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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国产区图片区小说区亚洲区 发布时间:2023-12-27 13: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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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韩AV电影大全免费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

                      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一年多后,仗打完了。简单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立宪!立宪!立宪派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吴樾暗杀案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

                      鞅变法的成绩。“打败韩国算什么啊?有本事找魏国去练练。”朝中甚至有这种风言风语。秦孝公何尝不想打败魏国?做梦都想。当初他招贤纳士,力主变法,不就是为了从魏国手里收复河西失地吗?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卫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魏国的实力仍然远在秦国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贸然进攻,只怕费力不讨好。《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条记载:“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镒与铢皆为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二者相差576倍。孙武的意思,只有实力对比完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主动进攻。而且攻势一旦发动,就要像从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一样,飞流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卫鞅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让秦国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大仗的机会。这一等就是四年。四年间,魏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位名叫庞涓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带领魏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势头之劲,远远超过老将公叔痤,堪比当年的吴起。魏国无疑变得更加强大了。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自魏武侯时代开始,卫国就一直依附于魏国,借以抗衡对其虎视眈眈的赵国。这一次,卫国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魏惠王迅速作出反应,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而且命令鲁、宋、卫等仆从国出兵相助。单从八万这个数目看,魏惠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是为了消灭赵国才派出如此庞大的军队的。庞涓本来就善于用兵,手下有了八万精锐之士,更是遇佛杀佛,逢神杀神,没过多久就打到邯郸城下。就在这个时候,卫鞅突然出手了。数万名秦军在他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河西重镇元里(今陕西省澄城),歼灭守军七千人,并顺势攻占少梁。捷报传到栎阳,举国欢腾。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公元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设计的爵位等级中,大良造是十六级的大官,相当于楚国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也可以说是国君的副手。他马不停蹄,再度出击,率军突入河东地区,一举攻克魏国旧都安邑。与此同时,秦国的变法继续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卫鞅仿照鲁、卫两国都城的样式,营建新都咸阳。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变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条。第一条,废井田,开阡陌。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周朝封建旧制,百步为亩,亩的界线即阡陌;百亩为顷,顷的界线叫做封疆。所谓井田制,是将九顷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种,公田由八家共种。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粮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国,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实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卫鞅变法后,秦国农业发展很快,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他决心彻底摧毁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地租收入。废井田,开阡陌,即将原来的农田边界统统破除,改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重新建立边界,再分给农民去耕种。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允许自由买卖。换而言之,分田分地了。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卫鞅是何等感激!第二条,推行县制。卫鞅将秦国境内的乡邑、村庄整合为四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满万户之县,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还设有县丞(管理民政)和县尉(掌管军务)。这一改革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卫鞅本人曾得意地说,各县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从,奸官不敢耍花样,接替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犯错误而被废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辩。一句话,原来的人治,变成了现在的法治。第三条,统一度量衡。卫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信息误差,卫鞅对长度、面积、体积等,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第四条,征收人头税。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也就是按户按人口数量征收军赋。卫鞅规定,男子成年之后,要向官府登记,缴纳户赋。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据说是针对地主来的。卫鞅认为,地主不事劳作,单凭地租就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家里还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按人头征收赋税,加重那些闲人的负担,迫使他们也从事劳动。事实上,地主对于那点人头税,并不在乎。倒是农民又被加重了负担,比原来更加辛苦。真正得利的还是国家。《史记》记载,卫鞅升任大良造之后,秦国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大有取代魏国称霸天下之势。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当时的天子周显王派使者赐予秦孝公“伯”的称号。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秦国终于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了。第五章孙膑与庞涓斗法上一章写到,魏惠王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围攻邯郸,结果被卫鞅钻了空子,连失少梁和安邑两城。关于这件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卫鞅确实是钻了空子——如果庞涓和魏军主力还在国内,卫鞅未必敢与之正面交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卫鞅的专长是政治,若以兵法而论,他在当世最多排到第十名。而庞涓的兵法至少可以排到当世第三。在双方部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第十兵法家无论如何是打不过第三兵法家的。现在问题来了。庞涓围攻邯郸是公元前354年的事,也就是这一年,卫鞅率军侵犯河西,攻克少梁。而安邑陷落,已经是两年之后的公元前352年。这两年间,庞涓难道一直在邯郸城下,不能回师来救魏国吗?要知道,安邑是魏国旧都,它的失陷对于魏国来说,不仅仅是战争的失利,更是对士气的严重打击,就算是攻克邯郸也未必能补偿。答案是,当世第三兵法家庞涓流年不利,在攻打邯郸的过程中被当世第二兵法家横插一杠,打得落花流水。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商鞅抓着这个机会,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将安邑纳入囊中。鬼谷子的锦囊妙计当世第二兵法家名叫孙膑,是庞涓的同门师弟。说起这两个人的事,当然免不了要说到他们的老师——当世第一兵法家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诩,因为隐居在鬼谷(关于鬼谷在哪,是一本糊涂账,有人说在河南登封,有人说在鹤壁,有人说在山东,还有人说在河北,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号称鬼谷子。战国乱世,百家争鸣。儒家以政治见长,道家以修身为本,法家以改革图强,兵家以奇谋制胜,墨家以博爱济世,阴阳家通晓天文地理,纵横家往来各国搬弄是非……但是这位鬼谷子,很难将他归于哪一家,因为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据冯梦龙介绍,鬼谷子“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数术之学,掐指一算,便知天机,能通晓过去,能预测未来,这是阴阳家的勾当。二是兵法,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莫测,这是兵家的本事。三是辩术,博闻强记,明理审势,一张嘴吃遍天下,胜过十万雄兵,这是纵横家的饭碗。四是养生术,修真养性,吸天地之精,采日月之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是道家的妙处。鬼谷子一生只收了四位门徒。前期是庞涓和孙膑,主要研习兵法;后期是张仪和苏秦,学的是纵横之术。庞涓和孙膑同时学艺。若论年龄,庞涓年长于孙膑,算是师兄;若论学业,却是孙膑略胜庞涓一筹,更得鬼谷子真传。这倒不是因为庞涓不努力,事实上,庞涓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但是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他比不上孙膑:第一,庞涓天赋不如孙膑;第二,孙膑乃孙武的嫡系子孙,家学渊源,底子本来也比庞涓扎实;第三,庞涓过于急功近利。一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在学业上总是很难达到巅峰的。后来庞涓觉得自己的本领也学得差不多了,便下山回到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孙膑则继续留在师门深造。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外交上威逼利诱,军事上频频出击,国势日益强盛。庞涓凭借着在鬼谷学到的本领,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魏军的主要将领。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庞涓应该感到满足了。然而,在庞涓的内心深处,始终记挂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孙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一个在战场上获得显赫声名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者。庞涓对自己的兵法极其自信,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能够打败自己,那就只有师傅鬼谷子和师弟孙膑。鬼谷子隐居深山,不问世事,这个威胁可以排除。但是孙膑就不同了。孙膑是齐国人,又是孙武的后代,他如果出山,最有可能为齐国所用,无论是对魏国还是对庞涓,都是一个劲敌。为了防患于未然,庞涓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孙膑,邀请他到大梁来与自己共事。他想,只要将孙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为别国所用,也就不存在威胁了吧!因此,他的这封信写得十分诚恳,许诺孙膑如果到魏国来,将由他直接推荐给魏惠王,委以重任。如果有可能的话,“弟为大将,兄甘为副,联手纵横天下,安定乱世,岂不快哉!”孙膑收到庞涓的信,完全被字里行间展现出来的同窗之情打动了。更何况,大丈夫生逢乱世,谁不想干一番事业,快慰平生呢?他很兴奋地将信拿给师傅鬼谷子看,请求下山前往大梁。“既然是庞涓如此热诚相邀,你便去吧!”鬼谷子看完那封信,漫不经心地说道。对这种冷淡的态度,孙膑多少感觉有点吃惊。他拜倒在师傅面前,说:“如果您认为弟子学艺不精,不堪担当大任,弟子这就给师兄回一封信,推辞了便是。”“哪里,”鬼谷子叹了一口气道,“你在我门下苦读这么多年,早该去世间一试身手,否则学问再多,也不过是空谈。只不过你在山中多年,不知世途凶险,此去是福是祸,连我也不敢猜度。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逢凶化吉的锦囊,你把它收藏好,非到万分危急关头,切不可拆开。”孙膑就这样揣着师傅给的锦囊来到了大梁。兄弟俩见面之后,庞涓的热情接待,很快将孙膑心里那一丁点疑惑打消了。第二天,孙膑就被庞涓带到朝上,见到了魏惠王。“这是我的师弟孙膑,乃兵圣孙武子之后,才能胜于我十倍,请主上任命他为上将军,我甘愿为副。”庞涓这样介绍道。魏惠王听了,心里泛了一个嘀咕。庞涓的本事,他是见过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胜过庞涓十倍,那肯定是夸大其辞。眼前这位孙膑,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究竟有多大本事,却是看不出。再说了,孙膑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即便孙膑真有本事,相比之下,那也还是庞涓比较可靠。想到这一层,魏惠王便对庞涓说:“孙先生初来乍到,尚未立功,如果马上任命为上将军,恐怕众人不服。寡人之意,请孙先生先担任客卿,就在庞将军帐下用事,待立了功劳,再委以重任不迟。”所谓客卿,不是什么具体的官职,相当于高级顾问,地位不低,然而没有实权。庞涓显然不满意这个结果,孙膑却拉了拉他的袖子,主动跪下去,向魏惠王谢了恩。他知道,庞涓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力;而魏惠王封他为客卿,也是给了庞涓极大的面子,否则的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齐国人,未立寸功,凭什么在魏国的朝廷里担任客卿呢?客卿虽然是客,但好歹也是个卿,自大夫以下的官员见到他,都得老老实实作个揖,肃然而立呐!“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朝中出来,孙膑拍着庞涓的肩膀,反倒是安慰起庞涓来了。他没留意到,庞涓听到这句话,眼中快速闪过一丝凶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孙膑跟着庞涓出入朝廷,渐渐熟悉了魏国的情况。自魏文侯兴起以来,魏国就一直是中原强国。魏武侯时期,虽然国势有所衰落,但是基础从未动摇,三河地方仍是天下粮仓,魏国的武卒仍然能征善战。魏惠王上台后,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积极进取,迅速扭转颓势,重振先祖雄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这一切,当然与庞涓的努力分不开。孙膑望着庞涓那张因为久经战阵而铺满风霜的脸,总是充满着崇敬之情。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庞涓一样,指挥千军万马,为魏国开疆辟土,锻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在魏惠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孙膑尽情发挥自己在鬼谷学到的知识,提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建议。“这位孙武的后人,果然不同寻常。”魏惠王心里暗想。然而纸上谈兵和实战是两码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他带领一支军队,到战场上一试身手吧!当魏惠王将这个想法告诉庞涓,庞涓很振奋地说:“他不会让您失望的!”可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一封截获的密信被送到魏惠王的案几上,孙膑的命运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信是写往齐国的,落款人是孙膑。信的内容,是报告魏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对朝中的一些大臣的评价。如果齐国人得到这封信,毫无疑问,将对魏国大大不利。这封信被设计得很巧妙,妙就妙在它在暴露了孙膑是齐国派来的间谍之余,却将庞涓对魏国的忠心写得明明白白。换而言之,孙膑叛国,庞涓是毫不知情的。案子从一开始便被办成了铁案。人证物证俱全,作案的动机也很明确——孙膑本来就是齐国人,为齐国当间谍,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按照魏国的法律,孙膑本来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庞涓拼命说情,终于说服魏惠王法外开恩,仅仅判处孙膑刖刑加黥刑。当然,说“仅仅”也许太轻描淡抹。黥刑便也罢了,不过是在脸上烙个戳,疼一疼也就过了,还可以扮酷说是文身。刖刑则极其残忍,乃是将犯人双足齐齐砍断,从此变成废人一个。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刖刑不是砍去双足,而是挖去膝盖骨,使得犯人看似完好,实则小腿以下已经无用。本书对此不予探讨,姑从前说。据冯梦龙推测,庞涓之所以留孙膑一条命,主要还是想将孙膑圈养在府中,好让他给自己讲解鬼谷子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但是孙膑很快便发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全是庞涓一手策划的阴谋。将《孙子兵法》讲完之日,便是庞涓卸磨杀驴之时。情急之下,孙膑打开了师傅授予他的锦囊。里面只有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装疯”两个字。孙膑看着这两个字,不觉悲从中来,涕泪交流。这一天傍晚时分,当仆人将饭菜端到他面前,他吃了两口,突然口吐白沫,满嘴胡言乱语,将几个碗全打翻在地。庞涓闻讯赶到时,他正在满地打滚,一下子号啕大哭,一下子乐不可支,一下子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如此疯癫了数天。庞涓当然也不是傻瓜,他知道,孙膑是不是真疯,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还得用科学的方法检验。办法很简单,将他拖到猪圈中,让他与群猪为伍,看他的反应。不用说,孙膑与猪同槽而食,甚至抓起一把猪粪就往嘴里塞,很快就和猪们混得如胶似漆。庞涓“啧啧”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笑容,心满意足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把孙膑当一回事,手下人也渐渐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再后来,孙膑被赶出了庞府,流落到街头,靠人家施舍为生。唉,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公元前355年,魏惠王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大梁的梁囿大街。他也许没有留意到,孙膑蓬头垢面地斜躺在路边,嘴里塞着半只刚刚乞讨到的馒头,正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秋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孙膑身上,让他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魏惠王、齐威王的斗宝比赛魏惠王此行,是为了出访齐国,与齐威王会晤。齐国自田和被立为诸侯,又传了数代,于公元前357年传到了齐威王(田因齐)手上。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并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是位注重学术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就说老府里的人,就是绵英的将军府,说对你们家人都挺不错。张奶奶对我们家还特别忠心,忠心到什么程度呢,每星期到我们家送菜,冬天送雪里蕻,夏天送豆瓣酱。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好吃的。我就记得她一见到我就叫小少爷,从小就管我叫小少爷。我到14岁的时候她还活着呢。定:到了60年代还管你叫小少爷?旗:小少爷。在街道上还经常劳动,挖防空洞、打扫卫生、执勤,一见我面儿那简直亲的哟,就跟我讲“男长女相必有贵样”,她说我小时候长得像女孩,见了我面就说,瞅瞅,长得多体面呀,就这种话:“小少爷过来,让奶奶瞅瞅,多体面,多利落!”说话就这个调儿,哎,你老祖宗可怎么样怎么样,就这种话,将来得娶个好媳妇。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了,就在我爷爷来照顾我之前,她还把我带到评剧团的房子里住过一段儿,她说你父亲当时就在这儿住的。拿出我父亲当时住在那儿的照片,在树荫下,坐着小板凳儿,在院里边,穿着汗衫戴着眼镜,那时很年轻,她就等于一直照顾我们。那个老太太,京剧也唱得好。我就记得有一次五七艺校,1970年我曾经考过五七艺校,经小学推荐,因为我京剧那时候唱得特好,那时候八个样板戏么,我是学校宣传队的,也算是家庭熏陶吧,但是我的嗓子是唱小生的,考官我忘了是谁了,反正也是特有名的人,京剧名角儿,一看说你这个嗓子是唱小生的,小生是资产阶级嗓子,现在不行了,你录取不了,我就出来了。当时的考场在丰盛小学,出来以后外边在丰盛胡同,往这边一走,正好看到挖防空洞,我就见到这个张奶奶了,这个老太太正好他们工余时间休息,唱京剧呢,小老太太唱京剧,我印象特别特别深。这个张奶奶的丈夫跑到台湾去了,给她留了一个儿子,她儿子是个非常有名的京剧名角儿,在上海青年京剧院,曾经演过武松,盖叫天以后演过武松,小生也都可以,“文革”中在《龙江颂》中演过角色。张奶奶死了以后我们两家再没来往,因为她儿子在上海,后来她儿子的太太,也是京剧很有名的演员,在上海演过《穆桂英挂帅》。后来他们全家都移到香港,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爷爷跟这个老仆人一家一直有联系。然后我父亲进北京,在白塔寺这边还住过。我们这一支走了(到保定)之后在北京还有房产,就是原来郑王府的房产,那个房子是我们的老宅,在西四羊肉胡同,羊肉胡同在砖塔胡同隔壁,地质部的对面,那院里的人实际也是郑王府里的人,后来就都姓郑了,我们南屋的人姓郑,爹也是跑台湾了。留下一个寡妇,相当于寡妇,实际上不是寡妇,带着个儿子,是个中学自然课的老师。西屋也姓郑,整个那个屋里全姓郑,他们那边开煤厂,但他们知道房产是我们的老根。我们后来就从评剧团那边的房子搬到羊肉胡同这个院里,住三间北房,直到“文革”当中我们父母受冲击呀,我们才搬走,以后住进了单位分的楼房。端华就埋在五路居这地方。郑王的老坟就在这儿,八里庄这儿。注90端华埋在这儿以后,后来封郑亲王的那支,他们也埋在那儿。我们家人就认为他们那支人跟爱新觉罗直系走得太近,爷爷不太跟他们来往,每年向西北方烧香,磕头就完了。后来我父亲1949年到北京,我爷爷也托他到那儿去过,到五路居看看去。我小时候爷爷跟我讲,大概50年代左右那坟就平了,然后把骨殖就放罐里,叫移厝。我都不知道那个字,记得特清楚那个厝。以后我才明白,我到台湾讲学访问的时候,台湾好多村儿都叫厝,张厝、何厝、李厝,厝就是人死了以后,尸体不入土,暂时停放叫“厝”,台湾历朝历代大陆不都是移民么,所以他不愿意葬在那儿,他总有一天要回大陆。后来我就问他们,我也做了一些访谈,你们怎么“厝”的?他们说叫“移骨”,拿个大罐子,人先埋一年、两年,再挖出来,然后捡骨,捡完放罐子里,然后放在专门一个堂屋里,一个祖屋,就准备将来移到大陆去。我爷爷老说“厝”,捡骨移厝。我小时候怎么也不明白。我现在才明白,实际上50年代的时候是把骨头都挖出来了,装罐里烧成灰。您知道吗,还有一事特有意思。我上小学时候的一个老师,就是郑王府坟户家的女儿,姓安,名字叫安旗,跟我这“旗”一模一样,我印象特深。我上学报到那天安老师就觉得我这个名字特怪,她说你看咱俩的名字一样,老师叫安旗,你叫毓旗。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跟我父亲聊天,我父亲听她是老北京口音,就问她说你住哪儿,她说住西八里庄。我爸说,郑王的老坟就在那儿,那时候谁都不知道那里是郑王坟,1953年、1954年就平了,在那边儿组建煤炭公司,开煤厂,建他们的家属区,就把那块儿地彻底平了。然后我父亲就提,说你住的那儿可是老郑王坟的。她说我们就是郑王坟的坟户。特别巧。这个老师呀,我们一直很投缘,她很喜欢我,只是我小学时因搬家转了3次学,后来联系不上了,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当时我上的那个学校,南线阁小学,后来“文革”那时候改名叫井冈山小学。这就是我一年级的老师,安旗。定: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的坟户有多少支?旗:就知道有姓安的,有姓马的,有姓刘的,都是在这儿的坟户。爷爷跟我说嘛,在五路居这儿有坟户,前年我还到这边去看过。定:能找着吗?旗:有几棵松树、柏树,大概地方都找不到了。我没敢去找(坟户),我能到那儿去找这个?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您也可以去那边看看,五路居那儿,可以打听一下,那儿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再往前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儿。所以我父亲后来分房,人说在西八里庄,他老人家倒吸一口凉气,说怎么越来越靠近祖坟了。父亲后来搬家分房子到了离五路居很近的地方。定:是不是现在要挖的话,地下还有什么。旗:我看是挖不出什么了,移走了。我爷爷说50年代移坟的时候,家里人还请他去呢。我爷爷说不去。

                      5.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

                      定:我为什么对你们这个家族特别感兴趣,因为端华这件事出来以后这个家族的兴衰呀,就永远不可能再在正史里见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有很多,因为清代上层的政治斗争那么残酷。旗:残酷是很残酷,但其他各王基本上是削爵以后没有杀掉,就是怡亲王和郑亲王这两支被杀了。一杀,这个家族在正史就彻底不会再有了。宗人府、内务府那帮人就不会再管你了。我就觉得从历史上冥冥注定来讲,为什么非要置铁帽子王郑亲王于死地呀,因为当时我爷爷跟我讲,世袭罔替的8个铁帽子王,注91都有免死牌的,传子传孙还有一条,免死,没有死罪。当时就是端华,我的祖上,我的五世祖,他还做过宗人府的头儿呢,他知道没有死罪。但是等到杀他的时候就谁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指免死牌)了。后来我看了一些史料,实际上肃顺和端华在咸丰底下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些改革,免除了一些满人大臣的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给了汉人。因为觉得这朝廷再往下就不行了。然后用的谁呀,包括曾国藩他们,曾国藩实际上属于肃顺、端华的人,但是他后来明哲保身,他在宫廷政变当中保持中立,他等待尘埃落定。定:这也是这个家族的一件永久的伤痕是不是?旗:肯定是。肯定是这样……我爷爷197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我才15岁,对于家族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变故,因为我小,我很难去理解,现在我只能回过头来,想当时他老人家跟我谈话时的表情,一些语气呀,我能够感觉到他对爱新觉罗是非常恨的。我爷爷过去跟我们讲过,我们本来就不是想入关的,他说我们这一支那时一直就忠于皇上。我以为是指清朝的皇上,他说不是,是大明的皇帝。我原来一直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小。到了我上初二、初三的时候,到1975年、1976年,我那时候酷爱中国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看了好几遍。我就看到里边有些注释,包括史料,我就去查过,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舒尔哈齐是被他哥哥杀掉,被努尔哈赤杀掉,我一看,杀掉是因为什么原因?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他是建州左卫,努尔哈赤是建州右卫,确实他跟明朝关系不一般。而且他利用明朝的势力,等于兄弟之间争权,争夺当时在东北亚的那块地盘。确实有这个原因。后来的济尔哈朗,就是第一代的郑亲王,是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舒尔哈齐被杀了以后,他等于过继给努尔哈赤了。因为他父亲被杀了,他只有死心塌地跟着大伯才行,但内心也是有……辽阳东京陵的济尔哈朗陵的宝顶,按该陵寝前的说明:“(济尔哈朗)明万历三十九年被囚杀,年四十八岁。初葬赫图阿拉,天命九年(1624年)随祖茔迁葬辽阳东京陵。顺治十年(1653年)追封亲王爵。”(定宜庄摄于2008年)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对努尔哈赤的仇恨一代一代地传了好几百年。旗:实际上一直有。后来肃顺和端华跟他们的矛盾这么厉害。奕訢,就是鬼子六这帮人应该非常清楚,他肯定知道家族事。他就认为肃顺他们这些人要是成功了,很有可能就……当时已经恢复了舒尔哈齐的称号,追封为庄亲王。注92他就怕你这支翻过来以后把老仇拿出来,我觉得还应该有这个原因。起码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定:你爷爷还跟你提到?旗:他当然提到了。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说你们到北京,你们长大之后,崇祯皇帝的陵你们是得去的。清明节的时候你们只要有时间你们就得去看看,我还真的按我爷爷的说法,每年清明节左右我到崇祯坟去一趟。就因为我爷爷过去说过这话。今年我们还去烧纸了。这几年刚修好,现在不开放了。残破的时候我都去,我经常去,而且我知道在日本有崇祯的一支,老在那儿给看坟的人留钱,让他们每年到那时候烧香。您知道我们家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去故宫,包括我女儿几乎我们一个月带她去一次,特别愿意去那儿。定:为什么喜欢看那些东西?旗:不知道,从小就特别喜欢,特别愿意去那儿。我爷爷给我从小灌输的就是“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些话,全是《国语》《春秋》里的东西。比如这架屏风,我爷爷都给我讲过。他讲这个屏风呢,就是乾隆年代郑亲王复号时,原来是简亲王嘛,复号时庆祝,宫里边送给他的,他讲为什么复号,说我们郑亲王哪,给的号是济尔哈朗战功卓著给的号,济尔哈朗死后袭爵时没袭这个号,改成简亲王了。为什么改?因为郑这个号很硬气,你的子孙没那么大功,你顶不住这号,所以就没给这个号。济尔哈朗下边这支,也就是我们这支没有得到袭王爵的机会,就依惯例降爵,先给了一个镇国将军,一个辅国公。我爷爷讲济尔哈朗的这两个儿子非常能打仗,一个是死在广东了。济尔哈朗这个儿子的儿子,好像是巴赛,或是巴尔堪,注93是雍正年死在新疆了。就是所谓准噶尔叛乱的时候,他跟着平叛去的,死在那儿。我们两代都死外边了,全都死在军中了。这两人虽然战功卓著,可是一直没有大的封号。以后呢,到了他孙子这辈,后来一直袭简亲王的一支,我爷爷说是喝酒误事。我们家族都很能喝酒,都能喝,血统里就能容酒。我爷爷就说我们老祖宗有一支喝酒把王都丢了。最后是因为袭王爵的那一支犯了错误了,就把简亲王这号又给我们这支了。到了乾隆年复号,恢复郑亲王王号。巴赛和巴尔堪实际上都没有封过王,都是追封。封王以后把他们祖上又追封。注94定:为什么又恢复了?旗:我爷爷没说,大概跟乾隆关系特好。他们私交特别好。家里传下来的东西中许多是乾隆的,上面刻着他的诗和“御制”一类的字、款,还有嘉庆皇帝的象牙“盎杯”和题诗盒。定:那时候没有仇恨了?旗:他有仇恨但一直为朝廷做事哪。那时我们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一直对朝廷很尽力的。我感觉我爷爷说的尽力不是给他一个家族尽力,那是整个满人的天下,那种感觉,我是给公家干。Elliott:你祖父有没有提到过溥仪的事?旗:从来不提,他讲的就是跟他们家没有关系,我们两清,他老说两清。他说辛酉之后,就是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我们两家就两清了,没有任何关系。Elliott:连他的坏话都不说?旗:从来不提他。包括我们进北京我父亲从来不提他。定:我觉得特奇怪,有些仇恨能延续那么多年。旗:我为什么跟他们家族人也没什么来往。我爷爷一直从来不提他。定:也不觉得跟他们是亲戚?旗:从来没有。……定:我到你这儿来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家很多王府的东西在别处是很难看到的。旗:对。这都是王府的,它跟皇家不同,区别就是带有皇家气息又不敢僭越,一旦规格、形制、花纹和图样超越了,就是僭越,杀头之罪。我爷爷就给我讲过,包括我父亲小时候就给我讲过,凡事讲个“理”儿,凡物讲个“意”儿。喜欢一件物件重在玩“意”儿。比如这个屏风,是“百宝嵌”做工,加个大漆描金绘画,上边都有讲究的,这上边86块玉。所有的玉都是乾隆时期的,代表中国玉器制造的最高工艺,而且上面包括中国能使用的玉石,各个品种这上面都有,如和田玉、南阳玉、岫岩玉、翡翠、砗磲、象牙、玛瑙、红宝石、碧玺、松耳石等等,而且图案多是宋代徽宗《宣和博古图》上的器皿,都有讲究,都能说出名堂来,比如说中间这个叫富贵花开,这个叫吉祥平安,一只鸡拖着一个瓶子,都是谐音。这边有两只羊,这叫吉祥平安。这底下还有一个,这叫福禄平安,中间有一个蝙蝠,这是福,这边有一只小鹿,是禄,这边有一个瓶,是平,底下是一个案,是安,这是福禄平安。还有这个叫一甲登科,然后上面是辈辈封侯,诗书传家。这不是有书么,这个叫麒麟送子,上面的叫福在眼前,也叫福庆有余。这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我都记得。还有上边的叫连生贵子,这叫马到成功。您再看那两个柿子,事事如意。聚宝盆。全是吉祥的东西,底下的是萝卜。他有的没给我讲。后边全都是用金粉画的画,山水画。这就是郑亲王复号的时候乾隆送给他做吉庆礼品的,非常好。

                      6.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

                      旗:我在河北也待过,我总觉得河北这地方的民风和满族有天然的联系,而且我读过春秋战国一些书,包括研究白狄(古称为鲜虞人、猃狁人)的一些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是白狄,这白狄在什么地方,在中山国,当时就在保定这一带(都城是中山,现在的定州)。中山国的文化非常发达,这几年出土挖掘的一些文物证明它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中原,齐桓公成就霸业,曾打着中原“内华夏外夷狄”的旗号么,把咱们看得跟兽类差不多,文化不发达,实际上它文化非常发达。我祖上曾收藏了一柄春秋青铜剑,剑琫、剑格、剑首上都用了错金工艺,花纹与风格同古中山国文物属同类型,剑身近格处有五字错金铭文,与70年代出土的中山靖王鼎、壶上的文字相同,我译读为“方原百厝剑”。古中山国灭国的时候,被赵国灭掉的,可我总觉得这个民族被灭掉以后,它的贵族不可能一夜之间全死掉,但是我找不到这种资料,再也找不到。到底白狄到哪儿去了?它哪儿去了?它的贵族肯定是跑了,这些贵族往哪儿跑呢?他不会往南跑,只能是往北跑,往北跑跑哪儿了?辽宁,肯定是往辽宁,河北的北部,越过燕国的属地,跑到辽宁以后就跟当地的人混血了,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从血缘上来讲又被视为夷狄,所以后来才突然有女真族的金,在金的时候爆发出来,而他们那时候全汉化了。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文化,女真文字,但是他们普遍是双语言,汉族的科举、汉族的典籍很快在他们那儿普及开来

                      此满族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物之邦的基本义理。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殆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上年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欤?遂令满、汉官员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皆就学读书,声称二三年内,“就学者既众,我等将成礼义之邦。”占领永平的直接后果,是皇太极更加羡慕汉族的统治方式,更加依赖汉族合作者在政治上对他的启迪。在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年里,他经常求教于参将宁完我。这是一个为满洲政权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辽东边民。1633年,在皇太极欲将金朝作为自己治国的楷模之时,正是宁完我向他提出,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兴衰之理,就应求助于《资治通鉴》。也是这个宁完我,主张依仿明朝六部之制,草拟六部章程,以管理后金政府。六部(建于1631年8月5日)分别由一名贝勒主管,但大部分实权掌握在承政、参政等官员手中,并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总管。汉人在六部中的作用虽相当有限,但行政官员作为一个整体,同皇太极任命的监察官一道,实际已取代了贝勒的作用。几年之后,徒有其名的贝勒分主六部之制便废止了。占领永平的另一后果,是由愿意为满族效力的汉族士兵组成了独立的汉军。其实,自1626年以来,就已经有汉族军队同满族人并肩作战了,那时他们主要是隶属各旗的使用中国火炮的炮兵。在皇太极看来,这些“乌真超哈”(满语,意为重兵)不如他的满族武士凶猛、勇敢,但在攻坚战中他们确实是有效的突击力量。永平守军投降后,后金统治者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将他们编入各旗作“乌真超哈”呢,还是组建一支由忠诚可靠的汉官统领的独立部队?最后他们选定了后一方案,3000名汉族士兵(其中可能有从后金占领的东北地区征募来的汉人)组成了“尼堪超哈”(汉军),由一名虽非境外居民、但已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力了14年的明朝降官统领。此人名叫佟养性,和许多辽东籍明军将领关系密切。1616年,他与努尔哈赤暗通书信,密谋叛明降金。后来,明朝查获了这些书信,将佟养性逮捕入狱。但他越狱逃走,投奔了后金。努尔哈赤封他为男爵,并妻以宗女,以示褒奖。从此,佟养性便成了后金的额驸(满语,意为驸马)。1621年,他协助努尔哈赤攻破了辽阳。现在,他奉皇太极之命统领新建的“尼堪超哈”,并准备投入战争。与此同时,佟养性还奉命督率从永平俘虏来的一队汉族铸炮工匠。他们通晓铸造葡萄牙大炮即“红夷”炮和“大将军”炮的新技术。其中包括出身于翻沙匠和铁匠的游击丁启明。1631年2月8日,这些铸炮工匠完成了任务,40门崭新的欧式大炮宣告铸成了。13天后,皇太极下令:自今以后金国所属汉人皆归额驸佟养性总理;他的命令就是法律,所属汉官皆须服从。佟养性训练的这支军队及其大炮,使满族在争夺亚洲东北霸权的斗争中,具备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支装备了欧式大炮,并由葡萄牙炮手直接或间接训练的士兵进行操作的汉族突击部队,将使皇太极有可能恢复其父1626年在宁远明军的大炮前所失去的军事优势。为此,皇太极已花了五年时间,并对中原发动了俘获这些炮手和工匠的那次关键性的袭击;而今,由于后金已将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同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了。佟养性还没能使这一新的军事技术臻于完善,汉族降人今后还会为后金带来更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作为初次尝试,这种新式武器将用来摧毁大凌河城的明军工事,并成为金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而这次胜利在后金寻求扩张的进程中又将是重要的转折点。因此,对大凌河的长期围攻,是值得详细考察的事件。它既可以证实皇太极对旧的汉族同盟者的深切倚重,也可以说明他在招纳新的汉族同盟者时所使用的高明手段。

                      大凌河之围

                      大凌河城是明朝在东北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有着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该城四周有厚实的城墙,城外险要之处又设有台堡百余座,在金军的传统战术面前,简直坚不可摧。所谓“台”,都是一个个小城堡,各由一名将领统辖。他们多是明朝的军官,偶尔也有科举出身者。最小的台只有约70人;最大的台,即鱼子嶂台,则有男女老少600余人,及牲畜70头。这些可用大门紧紧封闭起来的城堡,还有充足的物资贮备;一旦遭到围困,可能出现短缺的是火药,而不是粮草和水。但1631年秋,大凌河城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当时,总兵祖大寿(镇锦州)正在巡视大凌河防务,其部下统计城内居民,竟多达3万人。由于人口太多,城中粮草最多只够食用一个月了。总兵祖大寿是城中最高将领,也是著名的沙场老将。三年前,他作为一个辽东武人家族的族长,受命统辖锦州驻军。在所有现任的明军主要将领中,他的功绩最为卓著。只有他能够声称曾经令人难忘地打败过金军:首先,他曾在北京城下击退过皇太极;其次,他曾将阿敏的军队赶出滦州。他所统领的大凌河守军,两年来历经战火,其1.4万将士(半为步兵半为骑兵)全都顽强善战。1631年9月1日凌晨,即后金铸成葡萄牙大炮仅七个月之后、沈阳设置六部仅四个星期之后,皇太极便率领满、蒙、汉大军共2万人,分两路集结于大凌河城下。这时,皇太极尚未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座不易攻克的堡垒。但就在当天,金军哨探抓获了一名当地汉人,经讯问,皇太极立刻知道了祖大寿的实力,并得知大凌河城刚刚修缮完毕。显然,直接攻城势必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当晚,皇太极对大凌河的防御情况进行了侦察,次日,便召集贝勒大臣们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满洲军对大凌河城进行长期严密的包围,由佟养性率汉军携“红夷”大炮扼守大凌河通往泉州的要道。同时沿城四周修建栅栏,并掘出一条宽5尺(1.8公尺)深7尺(2.5公尺)的壕沟,以防城内明军逃走。在此后的几天中,明军派出小股部队出击,后金骑兵则随时阻击。双方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交锋,皇太极则在城南山坡上观战。这几次交手多数是后金军队获胜,但皇太极很快就意识到,要攻下大凌河城,必须首先扫平其周围的台堡。于是,皇太极一面派遣使者致书祖大寿劝其归顺,一面令部下尽力争取大凌河周围台堡的投降。离大凌河城最远的几座台堡,最易为金军中汉人的劝降所动摇。台中明朝军民全都知道一年前发生的永平惨案。因此,一个为后金效力的汉人,比一个可能在阿敏命令之下亲身参加了永平大屠杀的满族人,更能使他们相信投降后不会遭到屠杀。一年前在永平降金的明朝将领马光远,设法使城南一座山台的守军向他打开了大门;1618年抚顺陷落时降金的范文程,也于9月5日说服城西一台的90名军民(包括一名和他一样的生员)停止了抵抗,并归附于他。离城较近的各台不易劝降,但经不住金军新式大炮的攻击。佟养性的炮兵从9月7日开始轰击大凌河城及城东、城北各台。数百间房屋中炮起火,其中一台的守军因无处藏身企图深夜弃台而逃,但遭到金军拦截而未能成功。9月10日,金军已攻下城外四台,突然哨探来报,明朝援军正从松山赶来,于是,对大凌河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明朝援军的前锋只有2000人马。9月11日,他们被300名满洲士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援军的主力则有6000之众。皇太极早有准备,事先已派其弟英亲王阿济格率500名满洲骑兵和500名蒙古兵中途拦击。但明军乘雾而来并扎下营寨,使阿济格大吃一惊。幸亏大雾一度散开,及时将明军暴露出来,既而又弥漫开来,及时将阿济格的部队掩盖起来。金兵虽在数量上处于1∶6的劣势,但他们悄悄溜到明军背后,将其一举击溃。明军仓皇逃向锦州,金兵又尾随其后一路追杀。事后,一员被俘的明军游击被带至大凌河城下,告知城中守军,援军已大败而还,以此来打击他们的士气。但明朝又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前来援救祖大寿。大学士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的姻亲、总兵吴襄等步骑4万人,自山海关奔赴锦州。10月7日,金军获悉其前锋已至锦州城外,扎营于小凌河对岸。皇太极立即将帐下护军分出一半,令其前去迎击。四天后,他又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包括佟养性的500名旧汉兵,赶往锦州。与先行出发的护军汇合后,皇太极便甩下大军,唯与多铎(豫亲王,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率领200名亲随护军快速前进。这支精锐的小分队缘山潜行,赶到小凌河。对岸驻扎着7000明军。皇太极毫不犹豫,披挂上马,令部下准备战斗。随后,他一马当先,全速渡河,冲入明军营寨。明军顿时大乱,其兵力虽相当皇太极所率护军的35倍,却急忙向城中退却,金兵则尾随其后,尽情砍杀。几小时后,皇太极又指挥满汉大军同明军主力进行了一次交锋,并再次获胜。虽然这次交战俘获了一员明军副将,但前一次奇袭的成功才是最辉煌的胜利。当天,皇太极率军返回大凌河,代善等众贝勒出营三里相迎,对皇太极的大胆和果敢倍加赞贺。的确,大凌河及锦州城下的胜利,使皇太极和他的兄弟们拉开了距离。此时,大凌河城内被困的军民渐渐粮绝薪尽。皇太极通过对俘虏的巧妙讯问,了解到了这一情况。10月13日,他刚刚凯旋而归,便决定再次致书祖大寿,告诉他后金已经知道城中的困境,并以保证其财产、荣誉和地位为条件劝其投诚。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但祖大寿并无回音。几周前,皇太极离开大凌河时,祖大寿曾遣军出城,企图夺回被金兵占领的城外西南各台。那次行动虽未成功,但当时颇令皇太极担忧。为此他还专门召集群臣,商议防止祖大寿主力大举突围的对策。而现在,皇太极在大败孙承宗后,变得信心十足,遂决定引诱祖大寿军再次出城。10月14日,他派遣部分士卒和炮兵悄悄朝锦州方向运动。走出10里后,鸣放数炮,便返回大凌河,并故意扬起灰尘,装作一支大规模援军。同时,皇太极率其护军佯装退却,伏于山内。祖大寿见金军弃营而走,果然中计,遂再次出兵攻打城外西南各台。明军刚刚架起云梯,皇太极的护军便掩杀过来,杀死杀伤明军数百人。在这场战斗中,祖大寿损失不大,但心理上似乎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大凌河守军便将自己封闭起来:紧关城门,不敢复出。但城外的明军对突围仍抱有希望。因为皇太极在小凌河的胜利不过是一次小规模战斗。在那次战役中,他显示了自己的胆略,但孙承宗援军的主力并未真正与其护军交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进行过真正的较量。当然,金军曾以迅速、隐蔽和突然的行动,打败过前来援救大凌河的明军;但如果遇到严阵以待的明军主力,他们怎么办?那时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1631年10月19日,张春率百余名战将和四万步骑,渡过小凌河向大凌河城进逼。这支大军的行进缓慢而谨慎,一过小凌河便掘壕筑寨,排开车盾枪炮。后金的哨探很快发现了这支明军的位置,报告了皇太极。皇太极遂留下一半人马继续围困大凌河,亲自率领另一半人马前往迎击。但他看到明军兵多将广、壁垒严整之后,又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遭受太大伤亡,他下令撤回大凌河。张春停了三天才率军继续前进。10月22日凌晨四更时分,明军起营出发。由于天色昏暗,明军进至离大凌河城15里处,才被金军哨探发觉。皇太极迅速集合人马,率满、蒙、汉军2万人迎战两倍于己之敌。后金军来到明军阵前,见张春已将4万大军摆成防御阵形,大炮鸟枪四面排列。皇太极令骑兵分两翼从正面突阵。右翼直扑张春大营,冒着猛烈炮火冲破了明军阵地。左翼在明军炮火下伤亡惨重,未能破阵,遂拨转马头随右翼之后冲入阵中,并在张春营外重整旗鼓。然而,明军也重新部署了兵力;而且,要不是因为另外两项因素,即佟养性的大炮和明军的一次导致相反后果的行动,明军的武器优势本来会使之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正当后金骑兵在张春营外无能为力地乱转时,皇太极令佟养性率众来到明军阵地东侧,用大炮和火箭发起进攻。明军在佟养性的轰击下伤亡甚多。为了对付金军的大炮,他们乘风点燃了地上的干草。大火迅速逼向金军。但命运之神站在金军一边。当燎原大火刚要烧及佟养性的炮队之时,风力突然加大,向相反方向刮了回来,于是,大火浓烟反扑向了明军。这时,皇太极再次发起正面攻击,满洲、蒙古步骑虽然遭到明军炮火重创,但仍然奋力冲击,有的砍杀明军步卒,有的策马追杀或生擒明军骑兵。被俘的明军将领共34人,包括张春本人。战斗结束后,他们被带至皇太极面前,依次叩拜。但轮到张春时,他坚决不跪。皇太极大怒,从身边的护军手中夺过弓箭,欲当场将其射死。代善挺身谏曰:“我前此阵获之人,何尝不收养?此人既欲以死成名,奈何杀之以遂其志乎?”其他官员也纷纷上前为其说情,众贝勒甚至跪在皇太极面前,请求看在他们的面子上饶恕这位明朝将领。最后,皇太极怒气渐消,放下弓箭,草率打发了张春。当晚,皇太极派达海以珍馔赐张春,但他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他还为崇祯皇帝辩护,说他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皇太极亲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

                      祖大寿降金与复叛

                      皇太极成功地压抑了心中怒气,并再次施展了他那曾经征服了目前正为他攻打大凌河的孟乔芳等永平降将的个人魅力。现在,由于张春这位明朝援军统帅也已归降,皇太极手中便有了一份用来劝降祖大寿的颇有分量的名单。1631年10月31日,他令23名文武降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然后派遣其中一人来到大凌河城,将其交给祖大寿及另外两名守城将领何可刚和张存仁。此人到达大凌河后,被拒绝入城,遂跪于城外,向祖大寿说明了这些书信都是何人所写,以及张春全军覆没的经过。祖大寿听罢,赐之饭食,令其返回金营,并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此人回到金营后,向皇太极报告了祖大寿的决心,并补充说,祖、何、张都不信任满洲人,认为投降后必死无疑,就像七八年前辽东百姓惨遭屠杀那样。于是,皇太极又一次致书城中,以消除祖大寿和其他守城将领的疑虑: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至辽东人被杀,是诚有之,然心亦甚悔。其宽宥者,悉加恩养,想尔等亦已闻之矣。现在恩养之人,逃回尔国者亦少。且辽东、广宁各官,在我国者,感我收养之恩,不待命令,自整汉兵,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谅尔等亦必知之。至于永平攻克之后,不戮一人,父子夫妇,不令离散,家属财物,不令侵夺,加恩抚辑,此彼地人民所共见者。皇太极还在书中举出许多对违反金汗禁令擅杀汉族俘虏的满、蒙贵族施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

                      指控亲王

                      1648年3月27日,济尔哈朗因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上堂受审。对他的指控有府第逾制,以及随顺治帝从盛京移驾北京时违弃旧例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说他在顺治移驾时阴谋拥立豪格。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3月29日,豪格本人也受到弹劾。至少在多尔衮看来,事情很清楚,一个试图拥立豪格为帝的重大阴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有一个立誓支持豪格的贵族联盟,其中包括苏尼等人,甚至还有多尔衮的谋臣谭泰。上述指控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豪格鼓励对自己的拥立,并曾公开反对过多尔衮。于是豪格议罪当死,多尔衮开恩,改为监禁,令他在狱中自尽。不过谭泰却未受处罚。1648年他受命指挥江西的清军,与何洛会一起征服江西金声桓领导的起义。1649年,因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1650年,任吏部尚书。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与当时1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早在1648年,多尔衮在朝见时就不再向顺治跪拜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将自己的头衔改为“皇父摄政王”。他以父辈及摄政王的地位凌驾于皇帝,是以其超过其他所有满洲贵族的军权作为后盾的。他除了统帅自己的正白旗外,还接管了原属皇太极的正蓝旗。1649年4月,多尔衮的兄弟多铎逝世。多尔衮乘机夺得了多铎镶白旗的指挥权,从而控制了满洲八旗中的三旗,而福临本人亲自统率的则只有正黄、镶黄两旗。多铎的去世也给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采取措施制止他哥哥阿济格的野心膨胀。阿济格当时43岁。他曾统率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镶白旗中几个牛录。1644年,他进位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出师陕北,攻李自成军。当多铎被派往南京去平定江南时,阿济格则另率大军,到湖北追击大顺军残部。他在湖北接受了左梦庚的投降,并因骁勇善战而颇受赞誉。后因过早误报李自成死讯,被召回北京。不过,到1648年,他再度受命率大军出征,到大同讨伐喀尔喀部。如上所述,他的出师激起了姜瓖的叛乱。姜瓖叛乱虽立即被阿济格所遏制,但实际镇压叛军还要等待多尔衮本人的到来,多尔衮亲自指挥了大同的围攻战。正当此时,传来了多铎在北京染上天花一命呜呼的消息,阿济格决定向多尔衮要求升官。他派武拜到多尔衮营帐去,为自己提出晋封事宜。阿济格的申辩首先是关于误报李自成死讯一事,为自己洗刷名声。他并不直接摆出这个问题,而是向多尔衮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多铎也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例如,他在潼关打败李自成而未能全歼其众。他在1646年追赶蒙古苏尼特部到茂海、图拉河时,也没能完全击溃他们。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多铎还是在1647年受命辅政。现在既然多铎死了,难道他阿济格不应当成为辅政吗?他毕竟是太祖之子、当今皇上之叔。为什么多尔衮不能命他为“叔王”,以族其功呢?多尔衮让武拜带去的回信,表明了他对此颇感震惊。回信说:多铎薨逝未久,阿济格却竟然已经在诽谤他的战绩,好像多铎实际所做的一切——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浙江,追腾机思,败喀尔喀部,都无足轻重。阿济格显属妄为越分,多尔衮不会用这种人。他简短地说:“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阿济格不为多尔衮的拒绝所惧,又提出请求,说对姜瓖的攻剿既已胜券在握,请允许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府第。当时,多尔衮正因允许满洲诸王广起府第而遭到反对,因为这既提高了诸王的身份来与多尔衮自己平分秋色,又不免使人联想起朱明王朝公侯们的炫耀排场。明朝灭亡之前,公卿王侯一直是民众的沉重负担。所以多尔衮决定不仅要作为一个兄弟戒责阿济格,而且要乘这个时机惩罚他。他决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当众严惩阿济格。自进京以来,多尔衮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是起着遏制多尔衮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这一膨胀的权力来自受其摄政地位摆布的皇帝),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这一次,倒霉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于是,多尔衮现在对阿济格请求的回答,就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列数阿济格以往的罪状:他是如何在大同擅自将所有文武官员升官一级,并在别处随心所欲地贬谪官员;他是如何不从军令,攻打了浑源(大同东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他是如何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并屡屡向其赠送财物。这末一条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它有力地暗示了阿济格在力图取得瓦克达及其兄弟满达海(他们是代善之子,与阿济格一起在攻剿姜瓖)的支持,阴谋反对多尔衮。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当废阿济格王位,将其幕僚全部革职,并籍没瓦克达家产。不过多尔衮只要能做到宽恕阿济格,同时禁其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就心满意足了。禁止阿济格交接汉官,是为了防止他在满洲核心集团之外与汉官结党营私。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在凌驾于其他亲王之时,对他的汉族谋臣大加提携。例如,陈名夏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其影响也更大了。1646年陈名夏父亲去世,依制当回乡守丧,而多尔衮却认为陈名夏留任北京极为重要,命其“夺情”任事。两年后,1648年,多尔衮初设六部汉人尚书,即授陈名夏吏部尚书,与满洲尚书谭泰平级。随着多尔衮本人对“亡明陋习”态度趋于缓和,随着汉官出任大臣的现象日趋普遍,旧的关系网和联盟开始调整。乡试主考官之职日益由南方文人充任。1646年,18名考官中除一人外都是北方人;1648年,20名考官中已有六人来自南方。几年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1651年,考官中有近一半是南方人,1654年,2/3的乡试考官出身南方(见下表)。南方人的复出在会试中表现得更明显。1646年,殿试一甲三人来自山东、直隶(河北)和顺天府;1647年的一甲三人则已均出身江南(见下表)。而1649年殿试揭榜时,中了状元的刘子壮原来是复社成员,另有24名及第者也是复社的人。乡试主考官表出处: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殿试及第、出身表出处:李周望编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注:A1指通过正规科举考试的旗人。B1指被赐予功名的旗人。不过,正在恢复的文人关系网,并不具备像复社全盛时期那样的作用。当时,作为复社的一个成员是科举及第的诸主要条件之一。现在形成的关系网是在党社内部的文人小团体,它大致相当于在略早一些时候集结,而在1642—1645年动乱期间离散的地方社团。这些小团体是否有助于在政府中安置自己的成员,依政治上的偶然因素而定。即,如果某人碰巧属于一个有势力的盟友的小团体,例如陈名夏,那么他就会比另一个人更有希

