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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呦呦天美在线观看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
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月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月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这是不是很儿戏呢？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2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46人，夸大到了500人。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第五章再探谜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所以它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互影响，正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交融互动，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不断地创造发展，同时又有传承。因此，我觉得成都平原这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特别重要的贡献。王鲁湘：那么在这样一个序列中，金沙遗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我刚才说了，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它去哪里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谜团，而金沙遗址则为我们解开了。金沙遗址具有王都级的规模，我们怀疑这个地方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祭祀点。最早发现的是祭祀区，现在我们正在发掘祭祀区北边大约500米左右的宫殿型遗址。就我们所知，金沙遗址的范围已经达到五平方公里。我们由此知道，在距今大约3200年到2800年左右这个时期，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高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正好把三星堆消失以后的一个时段给接起来了，它充实并从新确立了我们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对此，无论何种积极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史。王鲁湘：好像到现在为止，三星堆遗址除了发现两个大型的祭祀坑以外，其他遗迹的考古发现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吧？王毅：我想三星堆肯定还会有重要发现，它有城墙，而且有些区域文化堆积特别丰富，只不过因为它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因此发掘它是受限制的。金沙遗址正好处在城市的中心，城市要建设，我们考古学家必须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从这种角度看，考古学家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从2001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掘几十万平方米，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集中的发掘，这种机会是弥足珍贵的。王鲁湘：现在大家都可以断定，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或者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对三星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青铜文化，像面具啊，人像啊。另外，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还有大部分象牙。这些东西在金沙遗址也大量出现，但是相对而言，金沙的大型青铜器件好像比较少，而且很多青铜器不是整件，而是一些构件。这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确实还没完全到位，从金沙目前出土文物的现状你可以感觉到，金沙确实是刚刚发现，它应当还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土。从器物类型来讲，几乎凡是三星堆有的，金沙都会有，但是，三星堆那么巨大辉煌的青铜器在金沙竟然没有发现，这是很奇怪的。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就感觉到金沙一定会有大型器物，只不过在于考古学家有没有机会。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的残件、构件，而且它的祭祀区在探测时有强烈的金属反应，也就是说下面肯定有巨大的文物。但考古学家不能以一种挖宝的目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有一个研究。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金器，也有象牙，而金沙的金器和象牙数量更为巨大，是中国那个时期出土金器、象牙件数最多的遗址，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文化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是有变化的。王鲁湘：这种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比如鸟箭鱼的纹饰，在三星堆是出现在一个金杖上面，而在金沙遗址则出现在冠带上面，金杖和冠带同样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构成部位不一样了，图形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人头的形状。三星堆曾经出土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金沙则只出土了一个小立人，它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器物的某个构件。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种祭祀跟金沙的祭祀是不一样的，三星堆的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全放到一个坑里。王鲁湘：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变。王毅：可能是巨大的政治变化造成了三星堆那种特殊的祭祀，但是金沙是很多一个一个的小坑，是常规性的。金沙有些祭祀坑很小，两米宽，几十厘米深，但却埋藏了金面具，是非常非常的隆重，所以说三星堆的文物情况跟金沙是有差别的。跟三星堆相比，金沙文物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仅有继承，而且也有创造。王鲁湘：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东西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与殷商的东西更近一些，器型比较大，线条比较锐利伶俐、方正，显得杀气更重一些；而金沙的东西开始由方变圆，由粗变细，变得更和谐、柔润，弧线更明显。再比如青铜人像和金面具的人像，三星堆出土的给人感觉更夸张，不太像真人，倒更像神，尤其它的两个嘴一直裂到脸后；而金沙面具的嘴已经像我们正常人的嘴的宽度，颅形也更接近正常人，这跟今天成都平原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一些。王毅：你说的非常有意思，三星堆的那些东西还是显得比较狰狞一些，夸张一些；金沙出土的好多文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创新是不是达到了很特别的程度，还是需要进行研究。王鲁湘：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出现，但是更精细化，更雅致化了。特别是那件有六个翅膀的浮雕小玉件，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绝品，而这种精细性在成都平原保持下来了，使蜀地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精细手工业的核心地区之一。比如三星堆的玉璋，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冷兵器的感觉，可是金沙出现的居然是袖珍的、用作吊坠的那种玉璋，已经完全是装饰品了。所以说，工艺的精致化在金沙时期可谓达到了极致。王毅：对，我们后来发现的遗址当中再也没有发现像金沙这么精细的东西。另外，金沙文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更完善。在金沙遗址发现过两件石磬，其中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件，而且声音非常好。王鲁湘：昨天我在馆里面听到的背景声，朱馆长告诉我就是这个石磬敲打出来的录音，我当时还以为是金属敲打出来的。王毅：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时它的祭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地方濒河，靠近河边搭了一个很大的祭祀台，罄声庄重。金沙还有从大到小的成体系的石璧，它到底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还是乐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金沙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场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的不断复原，形成了对金沙文化的整体认识。与三星堆所相比，金沙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量，在有些领域要大得多。文化的交流王鲁湘：根据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金沙时期是金石交响的文明。它的金有两种，一个是真正的黄金，再一个就是青铜；石的话，有玉也有石，比如石磬、石璧。与中原相比，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黄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从整体上来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对黄金产生一种崇拜。可是世界其他的一些文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黄金时代，用黄金来做最神圣的东西，以及和天地沟通的媒介。西亚、地中海、玛雅文明都是这样，恰恰在东亚不是。然而在东亚的成都平原却发现一个例外——金沙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对黄金有一种崇拜的感情，并赋予黄金神人一种沟通的功用。金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还是自身就是原发的？王毅：你所谈的问题考古学家一直在思考。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也使用金器，但还没有成为主流，人们对青铜的酷爱是远远超过黄金的。但是三星堆和金沙这样一个文明传统却出土这么多金器，这确实与众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这个区域的位置肯定有关系。第一，这个地区当时肯定是产黄金的，而且是天然金，不是冶炼金；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天然金是不容易的，我称此为“产地优势论”。其次，这个区域跟周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它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跟中原不完全一样。尽管这种交流的路线、时间、阶段特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从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东西方之间确实是存在交流的。比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的通道，我们认为就跟从四川到云南一直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金沙、三星堆器物上海贝的造型也是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南方尽管山川阻隔非常厉害，但它可能有另外一个交流的孔道，这个交流孔道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与复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变化。很多人正在探索，在中国的西南是不是存在一个跟西亚相连接的孔道。王鲁湘：它还不止这一条孔道。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了成都平原作为一个盆地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它是有多条通道与外边联系的，比如刚才说的向南通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而岷江也是一条通道，由此顺流而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通到西亚；由嘉陵江可以直达汉中，过秦岭就和关中地区联系起来了。当然长江也是一条通道，这样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就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通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某种方式使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特别注意到，我们馆里摆着一件玉钺，它与河南二里头和陕西陶寺的造型一样，只不过是形态略小一点。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件东西是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过来的。还有那件特别漂亮的十节玉琮，完全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是长江下游的文化。王毅：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因为贸易关系交换来的，但这种如此高档次的东西，应该是统治阶层才具有的。王鲁湘：对，它们都是国之重器，不可能做贸易交流，一定是政治交流的东西。王毅：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蜀国的各种交流事件。武王联合诸侯伐纣的时候，蜀国也是联盟的一分子，这个蜀应该就是成都平原的蜀。其他甲骨文当中还有征蜀、入蜀、蜀人献穷宝的记载，由此可见，古蜀国与当时中原的商、周王朝有很多的联系，而且是在高层之间。那时候人们靠天吃饭，如果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便会进行迁徙。他人的迁来可能给蜀地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文化，所以说蜀文化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就。金沙有卜甲，也有卜骨，但是中原用腹甲，这里则用背甲，正好反过来。所以，金沙跟中原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又有意跟中原不完全一样。金沙的青铜器和玉器有符号，有图像，但就是没有刻字。对金沙的文化，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视野来思考，要考虑到在整个东亚文化当中它与其他文化发生的交流，以及与西亚、东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
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载沣进退两难。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那说什么？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一天后，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是一封电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是不是很神奇？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条件武昌起义没几天，朝廷电报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手下们听说后，都兴冲冲地前来道贺。袁世凯却连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随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道贺的时候。”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随后，袁世凯电复朝廷，说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他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载沣虽然脑筋转得不快，但也不算太笨。他知道袁世凯找借口不肯出山肯定是要开口提条件。好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徐爱卿，你去和袁世凯当面谈谈吧，打探一下袁世凯的想法。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十天后，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乘坐专列来到了南阳。两个人见面之后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徐世昌直接发问：“你打算向朝廷开个什么价？”袁世凯感慨地笑了笑：“菊人兄，还是你懂我！”随即拿出了一份整理好的单子，只见上面写着：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很明显，这是经过袁世凯的幕僚团队精心策划的。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与袁世凯合作多年的徐菊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六个条件的本质所在。徐菊人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第六个条件之后：“项城，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言毕，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哥们儿会意地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出山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于水塘湾。九月十一日，太平军进逼湖南省城长沙，十二日，萧朝贵亲自指挥攻城，身先士卒，不幸中炮负伤，随后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领全军自郴州赶赴长沙增援。十二月，攻克长沙外围的益阳、岳州。在益阳、岳州期间，太平军获得大量军火、船只，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人起义军，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不仅有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1852年底，太平军放弃长沙，由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占领武昌全城，清廷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二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攻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败死。三月八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二十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原厚等，太平军终于占领南京全城，取得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随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把它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不久，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时，在太平军的威逼下，清政府慌了手脚。清兵与曾国藩领导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用重兵合围天京，洪秀全派李开芳、林凤祥率两万太平军继续北伐，北伐军直捣直隶，威逼北京。与此同时，洪秀全又派赖汉英等将领亲率水军一千余只战船沿长江西征，历经三年苦战，奋力拼杀，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已经控制了江西、安徽、湖北和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并先后击溃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太平军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官兵却屡屡败退。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三、太平天国的分裂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太平军的力量和发展形势很快达到了全盛时期。但就在这时，在天京竟然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变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几位领导人为了争夺权势，竟不惜用武力相互残杀。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增强，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八月二十二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居功自傲地用“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特大功劳，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地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是万岁。”事后，洪秀全心怀极大不满，对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立即秘密召回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准备采取果断手段，置杨秀清于死地，以防后患。很快，韦昌辉率领三千精兵于九月一日深夜到达天京，悄悄地包围了东王府，又令士兵闯进东王府内把杨秀清及其全家通通杀死。之后，双方所率各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秦日纲追随韦昌辉也参加了这次屠杀杨秀清及其家人的行动。翼王石达开闻讯后带领随从从湖北急速赶回天京，愤怒地斥责韦昌辉心狠手辣，滥杀无辜。韦昌辉听后很恼火，又要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连夜逃走。直到十一月，洪秀全为形势所逼，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才平息了这场可悲的内乱。韦昌辉被杀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又生猜疑，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便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六月，石达开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向四川进军。从此，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更加分散和削弱了。这次内乱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内部不团结，使政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亲自掌握了政权，他提拔重用有才干的青年将领，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他任命后起的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和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洪秀全自兼军师。这样，暂时填补了杨、韦死后和石达开出走后的领导空缺。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后来果然有所作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支柱，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四、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天京之变的风波结束以后，十一月底，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洪秀全听取大家的意见，封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总理军政要事。