其实是想让李儇前往蜀中。很长时间以来，皇帝李儇便对田令孜让自己一路逃亡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这一次他没有答应田令孜。但让李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田令孜带兵突然闯进行宫，挟持李儇前往宝鸡。当时的情况是，只有禁军士兵和宦官数百人跟随田令孜和皇帝李儇出行，宰相和诸多文武百官均不知道皇帝陛下已经离开行宫，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田令孜挟持皇帝事件。于是，太子少保孔玮、翰林学士承旨社等几个大臣追到宝鸡。由于事情比较仓促，追赶皇帝李儇的诸多大臣在半路上被乱兵劫掠，只得被迫返回凤翔。李儇急忙任命孔玮为御史大夫，让他回凤翔召集百官，自己停留在宝鸡等待。可以说皇帝李儇这次仓促逃亡，完全是田令孜独断专行的结果。以往朝臣对皇帝李儇纵容田令孜的擅权大多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时机已到，于是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进行对抗。当孔玮到达凤翔，想向宰相宣诏时，宰相们都称病不见。孔玮命令御史台的官员四处催促朝官们启程前往宝鸡时，官员们全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结果孔玮只得独自返回宝鸡。孔玮回到宝鸡后，立即建议皇帝李儇，认为宝鸡城小不足以久留，如果久留恐怕会引来藩镇之兵，应该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次日李儇便急匆匆地赶往梁州。事实证明，孔玮的预料十分准确，没过多久，朱玫便对田令孜反戈一击。当时朱玫、李昌符一方面畏惧李克用、王重荣兵力之强；另一方面看到田令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再为其效命，便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共同讨伐田令孜，充当紧追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急先锋，一路向凤翔追去。在追兵的阵阵鼓声中，皇帝李儇在田令孜等人的护佑下，一路向兴元方向逃去。由于跟随逃难的百姓较多，一时间道路堵塞，田令孜派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带领五百名士兵挥舞长剑砍杀开路，皇帝李儇的乘舆才得以前行。而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朱玫的授意下，派人烧毁驿站，不让李儇、田令孜沿官道进入兴元，结果李儇只得改道而行，在朱玫追兵的追击下，几次差点送了性命，好不容易才进入山南西道辖境。石君涉因为做贼心虚，弃镇逃附朱玫。三月十七日，皇帝李儇在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的迎接下进入兴元，并着手布防抵御藩镇之兵。当时在藩镇和朝官的共同反对下，田令孜已经势单力弱，自知不为众人所容，只好顺水推舟地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让其掌管禁军，而给自己加上剑南西川监军使的头衔，逃入成都投靠其兄陈敬瑄。杨复恭随即剥夺田令孜的亲信在禁军中的兵权，将王建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晋晖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朱玫为了摆脱自己胁君的罪名，以皇帝李儇信用田令孜为由，要求宰相们与自己同谋废立皇帝，另立一位李氏子孙为皇帝。宰相们不敢从命，朱玫仰仗自己手握军队，便宣布自己执意要另立皇帝，敢有异议者立即斩首。当时肃宗李亨的玄孙襄王李煴在跟随皇帝李儇出逃途中，因病落入朱玫手中。四月三日，朱玫与身在凤翔的百官册立李煴权监国事，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等，集军事、政事、财政大权于己身，同时派人给各地的藩镇封官晋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接受朱玫的册封，尤其是驻扎在江淮地区的高骈也上表劝进，干脆让李煴称帝。一时间朱玫大有总揽朝廷政务之势，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皇帝李儇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后世的胡三省认为：“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绝望矣。”这里所谓的“天下”，指的显然是各地藩镇。从胡三省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李儇由于遭到以朝官势力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厌弃，其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皇帝李儇帝位不保之际，以朱玫为首的反皇帝李儇军事联盟由于各种原因很快产生裂痕，最终这些藩镇们分道扬镳。当时朱玫大有专权之势，这引起了他的同盟伙伴李昌符的严重不满。没过多久李昌符便暗中上疏皇帝李儇表示效忠，被李儇加官为检校司徒。而且此时已经升任为宰相的杜能向皇帝李儇建议，利用杨复光与王重荣在评定黄巢时建立的友善关系，而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这层关系，派大臣对王重荣进行宣慰，让其归顺朝廷。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十分奏效，王重荣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而且贡献出十万匹绢，表示要举兵讨伐朱玫。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朱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将李克用推向了敌对一边。当时朱玫让襄王李煴派使者前往晋阳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其拥立李煴为帝。李克用看到朱玫施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想要压服自己，顿时勃然大怒，宣布准备调兵征讨朱玫。皇帝李儇看到形势出现转机，便于六月间派都将杨守亮率领两万禁军从金州出发，配合王重荣、李克用攻打朱玫。形势骤然间的变化没有让朱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在十月间拥立李煴为帝，并改元建贞。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就在凤州大败，进而杨复恭宣布谁能取得朱玫的首级，即以朱玫的靖难节度使之职加以赏赐。王行瑜战败后，知道肯定会被朱玫治罪，于是率领部众返回长安，趁朱玫不备将其斩首。但是，皇帝李儇在朱玫败亡之后依旧是有家难回。当他动身走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考虑到自己毕竟参加过胁迫皇帝李儇的行动，虽然李儇表示既往不咎，但他仍然担心李儇回到长安后，自己会被治罪，于是强行要将李儇留在凤翔。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好不容易才摆脱朱玫武力胁迫的一场危机，此时的他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虽然明知道李昌符弦外有音，他只能违背本意，住进了李昌符的节度使官邸。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玫构乱是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唐廷的一次大分裂，是朝官、宦官以及藩镇三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产物，最终朝官势力为反对宦官势力付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杨复恭地位的上升，以田令孜为首的那股宦官势力逐渐衰弱，但宦官专权的局面依旧继续，而藩镇势力则趁火打劫，继续扩充实力，互相征伐攻占。淮南罹祸朝官、宦官、藩镇三大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李儇犹如他们的掌中玩物已经成为傀儡，而且对于远离京城长安之地，朝廷更是无力控制，进而导致地方涂炭生灵。淮南地区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镇守该地区的高骈昏聩。高骈其人是唐末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懿宗李漼在位时期，他是安定西南、抵御南诏的功臣，可是黄巢起义后，他成为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并多次拒绝出兵勤王。早在中和元年（881年）与中和二年（882年）间，皇帝李儇就对高骈拒绝出兵产生绝望之情，先后罢免了他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行营都统的职务。高骈对被王铎取代官职颇为不满，《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失去兵权后，数次上疏皇帝李儇，言辞颇为不逊，并认为黄巢打进长安，迫使皇帝李儇出逃蜀中是咎由自取，而且指责李儇忠奸不分，是非不分。皇帝李儇收到高骈的奏疏后，顿时火冒三丈，下诏痛骂高骈不守君臣仪轨。但李儇的处境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高骈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诏文的最后还是好言安抚一番，希望他能治理好江淮地区，不要再次辜负自己的期望，这其实对高骈是一种公开的唾弃。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高骈就连治理江淮也没能做好，最终导致淮南地区战乱四起。高骈本来是慑于黄巢起义的威力，不过又看到朝廷摇摇欲坠而采取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没想到皇帝李儇会公开唾弃自己。这导致他在藩镇中的威信顿减，等到王铎率领诸道人马收复长安后，高骈又为自己失去立功机会而懊悔不已，而且此时因为高骈始终暴躁不已，部下多有出走，在这种窘境中，高骈将军政事务交给了爱将吕用之处理，自己则沉湎于神仙方术中。光启二年（886年），朱玫拥立襄王李煴为帝后，任命高骈为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出于对皇帝李儇的怨恨，高兴地接受了李煴的任命，并不断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为此，他在府邸中建造了一座道院，日日做法事祈求与神仙相逢，结果吕用之乘机掌控了军政事务。吕用之是鄱阳人，出自世代经商之家，曾经进入九华山求得一些所谓的道术。后来客居广陵以卖药为生，当高骈四方网罗人才时，吕用之经高骈部将余公楚的推荐，以左道之术得到了高骈的器重。当时吕用之利用自己久居扬州，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优势，不时向高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高骈的高度赞许。同时利用高骈一心想修道成仙的病态心理，连哄带骗地加以迎合，使高骈的畸形心态不断加剧，最终独揽军政大权。吕用之深知，要想真正地掌控大权，必须要设法离间高骈与亲信旧将的关系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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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又问道，发现有什么变化吗；一点儿都没有，他说；注意，我去把灯关掉，好，现在怎么样；一点儿都没有；什么一点儿都没有；一点儿都看不见，像原来一样，还是一片白，我觉得好像没有黑夜。他听见妻子快速地翻动着电话簿，吸着鼻子以忍住泪水，接着叹息了一声，最后终于开口了，这位可能行，但愿他能接待我们。说完她拨了个号码，问是不是诊所，医生先生在不在，能不能和他说句话，不，不，医生先生不认识我，是因为情况非常紧急，好，谢谢，我明白，那么我跟你解释，但请一定转告医生先生，我丈夫突然间双目失明了，对，对，正像我刚才说的，突然失明，不，不是医生先生的病人，我丈夫不戴眼镜，从来没有戴过，对，视力非常好，像我一样，我也看得非常清楚，啊，非常感谢，我等一会儿，好，我等一会儿，医生先生，对，突然，他说看一切都是白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还来不及问他，我刚进家门就发现他这样子了，要我问问他吗，啊，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我们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失明者站起身。等一等，妻子说，我先把你的手指处理一下，说完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拿着一瓶双氧水，一瓶碘酒，一些药棉和一盒外伤膏回来了。她一边给丈夫处理伤口一边问，你把汽车放在哪里了，但突然又说，可是，你当时那个样子，不能开车呀，要么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失明的；不，是在街上，遇上了红灯，车停在街上，有个人帮忙把我送回来，车停在路边了；好，我们下楼吧，你在楼门口等着，我去把车开过来，你把车钥匙放在哪里了；不知道，他没有还给我，他，他是谁；就是把我送回家的那个人，是个男人，大概放在家里了，我看看；不用找，他没有进来；可是，钥匙总该放在个什么地方吧；很可能忘记了，没有注意，带走了；但愿如此；先用你的钥匙吧，以后再找，好，走吧，把手伸给我。盲人说，要是我好不了，成了这个样子，就不活了；劳驾，不要胡说八道，现在遇到的不幸已经够我们受的了；我瞎了，但你没有瞎，你不知道我多么难受；医生会治好的，你瞧着吧；好吧。两个人出了门，来到一楼楼道，妻子把灯打开，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你在这里等我，如果有邻居来了，说话要自然，就说在等我，任何人看到你都不会以为你看不见，免得人们对咱们的生活说三道四；好吧，你不要耽搁。妻子快步走了。没有一个邻居进来或者出去。根据经验，盲人知道自动计时器仍有响声时楼道里的灯就会亮着，所以每当响声停下来他就按一下按钮。光亮，这个光亮，对他来说成了声音。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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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看的女儿，获得了秦穆公的敬重，于是，秦穆公对重耳报以重礼，坚决支持他回国继位。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二月，在晋国大臣的支持下，重耳被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继位为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晋文公重耳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圉。秦穆公围郑烛之武退师晋文公是一位英主。他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迅速成为一代霸主。面对晋文公治理下迅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首先采取了全面合作的态度。一是协助晋文公解决周襄王时的内乱（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二是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帮助晋文公围郑。但是，这一次围郑，对秦穆公触动很大。晋文公这一次攻打郑国主要是出于私怨。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国君对他很不友好（过郑，郑文公弗礼），重耳耿耿于怀，因此，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后，便要讨伐郑国，以雪此仇。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围困，郑国决定派出使者烛之武游说秦穆公。夜间，郑军把烛之武用绳子从被围困的城墙上放下来，让他面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攻郑，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但是，灭了郑国，对秦国并不利。因为从地理上看，郑国与秦国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灭了郑国，只能扩大晋国的领土，对晋国有利，而不是对秦国有利。邻国的土地增多了，只能使秦国的领土势力相对变小（邻之厚，君之薄也）。而且晋国贪得无厌，向东灭了郑国，必然向西扩张，如果不侵占秦国的土地，它还会向哪里扩张（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秦穆公（秦伯说），秦穆公马上与郑国订立盟约，而且派了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使祀子、逢孙、扬孙戍之），自己才撤兵。秦穆公突然撤兵，晋文公无奈，亦撤兵而回。这次围郑，不了了之。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去世。赛叔哭师穆公伐晋恰在此时，两年前秦穆公派驻郑国的秦将杞子捎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已经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了郑国北门的钥匙（北门之管），如果派兵悄悄进军，郑国的国都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国可得也）。秦穆公听说后，立即征询两位重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这两位重臣都坚决反对远程袭郑。因为，秦国的势力在今陕西，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中间隔着一个强大的晋国。所以，百里奚、蹇叔认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们没听说过千里奔袭能成功的。因为，如果长途跋涉去偷袭一个国家，最终很有可能会拖垮自己的军队；对方也一定会有所准备，恐怕劳而无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但是，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决心奔袭郑国，连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在与晋国周旋的三十余年中，秦穆公一直非常谨慎，一直不急于东扩。为什么这一次秦穆公要坚决东扩了呢？第一是因为晋文公去世；第二，秦穆公自我感觉良好。秦穆公自继承王位以来，和晋国四位国君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接触频仍，只有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他还没有来得及打交道。这四位晋国国君中，秦穆公最器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的去世让他感到晋国有作为的国君已经没有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扩了。秦穆公自继位以来，在东扩的道路上一直非常谨慎，从不敢迈大步。秦穆公三救晋难，打的都是政治牌，但是，此时秦穆公已经在位三十二年，人生的旅途已经走完大半，秦穆公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所以，这一次，秦穆公重新部署，开始打军事牌了。于是，他任命了三位将军，其中，就有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出征的那一天，百里奚和蹇叔两个人放声大哭。赛叔一边哭，一边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穆公派人冲着蹇叔大吼：“你懂什么？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墓地上的树都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他还怒气冲冲地对百里奚、蹇叔说：“孤发兵而子沮吾军，何也？”两位老臣回答：我们不敢影响军队士气，只是我们俩的儿子都要从军。俺俩年龄大了，恐怕他们这一去我们就见不到儿子了。然后，两个老臣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肯定要打败仗，而且一定是在殽山。那就是秦军的葬身之地，我们只能等着在那里给你们收尸了。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兵东进，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到周地去卖，刚好碰见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并且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说：听说贵国要丢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这话，立即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国。滑国当时是晋国的附属国。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国（秦侮我丧，因丧破我滑）。于是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全军覆灭，还俘获了秦国的三位将军。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我父亲对这三个人恨之人骨，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晋襄公便放了这三位将军归国。百里孟明视等三位将军回国的时候，秦穆公穿着自色丧服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他们三个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二三子），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准备全力洗雪这个耻辱。秦穆公不但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棒禄，还厚待他们。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派孟明视等人率兵进攻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就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以示不凯旋不回国之心。我们都知道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但一般不知道沉舟这一战法的专利应当属于秦穆公。秦军众志成城，沉舟而战，晋军震恐。结果，这一仗秦军大败晋军，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jiāo，郊）地，为殽山战役报了仇。秦穆公渡过黄河，亲自为殽山战役牺牲曝骨三年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天，并向秦军发誓说：古人办事都要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我自己没有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劝告造成重大过失，我要让后代永远铭记这次过失（令后世以记余过）。秦穆公毕生致力于东扩，终于打败晋国，报了殽山战败之仇。但是，秦军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没有受到重创，晋国仍然是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遗憾的是，秦穆公并未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就撒手人寰。秦穆公是一代英主，他在位三十九年，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招贤纳士，用由余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百里奚、蹇叔，与东方强大的晋国周旋，见机行事，逐步蚕食其土，并在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历经十五代国君，近二百六十年，都忙于争权，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才重新续写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如何重整旗鼓、开疆拓土的呢？第6章孝公变法公元前338年的一夭傍晚，一位匆匆忙忙从秦国商地（今陕西商县）逃往魏国的人，想在边关的客店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客店的主人告诉他：商君立法，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人若留宿，也要连带判罪。你没有证件，我不能留你。这个人长叹一声说：商君变法怎么弄到这种程度！这位客人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这个客店。其实，这位要住店的客人就是立法的商鞅。他在秦国成、功地实施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位对秦国作出如此巨大责献的变法者，现在却如丧家之犬，惶惶逃命，最终他也未能逃脱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呢？为什么他制定并实施的能使秦国富强的变法给他带来的是惨死的结局？公叔痤举荐卫鞅魏惠王佯应实违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庶孽公子），原名公孙鞅，因为生在卫国，也叫卫鞅。商鞅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初人政坛是在魏相公叔座（cuó，搓，阳平）手下做官。公叔座深知商鞅的才能，他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这个机会还没到来，公叔痤自己就病危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叔痤家中探视，并向他询问：万一您有什么不测，有谁能像你一样辅佐我治理国家？公叔座回答：我手下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很年轻，但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默然无语。魏惠王临走的时候，公叔座斥退左右之人，悄悄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其他国家去（王即不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奄奄一息的公叔痤的请求。公叔痤请求魏惠王若不用商鞅必杀之，本意是想说服他起用商鞅，公叔痤看出魏惠王不想重用商鞅，所以魏惠王一走，他马上把公孙鞅叫来说：刚才魏惠王问我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但我看他没有重用你的意思。因为我做事一直本着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所以，刚才告诉魏惠王，如果不能用你，一定要杀了你，千万不能让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赶紧逃命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公孙鞅听后，很平静地对公叔痤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事实也的确如此，魏惠王从公叔座家里出来，就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这个老头真是病昏了头，竟然想让我把国家交给毛头小子公孙鞅去治理，简直荒唐之极！因此，公孙鞅并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也没有杀害他。公叔痤贵为魏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商鞅推崇备至，极力推举，首先是因为商鞅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更显示出公叔座不一般的胸怀和勇敢。古今中外，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如公叔痤）赞扬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如商鞅），不仅仅需要慧眼识才，更需要勇敢无畏。可惜的是，公叔痤对商鞅的赞扬为时已晚。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公叔座了解商鞅，却不了解魏惠王。商鞅断定魏惠王不会杀害自己，证明了商鞅的聪慧。商鞅一再有才，到此为止也只不过是已故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中庶子），他又怎么会跑到秦国施行变法呢？秦孝公广招贤才公孙鞅火速人秦商鞅人生的改变都是秦孝公惹的祸。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之时，当时秦国东边的六个强国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成了气候。周天子的力量更加衰落，诸侯之间不断厮杀，互相吞并。秦国远处雍州（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被山东六国当作夷翟（dí，敌）看待，并且时刻有被他国侵吞的可能。这种政治局面使颇有雄心壮志的秦孝公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秦穆公时代那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秦孝公痛下决心，公开提出：谁能够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起来，我愿意给他高官厚禄，而且将土地分给他（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与之分土”这句话出自一位国君之口极其不易，分量极重。说它不易，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许下分地与人的国君；说它分量极重，因为这句话对天下贤才的杀伤力极强！谁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够分到赏地？除非他一无所求！秦孝公之所以要变法图强，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对秦穆公业绩的仰慕，秦穆公当年“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孝公对穆公取得的丰功伟业与荣耀钦羡不已。二是对当时秦国地位低下的痛心，穆公时夺来的河西之地，又被夺走，东方诸侯看不起秦国，鄙视其为戎翟，不把秦国当成正式成员看待，这使秦孝公感到了强烈的耻辱（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知耻而后勇，秦孝公痛感秦国必须变法图强，奋起直追。而要强大富强，超越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所以，秦孝公决心求贤。秦孝公求贤不仅决心极大，而且撒开大网，范围极广。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宾客”和“群臣”。不仅限于秦国的“群臣”，六国来的“宾客”也不拒绝。这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招募人才。秦孝公大张旗鼓地以土地与官爵为饵、网罗天卞人才的政令，就像电波一样，越过边界。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魏国赶来，参加秦国的人才招聘大会，他就是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满怀着求取富贵的目的，商鞅来到秦国，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景太监、（景监），请他安排自己和秦孝公见面。太监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后世不少人也曾经因为商鞅最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一事批评商鞅，但是，商鞅当时急于见到秦孝公，推行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术，而他在秦国又一无亲朋，二无好友，不找秦孝公宠幸的景监能找谁？商鞅见到秦孝公后，秦孝公对商鞅先后进行了四场面试。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大讲“帝道”（五帝之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大骂景监：你那位客人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人（妄人）。第二次见秦孝公，商鞅大讲“王道”（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春秋五霸），秦孝公听得有点兴奋了，但还是没有特别感兴趣。第四次见秦孝公，商鞍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傻了，一个劲儿往商鞍跟前凑，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的人才。从此，商鞅大得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商欺没有辜负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他的变法政策使秦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寻觅人才时的承诺，给商鞅加官晋爵、赐予封地。那么，求富得富、求贵得贵、要官有官、要地有地的商鞅怎么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呢？怎么会可能发生本篇开头叙述的像丧家之犬匆匆逃离秦国的事呢？富贵，缘于变法；逃奔，亦缘于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建县制要了解商鞅为何匆忙逃命，必须从他变法的具体内容谈起。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第一，改革政治制度。商鞅变法是一场政治制度的深刻变改，这种制度变革在商鞅变法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合并乡邑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在全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每个县又都安排了县令、县丞（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君列传》，《秦本纪》是四十一县），县令、县丞必须由国君直接任命。这项制度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合并了一些行政区划，但是，它的内容绝非那么简单。把国家的基层政权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这一套基层政权的建制刚好是秦始皇统一帝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制的雏形。此项措施具有两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是基层政权的长官由国君亲自任命，而国君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制的肇端。二是它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直接催生了官僚制。2.官僚制的雏形西周、东周时期，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项制度被称为世袭制，它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其中，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叫世卿，封邑的世袭叫世禄。世卿是政治地位，世禄是经济地位。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三

、退一步说，如果做不到第一点，那就在华元回来并杀死荡泽之后，自囚于官府，请求宽大处理；三、如果上述两点都做不到，那也没有必要举家迁到睢水之滨，直接造反得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逃避不是办法。再说句题外话，读史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读后人对历史的评价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和狡黠，全写在那些竖排的文字里了。鱼石等人既然逃到了楚国，华元就放手重振朝纲，立公子成（宋平公）为君，并任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几个人齐心协力，渐渐将宋国的局势稳定下来。与楚国签订和平条约，得到了楚国割让的汝阴土地和许国的旧地之后，郑国人一下子忘乎所以，自信心膨胀起来。公元前575年夏天，郑成公派公子喜带兵入侵宋国，结果在汋陂（yuēbeī，宋国地名）被宋国大夫将鉏、乐惧打败。宋国人显然小瞧了郑国军队的战斗力，一战得胜之后，便松懈下来不加戒备。公子喜抓住这个机会，将部队偷偷转移到汋陵（宋国地名），打了宋军一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还俘虏了将鉏和乐惧。在这种情况下，晋厉公再也不能安之若素了，他命令栾书召集众卿开会，讨论应对之策。在这次会议上，士燮说：“如果按照我的意愿，巴不得诸侯全部背叛晋国才好，晋国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还不小。”咦？士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想造反了不成？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晋国这些年来政局动荡，国君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不足以让国君清醒过来；最好是诸侯全部背叛，这样他才会明白形势的严重，检讨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很糟糕。这样的话，晋国才有可能励精图治，重振霸主的雄风。晋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士燮如此悲观？说起来还是与“三郤”有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6年冬天，“三郤”因为与大夫伯宗有过节，便在晋厉公面前说伯宗的坏话，唆使晋厉公杀死了伯宗和他的亲信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逃亡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伯宗是深受晋景公信任的老臣，历来以聪明睿智而著称。晋景公在世时，每遇大事，必与伯宗商议，听取他的意见。伯宗也时常以此为荣，颇为沾沾自喜。有一次，伯宗上朝之后，面带喜色回家。他老婆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问道：“您满面春风，貌似有喜事，何不说来听听？”伯宗喜滋滋地回答说：“我在朝中发表言论，诸位大夫都说我机智善辩，很像先朝太傅阳处父啊。”他老婆停了手边的事情，正色道：“阳处父华而不实，直言不讳，因此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您像他有什么好高兴的？”伯宗很不以为然，说：“改天我请几位大夫来家里喝酒，你在一旁听听再说。”后来果然找了个机会，请几位大夫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吹牛。酒宴散后，他老婆评论说：“那几位的见识确实比您差远了。但是，人是不会长期容忍别人的才智在自己之上，这样下去，祸患迟早会降临到您头上啊！”劝他在朝中少发表意见，不要因为能言善辩而得罪人。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伯宗是个智商很高，而情商平平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伯宗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而且曾经给晋国作出很大的贡献。晋厉公仅凭“三郤”的一面之辞，就将这样一位老臣判以死罪，在朝廷上下都引起了反感。韩厥就曾经说：“郤氏恐怕也有难了！善良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郤氏屡屡陷害善人。郤氏不亡，天理难容！”当时在国务会议上，士燮放了第一炮之后，郤锜和郤至的脸色就很难看，群臣也议论纷纷。士燮干脆接着放炮：“我听说做国君的，用刑罚来整饬百姓，国内安定了，才对外显示武力。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晋国的司寇对平民百姓用刑太多太滥，对贵族大臣却秋毫无犯。国内该用刑的都不用，凭什么用刑罚去惩罚郑国呢？人民对我们的内政有怨言，自然不支持这场战争，即使获得胜利，也是侥幸。抱着侥幸的心理来管理国家，必有内忧，内忧比外患还严重，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何不暂且放过郑国和楚国，让他们作为使我们时时保持警惕的外患呢？”大家听了士燮这番话，面面相觑。士燮继续说：“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对郑国、对楚国的战争都有胜算。没错，我们很有可能打赢这一场仗。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的君主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放松文化教育，加重百姓的税收，用来提高宠臣的待遇，赐田地给喜欢的女人。诸位，请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土地是有限的，如果不夺取你们的土地，又用什么来赏赐那班人呢？到了那时，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会甘心被剥夺土地？有几个人不会参与作乱？所以我说，此战不胜，那是晋国的福分；此战获胜，将会扰乱晋国土地的正常权属关系，最终会害了你们！”栾书说：“您的话，让人感到震撼。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晋国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去诸侯的拥戴，一定要讨伐郑国！”于是在会上安排出征的有关事宜。从当时晋国四军的领导人名单可以看出“三郤”势力之强大：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士燮；上军元帅郤锜，上军副帅荀偃；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郤犨，新军副帅郤至。“三郤”全部列入八卿，郤氏家族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决定出兵之后，晋国派出使者，前往各盟国请求派兵助战。晋国四军基本上全体出动，只留荀罃带下军的部分人马留守国内。郑国人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使者前往郢都报信。楚共王亲自带领军队救援郑国，摆开了一个左中右三军的阵势，分别是：司马公子侧带领的中军，令尹公子婴齐带领的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带领的右军。大军经过申县的时候，公子侧抽空拜访了在家养老的申叔时，向他请教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申叔时挠挠头，说：“我这老头子哪懂得什么战争哦！您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两句。我听说，坚持高尚的品德、公正的刑法、端正事神的态度、正义的出师理由、合适的礼节和诚实守信六个原则，是战争之所以获胜的基本前提。现在楚国不修内政，对外断绝友好的关系，背弃与晋国的和平盟约，只图一时之快，不顾人民的死活，又赶着正当春耕农忙季节出兵，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进退维谷，都担心这次战争的结局，谁还会为楚国拼死作战啊？请您多加小心，说句不中听的话，我怕是再也见不到您啦！”不只是申叔时看出楚军此行不利，就连郑国派到楚国去搬救兵的使者姚句耳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他先于楚军回到郑国，对公子騑汇报说：“楚军行动倒是很迅速，只不过经过险要地段的时候，队伍散乱，一点也不整齐，此乃准备不足、斗志不昂扬的征兆，恐怕楚国这次是靠不住了。”【第三次晋楚大战：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五月，晋楚两国大军一支南下，一支北上，朝着对方逼近，大战即将爆发。晋军渡过黄河之后，驻扎在黄河边休整。听到楚军将至的消息，士燮再一次向栾书建议避而不战，在他看来，晋国已经衰落，当务之急是整饬内政，励精图治，而不是跑到国外去争夺霸权。“领袖群伦的事，已经不是我们晋国能够做到的了，为什么不将它交给更有能力的国家去做呢？以我们的现状，能够做到君臣和睦，不出乱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有精力去管天下的大事？”栾书懒得跟他嚼舌头，简单地回答：“不可。”便闭目养神不再搭理他了。五月底，两军在鄢陵（地名）相遇。士燮仍然坚持自己观点，建议与楚国人谈判，化干戈为玉帛。“现在收兵还来得及，我士燮愿意作为使者前去与楚国人谈判。”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士燮这样说。“笑话！”郤至跳起来，指着士燮的鼻子骂道，“临阵退缩，完全是懦夫所为！当年韩原之战，先君惠公被秦国人俘虏；邲之战，三军败逃，溃不成军；箕之战，主帅先轸战死。这是晋军的三大耻辱，至今不能忘怀。现在我们不去洗刷耻辱，反而逃避战争，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我是不是懦夫，世人自有公论，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士燮冷冷地说，“洗刷耻辱有很多种方式。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是最愚蠢的方式。晋军的三大耻辱，每一次都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恰恰是因为滥用了勇气才会如此。我们现在不顾内部的动乱而去争夺外部的霸权，分明是有勇无谋，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辩论的结果，主战派占了绝对的上风。五月三十日这天，历史上著名的鄢陵之战爆发了。天刚蒙蒙亮，楚军率先发动进攻。楚国人用的还是当年邲之战中孙叔敖的战术，全军出动，快速逼进晋军大营，意在不给晋军出营布阵的机会，获得战场上的主动权。那个年代，战车仍然是各国军队的主力。而大规模的战车运动，没有布阵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无法发挥战车的威力，反而容易造成自身的混乱，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楚军的战术，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晋军的混乱。士燮的儿子士匄（gài）当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见到此情此景，连忙向晋厉公建议：“请下令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这样便可以在军营中布阵。上天眷顾楚国也眷顾晋国，不会厚此薄彼，我们不用怕他们！”士燮勃然大怒，随手抄起一支长戈将他赶出去，骂道：“国家兴亡有道，只有天知道，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来说三道四！”士匄的意见，不失为可行。士燮反应过激，却是另一种保护儿子的持重之举——军国无小事，献计须谨慎。献得不好，损兵折将，责任重大；献得好了，功高盖主，领导把你恨得片片儿飞，更不是闹着玩的。士匄年纪轻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在这个时候发表意见，去蹚这趟浑水呢？栾书看在眼里，微微一笑，说：“填井夷灶，自然是好计。只不过据我观察，楚军行为轻佻，傲气十足，我们可以坚壁固垒，严加防范，只要我军不自乱阵脚，三日之内，楚军必定气衰而退。到那时，我军再主动出击，从背后掩杀，必能大获全胜。”“我不同意！”栾书话音刚落，郤至就站起来说，“别看楚军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其实有六处硬伤。第一，公子侧和公子婴齐素有仇隙，互相不团结，为兵家之大忌；第二，楚王的亲兵均为世家子弟，一味强调血统，从不对外招收优秀人才，固步自封；第三，郑军跟随楚军作战，阵容不整，似有怯意；第四，楚国军中的蛮族部队更是胡乱布阵，全无章法；第五，今天是晦日（月终为晦日，古人迷信，认为晦日不宜摆兵布阵），楚军今天布阵，是为不祥；第六，已经布好阵的士兵懒懒散散，吵吵嚷嚷，完全没把我军放在眼里。就凭这六点，我军完全可以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地打败楚军，哪里还需要等三天？”郤至的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而且不难看出，他是经过了深入的调查才敢这样说的，很具有说服力。晋厉公考虑再三，采纳了郤至的意见，同时也采纳了士匄的意见，命令全军饱餐一顿，然后填井夷灶，准备与楚军决一死战。栾书冷冷地看了郤至一眼，目中闪过一丝凶光。晋厉公登上楼车，遥望楚军行动。栾书命令大夫苗贲皇跟随晋厉公登车，为其提供参谋意见。苗贲皇是楚国原令尹斗越椒的儿子，自幼生长在楚国的军事贵族之家，深知楚军底细。“那里，”他用手一指，“那里就是楚王所在的位置，由王卒护卫，是楚军的中枢。”晋厉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发现那一处兵将的旌旗装束均与众不同，传令兵乘坐着轻车进进出出，正将楚王的军令发送至各部。“楚军精锐，尽在王卒。请派部队吸引王卒的注意力，引诱其分兵追击，再集中力量打败其左右两翼，最后四军一起发动，围歼其王卒，必定获胜！”苗贲皇又建议道。“哦？”晋厉公觉得此计甚好，但又不太放心，于是将随军的占卜师找来，令其就苗贲皇的计策算一卦。结果得到一个“复”卦，爻辞为：“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爻辞晦涩，翻译成现代文，大意是：“南国的国土将要缩小，射其君王，中伤他的眼睛。”“恭喜主公！”占卜师大声道，“此乃大吉之卦，敌人国土缩小，君王受伤，此时不战，更待何时？”无独有偶，晋厉公这边利用楚国人来分析楚军的行动，楚共王那边也在利用晋国人分析晋军的阵势，那个人便是大宰伯州犁，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晋国的兵车向左右两边驰骋，是怎么回事？”“那是在召集各队指挥官。”伯州犁回答。“哦，那现在他们都跑到中军去了。”“那是开会商议对策呢。”“帐幕张开了，是干啥？”“那是在先君的牌位前诚心占卜，看谁适合担任国君的戎车车夫和戎右护卫。”“现在又闭上了。”“那是将要发布命令了。”“吵吵嚷嚷的，尘土飞扬，又是怎么回事？”伯州犁仔细看了一会儿，说：“晋军准备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进行布阵啦！”“啊！他们都登上兵车了，但是左右的甲士又手持兵器下车，是想干什么？”“听指挥官发表战前演讲。”“那他们是准备作战吗？”“现在还说不准。”“我看见他们又上了战车，但是将帅和左右又下来了。”“哦，那是在做战前的祷告。”伯州犁说着，用手指着晋军，“那里，那里就是晋侯的公卒，是晋军的精锐部队，请大王特别留心。”正在此时，听到晋营中一通鼓响，营门大开，晋军战车在前，步卒在后，排成整齐的队形鱼贯而出。楚共王连忙命令：“擂鼓，前进，今日一战，各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当时的情况，楚共王的戎车驾驶员是彭名，戎右护卫是潘党；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是石首，戎右护卫是唐苟；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是郤至的弟弟郤毅，戎右护卫是栾书的儿子栾鍼，栾书和士燮带领自己的族兵在晋厉公周围护驾。晋厉公出师不利，刚出营门，戎车便不慎陷入一小片沼泽中，进退不得。栾书看到，连忙跳下车，屁颠屁颠一路小跑过来，请晋厉公乘坐自己的戎车。突然一只大手横过来，将他推了个趔趄，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栾鍼。“栾书你想干啥，还不快退下！”栾鍼怒目圆睁，“国家有大事，你难道可以一人包揽吗？保护国君是我的职责，你这是来抢我的饭碗吗？让国君坐上你的车，你自己还怎么指挥作战？如果将领们都像你这样随随便便抛弃自己的部下，还不乱套了吗？快回自己车上去，做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人，不要乱插手我的工作！”说着奋起神力，大喝一声，将晋厉公的戎车一侧抬起，郤毅赶紧策马前行，戎车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沼泽。栾书被骂得灰溜溜的，一句话也不敢回，低着头跑回自己车上，老半天才恶狠狠地说：“这个小王八羔子，当个小小的护卫就得瑟了，看老子回去怎么收拾你！”两军对阵，箭矢横飞，刀戈相交，杀喊震天。晋军按照苗贲皇的计策，派数十乘战车突入至楚军的王卒阵前，战不多时，便虚晃一枪，呼啸而退。楚军果然上当，只留左广战车十五乘保护楚共王，其余王卒倾巢而出，去追击晋军。楚共王也登上戎车，亲自擂鼓，鼓舞士气。突然间，一支晋军部队横插过来，为首一员将领远远看见楚共王，张弓便射。弓弦响处，长箭已至，正中楚共王的左眼。众人齐声惊呼，楚共王大叫一声，手中鼓槌落地，疼得几欲晕厥。“养由基，养由基，快把养由基叫来！”他一手扶着车轼，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顾大声叫道。不多时，养由基来到。楚共王强忍疼痛，从箭壶中抽出两支箭：“把射我的那个人给杀了！”养由基二话不说，跃身上车，快马加鞭，朝着那晋将追去。那晋将就是在邲之战中出过风头的魏锜。说来也是奇事，魏锜在战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弯弓射月，射中了，自己却一屁股坐到了污泥里。他找人来占卜，卜者说：“太阳象征姬姓，月亮象征异姓，也就是楚王。您射中了楚王，自己却退入泥中，说明你也必死无疑。”养由基是楚国的神箭手。战前一天，他和潘党在营中比赛射箭。潘党自忖很难比得过他，就想出一个新花样——不

男投诚的事情说明，齐、楚两国互相较劲，楚国实力强横，直接威胁中原，而齐国身处山东，鞭长莫及，使得楚国人掌握了战略优势。靠近楚国的中原各国，均因楚国的直接威胁而摇摆不定，更倾向于投靠楚国。这种倾向，在楚国与周王室发生亲密接触之后，很明显地有了扩大的趋势。既然楚国不是所谓的蛮夷之邦，而且有周天子的支持与承认，投靠楚国和投靠齐国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公元前653年春天，齐桓公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对外宣称的理由仍是追究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的责任，实际上是在与楚国争夺郑国这一战略要地，试图遏制楚国近年来的扩张趋势。对于齐桓公来说，输掉蔡国和许国尤可接受，如果再输掉郑国，则楚成王不只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出中原，更可以将天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到那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恐怕不是他齐桓公，而是楚成王了。因此，他输不起郑国。面对齐国的进攻，郑国大夫孔叔劝郑文公和谈：“俗话说，没有争强好胜之意，屈服于人又有何妨？以郑国现在的情况，想强大又强大不了，俯身事人又于心不甘，高不成，低不就，是亡国的征兆。请您放下架子，向齐侯屈服，以挽救郑国。”郑文公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应付道：“我知道齐侯是为何而来，你不要太着急，我自有应对之策。”孔叔急得直跺脚，“救兵如救火，齐侯可不会等你。”郑文公一直拖到夏天，才拿出他所谓的应对之策：将责任推到申侯身上，把申侯杀了，以取悦齐桓公。当年申侯为了讨好齐桓公而陷害辕涛涂，现在也算是遭到了报应。既然郑文公认错了，又找了申侯当替罪羊，齐桓公如果继续打下去，很有可能将郑国彻底推到楚国那边。因此，他暂时停止了讨伐郑国，转而在宁母召开诸侯大会。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管仲这次还搞出了点新意：给与会代表发纪念品。他对齐桓公说：“即使对待郑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我们也还是要以礼相待，以德服人。做事情不离德和礼，就没人不感念咱们的好处了。”齐桓公深以为然，叫人准备了一批齐国的特产，送给参加会议的诸侯和随行人员。郑文公派了大子华来参加会议。当然，用《左传》的说法，大子华是来“听命于会”，也就是作为列席代表，前来听从齐桓公对郑国的发落的。可想而知，大子华这个差使一点也不风光，甚至带有屈辱性。但是，相对于郑文公的自作聪明，大子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到宁母，就主动找到齐桓公，要求汇报思想。“郑国之所以背叛齐国，是因为大夫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把持政局所致。如果君侯您替郑国除掉这几个人，我保证郑国将像齐国的内臣一样听命于您，这对您来说，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呀。”这几句话绝不是郑文公要大子华说的。大子华为什么会这么奴颜婢膝地讨好齐桓公呢？《左传》没有记载，但《史记》上说，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以此推测，大概是与大子华在郑国的大子地位受到威胁有关。显然，他希望借助齐桓公的力量来达到稳定自己地位的目的。回顾郑国的历史，郑庄公天下奸雄，纵横河洛；郑厉公桀骜不驯，狭处求生；郑文公有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到了大子华，为了讨好强权势力，不惜吃里扒外，陷害自己的大臣。用九斤老太的话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齐桓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在郑国内部扶持自己代理人的绝好机会，便想答应大子华的请求。事情给管仲知道了，当即表示反对，他对齐桓公说：“您本来是以礼义诚信对待诸侯，到头来却又以奸佞欺诈告终，始善终乱，恐怕不太好吧？父子无欺，乃人之常伦，叫做礼义；恪守君命，是为臣的根本，叫做诚信。现在郑大子华跑到您这里来挑拨离间，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尽到为臣的责任，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吗？”齐桓公只想着稳定自己的霸主地位，争辩道：“我们率领诸侯讨伐郑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郑国内部有矛盾，正好让我们钻空子，有什么不好？”“好是好，可您得想想，在郑国这件事上，我们如果以德服人，义正辞严地对其背叛行为进行批评，郑伯若死不悔改，我们再去讨伐他，可谓名正言顺。但倘若中了大子华的圈套，他反倒理直气壮了，还指望他怕我们？我们把诸侯叫到一起来，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提升齐国的威望，如果与大子华为伍，各国的史官会怎么记载这件事？后人会怎么说我们？您最好不要听信大子华的小人之言，这个人身为郑国的大子，却想借重外国势力来砍自己的手脚，必定没有好下场。再说了，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这样的良臣主政，我们就是想离间，也离间不了。”管仲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齐桓公，但是在这番话里，很明显听得出他对齐桓公的提醒：“做人要厚道！”齐桓公顺从了管仲的意见，拒绝了大子华的“好意”。这事传到郑文公的耳朵里，引起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他从此不再信任大子华，同时也为九年之后他杀死大子华埋下了伏笔；二是立刻派人跑到齐桓公那里认错，请求重新回到齐桓公领导下的国际大家庭。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这次总算找着了北。同年冬天，齐桓公收获了首止之会的政治成果：周惠王驾崩了。大子郑即位为王，就是历史上的周襄王。由于在当大子的时候，险些被弟弟王子带取而代之，给周襄王的心理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直到即位当了天子，周襄王仍然对自己能不能平安接班表示怀疑。想到齐桓公对自己的照顾，同时也是考虑到齐桓公的实力，他走了一步很稳妥的棋：先不给周惠王正式发丧，而是派使者到齐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桓公，请他来主持公道。这事齐桓公当然乐意干。第二年春天，他再一次发出会盟令，在曹国的洮地举行诸侯大会，并请周襄王派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团结在以天子为核心的王室周围，促进中原各国的合作与发展。郑文公这次可积极了，虽然与会代表的名单上没有他，他还是主动跑到洮地去找齐桓公，要求列席会议。对此，鲁国的史官很不屑地记载：“郑伯乞盟。”有了洮地会盟的成果，周襄王终于挺起了腰杆，正式向各国发布了周惠王的死讯。公元前651年夏天，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派宰孔参加会议，并赐给齐桓公祭肉。前面说过，异姓诸侯分得王室的祭肉，是很高规格的礼遇。只不过在此之前，楚成王已经捷足先登，在周惠王那里获得过祭肉，使得齐桓公这次接受祭肉，有些黯然失色了。但是齐桓公还得装作十分感动的样子，颤颤巍巍就要下拜，宰孔说：“别慌！天子还有交代，伯舅（天子称齐桓公为伯舅）年纪这么大，还为了王室事务操劳，赐加待遇一级，不用下拜。”齐桓公十分感动，泪流满面地说：“天子威严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小白哪里敢不下拜呢？”于是在堂下下拜，再登堂接受祭肉。这次大会足足开了两个月。到了秋天，终于形成了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葵丘盟约。据《孟子》记载，葵丘盟约主要有五条内容：第一条，不得废除已立的大子，不得立妾为妻，严惩不孝之子；第二条，尊重人才，加强教育，弘扬美德；第三条，尊老爱幼，不得怠慢各国之间往来的使节和旅人；第四条，不得独断专行，杀戮大夫；第五条，不得筑堤拦水，妨害下游国家；不得阻碍诸侯国之间的粮食流通；不得私自分封土地，而不告知各国。这些条款已经颇具现代国际公约的味道了。各国除了签订葵丘盟约，还发表了葵丘宣言：“凡我同盟之人，盟誓之后，言归于好。”葵丘会盟是齐桓公霸业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说是齐桓公一生辉煌的顶点。然而，就在一片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晋献公本来也打算前来参加大会，在路上遇到了提前回国的王室代表宰孔。宰孔听说他要去赴会，撇撇嘴说：“有什么好去的？齐侯这个人根本就不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就喜欢动刀动枪，一下子攻打山戎，一下子又攻打楚国，尽做些得罪人的事。您呐，还是回您的晋国去，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不要跑来跑去，瞎掺和。”晋献公听了他这番不负责任的话，半路开溜回晋国去了。【晋惠公是个大忽悠】晋献公听了宰孔的话，没有参加葵丘之会，中途回去了。但他始终有些惴惴不安，再加上本来就有病，回国不久，便卧床不起，于当年冬天去世了。去世前，晋献公把大夫荀息召进宫，向他表达了“托孤”的愿望。自从公元前656年大子申生遭陷害自杀，公子重耳、夷吾相继逃亡，骊姬的儿子奚奇便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晋国的大子。而荀息是奚奇的师傅，用后世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太傅”或者“太子太保”吧。这一年奚奇才十一岁，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君将老而大子尚幼，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年幼的大子一旦即位为君，很快便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但守不住君位，而且很难保全性命。当年鲁庄公将大子般委托给季友这样持重可靠的人照顾，尚且被庆父钻了空子，便是典型的案例。毫不夸张地讲，将一个未成年人推上君主的宝座，好比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在朝夕之间。相对明智的君主会选择让自己的兄弟或年龄比较大的儿子即位，同时约定，等年幼的大子长大成人之后，再将君位还给他。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宋宣公临死的时候，大子与夷年龄尚幼，他便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宋穆公，并将与夷交给宋穆公照顾；等到宋穆公将死，果然如约将君位传回给与夷，而且主动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出居郑国，以避免出现继承权纠纷。这在当年是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但是，在晋献公家里，这种安排肯定不能获得通过。想想看，骊姬处心积虑将申生、重耳、夷吾这些眼中钉拔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让自己的儿子奚奇坐上这把尊贵的电刑椅，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她怎么可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呢？当时晋献公躺在病榻上，握着荀息的手，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将奚奇这个幼稚的孩子托付给您，大夫您将如何对待他？”荀息稽首而对：“臣将竭尽全力，为大子奉献自己的忠贞。如果能够济事，是主公您在天之灵保佑；如果无济于事，臣将以死相谢。”这样的回答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怪。尤其是听到荀息说出个“死”字，站在一旁的骊姬心里猛地跳了一下。“什么样的忠贞呢？”晋献公又问道。“但凡对公室有利的事情，臣只要得知，都会尽心去做，就是忠；恭送逝去的主公，服侍现今的君主，均无猜疑，就是贞。”晋国进攻虢国的时候，荀息的计谋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看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荀息的脑袋瓜有点进水了。保护奚奇，需要的不是忠贞，而是权谋。听了荀息的回答，晋献公沉默了片刻，突然又若有所思地问：“重耳和夷吾怎么样了？”荀息愣了一下，回答说：“两位公子现在国外，想必都过得还好。”他心里暗自感叹，到底是父子情深，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了这两个儿子。晋献公听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已经说不出话了。荀息没有领会晋献公的意思，骊姬在一旁却领会了：晋献公死后，能够给奚奇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远在国外的重耳和夷吾啊。晋献公担心的事情比预想中来得还快。他的遗体还停在灵堂里，大夫里克、丕郑就开始谋划迎立公子重耳回国为君的事了。他们找到荀息说：“骊姬为祸公室，陷害已故大子申生，逼迫公子重耳和夷吾流亡国外，众臣早就有看法，现在拥戴三位公子的人将要有所行动，而且有秦国作为外援，您打算怎么办？”看到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策划政变，荀息心里隐隐感到一丝悲凉，他木然地说：“那我只有以死保护幼主了。”里克说：“您这又是何苦呢？就算您拼死抵抗，也于事无补，请您顺应天理民心，不要做傻事。”荀息叹道：“我既然答应先君以死护卫幼主，就不会对他三心二意，二位有什么办法让我既履行自己的诺言，又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我也知道公子重耳回国是民心所向，就算我死了，也阻挡不了大势所趋，但我又如何能逃避这件事呢？你们都是有原则的人，品德不比我差。你们长久以来忍辱负重，不肯背叛三位公子，我怎么能够背叛幼主？”从荀息这番话来看，他早知道辅佐奚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他既然接受了晋献公的嘱托，就必须遵照自己的诺言尽心尽力保护奚奇。当时他在晋献公面前说“以死相谢”的时候，心里面想必已经知道这一结果了吧。一个月之后，里克派人在晋献公的灵堂将守孝的奚奇杀死。同在灵堂的骊姬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发生，她想替奚奇挡过那一剑，可是腿还没迈开来，过度的惊吓已经使得她晕厥过去。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只看见闻讯赶来的荀息伏在奚奇的尸体上大哭。当年她处心积虑陷害大子申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她没有想到，在某些时候，卑鄙也会成为卑鄙者的墓志铭。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诗来形容她也许很合适：“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荀息跪在地上哭了一阵，拔出随身所佩之剑便欲自杀，被旁边的人死死拉住。这时骊姬也回过神来了，她神色凛然地走到荀息跟前，说：“您不能死。”白发苍苍的荀息老泪纵横，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位美丽的女人。“奚奇虽死，但我们还有卓子，请您奉卓子为君。”前面说过，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奚奇，而她的妹妹为晋献公生了卓子。如果立卓子为君的话，骊姬不但从感情上能够接受，在实际操作上也便于控制。但是她至今没有醒悟过来，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又将一个九岁的小孩推上了电刑椅。荀息听从了骊姬的建议，立卓子为君，并抓紧时间为晋献公举行了葬礼，好尽快为卓子举办即位仪式。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历史重演，里克公然在朝中刺杀了卓子。这次荀息甚至来不及自杀。他挺身而出，与凶手搏斗，也被刺死在朝堂之上。《左传》评价荀息，借用了这样的诗句：“白玉之玷，尚可磨也；其言之玷，不可为也（白玉如果有瑕，还可以磨去；人言如果有瑕，就没办法了）。”后世有人认为，这是在说荀息不能及时劝阻里克、丕郑的行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有人认为，这是说荀息在接受托孤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晋国人怀念申生和重耳，奚奇如果当上国君，必死无疑，但他没有及时劝谏晋献公让重耳回国来主政，而是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托孤，没有尽到进言的义务，结果导致奚奇和卓子的相继死亡，责任重大。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和当年齐国人杀死公孙无知导致的结果一样，里克杀死奚奇和卓子造成了晋国的权力真空，晋国朝野都盼望一个有能力的君主来主持大局，以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流亡在外的两位公子，重耳和夷吾成为大伙关注的焦点。关于重耳和夷吾，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当年晋献公听了二五的馋言，令重耳和夷吾分别镇守蒲城与屈城，又派大司空士蒍为他们分别加高蒲城与屈城的城墙。士蒍监工不力，工人偷懒把柴火棍子塞到泥巴里，工作是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城墙筑得一点也不牢靠。重耳对此不以为意，而夷吾却抓着这件事大做文章，并且告到晋献公那里。晋献公于是命夷吾去责问士蒍，士蒍慢慢地站起来，昂首阔立，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患必定因悲伤而生；没有战争而筑城，必定为内乱创造条件。现在国家太平，没有战乱，无缘无故加筑城墙，难道是守城将领有逆反之心，故以此防范国君的讨伐？所以，我如果认认真真完成任务，是对国君不忠；放任工人们弄虚作假吧，则是对国君的命令不敬，事情实在很难办啊！”这一番话使得夷吾哑口无言。从夷吾那里出来，士蒍摇着头作了一首诗：“一国三公，吾谁是从（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人，真是让人无所适从啊）？”后来骊姬陷害大子申生，祸及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派寺人披（宦官，名叫披）带领军队讨伐重耳所在的蒲城，重耳对手下人说：“君父的命令不可抗，谁敢抵抗就