                      日韩AV电影大全免费的抽泣,传遍了整个宅子。西尼卡又划了一条街道。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穿过了不久前她刚划的一条街。桌子已经摆好,食物也摆上了。康瑟蕾塔摘下了围裙。她以贵族式的茫然凝视,掠过几个女人的脸,并且说:“我管自己叫康瑟蕾塔·索萨。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就照我说的去做。我怎么说就怎么吃。在我说睡觉时就去睡。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女人们互相看着,随后又一齐看着一个她们认不出来的人。她长着亲爱的康妮的容貌,但有点像雕出来的——颧骨更高,下巴更坚毅。她的眉毛总是那么粗,牙齿总像珍珠那么白吗?她的头发不见一点灰白。她的皮肤像桃子一般光洁。她干吗这样说话?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她们全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位亲切平和的老女士似乎对她们每一个都最爱;从来不指责,有什么都与她们分享,却不大需要照顾;不要求感情投入;倾听;从不锁门,不管是谁都肯接纳。这位理想的长辈、朋友、同伴,有她在她们就平安,她在说些什么呢?这个完美的房东,不收房钱却欢迎任何人;这个“鹅奶奶”,可以和她说私房话或者不搭理她,可以对她撒谎或者发假誓;这个玩伴似的母亲,随孩子的意愿,可以拥抱她也可以扶着她出去散步,她在想些什么呢?“你们如果理该待在某个地方,”她继续说,“有爱你们的人在那里等着,那就走吧。不然就待在这儿跟着我。可能有人想见你们。”没人离去。一些神经质的问题,因吓坏了而爆出的傻笑,撅嘴和假装的生气,但不久她们就渐渐看出,她们离不开这个随时都可离开的地方。她们逐渐迷失了日子。开始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模框。她们先刮擦地下室的地面,直到那些石板干净得和海边的石头一样。然后她们用蜡烛把那块地方圈起来。康瑟蕾塔让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躺下去。在喜人的烛光中,在康瑟蕾塔柔和的眼光下,她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们该怎么躺?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躺吧。她们试着把胳膊放在两侧,伸在头上,抱在胸前或腹上。西尼卡起初是趴着,随后改成仰卧,双手钩住双肩。帕拉斯侧卧着,把膝盖收起。吉姬劈开双腿,张开双臂,而玛维斯则摆出漂流者的姿势,胳膊弯着,双膝向内。每个人找好位置后,都能够忍受冰冷、不容情的地面。康瑟蕾塔围着她们走,勾出躯体的轮廓。轮廓画好之后,她又要大家都在原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说话。在烛光中赤裸着。她们极度苦恼地蠕动着,但谁也不肯走出她们选择的轮廓。有好多次她们都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下一秒了,但没人愿意在那双暗淡眼睛的注视下第一个认输。康瑟蕾塔首先开口了。“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受伤和脏污的,后来投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她教导我说,我的身体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精神则是一切。我同意了她的观点,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身体。我的肉体渴望着,便吃了他。当他离开时,那个女人再次将我从我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她两次救了我的身体。当她的身体患病时,我尽我血肉之躯所能,照看她的身体。我把她的身体搂进我的双臂双腿之中,擦洗它,摇晃它,还进入它让它保持呼吸。在她去世之后,我无法摆脱那一切。我的骨头叠在她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好事。不是精神。是骨头。与男人没有区别。我的骨头叠在他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想不通精神在这件事里失落到哪里去了?它确实和骨头一样真实。和骨头一样好。一个甜美,一个苦涩。失落到哪里去了呢?听我说,听着。绝不要把骨头和精神分开。千万别把一个放到另一个上面。夏娃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夏娃的女儿。”随后,她以比她的开场白(她们谁都不明白)更清晰的语言告诉她们一处地方,在那里,白色的便道和大海相接。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孩子并游。她讲到了品尝起来像蓝宝石似的果实和用红宝石当骰子的男孩。讲到了纯金建造的芳香的大教堂,男女天神和会众一起坐在靠背长椅上。讲到了和树一样高的康乃馨。讲到了长着钻石牙齿的魔法小矮人。讲到了蛇随着诗和铃声起舞。后来她还给她们讲了一个叫派达德的女人,她只唱歌,从来不说一个字。喧嚣的梦就此开始了。故事就此在那地方揭幕。半截的故事和从未梦到的事情从她们的嘴唇中飞出,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把尘埃从箱匣瓶罐上扇起。至于谁讲了那些梦或者它们有无含义,并不重要。尽管身体疼痛,或者正因如此,她们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她们进入了凯迪拉克的热气中,感到了一团混乱中冷空气的滋味。她们知道,她们的网球鞋没有系带,胸罩吊带每次从肩头滑落都很烦人。盔甲牌食品包是湿黏的。她们吸入睡熟婴儿的香气并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惬意,尽管她们注意到一个婴儿的头别扭地转了过去。她们调整好熟睡婴儿的头部,然后拒绝,断然拒绝她们之所知,开车回家了。她们抱着肉肠、婴儿和钱夹,跨上前廊的台阶,说着:“他们看来不想醒来,萨尔。萨尔?瞧啊。他们看来不想。”她们在水下踢腿,但不很用力,生怕惊动了也在水下的鱼鳍和鱼鳞。男人的声音在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他们自己都被压到喉咙下面去了。说呀说的,直到没人有力气尖叫或反驳。每个人都在催泪瓦斯中眨着眼、倒着气,将手缓缓地移动到擦伤的皮肤上和撕裂的韧带处。白天在各个过道里跑来跑去,夜里亮着灯睡在一只球里。把五百美元的钞票叠放在她的袜底。因陌生人的阴茎和母亲的抗争而发出的痛苦叫喊——像可卡因一样引起幻觉和具有腐蚀性。在喧嚣的梦中,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指向死者和早已离去的人的谴责被喃喃的爱取代。于是,她们都累巴巴、气哼哼地起身到各自的床上去了,发誓再也不屈从于这套把戏,但心中却深知她们还会的。事实上她们就是照做了。真实而紧张的生活落实到那里,便处于有限的光亮,以及煤油灯和蜡烛的烟气中。轮廓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们。帕拉斯坚持要去买油彩管和彩笔棒。在较薄的麂皮料子上绘画。她们理解了,便开始着手。先画身体器官:乳房和阴部,趾头、耳朵和头发。西尼卡在一个知更鸟的蛋上用蓝色复制了她的一处相当精致的伤疤,在蛋的尖头还画了一滴红色。后来,当她又渴望在大腿内侧划道时,她没有动手,而是选择画了躺在地下室地面上的一个裸体。她们互相说着梦见了什么和画出了什么。你肯定她是你的姐妹吗?说不定她是你母亲呢。为什么?因为只有母亲才可能而姐妹不会做这样一件事。西尼卡给油彩管拧上盖。吉姬在她的喉咙周围画了一个心形的小盒,玛维斯问起她时,她说那是她父亲给她的一件礼物,被她扔进墨西哥湾了。里面有画像吗?问问帕拉斯。有。两幅。谁的?吉姬没有回答,她只是又加了一些点,代表心形盒的链子。帕拉斯在画在地板上那轮廓的肚皮上加了个婴儿。当问起谁是父亲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婴儿旁边画了一个长着长睫毛和撅着毛茸茸嘴唇的母亲的面孔。她们逼着她问,不过很轻柔,既没开玩笑也没嘲讽。卡洛斯吗?那些把她赶到水里的男孩吗?帕拉斯给那张撅着的嘴加了两颗大虎牙。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过去了。到了三月份,日夜不分,因为她们忙于精细刻画身体部位和纪念物。黄色的发卡,红色的牡丹,一片白色地面上的绿色十字架。一根被小爱神丘比特的弓箭射穿的雄起的阴茎。莎伦玫瑰花瓣,洛娜·杜恩。在孩子气的太阳下,一对亮橘色的情侣不停地做爱。康瑟蕾塔像个新的、改造过的母亲,她负责供应她们无血的食物和白开水以解饥渴,她们因此都变了。她们得经过提醒才移动她们外在的身体,内在活生生的精神倒是极具诱惑力。一位路过的顾客注意不到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奇怪,菜圃怎么会还没有耕耘,或者谁在凯迪拉克的车厢上画上了“哀伤”二字。也许还会不解,那个应门出来的老妇人何以不用墨镜遮掩她可怕的眼睛;或者那些年轻妇女到底把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是邻居,会注意得更多——放纵的情绪;宅子的紧张气氛、陌生的感觉,住客眼中明显不同的神色——她们和人谈话时友善、开朗,其余时间则安静、审慎。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走来,看到那几个年轻女人时最初显出惊诧,随后可能会被她们的成熟姿态安抚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看上去都多么平静啊。而康妮,腰板那么笔直,样子那么漂亮潇洒。那身熟悉的衣裙让她变得多么优雅,她溜进司机的座位,身边放着一个篮子,上面还有一个包袱,起初因为说不准还缺什么很有些心烦。在她驶近家门,开过中央大街时,她的目光可能落在斯维蒂·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帕特·贝斯特的房子上,或者她可能注意到一个闲逛的男孩或去爱斯店的米努斯。随后她便会意识到缺了什么:与鲁比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女修道院的妇女不再经常出没了。也许她还会补充一条,不再被追逐了。但在这一点上,她很可能弄错了。娄恩路很窄,拐弯很急,但娄恩总算控制着奥兹莫比尔车下了土路,驶上柏油路,没有把标牌彻底撞倒。早些时候,她在开车来的路上,由于天黑又只有一盏前灯,难以保证保险杠不受刮擦,而此刻离开女修道院,却见立柱歪斜着,上面的招牌——“早熟的甜瓜”——也摇摇欲坠。“放不出个响屁。”她咕哝着。极可能是个纸里包着的玩意儿。那儿不是什么学校了。不过“早熟”还是没错的,而且不仅是几个字而已。七月还没过完,女修道院菜圃里的甜瓜已经熟透了,可以摘了。就像她们的头。外表光滑,内里甜美,可是主啊,但愿它们是饱满的。她们没一个肯听。推说康妮忙,拒绝叫她,而且对娄恩的话一字不信。在半夜驱车赶来告诉她们,警告她们之后,她无可奈何地、气恼地看着她们打哈欠,还笑嘻嘻的。现在她得思考一下还能做些什么,不然的话,要裂开的瓜就是她们的光头。夜间的空气很热,她嗅到雨虽然还远,但仍在逼近,这是她两个小时之前就想过的,当时她想趁着曼德拉草还干就收割下来,便在大炉灶近旁的溪岸周围轻轻地走着。若不是她到了那儿,绝不会听到男人们的议论,也不会发现他们策划的邪恶行径。浮云把夜空最好的珠宝遮蔽了,但去鲁比的路熟悉得像是收集捐赠的盘子。然而,她还是眯着眼睛看,以免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突然在前面蹦出来——在奥兹莫比尔单个前灯照不到的地方。那有可能是负鼠、浣熊、白尾鹿,甚至会是个气疯的女人,因为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只有女人。男人从来不走。二十多年来,娄恩都亲眼所见。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岩石或绿土块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风像男人似的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道路上。她们是唯一的行人。斯维蒂·弗利特伍德走过,比莉·狄利亚也走过。还有那个叫西尼卡的姑娘。另一个叫玛维斯。阿涅特也走过不止一次。而且不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着这条路。比如说,索恩·摩根有一次走过,那时她很年轻,康妮也还年轻。娄恩曾经目睹过许多人走这条路,其余人她也听说过。但男人从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开车,虽说有时候他们的目的地和女人的一样:萨金特、K.D.、罗杰、米努斯,还有那个好人迪肯二三十年前也亲自走过。唉,她要是不找个人装好风扇皮带并修好油槽,也得用脚走这条路,除非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值得一去。要是还有时间加速,现在正是时候,但小汽车的状况不允许。一九六五年时,雨刷、空调、收音机都能用。如今只有强力的加热器这个部件还能让人想到这辆奥兹莫比尔车当年的动力。在一九六八年,这辆车经过迪克和索恩·摩根两易其主后,索恩问她用不用。娄恩当时高兴得叫了起来。最后,她在七十九岁高龄,虽无驾驶执照却活跃好动,开始学开车,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车。再不需要搭别人的车了,再也没有在她院子里响个不停的刹车声召她去看急诊,若是不去或坐视不管就会酿成大祸。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愿意时检查那些孕妇,在她自己的车里带着工具上门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想走的时候马上离开。可惜这件礼物来得太迟。就在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的时候,没人再需要她的医术了。在激怒了有蹄子的、吓坏了长爪子的动物之后,在连续几周拖拉机的轨迹上上下下腾起股股红尘之后,她已经无处可去了。她的病人让她探视,但临到生产,都要走上几小时(如果她们能坚持下来的话)到丹比的医院去,接受白种男人冷冰冰的手的处置。如今在八十六岁高龄,尽管她有从未失手的声名(她从未让一名产妇死去,像费尔里有一次那样),她们都拒绝她处置她们的大肚子、她们的厉声尖叫和攥紧的双手。笑话她干净的腹带,她准备的母亲的尿滴。把她的胡椒茶倒进马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和之前在黑文的五十年间,她曾经蜷曲在她们的沙发上,摇晃着哭闹的孩子,给她们的女儿梳完辫子之后在厨房里打盹,在她们的园子里种药草,给她们很好的安慰,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无论她曾经如何教她们按摩乳房让奶水流出,产后该注意什么,席被下的刀子该朝着什么方向。无论她如何走遍全县去弄她们想吃的那种土,无论她曾经如何躺在她们的床上,用她的脚掌挤压她们的脚心,帮助她们推,用劲推,或者接连几小时用香甜的油膏按摩她们的腹部。这一切全都不算数了。她曾经凭本事帮她们来到这世上。当她和费尔里应召到鲁比这个新地方继续以往的营生时,母亲们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劈开膝盖,放心地舒着气。如今费尔里已经故去,就剩下她一个仅存的接生婆,而这里的人口由大得像社区一样的家庭组成,不但需要也以有这样一个人而自豪,孕妇们要靠她来生育。但娄恩相信,比起产房那时髦玩意儿,这还有更多的含义。她曾经为弗利特伍德家接生过,可是每个婴儿的缺陷却玷污了她的名声,仿佛她不仅接生了婴儿,还造就了婴儿。对她是厄运的怀疑再加上丹比医院的舒适,剥夺了她训练有素的工作。有一位母亲就告诉过她,她没法不喜欢那一周的休息,那服务车,那温度计,那测量血压的办法;更对白天的瞌睡和止痛片欢喜若狂;但最主要的,她说是喜爱人们不停地询问她的感觉如何。若是她在家里生育,这一切就都不会有。在家里,她生完孩子的第二或第三天就要给全家做早饭,还要担心牛奶和她自己奶水的质量。别人应当有同感——充分的睡眠和远离家务,新生婴儿每晚都抱走由别人去照顾。而做父亲的——嘿,娄恩怀疑他们也同样乐意产妇被关在门里,自己守在走廊里,产妇自有别的男人负责,用不着一个没牙的老太婆磨着牙床来保持牙床有力。“别误会那些做父亲的感激之情,”费尔里曾经警告过她,“男人都害怕我们,总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死神的贴身侍女,挡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怀着的孩子之间。”费尔里还说,在那年月,接生婆是障碍物,她发号施令,都仰仗她的秘密技巧,而这种仰仗却激怒了他们。尤其在这种地方,他们来到这儿平和地繁衍生息。费尔里像往常一样正确,但娄恩却别有一种责任。据说她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种本领别管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早在她两岁时就用过了,当时她藏身在院子里被人发现了,而她母亲则死在床上。娄恩不承认她独具禀赋,她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回避显而易见的事情罢了。不过她也确实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情况,胜过摩根的记忆力或帕特·贝斯特的历史书。她知道记忆力说不出、历史上没记载的一些事情:生活的“诀窍”和“道理”。无论如何,娄恩的生计断了(在最近的八年里,她只被召请过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泄露被陈敬瑄所杀;嘉州刺史朱实举州投降。当时陈敬瑄属下的州县将领不是投降王建,就是被王建所杀。八月,王建屯驻汉州,九月继续引兵全力攻打邛州。毛湘眼见王建攻城一天比一天猛烈,而城中粮食即将绝尽,而且援兵一个没到,顿时对能否守住城池产生动摇。事实上毛湘倒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不忍心再让百姓受苦,而且宁死不肯背叛田令孜,于是沐浴更衣,让都知兵马使任可知砍下自己的头颅送予王建。当时百姓都为毛湘之死而哭泣,王建让张琳留守邛州,自己回军继续攻打成都。从文德元年(888年)到大顺二年(891年),韦昭度统率诸道十多万人马讨伐陈敬瑄,用了三年时间依旧没有攻下成都,粮草军需渐渐无法供应,皇帝李晔开始产生了收兵的想法。三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复陈敬瑄官爵诏》,让顾彦朗、王建各率本部兵马回归本镇。事实上,此时成都因为被围日久,粮草已经断绝,路边随处可见因饥饿而死的婴儿。因利之所趋,便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城外运送粮食到城里贩卖,巡逻兵发现后向韦昭度报告,韦昭度看到城中百姓受苦,便不让士兵加以干预。而陈敬瑄在得知有人私贩粮食后,也羞愧自己不能解决城中饥荒问题,于是也告诉士兵禁止干预此事。不过私贩粮食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对于成都众多的百姓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便时有吃人现象的发生,官吏对吃人者捉到便杀,但是即使如此也是屡禁不止。他们便想出几种残酷的刑罚,捉到杀人食肉者便用刀拦腰砍成两段,或者从肩胛骨将人斜劈开来。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人们看惯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后反而不再害怕,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人们都想出城投降。当时陈敬瑄探听到有人策划投降官军,就将这些人连同家属一起杀掉,可以说陈敬瑄的处境已经是四面楚歌。成都城旦夕可破,可是朝廷却在此之际下令撤兵。当王建接到撤兵的诏令后,叹息着认为朝廷征讨西蜀,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可大功告成,现在撤兵等于失去攻破成都的良机。当时谋士建议王建奏请朝廷让韦昭度撤兵,自己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只要攻下成都后,就可以独占西川。王建采纳了谋士的建议,上表朝廷称田令孜、陈敬瑄罪不可赦,虽然朝廷决定撤兵,但还是希望能让他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为了让韦昭度尽快离开,王建劝其尽快撤兵回到长安,因为关东地区的藩镇互相征战不已,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昭度应该尽快回到天子身边,守卫好天子的安全。王建的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韦昭度明白王建是想独占西川。为此,他对于是否就此离开西川而犹豫不决,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就此一去,王建从此不再接受朝廷的节制。韦昭度看穿了王建的心思后,就以各种理由搪塞王建,拖延撤兵的时间。为了尽快逼走韦昭度,有人建议王建说韦昭度入川时,听说东川有个都将外号叫“唐吃人”,当时韦昭度和人家开玩笑说“人肉何如猪羊”,不如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韦昭度。王建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次日密令部将唐友通率领士兵在行府门外,逮捕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并将其乱剑分尸,将肉切成碎块分给士兵们吃,声称其偷盗军粮。韦昭度看完后,明白王建这是在威胁自己,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西川,自己将会有性命危险,于是便在当天谎称身体不适,将统军节印交予王建,宣布由王建代替自己为行营招讨使,慌忙带着随从逃离西川。王建将韦昭度护送至新都,并在其马前跪着奉上送行酒,也算是给足了韦昭度的面子。韦昭度刚刚走出剑门关,王建便命令军队把守住通往蜀中的栈道,禁止朝廷派来的军队再行入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西川便脱离了唐王朝的节制,成为了独立王国。后来朱全忠称帝后,王建趁乱攻占了成都,并兼并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三地,效仿朱全忠称帝,建立起独立王国——蜀国,史称前蜀,而王建也成为开国之君蜀高祖。皇帝李晔即位后首次兴兵讨逆,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形式收场。不过王建后来成功打下成都,并诛杀了鞭打过李晔的田令孜,也算是为李晔赚足了面子。事实上皇帝李晔这次迫不及待地撤兵,除了粮草渐渐无法供应之外,还因为朝廷组织的另外一次征讨河东地区藩镇的战争也在继续,也就是说朝廷要同时支撑两场战争,相比于陈敬瑄而言,河东地区的藩镇是一个远比陈敬瑄更难缠的对手。征讨河东大顺元年(890年)四月,皇帝李晔得到奏报,当时威势最盛、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联手在蔚州、碣山打败,其部将安金俊战败身死,部将石君和被生擒,部将申信投降了赫连铎。皇帝李晔看完奏报,将其掷在龙案上,兴奋地在殿内踱来踱去。那个时候韦昭度讨伐蜀中还算顺利,现在兵锋最盛的李克用又遭到惨败,这不能不让立志重振唐威的皇帝李晔感到,这是上天想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从个人感情角度来讲,李晔对李克用没有好感。李克用出身沙陀贵族,仅此一点就让深受民族观念熏染的李晔对李克用身怀疑虑,因为李晔始终没有忘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何况沙陀军事力量对李唐王朝是功过参半,虽然曾经协助官军剿灭黄巢起义,为兴复唐室立下功劳,但也曾经兵进长安,迫使先帝僖宗李儇再度外逃流亡,也让当时身为寿王的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除了近在咫尺的关内藩镇之外,就是李克用的沙陀军队。沙陀军队不仅兵多将广,而且地盘庞大,是当时的第一强藩。皇帝李晔所制定的抑制藩镇策略,首先就是将李克用列入了抑制的名单之内,然而李晔也明白,仅凭中央禁军根本无法与其相抗衡,只能借助藩镇的力量。如今藩镇之间的征战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李晔接下来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此时正值赫连铎、李匡威联名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也上疏认为如果不除掉李克用,终将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请求率领汴、滑、孟三州之兵与河朔三镇联手铲除李克用,并请求朝廷任命统帅节度各军。皇帝李晔看完两方面的奏章后,内心虽然欣喜异常,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性。李克用毕竟是有功之臣,今日趁其惨败之际进行讨伐,李晔十分在乎天下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且李克用虽然遭到惨败,但并没有动摇其根本,朱全忠等人虽然信心满满,可是以朝廷的名义公开进行讨伐,一旦失败,朝廷将会威信扫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李晔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仅凭他自己实在难以决断,他必须听听朝臣们的意见。因此他决定召开御前会议,急召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此事,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是否讨伐李克用,群臣展开了激辩。当时大部分朝臣听说皇帝陛下想对李克用动刀,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认为此举万万不可,例如宰相班子成员杜让能、刘崇望就认为一旦对李克用开战,朝廷恐怕会陷入灭顶之灾,但宰相张浚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先帝(僖宗李儇)当年再幸山南,就是因为李克用的沙陀军队进逼京师的结果。臣经常担心李克用与河朔地区藩镇互为表里,朝廷无法对其节制。现在朱全忠、李匡威等人请求共同讨伐,这是朝廷平定李克用的绝好机会,希望陛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臣统兵出战,不出数月就可将其平定。”事实上,张浚力主出兵并主动请缨担任统帅,虽然有忠于唐室,重振朝廷威信的一面,但其内心深处也有排挤宦官杨复恭的想法。因为宰相如果掌握兵权,其南衙地位自然会胜过以宦官为核心的北司地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张浚都是希望出兵的。“陛下!张相所言甚是,希望陛下莫要错过如此良机!”在张浚表态之后,另一位宰相孔纬似乎悟出了张浚所说话的含义,于是立即附和说道。面对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的态度,宦官杨复恭似乎也感觉到两个人的出发点不是那么单纯,于是他站出来极力表示反对:“先帝迁出京城,虽然有藩镇为患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朝中大臣失误造成的,现在朝廷刚刚稳定下来,讨伐陈敬瑄的战事还未定,不宜再轻起兵端。”杨复恭的态度当时得到了多数朝臣的赞同,皇帝李晔看到反对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后,便心怀疑惑地问张浚道:“李克用有兴复大功,现在趁其势危加以讨伐,天下人会如何评价朕呢?”“陛下所说的是一时之体,而张相所言的乃是万世之利,昨天臣计算了一下用兵、供给、犒赏的费用,朝廷可以支撑一两年的时间,现在只需要陛下下定决心了。”孔纬立即为皇帝李晔吃下定心丸。李晔眼见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心意已决,于是决定出兵。不过,他最后留给张、孔两位宰相一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位宰相去办了,希望最后的结果不要让朕丢脸!”李晔的态度既是为两位宰相立下军令状,同时也表明有意摆脱杨复恭的控制。随后李晔诏令各部门做出征前的准备,并于五月下诏削夺李克用的一切官爵,收回朝廷所赐的“李”姓,又任命张浚为行营招讨、制置宣慰使,诏令京兆尹孙揆为副使,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军粮使。同时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镕为东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北面正、副招讨使,由此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班子。就在大军将要出发之际,皇帝李晔得到一个喜讯,当时镇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河东大将李克用之弟李克恭因为人骄横,虐待士卒,最终被部下所杀,众人推举另一员大将安居受为潞州留后,并举城投降朱全忠。安居受又派人去召冯霸,但冯霸不听命令,安居受因害怕而逃出城外,结果被百姓杀掉,冯霸领兵立即进入潞州自称留后。潞州发生兵变,这对于即将出发的朝廷大军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朝廷百官闻讯纷纷向皇帝李晔道贺,大军就这样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下开始出征。五月四日,张浚等人在皇帝李晔和满朝文武官员的欢送下,率领中央禁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鄜、夏四州兵马五万人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在晋州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镇兵马会合。七月间,大军到达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县西南),兵锋直指李克用的老巢晋阳。再说,李克用闻听潞州发生叛乱,立即派部将康君立前去平叛。冯霸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命令部将葛从周星夜带领人马自壶关潜行至潞州,杀透重围进入城中。又派大将张全义、朱友裕驻军泽州之北,作为葛从周的后援。同时命令部将李傥、李重胤、邓季筠领兵攻打身在泽州的李罕之。于是征讨李克用的战役首先在朱全忠所在的南线展开。当时赫连铎、李匡威得知朱全忠已经拉开征讨李克用的序幕,于是从北线配合朱全忠发动了对李克用的进攻。面对三面之敌,李克用全面冷静地分析了战局。他认为张浚所带领的官军,人数虽然众多,但由于是仓促组建,战斗力肯定不强,在他看来不足为虑。南线的朱全忠虽然是劲敌,但此时他正在和徐、郓二州的时溥、朱瑄打得难解难分,目前不可能抽调出太多兵力,对自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有北面的李匡威、赫连铎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于是李克用命令康君立继续围困潞州,又派李存孝增援李罕之,让其固守泽州城,进而阻击朱全忠的人马北上,自己则带领李存信、李嗣源领兵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葛从周领兵进入潞州城后,便被康君立困在城中。朱全忠见潞州难以久守,于是想为朝廷送个人情,便派人通知张浚,想通过张浚下令让昭义节度使孙揆接管潞州。当时张浚不知道潞州城形势严峻,正担心朱全忠会将潞州据为己有,闻讯后立即拨发三千人让孙揆前去接管潞州。八月十二日,孙揆从晋州出发。李存孝闻讯后带兵潜伏在长子县西谷截击。李存孝是河东地区第一猛将,统兵上阵所向无敌,这次他仅带领三百名骑兵对抗官军的三千人马。而孙揆为了不失中央官员的派头儿,大张旗鼓地拥众而行,当行到西谷时,李存孝带领伏兵直扑孙揆的中军,轻而易举地就擒获了孙揆和宦官韩归范以及士兵五百多人,将孙揆和韩归范呈送李克用,最终孙揆被李克用处死。不过李克用没有失去理智,他将宦官韩归范归还朝廷,并上表皇帝李晔申冤,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的。孙揆兵败被擒,虽然使讨伐李克用的联军士气大为受挫,但对于李克用而言,紧张的局势并未就此解除。此时泽州的李之罕被邓季筠、李重胤等人围困多日,急得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让李存孝带领五千骑兵星夜奔赴泽州救援。李存孝赶到泽州后,从五千骑兵中又选出五百名骁勇之士,向朱全忠的军队发起进攻。当时李存孝向朱全忠的军队进行挑衅,并破口大骂要活捉汴州士兵给手下人充饥,让汴州军队中较胖的人出战。邓季筠闻听后勃然大怒,领兵应战李存孝,不曾想只交战一个回合,便被生擒活捉,剩下的李重胤、李谠等人见无力抵抗李存孝,便星夜引兵逃走。李存孝随之进行追击,在马牢山打败汴州军队,又趁势北上协助康君立围攻潞州。勉强能和康君立对抗的葛从周,眼见李存孝又领兵前来进攻,自知无法再进行对抗,于是弃城而逃。至此征讨李克用的南线战场以失败告终,朱全忠对此恼羞成怒,痛责众多败军之将,并处死了李重胤、李谠等人。但终究挽救不了南线战场的失败,只得偃旗息鼓,收兵退回本镇。南线战场就这样结束了战斗,而北线的李匡威、赫连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李匡威攻占了蔚州,俘获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则成功击溃协助李克用作战的遮虏军,杀死遮虏军使刘胡子。面对北线战场的严峻形势,李克用派遣他最宠信的大将李存信领兵迎战,可是由于兵马太少,出战不利,被赫连铎打败。他又命令部将李嗣源为统军副帅,协助李存信作战。李嗣源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只是发号施令,而是身先士卒横冲敌军,士卒们都愿意跟随其作战,由于李嗣源的出战,李匡威、赫连铎接连战败,北线战事随之发生逆转。李克用得知消息后,亲自带领大军前来接应,李匡威、赫连铎狼狈败逃,并损失了将近一万人马。在成功解除了朱全忠、李匡威等劲敌的威胁后,李克用从容不迫地对付以张浚为首的官军。而当时张浚率领官军在西线行动十分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粮草供给不到位。杨复恭为了阻止张浚在前线的作战,在朝廷内多方掣肘,致使粮草断绝。张浚不得已只能向镇冀、魏博两镇求助,而镇冀的王镕、魏博的罗弘信都是以河东作为屏障的,他们担心一旦李克用失败,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瞄向自己,所以以各种理由回绝了张浚的求助,并拒绝发兵助战。张浚对此无可奈何,因此官军在阴地关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一直到了十月份,张浚这才克服重重阻力,勉强从阴地关向晋阳进发。李克用得知官军逼近后,命令部将薛志勤、李承嗣带领三千人马驻扎在洪洞,李存孝领兵五千驻守赵城,阻住了官军的进路。镇国节度使韩建自知强弱悬殊,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便精选三百名勇士乘夜偷袭李存孝的营寨。但因为保密措施不严,被李存孝得知,于是设下伏兵反击韩建,韩建因此偷袭失利。当时静难、凤翔两道兵马得知韩建偷袭失败的消息后不战自溃,禁军也是闻讯溃败而退,河东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晋州西门附近,张浚只得领兵亲自迎战。但张浚毕竟是文臣,结果又大败而归,官军此战损失三千多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四镇兵马见势不妙,先行渡过黄河各归本镇,此时张浚手中只剩下禁军以及宣武镇人马万余人,只得闭城坚守,不敢再与河东军交战。十一月,李存孝攻克距离晋州一百二十里的绛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逃,晋州因此失去屏障,李存孝进而兵围晋州,并发起攻城战役。不过一连攻了三天没有任何进展,李存孝认为自己毕竟攻打的是朝廷的军队,在攻城无果后,便下令撤兵五十里,为张浚闪出一条逃生之路。张浚和韩建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晋州,晋、绛二州由此被李存孝成功占领。就在

                      两次),她只有靠教众和邻里的慷慨捐赠度日。她把时间花费在采集药草、奔波于各教堂间筹集捐赠上,还在野地里巡视,那种地方之所以吸引她,不仅因为空旷,还因为充满秘密。比如她几个月前找到的一车骷髅。若是她稍微思考一下而不是喋喋饶舌,大斋节兀鹰一出现她就会弄得一清二楚了—那还是两年前一九七四年三月阳春时节融雪时的事呢。但是因为恰好在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宣布结亲的时候看到了那些鸟,人们就闹不清究竟是这桩婚事召来了兀鹰呢,还是要保护镇子不受其害。现在大家都知道它们被一场盛宴所吸引,这家人在暴风雪中迷了路。阿肯色州的盘子。哈珀·朱里店里的标签在一种咳嗽药上挂着。他们彼此热爱,那个家庭确实如此。即使受到猛禽的骚扰,你仍可以看出他们在那严寒中彼此拥抱着越睡越沉。起初她以为萨金特该了解这一切的。他在那片地里种玉米。但他脸上的惊诧以及别人在听说之后露出的惊恐都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要不要通知警方。大家决定,不。甚至掩埋了那个家庭,也就是承认了他们与此无关。当一些男人去看时,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没有集中在现场,而是被引向西边,在他们视线中看不清的女修道院。她当时本该知道的。若是她把注意力先集中到兀鹰上,再集中到男人们的心思上,就不会用光她的全部润滑剂和汽油去办一件她希望是她最后一次使命的事了。视力太弱了,关节也太僵硬了——这不是一个天才接生婆该干的差事。但上帝给了她这件任务,祝福他的圣心。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夜晚,她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行驶,知道她是在他的时限里赶路,而不是置身其外。是他把她安放到那里,鼓励她去寻找最好在夜间采摘的药材。河床是干涸的,即将降下的雨会疗治干旱,甚至会把像双腿一样的曼德拉草根变软。她听到了从大炉灶处传来的轻声欢笑和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年轻的恋人在求爱。她想,他们至少还在露天里,没有爬到干草楼上或钻到卡车后部的毯子下面。后来,笑声和音乐声停了下来。深沉的男性嗓音下达着命令,手电筒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孔上、手上和他们拿着的东西上照出一道道亮光。那些恋人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但是男人们都没走。他们靠在大炉灶的壁上或蹲在一边,在黑暗中聚集着。娄恩用围裙裹着自己的手电筒,本想悄悄地移到圣救世主教堂的背后,因为她的车就停在那里,但她忽然记起了别的她忽略或误解的事件:大斋节兀鹰,阿波罗的新手枪。她一下子缩回到漆黑之中,坐到缺乏水分的草上。她只好停下来不再抱怨镇上人拒绝她提供服务的事,停止悄悄进行的睚眦之报,不能因此而无视当前发生的事而让邪恶横行。装聋作哑是逃避上帝话语的行为。他既没有声如响雷地发号施令,也没有悄声耳语传递信息。噢,没有。他是个解救众生的上帝,一个教导你如何学着自己观察的师长。他的信号是明晰的,绝对如此,只要你停止在虚荣的酸汁中下滑并关注他的世界就成。他想要她聆听聚在大炉灶处的男人们如何决定和策划把女修道院的女人们赶跑。如果他要她目睹这事,他就一定也想要她对此做出些举动。开头她并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或者该做什么。但如同以往感到困惑时那样,她闭目默念:“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这时那些人说话的声音便升高了,而且她就像站在他们中间似的,把他们彼此说的话和话中的意思听得一清二楚。他们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他们一共九个人。有的吸烟,有的叹气,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说话了。他们说的许多事都是娄恩以前听过的,只是那些言辞在穿过夜间空气蜿蜒前行时如何膨胀却无法测量。话题并不新颖,但毫无布道坛上对同一话题作演讲时的那种愉悦。加里牧师在一次布道中把这个话题说得娓娓动听,大受欢迎,后来每个礼拜日他都要采用这种方式。“你住在这儿放弃了什么?”他问,把“弃”强调得如同女高音,“你住在这儿,在上帝的美好之中,在他的恩惠之中,在他的和平之中,你都牺牲了什么?”“告诉我们,牧师。说出来。”“我就来告诉你们。”加里牧师窃笑着。“好,牧师。”“现在就说吧。”加里牧师直直地举起右手,伸向空中,然后把手攥成了拳头。接着他一次伸出一根指头,开始历数教众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的事物。“电视。”众人的笑声向四下散去。“迪斯科。”他们开心地笑着,声音十分响亮,还摇头晃脑。“警察。”他们笑声如吼。“电影,肮脏的音乐。”他用左手的指头继续数说着,“街上的邪恶,夜间的盗窃,清晨的谋杀,午饭饮酒,晚饭吸毒。这些都是你们已经放弃的。”每一项都引起哀叹和悲吟。教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心存对拒绝和逃脱了污秽、残忍、渎神,一切以快乐为伪装的新潮邪恶的感激,都能感到自己的心充满着对那些与这种“牺牲”奋争的人的怜悯。但是在这里却没有怜悯可言。在这里,当人们谈及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祸害时——鲁比如何正在以不可容忍的方式发生变化——他们并没有想到以伙伴之情或仁爱之心伸出手来加以整顿,而是纸上谈兵并依其所需磨砺证据,直到每个零件都适合了已经抛光的槽沟。少数几个人说了大部分的话,一些人说得极少,有两个人根本没开口。他们虽然保持沉默,娄恩却知道这对双胞胎正是领导者。记得她们是怎样玷污那次婚礼的吗?你说什么?嗯,就在那同一天,我看到她们在那辆破烂的凯迪拉克后面互相亲吻。要是这样还不足以讨魔鬼的欢心,就在那同一天,还有两个在地上打斗。就在地上打的。主啊,我痛恨让人恶心的女人。斯维蒂说,她们曾竭力毒害她。我也听说了。她在路上被暴风雪困住,在她们那儿借宿。应该知道得更清楚。是啊,你们都了解斯维蒂。不管怎么说,她听到从那栋宅子的某处地方传来声响。在她听来像是小婴儿在哭。以上帝的名义,小婴儿在那地方做什么?你问我?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不正常。喂,那儿曾经拘禁过小姑娘,是吧?对,我记得。据说那儿是一所学校。教什么的学校?她们在那儿教些什么?萨金特,你不是在你的苜蓿地里发现种有大麻吗?没错,肯定有这么回事。这一点都不让我惊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阿涅特到那儿去与她们对质,她们对她撒谎,还把她揍了一顿。她认为她们养着她的孩子,她们却告诉她那是个死胎。我老婆说她们给她流了产。你相信吗?我不知道,可我不会放过她们的。我确切知道的就是她的脸给弄得怎么一团糟。唔,伙计,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罗杰告诉我,那位母亲——你们都认识那个原先有时候到这儿来买东西的白人老太婆吧?嘿,他说她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磅重,却像硫磺一样闪光。天哪!他说他撂到那儿的那姑娘公然向他挤眉弄眼。就是整天半裸着的那个吧?从她下长途车那会儿起,我就知道她有毛病。她到底是怎么乘上长途车到这儿来的呢?你们干吗不猜猜呢?你们以为她们有权势吗?我知道她们有。问题是谁的权势更大。她们干吗不走出来,离开那儿?呸!要是你有一栋老式的大房子住着还用不着干活,你愿意走吗?那地方正干着什么事,我是一点都不喜欢。没人会喜欢的。她们自己亲嘴。藏着婴儿。天哪!更甭提别的了。看看比莉·狄利亚自从在那儿逛悠以来有了什么变化吧。把她妈妈从楼梯上打下来便去了那地方,就像猪崽找奶头。我听说她们还像开宴会那样喝酒。我看见那老妇人时她总是醉醺醺的。还记得她们来参加婚礼时嘴里说的头一句话吗?有什么喝的吗?她们想要喝的,她们拿到一杯柠檬水时,那副做派就像是让人啐了一口唾沫,紧接着就走出大门了。我可记着哪。这群婊子。更像是巫婆。可是听我说,兄弟,骨头的事最能说明问题。我没法相信整整一家人死在那儿却没人知道。他们离那儿并不远,明白我说的话吗?没人能告诉我吗,他们离开了大路消失在一块地里,而距那儿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有一栋老式大房子?他们应该看得见。没法看不见。那男人应该走出了车子,走向那栋宅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可以想得到嘛,是不是,就算他想不到,还是能看见嘛。在这片平得像指甲盖的地面上,你怎么会看不见那么大的房子呢?你们说她们与这有关系?听着,这一带从来没发生过像现在出的这种事。在那些俊妞儿来到镇上之前,这里是个平静的王国。在她们之前的那些人至少还信教。可那儿的那些骚货就是自己抱团,从来没进过教堂。我拿一美元跟你的五美分打赌,她们连想都没想过一种宗教。她们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上帝。不能说她们没受过警告。先要求后警告。要是她们就自己待着,也就算了。可是她们不。她们搅乱。把人拉到那儿,像是苍蝇寻找粪便;凡是走近她们的人总要受点伤,而那种脏污正在渗入我们的屋里,我们的家里。我们容不得这个,你们都不能。一点都容不得。娄恩想道,这么看来,祸害在别的地方。不安定因素全在远处一所满是妇女的宅子里。不是什么远离男人安全地禁锢着的女人,而是更糟,是自愿聚集在一起的女人,就是说不是女修道院而是女巫团体。娄恩摇摇头,嚼了一下口香糖。她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话,尽力猜测言辞背后的心思。有些话她当即弄懂了。她知道,萨金特会点头同意任何捕风捉影的谣言,咀嚼真实情况的残块,并且说不明白由有责任心的人掌管的这座从容又美丽的镇子何以不能保持原状:稳定、繁荣,没有背后胡说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安家立业?他会想到,如果他拥有了女修道院的土地,他的支出要少多少,而如果那些女人离开那儿,他就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拥有那片土地。人人都知道,他已经拜访过女修道院——去“提醒”她们,就是说,他提出要买下那块地,而当反应是难以理解的瞪眼时,他告诉那老妇人要“仔细想一想”,“会出现别的事情把价钱降低”。威斯顿·普尔在找理由解释为什么他再也控制不了他的弟弟妹妹了。解释原先崇拜他、听从他的人现在怎么会变得偏偏要走自己的路。去年布鲁德和阿波罗因为比莉·狄利亚开了枪,这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寻欢作乐,并且只要高兴就把一些女人抛在路上。比莉·狄利亚与那些女人交情很好,曾经让他的一个弟弟开车把她送到那儿,正是在那之后,阿波罗和布鲁德之间的麻烦变得危险了。他们俩谁也没有服从威斯顿的命令不再看那女孩或和她说话。结果就像《圣经》故事一样——一个人躺下来等着他的兄弟杀害。至于弗利特伍德家,阿诺德和杰夫,嘿,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想着要埋怨别人,就因为斯维蒂的孩子们。也许是接生婆的错,也许是政府的错,不过接生婆不请就是了,政府也不会担这种责任。虽说娄恩是在第一个女人到达女修道院很久以前接生的杰夫的一些病孩子,他们不会让那样一桩小事阻止他们到自己的血统之外找碴儿的。还有斯维蒂的血统。米努斯嘛,他是随时都愿意袭击那地方的。他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星期戒酒,你以为他会感激不尽吗?那些女人准是目睹过一些事情,他可不想让这些事在什么人的脑子里转悠,一不小心被张扬出来。或许只是为了洗刷掉他感受到的耻辱,因为哈珀和别人说服他别娶他带回来的女人。他们告诉他,那个漂亮的赤犬似的姑娘配不上他,说她更像个荡妇而不像新娘。据他说,他喝酒是因为在越南受到的刺激,但娄恩认为那个漂亮的赤犬姑娘的消失才是真正的原因。他没有勇气一走了之和她到别处过日子,而是选择了向他父亲的规矩低头,并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声不响地接受了自己要遭受的折磨。摆脱一些为他洗洗刷刷、清除他的呕吐物、聆听他的咒骂和他的抽泣,与他没有任何牵连的女人,可能在一时间使他坚信,他当真是个未受他母亲弱点熏染的男人,值得他父亲付出耐心,而他让那漂亮的赤犬姑娘走也是对的。娄恩数不清她有多少次坐在新锡安山教堂里听到他父亲哈珀的话,以表明和检讨自己的罪孽开始,却以不停地声讨一些浪荡女人结束,那样的女人可以让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是谁、是什么样子、待在哪里。他后来娶了布莱克霍斯家的一个女孩凯瑟琳,搅得她害了神经质的胃病,直闹得精神失常,弄不清她在做什么、看见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调教好了他们的女儿凯特。凯特尽快地嫁了人,就是为了逃离他的手心。他的头一个妻子玛莎,就是米努斯的母亲,大概让他过的日子不安生,以致他绝不让他们的独子哀悼。接下来是K.D.,有家室的男人。说起来女修道院的一个姑娘可真够怪的,他一看到她下了长途车,怎么就会马上知道的。啊哈。他现在是个四个月的男孩的爸爸了,孩子不缺胳膊断腿,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个健全的头脑。丹比的医生居然会心甘情愿地优待黑人。所以他和阿涅特两口子才对娄恩嗤之以鼻,不管阿涅特如今该有多么幸福并把她当年的“错误”归咎于女修道院女人的欺骗。K.D.自有他个人的怨恨。如今被他诋毁名声的那个姑娘,曾经和他在一起多年,最后把他赶出了门外。养下一堆健康的婴儿会让他忘记那段事。但他毕竟是摩根家的人,这家人从来没有忘记一七五五年以来的任何一件事。娄恩了解那些私密的想法,以及斯图亚特和迪肯可能有些什么动机:他们都不能容忍自己控制不住的事情。但她想象不出斯图亚特的积怨——想到他外甥孙(可能吧?)确实在那地方受到了伤害或者毁掉了,就要暴跳如雷。那是他血液中流动的一个疱,既没有缩小也不会长成脓头。娄恩也想象不出,他兄弟与索恩的婚姻多么临近破裂,这记忆是多么深入他的脑叶。当迪克看着那些毒剂和那双有毒的眼睛时,曾经滑出轨道有多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俩秘密约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迪克都心烦意乱,屡犯错误,总猜想那荡妇是不是怀孕了。生个混血孩子?斯图亚特一想到这种对老一辈许下的承诺的公然背叛就怒火中烧。对老一辈延续的繁衍规则的不忠,被对他和他兄弟所持观点的持久威胁所压倒。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对他而言,是对他和他兄弟早年记忆和理解中的十九位黑人女士夸张而拙劣的模仿。她们是他们分享阳光般的肤色和马鞭草的那一片刻的退化。她们,连同她们没头脑的傻笑,伤害了那十九位女士爽朗喜人的笑声中银铃般悦耳的音调,那些女士本来永远生活在色调阴暗的梦中,如今却由于这一新的可憎的女性族类而注定要灭绝了。他不能容忍她们以街头妓女的服装和娼妇的口味玷污他的个人历史,嘲弄和亵渎支撑着他和他兄弟经历战争、维持婚姻和增强他们建设一个得以发扬理想的镇子的力量的梦幻。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她们,也不会容忍这种博爱的缺乏。娄恩也不知道迪肯·摩根如同冰川的骄傲。它那隐藏不见的体积,它那增长和不可移动性。她知道他多年以前和康瑟蕾塔的那段关系。但她不可能探测他个人的耻辱,也不可能理解抹掉那个耻辱和他相信是耻辱来源的那个女人对他是何等重要。一个难以驾驭、就为了舔流出的血而咬他嘴唇的咬人的女人;一个想要诱陷男人,把他关在地下室里用酒软化他,以便能在黑暗中行苟且之事和违背自然之事的漂亮的、金黄色皮肤的、长着苔绿色眼睛的外来女人;一个他若不及时逃脱就会把他的头盛在餐盘中的莎乐美(《圣经》故事中说,希律王为让莎乐美跳舞,竟应她之求砍下施洗者约翰的头。)。那个性饥渴到大胆妄为的女人没有离开他的生活,反倒鬼鬼祟祟地溜进了索恩的感情世界。他怀疑,那女人还强迫她喝了邪恶的药水,让她不如以前可爱。使她态度冰冷的并不是失去二子的永久悲痛,而是她仍在吞食的那种药。对于给她药的女人,她把她的名字时时挂在嘴边,还把她视作女性楷模来效仿。娄恩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但她已知的也就足够了,何况手电筒的光亮还照出了他们

                      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吴佩孚点兵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办法,迎战吧!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直奉世纪大决战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奉军主攻,直军主防。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釜底抽薪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北京政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冯玉祥动心了。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23日,北京政变发生。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段祺瑞再度出山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停战。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第一把火,废督裁兵。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第二把火,“善后会议”。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第十二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陈廉伯被“雪中送炭”。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

                      先说降了李惟岳手下的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大力举荐下,皇帝李适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一同进讨李惟岳,这样一来张孝忠成为了朱滔讨伐藩镇的一颗强有力的棋子。八月六日,朱滔和张孝忠共同攻占成德重镇东鹿(今河北东鹿县)。李惟岳领兵一万与魏博援军意图夺回东鹿,其手下大将王武俊率领三千骑兵结成方阵准备发起冲击。朱滔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帛卷上画成很多大象,然后派遣一百勇士蒙在身上,在成德军前奔驰呐喊,王武俊的骑兵倒是没受多少影响,但马匹面对这么多“大象”滚滚而来,立即受到惊吓乱了阵脚。朱滔趁这个机会向王武俊发起了冲击,最终大破成德军,李惟岳被迫烧毁营垒向恒州退去。继马燧之后,朱滔取得了唐军在河北战场的第二场胜利。李惟岳逃回恒州后,朱滔并没有乘胜追击。李惟岳本可以有机会收拾人马重新反攻,但他的猜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败亡的道路。这次与朱滔和张孝忠一战,王武俊作为援救东鹿的主力部队,可谓是惨败而归。但战争的胜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全都归结到主帅身上,更何况战局依然胶着,李惟岳目前应该做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猜忌王武俊,在李宝臣刚刚去世时,有人就向李惟岳进谗言说王武俊想要投降朝廷,导致李惟岳对王武俊进行严密监视。这次援救东鹿,李惟岳本不想派王武俊出战,但很多人劝李惟岳说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是其妹夫,派王武俊出战,他一定会奋力拼杀。李惟岳算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但王武俊惨败而归,这不禁让本就猜忌心颇重的李惟岳再次怀疑王武俊是不是故意战败。问题的关键是,李惟岳的心中所想,王武俊已经猜到了。当时李惟岳逃回恒州后,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投降,李惟岳为了再次试探王武俊的忠心,决定派其出兵夺回赵州。对于李惟岳而言这是很好的试探,而对于王武俊而言这犹如小鸟脱离了牢笼,鱼儿重新回到江河。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王武俊决定投降朝廷,于是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突袭恒州。当时其子王士真身在恒州城内,听到父亲反戈一击的消息后,立刻打开城门迎接。黎明时分,王武俊率领数百名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门,将毫无准备的李惟岳擒获。当时王武俊想将李惟岳献给皇帝李适,却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李惟岳见到皇帝陛下,一定会将叛逆的罪名也加到王武俊身上,为了以防万一,决不能让李惟岳见到皇帝。王武俊最终采纳了手下人的建议,将李惟岳缢死在戟门外,然后派人将其首级送往长安。李适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为高兴,要知道这是自他即位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这样的大捷,这让李适更加坚信自己先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成功击败李惟岳让李适更加坚信这个帝国在他的带领下是有能力平定藩镇的,而李惟岳只是开头的一个。“继续采取强硬的姿态,不愁藩镇不灭!”这是李适当时唯一的想法。事实上,纵观当时的河北、山东形势,只有身在魏州的田悦还没有被彻底击败,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固守濮州,也已经是孤立无援。反叛的各镇或归降,或势单力孤,可以说唐廷的军队取得了平定藩镇开局阶段的胜利。但就在很多人认为平定藩镇、实现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如何处置战后河北局势的问题上,李适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最终致使形势迅速逆转。战局逆转建中三年(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大捷的李适,忽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将德州和棣州划给朱滔,并让他收兵返回本镇。李适这一连串安排的用意在于将成德镇分而治之,进而避免强藩的出现。当时德、棣二州还在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手中,李适将这两个州划分给朱滔,事实上是想让朱滔继续出兵进攻李纳,这样既可以加强对李纳的攻击力量,又可以不让朱滔的势力过分扩大。表面上看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加强了以李适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又巧妙地安排了原成德镇的降将张孝忠和王武俊。不可否认,李适的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心高气傲的皇帝当时明显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好策略,但朱滔和王武俊却未必这么看,而且以目前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力来看,他的这封诏书究竟会有谁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是个问题。李适的诏书一经发布,就遭到了朱滔和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和王武俊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朱滔认为出兵讨伐李惟岳,自己的功劳最大,现在所占领的原成德镇所属的深州,应该划入自己的版图。但朝廷却让自己吐出深州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康日知,而且自己还得去攻打李纳的地盘德州和棣州,在朱滔看来这实在不公平。而王武俊则认为李惟岳是他杀掉的,应该功居第一,况且自己的才干比张孝忠强很多,现在朝廷任命张孝忠做了节度使,而自己却做了低一等的都团练观察使,这让王武俊心中颇为不服。一个是地方割据的节度使,一个是藩镇的降将,手中全都握有重兵,当唐廷中央政府力量较强时,他们会暂时归顺,而一旦朝廷势弱,当其利益与朝廷冲突时,必然会对抗中央,变为独立的大小王国,事实上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河北地区藩镇长期割据的结果。我们在前边分析代宗李豫矛盾复杂的心态时,曾经说过李豫之所以姑息藩镇的原因,可惜历经诸多历练的李豫能够看透这一点,但李适却始终无法深层次地理解。李适的诏书点燃了朱滔、王武俊对抗唐廷的怒火,却让深陷困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抓住了救命稻草。田悦敏锐地利用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不断地游说他们一起联合反叛唐廷,经过一番谈判,三方相约共同起兵叛唐。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率先得到了朱滔、王武俊要反叛朝廷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马燧上奏李适,让朝廷做好征讨的准备。但无论是皇帝李适还是朝廷大臣,其实全都明白平定藩镇都还得需要向朱滔和王武俊借兵,而现在平定藩镇的藩镇又想要谋反,这不禁让李适对自己先前的莽撞策略产生后悔之情。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李适当时只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想要拉拢他进而孤立王武俊。但精明的朱滔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许在朱滔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忽悠也是要有底线的。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朱滔带领大军进逼赵州,王武俊派其子王士真同时也领兵围攻赵州,攻下赵州后,朱滔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从深州(今河北深县)出发首先到达东鹿,王武俊率领一万五千人也同时南下,与朱滔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合,双方约定首先援救身在魏州的田悦。朱滔和王武俊反叛南下救援魏州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上下顿时震惊。这宣告了河北战场平藩第一阶段的胜利完全前功尽弃,李适试图稳住朱滔的策略也没有奏效,目前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战。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与朝廷神策军一万五千人赶往魏州增援,不过和平藩第一阶段时相比,这次朝廷出兵可谓是勒紧了裤腰带。由于平藩第一阶段战事的原因,朝廷中央政府每月军费支出达到一百多万两,而国库却只能支持几个月。当时太常博士韦都宾建议向商人借钱渡过难关,得到了皇帝李适的同意。在颁布的诏书中,李适承诺等到平叛之后,朝廷会归还。我们不能否认李适的想法过于美好,当借钱的诏书下达后,具体负责筹备钱粮的官员完全将事情办走了样,准确地说不是借而是抢。他们甚至下令强行搜查长安城中那些商家大户的货物,如有不从立即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很多人受苦不过以至于上吊自杀,即使这样才总共搜到八十余万贯钱,最终以至于将主意打到了当铺身上,将当铺的质钱也都充公,而且凡是所获得的钱帛粟麦,都由官府借走四分之一。当时长安的很多百姓针对朝廷的野蛮做法,纷纷骚乱不平,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当朝宰相卢杞的马讨要说法。卢杞最初还耐着性子劝说百姓,到后来人围得越来越多,怨声震天,卢杞见势不妙,不得不从另一条道疾驰回到府邸。这件事情搞得皇帝李适极为头痛,事后经过统计,所有的钱财加在一起还不过二百万贯,而长安城中已经是民穷财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这么点钱还不够藩镇一个县的军费开支,怎么能够支撑平藩大业的开展。就在李适无计可施之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上奏为李适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虽然他的计策算不上高明,但和先前朝廷官员的不断抢钱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陈少游建议李适将本道的税钱增加20%征收以供军需,让李适将这个方法普及到唐廷所能控制的各道之中。李适见奏十分高兴,立即批准,同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卖到二百钱,虽然从刘晏到杨炎进行整顿后,盐价从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文一斗,现在上涨了将近一倍,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但至少比先前明抢富豪财物的做法要好很多。就这样,李适暂时凑够了平藩的军需开支,在一片艰难窘迫中,唐军开始了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朱滔和王武俊南下援救魏州,让田悦绝处逢生。此时官军方面李怀光也领兵和正在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合,李怀光想要速战速决,而马燧因为魏州城防坚固,想要打持久战,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李怀光独自领兵出战,在魏州近郊的永济渠畔击败了朱滔的人马。李怀光刚刚到达魏州就旗开得胜,让已经围困魏州一年多的马燧很是不爽,在马燧看来,李怀光这是一种挑衅,自己围困魏州一年多依旧是老样子,而李怀光刚来就打了胜仗,传到皇帝那里,自己岂不成了废物。夹杂着某种自私心理,马燧带着自己的人马在没通知李怀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从魏州后撤二百里,只留下李怀光的人马独自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人马。即使知道马燧撂挑子后,李怀光也没有退却,他依然带着人马突袭朱滔的大营,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赶来救援的王武俊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被打成两截,彼此不能救援,最终大败而逃,很多士兵争先跳进永济渠想要游到对岸,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渠水为之堵塞。更有很多人因为逃命而互相踩踏,可以说李怀光这次损失了大半人马。而身在二百里之外的马燧虽然得到消息想要救援,但因为离得过远,而且担心被切断后路,所以只得坚守不出。但第二天他便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朱滔等人已经掘开永济渠,将渠水引入王莽古河,滔滔流水淹没了官军的退路。这下马燧慌了神,因为害怕自己的人马被全歼在这里,马燧向朱滔派出使者,表示只要让自己的人马平安返回本道,自己可以上奏皇帝,请求将河北地区交给朱滔来管辖,得到了朱滔的答应,但王武俊却偏偏反对,不愿就此休战,最终一直到七月份这件事情也没能达成一致。马燧还是在朱滔的帮助下从魏州撤退,涉水退保西部的魏县。朱滔见马燧成功撤退,才假装同意王武俊继续和官军作战的意见,尾随马燧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其隔水对峙。官军在河北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首战因为马燧和李怀光不能有效合作而招致惨败,使得河北战区的形势再次严峻起来。最重要的是田悦见到自己绝处逢生,认为朝廷不足为虑,另一方面也很感激朱滔的救援,所以他想尊奉朱滔为王。田悦的想法让朱滔很是高兴,但朱滔认为称王这件事情并不应该只有自己独享,大家应该一起称王,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告上天,正式宣布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个人共同迎请李纳为齐王,众人共推朱滔为盟主。同时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省设置两曹,官吏的设置一律模仿唐朝中央官制。朱滔等人结盟称王,等于宣告了皇帝李适平定河北藩镇第一阶段战事的胜利彻底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带来了另一个辐射效应,那就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看到朱滔等人占了大便宜后,立即加入朱滔等人的队伍,公开反叛唐廷。骨鲠之臣李希烈本是辽西人,少年时在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手下效力,由于屡立战功被李忠臣收为养子,并从偏将的位置提升为左厢都虞候之职。大历十三年(778年),李希烈利用李忠臣不修军政的机会,在淮西镇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当时皇帝李豫面对这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局面,无奈地委任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留后。李适即位后,正式授予其节度使之职。从李希烈驱逐养父李忠臣的事件可以看出,李希烈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并且素有反叛之心。当他看到朱滔、王武俊、田悦在河北地区越闹越欢后,再也按捺不住骨子里的野心,开始与淄青节度使李纳联络,准备袭击朝廷控制下的汴州。李希烈叛变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去,东南地区向长安运输的粮食物资担心被李希烈劫掠,都不敢从他控制的许州和蔡州经过,只能从淮水的另一条支流蔡河转运。朱滔知道李希烈也要反叛唐廷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朱滔的做法颇有些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味道,这明显是将李希烈放在火架上去烤。李希烈虽然不如曹操雄才大略,但他明白朱滔意欲何为,所以他没有贸然听从朱滔的忽悠,而是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反叛后,连克汝、郑二州,由于他的辖地比之朱滔等人更接近东都洛阳,所以当时东都洛阳在听到李希烈即将打来时,老百姓发生了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逃出城隐匿于山谷之中,就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从城中撤退至城外的西苑,以备随时逃命。河北战场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希烈又在河南闹出了乱子,让皇帝李适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平定河北让朝廷已经是穷得叮当响,如何应对河南的形势,这是摆在李适面前的一道难题。李适找到宰相卢杞商议,卢杞看出了李适的为难,甚至不想再用强兵征讨,于是这个阴险狡诈的宰相为李适出了一个计策。“李希烈虽然是员骁将,但平日就恃功骄横,手下将士不敢对他进谏,以至于今日叛乱。如果选用儒雅的重臣前去反复开导他,讲明逆顺祸福,臣认为李希烈一定会诚心悔过,这样可以不用出兵就能平息叛乱。”“爱卿认为谁可以胜任呢?“三朝元老重臣颜真卿忠正刚直,名重海内,人所信服,正是当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颜真卿一门忠烈,骨鲠之臣,却因为卢杞的只言片语,决定了其悲剧性命运!卢杞之所以推荐颜真卿前去开导李希烈,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中颜真卿的能力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颜真卿素来不睦,甚至说颜真卿对他形成了一种掣肘。自从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地区掀起浩大声势,进而转战投奔唐廷以后,在朝廷内可谓是德高望重。但颜真卿并不是那种权力欲很强的人,所以二十多年来在朝廷之内他不是十分显眼。他冷眼看尽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兴风作浪,也经历了元载、刘晏、杨炎短暂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一切对于颜真卿而言,似乎都犹如过眼云烟,在朝廷之内他始终平静如水,一直到卢杞谗杀杨炎之后。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就连专权的元载也选定了才能俱佳的杨炎作为接班人,也算做了件对得起皇帝的事情。但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鄙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他看不到卢杞到底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也就罢了,阴险狡诈,打击异己,谗杀杨炎,这一切都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与卢杞的矛盾不可避免。不过卢杞虽然是当朝首席宰相,但颜真卿的资历和威望是卢杞无法比拟的。所以表面上卢杞对颜真卿是退避三舍,可是卢杞的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对待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机会。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李适下诏派颜真卿出使许