然而，自从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有了戒心，他怕石达开力量强大了也步杨、韦的后尘，对自己构成威胁，再度形成专权挟制的被动局面，所以再也不敢相信异姓王，极力牵制并削弱石达开的力量，而让洪家兄弟参与朝政，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说是与翼王“共襄朝政”。无论什么事情，安王、福王不点头也行不通。而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两兄弟，不学无术，只知作威作福，不知创业艰难。由他们参与军政，每每误了军国大事。石达开忍无可忍，愤而去见天王，要向他陈说利害。可是洪秀全却避而不见，并派人出来转告他说：“天王万岁有旨，达胞若有事，可与安福二王共商。”于是石达开一气之下，率领亲信愤然离开天京，一去不回头。他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虽然多次歼灭、击溃过清王朝的军队，但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四处飘荡，站不住脚，部队得不到休整与军需品的补充。1861年，石达开部下庆吉元、朱衣点、彭大顺等人又率亲兵第一军、第二军离开石达开，返回天京。这不仅削弱了石达开的兵力，也影响了义军的情绪。石达开无奈，将剩余的军队编为前、后、中、左、右五个军，实际只有五万人。石达开从四川石柱转战到云南昭通，沿途又招收了一些人马，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但士兵素质太差，也混进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寇。1863年二月，石达开考虑，昭通不是久留之地，想效仿孔明进驻四川休整备战，再图中原。他又知道，当时的四川总督是原长沙巡抚骆秉章，此人有勇有谋，要取四川，决不能硬拼。于是，石达开派大将李复猷率兵三万，由贵州入川，派前军宰辅赖裕新率军两万绕入宁远府，想吸引骆秉章出来堵击，从而牵制骆秉章；然后石达开亲率七万大军出昭通越过金沙江，直入四川，并命其他二部随时保持联系，务于五月二十日前会师合攻成都。不料，赖裕新率领两万大军入川，在中洲坎遇到骆秉章袭击，全军覆灭，赖裕新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而李复猷的三万大军，一路不断受到骆秉章大军的堵截，连连失败，前进无望，又与石达开联系不上，只好退师云南。这两军都已失败，石达开丝毫不知，当石达开率军到达四川宁远府时，守城的清将正是骆秉章。石达开命令攻城，连攻连败，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而其他几路清兵，也纷纷向宁远府集结。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清兵的包围之中，立即命令退兵。当队伍退到猛虎岗时，又中了骆秉章的埋伏，粮食辎重损失过半。石达开命令将士选敌人薄弱处突围，结果到了安顺场，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面是气势汹汹的清兵，还不断受到当地土司的袭击，太平军只剩下了六千人马。石达开想拼死一搏突围，但给养有限，士兵又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论从战斗力、地理环境还是物质供应方面，对太平军都极为不利，突围根本没有希望。在被困的日子里，石达开的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1863年六月六日，他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的身份，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恭奉天命，亲自统领大军，辅佐圣主，恢复大厦，他日太平天国一定会统一天下，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休兵让路。”但王千户并没有被说动，石达开率领他的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可时间一长，石达开自己的思想也动摇了，一度存于心底的消极情绪再次膨胀起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戎马一生，驰骋天下，到头来两手空空，而且战争只会劳民伤财，甚至鸡狗都跟着遭殃，不禁叹道：“唉，天不遂人愿，既然命里注定，我又奈何！”短短半个月，石达开像变了一个人。六月二十二日，他又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私下想过，如果我为朝廷做事，一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天下的忠臣从不事二主，我石达开也是重义之人，我甘愿舍身捐躯，来保全三军兵士的性命，以此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仰之情。即使斧子架在脖子上，粉身碎骨，我也死而无憾。”接着，石达开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在黄原忠、曾士和、韦善诚三位将军的陪同下坦然地去敌营谈判。石达开以为骆秉章是天王洪秀全的同乡、同学，一定比其他朝廷官吏开明，能给太平军将士留下一条生路，可石达开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骆秉章虽然文武全才，但为人却非常狡诈，看到石达开自己送上门来，心中高兴地想：“你想得美，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收拾那些逆贼。”当石达开等人进入营后，营内、营外立即冲出数十名伏兵，将石达开五人全部捆绑起来。这时，石达开才清醒过来，敌人永远是敌人。当夜，骆秉章下令以火箭为号，从四面袭击石达开部队，一夜之间，数千名太平军官兵惨遭屠杀，侥幸逃出的，也在沿途被截杀，所剩无几。1863年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等五人在成都全部遇害，骆秉章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见其残忍之心。骆秉章用太平军将士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被提升为太子太保，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病死在四川。五、洪秀全含恨归天石达开走后，洪秀全想起自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名异姓兄弟，死的死，走的走，仅剩自己一人，不禁感到胸口疼痛，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萧朝贵、冯云山战死的惨景，杨秀清、韦昌辉的不仁不义，使他后悔怀疑石达开的忠心，但又觉得石达开过于绝情。他随即免去了善谗而又无能的哥哥的王位，但不到四年，又封洪仁达为勇王，洪仁发为信王。李秀成以其军事天才成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和后期主要统帅，被封为忠王。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李秀成因杨秀清提拔，被举为右四军帅，随后又陆续升迁为后四监军、殿右二十指挥、二十二检点、地官副、正丞相、合天侯等职。石达开离京出走：他被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共掌军政，不久又升后军主将。他与捻军相呼应，多次与清兵交战，解除了清兵对天京的围攻。1858年，李秀成与陈玉成部会师，进占浦口再破清兵江北大营。1860年五月，李秀成调集数路人马，又破清军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直逼上海。当时的上海，有英、美等殖民主义者的租界，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对太平天国是个明显的威胁。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曾说：“皇家海陆军当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卫上海，抵抗任何力量的攻击。”六月，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在美国公使的指使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准备和清军一起大力镇压太平军。七月中旬，太平军打到上海附近时，李秀成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向他们宣布，太平军保护在上海的外国居民不受侵犯。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非常傲慢，对这个照会置之不理。七月十六日，华尔率领“洋枪队”猛烈攻打太平军占据的松江和青浦两个地方，双方展开激战，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八月二日，太平军的援军及时到达青浦，大破“洋枪队”和清军。太平军奋力杀敌，取得辉煌战果，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两千条，火炮十余门，洋炮一百余门，船数百条，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重伤五处。1861年初，洪秀全命陈玉成率北路军，李秀成率南路军，再次西征。命两军同时出发，于三月在武汉郊外会师，然后一齐攻打武汉。陈玉成一路冲杀，势如破竹，顺利攻下距武汉仅一百里的黄州，并驻扎黄州，等候李秀成。而这时李秀成正在沪浙一带的奉贤、南江、川河与清军和洋枪队交战，打得十分激烈，脱不开身。陈玉成等到四月还没有等到李秀成，这时又接到安庆危急的军报，留赖文光驻黄州等候李秀成，自己率兵增援安庆。围攻安庆的清兵十分强大，结果安庆失陷，守城一万多太平军全部牺牲。陈玉成无奈，退守庐州。六月李秀成才赶到武汉，到达后见陈玉成走了，也没攻武汉，不久又返回了江浙。安庆失陷后，陈玉成被革去英王之职，戴罪立功。这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喜形于色，大声说：“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庐州了。”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兵血战，清军屡战屡败，然而陈玉成却误中投降清军苗沛霖的诡计，被擒后为天国献身。陈玉成死后，曾国藩攻占了庐州，接着命其弟——陆军统帅兼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进驻雨花台，水军统帅彭玉麟驶过护城河，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团团围住。洪秀全一天三下圣谕，命李秀成速返师救天京。于是李秀成率领三十万主力部队离开上海战场，返天京进攻围城湘军。此时正是严冬天气，他的军队没带御冬寒衣，粮草供应断绝，但将士仍然奋勇杀敌。虽然洪秀全知道李秀成有才能，但又对他猜疑，怕李秀成拥权自重产生逆心，对他百般限制，百般防范。于是在这个时候，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进，从长江上游解救天京；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部调走部将，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孤军奋战江北，竭尽全力攻敌石垒，坚持四十六天，也未能解救天京。洪秀全又诏令李秀成回京，李秀成只得将军队再分。如此，战死、病死、饿死及掉队者达十余万人。在这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秀成赶到天京，劝洪秀全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应该让出天京，转移出去，再图大计。”而洪秀全却说：“你怎么知道天京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到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杀敌定能成功。”李秀成的“让城另走”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也日夜防范着李秀成。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的建议后，精神的压抑、心理的扭曲和过度的享乐，使他精疲力竭，病势日重又拒绝医治，终于在1864年六月一日病故，时年五十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继位。过了一个月，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主以数百骑乘夜色从太平门断墙缺口处突围南走，途中为追兵冲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间。后因奸人告密，被曾国藩捕获，不久被处死。太平军的余部又坚持斗争了一年左右，最后被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英、美的洋枪队联合镇压下去了。【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兴盛、没落，都是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的。纵观历史，为什么人类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有些斗争胜利了，也会最终又拜倒在专制主义的意识之下？一切先贤圣哲对人类理想的设计都缺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的全面分析，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仍脱胎并依附在封建专制意识之中。第十六章辛酉政变始末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近五十年的命运，并极大地影响到现代。它留给人们许多谜，其中最叫中国人痛心的就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取得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两国改革起步的水平也几乎是相同的，而中国似乎更优越些。晚清没有人才吗？非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晚清的中兴大臣都是可以和诸葛亮相比的人物。尽是经天纬地的人才，而国运却一直不昌，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便是辛酉政变及由此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色呦呦天美在线观看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纷纷表示抗议，却遭到了大肆诛杀。据史料记载，在几天之内被朱泚杀掉的李唐皇室的王子、王孙多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朱泚在源休的建议下，开始向奉天进攻。此时身在奉天的李适身边仅有不到万余人保护，当得知朱泚叛变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到河北向攻打田悦的唐军告急。结果马燧率领人马回救奉天，由此开始了奉天保卫战。十月十日，朱泚留下李忠臣守卫长安后，亲自率领大军向奉天进军。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危急，急忙各自带领三千人马援救奉天，走到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正好与朱泚的大军不期而遇。论惟明本想和叛军交战，但却被韩游环阻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游环迅速带领人马绕过朱泚的大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但即使是这样，由于目标太过明显，在韩游环和论惟明刚刚进入奉天后，朱泚率大军已经到了奉天城下。叛军将奉天城围得水泄不通，韩游环见固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率军主动出击，在东门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朱泚的人马声势浩大，韩游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招架之功，无奈之下被迫退回城中。朱泚趁机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唐军在城墙之上抵挡着叛军的攻城，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唐军接连打退叛军的几次攻城，但叛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守城将领浑瑊见死守不是办法，于是利用城内几辆装有干草的大车，命令士兵们推车塞住城门，然后点燃干草，顿时城门之下烈火熊熊，趁着这个机会浑瑊带领士兵趁着火势直冲朱泚的中军大营，叛军万没想到唐军会直冲过来，顿时阵脚大乱，被迫后撤30里安营扎寨。唐军虽然勉强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并没有解除叛军对奉天的包围之势。而且守卫奉天的唐军兵力远不及朱泚人多势众，如果就这样守下去，奉天城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迫于奉天城形势危急，李适急令距离奉天较近的灵武镇留后杜希全带领人马入援。杜希全即将到达时，李适召集朝臣商议杜希全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才能避过朱泚的大军进入奉天城内。当时浑瑊认为奉天城西北的漠谷道险谷峡，叛军容易在那里埋伏，不如从乾陵北面绕过，行军到奉天城东北扎营，这样可以与城内遥相呼应。但卢杞却认为，从乾陵边上通过，会惊扰陵寝，现在奉天危急，杜希全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谁也拿不准，所以一定要谨慎。生性本就多疑的李适最终还是采纳了卢杞的建议，让杜希全从漠谷行军。但事实证明，朱泚早已经在通往奉天的各个要道埋下伏兵，其中就包括漠谷。十一月三日，杜希全带领1万人马经过漠谷时，遭到了朱泚人马的伏击。叛军用弓弩巨石在山上向峡谷内的杜希全的人马进攻，杜希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到榷州（今陕西彬县）驻扎，第一波援救奉天的人马就这样在李适和卢杞君臣二人的猜忌之下，被朱泚轻而易举地打败。奉天城从十月初被围到十一月初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粮食已经基本耗尽，李适派人出城打探敌军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朱泚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这期间叛军也曾几次攻城，但均被唐军打退，后来朱泚干脆来个围而不打，目的就是想困死李适。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一月八日李怀光领兵5万从河北启程赶赴奉天援救，渡过黄河后在朱泚身后的蒲津城驻扎。与此同时，身在河北助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也带领人马赶来援救。由于叛军将奉天通往关东的道路封死，所以李晟只能翻越太行山的飞狐关（在今山西涞源县），昼夜兼程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从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进驻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在朱泚的西侧形成威胁。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领兵三千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成功偷袭朱泚在要道埋伏的守军后，进占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着朱泚围攻奉天之际，领兵从潼关收复长安东侧的华州（今陕西华阴县），成功扼制住了朱泚大军东去的要道，朱泚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却因为分兵太少的缘故未能得手。从战略角度来看，潼关和华州的成功坚守，对于阻断朱泚与身在河北、河南战场的田悦、王武俊等人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于各路援军的援救，唐军在战略上渐渐对朱泚形成合围之势。朱泚十分清楚奉天城对于每一路人马的关键意义，如果奉天陷落李适被俘，则意味着唐军无论有多少路援救人马也是白搭。所以他不顾留守长安的李忠臣的一再求援，决定集中全力攻陷奉天，为了攻陷奉天朱泚将可以利用上的攻城利器全部用上，但由于李适曾经对奉天城加固，使得朱泚一连五次的进攻均被打退。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改变策略，由先前的集中攻打一门，改为分兵攻打各门，其中着重攻打南门。韩游环知道朱泚是想分掉奉天城的兵力，于是率领人马在城东北部严密布防。转天叛军利用云梯开始向城墙逼近，朱泚为了防止出现首次攻城时遭遇的火攻，提前让士兵用浸湿的毯子覆盖在云梯上，并悬挂水囊防止城上投下火种，叛军人多势众，爬上云梯开始登城，守城将士拼命向下射箭和投掷火炬，但因为朱泚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对云梯基本没有损伤，与此同时叛军在奉天城各门均采用此种方法攻城，本就兵力极少的守城唐军不得已与登上城头的叛军展开肉搏战。身在行宫之内的李适隐约可以听见厮杀声，这位缺少历练的皇帝担心城将陷落，不禁痛哭起来。虽然守城的士兵一次次大量砍杀已经登上城头的叛军，但由于连日作战伤亡极大，看起来奉天城似乎危在旦夕。就在这危急存亡关头，李适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进驻蒲津的李怀光正在向奉天急速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怀光的到来让李适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发布诏书鼓舞奉天军民坚守城池，告诉他们李怀光带领人马即将前来援救，在这样的一种鼓舞下，奉天城始终在坚守，终于在五天后迎来了李怀光的人马。李怀光率军从蒲津关直指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沿着关中平原北面向西突进，十一月二十日，进抵奉天以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由于其行军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了朱泚的预料，所以其在要道埋伏的人马被李怀光成功偷袭，进而形成李怀光与奉天城对叛军的夹击之势。直到现在为止，叛军围攻奉天城一连四十余天也已经呈现出疲态，所以在得知李怀光前来援救后，朱泚担心受到前后夹击，所以不得已下令撤回长安。值得一提的是，朱泚撤走的时候，奉天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如果李怀光再晚到两天，奉天城定会陷落。李适被困奉天是他平生最危险的关头，由于他在对待河北、河南藩镇的决策上浮躁冒进，从而犯下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错误，使自己几乎陷于绝境，更让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来第二次险遭覆没。奉天城解围后，很多朝臣纷纷上表向李适祝贺，但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却上疏李适，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患还在前头。”事实证明，贾隐林的眼光十分独到，他所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变为现实。第十二章动乱余波避难山南李怀光从河北迅速率兵入援解救了奉天之围，使得李适转危为安，这让李适十分高兴。但李怀光生性鲁莽，在从河北向关中进军的途中，经常对手下人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都是奸佞之徒，现在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等到解了奉天之围面见天子时，一定请求诛杀他们。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宰相卢杞等人的耳朵里，由于李怀光手握重兵，所以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很惧怕李怀光。奉天解围之后李怀光认为自己立下大功，皇帝李适一定会用最高礼仪接见自己。而李适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卢杞等人却担心李怀光见到李适后，会真的请求皇帝陛下诛杀自己，所以卢杞、赵赞一起面见李适，开始为李怀光挖坑。“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确实立下了大功，现在朱泚士气低落，如果能让李怀光一鼓作气收复长安，则可以一举平定叛乱。但现在要是让李怀光觐见陛下，他在奉天停留时间过长，等到朱泚做好了防守长安的准备，再想收复恐怕就不容易了啊！”李适刚刚摆脱奉天之围的尴尬处境，生性急躁的他无时无刻不惦记长安的情况，听到卢杞等人的建议后，李适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过多思考，就下诏告诉李怀光不必觐见，迅速领兵进驻长安西面的西渭桥，和神策军将领李晟共同收复长安。李怀光收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彻底愤怒了！作为郭子仪的老部下，李怀光在李适即位后逐渐冷落郭子仪的情况下，心中始终存有心结。虽然李适并没有用“站队”的概念来看待李怀光，依然重用他，但性格直率的李怀光依然为老领导郭子仪打抱不平，认为郭子仪受到冷落是因为卢杞、赵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他始终想为郭子仪报仇，所以才说出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的话语。现在皇帝陛下居然都不和自己见上一面，这让李怀光十分恼怒，而且感到前途黯淡，于是在简单整顿兵马后，李怀光离开了奉天，在长安西郊咸阳屯兵不动。进驻长安西郊后，李怀光迟迟没有收复长安的意思，他向李适上疏陈述卢杞等人的卑劣行径，希望李适能够警醒。