就此终结，皇甫侁虽然平乱有功，但由于擅杀皇子，被李亨罢官且永不叙用。这场叛乱虽然就此平定，但李亨似乎不想就此终结这件事儿，李璘虽然死了，但李亨始终不放心那些早已经外逃的李璘部将，所以接下来将是大规模的清洗。在这场清洗中，被李璘株连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季广琛、浑惟明、冯季康等人全都没有逃过惩处，但这些人和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人相比简直就是小人物。在李璘做着割据江南的美梦，顺长江东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在李璘的身旁，由于长期不受朝廷的重用，所以他投靠了李璘担任其幕僚。李璘兵败后，这个人由于怕受牵连一路逃到彭泽（今江西彭泽），但依然被地方官发现后捉了起来，投入了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中。这个人就是始终怀揣“天生我才必有用”信念的大诗人李白。天才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依然成谜，一种说法是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另一种说法是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五岁随父迁至绵州的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实际上是同宗，应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但也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因为被灭族而搬至西域，但这种说法并没什么翔实的证据。二十五岁之前的李白一直没离开过蜀地，年少时博览群书，喜作辞赋，尤其喜好道教的神仙传说。当时他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圣地，而青城山更是道教的十大洞天之一，李白经常到这些深山之中去寻师问道。大约在十八岁时，他隐居在蜀中大匡山读书，跟着山中的隐逸道士学习纵横之术，并游历剑阁、梓中等地，由于蜀中多崇尚任侠之风，所以青年时期的李白是在漫游求仙和任侠中度过的。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时期的蜀中游历以及自身崇尚神仙传说的缘故，使李白在年轻时期形成了一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这种性格对于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样也让他在政治道路上一路荆棘。二十五岁时，李白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他西出三峡，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登庐山、游越州、历襄阳，大河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时他也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不久便在湖北安陆定居，与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完婚。此后的十年中，李白以安陆为中心，又展开了将近十年的漫游与干谒之旅，所谓“干谒”，是古代的一种诗体，是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李白的性格使他不屑与那些十年寒窗的书生同场竞技，他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上仕途。但遗憾的是，李白的干谒之路并不顺畅，一直未得人赏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他曾给当朝名士韩朝宗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来推荐自己，但诗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却是如石沉大海。十年不成功的干谒之旅，让自负的李白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失望。由于备感前途暗淡，失望之下的李白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当时的名士孔巢父隐居于徂徕山。李白本以为他的一生会就此隐居下去，不会再有成就功名的机会，但这个世界往往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李白隐居没多久后，或许因为他曾经在各地留下的名声，或许是因为某些人不经意的举荐，李白曾经写过的干谒诗被李隆基的妹妹玉真公主看到，玉真公主对李白的诗文相当崇拜，正因为如此，当时四十二岁的李白得到了玉真公主的引荐。天宝元年（742年）从长安传来一纸诏书，宣李白进京朝见皇帝陛下。在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白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他甚至在告别妻儿准备进京时，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留恋之情，而是发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得意之情，在他看来，求取功名对于自己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想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白低估了走政治道路的凶险，求取功名对于他来讲颇有些“行路难”。李白到了长安后，李隆基给予了他很高规格的接待，对于这一点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有过记载：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应该说李隆基对于李白这样一位压根就不了解的平民百姓，能够给予这样规格的接待已经完全可以用礼遇隆重来形容，而李白也正是凭借李隆基超乎自己想象的接待规格，从而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李隆基的重用。不过事实上，李白或许过于自信了，不可否认的是李隆基对李白诗文的欣赏。但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其实也是看在妹妹玉真公主的面子上，换句话说，李隆基其实是在给玉真公主面子，和李白并没多大关系。事实证明，高规格的接待过后，李隆基只让李白做了个翰林待诏。所谓翰林待诏，就是待在翰林院里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职责，如果皇帝陛下高兴想起您老人家了，把你叫来写写诗文，让皇帝陛下娱乐一下，仅此而已。如果皇帝陛下能够天天想起你，让你陪在身边撰写诗文，这对于李白来讲，倒不失是一份合适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是，皇帝这个工作不能只是娱乐，尤其对于李隆基而言，缔造开元盛世绝不是写写诗文、听听戏曲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渐渐的，李白对自己翰林待诏这份工作产生了厌倦之情，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才能干这么个差事，实在有些大材小用。然而李白并不是李林甫那种实干型的人，甚至连张九龄那种能够认真干事的作风也不具备。他在翰林院里一共待了三年，因为性格的原因，除了表达不满之外，丝毫没有任何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想法，即使是在李隆基有限的几次宴请他时，他也没有抓住机会让皇帝陛下重用自己，而是表现出了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态度。所以，李白的才能只能算是文才，他实在不具备政治才能，李隆基还是颇为识人的，他知道李白这种人也就是仅供娱乐，让他去独当一面干实事儿，那还是洗洗睡吧。李白就是在这样一种苦闷、怀才不遇的境遇中度过每一天，三年后他终于因为自己那狂妄的性格得罪了朝中权贵，被李隆基赐金放还。就这样，李白收拾行囊，抱着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离开了长安城，他坚信自己的未来依然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或许李白不会想到在李隆基给予他诸多金钱让他离开长安时，身在长安的这三年居然是李白人生的顶点，自此之后他的人生境遇开始每况愈下。天宝三年（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不得志的杜甫，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的诗文已名扬全国，而杜甫虽然风华正茂，却依然默默无闻。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李白希望凭借诗文扬名立万然后得到重用，杜甫希望致君尧舜上，而高适则是希望求取高官厚禄。三人虽然各有大志，却理想相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友情不会长久，这年的秋冬之际，三人分手告别，各自向着自己的理想之路前进。李白只身前往齐州（今山东济南）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使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相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自此之后终生再未相见。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准备重访江东，他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途到了会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书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品味了这里的历史内韵。离开会稽后，李白前往金陵，在那里遇见了崔成甫。由于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所以更加意气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从离开长安到游历江南，李白的人生道路又经历了第二个十年的漫游生活。虽然在此期间他有时居无定所，有时困顿潦倒，但他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相反在和众多友人的聚会游玩中，他更是对大自然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可以说虽然此时的李白有些落魄，但却是他一生中最为休闲和欢乐的时光。这种生活状态一直到他投奔永王李璘为止。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南下江西在庐山隐居起来。由于当时庐山属于永王李璘的管辖范围之内，当李璘听到李白来到江西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庐山去请这位自己早就仰慕已久的大诗人出山来辅佐自己。李璘的盛情邀请让李白充满了感激之情，尤其是对于李白这样的性情中人来讲，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居然有人能够欣赏重用自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璘的邀请，连夜赶往江陵面见李璘。坦白地讲，对于李璘的野心，李白全然不知，而且李璘邀请李白出山也是以平叛为理由。当李璘率兵东巡、坐船顺江而下的时候，李白就站在李璘的旁边，他本以为这次远行一定会在李璘这里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为此他甚至在船上望着百舸争流、千帆竞进和旌旗蔽日，不禁喜极而泣，诗兴大发，一口气即兴地写下了《永王东巡歌》等十一首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第二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笑谈胡静沙。在诗中李白自比东晋的宰相谢安，希望自己能够在国家危难时刻，协助李璘积极平叛，力挽狂澜。但遗憾的是，随着李璘的兵败，李白才如梦方醒，然后连夜慌慌张张地逃到了彭泽，却被地方官抓住投进了监狱。李白当时虽然不是什么高官，但由于他早已经名声在外，算是个文化名人，所以他被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亨那里，当然他的那句“为君笑谈胡静沙”也传到了李亨的耳朵里。而正是因为这句诗，李亨决定不赦免这个自己老爸曾经礼遇隆重的天才诗人，原因在于从李白的这句诗中，李亨感受到了李白对于李璘的忠心。而事实上，那不过是李白一时兴起的即兴之作，甚至连李白自己可能也没有当回事。李白就这样被当成了李璘的同党受到处置，要不是因为他曾经在长安待过三年，结交过一些官场上的朋友，恐怕早已经人头落地。时任宣慰大使的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在李亨面前极力为李白开脱，更有传说郭子仪也从中斡旋，总之在众多人的全力营救下，李白被免除了死刑，乾元元年（758年）被判为长期流放夜郎。乾元二年（759年），李白行至巫山，当时李亨立广平王李俶为太子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又重新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重获自由身的李白首先回到了江夏，没过多久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后世的人们或许认为李白的一生实在过于充满传奇色彩，但他最后的死法实在过于平淡，所以虚构出了李白是因为醉酒后，看见水中的那皎洁的明月，一时兴起想要捞起水中的月亮，然后溺水而死的故事。上述这种死法固然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李白最终病死这的确是事实，但无论哪种死法，我们都不能否认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李白这一生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唐诗中李白这个名字无论如何是永远不能绕开的。杜甫对其诗歌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赞其“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以其天才般的想象力形成纵横恣肆的文风，那排山倒海的气势，让世人为之惊叹，从而更加衬托出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和倨傲达观的性格。但不无遗憾的是，李白一生未能获得重用，他的政治生命没能激活，这让他的心中始终存有苦闷之情，而他那豪迈的诗句终究掩饰不住一颗绝望的心。坊间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李白的故事，看他如何不将那些达官显贵放在眼里，总是显得那么超凡脱俗，看众多美女对他倾心仰慕，然而他总是将高傲的头颅扬起，不屑理睬那些庸脂俗粉。很多故事都将李白描绘成了一个圣人，但真实的李白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人，一个心灰意冷的老年人，一个一生都在无奈中挣扎、宣泄的灵魂。只有他那首《将进酒》中的诗句，能让我们看到了他从未放弃希望的信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坚守太原永王李的叛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在其发生的过程中牵扯了李亨不少精力，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对付叛军，甚至让安史叛军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在李亨集中精力对付李的同时，身在博陵的叛将史思明联合上党（今山西长治）的蔡希德、大同的高秀岩和范阳的牛廷，四路大军共计十万人马一同进攻太原，企图占领河东地区，进而打通通往朔方、陇右的道路。驻守太原的李光弼由于精兵强将已经被抽调到李亨那里，所以手下的人马并不多，仅剩下团练（地方武装）不足万人。面对史思明等人四路大军十万之众，当时太原守城的士兵极为恐慌，唯恐城池不保，纷纷向李光弼建议要加固城防，试图据城死守。面对众人的要求，李光弼并没有正面肯定或是否定，但他心里明白，加固城防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太原城方圆四十里，加固城防不仅工程浩大，而且时间紧迫，劳师动众非朝夕可成，估计还没等开工，叛军就已经拍马杀到。身经百战的李光弼明白，若想守住太原城，单纯的防守一定是死路一条，应该在防守的同时，选择合适的战法，积极主动的捕捉战机进攻叛军，由被动防御变为主动防御。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李光弼决定除了加固城防之外，再利用太原当地多黄土的优势，动员城中所有人制作土坯数十万个。对于李光弼的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可是等到叛军大举攻城后，他们才对李光弼的想法钦佩不已。十万叛军很快就到达了太原城下，在此之前史思明等人已经摸清了李光弼的底细，所以上来二话没说就开

集的地方放炮，这些炮击使后金军将士受到巨大伤亡，正在后面督战的努尔哈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下令迅速撤退。袁崇焕听到敌人退兵的消息，就带兵乘胜追杀，一直追赶了三十里，又杀死了不少后金军，才得胜回城。努尔哈赤一生戎马驰骋四十四年，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但他占领广宁后，年事已高，体力衰弱，深居简出，怠于理政。他对宁远守将袁崇焕没有仔细研究，对宁远守城炮械也没有侦知实情，他只看到明朝经略易人等因素，未全面分析彼己，便贸然进攻。结果以矛制炮、以短击长、以劳攻逸、以动图静，吞下了骄师必败的苦果。宁远之败，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此后，他郁郁寡欢，陷入苦闷。八月十一日，在沈阳东四十里的叆鸡堡忧愤而死。【点评】《左传》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努尔哈赤以兵马起家称汗，又以兵败宁远身死，这是历史上的偶然，还是历史上的必然？瑕不掩瑜。清太祖努尔哈赤虽然在晚年有过一次失误，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把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需要加以指明，把女真人对明朝专制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不满情绪加以集中，并担负起满足这些社会需要发起者的责任。在将上述的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他能够刚毅沉着、豁达机智、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组成坚强稳定的领导群体。在征战的过程中，不四面树敌，更没有四面出击，而是佯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远交近攻、联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进而形势坐大，黄袍称朕，挥师西进，迁都沈阳。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和精神两条纽带去组织、协调、聚集、激发女真的社会活力，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的建立奠下了基石。第二章大清奠基工程的完成者皇太极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在努尔哈赤死后登上汗位，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皇太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中国的土地上有四颗耀眼的明星：一颗是清太宗皇太极，一颗是明崇祯帝朱由检，一颗是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再一颗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这四个人，各代表自己民族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参与了那场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最后的结局是：林丹汗败死青海打草滩，时年四十三岁；崇祯帝自缢煤山，时年三十四岁；李自成只在北京紫禁城做了一天皇帝，最后败死九宫山，时年四十岁。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的基业，最后都归了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皇太极成为这场空前政治角逐的最大赢家，并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显然都要比对手技高一筹。一、自古英雄多磨难皇太极出生那年，父亲努尔哈赤三十四岁，生母那拉氏十八岁。他的生母是叶赫部贝勒扬佳努的爱女，名孟古，称孟古格格。孟古格格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二十九岁撒手人寰，十二岁时皇太极便失去母爱。皇太极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情抑郁致死。她从结婚到患病、去世，建州同叶赫部一直敌对。古勒山一战，孟古的堂兄布斋贝勒，因战马在厮杀中被木墩绊倒，死于非命。努尔哈赤命令将布斋的遗体劈作两段，将其一半送还。从此建州与叶赫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孟古病危时，要求见生母一面，努尔哈赤派人去叶赫迎接，但遭到叶赫贝勒的拒绝，孟古抱憾九泉。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说是孤苦伶仃。而他的家庭，却是一个大家族。他有十五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亲兄弟的子侄多达一百四五十人，他的七位同父异母的兄长由五位福晋所生，这五位福晋都是建州人，唯有其生母是叶赫部，并且叶赫又同建州结下了血海深仇，这种家庭环境，对皇太极少年时代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皇太极的外公为女真族著名领袖，生母孟古格格是一位聪明灵秀的姑娘，受遗传的影响，皇太极聪明过人。而其他兄弟的外公，除多尔衮的外公以外，都名不见经传，这个背景给皇太极增强了政治上的信心。其次，少年丧母，使他在生活中遇到许多的艰难困苦，这磨炼了他独立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再次，没有母亲爱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格外势孤力单的状况又养成了他慎言少语的性格，锻炼了他沟通与协调的能力。最后，皇太极因舅父与建州有世仇，长期冤冤相报，使他在家族中处于不利地位，促使他长于心计。所有这些，都为皇太极后来的宏图大业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二、精心谋划，继承汗位满族先人女真像许多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汗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努尔哈赤身后的帝位由谁来继承，当时没有一个制度。努尔哈赤生前为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努尔哈赤晚年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由此，努尔哈赤死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已非常惨烈。当时的形势是：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这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岁均列第四，此外，多尔衮、多铎的权势也很大。但是，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囚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势力较弱。同时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这就使他名声很差，只可任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没有条件争夺汗位。四人中，只有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努尔哈赤也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代善。因此，皇太极虽胸怀大志，胸藏玄机，有帝王之才，但同其兄代善争夺汗位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机关。据传，努尔哈赤的小福晋德因泽曾向努尔哈赤告发说，多尔衮和多铎的生母大福晋乌拉那拉阿巴亥两次送佳肴给大贝勒，大贝勒接受并吃了，又送给四贝勒，四贝勒却接受了没有吃，大福晋还经常派人去大贝勒家，深夜外出宫院。努尔哈赤听后派人调查属实。他不愿家丑外扬，便借故惩处大福晋。大福晋在这次事件中受了点“伤”，但没有“死”，不久又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但是这件事在满洲贵族中曝光后，大贝勒代善的威望大降，已无力争夺汗位。有人说小福晋德因泽的告发是受到皇太极的指使，皇太极借大福晋同大贝勒之间难以说清道明的“隐私”，完成了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贝勒声名狼藉，无力争夺汗位，又削弱了大福晋的儿子多尔衮、多铎兄弟争夺汗位的力量。这还不够，为了彻底消去多尔衮兄弟争夺汗位的力量，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又和几个贝勒说：先汗有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在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的威逼下，大福晋自缢而死。大福晋阿巴亥死后，多尔衮、多铎年幼失去依靠，便不再有力量与皇太极争夺大位了。代善失势，多尔衮失母，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处在了有利地位。新汗的推举商议，在庙堂之外进行。大贝勒代善的儿子贝勒岳托萨哈霖到其父代善的住所说：“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说：“这也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这样，父子三人议定。第二天，诸王、贝勒、贝子聚集在朝堂上。代善将他们的意见告诉了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没有发生争议就取得了共识。皇太极经过长期的精心谋划，终于在三十五岁时登上汗位。皇太极初登汗位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人轮流。后来，皇太极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大贝勒代善，南面独坐，稳固了权力。三、八大文治武功皇太极时代，有人概括了他的文治武功，主要有八大项。1.革除弊政，调剂满汉努尔哈赤晚年，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比如，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遭到了辽东汉民的反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中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出售，有的拦路击杀单独出行的满人，有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此起彼伏。皇太极继位后，对努尔哈赤的失误之策适时地做出了调整。对汉族民众，他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制定的新汉民政策是：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于是汉民皆大欢喜，不再有逃跑的人。对汉族官员，努尔哈赤原先的政策是汉官从属于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死后，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废除了这些政策，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便是一个著名例子。皇太极每当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到奏事不当的地方，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当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时，皇太极就认可了。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食，想起了老父亲，停下筷子不吃饭。皇太极明白他的心思，马上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了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了内秘书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的开始。对汉族知识分子，皇太极认为：“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当时，大明朝有人才却不能用，所以走向衰败。皇太极感到，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聪明才智，谁就能战胜对手。努尔哈赤对明朝知识分子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幸存下来的约有三百人，都沦为了八旗包衣下的奴仆。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的知识分子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是后金科举考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二百余人。他们都被解除奴隶身份，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来皇太极又举行了一次考试，取中了二百二十八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极大，使皇太极“仁声远播”。2.族名满洲，建号大清皇太极做了两件影响千古、史册永存的事。一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了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二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的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这样皇太极就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所以清朝出现了十二帝十三朝现象。皇太极为什么要改国号为“大清”呢？有一个传说：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骑着一匹大青马，慌急赶路，马被累死。努尔哈赤难过地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不必深究。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表明了他准备统一天下的雄心。3.完善君主专制体制随着后金社会的发展，皇太极改革并完善了政权机制。一是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又挟制大贝勒代善，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了君主政权；二是巩固和完善了八旗制度，逐步设立了八旗汉军，以管理汉军及其眷属的军、政、民等事宜，并扩编了八旗蒙古，加强了对蒙古的统辖；三是创设了蒙古衙门，后改为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四是仿效明朝的制度，设立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形成了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君主制政府的组织体制。4.造红衣炮，创建炮兵皇太极在经过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重大失败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满洲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红衣大炮，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于是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重型新兵种一炮兵。这样，明军的红衣大炮清军也拥有了，而清军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皇太极在开拓疆域的武功中更是如虎添翼。5.向东出兵，两征朝鲜天聪六年（1632）正月，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占领平壤，而后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定下“兄弟之盟”。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于是皇太极以此为借口，在十二月第二次对朝鲜用兵，他亲自统率清军，直指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保（zǒng）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保请降，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举行授降仪式，确立了大清同朝鲜的“君臣之盟”。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改变了朝鲜依附明朝而不从清朝的立场；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供应；三是解除了进攻明朝的东顾之忧。6.向北用兵，征抚索伦皇太极向北用兵，兵锋直指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域。他的策略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达斡尔头人巴尔达奇居住在精奇里江（今结雅河）多科屯。皇太极将宗室女儿嫁给巴尔达齐，于是他成了皇太极的额附（侄女婿）。不久，索伦部的许多首领相继到沈阳朝贡，表示归顺。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呼玛尔（今呼玛）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清军获胜，但损失很大。博穆博果尔率余部北逃，皇太极采用“声南击北”的计谋，预先埋伏蒙古骑兵在其逃路上，最后将博穆博果尔擒获。皇太极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终于使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地域归属于清朝。7.向西用兵，三征蒙古明清时期，我国蒙古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位于明朝和后金之间，并同明朝定有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势力强大，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明朝廷每年给林丹汗大量“岁赏”，使其同后金对抗。努尔哈赤时漠南蒙古东边诸部多归服后金，但察哈尔部成为漠南蒙古诸部对抗努尔哈赤父子的坚强堡垒。皇太极即位后，向西三次用兵，主要目标就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落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落结盟，首次亲统大军进攻林丹汗，在敖木伦获得胜利，俘获一万一千余人，后乘胜追击到兴安岭才收兵。四年以后，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长途奔袭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林丹汗闻讯，星夜逃遁。皇太极遂回军，在途中获得明塞外民众数万人、牲畜十佘万只，随后，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逃到青海打草滩，最后出痘病死。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统军第三次征讨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其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据说这颗玉玺，从汉朝传到元朝，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之后，玉玺失落，两百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而用蹄子不停地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得到了这颗宝玺。后来宝玺就到了林丹汗手中，皇太极得到这“一统万年之瑞”的玉玺

到鲁文公松口。公孙敖以罪臣之礼被安葬。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太令人伤心了，以至于灵柩回到鲁国之后，遗孀声己既心痛又心寒，拒不相见，只是在灵堂内设了一道帷幕，躲在帷幕内伤心大哭。而他的堂弟公子遂，本来按照礼仪应当在其下葬的时候哭，也因为曾经的夺妻之恨，不打算哭。这时又是叔仲惠伯出来劝谏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点。虽然不能善始，但可以善终。古人说，‘兄弟致美’，有困难的时候互相救助，有开心的事就前去祝贺，遇到灾难要表示慰问，祭祀祖先的时候恭敬如一，有人过世则致以悲伤之情——各种感情虽然不同，然而不绝其爱，就是亲人之道。您做事从来不失其道，怎么在这件事上授人以柄呢？”经这么一教育，公子遂才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兄弟们在公子敖灵前假假地哭了一阵。若干年后，文伯的儿子仲孙蔑长大成人，又从惠叔手里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跑到鲁国来投奔他。仲孙蔑对这两位叔叔极其仁爱，国人皆知。但也有人暗中使坏，对仲孙蔑说：“这两个人来鲁国，是为了杀你。”仲孙蔑将这事告诉了季孙行父。莒国来的两兄弟听到了，互相商量说：“夫子（指仲孙蔑）以爱我们闻名，我们却以想杀他闻名，落个以怨报德的恶名，还不如一死。”于是主动要求参加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全部战死沙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带着吊丧的财物逃到莒国，鲁文公也没有再派人补送丧礼。可能在鲁文公看来，这丧葬费只要花出去了，不管花到哪都算是尽到了义务。后来新任周天子（周顷王）派大臣毛伯到鲁国，索取会葬的礼金。对于王室的行为，《左传》不以为然地批评：“非礼也。”大概意思是，天子不求私财，总是低三下四地向诸侯讨丧葬费，未免太跌份了。【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公元前615年冬天，就在西乞术访鲁之后不到两个月，晋国西部边境再次震动。为了雪耻五年前的令狐之役，秦康公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一举攻占了羁马（晋国地名）。晋国人起兵抵抗，在河曲与秦军对峙。晋军由赵盾担任统帅，荀林父为中军副帅，郤缺担任上军主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担任下军主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担任戎车驾驶员，韩厥担任司马。韩厥是老臣韩简之孙，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韩献子。在当时的人看来，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前面说过，司马就是军中的司法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宪兵司令。秦晋两国大军在河曲对峙的时候，赵盾故意派人驾驶自己的战车冲撞到队列中，干扰部队行军。韩厥将这个人抓起来，审问之后，就按规定将他处死了。大伙纷纷议论说：“韩厥这下玩完了，他的主子早上才任命他当司马，晚上他就杀掉主子的司机。这样的人，谁还敢用他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盾将韩厥召到中军大帐，不但没有骂他，反而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该比而不党。以忠信之心推举仁义之人，叫做‘比’；出于私心而推举人，叫做‘党’。军中律令无人可犯，即使是我的手下犯了军律，也不包庇隐瞒，这就叫做‘义’。我向国君推荐你，心里还害怕你胜任不了这个职务。因为推荐一个人当官，这个人却不能胜任，这就是最明显的结党营私行为。所以我故意派人来试探你，请你继续按自己的原则处理军务，不要手软。单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手段来看，以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很多年后，这位韩献子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韩国。赵盾的这番“比而不党”的理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论述，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而不党”意味着，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任何年代，这都是值得称道的政治态度。当然，赵盾这么做，多少还有点做秀的成分。在表扬了韩厥之后，他又公开对晋国的诸位大夫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这件事说明，我推荐韩厥是做对了。我绝没有结党营私啊。”赵盾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给自己树立一种任人唯贤的形象，为提拔臾骈担任上军副帅进行舆论准备。在晋国的官僚体制中，三军统帅和副帅被称为“六卿”，是军政大权系于一身的重要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臾骈原来只是赵盾的家臣，不管其人品和能力如何，一下子被提拔成为上军副帅，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嫌，难免被人说闲话。赵盾希望通过韩厥这件事来堵住大家的嘴，可谓用心良苦。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盾让臾骈担任这个职务，倒也没用错人。秦晋两军主力在河曲对峙。臾骈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说：“秦军深入我境，后勤补给难以为继，打不起持久战，我们不如深挖壕、高筑垒，加强防御，等待战机。”赵盾听从了臾骈的建议，于是深壁坚垒，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时间一长，远道而来的秦国人果然坐不住了，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将士们对于在异国他乡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静坐战也没有心理准备。毕竟，时近年关，谁都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军之中，有一位货真价实的“晋国通”，那就是在五年前的令狐之役后出逃到秦国的士会。秦军数次挑战晋军不成，秦康公就把士会找来，问：“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军该如何打破僵局？”士会沉吟了一阵，说：“赵盾新近提拔了他的一名部下，名叫臾骈。晋军坚守不出，想必是这位臾骈的计谋，想消耗我军锐气，等待我军疲惫再实施反击。”“嗯。”秦康公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赵盾有个同族的兄弟，名叫赵穿，是先君（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少无知，不通军事，然而深受赵盾宠信，因此有恃无恐，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赵穿任职于晋国上军，对于臾骈出任上军副帅一事，据说颇有怨言。他觉得自己是赵盾的族弟，而臾骈仅仅是赵盾的家臣，现在反倒屈居其下，心里十分不痛快。您如果想要晋军出战，很简单，派人前去挑逗赵穿就成了。”士会一席话，秦康公茅塞顿开，他拍拍士会的肩膀，以示赞赏。士会则深深地低下头。十二月四日，秦军突然有了动静，派出一支部队直扑晋国上军营寨，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也不强攻，只是在营寨外摇旗呐喊，操着秦地方言嘲笑晋国人，然后虚晃一枪，很快撤走了。晋军根据赵盾的命令，对秦军的挑逗置之不理，躲在城寨后边坚守不出。不过，秦国人骂得实在太难听了，赵穿听在耳里，恼在心上，他对自己的部下发牢骚说：“我们粮草充足，枕戈待旦，就是盼着与敌人放手一战。现在敌人来了又不出击，还等什么呢？”手下人说：“那……大概是在等待战机吧。”赵穿不听则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这都是臾骈想出来的鬼主意，我不管什么计谋，他不敢打，我们自己打！”于是不顾禁令，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秦军大营挑战。赵盾得到消息，又恼又无奈。他对众将说：“赵穿此去，必定自取其辱，被秦军擒获。秦军得到赵穿，那就是获得晋国卿一级的人物了，我等又以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赵盾为什么说赵穿是卿一级的人物呢？有人解释，赵穿本来不是卿，只不过因为他是晋襄公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等同于卿。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在当时的晋国，有狭义的卿，也有广义的卿。狭义的卿，当就是指三军的正副统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广义的卿，则还包括司空、大傅等官员。赵穿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史料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盾这句来看，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了。赵盾这话说得很巧妙，就算是臾骈也不好表示反对。于是晋军打破沉默，拔营起寨，全军出战。时值冬日，天黑得早，双方互相放了一通箭，还没来得及短兵相接，太阳就下山了，黑漆漆的分不清敌我，只得息兵罢战，各自回营。秦军派了使者来见赵盾，说：“今日一战，两国的勇士都觉得不过瘾，明日请放手大战一场。”这是所谓的约战，也就是“下战书”了。秦国人话说得很强硬，臾骈却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对赵盾说：“秦军使者目光飘浮不定，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那是内心底气不足，畏惧我军的表现。由此判断，秦军并不想和我军一战，想必是虚张声势，很有可能连夜遁逃。我军不如提前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秦军逼退到河边，则可大获全胜。”臾骈的这个建议，自然又是一条好计，无奈被赵穿听去了。他决心和臾骈抬杠到底，于是将他的哥们儿——下军副帅胥甲找来，两个人站在中军大营前大声嚷嚷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有安置好，就弃之不顾，是不仁义的行为；约好的交战时间未到而将敌人逼至险境，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坚决反对偷袭秦军。要说赵穿的抬杠本领，和他不通军事的程度基本上成正比。他知道，如果跑到帐内去劝谏赵盾，肯定会被骂一顿，目的也达不到。所以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事情搞大，搞到赵盾下不了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胥甲这么一闹，臾骈的计谋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偷袭是不可能了。事实上，秦军很快通过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连夜渡过黄河遁逃回国。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

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

秦国的边关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真相，秦国人非常惊骇。赵武灵王入秦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秦国的地形，顺便了解一下秦王的为人（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假扮使者人秦视察地形这件事，也说明了赵武灵王意欲灭秦的雄心。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在彻底灭掉中山国之后，赵武灵王封前太子赵章为代地安阳君，并且派田不礼为相，协助赵章治理代地。赵章不服他的弟弟赵何继位（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田不礼不但不约束他，还帮他出谋划策。赵国重臣季兑对赵武灵王废嫡立幼可能引发的内乱看得清清楚楚，他亲自去拜见相邦肥义，对肥义说，公子章强悍骄横，党羽众多，田不礼残忍傲慢，这两个人扭在一起，一定会闹出乱子。您负有重任并手握大权，动乱会从您那里开始，灾祸会向您那里集中，您必定最先受害。您为什么不声称有病退出政坛，把国家大政移交给公子成呢？不要让自己成为怨恨的集聚地，不要做祸乱发生的阶梯。肥义听后说：这不行。当初主父把新王托付给我的时候说，不要变更法度，不要改变你的忠心，直到你去世。我接受了王命，如果现在害怕田不礼作乱而忘记承诺的王命，这就是变节负心，有什么罪过比变节更大！有什么错误比负心更严重！变节负心，无法得到人们的童卜容。常言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不应在他面前感到惭愧（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我已经有言在先了、我要兑现我的诺言，怎能只顾自保！况且忠臣当灾难临头时要保持节操。您已经给我忠告了，但我不敢背叛自己的承诺。李兑说，那您好自为之吧！我能看到您只有今年了。说完痛哭流涕而去。李兑见过肥义之后，多次去见公子成，要他防范田不礼作乱。肥义知道赵惠文王将要经历一场劫难，于是他召见将军信（shēn，申）期。他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让我非常担忧，夜不能寐，他们表面上说得好听，但实际上是不忠不孝，我不能不防。今后，如果有人请见国君，一定要先让我见，没事才能让国君进来。信期立即答应下来（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赵武灵王对于自己放弃强权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废长立幼所潜伏的兄弟相争，明显认识不足。在退拉四年之后，他的一个错误想法，使得赵国内乱爆发、自己也被困而活活俄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赵惠文王四年，群臣进都城朝会，前太子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主持朝拜，自己在一旁暗中观看。他看到长子赵章垂头丧气地屈身在自己的弟弟面前，北面称臣，心中顿生怜悯之情。他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赵章做代王，赵何做赵王，但是这个打算没有来得及决定就中止了。朝会之后，赵武灵王和幼子赵惠文王、公子章一同到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游览，父子三人分住在三处宫殿。公子章以为机会来了，他派人假传赵武灵王的命令，召赵事文王到赵武灵王住的沙丘宫来。肥义知道后，担心这事有假，便自己一个人先去，结果，被公子章和田不礼所杀。将军高信得知此事，保护起惠文主，并和赵章、田不礼的党羽打起来。公子成和李兑听到赵章叛乱的消息，立即从国都邯郸赶来，调动四邑的军队前来镇压叛乱、公子章越败，逃到赵武灵王的沙丘宫，赵武灵工收留了这个逆子。公子成和李兑追杀公子章，包围了沙丘宫。结果，公子章被杀，田不礼及其他党羽也都被消灭了。此时，赵惠文王年幼，公子成、李兑两个人掌握大权。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咱们因为追杀公子章而包围了“主父”，即使撤兵，我们这些人也要被灭族啊（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于是，两个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包围沙丘宫，并且向宫中的人发出通告：“最后出来的人灭族。”这一下，沙丘宫里的人全跑出来了。赵武灵王也想出宫，但是出不来，又没有食物，只好去掏雏雀充饥，三个多月以后饿死在沙丘宫（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俄死沙丘宫）。公子成和李兑确信赵武灵王死后，才向诸侯发讣告报丧。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命公子成为相国，代替已经为国捐躯的肥义，封为安平君，同时任命李兑为司寇。弃强权终酿内乱惧族诛困死赵雍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他对赵国的贡献堪与秦孝公对秦国的贡献相媲美。为什么赵武灵王最终竟然会惨死于沙丘宫呢？沙丘之变实质上是赵国的一场宫廷政变，这一事件涉及赵武灵王、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五个人，但是，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就其内因而言，是赵武灵王自己犯了错误。赵武灵王虽然果敢地推行“胡服骑射”，为赵国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赵武灵王在君位继承上犯了不少错误。一是废长立幼。公子章是赵武灵王的太子，只是因为赵武灵王后来得到了吴娃（孟姚），非常宠爱吴娃，几年不出吴娃之宫（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吴娃生了赵何之后，赵武灵王居然废了公子章而立赵何（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赵国国君的传位比较混乱，没有形成固定的立嫡立长制度，立长、立爱、立贤，交替进行，完全随国君之意而为。所以，赵武灵王废长子立幼子在赵国并非特例，但是，这种传位制度人为地导致了长子赵章和幼子赵何之间的君位之争。二是放弃强权。赵武灵王是在自己推行“胡服骑射”获得成功的壮年突然退居二线，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赵武灵王这样做主要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辅佐幼子成功掌权，但是，赵武灵王的幼子因为年龄太小，根本无法掌权。赵武灵王自己退居二线，手中的权力自然大大削减。其实，赵武灵王自己不在盛年退位，继续发展、巩固赵国“胡服骑射”的成果，继续提升赵国的综合国力，对赵国的发展天有好处。同时，在他继续掌权的时间里，幼子赵何也会逐渐长大，当他有能力独立处理国事之后再传位给他，这会比传位给一个少年国君强得多，沙丘政变的悲剧也完全可以避免。任何一位国君都必须拥有政治强权，一旦失去政治强权，就失去了对全国政局的控制能力。赵武灵王被困沙丘，活活饿死，就是放弃政治强权的恶果。它不仅是赵武灵王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赵国的历史悲剧。三是朝令夕改。赵武灵王是因为特别宠爱吴娃才改换太子的，后来他对原太子赵章的感情又增强了。此时，赵何已经继位，赵国的大臣也已经接受了赵何。但是，赵武灵王却因为偷偷看到了长子赵章对幼子赵何行君臣之礼而怜悯赵章，想把赵国一分为二，由长子赵章做代王，幼子赵何做赵王。这件事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是，它足以启发原太子赵章的野心，沙丘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赵武灵王不懂得国君的地位一旦确立之后，绝不能轻易改变。朝令夕改，犯了为政大忌。四是分裂国家。赵武灵王看到长子跪拜幼子而动了分裂赵国的想法，虽然最终未能执行，但是，有这个想法本身对于一个赵国的最高决策人来说实在是太幼稚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一方面，晋国一分为三己经是实力大减，如果赵国一分为二，在战国后期的统一之战中赵国必然难以生存。另一方面，即使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赵章会满足吗？赵章的目的是做整个赵国的赵王，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代王。给赵章一个代主，不可能满足赵章的要求，他必然还想要更大的权力。所以，赵武灵王分裂赵国的想法只能诱发长子赵章更大的野心，沙丘政变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以上是内因，就外因而言，涉及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四个人。赵惠文主年幼，确实无法掌控朝政，但是，公子章沙丘政变，公子成围困父王达三月之久，赵惠文王竟无一行动，也无一言相救，事后也没有任何问责，未免太不尽情理。公子章由太子被废为安阳君，是其父头脑发热的结果，对公子章来说确实不公平。但是，公子章不明白，如果他发动叛乱，谋取君位，只会引发赵国更大的内乱。即使成功，也只会造成国内的动荡与杀戮；如果不成功，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废掉公子章的理由确实使他恶气难平，这也是人性使然。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叔，他参与了平定公子章叛乱的军事行动，但是，围攻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又使他难逃被诛的命运。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地困死赵武灵王，确实不近人情，但是，公子成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为了自己的生存，顾不上侄子的生存，这是人的本能，不过，公子成逼杀赵武灵王，也使赵国的崛起之路戛然而止，断送了赵国的前程。李兑最早觉察到公子章的篡位野心，并和公子成做好了应对突发政治事件的准备。但是，在诛杀公子章以后，他和公子成为了自保，逼杀了赵武灵王。虽然这种做法有自保的因素，但是，为臣者弑君，中止了赵国。崛起，李兑对赵国最后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赵武灵王悲剧结局的最大受益者是秦国。秦国在东方六国之中最可怕的一个对手赵国，就这样在内耗中中止了崛起之路，这是历史对秦国的再一次眷顾。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确实存在着历史的必然，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三家分晋。赵武灵王惨死这些偶然性因素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始皇，不仅是因为秦国崛起了，还因为其他诸国都犯下了各种各样难以饶恕的错误。赵武灵王为自己的政治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用自己生命换取了赵惠文王的继位，但是，赵惠文王能够继续其父赵武灵王的功业吗？赵惠文王能在多大程度上挽回赵武灵王的过失呢？第19章秦赵之争在赵国的发展史上，赵惠文王是第二个起关键性作用的国君，他是其父赵武灵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拥立的。那么，赵惠文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赵惠文王治理下的赵国还能延续赵武灵王的上升势头吗？赵惠文王和秦国的争斗对秦始皇统一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秦昭王欺诈夺宝蔺相如完璧归赵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所面对的第二个目标是赵国，然而赵国这块骨头并不好啃，因为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国君赵武灵主通过“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国力迅速提升，而且赵国还曾经有灭掉秦国的雄心与行动，这对秦国统一六国造成了巨大障碍。但是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由于错误地传位给小儿子赵惠文王，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赵武灵王死后，赵国令人遗憾地停止了崛起的步伐，于是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利用这个机会，在外交和军事上向赵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其中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么和氏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和氏璧又是如何成为秦赵之间的争斗焦点呢？除了和氏璧之争，秦赵两国之间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对抗呢？秦昭襄王为秦始皇最终消灭赵国究竟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赵武灵王之死中断了赵国的崛起之路，但是，凭借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成果，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仍然是东方的强国之一。而且，赵惠文王在位期间赵国涌现出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名臣良将。赵惠文主凭借着父亲的遗产，依托名臣的辅佐，称雄诸国。赵惠文王在位之际，得到楚国国宝和氏璧。秦昭襄王听说此事，立即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这块举世闻名的和氏璧。和氏璧是一块宝玉的名称。相传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叫卡和的人，在楚国山中捡到一块玉璞（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献给了楚厉王。厉主让鉴宝专家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是一块普通石头。厉主大怒，认为卞和在欺骗自己，就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左脚。不久，厉王死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把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主也让鉴宝专家来鉴定，结果还说是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右脚。武主死后，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璞到楚山下大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最后哭出了血。文主听说后，派人向他：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都没有你这样痛哭，为什么你哭得这样伤心呢？卞和回答说：我不是为我的脚被砍掉而痛哭，我哭的是有人竟把宝玉说成是石头，给忠贞的人扣上欺骗的罪名。于是文王派人剖开这块玉璞，发现果然是一块稀世宝玉，便把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由于这块宝玉珍奇，来历又如此不平凡，因此，被公认为世间至宝，价值连城。这就是秦昭襄王不惜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来骗取和氏璧的重要原因。赵惠文王和大将军廉颇及诸大臣商量：如果把宝玉给了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能到手，赵国会白白受骗；如果不给，秦军一定会动武。于是，想派一个使者出使秦国，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宦者令（管理宦官的长官）缪（miào，妙）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担当这一重任。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胜任呢？缪贤回答道：我曾经因为犯罪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立即阻拦我问：您是怎么了解燕王的呢？我对他说：我曾随大王与燕王见过一面，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跟我交个朋友，因此我想到他那里去。蔺相如对我说：赵强燕弱，您又受赵王宠爱，所以燕主想和您交友。现在您是从强大的赵国逃到弱小的燕国，燕国怕赵国，燕王肯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押送回国。您不如负荆请罪，也许能侥幸得到大王的赦免。我听了他的意见，大王您也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有勇有谋，派他出使秦国非常合适。于是赵王立即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用十五座城邑请求交换和氏璧，能不能给他？相如答：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赵王又问：秦王得了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相如答道：秦国请求以城换璧，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如果赵国给了秦国宝玉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秦国理亏。所以，宁可答应，让秦国承担理亏的恶名。赵王再问：谁可以当使臣？相如答：大王如果无人可派，我愿意奉璧出使。城邑归赵了，就把和氏璧送给秦；城邑不能归赵，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于是赵王就派遣蔺相如携和氏璧出使秦国。秦昭襄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蔺相如献上和氏璧，秦昭襄王大喜，把宝玉传给殡妃和左右侍从欣赏，左右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昭襄王并没有用城邑与赵国交换和氏璧的意思，便上前说：这块璧上有个小瑕疵，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便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手持和氏璧退了几步，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凭着它的强大，想空手套白狼，给我们的城邑，我们恐怕得不到。商议的结果是不和秦国交换。而我认为平民百姓交往尚且不欺骗，何况是秦国这样的大国呢？而且为了一块璧惹得强秦不高兴，也不应该。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和氏璧，恭呈国书。我来到贵国，大王却在普通的台观接见我，礼节傲慢。我看大王并没有给赵王十五城邑的诚意，所以我才收回和氏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和氏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蔺相如手持和氏璧，斜视着秦廷的柱子，正准备要往柱子上撞。秦昭襄王怕他真把和氏璧给撞碎了，连忙道歉，请他万万不要这样做，并召来主管官员打开地图，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邑交割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王不过是用这种欺诈手段摆摆样子罢了，赵国根本拿不到十五座城邑，于是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畏惧贵国，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玉。秦王琢磨着这宝玉不能强夺，于是就答应斋戒五天，请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肯定会违约，便派随从怀中藏好和氏璧，提前走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赵国。秦王斋戒五天后，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恭请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后对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蠢蛋顾顺章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是的。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他并没有直接返回上海，而是在武汉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起了魔术，据说是为了给他的小蜜挣些零花钱。一连好几天，场场爆满，连报纸都开始报道这位奇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什么背景。这种横空出世的人，向来都是中统感兴趣的。顾顺章行事历来谨慎，从不照单人相片。就是在今天，翻遍史料，搜尽互联网，也找不到顾顺章一张清晰的照片。按道理，当时的中统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档案记录！想必这也是他敢于在白色恐怖之中抛头露面、登台表演的信心所在。可是，百密终有一疏。前面说过，中统手下有很多中共叛徒，而尤崇新就是其中一人。此人担任过中共上海公共租界区委书记（尤崇新的前任叫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因此像顾顺章、周恩来等人他都是熟悉的。鬼使神差的是，尤崇新被徐恩曾分派给了“铲共专家”——武汉的中统负责人蔡孟坚，也就是说尤崇新此刻正在武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武汉“走钢丝”的顾顺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来了。共产党大员顾顺章被捕了，旋即叛变。顾顺章坚持说他掌握着大秘密，只能面陈蒋介石，别人他不说。弄得湖北省政府主席——“两弹专家”何成浚和“铲共专家”蔡孟坚也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何成浚先是说让南京派军舰押送，未等回复，又决定改用客货轮马上押顾顺章赴南京。顾顺章登船之前，叮嘱蔡孟坚：在我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给南京发电报。顾顺章担心万一消息被钱壮飞获知，他将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他为什么不肯告诉蔡孟坚这其中的玄机和风险？他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在领导面前邀功，抢功劳。尤其是揭发“龙潭三杰”的身份，这可是一项大功劳，这份功劳顾顺章要留给自己在蒋介石面前挣表现。可惜，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立功心切的蔡孟坚没有听进去顾顺章的警告。凭什么要听顾顺章的！这么大功劳，几辈子才能碰上一次，我必须得给南京发电报，留个凭据以便将来论功行赏！因此，这便有了之前的五封电报。发完五份电报之后的蔡孟坚，从兴奋与紧张中冷静了下来。恢复了正常智商的他认真一想，便发现了不对之处：顾顺章一定要面陈蒋公，自然是想直接邀功，但他又叮嘱不要发电报，难道说我们中统内部有共产党的人？情急之下，蔡孟坚补发了第六封电报。

最危险的叛徒

刘杞夫一夜奔波，终于在4月26日上午见到了李克农。听完汇报，李克农头都大了：大家都是单线联系，他只能找陈赓，可26日不是大家约定的接头时间，如果找不到陈赓的话，中共中央和党组织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可是到哪儿去找陈赓？顾顺章的船即将到达南京，中统的大队人马即将杀来，李克农知道不能再拖了。李克农决定破坏保密工作的规矩，直接越级去找江苏省省委书记陈云，陈云赶紧找到聂荣臻，聂荣臻又找到周恩来。可是，时间太紧迫了，中央机关几百号人分布在全市各处，一一通知起来难度实在太大。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电话也不够多，一般人根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最靠谱的通信方式仍是靠两条腿走和一张口吼。退一步讲，即使所有人都通知到了，这么多人拖家带口地搬家，转移设备，都不是简单的事。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转移多少算多少了。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一方面即刻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相关的联络方式，另一方面组织人马去截杀顾顺章。仓促之间去截杀一个被重重保护的重要人物，难度可想而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的就是这种无畏却又无奈的情形！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中统的下属机构）当社长的胡底发去了一份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一见就懂了，随后安全逃离天津。28日凌晨，在中统特务已经开始全城大搜捕的时候，李克农终于找到了王明和博古两位中央领导，并将这二位安顿在了安全之处。在顾顺章的“努力”下，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中央特科也遭严重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连共产国际的老毛子们都被逮捕了好几个。因为顾顺章的背叛而暴露的共产党要员有恽代英、蔡和森，他们因为不愿意“悔过自新”，很快被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给抓住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向忠发的情人杨秀贞，此人乃从良妓女。杨秀贞被抓后表现得非常顽强，拒不揭发老工人的真实身份。她这边还咬牙坚持着，那边老工人已经下跪求饶。气得周恩来直叹：此人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不过这个总书记职位虽高，却没有什么油水。一问三不知，没办法，能力有限，正事都是别人做的。既然如此，中统只能用他的人头来震慑一下共产党了。几天后，向忠发被杀。这次虎口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如下几位：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也有先前提到的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从此，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当时最大的苏区——毛泽东建立的江西苏区。各共产党要员或去江西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譬如王明。顾顺章的叛变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是啊，如果上述那些牛人都被逮住的话，中共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都将被改写。不过，这位“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风光了三年后，再次显露出某种心理疾病，大概是臆想症。这小子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蒋介石这么评价他的这个“天才想法”：你小子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故主怀抱里的人！1935年春，蒋介石手谕徐恩曾：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徐恩曾得到Boss手谕后，立刻执行，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命呜呼。中共特科这支队伍立下的功勋鲜为人知，留下的更多是神秘和传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居功至伟。从未带兵征战过的李克农，更是在建国后和萧克、王震等沙场名将同享上将殊荣。蒋记王朝第十一章“九·一八”，家仇国恨的背后

宁粤分裂

1931年5月，和煦的春风远走，初夏的炎热已至。虽说“共匪”的地下组织被破获无数，可蒋介石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因为国民党又分裂了。这事是蒋介石弄出来的。这些年，蒋介石虽然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忙的原因大致相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清党），“攘外必须安内”（消灭反对者，一统全国）。说白了，就是搞中央集权，搞个人独裁。应该说，蒋介石在独裁的大道上走得还算欢快。他不仅接替了已经去见孙中山的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还通过二陈掌握了党务实权，绝对属于头号实权人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来自于“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掣肘，办起事来很麻烦。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春风得意的他决定趁势干掉这些掣肘，怎么干呢？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蒋介石正为找突破口发愁，帅哥学者胡适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批判当时中国严重缺乏人权、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提倡制定宪法，建设法制国家。于是，蒋介石提议：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即宪法），实行总统制，选举总统。这个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以合法的制度保障他搞独裁。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国务会议的常委——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汉民的反对理由不难想到：争夺领导权。原本胡汉民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可一旦行总统制，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那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导五院，胡汉民就会降级成为下属。胡汉民仗着资历老，发出的反对声音特别激烈，特别不给蒋介石面子。而蒋介石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受不得刺激。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失去冷静。他一失去冷静，就会走军人干政的老路。“中山舰事件”、“四·一二”都是如此。老子说不过你们，还打不赢吗？于是，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请吃大餐”的理由把胡汉民诳出来软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史称“汤山事件”。这种法理情三方面都站不住脚的极端行动，立即给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们一个造反的良机。首先跳出来的是立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此人联络了一批自己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就在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他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陈济棠领衔诸小弟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再说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齐聚广州。1931年5月底，反蒋联盟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因为此次反蒋的人马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户口，所以此次分裂被称为“宁粤对峙”或“宁粤分裂”。闹分裂也就算了，反蒋联盟还要求蒋介石辞职滚蛋，否则武力相见。这帮人可不是说着玩的。原本已经被蒋介石整废了的阎锡山、李宗仁在他们的照应下，奔赴老家造反。几个月后的9月18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正在遭受群攻的蒋介石更是无暇他顾，阎锡山、李宗仁也得以成功地东山再起。加强版“变色龙”石友三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的任命和资助，率众在河北造反。前面说过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将军，先后倒冯投蒋、倒蒋投冯、倒冯投张、倒张投汪、投共反共，这还不算，后来又投日，脸皮之厚厚绝人寰。但是，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此人后来被部下活埋于黄河岸边。当然，这是后话了。此刻石友三借汪精卫的东风，一通左右逢源，坑蒙拐骗，手头又有了六万多人。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后，坐镇北京的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长官张学良慌了，因为他关内的那点人马守土都不够用，哪够镇压石友三。张学良只好匆匆忙忙地从东北调嫡系部队入关，倾尽全力，杀到8月底，才将石友三打败。张学良摆平石友三后，没有让手头的十多万嫡系人马回师东北，而是就地驻扎。这可能是因为他想让兄弟们暂别东北苦寒之地，享受一下关内世界的花红柳绿。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东北军留守部队的实力比较放心，一来看护大本营沈阳的嫡系精锐——第七旅和东北空军实力不错，二来虽说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大多各有山头，不怎么听他指挥，但数量有十几万，张学良自信日本人的两万关东军没法逆天。但实际情况是，东北已经危机四伏。近半年，日本人不仅在东北连续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还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寻衅滋事。面对挑衅，张学良信手拈来的妙策是按既定方针办——从他老爸张作霖开始，东北军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一直是“避免直接冲突，小便宜可给，但大亏不吃”。事后看来，这个办法的效果似乎“不错”，因为日本人的屡次挑衅都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张学良不知道：日本人不开战，只是因为没到开战的最佳时机。因此，在时间来到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一如既往地享受莺歌燕舞。但是，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张学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十点左右，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谎称奉军破坏铁路。晚十一点左右，近两百日军（一个中队）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那场刻骨铭心的国耻，那场涅槃重生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但是，“九·一八”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觉醒，伟大的抗日战争亦由此拉开序幕！根据史学家们的调查，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阁基本不知情，天皇和军部也只是默许。日军的这次行动，实际是由“关东军三杰”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包办的。要知道这三个家伙，级别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个上校而已，不过这在“下克上”蔚然成风的日军里，也不算奇怪。三个鬼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时机合适。前文介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31年的日本，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全面倒退，失业率屡创新高，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形势，日本军部想了一个符合军人利益的解决办法：走军国主义之路，发动战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既能取得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也便于他们建功立业，致富留名。但日本军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内阁和国会的反对，不是因为这帮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侵略，或者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发动的时间。相对来讲，政客的目光往往比军人长远，不像军人那般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不想为风险埋单。站在日本内阁的立场上看，战争带来的巨额军事拨款、国际干涉以及中国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导致日本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这帮政客就必然要辞职滚蛋，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日本内阁坚持认为：通过战争能拿到的好处，也许结合外交谈判和军事恫吓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发动风险巨大的战争不可？可问题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所代表的军方势力，与日本内阁和国会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导日本。所以要想结束这种看似属于方向路线分歧实则属于权力利益冲突的内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场充斥着阴谋、流血和杀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不管如何，对迫不及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关东军而言，此时的局面十分有利：军部有出兵之意，又逢东北兵力空虚，还有国民党闹“宁粤分裂”，此刻不发动战争，更待何时！由于日本内阁持反对态度，所以关东军发动战争一事只能先斩后奏。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让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明文批准，以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关东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正在看戏（一说观梅兰芳唱戏，一说看褚民谊唱《空城计》），当然不可能及时联系上，所以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按照老大张学良的一贯做法，命令部下们宁可缴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如果沈阳北大营的张学良嫡系第七旅（加强旅，人马近万。它是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装备首屈一指的部队，配备有重武器，十余辆坦克，还有东北空军的炮火支持）即刻奋勇还击，跟数百日本鬼子斗上一仗，结果还真是难说。张学良得到荣臻的消息后，于19日凌晨一点左右对其下达了应对方针（《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毫无例外地还是老办法：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等待外交交涉。即所谓的“不抵抗”。既然你不抵抗，日