                      ,然后灭口?武士英关在租界看守所时,巡捕房的华人侦探黄金荣直接参与此案侦破。黄金荣先生的威名不仅在当时的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时至一百年后的今日,那也是大大有名——青帮头子,流氓大亨。而且,黄金荣跟同为一个系统的帮会大佬陈其美私交也不错。武士英后来翻供,明显是有人在他入监后教唆串供,黄金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令人深思。4月17日,案犯应桂馨和武士英被引渡到中方,关入上海检察厅的模范监狱。由于国民党坚决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刺宋案”,应桂馨和武士英并没有在这个模范监狱待上几天,就被转押至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在这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两天之后,也就是开庭前一天,武士英死在狱中。武士英翻供显然是受人唆使,现在又被灭口,显然杀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那个唆使的人。前有翻供,后有灭口,陈其美没有办法洗脱嫌疑。疑问三,袁世凯为什么要杀死应桂馨?应桂馨的死,可以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应桂馨被抓后没多久,就在陈其美的有意放水之下,在“二次革命”中逃走,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越狱》。可陈其美为何要放过应桂馨这位货真价实的“刺宋”凶手?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还是想通过应桂馨这根搅屎棍给袁世凯添些堵?根据后面发生的事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逃得一命的应桂馨来到了北京,他要找袁世凯兑现洪述祖在电报中承诺的“毁宋酬勋位”。应桂馨先生的智商显然跟他的心黑程度成反比,他的脑袋有些二百五。此时洪述祖还没有蹲大牢,刚刚发表声明说“毁宋”是他假传圣旨,不关袁世凯的事。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桂馨居然要找袁世凯索要勋位?难道你想让袁世凯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吗?这就是应桂馨不能和洪述祖分享极品坏人“荣誉”的原因:虽然够坏,但是水准不够。袁世凯对付这种流氓,向来就是一招:用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1914年1月,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将应桂馨乱刀砍死。后人都说袁世凯干掉应桂馨的动机是杀人灭口,其实这在情理上讲不通。此时,袁世凯已是杀害宋教仁的重大嫌疑犯,如果他是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派人杀掉应桂馨,难道他不怕落人口实吗?仔细想来,心虚也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道理,袁世凯应该还是明白的。再者,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实无灭口的必要。如果非要灭口,似乎选择在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上下其手的洪述祖先生效果更佳吧?疑问四,赵秉钧的死因是什么?赵秉钧的死因,也成了大家认定袁世凯杀宋教仁的证据。其实,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但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说赵秉钧是被毒杀,七窍流血而亡。这绝对是以讹传讹,因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赵秉钧是被毒死的。事实上,赵秉钧身体一向不好,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赵秉钧在去世当日(1914年2月26日)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倒下,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的说法。1998年,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亲述赵秉钧死于脑溢血,无任何中毒症状。赵秉钧之死因由此一锤定音。渔翁陈其美解决了这四个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陈其美早就知道洪述祖与应桂馨的秘密,为什么不揭露他们的阴谋?答案很简单:私欲。而私欲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权力的贪婪。论资历,陈其美比不上汪精卫和胡汉民,但陈先生有三个汪、胡二人没有的优势——他有青帮帮衬;他是同盟会光复上海的英雄;他手下有军队。凭借这种综合实力,陈其美在党内拥有了很高的地位,是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当时,国民党中的领袖排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前两个人已经淡出政坛,而陈其美作为国民党中的少壮实力派,居然被排在手中不掌武力的宋教仁之后,这是果敢坚毅、自信自负,素来信仰武力第一的陈其美很难接受的。现在有这么一个刺宋的机会让他升位,不甘居于人下的陈其美岂会放过,因此他十分幸福地充当了渔翁的角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其美“顺其自然”地让宋教仁去死,让与他陈其美所代表的激进派政见不同的宋教仁去死,顺道借刺宋把袁世凯搞臭,一箭双雕。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陈其美要让武士英改口供陷害北京政府,而后又杀人灭口。至于后来发生的“二次革命”让陈其美的算计落空,劳而无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想法不错,但实力不行。好了,除去上面的诸多推理和猜测,之所以肯定陈其美能做出这种缺德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案底的人。刺杀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凌晨,凄风冷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205房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帽檐压得很低。敲门、门开、枪响、凶手逃走。光复会领袖、“章疯子”的忠实战友、浙江军政府总参议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背后主谋是陈其美,刺客就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后来大名鼎鼎的蒋委员长:蒋介石。从此刻起,此人将占用越来越多的笔墨。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证据来自他的日记。蒋介石的日记在其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折腾到2006年才公开,其日记涉及很多个人隐私和重大历史事件。他什么人都骂,朋友、亲戚、同僚、敌人几乎都没放过。他的重要“卖国”证据——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总体看来,蒋介石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下文会多处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刺杀陶成章使蒋介石博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尽管是一桶黑金。可陈其美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俩关系很差。陈其美先生虽有革命伟人的光环,但他名声很坏。至于具体有多坏,这么形容吧:飞扬跋扈、流氓习气、腐败淫乱等跟权力、金钱、美色沾边的词几乎都跟他有关系,而大公无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形容党的好干部的词几乎都跟他没关系,玩八卦的人们甚至用性病为其冠名“杨梅都督”。陶成章很看不惯陈其美,他曾收集了陈其美同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德的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当着孙中山的面举报陈其美,并愤然指出陈其美同志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的症结所在——品行不端、道德败坏。二人因此结下梁子。更要命的是,陶成章出于为兄弟李燮和打抱不平的目的,曾多次公开反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简直是把陈其美往死里得罪。此外,陶成章的光复会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恩恩怨怨实在太多,不再多说。既为私仇,也为公怨,陈其美派兄弟蒋介石干掉了陶成章。除了陶成章,遭陈其美刺杀的人还有不少,如辛亥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友人陶骏保、立宪派夏瑞芳等。陈其美杀了这么多人,自己却安然无事,想来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大力庇护起了作用。不过,杀人者,人恒杀之。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疑案之最后结语故事终于结束了。虽然对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剖析完全尊重历史记载,但却没有办法笃定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就是刺宋案的真实全过程。或许,正是因为逝去的历史永远无法定论,所以世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解读它吧。不管怎么说,宋教仁斯人已去,太息长存。第十一章“二次革命”那点事

                      孙中山的苦恼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李烈钧,此人在接下来的革命历程中将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是极少数能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又名协和,江西人,1882年出生,是19世纪的80后。李烈钧出生于光荣的革命家庭,老爸是一名光荣的太平天国战士,因此李烈钧遗传了几分老爸的革命基因——骨子里热血得厉害,很讲义气,擅长搞人际关系。晚清民国时的革命家,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都差不多——考试成绩好,然后留洋,归国创业。似乎革命家们年少时的经历看起来不够刺激,不过也没办法,富人子女读书用钱铺,穷人子女致富靠读书。李烈钧自然也不例外。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后考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去了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当教官,由此开始积蓄革命资本的生涯。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烈钧迅速赶回老家江西,加入倒清大军,并凭着多年积攒的威望和资历担任了江西都督。话题回到孙中山得知李烈钧等人不同意自己动武的时刻。孙中山极为生气,他没有想到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可他也没有办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办?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决裂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虽说借款不多,只有两千五百万英镑,但是黄世仁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首先,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当时的百姓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可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也这么想,那就大事不妙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意欲扩军备战,纷纷兴师问罪。尤其是孙中山,还说了一些刺激袁世凯的话,比如,“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其实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借款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可国民党不这么想。袁世凯看到国民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很是恼火。最近一段时间,从内阁党争到宋教仁刺杀案再到善后借款,国民党人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因此,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诘问,他也就干脆撕破了脸皮。袁世凯非但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我现在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你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你真是决心跟老子干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你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正在拟稿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点?”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这么说,我对这话负责!”这场起因于“善后借款”的嘴仗,标志着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正式决裂。两人从握手言欢到刀锋相向,时间不到一年。既然彻底决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见。大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袁世凯先动手。他先是收回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免掉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握有军权的国民党实力都督,随后满世界通缉陈其美。袁世凯为何要特殊“招待”陈其美,难道他知道陈其美在“刺宋案”中没干好事?真实原因,不得而知。如此一来,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起而应战。7月13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战又称“癸丑之役”。两天后,黄兴赶到南京,并立即在他上次整编出来的精锐部队——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随后,黄兴赶跑江苏都督程德全,占领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随后宣布独立。由此,安徽、江苏、江西构成掎角之势,直面北洋势力。有李烈钧、黄兴、柏文蔚做榜样,广东随之宣布独立,上海陈其美、福建许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师反袁。表面上看,反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反袁联盟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一、没钱。这是个大问题,没有钱,枪炮就没有弹药,士兵就得饿着肚子,战斗就不能继续下去。二、不得民心。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已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市井平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因此,对这次由信念最坚定的国民党人以“刺宋案”、“大借款”为借口引发的内战,大部分国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一向开明的云南都督蔡锷也站出来反对:“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三、革命军力量分散,各自周围都有强敌,无法互为后援。像陈其美要应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击,广东要应付广西陆荣廷的进攻,而四川熊克武那里势小地偏,对大局无甚影响。四、革命军内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就这种水平的战斗力,能打胜仗那就是怪事。国民党在财力、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都不占优势,“二次革命”的结果可想而知。失败袁世凯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北

                      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作为陪嫁品,齐桓公还送给重耳马车二十乘。潦倒了一个多月的重耳一下子又阔了起来。临淄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大都会,远非狄戎之地的翟国可以比拟;齐国公室的女儿历来以美艳闻名,想必比赤狄部落的季隗更具风情;更重要的是,齐桓公雄霸中原数十年,霸主政治趋于成熟,令重耳和他的追随者们激动不已,他们几乎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好奇地观察着身边的所有事物。但他们没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正好是齐桓公霸业的落日余晖。第二年冬天,齐桓公去世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如一部杂乱无章的电影,他们接二连三地目睹了五子争位、三贵专权、齐孝公上台等政局变易,而齐国的霸业也在一夜之间坍塌,南方的楚成王挥鞭北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些事情在重耳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年在卫国落难时产生的疑问,现在又一次跳出来,刺激他的神经。雄图霸业,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否值得他这个大半截身子入土的人继续折腾下去?如果说当年在卫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活所迫的话,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则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后世的孔老二说,五十而知天命,重耳早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但是,天命究竟在哪?带着这些疑问,重耳逐渐沉迷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老婆姜氏为人贤淑,将他照顾得很好。此间乐,不思晋,他在齐国一住就是五年。现在他不止过了天命之年,而且过了耳顺之年了。一个人过了六十岁还在外漂泊,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但是,重耳不是一个人在外漂泊,自始至终追随着他的,还有好几十号人。这些人都是晋国的精英,别人可以不指望重耳有所作为,他们却不能。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前程,全维系在重耳一人身上了。以狐偃为首,这伙人在一棵桑树下密谋,准备挟持重耳启程回国。没想到,姜氏的使女此时正好在树上采摘桑叶,将他们的计划一字不漏全听了去。等他们散去,惊惶的使女连忙跳下树来,跑到姜氏那里去告密。这可怜的姑娘显然不知道政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姜氏得到消息,甚至没有作过多的考虑,便命人把她给杀了。杀人灭口,是怕让齐孝公知道这件事,对重耳不利。晚上睡觉的时候,姜氏突然问重耳:“听说您想离开齐国?”重耳说:“从来没想过这事。”姜氏笑道:“别蒙我了,有人听到了你们的计划。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将那个人杀掉了。”“什么计划?”重耳一头雾水,“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啊!”姜氏在他脸上捏了一把:“还跟我装蒜。男子汉志在四方,您要走就走吧,我不会拖累您。再说,留恋妻妾,贪图安逸,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我不希望您就这么碌碌无为地呆在齐国,让人家看笑话。”话虽这么说,眼泪却流下来了。重耳不知所措,只能对她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啊!”后人王昌龄写了一首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写得很生动。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位少妇的老公总是呆在家里,过着平平庸庸的日子,恐怕没多久,她又要抱怨老公不求上进了。几天之后,狐偃等人按计划来到重耳家里,请他出去打猎。重耳还没起床,姜氏走出来接待了狐偃。狐偃说明来意:“今儿个天气很好,我等想邀请主人去郊外打猎,请夫人通报一声。”姜氏说,“您就别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了,我知道你们的计划。”狐偃等人面面相觑。“老实说,我也劝了他一晚上,要他带你们回国去,无奈他执意不肯。今天晚上,咱们开一个家宴,大伙把他灌醉,再将他带走吧。”狐偃等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上,拜谢姜氏深明大义。姜氏心里一酸,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上午,重耳从昏昏沉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床在摇晃。后来才发现自己原来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睡在一辆正在前进的马车里。“老婆,老婆!”他叫道,嘴里的酒气还没有消散。没人搭理他。他挣扎着坐起来,狐偃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立刻出现在他面前。“公子,您醒啦?”狐偃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回公子的话,这里离临淄已经有一百里,具体叫什么地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回晋国啊!”狐偃大手一挥,故意避重就轻地说。“见鬼,我不回去!”重耳生气了,宿醉未醒加上路途颠簸,又躺了下去。“这个不太好办,齐侯已经知道您不辞而别的事了,您现在就算回去,恐怕也没有好果子吃。”狐偃一脸无奈地说。重耳气得弹了起来。正好魏犨扛着一支长戟经过重耳的马车,重耳一伸手,抢过魏犨手中的长戟,就朝狐偃刺去。狐偃连忙闪开。赵衰等人一拥而上,死死拦住重耳,当下闹得不可开交。“好了,好了。”最后重耳气喘吁吁地说,“这次回去,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没问题。”狐偃拍着胸脯说,“我的肉又臊又腥,就怕您到时候不想吃。”重耳一路西行,先后经过了曹、宋、郑等国家。曹共公早就听说重耳生得奇怪,肋骨连成一片(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着实令人生疑),于是趁重耳在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带着人前去偷窥。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像曹共公这样,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屈尊去当狗仔队的,还真少见。曹国大夫僖负羁的老婆对僖负羁说:“我观察了晋国公子重耳的随从,个个气宇轩昂,都有相国之才。重耳有他们相助,必定能够回到晋国为君,而且将成为诸侯之长。到时候他如果要秋后算账,曹国首当其冲,您何不早作打算呢?”僖负羁深以为然,派人给重耳等人送去饭食,而且在装饭食的盒子里放上了一对上等玉璧。重耳接受了僖负羁的款待,但是将玉璧退了回去。在宋国,重耳受到了宋襄公的热情招待。但此时宋襄公正好遭遇泓水之败,国力不振。对于重耳来说,宋襄公不是一个有力的后台。他住了没几天,便打算告辞。临走时,宋襄公赠给重耳马车二十乘,以示自己不比齐桓公小气。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对他不冷不热。大夫叔詹劝谏道:“我听说,富贵在天,非人力可以强求。有三件事说明重耳得到老天的眷顾,必成大器,您最好对他热情周到一点。第一,男女如果同姓为婚,所生的孩子必定夭折,晋国姬姓,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也是姬姓,而他一直活到今天,是很少见的;第二,重耳出逃在外,恰好现在晋国又不安宁,大概是老天想助他一臂之力;第三,跟随他的那些人,至少有三个是人上人,却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命。晋国和郑国乃是同族,就算是公室子弟来往,也应该以礼相待,何况是重耳这样的天命所归的人物?”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是出了名的墙头草,谁的实力雄厚,他就投靠谁。对于重耳这种潜力股,他没有任何兴趣。从郑国出来,重耳继续西行,接着来到了当时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楚国。楚成王很热情,用了“九献”的大礼来迎接重耳。我们不难发现,重耳所到之处,越是大国霸主,越是对他热情有加;越是小国寡君,越是对他冷若冰霜。所谓富贵宽容,穷酸刻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在酒宴上,楚成王开玩笑说:“公子您如果回到晋国,将如何报答我啊?”重耳恭维道:“金帛美女您都有了,奇珍异宝您也不缺,晋国所拥有的,不过是楚国人看不上的物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您呐!”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可以打住了。但是楚成王显然不仅仅想听这几句恭维,而是想听到更实质性的内容。当年夷吾为了回国,一挥手便答应给秦国五座城池,你重耳好歹给我楚国打张白条吧?楚成王不依不饶地问:“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公子将以什么报答我。”重耳被追问得没办法,只好说:“如果借重您的英名,能够回到晋国,以后两国万一在中原发生战事,我将退避三舍。”古代以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则是后退三次,累计九十里。在战场上能够这样做,也是一个天大的面子。楚成王来了兴趣,笑着追问:“退避三舍之后呢?”重耳正色道:“如果退避三舍仍不能摆脱,那我只好坐上戎车,拿起武器,与大王您周旋了。”这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告诉楚成王,他不会拿国家利益作交换,另一方面是说,您就别再追问了好不好?此言一出,楚成王不觉愣了一下,楚国众臣都面露愠色。宴会之后,楚国大将成得臣立刻找到楚成王,请求杀掉重耳,以除后患。楚成王不同意:“重耳志向远大,作风检朴,温文尔雅,有礼有节。他手下那些人,都是非凡之士,而且对他忠心耿耿。现在晋国的那位(指晋惠公)刻薄寡恩,国内国外的人都很讨厌他,恐怕不能长久。我听人家说,姬姓诸国,最后衰落的就是晋国,大概就是因为有重耳这个人吧。老天要他兴旺,谁又能阻挡?逆天而行,必有大难。”看来,楚成王多年进出中原,也沾染了中原文化的气息,讲起“德配天命”的大道理来,头头是道。重耳暂时就在楚国居住下来了。但这一次,他没有呆太久,当远在雍城的秦穆公问公孙枝“重耳在哪里”的时候,公孙枝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楚国。”秦穆公说:“把他找来。”【晋文公上位:让第三方成为政治资本】公元前637年,重耳在秦国人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了雍城。重耳的冒险之旅始于翟国,历经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结束于楚国。从楚国到秦国的旅程,谈不上任何冒险,楚成王派了阵容强大的卫队,一直将他送到秦国边境,交给了正在那里恭候的秦国大夫公孙枝。临别的时候,楚成王对他说:“我本来也想帮助您回国,可是楚国离晋国甚远,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确实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秦国与晋国接壤,秦伯又是个厚道人,我就不耽误您的大事,请您好自为之吧。”重耳深深地一揖到地,作别了楚成王。进入秦国,等于踏上了返回晋国的最后一块跳板,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华丽的一跳了。恰在此时,绛都的晋惠公告别了人世,大子圉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公。相对于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的热情招待,秦穆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顾重耳六十二岁的高龄,一古脑将五位公室的女儿嫁给了重耳,其中包括原大子圉的夫人怀嬴。对于这一安排,重耳感激之余,觉得难以接受。毕竟大子圉是自己的侄子,怀赢是自己的侄媳妇,太亲了,下不了手。然而怀嬴又是秦穆公最喜欢的女儿,娶了怀嬴,可以加强与秦国的关系,秦穆公更会全力以赴,帮助重耳回到晋国。重耳感到相当为难,他不断对自己人说,抢侄子的老婆,于心何忍?狐偃和赵衰笑而不答,倒是胥臣季臼用一句话打消了他的疑虑:“您还要抢人家的国家呢,抢人家老婆算得了什么?”言下之意,您就别假惺惺推辞,开开心心去做那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勾当吧。胥臣季臼这话说得很流氓,但是很有道理。生于公室之家,婚姻就是政治,哪容得你温文尔雅呢?重耳于是接受了秦穆公的好意,不过他心里面还是有障碍。怀嬴嫁给他的第一天,侍奉他洗漱,重耳的道德感突然涌现,厌恶地拿手挡了一下,将怀嬴推开了。怀嬴自大子圉逃回晋国后,一直闷闷不乐,不得已嫁给眼前这个糟老头,就更加不开心。重耳这一推,终于使得她爆发了:“秦国和晋国地位相等,凭什么看不起我?!”重耳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将夫妻之间的小事上升到这个政治高度。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如果怀嬴跑到秦穆公那里去告他一状,说他看不起秦国,这十几年的苦就白吃了。这对于重耳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甚至怀疑,怀嬴是不是心里只有大子圉,因而演出这么一出戏来坏他的大事。大子圉年轻力壮,又与怀嬴有数年的夫妻之情,怀嬴心里向着大子圉,几乎是不用置疑的。重耳暗自骂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要防范这个妇人耍小心眼,居然让她给揪着了小辫子。“不行,我绝对不能在这里抛锚!”他对自己说,脑子里飞快地计划着如何挽救局面。那个年代不兴跪搓衣板,重耳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向怀嬴认错:他将衣服脱下来,光着上身,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这一招很有效果。怀嬴有没有就此原谅他,谁也不知道,但秦穆公听到这件事,倒是很开心地笑了一阵。男人打骂老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哪里有像重耳这样,推了一下老婆就立马自囚认罪的?秦穆公想,重耳这样做倒不是怕老婆,而是打心眼里尊重秦国吧。为了给重耳找个台阶下,他派人前去重耳家里,邀请他来参加宴会。重耳穿好衣服,叫上狐偃,要他陪自己一起去。狐偃推辞道:“宴饮吟诗,我不如赵衰有文才,请您带赵衰去吧。”重耳奇怪地看了狐偃一眼,也没说什么,就依他把赵衰带去了。那次宴会的气氛极其融洽。重耳给秦穆公祝酒的时候,赋了一首《河水》之诗,大概意思是河水向东流,最终归于大海。诗里面的海,自然是指秦国。秦穆公很高兴,回了一首《六月》之诗。重耳没听出门道,赵衰却听明白了,他在一旁唱道:“重耳拜谢秦伯之赐!”重耳连忙吭哧吭哧地跑到阶下,朝秦穆公稽首。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尊重地答谢重耳。回来之后,赵衰告诉重耳,《六月》之诗写的是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出征时的场景,秦穆公以这首诗相赠,是希望重耳也担负起辅佐天子的重任,所以一定要下拜表示感谢。所谓辅佐天子,自然是建立像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了。话分两头,狐偃没去参加那次宴会,是因为他刚刚接到来自晋国的一封密函,他的父亲狐突被晋怀公赐死了。晋怀公上台之后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任何人追随重耳在外流亡。对于已经跟随重耳的人,他公布了一个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还不回国,则杀其家人,绝不赦免。这一招,等于是对重耳釜底抽薪,然而收效甚微。狐突的两个儿子狐毛和狐偃都跟着重耳,过了那个期限,晋怀公将狐突抓起来,逼他说:“赶快要你的两个儿子回来,我就赦免你。”狐突神情自若,面不改色,摇摇头:“儿子长到能做官的年龄,父亲就要教他如何忠义,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为官之前,签名宣誓效忠,就是为了防止产生二心。现在我的两个儿子效忠重耳,已经有很多年了,如果我召他们回来侍奉您,就是教他们不忠。要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这么做了,又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呢?”老头转过头直视晋怀公的眼睛,无所畏惧,“刑罚有度,不滥杀无辜,是因为国君圣明,也是为臣的愿望。刑罚无度,是因为国君喜欢摆威风。随意给臣子安罪名,谁又没罪呢?我听任您处置。”狐突这话,点了晋惠公、晋怀公父子的死穴:他们都是那种对自己很宽容,对别人很苛刻,抓着人家任何一点小毛病都能做文章的人,给别人安罪名,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晋怀公当然也不会反思自己有什么不对,给狐突判了死刑。狐突在晋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他的死引起了朝野的不满,大夫卜偃称病不出,而且对人说:“国君开明,百姓才心服口服;国君不明是非,想通过杀人来耍威风,难道不是适得其反?主公即位以来,咱们没看到他的仁德,只听到他杀人的消息,他这国君恐怕当不长久了。”可想而知,晋怀公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到了最低点。公元前636年春天,重耳在秦国大军的护送下,启程返回晋国。这时,距他自蒲城逃亡出国,已经有二十年了。东渡黄河的时候,狐偃突然跪在他面前,将原来重耳赐给他的一双玉璧举在头顶,还给重耳,说:“这些年来我追随着您流亡天下,犯了不少错误,有的事情罪不可赦,不用您说,我自己都清楚。请允许我就此告别,继续流亡,以示惩戒。”狐偃所说的罪不可赦,自然是指当年在齐国与齐姜合谋将重耳灌醉,挟持其西行回国之事。当时重耳十分恼火,甚至说出了“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之类的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事情基本上是成了,狐偃也不用担心重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但狐偃知道,自己虽然与重耳患难与共,并不代表今后可以万无一失地同享富贵。万一哪天重耳嫌他烦了,翻出陈年旧账,给

                      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的女儿,获得了秦穆公的敬重,于是,秦穆公对重耳报以重礼,坚决支持他回国继位。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二月,在晋国大臣的支持下,重耳被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继位为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晋文公重耳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圉。秦穆公围郑烛之武退师晋文公是一位英主。他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迅速成为一代霸主。面对晋文公治理下迅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首先采取了全面合作的态度。一是协助晋文公解决周襄王时的内乱(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二是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帮助晋文公围郑。但是,这一次围郑,对秦穆公触动很大。晋文公这一次攻打郑国主要是出于私怨。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国君对他很不友好(过郑,郑文公弗礼),重耳耿耿于怀,因此,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后,便要讨伐郑国,以雪此仇。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围困,郑国决定派出使者烛之武游说秦穆公。夜间,郑军把烛之武用绳子从被围困的城墙上放下来,让他面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攻郑,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但是,灭了郑国,对秦国并不利。因为从地理上看,郑国与秦国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灭了郑国,只能扩大晋国的领土,对晋国有利,而不是对秦国有利。邻国的土地增多了,只能使秦国的领土势力相对变小(邻之厚,君之薄也)。而且晋国贪得无厌,向东灭了郑国,必然向西扩张,如果不侵占秦国的土地,它还会向哪里扩张(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秦穆公(秦伯说),秦穆公马上与郑国订立盟约,而且派了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使祀子、逢孙、扬孙戍之),自己才撤兵。秦穆公突然撤兵,晋文公无奈,亦撤兵而回。这次围郑,不了了之。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去世。赛叔哭师穆公伐晋恰在此时,两年前秦穆公派驻郑国的秦将杞子捎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已经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了郑国北门的钥匙(北门之管),如果派兵悄悄进军,郑国的国都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国可得也)。秦穆公听说后,立即征询两位重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这两位重臣都坚决反对远程袭郑。因为,秦国的势力在今陕西,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中间隔着一个强大的晋国。所以,百里奚、蹇叔认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们没听说过千里奔袭能成功的。因为,如果长途跋涉去偷袭一个国家,最终很有可能会拖垮自己的军队;对方也一定会有所准备,恐怕劳而无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但是,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决心奔袭郑国,连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在与晋国周旋的三十余年中,秦穆公一直非常谨慎,一直不急于东扩。为什么这一次秦穆公要坚决东扩了呢?第一是因为晋文公去世;第二,秦穆公自我感觉良好。秦穆公自继承王位以来,和晋国四位国君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接触频仍,只有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他还没有来得及打交道。这四位晋国国君中,秦穆公最器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的去世让他感到晋国有作为的国君已经没有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扩了。秦穆公自继位以来,在东扩的道路上一直非常谨慎,从不敢迈大步。秦穆公三救晋难,打的都是政治牌,但是,此时秦穆公已经在位三十二年,人生的旅途已经走完大半,秦穆公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所以,这一次,秦穆公重新部署,开始打军事牌了。于是,他任命了三位将军,其中,就有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出征的那一天,百里奚和蹇叔两个人放声大哭。赛叔一边哭,一边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穆公派人冲着蹇叔大吼:“你懂什么?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墓地上的树都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他还怒气冲冲地对百里奚、蹇叔说:“孤发兵而子沮吾军,何也?”两位老臣回答:我们不敢影响军队士气,只是我们俩的儿子都要从军。俺俩年龄大了,恐怕他们这一去我们就见不到儿子了。然后,两个老臣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肯定要打败仗,而且一定是在殽山。那就是秦军的葬身之地,我们只能等着在那里给你们收尸了。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兵东进,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到周地去卖,刚好碰见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并且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说:听说贵国要丢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这话,立即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国。滑国当时是晋国的附属国。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国(秦侮我丧,因丧破我滑)。于是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全军覆灭,还俘获了秦国的三位将军。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我父亲对这三个人恨之人骨,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晋襄公便放了这三位将军归国。百里孟明视等三位将军回国的时候,秦穆公穿着自色丧服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他们三个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二三子),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准备全力洗雪这个耻辱。秦穆公不但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棒禄,还厚待他们。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派孟明视等人率兵进攻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就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以示不凯旋不回国之心。我们都知道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但一般不知道沉舟这一战法的专利应当属于秦穆公。秦军众志成城,沉舟而战,晋军震恐。结果,这一仗秦军大败晋军,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jiāo,郊)地,为殽山战役报了仇。秦穆公渡过黄河,亲自为殽山战役牺牲曝骨三年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天,并向秦军发誓说:古人办事都要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我自己没有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劝告造成重大过失,我要让后代永远铭记这次过失(令后世以记余过)。秦穆公毕生致力于东扩,终于打败晋国,报了殽山战败之仇。但是,秦军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没有受到重创,晋国仍然是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遗憾的是,秦穆公并未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就撒手人寰。秦穆公是一代英主,他在位三十九年,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招贤纳士,用由余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百里奚、蹇叔,与东方强大的晋国周旋,见机行事,逐步蚕食其土,并在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历经十五代国君,近二百六十年,都忙于争权,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才重新续写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如何重整旗鼓、开疆拓土的呢?第6章孝公变法公元前338年的一夭傍晚,一位匆匆忙忙从秦国商地(今陕西商县)逃往魏国的人,想在边关的客店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客店的主人告诉他:商君立法,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人若留宿,也要连带判罪。你没有证件,我不能留你。这个人长叹一声说:商君变法怎么弄到这种程度!这位客人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这个客店。其实,这位要住店的客人就是立法的商鞅。他在秦国成、功地实施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位对秦国作出如此巨大责献的变法者,现在却如丧家之犬,惶惶逃命,最终他也未能逃脱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呢?为什么他制定并实施的能使秦国富强的变法给他带来的是惨死的结局?公叔痤举荐卫鞅魏惠王佯应实违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庶孽公子),原名公孙鞅,因为生在卫国,也叫卫鞅。商鞅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初人政坛是在魏相公叔座(cuó,搓,阳平)手下做官。公叔座深知商鞅的才能,他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这个机会还没到来,公叔痤自己就病危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叔痤家中探视,并向他询问:万一您有什么不测,有谁能像你一样辅佐我治理国家?公叔座回答:我手下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很年轻,但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默然无语。魏惠王临走的时候,公叔座斥退左右之人,悄悄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其他国家去(王即不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奄奄一息的公叔痤的请求。公叔痤请求魏惠王若不用商鞅必杀之,本意是想说服他起用商鞅,公叔痤看出魏惠王不想重用商鞅,所以魏惠王一走,他马上把公孙鞅叫来说:刚才魏惠王问我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但我看他没有重用你的意思。因为我做事一直本着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所以,刚才告诉魏惠王,如果不能用你,一定要杀了你,千万不能让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赶紧逃命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公孙鞅听后,很平静地对公叔痤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事实也的确如此,魏惠王从公叔座家里出来,就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这个老头真是病昏了头,竟然想让我把国家交给毛头小子公孙鞅去治理,简直荒唐之极!因此,公孙鞅并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也没有杀害他。公叔痤贵为魏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商鞅推崇备至,极力推举,首先是因为商鞅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更显示出公叔座不一般的胸怀和勇敢。古今中外,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如公叔痤)赞扬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如商鞅),不仅仅需要慧眼识才,更需要勇敢无畏。可惜的是,公叔痤对商鞅的赞扬为时已晚。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公叔座了解商鞅,却不了解魏惠王。商鞅断定魏惠王不会杀害自己,证明了商鞅的聪慧。商鞅一再有才,到此为止也只不过是已故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中庶子),他又怎么会跑到秦国施行变法呢?秦孝公广招贤才公孙鞅火速人秦商鞅人生的改变都是秦孝公惹的祸。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之时,当时秦国东边的六个强国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成了气候。周天子的力量更加衰落,诸侯之间不断厮杀,互相吞并。秦国远处雍州(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被山东六国当作夷翟(dí,敌)看待,并且时刻有被他国侵吞的可能。这种政治局面使颇有雄心壮志的秦孝公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秦穆公时代那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秦孝公痛下决心,公开提出:谁能够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起来,我愿意给他高官厚禄,而且将土地分给他(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与之分土”这句话出自一位国君之口极其不易,分量极重。说它不易,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许下分地与人的国君;说它分量极重,因为这句话对天下贤才的杀伤力极强!谁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够分到赏地?除非他一无所求!秦孝公之所以要变法图强,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对秦穆公业绩的仰慕,秦穆公当年“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孝公对穆公取得的丰功伟业与荣耀钦羡不已。二是对当时秦国地位低下的痛心,穆公时夺来的河西之地,又被夺走,东方诸侯看不起秦国,鄙视其为戎翟,不把秦国当成正式成员看待,这使秦孝公感到了强烈的耻辱(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知耻而后勇,秦孝公痛感秦国必须变法图强,奋起直追。而要强大富强,超越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所以,秦孝公决心求贤。秦孝公求贤不仅决心极大,而且撒开大网,范围极广。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宾客”和“群臣”。不仅限于秦国的“群臣”,六国来的“宾客”也不拒绝。这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招募人才。秦孝公大张旗鼓地以土地与官爵为饵、网罗天卞人才的政令,就像电波一样,越过边界。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魏国赶来,参加秦国的人才招聘大会,他就是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满怀着求取富贵的目的,商鞅来到秦国,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景太监、(景监),请他安排自己和秦孝公见面。太监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后世不少人也曾经因为商鞅最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一事批评商鞅,但是,商鞅当时急于见到秦孝公,推行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术,而他在秦国又一无亲朋,二无好友,不找秦孝公宠幸的景监能找谁?商鞅见到秦孝公后,秦孝公对商鞅先后进行了四场面试。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大讲“帝道”(五帝之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大骂景监:你那位客人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人(妄人)。第二次见秦孝公,商鞅大讲“王道”(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春秋五霸),秦孝公听得有点兴奋了,但还是没有特别感兴趣。第四次见秦孝公,商鞍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傻了,一个劲儿往商鞍跟前凑,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的人才。从此,商鞅大得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商欺没有辜负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他的变法政策使秦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寻觅人才时的承诺,给商鞅加官晋爵、赐予封地。那么,求富得富、求贵得贵、要官有官、要地有地的商鞅怎么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呢?怎么会可能发生本篇开头叙述的像丧家之犬匆匆逃离秦国的事呢?富贵,缘于变法;逃奔,亦缘于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建县制要了解商鞅为何匆忙逃命,必须从他变法的具体内容谈起。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第一,改革政治制度。商鞅变法是一场政治制度的深刻变改,这种制度变革在商鞅变法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合并乡邑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在全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每个县又都安排了县令、县丞(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君列传》,《秦本纪》是四十一县),县令、县丞必须由国君直接任命。这项制度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合并了一些行政区划,但是,它的内容绝非那么简单。把国家的基层政权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这一套基层政权的建制刚好是秦始皇统一帝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制的雏形。此项措施具有两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是基层政权的长官由国君亲自任命,而国君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制的肇端。二是它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直接催生了官僚制。2.官僚制的雏形西周、东周时期,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项制度被称为世袭制,它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其中,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叫世卿,封邑的世袭叫世禄。世卿是政治地位,世禄是经济地位。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三

                      日韩AV电影大全免费的,金翅天龙也只有你一个人才看得到,还有莫名的天书和神奇的镜子,这一切你不觉得奇怪吗?”林岳的话让我浑身一震,其实自己一直都在刻意回避着这些疑问,包括在研究《闻风拾水录》的时候也只是在下意识地把它当作某种史志资料,而并未从中探究缘由。“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林岳摇头晃脑地朗声诵读起来,这段文字听来十分耳熟,难道就是……我神经质地翻开放在一边的《闻风拾水录》,林岳诵读的竟然是开篇题注的语句。“是我抄录给林岳的,但是只抄录的这段~~”晖儿小声的说道,一脸的歉意,“发现应蚺以后,我总觉得你与往常不太一样,所以和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有可能是你的体质不同,所以就从书上找答案,抄下了这段文字。”我无声地握了握晖儿的手,温和地笑了笑。其实,我丝毫没有责怪晖儿的意思,虽然玄妙但毕竟这书也不是什么家传绝学不可示人的。只是林岳突然间诵读的这段文字,其中必定有所深意,这小子的脾性我了如指掌,他绝不会是在炫耀自己的记忆力。“直说吧,你小子窥出了点什么门道?”那题注只有寥寥数字,我确实没有仔细去研究过。“其实你的古文功底和我差不多,单就字面上你我的理解能力应该是一样的。我只是结合你最近身上发生的事情才推断出这段文字背后的意思。”林岳正色说道,“文字里把类似应蚺、金翅天龙这类生物称之为‘虚’,这种东西在常态下普通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你或者说是书的传承者则可以通过耳朵来‘看到’。”“通过耳朵来‘看到’?这什么意思?我的耳朵有那么神奇吗?”我言下疑惑,脑海中飞速回忆着当初看到应蚺和金翅天龙的情景。“这些‘虚’虽然肉眼看不到,但还是会对空气流动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你们的耳朵可以识别空气流动的改变,反映到大脑中形成图像,就变成看到了。”林岳咧嘴一笑,双手张开做飞行状,“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老兄和蝙蝠可能是近亲,只不过你不需要从嘴里发射超声波。”“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纳虚于掌,于心一线,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完全没有理会林岳的玩笑,口中喃喃地诵读着题注那仅有的两句文字。林岳的推测与我心中的逻辑不谋而合,这两句题注应该就是类似心法口诀之类的文字,《闻风拾水录》应该也就是根据持有者的体质特点而定的,这样推断的话……“我身上的这种能力应该就是这本书名的‘闻风’。”我扬了扬手上的书稿,“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我还有一种能力叫作‘拾水’?”“关于听风能力,我推测上次你发病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影响,改变了你的听力结构。而至于‘拾水’,我想书上那后半句的意思老凡你应该也有点感觉了吧?”林岳不答反问。“你意思是‘拾水’同样也是需要条件才能触发的,‘纳虚于掌’就是触发条件。”我脑中一片明亮。“哪来那么多废话,我今天把金翅天龙也带来了,只要试试看就可以解答这个疑问了。”S从包里拿出了那个盛放金翅天龙的盒子,放在床边的柜子上。“亦凡,小心点。”晖儿握了握我的手,温柔的笑容中隐隐有些担忧。我突然有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搞了半天他们三个私下里早就开了小会了,今天是要我当场实验的。不过,与生俱来的好奇与大胆完全抹却了心中这小小的不快,我小心地拿过盒子,放在身前,慢慢打开盒盖,盒中顿时映出一片闪闪的金色。金翅天龙,四条金色的蜈蚣正在盒内老实地趴着,背上的薄翼微微地颤动着。我轻轻地用双手将它们抓了出来捧在手里,四条金灿灿的小家伙只是懒懒地扭动了下身躯,便安静地趴在了我双手之中。“纳虚于掌,于心一线。”脑海中闪现出刚才的话语,我轻轻地虚合起双手,想着金翅天龙融入我手掌的念头。不一会,掌心传来一阵热辣的刺痛,慢慢地,这种热辣的刺痛感遍布了我的双手、手臂,最后直冲我的大脑。难道是金翅天龙咬了我,我中毒了?我心头一悸,双手正要分开,却只见林岳端来一盆水一把把我的双手按进了水里。清凉的感觉顿时自手掌传遍了全身,连大脑都感受到了无比的畅快,我长呼一口气,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床上。晖儿担忧地为我擦拭着额头渗出的汗水,轻声询问着我。S则好奇地看着我的双手,仿佛想看出点什么似的。林岳端着空盆从屋外进来摇头道:“就怕你老兄被咬,所以特地准备了这盆药水,看来还真派上用场了。怎么样,手上没什么热麻痛痒的吧?”“嗯,谢谢你小子的火龙草药。”我有气无力的答道,刚才的那阵刺痛竟似伤了我的元气。“专门准备了蛇虫咬伤的药水,还真够朋友,你中指上被烫的地方好些了吧。”“你(我)怎么知道……”林岳几乎和我同时失声说道,林岳慢慢伸出左手,在中指上有一个不小的燎泡,周围亮晶晶的像是涂着一些药膏,一个场景在我脑海映过,那是林岳熬药时的镜头。“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低声念道,林岳也会心的点了点头。是刚才的那盆药水提供了信息,这就是“拾水”吗?这么说来,我们刚才的实验成功了?晖儿明白了什么似的笑了笑,把我的手放进了被子,掖好被角:“你先休息会,刚才的样子一定很伤元气。”“啊,瞧我这医生都没你老婆细心。”其实这个满嘴打哈哈的家伙骨子里是个绝对细心的男人,“那我和S先撤了,改天再来看你。”“不好意思,我现在必须搅下局。”S不知何时又开始捣鼓起她的笔记本电脑了,“刚才王亦凡红肿的手掌给我了一个提示,我用红线连接标记了所有主体地基,结果你们看!”刚才的那张基建图此刻已被纵横有致的红色线条划分的七零八落,我们三人看得一头雾水,S带着神秘莫测的笑容滚动了两下鼠标滚轮,整张图纸顿时缩小了尺寸,一片红线组成的图案几乎让我惊呼了出来。这是一个红色方框,中间嵌着三个篆字,整副图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印章扣在白纸上留下的印记。“神奇吧?”S得意地笑着,“我猜这一定是什么高人留下来的符咒。”“不是符咒,是印。”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是天罡七印中的锐金印!”我大致地向大家解释了一下天罡七印的来历,《闻风拾水录》中记载的篆印是依照金、木、水、火、土、风、雷七种自然元素订立的封印,并按照北斗七星的星辰变幻方式布局出七种印记的篆体写法,所以每个篆字都与一般的篆字不同,这七种印记彼此呼应并称天罡七印。“一般地基中都有一定的金属物质用以加固,而这些金属物又正好可以用来构成‘金’性的锐金印。”S若有所思地说道,“金克木,应蚺是‘木旺金虚’。也就是说,这个锐金印是专门用来封印‘木’性的应蚺的。最近我们那里拆迁曾挖掉过几个地基,所以锐金印就被破坏了。”“不过总算我们运气好,找到了金翅天龙,这个封印存在与否已经并不重要了。”林岳轻呼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说道。“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我面色阴沉地靠在枕头上,心中一阵不祥,“照书上的记载,天罡七印布阵一向彼此呼应,这么偌大的一个锐金印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那就是说,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六个印?”林岳的脸色也阴了下来。“一个锐金印被破坏了,其他六个印也会受到影响。”我叹了口气,默默地看着手中的书稿,“而且,整个城市正处在重新规划的市政动迁中。”五、彼岸“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下去按照各自的工作单安排自己的工作。”我端着咖啡杯走出了会议室。出院后的工作和生活依旧有如往常,虽然心中的那个结隐隐地总在提醒着我一些什么,但平静无奇的时日已使我渐渐淡忘了那突如其来的插曲。现在已是午饭时间,可能是晖儿的营养早餐过于丰盛了,以至于我一点饥饿的感觉都没有。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随意地打开浏览器,习惯性地在门户网站上看起新闻来。国际恐怖事件、萨达姆被绞杀、美国制裁法案、国内反贪大案……一个个醒目的标题夹杂着“衣衫褴褛”的女性图片充斥着所有的版面,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这个世界的表层尚且如此黑暗,素不知它的内部已经腐化到了哪种程度了呢?百无聊赖间我打开了都市新闻的社会娱乐版块,随意地翻阅着一些八卦奇闻的报道聊以自娱。“呜~~”桌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是晖儿的来电:“老公,我今天要加班,晚上八点左右你来接我好吗?”“好的,要不要给你带点吃的过来?”晖儿最近公司异常地忙碌,加班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随便带点什么,简单又能填饱肚子的就行。Bye~~”晖儿的声音听来十分的疲倦,我一阵忍不住的心疼。晖儿的公司在城南的一处闹中取静的别墅区,因为我已是这里的常客,这里的保安人员总是会客气地和我打着招呼放行。只不过,今天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一脸歉意地向我敬了个礼:“王先生,很抱歉,园区内因为地下水道塌陷正在抢修,只能劳驾您绕道行驶了。”在几乎绕行了整个园区之后,我终于到了晖儿公司的门前。关上车门,我的目光迅速被一片血红吸引了,好美的花!别墅门前的空地上遍布着大片的彼岸花,朵朵绽放的条状花瓣妖娆地盘卷出一种不可方物的美态,仿佛一队豆蔻娇艳的少女摩挲着红色的纱裙,羞涩地向我招手。“亦凡。”晖儿的声音自上方传来,把我从一片绮思中惊醒,下意识地抬头,发现晖儿正从二楼的窗口向我微笑,身边则站着一脸偷笑的S,我隐隐有些不妙的预感。“又是这些垃圾食品!”痛苦间我手中的食品袋无力地掉落在了地上,面前的办公桌上赫然堆满了“KFC”字样的大小纸袋,满桌狼藉的样子让我想象到她俩风卷残云的场面,“你们就不能不吃这东西?”“不吃这个?”S唬着脸瞪大了一双丹凤眼,“等你过来?然后给我们两个饿殍收尸吗?!”我一阵抓狂,这丫头似乎没事总喜欢和我抬杠,自上次应蚺事件之后虽说有所收敛,但总是隔三差五的故态复萌。也许我的涵养功夫真的是敌不过她随口的三言两语,突然发现相形之下我更在意的是这点。“呵呵,S办事顺道过来看我,听我没吃饭就买了这些过来。”晖儿笑着解了围。“嗯,算了,既然都吃过了,我也只好打包带回家当宵夜了。”我顺着台阶开始转移话题,“你们门口的彼岸花开的不错,我刚进门那会都看得如神了。”“那是老板年前种的,不开花的时候孤零零地两片叶子,如果不是入秋开放的话都不会查觉它的存在。”晖儿懒懒地说道,看来手头的工作带来的副作用真的不小。“你公司最近怎么搞的那么紧张啊?”我满腹牢骚地看了看周遭的环境,偌大的办公室内竟然只有晖儿一人在加班,凌乱的办公桌处处可见。“没办法,人手不足。”晖儿无奈地做了个摊手的动作,“你出院前那段时间公司里有三个职员病倒了,据说是贫血。”“你们老板太抠门了,天天压榨你们的血汗,不贫血才怪。”S一边消灭着剩余的薯条一边摇头道,“我就是看穿了,参透了,所以才跳出三界外不入这五行中。”“呵呵,我们老总还算厚道的,做老板的也是身不由己。”有时觉得晖儿的胸怀比我这个七尺男儿要宽广得多,“不过,公司几个暗地不满的人趁机煽风点火,所以最近有一批同事都辞职离开了。”“彼岸花,花开彼岸。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S站在窗边看着满地的花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还是喜欢它原来的名字,蔓珠莎华,天上之花,白色轻柔,见此花者,恶自去除。”我笑了笑,懒得去和S讨论这佛教中的罗曼蒂克,帮着晖儿收拾好东西,提着包袋径直下楼发动了停在门口的车。晖儿和S饶有兴致地采了几支花带走,在她俩关上车门的时候,我望了一眼车窗外那绚烂的红色,彼岸花,真的只开在幸福的彼岸吗?……“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他入院的主治医生不是我。”林岳一脸怨艾无辜的表情让我看到了漫天的六月飘雪,“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不是FBI啊。”“救死扶伤的医生?”晖儿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小萌入院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只不过是贫血,怎么会那么快死亡?”小萌是晖儿的助手,北方来的大学生,一个欢快可爱的小女生。晖儿一直把她当作妹妹般疼爱关心着。一周前由于同样的贫血症状送进了林岳他们的医院,但仅仅数天的时间便宣告不治死亡。院方始终不肯说出病患死亡的原因,只是在死亡证明上含糊其辞地写了两个字“猝死”。由于小萌的家乡离本市很远,家庭条件又比较艰苦,因此晖儿主动承担了小萌的一些医疗费用,并时常探望。当小萌的父母从晖儿手中接过骨灰盒时,两位老人悲伤的哭声让我几近泪下。晖儿公司的老总因为几位职员相继病倒,现在又出现了死亡的病例,心惊不已,下令全司带薪休假,部分剩余业务可在家SOHO。我看着晖儿在家闷闷不乐的样子知道她对小萌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于是便趁着休息把林岳抓出来想探听个究竟。“嫂子,我的姑奶奶哎~~”林岳哭丧着脸就差没唱《窦娥冤》了,“你也不能这么诛连九族啊?医院的责任怎么都丢我头上来了?”“算了晖儿,林岳也只是医院中的一份子,他也无权干涉全局的。”我看林岳实在是挂不住,便出声劝解道。“对不起,林岳,我也不是有意迁怒你。”晖儿冷静了下,歉意地说道,“我只是觉得对小萌太不公平了……”“我能理解嫂子你的心情,换作我我也会和你一样。”林岳露出一种难得一见的正色,缓声说道,“不过,这件事情的确有些蹊跷,我们院还收治了几名和小萌同样症状的病患,前后也是相继死亡,但是死亡的具体情况却始终封锁着,据说是警方插手了这件事情。”“警方?!”我隐隐感觉到事情远比之前预计的要复杂了,“他们插手的话一定是有什么案件牵连,难不成怀疑是投毒或生化试验?”“您真内行~~”林岳一脸的不以为然,“论恐怖事件,恐怕要等美国那边被灭了,咱们才会有缘得见一回呢。”“少给我来酸的,说正题。”我差点一烟缸丢过去,“这件事上给我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担心会和天罡七印封印的怪物有关。”“你意思是他们都被什么缠上了?”林岳手中的烟一抖,似乎打了个冷颤。“难说,你最好能帮忙查探一下病人的资料什么的,或许能有什么线索。”呼出一口烟雾,我若有所思地说道,“天罡七印下面封着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麻烦。”“亦凡,我有些不舒服,你们聊,我先回去了。”晖儿的泛白地说道,起身间身躯微微有些摇晃。“今天也没什么多说的了,我这就想法子去了解点情况。老凡你还是赶紧扶嫂子回去休息吧。”林岳见状连忙起身,一付脚底抹油的样子,话音没落就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门口。晖儿似乎是近期积累的疲劳一度并发了,回到家后倒头便睡,这一睡便是一天。次日清晨,我担心地探视后发现她竟微微地有些发烧,便扶起她喂了些退烧的药物。就在我心神不定的时候,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老凡,不对劲,不对劲。”林岳气急败坏的声音让我下意识地将听筒拿开了一段距离。“我看是你小子不对劲吧?一大早的我耳朵都被你吵聋了。”我刚要发作,脑中不由得一闪,“是不是那几个病人和‘虚’有关?!”“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东西可能比应蚺要棘手。”林岳那里的声音嘈杂不堪,“我路上,不多说了,我十分钟后到你家。”挂上电话,我回房看了看晖儿,额上热度没有消退的迹象,看来必须送医院了。林岳这小子怎么还不到?!我有些烦躁地在客厅来回走动着,吧台上几支鲜艳的彼岸花在我的带动的空气中妖冶地晃动着花瓣。彼岸花,我停下身形仔细地凝望着那一抹血红,你盛开的地方真的是幸福的彼岸吗?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后,我在门口见到了气喘吁吁

                      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门派划分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袁氏

                      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李悝变法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战神吴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