诸多朝臣也纷纷上疏，认为现在国家动荡卢杞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李怀光和诸多朝臣的努力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适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白志贞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赵赞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按说李适已经做出了姿态，但李怀光在咸阳足足屯兵两个月，丝毫没有向长安进军的迹象。这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朱泚在长安重新稳定住阵脚，将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看到朱泚逐渐强大，让逼迫皇帝的李怀光内心十分不安，在他看来，目前皇帝还需要自己平叛，所以自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如果朱泚一旦败亡，自己定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开始有了叛唐之心，秘密地与朱泚开始联系。李适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动兵，多次派使者前去督促，但李怀光总是找理由推三阻四，让李适十分不满。为了防止出现变故，李适让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人马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统辖。但李晟察觉出李怀光有异心，上疏请求李适让自己移军长安西渭桥驻扎，却并没有得到李适的批准。不过李适这次吸取了一些先前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立即动怒，而是让翰林学士陆贽去咸阳宣慰李怀光。名为宣慰，实为窥探。应该说陆贽很好地完成了李适交给的任务，回来后为李适提出了一个对后来战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建议。陆贽在宣慰李怀光的同时，他看到了李怀光虽然按兵不动，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每次部下提出迅速进兵长安的建议时，都会遭到李怀光的痛斥，而且对于李晟的到来，李怀光显得十分轻视。陆贽认为现在皇帝李适已经对李怀光十分容忍，但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对李适实乃大不敬，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节制他，一味姑息求安，恐怕最后变故难测。现在李晟请求移兵，李适应该赶快同意，否则李晟的人马定会被李怀光兼并。陆贽的建议得到了李适的批准，于是李晟得以从咸阳撤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晟的人马挽救了再一次深陷困境的李适。李适对于李怀光的态度可谓是十分矛盾，他意图前往咸阳督军各镇收复长安，却被李怀光认为是效仿汉高祖游云梦。所谓汉高祖游云梦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报韩信谋反，结果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巡游云梦泽大会诸侯，等到韩信前来拜见的时候，一举擒获韩信。李怀光认为李适前来咸阳恐怕也怀有当年刘邦的想法，所以加紧了叛唐的准备，在给李适的各种奏疏中言辞颇为不逊。李怀光的态度让身在奉天的李适大为惶恐，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决定前往咸阳的想法让李怀光忧虑。在李适看来，李怀光越来越不敬的态度，恐怕是他怀疑有人在自己面前进谗言，为了打消李怀光这种顾虑，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二十三日，特地下诏升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他免死铁券。李适本以为外贬卢杞等人和升迁李怀光的官职，会让安抚住李怀光，但事实却是当使者到李怀光那里宣读诏书和赐给铁券时，李怀光愤怒地将铁券扔在地上，然后说了句彻底与朝廷决裂的话：“皇上难道怀疑我吗？人臣造反赐给铁券，怀光没有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这是要我造反啊！”使者连夜回到奉天将李怀光的态度告诉李适，李适听后大为惊讶，他本来指望自己一连串的忍耐，会换来李怀光的悔过，但却事与愿违。现在的局势是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的可能，但李怀光如果回师反攻奉天，那将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李适产生了离开奉天的想法。当时韩游环在奉天掌兵，韩游环是李怀光的老部下，所以李怀光派使者和韩游环联络，想让他在奉天叛变，充当自己的内应。一直对唐廷忠心耿耿的韩游环上报李适，并建议李适名义上继续提升李怀光的官职，但罢去其兵权，让各军将领不再受他的调度，这样即使李怀光发动叛乱，危害也会减轻，但对这个建议，李适始终摇摆不定。李怀光动员韩游环造反，可是迟迟等不到这个老部下的行动。于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准备派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让他在奉天城中充当内应。可是赵升鸾也将李怀光的计划报告给了奉天城中的浑瑊，鉴于李怀光距离奉天实在太近，浑瑊建议李适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梁州即是今天的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南坡和大巴山之间，当时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栈道相连，可谓是险阻异常，而且距离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其实是不想去梁州的，但在朱泚和李怀光的双重压力下，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较好的退路，所以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前往梁州避难。离开奉天城的那一天，当走到渭水河准备南渡的时候，李适遥望京城长安的方向，不住的对身边的大臣哽咽地说道：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言罢李适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谁都明白李适是在比喻自己未来可能会像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偏安一隅，其实朝臣们心中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平定叛乱重回长安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犹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李适及其诸多朝臣的心上。李适在前往梁州的路上一度想效仿先辈李隆基避难成都。如果不是神策军将领李晟极力劝阻，恐怕当时大唐帝国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收复长安李适在李怀光的威胁下前往山南避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留在长安的诸多唐朝官员顿感唐室复兴无望，纷纷出来投靠朱泚，可以说朱泚在长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经营得有模有样。反观李怀光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威逼皇帝李适避难山南之后，他的许多部下认为李怀光实属大逆不道，所以纷纷背叛了他，其势力日益弱小。先前朱泚看到李怀光实力强劲还颇为忌惮，等到李怀光犹如秋天的蚂蚱时，朱泚于是用皇帝的身份给李怀光下诏，将他当作自己的臣子。面对朱泚的欺辱，李怀光十分愤怒，但苦于实力无法与之相抗，于是烧掉军营向东进发，抢掠关中东部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等十二个县，最后撤到黄河东岸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驻扎。李怀光和朱泚反目，对李适是个好消息，但当时很多军队不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就是跟随李适一同前往山南，能留在关中坚持抗敌的只有神策军将领李晟。李适在前往山南的路上时，让李晟的部将向其传达口头诏命，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希望李晟能够跟随自己前往山南护驾。但李晟接到口谕后，却哭拜在地说道：“长安是京城，是大唐的根基所在，如果都跟随陛下去避难，那谁来收复长安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复长安迎回皇帝。我们不能否认李晟的决心，也不能否认李晟的兵马之强壮，但其四周皆
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打不了，只能逃跑。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至此，广东一统！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蒋记王朝第三章大势欧洲巨变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
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索柱——和尚——五达子——晋××——福保——明善——文锡——增崇——存耆——奎垣。定：(对奎垣)到您是十辈。(对奎垣的儿子世怡)您是十一辈。察世怡(以下简称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们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奎：有名倒是也有名。反正我知道的，说我们家什么的都有，好的坏的，捧的骂的，什么都有。我祖父是哥儿四个，我祖父是增崇，仨弟弟是增德、增麟、增绂。哥儿四个不是一个母亲。我祖父是一个人儿，那三个兄弟是一个母亲，那哥儿仨是亲的。我祖父行二，没有老大。老大很早就没了。二三四五。那会儿出名是增二老爷，以后出名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六叔。我四祖父中年早死，我五祖父也比较年轻就死了。定：三祖父是增德？奎：增德。增德属于好佛的人，每天都念经，和雍和宫的喇嘛交往甚深，家常俗事都由六叔六婶管理。他也做官，官比我祖父小。我们家是这样，哥儿四个分家分了四份，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哥儿四个在北京就都是住在秦老胡同注254，由这儿到那儿半条胡同，一溜儿房挨着。2.父亲一辈的婚姻圈
定：您父亲是独子，可是按大排行就有好多吧？奎：也不太多，11个男的，9个女的，一共20个。我们这辈儿是大排行。我父亲那辈儿男女还分着。定：都住在这秦老胡同？奎：还真是都在秦老胡同。当然中间儿有死了的，女的嫁出去了。定：您还记不记得他们都娶的是哪家的？嫁的是哪家的？奎：嫁的是哪家的我知道，都说得上来，娶的我就说不上来了。我三伯父娶的是蒙古的。我五叔娶的是麻花胡同继家，也是大家，内务府的。六叔娶的是傅察氏，那阵儿弟兄姊妹开玩笑叫她普洱茶嘛。我六婶是最活动的。子：我们家那会儿贴着红条的普洱茶多得是，那都是宫里的，肯定。红纸条儿写着墨笔字儿，那么大一团儿。那时候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定：现在可值钱了，还不卖了去！子：卖什么啊，“文革”抄家都让红卫兵给踩啦。奎：八叔娶的是费莫氏。十叔娶的是珍妃她们家的，他他拉氏吧。九姑是嫁给铁家，铁良家。那阵儿不是老说“铁棍打老袁”注261吗。子：铁良老跟袁世凯干。定：后来不是也跑到天津去了吗？奎：也跑到天津去了。租界里头。十一叔娶的是马家，马佳氏，他父亲叫马世杰，住朝内小街新鲜胡同，也是中堂家。注262北京有两个世中堂，一个是我们三舅母家，一个就是这家。我那大姑跟我父亲是亲的，嫁到也是大宅门，佟家，住东四六条。他家俩姓，也姓蒋，佟家那名儿不甚响亮，蒋家响亮，东四六条蒋家，蒋中堂。注263后来我大姑就回娘家住来了。我二姑给的是肃王府，可不是在日本的那支儿，是留在北京的那支。三姑死了。四姑给的是载洵，洵贝勒家。五姑给的是涛贝勒家。他们哥儿俩是各自独立，不住在一块儿。六姑嫁的是……金兀术那是什么？子：完颜，完颜氏。奎：住亮果厂。注264完颜是大家，怎么封的我不知道，人家是金朝的后代，不是一般做官上去的，皇族嘛。他们房子多得很，人也多得很。王佐贤已经是大排行二十一了吧，(六姑给的是)志贤，不是佐贤。还是“姑做婆”，上一辈是我祖父的妹妹。秦老胡同那边那大门是希贤的，那不是他们家买的房，是那桐买的房，那桐给大女儿当陪嫁的。现在早就不是了，那时候是。定：对，那桐的大女儿是嫁希贤了，《那桐日记》写的有注265。3.父亲存耆
定：您父亲后来是做什么的？奎：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他母亲跟着我祖父做外任官时，早早死在南方了，所以从小没得到过母爱，长大了也不合群。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注267他爸爸，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定：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把什么都看穿了吗？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定：母亲没跟去？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定：嗯，这倒也是原因。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一直到“文化大革命”，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定：那就是说别人都不这样，就您祖母特殊？奎：别人听到八点九点，我祖母就听到七点，顶多八点就回来了。那会儿请客照(比)现在时间晚。可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啊，就为这个原因，把我一害害到底儿，一直到现在。定：为什么呢？奎：养成了一个糊涂孩子啊！(众大笑)定：这是您谦虚吧？奎：不是谦虚。要不是这么养活起来的，我绝对跟现在不同。我一辈子净是后悔的事，没一点儿好事。定：这怎么说呢？您具体点儿。奎：不跟其他兄弟一起念书，不见人，不交朋友。我们叔伯兄弟见一面，“走走走”，赶紧给领走英王之后金励衡口述时间：2005年11月23日地点：北京西城区南樱桃园回民医院家属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岑大利注136[访谈者按]老北京人常说的“穷德胜门，恶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指的是顺“穷西北套”往东延伸到德胜门城根儿的一带地区。“穷德胜门”无须解释，至于“恶果子市”，是做干鲜果品生意的市场，既然是做买卖，就有欺行霸市各种勾当滋生，故曰“恶”。而绦儿胡同中有很多人以捡破烂儿为生，便被嘲笑为“不开眼”。由此可知，生活在这一带的应以穷人居多。但金励衡却是“天潢贵胄”，注137他的先祖是英王阿济格，那个最受努尔哈赤宠爱的大妃所生的幼子。虽然他这一支的祖上已不再是府门儿的王公，但从他的叙述来看，他家的败落是自清朝覆亡才开始。虽然金先生更愿意与我谈论那个被逼殉葬的大妃以及她生的小哥儿仨(即多尔衮、多铎和阿济格)的故事注138，但我感兴趣的却是他祖父在家庭败落之后，在果子市经营果品的经历。前面谈到，清亡后的满洲皇族，较著者多以作画与写字为生，还有很多靠变卖家产度日，像金励衡的祖父这样全凭自己的才能经营商业并且游刃有余颇为成功，在爱新觉罗子孙中，是一个很罕见的形象。与前面毓旗的口述一样，这是又一个由孙子讲述的爷爷的故事，自有与“穷西北套”那三位女性不同的视角。金励衡医生接受访谈时为74岁，退休前是北京市宣武区(今西城区)回民医院的副院长。《爱新觉罗宗谱》中金励衡家族支脉一览：
1.祖父的生意
金：我祖父的父亲，我的老祖啊，那会儿就指着吃国家的钱粮，皇上给的国家给的，一个月给多少钱给多少粮食，反正到时候就给。那会儿对老头的评价就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什么本事都没有，反正有吃有喝吧。可是后来就越来越没落了，生活就不够了。我祖父哥儿三个，我祖父行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就是同母生的，要是叔伯的就多了去了。我那个大爷爷，他是御前大臣。定：御前侍卫吧？金：对，御前侍卫。那会儿反正是光绪了，溥仪了，我祖父要活着100多岁了么，他是我祖父的哥哥呀。辛亥革命以后什么不干，有点儿积蓄，家里头挺破落的。他后来半身不遂，结果我那大太太，满族不是管奶奶叫太太么，大太太就把我这大爷爷送到我们家去了，送到他弟弟这儿来了等于。她不管，反正她经济也困难。我祖父反正那会儿有钱吧，和我父亲，吃喝拉撒地就照顾着。后来见好了，就拄一拐棍在院子那儿遛弯儿，现在我那印象还挺深的。后来第二次脑出血还是怎么就死在那院子了，就在那院子我祖父还给搭的棚办的事儿。我祖父的弟弟呢，我管他叫三爷爷，就更破落啦，挺聪明的人什么也不干，靠我祖父一个月给多少斤杂和面儿。老找我祖父要钱来，也早就死了。我祖父还有一个亲姐姐一个亲妹妹，她们的爱人也都是侍卫，等于大清国一不行就都不行了(笑)。她们都住在西直门那块儿。我祖父的妹妹住在桦皮厂，现在还有，我祖父的姐姐住在后桃园，靠城根儿，西直门里头。现在这前桃园、后桃园可能没了。定：那不都是过去特穷的地方，是“穷西北套”吗？金：穷噢！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也是穷啊。从我老祖来讲，是什么也不会干，就指着吃钱粮。到我祖父那儿呢，就苦了，生活就没有着落了。我祖父什么都做过啊，摆摊卖白酒，卖过煮饺子，做莲花灯，原来七月十五不是放莲花灯吗？什么都会。他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文化啊，我祖父连小学都没上过。后来就在果子市卖力气，当时叫伙计。我祖父一个肩膀能扛300斤栗子，那不容易啦。后来商店的老掌柜死了，一看我祖父也挺能干也挺吃苦的，就让我祖父接着做这个商店了，就熬到当了掌柜的。这个商店原来叫老合店，我祖父接过来以后就叫合店存记，我祖父那辈不是姓存么，所以老本家老亲戚都管我们叫果子市存家，一提果子市，就知道是我们了。5路汽车不是还有果子市一站呢么，现在不叫果子市了，叫鼓楼西大街了。北京的果子市原来有两个，这个叫北市，前门那个叫南市。南市大北市小，都是卖干鲜果的。注153我祖父原来卖鲜果，后来鲜果里边呀太累太乱，就专门卖干果，栗子、枣。我祖父赚钱主要就赚在这栗子上。另外我祖父还是一个商店的股东，果子市最大的商店，叫泉德长，卖百货的，就是杂货店。定：他到哪儿进货去呀？金：货全是从德胜门进来的。定：他是不是就到德胜门那儿趸栗子去？金：人家给送。平谷的、顺义的、昌平的、怀柔的，山里人啊，一到栗子熟了，就赶着骡、驴子，不用马，马根本扛不动。那也很辛苦的啊，头天晚上半夜三更就起来了，什么时候到德胜门？第二天的下午才到德胜门哪！到德胜门把这货物啊，栗子也好，枣也好，就都卸到商店里边，人跟牲口就都住大车店了。人吃饭，牲口吃草，那儿都有大炕，几十米长的大炕。哎，第二天，才过秤。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见当地送货的农民，有的还留着清朝的辫子。有的把辫子铰了呢，就跟现在男的似的，留着跟女的似的头发。我还挺奇怪的，这男的怎么梳辫子，怎么留那么长头发呀。现在琢磨呀，怀柔、延庆那边净是满族，密云檀营注154，怀柔的喇叭沟门儿注155，那不都是满族么。然后小商小贩上这儿来买来，就是搞批发。核桃、山楂，晾干了的柿饼儿。杮饼就是串儿的那个，也叫串饼，用麻绳串一大嘟噜。定：都挂在身上？金：(笑)山里红才挂着哪，杮饼可挂不了。还有庚饼，就是现在那高庄杮子，一个儿一个儿的，杮饼就是串儿的。庚饼不太甜，可是杮饼甜。定：有人吃么那会儿？2.关于祖上的故事
定：关于您祖上的那些事，您是怎么知道的？是从小听老人说的，还是后来学满文的时候自个儿从书上查的？金：这个啊……反正说来话长啊。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于是通过两个决议，一是“作爰田”，二是“作州兵”。“作爰田”是晋国土地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基本采用历史悠久的“井田制”，田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即公室直接占有的土地，私田则是公室分封给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随着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增长，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私田数量日渐增加，逐渐影响到公田的劳动力分配，各国均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公元前645年晋国发生的“作爰田”，实际上是将公室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赏赐给贵族，不再区分公田、私田，按照实际耕地面积征收赋税。这对于提高种田积极性、增加公室的赋税收入都是有好处的事，已经有“开阡陌，废井田”的趋势。这恐怕非晋国群臣一时头脑发热就能想出来，而是酝酿了多年的改革计划。“作州兵”则是晋国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均延用周朝的“国野制”，将居分划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即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的人，野人则是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以外的人。国人享有较大的公民权利，也有披甲作战的义务；而野人基本上没有公民权，也无权当兵。“州”即国野制下的野人居住区，晋国“作州兵”就意味着将当兵的权力扩大到野人阶层，达到了增加兵源的目的。这两项改革，都是在晋惠公被囚禁在秦国期间，由晋国的群臣自发组织实施的，对于提升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秦穆公将晋惠公俘虏到秦国，在客观上促进了晋国的发展，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吕甥办完这些事，来到秦国的王城与秦穆公签订和平协议。秦穆公问吕甥：“贵国国内还安定吧？”吕甥想都没想就说：“不安定，有矛盾。”“哦？”秦穆公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秦穆公是一个挺厚道的人。但是，再厚道的人也难免有点幸灾乐祸的小心思。这也不能怪他，此人之毒，彼人之药，乃是人之常情。吕甥说：“唉，您不知道，现在晋国人分成了两派。小人都在为失去国君感到耻辱，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而悲伤，不怕被征收赋税和当兵打仗，而且吵着嚷着要立大子圉为君，成天整兵备战，说什么一定要报仇，否则的话不如服侍戎狄。”吕甥说到这里，看了秦穆公一眼，才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小人的看法。晋国的君子不这样看，他们虽然爱自己的主公，但也知道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同样也在整兵备战，只不过不是想向秦国报仇，而是在等着秦国的命令。他们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死而无憾。君子和小人针锋相对，因此不安定。”秦穆公心想，好你个吕甥，这哪里是有矛盾，明明是君子和小人团结一致，上下一心；说什么“等待秦国的命令”，就是等着看我秦国下一步有什么举动，你们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你们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在和我秦国针锋相对！能够把狠话说到这个水平，吕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基本和郑庄公达到一个水平了。秦穆公转而又问：“贵国国内对国君有什么看法？”吕甥说：“小人很忧虑，说他肯定不免一死；君子则很放心，说他肯定会回来。小人说，我国冒犯了秦国，秦国哪有可能放了他呢？君子则说，我国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会放了他。他对不起秦国，秦国就把他抓起来；他认错了，就会放过他。秦国这样做，可谓是功德无量，威严无限，服从秦国的人感念秦国的恩德，对秦国有二心的人害怕秦国的威严。如果放了我国国君，秦国可以称霸于诸侯了！”秦穆公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你就别再演戏了，什么君子小人，全是你一张嘴。一下子忽悠我，一下子又给我戴高帽子，还说什么称霸诸侯，人家姜小白会同意吗？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吕甥，直看得吕甥脊背发凉，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大夫说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吕甥和秦穆公这一番对话很有效果。秦国马上改善了晋惠公的待遇，让他住到宾馆里，并且用“七牢”来招待他。所谓“七牢”，是规格很高的待遇。按照春秋时期的礼节，牛、羊、猪各一头叫做“一牢”，“七牢”则应是三七二十一头牲口，给晋惠公吃，实在太浪费啦。同年十一月，晋惠公结束了囚禁生活，回到了晋国。在他回国之前，有人劝庆郑赶快逃跑，庆郑说：“我身为臣子，在战场上对君主见死不救，导致战争失败，之后非但没有以死谢罪，还不让他有机会惩罚我，也太不像话了。就算我想逃，谁又肯收留我呢？”还是坚持留在晋国。晋惠公人还没回，先命人把庆郑杀了，才启程回国。他总是被人原谅，却从不肯原谅别人。这一年冬天，晋国又闹饥荒，秦国雪中送炭，再一次给晋国运来了粮食。与此同时，秦国也开始征收晋国河外土地的赋税，并在那里设置行政管理机构。晋惠公的诺言总算兑现了，虽然很不情愿。【最早的国际主义援助】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得到最终确立。但是齐、楚两国的竞争态势并未因葵丘会盟产生逆转，楚国的攻势依然凌厉。葵丘之盟的第三年，公元前649年，楚成王派兵攻打黄国，第二年就将其消灭了。黄国是赢姓小国，国君为子爵，地处今天的河南。自楚武王年代，黄国就一直受到楚国的侵略与威胁。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举行沈鹿之会，黄国没有参加，楚武王派人前往黄国，追究其不赴会的责任。公元前675年，楚文王讨伐巴人失败，被鬻拳拒之门外，楚文王于是率兵北上寻黄国的晦气，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迫使黄国臣服于楚国。齐桓公兴起之后，对楚国采取外交包围政策，将黄国纳入争取对象，两次与黄国会盟。黄国也将齐桓公当做自己的救星，弃楚入齐，从此不再向楚王进贡和朝觐。召陵之盟后，黄国的姻亲、邻国弦国以为从此变了天，可以不再侍奉楚国，结果被楚国令尹子文率军消灭，弦国国君也出逃到了黄国。