头，送老头呢，我们不是旗人么，讲究吃喝，他们送老头来了，我妈就赶紧给他们烙饼，再弄点别的，什么上街上买点炒花生，家里摊个鸡蛋，打上4两酒，那么一喝，得了，齐了。这些人哪，接长不短地送老头，吃饭，在那时候，相当不错了。所以那会儿我无形之中，他们来的那些学生，他们到这儿来学习，我那会儿小，我坐在旁边，我就把乐部的东西啊，我听会了一点儿。起码有些东西，乐部有些曲谱，工尺，那字不能念chǐ，念chě，上、尺、工、凡、六、五、乙，就是(简谱的)1234567。那天我问黄家小叔，我说乐部的东西你会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会，我们家的东西没传下来。(唱……)定：这都是听您祖父唱的？何：因为音乐家协会那些人都上家里学习来，我没特意学过。过去大清朝那会儿还有一个，说这人阵亡了，哀乐奏什么呢？等我想想啊，这个……《庆神欢》注190，人死了，不是成了神了么。词呢(哼调，词忘记了)？定：没事，您慢慢想。

2.宫廷逸事

何：我给你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我祖父听谁说的呢？听乐部的老人儿说的，这件事外人可绝对不知道。这是咸丰年间，具体咸丰多少年不知道啊，正好赶上那天是大年初一，群臣朝贺，这边有赞礼郎，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喊什么接神哪送神哪，这一套礼仪，很麻烦很烦琐。咱们这位咸丰爷呢，他身体不好，拉稀，正好是憋到这裤子里头，这好多礼仪还没开始呢，(赞礼郎)就喊“送神——”满汉两口喊完了，都喊出去了，文武百官大惊失色，咸丰爷一看哎哟，这可合了适了，赶紧到后头。要不这皇上当时要拉了一裤兜子稀，再让太监传出去，国耻！咸丰皇帝心说，这赞礼郎，他可是救了我了！这么着，把他调到乐部，去做中堂。事后你猜怎么着，好多人都为他捏了把汗，哎哟他也呆了，说我怎么喊完接神底下就喊送神啦？心说底下是斩首还是什么不知道呢，好，圣旨到，调他到乐部去当中堂大人。这事谁揪住不放呢，御史吴可读，注191一调查，叫歪打正着。于是写了一篇奏章要参奏这件事，题目就叫“一声驴吼坐中堂”。咸丰爷呢，反正自己也合了适了，也没出丑，你爱怎么奏怎么奏去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事也就过去了。还有一件事，是惇五爷的事，惇五爷不是在乐部么，这件事好像是发生在同治年间，太监安德海不是得宠么，也是赶上一年的春节，文武群臣都点卯，朝贺天子朝贺太后。西太后问安子，人都到齐了没有，到齐了咱们可就行大礼了。安德海回话：“老佛爷，都到了，乐部没到呢”，乐部都看着堂官哪，堂官没去，我们也不去。惇五爷就在老佛爷这旁边，这附近就待着：“德海，过来。”“爷您有什么事？”嘿好，这大嘴巴子一下子就……，五爷是练武出身，骑马拉弓射箭哪，“啪”的一下，这听说啊，谁也没见着，把安德海打掉了两个牙，这血“哗”一下就出来了：“我是谁？乐部没到？我来了，我是谁？”这西太后一看不好，这五爷打了人啦，赶紧得岔过去，得了，咱们该进行还是进行。事后小安子到西太后那儿哭诉去了：“老佛爷你看……”“打了就打了吧，他连我也不认啊。”五爷的脾气确实是横，正因为他脾气特别不好，西太后特别恨他又怕他。五爷这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接近群众，我祖父那会儿跟好些个宗室子弟啊，觉罗子弟啊，在天坛大殿练功。天不是热吗，大伙儿累了，就在地板上睡觉，五爷是乐部的堂官哪，就下来看看，看见这帮乐舞生都在那儿睡觉呢，这老头就往毯子那儿一坐，拿水烟袋啪哒啪哒抽着烟。有小孩机灵的，一瞅五爷来了：“爷，我给您磕头”，“别，歇着，歇着”。其他有些事，我随便给您点一事儿，这是我从书上看的，您就别写了，据说五爷坐那轿子，轿杆折了，就把五爷蹾着了，一看：“哟怎么回事儿？”轿夫说您不是惇亲王么，给您蹾了(按惇与蹾同音)。五爷也没说什么。这是书上说的啊。这您别写，其他都是我祖父说的。定：那您祖父跟您讲不少故事。何：我突然想起我祖父说，皇上是怎么召见呢？甭管文武大臣递折子，都是事先约好了，从午门进朝房，进了午门之后，东西不是有平房么，您进去之后喝水等候，基本就等着召见了，折子已经递上去了，要批，您去接折子，这怎么办？这老公(指太监)啊，出了午门就吼啊，就吼这口啊，那绝对好嗓子，那不用扩大器啊。喊什么呢？我给您学学啊，因为我祖父他后来搞音乐的，他就学太监，从这儿到端门，恨不能到天安门，几乎都能听见。定：在哪儿喊？何：一出午门就喊，听着啊：“呸儿来——”就是皇上要召见，让跟着走。当时我那会儿啊，我不知道您今天采访我，是上养心殿还是上南书房我可没问。咱们当故事听吧。进去之后呢，迈3层台阶去接这批了的折子去，您把折子拿回去，您下这3层台阶，您就可以一二一了，您就可以走了。后来我问安双成注192，我得弄明白了，我说“呸儿来”，这满语里边有这么句话吗？安双成也琢磨半天，他说满语里把批的动词说是pilembi，是吧。定：pilembi，“批”pi是词根，是汉文，加上满文后缀变成动词了。何：安老师说你这发音哪，是北京味的满洲话，满洲话到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念走形了，京味的满洲话再加上口语，到宫里头发音哪，可能也不是标准的满语啦。反正这么喊吧，甭管汉人、满人还是蒙古人，还都懂。五几年来了个李爷爷，李爷爷说了个故事，现在我跟您说，敢说，那会儿可不敢。我说什么呀？神秘。我呢，小孩么，坐小桌上吃饭。他说呀，他说我舅舅在宫里当差，他们内务府的么，内务府上三旗的，内务府包衣，干粗活。他们爷俩搞一个工作叫什么呢，这是哪俩字呢，我琢磨着啊，是“晋降”(音)，每年就4次。您回去的话，您无论如何您得查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打扫那大殿，太和殿、养心殿，这大殿得整理卫生，包括皇帝手下的龙书案、龙椅，擦得倍儿干净，不是天天擦，一年就归置4回，都是内务府(的人干)，别的您八旗想干这差事，没有。它这晋降啊，是(李爷爷)的舅舅和表哥，他们俩亲父子您知道么？他舅舅带着他舅舅的孩子，这爷儿俩一块儿去打扫。他的儿子，就是李爷爷的表哥不本分，他说阿玛，皇上这宝座我坐一回行不行啊？他阿玛说：“孩子，杀头之罪，你可别胡来啊！”你想想，皇上来不是得喊酬么，这喊酬您听说过没有？“酬——”，可能就是酬谢的酬，为什么喊这个字不知道。得喊三遍酬，皇上要到哪个殿了，底下人先喊，哎哟那嗓子好，底下人就知道皇上来了，间隔多长时间不知道啊，二遍酬又喊了，到第三遍酬的时候皇上就进来了。所以为什么他有那么大胆子呢？他知道皇上要来的话先得喊酬，又不是什么大典的日子，他估计皇上不会来，所以他不容分说，不听爸爸的话，他就坐上龙椅了。坐上龙椅后，据他表哥自个儿说，就从龙椅上摔下来了。他说周围不是有好些龙的雕刻么，雕刻的那些龙都冲他扑过来了，拿爪子要抓他。用咱们现在的观点分析，很可能就是他心里害怕，那真是杀头之罪啊，坐龙椅，也有恐惧的心理吧。一下子就摔下来了，连帽子都掉下来了。这孩子还不接受教训，胡噜胡噜脑袋。这在大清朝都不敢说，这都是解放后了，能拿这当故事说了。还一档子事呢，他表哥在内务府除了打扫尘土以外，他还管皇上的仓库，有些珠宝玉器啊，打扫啊，擦一擦啊，归置这个。那会儿没几个人，一人就一人，俩人就俩人，他那天就一人儿，突然就出了坏心了。他看见那金壶，也不大，挺精致，他看没人看见，就揣到怀里了。没人发现，还挺好，挺好走吧，走？周围都是墙，找不着门了，哎哟走到这儿，“砰”，撞一墙，走到那儿，“砰”撞一墙，“哎我天天在这儿当差，我知道啊”，想出出不去，“轰”一下想起来了，听老人说啊，老年间库里有库神，赶快把那个金壶拿出来吧，拿出来搁到地上，哎，大门就在那边上哪！后来李爷爷说，那会儿要是有人报告皇上，这可了不得呀。还坐龙椅，要不怎么说是二百五呢。定：后来呢？何：后来老头说完就走啦。

3.关于满族

何：我祖父有一些老朋友，不知都是哪个部门的。有一天就来了一个，来了就吃饭，因为什么呢？我们家一直是管(朋友)饭，我们家饭局，也没有太好的招待，五几年哪，一来人好抓挠，磕几个鸡子儿，切点葱花儿摊鸡蛋，我妈喜欢烙饼，然后街上买大包的花生米，老头一喝酒，喝完了一拿烙饼摊鸡蛋，得了，这是一顿。招待人就这个。后来粮食一统购统销，我们家哪儿还有饭局啊。定：你们家每天就开流水席？就成天讲故事？何：不是，有时候也是因为有事引起。有一首歌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跟清宫没什么关系，但也是清朝末年的事儿，有首歌叫《探清水河》。定：不就是蓝靛厂那边的么？何：哎对呀，我祖父有一老朋友姓罗，罗爷爷，旗人，他是蓝靛厂火器营的人，他在解放以前是巡官。上我们家来，也是老挨我们那儿吃饭，吃饭无形之中哎，说那个宋大莲死了，小六怎么着了，您知道这个故事么？实际说起来这件事太不应该了，太堵心了。蓝靛厂火器营住着个宋老三，他闺女叫宋大莲。跟一个小六，就是六哥，他们俩就自由恋爱，发生关系了，宋大莲跳河自杀了，为了殉情呢，这六哥哥后来一辈子没结婚。这也是罗巡官在我们家喝酒就聊起来了，我就问(六哥哥怎么了)，他说六哥哥身体棒着呢，八十多了，还在农业社干活呢。这么一件事，弄得全中国都给人家唱，要搁到现在的话您唱得过来吗，啊？好家伙医院天天不做这个人流啊，就那么个事，跳河自杀了。这个有夹花的有不夹花的，咱们知道就完了啊。(唱《探清水河》)过去的仁风厚俗啊。还有这么个事，您去查查啊，《大清律》有没有这条我不知道，我听我祖父说的。说奸夫淫妇你得拿到证据，让仵作去验是不是真事，如果两人真的有不正当的关系，把他们俩都杀死，提着人头去报官，确实是这么回事，(杀人的人)是纠正淫风，不但无罪释放，还赏纹银2两。定：这个规定在《清律》没有，在《事例》中有没有就不知道了。这倒好查。何：您得筛选去。还有一事，也跟刑法有关系的。过去有生了双胞胎的，说谁谁家养了双棒儿注193。我爷爷就说，哼，生俩没关系，要是生仨的话，就得砍死一个。说那会儿如果一胎养了仨小子，你得报官，在北京的话你得报顺天府，在外省的话报府州县。这3个小子你家里甭养活，要送到北京来养活，是送到大理寺还是交给刑部，就不知道了，咱没刨根，就是听着玩儿。把这3个孩子好吃好喝养到18岁，然后赶到有一天，是冬至还是他们出生的日子，是哪天就不知道了，夜里头由宫里人拿一套黄马褂，去摸去，他们哥儿仨指不定摸着谁，就一个，就给这一个套上黄马褂，押赴刑场，把他给杀了。说这哥仨当中有一个是反叛，过去不叫反革命，叫反叛。杀了那一个以后，这剩下的哥儿俩呢，由官府出具证明，给路费，您该回山东回山东，该回山西回山西，就没你们哥儿俩的事了。如果生的是仨姑娘没事，就是小子。只有3个小子。定：我可没听说过这事儿。《清律》里也没见有这规定。何：您去查去。我是因为有街坊生了两个小孩，想起这事来了。我是戏说，没关系，您去掌舵去！我说太太你们懂吗？太太就是奶奶。有一件事情，我心里老不平，就是咱们满族的好些称呼，让别人都给弄错了。比如说管奶奶叫太太就很多人不知道。管自个儿的亲生母亲叫奶奶，管二妈叫额(è)娘，咱们的电视剧啊，叫额(é)娘，皇额娘，哎呀……听着别扭。还有叫贝(bèi)勒贝(bèi)子，听着别扭，应该是贝(bēi)勒贝(bēi)子。太乱了。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就是八旗这满蒙汉，它怎么区分，说是从旗上您就能看出来谁是满洲的，谁是蒙古的，谁是汉军的。咱们满洲的旗杆顶上，挂一鼠皮，就是小说里金兀术挂的那个滴里嘟噜的，灰鼠的皮似的。蒙古，挂的是一荷包，烟袋荷包。汉军是秃杆顶，就一旗子。定：按《大清会典》讲的，旗子就不一样。何：我一看电视剧里头，(八旗兵)出来了，正黄旗、镶黄旗，我一看全是汉军旗。黄带子头里走，后头全是汉军旗。这分不出来。还有一个，俄罗色蒙古旗，这您研究过吗？定：我没听说过，您说。何：这是回民入旗。回民官到三品以后，皇上赏吃御宴，皇上赏吃的御宴难免有什么乳猪啊什么，怎么办？你就不能算是伊斯兰了，这叫反教了，反教怎么办呢？算你入旗。你算哪旗啊？也不能把你搁到满洲里头，也不能搁到汉军里头，就给他单列一个旗，叫俄罗色蒙古旗。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丢了，就还有一本《满汉辞典》，是道光年间的手抄本，上边还写着俄罗色蒙古旗，我一看：“哟。”一般人恐怕……这是回民入旗。你就入旗吧。这是大清的国法！你官到三品了，这是规矩。(我祖父)就说庆老头(庆亲王奕劻)啊，胡子全是黄的，还一边说话一边闻鼻烟，后来我问金恒绩，说你们家老祖闻鼻烟闻得胡子都黄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事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家鼻烟壶倒是挺多的。所以呢，这咱们都是听说。我跟金恒绩他母亲张莉珊注194提过这事。定：对，张莉珊，就是金莉珊。何：我管她叫老太君，抬高身价么。她属羊，她今年是88周岁。德胜门晓市啊，我跟我妈还去过呢。那阵儿我妈拉着我，这都是解放以后，我们家那儿供碟儿，就跟拴螃蟹似的这么一摞：“走，你跟我去。”去了，铺一张布，把碟往上一摆，您爱买几个买几个，剩下的我们就拿回家去……也卖出点去吧。都这么大供碟，拿小线拴着，得，经济萧条，就是卖东西。我还跟着去过呢。那东西一直摆到哪儿啊？一直摆到现在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就是关帝庙，武庙，注195我跟我妈一直摆到关帝庙后身。这我都赶上过。您甭说摆小摊，穿的不能破衣拉撒的，您得干干净净的，练摊去，要不谁上你那儿买东西？定：是不是那会儿摆小摊的差不多净是旗人呢？何：差不多都是。坐吃山空，没底儿啊，就是有字画卖字画，后来就卖碟子卖碗，就是黑饸饹末锅了，这是一个老北京的歇后语，饸饹面您知道吗？末锅呢，这锅底老煮呢都给煮煳了，叫黑饸饹末锅，最末一锅。那会儿我母亲小学毕业，可是高小啊，别人高小毕业能找一份好工作，那是响当当的。(我母亲)拿着高小毕业的(证书)，一看，名字是秀珍，也没有姓，满族，不要。我舅舅呢，也是，他高小毕业了，他叫秀绪，后来怎么办呢？改名吧。可是头里那姓咱不能胡姓啊，找一个什么根据吧，后来他们一个老曾祖母的娘家是汉军旗人，姓王，说干脆，咱们跟着老太太的娘家，咱们姓王得了。这么着，我母亲填一个王秀珍，汉族。去了，就有工作了。不单这样啊，我小学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叫什么琴的，报了少数民族。报一满族，老师就给发3块钱。我说我要是也报一满族，她也给我3块钱，解放的时候给3块钱可不少了。但是咱不要那个，咱也不缺那个，怕什么呀？怕有政策，等把(少数民族)统计好了，你是满族，再给你尅回东北去！有一次统计户口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将来又有什么政策啊，回头再给你整一家伙，害怕。定：您就一直没报满族？何：到后来呀，孩子不是要上学了么，这才给更正回来。1989年，这叫恢复满族。

4.白莲教、义和团和一贯道

何：我再给您讲白莲教。白莲教我祖父跟我说过，但是这件事咱们得批判着看。清朝末年哪，就是我祖父出生的时候，以前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们不知道，像同

男男GaYGAYS 免费看秦国的边关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真相，秦国人非常惊骇。赵武灵王入秦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秦国的地形，顺便了解一下秦王的为人（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假扮使者人秦视察地形这件事，也说明了赵武灵王意欲灭秦的雄心。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在彻底灭掉中山国之后，赵武灵王封前太子赵章为代地安阳君，并且派田不礼为相，协助赵章治理代地。赵章不服他的弟弟赵何继位（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田不礼不但不约束他，还帮他出谋划策。赵国重臣季兑对赵武灵王废嫡立幼可能引发的内乱看得清清楚楚，他亲自去拜见相邦肥义，对肥义说，公子章强悍骄横，党羽众多，田不礼残忍傲慢，这两个人扭在一起，一定会闹出乱子。您负有重任并手握大权，动乱会从您那里开始，灾祸会向您那里集中，您必定最先受害。您为什么不声称有病退出政坛，把国家大政移交给公子成呢？不要让自己成为怨恨的集聚地，不要做祸乱发生的阶梯。肥义听后说：这不行。当初主父把新王托付给我的时候说，不要变更法度，不要改变你的忠心，直到你去世。我接受了王命，如果现在害怕田不礼作乱而忘记承诺的王命，这就是变节负心，有什么罪过比变节更大！有什么错误比负心更严重！变节负心，无法得到人们的童卜容。常言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不应在他面前感到惭愧（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我已经有言在先了、我要兑现我的诺言，怎能只顾自保！况且忠臣当灾难临头时要保持节操。您已经给我忠告了，但我不敢背叛自己的承诺。李兑说，那您好自为之吧！我能看到您只有今年了。说完痛哭流涕而去。李兑见过肥义之后，多次去见公子成，要他防范田不礼作乱。肥义知道赵惠文王将要经历一场劫难，于是他召见将军信（shēn，申）期。他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让我非常担忧，夜不能寐，他们表面上说得好听，但实际上是不忠不孝，我不能不防。今后，如果有人请见国君，一定要先让我见，没事才能让国君进来。信期立即答应下来（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赵武灵王对于自己放弃强权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废长立幼所潜伏的兄弟相争，明显认识不足。在退拉四年之后，他的一个错误想法，使得赵国内乱爆发、自己也被困而活活俄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赵惠文王四年，群臣进都城朝会，前太子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主持朝拜，自己在一旁暗中观看。他看到长子赵章垂头丧气地屈身在自己的弟弟面前，北面称臣，心中顿生怜悯之情。他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赵章做代王，赵何做赵王，但是这个打算没有来得及决定就中止了。朝会之后，赵武灵王和幼子赵惠文王、公子章一同到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游览，父子三人分住在三处宫殿。公子章以为机会来了，他派人假传赵武灵王的命令，召赵事文王到赵武灵王住的沙丘宫来。肥义知道后，担心这事有假，便自己一个人先去，结果，被公子章和田不礼所杀。将军高信得知此事，保护起惠文主，并和赵章、田不礼的党羽打起来。公子成和李兑听到赵章叛乱的消息，立即从国都邯郸赶来，调动四邑的军队前来镇压叛乱、公子章越败，逃到赵武灵王的沙丘宫，赵武灵工收留了这个逆子。公子成和李兑追杀公子章，包围了沙丘宫。结果，公子章被杀，田不礼及其他党羽也都被消灭了。此时，赵惠文王年幼，公子成、李兑两个人掌握大权。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咱们因为追杀公子章而包围了“主父”，即使撤兵，我们这些人也要被灭族啊（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于是，两个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包围沙丘宫，并且向宫中的人发出通告：“最后出来的人灭族。”这一下，沙丘宫里的人全跑出来了。赵武灵王也想出宫，但是出不来，又没有食物，只好去掏雏雀充饥，三个多月以后饿死在沙丘宫（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俄死沙丘宫）。公子成和李兑确信赵武灵王死后，才向诸侯发讣告报丧。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命公子成为相国，代替已经为国捐躯的肥义，封为安平君，同时任命李兑为司寇。弃强权终酿内乱惧族诛困死赵雍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他对赵国的贡献堪与秦孝公对秦国的贡献相媲美。为什么赵武灵王最终竟然会惨死于沙丘宫呢？沙丘之变实质上是赵国的一场宫廷政变，这一事件涉及赵武灵王、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五个人，但是，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就其内因而言，是赵武灵王自己犯了错误。赵武灵王虽然果敢地推行“胡服骑射”，为赵国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赵武灵王在君位继承上犯了不少错误。一是废长立幼。公子章是赵武灵王的太子，只是因为赵武灵王后来得到了吴娃（孟姚），非常宠爱吴娃，几年不出吴娃之宫（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吴娃生了赵何之后，赵武灵王居然废了公子章而立赵何（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赵国国君的传位比较混乱，没有形成固定的立嫡立长制度，立长、立爱、立贤，交替进行，完全随国君之意而为。所以，赵武灵王废长子立幼子在赵国并非特例，但是，这种传位制度人为地导致了长子赵章和幼子赵何之间的君位之争。二是放弃强权。赵武灵王是在自己推行“胡服骑射”获得成功的壮年突然退居二线，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赵武灵王这样做主要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辅佐幼子成功掌权，但是，赵武灵王的幼子因为年龄太小，根本无法掌权。赵武灵王自己退居二线，手中的权力自然大大削减。其实，赵武灵王自己不在盛年退位，继续发展、巩固赵国“胡服骑射”的成果，继续提升赵国的综合国力，对赵国的发展天有好处。同时，在他继续掌权的时间里，幼子赵何也会逐渐长大，当他有能力独立处理国事之后再传位给他，这会比传位给一个少年国君强得多，沙丘政变的悲剧也完全可以避免。任何一位国君都必须拥有政治强权，一旦失去政治强权，就失去了对全国政局的控制能力。赵武灵王被困沙丘，活活饿死，就是放弃政治强权的恶果。它不仅是赵武灵王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赵国的历史悲剧。三是朝令夕改。赵武灵王是因为特别宠爱吴娃才改换太子的，后来他对原太子赵章的感情又增强了。此时，赵何已经继位，赵国的大臣也已经接受了赵何。但是，赵武灵王却因为偷偷看到了长子赵章对幼子赵何行君臣之礼而怜悯赵章，想把赵国一分为二，由长子赵章做代王，幼子赵何做赵王。这件事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是，它足以启发原太子赵章的野心，沙丘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赵武灵王不懂得国君的地位一旦确立之后，绝不能轻易改变。朝令夕改，犯了为政大忌。四是分裂国家。赵武灵王看到长子跪拜幼子而动了分裂赵国的想法，虽然最终未能执行，但是，有这个想法本身对于一个赵国的最高决策人来说实在是太幼稚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一方面，晋国一分为三己经是实力大减，如果赵国一分为二，在战国后期的统一之战中赵国必然难以生存。另一方面，即使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赵章会满足吗？赵章的目的是做整个赵国的赵王，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代王。给赵章一个代主，不可能满足赵章的要求，他必然还想要更大的权力。所以，赵武灵王分裂赵国的想法只能诱发长子赵章更大的野心，沙丘政变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以上是内因，就外因而言，涉及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四个人。赵惠文主年幼，确实无法掌控朝政，但是，公子章沙丘政变，公子成围困父王达三月之久，赵惠文王竟无一行动，也无一言相救，事后也没有任何问责，未免太不尽情理。公子章由太子被废为安阳君，是其父头脑发热的结果，对公子章来说确实不公平。但是，公子章不明白，如果他发动叛乱，谋取君位，只会引发赵国更大的内乱。即使成功，也只会造成国内的动荡与杀戮；如果不成功，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废掉公子章的理由确实使他恶气难平，这也是人性使然。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叔，他参与了平定公子章叛乱的军事行动，但是，围攻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又使他难逃被诛的命运。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地困死赵武灵王，确实不近人情，但是，公子成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为了自己的生存，顾不上侄子的生存，这是人的本能，不过，公子成逼杀赵武灵王，也使赵国的崛起之路戛然而止，断送了赵国的前程。李兑最早觉察到公子章的篡位野心，并和公子成做好了应对突发政治事件的准备。但是，在诛杀公子章以后，他和公子成为了自保，逼杀了赵武灵王。虽然这种做法有自保的因素，但是，为臣者弑君，中止了赵国。崛起，李兑对赵国最后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赵武灵王悲剧结局的最大受益者是秦国。秦国在东方六国之中最可怕的一个对手赵国，就这样在内耗中中止了崛起之路，这是历史对秦国的再一次眷顾。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确实存在着历史的必然，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三家分晋。赵武灵王惨死这些偶然性因素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始皇，不仅是因为秦国崛起了，还因为其他诸国都犯下了各种各样难以饶恕的错误。赵武灵王为自己的政治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用自己生命换取了赵惠文王的继位，但是，赵惠文王能够继续其父赵武灵王的功业吗？赵惠文王能在多大程度上挽回赵武灵王的过失呢？第19章秦赵之争在赵国的发展史上，赵惠文王是第二个起关键性作用的国君，他是其父赵武灵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拥立的。那么，赵惠文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赵惠文王治理下的赵国还能延续赵武灵王的上升势头吗？赵惠文王和秦国的争斗对秦始皇统一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秦昭王欺诈夺宝蔺相如完璧归赵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所面对的第二个目标是赵国，然而赵国这块骨头并不好啃，因为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国君赵武灵主通过“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国力迅速提升，而且赵国还曾经有灭掉秦国的雄心与行动，这对秦国统一六国造成了巨大障碍。但是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由于错误地传位给小儿子赵惠文王，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赵武灵王死后，赵国令人遗憾地停止了崛起的步伐，于是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利用这个机会，在外交和军事上向赵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其中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么和氏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和氏璧又是如何成为秦赵之间的争斗焦点呢？除了和氏璧之争，秦赵两国之间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对抗呢？秦昭襄王为秦始皇最终消灭赵国究竟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赵武灵王之死中断了赵国的崛起之路，但是，凭借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成果，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仍然是东方的强国之一。而且，赵惠文王在位期间赵国涌现出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名臣良将。赵惠文主凭借着父亲的遗产，依托名臣的辅佐，称雄诸国。赵惠文王在位之际，得到楚国国宝和氏璧。秦昭襄王听说此事，立即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这块举世闻名的和氏璧。和氏璧是一块宝玉的名称。相传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叫卡和的人，在楚国山中捡到一块玉璞（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献给了楚厉王。厉主让鉴宝专家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是一块普通石头。厉主大怒，认为卞和在欺骗自己，就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左脚。不久，厉王死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把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主也让鉴宝专家来鉴定，结果还说是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右脚。武主死后，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璞到楚山下大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最后哭出了血。文主听说后，派人向他：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都没有你这样痛哭，为什么你哭得这样伤心呢？卞和回答说：我不是为我的脚被砍掉而痛哭，我哭的是有人竟把宝玉说成是石头，给忠贞的人扣上欺骗的罪名。于是文王派人剖开这块玉璞，发现果然是一块稀世宝玉，便把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由于这块宝玉珍奇，来历又如此不平凡，因此，被公认为世间至宝，价值连城。这就是秦昭襄王不惜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来骗取和氏璧的重要原因。赵惠文王和大将军廉颇及诸大臣商量：如果把宝玉给了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能到手，赵国会白白受骗；如果不给，秦军一定会动武。于是，想派一个使者出使秦国，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宦者令（管理宦官的长官）缪（miào，妙）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担当这一重任。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胜任呢？缪贤回答道：我曾经因为犯罪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立即阻拦我问：您是怎么了解燕王的呢？我对他说：我曾随大王与燕王见过一面，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跟我交个朋友，因此我想到他那里去。蔺相如对我说：赵强燕弱，您又受赵王宠爱，所以燕主想和您交友。现在您是从强大的赵国逃到弱小的燕国，燕国怕赵国，燕王肯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押送回国。您不如负荆请罪，也许能侥幸得到大王的赦免。我听了他的意见，大王您也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有勇有谋，派他出使秦国非常合适。于是赵王立即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用十五座城邑请求交换和氏璧，能不能给他？相如答：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赵王又问：秦王得了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相如答道：秦国请求以城换璧，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如果赵国给了秦国宝玉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秦国理亏。所以，宁可答应，让秦国承担理亏的恶名。赵王再问：谁可以当使臣？相如答：大王如果无人可派，我愿意奉璧出使。城邑归赵了，就把和氏璧送给秦；城邑不能归赵，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于是赵王就派遣蔺相如携和氏璧出使秦国。秦昭襄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蔺相如献上和氏璧，秦昭襄王大喜，把宝玉传给殡妃和左右侍从欣赏，左右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昭襄王并没有用城邑与赵国交换和氏璧的意思，便上前说：这块璧上有个小瑕疵，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便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手持和氏璧退了几步，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凭着它的强大，想空手套白狼，给我们的城邑，我们恐怕得不到。商议的结果是不和秦国交换。而我认为平民百姓交往尚且不欺骗，何况是秦国这样的大国呢？而且为了一块璧惹得强秦不高兴，也不应该。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和氏璧，恭呈国书。我来到贵国，大王却在普通的台观接见我，礼节傲慢。我看大王并没有给赵王十五城邑的诚意，所以我才收回和氏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和氏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蔺相如手持和氏璧，斜视着秦廷的柱子，正准备要往柱子上撞。秦昭襄王怕他真把和氏璧给撞碎了，连忙道歉，请他万万不要这样做，并召来主管官员打开地图，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邑交割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王不过是用这种欺诈手段摆摆样子罢了，赵国根本拿不到十五座城邑，于是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畏惧贵国，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玉。秦王琢磨着这宝玉不能强夺，于是就答应斋戒五天，请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肯定会违约，便派随从怀中藏好和氏璧，提前走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赵国。秦王斋戒五天后，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恭请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后对

说通过颜真卿的努力，进而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平原郡的城门之南，所有人共推颜真卿为反抗叛军的盟主。在如此危急局势下，河北、河南地区对叛军的反抗终于形成了体系，逐渐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安禄山一定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窘境，当他回味过来时，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晦暗的景色。安禄山！你的血腥屠杀换回来的终将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气节颜真卿在河北的大动作不仅惊动了安禄山，同时也让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大为惊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河北诸多州县陷落于叛军之手，让李隆基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无奈地发出“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感叹。现在颜真卿的横空出世，让李隆基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颜真卿的模样，但他知道颜真卿起兵后，还是兴奋地对朝臣说了一句话：“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一个曾经在朝为官被排挤出去的人，一个让自己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居然会为自己尽忠到底，当李隆基知道颜真卿在河北的举动后，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忠臣。感慨良久的李隆基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颜真卿，为此他派出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从山西东下河北作战。郭子仪受命出征后，先是在单于都护府的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军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安禄山手下大同军使高秀岩的叛军，继而攻克了河东道的静边（今山西右玉）军，又在河曲（今山西永济）第二次打败高秀岩，最终一直打到军事战略要地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进而打通了东进河北的道路。当颜真卿知道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之后，他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安禄山无暇东顾的情况下，颜真卿果断向西急速收复领土，试图与在山西的郭子仪会合。但就在此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噩耗，他的哥哥颜杲卿被安禄山无情地杀害！颜杲卿在常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但因时间仓促仍不具备公开举兵的条件与时机。鉴于安禄山准备西进潼关直指长安、颜真卿在河北公开举兵以及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为了牵制与阻滞安禄山西进的速度，配合颜真卿在叛军后方的作战，颜杲卿决定提前举兵。此时恰巧安禄山派遣手下的部将高邈回到幽州去征兵，以解决河南境内兵源不足的问题，颜杲卿决定举兵的时候，高邈已经完成了征兵的任务，正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在颜杲卿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突袭机会。当即，颜杲卿任命部将冯虔率领五千人马在槁城设伏，突袭半路经过的高邈。突袭高邈的过程十分顺利，顺利得甚至有些出乎颜杲卿的预料，在将高邈押进牢房的同时，颜杲卿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安禄山的部将何千年从东都洛阳回范阳督粮，于是又一举擒获何千年。擒获高邈并没有为颜杲卿带来什么，但擒获何千年却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何千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在面对颜杲卿的时候，他为了保住性命，向颜杲卿献上了自己的计策：“现在太守想要效忠大唐，开始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做得很好，现在更应该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看太守的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叛军真要是打过来，恐怕难以应对。您应该把城外的河沟挖得深深的，城墙的壁垒筑得再高一些，不要同叛军硬碰硬，等到郭子仪的朔方军来到后，合力一同进攻叛军。现在我建议您发檄文到赵、魏之地，让他们切断通往范阳、幽州等地的要道，对外宣扬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很快就会通过井陉，并游说正在攻打饶阳的张献诚，明确告诉他，他手下的那些人全都是地方的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即将到来的朔方军，这样饶阳之围即可解除。”何千年一番长长的话语，让颜杲卿不住地点头，于是他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事实证明，何千年的计策确实是个好计策，张献诚在听到朔方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顿时大为惊恐，立即解散了人马，饶阳之围顿解。不仅如此，当时河北诸多郡县，除去范阳、卢龙、渔阳、密云、汲、邺六郡仍效忠安禄山之外，十七个郡县全部宣布归顺朝廷，至此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人马已经达到二十万以上。应该说颜杲卿采纳何千年的计策，一度使得河北的战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河北不仅是安禄山的老巢和兵源、军需补给的战略大后方，同时又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颜杲卿在河北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对于准备西进攻打潼关的安禄山来讲，无疑增添了诸多难度，从某种角度而言牵制了叛军。话复前言，何千年的计策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前边说的是有利的结果，接下来要说说不利的结果，而这个不利的结果恰恰让颜杲卿送掉了性命。叛军西进潼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洛阳筹划他的登基大典，当他听到颜杲卿在常山居然连续捉住他的两员大将，并大有光复河北的意图时，让他十分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安禄山决定派部将史思明、李立节统领藩、汉混合步骑攻打常山，又派部将蔡希德统兵一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出兵增援史、李二人，共同形成对常山的重兵合围之势。这里着重提一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中的“史”指的就是史思明。史思明，初名崒干，宁夷州突厥人，与安禄山为同乡。天宝初年，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跟随安禄山讨契丹，任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他作为先锋平定河北，被禄山任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手下拥有八万人马。既然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就说明史思明和安禄山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叛乱的最初阶段，史思明算是安禄山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由配角变成了主角，这一点在后边我会详细说到，暂不赘述。事实上，史思明和李立节围攻常山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颜杲卿由于匆忙地暴露了自己，还未来得及加固城防，史思明和李立节就已经兵临城下。无奈常山城中兵寡将少，难以抵抗，颜杲卿不禁心急如焚，急忙之中派人杀出重围前往太原向太原尹王承业求救。然而王承业拒不出兵，他的理由是太原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自己现在自顾不暇。就这样，颜杲卿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但颜杲卿刚烈的性格，让他绝不甘心就此投降，他率众坚守危城，在势单力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常山城破，颜杲卿与袁履谦巷战力尽，不幸被俘。颜杲卿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并不理解自己如此优待颜杲卿，为什么这个人依然反水。所以他下令将颜杲卿押解进洛阳，自己要亲自审问这个人。“你本来是范阳一个小小的户曹（官名），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官名），没过几年又提拔你当太守，我可是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安禄山看到五花大绑的颜杲卿时，怒气冲冲地开口问道。“为什么要背叛你？你个杂胡！皇上如此恩宠你，你又为什么背叛皇上？”虽然被五花大绑，但颜杲卿并不屈服，怒目圆睁高声对安禄山喊道。安禄山本想用气势压住颜杲卿，但颜杲卿这突如其来的反问，让安禄山瞬间哑口无言。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颜杲卿继续向他开炮：“安禄山！你本来不过是营州放羊的杂胡，皇上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对你恩宠至极，皇上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居然兴兵作乱，涂炭生灵。我家累世为唐臣，官位都是大唐所赐，绝不是你安禄山提拔的功劳，怎么可能跟你这个乱臣贼子为伍，我为国讨贼，只恨未能亲自切下你的脑袋！杂胡狗！为什么还不赶快杀我？”颜杲卿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以至于眼睛已经血红。安禄山此时已然气急败坏，在颜杲卿骂完后，他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指着颜杲卿恶狠狠地说道：“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将他绑在柱子上，给我一刀一刀割他身上的肉！”顿时，士兵将颜杲卿从地上架起，拖着他向殿门外走去。“狗贼！我做了鬼也要找你索命！哈哈哈！”“一定要将他割上三千六百刀，解我心头之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冻彻人心骨，一个忠义气节之士的灵魂在寒风中傲然不屈，苍茫大地间飞舞的雪花，仿佛在为他悲号哀叹。值得一提的是，与颜杲卿一同赴死的还有太守袁履谦，以及颜氏一门忠烈三十余人。四百多年后，另一个铁骨铮铮之人文天祥用一种近乎膜拜的情感来抒发对颜杲卿的怀念，一句“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让世人对颜杲卿的气节更为深深折服：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想到此处，不禁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当颜真卿知道其兄颜杲卿以及颜氏一门三十余人被安禄山残酷地杀害后，颜真卿几乎昏厥过去。但颜真卿是一个比颜杲卿性格更加刚烈的人，那一刻他握紧拳头，强忍住悲痛，努力地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在他看来，悲痛绝不是反击安禄山的方法，将河北义军的势力无限扩大，才是对哥哥最好的告慰。颜真卿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河北变成埋葬安禄山叛军的坟墓。但就在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河北义军风起云涌之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传来。长安的门户——潼关，不幸失守！第二章灵武称帝胶着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迫不及待地称帝。这个腰腹肥硕的杂胡，此时终于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称帝后的安禄山虽然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范阳起兵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打进长安城清除杨国忠。安禄山十分明白这是他能聚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口号不能丢。所以在首次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虽然忙于应付河北的混乱局势，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潼关的进攻。经过他持续的进攻，终于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攻陷潼关。事实上，潼关作为长安的门户，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李隆基对于潼关的防守也十分重视，调派名将哥舒翰承担潼关防守的重任。之所以潼关最终不幸失陷，完全是由于大唐高层的内耗所致，这其中有李隆基昏庸偏执与自以为是，也有杨国忠的弄权固位与排斥异己，更有哥舒翰的公报私仇与因小失大。在此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大唐的确是损失了两员良将，此举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致使李隆基一时之间无将可派。但潼关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李隆基明白叛军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其他骁勇善战的将领一时间来不及征调，所以李隆基想到了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本是西突厥哥舒部落人。按突厥的习惯，他们常常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他的父亲是哥舒部落的首领，叫做哥舒道元，曾经做过唐安西都护府的副都护。哥舒翰的家族世居安西，而哥舒翰也生在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天宝五年（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很快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哥舒翰自幼就通读《左氏春秋》、《汉书》，所以极富智谋。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吐蕃凭险据守，唐军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哥舒翰大怒，限三日内破城，否则斩杀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哥舒翰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不可否认，哥舒翰兼具智慧与军事谋略，而且当时都流传着赞颂哥舒翰的诗歌：“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始终沉湎于酒色。李隆基想到哥舒翰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震边陲的名将因为长期沉湎酒色，导致自身瘫痪，已经在家休养了十个月之久。按说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李隆基本不该再让他强行带兵。但此时情况危急，最关键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在李隆基看来，目前情况下，只有哥舒翰是最好的人选。可是哥舒翰虽然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多大起色，只能站起身来慢慢行走，更别说行军打仗。因此对于皇帝陛下交给的重任，哥舒翰坚辞不受。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皇帝陛下从实际出发，切身考虑一下他这个半残废之人的身体状况。但李隆基似乎不为所动，而且抛给了哥舒翰一句狠话：“高仙芝、封常清叛逆，卿不可效仿！”哥舒翰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果还不识趣儿，那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万般无奈之下的哥舒翰只得接受了皇帝陛下的任命。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哥舒翰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潼关。临行前，李隆基在勤政楼亲自为哥舒翰送行，并让文武百官到长安城郊为大军壮行，可以说李隆基对哥舒翰寄予了厚望，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至此全部系于哥舒翰一身。大军进入潼关后，哥舒翰基于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依然采用先前高仙芝、封常清定下的重兵聚关坚守的策略来与叛军对抗。当时哥舒翰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真正经过战场上血与火洗礼，灵与肉考验以及生与死较量的士兵并不多，只有少数来自河西、陇右等一直跟随哥舒翰征战的士兵训练有素。最关键的是，哥舒翰此次是硬着头皮来到潼关，以他身体状态来看，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无奈之下，哥舒翰准备将军务托付给他比较信任的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田良丘全权处理。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的文弱书生，如此危急的局势之下，这么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让哥舒翰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只得将军队分开，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另一个部将李承光掌管步兵。事实上，从哥舒翰到达潼关的那一天开始，守军的内部就展开了派系之争，王思礼是哥舒翰带去的，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李承光却是高仙芝的部下。高仙芝被冤杀让李承光一直耿耿于怀，哥舒翰虽然功勋卓著，但李承光并不服气。这是因为哥舒翰到达潼关后，治军不能保持公正，对待自己带去的部下十分宽厚，但对待先前高仙芝的部下则十分严厉。这样一来，潼关的守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大敌当前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全力对付叛军，搞得将帅不和，军队没有斗志。天时不利加上人和不谐，如此一来，唐军所能仰仗的只有地利了。潼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考虑到潼关守军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哥舒翰采取坚守的策略还是十分得当的。哥舒翰的设想是，利用潼关的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或者说让郭子仪、颜真卿的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战区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出关给予叛军致命的一击。为了让李隆基充分了解潼关的局势，不至于像猜忌高仙芝和封常清那样猜忌自己，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详细说明了之所以闭关固守的原因，得到了李隆基的充分理解。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哥舒翰始终没有主动出战过。这期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曾经率领叛军再次来犯潼关，甚至运用计谋让部将崔乾佑仅带不到五千老弱病残之兵驻扎在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象，暗中却在陕郡周围部署精锐部队，想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然而哥舒翰也是身经百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诱骗，他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哥舒翰在潼关与安禄山形成了胶着状态，其实谁都明白，随着各地反抗叛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种胶着状态无疑对唐军是有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舒翰一定会有机会和叛军一决高下。然而正当两军在潼关处于紧张的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开始出

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国境之南，有士死战

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二〇〇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二〇〇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其余的部队在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六十六军殿后。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同古，廖耀湘（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还远在腊戌，九十六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二〇〇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二十二师还远在长沙，九十六师则被甩在武汉。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福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中间（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同古（又称东吁或冬瓜）—仰光。西边：印缅边境，如印度的英帕尔。二〇〇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当部队终于赶到了同古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映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追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统统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鬣狗。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刚好在同古碰到鬣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追击的鬣狗是日军五十五师团，人数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二〇〇师，重武器也全面领先。好在二〇〇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同古。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升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黄景升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事。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坏。二〇〇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同古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将为兵之胆。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五十六师团一部前来夹击。五十六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与日军十八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日方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他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誓与同古共存亡。工事不断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黄景升，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同归于尽。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戴安澜率部苦战十二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两千人的牺牲，歼敌五千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同古阻击战”。在如此逆境下，以一比二点五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

矛盾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虽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道，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甚至有胆大的人袭击远征军……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二〇〇师在同古血战十二天之后，鉴于援军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同古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二〇〇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在此会合，伺机而动。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特点二，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那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特点三，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遭到了Mr.史迪威的反对。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同古，反攻仰光。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就不同。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美英两国的工作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美国人的援助可不是能够免费领取的。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很明显，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光杆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史迪威根本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六十六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若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鬼了！

“仁安羌大捷”

中国军队血战同古十二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情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多来自英联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五十五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七千余人让日军三千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亚历山大此刻真的“压力山大”，虽然英军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投降！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就这样，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一一三团被派往仁安羌。这个孙立人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在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一千余中国军人将七千英军（里面有少量西方媒体工作者和传教士）给救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也没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一千七百公里。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有生力量。

撤退

虽然仁安羌获胜，但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腊戌失守。曼德勒失守。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传来！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完全糜烂，无法挽回！既然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但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里（印度）也行，但中国军队得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看来，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专恶心盟军。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力。杜聿明则认为，让堂堂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杜聿明安排第九十六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殿后。新三十八师属于六十六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好篮球——国手级别。后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到了印缅边境。英国人还是要缴枪。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就看谁更横！英国人一是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三十八师武装进入印度。