                      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

                      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

                      玉器所获取的则是超越衣食住行的精神生活、信仰和观念形态。玉是观念形态的物化,是精神生活的载体。王鲁湘:也就是说,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突变力量,其实就是精神的动力。在这个陈列柜里,我看到好像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把良渚玉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琮、钺和璧放到一起。牟永抗:这三件玉器,是当时良渚社会权力结构的三个代表,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琮是神权的代表,钺是军权的代表,璧是财富的代表。财权、军权和皇权,在当时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实际上这三权,就是上层的权力结构。王鲁湘:这三权是合一的还是分开的?牟永抗:是分开的,但也有交叉。在遥远的年代,为了打造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神器,我们的祖先曾费尽千辛万苦,通过双手和最为原始的工具,将坚硬的玉料切割、加工、打磨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器。然而,处于文明初始阶段的祖先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玉作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呢?牟永抗:为什么选择玉呢?我的感觉是,玉代表了人类对光的一种向往、祈求。王鲁湘: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信仰都是崇拜光的。牟永抗: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农业需要光的作用。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光合作用,但是人们知道只有风调雨顺、光线充足,禾类作物才可以丰收。处于采集时代的人们,如果今天采集不到东西,明天可以采集得到;可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如果一季没有收获,就不是一天两天没有东西吃了,因此,人们对光的崇拜、恐惧心理就更大了,总希望能够控制光,使之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对于光,人们既害怕它,又希望去支配它。王鲁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崇拜的钻石,它的光泽度比玉要高,这种石头是不是更适宜代表光呢?牟永抗:可是钻石呈现的是强烈的反射光,是直线光,是一种强烈性的表现。西方人对光的追求跟我们东方完全相反。其实从玉矿资源上讲,西方玉的产地比我们多,它们的产量都是上万吨,但现在他们把玉用做装饰材料,跟我们把大理石当地砖一样用。玉所反射的光芒,是淡雅的、柔润的,不是强烈的、散裂状的。所以我提到,东方观念形态的核心背后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这从玉文化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王鲁湘:对,儒家常说一位君子的品性应当是温文尔雅、“温其如玉”的18。牟永抗:所以玉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后面的精神状态是跟中华民族的传统连在一起的。神人兽面像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在良渚玉器众多的精美纹饰中,一个神秘的图案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几乎所有种类的玉器上,绝不是随意刻画的。它头戴羽冠,身骑神兽,俨然一个蓄势待发的英俊战神。图案的精致程度也达到了极致:通过放大镜可以发现,在一毫米宽度内,竟刻着四五条细线,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虔诚信念。对良渚人来说,它应该是他们崇拜的一个神。考古学家们也将它视为良渚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图案。牟永抗:良渚文化里所有的玉琮上面都有我们叫做“神人兽面像”的图形。它的上面是神人,下面是兽。一开始我看错了,把上面那个帽子看成是额骨,把下面两个兽眼睛看成是神人的眼睛,把兽眼睛旁边的神人手臂看成了神人的眉毛。神人的两个手,我看成了神人的两个颧骨;兽面下的两条兽腿,我看成了神人的下巴。王鲁湘:你把它整体地看成一个人,没看到是神人和神兽的组合。牟永抗:因为刚出土的玉器还不能洗,我们把它摆在干燥剂上,让它自然干燥。我用照相机给它拍照以后,用放大镜观看,发现原来所认为的眉毛上面有手指甲,这才明白这个地方是手,于是神人兽面便分开了,这是我认识的第二阶段。那么上面的部分是帽子吗?其实看作帽子是不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戴了一顶帽子,“风”字形的帽子,怎么会戴两顶帽子呢?王鲁湘:有人说这个是在冠饰上插的羽毛。牟永抗:羽毛外面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偶然在纳西族的东巴文里找到了。东巴文的“天”字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它象征天空。这样解读以后,我认为它是东方的太阳神,是太阳光的神化。王鲁湘:那么下面这个兽是现实自然界中的某种兽,还是古人完全想象出来的一种兽?牟永抗:应该说它既是具体有所指的,但又不是。它是具体的兽被人抽象、又加上人的观念以后的产物。比如说,它的爪像老虎,但是老虎的爪子只有在发怒的那一刹那才露出来,这是人们把老虎刹那间愤怒的某些形象固定下来了。如果它具体地是哪个兽,就不能成为神兽;它只有既是又不是具体的兽,才高于具体的兽,才能成为神兽。王鲁湘:那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兽呢?牟永抗:现在还不能确定,只知道是个猛兽。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说,这个是东方的太阳神,跟西方骑在马上的太阳神有所区别,跟埃及坐在船上的太阳神也有不同,这个是骑兽的太阳神。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神徽,当时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神徽是固定的,像徽章。王鲁湘:这个神兽的图案也相对固定了啊。牟永抗:不是,它的形态一直在演变,所以如果说是徽化的就是定局化了。但我觉得“神徽”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表明当时还不是一神崇拜,但也不是万物有灵阶段平等的多神崇拜,而是在多神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神崇拜。王鲁湘:就像古希腊的时候有众神崇拜,但是众神中间有一个主神宙斯。牟永抗:人类宗教信仰的发展,就是经历了多神崇拜、多神中的主神崇拜、一神崇拜这三个阶段。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看,世界其他几个文明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都出现了一神崇拜,出现了教主、教义。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而是萨满巫师的系统,这个神人兽面就是一种主神。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原创力,中华文明在没有进入一神宗教的阶段就进入了文明时期,这就是中华传统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鲁湘:这个主神的出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环太湖流域地区在信仰上,已经趋于统一了。牟永抗:应该说是开始出现了一统的雏形。神人兽面图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现在反山、瑶山所见到的神人兽面像是它的早期阶段。其实,在良渚文化的器物中,除了玉器最具代表性以外,还有很多石器和陶器也很重要。五、良渚石器良渚文化石锛牟永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良渚文化的石器,在良渚文化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锛尽管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成批的石锛上面依然保留了当时打制的痕迹,只是在刃部局部磨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成本的计算,还是很精明的。良渚文化石斧王鲁湘:这个石斧做得就比较精细了,显然不是用来进行砍伐的农具。良渚文化石犁良渚文化破土器牟永抗:这个应该是武器,是在狩猎武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战争用武器。作为良渚时期物质生产层面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是发明了石犁。原来那些石锛,或者石斧,都是一种断性的开垦工具,只能一次一次地改变土壤的结构。犁的出现标志着连续性破土工具的出现,能够整体上改变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需要排水,有了这个犁,它就可以犁出沟来,引水排水。这就表明,当时以水稻种植业为标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王鲁湘:那这个破土器呢?牟永抗:破土器是良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很明显是一个被捆绑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缺口。它是斜向的,刃是三角形的,上面是翘起来的。如果要开一条水沟的话,就先用它在地上画出很直的两条线,然后用犁把中间的土起出来。所以这个斜把破土器和推沟犁,是构成当年水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良渚文化石镰第三个就是石镰。在农业起源上,水稻起源的一个很大分歧就是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区别。其实,野生稻稻穗中的种子是逐次成熟的,而栽培稻是整穗成熟的,所以栽培稻可以割,野生稻只能采集。而石镰的出现,正是栽培稻出现的证据。王鲁湘:栽培跟采集不一样,采集还是一个自然经济,而栽培则是生产型经济。牟永抗:所以从采集到生产经济,我们还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开始懂得了储存,懂得了积累财富。在农业没有出现以前,采集时代的人是没有财富概念的。中午吃完以后晚上有没有吃的是不管的,反正到时候总有得吃。而农业出现以后,有了财富积聚,整个社会就开始大踏步前进了。六、良渚陶器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陶器王鲁湘:好像良渚的陶器比较有名的是黑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鼎的足像鱼鳍一样。牟永抗:是啊,鱼鳍形鼎足也是我们当时确定良渚文化的时候给它定的名字,这个陶器的发掘地点不在良渚,而是在良渚以北的太湖边,靠近钱塘江那个地方。我们把这种扁的腿叫做鱼鳍形,现在考古界、学术界都接受了,认为鱼鳍形鼎足是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用的这个词还有所欠缺。王鲁湘:准确地说应该是什么呢?牟永抗:这个应该叫翅形。鱼鳍形的两边都呈弧形。你看良渚的这个陶足,实际上外面都是直的,里边是弧的,所以是翅形。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马家浜、松泽、良渚这些个文化系列中间,还同时存在着许多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这么一支,所以有了翅形和鳍形两个不同的序列,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个更复杂更广泛的过程。王鲁湘:实际上鳍形是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就看到跟鱼鳍一模一样的鼎足,还画有鱼鳍的花纹。牟永抗:对啊,它外面是扁薄的。实际上,鱼鳍形和翅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炊器下面支撑的三条腿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这个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炊器的特色。王鲁湘:黄河流域的鼎足中间是空的。良渚文化豆器牟永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太平洋北岸,就是中南美洲,它那里的陶器里也有三足器。所以提出太平洋文化圈这个概念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一个探索性课题,相对于环地中海文化圈,这个圈博大精深的多。你看这三件,它们都是豆,它这里反映了我们东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烧制的时候不加沙,全是泥的,因此不能加温,不能炊煮。王鲁湘:那就是只能做陈设器或者礼器。牟永抗:对,不能炊煮。它旁边有个圈,里面明显是摆东西用的,应该是神具。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或者缩小一点看,东亚和西亚的饮食文化就很不一样。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所以西餐的餐具都是盘,大大小小的盘。我们东亚以粮食为主食,一道一道菜是副食。副食装在这些豆中,是给众多人享用的,主食则是一人一份。所以副食和主食的分离,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特色。这些器具当然可以用在饮食上,也可以用于祭祀,所以有意把它的形状抬高,提高它的视觉水平。王鲁湘:所以孔夫子很小的时候,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以后是儒家。因为当别的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学摆豆俎这些东西。七、神秘的古良渚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反山、瑶山等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对玉器认识的增加,一个等级分明、有着统一信仰的文明古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考古学家眼中,藏在这些精美器物背后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掘也证明,浙江省余杭县的长命乡,应该就是四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中心城址所在地。现在,这里建起了一个面积为4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在这个区域内,任何需要动土的工程都要经过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的审批。王鲁湘:刘斌,现在的良渚文化保护区是指哪一片区域?刘斌:我们的良渚保护区从北面天目山的支脉一直转过去,转到西头,那儿有几座隐隐约约的山,然后是南面到大雄山,东面到良渚镇的东边。王鲁湘: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中间地带。刘斌:一个小的河谷地带吧,东苕溪就是一直沿着北面的山流过去的。在这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30多处遗址,它的密集程度跟现在的村庄差不多。从更大的环境来讲,从杭州到我们良渚文化保护区的整个地区是一个簸箕形的盆地。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在三四千年以前,无论是从它的山水、气候环境,还是盆地的大小来说,都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刘斌:对。早期的国家一般都比较小,比如史书上说夏代有万国,一个国的范围大概也就这么大。西周在岐山的时候方圆七十里,差不多也就这么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的中心,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横穿其中,它就是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日常饮用、灌溉水田的母亲河——笤溪。王鲁湘:学文学的人都知道《苕溪渔隐丛话》19,没想到苕溪还真的就在这个地方。对良渚人来说,当时这条溪水就存在吗?牟永抗:良渚文化时期这条河就是主河。王鲁湘:也就是说,苕溪两岸是良渚文化聚落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苕溪是良渚人的母亲河。牟永抗:应该可以这样讲。苕溪在涨水时期是条溪水,枯水时期可能是一片湖沼,这片湖沼里面非常适合种植水稻。刘斌:当年的河网应该更密集,每一个山谷里面都有溪水流出来的,大坝修建以后就把河网约束了。牟永抗:苕溪上的这条大堤叫做西险大塘,因为一旦这个堤决口,整个杭州市就会被淹没,所以这条溪和良渚关系甚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北侧的大遮山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高出地面、呈现“L”形的土垣,当地世居的居民称之为“塘山”。《说文解字》中称:“塘,堤也。”这个不知何时叫起的名字也许说明了它的功用。1995年,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碎陶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证实塘山遗址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的一项巨大的防护工程。王鲁湘:这么一道高高的、长长的土垣,应该是人工堆积物吧。刘斌:对。我们经过调查、试掘证明,它整个都是人工堆积的。它的长度现在有6公里左右,包围着良渚遗址。在它以北,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良渚遗址。王鲁湘:这道土垣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刘斌:对。现在它外面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有水的部分,我们由此推测,它当初可能是用来防洪的。再者,在古代,这个山脉还是比较大的,里边可能有很多野兽出没,所以它也要防野兽。王鲁湘:或者还有一些山里的部落也要提防。这就是最早的护城河、最早的城墙。刘斌:对,不管它防什么,总之它是个防护设施。王鲁湘:从世界考古学的范围来看,四千多年前的这个时期,地球上其他的文明地区有没有这么大的人造工程?

                      人全部接回国。福建巡抚许孚远将此事奏明万历皇帝,万历下令将华人接回,但有些华人不愿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菲律宾,所以只接回一部分。西班牙人见岛上华人依然比自己多很多,为对付华人,想出条毒计,先扬言要出征他国,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华人不知是计,将武器卖光,然后西班牙人勒令华人登记,每三百人进一个院子,进去后就被杀,华人见势不妙,发动起义,随即西班牙人炮轰华人,华人共两万人遇难,此年为1603年。西班牙人由于杀人太多,诚惶诚恐,派人向明朝请罪,此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说:“西班牙人杀华人一事不必看得太重,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此事,绝不兴师问罪,尔等西班牙人一贯聪慧,对于此事别害怕,在菲律宾的华人许多都不是良民,不必姑息。”西班牙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此事就这样结束。三十六年后,1639年,菲律宾的华侨又达到三万三千人,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极为苛刻,规定华人的商品除了跟其他居民一样缴纳3%的商税外,还要每年缴纳六十四里尔(西班牙货币单位)的居留税,五里尔的贡税,十二里尔的国库税,此外华人每年还要到菲律宾的加伦巴做苦力。于是菲律宾的华人忍无可忍,发动起义,与西班牙人血战,最终三万三千名华人中的两万余人被杀害,而此时大明风雨飘摇,崇祯无暇顾及,最终只得作罢,无法为华人复仇。被辛亥革命直接改变了命运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们本是天朝贵胄,国家统治集团,但辛亥之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或者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溥仪与载沣按皇室优待条例,民国政权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宫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存在着,宣统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继续宣统纪年,仍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许多遗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赏为荣誉。民国政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清廷给予礼遇和尊重,无奈溥仪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张勋挟持下宣布复辟,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给赶下台。以此理由,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个皇朝就这样凄惨终结。溥仪后来还主动或被动介入一些政治运动,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伪满洲国”总统。1945年被苏联红军抓获,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复公民权利,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仪一生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溥仪并没有留下任何“龙种”。大清皇族中最重要的一支就这样无疾而终。宣统小皇帝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继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当然是光绪帝的弟弟,即宣统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潮的。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他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融入社会的人。载沣儿子一系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四子溥任;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是因为皇族的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风光的时候。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个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嫮生1941年出生,现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溥倛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载沣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职。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1985年回京,后因其身份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金毓峑也是专业人才出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珵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载沣女儿一系载沣的大格格韫媖,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逝。二格格韫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当上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三格格韫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韫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四格格韫娴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五格格韫馨由兄妹介绍,与万嘉熙结婚。万嘉熙为清廷故臣万绳之子。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六格格韫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她于1982年病逝。七格格韫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皇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于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庆亲王一系清廷皇族1911年之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等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结束了。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殁。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商部后更名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的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底病逝。载振的大弟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其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载泽及善耆一系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决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皇族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其他的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的基本队伍。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晚清司法改革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责成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沈家本与伍廷芳,一中一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名也最有成绩的法学专家。沈家本出生于律学世家,他的父亲长时期任职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权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于科举考试,同时也在乃父影响下钻研法律问题,精通中国古典法律,著有《历代刑法考》等专门著作,是中国传统律学向现代法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也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伍廷芳的出身与沈家本大相径庭,他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后被李鸿章招揽幕中。伍廷芳对东西各国近代政治制度、司法体制高度认同,对东西各国法律条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娴熟。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追随李鸿章参与中法谈判、中日谈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伍廷芳是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法律人才,以他对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协助沈家本修订法律,其价值趋向不言而喻。对清廷而言,修订法律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列强的应付,只是使中国法律怎样更好地与西方接轨,不至于直接冲突,屡屡吃亏。然而当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对大清王朝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全面清理之后,发现问题相当复杂,深切认识到所谓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必须通过对原有法律的清理,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条文,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开张,这个普普通通的机构在袁世凯等督抚大力支持下,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参与中国新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修订法律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大清帝国现行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进行了系统规划,尽最大可能翻译和研究东西方各国法律,酌定名词,考辨文义,以东西各国法律为参照,大规模、大幅度对中国法律中与东西各国法律相抵触的内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删减、修改,主要参照日本的法律建构重新规范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当时之所以愿意参照日本的法律体系重构自己的法律架构,一方面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沟通,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此时发自内心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已经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即便在法律制度这个层面上,日本人也已经将许多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款译成日

                      刻还悬在书本的内容上。“年月日时每个单体都以天干配地支的方式来代表,四合二数,共计为八,故称之为‘八字’。”我冲着后视镜接口道,“古人将排位奇数的天干地支定为属阳,排位偶数者定为属阴。天干中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地支中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嗯,这个我大概明白了,不过你怎么能很快选定阴月阴日阴时的呢?”S追问着。“呵呵,很简单,用晖儿做的万年历排出月日时,然后筛选出阴干阴支,最后汇总就得到了阴月阴日阴时的数据了啊。”笑声中我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哦,搞了半天是这样?!”S如梦初醒,脸上一付上当受骗的表情,“我还以为你多神呢,原来是投机取巧。”“非也,非也,这叫古今结合,科学风水法。”林岳在一旁摇头作夫子状。一路笑声中,车子到达了目的地——城南晖儿的办公室。之前的彼岸血莲事件后,晖儿的老板一直心有余悸,在安排员工SOHO式工作后,却意外的发现这样的办公方式带来了高于以往的效果,于是索性延用了下去。原本的那座别墅用作定期集中会议和临时歇脚办公的场所,晖儿则负责监管着别墅的使用和安排。进入别墅,三人分头按计划忙碌起来。S在别墅内部墙体地板上取样建筑材料,不时地在计算机上测算着数据。我和林岳则钻进了地下室,用驭金提炼的金属封闭加固了所有的缝隙和孔道,只留下了一个通风口,最后将地下室的出口也完全封死。在意念催动下,地下室内浮现出一个喇叭状的金属管道与通风口密合,管道中三个立轮螺旋桨飞速地转动着将空气自唯一的通风口处排出。随着气流的不断变化,我用听风能力探查着室内的情况,在确定达到效果后,随着一阵轻响通风口被金属完全地封闭了起来,此刻的地下室已是处于一片真空状态。“亦凡,根据S的材料分析报告和林岳检测到的分贝数值,程序已经算出了最精确的数据。”回到家中,晖儿递过一份数据报告,“我在供电局的计算机网络已经获得了控制权限,根据数据参数,已经设置好了需要的供电电流和电压。”“晖儿,辛苦你了。”看完数据报告,我望着晖儿略显憔悴的脸忍不住的心疼。“没事,只是少睡一会罢了。”晖儿疲倦地笑了笑,有些担忧地说道,“今晚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吗?”“是的,今晚的事情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我将晖儿揽入怀中,抚着她的头发轻声道,“多一个人只会多一份风险,再说剩下的事情我一人也能够应付的了。”晖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抱住我,在唇上印下了一个深深的吻。……遁神聚魂的风水格局并不是招惹所有的虚灵,与之呼应的只有异类怪品的虚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鬼”、“异灵”,人形穷奇则正属于这个范畴之中。生活中常听说的鬼楼、鬼屋之类的地方便是应了这个风水格局,因为它们都犯了“水土无阳,两短三长。”的讲究。所谓水土无阳,是指所处地域的水流和泥土纯属阴性,丝毫没有半点阳气。地下常年不见阳光,阴气浓重阳气全无,南北方对于水而言是南阴北阳,自南流向北的水便是源自阴处,因此地下水脉且水势为自南向北的流向的称之为无阳阴水。河流泥沙,沉积在河床底部深处的泥沙也属于不见天日的一种,其间集聚了大量鳞甲贝壳动物的骨骼尸体,而此类动物又属阴性,所以此类泥土被称之为无阳阴土。而两短三长则是指建筑体的高低数目或附近山峰态势。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曾铸短剑两把——鱼肠、胜邪,长剑三把——湛卢、纯钧、巨阙。两短三长五剑均为锐利杀气之物,且曾为史上著名刺客所用,因此形似此五剑的态势便附作阴魂凶险之相。踏着夜风,再度进入别墅。放下手中沉重的纸箱,我深吸一口气,取出箱中的物件,迅速地在预选的位置排布起来。根据遁神聚魂局的态势,事先作出了一个符合格局的模型,下为阴水,以弱水印纸辅助;中为阴土,以浩土印纸辅助;上为五剑,以锐金印纸辅助。排定格局之后,我捻起一张长风印纸贴在了局外的阴位,望着房内的挂钟等待阴时的到来。“嗒”,分针跳动到了指定的时间,伴着我口中的低吟,一股阴绵的旋风自格局间幽然拂过,屋内忽地映出一片淡淡的青蓝色光芒。但面前并未如我所料般地出现什么异常波动,甚至在阴风拂过之后空气的流动都静止了。怎么会?!难道是这个格局的效力不够?正想上前查看时,一种熟悉的阴寒感突然想脑部袭来,我下意识地退后。不对,这安静的气氛有些诡异,连时钟的嘀嗒声和屋外的些许响动都已停止。“少昊之子,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呢?”我站直身形朗声道。“哈哈……”一阵狂笑自局内响起,之前梦中见到的青年人顿时出现在面前,“有趣,真有趣!当日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有趣,却没想到你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你也很是有趣。”我微笑着对少昊之子说道,“以至于那天我没料到你就是穷奇的精魂,但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也许就不那么有趣了。”“哦?好狂妄的口气!”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望着我道,“不过,我喜欢!狂妄也是需要实力的,你敢如此大言就证明有一定的实力。”“我想请你让兽形穷奇永远安睡,以免为祸人间。”我一字一顿地说道。“迂腐,迂腐~~”少昊之子摇头不屑道,“怎么叫为祸人间?废话免谈,来来来,让我见识一下不那么有趣的事情。”面色一沉,我不再多言,喳喳一阵声响中,少昊之子身下的地板内飞出数十块半米直径的金属圆盘,整个布局突地下沉了一寸。圆盘在空中倏然变形,化作十二支尖利的飞锥,笃笃几声尽数在布局周围钉成了一圈。“长风绵绵,云动九天。”低吟声中,飞锥猛地没入地下,原本真空的地下室与外部气压产生的压力使得地面咔嚓作响,一旦开裂,产生的气流就会形成高速的风,配合我预先布在地下的长风印阵便产生足以灭其魂魄的疾风。扑扑两声,天花板上垂下两支粗大的铜棒,恰好将少昊之子的身形夹在中间。铜棒的周身布满了落雷印纹,在末尾缠绕着粗大电缆。手上早已拨通了晖儿的手机,但我并没有说话,心中高喝“惊天雷动,迎神驱邪。”这是我与晖儿约定的信号,只要接到手机呼叫便立即将足以启动落雷阵的电流全数转向别墅。四周一片寂静,事情并没有如预想般进行下去。没有破壁而出的疾风,更没有呼啸而至的巨雷,一切都凝固在可怕的无声之中。少昊之子欠身环视了一下周围,摊开双手扬了扬眉,继而盘膝坐下,伴着铜锥的敲击低声唱道:“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那忧郁歌声竟是充满了现代曲风的韵味。此刻根本没有心情去细听歌曲,一切阵法全部失效这必然是少昊之子私下动的手脚,难道晖儿已经遭遇不测了?!十八、少昊“‘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曲哀歌尽诉王权沧桑,这周姓小子却也是性情中人。”歌罢,少昊之子抚锥叹道,“不必为你的妻子担忧,我只是将此地十里之内的时间停止凝结罢了。”“成者王侯败者寇,我败了。”少昊之子的话虽然让我安心不少,但面前的落败却是已成定局,“随便你怎么处置我,只是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朋友。”“好一句成者王侯败者寇!”少昊之子长身而起,双眼闪着逼人的光芒,“为什么要认命?!失败算什么?!王侯又都是成功者吗?!”少昊之子身周邪气大盛,冰冷且窒息的阴寒气流迅速地包围了全身,迫得我几乎昏死过去。一句话语竟激得他如此的疯狂,盛怒之下只怕我是要命丧当场了。不,为什么要就此坐以待毙?!脑中一个强烈的意识猛地冲击起来,少昊之子的话的确有理,败了就一定要认命吗?!既然他会愤怒,那这便是他的弱点!“即便再怎么不满,你也无法改变少昊一族被驱逐,你被舜帝杀死的事实。”强打精神下,我艰难地说道。这话似乎正中少昊之子的痛处,他的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忧伤的表情溢于言表:“前世之事只手遮天,后世之人以讹传讹,你们又怎会知道真正发生的一切?不过你说的也对,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难道史书记载上所说的都是子虚乌有?”少昊之子的话语似乎有些隐意包含其中,也令我听得一头雾水,“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果然是个有趣之人,死到临头却来询问我的身世。”发问间,少昊之子忽地笑了,“也罢,世上令我看得顺眼的人不多,勉强也算你一个,既然如此我就原原本本地将这一切告诉你。”一人一魂面对面地盘膝坐在了地上,在少昊之子那浑厚的嗓音下,一段上古传说的谜团渐渐揭示了开来:“这一切都要从穷奇的来历说起,那穷奇原本就是共工……”共工,实为共工氏的首领,本姓姜。上古司职的水神,人首蛇身,长着满头的赤发,出行总是骑着两条水龙。共工为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自然对农耕很重视,依靠司职水神的能力发展着当时的农耕水利,发明并教会了人们筑堤蓄水的办法。在巡视了中华大地情况之后,共工发现有的地方地势太高,田地汲水灌溉很是费力;有的地方地势则太低,一旦江河水涨便容易被淹。于是共工产生了一个想法,打算把土地进行一番改造,把高地削平,利用高地多余的土壤将低地填高,以此扩大耕种面积,同时也可有利于水利和灌溉。然而这个造福民众的建议却被当时统治人类的天神颛顼所否定了。理由很简单,统治大地的王权是属于颛顼的,所有的土地应当只听从他的分派和调遣。而共工的建议显然是自作主张,等同于公然向他的权威挑战。不过,这种私欲当然不能作为公开的反对依据,于是颛顼便以“天地玄黄,动一则乱”为理由,驳斥了共工的建议。共工心下不服,几番争辩不合后终于率众与颛顼抗争,之后这场原本是治理农业的争论竟发展成了大地王权的争夺战。由于当时的人们在颛顼的愚民统治下,很难理解共工的做法是为民谋福,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引经据典慷慨激昂的颛顼。他们认为共工平整土地,便会引来灾难,于是纷纷支持颛顼讨伐共工。共工为民请命,造福苍生的做法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反而被认为是一派邪神企图危害天下。可他却一再坚持不肯妥协,终于在不周山被颛顼逼得撞山自尽。共工死后,怨气始终不散,于是便化作了穷奇。那时的穷奇还不能听懂人们说话,当看到争吵的人慷慨激扬滔滔不绝的引经据典,便会引发它的怨气,将那人认作是颛顼而上去吞噬。吞到一半时,它忽然醒悟过来,这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于是便留下半截尸体郁郁离去。如此怪僻的行为,周而复始便被人作为了“虎头蛇尾”的典故,而穷奇也因此被定性为凶恶的怪物。少昊氏是黄帝的一脉传人,上古五帝中的第一位便是出自这一族。少昊原叫金天,一直潜心研究太昊伏羲的八卦理论,以此推算历法气象等以为民造福,因此被人们称作“少昊”。而正是因为族人将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研究上,所以统治权早早地便让给了其他的氏族。少昊之子出生在舜帝时代,自小便精通阴阳五行,对八卦理论更是了如指掌。年少的他难免有些恃才傲物,而且也十分厌恶当时所谓的君子之行,认为将自身私欲隐藏而戴上一付假道学的面具是十分可耻的。出于逆反心理,他结交了一大批被当时人所唾弃的“小人”,并与之为伍,为此也受到族长不少的责罚。为了逃避,少昊之子选择了外出游历,在路上却恰恰遇上了一只受伤的怪兽。他一眼便认出那是传说中的穷奇,虽然心下有些害怕,但出于莫名的好奇与同情还是救治了它。穷奇似乎与这位不遵君子之道的青年特别投机,竟于他形影不离。在相处间,他发现穷奇的身上满是怨气,于是便设法化解,却在无意中窥觑到了那段上古冤案。激愤之下,少昊之子带着穷奇返回了氏族,将此事告知族长并扬言要将真相公诸天下。可族长却认为颛顼与少昊氏同为黄帝一脉子孙,公布真相一定会有损先祖的声誉,劝解不成下便暗地通知了舜帝。舜帝闻讯大怒,列出少昊之子五大罪状:诋毁先祖、亲信小人、豢养穷奇、藐视王权、煽动祸乱,当即下令全族围剿追杀。少昊之子寡不敌众,骑着穷奇逃离氏族,但在逃至西北区域时,被预先设好的土坑困住了。舜帝率队赶到,施法把一人一兽禁锢坑底,用特制的铜锥将少昊之子与穷奇串胸刺杀。事后,为了严守秘密,舜帝便将整个少昊氏族放逐西部。虽受重创,可神魔之身的穷奇并没有死去,只是元气大伤。在它的帮助下,少昊之子的精魂便与之合二为一,同为一体了。……“亲小人,恶君子,可笑可叹,哈哈……”少昊之子发出一阵凄厉的狂笑,“世人只知表象却不明就里,穷奇吃的只是那些巧言诡辩人面兽心的伪君子罢了。”悲戚惨烈的故事在少昊之子淡然的语声中显得格外的震撼,那并不是一段传说故事,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这与我以往所知的真理般的知识完全背道而驰。沉默良久,我不禁自问难道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吗?这世间的是非标准难道如此不堪一击?“世事沧桑,五千多年了,你却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这些的人。”少昊之子扶着手中的铜锥道。“穷奇受禁锢太久,元气大伤,可你作为穷奇的精魂又怎么能来去自如呢?”我连忙问道,在直觉中感到了一丝杀气,难道他要动手了?“很简单,托那些贪婪伪善的世人们的福,我借助了一些人的力量动了点小手脚。”狡猾的笑容在他脸上浮现了出来,“只因贪财好物而又自命不凡,于是乎天下庸人之精气则尽为我用也。”听着不由得一愣,难道少昊之子已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布下了什么局?这个局会影响到……思索间身边忽地一寒,少昊之子的身影竟已迫在一旁,身周一片光怪陆离的碎片闪过,我竟似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不必苦思冥想了,既然你是第一个听我说那故事的人,今天索性就让你全数明白。”少昊之子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眼前一亮,周围现出一片商业繁忙的景象,他似乎用自己的能力将我带到了某个商业区的场景之中。拥挤繁华的道路两旁满是店铺和商场,一些珠宝首饰广告夸张地悬挂在大楼前。大街与小路的交错处,一些推车和地摊生意也是门庭若市。我发现在商场店铺甚至那些地摊上都有着一些诡异的光点闪动着,放眼望去,道路行人身上、汽车前窗上竟也星星点点地闪动着这种光点。那是什么东西?光点中似乎都包含着某个相似的形状,但却无法探视究竟。“你的目光倒也敏锐,现在可能看仔细些了?”随着少昊之子的话语,商场、店铺、地摊、行人、车辆上的光点被局部放大,整齐地排列在我的面前,那感觉倒像是保安监视系统的屏幕。“貔貅?!”那些光点竟然是金、玉、水晶、木等不同材质的貔貅佩饰!近些年的确很流行佩戴貔貅饰品,因为貔貅是辟邪聚财的神兽,可即便如此大规模的流行却也实属罕见,这就是少昊之子布下的局吗?“切勿因熟知而短视,你仔细来看!”一声轻喝,眼前的貔貅饰品又大了数倍,这是……穷奇?!眼前的饰品与貔貅十分相似,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虽然它与貔貅一样有着肉翅,血口大张,但身上却没有貔貅所特有的吉祥纹理;头上是一对延展至顶的尖耳,而不是貔貅所特有的鹿角;至于尾部则是盘缠在后腿之间的一条蛇尾,因有说法貔貅为龙子,所以也就误以为是龙尾。原本见过同事买来的貔貅饰品,我还曾批评说那貔貅吉祥纹理不清,且不分单角天禄双角辟邪,明显是工艺商降低手工成本,不成想这根本不是貔貅,而是穷奇!!“世人独好貔貅,只因它以钱财为食,只进不出,而且凶猛忠心可以护主。”少昊之子阴声笑道,“我只消在几个不良奸商身上做下手脚,其余的便假于他人之手了。”“引彼行而抗之,化阴阳则不息”竟然是上古最为诡异的格局!书稿记载中特别提到过的上

                      饶命,皇帝李晔见宦官已经知晓,于是让崔胤有事走正规程序上疏奏明,不必偷偷摸摸地面见自己。而韩全诲为了彻底摸清情况,又找了几个貌美的女子送进宫中,让她们暗中留意崔胤写给皇帝李晔的奏章,所以崔胤无论怎么做,宦官们对其行踪都是了如指掌,而皇帝李晔对此却全无知晓。当时崔胤密谋除掉宦官,宦官们也在暗中策划反制崔胤,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崔胤当时兼任三司使,韩全诲等人便鼓动禁军在宫中聚众抗议,控诉崔胤减损士兵们的冬装,皇帝李晔无奈之下,解除了崔胤的盐铁使职务。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李晔解除崔胤的盐铁使职务,这在崔胤看来是个敏感的信号,他误认为皇帝李晔开始倾向宦官,所以急忙写信向朱全忠求助。当时朱全忠和李茂贞见到朝廷内部纷争不已,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朱全忠想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而李茂贞则想将其接到凤翔。崔胤在信中告诉朱全忠,说已经奉皇帝李晔的密诏,让朱全忠领兵火速赶来京城长安迎接车驾,如果来晚了皇帝就会被李茂贞挟持走了。朱全忠当时正在河中,得到崔胤的书信后,唯恐李茂贞将皇帝掠去,于是急忙赶回大梁,准备发兵京城长安。事实上,朱全忠当时十分清楚崔胤在朝廷中受到宦官集团威胁的危险处境,所以他这次出兵京城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目的也是为了剪除宦官。不过此时对宦官束手无策的皇帝李晔虽然盼望朱全忠前来能够剪除宦官,但是他又担心朱全忠会和李茂贞发生冲突。为此,他让韩偓想办法看能不能让朱全忠与李茂贞联合,韩偓给出的回答是,由于利益不同,两个人联合是不可能的。十月二十日,朱全忠自大梁发兵挺进关中。韩全诲听说朱全忠将要到来,命令李继筠、李彦弼带领禁军,准备劫持皇帝李晔前往凤翔,而且宫内各门增加守卫力量,断绝了皇帝李晔与外界的联系。皇帝李晔得知韩全诲等人想要劫持自己的想法后,秘密派人为崔胤送去书信,告诉他带着文武百官出京城长安,催促朱全忠火速赶到长安解救自己。十月二十五日,韩全诲逼迫皇帝李晔召见百官,废止了正月颁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的改革条令,重新恢复枢密使与百官同典议事的旧制,而且当天便重开延英殿,韩全诲等人侍立两旁,与朝臣共同议事。在此后的五天内,李继筠带领神策军将内库的财物洗劫一空,又将诸王以及大批宫人秘密送往凤翔,并派兵锁上宫门,禁止人员出入。当时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内大肆劫掠,民财被抢劫一空,满街逃窜的百姓不计其数,不过崔胤所在的开化坊因为李继昭不肯与韩全诲等人合作,所以得到了李继昭的派兵保护。十一月四日,韩全诲带领神策军陈列殿前,逼迫皇帝李晔跟随自己前往凤翔,他告诉李晔说朱全忠已经大军逼近长安,想要劫持皇帝陛下前往洛阳,事实上是有篡位之心,现在臣愿意奉送皇帝陛下前往凤翔,是为了保护陛下。连日来韩全诲等人的所作所为,让皇帝李晔明白了这些人安的是什么心,所以他拒绝了韩全诲的要求。而且他手持宝剑想要登上乞巧楼进行抵抗,但是他四眼望去似乎并没有保护他的卫兵,因此他只得丢下宝剑,与何皇后以及诸嫔妃跟着韩全诲出了宫城。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李晔刚刚出城,他背后的长安城内便是一片火光,李晔回身望去泪流满面,他努力抑制自己的悲痛,从心底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重新回来。当天夜里,皇帝李晔一行人到达了长安城南六十里的户县。次日李茂贞亲自从凤翔赶来迎接,就这样李晔在回到长安没多久后,便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活。皇帝李晔跟随李茂贞去了凤翔,而此时的朱全忠依然还在路上。他要想进到长安,必须经过韩建的领地,而韩建是李茂贞的盟友,不会轻易让朱全忠通过。因此朱全忠率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兵马进驻河中,准备攻打韩建。十一月一日,当李继筠封锁宫门洗劫内库的时候,朱全忠带领四镇兵马七万余人进攻同州。同州留后司马邺望风投降,朱全忠让司马邺前往华州告诉韩建如果不尽快投降,自己将会立即领兵攻打华州,而且当天朱全忠就从故市领兵南渡渭水进逼华州。韩建自知实力悬殊,只好派部将李巨川请降,并献上三万两白银犒劳汴州军。韩建的归顺使得朱全忠的速度得以加快,两天后他领兵进驻赤水,接着向长安进发。当他赶到昭应县的零口(历史上鸿门宴的所在地)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离京西行,朱全忠担心再这样一路追下去,恐怕会落个挟君的罪名,所以便暂时撤回赤水以观时变。当时闲居在长水的张浚见朱全忠按兵不动,立即赶到赤水劝朱全忠将韩建除掉,理由是韩建除了是李茂贞的盟友之外,还曾经上疏皇帝李晔请求前往凤翔。朱全忠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兵包围华州,韩建立即出来示好,表示自己是一介武夫,上疏的时候没有考虑态度,希望朱全忠能够原谅自己。韩建诚恳认错的态度,最终使得朱全忠原谅了他。但是朱全忠担心他在华州经营时间太久会生出祸乱,于是将其移往陈州赴任。同华地区经过韩建多年的治理,在经济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皇帝李晔身在华州时期,随着四方商人的云集,一时间商业极为繁荣,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现在这些财富全为朱全忠所得,因此在经济上朱全忠在经济上获得了极大的补助,最关键的是同华地区距离京城长安较近,为朱全忠日后出兵京城长安以及征讨凤翔奠定了有力的基础。皇帝李晔西行之后,文武百官在崔胤的安排下,大多留在了京城长安,出现了“京师无天子,行在无宰相”的局面。崔胤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向朱全忠求助,希望他能尽快出兵迎回皇帝陛下。十一月四日,崔胤让太子太师卢渥、王溥等人前往赤水与朱全忠商议迎接皇帝李晔回京事宜。朱全忠出兵本来就是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目前目的还没达到,现在有了崔胤的召唤,所以他不用再担心落个挟君的罪名,可以继续西进。两天后,朱全忠带领大军进入长安,然后在崔胤的建议下,朱全忠派人到凤翔宣布自己进京的消息,同时让韩全诲等人护送皇帝李晔立即回到京城长安,韩全诲当然是拒绝了朱全忠的要求。所以,接下来朱全忠决定将大举讨伐凤翔。第十一章遇害身亡困居凤翔天复元年(901年)十一月二十日,朱全忠率领大军到达凤翔,在城东安营扎寨。李茂贞登上城楼向朱全忠解释,说天子到他这里是来避难的,并非被自己劫持来的,朱全忠是受了奸人的蛊惑,所以才兴兵讨伐他。而朱全忠则全然不理会李茂贞所说的话,要求李茂贞立即奉送皇帝李晔回京,自己会既往不咎。朱全忠的态度等于是要讨伐到底,李茂贞眼见朱全忠不肯退兵,于是和韩全诲连连逼迫皇帝李晔下诏,让朱全忠赶快退兵。朱全忠见凤翔城池坚固难以立即攻下,于是移兵攻打邠州。邠州在凤翔东北方向的二百里处,当时由李茂贞的养子李继徽镇守,与凤翔遥相呼应。十月二十七日,朱全忠对邠州发起猛攻,李继徽虽然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两天后被迫投降。朱全忠攻下邠州后,又立即兴兵攻打盩厔(今陕西周至),两天后又将盩厔攻下。邠州、盩厔相继失守,让李茂贞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且当时镇守金州(今陕西安康)的昭信军节度使冯行袭见汴州军队势强,于是将韩全诲派往各地途经金州的使者二十余人全部杀掉后,向朱全忠投降。西川节度使王建也趁火打劫,与朱全忠修好,并派部将王宗佶、王宗涤领兵五万攻打李茂贞的山南诸州。天复二年(902年)正月,朱全忠自三元移驻武功,再次进逼凤翔,当时韩全诲让皇帝李晔下诏征李克用前来救援,同时李茂贞也以个人身份写信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得到消息后,派部将李嗣昭领兵五千实施围魏救赵之策,从沁州攻打晋州,以缓解朱全忠对凤翔的压力。皇帝李晔也派人充当岐、汴和协使,对李茂贞和朱全忠加以劝解,并赐朱全忠“李姓”,想让他和李茂贞结为兄弟。但朱全忠却断然拒绝,他一方面让部队继续包围凤翔;另一方面回军攻打李克用,击败正在攻打晋州的李嗣昭后,乘胜进逼晋阳。面对强大的朱全忠,李克用锐气大减,自此之后很多年不敢和朱全忠交战,就这样李茂贞失去了唯一一个可以救援自己的强援。朱全忠在凤翔外围不断地攻城略地,皇帝李晔则在凤翔内再次组织起流亡政府。鉴于文武百官都留在长安的现实情况,皇帝李晔对朝廷官员重新进行了整合,不过由于李茂贞极力推荐自己的心腹,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担任官职,而皇帝李晔也不愿意任命李茂贞的心腹,所以即便是流亡政府,皇帝李晔也组建不起来。当时有大批人上疏皇帝李晔,指出李茂贞推荐心腹担任朝官,是徇私舞弊行为。李茂贞得知消息后,鉴于朱全忠压力颇大,而且朝廷内部局势不稳,于是就想将皇帝李晔挟持到蜀中再作打算。而崔胤等群臣听说李茂贞要将皇帝陛下挟持到蜀中,全都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于是崔胤便前往河中,再一次向朱全忠哭诉,希望他赶快解救皇帝陛下。在崔胤的催促下,天复二年(902年)六月,朱全忠亲自领兵抵达位于凤翔府南边三十五里的虢县。李茂贞闻听朱全忠再次前来,不再采取闭门不战的策略,而是出城主动迎战。六月十日,李茂贞亲自领兵在虢县北部与汴军交战,结果凤翔并大败而归逃回城内。朱全忠乘胜进驻凤翔城下,并分兵五寨将凤翔城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李茂贞的堂弟保大节度使李茂勋见凤翔被围,于是领兵屯驻三原想要解救堂兄。朱全忠派部将康怀贞、孔勍攻打李茂勋,李茂勋抵挡不住汴州军队的攻势狼狈向东逃窜。李茂贞在城内得知堂弟战败,并不甘心就此坐以待毙,六月十七日,李茂贞领兵夜袭奉天(今陕西乾县),俘虏了汴军将领倪章和邵棠,他看到汴州军队并非不可战胜,于是干脆在二十二日倾巢出动想要与朱全忠一决胜负。这场战役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交战双方在很长时间内不分胜负,只是因为李茂贞兵力有限,所以在日暮时分才主动收兵回城,结果汴州军队随后追击,几乎攻陷了凤翔西门,自此之后李茂贞不再出城交战。当时正值阴雨连绵,汴军中很多士卒身染疾病,朱全忠见李茂贞坚守不出,凤翔城一时间难以攻下,如此下去对己十分不利,便想带领军队回归本镇。部将高季昌、刘知俊得知朱全忠的想法后,极力劝阻其不要撤兵,并建议选派得力的间谍混进城内,用诡计引诱李茂贞出战。骑士马景主动请缨,伪装成凤翔军战败的士卒进入凤翔城内,进城后马景散布消息说朱全忠已经撤兵,只留下些战斗力不强的人马,而且今晚也将撤走。消息很快传到了李茂贞的耳朵里,于是他决定当天利用夜色偷袭汴军营寨。当夜,李茂贞带领大批人马出城偷袭汴军。朱全忠见李茂贞中计,于是命令中军敲响战鼓,让伏兵四下杀出,又派数百骑精骑兵堵住城门,凤翔兵进退维谷,自相践踏伤亡惨重,李茂贞拼死杀出条血路才得以逃回城内。李茂贞战败后,朱全忠命令士兵环绕凤翔城广挖战壕,形如蚰蜒爬行之状,而且在营寨四周安置了大量犬狗,如果敌军来群犬齐吠,同时绕营设置木架,用绳挂铃将其连接,敌军来便出动铃响,从此用这种方法切断了凤翔城与外界的联系。凤翔已经成为一座孤城,粮食以及各种物资越来越匮乏,城内开始出现以人肉充饥的现象。皇帝李晔虽然身为九五之尊,但处境也极为艰难,粮食断绝后李茂贞只能供给其一些猪狗之肉食用,其随从每天都有饿死的。皇帝李晔虽然知道朱全忠绝非忠臣,但是为了早日解脱困境,他还是要求韩全诲和李茂贞迅速与朱全忠和解。韩全诲和李茂贞对此置之不理,而此时朱全忠却主动示好,原因在于李茂贞的很多部将在看到李茂贞大势已去后,纷纷带着人马出城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担心李茂贞穷极无路之下会与城俱毁,自己落个挟君的罪名不说,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也会化成泡影,因此朱全忠表示愿意和解。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朱全忠派部将司马邺进入凤翔,向皇帝李晔奉呈和解的奏书,而且不断派使者入城呈贡食品衣物,甚至允许城中百姓出城打柴。不过,韩全诲和李茂贞并不买账,依旧想以武力对抗朱全忠。十月二十一日,李茂贞领兵突袭汴州军队西寨,结果大败而归。朱全忠见李茂贞无意和解,于是派部将孔勍、李晖乘虚直捣李茂勋的老巢鄜州和坊州,并于十一月十日攻占了坊州。次日,汴州军队冒着大雪连夜行军,于拂晓抵达鄜州城下,守军来不及迎战,汴州军队攻入城内,与城中八千守军展开巷战,直到午时鄜州守军抵抗不住,于是举城投降,孔勍、李晖安抚李茂勋家属及其部将。李茂勋得知鄜、坊二州已失,而家属部将无恙时,遂投降朱全忠。失去了堂弟李茂勋的支持,已经内外交困的李茂贞直到此时才想与朱全忠议和。不过李茂贞明白,眼下必须要表示出自己的诚意,而且这个诚意要足够能打动朱全忠,所以他开出的条件是自己可以诛除宦官。为此,李茂贞亲自修书一封送给朱全忠,他在信中强力为自己辩护,说这场挟持天子的祸乱都是宦官韩全诲一手造成的,并重申自己将天子迎到凤翔,是为了让天子避难。现在朱全忠既然有匡扶社稷之心,自己愿意护送天子回京,并愿意率部为朱全忠效力。朱全忠面对李茂贞的和解态度,也表示不计前嫌,愿意通力合作。不过这样一来,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集团开始坐不住了。韩全诲得知李茂贞与朱全忠暗通书信之后,自度难免于难,于是互相之间开始推诿指责,而且凤翔城中的人全都将矛头指向宦官,导致李继昭与韩全诲当面互相对骂,可以说从此时开始,宦官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派遣殿中侍御史崔构、供奉官郭遵海前往朱全忠营寨商议回京事宜,同时李茂贞也派遣心腹与朱全忠签订议和条约。正月六日,李茂贞秘密觐见皇帝李晔,请求诛杀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集团,奉迎皇帝陛下返京。当时皇帝李晔得知李茂贞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时,不禁大喜过望,立即诏令将韩全诲等人斩首,并让李茂贞全权处理此事,同时任命御使第五可范、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左、右军中尉,王知古、杨虔朗为上、下枢密院使,当晚又将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等人相继斩首。次日,李茂贞让人将韩全诲等二十余人的首级装在袋子里,然后让韩偓送到朱全忠的营寨。不过,朱全忠虽然见到了韩全诲等人的首级,却依旧围困凤翔城,李茂贞怀疑是崔胤从中作祟,于是写信央求崔胤劝说朱全忠撤兵,并请求皇帝李晔下诏让崔胤等百官来到凤翔。虽然宦官集团已经被除,但朱全忠依旧想让李茂贞出城投降,为此他写信让崔胤从中调停。崔胤告诉李茂贞,诛除宦官这一点做得很好,但如果继续顽抗朱全忠,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天复三年(903年)正月二十二日,李茂贞打开凤翔城门放出了皇帝李晔。当李晔走进朱全忠的营寨时,朱全忠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地,表示自己救驾来迟,让皇帝陛下受惊。而皇帝李晔对朱全忠救驾有功,表示由衷的赞扬,君臣二人在营寨中稍事休息过后,朱全忠即令部将朱友伦护送皇帝李晔起驾回京,自己则留下负责善后工作。正月二十七日,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久违的京城长安。表面看上去李晔又重新恢复了自由之身,而事实上,对比先前诸多挟持他的人,成功解救他的朱全忠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儒将风范朱全忠与李茂贞争夺皇帝李晔的目的,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李晔被困凤翔时,韩全诲曾以皇帝的名义向诸道发布诏令,命令各路藩镇前来勤王,不过各路藩镇对此反应不一。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与朱全忠的长期争战中,逐渐败下阵来,不敢再与其争锋,所以李克用接到诏令后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了几千人;西川节度使王建则全力经营自己的巴蜀之国,而且企图占有李茂贞的山南之地,朱全忠与李茂贞相争,他正好是坐收

                      古风水格局中便有这个逆五行局,那是一种源自先天八卦阴阳变化的衍格局。天地为阴阳两仪,四象神兽分属木、火、金、水,而具中位的人则属土。照理水性的穷奇是会受到土的克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寻常的人类总是和穷奇格格不入互搏互杀,但如果穷奇吸取了人的精气,就等同于水吸取了土的精华。五行原理中曾有相克也相生的说法,五行中的任意一行在相克的另一行面前,自身会有一种遇强愈强的反应,倘若穷奇集合了水性与土性的精华,遵循这种“阴极阳盛,阳极而阴盛”的道理,就会在体内形成循环不断的能量,其运作原理如同现代科学中的核聚变一样。“不错,正是逆五行局。”少昊之子不失时机地说道,“穷奇不耻天下君子,却也被天下君子所不耻,循环其道岂不快哉?”“‘五行阴阳相克相生,逆转为忤自伤其身。’逆五行局导致的结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面对这个疯狂的家伙我有些难以置信,“若是让穷奇吸取如此大量的精气,阴阳五行循环的力量足以让它失去控制,那么你也会受到牵连而受损甚至消失!”眼前的景象倏然消失,我依然身处在别墅之中,少昊之子以一种几乎脸贴脸的姿势凝视着我的眼睛,在他那深邃的眼中竟似燃烧起了一团幽幽的阴火。“穷奇会变成如何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他的齿间迸出一种怨毒的声音,与先前的浑厚嗓音大相径庭,“消失便消失!五千多年,我受够了外界发生的一切!世人都在做些什么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事情?!即便有那么几个看得过眼的人,不还是都被所谓的首领除掉或逼死了吗?”“难道你想效法以前的那些疯子搞什么灭世重生?!”一阵气血翻涌,我的身体无故地凭空扭曲,浑身的骨骼已在咯咯作响,他终于下手了。“灭世重生?也许是的,姑且按你的说法来定论吧。”少昊之子脸上泛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本不想杀死你这么有趣的人,五千多年以来你是第一个和我交谈了那么久的人,但留着你只怕会坏了我的大局。”言语间身上的力量渐渐加重了,浑身的剧痛让我感到将要被捏碎的恐惧。可笑,我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少昊之子同样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而最终我们都将死在这种心理上!“哈哈哈哈……”痛苦中我放声狂笑,笑声中充满了嘲讽和悲伤,这世界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规律!狂笑中身边突地黄光大盛,一种奇异的黄色光体在我周围蔓延开来,那股几乎要将身体捏碎的力量竟渐渐消失了。当脚踏上平稳的地面时,原本装饰的木质地板上已满是厚实的黄土。“轩辕息壤?!”少昊之子惊讶地扬了扬眉,似乎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一定是彭候附身的那块黄色精元在刚才的力量下被激发了,这东西似乎可以控制土的聚集,会不会和驭金的能力一样?意念闪动中,又是一片黄色光体凭空涌现向着墙壁蔓延,在黄土的覆盖下四壁早已辨别不出原本的样貌。“原来如此,难怪会有这种感觉……”少昊之子兀自言语着,仔细端详了片刻,“刚才几乎被我杀死却还大声狂笑,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发笑?”“何必问我?你不是能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吗?”难道他也借着问话来拖延时间吗?“这些黄土掩住了你的想法,使我无法窥觑。”少昊之子倒也坦白,土克水,身为精魄的他也会受到穷奇水性的影响而受制于土。“知道与否并不重要,与其拖延时间不如来个了断!”意念随着言语波动着,整栋别墅浑然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土窑,如果土壁可以阻住少昊之子的力量,那么时间的凝结便会被打破,而预先布下的风雷阵就可以生效。黄土在少昊之子的身边筑起了一个半球型的壁垒,完全将他封在其中,壁垒结成的瞬间,整个屋内似乎有了些许的变化,时间继续流动了!“噗噗”闷响连连传来,封闭的壁垒上竟出现了无数的裂缝,难道黄土的力量不足以封住他吗?继续催动下,壁垒上的黄土逐渐加厚,那些裂缝无力地消失了。暗舒一口气,脑中盘算着如何迅速发动风雷阵,厚实的壁垒却毫无征兆第从中突地碎裂开来!少昊之子的身影再度出现在面前,在他的周围浮现着一片幽蓝的光芒,光芒中离奇地生长着数十支柳条,无风自动地在那里轻轻挥摆着。十九、破环“幽潭泛波癸水生,烟柳随风乙木落。”柳枝轻摆中,少昊之子缓缓吟唱,双目精光毕现,“驭金操土固然不俗,但若要钳制住我恐怕还差些火候。”一线希望却在轻描淡写间被化解,面对这个深不可测的敌人,难道真的束手无策吗?脑中混乱的思维无法整理出任何的头绪。“现在可以告诉我,刚才那一刻你为何发笑了吧?”少昊之子继续道,占尽上风之下却追问起无关紧要的问题来。“我笑你自以为是,看不起伪君子,却做着比伪君子更不如的事情。”既然无力对抗,我索性全然不顾了。“这话倒是有趣,历来世人只会唾骂我为小人,却没人说过我是伪君子。”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说道,“如果你能自圆其说,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颛顼逼死共工是一桩上古冤案,你将真相公诸天下无可厚非。舜帝自顾王权安稳杀了你和穷奇,那是他私欲作祟。穷奇只是一只怨气化成的虚兽,无思想和辨别能力,单凭对颛顼的残存意识四处吃人。”直视着他的双眼,我毫无畏惧地说道,“可你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的精魂,不去找舜帝报仇,而却在这里驱使穷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还天下皆醉我独醒地惺惺作态,你不是伪君子是什么?!”“那些都是该死之人!纵使千刀万剐也难抵其行之万一!”少昊之子闻言狂怒,双目蓝光大盛,“不错,我是斗不过舜帝,无法为自己报仇!但扫灭那些伪君子,也是为天下不再出现像我和穷奇那样的怨者!”“哈哈哈哈……”怒极反笑,我不无嘲讽地说道,“你看不惯王权独尊,却在那里自诩正义地左右天下人的生杀大权,你和那些你所憎恨的人有什么区别?!你只不过是找了一个足以麻痹自己的理由罢了!你比那些伪君子更加令人不齿!”“那你这些时日奔波冒险与我为敌的目的又是什么?为天下正义?流芳百世?”少昊之子身边的柳条倏然狂舞起来,屋内半数黄土早已消失殆尽,“你不也是为了一己私欲?不也是为了保全妻子朋友的性命吗?”“没错,我的确是为了妻子和朋友的性命安危,相比之下我并不是很在乎其余人的生死。”我一付豁出去的架势,“但我还是要救天下人,没有天下人,我们即便活着也无法继续安定地生存下去。”“私心如此之重,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少昊之子狂怒间迫近了面前,短短几句话的功夫黄土的束缚已完全失效,“原本以为你会有如何有趣的高见,却也不过是那些君子之流的虚伪言辞罢了。”“虚伪?哈哈,何来虚伪?我敢说敢当,做了就不给自己找借口。”也许之后等待我的便是死亡,也许更糟,但此刻已顾不了这许多了,“我从未想当君子,也不齿于去做小人,更不以申冤救助为由去利用那可怜的穷奇,让它永世生活在痛苦之中!”“利用……永世痛苦……”激烈的话语下,少昊之子的神色一下黯淡了,原本逼人的气势荡然无存,身旁的蓝光与柳条渐渐地消失,整个身形跌坐在了地上,口中无力地喃喃道,“我没有利用穷奇,只如它所愿地让它去除尽恶人……”同穷奇相比,眼前的这个精魂至少可以讲理,也许这便是我唯一的胜算所在:“穷奇本不想吃人,只是误把那些人当作颛顼,每每懊悔之时便弃尸而去。它一直重复着怨恨和痛苦,并在这些的伴随之下永生不死。你一再地让它去吃人杀戮,这不是生不如死吗?!”“而我也一直在这种生不如死的境遇下支撑着,找着理由让自己感觉存在。”少昊之子脸上满是落寞悲怆,口中像似自语般地说道,“就算天下恶人除尽,人世毁灭重生,又能如何?”“如果你觉得我是巧言辩驳,在这里周旋时间,现在便可以杀了我。”我坦然地坐下望着他,心中不由一阵悲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放过自己,放过穷奇。”少昊之子奇怪地打量了我一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良久,长叹一声,胸前聚起一团奇异的七色光球,整个人形渐渐地隐入了光球之中。光球闪动着在眼前飘忽,在我身边绕行几圈后怦然击向我的头部。没有任何的过渡和征兆,周围的一切立刻凭空消失在黑暗之中。一阵奇异的感觉传来,我已置身于天空,低头可俯瞰广阔的地面。“你可看见那可怜的穷奇正伏在苍茫大地之上?它并未沉睡,这许多年以来,它一直静静地注视着这肮脏的人世间。”少昊之子的话音自脑中响起,刚才那光球变化应该是将自己附在了我的身上,让我从他的视角去观察一切。“它一定很痛苦。”我静静地说道。眼中所见的是城市的全部,但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巨兽正蜷伏在那里,身躯若有若无地在整座城市间闪动。那便是穷奇,它似乎十分安静地伏在那里,只有头部不时地左顾右盼着。但仔细看去,那猛虎般的头颅上竟似人一般地呈现着痛苦的表情。每隔一段时间,它便忿忿地抬起头,张开大口作猛吸状,大片的光点自城市各处飘出,聚入口中。在穷奇吞吸间,我甚至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愤怨遍布周围,而在这之后便又弥漫起沉沉的痛苦。“想来你说的的确有理……”观察时少昊之子并没有多话,直到此时才传来他幽幽的话语,“穷奇原本只是愤怨,但自从禁锢渐脱,我设局吸魂之后,它便处于现在的这个状态了。总觉得它的痛苦是源自世人,却不曾想过那是心中的纠葛。”“共工本是为民造福的神,只因死后心中积怨才使得穷奇如此凶恶丑陋。穷奇身上也沿袭了他的爱民之心,怨怒杀人知错而悔恨,周而复始之下岂有不痛苦的道理?”望着穷奇的表情,感受着那交织的愤怨与痛苦,一阵酸涩涌上心头。“纵视数千年,唾骂追杀穷奇者无数,为其心伤酸楚者却唯有你一人。”少昊之子的声音不无感叹,“枉我自诩为其知音,而今看来不及你之万一,也罢……”眼前景象变幻,一沉之下视角换作仰望,穷奇庞大的身躯悬浮在头顶不远处,这一变竟已是令我自地下探视了。看着隐现得有些虚无的穷奇,一处光亮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奇异的光环,半数聚集着被它吸入的光点,而另一半则是一种蓝色的光晕。两者互相扭挤碰撞,在交替作用的力量下,巧妙地形成了一团旋转的态势。“己土癸水五行冲撞,却又化作阴阳两仪相辅相承,这便是穷奇不灭的根源所在。”这话语仿佛在点拨着什么,逆五行局与穷奇的微妙联系被一语道破,这简单古朴的上古风水局会不会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破解?“说来简单,穷奇不灭的原因在于它吃人时吸入了人的土性,与体内的水性互搏故而生生不息。”少昊之子继续道,“你原本效法舜帝的做法固然可以令水性大增反噬穷奇,但却只能使得它去吸噬更多人的精气。”“你是在教我……”硬生生地打住话头,我意识到将要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显然是在讲述灭除穷奇的方法。“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清晰的语声深深地印入了脑中,眼前回复到了别墅屋内,少昊之子的身影淡淡地在空中飘动着,“还有三日穷奇便可聚精气而成形变化,它的冤苦与你所在乎的人命都要看你的造化了。”“那你……”这又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的精魂已是淡化得近乎飘渺,他应该已作出了选择。“拂袖忘忧吾去兮,世事皆已矣。”轻声的吟唱如梦如幻地传来,手中一沉,竟是那把硕长的铜锥,“流连世间数千年而苦闷至今,得你提醒也该是我休息的时候了。这铜锥今后会对你有用,愿自珍重……”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已丝毫无法感觉到他的存在,少昊之子静静地自世间离去。没有胜者的喜悦,也没有死而复生的庆幸,唯有一股浓浓的惆怅萦绕在了我的心头。如果不是那柄铜锥在手中沉沉地提醒,或许真会将发生的一切当作南柯一梦。站立许久,我终于自方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亦凡,怎么没有按计划通知我?”晖儿在电话中满是焦急的声音叩打着我的心弦,“那边解决了?你有没有受伤?”“没事,已经结束了~~”我轻声答道,平静的生活会伴随着穷奇的解脱接踵而至,三天时间虽不多,却是充满了希望,“回来再细说吧,我这就出发。”将别墅内部稍事修整后,我收拾起一箱的东西走回车子。皎洁的月光下,手中的铜锥泛着微光,这来自上古的器物真能如少昊之子所言吗?忽地脑中闪过一个灰影,此刻会是什么东西滞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转过身,心下早已做好了应付突变的准备,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刻板的中年男子。那男子衣着朴素,灰色夹克,浆洗得干净却很老旧的水磨牛仔裤,一双登山靴满是灰土。方正的国字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紧盯着我手中的铜锥,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中流露出几分诧异。“呃,我是这别墅的……”我下意识地解释起来,深夜搬东西,手拿利器,这很难不让人误解我是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看来是我低估了你,听风这一派也倒没有断根。”柔和的语声很难与他的外表联系起来,但他的话语则确实地表露着他的某种身份。“听意思你似乎知道我的能力,这时候出现应该不会只是想告诉我这些吧?”老话说的“来者不善”应该就是指这种不速之客,但他想干什么?“没那闲功夫,我就是想得到这把铜锥而已。”中年男子冷冷道,声音却依旧柔和,那感觉令我有些忽冷忽热的错觉,“不过,真的没想到你能灭了少昊的精魂,把舜帝铜锥据为己有。”“你是……”中年男子的身上所散放出的感觉令我有些熟悉,脑中一阵搜索间忽地激起了某处的记忆,“那只夫诸的主人?!”“嗯,夫诸是我豢养的神兽之一。”中年人走近一步,面无表情地伸出右手,“我叫莫炎,饲虚一派的传人。”饲虚?顾名思义就是饲养虚灵了。他口中说到我是听风一派,那么他应该就是专门饲养虚灵的一派,难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渊源故交吗?脑中思考着我握了一下他的手,触摸之处竟然柔如无骨,那手仿佛胶质一般。“你先别疑神疑鬼,听风、饲虚同为一脉,如果想对你下手的话我也不会等到今天。”莫炎的话语中露出了一丝友好,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既然你拿到了舜帝铜锥,也不必浪费时间了,这城市下面藏着的穷奇必须尽快解决,这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先前的土、金两只虚灵也是你收服的吧?”虽然不是太确定莫炎的用意,但至少他不是敌对的,联想起之前的事情,也的确是他在暗中帮忙,“有你的帮助,应该可以很快将穷奇解脱。”“不过,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莫炎点头默认了我的问话,“作为之前的回报也好,当成同门的求助也行,随便你怎么权衡。”“什么事情?礼尚往来,能力所及的我可以帮你。”莫炎的要求带着一种无法拒绝的口吻,但我的确欠他一个人情,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人情。“我就当你答应了,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先解决穷奇。”这人古怪的厉害,先前逼人的语气现在竟转作了轻描淡写。“现在说不行吗?”我有些奇怪,难道他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抑或是……“反正不会让你伤天害理、自寻短见,到时再说也不迟,先回你家去商量一下对付穷奇的事情。”莫炎挥手打断了我,自顾转身坐进了车内,见我还在发愣便探头道,“上车出发,别傻站在那里发愣。”车子在公路上飞驰,身边坐着这位神秘的莫炎,我就这么莫名地把一个奇怪的突来者带回了家中。在一段介绍和描述后,家里的三人大致了解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也好奇地偷偷打量起这个莫炎来。“莫……莫先生。”林岳轻咳了一下,找了个心中比较合适的称谓,“那个夫诸是你养的?”“嗯,没错。”莫炎干脆地答道,挥手间那只夫诸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林岳的身边,“它可还记得你上次说的话,小心别被它踢到。”林岳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乖乖地躲