弦国的灭亡本来应该给黄国敲响一记警钟，让黄国重新认清形势，至少在表面上与楚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毕竟，齐桓公远在山东，精力又长期被北方的狄戎势力所牵制，很难照顾好远在河南南部与楚国接邻的黄国。但黄国人显然没有从弦国灭亡的事情中吸取教训。葵丘会盟是如此光彩炫目，使得齐桓公在黄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只要有齐侯支持，楚国人不足为惧。”黄国人如此给自己壮胆。他们甚至宣称：“自郢都到黄国有九百里之遥，楚国人鞭长莫及，其奈我何？”黄国人完全搞错了，鞭长莫及的不是楚国人，而是齐国人。楚成王一声令下，大军立刻北上九百里，将黄国纳入自己的版图。黄国人眼巴巴盼望的齐桓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此时他正将眼光放在北方的狄戎势力和王室事务上。周襄王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继承天子之位后，他的弟弟王子带仍然贼心不死，想篡夺他的王位。公元前649年，王子带私通居住在扬拒、泉皋和伊、洛之间的戎族，约他们攻打王城雒邑。戎族军队一直打到雒邑城下，还放了一把大火烧毁了东门，周王室岌岌可危。这一切，仿佛当年的犬戎之乱重演。还好，这回王室等到了诸侯的救兵，秦、晋两个大国分别出兵讨伐戎族的聚居地，迫使戎兵离开雒邑，王室得以保全。王子带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周襄王当然不能原谅他，要追究他的责任。有意思的是，王子带为了逃避惩罚，居然一口气跑到齐国，请求政治避难去了。当年周襄王还是大子郑的时候，受到王子带的威胁，正是找了齐桓公帮忙才保住大子的位置，顺利继承了王位；现在王子带犯了罪，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也是投靠齐桓公。可见姜小白在中原各国（包括周王室）的眼里，已经成为最高的保护神，“有困难，找齐侯”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认识。齐桓公接受了王子带的避难请求。同年冬天，他派管仲带部队前往戎族聚居地，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威胁，使得居住在伊、洛之间的戎族与周王室握手言和，保证不再侵犯雒邑。周襄王对齐桓公感恩戴德，有意提高对管仲的礼遇，以上卿之礼来宴请管仲。对此，管仲谦让道：“我管仲仅仅是诸侯之臣，齐国还有天子任命的国、高二位上卿，如果他们到雒邑来聆听王命，您又以什么礼来对待他们呢？请恕我斗胆推辞。”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具体地说，一般的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齐国的世袭贵族国、高二氏，就是周天子任命的上卿。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心腹，虽然执掌齐国军政大权，但始终只是齐桓公任命的卿士，所以只能算作下卿。现在天子为了讨好齐桓公，要以上卿之礼来对待管仲，当然是“非礼也”。以管仲的智商和情商，肯定不会接受这样超出规格的礼遇，最终只以下卿的身份接受了天子的款待。然而，齐桓公却没有管仲那么低调。早在一年前，他就宣称：“我受命征讨，南至召陵，北至山戎，西至大漠，天下诸侯都听我的。我发起诸侯会盟，兵车之会三次，乘车之会六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古代圣贤帝王，所做到的也不外如此吧？我，将要前往泰山封禅！”要知道，封禅泰山乃是天子的专利。齐桓公这么说，自然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了。还好管仲脑筋转得快，哄着他说，要想封禅泰山，光有盖世功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才行，比如什么比目鱼啊，比翼鸟啊，凤凰啊，麒麟啊之类的。齐桓公一听，觉得太难了，才就此罢休。这时的齐桓公，与葵丘会盟时那位战战兢兢接受天子祭肉的齐桓公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啊。公元前648年春天，齐桓公又派仲孙湫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并且要他在天子面前顺便替王子带说几句好话，请求天子原谅王子带。结果仲孙湫办完公事就回国了，也没有跟天子提王子带的事。他对齐桓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天子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没有十年功夫，恐怕是消除不了。”到了夏天，齐桓公又在卫国的咸城召开诸侯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讨论如何防备东方的淮夷对杞国的入侵；二是讨论如何防备西方的戎族对周王室的入侵。老实说，我看到这些历史记录，都觉得齐桓公这个霸主当得真够累的，东南西北的麻烦事他都得管，一年到头恐怕没有几天真正能够休息。咸城之会的结果也有二：一是同年秋天，各诸侯国派兵到雒邑驻防，戍守王城；二是次年春天，各诸侯国开始为杞国修筑缘陵城，准备以此作为杞国的新都，以避淮夷的入侵。齐桓公一再发动诸侯做好事，而且一做就是大工程，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大伙表面上虽然都应承，心里却开始不乐意了。因此，缘陵城远不如当年卫国的楚丘城修建得顺利，在《春秋》上也仅仅书写了修城的事，而没写杞国人迁都到缘陵的事。左丘明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的诸侯没按约定参加缘陵城的建设，致使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没把好事做到底。至于是谁没参加，他一字不提。没关系，我们猜也猜得到，没参加建设的诸侯，肯定包括了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否则鲁国的史官也不会如此讳莫如深。由此可见，葵丘之会确实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然而顶点也是转折点，自葵丘之会后，他的霸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的迹象——他的号召力开始下降了。两千多年后，一个叫雷锋的人在博客中写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对此，我想稍作修改：“一个人发动大家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发动大家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回顾齐桓公称霸以来的历史，他确实是发动大伙做了不少好事。仅以修城为例：公元前660年，帮助卫国遗民在曹国建立临时居住点；公元前659年，帮助邢国修筑新都夷仪；公元前658年，帮助卫国修筑新都楚丘；公元前648年，帮助卫国维修楚丘的郛门；公元前646年，帮助杞国修筑新都缘陵。短短十五年间，已经发动诸侯进行五次上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说明一下，修城不是件小事，而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诸侯接到齐桓公修城的命令，好比接到一张巨额罚单，不但要从国库中拿出真金白银，还要役使国民不远千里前往工地充当民工。这样的好事，做一次已经很不容易，参与建设的诸侯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齐桓公做好事上了瘾，屡屡发动诸侯做好事，在那个不知英特奈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为何物的年代，大伙心有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再考虑到齐桓公还动不动就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两个月，又多次发动对楚国、对郑国、对四夷的战争（这些战争虽然多数以静坐观望为主，但仍然需要耗费各国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各诸侯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日子过得委实不轻松。就在诸侯们忙忙乱乱为杞国修城，为王室站岗的时候，楚成王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徐国的战争。徐国是地处今天安徽的小国。和黄国一样，徐国原本是楚国的附庸，因为受了齐桓公的感召，开始与中原诸国走得亲近起来，有意摆脱楚国的统治。如果齐桓公再对徐国坐视不救，召陵之盟的有限成果可能全部付诸东流，到时候不只是江汉诸国会回到楚国的怀抱，中原南部的小国也将被楚国席卷而去。没办法，齐桓公只好打起精神，再一次祭起他的法宝：会盟。公元前645年三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在牡丘集会，重温葵丘会盟的誓言，同时讨论救援徐国的有关事宜。会后，各国部队开赴前线，而各国国君则在卫国的匡地等待战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鲁国派了大夫公孙敖为代表，率领部队加入八国联军。这位公孙敖，就是庆父的儿子。叔牙和庆父虽然因叛国之罪先后被杀，他们的子孙却一直受到季友的关照，担任了鲁国的重臣。同年秋天，齐、曹两国部队入侵楚国的属国厉国，以缓解徐国的军事压力。徐国倚仗齐国的支持，下定决心抵抗楚国的入侵，结果在娄林被楚军打得大败。而到了公元前644年夏天，齐、曹两国部队仍然没有攻克厉国，围厉救徐的战略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只好将齐军直接派到徐国，帮助徐国打退楚军的进攻。以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厉国也攻克不了呢？《左传》没有作任何解释。但如果翻开《史记》，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原因：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管仲是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实干家。他主政齐国期间，对内大胆改革，锐意进取，齐国的国力大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对外尊王攘夷，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南则与楚国抗衡，北则抵抗少数民族入侵，为中原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人对于管仲，却总是褒贬参半，欲说还休。褒者，成绩摆在那里了，无须赘述；贬者，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他原来是公子纠的师傅，在公子纠失败之后却投入了敌方阵营，是为不忠。关于这件事，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请教孔夫子：“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召忽追随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肯，这是仁吗？”孔夫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而没有使用武力，这就是管仲的仁啊！”而且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今天恐怕也是披发左衽之人了（拨发左衽为夷狄之俗）。如果他也像召忽那样，自缢死在沟渎中，那还有什么价值啊？”意思是，管仲如果为公子纠而死，不过是小仁，不值一提；他辅助齐桓公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了中原文化的血脉，这才是大仁。第二，他生活奢侈，富比王侯。关于这一点，孔夫子基本持批判态度，曾经说：“管仲有三个家，每个家都有专人打理，完全没有节俭的意识。”又说：“国君在大门外设有屏壁，管仲家门口也设有屏壁；国君宴客，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几，管仲也这么办。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谁不知礼呀？”在孔夫子看来，功是功，礼是
鸟儿歌唱、荡荡秋千、在草丛中玩耍的年龄了吧？还有她父亲去参加时髦的宴会，上剧院，那是什么时候？我提问，但是她不想理出事情的先后顺序，她脑中有色彩鲜艳的图像，这是她自己描绘的，这几十年一直沉浸其中。不知是在哪栋房子里，她父亲走进来，对她母亲说：“你这邋遢黄脸婆，除了啜泣还会不会做点别的什么？”然后打了她。但他后来就再也没这样做过，因为莫迪冲向他，拼命打他的腿，于是他哈哈大笑，把她高高举起，对妻子说：“你要是有点她的脾气，就不会是个窝囊废了。”然后转身找他的情妇去了。接着母亲会叫莫迪捧着罐子去那酒吧，站在众人面前，说要散装的健力士黑啤。“没错，我必须站在那儿，让大家都看到我，这样她就会惭愧了。但她才不惭愧呢，她才不会呢，她会叫我钻过吧台，去后面的小屋，屋里暖和得不得了，我们的脸都和烤牛排似的。那是她毒害我母亲，然后因为懊悔而开始憎恨我之前的事了。”到这里为止我上面写的都是扼要的重述，是个小结。从现在开始，只要有可能，我每天都要记。今天是礼拜六，我上街采购，回家后又工作了两小时，然后去看F太太。我敲门的时候没人回应，于是我顺着她那陈旧的楼梯走上来，回到街上，看到她弓着背走过来，推着她的购物筐。在我眼里，她就和我第一天见到时是一个样：驼背的老巫婆。挺吓人，鼻子几乎碰到下巴，浓密的灰眉毛，脑袋上趴着一顶没形状的黑帽子，帽子底下露出乱七八糟的几撮白发。她喘着粗气走到我面前。我向她问好，她不耐烦地晃晃脑袋，一言不发地下了台阶。一言不发地打开门，然后进了屋。我差点就转身走人了。但还是跟着她进屋，也不等她邀请，走进生了火的那间房。我听到她东忙忙西忙忙，过了好久，大概半个小时吧，才进来。她的老黄猫跟进来，蹲在我脚边。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摆着她的棕色茶壶，还有饼干，很友好，面带微笑。然后她拉上脏兮兮的窗帘，打开灯，给火里添上煤。桶里没有煤了。我从她手中接过桶，沿着走廊走到贮煤的地下室。那里黑咕隆咚，没有灯。一股猫骚味。我把煤扒进桶里，拎了回去，她伸手来接桶，没有道谢。事后总结、扼要重述的缺点在于，你会漏掉两人见面时的各种细小摩擦。我可以说，一开始她不高兴，然后不生气了，我们很快乐地喝了一顿茶，然后她和我讲了……但我们两人之间那些喜乐、愤怒、烦躁等情绪的转换呢？——哦，好多的愤怒呢。我站在台阶上，她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很生气，很有可能她也挺来火，心里想着这人还有完没完！后来和猫在房里枯坐时，我简直怒火中烧，心想，好呀你就是这样感谢我的！但是望着炉火一明一暗，听着窗外的雨声，怒气也就渐渐化成了欢喜。另外，每次拿起脏兮兮的杯子，还得把嘴巴靠上去的时候，我都感觉糟透了；闻到她身上那一阵阵刺鼻的甜味时，我也没好气；还有看见她有时候看我的表情，以前的怒火就又会燃起来……每一次见面，情绪都是好一番上上下下。她和我讲了她的一次夏日假期。“当然了，你们这些姑娘现在的那种暑期度假我没福气享受。你们现在觉得那都是理所当然的！女帽店停了我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还会再要我。我疲惫不堪，筋疲力尽，那个时候我吃不上好的，因为他们付给我的薪水实在少得可怜。布莱顿海边的一家宾馆登了广告招女佣，我就去应聘。广告上说，第一流的宾馆。请附推荐信。我没有推荐信，我从来没在别处做过仆佣。这种事我母亲想都不会想的。我给他们写了封信，然后收到回信叫我去，说是路费已付。我收拾收拾我的小包袱，就上路了。我知道没什么问题，这能从她的信里读出来。那是一座大房子，离大路有点远。我穿过门前小道，心里想，哎呀，我现在还不是在这儿干活的呢！女管家开门让我进去，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她说皮维特夫人这就见我。嗯，我告诉你，她是我这辈子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最善良的。我常常想起她。你明白的，当一切都糟得不能再糟了，你觉得走投无路时，但总会有人，总有那么一个人……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喏，莫迪，你说你没有经验，我欣赏你的诚实。但是我们是有教养的人，所以我要有教养的姑娘。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干活？现在就行，我说。我们都笑出声来，后来她告诉我，对于我她也有一样的感觉，知道我来了以后不会有什么问题。女管家把我带到顶楼。那里有一个厨娘，一个厨房里干粗活的女工，一个跑腿的男孩，两个女服务员，还有四个负责客厅和卧室的女佣。我就是女佣之一。我们住在那所房子的一间阁楼里，里面摆着两张大床，两人合用一张床。我要到第二天早上才上工，于是我就跑到海边沙滩上，脱掉鞋子。那片海真是可爱。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就没见过大海了。我坐在沙滩上，看着深色的大海上下起伏，真是快乐极了，快乐极了……然后我往回跑，穿过夜幕，什么都能吓我一跳，因为勒脖杀手嘛……”“因为啥？”于是这里她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那是当时报上登的恐怖新闻，有一个男人，一碰上孤身一人的姑娘，就会把她勒死……这与她和我说的其他事完全不搭调，但莫迪那会儿——现在也一样——就是这样，有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受虐欲，倏地冒了出来，然后又消失了。不管怎么说，她哆嗦着跑啊跑，穿过夜幕，穿过黑乎乎的花园，勒脖杀手那热呼呼的鼻息就喷在她脖子上，然后管家打开房门，说着，啊，莫迪你回来了，我还为你担心来着呢，不过夫人说，不用担心，我知道她会在哪儿……“你知道吗，我经常经常想这事，为善这么容易，干吗人却要为恶？那大房子里的一切都是和善的，里面的所有人，包括宾客们，无人不友好、不耐心、不温和。这都是因为她，皮维特夫人。所以说，人为什么不善待彼此呢？“她给我留了晚饭，可好的一顿晚饭呢，我吃饭的时候她就坐着陪我。然后我上楼睡觉。房子里光线昏暗，楼梯平台上点着煤气灯，不过天顶上还有光亮，屋里另有三个姑娘，啊，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们大半个晚上没睡，躺在床上互相讲故事，鬼故事啦之类的，我们讲勒脖杀手吓唬对方，我们吃糖果蜜饯，哈哈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六点就得起床。等到早餐的时候我都饥肠辘辘了，不过她，皮维特夫人，她给我们的早餐和旅馆客人吃的是一样的，更可贵的是，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她来厨房了，她要确认我们吃到了早餐。我们有大盘的麦片粥，真正的牛奶，然后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挑熏鲱鱼或者黑线鳕，或者鸡蛋，是煎是煮是炒是蒸全凭我们喜欢，还可以放开肚皮吃吐司、橘子酱、黄油，有的时候她和我们坐在一起，说，我喜欢看年轻人吃东西。你们可要吃饱了，不然就干不了活啦。那里每一餐都是这样的。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吃得那样好过。然后……”“那你都干些什么？是重活吗？”“嗯，大概算是重活吧。不过那会儿我们都知道该如何干活。我们六点前起床，把楼里的壁炉都清扫一遍，生上火，接着我们把大餐厅打扫得窗明几净，然后把茶和饼干给客人们端到房里去。接下来我们打扫各个公共休息室，所有东西擦得明亮锃光。做完这个我们吃早餐。然后打扫一间间卧房，彻头彻尾地清扫，不放过一个地方，皮维特夫人可不允许打马虎眼。然后我们和她一起插花，或者擦银器和玻璃。然后我们吃午饭，食物棒极了，客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午饭后我们回阁楼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做针线的时候我们会嬉笑打闹。她不介意。她说她喜欢听我们嬉闹，只要我们不误了活计就行。然后我们下楼，安排下午茶，一托盘一托盘的面包、黄油、蛋糕、点心，我们四个给客人端茶送水，女接待员们下午轮休。之后轮到我们休息，我们去海边，在沙滩上玩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客人们去剧院或者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四个女佣会看着他们的婴儿和孩子。我可喜欢做这个了，我喜欢小孩子。我们都喜欢这个差事。然后很晚的时候，十点左右，有一顿丰盛的晚餐，蛋糕、火腿，应有尽有。我们都是周日或者周六下午休假。哦，真是美好的时光。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心情愉快，长胖了好几斤，衣服都穿不上了。”“后来呢？”“后来，秋天将要来的时候，旅馆就停业了。皮维特夫人找我，对我说，莫迪你留下来吧。冬天的时候我都在另一处海边做生意，在尼斯，法国。她想要我和她一起去。但是我说不，我是一个制帽女工，我是干那行的。不过不能和她走，我可伤心了。”“你到底为什么不跟她去？”我问道。“你真够机灵的。”她说，“没错。是因为劳里。我离开伦敦，去了布莱顿，没说我在哪儿，这样他就会更在乎我了，他也的确如此。我下火车的时候，他就等在那里，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的。他说，你回来啦？如你所见，我说。明天你来同我散步，他说。哦，是吗？我说。“于是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没有嫁给那个德国人。我嫁错了人。”听到这话我皱了皱眉头，她说：“你是不是也嫁错了人？”“没有，”我回答，“他娶错了人。”这话逗得她好开心，她倒进椅子里，一双棕黄色皱巴巴的老手攥着膝盖，大笑不止。她的笑声年轻、鲜活，完全不是老太婆的笑声。“哦，哦，哦，”她大声说道，“我还从没这么想过呢。嗯，劳里觉得他娶错了人。但谁是他该娶的那个女人？他和我们谁也没待久过。”这就是今天下午了。我到六点才告辞。她把我送到门外，说：“谢谢你帮我拎煤。千万别介意我，亲爱的，别介意我的行为方式。”周日我去看了《白鸦》。我发现我和莫迪，以及那些女佣是一样的——我喜欢被惊吓。电影结束以后，我回到家里，做我周日晚上一贯做的事，确保下周要穿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做美容护理。我发现我一整天都是一个人过的，我周末一般都是这样。独来独往，隐士一般。直到弗雷迪去世后我才意识到我是这样的。他喜欢我们差不多每周办一次正式的晚餐会，于是我们邀请他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太太，我叫来单位的姑娘们，一般还有乔伊丝和她丈夫。我准备的食物堪称完美，弗雷迪调酒。我们宴会办得好极了，很是自豪。现在这些都烟消云散，一去不复返了。葬礼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同事和朋友。我有时想自己能不能再办几场完美的小晚宴，又觉得实在懒得操心。在单位，在大家眼里，我是一个自信独立的能干女人，生活充实。朋友，周末，娱乐活动。我每周都去参加三四场午餐聚会，酒会，为杂志办的招待会。我不喜欢这样，也不讨厌这样，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认识几乎所有人，我们都互相认识。然后，如果我不和乔伊丝一起吃晚饭讨论问题的话，下班后我就回家，买外卖，接下来——我的夜晚就开始了。我去浴室，在那里待上两三个小时。然后看会儿电视。周末我独自过。你该怎么形容这样的人呢？但是我不觉得寂寞。要是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有人对我说我能这样过日子，不想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一定得想要有点什么不同的吧？我要去和乔姬一起过个周末。我会再尝试的。今天我没去找莫迪，我觉得要去的话就有点太过了。我坐在这里，坐在床上，写这些，心里在想不知她有没有指望我去，是不是觉得失望。周一我下班后去了她那里一会儿，带了点巧克力。她似乎有点冷漠疏离。我昨天没去，所以生气了？她说昨天天太冷，她没出门，感觉不好。我回家以后，在想她是不是想要我去帮她采购。但是，毕竟在我闯进——撞进——她生活前，她也一直过得挺好。周二乔伊丝说她和丈夫闹了矛盾，孩子们又添乱，不想去慕尼黑参加服饰博览会，我能不能去？尽管我通常挺喜欢出这种差，这次却有点犹豫：我意识到这是因为莫迪。我觉得我这想法实在有点疯狂，于是我说我能去。我下班后去看莫迪。炉子里火苗蹿起老高，她浑身发烫，怒气冲冲。是，她是不舒服，但是不，不用麻烦我照顾她。她好无礼，不过我还是进了厨房，厨房里一股馊饭馊菜、馊猫粮的味道，我发现她没什么可吃的了。我说我去帮她买东西。我现在看得出来哪些情况下她其实很高兴我做这做那的，但又觉得有伤自尊。她低下自己瘦削的小下巴，嘴唇有一丝颤抖，无言地盯着炉火。我没问她要买什么，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她在背后喊要给猫买鱼。我买了一大堆东西，摆在厨房桌子上，煮了一点牛奶，端给她。“你应该在床上躺着。”我说。她说：“那接下来你就该把医生叫来了。”“哎，那很可怕吗？”“他会把我送走的。”她说。“送哪里去？”“医院啊，还能有什么地方？”我对她说：“你把医院说得好像是什么监狱似的。”她说：“我有我的想法，你保留你的意见。”就那一会儿，我看出来她真的病得厉害。我不得不努力说服她，安排她上床躺下。我四处看看，想找件睡衣，然后终于意识到她不用睡衣。她穿背心和内裤睡觉，裹一件旧羊毛开衫，用一枚漂亮的石榴石领针别住领口。她很难受，因为我看到了她的床不干净，内衣也弄脏了。那股甜腥味非常浓烈：我现在知道那是尿骚味。我把她在床上安顿好，给她泡了杯茶，但是她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会全尿出来的。”我环顾四周，发现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其实是个便桶，就把它挪到床边。“谁来倒？”她质问道，火冒三丈。我走出厨房，去看卫生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窄小的水泥小屋，老式无盖马桶，一根破损的金属链子，下面接了截绳子。那地方干净，但是很冷。怪不得她咳得厉害。现在的确冷，二月份——但只有想到她，想到莫迪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天有多冷，我去的其他所有地方都暖气充足，密不透风。如果她离开那么旺的炉火，出门去上厕所……我对她说：“我上班前会来一趟的。”我坐在这里，在床上，泡了澡，把身上每一寸都搓过了，也洗了头发，一边写一边琢磨我怎么就和莫迪走到了这一步。周三我订了去慕尼黑的票。下班后去看莫迪。医生来了。思林医生。一个老先生，烦躁，没耐心，站在门边，我知道他这是想离屋里的热气和臭气远些，屋子正中间站着个怒气冲冲、冥顽不灵的小老太，好像是站在行刑队前一样，他正在和她说话。“我不去医院，我不去，你不能逼我去。”“那我就不来看你了，你不能逼我那么做。”他大声喊道。当他看到我时，语气变了，放松了些，做最后的努力，他说：“你要是她的朋友，就告诉她，她应该住院。”她惊恐万状地看着我。“福勒太太，”我说，“你为什么不肯去医院？”她背过身，谁也不理睬，拿起拨火棒，猛劲地捅炉火。医生看着我，屋里的热气和心里的怒气烧得他满脸通红，然后他耸了耸肩，“你应该去住养老院，”他说，“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你不能逼我。”他怒气冲冲地大喝一声，走到过道里，叫我跟上。“和她说呀。”他说。“我知道她应该住院，”我说，“但为什么该去养老院？”他又气又——我看得出来——累，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你看这事，”他说，“看看这档子事。我会给政府社会服务处打电话的。”说完便走了。我回到房里，她说：“我看是你和他安排好的吧。”我把我的原话复述给她听，我说话时，她一直在咳嗽，抿着嘴，胸部上下起伏，眼里泛着泪光，用拳头后部在捶胸。我看得出来，她根本不想听我说。周四上班时我弯去了她那儿。她已经起床了，穿戴整齐，坐在火炉前，发烧，满脸通红。她的猫饿得直嚎，没人给它喂食。她的便桶满了，尿臭扑鼻，我把它端出房倒了。我拿了一只干净的碗，给猫喂了食。我给她泡了茶，烤了几片吐司。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不看我，又羞愧又难受。“你应该装部电话。”我说，“没有电话，这实在荒唐。不然我可以从办公室给你打电话。”她没接话。我去上班。今天没有我需要参加