殉国

之前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大概如下：第六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是对比莉·狄利亚而言，真正的战争不是关于婴儿的生命或新娘的名誉，而是关于不服从，当然，那指的是公马们在为谁能控制那些母马和马驹而厮咬。普立安牧师一方有《圣经》和历史，米斯纳一方则有《圣经》和未来。她揣摩，现在他正让这世界等着，直到理解他的角色。比莉·狄利亚把凝视的目光从米斯纳带着搜索神情的眼睛垂到新娘头上沉重的花饰，再到新郎的后颈上，当即想到她曾经喜爱过的一匹马。虽说新郎以他的名义保存着对一次赛马传奇的记忆，但是比莉的生活却因那次赛马受到伤害。鲁比初建时，K.D.所骑的那匹取胜的马“硬货”，属内森·杜波列斯所有。那次赛马过后几年，她会走路之前，内森先生曾把她举到“硬货”的光背上，她骑在马上的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那次起，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每逢他有差事进镇，他都要卸下马鞍，用手掌扶着她的腰，让她骑在马上绕着她家旁边的校园转圈。“扶这些孩子们骑马，”他总是这样说，“这片土地需要更多的女骑手。大家都叫着要汽车，最好还是早早扶他们的孩子骑马吧！‘硬货’从来不会坑人的！”就这样骑着，直到比莉·狄利亚长到了三岁——当然还是太小，用不着穿日常的内衣，而且没人注意或在意她的皮肤碰触有节奏地运动着的动物的大片毛皮时感觉有多好。在她拼着力气用脚踝夹着“硬货”，强忍着它脊背的摩擦时，大人们都乐呵呵的，因她的快活而高兴，还把内森先生叫作倒退的黑人，说他需要学会怎么开车换挡，以便按时赶达目的地。后来有一天，是个礼拜日，内森先生骑着“硬货”大步在街上慢跑。比莉·狄利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或骑到马了，她跑到马跟前，要求把她举上去。内森先生答应她办完公事就停下来一会儿。她还穿着礼拜服，就在她家院子里等着。当看到他绕开从教堂出来的人群骑马过来时，她从院子里跑到中央大街上，在举起双手等着被抱到“硬货”的背上之前，先把礼拜日的紧身短衬裤拽了下去。之后的事情就糟透了。她被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顿，那剂羞耻药她过了多年才明白过来。笑柄就此留了下来，而让她更没面子的，是教训她的人就是她母亲。突然之间，在那些盯着她看时感到很舒服的男孩们的眼睛里出现一股阴暗的光彩。突然之间，在女人们的眼睛里出现一种好奇的兴奋，男人们把目光转向别处。她母亲则是持久地监视。内森·杜波列斯再没有主动要她上马。“硬货”从此与她永世无缘，人们对那匹马的公开记忆都是K.D.骑着它赢得了比赛，而私下里它却是一个小女孩耻辱的容器。只有多薇·摩根太太和她姐姐索恩好心善待她——在街上拦住她，给她拉正辫子上的蝴蝶结，夸奖她在她们的菜圃中干活出色。有一次，多薇·摩根太太拦住比莉·狄利亚，想抹掉她原以为小姑娘玫瑰色嘴唇上涂着的化妆品时，满脸笑容，而且没说出一通可恨的教训话，甚至在发现她的手帕抹过之后仍然干干净净时，还道了歉。若不是有她们俩，还有安娜·弗拉德回来了，她的少女时代简直过不下去。倒不是安娜或者摩根家的两位太太让她感到了身为独生女的奇特落寞感——她们孩子不多或没有孩子，而大多数家庭自豪于有九个、十一个，甚至十五个孩子。因为阿涅特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哥哥，她们俩成为密友也就顺乎自然了。她知道人们把她看成疯丫头，一个从小对光屁股骑马不仅毫无疑虑而且还满心欢喜的丫头，她会在礼拜日当众扒下衬裤，为的就是寻求那份刺激。虽然是阿涅特在十四岁时就（和这个新郎）有了性关系，倒是比莉·狄利亚背上了包袱。她很快就注意到姑娘们眼睛里的警觉神色，因为她们的母亲告诫过她们不要和比莉·狄利亚沾边。实际上，她守身如玉。直到现在。由于她情不自禁地爱着一对兄弟，她的童贞没人相信还存在，也就像米斯纳牧师举着的十字架一样保持缄默了。这时牧师闭上了眼睛，下巴上的肌肉抖动了很长时间。他举着十字架，仿佛举着一把锤子，要竭力把牢，唯恐掉下来会砸到人。比莉·狄利亚巴望他能重新睁开眼睛，看好新郎，把十字架砸到他的头上。还是别啦。那会让新娘尴尬的，她好不容易赢得了这个损害过她少女名誉的丈夫。这个丈夫原先在和阿涅特有那事的前后，都曾向比莉·狄利亚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这个丈夫在阿涅特外出求学时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追求随便哪个不足五十岁的穿裙子的人。这个丈夫让他未来的新娘怀了孕却撇下她，他明知道未婚母亲（而不是要做父亲的人）得求她的教会原宥。比莉·狄利亚曾经听说过这种事，但在鲁比，怀孕的姑娘是能够结婚的，不用理会那男孩热切与否，因为他住得离她家很近。他还会在教堂或者他所去的任何地方遇到她。但这个新郎不是如此。这个新郎让新娘吃了四年苦，之所以同意和她成婚，只是因为被另一个女人踹下了床。那一脚踹得太重了，他都不能很快地来到祭坛跟前了。比莉还清楚地记得那踢人的女人到来的那天，穿的鞋早已设计好要踢这新郎的屁股了。比莉·狄利亚对那个怪模怪样的姑娘的痛恨是本能的，而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十月天和她母亲吵得不可开交之后不得不到女修道院借宿，那种痛恨也会是永久的。那天，她母亲像个男人似的打她。她先跑到安娜·弗拉德那儿。安娜正和一个送货人谈交易，要她在楼上等。比莉·狄利亚独自哭着，觉得过了足有好几个小时。她舔着开裂的嘴唇，揉着眼睛下面的青肿。在她窥见阿波罗的卡车时，就从后楼梯溜下去，趁他买苏打汽水的当儿钻进了车里。他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阿波罗提出把她带到他家，但又无颜对他父母解释她的情况，也受不了他那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任何一个的白眼。她要他带自己到女修道院外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她在女修道院那儿看到和学到的，改变了她的一生。同意给阿涅特做伴娘是她在鲁比肯做的最后一件动感情的事了。她在丹比找到了一份工作，买下了一辆车，也许会开车到圣路易去呢，只是拿她的双重爱恋无可奈何。不管嘴里嚼没嚼烟草，斯图亚特都不是个有耐性的人。因此，连他自己都奇怪怎么会看着米斯纳的举动而心平气和。他周围的教众早已嘀嘀咕咕，还交换着眼色，可斯图亚特自信不像他们那样沉不住气。尽管没有起镇定作用的烟草嚼在嘴里，他仍然目不旁视，沉默不语。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听老爹讲过他赶了六十五英里路把需要的物资运回黑文的经历。那是一九二○年。禁酒令如今已经从州范围内扩展到全国实行了。一种叫作支原体肺炎的疾病在黑文为祸，而老爹是为数不多还能走动的人中的一个。他独自去了。骑马去的。他在洛根县买到了需要的东西，把药品捆在外衣里面，把别的供应品绑在马上。他迷了路，日落之后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看不见，但是嗅到似乎在左边相当近的地方有一处篝火。随后，突然之间，他听到右边有呼喊声、音乐声和枪声。但他在那个方向没看见亮光。他身陷黑夜之中，两边又有看不见的陌生人，他必须决定到底是向有肉香的冒烟处骑去，还是奔音乐和枪声而去。或者哪儿也不去。篝火那边可能是取暖的强盗，而音乐可能意味着以施私刑取乐的人。他的马作出了决定，它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小跑着向篝火而去。老爹在那儿看到了三个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他们坐在藏于一个坑洞里的篝火旁边。他下了马，把帽子拿在手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了声“晚上好”。男人们对他表示欢迎后，听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便警告他千万别进城。他们说，妇女们在那儿用拳头打架，孩子们都喝醉了，男人们不争不吵只用火器说话，禁酒的法律根本没用。他们来是为了拯救一个家里人，在那儿已经喝了十二天了。他们已有一个人进去找他了。老爹问，那城叫什么名字？他们答说，普拉·桑格尔。城北边界处有个牌子：黑人免进。城南立着一个十字架。老爹和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天亮之前谢过他们就离开了——往回走找到了回家的路。斯图亚特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想到当时他父亲独自一人走在黑夜里，右面有枪，左面是陌生人，吓得嘴都闭不上了。可是大人放声大笑，想的是别的事。“‘黑人免进’在一头，十字架在另一头，中间是不受约束的魔鬼。”斯图亚特没有弄明白。魔鬼怎么可能待在十字架附近呢？这两个标志有什么关联呢？然而，从那时起，他曾经看到过十字架吊在妓女的乳沟中，军人的十字架绵延几英里，黑人院落中火上燃烧着十字架，（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施私刑的一种仪式。）职业杀手的上臂文着十字架。他还看见过一辆小汽车的后视镜上吊着一个十字架，满满一车的白人侮辱着鲁比的小姑娘。不管米斯纳牧师想的是什么，他是错的。一个十字架比一个支架强不到哪儿去。此时，斯图亚特用手指捋着胡子，注意到他的双胞胎兄弟正在倒换着双脚，随时准备抓住他前面的椅背，对米斯纳的行为加以制止。索恩坐在迪克身边，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气声，明白了她的错误有多严重。她刚要触碰丈夫的手臂，告诫他别站起来，这时米斯纳终于垂下了十字架，说出婚礼的开场白。迪克向后靠坐，清了清嗓子，但伤害已经造成了。他们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那时候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掏出一支枪对准了K.D.；那时候米努斯不得不插进去阻止斯图亚特和阿诺德之间的推推搡搡；那时候梅布尔没有给教会烘烤食品义卖会送糕点。由婚讯的宣布召来的祥和及好意如今全没了。她家的招待会将是引发问题的又一个由头，而最麻烦的是，索恩没有告诉别人，她已经铸下了邀请康妮和女修道院里的姑娘们来参加招待会的大错。由于误解了事先的警告，她就要主持鲁比前所未见的一次最大的混乱场面。她两个死去的儿子都靠在开尔文冷藏箱上，剥着西班牙花生的壳。“水池里是什么东西？”伊斯塔问她。她瞅了一眼，看见了羽毛——色彩鲜亮，但小得像鸡毛——在池子里堆成一堆。她觉得莫名其妙：她并没有宰杀任何禽类并拔毛，而且也不可能把羽毛扔在那儿啊。“我不知道。”她答道。“你得把它们收起来，妈妈。”斯考特告诉她，“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他们俩都笑起来，吱嘎吱嘎嚼着花生仁。她回过神来，想不出什么样的鸟是那样的颜色。当成双成对的兀鹰飞过镇子上空时，她想那是梦境的含义：无论如何，这段婚姻不会改善什么。现在她相信她的两个儿子想告诉她的是别的意思：她净想颜色了，其实要点在水池。“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她邀请的那些奇特的“羽族”不属于她家这栋宅子。当凯特·戈莱特利终于按下风琴的琴键，一对新人转过身来面对教众时，索恩哭了。部分原因是看到新娘和新郎强颜欢笑，部分原因是害怕怨恨，如今它已经漫步在去她家的路上了。人们早已注意到，摩根兄弟俩很少互相交换目光或说些什么。有人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彼此嫉妒；他们只是看起来观点一致，内心深处其实相互怨恨，这在小事情上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在对汽车的看法上：一个极力推崇雪佛兰，另一个则顽固捍卫奥兹莫比尔。其实，兄弟俩几乎在每件事上都看法一致，而且不用交谈，永远都有默契。一方就像熟悉另一方的面孔似的熟悉他的想法，只是偶尔才需要用眼神加以肯定。此时，他们站在迪克家中的不同房间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所幸，米斯纳迟到了，米努斯很清醒，普立安得意扬扬，而杰夫则让斯维蒂占住了。梅布尔出席婚礼之后，让她的儿媳去参加招待会。新婚夫妇中规中矩——适当地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失礼仪。加里牧师——稳重又快活——是让一切顺利进行的最佳保证。他和他太太莉莉的二重唱是一绝，如果他们能让音乐开始……斯图亚特打开钢琴盖，而迪克则在客人中穿行。他走过普立安牧师身边时，对斯维蒂和杰夫点头微笑，还在普立安肩头拍了一下让他放心。在餐厅，餐桌引来啧啧赞叹，但除去儿童还没人就餐。礼品台边的喁喁私语似乎有些紧张和过度。斯图亚特等在钢琴旁，他的铁灰色头发和天真的眼睛非常协调。他周围的孩子像玛瑙般灿烂；妇女们穿着依旧很新颖的复活节服装，亮丽而恬静；男人脚上吱吱作响的新鞋像瓜子一样闪光。大家都很拘谨，过分彬彬有礼。他想，迪克大概在说服加里夫妇时遇到了麻烦。斯图亚特去取烟草，不出声地催促他的双胞胎兄弟去试试别人——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尽快开始演出，不要等到普立安借机祈祷他们回到战场上去，或者，老天保佑，杰夫开始念诵他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愤懑不平。这么一来，普立安的下一个目标就该是K.D.了，K.D.是从来没服过兵役的。斯图亚特纳闷索恩跑哪里去了。他看见多薇正从新娘的头发上摘下面纱，他那双天真的眼睛又一次欣赏着妻子的身材。不管她穿什么——礼拜日的盛装，白色的教堂制服，甚或他的浴袍——她的娇躯都能使他满意地微笑。但这时迪克在示意他注意节目，于是斯图亚特就把欣赏多薇的目光移开，当即看到了他兄弟努力的成果。凯特走到钢琴跟前，坐了下来。她弯起手指，开始弹奏。先是一阵前奏的颤音，伴随着友好的咳嗽和预料中的低语。这时西蒙和莉莉·加里来了，哼呀哼的，考虑怎么开始。他们从三分之一处进入了《亲爱的主，牵我手》，一张张笑脸转向音乐的方向，这时他们听到了一辆老式凯迪拉克汽车的喇叭声。康妮没有来，但她的房客来了。玛维斯开着凯迪拉克，吉姬和西尼卡坐在后面，前排乘客座上是个新来的人。她们谁也没穿参加婚礼的衣裙。她们走出汽车，样子像是歌舞团的姑娘：粉红色的短裤，很暴露的上衣，半透明的裙子；涂了眼影的眼睛，没有抹唇膏；显而易见地没穿内衣，没穿长袜。耶洗别（《旧约·列王纪》中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妃，以邪恶淫荡著称，后指荡妇或浓妆艳抹的女人。）库房里的东西全给洗劫来装扮胳膊、耳垂、脖颈、脚踝，甚至鼻翼了。玛维斯和索恩在草地上互相致意，心里都不舒服。另外两个女人漫步走进餐厅，打量着餐桌。她们说着“嗨”，还高声嚷着不知道除了柠檬水和潘趣酒外还有没有别的喝的。没有，于是她们就做些几个年轻人已经做过的事：溜出摩根家的院子，走过安娜·弗拉德的店铺来到大炉灶跟前。几个本地姑娘已经在那里聚过又撤走了，把那块领地留给了普尔家的男孩：阿波罗、布鲁德和赫斯顿。留给了西赖特家的人：小蒂莫西和斯派达。留给了迪斯特里、维因和罗约尔。米努斯也加入了他们一伙，但一直和他说话的杰夫却没来。目不暇接的新郎也没来。音乐响起时，多薇正从羊肉片上刮去肥肉。乐声中她切了自己的手指，于是嘬着伤口的血，这时奥蒂斯·雷丁尖叫着“噢唔——小姑娘……”盖过了赞美诗平和的祈求。屋里、屋外，一直到马路上，节拍和热烈的气氛都是忘乎所以的。“噢，他们正开心着呢。”普立安牧师身后一个声音悄悄说。他转过身来看，却没有找出说这句话的人，于是便继续瞅着窗外。他了解这样的女人。像孩子似的，总是想着要开心，很投入，可也总需要一点间歇。随便一抬手，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有些人谅解或宠爱她们。有些人在被她们搅得不得安宁时只是垂下眼睛一语不发。他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目光，她便点点头，离开了窗户。她和他同样清楚，沉湎于玩乐的成年人是已然开始腐朽的明显预兆。不用多久，整个国家就会在玩具的浪潮中被冲走，因喧闹的音乐和空洞的笑声而辨不出调子。但是不会在这里。不会在鲁比。不会在普立安牧师还健在的时候。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们在跳舞，胳膊举过头顶甩着，千姿百态地舞动着。她们又笑又叫，只是谁也不看，只看她们自己摇摆的身躯。本地的姑娘们回头看着，不屑地哼上两声。布鲁德、阿波罗和斯派达

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太和殿内景晋宏逵：紫禁城的命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天上的星空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帝王的所居，而紫禁城就是紫微垣在地上的投影。紫禁城内部，采取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而且布局得十分巧妙，很有秩序。不管咱们说它有千间房也好，一万间房也好，八千房也好，这些房总要按一定的秩序排列起来，换句话说，你找门牌总要有门牌号吧。它是怎么安排的呢？它的前朝部分特别疏朗，你看前三殿建筑，是整个北京市最雄伟的建筑，甚至于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最大的建筑，明代的太和殿比现在的还要大，至少用材料用的很多。王鲁湘：明代的叫皇极殿。晋宏逵：明代皇极殿是九间啊，现在的太和殿是11间，因为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了，所以整个体积缩小了。王鲁湘：在明清两朝的500多年里，紫禁城的屋脊是不是北京最高的屋脊？晋宏逵：紫禁城不是。紫禁城的太和殿是最高大的，但它不是最高的。王鲁湘：那些城门楼子会高过它吗？晋宏逵：城门楼子没有高过它。景山五亭建成后是最高的，白塔寺的塔也可能比它高，但它应该是最高大的了。它的北边就是东西六宫，皇帝自己家庭的所在地。那些房子千门万户，却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有人用众星捧月来比喻后庭与前朝的关系。再具体地从建筑空间艺术角度来看，当时由前门进城，前门之后是大明门，大明门之后是天安门，大明门天安门之间有千步廊，是很低矮很平缓的，但是拉的距离很长。到天安门前头，这个千步廊变成了丁字形，道路突然横宽了，凸显出天安门的高大，然后再到端门，又过了一个关才看见午门，午门又恰恰是一个凸字形的布局，人走在里面肯定感觉渺小，更凸现天子宫殿的伟大。王鲁湘：几年前我来故宫的时候，沿着这条中轴线走了一遍，体验当年外官进京见皇帝的那种心理感觉。我感觉故宫就是一个平面压缩的金字塔，从永定门进来以后就到了金字塔底下，然后一直往里头走，每过一道门等于上一个大的台阶。等到了太和殿的时候，实际上是到金字塔的顶端了，人走了这么远的路，腿也开始累了，膝盖也开始软了，到了太和殿门前的时候，感到不跪也得跪下了。晋宏逵：但是在整个明清，能够有幸看到太和殿的没几个人。一般的官员是没有资格进到太和门的，只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进，进也只能进到太和殿的丹墀上，进屋不太可能。由此而看，故宫具有很高明的空间布局艺术。另外，从规划布局上看，故宫的设计有条不紊，它要表现封建的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皇权至上，所以萧何那会儿就讲了很著名的一句话。王鲁湘：刘邦很生气地问他，你怎么这么浪费啊，建这么大的宫殿干什么？晋宏逵：人家萧何就说了：“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最高最大，后代人都没法超过。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了，成为宫殿建筑的一个主调。王鲁湘：而且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条中轴线一直到清朝都没有什么树木，特别是太和殿前面这么大一个广场，一棵树木也没有。这也是要表现一种皇权至上的概念，因为一旦有了树木，就有了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种很威严、很秩序的感觉就没有了。晋宏逵：前朝的部分都是很规整的线条，很直的。王鲁湘：到了后寝，到他自己家里头的时候，花木复苏，御花园各种庭院里面各种各样的树木就有了，这体现的是一个亲切的人的尺度。晋宏逵：另外，他调动很多建筑艺术的手法突出皇权的主题。比如说屋顶都是黄的，屋身全是红的，台阶全是灰的或者白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就意味着单调啊，所以他在屋顶和屋身之间加了彩花，而且是以青绿色为主。你再去看紫禁城的很多细部，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同样是琉璃瓦，有黄色有绿色，而琉璃瓦屋脊上的兽，它的数目要表现等级制度，表现级别，最高级的建筑数目最多，最低级的建筑数目最少，它那些影壁、琉璃门上面的花纹又都非常活泼。故宫绿色琉璃瓦残片故宫黄色琉璃瓦残片王鲁湘：而且为了突出紫禁城这一片，北京城其他地方都不能用黄色琉璃瓦。所以当时要是从上空俯瞰的话，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灰调子，在灰调子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紫禁城。晋宏逵：你这个描述非常准确。整个北京城是在封建制度下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作为封建制度应该被否定，但在建筑艺术上应该被肯定。王鲁湘：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在古代，黄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的最明亮的色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故宫的墙面是朱红，屋面是金黄，两个都是暖色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个和五行有关，墙面的红色是火，屋面的黄色是土，火生土。晋宏逵：这个我倒没考虑过，我只能说这个现象，大概从金代就形成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喜好，秦始皇喜好的是黑，唐代的墙大概是青白色的，到金代以后，就是红墙，白台阶，黄瓦，至于根据什么确定的，这我还真没有研究过。王鲁湘：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皇城的建筑上还是遵循着阴阳五行的法则。晋宏逵：金朝中都的建设是学习了宋代汴梁城的设计，宋代也有他的来源。总之，我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个事，但我觉得，皇家建筑肯定有它的传承，也肯定有它的讲究。王鲁湘：这里面都包含着几个核心的文化价值理念。首先就是中，中国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中的概念，这也就等于有了关于核心的概念，紫禁城中轴线加上这样一个长方形的框就是一个中字，天下之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是三大殿从天上看像一个土字，土居天下之中73，这又是一个中的概念。今天我们看沙盘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前朝与后寝正好是“负阴抱阳”，阴阳交泰74了，所以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过渡性的一个宫，就叫交泰殿。很多年以前，我仔细数过紫禁城城墙上的几个主要建筑的屋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是360个。晋宏逵：这个我还没数过。王鲁湘：360是个天数，一周天75。四个角楼，每个角楼是28个，象征天上的28宿。我觉得，里头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平面的形状，都有中国文化的意蕴在中间。晋宏逵：现在问题就是，文献当中对这些东西很少有记载，所以只能作为推测。如果我们的推测和事实相符的话，这种推测也能自成一说了。王鲁湘：反正从中国文化中间能找到一个说法。作为天子的居所，紫禁城除了表现森严神圣的皇权和等级，自然也是皇帝一家的宅院。所以，与前朝的威严刚毅相对，内庭的一切布置和设计，都是为这个大家族的衣食住行服务的。晋宏逵：他调动这么多技术，有突出的主题，有突出的轴线，有严谨的规划，还有这么优美的室内和室外建筑设计，最后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个建筑的各种功能。皇帝的礼仪活动场所是三大殿；他日常办公的地方有乾清宫，后面有养心殿；后妃住的地方有东西六宫；太后们住的地方有西边的慈宁宫；皇子们住的地方有南三所和东西五所；太子受教育的地方有文华殿。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这些人的心理，这些人的宗教活动、精神寄托怎么解决呢？所以宫内又有很多的道教宫观，也有一些佛教的寺院。王鲁湘：包括喇嘛教的。坤宁宫内景晋宏逵：故宫博物院里头现在还有48处宗教活动场所。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们从来没有被扰动过，一些佛像上还拴着当时地方进贡来的一些条幅，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进贡，给谁谁谁的，贡的是什么佛，这太珍贵了。王鲁湘：清朝皇室又是满族，他们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也都有，比如在坤宁宫里头。晋宏逵：萨满教都在坤宁宫，佛教和道教有延续明代的，也有他们自己新建的。王鲁湘：明清两代中国第一家庭的世俗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包括文艺生活，都可以在这个紫禁城里头解决了。晋宏逵：统统得到满足。故宫里还有皇家出版社，也就是修书处。纪晓岚这些著名的文人都在里面上过班、编过书，这也是紫禁城一个很大的成就。王鲁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紫禁城绝不能单独理解成中国的最高行政中枢，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庭各种各样生活的所在，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在这个里头完成的。晋宏逵：对。我们现在扯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紫禁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去考虑它，怎么认识它的问题。四、故宫的价值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第二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今天，人们来到这里，透过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心脏，也包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故宫代表中国进入了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它的文化价值无可辩驳地得到了举世公认。晋宏逵：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突出性、普遍性和世界性。也就是说，世界如果缺了它，文化就是不圆满的。紫禁城的文化价值是世界性的，那它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一个是从实物角度看，它有宫殿建筑。它的宫殿建筑不单单是咱们说的600年历史，而是两千年，为什么？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历代王朝就在不断地进行皇宫建设，但留存到今天且唯一完整的皇宫建筑，就是故宫，所以它自身有600年历史，但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它每一个地方都是传统的。王鲁湘：您说的这个两千年，从秦始皇开始，可能还说短了。比如说景山，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故宫后面这个山为什么叫景山，因为景山也可以理解为影山，影山可以作为屏风这种东西来理解。但看了偃师的商城遗址我才明白，商城遗址后面那个山就叫景山，可见其来源有多远。晋宏逵：所以它的传统，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文献有记载，有一些文献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地下流传的。但是作为一种传统，延续时间应该有几千年了。另一种实物，就是故宫所藏的150万件文物，这些文物从分类来讲是可移动文物，但这些可移动文物和其他可移动文物不一样，它不是到哪都可以摆的。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皇家长期收藏的最后成果，它的东西看起来是清代的收藏，但是文献上说得很清楚，它照盘接受了明代的东西，明代这些东西是从元来的，元代是直接从南方拉过来的，所以它的东西是皇家收藏的直接延续，150万件文物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王鲁湘：说到这一点我就想，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但是只有三个地方叫博物院，一个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是南京的故宫博物院。这三个地方之所以称院，不称馆，是因为院的级别好像比馆高一点，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有资格称为院，恰恰是因为里头的收藏都是皇家收藏。故宫博物院晋宏逵：这得说说故宫文物的流失过程和辗转过程，它和抗日战争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政府对于保护这笔中华民族的最珍贵遗产做了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当然，二战期间各国都在转移自己的文物，怕毁于战火，但故宫的转移延续了很长时间，辗转的路程大概是历史上最长的，这是欧洲各国没法比的。当时转移的故宫文物有13000多箱，还有当时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这些地方的文物6000多箱，加一块将近两万箱文物，都运到四川，分三个地方保存。王鲁湘：四川贵州。晋宏逵：贵州的最后也回到了四川乐山一带保存。过了抗日战争之后，从四川又回到当时的政府所在地南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到战局不利，就在正在北还的文物中选了一批运到了台湾，这批东西有档案，有图书，也有所谓的古物。当时的分布是这样的：古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以清宫旧藏为核心的。王鲁湘：还有没运走的也回京了。晋宏逵：北京故宫的文物还有建国以来收购的，还有一些考古发现的新东西，还有一批是大家不太重视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关于文物价值的概念局限在清宫旧藏和艺术品上，但我们现在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这些东西的。王鲁湘：那么凡是清宫使用的现在也是文物了。晋宏逵：对啊。很多帝后不是书画家，他们画的东西艺术性很差，但是它反应了帝后的心路历程，那也是文物啊。这批东西，台湾应该是没有的，都留在北京了。把这些东西算在一起，再加上武英殿的那些书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有150万件。南京博物院呢，它的藏品不是以故宫文物为核心的。王鲁湘：它藏有一部分故宫南迁留下的东西。晋宏逵：那不是它的主要藏品，另外，现在有十几家博物馆都叫博物院了。王鲁湘：从收藏主体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我们故宫这一边是切不断关系的。晋宏逵：从藏品角度看，它们是一个整体；从哲学角度看，它们是一个系统；从文化内容看，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王鲁湘：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情。刚才说到故宫的价值，说到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延续，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故宫，整个东方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没有了。晋宏逵：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它在文化上到底有哪些价值？它代表了一种被中断的文明形式，它比较完整、生动地表达了这个制度。我们在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是在书本上看不到的；可以体会很多东西，这也是在文献记载上找不到的。王鲁湘：正因为如此，故宫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体中国人的心。故宫发生的任何事情，马上会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故宫的维修，自然也会引起全体中国人的高度关注。五、故宫大修2004年6月4日，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近百年来，紫禁城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工程。总投资20亿元，历时19年的故宫大修，将被分为三个阶段：从2002年10月武英殿试点工程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对公众开放。到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

弟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仓皇出逃到齐国。至于宣姜，尽管作为一位母亲她很不幸（两个儿子一死一逃），作为一颗政治棋子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卫惠公即位的那一年，宣姜的父亲齐僖公以强硬的态度干涉了卫国的内政，他命令急子的另一个同胞弟弟公子顽与宣姜通奸。据《左传》记载，“齐人命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昭伯就是公子顽。从辈分上讲，宣姜是公子顽的母亲，公子顽不愿意“烝”宣姜，齐国人就强迫他！这道匪夷所思的命令体现了血缘政治的荒唐与无赖。齐僖公深知卫国人怀念急子而憎恶卫惠公，担心卫惠公势单力薄，地位不稳。因此他未雨绸缪，要公子顽与宣姜通奸，目的是要他们生出既有齐国血统、又有宣姜血统的后代——齐国可以通过这些后代来加强对卫国的控制，同时这些后代在感情上也能被卫国人民接受。公子顽开始对这一任务强烈反对，但是在齐国人的威逼之下，不得已与宣姜睡了。没想到，徐娘半老的宣姜仍然魅力无穷，公子顽很快就乐不思蜀，两个人翻云覆雨，如胶似漆，前后竟然生了五个儿女，大大超出了齐僖公的任务指标。更重要的是，这些儿女长大成人之后，果然成为连接齐国与卫国的桥梁，在齐桓公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在此不表。【细节决定成败：一颗甜瓜引发的血案】公元前695年冬天，也就是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冬天，郑国的首都新郑再次发生政变，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刺杀了郑昭公，并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亹（wěi）为君。高渠弥是郑庄公时代的猛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但是因为世子忽（也即是后来的郑昭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高渠弥由此对世子忽怀恨在心。郑昭公二度为君后，高渠弥又怀疑郑昭公终归有一日会对自己下手，怨恨加上恐惧，使得他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公子亹因高渠弥而上台，自然对其感恩戴德，封高渠弥为上卿，与四朝元老（现在应该称为五朝元老）祭仲共同执掌朝政。自郑庄公去世后，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世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世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城里的百姓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粉墨登场，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剧终。公子亹昙花一现，仅仅过了一年，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前694年，齐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临淄出发，来到郑、卫边境上一个名叫首止的地方，对郑国形成窥探之势。齐襄公此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久前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这事虽然最终嫁祸给了公子彭生，但是国内外舆论仍准确地将矛头指向了他，搞得他灰头土脸，很不好受。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齐襄公决定做一两件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拿郑国的公子亹和高渠弥开刀，替郑昭公找回公道。凭心而论，齐襄公这个切入点找得不错。一方面，高渠弥弑君乃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讨伐高渠弥就是拨乱反正，替天行道。另一方面，郑昭公还在当世子的时候，曾经领兵替齐国打败北戎，有恩于齐国，齐襄公的父亲齐僖公也一直对郑昭公青睐有加，数度想将女儿嫁给他，可以说，郑昭公是齐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老朋友被人杀害，齐襄公不能坐视不管。可笑的是，公子亹和高渠弥竟浑然不知齐襄公屯兵首止的真实意图，当齐襄公派人邀请他们前来会盟的时候，这两个人欣然赴会，还以为从此攀上了一棵大树，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一到齐营就被抓起来。公子亹被齐国的武士乱刀砍死，而高渠弥被处车裂之刑——所谓车裂之刑，就是五牛分尸，受刑者死状极其惨烈。齐襄公给高渠弥下这么重的药，自然是为了昭告天下，他让正义得到了伸张。公子亹此行，本来也想带上祭仲同去，但祭仲已经是一只众所周知的老狐狸，怎么会看不穿齐襄公的把戏？他借口患病，坚决不去首止，因而躲过一劫。公子亹和高渠弥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从陈国迎立了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真可谓铁打的祭仲，流水的国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六朝元老了。真不明白，郑国上上下下怎么就能容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迎立国君当把戏呢？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齐襄公重塑形象的第二件大事，是帮助卫惠公复国。前面说过，卫国人于公元前696年发动政变，立公子黔牟为君，将宣姜的儿子卫惠公（公子朔）赶到齐国。卫惠公在齐国一住七年。齐襄公即位之后，本来对卫惠公也不感冒，长期将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现在为了扬威于诸侯，齐襄公决定尽舅舅的一份力量，将这个外甥送回去。公元前689年，齐襄公发动诸侯讨伐卫国。参加讨伐的有齐、鲁、宋、陈、蔡等多国部队。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齐襄公甚至将文姜带到军中，一路玩乐，迤逦而行。联军于这一年夏天举兵，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进入卫国边境。出人意料的是，自从濡葛之战后就断绝了征伐之念的周王室，这次竟然麻起胆子，派了一位叫子突的下级官员，带领一小支王室部队前往卫国，对黔牟进行支援。这种支援充其量只能算作声援，然而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联军春季进入卫国，初夏就结束了战事，卫惠公顺利地重登君位。由于王室的干涉，这次复辟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卫惠公大手一挥，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同谋的大夫宁跪被流放到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子突带回雒邑，在王室的庇护之下安度余生。《左传》这么评论这件事，认为公子职和公子泄当年发动政变，立黔牟为君，行为过于草率鲁莽。凡立君而且能够稳固其政权的，必先考虑其本末，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立其为君。如果其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被立，或者立后不能安定国家的，不予以考虑。这是废话。齐襄公帮助自己的外甥重登君位，当然也不能亏待自己，他顺手从卫国带走了大批宝器。这些宝器，多半是周朝初年周成王赏赐给卫国的第一任国君卫康叔的，至此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不只价值连城，更象征着卫侯受命于周天子管理一方领土的权力。对于自己的另一个外甥——文姜的儿子鲁庄公，齐襄公更是照顾有加，将这批宝器分了一部分，派人专程送到鲁国去。不过，鲁国人并不领情，在史书上酸溜溜地记载说：“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吹了枕边风才给的。有了这次分赃，又有文姜从中调和，齐襄公与鲁庄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舅甥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齐襄公单独接受了投降，而将鲁庄公撇在一边。这种“吃独食”的行为有违利益均沾的国际合作准则，鲁庄公的弟弟庆父很不服气，一时间恶向胆边生，向鲁庄公建议说，我们最好趁这个时候偷袭齐军，齐军没有防备，必定大获全胜。鲁庄公吓得连忙捂住庆父的嘴，小心翼翼把他拉到角落里，批评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鲁国，是我们的德行不够，齐军有什么罪呢？《夏上说，要下苦功培养德行，德行具备之后，别人自然会降服。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服人，我们现在这水平还是老老实实回去修行，等待时机吧！”悄然领兵回国。对于鲁庄公的行为，后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注重反思自己行为操行，遇到任何问题，总是从自身出发找原因，严厉批评自己，很少责难别人。在那充满怨恨的杀伐之世，能够不为血气所驱使，不轻易挑起与大国的战争，是明君应有的风范。我只能说，他的脾气真好。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重振大国雄风的时候，公元前686年冬天，一场宫廷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脆弱的平衡之上。一旦这种平衡在某个方面被打破，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起因只是一个甜瓜。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公元前687年七月，甜瓜成熟的季节，齐襄公派大夫管至父、连称前往葵丘戍边。镇守边疆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按照当时的通例，士兵戍边满一年就要轮换，如果超过一年还没有人前来换岗，可以擅自离岗，不作逃兵处理。当时齐襄公也是这样安排管、连二人，说：“及瓜而代。”意思是明年瓜熟的时候，寡人派其他人去葵丘轮换二位，不必担心。有了齐襄公这句话，连称和管至父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带着士兵前往葵丘去了。边疆的生活着实单调，不止人烟稀少，还单调乏味，远不如城里的丰富多彩，两个人在那的生活百无聊赖，业余时间也就是钓钓鱼，打打牌，喝喝酒；实在郁闷不过，便光着膀子站在旷野里喊几嗓子，听听远处的回音；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村里抓几个姑娘，有时其乐也融融，有时其乐也泄泄……总之，一年时间晃晃悠悠也就过去了。某个炎热的夏日，两个人摆了张席子，坐在大树下纳凉，士兵端了一盘新鲜的甜瓜给他们解暑。吃着吃着，连称突然说：“瓜熟了啊。”管至父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脸络腮上还挂着甜瓜汁，也恍然大悟道：“瓜熟了啊。”可是瓜熟了很多天，也不见齐襄公派人来接管工作。看来齐襄公把这两个人的事给忘了。这也难怪，他成天想着东征西讨，干涉他国的内政，还要抽时间和文姜约会，不在戎车上，就在文姜的绣榻上，不在文姜的绣榻上，就是在去文姜绣榻的路上，哪里还记得起葵丘有那么两个人在傻乎乎地等着他派人去轮岗啊。没过多久，葵丘的边疆部队派专人不远千里给国君送来一个熟透了的甜瓜。齐襄公吃了两口，觉得味道很不错，点着果盘责备使者说，这么好吃的瓜，应该多送两车来，怎么只有一个？使者说：“这个……嗯……啊，那个连称大夫和管至父大夫说，嗯……这个瓜，您知道的，就那什么……”齐襄公把瓜往盆里一扔，瞪了他一眼，使者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头垂得更低了：“他们说，瓜又熟了，您该找人去代他们了。”齐襄公又好气又好笑，抄起一块甜瓜，咬了一口：“那么点破事，犯得着兜这么大一圈子吗？你回去告诉他们，下次瓜熟的时候再说。”使者这回没敢多说：“是。”一溜烟跑了。这时候齐襄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而无信已经给自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使者回到葵丘，将齐襄公的话对连称和管至父一说，这两个人当场便跳起来，也顾不得有旁人在场，吹胡子瞪眼，摔杯子摔碗，发了一晚上牢骚。发完牢骚，他们端起酒杯，瞪着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眨巴眨巴就作了一个大胆而草率的决定：杀掉昏君，以泄心头之恨！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告诉我们，几件毫不相干的事如果在同一时空相遇，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极其巨大的，以至于人们禁不住以为这些事情其实是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公元前686年，当连称与管至父阴谋作乱的时候，一个叫公孙无知的人进入他们的视线，使得他们眼前一亮，暗自感叹：这个人简直就是为了造反而生的。公孙无知是齐国的公室子弟，他的父亲夷仲年是齐僖公的同胞弟弟。齐僖公在世的时候，对公孙无知这个亲侄子宠爱有加，允许他穿着打扮如同嫡子。在那个年代，嫡子的地位远远高于庶子，嫡子不只享有继承权，在平时的穿着打扮、出行仪仗甚至膳食待遇上也区别于庶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培养庶子对嫡子的服从意识，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对于齐僖公来说，公孙无知连庶子都不是，却让他穿上嫡子的衣服，享受了嫡子的待遇，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齐襄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对公孙无知享受与自己同等的政治待遇就很有意见，等到他即位为君，立刻抓住公孙无知越级穿衣服这件事做文章，在众人面前将他好好数落了一番，降低了他的政治待遇。齐襄公这么做，当然是简单粗暴了点，但是并没有做错。只不过公孙无知也是骄傲惯了的人，当众挨了一顿批之后，颜面尽失，自然就对齐襄公产生了不满，进而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连称和管至父想杀齐襄公，但他们不能解决杀死齐襄公之后的问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具备合法性的新政权；公孙无知想取齐襄公而代之，但他现在无权无势，手里无兵，只能依靠别人。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上面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很快达成一致，分好了工：连、管二人负责杀人，公孙无知负责以公室子弟的身份，建立新的政权。一个女人在这桩阴谋中起到了间谍的作用。她是连称的堂妹、齐襄公的小妾，在史料上没有记载其名字和称谓，我们姑且称她为连妃罢，虽然也许并不准确。和公孙无知一样，连妃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只不过她不得志的场所不在朝堂，而在后宫。连妃为什么不得志？岂止她不得志，几乎后宫所有女人都不得志。前些年周天子郑重其事地将女儿王姬嫁给齐襄公做老婆，第二年也就郁郁而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从鲁国回来的文姜，她以酥风媚骨带给齐襄公无限美好的偷情感觉，成为了齐国后宫佳丽共同的噩梦。为了争取连妃入伙，公孙无知牺牲了自己的色相。他许诺，如果事成之后当上国君，就立她为夫人。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连妃不用掰手指头都算得出国君夫人与小妾之间的差距，她立马答应了公孙无知的要求，同意当他的同伙，为他们提供齐襄公的情报。齐襄公并未意识到危险临近。这一年十二月，他带领群臣和宫内人员前往姑棼（fén）赏雪，并计划在贝丘举行狩猎活动。这一消息通过后宫被传到公孙无知那里，他与连称、管至父三人决定动手。说来也是冤冤相报，齐襄公在贝丘打猎，冷不丁冒出一头野猪来，挡在他的车前。齐襄公命贴身小厮孟阳射杀它，孟阳拉开长弓，瞪大眼睛一看，大惊失色：“这哪里是猪，分明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又惊又怒，骂道：“彭生哪敢见我？”抢过弓来搭箭便射。没想到，那野猪如人站立，不住哀啼，把齐襄公吓得魂飞魄散，从车上滚下来，不但崴了脚，还丢了鞋，十分狼狈。回到姑棼的行宫，齐襄公方才发现自己有一只鞋不见了，叫了徒人费（徒人即寺人，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监）来问。徒人费说：“鞋子大概被野猪给叼去了吧。”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齐襄公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正好拿徒人费来撒气，亲自操起皮鞭，将徒人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徒人费好不容易一拐一拐地出了宫门，没走几步，就遇到一群黑衣武士。他想叫，还没叫出声，被对方拿刀柄一撞，就倒了。“昏君呢？”问话的人是连称。“在，在寝宫睡觉……”“把他杀了。”连称简短地吩咐，便带着人就往里冲。徒人费一把抓住他的衣角：“千万不要杀我，留我的小命，我可以进去做内应。”他把衣服褪下来，让连称看他背上的伤口。没错，新鲜的，还流着血。连称信了他，让他先潜回行宫当内应。这一举动虽然没有影响这次行动的最终结果，但从战术上讲，显然是犯了个低级错误，错就错在连称低估了徒人费的奴性。徒人费跌跌撞撞跑回寝宫，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外面遇到的事讲给齐襄公听。齐襄公吓得脸色煞白，不知道如何是好。倒是徒人费有主见，将齐襄公藏在帷幕之后，又要孟阳穿上齐襄公的服装，躺在齐襄公的床上当他的替身。徒人费自己则装作向连称通风报信，再一次出宫，企图趁连称不注意将其刺杀。当然，徒人费没有成功。连称等人杀死徒人费，又在宫门之内杀死了护卫石之纷如，径直闯进齐襄公的寝宫，将孟阳砍死在床上。孟阳的死到底没能挽救齐襄公。刺客们都是老手，将孟阳砍死之后，拿灯一照，年少无须，发现那不是要杀的人，遂四处搜索，忽然发现帷幕之下露出一只鞋，便知齐襄公藏在幕后。拉出来一看，齐襄公脚上只穿着一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厨房里擦洗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生活奢华的九十多岁老太太照样咳嗽，身体虚弱。现在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我下班后，七八点钟的样子到她那儿，捎去前一晚她说需要的东西。多半她会漏掉几样，我就再出门去那家印度商店。他，那个大个子印度人，这样的天气让他很受罪，他一脸苍白，准确地说是浅灰——他总是问问她的情况，摇摇脑袋，让我带点小东西给她：一点甜点或是一点饼干。我把这些给莫迪的时候，她样子好凶，火大得很：她很骄傲，但是她也很感动。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她就煮茶。她六点就吃过晚餐了，吃蛋糕、果酱和饼干。她说她懒得好好烧饭。她不要我花时间给她烧饭，因为“这会占用我们的时间”。她说这个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很看重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心有戒备且感到歉疚，好像让那些糟糕的事情发生的人是我。我们坐在那儿，坐在那浑浊难闻的空气里——不过我基本总能忽略它，注意不到屋里的气味，就像我拒绝注意到那些脏兮兮的茶杯一样。而她……给我解闷。我以前没意识到其实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讲讲我那些小故事，你喜欢这样，不是吗？是的，我知道你喜欢。”我当然喜欢。我告诉她我都干些什么，不需做太多解释。我若是参加了为某个重要人物摆的接风宴，或是去了鸡尾酒会，或者诸如此类的场合，讲给她听时她都能如临其境。她经历过奢华讲究的场合，而且还有她父亲呢：“有的时候，听你讲着，我会想起来他以前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刚去了罗马诺大酒店或是皇家咖啡屋或是音乐厅，还会告诉我们那帮大人物们都吃什么喝什么。”不过我不喜欢让她想起父亲，因为她垂着头坐在那儿，低垂着眼睛，痛苦地揪裙子。我喜欢她生气勃勃、蓝汪汪的眼睛闪闪发亮，满是笑意的时候；我喜欢看她那样子，因为那时我会忘掉那个满脸皱纹的丑老太婆，很容易就看到她的本质，朝气。这些晚上，她穿一件矢车菊蓝的棉布衫，上面有白色的点点：这是一条围裙，用她年轻时的一条裙子改的。我说我非常喜欢它，于是她拆了袖子，扯下后背：一条围裙。那些我扔进垃圾桶里的黑色厚衣服她又捡了回来。我发现它们用报纸卷着，放在前厅。发臭。不过她没穿它们。厅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年轻的时候，还没结婚，小小的瓜子脸，双眼露出好斗的神情，一头有光泽的头发，照片上是灰色的。她收藏着一缕自己白头之前的头发，鲜艳的亮黄色。我们分坐在黑火炉两边，炉上摆着一个茶壶，火舌舔着壶底，有时蹿到边上来，壶上还套着个脏兮兮的灰色保暖套，原本是……我干吗讲到脏就没完没了？我们的茶杯放在自己椅子扶手上，两人之间还有把椅子，上面摆一碟饼干。那只猫要么蹲在附近清洁皮毛，要么在长沙发上打盹。温馨，啊，没错。外面，冷雨；楼上，爱尔兰人一家在吵架，地板上没有地毯，孩子们的脚步声乒乒乓乓，那冰箱隆隆作响，惊天动地。她和我谈起她生命中所有的快乐时光。她说她现在很开心，因为我（而这么一小点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让我难以接受，让我很生气），因此她喜欢回忆美好的时光。幸福之事“我的德国小伙儿，要不是当时犯傻我就该嫁的那个，我们以前经常一起过周末。我们花一便士，乘公共汽车坐到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或者再往前一站。绿地，小溪，大树。我们坐在小桥的边上看流水，或者找一片没有乌鸦骚扰的绿地，坐下来吃东西。我们吃什么？我会从大肉块上切几片冷肉下来，那会儿妈妈还在世，所以我可以想要多少就切多少，然后把肉用两片面包一夹。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他带来的食物，因为他父母是面包师傅。你知道吗？那会儿的面包师傅十之七八是德国人。嗯，他的父母勉强能读书写字，但是他真真是脑瓜聪明，是个学者。后来他很有出息，越发显得我蠢，要是嫁了他，我就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了。但是我没嫁给他，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我父亲不会喜欢外国人，但是我最终嫁的那个他也不喜欢，我们做的选择他都不会赞同，所以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我不愿再想这事，我年轻的时候花了够多的时间思考了。等我弄明白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真蠢。你瞧，我那会儿不懂。汉斯人真好，是个真正的绅士，待我像女王一样。他会轻轻地、温柔地把我从阶梯上抱下来，我们在地上铺一小块白布，摆上从面包房里拿来的漂亮白面包卷和蛋糕。我那会儿会说，不，我得吃我带的，你吃你带的。最后，我带的总是都喂了鸟。“我回想那些日子，那些星期天。现在谁会相信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街，会有潺潺流水，鸟语花香……小溪到哪里去了？你在想。我知道，我现在读得懂你的表情了。唉，的确是该纳闷，那些水都到哪里去了。它在这条街半数房子的地基之下，就在那里。他们造这些房子，铲掉绿地的时候，我常常独自过来，看着那些建筑工人。自己一个人来。那时我的德国小伙儿已经走了，因为我不肯嫁给他。工人们做什么都是敷衍了事，他们现在还是这样；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本应好好把水引到沟渠管道里，但是他们懒得做。有的时候，如今也这样，我走在街上，还会在一栋房前驻足，心里想，没错，如果你们的地下室返潮的话，那是因为以前那些溪流里的水。有一栋房子，七十七号，它不断换房主，没有一个房主能待下去，因为它盖在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工人把地基砖头直接打在泥里，任水自流。在再往下去一点的地方，他们倒是开了一条真正的水渠引水，和现在这条主街平行，但是那些支流，那些我们以前经常坐在溪畔，把脚伸入其中的小水流，只能自寻出路。那些周日结束后，薄暮降临的时候，哦，那一切多么美好，他会说，我能搂着你的腰吗？我则会说，不行，我不喜欢——真是蠢。然后他会说，那至少挽着我的胳膊吧。于是我们就互相挽着，穿过绿地去坐公交车，在夜幕中回到家里。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从来没进过屋。他会吻我的手，然后会说，莫迪，你是一朵花，一朵小花。”幸福之事莫迪在一家女帽店做学徒工，断断续续在他们那儿干了好些年。学徒工生涯十分艰苦。她和姑妈住，姑妈没什么钱，能供她早饭晚餐，但此外就无能为力了，于是莫迪要么不吃中餐，要么上班时大半的路得走着去。那作坊在马里波恩大街附近。她常盘算是车费还是鞋子更花钱。她说她可以向一个表亲讨人家不穿的旧鞋，那人从来不用把鞋子穿到磨破才扔；或者去一家集市找二手皮靴。但是去上班的话，她得衣冠楚楚，这是她最大的麻烦。姑妈没钱给莫迪买衣服。她的老板娘给过她一条裙子、一件衬衫。“是这样的，她器重我。我们得打扮体面，因为主顾们会到作坊里来。哦，不要觉得她这么做是出于好心，她才没好心呢。她只是不想丢了我这个好帮工。好几年以后我才有钱给自己买了一件不错的棕色布衣，还有鞋子。买了新衣裳的那天，哦，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天。为了那件衣服，我省吃俭用攒了很久。买来的第一个周日我就把它穿上了，这样就能给劳里看了。这是谁给你的？他说，他就是这种人。他拽着我的胳膊，扯得我生疼。是谁，告诉我？反正不是你，我说，把自己的胳膊猛收回来，这一下袖子下面裂开了。口子不大，但衣服毁了。是的，人嘛，本性难移，做什么都改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还不明白这一点。很快我就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我省吃俭用攒钱买的一件新衣服，上身的第一天他就把它撕坏了。不过不要紧，我把它补好了，看不出痕迹。我走进工作间，孔雀似的到处炫耀，姑娘们都拍着手，唱起《一点心爱小物，对你大有好处》。“这事发生在我升职前不久，很快我又买了另一件衣服，蓝色的薄软绸，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的那件衣服，再也没有哪件衣服更让我欢喜的了。“哦，我们在作坊里多快活。学徒和帽工，加起来一共十五人。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边，背后的架子上摆着一盒盒花边、装饰，而面前的支架上摆着我们正在做的有檐帽和无檐帽。我们经常唱歌，嬉笑胡闹。有的时候我乐得有点过头，她就会进来说，是谁在吵吵嚷嚷的？是莫迪！规矩是，工作时要保持安静。但是我必须唱歌，我太开心了，而没一会儿我们就都唱起歌来，你知道，她不想失去我。“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怎么知道自己对她很重要的？如果我讲过，那我还要再讲一遍，因为我喜欢回想这事。你看，他以前常去巴黎，在店里看新一季的帽子，有的时候还能进巴黎帽店的作坊看，因为他认识能让他进去瞥一眼的人。他知道如何记得对我们有用的有檐或者无檐帽的样式。他以前把这些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溜出去，飞快画下来。他其实不会画画，但是能把关键的东西画出来，帽子的形状是怎样的，缎带是怎样扎的。然后他会回来说，你如此如此做，看到了，是这个形状，那个颜色的，用天鹅绒或者缎子，你尽量吧。嗨，我就好像能看到那草草几笔画后面的实物，从那开始做起，把帽子做出来，然后问他，诺罗夫斯基先生，这是不是有点样子呢？他就把帽子拿起来，盯着看，然后说，呀，还行嘛，莫迪。那话让我挺高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会走进工作室，站在我背后看我工作，只看我，不看别人，我刚做好一顶帽子他就伸手一把抄走，知道吗，他太贪婪了，根本不掩饰。看到这些，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和他在巴黎看到的很接近了。其他姑娘们也都知道，我们就会互相使个眼色。她看到我们这样，就说，够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使眼色的。这老板娘，她挺聪明，但是她只在自己的工作这一件事上聪明，她的工作就是让作坊赚钱。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方面聪明绝顶，但在另一方面却笨得够呛。她以为我们不知道她想要掩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明摆着的。是这样的，我有一份天赋，它就在我的手指尖上，还有我的想象之中，而这对于他们来说价值不菲，因为当主顾们到店里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展示我的活计，他开价最高的也是我做的帽子。“我以前会在我们的展销室外面站着，那几个门面就在邦德街边上，我站在外面看橱窗里的帽子，当然啦，橱窗里只摆两三顶，不像廉价帽店里的橱窗，总是塞满了帽子。橱窗里摆的总是我做的帽子。我一做好，它们就被抢走。“没错，我能从你表情里看出你想说什么，你想得没错。他们没有因此多付我钱。我的薪水是作坊里最高的，但是那从来就高不到哪里去，从来不足以让我不必再为未来操心费神。没错，你又猜对了，不要觉得我没考虑过要跳槽，或者打算开口说，请按我的价值付我工资，不然我就走人。我最终没那样做，只有一个原因，我实在太喜欢那份工作了，那一切都喜欢，材料的颜色和触感，还有共事的姑娘们，那会儿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那么久，我们互相了解，知道彼此的烦心事，还有……唉，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我也有错。他想要我去巴黎。哦，不是的，如果他还有别的心思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安排了。他说，我老婆也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切都清楚明白。他想要的，是他溜进作坊的时候我能跟着，亲眼看看那些帽子。他越想越起劲：他想象我回到伦敦，复制那些有檐帽和无檐帽，我敢说他希望我能做出几百顶，而不只是他脑子记得下来的那几顶。他还说他会付我一个好价钱的。唉，我了解他那个人，他们那一对，知道付给我的钱不会多到哪里去，但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小一笔了。但是我没法答应，我拒绝了。“加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一共有两次有人邀请我同去法国，一次是皮维特夫人，一次是那一对……一个是真正有教养的女士，然后是两个守财奴，好人和坏人。“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劳里。要是我去了巴黎，那他可就要没完没了了，就算是有一队的卫兵跟着去保卫我，他也会拿我撒气。原本的情况就已经够糟的了，我们还没结婚，我的胳膊上就有瘀伤，他总是：那个人是谁？谁看了你？那块手帕谁给你的？——我以前会省吃俭用，攒钱买有真正蕾丝边的亚麻手绢，我可喜欢它们了，我热爱漂亮的东西。不过他始终不知道我那会儿是有机会去巴黎的。要是我当初真去了，也许我就留在那儿了，说不定还会嫁一个法国佬呢。有的时候我回过头看看，看到我的生命中有过这些机会，通往什么美好的前景，谁知道呢？但是我从来没抓住它们，我总是对别人主动给我的东西说不，不。“但是那段时间我十分快乐，我想除了和约翰尼外，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比汉斯还有我们的星期天还要好。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我们那帮姑娘，围坐在那些可爱的帽子周围，哦，那些帽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唱歌，嬉笑打闹，讲故事，而她总是在附近，莫迪这莫迪那的，她会说，带头惹事的总是你。但我是她最好的员工，她也知道。尽管她很想撵我走，可大家都知道，因为有他保我，她也只好容忍我，不是吗？而我根本不在乎。我照样唱我的，我会唱——什么？我能不能给你唱一首我的歌？好的，我唱……”于是莫迪坐在那儿，唱歌舞剧里的老歌，有几首我听都没听说过。她现在唱起来老跑调，总唱破音，但是从她的笑声里你能听出她曾经的歌喉。幸福之事“我一定是新婚夜怀上的。一日不差，正好九个月。得知以后，劳里开心极了。你相信吗，我傻成那样，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悄悄去看医生，说我生病了，我要死了，我难受，我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我躺下来，他摸了我的肚子，然后在自己的桌边坐下来，哈哈大笑。哦，那是友好的笑声，没让我感觉不好，但是我的确自觉很傻。他说，福勒太太，你没有想过你这是怀孕了吗？什么？我说。你要生宝宝了，他说。骗谁呢，我说，不可能啦——在此之前，我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个可能。“后来我告诉劳里，他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们在客厅里。我们住在现在这条街下面那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他把那房间刷得漂亮极了，他是个好工匠，这点没人怀疑。他把房间刷成明亮可爱的米色，天花板上的环状花饰刷了蓝色和金色，壁脚板和挂镜线漆成蓝色。他还买了一个小五斗橱，也上了蓝色的漆，还不断地买小外套、小帽子——哦，尺码太大了，劳里离开我两三年后，约翰尼穿起来才算合身。不过我很幸福，那几个月我觉得自己是个女王。他待我好像对待一块水晶或者一只新茶杯。他不断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那会儿我特别想吃泡菜啊巧克力啊生姜啊，而这些东西价钱都不便宜。“后来宝宝出生了，我的约翰尼。你再也猜不到，自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对我恶语相向，再无一句好话。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个小孩儿似的？他忌妒，忌妒一个婴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会打趣他，然后他就会打我。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经常坐在他给我做的哺乳椅里，给宝宝喂奶，抬头看着粉刷漂亮的天花板，心想，我好饿，好饿，约翰尼是个胃口很大的婴儿，吸了又吸。我会说，劳里，去买点羊肉给我炖个汤吧，买点熏肉吧，我们和布丁一起吃。他则会回答，我上哪儿找钱去？他有工作的。唉，至于我弄明白我的未来会是怎样之后而感受的痛苦，我就不拿来烦你了，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回想我那时像个女王一样坐在那漂亮的房间里，坐在我漂亮的椅子上，抱着约翰尼，心里想劳里习惯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会多么幸福。”一个月之后我从来没有这么拼命工作过！要是我记日记只记个大概，也许以后……乔伊丝勉强坚持着，但是她的心不在这里。所有的采访、聚会、四处奔波、工作午餐、会议都由我负责。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让她露面。她靠内心