                      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拉开抽屉。啊,在莫迪那儿我已经见过这样的景象了,不过这儿的更糟糕。我当时纳闷,现在还是好奇,这些垃圾,在那些让它们堆积起来的人眼里,是什么模样?安妮·里夫斯的一个抽屉里有——我列张单子权作备考——半幅绿色的旧绸缎窗帘,上面有香烟洞;两个断裂了的黄铜窗帘环;一条白棉布裙子,上面有污渍,正面撕了一个大口子;两双男士袜子,满是洞;一个胸罩,32号,那样式要我说该是1937年左右的,粉红棉布;一包没有开过的卫生巾,毛巾布做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自然颇有兴趣;三条白棉布手帕,上面全是血迹,几十年前流鼻血的纪念;两条粉红人造丝衬裤,中号,没洗就塞进来了;三块OXO固体浓缩汤料;一个玳瑁鞋拔;一个女士夏鞋增白剂,已经干得开了裂;三条薄纱围巾,粉红的,蓝的,绿的;一包信,盖着1910年的邮戳;《每日镜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新闻,宣布二战开始;几条珠链,全都是断的;一条蓝缎衬裙,腰两侧都开了口,以适应越来越宽的腰围;几个烟蒂。看上去,这一抽屉的东西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已纠结成团,想要清理,就得一点点地剔开。哎,我们可没有时间对付这个:得先做重要的事。薇拉和我开始行动。我驱车去找家具店,也没货比三家,就在找到的第一家买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垫。我运气好,那天早上他们送货上门。我跟在货车后面,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回来,确保他们的确送货了,他们把东西抬到了楼上。他们看到那房里的东西时,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难怪。我收买了他们,请他们帮我把那张旧床连着床垫一起搬下楼,扔到垃圾桶边。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薇拉则去买了毯子、床单、枕头、毛巾。那房里只有不多不少半块毛巾,是黑的。透过肮脏不堪的窗玻璃,我们能看到邻居们在花园里打量着那床垫,摇着头,紧绷着嘴。薇拉和我勉力把那床垫架到我的车顶上,我们把它送去了市垃圾场。我们回来的时候,专业清洁队已经在门口了。那房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女工可以对付的了,因此薇拉喊来了这一队四处奔忙的生猛专家。是两个瘦弱的年轻人,好脾气,无精打采,大概是外卖垃圾食品吃多了。他们站在楼上的前厅里,面对一屋腌臜笑得脸直抽搐,问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你们可以先弄几桶热苏打水来。”我回答。薇拉已经忍俊不禁了。我还没提厨房呢。刚走进去看,它挺正常。正中间一张挺好的方木桌,一个说得过去的煤气炉,两把相当不错的木椅,按如今市价算,每把都值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窗户上是褪色、破损的窗帘,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黑色。但是那地板,那地板!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黏糊糊的,仔细一看,上面结了一层油泥壳。两位英雄在黏糊糊的油毡上,皱眉蹙眼,畏缩不前,说根本没有热水,叫他们怎么用热水。“在炉子上烧。”薇拉温和地说。“听着,”我说,“你们不是专门处理家务女工应付不了的粗活的吗?”“是的,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啊,是不是啊?”其中一个埋怨道。“总得有人做。”我说。他们打扫了前厅,匆匆地推着拖把在地板上走了一圈。但是在厨房地板问题上,他们闹了罢工。“抱歉。”他们说着便走人了,始终保持着好脾气。虽然大桌子、碗柜,还有椅子都被几十年的油垢粘在了地板上,薇拉和我还是把它们推出了厨房。我们把油毡撬起来:它可轻易撬不起来。这一层下头还有一层,而它们之间是半英寸厚的油腻和污垢。我们一共撬起了三层油毡。然后薇拉得回家,处理自己家的麻烦了。那个周末我擦洗了地板,清洗了墙壁和天花板,清空抽屉,把它们都狠狠地擦了一遍,还清理了一个裹在三十年灰泥之下的炉子。最后,这些无言的故事,这半辈子的碎屑,我装了好几塑料袋,带去市垃圾场扔了。我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有贝茨太太关注,她坐在她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时不时地招呼我也喝一杯。“没有,我起码十年没有上去过了。”她说,“她得寸进尺,你要是给她一寸,接下来就是,给我煮杯茶,帮我拿这个拿那个。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呢。我能不能问你是不是要当她的‘好邻居’?不是?”她红润的老脸上露着苦恼、埋怨。“你把她的旧床垫撂在外面,谁都看得到。放在我的屋外——他们会以为……还有你的手,完全伸进了那垃圾和污垢……”这也同样让她不舒服:这种脏活原不该我这样派头的淑女来干。她给了我一把钥匙。我接过来,心里明白她给的超过了我原准备承担的。唉,我现在不抱有任何幻想了!每一条街上都有几个,也许十一二个老太太、老先生,或者勉强对付着过日子,或者突然没法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了;他们梦想着不在身边的女儿、儿子、孙子辈能来照顾他们,任何靠近他们的人都必须小心,小心!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真空地带,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吸进去了。不,我不会再次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不会重蹈和莫迪——世上只有一个朋友的莫迪——那样的覆辙。我每次去探访,只待几分钟。因为我无法归入她们知道的任何类别,无法解释,所以她们认定我是反复无常、一时冲动而大发善心。我的主要麻烦在于不能让莫迪知道我还去探望别人,因为这是一种背叛。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就住在莫迪附近。如果我给安妮带礼物,我就得给伊莉莎也带一件,因为我上楼要经过伊莉莎家,她看着呢。伊莉莎以前给人帮佣,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总能设法弄到手,因此,我想,她算是证明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7]”。我给她带高级烘焙店烤的面包,一本新的浪漫小说,某个牌子的瑞士巧克力,点缀着绿色羊齿的贞洁白玫瑰。安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认为英国的产品是最棒的,于是我给她带甜泥巴似的巧克力,专门为老太太酿制的一种味道恶心的酒,漂亮的扎着缎带的小花。安妮·里夫斯住了六个星期的院。她弄伤了一条腿,但是,虽然他们告诉她已经可以正常行走了,她还是撑着助行架,不肯好好走路。她现在像个囚徒似的关在那顶楼房间里,一定得有人给她倒便桶,还需要送餐、家务女工、护士。伊莉莎·贝茨一点都不喜欢安妮·里夫斯,对她的行为很是不屑——嗯,没错,伊莉莎·贝茨知道她都在干些什么:她任性放纵自己,一人坐在楼上喝酒,任由家里污垢堆积,到最后伊莉莎都觉得坐在那儿就能听到墙壁里有虫子在爬,有老鼠在蹿。“我可不像她。”伊莉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微微抽了抽鼻子,像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教会人士。“我可不像她。”安妮说,她的意思是伊莉莎惺惺作态,她丈夫去世前,她对宗教啊教堂啊一点兴趣都没有,而现在,你看看她。安妮渴望和伊莉莎做朋友。而伊莉莎多年来从不搭理楼上那个飞快堕落的女人;这个女人根本用不着助行架,却偏要撑着一个,走得笨重;这个女人每天兴师动众,搞一帮社工来照顾她。她们称呼对方为贝茨太太、里夫斯太太。她们在这同一栋楼里做了四十年的邻居了。社会福利中心的人在试图给安妮做“康复训练”。仅仅几周前,我对这项计划的邀约还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大喊“但这很残忍!”不过如今我见识了伊莉莎的生活,明白为什么这些照顾老人方面的专家要坚决同老年性怠惰做斗争,哪怕这是出现在九十岁或者更大年纪的老头、老太身上。我开始喜欢上伊莉莎了,还要加上对她的钦羡。如果我九十岁的时候还能那样!我们都这样高呼,觉得前头敌人的威胁没那么大了。伊莉莎·贝茨的一天她八点左右醒过来,她的卧室在宽敞的前厅,以前她就和丈夫一起睡在这里的大双人床上。不过现在她有一张不错的单人床,床边是床头柜,还有一个小电暖炉。她喜欢窝在床上读书,一般读浪漫小说。屋里摆着的是老式家具:又是这样,“古董”同一文不值的东西混搭。屋里很冷,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上床时裹着大披肩,灌上几个热水袋。她给自己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明白了饮食不该马虎这个道理,她这么说。然后她清扫整理某一间房间,不过没有以前打扫得那么彻底。十一点左右她给自己泡了咖啡。她有许多朋友,也许哪一个会来串门。她有一个特别的朋友,这个女人住在对门,比她年轻不少,七十来岁,“样子比实际上年轻许多”,戴花哨的帽子,穿漂亮的衣服。她对于伊莉莎来说是一剂良药,经常送自己做的食物过来,或者拉着伊莉莎出去看场电影。每天,伊莉莎都会去午餐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社会福利局给老人们办的。餐后伊莉莎有时会细细地评价这餐饭,比方说肉煮过头了,芽甘蓝太硬了,或者大米布丁里的肉豆蔻放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以前给一家人做过厨娘。不久前,午餐之后她还会在那儿多待上一两个小时,做些“活儿”:老人们做日历,画圣诞卡,做各种小活计,有的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用上积累了一辈子的技艺。不过现在,伊莉莎说,她觉得自己得悠着点儿了,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健壮了。吃过午餐,她喝一杯茶,聊一会儿天,她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朋友一起去逛街买东西。这些就是我以前根本看不见的老太太们,但自从认识莫迪之后,我就能看到她们在大街小巷慢吞吞地走着,挽着包,提着篮子——我以前猜不到她们之间的伙伴情谊,她们生活中的乐趣,她们的欢乐愉快。很明显,她们热爱购物;而至于她们这天到底去哪家店、不去哪家店,这全看她们的情绪,那情绪复杂、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潮涨潮落。那个印度人的店脏兮兮的,不过昨天有人看到他打扫店铺了,那她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她们这个星期会去超市,因为那里新来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会帮她们把东西放进篮子里。五金店里的那个人那天对她们中的一个语气不善,接下来几周,有五六个人的生意他是别想做了,尽管不一定会是永远都做不了。这些对她们来说,比便宜品牌的饼干,或者针对退休老人减价的黄油来说更要紧。购物完毕,伊莉莎带其中一个朋友回家喝茶,或者去她们那儿喝茶。回到家以后,她在厨房窗边坐下歇一会儿,在窗边她能看到外面一根根晾衣绳上的衣服,有风的时候这些衣服会在空中翩翩起舞。她还会低头看丛林般茂盛的花园,记起那里的丁香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栽的,还有现在杂草丛生的那个角落,当初美得像幅画似的。我发现,她有些害怕黄昏时分。有一次,路过她家去看安妮时,我看到她双手托腮,而我向她打招呼,说“啊,伊莉莎,晚上好!”时,她转过脸去——我有些担心,走进她屋里,她指了指另一把木椅,我坐了下来。“是这样的,”她说,“你应该保持忙碌,因为如果你闲下来,等着你的就是痴呆啦……”然后她擦了擦眼睛,努力笑了笑。然后,出乎我意料,她把帽子又戴了起来。“伊莉莎,你不是要出门吧?你不该休息休息吗?”“不,不行。我情绪低沉的时候,得四处走动……”于是她又出门去了,薄暮中,一个勇敢的小个子那矮胖的身影慢吞吞地绕着街区走着。她在晚饭上不怎么费功夫,也许是一块蛋糕,也许是一盘沙拉。晚餐后,对门的那个朋友经常来串门,或者她会独自坐在那儿听收音机。她不喜欢电视。她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然后上床睡觉,她睡得很迟,常常过了午夜才去睡。春天到深秋的这段时间里,她每周会参加两三次大巴出游,去名胜古迹或是风景区玩,这些出行要么是社会福利部门组织的,要么是她去的那两家教堂之一安排的。伊莉莎是虔诚的教徒。她是个浸会教徒,不过她也上英国国教教堂。她礼拜天上两次教堂,早晚各一次,参加教堂组织的茶会,义卖会,还有废旧杂货的廉价拍卖会,去做关于在印度和非洲传教工作的讲座。她不断参加婚礼和洗礼。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了,稍稍轻描淡写了一点。她都懂,因为她以前在位高权重的人那儿干过活,她问了我各种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方说:不要孩子,做一份也许该养家的男人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对不对?她还喜欢谈时尚,不是她半世纪前穿过的衣服,而是她在街上看到的年轻姑娘们的时髦打扮,她说那打扮惹她笑,看上去真疯狂,姑娘们看上去好像过得开心极了。她喜欢看她们,但是她会想,从来买不起新衣服,只能去当铺里看,拣适合自己尺寸的有啥是啥,这样的滋味她们懂不懂。这是因为她可怜的母亲有一天突然被丈夫抛弃了。他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她有三个孩子要抚养,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伊莉莎说,什么都不会做,生来就是懒骨头,永远不肯去干点活来贴补家用,他十四岁的时候也离开了家,从此连一张圣诞卡片都没寄回来过。伊莉莎的母亲为了一对姐妹工作。周一到周五,街角的当铺里有她们的铺盖,经常还有她们的衣服,周五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赎回去。开当铺的那个女人会把一件好外套,或者一双她知道合脚的鞋子给两个姑娘留着。她会说:“喏,如果到时候那个可怜的家伙没法按时把它赎回去的话,第一个有机会拿的就是你们。”有一天晚上伊莉莎拿出一张老明信片,大概是一战时期的,上面是一个衣着褴褛、光着脚丫的小女孩,一个孤儿。我端详着,心想真浪漫,因为那幅图抹掉了事实的严酷,用如此浪漫的方式表现这个可怜的姑娘。我正想着,伊莉莎开口了:“那个姑娘就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时就是这个样子。十二岁的时候,我给绅士们擦洗台阶,赚一便士。我没鞋穿,我的脚也是这样冻得青一块紫一块……那真是邪恶的时代,”伊莉莎说,“邪恶。可是我又似乎记得我们挺快乐。我能记得我们姐妹两人常常笑啊唱啊的,尽管我们常常饿肚子。还有我可怜的小母亲,因为应付不过来而哭泣……”伊莉莎虽然不喜欢电视,却会走过街去看《楼上,楼下》这部电视剧。这让我生气;但是我又自问,那我为什么要写浪漫小说呢?真相让人难以忍受,但唯此而已,岂有他哉!《仁慈的女士》!我突然意识到,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以及她那帮人(不论男女),薇拉,还有我,我们其实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慈善家的后裔,继承了人家的衣钵。我的新浪漫小说是这样的:我的女主人公不是个有爵贵妇,而是伦敦一个富裕男人的妻子。她住在贝斯沃特区,在一栋离女王大道不远的房子里。她有五个孩子,是一个慈母,一颗心都扑在孩子们身上。她的丈夫倒不残暴无情,但是迟钝麻木。实话实说,我描述他的语言是从一封信上偷来的,那封信登在言辞恶毒的女权运动报上,是以前菲丽丝留在我办公桌上的。他不懂她的微妙。他有一个情妇,养在麦达维尔区,这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很是松了口气。至于她,她忙着探望穷人,有许多这样的人要她照顾。她的丈夫对些活动没有怨言,因为这样她就没空琢磨他的心思。每天她都奔波在外,穿着她简单却漂亮的衣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仆陪同,帮她端着盛有汤和营养布丁的器皿。当然了,我可不允许她照看的这些病人和老人夹生难伺候(尽管有一个老先生,身上还有克里米亚战争中留下的伤疤,她形容这个老先生时会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别扭)。不像莫迪,他们谁也不大叫大嚷,乱发脾气;也不会在人家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里只来回重复同样的十句或十二句话,好像根本不知道同样的话你已经听他们说过上百次啦;也不会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不,他们也许身陷赤贫,不知上哪儿找下一口粗茶淡饭,(除了仁慈的女士带来的东西以外)靠茶水、人造黄油、面包和土豆过日子;他们也许没有足够的煤炭,身边有恶劣或者暴虐的丈夫,或者是得了肺结核或产褥热而奄奄一息的妻子,但他们一直是大气、有风度的好人。他们和玛格丽特·安斯特拉瑟因为能真正欣赏彼此的优点,建立了美好的友谊。玛格

                      合演奏和演唱,比塞拉菲娜的那个又冷又小的客厅强太多了——房里有一个壁炉,他们可以就着那熊熊的炭火取暖,如果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能赏光前来和他一起用晚餐的话,那他的快乐就十全十美了。马基雅维里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简直就像砍倒一棵树那样容易,”他心里想着。马基雅维里给自己修了一下脸面,把头发修剪了一番,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黑色无袖的大马士革长袍,和一件裁剪制作得十分贴身的外套,外套的天鹅绒袖子能够像波浪般地起伏。皮埃罗也为了这次活动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淡蓝色的长袍到大腿中部就为止了,腰间扎了一条紫色的腰带。他那两条英俊的腿罩上了深蓝色的紧身裤,他的外套袖子没有马基雅维里的那般肥大,颜色也是深蓝色的。他那卷曲的头发上很时髦地戴了一顶紫色的帽子。马基雅维里满意地看着他。“你应该会给那个年轻的女仆留下个好印象了,皮埃罗,”他笑着说,“她叫什么来着?尼娜?”“你为什么希望我跟她上床?”皮埃罗笑着问道。“我想让你能够不虚此行。另外,这对于我来说也许也有用处。”“何以见得?”“因为我想和她的女主人上床。”“你?”在皮埃罗的音调中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惊讶,马基雅维里不由得生气地涨红了脸。“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就不行?”皮埃罗看到主人不高兴了,犹豫了一下。“你已经结婚了,并且,就和我的舅舅一样老。”“你这话说得就跟个笨蛋似的。一个明智的女人会永远倾向于选择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男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对你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你爱她吗?”“爱?我爱我的母亲,我尊重我的妻子,我也会爱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想和奥莱莉娅上床。还有不少东西够你学的,我可怜的孩子。拿着鲁特琴,让我们出发。”虽说马基雅维里脾气稍微急躁了一些,但他不会生气很长时间。他拍了拍皮埃罗光滑的面颊。“一个人是很难将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不让女仆知道的。”他笑着说。“你如果能用热吻将她的嘴封起来,你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他们只是横跨过那条窄窄的巷子就到了巴托罗缪的家。敲门之后就被仆人请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显得雍容华贵。奥莱莉娅则是穿了一件色彩浓艳的,用威尼斯织锦缎做成的衣服。衣服华丽的色泽更加衬托出她洁白的胸部和她金黄色的头发。马基雅维里看到奥莱莉娅比他想像的还要美丽动人,他不禁大感欣慰,暗中舒了一口气。她非常非常地诱人,让她嫁给那个肥胖的,自鸣得意的,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真是太荒唐了。一阵平常的寒暄赞美之后,他们坐了下来,等待晚餐开始。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忙活着。“你看,她们已经用上你为我在佛罗伦萨买的布料,开始忙着做衣服了。”巴托罗缪说道。“您还满意吧,奥莱莉娅女士?”马基雅维里问道。“在伊莫拉可搞不到这么好的布料。”她说道。她说话的时候看着马基雅维里,她的黑色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使得马基雅维里一阵心跳。“我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他对自己说道。不过他并不是真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的意思是,他从来都没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急切地要与之上床的尤物。“尼娜和我打下手,”卡特琳娜女士说道。“我们量体,裁剪和缝纫,我的女儿进行刺绣。要说做刺绣这活,我的手就太笨拙了,尼娜也不比我好多少。”“奥莱莉娅做的刺绣从来不会重样,”巴托罗缪自豪地说着。“给尼科洛大人欣赏一下你正在绣的衬衫的式样。”“哦,这会叫我露丑的。”她妩媚地回答道。“瞎说。我来给他看。”他随手拿来一张纸。“你看到了吧,她这么样绣我的名字的缩写,是不是十分巧妙?”“这是一件集优雅和天才于一身的杰作,”马基雅维里显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他之所以要装出这副样子是因为他实际对这一类的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我真希望我的玛丽埃塔也有这样一种令人喜爱的天赋,并且能够吃苦耐劳,从而使这种天赋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的女人可是又勤劳又贤惠。”巴托罗缪满心欢喜地说道。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他可是对奥莱莉娅的勤勉和贤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继续想到,那些做丈夫的男人在总结他们妻子的品德方面经常是错误的。晚餐端了上来。马基雅维里竭力使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状态。他知道自己讲起故事来是一把好手,他在法国逗留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国王宫廷里的绅士美女之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当他的叙述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成分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奥莱莉娅就显示出一副淡淡的困惑的样子,巴托罗缪则是大笑不止,卡特琳娜也是乐不可支,一个劲地催促马基雅维里讲下去。他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心想自己已经成功地向人们显示,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大家尽情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他将巴托罗缪拉到一旁,聊了一通他自己,他自己的轶事和财产,言谈之中颇有些得意之色。一顿胡吹神侃之后,马基雅维里建议他们试试他们的嗓子。他调了一下他的鲁特琴,试着弹奏了一段欢快的乐曲作为序曲。然后他们唱了一支他们都熟悉的曲子。组合歌唱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技巧,巴托罗缪的低音,马基雅维里的轻度的男中音和皮埃罗的令人愉快的男高音三者之间,确实相得益彰。然后马基雅维里唱了一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歌,其他二人也加入了合唱。他一边唱着,一边朝奥莱莉娅望去,希望她能够猜到他是在为她一个人歌唱。当他们目光相接时,她低下头去,看出她至少还是明白他的用意的,他不禁一阵得意。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夜晚很快就过去了。两位妇女平常的生活十分单调,这次聚会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愉快时光。奥莱莉娅的兴奋一望而知地呈现在她光芒四射的美丽的大眼睛中。马基雅维里越是端详她的那双眼睛,他越是确信,这是一个尚未被唤醒的女人,一旦唤醒,是可以有激情的。他准备唤醒她。在晚会散场之前,他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些话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去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虚荣的人,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认为自己的主意十分的高明。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他说道:“你曾经说过,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困难,我一直铭记在心,十分感谢。巴托罗缪大人,现在我要向你开口了。”“为共和国的使节,本人可以做很多事。”巴托罗缪答道。他今晚喝了不少酒,即使没有醉,也至少是处于微醺状态。“但是为我的好朋友尼科洛,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执政团正在寻找一位可以在明年的封斋期在大教堂做布道的神甫,他们让我在伊莫拉寻找一下,是否有什么人可以承担此一重任。”“提莫提欧神甫,”卡特琳娜女士冲口而出。“请安静,岳母大人,”巴托罗缪说道,“这是一件应该由男人经过仔细调研才能决定的事情。这要么可以为我们的城市带来光荣,要么就是取笑,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只推荐一位和这份荣誉相称的人。”但是卡特琳娜并不是一位轻易就不说话的人。“就在今年他还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做了封斋期的证道。全城的人都来听他的证道。当他描述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形时,最刚强的男人也热泪盈眶,女人们都晕了过去,还有一个可怜的东西,快要临盆了,突然一阵临产的阵痛袭来,结果嚎叫着被人抬出了教堂。”“我并不否认这些。我也算是个心肠硬的生意人了,我也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确实如此。提莫提欧神甫口才很好,对语言造诣很深。”“谁是这位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你方才说的很有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在一个适当的季节被人叫去忏悔,这样的话他们在一年之中剩下的时间里欺骗他们的邻居时就不至于太受良心的遣责了。”“提莫提欧神甫是我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说道。其实马基雅维里早就了解了这一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凡事都征求他的建议。他不仅仅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睿智的人。还有,几个月以前,我准备要去近东买一批调味料,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圣保罗对他显灵,告诉他货船会在克里特岛附近触礁,所以我就没有购买。”“后来船果然沉了吗?”马基雅维里问道。“没有。但是有三艘快帆船满载着香料抵达了里斯本,结果香料价格掉穿了底,我要是买了那笔货,一定是大亏。所以这就跟船沉了没有什么两样。”“你越这样描述这位神甫,我就越想见到这个人。”“一般你会在上午的时候在教堂中找到他。如果你找不到他的话,你可以让看护圣器的弟兄去叫他。”“我可以告诉他我是受了你的推荐而来的吗?”马基雅维里礼貌地问道。“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并不需要一个小城市里贫寒商人的推荐。再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实在是无法与佛罗伦萨这样灿烂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你是如何看提莫提欧神甫的?”马基雅维里面向奥莱莉娅,继续问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听取一位像巴托罗缪这样有身份、有头脑的绅士的意思,以及一位如卡特琳娜女士那样富有人生经验而成熟老到的女士的见解,我也必须听取一位具备热情、纯洁和青年人所特有的敏锐感觉的人的意见,这个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和它的种种坏处还不十分了解。因为我所要推荐的这位神甫不仅要能够召唤罪人们来忏悔,同时也要高度肯定那些有品德的人的嘉言懿行。”这段话说得非常漂亮。“提莫提欧神甫在我眼里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我一直是准备着由他来带领我做每一件事。”“在我看来,”巴托罗缪补充道,“我想说你也必须准备好由他来带领。他向你建议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最好的利益。”这一切进展顺利,也正如马基雅维里所希望的那样。他上床休息时,对自己颇为满意![1]在第九章中,这名会计叫贾科莫。第十七章第二天是个赶集的日子,一大早马基雅维里就带着皮埃罗去了市场。他买了一对丰满的松鸡,在另一个摊贩处买了一篮子甜美的无花果,这种无花果是瑞米尼地方的特产,十分出名,畅销于整个意大利。他让皮埃罗将这些食物给巴托罗缪送去,顺便捎上他的问候。这些天伊莫拉住满了外来的客人,食品稀缺,价格昂贵,所以他知道他所赠送的食品将很受主人欢迎。然后他就拔腿向方济各会教堂出发。方济各会教堂和提莫提欧神甫修行所在的修道院连在一起,距离巴托罗缪的房子不远。教堂确实挺大,但是一点没有建筑美学方面的价值。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两三个正在祈祷的妇女,一个并未出家的弟兄,很明显他就是教堂中看护圣器的执事,他正在拖地板。另外还有一位神甫正在祭坛上慢腾腾地忙活着,马基雅维里用他锐利的眼睛扫了这个神甫一眼,看出他只不过是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心里猜想这一定就是那位提莫提欧神甫。估计卡特琳娜已经跟神甫打过招呼,马基雅维里会来拜访他。“对不起,神甫大人,”他开口说道,同时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我听说您的教堂里有一尊有着神奇能力的圣母马利亚的像,我很想在她的面前点上一支蜡烛,盼望她能够保佑我正怀孕的太太,在生产时会少些痛苦。”“她在那儿呢,大人。”神甫说道。“我正要给她换面纱呢。我们教会里的那些弟兄总是不能够把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忘记给她上供的时候,他们又惊讶地不高兴了。我记得过去人们为了还愿,在同一时间会有几打的还愿奉献,今天却不足二十。这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那些弟兄完全没有头脑。”马基雅维里挑选了一支尺寸硕大的蜡烛,慷慨地付了一个弗罗林,然后他就看着神甫将它插在一根细铁签上,并点燃蜡烛。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马基雅维里开口说道:“我要求您帮我一件事,神甫大人。我要同提莫提欧神甫私下会面,如果您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我将十分感激。”“我就是提莫提欧神甫。”僧侣开口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看上去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我来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简直就是个奇迹。”“上帝的安排深不可测,”提莫提欧神甫说道。神甫中等身材,有些富态但是并不令人讨厌。马基雅维里冷静的头脑立刻就揣测,此人大概斋戒也不过只是做到他职责所要求的程度,而并非因为他相信贪吃是一种严重的恶习。他的面容长得不错,看上去像一位罗马皇帝,五官精致,尚未被奢侈和毫无节制的权力所糟蹋,然而却透露着一种残忍和贪欲,足以导致他日后被人暗杀。马基雅维里对这种人并不陌生。从他那红色的厚嘴唇上,突出的鹰钩鼻子和他那精致的黑眼睛中,马基雅维里看出了野心、狡诈和贪婪。但是这些本质都被表面的好脾气和简单的虔诚所掩盖。马基雅维里能够理解这个人是如何获得巴托罗缪一家人的信任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可以打交道。他一向痛恨僧侣。他认为这些人不是蠢货就是恶棍。眼前这个人或许就是个恶棍,他必须小心从事。“我必须告诉您,神甫大人,我从我的朋友巴托罗缪·马泰利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赞誉。他对于您的人品和能力均有着极高评价。”“巴托罗缪大人是教会忠实的儿子。我们的修道院十分贫寒,我们一向仰仗他的慷慨大度。但是,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在此有幸与之交谈的,是哪位大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神甫是故作姿态,但还是庄重地回答说:“我应该一早就介绍自己,我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公民,第二厅国务秘书。”神甫深深地鞠了一躬。“能和佛罗伦萨这样一个辉煌的城邦派来的使节说话,我实在是三生有幸。”“神甫大人,您太过奖了。我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有着人类所有的诸多缺点。不过,我们在哪里可以进行一次私密和充分的交谈呢?”“为什么不在这里?大人?那边那个帮忙的执事弟兄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耳聋,像一头驴子一样蠢,那些三三两两的老妇人正在忙着她们的祈祷,根本顾不上我们在说些什么,再说,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会明白我们讲了些什么。”他们于是在教堂中两张祈祷用的板凳上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告诉提莫提欧神甫,他受执政团的委托,要寻找一个能够在封斋期在大教堂中布道的神职人员。神甫那副罗马人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觉得这个人迅速地提高了关注程度,这证实了马基雅维里的判断,面前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和巴托罗缪一家人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内容。马基雅维里向他介绍了执政团方面的要求。“他们自然对此事颇有些担心,”他说道。“他们不想重新犯一次他们在吉洛拉莫·萨沃那洛拉[1]神甫身上所犯的错误。敦促和劝导人们忏悔并没有错,但是佛罗伦萨的繁荣却是依靠贸易,执政团方面不想让忏悔这件事破坏了和谐,干扰了商业。在美德方面做得过了头,就跟过分地沉溺于恶习一样对国家有害了。”“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啊,我能看出来,您和一般的神甫不同,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佛罗伦萨的民众思想敏锐,有深刻的判断力,如果一个布道人不具备扎实的学问,任凭他多么口若悬河,人们都不会有耐心听下去。”“您说得不错,我的弟兄中不少人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提莫提欧神甫带着些许自得的神情回答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您是想了解一下在伊莫拉是否有人可以,照您的意见,配得上这份荣耀。这是一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事情。我必须认真考虑此事。我也会作一番谨慎的探询。”“您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我从巴托罗缪大人和他的女眷那里了解到,您智慧敏锐,品德高尚。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意见。”“巴托罗缪大人的女眷们都是圣徒。这

                      。反正报纸上看不出颜色来。报纸照片显示的只有车子的大小,婴儿死处的亮光。现在婴儿们是永远不为人所见了,因为做母亲的甚至没给他们充满信任感的脸蛋拍过一张快照。萨尔跳起来,尖叫:“啊!瞧啊!一只甲虫!”还跺在她母亲的脚上。玛维斯刚刚说过“是的,女士,他每天回家吃晚饭”,可是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有个每天回家的丈夫。有点什么意思吧。记者走了之后,她想去看看萨尔在她侧胁上掐出的伤,可弗兰克还在卫生间,大概睡着了,去打扰他可不是好主意。她想从沙发塑料面的缝隙中抠出土豆片的碎渣,但她想去的地方是凯迪拉克车里。车不是她的;是他的,可是玛维斯可能爱那车胜过他,就对他撒谎说备用钥匙丢了。琼恩临走时,她最后说的话就是:“车子可不是新的。有三年了。是六五型的。”要是可能的话,她宁愿睡在车里的后座上,蜷在那对双胞胎待过的地方,他们俩才是唯一乐于有她陪伴,不向她挑事的人。她当然不能睡在那儿。弗兰克告诉她,她这辈子最好别再碰那辆凯迪拉克,更不用说开它了。所以当她偷开的时候,她和别人一样吃惊。“你没事吧?”弗兰克已经躺在了被子底下,玛维斯吓醒了,那一惊很快就融进熟悉的恐惧中。“我没事。”她摸着黑想找出点线索。尽量提前感觉到、嗅到他的情绪。但他是一片空白,就像报纸采访当晚的饭桌一样。完美的肉条(不太紧,也不太松——用两个鸡蛋成就了这种不同)应该让他吃得高兴了。饭菜和他都达到了一种平衡:吃进了足够的,手里还有足够的。无论如何,他在饭桌上还是平和的,甚至是爱说笑的,而余下的孩子则大胆随便。萨尔用她的盘子撬开了弗兰克的旧刮脸刀,问了她父亲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是“这刀快得能……”。而弗兰克就会回答说“能剃下巴的胡须也能切断软骨”或者“割掉一只臭虫的眼睫毛”,引得萨尔哈哈大笑。当比利·詹姆斯把酷爱牌饮料吐到玛维斯的盘子里时,他父亲说道:“把番茄酱递给我,弗兰基;比利,别拿你妈的饭菜闹着玩儿了,听见没有?”她没想到会花费这么多时间,看着家人在晚餐桌前的样子,高兴地听着别人的笑话,她知道弗兰克是放任孩子这样做的。办报纸的人一心想有些抓住人心的消息,而琼恩,“《信使报》唯一的女记者”,则具有人情味。弗兰克在床垫上弄出调整姿势的响声时,玛维斯没打算做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短裤了吗?要是她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他是不是想和她亲热,可是她不碰他就没法弄清。弗兰克像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似的,猛地弹了一下他拳击短裤的腰带。玛维斯松了口气,让自己叹出声,希望听着像是打鼾。她那声叹气还没完,被子已经被掀掉了。他把她的睡袍拉上去,遮住她的脸。她听凭他摆布。她判断错了。又一次。他是要先做这事,然后再做其他的。余下的孩子会躲在门外窃笑,萨尔的目光还会像刚听到那一事故时一样冷酷和不肯原谅。在弗兰克上床之前,玛维斯正在想她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就在她刚想起来时,弗兰克问了她是不是没事。现在她觉得自己真的没事了,因为她忘掉的那件重要的事再也不必做了。眼下这事会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很快就干完呢,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一种无言的疲惫中渐渐衰退?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没有穿透——只是来回蹭着达到高潮,一边隔着蒙着她脸的睡衣咬着她的一绺头发。她简直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破衣烂衫的安”了。事过之后,他摸着黑对她说:“我不知道,玛维(“玛维斯”的昵称。)。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她该这么说吗?还是干脆什么也不说?玛维斯选择了保持沉默,因为她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和她而是在和门外窃笑的其他孩子说话。“也许,”他说,“也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也许不成。我真的不知道。”随后,他打了个大哈欠,“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给萨尔,给弗兰基,给比利·詹姆斯的信号。她等候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过一会儿眼。弗兰克睡得很沉(他一停止闷死或勒死她就倒头入睡了),她原可以立刻溜下床,打开门,不光是为了吸点户外的空气。她确知萨尔就蹲在那儿——准备着猛扑上来或者抓住她的腿。她会缩起上唇露出十一岁的牙齿——对于要大吼的嘴来讲,那一口牙太大了。玛维斯想,天亮是关键。他们会同意用夹子整治她,但或许还没设下。她必须全神贯注地把它找出来——在它弹起之前。第一道灰亮出现的时候,玛维斯慢慢地下了床。如果弗兰克醒了,这事就完了。她抄起一条红色休闲裤和一件蠢鸭牌运动衫,就进了卫生间。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脏乳罩,麻利地穿戴起来。没有短衬裤,而且她也不能回到卧室去取她的鞋。经过余下的孩子的房间是一件大事。门开着,虽然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玛维斯一想到要接近那儿,就感到发冷。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不大的厨房兼餐室,右侧则是客厅。她得决定走哪条路再跑过那个门口。他们大概会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径直到厨房去,看来她该直奔前门。也许他们盘算着她会改变习惯,根本没在厨房里放夹子。她突然想起,她的钱包还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个小柜子在电视机坏了以后就充当杂物箱了。而备用钥匙就别在钱包内层的一处破口下。玛维斯屏住呼吸,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快步走过余下的孩子敞开的房门。由于背对着可能有危险的方向,她感到燥汗和湿冷一起袭来。她不仅想起来了放钱包的地方,还记起了萨尔的高筒橡胶靴就在前门口。玛维斯抓过钱包,把脚伸进女儿的黄色靴子,就逃到了前门廊。她没朝厨房的方向看,而且后来再没看到那地方了。她出屋门时太紧张了,直到把凯迪拉克从路边开出来,才意识到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朝佩格家开去。她和那女人并不很熟,但她在葬礼上流的眼泪很让玛维斯感动。她一直想对她了解更多些,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一盏路灯似乎在几英里之外,太阳又不情愿升起,因此她找起佩格家来很费了一番劲儿。当她总算找到了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街对面,等着天大亮再去敲门。周围一片静谧。矮牵牛花丛中有个木雕女孩,面部遮在一顶鲜蓝色的女帽下面,斜握着一只喷壶,脚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雕刻的鸭子。边缘分明、修剪齐整的草坪看着就像名贵羊毛地毯的样品。一切都是静止的,小风车和周围的常青藤也一动不动。不过,房子旁边一株比佩格家房顶还要高、还要老的莎伦玫瑰却在摇晃,在空调排出的空气中舞摆,将蓬乱的花朵和花蕾垂向草丛。那样子像野花,玛维斯的脉搏随着它的舞动剧烈跳动起来。凯迪拉克里的时钟显示才五点半。玛维斯决定先开车转上一会儿,到合宜的时间再回来。大概在六点吧。但是到那个钟点,他们也会起床了,而弗兰克就会发现车给开走了。他肯定会报警的。玛维斯从路边驶开,为自己的愚笨又伤心又惊恐。不光是邻居们熟悉这辆汽车,而且今天的报纸上还会登出汽车的照片。弗兰克刚买下车开回家的那天,街上的男人围过来拍拍车顶,把头伸进车里嗅着,还按了喇叭,哈哈大笑。他们笑了又笑,因为车主不得不隔两三个星期就借一次割草机;因为车主家的窗户上没有窗纱,家中没有可以看的电视机;因为三个月前他家前廊的六根柱子才漆了两根白漆,其余的还漆着黄色;因为车主整宿睡在他买来、停在自家门前的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而邻家的女人们见玛维斯在阴天里戴着墨镜开车带孩子去白堡,都直愣愣地瞪眼看着,不停地摇头。她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辆凯迪拉克有一天会臭名远扬。玛维斯用每小时二十英里的慢速驶上了一二一号公路,多亏有天亮前的余暗掩护。她驶过县医院门前时,一辆救护车静悄悄地滑出车道。明亮的急救灯射出的灯光将白底绿色的十字照进黑暗中。她曾经在那里当过十五次病人——其中四次是因为生育。在倒数第二次因为双胞胎出生而住院时,玛维斯的母亲从新泽西赶来帮忙。她操持家务,照顾其他孩子。三天后双胞胎出生了,她就回到帕特森去了——玛维斯估摸着有三小时的车程。她可以在《秘密风暴》开演前赶到那里,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没赶上看那部影片。在一处代卖饮食的加油站,玛维斯查看了她的钱包,然后才回应加油工。在她的驾驶执照后面折着三张十美元的钞票。“十。”她说。“十加仑的油还是十美元的油,女士?”“十加仑。”玛维斯注意到旁边的停车场上,一个早餐亭的窗子映出晨曦的珊瑚色。“那地方开门吗?”她盖过高速路上卡车的轰响喊道。“开门,女士。”她轻快地在砾石路上朝早餐亭走去。亭内,女售货员在柜台后边吃着酸苹果馅饼和粗燕麦粥。她用一块餐巾盖上盘子,又抹了下嘴角,然后才问玛维斯早上好和要什么。玛维斯拿着一纸杯咖啡和用餐纸包着的两个甜甜圈往外走的时候,在出口宣传Hires牌饮料的镜子里看到了女售货员在咧嘴笑。那笑容让她走回加油站的一路上都心里别扭,跨进车里才看到脚上那双鲜黄色的靴子。她把车驶离加油站,停在早餐亭背后,然后把早餐放到仪表板上,同时在储物箱里翻弄着。她找出了一品脱未开的时代品牌威士忌,还有一瓶剩下一英寸左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餐巾纸,一个咬环,几根橡皮筋,一双脏袜子,一只电池已耗尽的手电筒,一管唇膏,一张佛罗里达地图,几卷去口臭的薄荷糖和一些交通罚单。她把咬环放进钱包,把头发编成一条难看的小辫子,从橡皮筋里伸出来的松散部分就像鸡毛。她还用陌生人的唇膏在嘴上涂了涂,随后便在座位上坐好,啜饮起咖啡来。她刚才太紧张,没有要牛奶或糖,只是要了黑咖啡,现在没法强迫自己喝下第三口了。那陌生人的唇膏把纸杯边缘蹭得乱七八糟。凯迪拉克每跑九十英里就要喝掉十加仑汽油。玛维斯没想好是先给她母亲打电话还是一直开到母亲家。后一种设想似乎更精明。弗兰克这时可能已经或者随时会给岳母打电话。让她母亲如实回答会更好:“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帕特森的车程是五小时,不是三小时,等她看到路标时,只有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了。油表已经指到零了。街道比她记忆中要窄,店铺也不一样了。朝北的树叶已开始变黄。驱车在树木形成的阳光斑驳的夹道中,她觉得道路似是向前滑行而不是向后退去。她的车速越快,前面的路越长。凯迪拉克在离她母亲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停下了,但玛维斯勉强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来得太早了。在孩子们下午被接走之前,她母亲不会从幼儿园回家的。房门钥匙没再放在驯鹿模型的下边,于是玛维斯便坐在后门廊上挣扎着脱掉那双黄靴子。那双脚看着就像不是她的。早在五点半钟,玛维斯还在盯着佩格家的莎伦玫瑰时,弗兰克就已经打过电话了。勃迪·古德罗告诉玛维斯,说她跟他讲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把她从睡眠中叫醒,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老太太不高兴。当时不高兴,后来当她女儿像是黑洞中出来的蝙蝠似的轻敲着厨房窗户时还是不高兴,她一开门就是这么说的:“丫头,你那样子就像是从黑洞中出来的一只蝙蝠。你穿着一双孩子的鞋到这儿来干吗?”“妈,就让我进去吧,好吗?”勃迪·古德罗只有一块牛肝凑合够两个人吃。母女两人在厨房吃饭,玛维斯现在像模像样了——洗漱梳头,服了阿司匹林,还穿着勃迪有些大的便服。“好啦,让我明白明白吧。我倒不是非听不可。”玛维斯还想再来些小豌豆,把碗歪过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我能够明白你这次来的原因,你知道。谁都明白,”勃迪继续说,“有个蚊子脑袋就能想明白。”碗里还有些。两三汤匙吧。玛维斯把剩下的小豌豆全都拨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饭后甜食。她母亲的盘子里还有不少炸土豆片。“你还吃那些吗,妈?”勃迪把她的盘子推给玛维斯。盘里还有一小块牛肝和一些洋葱。玛维斯把这些统统刮到了自己的盘子里。“你还有孩子们嘛。孩子是需要母亲的。我知道你挺住了,亲爱的,可你确实还有余下的孩子啊。”牛肝做得好极了。她母亲总是把紧绷绷的外膜剥得干干净净。“妈,”玛维斯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呢?”勃迪挺直了身板。“你们没收到汇款吗?还有花?”“我们收到了。”“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得作出选择——帮助埋葬他们还是花钱来回坐车。我没那么多钱两样都办到。我跟你全讲过了。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们怎么做更好,而你们俩都说要钱。你们俩都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他们要杀死我,妈。”“你想让我在余生里一直头顶着那个负担吗?我还没为你和那些孩子尽够一切力吗?”“他们已经要下手了,可我逃了出来。”“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如今你的兄弟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让人开枪打死了,就像——”勃迪拍了一下桌子。“他们无权杀死我。”“什么?”“他在让余下的孩子这么做。”“什么?做什么?说出来,让我能听清楚你的话。”“我说的是他们打算杀死我。”“他们?谁?弗兰克?怎么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孩子们也一样。”“杀死你?你的孩子们?”玛维斯点着头。勃迪·古德罗先是大睁着眼睛,继而用手撑住前额,低头看着膝头。有一阵子,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可是后来,勃迪在水池边问道:“那对双胞胎也想杀死你吗?”玛维斯瞪着她母亲。“不!噢,不,妈!你疯了吗?他们还是婴儿哪!”“好啊。好啊。只是问一问。这不正常,你知道,以为小孩子们……”“不正常?这是——这是邪恶!但是他们会照他说的做。现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已经试过了,妈!”“怎么试的?他们做了什么?”“萨尔有一把剃刀,他们都瞧着我笑。时时刻刻都盯着我。”“萨尔拿那把剃刀干了什么?”“她把剃刀放到她吃饭的盘子旁边,一直看着我。他们都看着我。”两个女人都没再谈这件事,因为勃迪告诉玛维斯,如果——而且也只有她不再这么说话,她才能住在这儿。她不会告诉弗兰克——就算他再来电话—也不会告诉别人玛维斯在她这儿,而如果她再说一个关于杀人的字眼,她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过了一星期,玛维斯又上路了,不过这次她心中有了打算。几天之前,她听到她母亲小声对着电话话筒说:“你最好尽快到这儿来,我指的是马上。”随后,玛维斯趁着勃迪在游戏校园公司上班,边绕着房子走边想: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她取出了她能够找到的前面两样:两封褐色政府公函里的支票和两个拜耳瓶子,信封原是摆在她的一个战死兄弟的照片前面。她从勃迪的首饰盒里拿出了一副仿钻石耳夹,偷回了她母亲认为藏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钥匙;把剪草机里的两加仑汽油倒进了凯迪拉克的油箱,然后把车开出去再多加些油。在纽瓦克,她发现了一家叫施勃伯爵的喷漆店,便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待了两天,直到把车喷成了品红色。广告上说的二十九美元原来只是对标准规格的汽车而言,对这辆凯迪拉克,他们找她要了六十九美元。至于内衣和带皮带的凉鞋,她是在伍尔沃思连锁店里买的。在“好愿”二手商店,她买了一套浅蓝色套装,料子是速干的;还买了一件白色纯棉套头衫。她心想,穿这些东西去加利福尼亚正合适。正合适。她在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新版的行车地图,从纽瓦克驶出,加速向七○号路驶去。随着东部被甩得越来越远,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了。以前她只有一次这么愉快过,那还是小时候乘转盘火箭的事呢。当火箭向下俯冲时,她乐得头晕目眩;刚刚慢下来就头朝下地升到转盘高处,那种心惊胆战的刺激到了极点,虽然她和别的乘客一起尖叫,内心倒是一种安稳的激动,因为尽管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康熙时期5.20%18%雍正时期8.30%2%乾隆时期11.00%1%嘉庆时期8.40%1%道光时期9.60%1%咸丰时期10.90%1%这样,清朝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出身汉族官员在府级职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还要重复一句,处于地区行政的关键岗位上的州县长官们主要是后来投降的汉人。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多丽丝·莱辛1984年7月好邻居日记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日韩AV电影大全免费