色呦呦天美在线观看的意思并不是她不懂他说的那番话，她是想说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为朋友的经济窘况着急，不帮他们解决难题。比如说，米努斯为什么不能保住他买下的房子呢？但索恩并不想把问题解释清楚，她只是紧盯着他的脸。那张面孔光溜溜的，时隔二十六年依旧很英俊，眼下更因为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当天早晨射猎成功让他心平气和，事情恢复了常态。咖啡颜色正，不冷不热恰到好处。这天吃饭的时候，除去脑袋的鹌鹑肉将消失在他嘴里。只要天气允许，迪肯·摩根每天都要开着他那锃亮的黑色轿车跑上四分之三英里的路程。他从位于圣约翰街的住宅出发，向右转上中央大街，经过圣路加、圣马可和圣马太几条街，然后利落地停在银行门前。这段路程不等吸完一支烟就可步行走完，他却偏要驾车，看起来是犯傻，但对他来说，这种姿态的分量足以抵消傻气。他的车很大，他在车里无论做什么都是重要而值得评论的：他是如何亲自洗车和上蜡的——从来不让K.D.和公司里的年轻人碰一下；他是如何在车里嚼烟而不吸烟的；他如何从不靠在车上，而如果你和他谈话，站得离车很近，他就用手指甲摩挲着引擎盖，刮掉只有他才看得见的污渍，并用手帕掸掉看不见的脏点。他和朋友们嘲笑着自己的虚荣，因为他深知他们为他的弱点开心同时也对他心怀敬畏：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积聚财富的神奇手段，他的远见卓识，他毫无遗漏的记忆力。而其中最有力的例子就是早期他办的一件事。四十二年前，他曾在老爹摩根的福特T型汽车靠近后窗处争得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在那儿向他母亲和小妹鲁比挥手告别。家里其余的人——老爹，波莱亚叔叔，他大哥埃尔德和双胞胎兄弟斯图亚特——靠着两大筐食物紧紧挤坐在车里。那段路程他们得走好几天，也许两个星期。老爹说这是第二次长途旅行。波莱亚叔叔笑着说是最后一次长途旅行。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年，双胞胎还没有出生，当时黑文还在挣扎着复苏。老爹开车带着他兄弟波莱亚和长子埃尔德，跑遍全州甚至越出州界，去考察、评判和鉴定别的黑人城镇。他们计划到俄克拉荷马州外去两处，州内去五处：波雷、朗斯顿城、兰蒂斯维尔、塔夫特、克利尔乌尤、蒙德·贝龙、尼克狄马斯。后来他们只去了四处。老爹、波莱亚叔叔和埃尔德大哥没完没了地说起那次出行，讲他们怎样和教士、药店主、干货店主、医生、报纸出版人、教师、银行家斗智和争论。他们讨论着疟疾，酒宴账单，白人移民的威胁，与克里克自由民相关的问题，增强免疫力的辅助药剂的可信度，高中教育的可行性，技术培训的必要，建州的后果，住房和白人暴力，散漫性和组织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他们站在玉米地头，走在棉垄之间。他们参观印刷店、演讲班、宗教仪式、锯木场；他们观察灌溉方法和贮藏系统。他们主要看的是土地、住宅、道路。十一年以后，塔尔萨被炸毁，老爹、波莱亚和埃尔德参观过的好几座镇子都完蛋了。但最奇怪的是，一九三二年黑文居然繁荣起来了。衰败之势没有触及它：个人存款数额巨大，老爹摩根的银行没有风险（一来因为白人银行家将他拒之门外，二来因为股份认购得到了极好的保护），而且各家族共渡难关，确保没有谁缺钱。棉花歉收了吗？种高粱的便将其收益与种棉花的分享。粮仓烧了吗？伐木工就肯定会趁天黑让木材在某一特定地点“偶然”滚下车，让他们搬走。猪拱了邻家的庄稼地吗？邻家就会得到大家的资助且一定能拿到猪肉火腿。一个人在劈木柴时不小心伤了手，马上就会有新棉绳包扎伤口，然后才去作第二次洁净的包扎。一八九○年他们走向俄克拉荷马的途中是遭世人冷拒的，但黑文的居民彼此间总是有求必应；只要有需要或短缺，一定随叫随到。摩根家的人不容许有谁对别的黑人城镇的失败兴灾乐祸——一八九○年的四处碰壁如同子弹嵌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只是议论议论上帝审判的奇迹，并决定带上年轻的双胞胎作第二次巡游，让他们亲眼看一看。他们沿途所见有时是一无所有，有时是满目哀伤，而迪克对一切都牢记在心。一些城镇像是奴隶居住区，振兴过又迁徙了。一些城镇陶醉于财富之中。另一些城镇如同在冬眠——把金钱、证件、契约全都藏在没铺过的道路边没漆过的房子里。在其中一座繁华的镇子里，他和斯图亚特看到十九位黑人女士排列在镇政厅的台阶上。她们穿的夏季衣裙的质料，其轻飘和精致是他们哥俩从未见过的。大多数衣裙都是白色的，但有两件是柠檬黄，一件是橙红。她们都戴着浅色的斜纹呢小帽，粉红和灰蓝的：那样的帽子把人的目光吸引到戴帽人明亮的大眼睛上。她们的腰身比她们的颈项粗不了多少。她们笑啊逗啊，俏皮地引着一个摄影师从一块黑布下探出头来又钻回去。在成功地摆好姿势拍照之后，众女士分散成几小伙，伴随着轻柔的笑声弯下了她们的蜂腰，彼此挽着胳膊走着。一个给另一个调整着胸针，一个和另一个交换着手袋。穿着瘦小皮鞋的娇巧的脚转动着，踮扭着。她们如凝脂般的皮肤在午后的阳光中闪亮，让迪克透不过气来。有几个岁数小的横穿街道，走过栏杆，离他和斯图亚特坐的地方这么近，近极了。她们正在去不远的一家餐馆的路上。迪克听到了低沉的歌声，声音中充满了愉悦和神秘的信息，同时一阵马鞭草气味飘来。兄弟俩甚至没有交换眼色，一言未发便一致跳下了栏杆。当他们在地上扭斗，撕坏裤子和衬衫时，那些黑人女士转过身来看。迪克和斯图亚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笑容，随后老爹中断了谈话，走下门廊，揪住两个儿子的裤腰拽起他们，拖到门廊上用手杖打了他们的屁股。即使此刻，马鞭草的清香依然绕鼻可闻；即使此刻，那夏天的衣裙、阳光下闪亮的凝脂似的皮肤仍使他激动。当年他和斯图亚特若是不从栏杆上跳下来，就会失声痛哭。因此，在那次出行的种种生动细节——悲哀、固执、狡猾、财富——之中，迪克记忆里那十九位夏季女士的形象和摄影师镜头中的是不同的。他的记忆是柔和的，永恒的。在卡尔瓦里山开会之后的那个上午，迪克对他打鸟的数量和成绩非常满意，高兴得没有睡觉也不感到疲乏，便决定先去检查大炉灶，然后再去银行开门。因此他在中央大街上没有向右转而是向左转，驱车驶过西侧的学校、爱斯杂货店、弗利特家具及器械店，以及东侧的几栋住宅。到了之后，他转了一圈。除去几个没扔进垃圾桶的苏打水罐子和一些纸，那地方再没别的东西。没有拳头。没有闲散的人。他应该和现在爱斯杂货店的老板安娜·弗拉德说一下——让她清理人们在她那里购物后乱丢的罐子和废物。这是她父亲爱斯过去常做的。他就像在自家厨房似的清理店铺的里里外外，要是你听凭他去干，他会一直扫净整条马路，直到对面。迪克驶回中央大街，注意到米斯纳停在安娜店前的那辆破旧福特车。他能听到左边的远处学生们在集体朗诵一首诗，他也曾死记硬背过那首诗，只不过他只听一次邓巴（指保尔·邓巴（PaulDunbar，1872－1906），美国黑人小说家，诗人。）的诗就得完全和永远记住。他和斯图亚特入伍时，有许多东西要学——从如何系军队领带到如何打背包。正和他们在黑文的学校上学时一样，他们一直是理解力和记忆力最好的。但在军队里学的事情没有一件比得上在家时学到的。家里，他们坐在火光照亮的地板上，听战争故事，听伟大的移民故事——那些达成目标和没达成目标的人的故事，听智者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迷惑，听深沉和永恒的爱的故事。这一切都在他们所拥有的一本书（指《圣经》。）里。那本书是黑皮封面，上面有烫金字母，纸页比新树叶、比花瓣都薄。书脊顶部磨成了一条条的网纹，页角被手指摸得直破到封皮。那些有力的词句起初令人费解，继而变得亲切，他们越听就越觉得有分量、有宁静之美，最后终于成了他们自己的词句。迪克沿中央大街继续向北行驶，这条大街及各条侧街在他看来一如过去那样令人满意。静谧的白色和黄色住房里充满了勤快劳作的气息，里面是干着有意义活计的出色黑人妇女，不多不少整齐排列的橱柜，洗净熨平得尽美尽善的亚麻布衣物，调好味道随时可以烧烤的肉食。这样的情景如果遭到K.D.或懒散的年轻人干扰，他就要骂他们了。离黑文初创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他祖父会嘲笑现在这种安逸——用手头的现金购置产业，而不是靠多年劳作来换取。他会为他的孙子们感到难堪：他们一周只工作五天十二小时，而不像当初黑文人只是为了求生存就得一天干上十八到二十小时；他们为了欢愉而打鹌鹑，而不是为了在餐桌上毫无愧色地面对妻子和八个孩子。他那双冷漠浑浊的眼睛会面对大炉灶而眯起。那处会议地点再不会用来报告已做过或需要做的事情，报告疾病、生死，以及周遭所有的情况。曾经目睹受洗者步入神圣生活的大炉灶，如今只观望着懒惰的青年。萨金特家的两个男孩，普尔家的三个，西赖特家的两个，比彻姆家的两个，杜波列斯家的孩子——萨特和派阿斯的一对女孩。甚至阿涅特和帕特·贝斯特的独生女也都在那儿闲混。所有这些人本该在什么地方劈剁呀、装罐呀、修补呀、打杂呀。大炉灶的每一块砖都曾听过现场人们共同赞美他的名字时和声一般的美妙声音，如今却只能忍受电台音乐、录音音乐——从安娜的店铺通过蛇一样的黑色电线传到大炉灶的已经死去的音乐。不过，他的祖父也会高兴的。早年间大人孩子晚上聚集起来用石子在石板上划着字母和数字，向识字的人学读书的惯例，如今已被一座学校取代。虽然不如他们在黑文建的那所学校大，但一年中有八个月的上学时间，而且不向州政府要管理费。一分钱都不要。正像老爷爷预言的，如果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工作、祈祷和守卫，就绝不会像道恩斯、列克星敦、萨帕尔帕、甘兹的黑人一样，在一夜之间被赶出城。他们也不会像塔尔萨、诺曼、俄克拉荷马城的死伤者那样，更不消说成为鞭笞、谋杀和纵火大屠杀的牺牲品了。除去这里一条口子那里一道裂缝，鲁比的一切都未受损伤。没必要去思考迁移大炉灶是否是个错误，或它是否需要原来的土壤作为基础，以得到尊重和应有的有益利用。不，不，老爷爷。不，老爹。我们做得对。迪克安下心来，更多的是在力量方面而非信心方面，因为他对索恩越来越担心了。没有他可以插手抓牢的东西，只有一种动摇不了的挫败感。他分担了她的伤心，相信他感到的失子之痛和她一样真切和彻骨，只不过他比她对此更了解。他像摩根家大多数人一样，是见过阵势的，那可以说是活生生的死亡。眼睁睁地看着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促使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他知道尸体并没有倒下，更经常的是飞成一块块的。在那些盒子里运给他们的，在米德尔顿拉下车站月台的，只不过是些拼凑起来的尸块，重量仅及一个十九岁小伙子体重的一半。伊斯塔和斯考特还算是全尸，如果索恩想到了这一点，完全应该庆幸，因为不管尸体缺了什么，终归全都是黑人身体的各部分——那是医务人员的好意和必须竭力遵守的规矩，他们生怕把白人的大腿及脚和黑人的头拼到一起。如果索恩有这类猜疑——噢，天啊。他悔不该在喝咖啡时说漏了嘴，提到罗杰的失败。他根本不想让她对他向罗杰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丝毫念头——先是与斯考特有关，后来与伊斯塔有关：尸体所有的部分都是黑人的吗？意思是，若不是，赶快丢掉那些白皮肤的尸块。罗杰保证说尸体的种族特征是一致的，而那两副讲究的棺木是摩根感激之情的表征和索恩感到安慰的来源。不过，丧子的影响似乎在以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方式积淀。他不相信她吃的药，当然也不相信药的来路。然而，她的举止无可挑剔。她像一个好女人那样尽善尽美；她把家收拾得干净利落，处处都做得很出色。事实上，她的宽容超过他素日喜爱的标准，但这很难说是一种抱怨。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索恩承受着失去两个儿子的打击，而他则承受着失去所有儿子的打击。由于他的双胞胎兄弟没有孩子，摩根家已经到达绝嗣的边缘。是啊，还有埃尔德的孩子——那一大群散布在各地，就是不在家，其中一些孩子来鲁比探望一周，还要缩短停留时间，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的宁静他们觉得枯燥，这里的勤劳他们觉得乏味，这里的热情他们觉得无礼。因此，即使把他们想成摩根家族血脉的一支也毫无意义。他和斯图亚特才是真正的继承人，其证据就是鲁比本身。除去合法的继承人之外，谁还能分毫不差地重复撒迦利亚和列克特做过的事呢？但由于责任加重了，弄明白K.D.是他们所能指望的唯一后继者是个沉重的打击。K.D.是妹妹的儿子，而且是和他们的一个战友生的，那时他们把她托付给他。迪克一想到她，胸中就会紧抽，这是一种亲切的感情。鲁比。那个可爱、守规矩又爱笑的女孩是他和斯图亚特终生加以保护的人。在那次行程中，她害了病，眼看要好了，可很快又犯了。当病情严重到非认真求医不可的地步时，真是走投无路了。他们带她去丹比，再赶到米德尔顿。没有病房肯接受有色人种。没有正规医生肯接待他们。她的病情失去了控制，待到他们到达第二家医院时她已经毫无知觉。当护士忙着找医生来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她在候诊室的板凳上躺着死去了。兄弟俩听说那护士在设法联系一名兽医，便抱起死去的妹妹，晃着膀子一路回家了。鲁比被埋葬了，没使用过太平间，直接埋进了斯图亚特牧场一块风景秀美的地方，也就是在当时，那笔生意成交了。一篇以交易为形式的祈祷，不亚于对上帝的祷告，他似乎施予了尊荣，直到一九六九年伊斯塔和斯考特的遗骸被运回来。在那之后，他们才醒悟，鲁比死后享受的待遇和条件要好得多。他们或许在一九七○年犯了个错误，阻拦了K.D.和弗利特家的女儿。她当时怀了孕，后来便在女修道院待了一段时间，就算她生下了孩子，也没有要。做舅舅的担心弗利特伍德的后代会长成什么样，何况周围还有别的候选姑娘。可是K.D.仍然与一个住在那儿的流浪女厮混，而在女修道院里，通往地狱的门是大开着的。是该告诉他了：妓院的窗上是没有红灯的，那里畅通无阻。迪克在银行门前刹住车，注意到前面有一个坚定的身影。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不过只是仔细地盯着，首先因为她没穿外衣，其次因为他在六年中没见过她迈出家门一步。中央大街是条宽宽的沥青碎石路，从大炉灶起，止于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足有三英里长。其东侧的四条侧街是以四部福音书的作者名命名的。当扩建了第五条街时，就称此街为圣彼得街。后来，随着鲁比的拓展，中央大街的西侧也修了马路，尽管这些新辟的马路是东侧各街的延长——位置正好与之相对——毕竟还需要另外的名称。于是东侧的圣约翰街延伸到西侧就成了约翰路口街。圣路加街延长成了路加路口街。这一明智之举得到了多数人的欢心，尤其是迪克，而且始终都有加盖住房的余地（如果需要资金，便由摩根兄弟银行筹措），因为在原有住房的背后和外围总有一些地段可用。迪克盯着看的那女人似乎正走出彼得路口街，朝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而去。但她并没有在那里止步，而是坚定地朝北走，迪克清楚在那个方向的十七英里内什么都没有。这个根据她本性命名的最可爱的姑娘（此处出现的姑娘名叫斯维蒂，原文为Sweetie，由sweet（甜美，可爱）一词转化而来。），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就足不出户，现在在这冷飕飕的十月早晨不穿外衣走出这么远，要做什么呢？汽车后视镜中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出了那辆正从南边乡间驶来的红色小卡车。驾车的司机大概是阿伦·普
耽搁这么长时间，就在旁边那条街上，大概八十米，一百米。如果我们去迟了，医生会离开诊所，他想。他未能避免一个习惯性动作，抬起左手手腕，垂下眼睛要看看几点钟。他紧紧咬住嘴唇，仿佛一阵突然的疼痛刺穿全身，还要感谢命运，那个时刻没有邻居出现，否则，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泪如泉涌。一辆汽车在街上停下，终于来了，他想，但随即对发动机的声音感到奇怪，这是柴油机，是出租车，他自言自语地说，又按了一下电灯按钮。妻子回来了，慌里慌张，十分焦急，你那个保护神，那个好心人，把我们的车开走了；不会，大概你没有好好找；我当然好好找了，我看得很清楚，这最后几个字是无意间说出来的，你不是说汽车在旁边那条街上吗，她又补充道，那里没有，说不定在另一条街上；不会，不会，就在那条街，我敢肯定；那就是车不见了；那么，钥匙呢；他利用你晕头转向心急如焚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偷走了；我连家都没敢让他进，要是他留在家里陪着我等你回来，就偷不了汽车了；走吧，出租车等着呢，我跟你赌咒，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不要说得这么大声；让人们把他的所有东西都偷光；也许他会回来；啊，对，明天来敲我们的门，说他一时粗心，请求原谅，还问你是不是好些了。在去诊所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她尽量从头脑中驱走汽车被盗的阴影，温情脉脉地紧紧攥着丈夫的手，而他则低着头，不让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睛，心里不住地问自己，怎么这样大的灾难竟然落到我头上，落到我头上，这是为什么呢。耳边传来街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两个人高声说话；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睡着了，而外界的声响仍能慢慢穿透像白色床单一样裹着我们潜意识的帘幔。像一条白色床单。他摇摇头，叹息一声，妻子轻轻摸摸他的脸，好像在说，放心，我在你身边。他把头歪到妻子肩上，并不在意司机会怎么想，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就不能开车带我们来了，他像个孩子似的想，而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还暗自庆幸自己在绝望中仍能进行逻辑推理。被妻子小心搀扶着走下出租车的时候，他看上去还算镇静，但到了将获知自己命运的诊所门口，他就像那些毫无指望的人一样，一边摇着头，一边用颤抖的声音悄悄问妻子，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妻子告诉女接待员，她是半个小时前为丈夫打来电话的那个人，女接待员把他们带到病人候诊的一个小厅里。那里已有一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一个大概是由他母亲陪着的斜眼小男孩，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姑娘，另外两个人没有什么突出特点，不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盲人，盲人是不去看眼科医生的。妻子把丈夫领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前坐下，由于没有椅子了，她就站在丈夫旁边，我们得等一等，她伏在丈夫耳边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已经听见那些人说话，现在令他焦急的是另一件事，他担心医生为他检查得越晚，他的失明程度会越深，可能会因此无药可救。他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正要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妻子，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女接待员说，你们两位请来一下，然后又转向其他病人道，医生先生有吩咐，这位先生病情紧急。斜眼小男孩的母亲表示不满，说权利就是权利，还说她排在头一个，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病人低声对她表示支持，但他们，包括斜眼小男孩的母亲本人在内，都认为继续表示抗议的做法不够慎重，要是惹得医生不高兴，他们就不得不因为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付出代价，再等更长的时间，这是极有可能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宽宏大量，让他去吧，太可怜了，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病得厉害。盲人没有听见他的话，两个人正走进医生的诊室，妻子说，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善心，我的丈夫；说到这里停住了，实际上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丈夫瞎了，他们的汽车被人偷走了。医生说，请坐，并亲自扶患者坐下，摸摸他的手，直接对他说，好，讲讲你的情况吧。盲人说，当时他正在汽车里等着红灯，突然间就看不见了，一些人过去帮助他，一位老太太，从声音听出来大概是位老太太，说可能是神经方面出了毛病，后来一个男人陪他回了家，因为他一个人回不去；医生先生，我看到一切都是白的。他没有提汽车被盗的事。医生问他，您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经历过和现在相同或相似的事吗；医生先生，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您对我说是突然间发生的；医生先生，是这样的；像灯光灭了一样吗；更像灯光亮了。最近您曾感到视力有什么变化吗；医生先生，没有；现在或者过去您家中有失明的病例吗；我认识的和听说过的亲戚中一个也没有；您有糖尿病吗；医生先生，没有；高血压和颅脑病呢；颅脑病我不懂，只知道没有得过其他病，公司给我们做过体检；头部受过猛烈撞击吗，我是指今天和昨天；医生先生，没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好，我们来检查检查眼睛。仿佛为了协助检查，盲人马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医生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坐在一台设备后面，有想象力的人会把它看作一种新型的忏悔室，只不过眼睛代替了话语，忏悔神甫直接看进悔罪者的灵魂。把下巴放在这里，医生说，一直睁着眼睛，不要动。妻子走到丈夫旁边，把手放到他肩上说，你马上会知道，一切都将解决。医生上下调整着他那边的目镜系统，转动极细的螺旋状调节钮，然后开始检查。角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巩膜没有任何异常，虹膜没有任何异常，视网膜没有任何异常，水晶体没有任何异常，黄斑没有任何异常，视神经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部位发现异常。医生离开仪器，揉揉眼睛，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又从头开始检查，第二遍检查完的时候，他脸上浮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我没有发现任何损伤，您的眼睛完全正常。妻子高兴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喊道，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一切都会解决。盲人没有理会妻子的话，问道，医生先生，我的下巴可以挪开了吗；当然，对不起；如果我的眼睛像您说的那样完全正常，那么我为什么瞎了呢；我暂时还说不清，必须做更细致的检查，分析，回声试验，脑电图；您认为与大脑有关系吗；有这种可能，但我不太相信；可是，医生先生您说没有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毛病；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先生确实失明了，那么您的失明症现在还无法解释；您怀疑我假装失明吗；这怎么可能呢，问题在于这种病例的罕见性，就我本人来说，在整个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甚至敢断言，在整个眼科医学史上也是如此，您认为我还能治好吗；原则上说，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类型的先天性恶变，所以我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可是，看起来并非如此；只是出于谨慎，我不想让您产生以后被证明为没有根据的希望；我明白；这就好；我应当进行什么治疗，服什么药吗；目前我不会开任何药，如果开的话也是瞎开；瞎开，这个词用得恰当，盲人评论说。医生装作没有听见，离开检查时坐的转椅，站着在处方单上写下了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把单子递给盲人的妻子，太太，请拿着，检查结果出来后请和您丈夫再来一趟，如果他的病情有什么变化请打电话告诉我；医生先生，诊费呢；付给女接待员。医生把他们送到门口，吞吞吐吐地说了句要有信心之类的话，会好的，会好的，没有必要失望；之后他走到诊室旁的小卫生间，对着镜子站了整整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返回诊室，叫了声女接待员，让下一个病人进来。那天夜里，盲人梦见自己失明了。后来偷汽车的那个人挺身而出主动帮助盲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邪恶的企图，恰恰相反，他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慷慨和利他，众所周知，慷慨和利他是人类最优秀的两个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们身上也能找到，与他们相比，这个小小偷车贼在此种行当上没有任何长进的希望，只能受真正大权在握的头目们的剥削，那些人才算得上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之辈。说到底，为了日后施窃而帮助一个盲人和因为觊觎遗产而照顾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到了盲人家附近他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种念头，可以说，这就好比他只因为看到卖彩票的人才买了一张彩票，当时并没有动心，仅仅是买了张彩票，看看里边有什么，至于反复无常的运气能给他带来点什么或者什么也带不来，他事先都准备泰然处之，还有些人会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人格的条件反射。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怀疑论者人数众多并且非常固执，他们一直认为，如果环境未必能造就窃贼，那么同样不容否认，环境在这方面助力不小。至于我们，让我们这样来想一想，假设盲人接受了后来成为虚伪慈善家的人第二次提出的建议，在最后时刻伪善之人的善心还可能占上风，我们这里指的是他主动向盲人提出在其妻子回来以前陪伴他，那么，谁知道这样给予的信任带来的道德责任感能不能阻止他的犯罪企图，能不能让那些甚至在最堕落的灵魂中也能找到的光辉和崇高在他身上显现呢。或许我们能从一直谆谆教诲我们的古语中得出个庸常的结论，盲人在暗自庆幸的时候却碰断了鼻子。被众多自私的人背弃，被更多人抵制的道德感其实古已有之，今天依然存在，并非灵魂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新生代哲学家们的发明。