将领往往要领受死刑。秦国的诸位大夫及秦穆公的左右亲信都主张追究孟明视的领导责任，自然也有人建议判处三个人死刑。但是秦穆公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反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请各位都别再说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他们，完全是寡人的责任。”他还当着群臣的面吟了几句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隧，就是蹊径。这几句诗见于《诗经·大雅》的“桑柔”之篇，是当年周朝卿士芮良夫讽谏周厉王所作，大概意思是：人如果贪得无厌，必定带来祸患，有如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过之处如同蹊径。“所谓贪人败类，”秦穆公说，“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啊！因为我贪心不足而获罪于天，孟明视有什么罪啊？”大家听他这么说，都不敢再发表任何意见。孟明视感动得一塌糊涂，和西乞术等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下大力气发展生产，重新整顿军备，很快使秦国恢复了元气。公元前625年春天，孟明视率领大军东渡黄河，讨伐晋国。此时距公元前627年夏天的殽之战，不过一年多时间。晋襄公得知秦军入侵，连忙召回进攻卫国的部队，全力以赴迎击秦军。先且居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赵衰为中军副帅，王官无地担任晋襄公的戎车驾驶员，续简伯为戎车护卫，双方在彭衙发生战斗，史称彭衙之战。战争之神仍然眷顾晋国人，秦军再一次被打得大败而归。一个名叫狼瞫（shěn）的小人物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晋军的胜利立下首功。据《左传》记载，殽之战中，晋襄公任命梁弘为戎车驾驶员，莱驹担任护卫。秦军战败，秦将褒蛮子被俘，晋襄公命莱驹挥戈斩杀褒蛮子。褒蛮子是当时有名的勇士，手脚被牢牢绑住，却余威犹存，他眼睛瞪着莱驹，大喝一声，莱驹吓得手脚发软，连戈都持不稳，掉到地上。堂堂御前三品带刀待卫，居然被一个俘虏吓得魂飞魄散，实在是太丢人了。当时狼瞫是一个护旗的小兵，见到此情此景，也没有考虑太多，立刻冲上前去，拾起莱驹的长戈，手起戈落，将褒蛮子的头颅干净利落地斩下来。因为这件事，狼瞫受到晋襄公的赏识，取代莱驹成为了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但是，同年晋国与狄人战于箕的时候，中军元帅先轸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弃狼瞫不用，任命续简伯为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也许在先轸看来，斩杀一名绑住手脚的俘虏，并不能体现武将的本事；而且狼瞫身为护旗兵，擅离职守去斩杀俘虏，分明就是投机取巧。狼瞫对这件事深感耻辱，恼怒异常。他的好友说：“你为何不以死来洗刷耻辱？”狼瞫说：“我还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死！”“如果你想杀先轸报仇，我愿助你一臂之力。”荣誉就是“士”的生命，在当时的人看来，一个“士”的荣誉如果受到损害，应当果断地向带来这种损害的人报复，否则会被人视为懦弱。但是狼瞫有更好的考虑，他对朋友说：“我看书上说，以下犯上虽是勇气可嘉，却不是正义之举。因为这样而死，算不得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为国牺牲而无所畏惧。你就等着瞧吧！”彭衙之战，秦军来势汹汹，晋军严阵以待。狼瞫带着一支小部队攻击秦军，奋勇冲杀，所向披靡。晋军受到他们的鼓舞，跟在他们身后扩大战果，最终将秦军击溃，但狼瞫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用生命实践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左传》对狼瞫的评价很高，用“君子如怒，乱庶遄（chuán）沮”和“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意思是他怒而不乱，将怒火发泄到敌人身上，应该大大表扬。狼瞫原来只是一个小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体现出这么高的境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晋文公“教其民”的政策，确实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彭衙之战让秦国人给晋国人留下了笑柄。回想起来，当年孟明视等人从晋国被释放回国，在黄河的船上对阳处父说过“三年将拜君赐”的话。结果这一次秦国又大败，晋国人借此奚落秦国人，称秦军为“拜赐之师”。孟明视再次以败军之将的身份灰溜溜地回到了秦国。秦穆公见到他，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只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四个字：“继续努力。”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秦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奇怪的情绪中。这种情绪，不是消沉，也不是急躁，而是一种憋足了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绪。孟明视显得愈发成熟了。他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增修国政”的工作中，致力于为民众谋取福利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晋国的赵衰对同僚感慨说：“如果秦军再来寻仇，咱们最好避其锋芒。孟明视一再失败，回去之后却不急不躁，专注修整内政，其势必不可挡。”赵衰还念了一句诗来表扬孟明视：“毋念尔祖，聿（yù）修厥德。”这是《诗经·大雅》“文王”篇中一句，意思是：如果念其先祖，则应该述修其德以显之。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得晋国人霸气持续增长。彭衙之战后，晋襄公派使者前往鲁国，责备鲁文公说，你即位都这么久了，竟然不曾前来朝觐晋侯，究竟是有什么打算？鲁文公不敢怠慢，连忙启程前往晋国朝觐，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仅仅派了阳处父出面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人，在《春秋》上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将鲁文公前往晋国的事，给屏蔽掉了。同年夏天，由晋国司空士谷牵头，召集鲁、宋、陈、郑等国诸侯在垂陇会晤，讨论讨伐卫国之事。宋成公、陈共公，郑穆公亲自前往与会，鲁国则派了公孙敖为代表参加。晋国的司空，尚未列入“卿”的范围，只能算作中层贵族。晋国召集诸侯会盟，晋侯和卿都不出面，而是派司空为全权代表，实在是太轻视天下诸侯了。在垂陇会盟上，陈共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晋国人面前为卫国说情。他要卫成公将孔达抓起来，作为替罪羊送到晋国，对晋襄公说：“卫国不知天高地厚，胆敢入侵晋国，全是孔达自作主张所致，与卫侯无关。”晋襄公接受了这一理由，囚禁了孔达，收回了进攻卫国的命令。公元前625年冬天，晋国又纠集宋、陈、郑等国军队讨伐秦国，攻占了秦国的汪地之后才回师。公元前624年春天，晋国联合鲁、宋、陈、卫、郑等国讨伐楚国的附庸沈国。沈国被击溃。北破狄夷，西败强秦，东服鲁、卫，南灭沈国，晋襄公自上台以来，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得他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在那个年代，晋军不可战胜似乎成为天下诸国公认的事实，晋国的霸业如同公元2007年的中国股市，一路飘红，连续涨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秦国人逆势而上，又一次向晋国发动了复仇攻势。这一次，秦穆公亲自出马了。秦军渡过黄河之后，他命令焚毁渡船，自断后路，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全体将士默默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没有人表示惊愕，也没有人表示反对。也许大家想的和他一样，这一次再打不赢晋国人，谁都没脸回到秦国抱老婆孩子啦。《孙子兵法》第一篇：“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也就是说，战争获胜的第一要义，是部下与君主同心同意，做到这一点，部下可以为主君出生入死，也不会心生不满。这一点秦穆公做到了。秦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晋国的王官（地名），打到了郊（地名）。晋国人采用赵衰的策略，坚壁清野，避其锋芒，据守不出。秦军在晋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了一个多月，晋国人则心平气和地呆在自己的城堡里，甘做缩头乌龟，坚决不应战。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自茅津渡过黄河，到殽山收拾了当年阵亡将士的尸骨，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时隔三年，殽山的秦军将士遗骸，都变成了苍苍白骨。秦穆公大哭了三天，接着又召集全体将士阅兵，发表了著名的“殽山讲话”。他说：“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翻译成现代文：“喂，全体将士听清楚了，你们不要吵，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共勉，遇事谋划要像古人一样，听从长者的建议，才不会犯错误！”这还是在批评自己当年没有听从蹇叔之言，所以遭受失败。《左传》评价说，秦穆公是真正的领袖之才，用人考虑周全，不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一个人，用人不疑，信任专一，所以，孟明视能尽其为臣之心力，始终不懈，心怀畏惧而思修德政。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公孙枝举荐百里奚于奴仆之中，后世有人解释说，这是“一举而得贤二世”，所以《左传》将孟明视的成功归根于公孙枝。洗刷了两次战败的耻辱之后，秦军班师回朝。这一次秦晋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历史上被称为王官之役，秦国在军事上取得了有限胜利，而晋国审时度势，及时避免了将冲突扩大化。所以，单纯地从军事上讲，此役乏善可陈，不够痛快；但从全局上看，它对秦晋两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官之役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晋国人的傲气，他们开始反思这些年来过于盛气凌人的对外政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以此改善同中原诸国的关系。公元前624年冬天，秦国人撤走后不到半年，晋国主动向鲁国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问晋国。上一次鲁文公访晋遭受的屈辱，其记忆尚未完全消退。但是接到晋国的邀请后，鲁文公仍然不计前嫌，忍辱负重来到了晋国。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在欢迎宴会上，晋襄公雅兴大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首“菁菁者莪”的诗来助兴。“菁菁者莪”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之句，晋襄公借此把鲁文公比作君子，大加赞赏。知书达礼的鲁国人被捧得飘飘然。在大夫叔孙得臣（叔牙之孙）的指点下，鲁文公神色凛然地走下台阶，向晋襄公拜谢说：“小国受命于大国，哪里敢不端庄慎重？有幸得到您如此大礼相待，哪里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小国之所以开心，是因为大国的恩惠啊！”晋国人的高帽子自然送得贴切，鲁国人的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晋襄公听了，连忙也走下台阶，诚挚邀请鲁文公一起登台，再互成拜礼。鲁文公有感于晋襄公的热情，礼尚往来，也念了一首“嘉乐”之诗来应景，赞扬晋襄公“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晋襄公好人做到底，第二年春天，向卫国归还了大夫孔达。当然，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晋国对外宣称，孔达乃是卫国的贤臣，晋国不忍心忠义之士因为尽忠国事而身陷囹圄，所以主动释放孔达。这一说辞既给了自己的面子，也给了卫国面子。夏天，卫成公亲自到晋国，致拜谢之意。没过多久，曹共公也主动跑到晋国来朝觐，表示愿意臣服于晋国的领导。《左传》将这些事一一记录在案，是想告诉读者，晋襄公通过仁德而不是通过武力，使得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得到延续，而且受到诸侯的尊重。这一年秋天，晋襄公派兵讨伐秦国，包围刓（wán）和新城，作为对去年的王官之役的报复。王官之役也给秦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不用说是恢复了秦国人的信心。军事上的胜利固然有限，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秦国人能够在晋国的国土上，打得天下的霸主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本身就是对秦国实力的一种肯定。至于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则是西戎部落得知秦国打败了天下第一的晋国，深感不安，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人前往秦国出访，借此打探秦国的虚实。在秦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并不是本国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甚至来自于蛮荒之地。这些人到了秦国之后，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死心塌地地为秦国服务，甚至不惜帮助秦国攻打自己的祖国，为秦国的强大乃至统一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要列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公孙枝、百里奚、商鞅、吕不韦、张仪、范雎、李斯、蔡泽等一系列显赫的名字，而由余，也应该当之无愧地榜上有名。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因为犯了罪或得罪了权贵，被迫流亡到西戎聚居之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由余自幼会说中原地方的语言，熟读诗书，在西戎人中享有盛名。秦穆公听说过由余的名声。由余到达雍城之后，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招待，而且“示以公室、积聚”，也就是说，带他参观了雍城的宫殿，展示了秦国的财富。顺便提一下，秦国建都雍城，是秦穆公的父亲秦德公年代的事，距由余访秦，不过数十年。秦国偏安西陲，相较中原诸国而言，经济历来不甚发达。以秦国之国力，雍城的“公室、积聚”在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可夸耀的。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雍城自然不能与绛都、新郑、临淄相提并论，但对于来自西戎蛮荒之地的人来说，雍城就是一座神气活现的大城啦。没想到，由余参观完秦国的奴隶主义建设成就展之后，只是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这些事情，如果由鬼来做，尚且费神；由人来做，老百姓受的苦可想而知。”这就好比咱们现在请老外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老外不但不五体投地，反而一个劲地问“Howmuch”一般令人扫兴。秦穆公也感到很无趣，因而问道：“华夏诸国，以诗、书、礼、乐、法作为政治的根本，尚且时有动乱；戎夷地区没有这些东西，靠什么来治国？”由余笑着回答说：“说起诗、书、礼、乐、法度，正是中国动乱之源。当年黄帝创制礼乐法度，以身作则，天下也仅仅算是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日益骄奢淫逸，越来越喜欢用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不堪重荷，又怨恨统治者不施德政。因此，上下互相抱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演变为动乱，甚至于亡国。而戎夷地区不同，统治者用朴实的道理来对待下民，下民也仅仅以忠、信侍奉主人，没有什么政治理论，顺其自然，所以是真正的圣人之治。”秦穆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回去之后，他问内史寥：“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本国之忧。现在由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担心他成为秦国的忧患，你有什么好办法？”“简单，杀了他。”“别扯淡，提点实际的建议——我要用他。”“这个嘛……戎人不是对我们的诗书礼乐不屑一顾吗？我有一个主意，咱们给西戎首领送一支‘女子乐队’过去，让他沉溺于其中，不理政事；然后派人去西戎，请求他将由余留在秦国，造成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又故意将由余留下来，不放他回西戎，造成由余自己想留在秦国的假象，扩大他们君臣之间的不信任。通过这些手段，不愁由余不归顺于您。”“好主意！”秦穆公听了内史寥这番话之后，摸着脑袋喜不自禁。我很怀疑这个内史寥是不是穿过时光隧道去看过《水浒传》，尽得宋江、吴用之徒的真传。接下来一连几天，秦穆公天天都找由余见面，而且不顾尊卑，与其同席而坐，共桌而食。一边吃，一边问由余一些西戎地方的风俗、地理、人物甚至军力方面的事，由余有问必答，说得头头是道。聊得越多，就越发坚定了秦穆公要将此人收为己用的决心。与此同时，由内史寥亲自挑选十六位美少女，组成一支吹、拉、弹、唱、色、香、味俱全的女子乐队，送到了西戎首领的大帐。没人会拒绝这么一份厚礼。如内史寥所预想，西戎首领得到这支女子乐队后，果然从此不理政事，转而醉心于中原音乐研究和妇女研究，早把由余出使秦国的事丢到了爪哇国。等到由余从秦国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大帐内一片歌舞升平，春意盎然。很显然，首领并不想听他的出访见闻，只想听女子十六乐坊演奏秦宫秋月。由余劝了几次没有效果，而秦国那边不断派人暗中拉拢他，也引起了首领的怀疑。由余与西戎首领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没过多久，由余主动离开西戎地区，再一次来到了秦国的雍城。公元前623年，王官之役的第二年，秦国以孟明视为统帅，采用由余的计谋分化和讨伐西戎各部，一举征服十二支西戎部落，向西开辟了千里疆域，成为西戎的霸主，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捷报传到王城雒邑，周天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的事；即使在有了法律以后，惨不忍闻的谋杀事件，也随时发生。从前的时候，一刀下去，当场毙命，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现在他们却会从坟墓中起来，他们的头上戴着二十件谋杀的重罪，把我们推下座位。这种事情是比这样一件谋杀案更奇怪的。麦克白夫人陛下，您的尊贵的朋友们都因为您不去陪他们而十分扫兴哩。麦克白我忘了。不要对我惊诧，我的最尊贵的朋友们；我有一种怪病，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是不足为奇的。来，让我们用这一杯酒表示我们的同心永好，祝各位健康！你们干了这一杯，我就坐下。给我拿些酒来，倒得满满的。我为今天在座众人的快乐，还要为我们亲爱的缺席的朋友班柯尽此一杯；要是他也在这儿就好了！来，为大家、为他，请干杯，请各位为大家的健康干一杯。群臣敢不从命。班柯鬼魂重上。麦克白去！离开我的眼前！让土地把你藏匿了！你的骨髓已经枯竭，你的血液已经凝冷；你那向人瞪着的眼睛也已经失去了光彩。麦克白夫人各位大人，这不过是他的旧病复发，没有什么别的缘故；害各位扫兴，真是抱歉得很。麦克白别人敢做的事，我都敢：无论你用什么形状出现，像粗暴的俄罗斯大熊也好，像披甲的犀牛、舞爪的猛虎也好，只要不是你现在的样子，我的坚定的神经决不会起半分战栗；或者你现在死而复活，用你的剑向我挑战，要是我会惊惶胆怯，那么你就可以宣称我是一个少女怀抱中的婴孩。去，可怕的影子！虚妄的揶揄，去！（鬼魂隐去）嘿，他一去，我的勇气又恢复了。请你们安坐吧。麦克白夫人你这样疯疯癫癫的，已经打断了众人的兴致，扰乱了今天的良会。麦克白难道碰到这样的事，能像飘过夏天的一朵浮云那样不叫人吃惊吗？我吓得面无人色，你们眼看着这样的怪象，你们的脸上却仍然保持着天然的红润，这才怪哩。洛斯什么怪象，陛下？麦克白夫人请您不要对他说话；他越来越疯了；你们多问了他，他会动怒的。对不起，请各位还是散席了吧；大家不必推先让后，请立刻就去，晚安！列诺克斯晚安；愿陛下早复健康！麦克白夫人各位晚安！（群臣及侍从等下。）麦克白流血是免不了的；他们说，流血必须引起流血。据说石块曾经自己转动，树木曾经开口说话；鸦鹊的鸣声里曾经泄露过阴谋作乱的人。夜过去了多少了？麦克白夫人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分别不出是昼是夜来。麦克白麦克德夫藐视王命，拒不奉召，你看怎么样？麦克白夫人你有没有差人去叫过他？麦克白我偶然听人这么说；可是我要差人去唤他。他们这一批人家里谁都有一个被我买通的仆人，替我窥探他们的动静。我明天要趁早去访那三个女巫，听她们还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现在非得从最妖邪的恶魔口中知道我的最悲惨的命运不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只好把一切置之不顾。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我想起了一些非常的计谋，必须不等斟酌就迅速实行。麦克白夫人一切有生之伦，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可是你还没有好好睡过。麦克白来，我们睡去。我的疑鬼疑神、出乖露丑，都是因为未经磨炼、心怀恐惧的缘故；我们干这事太缺少经验了。（同下。）第五场荒原雷鸣。三女巫上，与赫卡忒相遇。女巫甲嗳哟，赫卡忒！您在发怒哩。赫卡忒我不应该发怒吗，你们这些放肆大胆的丑婆子？你们怎么敢用哑谜和有关生死的秘密和麦克白打交道；我是你们魔法的总管，一切的灾祸都由我主持支配，你们却不通知我一声，让我也来显一显我们的神通？而且你们所干的事，都只是为了一个刚愎自用、残忍狂暴的人；他像所有的世人一样，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一点不是对你们存着什么好意。可是现在你们必须补赎你们的过失；快去，天明的时候，在阿契隆⑤的地坑附近会我，他将要到那边来探询他的命运；把你们的符咒、魔蛊和一切应用的东西预备齐整，不得有误。我现在乘风而去，今晚我要用整夜的工夫，布置出一场悲惨的结果；在正午以前，必须完成大事。月亮角上挂着一颗湿淋淋的露珠，我要在它没有堕地以前把它摄取，用魔术提炼以后，就可以凭着它呼灵唤鬼，让种种虚妄的幻影迷乱他的本性；他将要藐视命运，唾斥死生，超越一切的情理，排弃一切的疑虑，执着他的不可能的希望；你们都知道自信是人类最大的仇敌。（内歌声，“来吧，来吧……”）听！他们在叫我啦；我的小精灵们，瞧，他们坐在云雾之中，在等着我呢。（下。）女巫甲来，我们赶快；她就要回来的。（同下。）第六场福累斯。宫中一室列诺克斯及另一贵族上。列诺克斯我以前的那些话只是叫你听了觉得对劲，那些话是还可以进一步解释的；我只觉得事情有些古怪。仁厚的邓肯被麦克白所哀悼；邓肯是已经死去的了。勇敢的班柯不该在深夜走路，您也许可以说——要是您愿意这么说的话，他是被弗里恩斯杀死的，因为弗里恩斯已经逃匿无踪；人总不应该在夜深的时候走路。哪一个人不以为马尔康和道纳本杀死他们仁慈的父亲，是一件多么惊人的巨变？万恶的行为！麦克白为了这件事多么痛心；他不是乘着一时的忠愤，把那两个酗酒贪睡的溺职卫士杀了吗？那件事干得不是很忠勇的吗？嗯，而且也干得很聪明；因为要是人家听见他们抵赖他们的罪状，谁都会怒从心起的。所以我说，他把一切事情处理得很好；我想要是邓肯的两个儿子也给他拘留起来——上天保佑他们不会落在他的手里——他们就会知道向自己的父亲行弑，必须受到怎样的报应；弗里恩斯也是一样。可是这些话别提啦，我听说麦克德夫因为出言不逊，又不出席那暴君的宴会，已经受到贬辱。您能够告诉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贵族被这暴君篡逐出亡的邓肯世子现在寄身在英格兰宫廷之中，谦恭的爱德华对他非常优待，一点不因为他处境颠危而减削了敬礼。麦克德夫也到那里去了，他的目的是要请求贤明的英王协力激励诺森伯兰和好战的西华德，使他们出兵相援，凭着上帝的意旨帮助我们恢复已失的自由，使我们仍旧能够享受食桌上的盛馔和醋畅的睡眠，不再畏惧宴会中有沾血的刀剑，让我们能够一方面输诚效忠，一方面安受爵赏而心无疑虑；这一切都是我们现在所渴望而求之不得的。这一个消息已经使我们的王上大为震怒，他正在那儿准备作战了。列诺克斯他有没有差人到麦克德夫那儿去？贵族他已经差人去过了；得到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一句：“老兄，我不去。”那个恼怒的使者转身就走，嘴里好像叽咕着说，“你给我这样的答复，看着吧，你一定会自食其果。”列诺克斯那很可以叫他留心留心远避当前的祸害。但愿什么神圣的天使飞到英格兰的宫廷里，预先替他把信息传到那儿；让上天的祝福迅速回到我们这一个在毒手压制下备受苦难的国家！贵族我愿意为他祈祷。（同下。）第四幕第一场山洞。中置沸釜雷鸣。三女巫上。女巫甲斑猫已经叫过三声。女巫乙刺猬已经啼了四次。女巫丙怪鸟在鸣啸：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女巫甲绕釜环行火融融，毒肝腐脏-其中。蛤蟆蛰眠寒石底，三十一日夜相继；汗出淋漓化毒浆，投之鼎釜沸为汤。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沼地蟒蛇取其肉，脔以为片煮至熟；蝾螈之目青蛙趾，蝙幅之毛犬之齿，蝮舌如叉蚯蚓刺，蜥蜴之足枭之翅，炼为毒蛊鬼神惊，扰乱人世无安宁。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丙豺狼之牙巨龙鳞，千年巫尸貌狰狞；海底抉出鲨鱼胃，夜掘毒芹根块块；杀犹太人摘其肝，剖山羊胆汁潺潺；雾黑云深月蚀时，潜携斤斧劈杉枝；娼妇弃儿死道间，断指持来血尚殷；土耳其鼻鞑靼唇，烈火糜之煎作羹；猛虎肝肠和鼎内，炼就妖丹成一味。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炭火将残蛊将成，猩猩滴血蛊方凝。赫卡忒上。赫卡忒善哉尔曹功不浅，颁赏酬劳利泽遍。于今绕釜且歌吟，大小妖精成环形，摄人魂魄荡人心。（音乐，众巫唱幽灵之歌。）女巫乙拇指怦怦动，必有恶人来；既来皆不拒，洞门敲自开。麦克白上。麦克白啊，你们这些神秘的幽冥的夜游的妖婆子！你们在干什么？众巫（合）一件没有名义的行动。麦克白凭着你们的法术，我吩咐你们回答我，不管你们的秘法是从哪里得来的。即使你们放出狂风，让它们向教堂猛击；即使汹涌的波涛会把航海的船只颠覆吞噬；即使谷物的叶片会倒折在田亩上，树木会连根拔起；即使城堡会向它们的守卫者的头上倒下；即使宫殿和金字塔都会倾圮；即使大自然所孕育的一切灵奇完全归于毁灭，连“毁灭”都感到手软了，我也要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女巫甲说。女巫乙你问吧。女巫丙我们可以回答你。女巫甲你愿意从我们嘴里听到答复呢，还是愿意让我们的主人们回答你？麦克白叫他们出来；让我见见他们。女巫甲母猪九子食其豚，血浇火上焰生腥；杀人恶犯上刑场，汗脂投火发凶光。众巫（合）鬼王鬼卒火中来，现形作法莫惊猜。雷鸣。第一幽灵出现，为一戴盔之头。麦克白告诉我，你这不知名的力量——女巫甲他知道你的心事；听他说，你不用开口。第一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留心麦克德夫；留心费辅爵士。放我回去。够了。（隐入地下。）麦克白不管你是什么精灵，我感谢你的忠言警告；你已经一语道破了我的忧虑。可是再告诉我一句话——女巫甲他是不受命令的。这儿又来了一个，比第一个法力更大。雷鸣。第二幽灵出现，为一流血之小儿。第二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我要是有三只耳朵，我的三只耳朵都会听着你。第二幽灵你要残忍、勇敢、坚决；你可以把人类的力量付之一笑，因为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隐入地下。）麦克白那么尽管活下去吧，麦克德夫；我何必惧怕你呢？可是我要使确定的事实加倍确定，从命运手里接受切实的保证。我还是要你死，让我可以斥胆怯的恐惧为虐妄，在雷电怒作的夜里也能安心睡觉。雷鸣。第三幽灵出现，为一戴王冠之小儿，手持树枝。麦克白这升起来的是什么，他的模样像是一个王子，他的幼稚的头上还戴着统治的荣冠？众巫静听，不要对它说话。第三幽灵你要像狮子一样骄傲而无畏，不要关心人家的怨怒，也不要担忧有谁在算计你。麦克白永远不会被人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隐入地下。）麦克白那是决不会有的事；谁能够命令树木，叫它从泥土之中拔起它的深根来呢？幸运的预兆！好！勃南的树林不会移动，叛徒的举事也不会成功，我们巍巍高位的麦克白将要尽其天年，在他寿数告终的时候奄然物化。可是我的心还在跳动着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告诉我，要是你们的法术能够解释我的疑惑，班柯的后裔会不会在这一个国土上称王？众巫不要追问下去了。麦克白我一定要知道究竟；要是你们不告诉我，愿永久的咒诅降在你们身上！告诉我。为什么那口釜沉了下去？这是什么声音？（高音笛声。）女巫甲出来！女巫乙出来！女巫丙出来！众巫（合）一见惊心，魂魄无主；如影而来，如影而去。作国王装束者八人次第上；最后一人持镜；班柯鬼魂随其后。麦克白你太像班柯的鬼魂了；下去！你的王冠刺痛了我的眼珠。怎么，又是一个戴着王冠的，你的头发也跟第一个一样。第三个又跟第二个一样。该死的鬼婆子！你们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些人？第四个！跳出来吧，我的眼睛！什么！这一连串戴着王冠的，要到世界末日才会完结吗？又是一个？第七个！我不想再看了。可是第八个又出现了，他拿着一面镜子，我可以从镜子里面看见许许多多戴王冠的人；有几个还拿着两个金球，三根御杖。可怕的景象！啊，现在我知道这不是虚妄的幻象，因为血污的班柯在向我微笑，用手指点着他们，表示他们就是他的子孙。（众幻影消灭）什么！真是这样吗？女巫甲嗯，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麦克白为什么这样呆若木鸡？来，姊妹们，让我们鼓舞鼓舞他的精神，用最好的歌舞替他消愁解闷。我先用魔法使空中奏起乐来，你们就搀成一个圈子团团跳舞，让这位伟大的君王知道，我们并没有怠慢他。（音乐。众女巫跳舞，舞毕与赫卡忒俱隐去。）麦克白她们在哪儿？去了？愿这不祥的时辰在日历上永远被人咒诅！外面有人吗？进来！列诺克斯上。列诺克斯陛下有什么命令？麦克白你看见那三个女巫吗？列诺克斯没有，陛下。麦克白她们没有打你身边过去吗？列诺克斯确实没有，陛下。麦克白愿她们所驾乘的空气都化为毒雾，愿一切相信她们言语的人都永堕沉沦！我方才听见奔马的声音，是谁经过这地方？列诺克斯启禀陛下，刚才有两三个使者来过，向您报告麦克德夫已经逃奔英格兰去了。麦克白逃奔英格兰去了！列诺克斯是，陛下。麦克白时间，你早就料到我的狠毒的行为，竟抢先了一着；要追赶上那飞速的恶念，就得马上见诸行动；从这一刻起，我心里一想到什么，便要立刻把它实行，没有迟疑的余地；我现在就要用行动表示我的意志——想到便下手。我要去突袭麦克德夫的城堡；把费辅攫取下来；把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跟他有血缘之亲的不幸的人们一齐杀死。我不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只会空口说大话；我必须趁着我这一个目的还没有冷淡下来以前把这件事干好。可是我不想再看见什么幻象了！那几个使者呢？来，带我去见见他们。（同下。）第二场费辅。麦克德夫城堡麦克德夫夫人、麦克德夫子及洛斯上。麦克德夫夫人他干了什么事，要逃亡国外？洛斯您必须安心忍耐，夫人。麦克德夫夫人他可没有一点忍耐；他的逃亡全然是发疯。我们的行为本来是光明坦白的，可是我们的疑虑却使我们成为叛徒。洛斯您还不知道他的逃亡究竟是明智的行为还是无谓的疑虑。麦克德夫夫人明智的行为！他自己高飞远走，把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宅第尊位，一齐丢弃不顾，这算是明智的行为吗？他不爱我们；他没有天性之情；鸟类中最微小的鹪鹩也会奋不顾身，和鸱-争斗，保护它巢中的众雏。他心里只有恐惧没有爱；也没有一点智慧，因为他的逃亡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洛斯好嫂子，请您抑制一下自己；讲到尊夫的为人，那么他是高尚明理而有识见的，他知道应该怎样见机行事。我不敢多说什么；现在这种时世太冷酷无情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就已经蒙上了叛徒的恶名；一方面恐惧流言，一方面却不知道为何而恐惧，就像在一个风波险恶的海上漂浮，全没有一定的方向。现在我必须向您告辞；不久我会再到这儿来。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我的可爱的侄儿，祝福你！麦克德夫夫人他虽然有父亲，却和没有父亲一样。洛斯我要是再逗留下去，才真是不懂事的傻子，既会叫人家笑话我不像个男子汉，还要连累您心里难过；我现在立刻告辞了。（下。）麦克德夫夫人小子，你爸爸死了；你现在怎么办？你预备怎样过活？麦克德夫子像鸟儿一样过活，妈妈。麦克德夫夫人什么！吃些小虫儿、飞虫儿吗？麦克德夫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得到些什么就吃些什么，正像鸟儿一样。麦克德夫夫人可怜的鸟儿！你从来不怕有人张起网儿、布下陷阱，捉了你去哩。麦克德夫子我为什么要怕这些，妈妈？他们是不会算计可怜的小鸟的。我的爸爸并没有死，虽然您说他死了。麦克德夫夫人不，他真的死了。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您没了丈夫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夫人嘿，我可以到随便哪个市场上去买二十个丈夫回来。麦克德夫子那么您买了他们回来，还是要卖出去的。麦克德夫夫人这刁钻的小油嘴；可也亏你想得出来。麦克德夫子我的爸爸是个反贼吗，妈妈？麦克德夫夫人嗯，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怎么叫做反贼？麦克德夫夫人反贼就是起假誓扯谎的人。麦克德夫子凡是反贼

：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发现东方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西方经验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

国的热土上追梦、筑梦、圆梦，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年力量和科技智慧。据了解，作为面向全球青年高层次人才的峰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以“汇聚天下英才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由中国科协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共同主办，自2019年“落户”温州以来已连续5年举办，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为期两天，聚焦“青年创新聚力可持续发展未来”年度议题展开峰会各项活动。中新网11月11日电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期，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开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安全守护”专项行动，全面守护中小学生培训安全。针对舞蹈、体育等以身体训练为主、较易出现伤害风险的培训活动，特在此做出校外培训安全提醒“五不要”：一不要在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培训。孩子培训需要相关专业防护。在亮面瓷砖和水泥地等场地进行训练、未充分热身整理进行训练、无保护进行高危险性训练、疲劳状态下训练等，会增加孩子受伤风险，应该避免。二不要过早对孩子进行过强柔韧训练。孩子身体发育过程有不同阶段，需科学练习。过早过强的柔韧性训练可能产生孩子器官发育不良、肌肉发育缺陷等问题。三不要过度对脊椎和腰部做外力挤压。孩子存在个体成长差异，过度进行外界受力、按压、拉伸等关节、脊椎、韧带训练，可能发生骨骼错位变形、关节疼痛等，严重的会影响骨骼生长和发育。四不要做过高难度系数的训练。练习身体腾空翻转、下腰、掰腿、劈叉等动作需有系统化的专业训练基础，并在专业人员指导和成人看护下进行，不适合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专家建议未满10周岁的儿童慎做“下腰”等脊椎、腰部身体训练，避免出现伤害。五不要让孩子练习与身心健康不符的内容。教学表演内容应符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所选作品避免出现暴力、血腥、色情等少儿不宜的内容，要积极培育孩子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教育部等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要理性看待校外培训，根据孩子自身兴趣爱好、年龄特点、身体状况等，综合考虑是否参加培训或选择哪种培训项目，不盲目、不跟风，要随时关注孩子身体情况，如有不适切勿勉强坚持；要选择合规的培训机构，看机构办学许可和营业执照是否齐全，师资队伍和课程教学是否规范，场地设施是否安全合格等，务必选择正规机构，为孩子的身心健康多一份安全保障。中新社深圳11月11日电(记者郭军)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11日在深圳市8个球场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32支球队(大陆球队20支、台湾球队12支)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进行80场比赛，角逐大学组、U18组、U15组和U12组共4个组别的冠军。本届总决赛共有840名选手参加。赛事期间将开展“选手之夜”、参访交流、观看无人机表演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据悉，本届总决赛首次将交流活动和比赛穿插进行，比赛以外交流的时间大幅增加。两岸大中小学选手切磋球技，结交朋友，通过棒球运动交流增进“两岸一家亲”。据了解，经过6年努力，目前深圳多所大中小学开展棒球运动，越来越多学生棒球社团应运而生，棒球运动已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本届总决赛前推出“2023海峡两岸少棒深圳训练营”，邀请台湾优秀棒球教练到深圳培训、指导、交流，共同提高两岸棒球运动水平。对于本次比赛，海峡两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员会执行长徐勇充满期待。他表示：“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让两岸学生相聚相识、意义重大，为两岸学生搭建更好的平台，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比赛成为好球友、好伙伴、好兄弟。”“期待能在这次比赛中拿到冠军。”开赛第一天虽然阴雨不断，但抵挡不住台湾选手参赛的热情，来自台中北势中学二年级的蔡政谕，虽然是第一次来大陆参加比赛，但对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信心满满。蔡政谕的教练陈衍瑞告诉记者，这次带了16位队员前来参赛。其中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来大陆比赛，他们感到很新鲜也很亲切，“适应得比较快。”陈衍瑞说，大陆的棒球运动发展很快，实力不断增长，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与大陆球队切磋的机会。在大陆执教超过7年的台湾棒球教练欧立诠告诉记者，这是他连续第四次带队参加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他认为，这样的参赛机会非常难得，两岸学子可以累积比赛经验，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日前发布10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数据显示，2023年10月1日至31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病毒感染重症病例209例、死亡病例24例，均为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10月1日至13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热门诊(诊室)诊疗量相对稳定，波动处于13.3万至15.1万之间。之后波动增加，10月30日上升至20.5万，10月31日为19.6万。10月，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就诊人数比例有小幅波动。第四十周(10月2日至8日)为4.5%，第四十一周(10月9日至15日，4.1%)稍有下降后连续增加，第四十三周(10月23日至29日)为5%。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从2023年第四十周的8.7%持续下降至第四十三周的4%。10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报送7646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涵盖73个进化分支。主要流行株为XBB系列变异株，占比前三位的分别为XBB.1.9及其亚分支、XBB.1.22及其亚分支、XBB.1.16及其亚分支。根据采样日期，XBB及其亚分支的占比持续高位，2023年第四十周为99.6%，第四十一周至第四十二周保持在99.7%左右，第四十三周为100%。中新网乌镇11月11日电(张煜欢)11月10日，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下称乌镇峰会)正式落下帷幕。今年，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名嘉宾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国别数创历年来新高。十年前，一“网”情深的故事从这座江南水乡落笔。如今，以乌镇峰会为契机成立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已吸引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互联网领域的机构、组织、企业及个人加入成为会员。十年来，为什么乌镇峰会能成为世界互联网发展的“聚光灯”“主舞台”？到今年，世界互联网诞生已有五十余载，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也即将迎来第30个年头。乌镇峰会的十年，恰好见证了中国在世界互联网跑道上，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先的历程。从“人人互联”到“万物互联”，十年前，世界互联网发展来到新阶段，数字经济成各国谋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网络空间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领域。领跑，是在顶尖领域实现突破，在网络空间命运体中共享成果。2015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互联网+”行动计划，世界互联网的“创意集散地”来到了中国。从2016年起，乌镇峰会连续七年举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已发布超110个世界范围内的领先科技成果项目，涵盖量子计算、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高性能芯片等众多前沿科技领域。今年该活动升级为“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致力于为时代凝聚起更大科技价值。除了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的成果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发布展示、“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十年来，乌镇峰会不断以行动促进数实融合，极大推动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各类产业相结合，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崭新动力。十年来，以乌镇峰会为媒，中国更在发展中与世界共享机遇，于数字领域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在东南亚，中国企业助力泰国打造东盟首家5G智慧医院；在拉美，中国与巴西、厄瓜多尔等国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创新合作；在非洲，中国与国际电信联盟合作启动技术援助及培训项目……今年的乌镇峰会上，《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蓝皮书发布，进一步关注欠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情况。“非洲互联网之父”尼·奎诺在今年乌镇峰会期间表示，同中国进行交流对话，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多地参与和发展技术。“我们期待着向中国学习，同时也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其中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评审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看来，乌镇峰会正进一步成为互联网技术创新发展的驱动者、新时期国际科技合作的示范者。同命运，共呼吸。中国正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让互联网之光照进更多角落、造福更多民众。关注挑战共创和平安全发展中充满机遇，更带来挑战。近年来，携手应对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挑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网络安全是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主线，信息安全是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构建多元协作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亦需久久为功。历经十年发展，乌镇峰会已成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重要平台。在去年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黑客如何利用“AI换脸”破解线上银行的人脸核验系统等网络安全场景，聚焦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主题，诸多企业就网络安全保障作相关展示。作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中国，随着互联网行业褪去青涩进入成熟期，反垄断、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系列政策逐步填补监管盲区，日益完善的制度框架和行为监管，为其铺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面对数字世代的重重挑战，中国更与世界携手，不断探索全球化治理路径。2020年9月，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制定全球数据安全规则提供了蓝本；同年11月，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进一步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今年的乌镇峰会的前沿数字技术创新与安全论坛上，嘉宾们再次就前沿数字技术发展背景，共议安全风险应对之策；在数据治理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论坛上，专家就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开展思维碰撞……在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稳定、共同推动网络秩序公正合理等方面，与会嘉宾达成了广泛共识。十年间，中国持续推动构建和平、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乌镇峰会亦营造起公平开放安全绿色的网络生态，这份中国担当赢得了越来越多认同和支持。“过去十年乌镇峰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互联网的进步，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缩影。”世界互联网大会副理事长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乌镇峰会对于全球互联网安全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随着峰会的国际参与度逐年提升，会议的全球声誉正在稳步建立。在应对互联网带来的种种挑战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也在不断重塑，人类文明一脚迈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如何在网络空间搭建增进文明对话的新平台，成为新的全球课题。从首届乌镇峰会开始，中国就在不断探寻这一时代答案。十年探索，乌镇峰会始终以行动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提升“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数字公共服务水平，增进网络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探索出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的新方向、新模式和新方案，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多维度、多向度的时空支撑，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充分展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十年携手，乌镇峰会进一步推动世界变成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互联网大会拥有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会员。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已从互联网领域的国际盛会发展为常设国际组织，更好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和国际互联网的共享共治，乌镇峰会也由此升级为国际组织年会。十年积淀，乌镇峰会凝聚共识、搭建平台，始终坚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从概念文件到行动倡议，再到实践案例全球开花，把思想共识化为具体行动，更好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网上精神家园，实现“文明共生”。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当前，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在今年的乌镇峰会上，就如何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更加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中国携手世界话前路、谋未来。“展望未来，乌镇峰会将始终致力于搭建全球互联网共商共建共享平台，积极开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新格局，续写下一个十年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新华章。”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说。信息时代，互联网承载人类梦想，关乎民众福祉。从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乌镇开始，这座江南水乡小镇的“命运齿轮”就已在悄然间开始转动。如何让互联网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心向“网”之的小镇故事，未完待续中新网婺源11月11日电(徐雪莹)第十五届健康中国论坛·乡村康养(婺源)主题论坛11日在江西婺源举行，主题为“和美乡村，幸福婺源”。本次论坛由中央统战部、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指导，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北京同心共铸公益基金会主办，婺源县人民政府、中国健康好乡村组委会承办。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副会长安七一致辞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了城市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站到世界前列。到了2035年，中国完成乡村振兴目标，实现了农村的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安七一表示，这次从北京来了300多位专家，在最美乡村植入健康乡村的元素。乡村振兴需要大家一起想、一起干，在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的路上，以乡村发展为抓手，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健康中国。在论坛上，“赋能乡村康养——系列基金揭牌仪式”接连进行。此次论坛还向乡村康养事业参与者发出《中国乡村康养倡议书》，呼吁“打造一个健康、美好、富有活力的乡村康养生态圈，为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做出我们的贡献”。此外，《中国乡村康养白皮书(2023)》也在本次论坛上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席教授李曰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工程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崔永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等专家在论坛上做专题报告。此次论坛为期两天，还包括美丽乡村调研、三甲助三农·婺源爱心义诊等多项活动。中新网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徐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2021-2022)颁奖典礼11日在北京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主旨报告环节，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凌明发表了题为“北京世界遗产的创新实践”的主旨演讲。凌明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实践案例，提出“以北京老城为核心、线性文化带为总览、国家公园为驱动”的综合保护体系。他指出，综合保护体系的建设是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和保护工作的强化，不仅维系了文化遗产本体的历史价值，也为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游览及教育环境。同时，北京通过“理念引领”“成果惠及”和“资源服务”三种理念，将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发展、文明互鉴的重要支柱。通过提高本地居民遗产保护活动的参与度，提升“男男GaYG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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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点儿感情基础了，互相能了解点儿。他们心里对我们也挺爱护的。那会儿府里住着不少人呢，好几十人，男的、女的、少的。定：那就是说您大爷、二爷那会儿还都住在王府里？毓：都住在那儿，那房子都旧着呢，甚至于有的房子老得都不能住，可是还有使唤的丫鬟啊，老妈妈啊，嬷儿啊，嬷儿是给男孩子喂奶的，有管看的，有管喂奶的，嗬，那谱儿大了。姑娘叫什么？定：格格。毓：格格是后来的。那会儿就叫哥哥，几哥哥，几哥哥，就是几姑娘，几姑娘。男孩叫阿哥。管我这姐姐(指溥心畬的女儿)就叫哥哥，我叔叔有几个姑娘，也叫几哥哥，几哥哥。可是他们管我们不这么叫，他们管我不叫哥哥，叫大姑娘，管我哥哥叫大哥儿，按外头的说法叫外来户了。我最不服气的，他们都是妈妈抱大的孩子，就他妈我这倒霉出来的……他们后来叫着叫着气也不足了，就算了。那时候我虽然是个小姑娘，就气不忿儿。你们吃饭有大厨房，吃饭不说吃饭，叫传饭，到时候有老婆子传饭，西太后、老佛爷才叫传饭呢，就这么讲排场。我们那哪儿行呀，我们传谁去啊，我们传我们自己，我们得自己做去。虽然说我父亲抽大烟，也不能净赖我父亲呀，他们那会儿也抽大烟，还有人伺候，好几个管家伺候着抽大烟，这不是同等一样么，就因为我父亲没钱，暴露得就更明显一点。阶级观念不一样，看法就不一样，一点点促成你的思想变化，这就是我后来参加革命的背景。注69旧社会就讲这套，家传的，家规，讲虚伪，我一想我那个大爷有时候就很虚伪，那会儿环境造成的他那样。我祖母死的时候下小雨，冷，上面穿着棉袄，穿着那孝衣，下着小雨衣服不是潮吗？那几个管事的，那会儿叫管事的，就像现在秘书似的，不是秘书，那职称是老家人，就是伺候他的老奴。那些人捧臭脚，就说“哎哟爷您别太悲伤了，您出汗出得太多了，您看您的棉袄都湿了。”就那么捧，他就默认了。哎哟我心说，这哪儿是悲伤，这是下雨淋的，棉袄要湿到那个程度得出多少汗呀。我那阵儿才几岁呀，我就有看法。那会儿我母亲就死了，我16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那会儿府就卖了，说卖德国了，不是改辅仁大学了吗？我不记得年月了，注70那时候我很小，我很小就懂事了。说他们一个人得了几万块钱，那会儿几万块钱可不少，可这笔钱没有给我父亲，可能也给了点，给了他也不跟我们说呀，都糟蹋了，就那样。各府里就都不是自己的人了。今天整修过的恭亲王府大门(定宜庄摄于2016年)

3.随二伯画画

毓：溥心畬是我二伯，是我父亲的亲哥哥，长得特别像。我画画也是跟他学的。定：那可是名师呀。毓：确实是名师。南张北溥嘛，那可真是了不得。你看六爷府书画界的人特别多，在书画方面，在文艺方面，都是有学问的，作个诗呀，作个词，在写上面、画上面都行，六爷府都是这一路的。只是二爷太出色了，所以别人都显不出来了。五爷府就不是那样注71，五爷府特讲究什么？练。定：噢，一个府是一个风气。毓：他爱那个，好那个嘛。后来经济方面也挺困难的，溥心畬那会儿就开始卖画了，我哥哥为什么会画画呀？有时候就帮着他给画点，他一忙了就是代笔似的。我哥哥从小儿就爱画画，以后跟着他，那会儿他就十几岁了。我有个姐姐，三姐，和我同岁，她叫顺子，是溥心畬的女儿，早就死了。溥心畬还有两个儿子，都比我小。我们就都在一块儿，溥心畬挺喜欢女孩子。他一忙了，我和三姐就帮着给他上颜色，有时候他也说，这个怎么画，那个怎么画。有时候他不说，我就瞧他的意思，该怎么用笔，哪儿该使劲，哪儿该揉一揉笔头。这笔是倒着用，还是用侧锋啊，区别在哪里。您别看这画画，“瞧”最要紧。因为画画本身、写字本身，它有一定的气韵在里头，他可以从自身运用。这里边必须是我自己去体会。今天的蝠厅不准游客进入(苏柏玉摄于2016年)现在的恭王府花园您没去过吧？那会儿挺讲究的，家里有戏楼子，整个戏台画的一架藤萝，连根带整个柱子，房顶，整个是一个藤萝架，画的那功夫可大了。那年代不少了，后来也经过整修，装修也还保持原状，还是那样。还有那大殿，以前那殿真好看，整个是空的，几棵大柱子，雕刻得也细，镂空的，那叫蝠殿(又叫“蝠厅”)。对面是假山，真好。我还照了不少相。哎哟现在都没了。他们给盖成什么啦，什么展览厅，拆得乱七八糟，还有茶馆，还要票，票还挺贵呢，20块钱。展览厅里头不少画呢，有溥心畬的画，我舅舅的、我哥哥的，还有几张我的画呢。启功你知道吗？启功80多岁了，他的辈儿小，溥毓恒启，毓字辈下边还一恒字，恒完了才是启字辈呢。所以他老是当孙子的，他开会也不去，他辈分小，这个那个的，您不称呼不好，可是怎么称呼？启骧注72你认识吗？定：我不认识。毓：我们一起出过笔会，我让他写了一份册页，他就没法题上款儿，你说怎么说呀，论辈儿(我)是长辈，不论辈吧又真不是外人，他就给我写宗长，宗长就不论辈了。笼统点得了，爱宗什么宗什么。恭亲王府鸟瞰图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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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没写入书中的历史毓旗口述时间：1999年11月14日地点：北京市定慧寺某居民楼毓旗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MarkElliott注74[访谈者按]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受遗命总摄朝政，辅佐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为帝。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伙同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将载垣、肃顺、端华三人革职拿问，并于几日后将肃顺诛杀，将载垣和端华赐死，注75其他五人或革职或遣戍。遂改元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由叶赫那拉氏掌握实权，开始了她对清王朝长达40年的统治。这场政变，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因发生在辛酉年，亦称“辛酉政变”。这也是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中，为争权夺利而酿成的又一起，也是最后一起骨肉相残的大案。端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的七世孙,道光六年(1826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袭爵郑亲王,授总理行营事务大臣及御前大臣。咸丰十年(1860年)，皇帝逃往热河时，随从前往，授领侍卫内大臣。咸丰死后，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其弟肃顺等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肃顺是他的异母兄弟注76。对于这场宫廷政变，无论历史最终作出的评价如何，对于这个家族都是一场莫大的悲剧，是一个永久的伤痕，而这个家族此后的兴衰，也不再为那些只关心在政治与权力斗争中胜出的“正统”史家所关注。但是，正如我们从毓旗的口述中看到的，这个家族日后的经历不仅丰富生动，而且与时代的大变革息息相关，正因为有诸多这类退出“正史”的故事，与官方文献结合在一起，才构成那个时代的“整体”，所以，它具有毫不逊色于正史的学术价值。这篇口述访谈，主要围绕毓旗的祖父——载儒的人生经历展开。他从一个在朝廷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家族中走出，参加“平教运动”直至投身革命的过程复杂坎坷，颇具传奇色彩，这是一个在以往文字记录中罕见的满洲贵族出身的革命干部兼知识分子的典型，既真实又生动，为我们留下一个相当广阔的想象空间。毓旗是化名，所以没有必要再在前面加上“爱新觉罗”四字。注77他20世纪60年代初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受小学、中学教育。15岁步入社会。1979年考入大学，获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中国文化史、宗教学和国际问题研究。多次赴美国、日本讲学，参加国际会议，数次访问台湾并在大学从事客座研究。出版多部中华文化、历史及当代哲学、宗教问题的专著。现任某研究机构研究员，是北京数所大学的特聘教授。本篇口述的最后一段，是他对满族历史的一些思考，他坦言这些想法受其祖父影响很深。然毓旗虽是学者，恐怕也很难将这些内容形诸文字，由此亦可知，口述自有文字难以企及之处。