                        ,是王昆仑的女儿。有关方面介绍说,他们有从哈尔滨过来,也有绕远道从苏联和法国过来的,各有不同的途径,但大家都只顾听,至于路上的过程细节谁也不打听。因为这‘通道’也许仍有使用价值,万一不慎透露出去,将对‘通道’环节的人员不利。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后,向大家详细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她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我至今记得的是,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力,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道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白俄),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次女冯弗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正规的商用客轮)。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和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积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即是8月22日,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赖亚力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了甲板,冯将军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她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冯玉祥另一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力的脸部被烧伤,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3个多月之后,我们还看得出他脸上皮肤的颜色明显有异。这件不应发生的灾难屈指算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且已时势大变,应当也可以解密,见个分晓了吧?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弗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头目沈醉提出过她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答复甚可回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在美国演讲反对援蒋反对内战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我想,这也可算作解密的一部分吧。”周海婴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几点:1.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说:这是一起由电影胶片起火导致的事故,但是,有人反锁了其中一扇门(反锁原因不详)。可是,她又担心影响中苏关系,因而不敢深入追究。2.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问过(前国民党军统高层)沈醉,沈醉否定了“国民党暗杀冯玉祥”的可能性。我们根据周海婴的说法,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女士以下这一句话,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这段话是否暗示着苏联人也有放火暗杀冯玉祥的嫌疑?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缅怀先父冯玉祥将军》,在这篇文章中,冯弗伐是这样说的:“……关于父亲(冯玉祥)在黑海遇难,60年来,很多人都心存疑问。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就父亲遇害事询问沈醉先生。沈先生说:‘冯到美国以后,发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演讲,蒋十分怨恨,但国内形势吃紧,他的手没那么长了,顾不上了!’2001年,周海婴先生在电话中向我谈起此事,说他在1949年随母亲许广平夫人到东北时,曾听到李德全夫人向民主人士叙说我父亲遇难经过,大家听后都感到悲痛又觉疑惑。她(李德全)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但忍着丧夫之痛,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父亲的秘书赖亚力先生在晚年曾对我的弟弟洪达说过:‘据苏方的调查,大火是烈性炸药爆炸引起的……’”冯弗伐的说法,总结如下:1.(前国民党军统高层)沈醉否认“国民党暗杀说”。2.李德全对火灾有疑问,但是没有提出过调查的要求。3.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说:苏联调查结果是烈性炸药引起的火灾(谁调查的?哪个报告?没有交代)。我们再来听听冯玉祥四女儿冯理达的说法。冯理达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那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我两个妹妹正在头等舱听父亲讲故事,舱门开着。最招人怜爱的小妹晓达,突然看见外面起烟了,说可能出事了,去看看,就再没回来……我们从窗口逃出去,然后飞奔过去救父母和妹妹,母亲被救了出来,发现父亲时,他已经昏迷不醒,晓达也失踪了,最终留给我们的仅有一片衣襟……当时父亲的身体还有余温,可是周围没有任何急救药物,医务室也早已是大火熊熊……你想想,电影胶片起火,肯定是小范围的,应该能控制。但这次船上的电报、无线电、医务室和驾驶舱事先都遭到了破坏……”冯理达的证言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舱门是开着的,也就是说,这个空间似乎并非是封闭的。除此之外,冯理达在《文学报》总第1325期中提供的说法如下:“……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就借‘考察水利’之名,派我父亲到美国。到美国后,父亲看到国内战乱愈演愈烈,就在美国发表了《告同胞书》,痛斥蒋介石的独裁,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恨我父亲,就开除了他的党籍,吊销了我们的护照,迫使我一家人流亡海外。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邀请父亲回国参加新政协,父亲立即决定回来。为了安全,我们乘坐了苏联在二战中缴获德国的轮船‘胜利号’,这是我党为迎接我父亲拨专款给苏联的。7月31日,我们秘密离开纽约,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时,这里停留的一艘国民党军舰引起了父亲的警惕。到了9月1日,我们在黑海上航行时,轮船突然起火,浓烟冲进我父亲的特等舱,但由于医务室也提前被破坏,父亲在烟火中窒息死亡,妹妹晓达也不幸遇难。后来查明,轮船起火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造成的,但具体原因是什么并不知道,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且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然而,真正的凶手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冯理达的说法,总结要点如下:1.冯玉祥是在烟火中窒息死亡的。2.轮船起火看似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但是冯理达存疑。3.冯理达认为有人蓄意放火暗杀冯玉祥,但是不知道谁是凶手。我们继续听冯玉祥其他子女的说法。冯玉祥的三子冯洪达,描述其父冯玉祥死亡一案是这样说的:“……(轮船)行至黑海时,突然起火,来势凶猛,顷刻之间,大火吞噬了父亲(冯玉祥)和姐姐晓达的生命,亲爱的父亲,就这样骤然与世长辞了……”冯洪达采取了“中性说”,没有指控任何人。(冯洪达的说法,出自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269页。)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官方的说法。1948年9月8日,冯玉祥遇难的一个礼拜之后,(中共)新华社在陕北公布了以下的死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氏,自归国途中,于黑海因乘轮失火,遇难逝世……”同时,朱德、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李济深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诸先生鉴:惊悉冯玉祥先生于归国途中不幸遇难……今忽遭此意外,实在国家民族之损失……”同时,朱德、毛泽东致电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冯夫人李德全女士礼鉴:惊悉冯玉祥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惊悉冯先生及令爱遇难,谨致哀悼之忱……”同时,中共发布了冯玉祥的官方略历如下:“……8月31日行至黑海,遇轮船失火而遇难……”上述的这些电报,也出自《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资料。我们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认为:冯玉祥是死于失火事故,并非死于谋杀。至少在公开场合,中共官方是这样说的。这里请读者注意一点:1948年正是国共两党的内战年,此前闻一多、李公朴等公共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势力暗杀,共产党迅速将之公之于众,借此攻击国民党独裁专制,争取民心。假如中共认为冯玉祥被国民党谋杀,中共不应该放过这个攻击国民党争取民心的绝佳机会。这艘船是苏联的船,因此,我们来看看苏联的说法:冯玉祥逝世之后,苏联“塔斯社”于1948年9月4日发电称:“……途中船上起火,原因系影片着火,处理不慎所致……”可见,当时苏联公开的说法也是“意外事故”一说。我们对冯玉祥之死一事的各种说法,作一个总结如下:1.遗孀李德全:怀疑有内幕,但害怕“影响中苏关系”,不敢追究。2.前国民党特务机关高层人物沈醉:不可能是国民党所为。3.次女冯弗伐:一直在追问,但是不知道真相。4.秘书赖亚力:苏联调查说是爆炸物起火(调查报告出处未交代)。5.四女冯理达:怀疑“胶片起火说”,认为是暗杀,但凶手不明。6.三子冯洪达:没有明确指控任何人。7.中共:轮船“失火”,属于意外事故。8.苏联:“影片起火”,属于意外事故。至此,我们综合各方的说法,似乎可以大致确定以下两点关键事实:1.轮船起火,涌出浓烟。2.冯玉祥受浓烟窒息而死。显然,本案破案的关键在于是失火,还是蓄意放火?如果是蓄意放火,那么是谁放的火?我们不妨逐个分析:嫌疑人一:“中共”。但是,冯玉祥亲共,冯玉祥死亡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作案动机很难成立。嫌疑人二:美国人。但是,美国没有帮助国民党暗杀亲共人士的记录。嫌疑人三:苏联特工。但是,冯玉祥亲苏,冯玉祥死亡似乎也不太符合苏联的利益,作案动机似乎不明。再者,火灾中一共烧死七十多名国际乘客,作案代价明显过高。嫌疑人四:国民党特工。但是,李德全说“国民党特工”已经在岸上被甩掉了。再者,国民党特工放一把火烧死七十多名国际乘客,是否玩得太大?当然,毋庸讳言,我依据现有的史料,不足以作出肯定的结论。冯玉祥的命案,是一起典型的“罗生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李德全“为了不影响中苏关系”,而不敢追问冯玉祥之死的具体内幕。我想,这一条信息,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可是毕竟目前的史料又不足。恐怕这个案件,要等到“克格勃”相关档案公开之时,才能进一步探讨了。

                        杀人魔王戴笠的死因

                        有“杀人魔王”之称的“军统”头子戴笠,在1946年坠机身亡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不是,那么,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到底是飞机失事?还是一场阴险的政治谋杀呢……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在江苏省江宁县的一座小山上坠毁,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当场身亡。对于戴笠的死,民间传闻颇多,一般猜想是红色特工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比较不靠谱的猜想是蒋介石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我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最大。而戴笠所乘坐的第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除了天气恶劣的因素以外,还有国民党空军腐败的因素。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请各位跟我来听听戴笠生前的心腹沈醉,他是怎么说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戴笠乘坐的,是222号专机,是由美国运输机改装的,他于1946年3月16日从北平飞往天津,当晚在天津住宿,第二天(3月17日),戴笠乘坐这架飞机从天津飞往上海,当天起飞之前,戴笠就接到了通知,说天气不好,不宜飞行,但戴笠仍然坚持飞上海,因为他要去上海接他的情妇胡蝶。戴笠叫人多备了汽油,说如果上海天气恶劣不能降落,则转飞南京,再不行,就去青岛或济南。飞行员知道戴笠的脾气,不敢抗命,便于当日(3月17日)上午从天津起飞,到达上海的时候,大雨滂沱,上海机场不同意飞机降落,于是依照预备计划飞往南京,当时南京也在下大雨,南京的机场勉强同意降落,但是,由于云层很低,而且又有雷雨,飞机和地面联络非常困难,在穿过云层下降时,飞机竟然越过机场飞到江宁县去了,到12点联络突然停止,飞机撞上了山……”这份证言所传达的意思很明显,作为戴笠的心腹,沈醉认为:戴笠死于意外失事,也就是说,戴笠不是死于暗杀。值得注意的是,沈醉说戴笠坚持当天要飞上海,是为了去接他的情妇——电影明星胡蝶。这叫什么?这叫“官场腐败”。一个高官,为了见情妇,置天气恶劣于不顾,说好听点是痴情,说难听点是腐败,腐败到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真是“死了都要爱”。那么,蒋介石对于戴笠的死,是什么反应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里面,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听到戴笠飞机失踪的消息,非常着急,立即亲自打电话到航空委员会查询222号飞机的下落,然后火速派了几架飞机沿途搜寻,蒋介石对毛人凤说:‘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去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可见,依据沈醉的回忆,蒋介石对于戴笠飞机的失事,不但感到很意外,而且是方寸大乱,十分着急。大家注意蒋介石在上面说的这句话:“我想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蒋称匪区)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蒋介石的这话说明:蒋介石当时,根本还没有料到戴笠已经死亡,而仅仅猜想戴笠是被八路军抓走了。这句话值得注意,如果蒋介石有心暗杀戴笠的话,他应该早就知道结果了。当然,读者可能会说:你这是孤证,难道蒋介石不会装蒜吗?别急,听沈醉继续往下讲:“……蒋介石叫毛人凤赶紧准备一个特工人员携带无线电台、报务员、外科医生和药品,到一些可能降落的解放区上空去,一旦发现这架飞机,如果没有机场不能降落的话,则跳伞下去。蒋介石再三叮嘱毛人凤,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蒋介石接见了我们,用极为关怀的口吻对我们说: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戴笠找到。蒋介石还写了个手令:无论何人,不准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各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保护,此令!……几天之后,戴笠失事的飞机找到了,蒋介石立即操心起来:今后由谁接任戴笠的工作呢?此时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了郑介民代理戴笠的工作,蒋介石同意了……”沈醉的这段话,仍然出自他的著作《我所知道的戴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蒋介石不但很担心戴笠的安全,而且蒋介石事先根本就没有做好找人替代戴笠工作的准备,多亏了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郑介民临时接替戴笠的工作。鸡飞狗跳,热锅上的蚂蚁,这一切的迹象和“蒋介石暗杀说”,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各位读者特别注意的是,沈醉的回忆和证言,是在1949年之后撰写的,当时他作为一个国民党战犯,写文章原则上是要讨好拘押方的,事实上,他有相当多的文字是在讨好拘押方,因此,哪怕蒋介石有那么一丁点儿暗杀戴笠的嫌疑,依照沈醉在1949年之后所处的环境和他一向的文风,沈醉必然会借题发挥,指控蒋介石暗杀下属的“丑行”,而不会像本文这样,将蒋介石写成一个对于戴笠之死事先毫不知情的人。从这点而言,沈醉这份关于蒋介石没有谋杀戴笠的描述,应该讲是有相当的可信度。事实上,戴笠是国民党军统的头号人物,他死了之后,全国各地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纷纷与军统失去联系,而这批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手下又各自有大批中低级特工,因此国民党整个情报网络遭受了重大损失。自从戴笠身死,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工作一落千丈,蒋介石“失势”,和戴笠之死,不无关系

                        一百亩田地,其中八十亩成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各授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和九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按照品级申请授予永业田二百亩至一万亩不等,其中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国家不再回收,但口分田则在受田者死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与均田制相互配合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丝棉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可以交纳布匹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每年还要为国家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可以选择缴纳绢或者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这种做法叫“庸”。如果官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可以免除“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成为唐代前期国家的主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大唐帝国的财政收支预算才得以顺利进行,保证了庞大的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皇室、官吏的开支消耗。但是,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本经济结构的体制,在开元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崩溃瓦解。开元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不仅永业田,就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也可以买卖。同时,各级官吏占有大量的永业田,这就使得那些官吏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土地集中的程度日益增加,如《唐会要·逃户》就记载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李亨发布诏书说:“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我们在前边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客观原因时,曾经说过开元天宝时期,土地的兼并之势可以和汉朝的成、哀二帝时期相比,事实上当时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吏按法律占有的公田也越来越多,贞观时期朝廷京官仅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开元时期已经增长到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样为数众多的官吏,要占有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倍至三百倍的永业田,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手中可供分配的公田大量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到天宝末年,唐朝初期建立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始崩坏,农民既失去土地,又遭到沉重的赋役压力无以为生,结果只能是被迫逃亡他乡。早在武则天执政末期,宰相韦嗣立就上书言说当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税逐渐减耗,致使国家开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农民又遭到战争的重创,逃亡更加惨烈,以至于达到“十不半存”的程度。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户口从九百万骤减至一百九十余万户,虽然其中有相当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但大部分是逃亡,形成了“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下去,大唐帝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两税法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随着杨炎身登相位开始实行起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杨炎在当上宰相后,给李适上过一份奏疏。大体内容是指出目前国家财政窘困的状况,以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的弊端和危害,应该说这篇奏疏引起了李适的极大关注,最终在李适的支持和杨炎的一系列具体操作下,两税法终于实行开来。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五日,李适宣布大赦天下,并在赦文中宣布实行两税法。从这一刻起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法即告废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杨炎的主持和精心策划下,两税法分为六大部分: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方政府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住地的户籍,依据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每年六月缴纳完毕,秋税限十一月交纳完毕。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除,依然有效。五、两税依据户等纳钱,依据田亩纳米粟。其中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采取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的州县依据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从上述六大项的规定来看,两税法首先扩大了纳税范围,在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人是不担负国家赋税的,这些人统称为“不课户”,如果仅按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记载来看,在全国的不课户为365万户,课户为535万户,不缴纳赋税的户口竟占全部户口约40%,可见不纳税户口的比重之大。其次是逃亡的课户不交纳赋税,在实行两税法时,李适曾经派遣使臣前往全国各地检查户口,结果检查出逃亡当地的客户总共达到一百三十多万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二,这一百三十多万逃亡的客户在实行两税法前,都被官吏、贵族所占有,国家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赋税收入,而两税法规定原来不纳税的官吏和客户均得需按户等纳税,这就大大扩展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扩大纳税范围之外,两税法的纳税标准也改为按照财产的多少来收取。以前的租庸调制征收赋税的标准是以人丁为本,如天下成年男子每人都受田一百亩,在这个基础上规定每一个丁男每年缴纳的租庸调数量。而事实上均田制的实施程度在唐朝初年各地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成年男子收受田的多少就很不一致,但却都要担负同样多的赋税。后来官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失去土地越来越多,但依旧需要担负租庸调,等到了无法负担时就只能逃亡。可见,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而两税法却弥补了这个缺陷。两税法按照资产田亩计税,将官吏、商人、地主、贵族、农民按照资产分为九等户籍分别纳税。形成两税法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也就是将人丁税改为财产税,这样既增加了赋税的合理度,也减轻了那个时代土地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从法律上确认了逃亡户和原来的实居户一样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两税法征税虽然以钱为计算单位,但当时在不可能完全以货币形式上交税款的情况下,多数是把钱折算成实物,正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赔绫绢”。但是无论怎样,两税法终究是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赋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从李适一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国家财政预算新体制否认确立,也就是确定了中央、藩镇和各州三级构成的国家财政预算模式,“划分收支,定额收支”的财政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所谓划分收支,是指在财政收入方面,将国家规定征收的税种,划分成中央税(如青苗税、酒税、茶税等)和地方共享税两种类别,分别确定了中央和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范围。在支出方面,引用元稹的话来讲叫作“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不仅确定了两税留州额和使用额,也限定了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应承担的支出范围,此外便是中央政府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形成了“两税三分制”。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预算收支得到明确划分。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看,起到了巩固唐朝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效果。两税法实行以后,从结果上来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旧唐书?杨炎传》中记载: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从这条记载来看,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先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上不知下的局面,朝廷获得了更多的分配平衡权。《唐会要?盐铁总叙》记载,两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唐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贯,加上盐税总收入可达到两千多万贯,比两税法实行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多。两税法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大唐帝国先前的财政问题,同时也让宰相杨炎在朝廷中大放异彩,杨炎的才能被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一致称颂,但很多人只看到了杨炎发挥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有人能够看清杨炎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两税法的实行掩盖了杨炎自身的很多缺点,这其中对杨炎最致命的就是:他虽然身居宰相之位,也具备宰相之才,但却无宰相的气度。谗杀刘晏杨炎,凤翔关中人,从外表来看须眉飘逸,颇有风度。父亲杨播曾经登进士第,但因为个性使然最终隐居不仕。杨炎年少时得其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才思敏捷、文采出众,所以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被誉为小杨山人。成年后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书记官,从此开始踏上仕途。后来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也想聘请他为判官,被杨炎谢绝。朝廷想拜他为起居舍人,也被他婉言拒绝。虽然错过了两次绝佳的晋升机会,但杨炎不为官位所动的气节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好名声。代宗皇帝李豫强令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杨炎不得不进入中枢机构任职。由于杨炎文采绝佳,不久后李豫任命他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的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不过杨炎虽然进入了中央机构任职,但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但他那出众的文采得到了时任宰相元载的赏识。前边我们虽然说了很多元载嚣张跋扈的事例,但元载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趁自己位居宰相之位的时候,找到一个才能出众、文采颇佳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杨炎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不久后,元载向李豫建议提拔杨炎为吏部侍郎,要知道吏部是掌管人事的部门,元载提拔杨炎做吏部的二把手,可见他对杨炎的器重程度。元载向李豫推荐杨炎的时候,正是他走红的时候,李豫对元载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杨炎顺利当上了吏部侍郎,而杨炎对元载也确实是投桃报李,成为他的一名心腹,唯元载马首是瞻。不过杨炎虽然是元载的心腹,但元载身为宰相,却不是杨炎的顶头上司,当时吏部的一把手吏部尚书是理财专家刘晏。刘晏作为理财专家,立志协助皇帝陛下精心治国,对元载嚣张跋扈及中饱私囊的做法很是看不惯,所以元载和刘晏矛盾颇深,这就使得身为元载一党的杨炎不可能和他的顶头上司刘晏和睦相处。据史料记载,李豫清除元载这件事,刘晏暗中为李豫出过不少主意,如果说元载的倒台有刘晏一份功劳也并不为过。但随着元载的倒台,杨炎等一批同党跟着一起倒霉,要不是当时皇舅吴凑上疏谏阻,杨炎说不定早已经身首异处。据此看来,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对刘晏的怨恨启程前往道州的,只是他不会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回到朝廷之内,并一跃成为刘晏的领导对其展开报复行为。之前我们说杨炎缺乏宰相的气度,事实上通过他当上宰相后的很多事例,可以看出杨炎的性格中有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而且骨子里不能容人。例如,元载当政时曾经请求修复原州城,直至元载倒台后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杨炎上台后上疏奏请李适采用元载先前的策划,重拾修建原州城的计划,而且他还计划同时发派两京、关内的壮丁疏通丰州的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事务。李适接到奏疏后,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最终他决定派个心腹宦官,前往丰州征求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段秀实认为目前边防比较空虚,不宜兴办屯田,如果大规模调集士兵去开垦耕作,容易招致敌人入侵。段秀实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应该说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李适最终没有同意杨炎的请求。当杨炎知道是段秀实坏了自己的好事时,不禁勃然大怒。愤怒之下杨炎动用宰相的权力,将段秀实由泾原节度使调任为司农卿,虽然品级没变,但泾原节度使是地方实权官职,显然段秀实是明升暗降。而他的泾原节度使职位则由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按说这件事情身为宰相的杨炎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思考段秀实的话是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再行处理,但缺乏气度的他完全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段秀实最终成为他的牺牲品。段秀实和杨炎在此之前并无过节,杨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杨炎对待刘晏会是什么态度。从才能角度来看,杨炎和刘晏有其共通之处,在经济领域各有所长。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相信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彼此也是相互敬佩并嫉妒着,尤其是杨炎和刘晏分属不同的阵营,所以从根本上来看,两个人是不能共容的。但不能共容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致对方于死地,通过史料我们没有看到刘晏对杨炎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杨炎从当上宰相后,却对刘晏展开了不将对方置于死地绝不罢休的报复行动。在杨炎看来,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死去的元载。事实上刘晏这个人十分勤勉努力,凡事不论缓急必定当天解决,绝不会搁置到第二天去解决,算是雷厉风行一派。很多混日子的朝臣对刘晏的这种工作作风颇有微词,皇帝越是对刘晏褒奖有加,很多人就越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打刘晏小报告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些人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撤销转运使的编制,造谣说刘晏曾经暗中上疏李豫册立独孤氏为皇后等。这些事情根本打动不了皇帝,更何况刘晏对帝国的财政改革有着莫大的功劳,皇帝是不可能轻易动刘晏的。但到了杨炎当上宰相后,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杨炎刚刚进入宰相班子没多久,便展开了对刘晏的报复,和先前诋毁刘晏的那些人相比,杨炎的策略明显技高一筹。杨炎明白仅仅依靠上疏弹劾这种伎俩,皇帝陛下早已经视觉疲劳,想打动皇帝,必须要让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情真意切。于是,杨炎利用李适召见宰相班子议事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陛下恐怕还不知道吧!刘晏与大臣黎干、刘忠冀共谋反叛,臣身为宰相而不能讨伐他们,真是罪该万死。”杨炎在议事即将结束时,忽然流着泪对李适说道。杨炎的话让李适颇感意外,他并没有立刻接着杨炎的话往下说,而是仔细思考杨炎所说话中的含义。那个时候另一位宰相成员崔佑还没有去世,在听到杨炎的话后,他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陛下!这件事情究竟真相如何,谁也没法拿出确切的证据,何况先前陛下已经大赦天下,不能因为流言蜚语而妄加追究啊!”杨炎因为是自己推荐进入宰相班子的,所以崔佑甫在杨炎面前丝毫不避讳。但不论李适还是崔佑甫事实上都不会想到杨炎状告刘晏谋反,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隐藏在杨炎心中的其实另有所想。“崔相说得也很有道理,这件事情臣也反复思考过,的确没有真凭实据。不过尚书省是推行政令的最高机构,最近设置诸使,很大程度上分夺了尚书省的权力,依臣看来一切大权应该复归于尚书省才是,最近很多大臣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杨炎的语调和刚才状告刘晏谋反时的痛哭流涕相比,显得平静了很多,最后他将问题抛给了崔佑甫:“不知道崔相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杨炎这次对刘晏的报复,使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状告刘晏谋反虽然是主动进攻,但这其实是佯攻,杨炎十分明白以皇帝李适的智商绝对不会相信刘晏会谋反的,而为人耿直的崔佑甫必定会站出来为刘晏开脱,只要形成这种局面,杨炎接下来可以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崔佑甫说完后,他立即主动选择退而求其次,向皇帝陛下陈述尚书省权力分散的问题,而且他最终将问题抛给崔佑甫,也是早已经算计好这位亲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是不可能在否定自己一次之后,再一次否定自己。除了面子原因之外,当时崔佑辅是首席宰相,尚书省权力分散这是事实,崔佑甫比杨炎更希望权力集中一些。“这一点杨炎说得没错!”崔佑甫沉吟了片刻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看法。直到这一刻,杨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明白自己这次报复刘晏的行动宣告成功。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三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马基雅维里大笑了起来。他从烤肉叉上取下一只云雀,他一边用他那结实的牙齿咀嚼着这只鸟,一边用饱含深情的目光看着玛丽埃塔。她的确是个好女人。人很节俭,性情也很温和。每次他要踏上远行的旅途时,她都很难过,而当他回来时,她又总是十分欢喜。他有时也在想,她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的那些事。如果她知道的话,她从来都没有流露出一点她知情的迹象,如果是那样,就更加证明了她是一个理智和驯良的妇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样一位太太,他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找老婆,而且也很有可能找上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玛丽埃塔的女人。他对他的这位太太非常满意。当他们吃完晚饭,女仆开始洗碗和收拾的时候,玛丽埃塔将孩子们送上床睡觉。马基雅维里上了楼,脱下了他穿了一整天,沾上了泥浆的脏外衣,换上了他平素自以为庄严和华美的袍子,因为在晚上,他习惯于阅读那些他热爱的作者的书籍。他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听到有人骑马而来,不一会儿,一个他熟悉的声音在问女仆他是否在家。这是比亚乔。马基雅维里心里在琢磨是什么事让他在这个时辰从城里赶过来。“尼科洛,”比亚乔在楼底下喊,“我有消息带给你。”“等一会儿,我穿好衣服后马上下来。”因为是冬天,白天变短,夜晚到来得早,气温有些低,他在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锦缎长袍,然后开了门。比亚乔正在门口台阶上站着等呢。“瓦伦丁诺公爵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位信使今天从潘普洛纳来。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件事,所以就骑马赶过来了。”“到我的书房来。”他们于是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坐在他的书桌旁,比亚乔则是坐在了一张雕花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是玛丽埃塔从她娘家带来的嫁妆的一部分。比亚乔原原本本地将他听到的情况告诉了马基雅维里。切萨雷·博尔贾将自己的总部设在了一个叫埃布罗的村庄里,计划向背叛自己的那些勋爵中最有力量的那个,勒林伯爵的城堡进攻。在三月十二日的清晨,他的部队和伯爵的部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当警报发出的时候,公爵正在自己的屋子里,他披上盔甲,上了战马,朝混战中的人群杀了进去。叛军开始撤退,公爵在没有来得及看一下是否有人在后面跟着他的情况下,就追着溃散逃跑中的敌军到了一个深谷。在那个深谷中,他在孤身一人,身陷重围,失去了坐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最后终于战死沙场。第二天国王和他的人马找到了公爵的遗体。公爵的遗体是赤裸着的,因为敌军将他的盔甲衣服都扒了下来拿走了。国王脱下自己的大氅,盖在了公爵赤裸着的身子上。马基雅维里专注地听着,当比亚乔说完了的时候,他却是静静地一言不发。“谢天谢地,他终于死了。”过了半晌比亚乔开口说道。“他失去了他的城邦,他的金钱和他的军队。但是整个意大利还是非常害怕他。”“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行事诡秘,神秘莫测。他残忍,狡诈,做起事来无所顾忌。但是他很有能力,精力充沛。他为人稳健,很有自制力。他从来不会让任何事情干扰他的既定方针。他喜欢女人,但他只是从她们身上寻欢作乐,从来不会允许自己为她们所左右。他建立了一支忠诚于他,并且信任他的军队。他律己甚严,行军时他无惧于寒冷和饥饿,他强健的体魄使他能够不觉得疲劳。打起仗来他勇敢无畏,斗志昂扬。他与最下层的战士们一起冒险犯难。他娴熟于谋求和平的艺术,就如同他谋求战争的艺术。他根据他手下大臣的不同特点和能力有区别地任用他们,并且留意确保这些人还必须继续仰仗他的恩眷。在巩固他的权力这方面他已经做了一个谨慎和聪明的人所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他的办法没能为他带来成功的话,这并非由于他的过失,而是因为命运非同寻常,且非常恶毒的安排。像他那样一个具备昂扬的精神和崇高理念的人,假使他有机会将事情重新来过一遍,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的计划只是由于教皇亚历山大的死亡和他本人的疾病而遭挫败,如果他健康良好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的。”“他作恶多端,遭受了上天恰如其分的惩罚。”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命运像以往那样垂青于他的话,他也许可以将入侵意大利的野蛮人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赶走,为她带来和平和昌盛。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忘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罪行取得权力的,而他本人也就会作为一个伟人和好人流传于后世。现如今,谁还会在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残酷和忘恩负义的人,谁还会记得尤利乌斯·恺撒曾经背信弃义?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攫取权力和保持住权力,一旦做到了这两点,你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就将被认为是高尚的,并受到所有的人的敬佩和景仰,如果切萨雷·博尔贾被看成一个恶棍,只是由于他没有成功。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来记述这个人和我对于他所作所为的观察和思考。”“我亲爱的尼科洛,你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在你看来,谁会读你这本书?你不会因为写了这么一本书而流芳百世的。”“我也不奢望这个,”马基雅维里大笑着说道。比亚乔狐疑地看了一下他朋友案头的一叠手稿。“你那儿放的是什么?”马基雅维里给了一个旨在消除对方疑虑的微笑。“我在这里没有多少事可做,于是我想到我可以写上一部喜剧,以此打发时间。你想让我为你读上一段吗?”“一部喜剧?”比亚乔带着怀疑的神情说,“我估计这部剧作带有政治涵义吧。”“完全没有,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逗乐。”“嗨,尼科洛,你什么时候才会正经起来?你会招致别人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会像一千块砖头那样砸在你的身上。”“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那样来批评我。阿普列乌斯创作《金驴》和佩特罗尼乌斯写出《萨蒂利孔》纯粹是为了娱乐读者,没有人会认为他们的作品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那些作品是古典文学。所以那些是要另当别论的。”“按照你的说法,一些个旨在娱乐大众的作品,就像放荡的女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令人尊敬。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那些文学批评家只有等到幽默所能带来的乐趣已经完全随着时间而消失很久的时候才能领会到幽默的存在。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幽默的效果得紧紧依靠现实生活。”“你曾经说过,是色情,而不是简洁的语言,才是机智的灵魂。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完全没有,但是又有什么东西能比色情更实际和真实的呢?请相信我,亲爱的比亚乔,当人们不再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繁殖他们下一代的兴趣。这将是造物主这个最不幸的实验的最后终结。”“读你的剧本吧,尼科洛。你知道我不喜欢听你说这些。”带着一抹微笑,马基雅维里拿起了手稿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突然之间,由于是向一个朋友第一次朗读自己的作品,作为作者的马基雅维里被一种特有的,淡淡的不安情绪所影响,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喜欢自己的作品。他于是打断了自己。“这只是第一稿,我敢说我再次披阅校对时还会做出许多修改呢。”他翻动着手稿,显得不是太有确信的样子。剧本的情节使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很有乐趣,但是有那么两三件事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他所塑造的人物都进入了角色,开始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和他们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拉开了距离。卢克莱齐娅就像生活中的奥莱莉娅一样显得朦胧,他还没能想出来如何才能使她变得更有实质内容。情节的需要让他不得不把她塑造成一个贤惠的女人,只是由于她母亲和她的忏悔神甫的诱使才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皮埃罗,在剧本中被称为利古利奥,却出乎马基雅维里原来的计划,担当了出场更多的吃重角色。正是他出主意欺骗那个愚蠢的丈夫,说服卢克莱齐娅的母亲和那个神甫,说到底也就是他策划了这个阴谋,并付偖实施,达成了最后皆大欢喜的大结局。他是一个敏锐的,有创造力的,机智的人,毫无原则却又讨人喜欢的家伙。马基雅维里发现他很容易刻画这个流氓恶棍的角色,结果等到他写完剧本时发现,他在那个孜孜于策划阴谋的配角和他那害着相思病的主角身上倾注了相同分量的自我。想到他一个人要在一出戏里演上两个角色这件事该有多么特别,他抬起头来问比亚乔:“顺便问一下,近来你有你那外甥皮埃罗的消息吗?”“说起来我还真有他的消息。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但是因为瓦伦丁诺公爵去世这件事让我太激动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他就要结婚了。”“是吗?女方般配吗?”“很般配。他娶的是钱。你还记得伊莫拉的巴托罗缪·马泰利吗?他是我的一个远亲。”马基雅维里点了点头。“当伊莫拉发生暴动的时候,他认为先到外面躲一下,看看形势会如何发展为上策。你知道,他是公爵的死党之一,他担心他要为了这个原因付出些代价。他于是去了土耳其,在那儿他有着自己的业务。伊莫拉城还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动乱,教皇的部队就进了城,巧的是,皮埃罗也在进城的部队里面。好像皮埃罗和一些高级军官关系不错,而这些高级军官又在教皇面前说得上话,于是他努力地保全了巴托罗缪的家业。但是巴托罗缪遭到了放逐,最近有消息说,他死在了士麦那,而皮埃罗则是要娶他的未亡人了。”“确实不错,也很合理呀。”马基雅维里评论道。“他们告诉我她还年轻,相貌也不错,很显然她需要一个男人保护她。而皮埃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只有一处白璧微瑕。巴托罗缪有一个小男孩,大概有三四岁那么大。这么一来,将来皮埃罗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后生的孩子继承遗产的希望就不大了。”“我想你尽可放心,皮埃罗会将这个孩子视同己出的。”马基雅维里不冷不热地说道。他又重新拿起了手稿。他带着一些自得的心情微笑了。他又想起了,他至少还是成功地对付了提莫提欧神甫。他刻画这个人物时笔触特别恶毒,他常常是一边写作,一边坏笑着。在这个人物身上,他倾注了他对于那些利用无知的人们的善良轻信而骗取钱财以自肥的僧侣们的全部憎恨和轻蔑。凭这个角色就能决定这部剧作的成败。他又从头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他停住朗读,又抬起头来。“又怎么啦?”比亚乔问道。“你说切萨雷·博尔贾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了。他确实被摧毁了,但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他的狡诈阴险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偶然因素,在这个充满罪孽和悲伤的世界上,如果贤良战胜了罪恶,那并不是因为贤良的一方有着高贵的品格,而是他们有着更大和更好的枪炮。如果诚实压倒了奸诈,那并不是因为诚实的一方有着诚实的品性,而是他们有着一支更加强大,更加领导有方的军队。如果正义战胜了邪恶,那并不是正义的一方是正义的,而是他们的财力更为雄厚。站在正义的一方固然好,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将一无所成。忘记这一点我们就是疯子。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热爱秉性善良的人们,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会将愚蠢的人们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叹了一口气,开始第三次朗读他的剧作。“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译后记第一次看到《过去和现在》这本书是二〇〇〇年的十二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家书店。我从大学时代以来就喜爱毛姆的小说,于是立刻买了下来。慢慢读完,我很欣赏和享受毛姆直白、简练,但又充满机锋和幽默的语言。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一定很有意义。但是却迟迟没能动手。直到两三年后,有一天突然想到,何不每天译一到两页,当作一种学习或者修行呢?也可以就此从工作中换换脑子。这样就开始了我这长达七八年的断断续续的译书历程。期间我被派到香港工作,由于忙着适应新的环境,工作节奏也比美国繁忙紧张不少,曾一度搁笔。直到三年后搬到香港新界的深井,一个远离喧嚣,面朝大海,背靠青山的公寓里,有了自己的书房,才又重新动笔。终于在2015年春天将全书译完。这本小说有两条主要线索贯穿。一条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马基雅维里,和派驻国的首脑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之间的外交斗争。另外一条主线是作为一个风流不羁之士的马基雅维里,企图勾引一位当地豪绅年轻美貌的妻子的经过。两条主线并行不悖,穿插交织,在平缓有序的发展中却高潮迭起,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这部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创作的。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外有强邻入侵,内有诸侯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马基雅维里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城邦共和国,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的政体。而瓦伦丁诺公爵所代表的教皇国,则代表着专制和独裁的政体。小说中包含了不少瓦伦丁诺公爵对于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见解和议论,多数均来自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名著《君主论》。在小说中,瓦伦丁诺公爵是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君主。但是马基雅维里却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看待公爵,认为一个君主就应该这样,否则就无法成事。而一旦不能成事,则国家不能统一,战乱不得平息,人民则要遭受更多的苦难。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对君主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为国家带来秩序、和平与繁荣,而不能以一般的宗教或世俗道德衡量。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历经五百年,却仍然富于强大的生命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他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一个政府要能够强有力地保障社会秩序,为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效(effective),果能如此就可以将这个政府归类于好的政府,不论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法如何。如果达不到这上述的目的,则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政体是什么样的,均可归类于低效能或无能的政府,或者干脆就是失败的国家(failedstate,意思是政府完全起不到应有的基本职能作用),那就是最最要不得的、极其糟糕的结果。上述的政治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冷酷的。但是却不幸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五年中,中东和北非地区看到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让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的内部起义和外部干涉,以及叙利亚内战。其结果是,独裁者被推翻了,或陷入困境,但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却陷入了持续的动乱和战争之中。邪恶势力迅速膨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民饱受残害和痛苦,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当然,因为毛姆是在写小说,所以他并没有将上述观点长篇大论地展现给读者。而是在小说结尾部分以一种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马基雅维里,也许也是毛姆本人的这种观点。毛姆的这部小说写得扣人心弦,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栩栩如生。书中也有着不少对当时意大利人民生活的详细描写。慢慢读来,仿佛是在看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电影。我希望我这部译作也能够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童朝晖悲伤也好,痛苦也好,都是人生之花。致每一位曾在都市生活中迷失的你!与太宰治齐名的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杰作全收录!=======优秀的作家既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人。坂口安吾的文学作品,是由坂口安吾所创造,若无坂口安吾,则不可语之。──川端康成读坂口安吾的文字,总让我觉得像身处隧道之中,毫无多余之物,空阔而旷荡,干冷的风则吹透过来。显而易见地,这隧道是一条单行的简单通路,彼端浮现着一团幻梦般的光亮。这个人不怕未来,也不爱未来:因为这个人正是以他那宛若隧道

                        谁敢不服?如果想以武力服人,我楚国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池,请尽管放马过来好了。”第二次口舌之争,齐桓公又没占到便宜。《左传》记载,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以双方和解而告终。屈完代表楚成王与各诸侯国签订了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对于这件事,历史上很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召陵之盟意义非凡,有人认为齐桓公这次南征是无功而返,或者成效甚微。现将正、反两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评论简述如下。反方观点认为:楚国于春秋年间不断向北扩张,争夺中原,消灭了靠近楚国的吕、申、息等小国,而独蔡国延存,是因为蔡国死心塌地臣服于楚国,并且为虎作伥,成为楚国“有事”于中原的工具。从地理位置上看,蔡国既是楚国进出中原的捷径,也是楚国抵御中原各国进攻的屏障,所以要讨伐楚国,必先讨伐蔡国,拿下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这种观点,齐桓公伐楚的最大收获在于击溃蔡国,斩断了楚国在中原的爪牙,但是对于楚国本身没有丝毫的影响。楚国反而在召陵之盟后变本加厉,加快了侵并中原的步伐。因此,召陵之盟的意义十分有限,远远不及后来晋文公在城濮一战中大败楚军的意义。正方观点认为:“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遇上“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可谓是棋逢对手。八国联军在陉地驻兵数月,楚军一直按兵不动,只派了屈完来谈判,寥寥几句,双方便息兵罢战,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打下去是两败俱伤,谁也占不到便宜。齐桓公远居山东,因其地理位置所限,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北方的狄、戎之乱,无暇顾及南方。但是他仍然关心中原安危,为了解除中原诸国的心腹大患,不远千里跑到南方来讨伐楚国,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齐桓公南征的战略目标,不在于使楚国屈服(这点显然做不到),而在于打击蔡国和坚定郑国抗战的决心,确保天子脚下的这片净土不受楚国的侵犯。达到这个目的,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我看来,齐桓公和管仲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在于,他们虽然有志于称霸诸侯,而且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却很少真正付诸刀兵,更多的是采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这种做法,不但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念不谋而合,而且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召陵之盟后,八国联军自楚国边境撤退,一路迤逦北行,顺便将被俘的蔡穆公释放回国。其间发生了两件小事。第一件事,许穆公在军中病逝。前面说过,许穆公娶了宣姜的小女儿为夫人,而齐桓公娶了宣姜的大女儿为小妾,所以两个人是连襟。许穆公对齐桓公这位姐夫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而齐桓公对这位穷亲戚也不薄:许穆公本来是男爵,在他死后,齐桓公命人以侯爵的规格为他举行葬礼,算是对他鞍前马后效力的奖赏。第二件事则有点复杂。联军部队中,陈国的重臣辕涛涂找到郑国的大夫申侯,说:“如果大军取道陈、郑两国之间回师,则贵国和我国都要供应粮草物资,负担十分沉重。如果大军能取道东方,自海滨回师,就不会有这些麻烦。”申侯听了,说:“这主意不错,您去和齐侯建议一下嘛。”辕涛涂便跑去向齐桓公说了,齐桓公觉得走海边看看风景也好,表示同意。没想到,申侯这家伙听到大军改道而行的消息,也跑去找齐桓公,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唉呀,您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呢?大军劳师远征,已经很疲惫,如果再绕道海边,万一遇到夷人袭扰,恐怕难以抵挡。还是取道陈、郑两国之间,物资粮草的供应都有保障,才是万全之策啊。”申侯这么一说,齐桓公立刻明白自己上了辕涛涂的当。他很感慨:同样是诸侯的大夫,为什么辕涛涂这么阴险,而申侯这么厚道呢?于是他把郑文公给找来了,一是宣布大军将接受郑国的热情邀请,从郑国过境,请郑国准备充分的粮草物资供应;二是告诉他申侯这位同志很不错,要提拔重用,请郑文公把虎牢赏给申侯作封邑。前面说过,虎牢就是制的别称。当年武姜要求郑庄公把制封给弟弟段叔,郑庄公犹且不肯,说了一大堆理由来推搪。现在齐桓公要求郑文公把虎牢封给申侯,郑文公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却也只能表示同意。一句话,一座城,齐桓公还真是慷慨——慷别人之慨。因为这件事,齐桓公派人把辕涛涂给抓了起来。大军回国之后,他仍然觉得不解恨,又于当年冬天组织了七国联军讨伐陈国。陈国立刻表示认错,齐桓公索取了一笔军费开支后,才将辕涛涂放回陈国。辕涛涂深恨申侯的无耻行为。被释放之后,他到郑国去看望申侯,看了他的新封邑虎牢,赞不绝口,建议申侯加高城墙,把虎牢建设得漂漂亮亮的,好让子孙不忘记申侯的功德。申侯好大喜功,果然照办。这边,辕涛涂又对郑文公咬耳朵说:“申侯加高虎牢的城墙,恐怕是有了叛逆之心吧。”郑文公莫明其妙丢了一座虎牢,本来就对申侯不满,听了辕涛涂的话,意见就更大了。【春秋首霸是怎样炼成的】八国联军南征楚国,虽然没有占到楚国人任何便宜,却仍然让“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楚国人深受震动。联军撤退后,楚成王根据盟约的协定,派人前往王都雒邑,向周天子进贡地方土特产和金帛。这一举动,意味着楚国改变了多年以来秉承的“去中国化”政策,而转向“入中国化”政策。很多年以来,楚国就以蛮夷自居,倚仗国力强横,根本没有把周王室放在眼里。这次前来朝贡,可谓是破天荒头一回。可想而知,周惠王对此十分高兴,不但热情招待了楚国使者,还命人分给楚国祭肉。按照周礼的规定,祭肉原则上只分给周王室的兄弟之国,不能分给异姓诸侯。如果分给异姓诸侯,也只能分给二王之后,也就是周朝之前的夏、商两个朝代国君的后人,以示尊重。给楚国人上祭肉,这一礼遇高得实在有点吓人,恐怕连楚国的使者都觉得受宠若惊。周惠王一时高兴,还不忘吩咐一句:“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意思是要楚国镇守南方,弹压蛮夷诸族,不要让他们入侵中原。这一句话让机敏的楚国人如获至宝,拿着鸡毛当令箭,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南方扩张势力。据《史记》记载,周天子说过这句话之后,“于是楚地千里”,楚国人洗脚上田,楚国一跃成为实至名归的南方大国。按理说,楚国这次主动向周王室示好,应该归功于齐桓公。如果不是他带着八国联军讨伐楚国,让楚国人感受到来自中原的压力,楚国人才不会搭理什么周天子。但是,周惠王此时不但不领齐桓公的情,反而因为一件家事和齐桓公闹得很不开心。这件事说来还是因为“以少陵长”引起的。前面说过,当年郑厉公跑到王城去打探王室的情况,正好遇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三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促成了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婚事,将一个叫陈妫的女人娶到王室来了。这位陈妫,在历史上被称为惠后。惠后深得周惠王宠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带,也就是王子带。周惠王爱屋及乌,想立王子带为大子,而废除原来的大子郑。大子郑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向当时中原的霸主齐桓公求援。齐桓公当然很乐意帮大子郑这个忙,这笔政治生意简直是一本万利,即使没有管仲的教导,他也会主动去做。但是如何才能使周惠王放弃废长立幼的念头呢?人家好歹是天子,废长立幼又是内政,齐桓公纵使强势,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干涉天子的家事呀。这个时候,还是管仲给他支了一个高招:会盟。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首次举行北杏会盟以来,终其一生,总共举办了十五次诸侯会盟。会盟成为了齐桓公实施霸业的主要手段,其作用远远大于军事征伐。欲修霸业,会盟;讨伐不臣,会盟;扶危救难,会盟;讨伐楚国,会盟;与楚国息兵罢战,会盟;这次干涉王室内政,还是会盟。齐桓公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对周天子说:“天下诸侯在卫国的首止举行会晤,请您派世子参加,以体现您的关心和厚爱。”周惠王没办法拒绝这一邀请。《春秋》记载,“公(鲁僖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而《左传》进一步阐释说:“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直接指出,这次首止会盟的目的就是想平息周王室的继承权之争。会议开得很轻松,既不讨论卫国重建,也不讨论防御楚蛮,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会议一样,以游山玩水为主要议程,顺带开会学习。各国诸侯众星捧月一般陪着世子郑,白天举行酒会请他坐中间,他不举杯大家也不举杯;晚上看文工团演出请他坐第一排,他不鼓掌大家也不鼓掌;齐桓公更是早问安,晚问寝,让他好好过了一把当王世子的瘾。说实话,自周平王东迁以来,也没有哪一任周天子享受过众诸侯的如此抬爱。齐桓公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世子郑作为周王室的继承人来参加会议,而且享受这般尊荣。周惠王想要更换世子,就得三思而后行了。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是游山玩水,其目的却不在山水之间。玩了十几天之后,总算正儿八经坐下来开了一次会,干啥?做会议总结——会议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总结还是要有一个的,否则没办法对史官交差。这时候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周惠王意识到了齐桓公此举的真实用心,派大臣宰孔找到郑国的国君郑文公说:“您是天子非常倚重的诸侯,怎么也跟着这些人瞎起哄呢?”郑文公这个人没主见,一听说天子非常倚重他,心里就热乎乎的,脑子也热乎乎的,“我这也是随大流……”宰孔打断他的话说:“您怎么能随大流呢?您想想,当年您的父亲郑厉公奋力勤王,立下盖世奇功,天子至今仍然念叨他的好处。您作为他的儿子,也应该像他那样特立独行,卓然不群,要有自己的思想,而不应该受人摆布,东摇西晃。”郑文公一时无语。宰孔接着说:“您别看齐侯现在神气活现,动不动就把诸侯叫到一起开会,当年您父亲在世时,根本没把他这一套放在眼里。您肯定还记得那一年,因为您父亲没去朝见他,他还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法,将前去访问的贵国大夫叔詹给扣留起来了。这完全是流氓行为嘛!”郑文公听得热血沸腾,但很快又低下头来,喃喃道:“话虽如此,今时不同往日,齐侯霸业已成,天下诸侯,莫不依附于他,以我郑国之力,怎么敢和他较劲?”“这事您别担心。”宰孔拍拍他的肩膀说,“天下并非他齐侯的天下,诸侯也并非齐国独大,西方的晋国、南方的楚国,都足以和齐国抗衡。天子说了,只要您听他的招呼,别掺和这次大会,他会叫楚国、晋国都支持您,齐国也拿您没办法。”很显然,天子这话说得有点大。但是郑文公听了,却如同打了一针鸡血,当场决定逃离首止,不参加会议总结。郑国大夫孔叔连忙阻止说:“身为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如此草率行事?这样做必定失去别人的援助,失去援助则祸患很快就要降临。如果等到祸患降临再回过头来求人家帮忙,乞求结盟,恐怕就亏大了,您一定会后悔。”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按规矩带了一支部队随行;他急急忙忙逃离首止,又怕齐桓公发现,干脆将部队留在首止,自己仅仅带着几个随从跑回郑国去了。说起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早在公元前660年狄人入侵卫国的时候,郑文公也派了一支部队前往黄河驻防,防止狄人顺势入侵郑国。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高克是郑文公非常讨厌的一个人,平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修理他,等他带兵驻防黄河,郑文公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整人的损招:只给高克出兵的命令,不给他回师的命令。结果几千人的部队在黄河边上驻守了几个月,没等到狄人入侵,又没有后续指令,军粮吃光,就一哄而散了,高克也只好逃到陈国避难。《春秋》记载这件事,只用了四个字:“郑弃其师。”一个弃字,令人扼腕叹息:这个人难道真是郑厉公的儿子吗?齐桓公这次干涉天子内政,可谓有得有失。得,是确立了王世子郑的地位,以后世子郑即位,周王室就会成为齐国的铁杆大旗;失,是得罪了现任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因此胳膊往外拐,与第一次前来进贡的楚国发生亲密接触,并且帮助楚国从内部分化齐桓公的幽地同盟,成功地促使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暗中投向楚国的怀抱。楚国与郑国的暗中勾结,郑国大夫申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申侯原来是申国人,侯是他的名字。当年楚文王灭掉申国后,将申国改为申县,申侯投靠楚文王,以其能说会道,深得楚文王宠信。楚文王既爱申侯之才,又很了解申侯的毛病,临死时把他叫到身边,给了他一笔钱财,让他逃离楚国,并且说:“只有我最了解你,你这个人爱财如命,难以满足,从我这里拿了不少钱财,我都不怪罪你。但是我的儿子不会这样对待你,恐怕迟早要拿你开刀。我死之后,你立刻离开楚国,寻找新的依靠。”楚文王死后,申侯逃到了郑国,又受到郑厉公宠信,一直在郑国担任大夫。现在郑国在天子的斡旋下,有意与楚国交好,申侯有过在楚国做官的经历,自然成为双方牵线搭桥的最理想人选。有了天子的支持,楚成王抓紧分化中原诸国,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召陵之盟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55年,他派令尹子文带兵进攻弦国。弦国是个小国,与周边的江、黄、道、柏等小国都有亲戚关系。江、黄等国这几年被齐桓公、宋桓公外交拉拢,与齐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弦国国君因此认为自己攀上了齐国这棵大树,可以不再听令于楚国。去年的八国联军讨伐楚国,更让这些小国家看到了齐桓公这位中原霸主的实力,越发没把楚国放在眼里。楚成王讨伐弦国,一方面是为了杀鸡儆猴,警告原来仆从于楚国的小国家,不要以为变了天,从此可以当家做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敲山震虎,试一试周天子命他镇守南方这面大旗的功效。弦国在楚国的军事打击下,很快灭亡了。弦国国君逃亡到黄国。公元前654年,齐桓公纠集鲁、宋、陈、卫、曹等诸侯,派兵讨伐郑国,包围郑国的新密。这次讨伐郑国的罪名有二:一是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二是郑国没有征得齐国同意就加高新密的城墙,意在防御诸侯的进攻,图谋不轨。楚成王倒是个很仗义的人,立刻派兵进攻许国,以救援郑国。这一招很见效,齐桓公不忍心抛弃幽盟中的这位小弟弟,只好放弃进攻郑国,转而率领诸侯救援许国。齐、楚两个大国,第二次狭路相逢,大战一触即发。但是,万众期待的齐楚之战再次令人失望,楚成王主动选择了回避,将军队撤至武城观望。自从有了周天子的支持,楚国分化中原诸国的战略,实施起来就很得心应手了,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和齐桓公真刀真枪地干上一仗。等到齐桓公的大军一撤,在楚国的铁杆拥趸蔡穆公的劝说之下,许男(许国国君)亲自跑到武城的楚军大营,向楚成王认罪投诚来了。据《左传》记载,许国的这次投诚,搞得非常有声有色:许男反绑双手,嘴里衔着一块玉璧,许国的大夫们则披麻戴孝,士族人士抬着一口棺材,跟在许男后面。这支队伍缓缓穿过楚军大营,一直来到楚成王的中军大帐,齐刷刷地跪下。楚成王自幼生活在南蛮之地,没见过这种中原文化的大阵势,搞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只好偷偷地问大夫逢伯。逢伯倒是很博学,回答楚成王说,当年周武王灭商,商纣王自焚,纣王的哥哥微子也是用这种方式向周武王表示投降的。对此,周武王的做法是亲自给微子松绑,接受了玉璧,举行除凶趋吉的仪式,烧毁棺材,以礼相待,并且让微子及商朝遗民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建立了宋国。楚成王暗自吐舌头,庆幸自己问了一下,否则还不知所措,要让中原人贻笑了。他照着逢伯的指点,将周武王对微子做过的事,对着许男做了一遍。许国君臣感恩戴德之余,对这位传说中的南蛮君主不禁另眼相看:人们都说楚人文身断发,茹毛饮血,不懂礼仪,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嘛!许