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基因的置换，我们最后把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仿佛这还不够，我们还把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结果它往往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在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因做了某件坏事而产生的内疚常常与各种古已有之的恐惧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是他们受到的惩罚无形中比应得的增加了一倍。而在这一案件中，人们无从知道，偷车贼在开动汽车时受到了哪些恐惧和哪部分道德感的煎熬。一个人手握方向盘的时候失明了，从挡风玻璃往外看的瞬间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毫无疑问，另一个人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握着同一个方向盘开车绝不会心安理得，无须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知道，他的思绪必将唤醒惊恐那条肮脏的爬虫，那不，爬虫正在抬起头来。但是，内疚也是道德感的一种加重了的表述方法，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我们想用暗示性词语来描述，可以称之为有牙齿能咬人的道德感，现在这种道德感正把盲人关门时无依无靠的形象展现在他眼前，不用了，不用了，可怜的人说，从此以后，没有别人的帮助，他将寸步难行。偷车贼加倍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不让如此可怕的思绪占据整个头脑，他很清楚，不能让自己有丝毫分心，不能让自己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警察就在那里巡视，只要他们当中某个人命令他停车，出示驾驶证，他就会被投入监狱，受铁窗之苦。他谨慎小心地遵守交通信号，绝对不闯红灯，见黄灯也不敢启动，耐心地等待绿灯出现。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开始着了魔似的关注信号灯的变化，于是改为调整车速，尽量总是遇上绿灯，虽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不得不提高车速，或者相反，降低车速，惹得后面的司机们大为光火。终于，他紧张到了极点，晕头转向，不得不把汽车开进一条岔路，他知道那里没有信号灯，他毕竟是个技术高超的司机，几乎不用看就把车停好了。现在，他感觉自己处于神经病发作的边缘，确实是这样想过的，用词也完全相同，我要得神经病了。汽车里越来越憋闷，他把两边的玻璃都摇下来，但是，外面的空气即使还在流动也没能让车里清爽一些。我该怎么办，他问道。本应把车开到城外一个村庄的车库里去的，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如果被那边的一个警察抓住，或者酿成一场车祸，那就更糟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他想到，最好是从车里走出去，在外面待一会儿，让头脑清醒清醒，也许能清除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家伙失明并不说明我也会得同样的病，这不是会传染的感冒，围着街区转一圈就好了。他下了车，用不着锁车门，马上就回来，于是他离开了。还没有走到三十步，他就看不见了。在诊所里，最后一个就诊的是脾气好的老头，就是那个替突然失明的可怜虫说了些好话的老人。他来诊所只是为仅剩的那只眼睛预约白内障手术的日期，黑色眼罩遮住的另一只眼睛是空的，所以与失明症无关；这种病是随年龄来的，不久前医生对他说，等白内障成熟了就摘下来，然后他就能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走后，女接待员说候诊室里没有患者了，医生拿起突然失明的那个人的病历，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思考了几分钟，最后拨通电话，与一位同事进行了如下的交谈。你知道吗，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稀奇的病例，一个男人顷刻间完全失明，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见的损伤和先天性恶变的迹象，他说眼前都是白的，一种浓浓的乳白色附在眼睛上，我正在尽量清楚地表达他对病情的描述，对，当然是主观的，不，那人还年轻，三十八岁，你读过或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吗，我也认为是这样，现在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为了争取时间，我让他去做一些化验，好，这几天我们一起给他检查一下，晚饭后我再翻翻书，查查文献，也许能找到线索，对，我明白，无辨觉能力，即心理失明，可能是，但可能是头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病例，因为，毫无疑问，那个人失明了，而无辨觉能力，这我们知道，是缺乏认出所看到东西的能力，是啊，我也想到过全盲的可能性，但你该记得我开头给你说的，白色失明，与全盲恰恰相反，全盲即黑蒙，是完全的黑暗，除非存在一种白色黑蒙，姑且这么说，白的黑色，对，我知道，从来没有见过，我同意，明天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两个人愿意为他检查。打完电话，医生斜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之后他脱下白大褂，动作疲惫而缓慢。他到卫生间洗手，但这一次没有对着镜子寓意艰深地问一声，那是什么。他已经恢复了科学精神，确实，无辨觉能力和全盲或黑蒙在书上都有准确的定义和界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异种或者变异，如果这里用词得当，好像出现异种或变异的这一天已经来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对，就这样，也只能这样，就像一位迟到的病人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这位眼科医生喜欢文学，善于引用适当的典故。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妻子说，今天我在诊所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例，可能是心理失明或者黑蒙的变异，但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黑蒙和另一种都是什么病呀，妻子问道。医生以稍有医疗知识的人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了几句，满足了妻子的好奇心，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些专业书籍和文章，有些是从前他在学院读书时候的，有些是最近的，还有几本出版物是最新的，还没来得及阅读。他先查找目录，接着按部就班地阅读查到的关于无辨觉能力和全盲的一切资料，读得越多越是不安，他觉得自己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学科，闯入了神经外科那个神秘的领域，对于这一领域他仅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夜深了，他推开正在查阅的书籍，揉揉疲劳的眼睛，斜躺在椅子上。这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一条一条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如果是无辨觉能力，患者现在会看到他原先一直看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视觉敏锐程度不会有任何降低，只不过大脑失去了认出椅子是一把椅子的能力，或者说，大脑仍然能对视神经传递过来的光源刺激作出正确的反应，换种外行人也能明白的说法，大脑不再认识它曾经认识的东西，更别说将它表述出来了。至于全盲或者黑蒙，则没有什么疑难之处。如果患的确实是这种病，那么患者眼前看到的应该是漆黑一片，人们知道，这里保留了看这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
个动词，说患者看到的是绝对的黑暗。那位盲人斩钉截铁地说，这里仍然保留同样的动词，他看到的是一片浓浓的白色，仿佛睁着眼睛沉入了牛奶海中。一种白色的黑蒙，这不仅在词源学上自相矛盾，而且在神经学上也不可能，因为一旦大脑不能辨别现实中的形象形状和颜色，同样也就不可能给正常视力在同一个现实中看到的形象形状和颜色蒙上一层白色，绵密的白色，仿佛一幅没有色调的白色图画，不论要精确地定义正常视力有多么困难。医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陷入了一个看来无路可走的死胡同，他沮丧地摇摇头，环顾一下四周。妻子已经离开了，他恍恍惚惚记得她曾来到身边，待了一会儿，轻轻吻了吻他的头发，我去睡觉了，她大概这样说了一句，现在屋里寂静无声，书还散乱地摆在桌子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这时他突然感到害怕，仿佛自己马上就要失明，而且事先已经知道。他屏住呼吸，等了一会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事情是在一分钟以后发生的，当时他正把书籍收到一起，准备往书架上放。他先是发现看不见自己的手，接着就知道自己失明了。戴墨镜的姑娘患的病不严重，不过是轻度的结膜炎，用点医生开的局部外用药几天就可治愈。您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只有睡觉的时候才能摘眼镜，医生对她说。这句风趣的话已经说了多年，甚至可以设想眼科医生们说了一代又一代，但每次都有效果，医生笑着说，病人笑着听，这一次更没有白说，因为姑娘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并且知道怎样展示它们。出于天生的厌世或者对生活过度的绝望，任何了解这个女人生活细节的平庸的怀疑论者都会转弯抹角地说，她美丽的微笑不过是她所操职业的花招而已，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指控，因为它，这里指的是她的微笑，在不久以前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已然如此，当然小女孩这个词已经过时，那时候她的未来还是个谜，而试图解开这个谜的好奇心尚未降生。好，简而言之，人们也许会把这个女人划入所谓妓女的类别，但是，考虑到这里描写的时代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不论是夜间的还是白天的，不论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社会关系，其复杂性要求人们避免仓促决断的倾向，可惜，由于过分自负，我们也许永远不能摆脱这个毛病。尽管人人知道由天后朱诺而得名的婚神星里云雾缭绕，但把这位希腊女神与大气中飘浮的水滴组成的大块云团混为一谈就不对了。无疑，这个女人会为了得到钱而与别人上床，这可能使人不过多思考便把她划入事实上的娼妓之列，但是，如果可以肯定她与愿意跟她上床的人上床时也是愿意的，那么就不该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事实上的差别会让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她排除在那个行业之外，当然这里把那个行业视为一个整体。她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职业，也像正常人一样，利用剩余的时间使肉体得到某些欢乐，使需要得到满足，包括一般需要和特殊需要。如果人们不想简单地给她下个定义，那么最后会说，就广义而言，她在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并且从中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欢娱。离开诊所时天已经黑了。她没有摘下眼镜，街上的灯光照得她不舒服，尤其是霓虹灯。她走进一家药店买医生给她开的处方药，接待她的药店伙计说有些人的眼睛不应当用暗色玻璃遮住，她装作没有听见，这些话本不该说，况且是出自一个药店伙计之口，请想一想，他怎能反对一个姑娘的信条呢，墨镜赋予她的醉人的神秘感足以引起身旁经过的男人们的兴趣，若不是今天有人在等她，她也许会对他们的兴趣投以回报，但现在，她有种种理由希望从幽会中得到好处，物质方面的满足和其他方面的满足。和她相会的男人是老相识，对于她事先说不能摘下眼镜并不在意，其实医生并没有给出这种建议，但那男人甚至觉得这样蛮有趣，标新立异。姑娘在药店门口叫住了一辆出租车，说了个酒店的名字。斜靠在出租车座位上，她已经开始品味，不知道这个词用得是否贴切，已经开始品味性爱的种种感受，从头一次嘴唇贴着嘴唇，到头一次抚摸私处，再到性高潮的一次次爆发，她像被钉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旋转火柱上一样，最后精疲力竭，心满意足。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如果男伴能够在时间和技术上完全履行义务，那么戴墨镜的姑娘一定会提前双倍报答以后收取的东西。想到这儿的时候，无疑是因为刚刚付了一笔诊费，她暗暗问自己，往常面带笑容地称为公平交换的价格从今天起提高，是否是个好机会呢。她让出租车在一个街区前停下，自己融入往同一个方向去的人群之中，好像是被那些人拥着往前走，无名无姓，无罪恶感，也无羞耻心。她神态自若地进了酒店，穿过前厅，来到酒吧间。提前到了几分钟，应当等到事先约好的准确时间。她要了一杯清凉饮料，不动声色地喝完，眼睛不看任何人，她不想被误认为一个猎取男人的庸俗女人。过了一会儿，她像个在博物馆转了整整一下午要上楼回房间休息的游客一样朝电梯走去。还有谁不知道呢，美德在通往完美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困难，而罪孽和恶习很受好运垂青，于是她刚刚走到，电梯的门就开了。里边出来两位客人，是一对老年夫妇，她进了电梯，按下三楼的按钮，三一二号房间在等着她，是这个房间，她轻轻敲了敲门，十分钟后她已经一丝不挂，十五分钟时开始呻吟，十八分钟时毫不掩饰地低声说着做爱说的话，二十分钟时开始失去理智，二十一分钟时感到快活得浑身酥软，二十二分钟时喊了起来，现在，现在，等到重新清醒过来时，她筋疲力尽心满意足地说，现在我眼前还一片白呢。3至于偷车贼，是一个警察把他送回家的。这位谨慎严肃并且富有同情心的权力的代表人根本不会想到，他送的是个冷酷无情的违法分子，他之所以拉着此人的胳膊，而不是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为阻止其逃跑，只是因为怕那可怜的人绊倒和跌跤。作为报应，我们不难想象偷车贼的妻子把门打开时吓成了什么样，眼前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揪着一个在她看来失魂落魄的犯人，从犯人脸上那悲伤的表情来看，他遇到了比被捕更可怕的事情。在这一刹那，妻子首先想到丈夫在犯罪现场被抓，警察到家里来搜查；不论看来多么有悖情理，这个念头倒使她大大放下心来，因为她想到丈夫只偷汽车，而汽车这么大的物件是不能藏在床底下的。她的疑惑没有持续多久，警察说，这位先生双目失明了，您来照顾他吧；警察只是陪丈夫回家的，妻子本该松一口气，但是，当泪流满面的丈夫扑到她的怀里，说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话的时候，她才明白遭到了灭顶之灾。戴墨镜的姑娘也是被一名警察送回她父母家里的。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她说自己瞎了，赤裸着身子在酒店里大喊大叫，其他客人惊慌失措，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企图逃走，手忙脚乱地穿着裤子，显然，这种场面的讽刺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失明带来的悲剧色彩。失明的姑娘羞得无地自容，毕竟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不论那些虚伪的卫道者们对她从事的有偿性爱怎样嘀嘀咕咕，说三道四。在撕心裂肺的喊叫之后，她明白了失明不是刚才的快感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所以当胡乱穿上衣服，被连推带搡地带出酒店的时候，她不敢再继续哭闹了。警察问了她的住址之后，以不仅粗鲁而且带有讥讽的口气问她是不是有钱付出租车车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会付，他说；请注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这姑娘属于不为其不道德的赢利纳税的那类人。她点点头，但是，因为已经失明，她以为警察可能没有看到她的动作，就小声说，有，我有钱，接着又自言自语，还不如没有呢；我们一定会觉得这句话出乎意料，但是，只要注意到人类思想的盘绕曲折，在其中没有捷径可走，那么就不难理解这句话了，她想说的是，她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行为和不道德举止受到了惩罚，这就是后果。她曾对母亲说不回家吃晚饭，而现在却要准时到家，比父亲还早。眼科医生的遭遇却不相同，这不仅由于他患上失明症时正在家里，而且也因为，作为医生，他不会像那些只有在疼痛时才意识到自己身体的人一样束手就擒，惊慌失措，歇斯底里。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内心痛苦不堪，要面临难熬的一夜，他还能想起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写的那句话，在诸多诗篇中，它以描写死亡和痛苦著称。一位医生本身胜过好几个男子，对这句话我们不该单单从数量上理解，应该主要从质量上理解，这一点不久就会得到证明。他表现出足够的勇气，躺到床上，没有叫醒妻子，甚至妻子在半睡眠中嘟囔了句什么，在床上向他身边挪近些时也没有叫醒她。他整小时整小时地醒着，即便偶尔睡一会儿也纯粹是因为筋疲力尽。他的职业是为别人治疗眼病，所以他希望夜晚不要结束，免得自己被迫说，我失明了。但同时他又希望白天的光线快些到来，想到的正是这些话，白天的光线，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实际上，一位失明的眼科医生不会有多少作为，但他有义务通知卫生局，告诉他们这可能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这大概是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失明症，种种迹象表明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从他知道的病例来看，病前没有炎症感染或病变之类的症状，他从接待的第一个失明症患者身上发现了这一点，他本人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轻度近视，轻度屈光不正，一切都是轻度的，因此决定不用戴眼镜来矫正。眼睛看不见了，完全失明，而实际上它们状态完好，没有任何原有的或者最近的，先天的或者后天的损伤。他回忆起为前来就诊的那位患者所做的详细检查，检眼镜能看到的眼睛的各个部位都很正常，没有任何病变迹象，那人说他三十八岁，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年龄，这种情况着实罕见。那个人不该失明，他想，此时却忘了他本人也已经失明，可见人能够达到怎样忘我的境界。这种事不只现在才有，我们记得荷马曾经说过，不过他的用词似乎有所不同罢了。妻子起床的时候他假装还在睡觉，他感到她吻了一下他的前额，非常轻地吻了一下，仿佛以为他还在沉睡，不想惊醒他，也许妻子在想，真可怜，为了研究那个盲人的奇怪病症睡得太晚了。卧室里只剩下医生独自一人，他觉得好像有一团浓密的云渐渐地把他捆住，压迫他的胸膛，钻进他的鼻孔，让他的五脏六腑全部失明，这时他忍不住发出一声短短的叹息，两滴眼泪流了出来，是白色的眼泪，他想，白色眼泪浸湿了眼眶，溢出来顺着太阳穴往下流，两边脸颊各有一滴，这时候他理解了他的病人们的恐惧，医生先生，我觉得快要瞎了。家里轻轻的响动传进卧室，妻子很快就会进来看看他是不是还在睡觉，是去医院的时候了。他小心翼翼地起了床，摸索着找到睡袍，穿在身上，走进洗漱间，小便之后转过身，面对着他知道挂着镜子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也没有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他只是伸出双手，摸到玻璃，他知道自己的影像正在里面望着他，他的影像看得见他，而他却看不见自己的影像。他听见妻子进了卧室，啊，你已经起来了，她说；他回答说，起来了。接着，他感觉妻子来到了身边，你好，亲爱的，结婚多年，两个人还这样亲切地问候。这时，他们像是在演一出戏，妻子的话在给他提示台词，于是他说，我觉得不会太好，眼睛里有个什么东西。妻子只注意到了后半句，于是对丈夫说，我来给你看看。她仔细察看了丈夫的眼睛之后说，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句话显然角色颠倒了，不是她的台词，而应当由丈夫说，丈夫的确说了，但比妻子说得更简单，我看不见，接着又补充一句，估计我被昨天那个病人传染了。由于长时间耳濡目染，医生的妻子们往往也对医学略知一二，而这位妻子在一切事情上都跟丈夫如影随形。她凭借学到的知识足以知道失明症不像时疫那样传染蔓延，一个不瞎的人不会因为仅仅看了一个瞎子一眼就染上失明症，失明症是人自身和与生俱来的眼睛之间的私密问题，与别人无关。无论如何，一位医生有义务知道他说的话的含义，正是因此他才会去读医学院，而这位医生不仅宣称自己患了失明症，而且公开承认是被传染上的，那么，这位妻子，不管她如何熟知病理，又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呢。因此，人们可以理解，面对不可否认的证据，这位可怜的太太和任何普通人的妻子一样，这样的妻子我们已经认识两位了，她们搂住丈夫，自然而然地表示出心中的焦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她哭哭啼啼地问；通知卫生局，通知卫生部，十万火急，如果确实是时疫，必须采取措施；可是，失明症时疫，这种事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妻子说，心中还抓住最后一线希望不放；人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无缘无故失明的，而到此刻为止至少已经有两个了。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完，医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近乎粗暴地把妻子推开，自己后退了一步，离开，不要靠近我，我会传染你，接着又用双拳敲着脑袋说，愚蠢，愚蠢，白痴医生，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一整夜和你在一起，本该留在书房里，关上门；尽管如此，妻子还是说，请你不要这样说，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走吧，跟我来，我去给你做早点；放开我，放开我；我就是不放开，妻子大声喊，你想怎么样，你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摸索着找电话，碰翻家具，就是找到电话簿也看不见需要的号码，而我却要钻到防传染的玻璃罩里静静地看你的笑话吗。她用力抓住丈夫的胳膊说，走吧，亲爱的。医生刚刚吃完妻子执意给他准备的咖啡和烤面包片，我们可以想象他吃到嘴里是什么滋味，时间还早，他要通知的人还没有上班。理智和效率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告诉卫生部的高级负责人，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仅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报告，不足以说服电话那头的公务人员，况且还是在他一再恳求之后女接线员才接通电话的。那人说在向顶头上司报告之前先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显然，任何有责任感的医生都不肯向头一个接待他的下层官员宣布出现了失明症时疫，若果真如此，会立即引起恐慌。官员在电话中说，阁下自称是医生，如果阁下非让我相信这一点，那好吧，我相信，但我要听上司的命令，要么你说清楚是怎么回事，要么我不予报告；是秘密问题；秘密问题不能通过电话处理，你最好亲自来这里一趟；我无法出门；这么说你病了；对，我病了，医生稍稍犹豫了一下说；既然如此，你应当去请一位医生，一位真正的医生，对方反驳说，他显然对自己的幽默感扬扬自得，把电话挂断了。这傲慢无理的态度无异于打在医生脸上的一记耳光。几分钟之后他才平静下来，向妻子讲述受到的粗暴对待。又过了一会儿，他仿佛刚刚发现早就应当知道的什么事一样，凄然地小声说，我们都是这样的混合物，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他正要犹疑地问，现在怎么办呢，却突然间明白了，这样做一直是在浪费时间，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有关部门，唯一可靠的办法是与他所属医院的医疗部主任谈一谈，医生对医生，中间不隔着官僚体制，应该由主任负责让那个该死的官方齿轮运转起来。妻子记得医院的电话号码，接通了电话。医生通报了姓名，之后很快就说，很好，谢谢你，显然女接线员刚才问他，医生先生，你今天好吗。我们在不想告诉对方不好的时候就这样说，我们会说，很好，即便我们正在走向死亡，这被俗称为把肠子当作心脏，这种颠倒内脏的现象只有在人类中间才能看到。主任来接电话了，有什么事吗，医生问他是不是独自一人，旁边有没有人能听见，对女接线员倒不用担心，她顾不上听关于眼科问题的谈话，她只对妇科感兴趣。医生的讲述简短而又全面，完全是医学学术报告式的干巴巴的风格，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鉴于这特殊的形势，