1.端华的事出来以后……

毓旗(以下简称旗)：这些事都是我爷爷给我讲的，目的是让我牢记家史。我现在也给我女儿讲这些事，我说你从小要知道这些事，这些是口传历史，它没有写在书上。定：端华出了这件事以后，官书中还有没有可以查到的任何线索？旗：任何都没有。说心里话，也就这几年，我因为学历史，本人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然后慢慢地就愿意再深入了解，要不然……端华是我的五世祖，我们是属于镶蓝旗的。端华官也挺大，总领过镶黄旗，所以我们也说在镶黄旗。他属于犯了罪的，朝廷赐死……当时那上吊的白绫带还留着呢。我爷爷说听他们老一拨儿的讲，当时我们郑王府一开始还没有给抄家，一开始说叫革退，就是革去爵位么，按当时规定世子还可以降几级，当时是降为辅国将军、辅国公注78等，但是家产也封了一段时间。革退这个处分之后呢，家族很快在朝中就没有地位了，没人愿意理，宗人府注79的人也不会给你好脸色。主要是几个妇道人家撑着这家里，家里没脊梁骨，这期间很多人去家里勒索，被人勒索了一大堆。定：东西就都转移了？旗：转移了，几家都转移了。家早散伙了，人死了还不散？我们这一支赶紧就跑了，老娘们带着第四个儿子悫善，没等抄家就都走了嘛。定：那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被抄家？旗：抄了，实际上还是抄了。那时候抄家很厉害，什么叫抄家？今天抄了，封条子全部贴上。然后宗人府负责给你们送饭，集中在几个屋子里住，兵丁看守不能出来，人都不能出来，然后就开始清点名册，查你家有多少财产，就这么查。MarkElliott(以下简称Elliott)：那你们家以前的诰命注80还有剩下来的吗？旗：抄家最先抄的是朝廷颁给的各种文书，其次是房地，再次是浮财，就是金银细软。浮财你可以留藏、转移一些，藏文书就罪加一等，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传下来。我们更不可能有，抄家籍没的，他怎么可能给你留这些东西？定：我现在想听你说，端华那事出了以后，你们那些支的情况，我想知道那些支都在哪儿，越具体越好。旗：那个我还真说不出来。我爷爷要在的话他肯定能说出来。我爷爷过去讲亲戚必须走(指来往)，这是在一个大家族来讲。我爷爷那会儿讲，亲戚不走就凉了，如果再讲，就是往下传辈儿，最老的话就是：姑舅亲，辈辈亲，砸了骨头连着筋。定：姨表亲，不是亲，娘一死，断了亲。旗：我们不这样讲，我们讲姐儿俩嫁汉各顾各，其实是一个意思。我爷爷还跟我讲：如果家族里生俩女孩儿，一定得再生个男孩，因为生这俩骨肉就不亲了，一出嫁就全都完了。而且如果姑舅之间再生个一男一女，还是姑舅。端华出了这事以后，等于封号就给别人了注81，王府也给人家了，以后封的郑亲王还是属于济尔哈朗一支的，但是哪一支我就不知道了。我们都不感兴趣，因为跟我们没有太近的血缘关系，就是顺着辈分一查，可能是济尔哈朗几个儿子中的另外一个儿子，那跟我们隔着七八代、八九代，血缘越来越远，没法儿再跟人家续。跟我们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时候他记得什么呢，就记得后来商量迁走，有一支后来听说迁到兰州、陕西那一带，那上吊的白绫带就给这一支带走了，不知道后来他们传到谁家去了，我爷爷老说兰州那支带走了。还有一支留在北京，留在北京这一支跟后来又恢复了郑王的那家关系不错，跟他们伙着过，搭伙。我们这一支，就是端华的第四子悫善，因为年龄小，才七岁，就过继给了绵英。绵英和端华私人关系很好，否则不会过继给他的，落难之后他给帮个忙呀。绵英不是皇室嫡系，也不是皇室正根，是旁支，好像是奉国将军，绵英的将军府就在现在北京评剧团，那个能人居涮羊肉再往南一点儿，顺承郡王府往北，就是我们家后来过继给的绵英的宅子，过继以后我们家就没走，就在那儿住。但有一支确实迁到保定去了。他们还经常有来往。位于今西城区大木仓胡同的原郑亲王府神殿到庚子年，我们从来不讲义和团运动，就用庚子年，叫庚子拳乱。注82我爷爷一吃面条就跟我们说这个：“吃面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吃面吃面不搁卤，火烧英国府。”就是那时候流行的俗语，开玩笑，满人特爱说一些俏皮话。那时候就乱。Elliott：你说乱是什么意思？旗：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来了，(对Elliott)你们到处烧杀抢掠呀，整个北京城都已经乱了套了。绵英的住宅那地方也遭了事了，实际上悫善在拳变之前就已经把大车都准备好了，他知书达礼，又经过变故，家里边已经被抄过一次了，再说原来寄居于人家家里边，算是过继的一个儿子，实际上也有些家族矛盾，这我爷爷他也讲不清楚，他就说等于是过继给人家了，家里边又没根了，在人家是寄居篱下，低三下四。所以1900年庚子拳变一乱，悫善就带家眷走了，保定不是有一支已经迁过去的么，我们就迁到保定，世道一乱就投亲靠友。把这些东西弄了好几个大车就给拉走了，就顺着涿州、高碑店、徐水这条路就往保定那边走了，往保定就落下了。彻底回保定，以后就没再回来。

2.旗地庄园和买汉姓

旗：悫善是到保定之前两年生的我爷爷，生我爷爷的时候他已经42岁了，(夫人)可能也是侧的，不是嫡系。悫善到保定时大概是四十四五岁。我爷爷是老四。悫善他们迁到保定以后，实际还有官饷，因为悫善过继就属于绵英这一系了，过继了嘛，内务府还按照宗室的待遇，还能关出银子来，还按绵英这一家，不是按郑王，给了以后到保定府基本上也没做生意，也没什么事情，吃租子，旗地庄园的租子，北京还有点房产。到辛亥革命以后，就有一个问题了，宗室待遇逐渐减少，也落实不了，旗地庄园的土地也出了归属问题。我们当时在直隶，北京对宗室的所谓优待条例注83管不了那么多，鞭长莫及，北京这儿都乱了，直隶保定府还管你什么事，顶不住了以后就出去找工作，当时排满排得特别厉害，满姓的人找工作极难，后来就干脆买个汉姓算了，反正我们郑王府那边早完了，绵英这边宗人府的银子也无所谓了，就改了汉姓了。得找朋友入宗祠呀，正式地到人家拜祖宗去呀，入人家的谱牒，都是有这么一套规矩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爷爷就给我讲当时就买了汉姓，入了汉家宗祠，就在保定的定州，在庄园那一带，实际上是给我们种粮食的汉人的姓，买了一个姓氏，我估计也就是给个面子，这都是老庄户的人，老庄丁了，等于给老主人帮个忙。我爷爷经常讲置房子置地置产业一点用都没有，读书才是真正的，另外一句话就是有金有银有玉有这些财产，你要是压不住它它就把你压死了，读书才能压住家里的阵。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你读了书这些东西才能传下来，永远留在家里头

：开马市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然谁敢开？）六，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按：收家丁、养子是当时军队的普遍习惯，毛文龙的部下是有不少姓毛的，有的本来姓毛，有的是毛文龙的养子，改姓毛的，但难道这也是罪状？）七，由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船，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按：当时有些奸商私通女真，他们的船被没收是应该的。洪秀、方奉估计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所以难说。）八，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知，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掳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按：没有其他旁证。）崇祯初年，曾经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就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而毛文龙在给崇祯的奏疏里是这么回答的：“臣细阅其疏，污臣通奴贪财好色数款，试问武抚从何处得来？嗟，嗟！臣居刀枪剑戟中，八载于兹矣！果贪，果淫，果通奴，此辈短发辽人，孰是善类？臣早为朝露，不待武抚今日下毒手也。污臣侵帑金钦赏入己，臣已有清算钱粮疏闻，可以无辩。”（《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文龙在东江这八年，环境艰苦卓绝，假如在此情况下毛文龙再奸淫妇女，那他不被兵变杀死还真是一个奇迹了！毛文龙的家乡杭州西湖是什么地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女温柔乡，纸醉金迷之地，而东江镇是什么地方？朔风凛冽，前有强敌，后无军饷的孤悬海外打游击抗金之地。毛文龙不在杭州西湖搞女人，跑到东北冰天雪地的冒死来嫖女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几十万亡命之徒中，来贪财好色？这到底是毛文龙脑子有病，还是说毛文龙贪财好色的人脑子有病呢？九，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碗，令往夷地掘参（人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按：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是长期拖欠，1621年到1625年总共才给了五万两军饷，袁崇焕一上任就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扣了毛文龙八个月军饷，毛文龙不得已才派人去后金的地盘挖人参，至于“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则纯属子虚乌有。）十，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按：当时给魏忠贤立生祠是全国都有的现象，你袁崇焕在毛文龙丁卯之役血战的时候还写文章给魏忠贤歌功颂德，要求给魏忠贤建生祠呢，你还有脸说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一事则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前文已详述。）十一，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按：铁山之战，毛文龙的确败了，毛文龙在铁山一千多人跟后金军八万人打，谁能打赢？把你袁崇焕搁在那行吗？但铁山之战后毛文龙在丁卯之役建立奇功你怎么不说呢？）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按：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此外毛文龙在这八年期间还收复了金州和旅顺，而你袁崇焕又可曾收复一寸土地？）综上，这十二条罪状，纯属污蔑的有七条，断章取义的有一条，根本就算不上罪行的有两条，没有确凿证据的有两条，就没有一条能坐实的。连一直歌颂袁崇焕、骂毛文龙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都对袁崇焕捏造的这些罪状看不下去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宣布完毛文龙十二当斩后，袁崇焕拿出了尚方宝剑，毛文龙见状，以为是皇帝下令杀自己的，于是最终服软，不再反抗。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这段话的意思是，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假如毛文龙拿尚方宝剑来杀袁崇焕的话，袁崇焕就没招了。其实吴惟英的这种解释说不通，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是明熹宗给的，而袁崇焕的尚方宝剑是崇祯给的，前者已经死了，而后者才是当今圣上，显然崇祯的尚方宝剑才更好使。话又说回来，崇祯在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后，把此前明熹宗赐给满桂和王之臣（辽东巡抚）的尚方宝剑都收了回来，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没收回来，崇祯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让袁崇焕与毛文龙精诚团结，而不是用尚方宝剑来压毛文龙，可袁崇焕连这层意思都没明白，反而拿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后，毛文龙的部下也纷纷跪在地上，袁崇焕对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因为他守卫边疆，官至都督，满门封妻荫子，酬劳足够了吧？他竟然欺骗朝廷，无法无天！我们要五年复辽，就要奉行列祖列宗制定的国法，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不能五年复辽，请求圣上到时像我杀毛文龙那样杀我！”说罢将毛文龙斩首。毛文龙时年五十三岁。杀毛文龙后，袁崇焕为了安抚东江镇的毛文龙部下，假惺惺地亲自到毛文龙灵柩前祭拜，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说着说着就哭了。袁崇焕此举比曹操祭祀袁绍还要假，曹操祭祀袁绍除了安抚袁绍旧部外，的确有些真情，毕竟二人是儿时玩伴，而袁崇焕祭祀毛文龙则纯粹是猫哭耗子。袁崇焕居然有脸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那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明朝杀人的朝廷大法。在明朝要想杀一个人是很难的，所有人犯了罪都要先接受审讯，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案件，刑部管审案子，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合称“三法司”。三法司共同审理完案子，定案后才能确定是否要处以死刑。只要不是谋反罪，那就不是斩立决，而是秋后问斩，而秋后问斩的人的名单必须拿到皇帝那里去复核，皇帝批准的方式是打钩，每年刑部官员会把判死刑的人的全部名单让皇帝打钩，打钩一个杀一个。一般情况下，明朝皇帝在打钩的时候不是全打钩，而是钩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打钩，以显得天恩浩荡，少杀生。当然，如果你真犯了死罪，这样想逃生的话，也是悬，万一皇帝把你的名字打钩了怎么办？有办法，贿赂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他们负责奏折，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会钻空子，毕竟皇帝每天公务很多，不可能光打钩，太监可以把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奏折放到一摞奏折的最下面，皇帝一份一份看，肯定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把新的一摞奏折放上面，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名单永远在下面，就这样你就永远死不了，明朝就有一个人，从判处秋后问斩到死，用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自己病死的。说这些就是想说，在明朝杀一个普通人都很难，然而袁崇焕却绕开三法司，擅自杀了一品武官毛文龙，可见他惹了多大祸，这为他自己的死埋下了祸根。有人会说袁崇焕有尚方宝剑，所以可以替天子杀人，而明朝祖制规定，即便有尚方宝剑，杀三品以上官员也要奏报天子批准方可，毛文龙可是东江镇总兵、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啊！整个明朝二百六十八年间，敢拿着尚方宝剑不经奏报就直接杀一品大员的，唯袁崇焕一人而已。有人以崇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批示，来作为崇祯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证据：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其实不然，因为他已经把辽东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崇祯本身是很器重毛文龙的，就冲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还没收回就可看出，但现在毛文龙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势必会影响袁崇焕五年复辽，只要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一切都可以由着袁崇焕来。当然，也正因此袁崇焕更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只要他不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比毛文龙更惨，历史果然如此。毛文龙的死讯传开后，据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椵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朝鲜人自从丁卯之役要害毛文龙没成功，却被后金一顿痛揍后，就一直对毛文龙持丑化态度，因此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事实的问题。所以毛文龙死后岛上军民一起痛哭的事一定是真的。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他们在毛文龙手下一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天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究竟为什么毛文龙死后他们齐声痛哭呢？毛文龙在自己的奏折里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毛文龙把辽东如同水火的民众晓以大义，凭着自己精忠报国的人格和侠肝义胆终于能让他们在东江“致其死力”。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这句话一语成谶，就在毛文龙刚死三个多月，面对明朝的兵锋从来没出过辽宁省的后金在皇太极率领下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这就是“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有毛文龙在，后金不敢走远，一走远就会被毛文龙端掉老窝，于是一直只是在辽东辽西进攻，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就能起到作用；毛文龙一死，后金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就可以绕开关宁锦防线，经蒙古从河北西北部直扑北京，此后这种事共发生过五次。足见毛文龙之重要性。毛文龙死后，天下冤之，《明季北略》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状，矫制杀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古今如出一辙！”《明季北略》还记载，毛文龙死后，“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荩，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敌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挥泪吁苍苍。驱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犹污烈士肠。驱除未竟英雄志（没写错，原文如此），变生绕柱骇秦王。素车白马东溟上，一派雄心未易降。八载艰辛固海东，神谋所向着奇功。旗骞夜月强胡缚，马蹴春冰丑虏空。百万黔黎歌德盛，千群铁骑泣恩隆。可堪功大还招忌。血洒平原野草中。吴惟英《挽毛大将军》：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佚名《毛将军歌》：八载艰辛拥铁衣，将军百战夺城池。旌飘杀气鼋鼍徙，帜卷腥风岛屿迷。赤手擎天扶日月，丹心报国靖边陲。尘沙猎猎吹人面，钲鼓填填动马蹄。慷慨一生浑是恨，悠游千古复何悲。东来未遂吞胡志，南下那堪蹈逆机。气压苍山云敛彩，魂摇白刃日含晖。穷荒剑瘗神仍在，绝海舟焚势与摧。事业已随烟尘灭，功名都逐浪涛归。明庭四纪空肝胆，青史千秋有是非。泪雨暗滋官路草，精灵虚拂故园薇。新蒲细柳春犹在，谁为招魂吊水湄。《表忠录》：呜呼！自文龙宿兵岛中，敌竟岁无一骑阑入关，马牛羊驴盈满野。洎文龙为奸刃所害，不数月入喜峰口，大破，杀总兵满桂、赵率教，遂长驱薄都城，万口匈匈，皆指谓崇焕蠚我，不可以谬一时，后世顾可得欺耶？且清兴非骨肉而王者四人，其一为吴三桂，其三人皆其所故部，彼非有盖世之劳而致是，所部若然，则文龙可知矣。清朝开国将领中封王的汉人，除了吴三桂外，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可见毛文龙麾下战将之勇。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诸将哗变，拒绝再听蓟辽督师袁崇焕号令，投奔登州莱州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接受了他们，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凌海），祖大寿受困城内（详见后文）。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来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遭遇暴雨，此时部队给养不足，有一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的一只鸡，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士兵也够水的，跟了毛帅这么些年，连一只鸡都没抢过来，当场被王象春的家丁按倒在地，而后被游街。被游街现眼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偷鸡贼，名声更差，这个士兵在游街过程中血性被激发出来，他拔刀杀了家仆，跑了。作为山东望族的王家自然不干，要求查明真相，孔有德怒了，辽东战局岌岌可危，你因为一只鸡跟我的部队过不去，于是他在吴桥发动叛变，把王家灭族，在山东境内连陷临邑、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守登州的同为东江镇老将的耿仲明打开城门，于是孔有德攻陷登州。孔有德也算念旧之人，当初孙元化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也没为难孙元化，把他放了（后崇祯因登州兵变大怒，杀孙元化）。登州是明军制造新式火炮和训练炮兵的基地，有近百名葡萄牙等国外籍炮师与工匠，以及大批经过训练的炮兵，俱为叛军所获。崇祯得知登州兵变后大怒，派大军镇压，与此同时东江镇也发生兵变，袁崇焕派来接替毛文龙的总兵黄龙被叛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携带登州的二十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火炮、三千匹战马乘登州的战舰渡海来到东江镇。而后他二人写信给皇太极，信中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得信大喜，亲自出郊十里迎接。至此，明朝的红衣大炮等先进武器清国也有了，明朝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后金还因此而拥有了海军。在孔有德、耿仲明投敌后不久，东江镇大将尚可喜也投奔了后金，至此东江旧将悉叛。皇太极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这就是袁崇焕酿下的大祸。有毛文龙在，这些勇将都能为大明效力，毛文龙一死，群龙无首，东江镇无法维持，最终导致他们投敌。有人会问，毛文龙把努尔哈赤打得都让部下写出“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长期以来毛文龙一直被历史忽视呢？为什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也说毛文龙该杀呢？（“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梁启超笔锋之下常带感情，关于他笔下的戊戌变法，本书最后一卷将会为您用翔实的史料证明，梁启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真相有多大差距。多年后，梁启超自己都说自己写的不是“信史”，是在自己感情支配下写的。因为他是广东人，便自然把广东人袁崇焕捧得很高，毕竟在梁启超之前，广东出过的重量级名人也就只有洪秀全了，洪秀全自然没法歌颂，所以他就歌颂袁崇焕了，既然歌颂袁崇焕那就会贬毛文龙。再比

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陶寺遗址龙盘王鲁湘：它和蛇更接近一点，嘴里还吐出长信子，这个信子变成了很多分叉的样子，肯定已经夸张了。王巍：对。我们注意到，这种盘只在大墓当中出，而且一个墓只出土一件，因此，我们觉得它可能有表明等级身份的意义。王鲁湘：这一定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是一个相当高的身份的标志。这个身份好像在几代中间都是相同的吧。王巍：这九个大墓不是同时期的，父辈、儿子辈、孙子辈都沿用这样一个传统。王鲁湘：我大胆猜测一下，这是不是当时他们这个所谓龙族的族徽呢？陶寺遗址陶鼓王巍：有这种可能。出土的物品还有用陶土做的鼓9，很高，最高的有1.8米以上，每个墓里有一件。另外还有石头做的扁平的罄，可以悬挂着敲击。鼓和罄这些东西跟一些仪式有关，而这些东西只出现在大墓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墓的墓主人不是一般的富人，他应该拥有军事权力。拥有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就意味着墓主的身份非同小可。但墓主究竟是谁，考古人员依旧无法找到有据可循的答案。如果墓主的身份是尊贵的，那么之前发现的扰坑又该如何解释？王巍：这个大墓墓棺的部分被捣毁了，我们发掘的时候尸骨是零乱的，但是随葬品并没有被拿走。按常理来说，盗墓肯定是为了拿东西，可盗墓者并没有拿这个墓葬的随葬品，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个墓捣毁了。王鲁湘：那是不是发生了一场革命啊？王巍：这种现象在中型墓中也有，这就表明曾经发生过动荡。王鲁湘：让人感到很惊骇的是，陶寺遗址出土了很多好像是被处置的尸骨，其中有一名女性青年，她的样子好像非常痛苦。她的神情让我想到宫刑，那个时期已经有这种刑法了吗？王巍：文献记载，舜的时候制定了一些刑法，但我们还缺乏实际的证据。我们在陶寺遗址的高等居住区附近发现一了个大沟，沟里面有好多层，一层里边有十几个人的人头，有的人头被打穿了，甚至有剥头皮的现象，非常残忍。对于这种现象，现在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住在城内部的一个阶层对另一阶层的惩罚，这些人是被处罚的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生活在陶寺中期大城的人与外来集团进行的战争所导致的，因为这些尸骨和大城废弃基本同时。可以说，陶寺中期大城废弃的时候伴随着一场动荡。王鲁湘：至少是一次大的社会动乱。王巍：这个动荡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社会阶层已经分化到很严重的程度：王要控制整个社会，不会仅仅用和平的方式，他可能也会用暴力的手段。王鲁湘：过去儒家对上古三代做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描写，但是从陶寺考古发掘看，上古社会也有很残忍的一面。王巍：是的。在后来的很多研究中，人们对于温情脉脉的上古传说发出了质疑。考古人员也试图在不断地勘察和研究中找到史前的真相。对于陶寺，有人说是尧的天下，也有人说是舜的城邦，层出不穷的假设在大墓出土之后依旧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何努：把考古材料和文献对应起来，一直是我们的向往，但也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因为直接的对应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确切地说，我们很希望陶寺是尧或舜的都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我并非完全否定这种可能，但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来佐证这个结果。都城有几个要素：有城墙，有宫殿，有王陵，还应该有礼制建筑。宗教礼制建筑无非是大的祭天、祭地的地方，这个比较好找，其重点部位也有章可循。这样大的一个都邑聚落，其布局和规划都是和它的宇宙观有关系的。我在研究过长江中游屈家岭城址、湖北天门十家河城址后，发现在他们的宇宙观当中，东南部是一个天的位置，西北部相对来说应该是地的位置。因此，祭天的场所有可能在城址的东南郊。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2003年3月底，考古人员对陶寺中期小城进行了复探，果真在城的东南方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建筑。何努：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个建筑的形状应该是很规矩的，或者是长方形，或是正方形，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但这个建筑既不方也不圆，似乎在平面上是一个梯形，这是非常奇怪的。还有，我们寻找夯土建筑，是以夯土作为基准来判断，而这个建筑外面虽有一个夯土的条带，中间却是生土，这令我们非常迷惑。2003年4月，为了再探究竟，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解剖。何努：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挖到了关键部位，不久就发现了一道弧形的墙，我们立刻明白，以前所谓的梯形恐怕不对，这个建筑至少应该是半圆形。而后我们在弧墙上又发现有几道槽，土质虽然是夯土，但比旁边的夯土要软一些，颜色也不太一样。一开始我们只发现了两三道槽，并没有足够重视，但随后的一场春雨，把比较干的工作面打湿了，雨过天晴我们再刮平面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槽、缝，而且这些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正对着遗址东南部的塔儿山。这样的发现，振奋着在场的所有人。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这个奇特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上古时期的天文观象台，为了进一步考证，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有步骤地观测。何努：2003年的12月22号是冬至，我们提前一天去看，结果大失所望。我们认为太阳走到最南端，应该进入最南边的一号缝，结果日出的时候离一号缝还差得非常远，根本就进不了一号缝，所以一号缝是不可能进行日出观测的——第一个设想被否定了。12月22号冬至那天，我们寄希望于东二号缝，结果发现日出也进不了这个缝，这下我们心里又彻底凉透了——恐怕天文观测的这种推测要落空了。在悲观情绪的笼罩下，一个月后，即1月21日大寒当天，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观测。何努：大寒是2004年的除夕，这一天非常冷，滴水成冰，是那一年当中最冷的一天。可是，那一天的观测结果是最令人振奋的，我们竟然在东三号缝看到日出了，这证明我们的推测应该还是正确的。我们的心潮起伏跌宕、时好时坏，一会儿是绝对的绝望了，一会儿又重新燃起希望。对于这一发现，天文学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尚书·尧典》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被无数次引用，就是“历象日月星辰，竟授人时”。“历”是计算，“象”是观测，也就是说，观测和计算太阳、月亮、星星运转的天象，来制定立法颁布给臣民，让他们安排农业生产、宗教祭祀等一系列活动。《尧典》的这句名言被当作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高水平的代表，但疑问就在于《尧典》到底能早到什么时候。很多学者认为，《尧典》所记载的天文学，只代表了中国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并不能代表四千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水平；而我们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在四千年前，《尧典》所谓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已经存在。王巍：古观象台的发现应该说是令人非常震惊的。英国有一个巨石阵，很多人都认为它与天象观测有关，但天文学界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观测点。比如说，我看这个天象的时候从这个缝望过去，然后看另一个天象从另一个缝看，这样的话就有比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弱点。我们古观象台的观测点是固定的，而且我们也找到了观测的圆心，天文学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圆心可谓一锤定音。否则，他便说你的观测是要不停地移动的。王鲁湘：这个随意性太强了。王巍：所以说，我们这个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可以确证的天文遗迹里面最早的一个。英国的巨石阵也是四千年左右，后来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可惜观测点不固定，而我们的遗址不但有固定的观测点，而且年代也更早一些。五、夏文明的推想王鲁湘：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比较侧重于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于是我们把文明的兴衰更多归结为社会文明内部的一些原因。而西方学界有时候则倾向于认为人类文明更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我们的探源工程是不是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王巍：是的。从中国的范围内看，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很多地区原来的强势文化衰落了，比如说良渚、红山、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等。接着它再出现的文化人口很少，文化的发达程度显著地减弱，这反映了一种由盛转衰的情况，而且不仅仅在一个区域。王鲁湘：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王巍：所以我就探索变化的原因，结果发现环境因素非常重要。总体来讲，尧、舜、禹这个时期的北方地区总体偏干旱，气候波动很大，而南方是偏涝的，我们称为“南涝北旱”。长江、黄河下游的很多遗址都是在崮堆上，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王鲁湘：良渚文化就是在堆起来的土山上头。王巍：这恐怕就是为了防止水患的，水患对当时的人们有很大的威胁。王鲁湘：也就是说，很多古代文明的急剧衰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变化。王巍：我觉得不能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仅仅归结为环境，但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大洪水曾导致整个遗址被淹没，然后人们有可能有组织地对洪水进行一些抵御。中原地区对洪水的抵御恐怕是它崛起的原因之一。陶寺遗址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城时期，始终是以粟和黍作为主要农作物，但也有水稻的栽培，而且还有非常零星的小麦。水稻的出现我们倒没有觉得太意外，让我们意外的是小麦开始在这个时期被引进了。小麦的产量比小米高得多，所以说陶寺时期的农业应当有了相当的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的发展是文明的基础，我们这次的发现印证了这个理论。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剩余，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于是一部分人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王鲁湘：开始有了社会分工。王巍：脱离了农业，从事手工业、管理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起源是文化起源的前提。我们这次在动物考古学方面也有很重要的发现：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时候，绵羊开始出现在中原。绵羊的出现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因为它是西来的东西。王鲁湘：麦子、绵羊从西亚来，说明这时候和那边已经有一种文明的通道。王巍：这些同时在中原地区出现，是很值得思考的。我们还发现了砷铜合金的青铜。一般来说，青铜是铅锡合金，但还有一种青铜是砷铜合金，这个砷青铜很早就出现在西亚地区。我们原来认为中国没有砷青铜，但在陶寺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砷青铜，它的冶炼技术应该是从西亚那边传来的，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亚文明接触的最早记录了。在对陶寺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对中原文化日渐强大并流传至今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剖析。王巍：为什么周围地区相继衰落，而中原地区却还在继续崛起，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诞生呢？我觉得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虽然环境因素相同，但中原地区在粟和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水稻，后来又有了小麦，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更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旱的话可以收获粟和黍，涝的话可以收获水稻。王鲁湘：就是说他们总会有些收成。大禹治水成功地让上古时代的淮河流域水流顺畅，永不闹灾。在众多的史前传说里，对诸神给予的帮助，大禹一直心存感激。他命人在会稽山修筑了九鼎，在九州标注出猛兽、邪神、厉鬼出没的区域，以使中原地区的百姓在出行时与神灵互不干扰，趋吉避凶。有专家分析说，这些互敬互畏的祭祀之风，也是中原文化得以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其宗教色彩极其浓厚。贵族的随葬品有琮10、璧等宗教器物，而且，贵族还被埋在祭坛的附近。王鲁湘：因此整个社会是一个神权社会。王巍：辽西的红山文化也是如此，随葬了很多玉器，还建有女神庙，宗教色彩也非常浓厚。而尧舜禹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则有了更多的世俗色彩，在宗教方面的真正投入并不多。就处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来讲，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反观长江下游地区，那里的先民遇到自然灾害，只得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求神，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世界上有些古老文明的衰落，包括玛雅、印加，好像都有这种经历。王鲁湘：这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尺度，即它有一些祭祀，但是没有淫祠。王巍：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国家政权阶段，这种组织不仅在抵御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十分有效的，在军事力量方面更有决定性的意义。军事力量的强大有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舜禹时期将很多曾经强势的部族，如三苗等，给流放了，靠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我觉得，环境变化是一个大的背景，而它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处理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平衡点、高度的组织化导致的军事力量的强大，才是中原文化最终延续发展的主要原因。探源工程开展至今，也只是刚刚开始，用“任重而道远”形容并不为过。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文明相比，华夏文明自然毫不逊色，这是我们骨子里难以抹杀的骄傲。对过往文明的追溯和拷问，探源工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对远古时代的思索，必定会推动这样的勘查在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上演下去。良渚的神灵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究竟诞生在哪里？1929年12月，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头骨，让我们触摸到了这片土地上远古人类的存在，但是这些原始人从何时、何地开始出现了社会、出现了国家、出现了文明，我们的答案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中去寻找。以浙江省杭州市东北部的良渚镇命名的良渚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古代遗存。它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区域，包括了现在的杭州、苏州、上海、无锡、嘉兴等地区。一、发掘前奏良渚地区最早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36年，一个当时年仅24岁，名叫施昕更的良渚青年，开启了日后一系列发掘的序幕。王鲁湘：牟先生您好，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当时施昕更先生是出于什么考虑想到要到良渚这一带来进行考古调查呢？牟永抗11：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界出现了探索中华民族历史问题的热潮。这时国内历史研究对传统文献产生了一些怀疑，希望能够从另外的渠道来获取新史料，以正确地解读我们国内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有些学者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考古学，从而与我们传统的以“证经补史”为主的经史学并立，形成了探索古代的两条道路。当时的探索重点是黄河流域，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以后，江南的一些有识之士考虑要把一些先进科学运用到本地来，于是在三十年代创立了西湖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是学生物的董聿茂12先生。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在今浙大玉泉校区内）建造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遗址进行试掘。施昕更先生当年是西湖博物馆地矿部的一个助理员，他参加了那边的试掘，发现古荡出土的几件古器物在他的家乡附近也发现过。施先生于是回家乡正式做调查，当时就发现了一些陶器跟石器。他知道这一带的农民有挖玉的风气，但是这些玉跟这些陶器和石器是什么关系，他还不很清楚，而且也没有挖到。王鲁湘：实际上这个地方发现古玉的情况是自古有见。牟永抗：是的。我们在刚才提到的杭州古荡地区发掘汉墓时，发现过两组玉器。这说明至少在汉代，就有人开始搞考古收藏。以后我们在湖州

，等到大伙都笑得没力气了，才长叹一声：“危险啊，危险！”“哦？”齐威王挥挥手，让大伙止住笑，“你说说，有什么危险？”“秦国、楚国虎视眈眈，而您丝毫不在乎，这是第一个危险；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把雪宫（齐宣王的离宫）搞得富丽堂皇，浪费民力物力，这是第二个危险；花天酒地，夜以继日，淫乐充斥后宫，这是第三个危险；贤臣逃匿山林，奸佞侍奉左右，听不到真知灼见，这是第四个危险。”钟离春侃侃而谈，齐宣王神色由晴转阴，看她的眼神由戏谑变为尊重。待她把话说完，齐宣王诚恳地说：“您说得太好了，有如暮鼓晨钟，让人警醒。寡人如果还能有点进步，皆拜你所赐。”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高台，撤去女乐，从此专心治国，励精图治，齐国的国势由此蒸蒸日上，甚至超越了齐威王时期。而钟离春果然也成为了齐国的王后。无盐女的故事，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式童话，它不是丑小鸭的故事，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而是丑小鸭加灰姑娘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本书在此不予判断其真实性，因为在很多时候，所谓真实的历史，也不过是人们以为它真实罢了。王道与霸道钟离春提到的雪宫，在《孟子》中也有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轲，突然问了一句：“老先生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好极了。”孟轲饶有兴致地东看西看，对宫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觉得很新鲜。齐宣王又问：“古代的圣贤也有这种快乐吗？”“当然有了。”孟轲说，“作为一国之君，有这点快乐算什么？但前提是要将这种快乐和百姓们共享。”他趁机奉劝齐宣王，“君王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君王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君王和百姓同忧同乐，同心同德，那就可以使天下人归服了。”齐宣王一听，很感兴趣，于是又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故事，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这个嘛……孔夫子的学生们都没有讲过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也没有听过。说白了，‘霸道’那玩意我不懂。您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说说‘王道’吧！”齐宣王说：“好。”“我听人说，有一次您坐在殿上，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准备杀了它去祭钟。您看它哆嗦可怜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被宰杀，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命人放了它，改用一只羊代替。有这回事儿吗？”“有。”“可是百姓们听说之后，都以为您这是吝啬，是吧？”齐宣王无奈地笑笑，说：“确实如此。他们也不想想，齐国虽然不富，我也不至于吝啬到一头牛都舍不得啊！我就是不忍心看它那可怜的样子，才用羊替代它的。”孟轲朝齐宣王作了一揖，说：“您这种不忍心，就是王道的基础。”齐宣王脸红了一下。孟轲又问：“那您有没有想过，羊其实也很可怜呢？”齐宣王说：“哎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您这么一说，我倒是能理解百姓们为什么说我吝啬了。牛和羊一样可怜，我却只怜惜牛而不怜惜羊，这不是让人误会嘛！”孟轲说：“您别在意百姓的误解。您这种不忍心正是仁爱为怀，并不虚伪——您亲眼看到了那只牛，却没有看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便不忍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远庖厨，就是这个道理。”齐宣王很高兴：“这事我自个儿琢磨很久了，一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经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便豁然开朗了。但我这种心理和王道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有一个人说，‘我能够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您相信吗？”“不信。”“那么，您的好心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一根羽毛都拿不起，只有一个原因，不肯用力罢了。您不实行王道，不是不懂王道，只是不肯去尝试。”“您的意思是，将我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就是王道？”“没错。尊重善待自家的长辈，推广到尊重善待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以此类推，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心运转东西那样简单。”孟轲说着，做了一个手势，就像有个球在他的手心转动。齐宣王连连点头，又问：“具体来说，如何实行仁政，您能给我说说吗？”孟轲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天下，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做官的人给予世袭的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都可以到湖泊捕鱼，罪犯的刑罚只有本人承受，不牵累妻室儿女。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这就是仁政。”齐宣王击掌赞叹：“这话说得真好。”孟轲紧紧抓住：“好的话，您为什么不马上实施呢？”齐宣王老实说：“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轲说：“这不是问题。从前，公刘也爱财，《诗经》上不是有那么一句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家中有余粮，行者有干粮，才能率领军队打胜仗。您如果喜爱钱财，能够惠及百姓，和王道一点也不矛盾啊！”公刘是周朝的先祖，以善事农耕而闻名。这句诗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粮食真多，装满了粮仓；还有干粮，装满了行囊。大伙儿团结一心，弯弓搭箭，持戈挺矛，浩浩荡荡向前进。齐宣王又说：“那还是不行，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瞧您说的！”孟轲说，“从前周太王也喜欢女人，经常一大早就带着他的妃子，骑马跑到岐山之下。可那个时候，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姑娘，也没有找不到老婆的单身汉。您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呢？跟百姓一道喜欢就行了。”说句题外话，有些官员就不这样想，他自己可以有很多女人，却要求百姓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唉……在孟轲的思想中，统治者与百姓的理想关系，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统治者想干什么都好，但是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你能干的，百姓也有权利干，这样就真是环球同此炎凉，天下太平了。有一次，孟轲问齐宣王：“听说您很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齐宣王颇为不好意思：“我并不是爱好高雅的古典音乐，只是爱好一般的流行音乐罢了。”孟轲说：“只要是音乐就行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也没什么区别。”齐宣王说：“愿闻其详。”孟轲便问道：“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很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很快乐。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快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齐宣王说：“跟别人一起更快乐。”孟轲问：“那么，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还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一起更快乐。”“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觉得头疼，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音乐，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打猎，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只图自己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享。“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眉开眼笑地互相转告，‘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很开心地说，‘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打猎呢？’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能够与百姓同享快乐。“所以说，您听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民同乐。”齐宣王听了，连连点头称善。孟轲在齐国的时候，给了齐宣王不少有益的教诲。他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总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很浅显。即便是批评，也能批评得很有水平。有一次孟轲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去楚国出差，将老婆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发现老婆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绝交。”“长官如果不能管理他的下级，该怎么办呢？”“撤职！”“回答得太好了！”孟轲说，“如果一个国君没有把国家治理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支吾了一阵，左右张望，赶紧把话题引到别处去（王顾左右而言他）。孟轲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齐宣王，一个单位搞不好，领导要负责任；一个国家搞不好，君王要负责任。但是后世有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喜欢替领导人开脱——国家出问题了，不追究领导的责任，反而怪下面的人没搞好，甚至责怪有人搞阴谋诡计。齐宣王伐燕回过头来说燕国的事。子之南面称王后，燕国的形势一直不怎么稳定。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合谋讨伐子之。消息传到齐国，齐宣王意识到这是一个控制燕国的好机会，派人给太子平传话：“寡人听说太子准备起事讨伐乱臣贼子，重振国纲，扶正君臣大义，十分感动。齐国虽小，没有能力解决燕国的问题，但是寡人愿意随时听候太子差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齐宣王心里打什么主意，路人皆知。然而太子平收到齐宣王的承诺，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马上聚集党羽，发动起义，并命市被率众进攻王宫。不料子之早就得到情报（连齐宣王都知道的事，他岂能不知？），在宫中层层布防，严阵以待。市被攻打了半天，连宫墙都没能靠近。造反这种事情，最关键是发动群众。市被攻打王宫的同时，太子平的党羽正在挨家挨户发动大伙“支持太子，铲除乱党”。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谁苦大仇深就支持谁，而是谁占上风就支持谁。眼看市被的人马越打越少，而子之的援军又源源不断地赶来，蓟城的百姓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赶到王宫去救援子之。市被的脑瓜子很好使，一看大势已去，立刻拔出宝剑，大呼一声“跟我来”，带着残部就向百姓冲去。百姓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看市被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都禁不住向后退，有的人已经悄悄扔掉棍子，准备溜回家。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发生，市被冲到百姓阵中，不杀也不砍，脚步也不停，声嘶力竭地喊道：“太子作乱，人人得而诛之！父老兄弟们，跟我去杀太子！”百姓们愣住了，有几个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喊起来：“杀太子，杀太子！”这声音被迅速扩大，于是数千人一起喊：“杀太子，人人得而诛之！”跟在市被身后，朝着太子府进发。在路上，他们遇到太子党羽的阻截，双方发生战斗。一番血肉横飞之后，有人突然想到家里的老婆小孩需要保护，有人则想着可以趁火打劫，把隔壁李老汉家的铺子给抢了，还有人就是李老汉……厮杀的对象开始模糊起来，仿佛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混乱中，市被被人一棒子打倒，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又被无数双脚踏过。他拼命护住头，绝望地大叫，声音却越来越微弱，最后有个好心人往他背上插了一刀，结束了他的痛苦。数天之后，当子之的人勉强恢复蓟城的秩序时，已经有数万人死于这场闹剧。侥幸活着的人，也赶紧收拾行李，逃到别处去避难。城内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以及无数孤魂野鬼——这其中就有太子平。燕国的内乱，对于齐宣王来说，无疑是一个助其称霸的好题材。就连孟轲这种成天把王道挂在嘴上的人，也掩饰不住兴奋，向齐宣王进言：“现在讨伐燕国，可以建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齐宣王早有准备，命令匡章为大将，尽起“五都之兵”，并号召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也出兵，向燕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当然，打的旗号是惩治乱党，为太子平报仇。前面说过，进入战国时代以来，中原各国纷纷在战略要地设郡。唯独齐国别具一格，始终没有设郡，但是设有“都”。除国都临淄之外，还有高唐、平陆等四都，合称五都。每个都均驻有经过考选和严格训练的常备兵，也就是“持戟之士”。五都之兵尽出，则齐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再加上少数民族部队，声势十分浩大。实际上，齐宣王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燕国经历过蓟城之乱后，人心离散，兵无斗志。齐军所到之处，燕人纷纷打开城门投降，不到五十天，匡章便占领了蓟城。子之和燕王哙“皆死”——至于是何种死法，则不得而知了。也许是胜利来得太容易，齐军占领燕国全境后，如何处置燕国反倒成了齐宣王的一块心病。当时朝中重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取之”，也就是吞并燕国；一种是“勿取”，也就是扶立新君，然后撤军回国。齐宣王当然是想“取之”，但是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将孟轲请来，想听听孟轲的意见。齐宣王问孟轲：“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不到五十天就拿下了。寡人觉得，这不是人力所能为，而是天命如此。古人说得好，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寡人想就此吞并燕国，不知先生有何高见？”孟轲说：“燕国的百姓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很高兴被并入齐国，那就吞并。当年周武王消灭商朝，天下人都举双手赞同，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并入齐国，那就不能吞并。您想想看，以万乘之国讨伐万乘之国，百姓们们箪食壶浆相迎，难道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不就是想躲避水深火热嘛！如果水更深，火更热，他们很快就会起来反抗。”孟轲的话说得滴水不漏，等于将皮球又踢回给了齐宣王。齐宣王依旧举棋不定，于是将这事先搁到了一边，命令齐军抓紧掠夺燕国的资源，运往齐国。不久之后，燕国就发生了反抗运动。而天下诸侯对齐国独占燕国也纷纷表示不满，其中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这三个国家为什么会联合，下一章将讲到），大败齐军于濮水。齐宣王又急又怒，将孟轲找过来，劈头盖脸地问道：“现在天下诸侯都在反对寡人，您说该怎么办？”言下之意，当初是你说的可以吞并燕国，可你没有告诉寡人别的国家会以武力干涉啊！孟轲擦了擦脸上的唾沫星子，平静地说：“我只听说过商汤凭借着七十里领地向天下发号施令，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的君王会害怕别人。”只消一句话，就把齐宣王的怒气打回了肚子里。孟轲接着说：“《尚书》上说，‘商汤征服天下，从葛地开始。’天下人都信任商汤，他挥师向东，西方的人民就埋怨；挥师向南，北方的人民就埋怨，都盼望他的军队早点到来，就像大旱的时候盼望乌云一样。商汤所到之地，商人照常做买卖，农民照常种地。他杀了当地的暴君，慰问当地的人民，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都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所以《尚书》上又说，‘等待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得到新生。’现在燕国发生内乱，大王去征伐它，百姓们都以为您会救他们于水火，所以箪食壶浆出来迎接。可是我听说，齐军在燕国杀戮他们的老人，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宝物，那是什么搞法！天下诸侯本来就畏忌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占领了燕国却不实行仁政，他们打过来，又有什么奇怪呢？”齐宣王目瞪口呆。闹了半天，全是我的责任，跟你孟轲没任何关系啊！他憋红了脸，想反驳孟轲几句，但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只好盯着孟轲看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赶紧发布命令，把抓到的燕国百姓都送回去，停止搬运财物，马上撤军回国，派使者向各国解释，或许还来得及。”孟轲说着，压低了声音，凑到齐宣王耳边，“我一再劝您注意要用王道，王道！您怎么就不明白呢？”“对，对，王道。”齐宣王丢盔弃甲，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齐国就从燕国撤军了。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将流亡在韩国的燕公子职（太子平之弟）送回燕国，立为燕王，即燕昭王，逐渐将燕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第十章合纵与连横的新一轮博弈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大败齐军于濮水。具体的战绩是，齐将声子被杀，匡章败走。樗里疾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为了燕国而来，但在客观上迫使齐国从燕国撤军，从而挽救了燕国。仅