                        判时帕坦说:“我把法国与我个人视同一体。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没有人怀疑我做出了自我牺牲。”法默:《维希的政治两难》,第347页。吕留良在1666年被正式取消大清生员资格之前,他曾表示同样的个人情感困扰。他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以节义求生难,以饥饿求死易。费席尔:《吕留良的早期》,第136页。变节行为——就像维希事件表现的那样——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是非难辨的,因为未来政局的发展几乎永远是难解之谜。不仅要认真思考帕坦和拉瓦尔的决定是否在法律上是犯罪,而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在倒霉的维希最终失败以后,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评价。而且,就像奥托·柯克黑默指出的许多与中国此期类似的情况一样(如在德军占领下的荷兰、挪威和比利时,那里外国入侵者和卖国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说来是直截了当的),这时总会有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特别是在低级官吏之中。“比如说,为了管理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保持自己的官位,与含有认可入侵者权威意味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种既反映了对强权的屈从,但又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去把赤裸裸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的形式和做法是什么?许多当代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柯克黑默:《政治公正》,第18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又见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13页。?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5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5页。归顺者尽其所能帮助在没有伤害平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接管,因而为之自负,这个省的地方志中的《马弘良传》中就有这种好例子。湖北人马弘良在任江南池州知府以前,曾是洪承畴的幕僚。在任知府时;他尽力避免了清将于永绥调军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省地方志记载,马弘良以“安抚”的办法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11页。?《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3页。上海已经投降了王世焯,他是一个前明官员,也是本城人,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页。明代那些坚持正统信仰的人(如沈炼),相信君臣关系类似于天地的自然差异,这加强了对君主的忠诚。沈炼:《青霞集》第二五○卷,第8—10页。特殊的隐士忠君行为,特别是在宋代思想家对“忠”极力推崇之后的这种行为,参见莫特:《元代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09—212、234—235页;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26—27页。?如果现代的数字统计可以为凭的话,那么大致来讲,中国男子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男子更容易自杀。20世纪台湾的男子自杀率实际上低于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另一方面,台湾妇女自杀率与男子大致相同,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因为那些国家男子自杀率常常是女人的三到四倍(见马杰里·沃尔夫:《中国妇女与自杀》,第117页“表”)。根据这种定性的材料进行判断,有地位的中国人(像明清绅士)的自杀率在世界上肯定属于自杀率最高的社会集团。?参见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页,第一三五卷,第17、29、30页,第一五四卷,第19、24页,第一五八卷,第21页;以及张其濬:《全椒县志》,第704页;黄宗羲:《南雷文定》第五卷,第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2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20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8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第一四五卷,第5页。?有个樵夫殉难的故事,见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6页,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当地一个准备殉节的地方小吏,对朋友说:“吾虽布衣,独非本朝臣子乎?”见上书第一五五卷,第20页。?北京陷落时江南绅士自杀的人数,多于南京政权垮台时自杀的人数。关于后者的一些例子,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10—21页;第一五四卷,第3页。这时江南也有大量隐士的事迹。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19页;第一五七卷,第11页;第一六三卷,第43页;第一六五卷,第45页;第一六八卷,第10、2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4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61—62页。对士大夫既想保护平民又担心阶级冲突的这种矛盾的深入分析,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7—28页。?1646年后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在出现社会秩序混乱时要做出详细的调查报告。这种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确定是不是出现了“激变”,因为由此就可以把忠明起义与没有政治意义的纯粹盗匪活动区别开来。例证可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陈邦彦在广东三角洲地区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民军条例,他要求3/5的兵士和全部军官要由外地人担任,目的在于防止当地人争夺民军职位。肖尔:《最后的朝廷》,第63页。?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十卷,第359页。前唐王内阁大学士苏观生的广东忠明政权,起用了声名狼藉的“四姓”,这些海盗家族在广东兵部里把无辜受害的过路人的肠子悬挂起来,以作消遣。黄宗羲:《兴朝录》录二,第2页;又见肖尔,《最后的朝廷》,第27页。苏观生之传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九卷,第328页;彭人杰:《东莞县志》第二十八卷,第19—21页;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第六十二卷,第16—18页。晚明人推崇岳飞,在16世纪以前他还没有受到如此歌颂。见刘:《岳飞和中国忠君传统》,第295页。关于这些海盗,见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8页;鲍尔弗:《英国统治之前的香港》,第460—462页。?如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所指出的一样(见第七章),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种惩恶除冤、见义勇为的“侠”的理想复活了。(《论语·为政》:“见义不为,非勇也。”)对武艺日益浓厚的兴趣与之相伴随。比如说,孙临(方以智的内弟)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弓箭手和骑手,他懂得兵法,背负箭囊,身穿短袄,代替了以前长长的学士服装。彼得森:《苦果》,第85—88页。这些慷慨激昂的义士的想法与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有关。反对偶像崇拜的李贽,赞美过在海战中108位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写道:事君与交友,忠义为本。其无此德者,虽生犹死,其文华美者,终将亡佚。欧文:《中国小说的演变》,第18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一卷,第1、10—15页。?黄宗羲:《行朝录》第六卷,第2页。?麦克莫兰:《爱国者和激进派》,第145—14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4—35页。杨廷枢是侯峒曾的侄子。太湖的忠明武装开始用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的方法来招收贫苦农民时,苏州的士大夫们就立刻指责他们是“湖寇”。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3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9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郭松义曾经认为,尽管经历了1644—1645年农奴和佃户的起义,江南地主都不太愿意接受清廷的统治以换取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北方那种急风暴雨般的农民大起义。他还指出,江南乡绅们低估了清军的力量,这部分地因为他们一直相信那些“文人义士”的宏论,那些人更多地把南京政权的陷落归罪于马士英的短视,而不是敌人所向披靡的力量。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2—124页。还可参见福格尔译的《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第2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8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91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变动》,第140页。?1583年,嘉定地区大多数农民的谷税折银交纳后,棉田便不断扩大,16世纪后期蒲原(桐乡县)地区精美的丝绸纺织业的发展,也大大改变了杭州和苏州间太湖地区的乡土经济。根据石锦的看法,一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以往,农村里的穷人(如佃农、雇农和农奴)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的耕作和地主,特别是那些有权势的士大夫地主。穷人为地主耕作、纺织,也为地主经商。穷人既不是市场商品的提供者,也不是主要消费者。商业的作用主要是为地主的货物提供市场并满足其物质需求。然而,那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却表现为村民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他们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地主的垄断。他们开始极力追求利润以改善生活。他们的家庭生产品,成为市场货物不可缺少的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家庭收入的来源,从完全依靠农业和地主转变为既依靠地主又依靠家庭副业。这种转变表明,农民对地主和农业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出现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页;又见第四章,第16页;第六章,第2—3页。晚明棉田和烟田的扩大(在1639年吸烟是被禁止的,1640年首都一个文人的家仆因为违犯禁令被处死),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全编》,第47、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3—65页。傅衣凌发现了一些湖州地区拥有10万棵桑树的大地主的材料。这些桑田约20亩一块,其时约在万历朝。每块桑田需要三个人长年照管,每年总消费为八两银子。现存的合同中有桑叶必须出卖的规定,就是说这里的劳动力自己并不养蚕。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9—71页。16世纪晚期,在因为城市高工资以及雇佣诱惑导致的农村自由劳动力的缺乏与乡绅地主对男奴耕作和女奴纺织的日益依赖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二章,第9—12页。农业中的这种变化对租佃关系的影响,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14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明代,江南因建立了良好的灌溉系统而特别著名。供他们使用的水车和渠道,需要高昂的费用来修建和维护。就像晚明时期的当地一份材料指出的那样,越是远离灌溉费用便宜的河岸,越容易发现富户的大田庄。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初期,中等富裕的地主和土地所有者好像拥有了沿大多数河流和圩地一带的土地。圩是他们做当地粮长时加以维修的。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8—125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6—27页。17世纪的人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土地占有的规模。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大约2000亩可耕土地。在每个县里,拥有500亩或更多土地的人加在一起可占有25%以上的可耕地,他们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每县大约有500户。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5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24页。?一个最为普遍的逃避交税的办法,是使纳税田亩数与实际田亩数不相一致。一旦土地易手,大胆的买主就会改变那些需要征税的土地的亩数。如果卖主是强硬的一方,他就会把大部分税收义务转嫁到卖出的土地上去,这样没有出卖的土地就会只征很轻的赋税。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4页。?在交纳给帝国的谷物总数中(每年平均400万石),南直隶省占(180万石)45%。在那里,苏州所交(79万石)占总数的17%;松江(23万石)占总数的6%。因此,就谷税负担而言,苏州和松江二地几乎占整个国家用这种形式交纳的赋税的23%,或者说近1/4。这种异常沉重的负担由于使用银两折算而得以减轻了。1436年以后,谷税部分地改成了银两支付。实际上,从整个帝国来看,有14%的谷税是用银子支付的。在苏松地区,37%的赋税——比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比例——是折合成银两支付的,根据谷物交换的比率计算成现钱每石0.25两纯银。因为那个时候实际的市场谷物价格要大大高于这个价格,因此苏松地区土地所有者的真正赋税负担是比较轻的。在16世纪部分地由于大量白银从日本和新西班牙输入,货币紧缩,支付谷物的比率直线上升,这样实际上要花整整一两白银才能支付一石谷物的税钱。黄仁宇:《明朝的大运河》,第72—78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0页。供职和退休的官员被免除徭役,就像那些买到或获得国子监生身份者那样。一般说来,免丁役和免地税不可以互换。但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做。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3页。?梁方仲:《明代“十段锦”赋税制度》,第272页;又见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4—77页;《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18—119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6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4页;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学术研究》,第404页。在太湖地区,那些土地被乡绅兼并了的土地所有者们,往往迁往江南那些当时迅速兴起的新城市中心。有许多关于这些家庭迁往城市、参与商业活动的事例。如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成功了,他们就会在故里购买产业,极力恢复他们的农村根基。关于这种迁徙和投资形式的事例,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关于松江地区乡绅土地兼并的事例,见郑昌淦:《明末至清代前期的封建租佃关系》,第165页。乡绅家族利用其地位侵占土地的方式,见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兼论“奴变”性质》,第39—40页。有一些理由使我们相信:16世纪末南京附近地区住在外面的地主的急剧增多,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的实行,它把徭役折银支付,附加在现有土地税上面。这可能会减轻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且刺激他们对土地的需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2—13页;约瑟夫·P·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的奴隶》,第77—78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5—32、38—40、56页。“乡绅”一词最早出现在1588年的《明实录》中。它指那些在职的和已经退休的官吏。那些获得了科举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人,一般叫做“士人”或“士子”。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47页;重田德:《乡绅的历史性格——乡绅观念的系谱》,第8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51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6—77页。这样在16世纪的后半期,我们看到那些老的当地地主被新的“乡绅”所取代,这些乡绅是可以利用他们“缙绅”和“衣冠”的地位贱买土地、逃避赋税、役使地位较低者的“宦室”

                        ,“三郤”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聚到一起开会研究形势。“情况非常不妙,我估计国君很快会对我们动手。常言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应该采取主动,马上派兵进攻公宫,把国君杀掉,另立新君。”族长郤锜说。“没错。”郤犨附和郤锜的意见,“就算是死,也要拼个鱼死网破,不可束手就擒。”“三郤”之中,郤至的辈份最低,说话的分量却最重。他沉思了片刻,问了郤犨和郤锜一个问题:“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世上安身立命,是因为什么?”郤犨和郤锜都摇摇头,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有信义、智慧和勇气。有信义的人,不会背叛君主;有智慧的人,不肯祸害人民;有勇气的人,不敢作乱。如果失去这三种美德,谁会继续拥护我们呢?如果难逃一死,还要增加新的怨恨,那又有什么意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假如我们有罪,现在才死,已经是多活了几年了;假如我们无罪,国君却杀死我们,那是他的责任,他也不会有好下场。我们享受了国君给予的政治待遇,所以能够团结一批人,却又反过来利用这批人造反,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现代人也许很难理解春秋时期的中国人,他们的思维像雾一样飘忽,行动像风一样迅速,缺德的时候不顾一切后果,到了关键时刻却又表现得像圣人一样纯洁和迂腐。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他们所有不确定的精神气质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对命运所持有的一种超然态度——人固有一死,避之何益?公元前57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三郤”像往常一样,坐到了讲武堂的正堂之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两个壮汉不顾卫兵的阻挠,互相撕扯着闯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长鱼矫和晋厉公的亲信卫士清沸魋(tuí),他们手持长戈,衣服纠缠在一起,面红耳赤地争吵着,要找“三郤”来主持公道。“有事好好说,不许在讲武堂上动粗。”郤锜和郤犨上前劝架。眼见他们走近了,长鱼矫突然松开清沸魋,挥起长戈,横扫过来。事发突然,郤锜和郤犨避之不及,被当场杀死。郤至见势不妙,跳上停在门口的一辆马车想要逃走。长鱼矫动作敏捷,快步追上去,又将郤至杀死在车上。与此同时,胥童带着八百名甲士,劫持了栾书和荀偃,并将他们囚禁在宫中。看到朝堂上并排躺着的“三郤”的尸体,栾书突然产生了一丝悔意:如果不是自己处心积虑害死郤至,外嬖又怎么会找到机会对众卿下手,自己又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呢?很显然,“三郤”仅仅是外嬖的一个突破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将晋国八卿一网打尽,好让他们掌权当道。恍惚之间,听见长鱼矫在对晋厉公说:“如果不杀这两个人,您必定后患无穷。”顿时感觉一股寒意升起。晋厉公皱着眉头,沉默了良久,终于说出一句让栾书松了一口气的话:“一天之中,就将三位卿士陈尸于朝堂,我不忍再多两个啊!”长鱼矫跺脚道:“您不忍心杀他们,他们却会忍心对付您。您就等着看吧!”说完转身就走。当天晚上,长鱼矫不辞而别,逃到了狄人居住的地方。晋厉公最终还是放过了栾书和荀偃。“三郤目空一切,天怒人怨,寡人将他们都杀了,连累你们也受到囚禁之辱。现在请回各自的岗位上去工作,好好为晋国服务吧!”栾书和荀偃感激涕零,长久地拜伏在朝堂之上:“您讨伐有罪之人,而免我们一死,那是因为您宽宏大量啊。我俩就算死了,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然而,就在这事发生之后没几天,晋国的形势再度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晋厉公带着一群后宫佳丽和外嬖,前往翼城的大夫匠丽氏家中游园,栾书和荀偃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带兵跑到翼城,将晋厉公和胥童等人抓了起来。栾书派人给士匄送了一封信,要他到翼城来商议国家大事,被士匄谢绝了。又派人邀请韩厥,韩厥说:“当年我深受赵家的恩惠,大伙对赵家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我就没有参加。古人说,耕田的牛老了,没用了,也不忍心杀它,何况是国君啊!你们几位既然不能侍奉君主,还将我韩厥拉下水做什么?”晋厉公在翼城被囚禁了整整三个月。公元前573年春天,栾书等人杀死了胥童,然后又派部将程滑杀死了晋厉公。作为曾经带领晋军在鄢陵打败楚军的风云人物,晋厉公的后事单薄得令人唏嘘:他被草草埋葬于翼城东门之外的乱葬岗中,送葬的车辆也仅有一乘,远远没有达到“诸侯葬车七乘”的标准。不过,这一切对于晋厉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死了,晋国的太阳还是照常升起,人们很快将目光聚焦在了空缺的君位上面。栾书和荀偃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并且在不引起贵族和国人反感的前提下巩固自身的势力呢?当然,麻烦还不只这么点,面对晋国忽然的政变,一直虎视眈眈的楚共王会不会趁虚而入再次挑起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整个国际形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切,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个奸雄的诞生】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噩梦开始。(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话说公元前八世纪的某一天晚上,郑国首都新郑的宫殿中,诞生了一位贵人。古往今来,举凡贵人诞生,必有奇异的预兆。然而这位我们要说的贵人,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既没有梦到熊,也没有梦到蟒蛇,更没有梦到麒麟,反倒是分娩的那天晚上,做了一夜不可名状的噩梦,汗津津睁开眼睛来,发现卧榻上已经多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关于这件不同寻常的事,《左传》是这样记载:“庄公寤生。”——该书的作者左丘明,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鲁国的史官,以简约、生动的叙事风格闻名于世。然而,正是由于左氏过于简约的文风,令后人对这件事有了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寤乃是寐寤之意,所谓寤生,顾名思义,也就是梦中出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寤乃是“牾”的假借字,寤生即是牾生,意思是生育的时候,婴儿的足先出,即世人俗称的逆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如何理解,总之,这孩子的出生与众不同,以至于他的母亲大受惊吓,因而对他产生了厌恶,却是众所周知,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有必要介绍一下贵人的家庭。贵人的父亲姓姬,名掘突,是周平王的卿士、郑国的第二任君主,因为死后的谥号为“武”,历史上称之为郑武公。郑国的领土面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北靠黄河,西接王畿(周王室的直领地),南边是陈、蔡等诸侯国,东边则与宋国接壤。这一带,是中原文明的滥觞之地,开化甚早,在当时堪称最富庶的地区。仅仅在数十年前,郑国还不是一个国家。郑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掘突的父亲,名叫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同胞弟弟、周幽王的亲叔叔。周宣王即位的第二十二年,友被封为郑伯,因其为人正直,施行仁政,受到百姓们的爱戴。周幽王即位之后,又任命友担任了王室的司徒,负责打理王室事务,管理王畿的百姓。但那个时候,友的领地还极其有限,仅仅是王畿内的一座小城和周边的一些农村。《史记》当中提到了友的发家史:友担任司徒一年,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sì),王室政治腐败,有些诸侯不服从王室的领导。于是友问史伯:“王室多难,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躲避灾难?”史伯心里明白,友问他的,是一旦周王室这棵大树倒下,他和他的族人该如何在这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仔细考虑后,史伯很郑重地回答道:“恐怕只有雒邑(周朝的都城)以东、黄河与济水以南的地区符合您的要求吧。”接下来友和史伯的一番对话,堪称春秋版的“隆中对”。史伯分析说,雒邑以东、济水以南的那片地区靠近虢(guó)国、郐(kuài)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很贪婪,喜欢占小便宜,百姓不亲附他们。“如今您身为王室司徒,位高权重,百姓又拥戴您,您如果要求居住在那里,虢、郐两国国君见您在朝中当权,也会同意将土地分给您。那样的话,不用过多久,虢、郐两国的百姓就变成了您的百姓了。”友听从了史伯的建议。他向周幽王请求,将自己领地上的百姓东迁至雒东。畏于他的权势,虢、郐两国果然献给他十座城池,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郑国。不久之后,友的担心变成现实,犬戎大举入侵王畿,一举攻破周朝的都城镐京,杀死了周幽王和他的儿子伯服,俘虏了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值得一提的是,友虽然早就准备好了逃生之路,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无比的忠义,为了保护周幽王,战死在乱军之中。犬戎之乱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春秋时期。掘突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一方面参与了护送周平王迁都的行动,另一方面趁着王室衰微,吞并了东虢和郐,并将郐作为郑国的都城,更名为新郑。据说掘突在平定犬戎之乱中表现突出,令申侯(申国国君)青眼相加,所以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个女人,后来在史书上被称为“武姜”,那是因为她的娘家姓姜,又嫁给了郑武公姬掘突,按照当时的习惯,便以丈夫的谥号“武”加上娘家的姓“姜”来称呼她了。在那个年代,这种政治联姻比比皆是,诸侯的女儿生来即被当做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利益,嫁给糟老头做小妾也是常有的事。而武姜嫁给掘突的时候,掘突才二十三岁,身强力壮,事业有成。说实话,谁家女儿要是嫁给这么个郎君,夜里不偷着笑才怪。郎才女貌,又生了个大胖儿子,是喜上加喜的事。然而在武姜心中,那天晚上噩梦的阴影似乎一直挥之不去,等到夫妻俩和朝中几位重臣商量着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她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掘突听:“就叫寤生吧。”春秋时期的人们,取名字不像后世那般讲究,既不看生辰八字,也不求富贵吉利,有的人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甚至以被自己斩首的敌将的名字给儿子命名。听到武姜这么说,掘突仅仅是略为考虑了一下,便表示同意。于是,寤生这个名字便被一本正经地写入家谱,告知列祖列宗,成为郑国的世子(国君的继承人,又被称为大子或太子)的名字了。数年之后,寤生的同胞弟弟段诞生。生孩子是件技术活,一回生二回熟,这一次,武姜的生产很顺利。段出生后不久,掘突就将共(地名)封给段作为封地。因此,段又被人们叫做共叔段。寤生没有封地。作为世子,他将继承整个郑国,所以没有必要分封领地。宫里的人很容易看出,武姜对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大儿子寤生,她始终带有一种固执的厌恶;而对于小儿子段,她则体现出一种超出寻常的母爱,说是溺爱也毫不过分。自古以来,母亲宠爱小儿子,乃是人之常情。平头老百姓家如此,公卿士大夫家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大儿子有权继承家业,而小儿子相对只能分得最少的一份,做母亲的因此想用更多的爱心来平衡一下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吧。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像武姜这样厚此薄彼,还真少见。宫里的人只能推测,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噩梦引起的。寤生出生那天晚上,武姜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史料上却没有任何记载。长久以来,梦都被赋予某种隐喻。据传很多年前,周宣王曾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大哭三声,然后将大庙(祭祀祖宗的祠堂)里的神位捆做一束,飘然东去。直到犬戎之乱后,人们才弄明白,周宣王梦中的年轻美貌女子就是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大笑三声是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神位东去则预示着周平王东迁。弗洛伊德或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武姜不能。也许,那个梦太可怕了,以至于武姜从来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时无刻不记起那个梦,只要一见到寤生那张平淡无奇的脸,她就禁不住从心底打一个寒战。对大儿子强烈的厌恶感,不但使她将全部爱心倾注在小儿子段的身上,她甚至开始考虑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凭心而论,段确实长得比寤生讨人喜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比也越来越强烈。寤生敦敦实实,一副木头木脑的样子,在父母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句话;而段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妙语连珠,时常发表一些惊人的见解,连掘突都不得不点头赞赏。除了相貌英俊,才思敏捷,段的武勇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的。流传下来的《诗经·郑风》中,有一首名为《大叔于田》的诗歌,记录了当年共叔段狩猎的飒爽英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cān)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tán)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niǔ),戒其伤女。〗田就是狩猎,是自古以来统治阶级习武备战的常用手段。这首诗歌生动地描述了共叔段狩猎的盛大场景。从诗中可以看出,段是个武艺高强的人,长于弓箭,力能搏虎,曾经将打死的老虎亲自献给父亲。然而,即便段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即便武姜多次以母亲的身份提出废长立幼的请求,掘突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很简单,嫡长子(嫡妻所生的长子)继承家业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即便段再优秀,只要寤生没犯什么错误,就不能被废除继承权。因为掘突的坚持,寤生的政治地位得以保留,并且在掘突死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庄公。寤生即位没多久,武姜就来找他,抱怨说段的封地太小,要求寤生把制(地名)封给段。制在当时是一座大城,原来是东虢国的领地。掘突吞并东虢国之后,在制设立关卡,驻扎军队,把它建设成一座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别名,叫做“虎牢”,也就是《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发生的地点。“制啊……”寤生支吾了半天道,“您也知道,制曾经是虢叔(东虢国君)的领地,虢叔仗着它易守难攻,不修德政,胡作非为,所以先君把他给灭了。我担心,把这样一座城封给段,很不吉利。要不您考虑一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都没意见。”寤生话里有话,他在提醒武姜,如果把制封给段,怕他也学着虢叔的样子,有恃无恐,胡作非为。“那好,就把京城封给段吧。”武姜很干脆地说。郑国的重臣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跑过来找寤生,大家议论纷纷,一致反对将京城作为段的封地。大夫祭(zhài)仲说得很直接:“京城的城墙长度超过了一百雉(三百丈),按照祖先定下来的规矩,城墙超过一百雉的城池不能分封给任何人。现在您为了顺老姜之意,把京城封给段,不合规矩,好比一个国家有了两个主人,后患无穷。”寤生无可奈何地说:“老姜要这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眼下这些人都是郑国的权臣、元老,关起门来说话,从来没把武姜当一回事,总是“老姜老姜”挂在嘴上。久而久之,寤生也习惯了。祭仲说:“老姜贪得无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依我之见,您应当趁早妥善安排这件事,不能依着她的性子来。否则的话,事态一旦失控,将直接威胁我郑国的安全,对您极为不利。”祭仲的话明显带有煽动性,把一屋子人的情绪都给点燃了,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叫嚷着不如先下手为强,现在就把段给杀了。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的君臣关系不像后世那么疏远,大臣带着武器来见国君并不违反规定,诸侯与大夫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堂下群情激奋,堂上的寤生却始终不动声色。他心平气和地看着大伙吵完、闹完,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平息了大伙的情绪。这句话是如此经典,以至于后世的人曾经无数次引用,而且一直被延用至今。我时常认为,中国人的可敬和可怕之处,其实都包含在这句话里边了。他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段带着自己的随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第十章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戊戌政变”,袁世凯惊险无比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和官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场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适时出现给了袁世凯新的政治生命。继二十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之后,山东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些老百姓与传教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传教士也就留在了大城市,但仍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义。只可惜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搞成这样的原因跟前面“天津教案”的原因差不多。百姓与传教士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思想冲突。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先进,但那个时候的国人可不会这么认为。譬如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就极大地触怒了某些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在湖北荆州,有一个满洲妇女诵读《圣经》时让她老公发现了,老公就真的一刀把老婆送上西天去见上帝了!……随着老百姓和传教士的冲突愈演愈烈,习惯性的摩擦也就进化成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到了1897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农民朋友最先发难,开始自发组团跟洋人对着干。没想到,这让白莲教、大刀会等江湖秘密组织发现了趁势而起的机会。这些江湖大哥、绿林好汉可比农民朋友们聪明得多,知道拳头、锄头干不过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不可蛮干,要巧干。于是,大哥们决定使用掩耳盗铃式的恐怖“神功”。他们特意研发出“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功,据他们自己宣扬,只要自己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除此之外,大哥们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在大哥们的带领下,“灭洋”队伍迅速扩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工人、流氓无赖、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找到了“组织”,几十万人马画神符、喝神水、练神功,装神弄鬼,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杀洋人、灭洋教风暴,非常拉风!非常血腥!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洋人都要杀,所有沾着洋字的都要去除。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方事物沾边的中国人,如戴西洋眼镜的人、穿西装的人、会说英语的人、留过学的人,统统地都被做掉了。举个例子,有一个知县因为用了美国制造的铅笔,不仅自己丢了小命,还连累了家人——男的直接杀,女的先奸后杀,一个都没有放过。至于外国大使馆更是他们工作的重心所在!这些人认为大使馆是洋人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洋人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一切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在这场运动中,上千外国传教士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百姓和官员死亡!这个饱含愚昧、落后色彩的政治军事宗教组织,史称“义和团”或“义和拳”。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感情,自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如果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后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热情落到了愚昧的大小野心家手里,于是他们变成了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当然,义和团的行为有人憎,也有人爱。在那些愚昧的顽固保守派看来,义和团的做法值得兴奋、值得期待!一来他们觉得义和团的做法算是向洋人报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二来不懂科技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上存在“刀枪不入神功”,于是公开支持义和团,还把团民称作“义民”。而在那些洋人看来,义和团自然是十恶不赦。洋人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列强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慈禧镇压义和团。一边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早请示晚汇报的打工仔,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洋大爷。慈禧太后进退维谷,非常纠结。她能出什么招呢?她环顾左右,这才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奕訢这些头脑清醒的能臣早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她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庸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也老了,已不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形势,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干的朋友啊!慈禧万不得已之下,只能使出绝招——以静制动,等等看再说。正是老佛爷这种走着瞧的心态,助长了“义民”们的“革命气焰”,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凶。我袁世凯来了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山东省。毕竟义和团的非著名领袖朱红灯就是山东人,山东正是义和团的起源地和根据地。义和团在山东那么疯狂,洋人自然没少被杀,尤其是德国人被杀得最多!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得知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的消息后,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地直奔山东半岛,保护侨民。德国人一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强迫朝廷把胶州湾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时开始,德国人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家,使出吃奶的力气实干、硬干、快干,给新家实现现代化。德国人先是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样板城市——青岛,并将其作为自己在远东的基地。不过德国人的干活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青岛城市地下水管网络居然是一百年前德国人霸占青岛时建造的,而且到今天依然完好,非常好用!德国人研制出来的青岛啤酒也很美味,中国人一直喝到今天。德国人接下来修了一条胶济铁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不仅拿走整条铁路的赢利,还要铁路的路权,甚至连铁路沿线的治安、管理人员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想用这条铁路还得德国人同意,还得交钱,否则门都没有!德国人与山东百姓争利,冲突不断,整个局面犹如一团乱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简直要活不下去了!这时的山东急需一个能摆平义和团与德国人的能吏。1897年到1899年的短短三年间,山东巡抚这个位置已经有四位大佬轮流坐庄,却没有一个人能摆平义和团和德国人。美国大使康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跑到总理衙门说:山东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我们在山东有很多生意要做,急需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请你们派一个能干的人过来,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嘛!这不就是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吗?康格干吗要帮袁世凯?鉴于袁世凯有过行贿的前科,很有可能是康格拿了袁世凯的好处费。慈禧向袁世凯的老上司荣禄征求意见。荣禄说:这小子虽然属于鹰派,但又不会蛮干,是个软硬兼施的主儿,派他去正合适!于是,慈禧也就给了康格一个顺水人情,派袁世凯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1899年深冬,新科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带着自己培训的新军,带着三个能干的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带着慈禧“保护义民”的命令来到了山东。论天时,现在的大清特别需要他这种有为的壮年官吏站出来挽救国势。论地利,他作为一省之长,山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论人和,他手底下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就会有人脉。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我袁世凯来了,看我的吧!山东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袁世凯很不错。在经过实地调查和苦苦思索后,他批判地吸收前几任同僚的失败经验,并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套独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的辅助下,他只用两年就摆平了山东省的内忧外患。他发明的第一套武器,叫“明抚暗剿”,是一种欺骗式的攻防兼备的战斗系统。实际上,这个战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因为慈禧让他保护“义民”,而他却在剿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居然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但是,袁世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袁世凯不会也不能忘记当年在朝鲜的那一幕幕,现在的义和团何尝不是当年朝鲜的东学党?袁世凯清楚: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纲领、良莠并蓄的激进民间组织只会坏事,当年的东学党既然能让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义和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历史证明了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义和团不仅无功,简直就是压垮清朝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事不堪回首。袁世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正是他要坚决进剿义和团的主要原因。不过袁世凯也不是蛮干的人,他懂技巧、懂“阳奉阴违”、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如何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是这方面的大师。所以,他利用朝廷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大玩文字游戏。袁世凯公开声明:山东省各级官员必须要“遵旨保护义民”,因为“义民”都是“守法安分”的普通人,是良民。光看他的公开声明,肯定以为他会好好保护义和团。但只要你认真分析袁世凯的这些文字,就能读出深层含义——不滋事、不杀人放火的“义民”的安全我肯定保护,但那些“杀人放火、传播邪教”的“义民”的安全,我就没法保证了,官兵们该杀就杀、该逮就逮。文字游戏玩玩可以,但具体工作还得干。在这一点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忠实执行袁世凯的铁腕政策,对杀人放火的“义民”宁杀错不放过,山东的动荡很快被平息下来。搞定义和团,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袁世凯接着出手摆平德国人。对付德国人与对付义和团是不同的,绝不能只靠动用武力,即便动武也未必能赢,最好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袁世凯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武器——“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第一斧,一切按法律办事。没有写进法律的,马上谈判,写进法律。第二斧,辞退愚昧保守的官员,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组织这些官员学习法律,保证遇到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与德国人交涉。第三斧,安排专员常驻德国租界,未雨绸缪,主动保护洋人,尽量减少德国人生事的借口,譬如为洋人办理进入内地的护照。第四斧,亮剑。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当列强提出非分的要求时,袁世凯就不再让步了,手中握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部队,他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这个“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的效果还真不错,至少令德国人十分满意。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思想进步、开明的中国官僚,了解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清楚清国的弱点,不像其他清国官员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非常好合作。这样优秀的中国官僚去哪里找?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德国人很是给袁世凯面子,在义和团之变乃至于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基本上没有出事,中外关系还算是相当的“友好”。既搞定了义和团,又摆平了中外摩擦,山东人民也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袁世凯的巡抚终于当稳,前面的“代理”二字被去掉了。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山东幸福了,其他地方悲剧了。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那就只能另谋出路。当时的“义民”仇视一切洋人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坐什么火车、轮船,他们要挪窝,也就只能徒步或是“驴行”。交通手段不给力,那也就走不远。能去哪儿?河北!河北就是义和团挪窝的首选之地!结果到了1900年,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之多。河北距北京实在是太近了,连慈禧都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如雷贯耳!慈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开明的人物,加上也被列强欺负惨了,屡次被逼赔款、割让领土求和,慈禧心里也憋着一股气,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所以喊着“扶清灭洋”的百万拳民算是让慈禧看到了反攻倒算列强的希望。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她学会了谨慎,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义和团,得派几个臣子去探听一番虚实之后再做打算!于是,慈禧派出了守旧党巨头刚毅、部长级的北京市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让慈禧没想到的是,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两个哥们儿离开北京之前就已写好,然后两人拿着慈禧的调查经费公费旅游了一圈。归来后两人报告太后说:义和团都是爱国的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慈禧确实老了,她居然相信刚毅这种义和团的粉丝能做出公正的调查!接下来,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此时朱红灯已在山东被杀死了。曹福田在用他的无敌护体神功表演完“大刀不入”的绝技后,自信满满地向慈禧太后保证:俺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洋人统统地杀光。慈禧看完、听完之后,深感满意。不知道慈禧是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还是真老糊涂了。你虽然不懂科学,但是应该了解刀不入体是可能的,但枪不入体是不可能的!至少老佛爷你可以做个试验,让曹福田念咒后,用枪射击一下他的屁股试试,看看曹先生的臀部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子弹的冲击!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慈禧很聪明,她看完义和团的表演后,发现了猫腻,但她没说破。因为她认为功夫虽然是假的,但民心是真的,她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反洋,通过“群众的力量”和洋人讨价还价。就在慈禧研究如何使用曹福田等人的时候,列强已经不打算给她时间了,列强等不及慈禧来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先是派兵进京进驻外国使馆,后又集结舰队于进入京津的门户大沽口,要求慈禧交出大沽炮台。事态危急,列强欺人太甚!慈禧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跟列强拼了吧!1900年6月21日,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诏书,向世界上所有跟清国有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这里得强调一下,该诏书并未指明宣战的具体国家,而是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改写,中国的慈禧太后成为历史上唯一单挑全世界的人,还是一个女人!真是羞煞多少男儿啊!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无知的疯狂之后必然是粉身碎骨,患了失心疯的慈禧将中华民族带向了一场浩劫……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事情发生在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胆大包天的盛宣怀就在大乱将起之时,一个人挽救了清朝的命运,或者说延长了清朝十年的国运,他就是当时担任清朝电报局一把手(督办)的盛宣怀。时间是1900年6月末。盛夏,天气有些热,慈禧心里也有点乱。列强要出兵的消息让慈禧

                        :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答还是第一次。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次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不知道大导演陈凯歌会不会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这是先辈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拐弯抹角居然跟黄兴还扯上了点关系。没有开玩笑,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话题回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情:一、李鸿章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刘学洵、卜力、孙中山三人组团忽悠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鸿章的高参(幕僚)之中有一位叫做刘学洵的兄台。刘兄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确切地说是进士的学历加大富豪的身家,在当地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刘兄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刘兄策划了多年,也没找到什么反清复明的机会,直到李鸿章搞“东南互保”与慈禧唱对台戏,这才让他发现了从中起事的机会,所以他找到了两个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第一个人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港督)英国人卜力。卜力为何要蹚这摊浑水?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被联军追得满世界逃跑,这让卜力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第二个人是刘兄的老乡孙中山。刘兄忽悠老乡孙中山说:联合李二先生一起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是个很好的点子,你不试一试吗?孙中山当然要试试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会试一试!李鸿章虽然身体的硬件已经老化了,但好在脑袋还没有生锈,刘学洵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孙中山的实力他都很清楚。因此,他用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再联想到之前的东南互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二、李鸿章绕了一大圈,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找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卖国谈判团”中还有一位超级大才子辜鸿铭先生。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你会做什么?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会选择在最后的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而李鸿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10月,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世纪大拍卖”开始了!如狼似虎的列强代表,提出议和谈判的七项原则:一、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二、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三、赔银十亿两,十年还清;四、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七、如何割地的事情他们内部还没有商量好。李鸿章觉得,除了第四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列强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要是要求太过分,我们四万万人民也不怕流血!李鸿章手中根本没有牌,他只能装,装作成竹在胸,装作泰然自若,装作有理有据,装作词严理正。总之,他一个人和十多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丝尊严。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好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聋作哑,声东击西,说好说歹,插科打诨……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居然把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上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二、赔款数额远低于十亿两;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这个重大成绩其实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多次把血呕到谈判桌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原来李鸿章已然病入膏肓,属于带病上阵。列强一看,跟他们谈得来的李鸿章要不行了,于是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李鸿章豁出去了,他说: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联军谈到赔款数额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副手庆亲王奕劻顶上去继续谈。奕劻坐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胆怯无能的奕劻了,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谈了一年,都快把李鸿章谈死了,连原本没有血性的奕劻也生出了血性。联军沉不住气了,只好做出妥协:我们不割地了,也不杀慈禧了,就赔款吧,你们中国人不是号称四亿五千万吗?一人一两吧!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让李鸿章和奕劻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汇报的时候做了很阿Q的说明:一人一两,以示侮辱!鉴于《辛丑条约》中的有些内容对下文有不小的影响,特归纳出来: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结清;二、划定使馆区——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三、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四、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两年,如觉有必要还可延期;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六、派出使节去对德、日“谢罪”,为死在义和团手里的德国大使立牌坊。李鸿章与联军代表谈判的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盼了将近一年,慈禧终于盼来了李鸿章发过来的“协定草本”电报。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后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奕劻虽然手在抖,但还是很讲义气地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亲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不过李鸿章也没有力气签完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虚弱无力的、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医生立刻赶来诊断救治:肃毅伯的胃血管破裂。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发出了最后一封奏折,结合不久之前他上奏给慈禧的折子,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嘱: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转的希望。在百年前的中国,李鸿章居然已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振聋发聩,着实可敬!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1901年11月7日,京郊贤良寺,李鸿章早上一醒来,就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所以他让家人给他穿上寿衣,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正巧以前的老部下周馥(大实业家周学熙的老爸)来看他,可他来得有点晚,李鸿章已经到了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但仍睁着两目,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周馥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告诉我吧。李鸿章的嘴唇在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眼眶有泪水溢出。周馥又说: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完成吧,请你放心!李鸿章的嘴唇仍然在翕动,没声音。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可敬!可惜!可悲!李鸿章弥留之际显然还有话要说。人在长时间沉默后,总是想说点话的。在李二孤独上路的时候,估计他最想说的应该是:“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慈禧当天就知道了李鸿章的死讯,她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是啊,陪她一路前行的小伙伴们——曾国藩、奕訢、李鸿章全都去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她背黑锅,日子还怎么过?慈禧念起了李鸿章的好,给李鸿章办了国葬,给老李封侯,还给老李建纪念庙堂(祠),这待遇肯定是清朝汉族官员第一人。史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国家重臣(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清史稿·李鸿章传》)。但是,民间可不这么认为。李鸿章签订完《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可也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性格过于软弱,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毫无疑问,人民都喜欢硬气的人,尤其是硬气的权臣或统治者。不论对与错,李鸿章那些看似软弱的主张与行为,无疑让很多人误解他、讨厌他!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卖国。其实李鸿章应该不想卖国,也没有这个资格。理智点看,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公司。其股民由满洲贵族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职业经理人。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和光绪,李鸿章只是个跑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杀头都算便宜你了!“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不用多说。可奇怪的是,国人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地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其实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持,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她更卖国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更多的是针对李鸿章的。慈禧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是谁叫李鸿章是大清朝的那张脸?背黑锅、挨唾沫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责任和义务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只身入京赶考时的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当年白衣飘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生,不幸地站在了一个衰朽不堪的舞台上,毕生致力,满腔热血,也没有换来“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只得到了一声声骂名,一捧捧凄凉!无论如何,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李鸿章时代结束了。他对这个时代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这个时代所局限。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也有局限和狭隘……第十一章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歪打正着建起的清华园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被称为“庚子赔款”。值得一提的是,在驻美使馆参赞、原留美幼童生梁诚的努力之下,美国后来用中国赔偿的两千万两白银建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学堂每年都为中国培养出两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一大批人才都是这笔赔款培养出来的,一直到1952年。当然,美帝国主义肯定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譬如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以便控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而获取长远的商业利益,但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终究还是有益的。民国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从清华学堂走出去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如金岳霖、胡适、梁思成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这些人大都成了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辛丑条约》当然不只是造就了清华大学,对彻底腐化的老慈禧也是有所刺激的。慈禧也搞改革开放年轻时候的慈禧是一名令人心仪的气质美女,但老了后那叫一个丑陋,据说是在权力的催化下彻底变态了。可惜,曾国藩这种近似圣人、李鸿章这种近似高人的人都对慈禧忠贞不贰。如果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不努力,以慈禧在八国联军战犯黑名单上高居榜首的成绩,最后很难逃脱萨达姆那种绞刑。可惜了,李鸿章保住了她,是因为觉得她了不起吗?肯定不是。李鸿章对慈禧的提拔之恩不乏感激,但心底还是瞧不起慈禧的。平时他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在外国人面前才会常常不加掩饰。四年前,李鸿章在德国考察时,据说他跟俾斯麦展开过如下颇具深度的对话。俾斯麦说:咱俩都是首相,你做事怎么就这么窝囊?李鸿章怅然叹曰:为女人和小子办事,实在身不由己啊(唯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虽然李鸿章瞧不起慈禧,但两个人还是就晚清的最后一次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慈禧算得上一个矛盾的人,虽然她在西安悟透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么“高深”的道理,但同时又觉得耻辱,两度被洋人赶出紫禁城后,她也反省、自责,对身边人说她要奋发图强(雪耻自强,其心甚切——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在这种心态下,在李鸿章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期间,慈禧和李二两个人通过电报频繁联络,敲定了变法大纲,确立了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路线的改革总方针。1901年1月29日这天,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大概内容是说:全国的干部同志们,请你们就大清的方方面面,如民生、学校、军政等,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意见,每人必须写一份报告交给中央,限期两个月。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有学者称其为“慈李新政”,但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清末新政”。这一次慈禧改革决心比较大,一直维持到王朝落幕。力度另说。老佛爷以身作则,主动扛起改革先锋的大旗,首先发起了“解开婆娘的臭裹脚布”(劝禁缠足)运动,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这个香帅有点神除慈禧之外,清末新政中有两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张之洞。袁世凯大家已经熟悉了,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张之洞。张之洞,“官二代”,16岁获得河北省高考(乡试)第一名,26岁时考取探花,也就是说在皇帝主持的公务员统考中取得了全国第三的名次,学历相当不错!其人特别爱臭美,给自己取号“香帅”,不知道古龙笔下的名角“香帅”楚留香创意是否借自张之洞。年轻人,身家好,学习成绩好,长得也帅,所以张香帅难免目空一切,好空谈,是当时的清流代表。不过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空谈之余还能做些实事。张之洞在出任湖广总督时,按照他发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原则,创办了汉阳钢铁厂、兵工厂,一时间“汉阳造”成了品牌货,硬生生地把武汉打造成一座重工业城市。确切地说,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汉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才定名“武汉”。袁世凯和张之洞接到慈禧发出的最高指示后,都发动下属挖空心思地寻思建设性意见。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上交给慈禧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一项: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实业这里就不多说了,他们的主要创新点是教育:办新学堂,搞义务教育。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进行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这还不止,还要选择优秀的学生送出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慈禧从善如流,回电给二人说

                        知道;作家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既不能知道一切,也不能亲历一切,他必须问,必须想象;也许有一天我向您讲讲那里的情况,然后您可以写一本书;我正在写,您失明了,怎样写书呢;盲人也能写作;这就是说您曾有时间学会盲文;我不懂盲文;那么您怎么写作呢,第一个失明者问;现在让你们看看吧。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去,一分钟以后,拿来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这是我刚写满的一页纸;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也看不见,作家说;那么您怎么写得了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她看着那张纸,在半明半暗的客厅里,她看到一行行挨得很紧,有时候两行字摞在了一起;靠触觉,作家笑着回答,其实并不难,把纸放在一个稍软一点的平面上,例如放在另外几张纸上,然后就可以写了;可是,您看不见,第一个失明者说;对盲人作家来说,圆珠笔是个很好的工具,虽然不能让他阅读所写的东西,但可以让他知道什么地方已经写了字,为此,只要用手指摸到最后一行字的压痕就可以,写到头以后估计一下与下一行应有的行距,再接着写下去,非常方便;我发现有些行与行重叠在一起了,医生的妻子轻轻从他手中拿过那张纸,对他说;您怎么知道的;我看得见;看得见,恢复了视力吗,怎样恢复的,什么时候恢复的,作家激动地问道;我估计我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丧失视力的人;为什么,您如何解释呢;无法解释,可能根本就没有解释可言;这意味着发生的一切您都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我没有别的办法;隔离检疫区里有多少人呢;大约三百个;从什么时候起被隔离的;从流行病刚开始时,我刚才说过,三天前我们才出来;我想我是第一个失明的,第一个失明者说;那里的情形大概让人毛骨悚然吧;又是这个词,医生的妻子说;请原谅,我突然觉得,我们失明之后我写的一切都很可笑,我是指我和我的家人失明之后;关于什么呢;关于我们所受的苦难,关于我们的生活;每个人应当说出他所知道的,那些不知道的事只能靠询问了;所以我才问您;我会回答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某一天。医生的妻子摸了摸那张纸说,我想看看您工作的地方,以及您写的东西,您不会介意吧;哪里的话,请跟我来;我们也可以去吗,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这是你们的家,作家说,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卧室里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没有点着的油灯。借着窗户里漾进的微弱光线能够看到,左边有几张白纸,右边是写了字的纸,其中一张写了一半。油灯旁边有两支新圆珠笔。就在这里,作家说。医生的妻子问,我可以看看吗,不等对方回答,她便拿起写了字的纸,大约二十来页,她的眼睛扫过小小的手写字体,扫过歪歪扭扭忽上忽下的字行,扫过写在白白的纸上镌刻在失明中的词语;作家说过,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这些书稿是他临时住一住留下的痕迹。医生的妻子把手搭在作家的肩上,作家伸出两只手,摸到她的手,慢慢拉到自己唇边,您不要迷失,千万不要迷失,他说,这句话出人意料,寓意难明,好像是不经意说出来的。他们带着足够三天吃的食物回到家里,医生的妻子讲了他们遇到的事,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不时激动地插上几句嘴。晚上,她从书房里找来一本书,给大家读了几页,当然她会这样做。斜眼小男孩对书的内容不感兴趣,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把脚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腿上,迷迷糊糊睡着了。16过了两天,医生说,我想知道诊所成什么样子了,这时候,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诊所没有用处,我也没有用处,但是,说不定有一天人们会再有眼睛可用,器械应当留在那里,等待那一天来到;你什么时候想去我们就去,妻子说,现在去也行;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我们能利用这个机会到我家去一下吗,戴墨镜的姑娘说,这倒不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回去了,只是想尽尽义务,我们也一块儿到你家里去,医生的妻子说。没有别人想参加探望住所的队伍,第一个失明者和妻子已经知道能遇到什么情况,戴黑眼罩的老人同样也知道,虽然原因不同,而斜眼小男孩还没有回忆起原来所住街道的名称。天放晴了,看起来雨已止住,太阳虽然还苍白暗淡,但人们的皮肤已经感觉到它的温度了。如果暑气逼来,不知道我们怎样活下去,医生说,到处是腐烂的垃圾,死去的动物,也许还有死人,大概还有人死在家里,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每栋楼房每个街道和每个街区都应当有个组织;有个政府,妻子说;是组织,人体就是个有组织的系统,只要人体继续保持有组织状态,人就活着,而死亡只不过是人体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后果;那么,一个盲人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以便活下去呢;只有组织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组织起来就是开始有眼睛了;你说得对,也许对,但是,这场失明症的经历给我们带来的只有死亡和悲惨,我的眼睛和你的诊所一样,不再有任何用处;多亏有你的眼睛我们才活到今天,戴墨镜的姑娘说;即使我失明,我们今天也会活着,世界上到处是活着的盲人;我觉得我们将来都要死去,只是个时间问题;死亡从来就是个时间问题,医生说;但是,仅仅因为双目失明而死,大概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死法了;我们会因为疾病,因为事故和偶然事件死亡;而现在我们也会因为失明死亡,我是说,因为失明症和癌症,因为失明症和结核病,因为失明症和艾滋病,因为失明症和心肌梗死,病症会因人而异,但现在正置我们于死地的是失明症;我们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无法逃避死亡,但至少不该成为盲人,医生的妻子说;既然这失明症如此具体,如此真实,那怎么可能呢,医生说;我不敢肯定,妻子说;我也一样,戴墨镜的姑娘说。他们无须砸门,顺利地把门打开了,钥匙在医生的钥匙链上,被带去隔离检疫的时候留在了家里。这里是候诊室,医生的妻子说;我到这里来过,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仍然在做梦,但不知道是梦见我梦见自己在这里失明的那天,还是梦见我早就是盲人,却到这诊所来,梦想治疗没有任何失明危险的眼部炎症;隔离检疫不是梦境,医生的妻子说;说得对,不是,正如我们曾遭受凌辱不是梦境一样;我用匕首杀死了一个男人也不是梦境;把我领到诊室去吧,我自己也能去,不过,还是你带我去吧,医生说。门开着。医生的妻子说,所有的东西都翻乱了,满地都是纸,病历柜的抽屉被拿走了;大概是卫生部的人干的,不肯费时间查找;可能吧;器械呢;看样子还好;但愿至少还有点用处,医生说。他伸出两只胳膊,独自朝前走去,摸摸镜片匣,摸摸检眼镜,摸摸办公桌,后来对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现在明白你说的生活在梦中是什么意思了。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把手放在积了一层尘土的玻璃板上,然后面带凄凉和讥讽的微笑,对仿佛坐在面前的什么人说,就这样,医生先生,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您的病无可救药,如果想听听我最后的忠告,那我就告诉您,按照那个古老的谚语去做吧,人们常说,耐心有益于视力,他们说得对;不要让我们伤心了吧,妻子说;请原谅,也请你原谅,我们所在的地方从前曾创造过一个个奇迹,但现在连证明这些奇迹的证据都没有了,都被他们拿走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创造的奇迹是继续活下去,妻子说,日复一日地维持脆弱的生命,仿佛生命也失明了,不知道走向何方,也许就是这样,也许生命真的不知道走向何方,于是,它使我们变得聪明之后又落入我们手中,任凭我们处置,而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了;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你也失明了似的,戴墨镜的姑娘说;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如此,我因为你们的失明症也失明了,如果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看得见,我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担心你像正寻找法庭的证人一样,既不知道谁传讯你,也不知道该陈述什么证言,医生说;时间正在完结,腐烂四处蔓延,疾病摸索到敞开的大门,水源正在干枯,食物成了毒药,这将是我的第一个陈述,医生的妻子说;第二个呢,戴墨镜的姑娘问;让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失明了,睁不开,医生说;不想看见的盲人是最糟的盲人,这是个伟大的真理;但是,我想看见,戴墨镜的姑娘说;你并不会因此就能看见,唯一的区别是你不再是最糟的盲人,好啦,我们走吧,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医生说。去戴墨镜的姑娘家的路上经过一个大广场,那里一群一伙的盲人正在听另一些盲人演讲,第一眼看去前者和后者都不像盲人,演讲的人面向听众,情绪激昂,满脸通红,而听众们聚精会神地面向演讲者。他们在宣告世界末日到来,灵魂因忏悔得救,创世第七日的景象,天使降临,星体撞击,太阳湮灭,部落的精神,曼德拉草的汁液,猛虎的脂膏,星空的美德,风的纪律,月亮的芳香,黑暗的辩护,符咒的威力,脚后跟的印记,玫瑰的十字架,水的纯净,黑猫的血,阴影的睡眠,海潮的暴乱,食人肉的逻辑,无痛阉割,神圣的文身,自愿失明,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没有一个人谈到要组织起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也许在别的广场会谈吧,丈夫回答说。他们继续往前,没有走多远,医生的妻子说,这里路上的死人比往常多;因为我们的抵抗力正在达到极限,时间到了尽头,水分已经耗光,疾病有增无减,正如你说的那样,食物成了毒药,丈夫说;说不定我的父母就在这些死人当中呢,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在他们身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这是人类的习惯,古已有之,在死人旁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医生的妻子说。这是戴墨镜的姑娘原来居住的街道,现在显得更加荒凉,楼门前躺着一具女人的尸体。女人死后被游来荡去的动物吞吃过,幸亏舔泪水的狗今天不想跟着出来,否则,他们必须阻止它去啃那尚有一些残肉的骨架了。是一楼的邻居老太太,医生的妻子说;谁,在哪里,丈夫问;就在这里,一楼的那个邻居老太太,闻得见气味吧;可怜的老太太,戴墨镜的姑娘说,她从不出门,怎么到街上来了呢;也许她发现死神正在逼近,也许想到自己会独自在家里腐烂,忍受不住了,医生说;而现在我们进不了家门了,我没有钥匙;说不定你父母亲已经回来,正在家里等着你呢,医生说;我想不会;你想得对,医生的妻子说,钥匙在这里。死者的手平放在地上,半张着,手心里有几把闪闪发光的钥匙。也许是她自己的钥匙,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想不会,她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钥匙拿到她以为要死去的地方;可是,我双目失明,看不见她手里的钥匙,不知道她是不是真那样想的,把钥匙还给我,让我能进家;确实,我们不知道她决定把这些钥匙带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也许想象你会恢复视力,也许她对我们在这里时的行动自如产生了怀疑,觉得不大正常,也许她听见我说楼梯里太暗,我看不清楚,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是精神错乱,昏头昏脑,失去了理智,产生了个固执的念头,一心想把钥匙交给你,现在我们只知道,她刚刚迈出楼门就丧了命。医生的妻子拿起钥匙,交给戴墨镜的姑娘,然后问道,现在我们怎么办,把她丢在这里吗;在街上无法掩埋,我们总不能把石板地挖开吧,还有后院呢;那就要把她抬到二楼上,然后沿救生梯抬下去,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抬得动吗,戴墨镜的姑娘问;问题不在于抬得动还是抬不动,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女人丢在这里;不能这样,医生说,那么我们必须想办法抬。确实,他们把尸体抬起来了,抬着尸体上楼非常艰难,倒不是因为太沉,她原来就不重,被动物吞噬一番之后就更轻了,而是由于身体已经僵硬,在窄窄的楼梯上转弯颇费周折,因此在爬楼梯的过程中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四次。脚步声说话声和腐臭气味都没有使这栋楼里的其他居民来到楼道里观看;不出我所料,我父母没有在家,戴墨镜的姑娘说。终于到了门口,人人筋疲力尽,但还要穿过房间,到后面沿着救生梯下去,不过,往下走有诸神相助,负重更轻了,由于救生梯是露天的,所以转弯方便得多,只是必须小心,不让可怜的老太太的尸体从手中滑下去,否则她就真的会粉身碎骨,痛苦不堪不说,据说人死后的痛苦更难忍受。后院像从来不曾有人开垦过的荒野,最近的几场雨让野草猛长,还有风吹来的植物种子也生根发芽,欢蹦乱跳的兔子不缺少新鲜食物,母鸡依然到处觅食,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人们坐在地上,力气用尽,气喘吁吁,死尸躺在他们旁边,像他们一样休息,医生的妻子保护着她的安全,不时驱赶凑过来的母鸡和兔子,兔子鼻子颤抖着,只是出于好奇,而母鸡则伸着像刺刀一样尖利的喙,时刻准备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医生的妻子说,在离开家到街上去以前,她还想到了把兔笼的门打开,不想让兔子们饿死;完全可以肯定,与人们一起生活并不难,难的是了解他们,医生说。戴墨镜的姑娘拔了一把草,把手擦干净,她的手太脏了,这是她本人的过错,在抬死尸的时候,她抓的是不该抓的部位,没有眼睛的人常常干这类事。医生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把锄头或者铁锹,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正永远轮回的是人们所说的话,现在这些曾由于同样原因说过的话又回来了,第一次是为了掩埋偷汽车的人,现在是为了掩埋送还钥匙的老太太,在掩埋之后,人们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同罢了。医生的妻子上了楼,到戴墨镜的姑娘家里去找干净床单,她只能在不太脏的床单中挑选,下来的时候看见那些母鸡像过节一样,但兔子只吃青草。把尸体裹好盖上之后,医生的妻子又去找锄头或者铁锹,在一间小小的工具室里找到了,既有锄头又有铁锹。这事我来干,她说,地很潮湿,挖起来不难,你们休息休息吧。她选了块没有一连几锄头才能砍断的树根草根的地方,请不要以为这是个轻而易举的任务,根是诡计多端的家伙,它们善于利用松软的土质,以逃避锄头的攻击,或者缓解割草机的致命伤害。医生的妻子正忙着干活,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眼睛看不见,所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附近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些盲人,人数不多,而且不是每个阳台上都有,大概是被锄头发出的声音吸引出来的,土地固然松软,但不要忘记,一锄头下去,难免碰到藏在里面的小石块,发出响声。那些男男女女像是浮动的鬼魂,确实,像幽灵一样好奇地观看葬礼,只是为了回忆他们自己被埋葬时的情景。医生的妻子终于挖完坟坑,直起又酸又痛的腰,抬起胳膊擦擦额上的汗水,这时候她看到了他们,顿时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连想都没有想便对那些盲人和世界上所有盲人高喊了一声,一定会再生,请注意,她没有用复活一词,但这一点并不很要紧,虽然字典载明规定或者暗指两者是完全绝对的同义词。盲人们大吃一惊,赶紧躲进屋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她会说出这个词来,另外,他们对这类天启毫无准备,可以看出,他们不是那种常到广场上听神奇的说教的人,如果在那些说教中加上螳螂头和蝎子自杀就应有尽有了。医生问,你为什么说再生呢,是对谁说的;对一些出现在阳台上的盲人,我吃了一惊,大概也把他们吓了一跳;为什么用那个词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出现了这个词,随口就喊出来了;你应该到我们经过的广场上去布道;对,念一通关于兔子牙齿和母鸡喙的布道词,好了,现在来帮帮忙吧,在这里,对了,抓住她的两只脚,我抬她这一边,小心,不要滑到坟坑里去,对,就这样,慢慢往下放,再往下,再往下,我把坑挖得稍微深了一些,那些母鸡刨地的时候就永远不会找到她,好,现在好了。她用锄头把坟坑填平踩实,余下的土堆成一个小坟头,动作娴