康熙晚年的弊政，承上启下，为乾隆盛世准备了条件。应当说，雍正在位十三年，政绩卓然，但就在他政绩初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了。四、众说纷纭的死因胤禛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由于书不载原因，于是雍正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吕四娘谋刺说稗官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被吕四娘谋刺身亡的记载。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充军，只有吕四娘携母及一仆人逃出。吕四娘隐姓埋名，潜藏民间，拜师习武，技艺高超，后来飞入深宫，把雍正脑袋砍了。2.丹药中毒说雍正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他还曾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态度，使人们认为这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炼制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思候）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药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椎教授也认为雍正是“丹药中毒而亡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实属推论，未可成为定献。”关于雍正帝的死因，还有被宫女缢死说、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说和中风而死说等。总之，众说纷纭，但都缺乏直接证据。或许，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点评】雍正帝的一生，留给人们许多话题。继位之谜、死因之谜，一直扑朔迷离，但对于历史而言，还是他的改革为后世所称道。他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使清王朝能够继续向前推进，为乾隆繁盛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第七章清初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又对任何反清思想和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从康熙到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七八十起。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指责满洲的文句，被人告发。这时庄廷龙已死去。清政府知道了，竟下令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防的也有几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态度，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人，有二百多人。对于这些完全由写文章引起的案件，当时人们就叫它“文字狱”。康熙之后，继位的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出现得更多也更严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件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康熙时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开设私塾教书，有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他坚决地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头当了和尚，官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写的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书写成后，没有向外流传，吕留良就死了。后来有个湖南人曾静，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的下落。张熙到了浙江，不但打听到了吕留良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和他们见了面。他们几个人议论起清朝的统治，心中都十分愤慨。随后秘密商量，如何推翻满清的统治，他们认为，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能够继承岳飞的遗志来推翻清朝，于是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麒。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麒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还想让他因一个“岳”字拍案而起，反叛清朝，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麒是个清朝的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岳钟麒接见张熙，拆看了来信，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了？”岳钟麒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乃是岳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的祖先是金人，岳飞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和兵力，正是替岳武王报仇的好机会。”岳钟麒听了，虚假地应付说：“听了你的话，十分感动，我决心起兵反清，希望你帮我出出主意。”于是张熙把教师曾静交代的话都如实抖了出来，岳钟麒获得张熙提供的情况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事，报告给了雍正帝，随后把张熙也抓了起来。雍正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到北京，命刑部严刑审问，最后查出了曾静还跟吕留良一家有密切来往，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由于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下令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学生全部抓起来，判了刑，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像这样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是不多的，其中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杀身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无端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自己的性命也白白地送掉了。再如雍正四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雍正不仅用血腥的屠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而且还亲自著书来驳斥反对者。吕留良在他的书中强调孔子的思想精义是“尊王攘夷”，主张严“华夷”之别，雍正撰辑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将它颁行天下，他在书中则强调“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自己虽是满族人，却和舜、文王一样，可以完全合法做中国的皇帝。陆生楠作《封建论》，反对清朝的统一和专制统治，企图恢复三代的“封建”，雍正则作《驳封建论》，说：“中国之统一始于秦，塞外之统一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雍正的这番话，带有明显的委屈情绪，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外族，而且也泛指中原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雍正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都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准出现“虏”、“胡”之类的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经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头了。【点评】清初文字狱是清廷为了维护满洲皇帝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最后陷入了相同的意识沼泽。在后来的盲目排外中表现出来，而在行动上则是非人道而丑恶的。专制文化的双刃剑最后总有一面要政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清初文字狱给历史的教训。第八章乾隆盛世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隆帝，名弘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他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一、出生地之谜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不明的只有两位：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二是乾隆帝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满清，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因此，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乾隆不一样，他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于是人们认为这里面必定有蹊跷。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反复说明他生于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初七，乾隆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但是，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后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家去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游玩，写下了《扈跸秋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乾隆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哀。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是当时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帝到底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如果是普通百姓，他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有影响，但对民族、国家来说并没有意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他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关系密切，人们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是“出生名门”还是“出身卑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人，则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二、亲生母亲之谜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有很多种：第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来常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第二种传说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承德地方的一个女子，十三岁到京师，恰巧大选入宫，由于她体端颀秀中选，后被分到雍亲王府，雍亲王生病时，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也怀孕生下了乾隆。第三种传说是热河汉人宫女李桂氏。说是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下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了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由于李氏“出生卑贱”，康熙便命钮祜禄氏收养了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转为钮祜禄氏。虽然以上传说并不可靠，但乾隆的生母的确存在文献与档案上的疑点，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四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懿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同一件事，《清太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二月甲子记载：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尔部察例具奏。这两份记载上的差异，也叫人们生疑。雍正档案和雍正实录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的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不能圆满地解决。不仅如此，连乾隆的皇后和皇妃，也有许多可以称为“疑案”的事情。三、乾隆后宫之谜乾隆的后宫，有名分的：三后、五皇贵妃、五贵妃、七妃、六嫔、三贵人等共二十九人，这里仅就两后之死和香妃的事说一说。1.第一皇后富察氏之死雍正五年（1727），富察氏被册封为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这年乾隆十七岁，富察氏十五岁。乾隆二年（1737）嫡福晋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皇后富察氏，性贤淑，尚节俭，不奢华，孝顺太后，敬爱乾隆。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皇后富察氏随乾隆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却在返京途中死在德州的船上，时年三十七岁。关于富察氏之死，野史记载：三月十一日夜，乾隆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船中宴饮淫乐，皇后激切进谏，遭到乾隆的辱骂，因羞愤投水而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傅恒夫人（即皇后弟妹）在皇后千秋节时来祝寿，酒后乾隆与傅恒夫人私通，被皇后发觉，于是同乾隆产生芥蒂，于是有了乾隆十三年出巡，皇后陪同，死在船上的事。进而，又产生了傅恒之子福康安的身世之谜，人们怀疑福康安为乾隆同傅恒夫人所生。台湾著名历史派小说作家高阳认为，福康安的际遇之隆，清三百年，无与伦比，但却并未被招作额附（而他的两兄弟皆为额附）。因此，“其中缘故，反足深思”。2.第二皇后乌拉那拉氏之死乾隆做皇子时，乌拉那拉氏被册封为侧福晋。富察氏死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再被册封为皇后。乾隆三十年（1765）初，乌拉那拉氏陪太后和乾隆第四次下江南，在途中，皇后过四十八岁生日，就出了问题。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说，乾隆在金陵秦淮河和在船中拥妓酣饮，色迷心醉，后被皇后发现，二人发生口角，从此皇后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乌拉那拉氏死于冷宫。这件事，清宫档案的记载是：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黄签盖上，皇后哪里去了？有人说她发了疯，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被先行遣回京师。清宫《谕档》记载：闰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派额附福隆安护从皇后乌拉那拉氏，由水路先行回家。那么，皇后为什么被遣送回家？《清史稿·后妃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乌拉那拉氏随皇上南巡，到杭州后，不顺从皇上的意旨，随后剪掉头发。乾隆更加不高兴，命令皇后先还京师。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甲子，皇后去世。当皇后的死讯传来时，乾隆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但他并没有停止打猎，只命令皇后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丧仪按皇贵妃标准，降了一个等级，令人叹惋。3.香妃之谜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美貌，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藏着刀，准备杀帝报仇。皇太
是对比莉·狄利亚而言，真正的战争不是关于婴儿的生命或新娘的名誉，而是关于不服从，当然，那指的是公马们在为谁能控制那些母马和马驹而厮咬。普立安牧师一方有《圣经》和历史，米斯纳一方则有《圣经》和未来。她揣摩，现在他正让这世界等着，直到理解他的角色。比莉·狄利亚把凝视的目光从米斯纳带着搜索神情的眼睛垂到新娘头上沉重的花饰，再到新郎的后颈上，当即想到她曾经喜爱过的一匹马。虽说新郎以他的名义保存着对一次赛马传奇的记忆，但是比莉的生活却因那次赛马受到伤害。鲁比初建时，K.D.所骑的那匹取胜的马“硬货”，属内森·杜波列斯所有。那次赛马过后几年，她会走路之前，内森先生曾把她举到“硬货”的光背上，她骑在马上的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那次起，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每逢他有差事进镇，他都要卸下马鞍，用手掌扶着她的腰，让她骑在马上绕着她家旁边的校园转圈。“扶这些孩子们骑马，”他总是这样说，“这片土地需要更多的女骑手。大家都叫着要汽车，最好还是早早扶他们的孩子骑马吧！‘硬货’从来不会坑人的！”就这样骑着，直到比莉·狄利亚长到了三岁——当然还是太小，用不着穿日常的内衣，而且没人注意或在意她的皮肤碰触有节奏地运动着的动物的大片毛皮时感觉有多好。在她拼着力气用脚踝夹着“硬货”，强忍着它脊背的摩擦时，大人们都乐呵呵的，因她的快活而高兴，还把内森先生叫作倒退的黑人，说他需要学会怎么开车换挡，以便按时赶达目的地。后来有一天，是个礼拜日，内森先生骑着“硬货”大步在街上慢跑。比莉·狄利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或骑到马了，她跑到马跟前，要求把她举上去。内森先生答应她办完公事就停下来一会儿。她还穿着礼拜服，就在她家院子里等着。当看到他绕开从教堂出来的人群骑马过来时，她从院子里跑到中央大街上，在举起双手等着被抱到“硬货”的背上之前，先把礼拜日的紧身短衬裤拽了下去。之后的事情就糟透了。她被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顿，那剂羞耻药她过了多年才明白过来。笑柄就此留了下来，而让她更没面子的，是教训她的人就是她母亲。突然之间，在那些盯着她看时感到很舒服的男孩们的眼睛里出现一股阴暗的光彩。突然之间，在女人们的眼睛里出现一种好奇的兴奋，男人们把目光转向别处。她母亲则是持久地监视。内森·杜波列斯再没有主动要她上马。“硬货”从此与她永世无缘，人们对那匹马的公开记忆都是K.D.骑着它赢得了比赛，而私下里它却是一个小女孩耻辱的容器。只有多薇·摩根太太和她姐姐索恩好心善待她——在街上拦住她，给她拉正辫子上的蝴蝶结，夸奖她在她们的菜圃中干活出色。有一次，多薇·摩根太太拦住比莉·狄利亚，想抹掉她原以为小姑娘玫瑰色嘴唇上涂着的化妆品时，满脸笑容，而且没说出一通可恨的教训话，甚至在发现她的手帕抹过之后仍然干干净净时，还道了歉。若不是有她们俩，还有安娜·弗拉德回来了，她的少女时代简直过不下去。倒不是安娜或者摩根家的两位太太让她感到了身为独生女的奇特落寞感——她们孩子不多或没有孩子，而大多数家庭自豪于有九个、十一个，甚至十五个孩子。因为阿涅特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哥哥，她们俩成为密友也就顺乎自然了。她知道人们把她看成疯丫头，一个从小对光屁股骑马不仅毫无疑虑而且还满心欢喜的丫头，她会在礼拜日当众扒下衬裤，为的就是寻求那份刺激。虽然是阿涅特在十四岁时就（和这个新郎）有了性关系，倒是比莉·狄利亚背上了包袱。她很快就注意到姑娘们眼睛里的警觉神色，因为她们的母亲告诫过她们不要和比莉·狄利亚沾边。实际上，她守身如玉。直到现在。由于她情不自禁地爱着一对兄弟，她的童贞没人相信还存在，也就像米斯纳牧师举着的十字架一样保持缄默了。这时牧师闭上了眼睛，下巴上的肌肉抖动了很长时间。他举着十字架，仿佛举着一把锤子，要竭力把牢，唯恐掉下来会砸到人。比莉·狄利亚巴望他能重新睁开眼睛，看好新郎，把十字架砸到他的头上。还是别啦。那会让新娘尴尬的，她好不容易赢得了这个损害过她少女名誉的丈夫。这个丈夫原先在和阿涅特有那事的前后，都曾向比莉·狄利亚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这个丈夫在阿涅特外出求学时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追求随便哪个不足五十岁的穿裙子的人。这个丈夫让他未来的新娘怀了孕却撇下她，他明知道未婚母亲（而不是要做父亲的人）得求她的教会原宥。比莉·狄利亚曾经听说过这种事，但在鲁比，怀孕的姑娘是能够结婚的，不用理会那男孩热切与否，因为他住得离她家很近。他还会在教堂或者他所去的任何地方遇到她。但这个新郎不是如此。这个新郎让新娘吃了四年苦，之所以同意和她成婚，只是因为被另一个女人踹下了床。那一脚踹得太重了，他都不能很快地来到祭坛跟前了。比莉还清楚地记得那踢人的女人到来的那天，穿的鞋早已设计好要踢这新郎的屁股了。比莉·狄利亚对那个怪模怪样的姑娘的痛恨是本能的，而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十月天和她母亲吵得不可开交之后不得不到女修道院借宿，那种痛恨也会是永久的。那天，她母亲像个男人似的打她。她先跑到安娜·弗拉德那儿。安娜正和一个送货人谈交易，要她在楼上等。比莉·狄利亚独自哭着，觉得过了足有好几个小时。她舔着开裂的嘴唇，揉着眼睛下面的青肿。在她窥见阿波罗的卡车时，就从后楼梯溜下去，趁他买苏打汽水的当儿钻进了车里。他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阿波罗提出把她带到他家，但又无颜对他父母解释她的情况，也受不了他那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任何一个的白眼。她要他带自己到女修道院外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她在女修道院那儿看到和学到的，改变了她的一生。同意给阿涅特做伴娘是她在鲁比肯做的最后一件动感情的事了。她在丹比找到了一份工作，买下了一辆车，也许会开车到圣路易去呢，只是拿她的双重爱恋无可奈何。不管嘴里嚼没嚼烟草，斯图亚特都不是个有耐性的人。因此，连他自己都奇怪怎么会看着米斯纳的举动而心平气和。他周围的教众早已嘀嘀咕咕，还交换着眼色，可斯图亚特自信不像他们那样沉不住气。尽管没有起镇定作用的烟草嚼在嘴里，他仍然目不旁视，沉默不语。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听老爹讲过他赶了六十五英里路把需要的物资运回黑文的经历。那是一九二○年。禁酒令如今已经从州范围内扩展到全国实行了。一种叫作支原体肺炎的疾病在黑文为祸，而老爹是为数不多还能走动的人中的一个。他独自去了。骑马去的。他在洛根县买到了需要的东西，把药品捆在外衣里面，把别的供应品绑在马上。他迷了路，日落之后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看不见，但是嗅到似乎在左边相当近的地方有一处篝火。随后，突然之间，他听到右边有呼喊声、音乐声和枪声。但他在那个方向没看见亮光。他身陷黑夜之中，两边又有看不见的陌生人，他必须决定到底是向有肉香的冒烟处骑去，还是奔音乐和枪声而去。或者哪儿也不去。篝火那边可能是取暖的强盗，而音乐可能意味着以施私刑取乐的人。他的马作出了决定，它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小跑着向篝火而去。老爹在那儿看到了三个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他们坐在藏于一个坑洞里的篝火旁边。他下了马，把帽子拿在手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了声“晚上好”。男人们对他表示欢迎后，听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便警告他千万别进城。他们说，妇女们在那儿用拳头打架，孩子们都喝醉了，男人们不争不吵只用火器说话，禁酒的法律根本没用。他们来是为了拯救一个家里人，在那儿已经喝了十二天了。他们已有一个人进去找他了。老爹问，那城叫什么名字？他们答说，普拉·桑格尔。城北边界处有个牌子：黑人免进。城南立着一个十字架。老爹和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天亮之前谢过他们就离开了——往回走找到了回家的路。斯图亚特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想到当时他父亲独自一人走在黑夜里，右面有枪，左面是陌生人，吓得嘴都闭不上了。可是大人放声大笑，想的是别的事。“‘黑人免进’在一头，十字架在另一头，中间是不受约束的魔鬼。”斯图亚特没有弄明白。魔鬼怎么可能待在十字架附近呢？这两个标志有什么关联呢？然而，从那时起，他曾经看到过十字架吊在妓女的乳沟中，军人的十字架绵延几英里，黑人院落中火上燃烧着十字架，（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施私刑的一种仪式。）职业杀手的上臂文着十字架。他还看见过一辆小汽车的后视镜上吊着一个十字架，满满一车的白人侮辱着鲁比的小姑娘。不管米斯纳牧师想的是什么，他是错的。一个十字架比一个支架强不到哪儿去。此时，斯图亚特用手指捋着胡子，注意到他的双胞胎兄弟正在倒换着双脚，随时准备抓住他前面的椅背，对米斯纳的行为加以制止。索恩坐在迪克身边，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气声，明白了她的错误有多严重。她刚要触碰丈夫的手臂，告诫他别站起来，这时米斯纳终于垂下了十字架，说出婚礼的开场白。迪克向后靠坐，清了清嗓子，但伤害已经造成了。他们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那时候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掏出一支枪对准了K.D.；那时候米努斯不得不插进去阻止斯图亚特和阿诺德之间的推推搡搡；那时候梅布尔没有给教会烘烤食品义卖会送糕点。由婚讯的宣布召来的祥和及好意如今全没了。她家的招待会将是引发问题的又一个由头，而最麻烦的是，索恩没有告诉别人，她已经铸下了邀请康妮和女修道院里的姑娘们来参加招待会的大错。由于误解了事先的警告，她就要主持鲁比前所未见的一次最大的混乱场面。