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后，我去上班：乔伊丝不在，又没有留言。菲丽丝和我对付着。大家都对付着。一种哀伤的气氛，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她一手打造了《莉莉丝》，但如果她不来上班，连续几天不来，大水便会淹没她。大家几乎不提她。但肯定会想她，至少我想她。我想，我想！我伤心得发狂。我不安，羞愧，心想弗雷迪死了，我妈妈死了，我几乎一滴泪都没流，只有一种冷漠的空虚感，但是乔伊丝溜出了我的生活，我却这样伤心欲绝。一开始我想，看看我，一个多么缺德的女人，但后来我知道，既然我允许自己为乔伊丝痛心，就是接纳——接纳了哀痛，接纳了悲伤。这几天早上，我都是泪流满面地醒来。为弗雷迪流泪，为我母亲流泪，为天晓得其他什么人流泪。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我玩命地工作。与此同时我伤心得发狂。我觉得这不见得是朝成熟又迈进了一步。有一颗冰冷的心还是有许多好处的。再去看莫迪时，她在生气，冷冰冰的。因为我？不是，原来是楼上的“爱尔兰女人”又开冰箱、关冰箱地“侮辱”她了。因为我刚从一个有事情就处理、不作兴嘟嘟哝哝地吹毛求疵的环境中来，就说：“我上楼去和她谈。”然后我上了楼，莫迪在我背后大吼：“你来插一脚干什么？”我敲了楼上的门，一楼。一个满脸雀斑的瘦长男孩子开了门让我进去，房里那个高大漂亮、长着疲倦的蓝眼睛的爱尔兰女子，以及另外三个满脸雀斑、一头金发的瘦小孩正在看电视。他们的冰箱硕大，兴许是街那头的二手店里买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它正好响起来，发出一阵隆隆又吱吱的噪音，震得整间屋都在抖。我没法说，拜托把这冰箱卖了吧。你看得出来这就是贫穷。我是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种贫穷。现在我认识了莫迪，还有一套新的标准呢。什么都用廉价货，但是孩子们喂得饱饱的，有干净衣服穿。我说，福勒太太好像病了，他们看到她了吗？在那姑娘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我现在似乎到处都能见到的表情，一种坚决的无动于衷、一种逃避：“怎么说呢，她不是那种可以求助或是施助的人，于是我放弃了。”她一直在侧耳听什么——实际上，那家的丈夫回来了，一个黝黑、瘦削、暴躁的爱尔兰男人，醉得厉害。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互相望着，然后闪进了内屋。他们很害怕，她也是。我看到她的小臂上有瘀伤。我谢了他们，离开了，没来得及关上门就听到了里面怒气冲冲的声音。下了楼以后，我坐在那愤怒的小老太太对面，她一张苍白的瘦脸板着，我说：“我看到那冰箱了。你从来没有过冰箱吗？那个冰箱太旧，噪音太大。”“但是她为什么要早上一点钟来接通它，甚至三四点，偏挑我要休息的时候？”好吧，我坐在那儿解释。通情达理。我一直在想莫迪的事。我喜欢她。我尊重她。所以我不准备把她当婴儿般对待，那是辱没了她……我是这么决定的。但是那晚面对着她，看着她坐在那儿，一脸惨白，不住地哆嗦着，我发现自己最终还是把事情往简单里讲，想哄她开心。“那好，如果是像你讲的那样，她为什么非把那东西放在我睡觉的地方上头？”“也许它受电源插座的限制呢。”“那我的睡眠就该见鬼去了，是吧？”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东西又响起来了，就在我们头顶。墙壁在颤，天花板在颤，但那真不是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至少吵不醒我。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半是得意，你看，你现在也听到了吧，我可没夸张！一半是好奇——她对我好奇，看不透我。我本来下定决心要告诉她杂志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很难。“你在那里肯定是个女大王啊什么的吧。”她说。我回答：“我是副主编。”她倒不是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是她非要批驳一下——批驳我——批驳一下当下的情况。她脸侧向一边坐在那儿，然后抬起手来，挡住脸不让我看。“啊，那么，你以后是不会愿意再来我这儿了，是吧？”她终于说道。我回答：“就是这周特别困难一点。不过明天下午我来，如果你欢迎的话。”她有点倔强、有点忧伤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走之前，看了一眼厨房，吃的不多了。我说：“明天我带东西来，带你要的那些。”久久的沉默，我以为她不会开口了呢，但是她终于说：“天气不好，不然我就自己去了。还是和平常一样——给猫吃的东西，我还想要一点鱼……”她没有把单子报完，这意味着她的确接受了我，的确信任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她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神中透着惊恐和焦虑，好像我背叛了她。第二天，办公室里还是没乔伊丝的影儿，于是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儿子接的电话。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不行，她在厨房，我想她在忙。乔伊丝以前从来没“忙”过。我很生气。我坐在那儿想，我可以走进莫迪·福勒的家，去帮助她，却不能去帮乔伊丝，我的朋友。与此同时，菲丽丝正在回复信件。没有用乔伊丝的桌子，而是坐在秘书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乖觉圆滑这一项，满分。“这实在荒唐。我这就去找乔伊丝。你管好这儿。”然后我拔腿走人。我去过乔伊丝家上百次，不过总是在得到邀请、受人期待的情况下去的。开门的是她儿子菲利普。他一看到我，就结巴起来：“她在——她在——她在……”“厨房里。”我替他回答。他似乎是躲到自个儿眼睛里头去了：人不在焉。又是这种眼神！但是不是我以前没注意到？表面上准备妥当，做了这样那样的预备工作；防御工事守护得很好。我去了厨房。她儿子跟在我后面，像个狱卒，或者说我觉得是（这感觉没错）。这个厨房作为家庭用恰到好处，家具都是松木的，到处摆的是瓷器。她女儿坐在桌旁，正边喝咖啡边做作业。乔伊丝站在水池边。她那样子不再像是贵气的吉卜赛，倒像个穷困潦倒的。她的头发没梳，邋邋遢遢地纠结在一起，马马虎虎地化了下妆，指甲开裂。她转过脸看着我，眼神空洞，表情呆滞，我说：“乔伊丝，这可不行。”她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她的眼中涌出泪水，喘着粗气，迅速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浑身发抖，就像莫迪。我坐在桌边，对两个孩子说：“拜托，我想和乔伊丝谈谈。”他们交换了个眼神。那眼神你可以说是粗鲁无礼的，也可以说是惊慌恐惧的。我知道，其实我很容易就可以同情他们：起码，他们得离开现在的学校，去美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我很生气，生气。“给我杯咖啡。”我说。她端了一杯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我们看着彼此，直愣愣地、长时间地、严肃认真地。“我受不了你这做法，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在这里也什么都不说。”“他们在门外偷听吗？”“你看不出来吗，妈妈被抓回来了。从办公室抓回来的。”“你的意思是，对你的成功啦什么的，他们心怀怨恨？”“不是，他们为我骄傲。”“但是。”“他们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套，几个月来他们不知道将来给他们当妈的会是费莉西蒂还是我。现在他们知道是我，放心了，但他们吓坏了。你一定看出来了吧？”她的口气听上去就和我亲爱的姐姐乔姬一模一样，是在和一个行为不良的人——我——说话，我不打算吃这一套。“是的，没错。”我说，“但是我们谈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他们不是小孩了。”“多萝西十七岁，菲利普十五岁。”她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愤怒地瞪着她。我说：“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如此之心软，如此之傻，如此之孩子气？怎么搞的？”“哦，天哪，”她说，“哦，天哪，天哪！天哪——简娜！”(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哦，天哪，乔伊丝，”我对她说，“我可没开玩笑。你不要摆出这副你比我高明的样子来。难道我对谁说的话里都没有一句有用的吗？”“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啊？”此刻我们都怒火熊熊，也因此而互相多了点好感。我们都提高了声音，我们都想象着“孩子们”在听。“我讲的是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见了鬼的、没骨气的、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你根本没生过。”“啊，谢谢啦——好，这事就这么算完，我就这么算完！我没生过，还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一看到——”“听着，简娜……”她慢慢地讲清楚，好像在对一个白痴说话，“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该得到的，没有被亏欠什么吗？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来算是有第二个家庭，他们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前些日子他们不得不接受父母要离婚这件事。如今一家人能在一起……”“那我们，你的工作，还有我该得到的呢？”她坐在那儿，随着她的颤抖，勺子在咖啡杯里，叮叮地撞在杯壁上。“家里出现危机，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真得独自生活，和其他几百万妇女一样——你在工作中做出了什么，全没了意义，被打得粉碎。”此时我们都在颤抖，非常羞愧。我们能看见自己的模样，在一栋安静的房子里，两个女人对着彼此大喊大叫。“等等，简娜，”她说，“等等。”然后她无事找事地站起来，在炉子上放上一壶水，又磨磨蹭蹭地坐下来。然后，她说：“你以为，想到你，想到我们的友谊，我心里就不难过吗？我痛苦极了。”她又吼上了，“你懂吗？我痛苦。我这辈子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被劈成了两半，撕扯开来。我想要号啕想要尖叫想要满地打滚……于是我就给全家人做饭，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够奇怪的。”“而我，够奇怪的，也痛苦极了。”于是突然地，我们大笑起来，以前的那种大笑；我们弯下腰，趴在厨房桌上，放声大笑。“孩子们”听到动静，走进厨房来：脸上挂着惊恐的微笑。我，简娜·萨默斯，“杂志社来的人”，的确是像他们所想，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看着这两张惊恐的脸，我知道要是自己不小心的话，就要缴枪投降了：但是我的心灵在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也许说到底，我是不对的……我说：“我得回去上班了。”她说：“我知道没有我，你和菲丽丝也干得很好。”“是很好。”“那好啊。”我以最快速度冲回办公室。冲回我真正的家。把乔伊丝留在她真正的家里。后来我把东西送去莫迪那儿，和她坐了一会儿。我很疲惫，她也看出来了。她怯怯地说，声音苍老：“如果你累的话，不要觉得自己非来这里不可。”“为什么不呢？”我说，“你需要帮助，你知道的。”然后我加上，“我喜欢你。我喜欢认识你，莫迪。”她拘谨、克制地点点头，脸上有一丝满足的笑。“我不会说我不是占便宜的那一个，我的确是占了便宜的。”我又出门到对面的店里去了一趟，我忘了买茶。外面雨夹雪。我从废料车里弄了一点木柴。在这几条街道，上上下下的房子都在“装修”。莫迪家门前那条短短的小街上就有四栋。四辆废料车里装满了“垃圾”。包括毫无破损的椅子、床垫、桌子，还有大量完好无损的木料。人们偷偷溜出来拿木头。这些房子里大概还有不少壁炉。但很快就会被淘汰了，等这些房子“装修”完毕以后就没有壁炉了。我从店里出来，人行道上站着两个老太太，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包裹似的。我认出一张脸来：对面窗户里出现过。我冻僵了。想回家。但是我已经明白，当前状况是要耗上一阵子了。对话：“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莫迪·福勒可好？”“她看上去挺好。”“你是她女儿吗，亲爱的？你把她照顾得真好。”“不是。我不是她女儿。”“你是个‘好邻居’？”“不，也不是。”我笑道，老太太们礼貌地朝我微微笑了笑。我说“老太太们”，其实该受批评呢，我没管她们的个性，只说了“老太太们”。但她们样子很相像，都是胖乎乎的小老太太，裹着厚围巾、厚大衣，戴着厚帽子，勉强露出一张脸来。“莫迪·福勒一向深入简出，所以我们有些好奇。”“哦，”我说，“她都九十多岁了，不是吗？”一阵沉默，透着不悦。“我九十二岁了，亲爱的，这位贝茨太太九十一岁。”“啊，我该说莫迪觉得自己上了年纪。”这太直截了当了，我也知道，但是既然这么开始了，就没法转弯了。哦，是的，我很清楚，事到如今，这样的对话得继续下去。“你认识罗杰斯太太，对吧，亲爱的？”“罗杰斯太太？”“她是社会福利局的。”“我不认识她。”说话这会儿，雨夹雪迎面扑来，我们的脸都发青了。“她想见见你，她是这么说的。”“见我干什么？”“她觉得既然你是‘好邻居’，她想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照顾。”“哦，我不是。”我说。“那就再见啦，亲爱的。天这么冷，我们可不能耽搁你。”于是她们一起蹒跚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臂挽着臂，慢吞吞地走。第二天乔伊丝回来了，在她的桌前坐下，做了许多开始工作的动作，也的确工作了，但她根本就不在那儿。如今她根本就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她的样子糟透了，衣着难看，甚至有些灰尘，头发根部花白，黑色的毛衣边缘也有些发灰。看着她这样儿，我立即预约了美发师。决定花一个晚上来自我保养。就是那个晚上。我真正地泡了一个澡，好几个小时。我剪了手指甲、脚指甲，纹了眉毛，保养了耳朵、肚脐，处理了脚上的硬皮。这么多年来，让我能够仪表整洁完美，大家看到就会想“她是怎么做到的？”，全靠我每周日的晚间时光。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干扰这个安排。弗雷迪以前会拿这事开玩笑，但是我说，随便你开玩笑，我不在乎，我一定得这么做。多年以来，每周日晚上，晚饭过后，我都挑好下一周每一天要穿的衣服，确保这些衣服上没有一点皱痕、折痕，弄好扣子和褶边，擦干净鞋子，倒空、擦亮手袋，给帽子掸灰，任何有一点点脏的东西都挑出来以便送去干洗店和洗衣房。每周日晚，数小时。上班时，在那一双双专业、有见识的眼睛打量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根头发没修饰到位。修整仪容。是啊，如果我不坚持的话，我的风格就该进字纸篓，就像乔伊丝现在一样。原本的上流吉卜赛，变得衣冠不整，还算得上不落俗套；若是我的风格疏于打理，那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邋遢婆娘了。所以现在我要敦促自己做好这件事：扣子、鞋子、领子，熨烫，熨烫，再熨烫，哪怕是衬裙上也不能有一段松散的蕾丝边。三个多月后是好好泡澡还是记日记，一向需要做出选择。我需要一样东西能让自己紧抓不放。乔伊丝回来工作了，不过她是一个游魂，行尸走肉。费莉西蒂宣布自己怀孕了。丈夫杰克要求乔伊丝“大方”些，乔伊丝说她希望他能做个决断。他说，你报复心太重，她说，我要是想要你那真是疯了。两个可怜的孩子都发了疯，在惩罚乔伊丝——她说。倒不是她不像以往那样完成工作，只是她的心不在工作中。至于我过去那么依赖的良好融洽的气氛，默契合作就像一个人——没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菲丽丝和我——支持她，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策略。哦，我们编辑室上下，全该得满分，我看着这一切，很着迷，想知道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女人，一手打造了这本杂志，的确是她一手打造的，是她给的推动力，如今她却在逐渐淡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片子，一群大象用鼻子支撑着濒死的伙伴。它给了我联想。因为乔伊丝是在淡出。事情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同样“不宣”的，是我将是新的主编。与此同时，乔伊丝说她会带孩子们留在伦敦，她会离婚。前所未有地，那两个孩子开始打电话来办公室，问东问西。荒唐，比方说，果酱在哪里，你把我的毛衣放哪儿了？乔伊丝耐心，苦恼。为他们。很好，但是一个人能同情多少人是有限额的。我正在弄明白自己的限额：很小。我就只能应付莫迪·福勒。天气一直潮湿、寒冷、阴沉。几乎每晚下班后我都去莫迪那儿。让她“迁居”我已经连想都不再想了。我只提了一次，她一连三天把我当敌人看，当“他们”的一员看。我有房子住，她说，咳，咳，咳，因为顶风冒雨去屋后上冰冷的厕所，因为站在没有暖气的

”马基雅维里大笑了起来。他从烤肉叉上取下一只云雀，他一边用他那结实的牙齿咀嚼着这只鸟，一边用饱含深情的目光看着玛丽埃塔。她的确是个好女人。人很节俭，性情也很温和。每次他要踏上远行的旅途时，她都很难过，而当他回来时，她又总是十分欢喜。他有时也在想，她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的那些事。如果她知道的话，她从来都没有流露出一点她知情的迹象，如果是那样，就更加证明了她是一个理智和驯良的妇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样一位太太，他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找老婆，而且也很有可能找上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玛丽埃塔的女人。他对他的这位太太非常满意。当他们吃完晚饭，女仆开始洗碗和收拾的时候，玛丽埃塔将孩子们送上床睡觉。马基雅维里上了楼，脱下了他穿了一整天，沾上了泥浆的脏外衣，换上了他平素自以为庄严和华美的袍子，因为在晚上，他习惯于阅读那些他热爱的作者的书籍。他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听到有人骑马而来，不一会儿，一个他熟悉的声音在问女仆他是否在家。这是比亚乔。马基雅维里心里在琢磨是什么事让他在这个时辰从城里赶过来。“尼科洛，”比亚乔在楼底下喊，“我有消息带给你。”“等一会儿，我穿好衣服后马上下来。”因为是冬天，白天变短，夜晚到来得早，气温有些低，他在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锦缎长袍，然后开了门。比亚乔正在门口台阶上站着等呢。“瓦伦丁诺公爵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位信使今天从潘普洛纳来。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件事，所以就骑马赶过来了。”“到我的书房来。”他们于是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坐在他的书桌旁，比亚乔则是坐在了一张雕花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是玛丽埃塔从她娘家带来的嫁妆的一部分。比亚乔原原本本地将他听到的情况告诉了马基雅维里。切萨雷·博尔贾将自己的总部设在了一个叫埃布罗的村庄里，计划向背叛自己的那些勋爵中最有力量的那个，勒林伯爵的城堡进攻。在三月十二日的清晨，他的部队和伯爵的部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当警报发出的时候，公爵正在自己的屋子里，他披上盔甲，上了战马，朝混战中的人群杀了进去。叛军开始撤退，公爵在没有来得及看一下是否有人在后面跟着他的情况下，就追着溃散逃跑中的敌军到了一个深谷。在那个深谷中，他在孤身一人，身陷重围，失去了坐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最后终于战死沙场。第二天国王和他的人马找到了公爵的遗体。公爵的遗体是赤裸着的，因为敌军将他的盔甲衣服都扒了下来拿走了。国王脱下自己的大氅，盖在了公爵赤裸着的身子上。马基雅维里专注地听着，当比亚乔说完了的时候，他却是静静地一言不发。“谢天谢地，他终于死了。”过了半晌比亚乔开口说道。“他失去了他的城邦，他的金钱和他的军队。但是整个意大利还是非常害怕他。”“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行事诡秘，神秘莫测。他残忍，狡诈，做起事来无所顾忌。但是他很有能力，精力充沛。他为人稳健，很有自制力。他从来不会让任何事情干扰他的既定方针。他喜欢女人，但他只是从她们身上寻欢作乐，从来不会允许自己为她们所左右。他建立了一支忠诚于他，并且信任他的军队。他律己甚严，行军时他无惧于寒冷和饥饿，他强健的体魄使他能够不觉得疲劳。打起仗来他勇敢无畏，斗志昂扬。他与最下层的战士们一起冒险犯难。他娴熟于谋求和平的艺术，就如同他谋求战争的艺术。他根据他手下大臣的不同特点和能力有区别地任用他们，并且留意确保这些人还必须继续仰仗他的恩眷。在巩固他的权力这方面他已经做了一个谨慎和聪明的人所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他的办法没能为他带来成功的话，这并非由于他的过失，而是因为命运非同寻常，且非常恶毒的安排。像他那样一个具备昂扬的精神和崇高理念的人，假使他有机会将事情重新来过一遍，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的计划只是由于教皇亚历山大的死亡和他本人的疾病而遭挫败，如果他健康良好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的。”“他作恶多端，遭受了上天恰如其分的惩罚。”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命运像以往那样垂青于他的话，他也许可以将入侵意大利的野蛮人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赶走，为她带来和平和昌盛。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忘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罪行取得权力的，而他本人也就会作为一个伟人和好人流传于后世。现如今，谁还会在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残酷和忘恩负义的人，谁还会记得尤利乌斯·恺撒曾经背信弃义？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攫取权力和保持住权力，一旦做到了这两点，你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就将被认为是高尚的，并受到所有的人的敬佩和景仰，如果切萨雷·博尔贾被看成一个恶棍，只是由于他没有成功。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来记述这个人和我对于他所作所为的观察和思考。”“我亲爱的尼科洛，你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在你看来，谁会读你这本书？你不会因为写了这么一本书而流芳百世的。”“我也不奢望这个，”马基雅维里大笑着说道。比亚乔狐疑地看了一下他朋友案头的一叠手稿。“你那儿放的是什么？”马基雅维里给了一个旨在消除对方疑虑的微笑。“我在这里没有多少事可做，于是我想到我可以写上一部喜剧，以此打发时间。你想让我为你读上一段吗？”“一部喜剧？”比亚乔带着怀疑的神情说，“我估计这部剧作带有政治涵义吧。”“完全没有，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逗乐。”“嗨，尼科洛，你什么时候才会正经起来？你会招致别人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会像一千块砖头那样砸在你的身上。”“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那样来批评我。阿普列乌斯创作《金驴》和佩特罗尼乌斯写出《萨蒂利孔》纯粹是为了娱乐读者，没有人会认为他们的作品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那些作品是古典文学。所以那些是要另当别论的。”“按照你的说法，一些个旨在娱乐大众的作品，就像放荡的女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令人尊敬。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那些文学批评家只有等到幽默所能带来的乐趣已经完全随着时间而消失很久的时候才能领会到幽默的存在。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幽默的效果得紧紧依靠现实生活。”“你曾经说过，是色情，而不是简洁的语言，才是机智的灵魂。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完全没有，但是又有什么东西能比色情更实际和真实的呢？请相信我，亲爱的比亚乔，当人们不再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繁殖他们下一代的兴趣。这将是造物主这个最不幸的实验的最后终结。”“读你的剧本吧，尼科洛。你知道我不喜欢听你说这些。”带着一抹微笑，马基雅维里拿起了手稿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突然之间，由于是向一个朋友第一次朗读自己的作品，作为作者的马基雅维里被一种特有的，淡淡的不安情绪所影响，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喜欢自己的作品。他于是打断了自己。“这只是第一稿，我敢说我再次披阅校对时还会做出许多修改呢。”他翻动着手稿，显得不是太有确信的样子。剧本的情节使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很有乐趣，但是有那么两三件事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他所塑造的人物都进入了角色，开始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和他们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拉开了距离。卢克莱齐娅就像生活中的奥莱莉娅一样显得朦胧，他还没能想出来如何才能使她变得更有实质内容。情节的需要让他不得不把她塑造成一个贤惠的女人，只是由于她母亲和她的忏悔神甫的诱使才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皮埃罗，在剧本中被称为利古利奥，却出乎马基雅维里原来的计划，担当了出场更多的吃重角色。正是他出主意欺骗那个愚蠢的丈夫，说服卢克莱齐娅的母亲和那个神甫，说到底也就是他策划了这个阴谋，并付偖实施，达成了最后皆大欢喜的大结局。他是一个敏锐的，有创造力的，机智的人，毫无原则却又讨人喜欢的家伙。马基雅维里发现他很容易刻画这个流氓恶棍的角色，结果等到他写完剧本时发现，他在那个孜孜于策划阴谋的配角和他那害着相思病的主角身上倾注了相同分量的自我。想到他一个人要在一出戏里演上两个角色这件事该有多么特别，他抬起头来问比亚乔：“顺便问一下，近来你有你那外甥皮埃罗的消息吗？”“说起来我还真有他的消息。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但是因为瓦伦丁诺公爵去世这件事让我太激动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他就要结婚了。”“是吗？女方般配吗？”“很般配。他娶的是钱。你还记得伊莫拉的巴托罗缪·马泰利吗？他是我的一个远亲。”马基雅维里点了点头。“当伊莫拉发生暴动的时候，他认为先到外面躲一下，看看形势会如何发展为上策。你知道，他是公爵的死党之一，他担心他要为了这个原因付出些代价。他于是去了土耳其，在那儿他有着自己的业务。伊莫拉城还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动乱，教皇的部队就进了城，巧的是，皮埃罗也在进城的部队里面。好像皮埃罗和一些高级军官关系不错，而这些高级军官又在教皇面前说得上话，于是他努力地保全了巴托罗缪的家业。但是巴托罗缪遭到了放逐，最近有消息说，他死在了士麦那，而皮埃罗则是要娶他的未亡人了。”“确实不错，也很合理呀。”马基雅维里评论道。“他们告诉我她还年轻，相貌也不错，很显然她需要一个男人保护她。而皮埃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只有一处白璧微瑕。巴托罗缪有一个小男孩，大概有三四岁那么大。这么一来，将来皮埃罗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后生的孩子继承遗产的希望就不大了。”“我想你尽可放心，皮埃罗会将这个孩子视同己出的。”马基雅维里不冷不热地说道。他又重新拿起了手稿。他带着一些自得的心情微笑了。他又想起了，他至少还是成功地对付了提莫提欧神甫。他刻画这个人物时笔触特别恶毒，他常常是一边写作，一边坏笑着。在这个人物身上，他倾注了他对于那些利用无知的人们的善良轻信而骗取钱财以自肥的僧侣们的全部憎恨和轻蔑。凭这个角色就能决定这部剧作的成败。他又从头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他停住朗读，又抬起头来。“又怎么啦？”比亚乔问道。“你说切萨雷·博尔贾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了。他确实被摧毁了，但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他的狡诈阴险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偶然因素，在这个充满罪孽和悲伤的世界上，如果贤良战胜了罪恶，那并不是因为贤良的一方有着高贵的品格，而是他们有着更大和更好的枪炮。如果诚实压倒了奸诈，那并不是因为诚实的一方有着诚实的品性，而是他们有着一支更加强大，更加领导有方的军队。如果正义战胜了邪恶，那并不是正义的一方是正义的，而是他们的财力更为雄厚。站在正义的一方固然好，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将一无所成。忘记这一点我们就是疯子。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热爱秉性善良的人们，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会将愚蠢的人们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叹了一口气，开始第三次朗读他的剧作。“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译后记第一次看到《过去和现在》这本书是二〇〇〇年的十二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家书店。我从大学时代以来就喜爱毛姆的小说，于是立刻买了下来。慢慢读完，我很欣赏和享受毛姆直白、简练，但又充满机锋和幽默的语言。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一定很有意义。但是却迟迟没能动手。直到两三年后，有一天突然想到，何不每天译一到两页，当作一种学习或者修行呢？也可以就此从工作中换换脑子。这样就开始了我这长达七八年的断断续续的译书历程。期间我被派到香港工作，由于忙着适应新的环境，工作节奏也比美国繁忙紧张不少，曾一度搁笔。直到三年后搬到香港新界的深井，一个远离喧嚣，面朝大海，背靠青山的公寓里，有了自己的书房，才又重新动笔。终于在2015年春天将全书译完。这本小说有两条主要线索贯穿。一条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马基雅维里，和派驻国的首脑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之间的外交斗争。另外一条主线是作为一个风流不羁之士的马基雅维里，企图勾引一位当地豪绅年轻美貌的妻子的经过。两条主线并行不悖，穿插交织，在平缓有序的发展中却高潮迭起，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这部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创作的。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外有强邻入侵，内有诸侯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马基雅维里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城邦共和国，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的政体。而瓦伦丁诺公爵所代表的教皇国，则代表着专制和独裁的政体。小说中包含了不少瓦伦丁诺公爵对于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见解和议论，多数均来自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名著《君主论》。在小说中，瓦伦丁诺公爵是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君主。但是马基雅维里却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看待公爵，认为一个君主就应该这样，否则就无法成事。而一旦不能成事，则国家不能统一，战乱不得平息，人民则要遭受更多的苦难。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对君主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为国家带来秩序、和平与繁荣，而不能以一般的宗教或世俗道德衡量。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历经五百年，却仍然富于强大的生命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他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一个政府要能够强有力地保障社会秩序，为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效（effective），果能如此就可以将这个政府归类于好的政府，不论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法如何。如果达不到这上述的目的，则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政体是什么样的，均可归类于低效能或无能的政府，或者干脆就是失败的国家（failedstate，意思是政府完全起不到应有的基本职能作用），那就是最最要不得的、极其糟糕的结果。上述的政治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冷酷的。但是却不幸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五年中，中东和北非地区看到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让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的内部起义和外部干涉，以及叙利亚内战。其结果是，独裁者被推翻了，或陷入困境，但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却陷入了持续的动乱和战争之中。邪恶势力迅速膨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民饱受残害和痛苦，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当然，因为毛姆是在写小说，所以他并没有将上述观点长篇大论地展现给读者。而是在小说结尾部分以一种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马基雅维里，也许也是毛姆本人的这种观点。毛姆的这部小说写得扣人心弦，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栩栩如生。书中也有着不少对当时意大利人民生活的详细描写。慢慢读来，仿佛是在看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电影。我希望我这部译作也能够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童朝晖悲伤也好，痛苦也好，都是人生之花。致每一位曾在都市生活中迷失的你！与太宰治齐名的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杰作全收录！=======优秀的作家既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人。坂口安吾的文学作品，是由坂口安吾所创造，若无坂口安吾，则不可语之。──川端康成读坂口安吾的文字，总让我觉得像身处隧道之中，毫无多余之物，空阔而旷荡，干冷的风则吹透过来。显而易见地，这隧道是一条单行的简单通路，彼端浮现着一团幻梦般的光亮。这个人不怕未来，也不爱未来：因为这个人正是以他那宛若隧道

录》，第128—129页。?《溧阳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1645年11月，几位著名的溧阳乡绅秘密与南京清政府接触，列举潘茂和潘珍的罪行，清军于是逮捕了他们。12月24日，处死二潘。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52—157页。?这个士人叫吴任之。1646年7月13日姜进仪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123页。?姜进仪奏章。转引自《南明史料》，第123页。?唐仲冕、汪梅鼎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志》第三卷，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许多支持兴昌王的“盗贼”，包括高进忠在内，都被清朝淮阳漕运总督沈文奎逮捕杀害。逮捕活动一直进行到1645年深秋。《清史稿·沈文奎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显然，高进忠早先投降过洪承畴。根据清代案卷中的一个奏章说，高进忠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进行招降之后，他起初与清人合作，提供3000多士兵和69艘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岛。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倒戈叛乱就一定危及到了洪承畴的招抚政策。《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103页，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二卷，第264页。除了为金声领导的短命的勤王运动而组织的休宁、安庆起义外，在上游的武昌也爆发了一场由荆王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南明起义。张天禄从前是史可法手下的一个明朝总兵，镇压了武昌起义。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8—24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0—142页。?这些人包括：溧阳的谢琢、盐城的司石磐、广德的吴原成，以及如皋附近的张明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9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29页。朱谊漇的爵号大概是假造的。有些记载说他就是瑞昌王，而在另一些记载中，他被误作为乐安王朱谊石。朱谊漇有时也被称为朱谊漇。《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页。?早在1646年3月6日，朱谊石就试图猛攻东朝阳门，但进攻被击退了，没有成功。许多复明军士卒在向南京东北摄山林坡逃命时被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第170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259页。?根据后来一个复明分子向清朝审讯官的供认：“伪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图谋，以各处贼党众多，惟缺少钱粮、器械，要先谋渡江北，用奸细取六合，仪真（征）二县，得了钱粮、器械，便倚据山险，纠江北各处贼党，成就大事。”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关于安徽山区后来发生的起义，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3页；《南明史料》，第109—111、135—136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同时，负责江防的官员范承祖（他也许是清朝著名义士范承谟的兄弟）带领一些人马渡江到六合、仪征，阻止当地可能发生的起义。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这说明巴山自己也认识到，虽然这个地区的民众在原则上可以分成“良民”和“贼”，但在实际中却很难予以区别。“诸臣目击村落团集良民，与真贼难辨，若纵兵剿杀，必至玉石不分。”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清史稿·洪承畴传》载：朱谊漇（即朱谊漇）在复明分子进攻南京时被俘。这一说法的依据，可能就是《东华录》，1646年9月22日条。《东华录》载：朱谊石（即朱谊漇）于此日被俘。这两种说法都与洪承畴11月8日奏章不相符合，奏章提到朱谊漇还没被俘。《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近来，在北京明清档案中发现一条材料，说金声桓于1647年夏天俘获了瑞昌王。见1647年8月31日的一份奏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4—9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1页；第三十卷，第353、360页。1647年2月13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5页；《南明史料》，第184页；《清史稿》洪承畴、巴山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128页；《南明史略》，第93页。也在这时，南京上游一些县的地方官开始重建本地孔庙，作为恢复安定的一个标志。其例可见张其昀等合编；《全椒县志》，第344页。?小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21—222页。?亲王博洛于1646年6月14日抵达杭州。在钱塘江彼岸的南明军队由方国安指挥。因为干旱，钱塘江水位下降，满洲军兵遂得以骑马过江。7月10日方国安部被击溃，退守绍兴。监国鲁王即建都于绍兴。三天后，清军向这一地区合围，监国鲁王守不住台州至绍兴间的关隘，便经海门从海上逃跑了。他在张名振处避难，张名振后来带他去了舟山岛。《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53、160页；《明清史料》所载张存仁1646年1月3日与12月21日之间所上的奏章，见《南明史料》第1—8、12—13、15、34—35、42—44、48—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6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54—56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3页；狄百瑞：《帝国的蓝图》，第21—24页。?起初，投机取巧的政客与“土寇”给清军的占领造成了极大困难。关于归降人员与官府胥吏作弊的详情，见《南明史料》，第15—17、23页；关于盗贼活动的记载，见上书，第60—62、102—108、120、136—137、142—14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二卷，第27—2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147页。抵抗活动在17世纪50年代一直存在（见上书，第147—154页），不过自1649年12月清军长期驻守杭州后，不安定的状态好转了。《南明史料》，第149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一四九卷，第3页。?最初进攻浙江的主要人物佟国赖，是佟国器的亲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4页。?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29页。?冈本跻：《政治道德危机》，第85页，并参见第57—59页。?同上书，第86—96页。基督教在浙江的地位特别牢固。17世纪30年代反基督教分子声称，浙江省官员暗中与基督教徒结盟，做他们的保护人。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1—92页。?唐王政权的军队在安徽中部和南部做了重要的军事努力，最终，那里的南明官员金声被杀。1645—1646年冬张天禄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生动地描绘了池、太平、徽、宁国四州府所遭受的破坏。城乡皆无人烟，尸骨遍野如草。一到夜晚，空中就闪烁着绿色的磷火。《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516页，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0页。?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5页。?1646年10月17日清军进入福州时，该城实际上已被郑芝龙放弃，军火库被毁。郑芝龙将他的根据地撤到安海，然后，在11月21日向福州的清军统帅投降。斯特鲁弗：《南明》，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0—111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1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7—1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9、61—62、72—73页。?由于朝服不够，此后十天内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5—27页；参见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145—146页。?永明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幸存的孙子，亦称桂王，这是他在隆武皇帝死后改称的爵号。为躲避张献忠向湖广南部的进犯，早在11月中旬听得隆武死讯时，永明王就在他的军事保护人丁魁楚的劝说下，在肇庆宣布摄政。11月22日，得知赣州失陷，新摄政王离开广东去梧州，正好越过广西边境。这样，苏观生和其他广州官员觉得他们被新摄政王抛弃了，遂于12月12日在广州提名隆武的弟弟朱聿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着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会受到威胁，政府对冀南、鲁南和豫北地区的控制就会由此陷入危境。这种威胁在1648年阴历四月（4月23日至5月21日）成为事实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化鲸的榆园军首领从曹州出军，围攻了跨越河北边境的东明城。由于当地反清分子起来响应，李化鲸夺取了东明，然后回军鲁南。到夏末，他又在鲁南起兵，攻占了曹州城及周围的曹县、定陶与城武县城。当山东乱党西进越过河北边境时，当地群盗也合伙攻击清丰、南乐等城。这些县城靠近军事重镇大名，当地的武将士绅虽然能够击退义军，但清军的伤亡惨重。在另一个方向，反军打到山东中部，袭击巨野城，从8月30日到9月5日围攻巨野，直到被清朝的援军赶跑。在南面，李化鲸的人马越过河南边境，渡过黄河，袭击归德。在开封附近，9月20日河北叛将刘之炳包围兰阳城。不久整个靠近开封的黄河北岸落入叛乱者手中，封邱城成了范慎行所率曹县军队的据点。此人据清政府塘报称，初系十足的“土寇”，后“起为盗”。榆园军据说总共有2万人，实际上是由20多个独立营盘组成的联合团体，每营约有1000人，散布在三个省份。据塘报的描述，他们的营地安在设有内堡的大型设防寨楼里，有大炮守卫，甚至包括佛郎机炮。堡垒顶上常常装饰有大幅白色旗帜，叛乱者携带女人和家畜一起住在营地里。当满蒙部队进攻叛乱者的防御工事时，有时干脆就将城堡烧成平地，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有时他们也讲区别对待，只杀死男人，而把家畜和女人分给自己的士兵。他们很少容纳俘虏，绝大多数人都在当场受审后斩首示众。榆园军各营在对满蒙汉官军的共同斗争中联结起来，这种联合也凭借于这个营与那个营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例如，通向曹县的要道被两个重要叛军营盘所占领，它们之间约相隔10华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团体，一个由姓范的指挥，另一个则由姓肖的统率，但他们互相视为同盟，如果受到攻击都会得到另一方的支援。总的说来，他们的战略几乎不像是互相协调的，在报告他们活动的清朝官员看来，他们能够在总体上统一起来，靠的是采用了明朝的称号、爵位与官名。李化鲸本人甚至在东明的据点里供养了一名明室远裔，称“天正皇帝”，发号施令。在多尔衮及其谋臣看来，榆园军的有组织的协作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把叛乱首领与前山东军阀刘泽清连结起来的阴谋集团。刘泽清此刻正住在京城。在清军渡过黄河进攻扬州的时候，像阎尔梅这样的江北忠君复明分子曾希望刘泽清会支持南明事业。然而，刘泽清看出满清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当多铎派佟佳氏名将准塔去淮安邀请刘泽清合作时，这个山东军阀就将他本人率领的有50名将领和2万人马的军队交给了那个满洲将领。作为交换条件，他受抚后被封精奇尼哈番。或许正是因为刘泽清所得爵位不高，惹得他蓄意谋反。刘泽清以素有大志著称，常自夸：“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而且他出名的鲁莽。当他还是个参加乡试的举子时，就在一次口角中挥拳打死了一名衙役。这种鲁莽可能也会促使他谋反。9月5日后，起义活动开始出现，当时一个名叫程万占的人率兵千员攻击了位于曹县以东的单县县城。在单县进攻受挫后，知县报告说程万占不是别人，正是刘泽清的庄头，刘氏族人都是曹县有名的豪强。多尔衮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小心谨慎的。他告诉兵部，“或人诬陷，亦未可知”。没有必要去激怒一个像刘泽清这样重要的归顺者，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刘泽清毕竟是来自多尔衮政权绝大多数高级文官所产生的那个省份，此刻归顺清人的其他山东士大夫，可能会把指责刘泽清谋反视为诽谤，认为是刘泽清的政敌乘其家奴参与榆园军之机，存心诬陷，以至于这些人自己也许就会因此而反对清朝。如果刘泽清确实卷入了这次地方叛乱，那么要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才行。著他早晚照

熟，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里手。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她会再生吗，戴墨镜的姑娘问；她不会，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我们已经半死了，医生说；我们还半活着，妻子回答说。她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收藏好，又扫了后院一眼，证实一切都井井有条；什么井井有条呢，她问自己，接着又回答说，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这就是井井有条，而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同时它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我想给父母亲留下个记号，戴墨镜的姑娘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不想让你失望，医生说，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而这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没有个有眼睛的人领着，我们永远到不了这里；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不过，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留下点什么东西，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那么，留下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戴墨镜的姑娘说，糟糕的是我身边什么从前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只见她坐在防火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搭到膝盖上，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她说。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了；你这是什么主意呀，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除了女儿，这头发还能是谁的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听了你这句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戴墨镜的姑娘说，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头伏到交叉放在膝盖上的胳膊间，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心中的怀念，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后来她又发现，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她也在为一楼老太太痛哭，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的或者更大的奇迹，医生说；亲爱的，人的需要无所不能，妻子说，好了，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活吧。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它吗，她问；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医生的妻子回答，可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没有别的消遣方法，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比如说小提琴手，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要么麻木不仁，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而逃过自己的不幸。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没有其他音乐，而词汇，尤其是书上的词汇，悄然无声，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来到门口侧耳细听，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正如人们所说，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听别人读书，我倒不抱怨什么，可以永远这样，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并非在抱怨，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这是个偶然现象，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只要可能，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就怀着希望，希望找到我的父母，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什么希望；恢复视力的希望；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告诉你，要不是有这些希望，我早就不想活了；你给我举个例子；重见光明；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再举一个；我不说；为什么；你不会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吗；你不要生气，我无意惹你不高兴；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子，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对女人们我知道得很少，对你更是一无所知，至于男人，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个老人，独眼老人，并且双目失明；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说了吧；多得很，你想象不到，随着一年年过去，我自责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我还年轻，但却已经完蛋了，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什么口气；就是这种口气，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口气，我说的是口气，你不要佯装听不懂；不要追问了，我求求你；非追问不可，我必须知道；我们接着谈希望吧；好，接着谈；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关于希望的例子是；是什么；我自责的黑名单上最后一项；请你解释清楚，你这些谜语我猜不出来；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就是我们不要恢复视力；为什么呢；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倒也可以逃避回答，大家都这样做嘛，但你亲口说过，你是个老人，既然是老人，活了那么多年，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回答吧；我和你；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事，可以肯定，你要说的不至于比那些事更糟糕吧；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说吧，因为我还是个男人，喜欢你这个女人；表示爱情竟然这么难吗；到我这个年岁，最怕别人笑话；你并不可笑；忘掉这件事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忘掉，也不想让你忘掉；岂有此理，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现在却；现在轮到我说了；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吧，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住口；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疯了；从此我和你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荒唐，你并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你这句话证明我说得对；不对；刚才你说真心实意，那么你回答我，你真喜欢我吗；喜欢，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半谢顶，头发白了，一只眼上戴着眼罩，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这我承认，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是今天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哪里话，我算什么人，怎能考验你呢，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其中一件它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两张脸都激情洋溢，涨得通红，一个人把话挑明，另一个人表示愿意，于是两人都同意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不知道伸往哪里，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老人轻轻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谁也没有道声祝贺，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另外，沉默是最好的欢呼。这时候，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然后把斜眼小男孩领到那里，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睡觉。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在这头一个晚上，那天上午一只神秘的手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事件一定会真相大白，当时有那多么水在他身上流过，滴滴都是圣水。17第二天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家里的食物不多了，必须出去转一趟，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如果到现在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我和你一起去，再叫上他们当中一两个人；我想最好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更方便一些，并且也不至于有走失的危险；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能支撑到什么时候昵；只要我还挺得住就支撑下去，不过，确实觉得力不从心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和其他人一样，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你，一旦没有了你，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多亏有了你的眼睛，我们才稍好一点，没有完全失明；只要还能做这些事，我就尽力而为，我只能许诺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像他说的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他，指的谁呢；昨天那个幸福的人，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样说，改变主意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坚定的希望了；他已经满怀希望了，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听你的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好像有人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指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时我与那姑娘之间的事吧；对；你该记得，是她去找我的；你记错了，是你去找她的；你敢肯定吗；我没有失明；我可以发誓；发誓也是假的；奇怪，我们的记忆力怎能这样不中用呢；这不难证明，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更加属于我们所有；她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我也没有再找过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回忆中相会，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你这是忌妒；我并不忌妒，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忌妒，只是可怜你，可怜她，也可怜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还有多少水；情况不妙。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东西，权作早饭，不过心情倒也愉快，因为他们用谨慎的笑吟吟的暗语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用词隐晦，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想到在检疫隔离期间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后来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陪伴，因为它不愿意留在家里。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成倍地增加，仿佛人们从外国，从尚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有幽灵似的马车和卡车来往，装满了废物，渣滓，残骸，化学废料，灰烬，燃烧过的石油，骨头，瓶子，内脏，旧电池，塑料，成堆的废纸，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甚至连果皮都没有，不然，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充饥。上午刚刚开始，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像一团毒气云。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多种瘟疫，医生又说，谁也不能幸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是一边遭雨打，一边挨风吹，妻子说；还不如下雨刮风呢，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可能里边藏着大量美食，一时找不到，若是它独自到了这里，肯定不会离开，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它有义务跟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它再次舔干泪水。路很难走。在一些街道上，尤其是坡度最大的街道上，雨水曾汇成洪流，卷起汽车撞到其他汽车上，撞到建筑物上，撞开大门，撞碎橱窗，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正在腐烂。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舔泪水的狗走过去，但也被死神吓呆了，不过还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它突然毛发直竖，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吠叫，这条狗的毛病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穿过一个广场，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听另一些盲人演讲，以此为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都不像盲人，演讲者面向听众，说得情绪激动，听众面对演讲者，听得聚精会神。他们正在那里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自由兑换，市场，交易所，税率，利息，据为己有，没收，生产，分配，消费，供给，匮乏，富有，贫困，传播，镇压，违法，彩票，监狱，刑法典，民法典，公路法典，字典，电话簿，卖淫网络，军火工厂，武装力量，墓地，警察，走私，毒品，获准的非法交易，药物研究，赌博，治疗和葬礼的价格，公理，借贷，政党，选举，议会，政府，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已经发现了，丈夫回答了一句，不再张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似的竖在那里的本市地图。超市很近了，就在这一带，那天她迷了路，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一条狗前来帮助她，安慰她，让她辨明方向，摆脱痛苦，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仿佛在告诉它们，你们骗不了我，赶快给我走开。沿一条街往左，再沿另一条街往右，看到超市的门了。只是门，也就是说，看到了门，看到了整个建筑物，但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往常这些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蚁堆似的人群，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医生的妻子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对丈夫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恐怕里边连块饼干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不到有人进去，也看不到有人出来；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我也希望这样。他们俩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说这几句话的，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愕不安迷惑恐惧的表情，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张开嘴要说什么但马上又合上了，没有注意到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你马上就能知道了，估计这个盲人心里这样想。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他说，那女人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进去呢，第三个盲人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刚才我绊了一跤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她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习惯，我的上帝，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第三个盲人叹了一声。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也照得亮亮堂堂。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一无所有；奇怪，医生的妻子说，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活人呢。医生说，确实，好像不大正常。舔泪水的狗低声嗷嗷叫着，皮毛又竖起来。医生的妻子说，这里有气味；到处有臭味，医生说；不是臭味，是另一种气味，腐臭气味；莫非那里有死尸吗；我没有看见；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狗又呻吟起来。这狗怎么了，医生问；它神情紧张；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我看不见。他们穿过超市，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但不时停下来吠叫几声，呼唤他们，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是它的义务。妻

们给了她一块厚厚的熏腊肠三明治和一个他们当苹果吃的洋葱。帕拉斯担心拒绝会得罪他们，就接受了，却发现自己像狗一样吃了个精光。她居然饿得如此狼吞虎咽，连自己都吃惊了。卡车摇摇晃晃，使她时断时续地打着瞌睡，每次惊醒时她都刚好在梦中挣扎着不让黑水吸进口鼻。他们沿途经过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住宅、农用车道和一处加油站，一路不停地到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镇子。时间已近黄昏。卡车驶进了一条空街，在一座浸礼会教堂前放慢了速度，一块标志牌上有“原始”字样。“你在那儿等着，”那妇女说，“会有人来照顾你的。”小伙子们帮助她下了车，卡车便开走了。帕拉斯在教堂台阶上等着。她看不到住宅，这条街上也没有一个人。夕阳西下，空气变冷了。只是她的脚底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分散了她对彻骨寒冷的注意力。她终于听到了引擎声，抬头又看见了那个印第安妇女——这次只有她一人——开着同一辆卡车。“上来吧。”她说，随后便带着帕拉斯驶过好几个街区，来到一处覆着波纹屋顶的矮房子。“进去吧，”她说，“这是一家诊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麻烦。我看你像，像个有麻烦的姑娘。可是别对这里的人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有麻烦，反正别提就是了，听见了吗？最好别提。只说你挨了打，被赶了出来，诸如此类。”她说完还笑了笑，不过她的眼神仍很严肃。“你的头发里净是水藻。”她摘下帽子扣到帕拉斯的头上。“去吧。”她说。帕拉斯坐在候诊室里，别的病人都和她一样沉默不语。两个年长的妇女包着头巾，一个睡着了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发烧的婴儿。护士用令人不快的好奇目光看着她，但是没说什么。眼看天就要黑了，这时进来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一只手断了一部分。帕拉斯和那个睡着了的母亲还没有看病，那个用毛巾吸血的男人倒是先进去了。在护士领着那伤者走开的当儿，帕拉斯跑出门，绕到房子的一边，在那儿把吃下的洋葱和熏腊肠全都吐了出来。在剧烈的恶心之中，她先是听到，随后又看到两个女人走了过来。两个人都戴着浴帽，穿着蓝制服。“瞧瞧那个。”一个说。她们来到帕拉斯跟前站住，歪着头看着她干呕。“你是要进去，还是刚出来？”“大概是怀孕了。”“你见过护士没有，亲爱的？”“她最好赶快。”“咱们带她到丽塔那儿去吧。”“你带她去吧，比莉。我得走了。”“她戴着帽子，却没穿鞋。好吧，你去吧。明天见。”帕拉斯伸直了腰，手捂着肚子，大张着嘴拼命喘气。“听我说。诊所已经关门了，除非你是要看急诊。你肯定不是怀孕了吗？”帕拉斯竭力控制住又一次干呕，打了个冷战。比莉回头看着她朋友的车驶离了停车场，然后才低头看呕吐物。她脸上没有厌恶的表情，只是用脚踢着土，把吐出的东西盖住。“你的钱包呢？”她问，扶着帕拉斯离开埋好的呕吐物，“你住在哪儿？你叫什么名字？”帕拉斯摸摸脖子，发出的声音就像是用一把错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她只能摇头。随后，像被独自撇在操场的孩子似的，用大脚趾在土上划出她的名字。随后，学着那姑娘刚才埋掉呕吐物的样子，把名字踢开，用红土完全盖住。比莉摘下了她的浴帽。她比帕拉斯高得多，只好弯下腰来看那双低垂的眼睛。“你跟我来，姑娘。”比莉说，“在所见过的病人中，你是个可怜的病例，所幸我还见过几例。”她在晚间蓝色的空气中开着车，轻声说着一些让人放心的话。“你在这地方可以待上一阵。没问题。我就在这儿待过一次，她们对我很好。好得比——呃，挺好的。别怕。我也有过的。我指的是，害怕她们。在别处看不到多少像她们这样的姑娘。”她还笑了一声，“一些小修女，大概是，不过有点懒散的样子。要是她们什么衣服都不穿，别奇怪。我起初有点吃惊，可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觉得怎么了。我要是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我母亲会把我打昏，一星期醒不过来。不管怎样，你可以在这儿调理一下，把事情想清楚。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打扰你。她们会照顾你或者让你单独待着——随你便，哪种方式都成。”她们周围的蓝色渐渐加深了，只有远处有一点银色的亮光。田野里掠过一股暖风，可是她们到达女修道院时，帕拉斯却在打战。那姑娘把她托付给玛维斯之后，说：“我会回来探视你的，好吗？我叫比莉·卡托。”蜡烛烧到只剩一英寸了，但火苗还很高。帕拉斯用手背抹了下嘴。摇椅还在摇晃。康妮的呼吸很深，帕拉斯以为她在睡觉。她看得见西尼卡，手肘支在膝头，手托着下巴，抬眼看着她，但烛光像米西塔的月光似的，把面孔都扭曲了。康妮动了一下。“我问的是谁伤害了你，你却告诉我谁帮助了你。还想把那部分再保密一会儿吗？”帕拉斯没有答话。“你多大啦？”她本来想说十八岁，但还是说了实话。“十六，”她说，“我明年就上高中四年级了。”她本该为她失去的高中三年级再哭一次的，但康妮毫不客气地用手肘推着她。“起来吧。你把我的大腿都快压断了。”随后她又用柔和的声音说，“现在去睡上一觉吧。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到了想和我谈的时候，再把其余的说给我听。”帕拉斯站起身，由于摇椅摇晃和酒气的缘故，身体有点打晃。“谢谢。可是，我最好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我想。”“我们会带你去的，”西尼卡说，“我知道哪儿有电话。可你不能再哭了，听见没有？”她们说完就走了，在黑暗中小心地迈着脚步，眼睛追随着蜡烛发出的微光。帕拉斯是在洛杉矶强烈的光线下，在没有地下室的房子里长大的，伴随着电影里的邪恶、垃圾或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她抓着西尼卡的手，喘着气。但那姿势所表示的是预先有所准备的而不是真正的惊异。事实上，她们在爬楼梯时，一副老奶奶在椅子里安详地摇着的景象，以及她手臂、大腿的样子和唱歌般的嗓音都抚慰了她。整栋宅子都充溢着神圣的福祉，如同一块受到保护的领地，没有猎人而只有激情。仿佛她可以在这里遇到她自己——一个不受拘束的真实的自我，不过她认为那是个“冷酷”的自我——在这栋巨宅的许多房间中的一间里。餐桌上摆着一大浅盘玉米饼似的东西。吉姬打扮得齐整而淡雅，只是描得稍歪的嘴唇美中不足。她正在摆弄她那台宽频收音机，想找到播放她想听的节目的那个电台——不是农业新闻、乡村音乐或《圣经》内容。玛维斯在炉边忙着，叨念着烹饪步骤。“康妮还好吗？”玛维斯看到她们俩进来时问。“当然。她对帕拉斯挺好的。对吧，帕拉斯？”“是啊。她心眼儿好极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哇，它（此处及后面的话中，吉姬凡指帕拉斯时均用“它”，意思是未成年的小家伙。）总算说话了。”吉姬说。帕拉斯莞尔一笑。“可是会不会再吐呢？这可是个问题。”“吉姬。闭上臭嘴。”玛维斯热切地看着帕拉斯，“你喜欢小薄饼吗？”“嗯。饿坏了。”帕拉斯回答。“有的是呢。我把康妮那份放到旁边了，要是你想吃，我可以再多做些。”“它需要些衣服。”吉姬仔细打量着帕拉斯，“我的衣服都不合适。”“别再用‘它’来叫她了。”“值得一用的只有一顶帽子。你把它放哪儿了？”“我有一条牛仔裤，她可以穿。”西尼卡说。吉姬哼了一下鼻子。“你千万要先洗一下。”“当然。”“当然？你干吗说‘当然’？从你来到这儿，我还没见过你洗一件东西，包括你自己。”“少说一句吧，吉姬！”玛维斯咬着牙说。“哼，我还没说完呢！”吉姬隔着桌子，探身朝向西尼卡，“我们这儿东西不多，可肥皂还是有的是。”“我说过我要洗裤子，不是吗？”西尼卡从下巴上抹了把汗。“你干吗不捋起袖子？样子像个吸毒的。”吉姬说。“瞧瞧是谁在说话。”玛维斯窃笑着。“我在说毒品，姑娘。不是一点点大麻。”西尼卡看着吉姬。“我不向自己身子里注射化学药品。”“可是你原先用过，没有吗？”“没有，原先也没有。”“那就让我来看看你的胳膊。”“滚开！”“吉姬！”玛维斯叫道。西尼卡看起来像受到了伤害。“好吧，好吧。”吉姬说。“你怎么会这样？”西尼卡问。“对不起。行了吧？”这是难得的认错，但看来是诚心诚意的。“我从来不用毒品。从不！”“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天哪，西尼卡。”“她可是个爱挑衅的人，西尼。总是给别人‘扎针’。”玛维斯洗着盘子，“可别让她激怒你。皮肤下可是血待的地方。”“闭上你的臭嘴！”玛维斯笑出了声。“她又来了。‘对不起’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向西尼卡道歉，又没向你。”“别提这个了。”西尼卡叹口气，“打开那瓶子行吗，玛维斯？”“不只是‘行吗’，是必须。我们得为帕拉斯庆贺庆贺，是吧？”“还有她的嗓音。”西尼卡笑着说。“还有她的胃口。瞅瞅她。”卡洛斯让帕拉斯倒了胃口。在他爱她（或者像是爱她）时，除去那第一个辣热狗，别的食物都让她生厌，那成为喝可乐的借口或者出门的理由。从上小学起她就与之奋斗的体重问题不存在了。卡洛斯从来没有评论过她的体重，但事实上反正从一开始，她还是个胖子的时候，他就喜欢上她了——挑中了她，向她示爱——让她确定了对他的信心。而在她最瘦的时候，他却背叛了她，这就加剧了她的耻辱。被迫藏到湖里的梦魇，一时之间代替了因遭背叛而逃出母亲家门的痛苦。她甚至无法在一间点着蜡烛的房间的黑暗中悄声倾诉这件事。她的嗓音恢复了，但诉说羞耻的词语却像息肉似的卡在喉咙里。覆在玉米面小薄饼上融化的奶酪味道浓烈，一块块鸡肉像猪肉一样风味地道；从早玉米上滴下的几乎纯白的黄油与她吃惯的毫不相同，有一种奶油似的甜香。面包布丁上浇了热乎乎的糖汁。还有一杯又一杯的葡萄酒。那恐惧，那口角，那恶心，那尘土中可怕的扭打，那黑暗中的泪水——当天的一切失控场面全都在咀嚼食物的欣喜中烟消云散了。玛维斯给康妮送晚饭回来时，吉姬已经找到了她的舞台，正随着收音机中的音乐跳着来到敞开的后门，以便更好地接收信息。随后她又跳回到餐桌边，给自己倒了更多的酒。她闭着眼睛，扭着屁股，圈起双臂去拢住一个魔幻舞者的脖颈。其余的女人吃完饭后都看着她。当上一年排行榜榜首歌曲《轻歌销魂》播放时，她们便纷纷跟着跳起来。连玛维斯也跳了。先是分开跳，想象着舞伴。随后又捉对跳，彼此想象着。在酒力的作用下，当晚她们都睡得死沉沉的。吉姬和西尼卡睡在一个房间。玛维斯单独在另一个房间。因此，是睡在办公室兼游戏室沙发上的帕拉斯，听到了敲门声。敲门的姑娘穿着白色的缎鞋和纯棉背心裙，用一个崭新的瓷盘托着一块结婚蛋糕。她的笑容很庄重。“我现在结婚了，”她说，“他在哪儿？也许是她吧，她在哪儿？”那天深夜，玛维斯说：“我们该给她一个那种玩具娃娃。或者别的东西。”“她发疯了，”吉姬说，“我了解她的一切。K.D.把她的什么事都告诉我了，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天哪，他有麻烦了。”“她在新婚之夜跑这儿来干吗呢？”帕拉斯问。“说起来话长了。”玛维斯在她的胳膊上拍着酒精，比较着血道子和吉姬早些时候抓破的伤口，“几年前就来过了。康妮为她接了生，尽管她不想要那孩子。”“那么，孩子在哪儿呢？”“我想是和莫尔、珀尔在一起吧。”“谁？”吉姬白了玛维斯一眼。“死了。”“她难道不知道？”西尼卡问，“她说你们大家把孩子杀死了。”“我跟你说过，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她事后就走了，”玛维斯说，“我不清楚她都知道些什么。她对孩子看也没看一眼。”随后她们便不讨论了，仿佛看着那胎儿：转过去的面孔，手捂着耳朵以便不听那新鲜却悲凄的哭声。没有奶头。没有东西可以放进那小嘴里。没有母亲的肩头可以偎依。她们当中没人愿意回忆或了解后来发生了什么。“说不定孩子还不是他的，不是K.D.的呢，”吉姬说，“说不定她是赖上他了。”“那又怎样？孩子不是他的又怎样？反正是她的嘛。”西尼卡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受到了伤害。“我不明白。”帕拉斯说着走向炉灶，剩下的面包布丁放在那儿。“我明白。在某种意义上。”玛维斯叹了口气，“我来给大家煮点咖啡。”“我不喝了。我要回去睡了。”吉姬打了个哈欠。“她真是疯了。你们看她会平安无事地回去吗？”“圣西尼卡。上帝保佑吧。”“她在高声尖叫呢。”西尼卡瞪着吉姬说。“我们都一样。”玛维斯将咖啡朝咖啡壶的过滤网倒。“是啊，可我们都没有叫她的名字。”吉姬舔着牙。“她在新婚之夜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却来寻找一个死婴，你该怎么叫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呢？”“叫她抱歉？”“抱歉，我的傻瓜。”吉姬回答，“她只是想死死抓住她嫁的那个小子。”“你不是说你要上床吗？”“我这就走。来吧，西尼卡。”西尼卡没搭理她的室友。“我们要不要告诉康妮呢？”“为的什么？”玛维斯厉声说，“我可不想让那姑娘接近康妮。”“我觉得她咬了我。”帕拉斯表情吃惊，“瞧，这是不是牙印？”“你想要什么，打狂犬病预防针吗？”吉姬又打了个哈欠，“走吧，西尼。嘿，帕拉斯，打起精神来。”帕拉斯瞪着眼。“我不愿意自己一个人睡在这楼下。”“谁说你得睡这儿？这可是你自愿的。”“楼上没有多余的床了。”“噢，天哪。”吉姬朝过道走去，西尼卡跟着，“真是个孩子！”“我跟你说过了。别的床都存在地下室里呢。我明天弄一张床上来。今晚你可以和我睡。”玛维斯说，“别担心，她不会再来了。”她锁上后门，然后站在那儿盯着咖啡壶，“顺便问一句，你叫什么？我是说，你的姓。”“特鲁拉弗（原文为Truelove，意为“真爱”。）。”“别开玩笑了。你母亲给你起的帕拉斯？”“不是。是我父亲。”“她叫什么？你母亲。”“迪·迪。是迪万（原文为Divine，意为“神赐的”。）的缩写。”“噢—我喜欢这名字。吉姬！吉姬！你听见没有？她的名字叫迪万。迪万·特鲁拉弗。”吉姬跑回来，在门口探进头来。西尼卡也是。“不是这样的！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是个跳脱衣舞的女人吗？”吉姬咧嘴笑着。“一个艺术家。”“她们都是的，亲爱的。”“别逗她了，”西尼卡咕哝着，“她好不容易熬过这一天。”“好啦，好啦，好啦。晚安……迪万。”吉姬走出门，消失了。“别理她，”西尼卡说罢，在离开时又很快地耳语，“她小心眼。”玛维斯依旧笑眯眯的，倒了咖啡，又切了面包布丁。她端给帕拉斯后，便坐到了她身边，吹着咖啡的热气。帕拉斯吃了第三次甜点。“给我看看牙印。”玛维斯说。帕拉斯转过头，拉下T恤的领口，露出肩头。“唔——”玛维斯哼了一声。“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吗？”帕拉斯问她。“噢，不。”玛维斯抚摸着受伤的皮肤，“这里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明天你要带我去给我父亲打电话吗？”“对。头一件事。”玛维斯停止了抚摸，“我喜欢你的头发。”她们默默地吃完夜宵。玛维斯拿起灯，让厨房黑着。她们来到玛维斯的卧室门前时，她没有开门。她僵在了那儿。“听到了吗，他们挺高兴的，”她说着捂住了笑口，“我知道的。他们喜欢那个婴儿。绝对喜欢。”她转过来面对帕拉斯，“他们也喜欢你。他们认为你是神赐的。”帕特丽莎用红、绿两色美术纸剪出来的铃铛和松树，整齐地堆放在餐室的桌上。全都做完了。只剩下小饰物有待调整。去年她犯了个错误，让小孩子们做这件事。给他们洗净手指和手肘上的胶水、从他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摘掉银屑之后，她还得把大多数饰物从头做起。这一次，她要在交出铃铛和松树的同时，检查自己身上的每个胶水污迹。为了学校的圣诞节舞台剧演出，全镇的人都参与或帮忙了：年纪大些的男人修理舞台和安装栏杆；小