                        —202页。这种《满洲实录》是1780—1782年间,据《太祖实录图》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两书抄写而成的。《太祖实录图》撰于1635年,《太祖武皇帝实录》撰于1644年。《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数文字上的出入。虽然满文本《太祖实录》已经散失,但台湾仍保留着三卷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旧本。将这三卷的内容与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相应的部分进行比较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是对满文《实录》的忠实翻译,而满文《实录》则是在《满文老档》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这里及后文引用的汉文《满洲实录》,是极为接近已经散失的满文原始资料的文献。关于这部分满文资料的问题,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77、91—92、96—97、104页。关于对抚顺的进攻,又见弗朗兹·米切尔:《中国满族统治的起源》,第120—124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页;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37页。?城内有大约60名商人,都是从山西来此采购人参、貂皮和珍珠的。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大清满洲实录》,第202—203页。努尔哈赤已经保证不再杀戮归顺的平民,并禁止部下强占其妻女。郑天挺:《探微集》,第12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6页。?同上书,第203—204页;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9—10页。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剃发至少从拓跋魏以来就是北方部落的标志。其后,随着后金对辽阳其他地区的征服,这一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开原陷落后,努尔哈赤下令,所有归顺后金者,不管是朝鲜人还是汉族人,都必须剃发。1621年,努尔哈赤又向朝鲜国王重申了这道命令。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1—52页,及其《探微集》,第81—82页。关于剃发同征服的关系,见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满语doro,意为“正确的政府”及其“统治方式”,或“正确道路”。汉语称为“道”,也称“礼”,指“礼仪”或“仪式”。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62—6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4—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9—380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页。李永芳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1622年,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李永芳表示反对。努尔哈赤大怒,斥责李永芳“谓朕为不能久”。李永芳遂遭到贬黜。后来他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不过,明朝多次派人送来密信,劝他重返明朝,并答应让他官复原职,他也没有接受。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27—28页。?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遣军1万支援抚顺,亦被金军击溃。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二卷,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5—886页。孙文良对1618—1622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做了精彩的概述,见孙文良:《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第2—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74—77页。?同上书,第77—82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6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5页,1619年8月14日条;第18页,1619年9月30日条。?《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42—43页,1619年12月15日条;又见康世爵:《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沈阳有一套精心构筑的、由护城壕沟和重兵把守的台堡组成的防御工事。然而,明军守将派300名骑兵出城交战,金军将其击溃后,随之追入大开的东城门,这些工事顷刻间便瓦解了。城内军民纷纷向西城逃窜。据一位目击者说:“城中男女老弱自靡于西城,尽坠于城底,或死或伤,委积没城之半。”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又见孙文良:《明与后金》,第5页。曹寅(康熙帝的侍从)的祖父,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投降后金的。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1页。?辽阳城内一些暗通后金的人,悄悄从西城墙上放下绳索。辽阳城延袤15里,金军乘夜爬上城墙,城内军民全然不知。直到次日午后,人们才突然发现金兵已经占领了城墙。全城百姓惊慌万状。经略薛国用自焚而死。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03—10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5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57页。?《马氏家谱·行述》。?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1—22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马氏家谱·神道碑》;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1页。?《马氏家谱·纂修》。?孙文良:《明与后金》,第3—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5页。又见第11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0、116—117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5—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6页。当时议政大臣受到处罚,可能也和反对迁都有关。五大臣有三人在进入辽东后不久便死了。1621年,阿敦入狱,随即被杀。几个月后,扈尔汉也被打入监牢。额尔德尼亦于1623年以参与贝勒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同上书,第47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六卷,第1—10页,1621年10—11月条;第12—14页,1621年11—12月条;第二八八卷,第13—14页(日期不详)。?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1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八卷,第2—3、8—9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06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308、82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9页。?同上。?同上书,第40—41页。?《贰臣传》,第四卷第13—17页,第七卷第28—2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3—115页。?东林党运动以1604年高攀龙和顾宪成建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号召重振君子之气”,恢复明朝的稳定与和平。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5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59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北直隶涿州人,161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冯盛明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抚顺陷落后,其父被劾归乡,冯铨也退居原籍。后冯铨极力与魏忠贤交往,1624年在魏忠贤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1625年又升任大学士。?费维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大陆近期史学论文》,第358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4页。?1621年,努尔哈赤令八旗贵族清点各自田庄中的汉人数目,目的是要将其中一部分庄丁占为己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2—55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5—58页。后来被满族人所役使的奴仆,大多是在抚顺和沈阳被俘的汉族民户。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17页。?该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征讨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答应了。此处所谓:“养”,满文称“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imbi),意为抚聚恩养。1619年,驻开原的明将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也用了“养”字,意思是说他们不会沦为奴隶。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2页,及其《探微集》,第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在征服辽东后所任命的汉族官吏中,有4人原是商人,1人是被免职的参将,2人是游击,4人是守备,1人是备官,11人是卫所军官,3人是亲兵,4人是军士,3人是秀才(包括范文程),2人是掌印官,4人是文吏,1人是翻译,还有11人是无官平民。其中多数被拜为努尔哈赤军中的游击或备官。同上书,第60页。一般说来,1631年以前的战俘多半沦为奴隶,受其主人役使。犯罪者的家属也没为奴隶,奴隶的身份世代相袭,奴隶可以自由买卖。有人对汉族奴隶进行过统计,在813人中,有532个沈阳人,83个辽阳人,66个抚顺人。这些城市都是1618—1621年间陷落的,这些汉族奴隶的大多数可能就是在此期间被抓获的。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6—177页。?同上书,第67—76页。?格鲁特·罗思:《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逃人法自1587年开始实施,此时更为严厉。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1—2页;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83页。?同上书,第84页。1625年建都沈阳时,众贝勒以努尔哈赤已在今东陵一带兴建宫室为由,再次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指出,迁都是战略上的需要。从沈阳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又可挟制东南的朝鲜,向北至蒙古也只有二三天路程。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6—9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同上书,第85—86页。?同上书,第8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3页。?驻边明军配有一种称为佛郎机的铜制或铁制前装炮(佛郎机指葡萄牙),可能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些16世纪的火炮,口径约40毫米,最大射程2000英尺,装在特制的战车上,用骡马牵引。此外还有一种鸟枪,长约4米,它用来发射的导火线,是模仿16世纪初经葡萄牙人传入东亚的导火索制造的。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度》,第139—14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79页;又见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94页。?最大的火炮长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这么大。除了后面将提到的“将军炮”外,还有南明军队抗击尚可喜时使用过的小“红夷炮”(1494年9月,欧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击败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火炮在攻坚战中的威力。)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87页。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门这种火炮,明永历四年造,长1.7米,口径8公分,重250公斤。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页。?早在1596年,陈演就向明朝介绍了鸟铳的优越性。其射程是中国鸟枪的两倍。赵士祯:《神器谱》,第7—8页。1616年,即传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欧洲天主教牧师在明朝传教,并吸收了约5000名中国教徒。其中许多优秀分子卷入了东林党运动,特别是参加了反对佛教和宗教调合(三教)的运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101页;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C.R.巴克士:《明朝反抗满族入侵时期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5—10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157—158页。?在1640年编撰的题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声称,洋炮将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敌军中爆炸。他们这样说,是因为1642年已有两门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观的人。史景迁:《改变中国》,第9页;兰卡什尔:《中国人对利玛窦传教的反应》,第110页,及其《中国17世纪反基督教辩论》,第221、224页。?关于1616—1622年间沈?发动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见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8—100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8—192页。关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见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89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天主教在福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士叶向高(1559—1627)对天主教徒的保护。他本人虽不是教徒,却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叶向高是传教士的保护者,而其继任者张赓则是真正的教徒。他写了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阐说与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第15—28、3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6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8—190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2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2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4页。?巴克士:《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15页以下;邓恩:《一代伟人》,第216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页;乔奥·罗德里戈斯:《岛国日本》,第15—16页。炮队返回澳门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陈受颐:《早期耶稣会士对明朝崇祯皇帝的宗教影响》,第399页以下。?C.W.阿伦:《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第135—136页;邓恩:《一代伟人》,第317—318页。他还铸造了“将军炮”(一种用骆驼驮载或两人扛行的轻型长简炮)。有文献记载说,这种炮被用作“大将军炮”的辅助火力。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7页。“大将军炮”重500多公斤,用马车运载,用炸药、卵石、铁丸混合制成的炮弹作近距离射击,以对付骑兵的进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0页。?1635年,曼纽尔·塔瓦雷斯·勃卡热声称,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5页,及其《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20—23页。到1626年明朝已将大炮技术变为自己的特长,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利用葡萄牙雇佣军(1647年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尼科劳·费雷拉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历史学家们评论说,这项新的军事技术,使草原骑兵的弓箭在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这一变化,在17世纪末使得两个相邻的农业帝国——俄国和中国——对欧亚草原的分割成为可能。威廉姆·H·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196页。?袁崇焕(1584—1630),东莞人,1619年中进士。下文所用其传记材料,多引自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85—95页;及《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36页以下。?《明史》,第2836页以下;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0—671及839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3

                        小男孩咧开嘴笑着说。“看他们在空中晃来晃去挺好玩的。”“皮埃罗。”“我在这里,大人。”“过来,孩子,带我们去巴托罗缪大人那里。”重新上路后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紧闭着嘴唇,以至于他的上下唇合成了一道冷峻的直线。他默默地走着,企图琢磨瓦伦丁诺公爵心里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就因为盗窃了几件银器这么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把两个有用的士兵吊死?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惩罚上述这件违法情事,一顿板子足够了。确实,人命对于公爵来说就像草芥一样,但是看到他是如此急切地谋求获取伊莫拉人民的信任,而不惜开罪于加斯孔部队的指战员们,还是令人难以置信。马基雅维里这下子真的是糊涂了。他确信当天晚上公爵审案子的时候他在现场这一点正是公爵所需要的,否则的话,公爵完全可以等到他与佛罗伦萨使节洽谈完毕再开始审理盗窃案。他是不是想向执政团显示,他并不受法国人控制,尽管他面临他手下将领的阴谋叛乱,却仍然毫无畏惧,不怕得罪他们?还是,整个场景的根本用意就是用来传递那个由公爵本人亲口说出的赤裸裸的威胁:即这两个士兵可以等到他们到了佛罗伦萨再进行销赃?但是谁又可以猜出那个无情并且狡诈的脑子里想的是些什么呢?“这就是您要找的房子,大人。”男孩突然说道。马基雅维里送了一枚硬币给那个流浪孩子。于是这个孩子一蹦一跳地跑开了。皮埃罗抬起了门上的铜环,让它落下。里面没人答应,皮埃罗又敲了一下门。马基雅维里注意到,这座房子十分雄伟,一看就知道是殷实人家的豪宅。二楼客厅的窗户并不是预想中的油纸糊的,而是镶嵌了玻璃,这足以表明,主人的家财丰厚。第八章马基雅维里并不认识巴托罗缪·马泰利,但是他接到指示要和巴托罗缪联系上。他在这个小城市中是个有地位的人,担任着市政府参事的职位,也是一个财主。他在伊莫拉的城边上拥有土地,在城里也有几处房产。他的父亲通过和近东一些地区做生意发了财,他本人年轻时也在士麦那[1]生活过好几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佛罗伦萨有了渊源,因为佛罗伦萨人一直和近东有着贸易往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散居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城市中。巴托罗缪的父亲曾经和一个出身于佛罗伦萨名门的商人合伙经营业务,最后娶了这个合伙人的女儿。巴托罗缪还是比亚乔·布纳科齐的远亲——他们两人的外祖母,虽然已经过世好久了,是亲姐妹。这也正是比亚乔拿来说服马基雅维里此行带上皮埃罗的重要理由之一。这层关系可以使马基雅维里更容易和这个有用的人套上近乎。并且,巴托罗缪可以是个非常有用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伊莫拉城里有头有脸的人,他还是促使这个城市不战而降的一伙人的头儿。于是,公爵,作为一个善于慷他人之慨的人,赐给了巴托罗缪一处带有男爵头衔的不动产。马基雅维里是从那个喜欢讲话,多嘴多舌的理发师那里听到这些的。他还听说,巴托罗缪虽然装出一副平常的样子,私下里却对自己新获得的这个头衔喜不自胜。公爵也信任他,心里清楚巴托罗缪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会辜负公爵的信任。公爵请他筹办了几次商务活动,他都令人满意地完成了任务。公爵行事诡秘,但很有可能巴托罗缪会知晓一切可以被了解的内幕。马基雅维里有信心,可以略施小计,将他知道的情况统统地套出来。市政厅手里也抓着巴托罗缪的软肋——他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两套位于佛罗伦萨的房产。如果他不合作的话,一场意外的火灾可以轻易地烧毁其中的一处房产。如果这一点尚不足以威慑他的话,执政团方面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办法,让他在近东的生意遭受损失——他的这些在近东的生意是他很重要的利益。“有朋友当然是件好事。”马基雅维里思忖着。“但是让他们明白,他们一旦做事情不够朋友的话,你自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报复,同样也是一件好事。”一个仆人把门打开了。当马基雅维里自我介绍,要求面见他的主人后,他开口说道:“男爵已经在等您了。”他被带进了一个庭院,上了一段露天的楼梯,进了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这个房间一看就知道是被主人用来作书房的。他们等了一两分钟以后,巴托罗缪阔步闯了进来,用热烈的气氛和言语欢迎他的客人。“我听说您来了,尼科洛大人。我一直在热切地等待着您。”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胖子。一头长头发从前额向后梳,一副黑色的大胡子,红脸膛,因为有汗珠挂在脸上而熠熠发亮,双下巴,腆着一个硕大的肚子。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瘦得像栏杆一样的人,并不喜欢胖子。他曾经说过,在意大利,没人能吃成胖子,除非那个人掠夺孤儿寡母,榨取穷人的膏血。“比亚乔·布纳科齐写信告诉我您要来了,一个信使昨天把信捎了过来。”“是的。信使本来就计划来伊莫拉,比乔亚就让他顺便捎带了这封信。这是皮埃罗·贾科米尼,[2],我们那个好伙伴比亚乔姐姐的儿子。”巴托罗缪发出一阵清楚而响亮的笑声。他伸出手臂将男孩子搂了过去,顶在了他自己的大肚子上。他亲吻了皮埃罗的两颊。“这么说来我们是表亲呢!”他用一种洪亮饱满的声音大声说道。“表亲?”马基雅维里不禁嘴里嘟哝着。“难道您不知道?比亚乔的外祖母和我的外祖母是亲姐妹。她们都是卡罗·佩鲁齐的女儿。”“奇怪。他可从来没有向我说起过。你知道这件事吗,皮埃罗?”“我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马基雅维里不过是在否认他了解此事。当然事实上,他非常清楚巴托罗缪和比亚乔的表亲关系。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原则之一就是,除非有好的理由,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掌握多少情况。他很高兴地看到,皮埃罗领会得十分快,没有一刻的迟疑。真是一个不错的孩子。巴托罗缪请他们坐下。房间里没有壁炉,但房子中央放置的一个火盆驱走了屋里的寒意。他询问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那些他由于生意的原因经常访问的朋友。马基雅维里就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给予了回答。他们从一个话题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不久话题就转到了刚刚当选为终身正义旗手的皮埃罗·索德里尼身上。“他是我很好的朋友。非常诚实和可靠的人。”马基雅维里说道。“正是按照他的意愿我被派来出使伊莫拉。”他早就打定主意,让巴托罗缪知道,他本人是受到共和国最高首脑信任的。“我非常高兴见到您。您尽管放心,我会尽全力提供您所需要的服务。我曾要比亚乔带一匹细亚麻布来,但是我猜这次您走得急,可能没能带来吧?”比亚乔是个有求必应的人,因此所有的人都喜欢差遣他做这做那。和其他人相比,马基雅维里用起比亚乔来就更加没有节制。“正好相反,”他回答道,“比亚乔特意关照我将这匹布带来。不过它现在正在我的仆人那里。他们要今天晚些时候才到伊莫拉。”“我的妻子正在为我做一些衬衫。她向修女们学习过绣花。我敢说在绣花这方面伊莫拉城里还没有谁能赶得上她。她简直是个艺术家。”马基雅维里的心思正忙活着。他试图了解眼前是个什么样的人。粗放,快活,多血质的样子,让人不难想像他非常喜欢大吃大喝。笑起来满脸开花,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声如洪钟。在外露的快乐态度和坦诚友善下面是否掩盖着一个敏锐和算计的头脑,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他有着一个精明商人的声誉,据说极其善于讨价还价。马基雅维里将话题转到了伊莫拉和这个城市当前的状况上。巴托罗缪大大地将公爵颂扬了一番。他严格地执行了伊莫拉在投降时和他达成的条件,他为了支付占领这座城市所需要的开支而征收的税赋也完全合乎情理。而且,公爵还建议将所收的税赋的一大部分用于伊莫拉的市政建设,使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美好和庄严。因为伊莫拉是他最近才获取的这个城邦的首府,他正在起草蓝图,准备为他本人建造一所新的宫殿,一个供商界人士聚会的会馆和一个为穷人而开设的医院。城市里秩序井然,犯罪几乎销声匿迹了,司法能迅速地获得执行,且收费低廉。穷人和富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商业很繁荣,贿赂和腐败也停止了。公爵本人对这一带乡下的农业资源十分感兴趣,下达了指示,要大家尽全力发展农业生产。部队则是驻扎在城外。总的说来,城市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希望这一切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马基雅维里高兴地说道。“但是一旦公爵的那些将领们推翻了他,把部队开进城来,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巴托罗缪发出一阵大笑,还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心里清楚,没有公爵,他们毫无权力。他们会和公爵妥协的。相信我,这一切都会像一阵风吹过,什么也不会改变。”马基雅维里不能够确定,巴托罗缪是完全相信他自己刚刚所说的话,是在努力地去相信这番话,还是只不过说出来,希望马基雅维里能够相信。马基雅维里也还没能断定,这个人到底是个蠢人还是一个精明的人。这种表面的坦诚,热情,真诚的气氛和那双含笑友善的眼睛之下也许隐藏着什么。马基雅维里换了一个话题。你方才说你将很愿意帮我一些忙,我十分感谢。你可以告诉我我在哪里可以找一个地方,让我、皮埃罗和我的仆人住下吗?”“我真是希望您求我另外的事,而不是这件事,”巴托罗缪声震屋宇地大笑起来。他说道:“公爵的宫廷成员,那些趋炎附势的人,诗人,画家,建筑师,工程师,还有那些从公爵其他领地过来出差公干的人,商人,卖这卖那的小贩,被赚钱的机会所吸引,蜂拥到这座城市,整个城市简直没有一块空地了。”“我不想在这里不必要地逗留,但是我肩负着执政团的使命。我在一个修道院的房间里是无法履行我的使命的。我必须为我的皮埃罗和仆人们找到住的地方。”“我会问一下我的岳母。她对这种事情了解得比我多,我现在就去找她。”他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他请客人们跟着他去另一个房间。他把大家带到了一个相比之下宽敞得多的房间,墙壁上装饰着十分漂亮的油画,房间里还有一个壁炉。女眷们正坐在炉火旁,做着手里的活计。当客人们走进房间后,她们起身,在客人们微微鞠躬之后,也有礼貌地还了礼。其中一个是个长相不错的中年妇女。“这是我的岳母,卡特琳娜·卡佩罗夫人。”巴托罗缪介绍着说,“这是我的太太。”他的太太年轻得简直可以做他的女儿。按照当时的习俗,她的头发,从原来自然的黑色染成了金黄色。但是这么一来就和她黝黑的意大利妇女们所特有的皮肤不相称了。于是她就在她的脸上,脖子上和胸脯上扑了厚厚的一层粉。她那金黄色的秀发和她那双黑亮俊美的眼睛形成的对比非常地强烈。她的眉毛被修剪成一道细线。她有着一只小巧而笔直的鼻子和一张可爱的樱桃小口。她一身淡灰色的装束,包括一条长裙,波浪一般飘动着的袖子,一副非常适合她瘦削身材的紧身胸衣,胸开得比较低,呈现出正方形的形状,显示出她雪白的胸部和年轻饱满的乳房的轮廓。在她的美丽之中有一种处女的特质,但同时又有一种成熟的美,两者结合起来,十分令人倾倒。马基雅维里,虽然脸上不动声色,但在他十分乐于称之为内心的地方,出现了一阵奇怪的涌动。“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他对自己说道。“我会愿意和她共赴巫山。”当两位妇人在给客人们搬椅子时,巴托罗缪向卡特琳娜夫人解释了马基雅维里的难处,之后又补充说明,他发现皮埃罗还是一位他所从来未能谋面的表亲。当听说这层亲戚关系时,两名妇女都向皮埃罗露出了笑容。马基雅维里很高兴地发现,巴托罗缪妻子有着一口好牙齿,细小,整齐而且洁白。“先生们需要不需要用些点心?”卡特琳娜夫人问道。她的穿戴非常像她的女儿,但是颜色稍微深一些。而且,因为通常人们认为一个体面的,上了年纪的妇女是不应该染发和在脸上敷粉的,她就没怎么化妆,以本色出现在众人面前。但是她有着一双和她的女儿一样的,俊秀的眼睛。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马基雅维里回答说他们已经吃过早饭了。但是主人坚持他们至少要喝一些酒。“奥莱莉娅,去吩咐一下尼娜。”巴托罗缪对他的妻子说道。年轻的妇人走了出去。于是巴托罗缪向自己的岳母重复了一遍马基雅维里的要求。“这不可能。整个城里都没有一间空房间了。不过等一等——因为尼科洛大人是贵宾,这位年轻人又是你的表亲,也许塞拉菲娜会愿意接待他们。她一直拒绝招收房客,前些日子我还说她来着,我说当人们为了一块巴掌大的安身之地愿意支付任何代价时,还让她那间房间空着真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巴托罗缪解释说,塞拉菲娜女士是他在近东的一个代理人的孀妇,她现在所住的房子也是属于他的。她最大的儿子在巴托罗缪在士麦那的办事处工作,她另有两个孩子和她住在一起,一个将来要做神甫的儿子,外加一个十四岁的女儿。正是为了这一双儿女,为了不让他们受到坏人的影响,她才决定不出租她的那间空房间。“不过如果是你开口的话,她是不会不答应的,孩子。”听到卡特琳娜女士叫那个胖男人为孩子,旁人听起来都觉得怪怪的。因为她只不过比他年长两到三岁而已。“回头我带你们过去,”巴托罗缪说道。“我确信这个可以办得到。”奥莱莉娅回来了,身后跟了一位女仆。女仆手里端着一只巨大的金属食品盘,上面放了一些玻璃杯,一瓶葡萄酒和一碟肉脯。奥莱莉娅坐了下来,重新开始做她手里的针线活。“尼科洛大人给你带来了亚麻布,亲爱的,”巴托罗缪说道,“这样你就可以帮我做衬衫了。”“你还需要新衬衫?真是只有上帝才知道。”卡特琳娜说道。奥莱莉娅微笑一下,但是没有开口。“让我给您看,我的太太绣花绣得多好。”巴托罗缪走近奥莱莉娅,拿起她正在做的绣品。“别这样,巴托罗缪,这些是女人用的东西。”“如果尼科洛大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女人衬衣的话,现在也是时候让他好好看上一眼了。”“我是一个已婚男士,奥莱莉娅夫人。”马基雅维里微笑着回答道。他脸上的微笑使他瘦削的面容变得稍稍讨人喜欢了一些。“瞧瞧这针线活多漂亮!设计多么精巧!”“这些图画是她亲手制作的吗?”“当然了,她是一位艺术家。”马基雅维里恰到好处地赞美了一下,然后将衣服还给了她。她谢了马基雅维里,明亮的眸子里闪着笑意。当他们用完肉脯,饮了一杯酒之后,巴托罗缪建议带他们去见那个叫塞拉菲娜的孀妇。“她的房子就在我们房子的后面。”他说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跟着他下了楼梯。他们穿过了一个小小的庭院,庭院里有一口井,井口是一围用石头凿出来的井沿。庭院中还有一棵栗子树,入秋以来第一次霜降之后,树叶就掉下来散落在地上。最后他们来到一道门前面,门背后是一条窄窄的巷子。“我们到了。”巴托罗缪说道。这条荒芜的巷子向马基雅维里预示着,他的客人几乎可以完全不被人注意地来拜访他。巴托罗缪敲了敲门,一会儿工夫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瘦高个子的女人,深灰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有着一双警惕的眼睛,头发则是已经花白了。在看清是谁敲的门之后,她狐疑的神色立刻变成了热情洋溢的欢迎。她请大家到屋里面坐。“这位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大人,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厅的首席秘书,共和国向公爵大人派遣的使节,这位年轻人是我的表亲皮埃罗,我的好朋友和表亲比亚乔·布纳科齐的外甥。”塞拉菲娜把他们带进了一个客厅。巴托罗缪就说明了他们的来意。塞拉菲娜脸立刻就沉下来了。“唉,巴托罗缪大人,你是知道的,我拒绝了所有要租房子的人。你看看,我家里有两个年轻的孩子。要住的人又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生人。”“我知道,我知道,塞拉菲娜。但这两位我可以担保。皮埃罗是我的表亲,他可以成为你儿子路易吉的朋友。”谈话继续

                        渊源实在过深,终究也没能逃脱被贬黜的命运,被李纯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不久后死于贬所。至此,李诵时代的东宫集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后世称他们被贬的过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东宫集团的彻底瓦解,最为痛心的当属太上皇李诵,当他得知自己那个时代星光璀璨的东宫集团成员,每个人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躺在病床上的李诵不禁老泪纵横,而情绪失控的他此时也感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仅仅做了不到一年皇帝的李诵病逝于兴庆宫,终年46岁。事实上李诵的理想和灵魂,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已经消逝在长安宫城的迷茫与黑暗之中。五个月后,李纯正式确定父皇的庙号为顺宗,第二年顺宗皇帝李诵被葬在丰陵。随着东宫集团的瓦解和太上皇李诵的病逝,李纯的时代已然到来,这位史书上记载刚明果断的皇帝会以怎样的姿态开始他的时代呢?这是当时留给朝臣们心中巨大的疑问。或许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从老爸手中顺利接班的皇帝,居然开创了先祖太宗皇帝、玄宗皇帝的伟业,他的时代是继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局面,史称元和中兴。

                        日韩AV电影大全免费。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袁世凯和民国法统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治人与治于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国与西

                        近,如果兄弟多的话总会有一个陪着同去。虽然听说那是由于住房紧张不得已而为之,但伸夫却希望自己家也变成那样。然而,伸夫家是父母弟弟在一起睡觉,伸夫跟姐姐在二楼睡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不愿接受这种就寝方式。父母堪称全家的顶梁柱,而且都是大人应该无所畏惧,所以根本无需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倒是出于守护孩子们的考虑,父亲跟自己和弟弟、母亲跟姐姐在一起睡觉才合适。“为什么爸爸和妈妈要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呢?”伸夫很想提出这个问题。他倒不是因为想歪了或为了嘲讽,而纯粹是为了从夜晚的恐怖中逃脱。但不知什么原因,伸夫无法说出口。虽然心里觉得奇怪,可到了跟前却支支吾吾,犹豫到最后只说声“好羡慕弟弟呀”就沉默不语了。如果问到“为什么沉默”他会穷于应答。这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和顾虑,只是隐约感到后面的话不该说出而已。尽管如此,伸夫仍曾一度跟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寝。客厅隔壁就是卧室,记不清是因为偶然钻进铺好的被窝自然睡着,还是因为自己卧室的蚊帐破了,他只在父母旁边睡过一夜。反正伸夫那天夜里睡在父母旁边,偶然醒来就听见有人在说话。也不知是在深夜还是在清晨,总之天还没亮确切无疑。他立刻明白那是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可详细内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他隐约记得母亲像是在诉说身体不适,父亲提议去哪里放松静养一段时间。伸夫没能忘记的是父母说悄悄话的奇妙感觉,虽然就在身边,却像来自天外一般甜蜜而柔和。伸夫以前从未听过父母这样说话。父亲柔声细气,简直不像男人的嗓音,而母亲则像是几分扭捏几分撒娇。伸夫一时感到身边说话的不是父母而是别的男女,闭住眼睛浑身紧绷。他就在那种状态中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父母依然以平常的嗓音进行平常的对话。然而,在伸夫的脑袋里却留下了深夜半睡半醒之间听到的男女对话声。对话内容并不清楚,只有语气的温柔感觉萦绕脑海挥之不去。那果真是父母的声音吗?会不会是在做梦?虽然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毫无疑问就是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另外,那次确实是在清晨。因为被尿憋醒去厕所时,房檐下的牵牛花正沐浴朝阳,所以毫无疑问。因为时间还早,伸夫突然改变主意想回到被窝里去,就拨开了父母卧室的隔扇门。正好母亲已经起来,于是伸夫猛地钻进了母亲的被窝。“好暖和!”伸夫喜欢在早上钻进父母的被窝。他为寻求母亲留下的体温刚刚钻进被窝,脚下就触到了冰凉如水的东西。“好凉!”伸夫嘟囔着缩回双脚,随即推开了被窝。这时,本应熟睡的父亲睁开了眼睛,正在更衣的母亲回过头来。“湿了嘛!”伸夫眼前的褥单有些皱皱皱巴巴,中间的位置还有一小片潮湿。伸夫一时以为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尿床了。“怎么搞的,还尿床?”伸夫欲言又止。父母根本不可能尿床,而且即使尿床也不可能只这么一小片。伸夫在一瞬间想到这些,但并不意味着他已醒悟到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不知何故,他感到不能再问下去。伸夫慌忙闭嘴,随即躺下盖上被子。他缩起双脚尽量不去碰那片潮湿。如果可能的话伸夫真想逃出被窝,可刚刚钻进来又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如果马上离开的话,“湿了”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伸夫为了表示他毫不介意,就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他在被窝里一直睁着眼睛,母亲已经脱掉睡衣换上了和服便装,而父亲依然若无其事地躺着。过了片刻,母亲拨开隔扇门出去,旋即拿着报纸进来放在父亲枕边。“伸夫,赶快起来!”就像被这呼唤声拯救,伸夫赶紧从有些腥臊味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十一说实在话,伸夫对父母已有性关系难以置信,他不认为在现实中父母发生过各种黄书中所描述的淫秽行为。然而,既然父母已经有了孩子,这毫无疑问就是那种行为的结果。以前伸夫曾被安井君问到姐弟几个,他在回答时感觉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即便这是事实,他也不愿想象父母之间曾经发生过性关系。然而,这毕竟是伸夫的一厢情愿。客观地考虑,既然父母都是普通人,理所当然会有正常的性关系。可是,与其说他不能坦率地接受这个事实,莫如说他根本不愿意这样想。当然,他对跟弟弟年龄隔了七岁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也曾问过此事。“其实还有一个,可是因为妈妈身体太弱就拿掉了。”母亲十分自然地回答,伸夫点了点头。不过仔细想来,那不就是人工流产,即黄书中经常出现的“堕胎”吗?由于自己的年龄跟弟弟隔了七岁,因此不能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也不能恪尽兄长的情分。想到从小就怀有的不满就是由此导致的结果,伸夫忽然悲伤起来。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母亲也做过书中所写那种令人羞臊不堪的手术。黄书中以“妇产科医院里哭泣的女人”为题,对接受手术的女性的实际状态进行了描述。即便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想必母亲也曾以那种姿势接受过手术。伸夫一想到黄书中描述的场面就呼吸急促起来。他想说“只有妈妈与众不同”,但实际上自己的年龄跟弟弟相隔七岁,而且母亲本人也如此说明,所以他没有理由予以否定。虽说此事与自身无关,但伸夫只是想想便感到脸上发热。“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伸夫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母亲实在可恨。“做这种事情还能算是妈妈吗?”伸夫不由得怒火中烧,连看到母亲的面孔都会心生反感。“爸爸也真是的!”他的激愤情绪又指向了父亲,骤然感到父母都是不够纯洁的人,甚至不想跟他们说话。可是,父母丝毫没有觉察到伸夫的情绪,照旧若无其事地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伸夫走下楼去,却见父亲正在悠然自得地喝茶看报纸。“怎么啦,不想吃饭吗?”听到母亲问话,伸夫一声不吭地走过餐桌旁进了厕所。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嘟囔:“真是个怪人呀!”母亲这样说就让伸夫更加反感了。“我才不怪呢!明明是自己做了奇怪的事情。”伸夫想这样说,可又觉得即使在众人面前说出来母亲也不会接受。而且,此话一旦说出,恐怕愤怒就会失去威力。愤怒毕竟也只是在伸夫自己的脑袋里发酵才能够成立。“妈妈根本不可能理解。”伸夫心里嘀咕着又沉默不语了。虽说如此,不过当时伸夫可能对母亲逆反心理过强,常因琐碎小事动怒发牢骚。稍稍争吵几句,一旦理屈词穷就干脆板着面孔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伸夫虽然也想与母亲和睦相处,可心底涌起的冲动却驱使他对抗母亲,感到体内就像翻腾着黏稠炽热的岩浆,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爆发。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但又克制不住。这倒也并非有什么理由,就像潜藏于体内的能量不可遏阻地点燃了怒火。爆发的目标大都是针对母亲。虽然这是因为母亲离自己最近,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是出于对母亲恃宠而骄的心理。总而言之,他觉得母亲的一切都令人愤怒、不可宽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例如,在相册里贴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虽说是出生于明治年间,可母亲的娘家却相当富裕,还供她上了札幌的女校。在照片中,她身穿据说是当时流行的黑色斗篷,精心编好的发辫垂在肩头,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一只手搭在扶手椅上。在另一张照片中,母亲就像个大正时期的摩登女郎,头戴白色贝雷帽,身穿白色裙装,手中拿着网球拍。与母亲相比,父亲却俨然一个穷学生。在所有的照片中,他要么穿着黑色的学生装,要么穿着脏兮兮的睡衣。姨母了解母亲的年轻时代,她看着相册向伸夫介绍:“你妈那会儿可是个大红人儿哦!”虽然姨母这样说,可伸夫却还是搞不明白。从大正时代起就穿得这么时髦,想必一定引人注目,但说到怎么走红他却无从想象。“因为她皮肤白、眼睛大嘛!大家都叫她‘好美姑娘、好美姑娘’。”“那、她交游很广吧?”“虽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还是有很多喜欢她的人哦!”“后来呢……”“后来的事情最好直接去问你妈啦!”姨母开玩笑似的笑了,伸夫却不由得郁闷起来。自己的母亲年轻时美貌出众、受到男人们追捧,听到这话感觉倒也不坏,自己也是男孩,所以希望母亲永远美丽。但是,一想到母亲跟其他男人也很亲密,伸夫就高兴不起来,并突然觉得母亲太随便,就连在当时十分别致的名字“好美”都令他厌烦。“这张照片挺漂亮的吧?”姨母说的是母亲左手臂上搭着那件斗篷、右手扶着立柱的照片。如果说漂亮也确实漂亮,但对于伸夫来说母亲就是母亲,不愿把她想象成一个吸引男人目光的女人。“因为你爸太老实啦!”“那不挺好吗?”伸夫突然想为父亲辩护,并感到穷得从夏到冬只穿一件立领制服的父亲更加亲近。“我觉得我爸特棒!”“所以你妈就跟他结婚了吧?”这么一说伸夫又搞不懂了。实际上他无意了解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对于男孩来说,自己的父母怎样相识并非愉快的话题。姐姐倒是满不在乎,总想听那种事情。伸夫却实在搞不明白姐姐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因为爱做梦或爱浪漫。但尽管如此,连自己父母的事情都想刨根问底可就太不知趣了。那种事情只是听听就会羞臊不已,如果刨根问底的话,恐怕连自己出生的事情都会变得历历在目了。伸夫做出已经厌烦的样子,把目光从相册上挪开并站起身来。不过,与其说是已经厌烦莫如说只是心情变得沉重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实在不想知道父母的秘密。父母永远是父亲与母亲,而不能是男人与女人。一张照片一段对话乃至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父亲与母亲。然而,那似乎只是一个少年不想面对现实的天真愿望。在半夜偶然听到难以置信的温柔对话,清晨钻进被窝发现褥单潮湿,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相差七岁的事实,还有时髦的母亲和朴实的父亲的照片,刨根问底都会牵扯到男女秘事。伸夫还不想直面这种现实,只希望父母是与性无缘的透明存在。然而,自己心中与日俱增的、对性的好奇心却不许他继续天真。虽然他在大脑中要求父母既单纯又透明,可暴走的身体却打碎了天真的梦想。在这种矛盾的状态当中,焦躁的伸夫对自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态度粗鲁感到惊讶不已。十二伸夫虽然对性的关注有增无减,但并非仅仅沉迷于这种事情。当然,以自慰为中心的性遐想已扎根于生活之中无法割舍,但沉迷于其中的时间并不很长,每天顶多一小时,有时即使加上阅读色情书籍也就是两小时左右。其他大半时间都耗费在校内活动和户外游戏当中。一旦走出家门在灿烂阳光下见到同学,性的世界就急速远去,他也会回到快乐玩耍的普通少年。那个时期伸夫特别热衷于滑雪。所幸他家就在札幌西区的山边,步行到滑雪场只需十分钟,即使爬到稍陡的中级雪道也就用二三十分钟。滑雪场可以说就像自家庭院,周六周日自不必说,即使在平日也能去滑雪。从学校到家的距离远达三公里,放学后步行到家早则三点钟,有时就过四点了。在天短的冬季,虽然暮色已开始降临,他也照样扛起滑雪板出门。即使在阴天周围一片昏沉时,雪道仍因反光而发亮。滑雪的人已寥寥无几,剩下的人也都随着天色渐黑走光了。而伸夫却仍然继续滑雪,直到市区华灯初上、看不清坡边的沟壑为止。伸夫上初三时每天早上去学校前就要先滑一阵,放学回家后还要去滑。当时,伸夫家的附近有家名叫“佐藤”的理发店,店主的长子“武师傅”是梳扎日式发髻的高手,还曾获得过全国锦标赛亚军。他平时少言寡语,给伸夫理发时一声不吭,在冬季期间不太来店上班。伸夫崇拜这位武师傅,偶尔在滑雪场相遇,对他滑雪时的华丽身姿看得入迷。伸夫心想,即使赶不上武师傅,也要通过全运会的札幌区预赛让大家刮目相看。可是,这个愿望在上高中的同时完全破灭了。其原因之一就是上高二时施行了学区改制变为男女同校,伸夫对一位同班女生萌生了爱意。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上高三时开始忙于高考复习。不过,他在上高一时确实对滑雪十分着迷。在雪后初晴的星期天或光线渐暗的平日下午,当他登上坡顶向下滑行时,脑袋里就不会有丝毫的性遐想。这时,那个双目充血地看着黄书沉湎于自慰行为的少年就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当时的伸夫体内确实存在着两个少年:一个在以滑雪运动宣泄全身能量,而另一个则关在自己房间里浑身燥热地沉浸在淫亵的遐想当中。虽然后面那个少年出现的时间要短得多,却并不能因此而予以轻视。莫如说正因为时间较短,其浓度更加根深蒂固。不过,热衷于滑雪的少年与性意识萌发的少年并非没有相互关联的时候。在初三那年的寒假中,他曾跟朋友樱田君去滑雪用品店“山崎”打工。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安稳下来,在繁华区已有两三家体育运动用品专店开张。虽然“山崎”与之相比是新开张的小店,但因为能与自己酷爱的滑雪运动近距离接触,所以伸夫就去那里应聘打工了。不过,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所谓“山崎滑雪用品店”与纯粹的体育运动用品专店稍有不同。首先,这家店位于站前大街的南端,来往行人不是很多。当然,这里毕竟还是在薄野区内,所以还算比较热闹。但基本上也是从傍晚开始,而且多数都是在酒吧和舞厅上班的人。店主是个三十五岁的微胖男子,据说是因为胞兄就在隔壁经营杂货店而在此开店,可他对生意并不十分热心。店内是三十三平方米的狭长水泥地板间,虽然号称滑雪用品专店,却只在门口两侧立着二三十条滑雪板,而且其中一半都属于妇女儿童专用。一般说来,此类商店总会有滑雪运动选手出入,可在这里却完全看不到,来往的都是身穿夹克衫貌似经纪人的男子。从店内中段到里面是兼做安装金属件和滑雪板边刃的操作间,而老板总是坐在中段简易火炉前的圆椅上朝店外观望。晴天时的周六周日暂且不说,在下雪的平日里几乎没有顾客,因此伸夫和朋友为了排遣无聊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可是,老板却显得无忧无虑,就坐在炉前烘烤着裆胯,偶尔跟顺路进店不明来历的男人们谈笑风生。这位老板依然叉开双腿,用手隔着裤子咯吱咯吱地挠着裆胯。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即使面前有顾客也满不在乎。所以,他的裤子前面总是有些发亮。“那家伙是得了阴虱病。”伸夫和樱田君在背地里说坏话,可店主本人却根本不当回事,照旧叉开腿面朝店门口坐着。由于商店位置的关系,到了傍晚就会有住在附近的陪酒女郎经过门前,老板看到熟悉的面孔就快活地打招呼并相互调侃。看样子因为在当地长大,他的面子相当广。伸夫曾经见过老板的太太,某天傍晚她独自一人走进门来。伸夫以为她是普通顾客就说了声“欢迎光临”,可太太一声不吭径直朝坐在里边的老板面前走去。伸夫惊诧不已,太太跟老板吵了两三句就出门走了。“这老婆子真烦人!”伸夫听到老板嘟囔才知道那女人是他太太,可他在老板太太走了之后还盯着门口。她是不是来抗议老板在外边搞女人呢?少年伸夫费尽心思也就能想到这一步。但是,老板太太那头巾下紧咬嘴唇强忍愤怒的苍白面孔令他久久难忘。老板怎么忍心让那么漂亮的人悲伤呢?伸夫忽然对态度傲慢的老板感到无法容忍。可是,老板却照旧满不在乎地一边烘烤裆胯一边拔鼻毛。女人再怎么漂亮都会被厌倦和嫌弃吗?在半年前,伸夫曾听母亲说起过邻居年轻夫妻的事情。那对夫妻姓高田,丈夫在电气公司工作,最近在外面另有新欢就不回家了。发展到这一步会有怎样的过程?伸夫虽然无从推测,但只是听了母亲说的情况,就觉得不能容忍那位高田叔叔。高田阿姨伸夫也认识,身材高大并不太漂亮。可是,那位阿姨毫无疑问是个女人,所以应该拥有那种书中所写的淫猥而富有魅力的阴部。既然叔叔能够随意地接触那个部位,他怎么还会厌倦呢?既然他能随意做那种事情,有家不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太可惜了……”伸夫曾经这样想过,如果给了

                        儿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有了心得之后,第一步他就写札记,第二步从札记发展为论文,从论文发展为著作,但是他从未发表过专著。他没有想发表,他就作为自己的一种……娱乐吧等于就是,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解放以后他上的二所么,历史所。注24定:其实学问就得这么做才能做好呢。金:也没有谁让他几儿交稿,也没这事(笑)。所以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那个书啊,不是一年两年做的,是好多年积累成的,其中绝大部分,特别是语法部分,那都是我父亲发现的,甚至于跟各种语言的比较,那都是……乌兰:因为他有好多语言的训练。

                        3.我的治学

                        金:我这个呢,是我父亲督促着我给他当助手,我这当助手一直当了好多年。所以我是从这助手练出来的。大体上过程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受父亲的影响吧,我原来也是对这三样(史学、语言学、文学)感兴趣,因为助手的关系。但是我小时候对文学的兴趣好像比对语言学的兴趣更高一点,这跟老师还是很有关系,所以我就谈谈这老师的问题。除了我父亲在家里督促之外,我上中学的时候上的五中,北京五中。市立的就是五个中学。注25那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五中不要学费啊,五中不大好考,没办法就非考上不可,上了五中之后在各门功课里头,历史这门功课啊,成绩显得特别突出,教我的老师叫殷景仁,他从初一一直教我到高三。这殷景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说,希望我将来毕业之后学历史。殷先生就给我指出一条路来,他说最好你就直入历史系,上了历史系,毕业之后最好上日本去一趟,那时候正是抗日的时候,我说那不是成了汉奸了么(笑)。殷先生就说,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你得把它分开了。因为日本现在对东洋史的研究还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可以开开眼界。说你要听我的呢,准没错儿。这个话从初一起到高三止,他就跟我说了不止一次。反正我毕业的时候没听他的话,我考到北京大学的国文系。那时候也是敌伪周作人的时候,殷先生对这事很失望,对我很不满意。所以我就感觉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啊,我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感激的。这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北大我也上不下去了。正在这时候啊中学保送留日,一个班保送俩人,官费,那时候也没人去,去的人不多。结果殷先生就让学校指定我去,这么样就留日去了。留日去的时候殷先生又跟我谈,这回呀我接受老师的意见了,我说这回我一定听您的话。我上日本去不能够研究中国文学啊,这么样,到那儿去上的东洋史学科,那时候还叫东京帝国大学呢。到那儿去了之后,池内宏注26不是研究女真的吗,池内宏传下来的弟子就是三上次男注27,三上次男正在东大,结果我到那儿之后呢,我就接上三上次男的班了。三上有一本书叫《金代女真学研究》么,但是他主要研究金代的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经济,没有研究语言,语言这方面是我们家内继承,在金史的其他方面是由东大那边,由三上那边(继承),当然他那儿有些观点不能跟咱们完全一样了。后来我就把他那本金代女真之研究给翻成中文了——我看看能不能给您找出一本来。要想把学问深入一点,最好是跟家长,跟老师啊,搞接力赛,不要自己单……定:单挑一摊?金:对。最好还是接力。我们这个呢就是,一个是你家里,今儿个你父亲学理科,儿子学文科,孙子又学理科,这样哪个也行不了。因为这是个继承的问题。有时候一个学派形成很难哪,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您会感觉到,您说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定:对。金:其实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定:对。金:自己还没成熟呢,就跟老师反对上,这可不好。现在有些人我就很看不惯。有的老师提出来就感觉伤心。日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像三上对池内,池内错他也不说错,反正这也不好,你不说老师错不就完了么,他有时还维护呢。他们老师对学生真爱,所有的都给你,学生对老师也什么。一个是接力的问题,一个是尊师的问题,这两个我就都非常在意。金启孮先生女真字书法注28

                        4.辛亥革命以后……

                        金:我就感觉中学殷先生给我指的路子,和我父亲给我由小带的这个路,这两条路我感觉都对了。现在越回想啊,对他们越非常感激,当然也非常遗憾,是什么呢?我在日本待了四年半,顶五年的样子,回来那时候是1944年的11月。定:就是日本快投降的时候?金:啊。我回国的那时候呀,回来之后我就做医疗卫生工作(笑)。定:啊?那是怎么回事?金:那时候有个医疗卫生委员会,实际上就带着工作人员拉药什么的。就在这时候殷先生去世了。我痛痛快快哭他一通,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也没什么前途了。那时候想去当个中学教员都不可能,刚刚胜利注29的时候,和胜利之后这一段啊,找工作很成问题,所以工作主要是在解放以后了。大体上前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定:您出生是1920年?金:不是,是1918,民国七年。定:那时候您还很小呢。金:很小也能知道啊,在我10岁以前的时候,大体上是这么一个印象。定:金先生,我理解得对不对,就是说是不是辛亥革命一结束,满族立刻就特别倒霉?金:不是不是,辛亥革命是禅让啊,不是灭亡啊。所以冯玉祥啊,现在不是叫驱逐溥仪出宫么,北京人管他叫冯玉祥逼宫。那时候请段祺瑞出来的时候,段祺瑞发了一个通电注30呢,就说他可以出来,愿意合作,但是对驱逐溥仪这件事上,他认为辛亥让国,这么做不合适。定:咱们后来学历史都说是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太注意这个事了。金:不是,当时辛亥年没有换朝代的感觉,根本没有。更换朝代是十四年(1925年),十七年(1928年),民国十三年(1924年)不是驱逐溥仪嘛,民国十四年就没收旗产。定:就停发旗饷。金:旗饷早就不给了,就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十三年把溥仪赶出宫之后,十四年张作霖来了,一瞧冯玉祥发了大财了,张作霖一想我也得干一下子,就宣布把所有的旗产全没收,给了极少的地价,但是府(王府)没有没收,因为咱们那府都卖了,没剩几处了。现在历史上写的跟实际情况有时有些差距。注31民国元年时还没有感觉到。从文物损坏开始,那是民国十四年。民国十七年那是大规模来了之后,北伐成功之后。定:您说的震动是指哪方面?金:连在机关工作都感到困难哪,好像低人一等。这不只是旗人,不只是满族,北京人也感觉到这样。北京人对北平、北伐这两个名词都有意见,那是当时,当时不敢公开说,现在也没人提这个了。现在实际上说了半天,说国民党不好,我觉得没说到点子上。国民党来了之后让北京人感觉到,小学的好多老师都教孩子“北平平谁,北伐伐谁”?定:北伐军是不是都是南方人?金:都是南方人哪,因为从前的时候直奉战争,直皖战争,那些战争现在把它都否定了,军阀乱战,跟咱们没什么关系,他们打他们的,跟老百姓不相干。民国十七年(1928年)就不是,是连老百姓一齐算了,这才厉害呢(笑)。比如说骂满族,你们野蛮民族怎么怎么样。我是什么时候才有这民族的感觉的?是上学之后学校教给我的,什么民族压迫,什么清朝野蛮的民族统治,这是学校教给我的。甚至我说的殷先生有时候多少也有这种,他虽然对我个人非常赏识,但是多少也有这种想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我感觉里头,比如说对蒙古人,磕头碰脑的都是(笑)。说蒙古族是另一个民族,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感觉南方人很奇怪,说话什么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咱们北京啊,整个的,像安定门这一带是西藏人和蒙古人的地区,因为雍和宫在那儿呀。另外那些蒙古王府都是一半蒙古话一半满洲话,两种民族的风俗都有。当然我们所有的亲戚都是蒙古人。一般来说除了满人就是蒙古人。我到内蒙古去了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年老的蒙古族见着我,乌素图召注32的喇嘛一听说我是满族,拉着我手就不放,跟我说起就没完,说现在当了教授真不容易。中年的就不像老年那么亲切,年轻的好像就更不如中年的亲切似的。老年的就好像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当然只是我的感觉,不全是这样。定:那您对三家子的发现……注33金:那主要是清格尔泰注34同志听到消息后说要去的,结果当时学校要我跟他一块儿去。他们去了解语言,我去了解生活。我是把各方面全都了解了。因为到那儿去之后就跟三家子发生感情了。这对我也是这样,见到他们之后特别亲切。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就跟他们无话不说。比如说我想统计一下说满语的情况,熟练的人有多少,会说的人有多少,不会说的人有多少,生产大队的干部就主动说:“这事您甭管了,我给您统计得了。”那都是他们帮着弄的。咱们这族啊,到外边互助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您应该写一点满族过去的情况,有什么好处呢?(满族)不是来了就压迫人,就搞文字狱,是不是呀?这主要就得靠您这一代,现在还能够写能够活动。再有一个就是满蒙关系应该研究研究,我在内大(内蒙古大学)我就感觉,内大好像对满蒙关系不大感兴趣。乌兰:研究的少。金:现在我有这么一个感觉,有的同志虽然学历史,对这个也不大什么,甚至有人还有这个想法,认为汉人是让满族给带到蒙古去的,没有这个事呀,问题是(清朝)不让他们进去呀,不让进去以后又扣个帽子说是隔离政策,它不是隔离,它主要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笑)。定:所以我就希望就满蒙关系这一问题,尤其您家里又有满蒙通婚这些情况,具体地给我们讲一讲。金:那讲起来就没头啦。定:您慢慢讲,咱们也不着急,过几天我再来。金:根本在这八旗里头,满蒙汉这三旗分不清。跟汉族的关系也很多,甚至跟南方汉族的关系也很多。乌兰:入了八旗的蒙古人,别人看着好像就是满族了,蒙古人那些特点基本就没有了。金先生你们家蒙古人的遗风、影响有没有?是不是进到满族人的家庭里头,蒙古人的影响就没有了?就满化了?金:我小时候好像觉得蒙古人就是自己人,没觉得蒙古人是另一类人。乌兰:反而觉得特别亲似的,是吧?定:她(指乌兰)说他们蒙古人和咱们满人通婚以后,是不是把他们蒙古人的习惯也带到咱们满人家里了?金:是呀。定:所以咱们满人家庭里也有好多蒙古人的习惯?金:蒙古人家庭也有好多咱们满人的习惯哪。定:咱们是把他们当蒙古人,还是当成满人,看不出区别来了?金:记得那时候我就觉得没有这种感觉。……满族跟女真族不同,满族第一步吸收的是蒙古族文化,所以满蒙关系史应该好好研究,当时内大好多领导听不进去。还有一个最遗憾的事,就是当时北京的好多王府里头,关于蒙古王的好多画像,我的意思是让内大收购,我给当介绍人。结果那时候正编革命史呢,对这个事就不重视。当时那个教务长什么的都没有兴趣,结果通过别人都让琉璃厂收购去了,太可惜了。策棱、成衮扎布注35这些人家的一系列的画像,那现在保留下来多好啊。注36
                        二、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石油会战毓臻口述时间:1998年11月13日(第一次)1999年1月12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王致和腐乳厂宿舍访谈者:定宜庄、佟鸿举[访谈者按]这是我本书中做得最早的一场访谈,距今已经十七年。我曾将这篇访谈收进《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书中,是那本书中受访的唯一一位爱新觉罗宗室的女性后裔。当时我初入此道,没有访谈经验,不仅问题提得不到位,而且面对不太健谈甚至也不太情愿合作的被访者,只是一味地小心翼翼,不知怎样将谈话深入下去,而毓女士就是这样的一位受访者。我曾几次与她相约,都不得见面,她对一生遭际也不愿多谈,所述经历中多有隐笔,加上她晚年一心学佛,自称已将世事看淡。我不得不尊重她的意见,所以凡她不愿的,或不问,或不录,故有这样一篇不算完整也谈不上深入的访谈。但是毓女士的经历确有不凡之处。正如她自己所说,从她父亲一辈起,就不是一般人们印象中那种提笼架鸟的八旗纨绔子弟。何况她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食其力,作为一个女性而参加1949年以后的几乎每一次石油会战,生活条件之艰苦,长期远离家乡亲人的孤独和寂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付出坚忍的努力才能承受。她的经历,很大地改变了我过去对皇族的某些成见。1999年年初我为她做第二次访谈之后不久,便接到她女儿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已经辞世,享年仅75岁。只是在与她女儿交谈之后我才知道,她在家庭、婚姻和工作中经历的种种坎坷,远非她在这篇口述中描述的那么淡然。北京史地民俗学会曾为毓女士出具一个证明,证明她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辅国公塔拜之后:“经北京史地学会常务理事冯其利到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查阅《爱新觉罗宗谱》,其父林全载在丙册4689页。”《爱新觉罗宗谱》中毓臻家族支脉一览:奉恩辅国愗厚公塔拜注37巴穆布尔善(第四子)注38已革辅国将军塞图(第五子)注39职明(第六子)注40凌云(第二子)注41林全(第五子)注42毓臻的父亲即林全(见族谱中的黑体字)。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时生,嫡母常佳氏,常庆之女。

                        1.我娘家

                        毓臻(以下简称臻):我是1924年5月2号生的。我本来姓金,金就是爱新觉罗。这是我在50年前的结婚证书,你看都成这样了。这是我的丈夫,谢伯贤。这是我,金福臻。这是我女儿去年冬天给我画的画儿,画儿上写的是“万福骈臻”,就是我的名字。我父亲不是叫金林全嘛,名字有个“林”字,他就指名为姓。姓了林。他是溥字辈的,他的名字要跟溥仪他们排起来,就叫溥全。后来我们相继都参加革命,到了延安以后为了影响,就改成父亲那个姓,也姓林。你说这林福臻多麻烦呀,干脆“福”字也不要了,咱不迷信,就叫林臻吧!实际在档案上我还是写爱新觉罗·毓臻,常用名林臻,把来历也写清楚了。人说你为什么写这么复杂,我说我就是爱新觉罗,我又不怕你们对我怎么样。人家知道咱是爱新觉罗,还羡慕,说是宗室,我还以此为自豪呢!当然我并没有显摆我是爱新觉罗宗室。我认为这是祖先的,我们实事求是。以至我母亲去世,她的坟、碑什么的,我们都写爱新觉罗。这次换户口本,还这么写。咱们满族人有这么一个规矩,是吧?我们是黄带子,有一本书上介绍过我们家族的事情,家谱我也有,在箱子里锁着呢。一直就知道我们是塔拜注43的后裔。塔拜很有意思,他不是努尔哈赤的嫡子,是庶子,当时爵位就比较低,可是后来他居然一直沿袭下来,他们那儿有几支特别嫡系的、特别显赫的,反而倒没有延续下来。过去的事儿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至于以前的事情呢,因为我小,我们家族也败落了,我可以说知道一点,也可以说不知道。听说我祖父是在宫里搞文化活动的,就是京剧什么的。我听我父亲说,就好像是现在的文化部长那个爵位。据说他年轻的时候,那时大概是慈禧吧,还有咸丰什么的,经常召他进宫。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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