家死鬼再怎么喊“老婆”她也不回应。他当然把这种悲痛都看在眼里。他甚至要比自家老婆还更在意贫穷的难受、欠债的悲哀，以及孩子的学费。然而就像他的小说从根本上成功地与现实绝缘一样，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要是不能成功地跟这些事情绝缘，就无处容身了。他把追债的看成拉曼确绅士[6]的风车怪与其战斗，向小姨子求爱也是将她比作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公主[7]。他明明从未相信过自己小说宣传用的那些固定说法——什么孤高的文学，吟游诗人的异类文学，却成功地做到了扬扬得意，成功地认定了“老子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家”。他虽然在小说根基与现实根基完全脱节的小说世界里玩耍，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自我欺骗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做到了只从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小说世界，于是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的作品，成了自己的忠实读者，沉醉在自己的作品里，成功地蔑视并无视了自我现世之身的卑微恶俗。他就算不愿意，也必须沉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不然就无法在这现世之身的苦闷中咬牙活下去。同行和批评家如今偶尔还会在《文艺时评》的角落随便写上五六行孤高的文学、异类文学等固定评价——这也是为了赚钱，所以大家就不辞辛苦地凑合凑合随便写那么几句。然而他能欺骗所有人，却再也无法骗过他老婆了。因为他老婆不仅用头脑读懂了，还切身体会到了，她凭借亲身经验确定了其作品和现实在根基上相分离的事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老婆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在一栋整洁干净的公寓住下了，公寓名叫疑雨庄。这公寓的老板娘是别人家的小妾，想挣点零花钱，就缠着自己老公弄了套公寓，背地里则是为了出轨。她老公非常能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升酒，那方面又不行，老板娘从小是当艺伎的，不满足于狭小的环境，又是个贪淫好色的女子，所以一直很有技巧地和公寓的某些客人玩乐。每次她老公过来开始喝晚上这顿酒的时候，就会说：“咱们今天把那位客人也喊过来吧。”于是庄吉也被邀请一起喝酒。老板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美人，因为以前一直是做艺伎的，所以没有黄脸婆的味道，散发出浓厚的情色气息，丰艳而性感。她一声声喊着三枝老师，又是热情招待又是献媚讨好，把庄吉得意得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那以后，他醉酒后梦游的香闺就变成了公寓老板娘的房间。喝醉了就开始大闹特闹，明明平常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似的，这时候却用洪钟般的声音，像啦啦队一样狂热乱舞。真不知道这么瘦小羸弱的身子是如何发出这种声音的，脸上像镀了一层电镀般闪着光泽，一面拿手打着拍子，一面粗着嗓子又是礼赞这位妇人，又是向这位夫人求爱。因为声音在小公寓里听得一清二楚，所以老板娘一边说“哎呀老师，您夫人会听到的”，一边又故意大声说话，明送秋波。庄吉也就越来越得意忘形，说道：“我实在讨厌我老婆，一年到头就知道剥剥笋，切切洋葱碎，哭个没完，从早到晚都是这样，每天也吃不了几百根笋，所以她就用了妖术，一根笋能剥上五个小时。因为除了这妖术，她这辈子也没有其他本事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老婆可忍不下去了。日本主妇大多兼职做女佣，精力主要放在兼职上，然而本人又不是自愿辛辛苦苦做兼职的，老公没用，老婆跟老公又不能当朋友，就只好忍着眼泪剥笋皮。可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半句不提自己的无能无用，却说自家老婆是黄脸婆，是剥笋的女妖婆。不管哪家死鬼都会因为自身的无用无能把自家老婆说成维持家计的女妖婆，偷偷憧憬那些不能维持家计的风尘女子，这些男人全都是不走正道的阴险鼠辈，正因如此，老婆们才会把所有的娼妓艺伎小妾统统当成敌对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看不见、听不着也就忍了，一旦眼睛看到了，耳朵听着了，心里这把怒火收不住了也很正常。即便如此她都忍了下来，结果自己的老公却跟人家去看戏，喝得酩酊大醉，一起热热闹闹地回来，也不去自家老婆屋里打个招呼，就一直在人家老板娘的屋里大声狂笑，让人家给他喂酒。截稿日就快到了，自家老婆已经把空锅弄得叮咣乱响了，他却双眼发光横眉怒目瞪着老婆看。只要老板娘过来说句“老师来一下”，就连忙又没辙又高兴地出门，到了半夜还不回家，等到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小说已赶不及交稿。贫穷排山倒海般压过来。死鬼的心理很复杂奇怪，他并不招女人喜欢。老板娘能如此轻易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正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幼稚笨拙，不过是个耍脾气的孩子而已，所以才博得了老板的信任。于是老板娘带他出门，再顺便带上别的男人，让他舒舒服服地喝醉，说句老师我想起来有点事要办、我去买点东西、我去见个人、我去叫个人之类的话脱身，随便找家关东煮店，给他弄点便宜酒喝，玩两个多小时再回来接他。她带出去的男人经常在变，但只有庄吉的情况完全没有变化。最近还越来越低三下四，只要这对男女一站起来说句对了老师，我们忘了件事……庄吉就嘿嘿傻笑着说不用什么事都打招呼，你们走好之类的，真可悲。他明白这种可悲已经渗透到了他的骨子里，然而他就这么点本事——被花心女人的丰艳魔力压得死死的，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他就乐得绷不住了，回想起来每次都是如此，也真是可悲至极了。又因为这种事也没法跟自家老婆说，所以他表面上威风八面，搞得他好像很受女人喜欢，是老板娘的意中人似的，什么“老婆啊原谅我”，莫名悲伤，感叹这就是艺术的可贵，疯狂迷恋那些完全不基于他本性编造的梦幻故事，把自己完全化身为小说中的人物，流着泪大声朗诵那些作品，到头来却只感动了自己。在他老婆眼里，他傻得不能再傻了。对她而言，自家老公的小说已经一文不值，她骂了句没出息的玩意，你给我等着，然后就失踪了。其实，他会如此反常地迷恋老板娘，并不是因为爱情或是花心，而是因为在文学方面遇到了瓶颈。女人们对他完全没兴趣，而是利用他来出轨，小看他，践踏他。自己有多可悲，他心里一清二楚。他为那些轻易就能看穿的甜言蜜语而心满意足、喜形于色，像个白痴似的。这并不有趣，也不好笑，只有悲哀。虽然如此，如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上失去了自信，他的人生就没有半点光明了。下意识地热衷于那些不有趣、不好笑，自己也不想干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颓废，是丧失自信注定会导致的结果。他老婆失踪了好几天都没回来。他痛苦不已，感觉整个世界都快颠覆了。老板娘却冷冷地问他：“咦？您夫人出轨了？真是看不出来呀，老师您也太没出息了吧，难不成对她还有留恋？”一句句，话里像是藏了毒针，老板娘的本意他也很明白，就是极尽所能侮辱他俩，眼神中还透着半分嘲笑之意。可只要老板娘调戏他一句“老师您不如也出轨吧”，他就一切都不管不顾了，说道：“夫人，咱们去开房吧。来，走吧！”老板娘则苦笑道：“老师，您有开房的钱吗？”干净利落的一刀。庄吉宁愿脖子就这么一刀两断，脑袋干脆爽快掉到地上，钻进地里。可这脑袋却非常恶劣地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是撞到墙壁，又是被推拉门弹回来，还在柱子的棱角上蹭了一下鼻子，苦着脸转了五六个圈。自己明明想闭上眼，塞紧耳朵，一溜烟似的逃走，却有一个像是妖怪的不明生物在耳边不断低语，让自己翻脸反驳老板娘。“我很穷，我三枝贫穷是人尽皆知的。我是艺术家，我很伟大。我就是穷，我没辙呀。”自己在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可是腰使不上力气，感觉身体僵住了似的，想逃都逃不掉，于是自暴自弃，吼出一些自己都始料不及的话。“是呀，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呀。”老板娘靠在入口的门上说。正好有一个男人拿着毛巾和肥皂来到走廊里，这个男人也是那些男人的其中之一。“哎？什么死不死的？”“我说不到死都治不好呀。”“哦，你说那个‘白’开头的词呀[8]。”“对。”老板娘点头，“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吗……梶先生，今晚能带我去喝点小酒吗？”老板娘和男人并肩走掉了。过了几天，庄吉的老婆回来了。没办法工作比什么都难受。正因如此，自己才会陷入这种窘境。还是工作最重要。可是，为什么没法工作呢？女人、酒，都是梦中梦，幻中幻，什么都不是。因此他给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写了封信，信上说目前自己想跟老婆孩子分居，一心投身于创作活动，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尽快给我回信。而按吉回信说不巧没有空房。一接到回信，庄吉就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已，是那种离了自家老婆一刻也活不了的男人。“喂，他说没有空房，那就没有办法了。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咱们去小田原吧，我们在那边重新开始。”“我不想去小田原，去了就没法跟我妈在一起了。”“那也没办法呀。稿子写不出来，又没别的办法，总之先去小田原专心投入创作，写本杰作！”“行李怎么搬啊？”“咱们可以拜托人家，先寄存在这儿嘛。”“你付房租了吗？”“稿子还没写出来，之前还预支了薪水，那边估计不会再借钱给我了，我得去小田原，总之，只要不在这个房间我就能写出来，要是能写出来，房租根本就不算事。”“所以说，现在要是不付算什么事？连夜逃跑？我们还有行李呢！”“我都说了，你去老板娘那求个情，跟她说说，她会理解的。”“你去吧。”“我不能去。”“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庄吉双手抱臂，神色黯然，不吭声了。他老婆自己毕竟也刚失踪回来，也想平复一下自家死鬼的旧伤，就说道：“那我去吧。就算她叨念房租的事儿我也不会在意的，咱们堂堂正正地离开。”“嗯。行李的事儿也拜托你了。”老板娘听说了这事儿，突然一反常态，心情大好，马上就答应了，紧接着跑到庄吉这儿寒暄道：“听说您要回老家是吧。真舍不得您。您要是来东京，别忘了顺道来看看我。您在银座附近给我打电话也不要紧，我会马上赶过去的。哪怕大半夜叫醒我也没事。今天我给您开个送别会吧。”“可是，我们得赶火车，所以……”“哎呀，小田原这么近，坐几点的火车不都能去嘛。那老师，我们没有佳肴只有美酒，您就赏脸喝几杯吧。”“我们得趁在天黑前赶到车站……”“哎呀，这还是您自己家呢。我说夫人，您这么无情，就有点过分啦。夫人，就一个来小时，行吧，借用一下您家老师。夫人您还要整理行李吧。老师您真是的，太见外了。”庄吉被拉到老板娘屋里，接受了老板娘的一番招待。由于行李已经整理好了，于是庄吉度过了万分懊恼的一小时。“已经到时间了，我们走吧。”“哎呀，菜才刚上齐呢，我们正要开始吃呢，老师，您说是吧？”庄吉老婆理都没理老板娘这番话，抓着醉眼蒙眬、满脸通红的自家死鬼的胳膊。“来，我们走吧。”“你也喝一杯！”“您看吧，您这么干会被讨厌的。您夫人太不识趣了，是吧老师。”“我识不识趣不用你操心！你算什么呀！不就是个从艺伎堆爬上来的小妾吗！我是他原配夫人！”庄吉老婆这会儿莫名其妙地嚣张起来了。庄吉还没有醉到不知分寸，回老家的悲惨还堵在心头没有消去，这会儿他竟老老实实站起来了。老板娘一下子站起来，走到庄吉身后，想给他披上呢绒大衣，庄吉老婆一声不吭，强行夺过自家老公，像是把小个子庄吉抬出去似的，用力把他推到了走廊上。“老师，我等您来东京哟！来了就给我打电话呀！”庄吉想回头寒暄一番，却被自家老婆捏着脖子往大门口推，庄吉晃晃悠悠踉踉跄跄冲到了大路上，毫不掩饰地回了个头，已经看不见老板娘的身影了。“嘁，活该！真痛快！”自家老婆怒气冲冲，老板娘多半已在屋里捧腹大笑吧。庄吉比自家老婆受到的调戏、侮辱、玩弄、嘲笑要多得多，这点庄吉心知肚明。然而，这只能怪自己，怨不得别人。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最要紧。于是庄吉回老家了。☆☆☆他母亲一直在小田原的老家过着孤独的守寡生活。她的生活真是既坚强又孤独。她常年担任小学教师，过着男人婆的生活，而且从她跟丈夫结婚的时候，她就习惯了孤独。因为她丈夫是外国航线的船长，大部分时间住在海上，偶尔回家也经常待在青楼深酌高唱，偶尔还把当时还是学生的庄吉带出来，让自家小子在青楼留宿。跟老公每次见个面，就像剑客跟其他流派的人士比武一样漫长，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亡夫的遗产很快就被年幼的庄吉用完了，房子和土地被债主强行征收。执达吏[9]来了，庄吉逃了出去，过着文学少女和过家家一样的日子。稿子卖不出去，酒店、米店、房租追得他四处逃窜，在别人家蹭饭吃，在各地辗转奔波。庄吉猜想她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肯定攒下了不少私房钱，就骗她说孩子病了，向她伸手要钱。但她已经想好了——一个子儿都不给庄吉。庄吉每次被房东赶出来，无处蹭饭的时候，就远远逃到小田原，勉强糊个口，等写出了稿子，定好租处就赶紧走人。两人完全没有什么母子之情，他母亲只觉得庄吉是个超级大麻烦。不过当时对庄吉而言，有一个极大的希望能够慰藉他回老家的痛苦——东都[10]头号大型报纸委托他在上面连载小说。虽然庄吉最近在报纸连载上赚的那点钱连劣酒都喝不痛快，但这会儿要是抓住了报纸连载机会，尤其是委托他写连载的这家一流报纸的连载机会，他的生活就会轻松许多。大家都说庄吉的文学是孤高的文学，是斯多葛学派[11]人士，说得他本人也动了心，但实际他心里想法并非如此，他最想要的是钱。因为穷太难受了，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种带有妄想色彩的看法：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钱算什么，只要写稿就好。如果有间安静的房间供自己闲居，能不受老婆孩子烦扰的话，说不定就能忽然写出一部杰作来。然而他其实有着一双最为冷酷的“鬼眼”，他知道世人把文学看作艺术，是一种妖魔化的、纯粹又神秘的神作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歌德也是因为偶然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感动，想着也来模仿一下，就匆匆忙忙写出了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却成了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自古以来，许多杰作都是作者想要钱，为了钱而胡乱写出来的东西。巴尔扎克为了赚到享乐的钱而写作；契诃夫为了赶在剧场主规定的苛刻交稿期限前交稿，才苦着脸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按照读者的喜好改变了人物的性格。他们只不过是答应了所有的恶俗交易，同时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能够把这些恶俗交易化为天赐的灵感，化为写作活动的源泉运用自如。他们就算答应通俗杂志的最为恶俗的约稿，也能写出杰作。这些道理其实他都明白。事实上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自由是一种重担，很多时候，别人让他自由发挥尽情书写力作的时候，他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没有多少真正想写而不写不行的东西。因此，每当通俗杂志来约稿，告诉他“就给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容易借机创作出一些独特的作品。因为作家自己一个人想东想西的时候，往往容易困在圈子里，很难走得出去。如果给他一个未曾想到过的线索，他就能轻易跳出自己现有的圈子，开展一些无法预测的活动，同时发现新的自我。因此，什么再也没人吵自己，跟家族脱离关系，尽情书写杰作的念头都只不过是嘴上念念阿弥陀佛。杰作这东西，就算哼着歌，在吵闹的小巷子里也能写得出来。那种在宁静的房间里安稳地坐着就能写出来杰作的想法简直就是一种悲惨的迷信。同样，不图名利，只尽情本着良心干活儿的这种精神主义也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要想把作家拥有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就需要精神上的激励。谋求名利就是精神上的激励。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不管天生有多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全都发挥出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一旦作品遭到世人的无视，也会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断写一些愚作，一个劲儿地

。我把杯子放到安全的地方，给她留了张字条：明天见，然后就逃了，心里想着她千万不要在我走之前醒过来。我现在穿着睡袍坐在电暖炉前。我应该好好整理整理这间公寓。我还真的应该洗个头。我在想，莫迪·福勒一定是有一天忽然不想打扫前厅，因为那里垃圾太多，于是这事她就一拖再拖；后来再进屋，她有时心里就想，哎，也没那么糟嘛。而与此同时，后屋和厨房她打扫得纤尘不染。就现在她还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呢。然后清理壁炉，把煤灰、煤渣扫起来——不过做得越来越马虎。她身体不舒服，于是就又懒得打扫了，一次不做，两次不做——然后房间也不怎么打扫了，只偶尔扫扫房屋正中那块地，渐渐地不去看墙角旮旯和床下。最后放弃的是她的厨房。她擦洗屋子，清洗架子，但也慢慢地每次漏掉点什么。虽然逐渐忽略了房子的清扫，她还是坚持个人卫生，站在厨房桌边，用水壶烧热水。她也保持头发干净。她有的时候去公共浴室，她和我说过她喜欢去那里。然后她两次洗头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她不洗衣服了，捡脏衣服里最干净的穿，穿脏了又放回去，直到它们又成了最干净的，再拿出来穿，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终于，她昂首挺胸，毫不惭愧地穿一身厚厚的黑壳，短衬裤不干不净，但也还说得过去。她的脖子不大干净，不过她根本不往心里去，头发也不洗。他们送她进了医院以后，从上到下把她洗了个干净，头发也洗了。她有时会饶有兴味地想，等他们再把我打包弄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又可以好好洗一次澡了！但是她，莫迪·福勒，神志是清楚的，十分精明，神志清楚得很，躲在那老巫婆的壳子里，小心戒备。她还在，神志还清楚，周围的一切却已经坍塌，一片狼藉，那太困难、太过分。而我，简娜，正坐在这里，穿着我干净的、熏了香的睡袍，刚沐浴过。我应该再去做次指甲，还琢磨着要给我的公寓大扫除一次，或者雇一个人来做。今天我只在浴缸里待了几分钟。明年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将完全不一样。这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下周末我要去看乔姬，如果我敢把莫迪晾一边的话。荒唐。那么，“那个人”在哪儿呢？周五上班的路上，我弯去看她。她好一点了。自己出去买过东西。她看起来不错，相当神清气爽——因此现在我看着她时，看见的不再是那老巫婆。我说我要去看我姐姐乔姬。她听到这名字哈哈大笑。她说：“嗯，我想，哪天我也去看我姐姐。”我听懂这话了，于是说：“到时候我带你去，莫迪。”“简娜和乔姬。”她说，“我和我姐姐，我们是莫迪和波莉。以前我们出门，穿着白色的大衣，戴着小帽，简直是一幅画。”我说：“我想，乔姬和我，我们那会儿也是一幅画，我记得穿过粉红的连衣裙，还戴过贝雷帽。我星期天晚上回来后再来看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她说。我意识到我想好好甩她一巴掌，不过只是大笑着说：“到时候见。”周日晚火车进站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我没有去看莫迪。现在已是午夜。我已经把周日晚上例行的事做完了，检查过我下周要穿的衣服是否妥当，头发，妆容，指甲。唉，这周末过得真糟。我到的时候家里只有乔姬一人，汤姆和孩子们去别的地方了。我很满意，我可受不了她那几个屁小孩。汤姆倒挺好，但是夫妇总归是夫妇。我想和乔姬聊聊。我的想法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许她从此不再会把我当孩子了？好几年来，我真去成了她那儿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弄得和公主巡访似的。可爱的老乔姬和可爱的老汤姆。她从来不对她的衣着打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太上心。我以前总是穿上我最堪称奇装异服的衣饰，带些我们的杂志去，喜欢和她说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听着，不作评价，她一向如此。聪明的简娜小妹妹。不对，是简。她不会叫我简娜，以前叫我简，将来也叫我简，一直这样叫到最后。我和她说过多少次了，乔姬，没人叫我简，谁也不，我想做简娜。我记不得改口，她说。也有道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她觉得简娜是个时髦的名儿，配一个时髦的工作。那些周末，当我真的去看她时，我坐在那儿，一直在想她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当然了，她心里也在这么琢磨我。倒也不是她鄙视我，尽管她的确是觉得我做的事无足轻重。她只是没法想象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做这样的事。以我目前的心态，我那天走进她的房子时对一切都很敏感——对比明显啊。这是因为莫迪·福勒的缘故。乔姬的房子和我父母一辈子住的房子完全一样。我管它叫乡村化城郊屋，舒服、传统、保守，从墙上的风景画到床头柜上的书都是一个风格。我现在的公寓，以及弗雷迪和我住的那套公寓，都是现代国际化的。难得乔姬在我那儿过一夜，她特意告诉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它们真的有趣，她说。乔姬给我们上了冷餐，而且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之后应该干什么。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窗帘放下来，外面下了小雪。要按我的喜好来说，雪不够大，不过在她看来则是够大的了。她说这样就够她忙一阵的了。乔姬，她的活儿很多，打理房子、烧饭、照顾丈夫、照看四个孩子，这儿的主席，那儿的赞助人，本地读书俱乐部的秘书，做慈善工作。我坐在壁炉的一头，她坐在另一头。我试图和她聊聊妈妈的事。我需要了解她。我从来没和她谈过心，稍稍和爸爸聊过几次。但是乔姬已经把我归了类，划进了不负责任、不顾家的那一类。就这样了。我不断挑起话头，甚至有一次开口问，不知道妈妈会怎么看？最后，我谈起了我去慕尼黑出的那趟差。她喜欢这个话题。你那些光鲜绚丽的活动，她用了这么个形容词。她想知道酒店如何，我的朋友是怎样的，时装表演是怎么组织安排的，这个是怎么弄的，那个是怎么搞的。在这些问题里，我看到了我。关于风格和时尚她一个字都没问，全是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嘛。突然，那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想起一件事，坐了起来，开了灯。那件事是这样的。外婆去世前一直病着，病了两年还是三年的，记不得到底多久了（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时她一直和妈妈待在家里，妈妈照顾她。那个时候正值杂志的第一次复兴，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认定外婆的病与我无关。不用我管！我记得当初听她们说过这事，但当时就把它扔到脑后了。但是妈妈把她接到家里，爸爸那会儿身体也不好。外婆有糖尿病，心脏病，视力在白内障手术后每况愈下，还有肾方面的毛病。这些情况我以前都知道，是妈妈写来的那些短信“转达”的。那些信我没留下，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压根不想读它们。现在我知道照顾高龄老人和无助的人要花多大的劲。我一两个小时就筋疲力尽了，只想逃出去，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妈妈跑到哪里去了呢？谁帮了她呢？不是我！我没有去过她身边，一次都没有。周日早上，乔姬和我，两个人单独吃早餐。窗外下着些小雪。很漂亮。树木和灌木丛上盖满了雪，小鸟在吃乔姬挂在树枝上的鸟食。她说汤姆和孩子们要回来了，他们那边的天气太糟糕。我知道他们一回来，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急切地问：“乔姬，外婆快不行了那会儿你经常回家吗？”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她说：“不经常，我没怎么回家。那期间我怀了两次孕，凯特也还太小。”她现在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事儿。”我说，“我最近一直在想，我那时候什么忙都没帮。”她终于说道：“是的，你是什么忙都没帮。”多一个字都不肯再说。我不得不领悟到，她和汤姆对我、对我所作所为的看法已经确立，不会改变，简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有可能那也是妈妈的看法，还有爸爸的。我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外婆病重去世前那段时间，我一点儿忙都没帮。”“是的，你没帮忙。”她说。还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哎，”我说，“最近我和一个老人稍微扯上点关系，现在我知道那时候妈妈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了。”“迟知道比永远不知道要好吧。”乔姬姐姐说。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的意思是，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太糟，弄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因为——不是，唉，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尴尬。真不想被人看得那么糟糕，我问她：“你能和我说说那时的事吗？”“哎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她气急败坏。这就好像她刚才拿锤子时砸到了拇指，而恰好一个小孩问她，疼不疼呀？“喏，乔姬，”我说，“好吧，我最近明白过来……我那会儿应该能够多出点力的。行了吗？你要我下跪求饶吗？迟知道的确是比永远都不知道好。我想多知道一点妈妈的事。”“她去世前可是在你那公寓里住了两年的啊。”乔姬说，口气中显得困惑不解、十分诧异。“是，我知道。但正是自那时起我才……”乔姬说：“听着，简。我很抱歉，但是……在那一切结束之后，你突然这样跑过来，说，我想好好聊一下妈妈的事。简，这根本就不成。”她说。她真是气极了，话都说不流畅了。而我，我很惊讶。我意识到这里头有积聚了多年的怒气，对小妹简的责怪。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乔姬，”我说，“对不起。当初没有帮妈妈照顾外婆，真的对不起，不过我真的很想谈一谈当初那些事。”“我猜过几天到某个周末，我会接到你的电话，你那会儿百无聊赖，要跑到我这儿来，你身体不错，心情很好，无牵无挂，头发丝都不乱一根，然后你对我说，哦，乔姬，我很好奇，那会儿是怎么回事呢，把妈妈接到家里，一住十年，还带着四个孩子，没个帮手，她日渐衰弱……”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我坐在那里，茫然无措。就是这个词。对于妈妈一直住乔姬这儿这件事，我并不是从未感到过惭愧，但毕竟那时我是在工作，而我们，我和弗雷迪，也的确只有一套小公寓，而且……而且……而且。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周末乔姬会拒绝和我谈这些事，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想谈。她当时生过我的气，现在还在生气，她一直心怀怨恨。她接完电话回来，说：“我要去火车站接汤姆和孩子们。”她对我说：“对不起，简。但是如果你终于开始产生一点责任心了，也许你应该想到，人很难接受你就这样跑来，轻描淡写地问一两个问题：谈谈外婆垂危好吗？那是怎么回事？让人痛苦吗？那一切太可怕了，简。你懂不懂？那简直恐怖。我能过去时都会过去，挺个大肚子，再不就是带着宝宝，看到妈妈忙得团团转。到最后外婆起不来了。那有几个月时间。你能想象吗？不能吧，我打赌你没法想象。成天的看医生。进出医院。所有的事都是妈妈在做。爸爸帮不了多少忙，他自己也是个病人……不管怎样吧，我得去火车站了。”于是她就走了。我差点就追上去，让她把我捎去搭火车回家，但还是留了下来。汤姆和孩子们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乒乓乱响，自然先是打开唱片机，再开录音机，喧闹声震得房子在抖。汤姆走进房来，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转身又走了。我在厨房里，孩子们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吉莉，鲍勃，贾斯珀，凯特。转着圈儿打招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乔姬的孩子都糟透了，都是被宠坏了的小混账，我这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过也许他们长大以后会变好的。我则是从伦敦、从上流社会来的小姨，光彩照人。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寄钱作礼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糟透了，一无是处。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不理解他们。这互相中伤是个开心的游戏。但是我的确觉得他们很糟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听见乔姬或者汤姆说过：不，那不行。从来没有过。整栋房子里塞满了他们的东西，衣服，玩具，设备，多半从来没有用过，或者只用过一两次。我不断想起在战争年代长大、一无所有的经历。我最近还在想，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无所有。当然，乔姬会说，现在时兴想这些，但是，就像她会说的，迟想到总比永远不想好。不管怎么说吧，我坐在厨房里，听着孩子们满屋子的喧嚣。乔姬回来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想聊的话，她准备开口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开口说：“乔姬，你说起我来倒是想都不用想，但是你看看你那些孩子。”“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时，把背对着我。我立即明白，这是她的痛处。“告诉我，”我对她说，“他们什么时候肯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和汤姆有没有试着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个仙界冰激凌店，永远都有奶昔和奶油，只要按个按钮就能出来？”“你也许是对的。我没说你不对。”她说，想要幽默一把，“现在我要准备午饭了。如果你想要帮忙，就待着。不的话，就去和汤姆聊吧。”我听了她的话，去找汤姆，但是他正忙什么呢，不想和我聊。我觉得房里实在吵得难以忍受，于是套上我的大靴子，雪中散步去了，午餐时间才回来。和往常一样，场面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两个只是配角，父母要是胆敢引起个话题，他们会插进去打断，或者隔着他们自顾自相互聊天，根本就是把乔姬和汤姆当作有用的仆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今家庭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在起居室里，下午，还是这个样子。吉莉，十七岁，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原本想去一个朋友家，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没能去成，于是闹脾气，惩罚全家。鲍勃，十六岁，模样不错，就是太胖了，旁若无人地练他的吉他。贾斯珀，十五岁，鬼哭狼嚎，对他爸纠缠不休，要他陪着去什么本地足球赛。凯特，十三岁，双颊通红，披头散发，穿着乔姬的衣服，从这屋走到那屋，搔首弄姿，某种强制性神经病发作，就是那种十几岁姑娘常发的毛病。这样子是做给我看的，因为她想来伦敦“做模特儿”。可怜的姑娘！汤姆坐在一个角落，想要读书，但一边还得回答孩子们的话，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烦躁不堪，而乔姬则在伺候所有的人，心平气和，耐心耐烦，偶尔扯起嗓子说话，好让别人听得见。嗯，好的，凯蒂。好的，吉莉，我明天弄。是的，贾斯珀，那在客房的床底下。诸如此类。我最终开口：“好啦，这个坏小姨要走了。别，不用费事，我自己去车站。”我转过身，把这快乐的现代家庭生活场景撇在身后，走出大门，好一阵轻松。乔姬送我出来。“唉，”我说，“别说啦，我是不懂小孩，我又自私又幼稚，也没有资格多嘴，但是我能说的就是……”“而且你大概没错。”她说，还是和孩子们说话时的腔调，心平气和、忘我克己。地上的雪已是泥浆一般，我踩着泥雪去火车站，在那儿稍微等了一会儿。我喜欢火车站，喜欢不为人知，喜欢独处人群之中的那份自由。我喜欢独自一人。就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看莫迪。我应该，赶紧地，把这一切想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点。人们去世以后，我们最后悔的，就是从前没和他们聊够。我没有和外婆聊过天，我不了解她。我基本记不得外公。还有妈妈。我知道她认为我自私、愚蠢。（我也是这么看乔姬家那些小混账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她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她怎么看汤姆？怎么看乔姬？外孙、外孙女们？照顾外婆，还有她自己的丈夫，一连忙了——我想恐怕是四年，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永远没法知道了。当然了，还有弗雷迪：有的时候我睁着眼躺在床上，我所渴望的，不是他来和我做爱，尽管我也极想要那个，但我渴望的是和他谈一谈。为什么他在的时候我不和他谈呢？我那时不想，这就是答案。我那时不想知道。周一晚今早我醒来时一阵心慌，心脏怦怦直跳，眼睛刺痛，口干舌燥。我对自己说，做了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是那可怕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上班的路上，我意识到我这样是因为乔伊丝很可能要去美国。除了会想念她外，工作上的事都要有所变动。他们应该会提拔我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男男GaYGAYS 免费看克子能活下来，都多亏了姨姥姥。不然的话，我们母女俩就要为书一起送命了。”这些都是信子的真心话。对克子而言，这通抱怨早就听过无数遍了，自己生下来就好像为了听这抱怨似的，也早就厌烦透顶了。信子的语气很激动，然而在克子听来却是过时的车轱辘话，勾不起她任何兴趣。“爸，你要逃去哪儿？”克子问道。没有讽刺的意思。因为父亲不可能跟自己往同一个地方逃难，而且克子也深信这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才这么问。只是对父亲会去哪儿逃难有点兴趣而已。“你有可以逃难的地方吗？”信子继续攻击道。亮作缩了缩脖子，脸上浮现出困惑而又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哪里都没必要去吧。皇军差不多该开始整体反击了，没准现在就已经开始了。让敌人用物资建一个半永久性的机场，我们再把机场夺回来。虽说会花点工夫，但要想节约物资就必须这么做，作战都在按计划进行。”日本的反击也是亮作的反击。他的脸上现出那么一点点得意的光彩。这是他能实施的唯一且执拗的反击，是他的报复。克子对这种孩子气的报复不感兴趣。“那，你不逃难？”克子只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因为没有地方可逃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叫死要面子。”“有什么关系嘛，我就是想问问。”“光问问就很不识趣了。”“可是人家想问嘛。”“问了又能怎么样呢。”“不是要托人保管这些书吗？谁能帮他保管这堆毫无用处的废物呀，你说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亮作从龟壳中探出头。“人需要梦想，没有梦想就活不下去。哪怕知道分文不值，也要把希望寄托在梦想上活下去，你们是不会懂的。等这场仗打完了，我就又能跟书在一起生活了。时代会变，可能我这种老书生也会通过考试，在新时代东山再起。虽然很傻很荒唐，关键还是要把希望寄托在梦想上活下去。”“什么呀，真没意思。”克子马上就予以否定，“等仗打完了，考试通过了，你也该退休了啊。哪儿还有什么梦想？”“克子你没有梦想吗？”亮作说话很淡定，但那种弱小而执着的反抗却畏畏缩缩地轻轻抬起头来。克子轻声咂了咂嘴，掸掉了这小小的反抗。“你是看不起我吗？当然有了。我这个年纪的人能没有梦想？到了爸你这种年纪，还成天想着什么要通过考试呢。后年连我都要拿到中学教师资格证了，虽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中学教师吧。”克子这番感想并没有什么深意，却粉碎了亮作的勇气，使得他丧失了言语和反抗。亮作想，无论如何都要把书保住，似乎这是抵抗两个女人的唯一手段了。他也是真的非常爱惜书本。他终日只挂念着书本。“我想拜托总经理您一件事。”亮作求野口。“其实吧，是关于逃难……”“您要逃难吗？挺好的呀，最好趁早，您要去哪里？”“不，这个嘛……”“是去您夫人的姨妈家里吧？听说她老人家相当富裕。真是羡慕您呀，您也让我这边沾点光嘛。”“嗯。我让妻子和女儿去她那里避难，不过对我来说那边就有点远了。”亮作隐瞒了家庭不和的真相，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您说什么远不远的，这可是持久战呀。得去有物资的地方才行。我是因为有这家小破工厂才没法想走就走，真悲哀呀。我真想躲到乡下，吃一肚子新鲜的美食，把这些烦心事儿都忘个精光呀。”“其实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想租用您家伊东别墅的一丁点地方。”这出乎意料的请求让野口脸上霎时间失去了笑容。没过多久，野口露出了苦笑，摇了摇头，说：“我没法答应您啊，那边就四间窝棚，光我们一家人住，就快住不下了。”“轻井泽也行。”“那边我租给别人了。”野口撒了谎。他在轻井泽和伊东都有别墅。这是他多年来的梦想。夏天在北方的山庄避暑，冬天在南海的别墅迎来新年。这梦想轻轻松松就实现了。轻井泽那里房子无人居住，野口就低价买下了，是一座中产阶级的气派别墅。伊东那边没有价钱合适的别墅卖，所以野口买了块带温泉的土地。那块地在平原深处，成年男性从车站至少要走四十分钟才能走到，三面环山，只剩下中央一点点平地，几乎没有人烟。田地里一直有温泉涌出。野口就买下了这露天温泉和周围两百来平方米的田地。伊东车站附近人口密集，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未来的繁荣跟未开发地区的发展息息相关。越往里走，泉质也越好。虽然现在这里还是个人烟稀少的死胡同，等战争结束了，人们有了游山玩水的兴致，就没有什么地区能比游乐地区发展得更快了。野口深思熟虑，连土地带温泉都买了下来，打算以后建个大旅馆，边赚钱边泡温泉。因此现在只凑合盖了个小别墅，留了人看门、种田、喂鸡，拿来当战争期间的营养补给基地，也是个一石二鸟的战略。然而，在伊东车站下车后，还要走四五十分钟路才能从这片有尽头的原野到达山脚下。就算日本打了胜仗，全国上下疯一般的蓬勃兴旺，伊东的繁荣能不能蔓延至此也是说不准的事儿呢。也正因如此，野口才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买下这两百多平方米带温泉的田地。野口也曾经招待亮作去过这处别墅一次。因为是临时凑合，所以就随便盖了盖，只有四间房。鸡棚有两间。大一点的养着二三十只鸡，小一点的就废弃着。亮作走投无路，就想起这间鸡棚来了。反正有地方放就行，亮作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我记得您家还有一间鸡棚空着吧？”“啊？怎么了？”“是有一间鸡棚空着吧？”“噢，您说鸡棚啊，是空着呢。您提这个，有什么事吗？”“您能把那鸡棚租给我吗？”“鸡棚！”野口饶有兴趣地看着亮作，“您是说那间小的，没在用的鸡棚是吧？”“当然就是那间。我怎么能拜托您把正在用的屋子腾给我用呀。”“那个小屋的话，只有一间，四尺五寸，也就是不到一坪[5]大呀。您要拿它来干什么？”野口注视着亮作，兴味愈浓。亮作被这种眼神盯着，简直就像只快要融化的鼻涕虫似的，就快眯起眼睛一脸哭相了。然而他那弱小却执拗的反抗又微微抬起了头。“没，那个，我就是想转移一下我那两千来本书。虽说也有别的值钱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转移财产。打仗嘛，我要死守岗位。我不会离开东京的，我打算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手头的家产也不会动，打算一起带进坟墓。可是书籍是文化财产啊。我这些书又是特殊的专业书籍，有些书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嘛，每个人看法不一样，这些书如果保留下来，也会有人高兴的，而且应该也会给后人派上用场。这么做不是为了我呀，我这一辈子庸庸碌碌，可是我起码也想做一件能被后人赞扬的事呀。虽说也不过是临死之前的感伤罢了。”这话惹得野口不高兴了，他若无其事地微笑道：“这可了不得，这么国宝级的东西可不能寄放在我这里。我这人吊儿郎当的，可没法负责帮您保管。”“不，不需要您负责。”“不行，不行。即便您这么说，您试试看要是被战火烧了，或者弄丢了呢？被后人唾骂的可是我呀，他们会说野口为了自己那点破烂东西，害得别人托付给他的国宝级书籍都被烧了。要是这些书这么有学术价值，应该托文部省或是大学这种地方保管呀。这么棘手的高级东西，实在不能跟我这种凡人、我们这种悠闲的家庭同居呀。虽说看起来像是在为难您，但我实在不能答应您。”亮作无语了。野口对他消沉的模样投去慈爱的目光。“我说，梅村啊。您是不是有哪里没想明白？活下来才能谈别的呀。我是不知道您手里有多贵重的书籍，恕我无礼，您身为小学老师，不，您别多想啊。您既不是大学教授，又不是专业学者，就您收集的那点书籍，但凡有点学问的人书架上就多的是。您可不能逞强呀。我知道，您这辈子的感情都放在这些书上了，可是现在在打仗呀，活下来才能谈别的呀。碍事的书本就卖掉吧，用卖书的钱在偏僻的小村买间小房之类的，准备好逃难的地方才是明智之举。我不是在为难您，您要是想转移书本的话，那间鸡棚我是绝不会租给您的。不过，如果您要是为了以防万一，想事先转移锅碗瓢盆、被褥铺盖，事到临头好逃难的话，我就把那间鸡棚让给您。”亮作在泫然欲泣的脸上撑起微笑。“不，不用了。我没考虑逃难，我打算跟国家共存亡，这是我最后能为国家做的事。而且，日本是不会输的，最后一定会打赢，虽说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年。到时候我留下的书，总会有几本派上用场，这样我就满足了。其他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梅村，战争就像万钧雷霆一样，不饶人的。就算你有那么点不服输，有那么点顽固，也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不，会有用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我军已经做好了秘密武器，一旦敌人得意，发起总攻，我军就会用撒手锏一举取得胜利，这是我军的既定战略。”亮作嘴中都泛起了白沫，喷着无数的唾沫星子说着。野口微笑看着亮作这副样子，像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了。“要是被褥、衣服、锅碗瓢盆，那我能帮您放鸡棚保管。您就尽量事先分散一下吧，毕竟是必需品嘛。至于书籍，您就趁还值钱的时候卖了吧。不过，说不准回头还能烧了来取暖呢。”“嗯，烧来取暖呀。战国乱世那会儿，人们还烧过皇居的围墙和身为国宝的佛像来取暖。没办法，老百姓嘛。我的书可能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野口越来越佩服亮作了，他摇摇头，不打算再说什么，转过头去。信子和克子过年放假去了姨姥姥那里，给学校寄了一份诊断证明，就没再回东京。三月十日那场空袭把亮作和野口的家都烧没了。不过，命保住了。亮作一直相信大本营公告[6]和报纸上主张经济繁盛的言论，因为之前空袭受灾程度轻，所以就没当回事，连防空壕都没建。不过，他住的那一带往下挖两下就会冒水，轻易也建不了防空壕。亮作连一件财物都没能抢救出来。话虽如此，能保住小命也真是不可思议了。空袭那天晚上，飞机开始投弹，处处烈火弥漫，空袭警报渐渐响起时，亮作还没穿好衣服，轰炸弹巨大的下落声就开始逼近了。即使如此，他也还不知道空袭有多可怕，所以只穿好了衣服，还把一小包现金绑在了肚子上。到了外面，火舌已经越来越近。眼前是一片火红，灼热的烈风飞速吞没了大地，一团团热量忽然砸在他的脸上。他发出了悲鸣，一下子跳了起来，疯狂地哭着往下风方向奔跑。他完全不知道逃跑的路线。幸好他跑得快才保住了命。他一直被火追着，被火挡着，只顾一个劲儿地四下奔逃。而且幸好他逃到的那些地方都没有足以给他安全感的结实建筑，也没有防空壕和开阔的公园，所以他才能侥幸得救。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跑了多远的距离，就已经站立在海岸边，迎来了黎明。自己家已经烧光了。在崩塌的瓦砾之下，还有仍保持着书籍形状的灰烬，所有的书都烧没了。东京还有很多房子幸存，日本各地还有更多房子幸存，但他已经无家可归了。短短半天，他看过了无数烧死的尸体。看习惯了，连停下脚步的心情都没有了。然而，看到自己家的废墟，还是忍不住悲从中来，泪流不止。这一带路上和防空壕里也遍布着焦黑的尸体，但站在各自房屋废墟前的，却只有他一人。野口的家和工厂都被烧了。亮作去废墟那边看了看，只见野口夫妇和孩子们像从坟墓中爬出来似的，脸上和手脚上都沾满了泥，僵立在那里。大家默不作声，转过身来，就连出于礼貌的微笑都没有浮现在脸上。“都被烧光了呀。”野口低声说。听得出来他什么都不想说，心情糟透了。“我也都被烧光了。剩下的只有我现在身上这套衣服。”“有命在就万幸了，振作点吧。”阴森的表情，声音中满是怒气，但听在亮作耳里，却饱含着人情味。亮作想要抱紧野口，但光是握着野口的手就已经用尽全力了。这份熟悉感让他感到心口都快裂开了。他呜咽着，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振作点吧。”野口温柔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我是个笨蛋。”亮作抽噎道。“现在说这种话也无济于事呀。你看见那一大堆尸体了吧，聪明人多半也都死了。”野口心情还是糟透了的样子。他跟死搏斗过，这可怕的一夜全用来挣扎逃生了。亮作也忘不了被死亡追逐的这一夜有多可怕。然而，事到如今，活下来却是更可怕的事。“请您把鸡棚租给我吧！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是个笨蛋！”亮作玩命地抽噎着，继续叫喊道，“请别丢下我一个人！求您了！我光是想想就要喘不上气了！仆人也好，长工也罢，我什么都干！求您带我去伊东！求您让我住在鸡棚里吧！”野口的孩子们都大吃一惊，挪开了眼神。“您的被褥和衣服都没转移吗？”“没，我，我不需要。我害怕一个人！我只要有个能挡风遮雨的屋顶就足够了！求您别把我留在这么恐怖的地方！”“我们当然得互相帮助了。不过，您不用去您夫人那边吗？看来您是太激动了，什么都忘了吧。那边不光有屋顶呀，应该还有被褥和锅碗瓢盆呀。您夫人在等着您呢，她应该很担心您吧。”“不，我必须干活儿！如果总经理您不要我，我就活不下去了！”“我的工厂被烧了，伊东只有间小破房子。我已经不是总经理了。”“求您别丢下我！”亮作疯了似的呜咽道。野口皱着眉，别开了脸，然而又转念一想，低声说道：“总之我还要一个人留在东京四五天，处理工厂最后的事宜。有些事可能也需要你帮忙。之后会怎么样，你我都不知道。我会去其他地方的工厂做事，也就当一个普通工人吧。”他回过神，开始挖废墟和防空壕，翻找东西了。

买卖

亮作得到了野口的允许，在鸡棚住下了。铺了地板，用木板做了围墙。靠着灾民的救灾物资和他人给的东西，亮作好歹过上了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他身上有现金，却不在食物以外的东西上花一分钱。因为没有毛巾，所以泡了温泉以后，就在浴室里一直站到身体风干为止。野口的家人没有同情他，也没有给他援助。“梅村，您考虑一下把东西善加利用如何？擦身体不一定要用毛巾，就算什么都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替代品可用。您看，比如说您成天到晚缠在腰上那块包袱皮，那块包袱皮不就可以拿来当毛巾用吗？”野口家一直传言说那块包袱皮里包了大量现金，不知道有多少。野口继续嘲讽亮作道：“您一直拿我家的柴刀削铅笔吧。虽说柴刀是用来劈东西的，如何？您削得好吗？您跟我家人说一声他们还是会借您小刀的呀。不过小刀没几个钱，不如您买一把？我看到有些店铺还有卖的。”“不，我不买，我不想买。并不是因为我舍不得钱，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宝贵的经历。虽然我那些总结了考古学的资料和重要文献都被烧光了，但我发现了比文献更好的资料，就是让我现在的生活回归原始时代，把这段经历作为资料来进行实验。以往的学者都是从地底下发掘石器时代的遗迹，我现在打算从现实生活中发掘，这也符合八纮一宇[7]的精神。发掘遗迹充其量是美英那边的科学，我这则是学问的真髓，是最后唯一符合日本精神的实践。不做到这个地步，就不会明白考古学。而且，就像我在考古学方面发现了通过日本精神来取得胜利的方法一样，美英的科学思想终究也会败给日本的复古精神！在日本全境化为焦土以后，美英的科学思想反倒会被日本抓住弱点。日本的胜利不远了。”“原来如此。您是要体验石器时代啊，原来如此。您没有毛巾呗，我记得您沐浴后都是靠太阳晒干身子的呗。不过容我说一句，石器时代人们不都生吃东西吗？叫什么贝冢[8]的。不过我们吃的东西也没有调味料，跟猪饲料没什么两样，可能不比石器时代好到哪儿去。那时候不还有穴居一说吗？住鸡棚多奇怪呀，您需要居住在防空壕里才行。”亮作无语。野口恶劣地继续说道：“您应该赶紧穴居。搬到防空壕里住吧，您应该体验一下真的石器时代，拿鸡棚充数可不行呀。”亮作无力地笑了笑。接着，他嘴中又堆起了白沫。“您说得对，不过这事急不来。因为我们早晚都会穴居的。日本会成为一片焦土，这里也会被烧毁，或者被炸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注238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注239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注240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注241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注242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注243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注244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注245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注246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注247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注248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注249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注250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注251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00页。注25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注253《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54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注255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注256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注257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注258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注259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注260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注261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注262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注263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注264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注265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注266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注267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注268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注269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注270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注271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注272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注273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注274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注275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注276《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注277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注278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注279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注280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注281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注282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注283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注28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注285“知会”：通知。注286“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注287《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注288《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89《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0《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1《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2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注293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注294“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注295“票了”：比喻无所得。注296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