她两个死去的儿子都靠在开尔文冷藏箱上，剥着西班牙花生的壳。“水池里是什么东西？”伊斯塔问她。她瞅了一眼，看见了羽毛——色彩鲜亮，但小得像鸡毛——在池子里堆成一堆。她觉得莫名其妙：她并没有宰杀任何禽类并拔毛，而且也不可能把羽毛扔在那儿啊。“我不知道。”她答道。“你得把它们收起来，妈妈。”斯考特告诉她，“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他们俩都笑起来，吱嘎吱嘎嚼着花生仁。她回过神来，想不出什么样的鸟是那样的颜色。当成双成对的兀鹰飞过镇子上空时，她想那是梦境的含义：无论如何，这段婚姻不会改善什么。现在她相信她的两个儿子想告诉她的是别的意思：她净想颜色了，其实要点在水池。“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她邀请的那些奇特的“羽族”不属于她家这栋宅子。当凯特·戈莱特利终于按下风琴的琴键，一对新人转过身来面对教众时，索恩哭了。部分原因是看到新娘和新郎强颜欢笑，部分原因是害怕怨恨，如今它已经漫步在去她家的路上了。人们早已注意到，摩根兄弟俩很少互相交换目光或说些什么。有人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彼此嫉妒；他们只是看起来观点一致，内心深处其实相互怨恨，这在小事情上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在对汽车的看法上：一个极力推崇雪佛兰，另一个则顽固捍卫奥兹莫比尔。其实，兄弟俩几乎在每件事上都看法一致，而且不用交谈，永远都有默契。一方就像熟悉另一方的面孔似的熟悉他的想法，只是偶尔才需要用眼神加以肯定。此时，他们站在迪克家中的不同房间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所幸，米斯纳迟到了，米努斯很清醒，普立安得意扬扬，而杰夫则让斯维蒂占住了。梅布尔出席婚礼之后，让她的儿媳去参加招待会。新婚夫妇中规中矩——适当地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失礼仪。加里牧师——稳重又快活——是让一切顺利进行的最佳保证。他和他太太莉莉的二重唱是一绝，如果他们能让音乐开始……斯图亚特打开钢琴盖，而迪克则在客人中穿行。他走过普立安牧师身边时，对斯维蒂和杰夫点头微笑，还在普立安肩头拍了一下让他放心。在餐厅，餐桌引来啧啧赞叹，但除去儿童还没人就餐。礼品台边的喁喁私语似乎有些紧张和过度。斯图亚特等在钢琴旁，他的铁灰色头发和天真的眼睛非常协调。他周围的孩子像玛瑙般灿烂；妇女们穿着依旧很新颖的复活节服装，亮丽而恬静；男人脚上吱吱作响的新鞋像瓜子一样闪光。大家都很拘谨，过分彬彬有礼。他想，迪克大概在说服加里夫妇时遇到了麻烦。斯图亚特去取烟草，不出声地催促他的双胞胎兄弟去试试别人——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尽快开始演出，不要等到普立安借机祈祷他们回到战场上去，或者，老天保佑，杰夫开始念诵他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愤懑不平。这么一来，普立安的下一个目标就该是K.D.了，K.D.是从来没服过兵役的。斯图亚特纳闷索恩跑哪里去了。他看见多薇正从新娘的头发上摘下面纱，他那双天真的眼睛又一次欣赏着妻子的身材。不管她穿什么——礼拜日的盛装，白色的教堂制服，甚或他的浴袍——她的娇躯都能使他满意地微笑。但这时迪克在示意他注意节目，于是斯图亚特就把欣赏多薇的目光移开，当即看到了他兄弟努力的成果。凯特走到钢琴跟前，坐了下来。她弯起手指，开始弹奏。先是一阵前奏的颤音，伴随着友好的咳嗽和预料中的低语。这时西蒙和莉莉·加里来了，哼呀哼的，考虑怎么开始。他们从三分之一处进入了《亲爱的主，牵我手》，一张张笑脸转向音乐的方向，这时他们听到了一辆老式凯迪拉克汽车的喇叭声。康妮没有来，但她的房客来了。玛维斯开着凯迪拉克，吉姬和西尼卡坐在后面，前排乘客座上是个新来的人。她们谁也没穿参加婚礼的衣裙。她们走出汽车，样子像是歌舞团的姑娘：粉红色的短裤，很暴露的上衣，半透明的裙子；涂了眼影的眼睛，没有抹唇膏；显而易见地没穿内衣，没穿长袜。耶洗别（《旧约·列王纪》中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妃，以邪恶淫荡著称，后指荡妇或浓妆艳抹的女人。）库房里的东西全给洗劫来装扮胳膊、耳垂、脖颈、脚踝，甚至鼻翼了。玛维斯和索恩在草地上互相致意，心里都不舒服。另外两个女人漫步走进餐厅，打量着餐桌。她们说着“嗨”，还高声嚷着不知道除了柠檬水和潘趣酒外还有没有别的喝的。没有，于是她们就做些几个年轻人已经做过的事：溜出摩根家的院子，走过安娜·弗拉德的店铺来到大炉灶跟前。几个本地姑娘已经在那里聚过又撤走了，把那块领地留给了普尔家的男孩：阿波罗、布鲁德和赫斯顿。留给了西赖特家的人：小蒂莫西和斯派达。留给了迪斯特里、维因和罗约尔。米努斯也加入了他们一伙，但一直和他说话的杰夫却没来。目不暇接的新郎也没来。音乐响起时，多薇正从羊肉片上刮去肥肉。乐声中她切了自己的手指，于是嘬着伤口的血，这时奥蒂斯·雷丁尖叫着“噢唔——小姑娘……”盖过了赞美诗平和的祈求。屋里、屋外，一直到马路上，节拍和热烈的气氛都是忘乎所以的。“噢，他们正开心着呢。”普立安牧师身后一个声音悄悄说。他转过身来看，却没有找出说这句话的人，于是便继续瞅着窗外。他了解这样的女人。像孩子似的，总是想着要开心，很投入，可也总需要一点间歇。随便一抬手，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有些人谅解或宠爱她们。有些人在被她们搅得不得安宁时只是垂下眼睛一语不发。他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目光，她便点点头，离开了窗户。她和他同样清楚，沉湎于玩乐的成年人是已然开始腐朽的明显预兆。不用多久，整个国家就会在玩具的浪潮中被冲走，因喧闹的音乐和空洞的笑声而辨不出调子。但是不会在这里。不会在鲁比。不会在普立安牧师还健在的时候。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们在跳舞，胳膊举过头顶甩着，千姿百态地舞动着。她们又笑又叫，只是谁也不看，只看她们自己摇摆的身躯。本地的姑娘们回头看着，不屑地哼上两声。布鲁德、阿波罗和斯派达
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纷纷表示抗议，却遭到了大肆诛杀。据史料记载，在几天之内被朱泚杀掉的李唐皇室的王子、王孙多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朱泚在源休的建议下，开始向奉天进攻。此时身在奉天的李适身边仅有不到万余人保护，当得知朱泚叛变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到河北向攻打田悦的唐军告急。结果马燧率领人马回救奉天，由此开始了奉天保卫战。十月十日，朱泚留下李忠臣守卫长安后，亲自率领大军向奉天进军。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危急，急忙各自带领三千人马援救奉天，走到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正好与朱泚的大军不期而遇。论惟明本想和叛军交战，但却被韩游环阻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游环迅速带领人马绕过朱泚的大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但即使是这样，由于目标太过明显，在韩游环和论惟明刚刚进入奉天后，朱泚率大军已经到了奉天城下。叛军将奉天城围得水泄不通，韩游环见固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率军主动出击，在东门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朱泚的人马声势浩大，韩游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招架之功，无奈之下被迫退回城中。朱泚趁机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唐军在城墙之上抵挡着叛军的攻城，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唐军接连打退叛军的几次攻城，但叛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守城将领浑瑊见死守不是办法，于是利用城内几辆装有干草的大车，命令士兵们推车塞住城门，然后点燃干草，顿时城门之下烈火熊熊，趁着这个机会浑瑊带领士兵趁着火势直冲朱泚的中军大营，叛军万没想到唐军会直冲过来，顿时阵脚大乱，被迫后撤30里安营扎寨。唐军虽然勉强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并没有解除叛军对奉天的包围之势。而且守卫奉天的唐军兵力远不及朱泚人多势众，如果就这样守下去，奉天城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迫于奉天城形势危急，李适急令距离奉天较近的灵武镇留后杜希全带领人马入援。杜希全即将到达时，李适召集朝臣商议杜希全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才能避过朱泚的大军进入奉天城内。当时浑瑊认为奉天城西北的漠谷道险谷峡，叛军容易在那里埋伏，不如从乾陵北面绕过，行军到奉天城东北扎营，这样可以与城内遥相呼应。但卢杞却认为，从乾陵边上通过，会惊扰陵寝，现在奉天危急，杜希全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谁也拿不准，所以一定要谨慎。生性本就多疑的李适最终还是采纳了卢杞的建议，让杜希全从漠谷行军。但事实证明，朱泚早已经在通往奉天的各个要道埋下伏兵，其中就包括漠谷。十一月三日，杜希全带领1万人马经过漠谷时，遭到了朱泚人马的伏击。叛军用弓弩巨石在山上向峡谷内的杜希全的人马进攻，杜希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到榷州（今陕西彬县）驻扎，第一波援救奉天的人马就这样在李适和卢杞君臣二人的猜忌之下，被朱泚轻而易举地打败。奉天城从十月初被围到十一月初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粮食已经基本耗尽，李适派人出城打探敌军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朱泚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这期间叛军也曾几次攻城，但均被唐军打退，后来朱泚干脆来个围而不打，目的就是想困死李适。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一月八日李怀光领兵5万从河北启程赶赴奉天援救，渡过黄河后在朱泚身后的蒲津城驻扎。与此同时，身在河北助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也带领人马赶来援救。由于叛军将奉天通往关东的道路封死，所以李晟只能翻越太行山的飞狐关（在今山西涞源县），昼夜兼程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从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进驻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在朱泚的西侧形成威胁。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领兵三千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成功偷袭朱泚在要道埋伏的守军后，进占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着朱泚围攻奉天之际，领兵从潼关收复长安东侧的华州（今陕西华阴县），成功扼制住了朱泚大军东去的要道，朱泚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却因为分兵太少的缘故未能得手。从战略角度来看，潼关和华州的成功坚守，对于阻断朱泚与身在河北、河南战场的田悦、王武俊等人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于各路援军的援救，唐军在战略上渐渐对朱泚形成合围之势。朱泚十分清楚奉天城对于每一路人马的关键意义，如果奉天陷落李适被俘，则意味着唐军无论有多少路援救人马也是白搭。所以他不顾留守长安的李忠臣的一再求援，决定集中全力攻陷奉天，为了攻陷奉天朱泚将可以利用上的攻城利器全部用上，但由于李适曾经对奉天城加固，使得朱泚一连五次的进攻均被打退。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改变策略，由先前的集中攻打一门，改为分兵攻打各门，其中着重攻打南门。韩游环知道朱泚是想分掉奉天城的兵力，于是率领人马在城东北部严密布防。转天叛军利用云梯开始向城墙逼近，朱泚为了防止出现首次攻城时遭遇的火攻，提前让士兵用浸湿的毯子覆盖在云梯上，并悬挂水囊防止城上投下火种，叛军人多势众，爬上云梯开始登城，守城将士拼命向下射箭和投掷火炬，但因为朱泚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对云梯基本没有损伤，与此同时叛军在奉天城各门均采用此种方法攻城，本就兵力极少的守城唐军不得已与登上城头的叛军展开肉搏战。身在行宫之内的李适隐约可以听见厮杀声，这位缺少历练的皇帝担心城将陷落，不禁痛哭起来。虽然守城的士兵一次次大量砍杀已经登上城头的叛军，但由于连日作战伤亡极大，看起来奉天城似乎危在旦夕。就在这危急存亡关头，李适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进驻蒲津的李怀光正在向奉天急速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怀光的到来让李适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发布诏书鼓舞奉天军民坚守城池，告诉他们李怀光带领人马即将前来援救，在这样的一种鼓舞下，奉天城始终在坚守，终于在五天后迎来了李怀光的人马。李怀光率军从蒲津关直指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沿着关中平原北面向西突进，十一月二十日，进抵奉天以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由于其行军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了朱泚的预料，所以其在要道埋伏的人马被李怀光成功偷袭，进而形成李怀光与奉天城对叛军的夹击之势。直到现在为止，叛军围攻奉天城一连四十余天也已经呈现出疲态，所以在得知李怀光前来援救后，朱泚担心受到前后夹击，所以不得已下令撤回长安。值得一提的是，朱泚撤走的时候，奉天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如果李怀光再晚到两天，奉天城定会陷落。李适被困奉天是他平生最危险的关头，由于他在对待河北、河南藩镇的决策上浮躁冒进，从而犯下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错误，使自己几乎陷于绝境，更让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来第二次险遭覆没。奉天城解围后，很多朝臣纷纷上表向李适祝贺，但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却上疏李适，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患还在前头。”事实证明，贾隐林的眼光十分独到，他所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变为现实。第十二章动乱余波避难山南李怀光从河北迅速率兵入援解救了奉天之围，使得李适转危为安，这让李适十分高兴。但李怀光生性鲁莽，在从河北向关中进军的途中，经常对手下人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都是奸佞之徒，现在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等到解了奉天之围面见天子时，一定请求诛杀他们。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宰相卢杞等人的耳朵里，由于李怀光手握重兵，所以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很惧怕李怀光。奉天解围之后李怀光认为自己立下大功，皇帝李适一定会用最高礼仪接见自己。而李适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卢杞等人却担心李怀光见到李适后，会真的请求皇帝陛下诛杀自己，所以卢杞、赵赞一起面见李适，开始为李怀光挖坑。“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确实立下了大功，现在朱泚士气低落，如果能让李怀光一鼓作气收复长安，则可以一举平定叛乱。但现在要是让李怀光觐见陛下，他在奉天停留时间过长，等到朱泚做好了防守长安的准备，再想收复恐怕就不容易了啊！”李适刚刚摆脱奉天之围的尴尬处境，生性急躁的他无时无刻不惦记长安的情况，听到卢杞等人的建议后，李适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过多思考，就下诏告诉李怀光不必觐见，迅速领兵进驻长安西面的西渭桥，和神策军将领李晟共同收复长安。李怀光收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彻底愤怒了！作为郭子仪的老部下，李怀光在李适即位后逐渐冷落郭子仪的情况下，心中始终存有心结。虽然李适并没有用“站队”的概念来看待李怀光，依然重用他，但性格直率的李怀光依然为老领导郭子仪打抱不平，认为郭子仪受到冷落是因为卢杞、赵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他始终想为郭子仪报仇，所以才说出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的话语。现在皇帝陛下居然都不和自己见上一面，这让李怀光十分恼怒，而且感到前途黯淡，于是在简单整顿兵马后，李怀光离开了奉天，在长安西郊咸阳屯兵不动。进驻长安西郊后，李怀光迟迟没有收复长安的意思，他向李适上疏陈述卢杞等人的卑劣行径，希望李适能够警醒。诸多朝臣也纷纷上疏，认为现在国家动荡卢杞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李怀光和诸多朝臣的努力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适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白志贞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赵赞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按说李适已经做出了姿态，但李怀光在咸阳足足屯兵两个月，丝毫没有向长安进军的迹象。这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朱泚在长安重新稳定住阵脚，将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看到朱泚逐渐强大，让逼迫皇帝的李怀光内心十分不安，在他看来，目前皇帝还需要自己平叛，所以自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如果朱泚一旦败亡，自己定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开始有了叛唐之心，秘密地与朱泚开始联系。李适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动兵，多次派使者前去督促，但李怀光总是找理由推三阻四，让李适十分不满。为了防止出现变故，李适让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人马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统辖。但李晟察觉出李怀光有异心，上疏请求李适让自己移军长安西渭桥驻扎，却并没有得到李适的批准。不过李适这次吸取了一些先前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立即动怒，而是让翰林学士陆贽去咸阳宣慰李怀光。名为宣慰，实为窥探。应该说陆贽很好地完成了李适交给的任务，回来后为李适提出了一个对后来战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建议。陆贽在宣慰李怀光的同时，他看到了李怀光虽然按兵不动，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每次部下提出迅速进兵长安的建议时，都会遭到李怀光的痛斥，而且对于李晟的到来，李怀光显得十分轻视。陆贽认为现在皇帝李适已经对李怀光十分容忍，但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对李适实乃大不敬，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节制他，一味姑息求安，恐怕最后变故难测。现在李晟请求移兵，李适应该赶快同意，否则李晟的人马定会被李怀光兼并。陆贽的建议得到了李适的批准，于是李晟得以从咸阳撤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晟的人马挽救了再一次深陷困境的李适。李适对于李怀光的态度可谓是十分矛盾，他意图前往咸阳督军各镇收复长安，却被李怀光认为是效仿汉高祖游云梦。所谓汉高祖游云梦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报韩信谋反，结果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巡游云梦泽大会诸侯，等到韩信前来拜见的时候，一举擒获韩信。李怀光认为李适前来咸阳恐怕也怀有当年刘邦的想法，所以加紧了叛唐的准备，在给李适的各种奏疏中言辞颇为不逊。李怀光的态度让身在奉天的李适大为惶恐，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决定前往咸阳的想法让李怀光忧虑。在李适看来，李怀光越来越不敬的态度，恐怕是他怀疑有人在自己面前进谗言，为了打消李怀光这种顾虑，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二十三日，特地下诏升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他免死铁券。李适本以为外贬卢杞等人和升迁李怀光的官职，会让安抚住李怀光，但事实却是当使者到李怀光那里宣读诏书和赐给铁券时，李怀光愤怒地将铁券扔在地上，然后说了句彻底与朝廷决裂的话：“皇上难道怀疑我吗？人臣造反赐给铁券，怀光没有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这是要我造反啊！”使者连夜回到奉天将李怀光的态度告诉李适，李适听后大为惊讶，他本来指望自己一连串的忍耐，会换来李怀光的悔过，但却事与愿违。现在的局势是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的可能，但李怀光如果回师反攻奉天，那将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李适产生了离开奉天的想法。当时韩游环在奉天掌兵，韩游环是李怀光的老部下，所以李怀光派使者和韩游环联络，想让他在奉天叛变，充当自己的内应。一直对唐廷忠心耿耿的韩游环上报李适，并建议李适名义上继续提升李怀光的官职，但罢去其兵权，让各军将领不再受他的调度，这样即使李怀光发动叛乱，危害也会减轻，但对这个建议，李适始终摇摆不定。李怀光动员韩游环造反，可是迟迟等不到这个老部下的行动。于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准备派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让他在奉天城中充当内应。可是赵升鸾也将李怀光的计划报告给了奉天城中的浑瑊，鉴于李怀光距离奉天实在太近，浑瑊建议李适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梁州即是今天的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南坡和大巴山之间，当时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栈道相连，可谓是险阻异常，而且距离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其实是不想去梁州的，但在朱泚和李怀光的双重压力下，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较好的退路，所以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前往梁州避难。离开奉天城的那一天，当走到渭水河准备南渡的时候，李适遥望京城长安的方向，不住的对身边的大臣哽咽地说道：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言罢李适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谁都明白李适是在比喻自己未来可能会像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偏安一隅，其实朝臣们心中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平定叛乱重回长安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犹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李适及其诸多朝臣的心上。李适在前往梁州的路上一度想效仿先辈李隆基避难成都。如果不是神策军将领李晟极力劝阻，恐怕当时大唐帝国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收复长安李适在李怀光的威胁下前往山南避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留在长安的诸多唐朝官员顿感唐室复兴无望，纷纷出来投靠朱泚，可以说朱泚在长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经营得有模有样。反观李怀光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威逼皇帝李适避难山南之后，他的许多部下认为李怀光实属大逆不道，所以纷纷背叛了他，其势力日益弱小。先前朱泚看到李怀光实力强劲还颇为忌惮，等到李怀光犹如秋天的蚂蚱时，朱泚于是用皇帝的身份给李怀光下诏，将他当作自己的臣子。面对朱泚的欺辱，李怀光十分愤怒，但苦于实力无法与之相抗，于是烧掉军营向东进发，抢掠关中东部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等十二个县，最后撤到黄河东岸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驻扎。李怀光和朱泚反目，对李适是个好消息，但当时很多军队不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就是跟随李适一同前往山南，能留在关中坚持抗敌的只有神策军将领李晟。李适在前往山南的路上时，让李晟的部将向其传达口头诏命，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希望李晟能够跟随自己前往山南护驾。但李晟接到口谕后，却哭拜在地说道：“长安是京城，是大唐的根基所在，如果都跟随陛下去避难，那谁来收复长安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复长安迎回皇帝。我们不能否认李晟的决心，也不能否认李晟的兵马之强壮，但其四周皆
面对危险，自己毕竟被安全地捆在牢固的金属上。后来她带孩子们去游乐园时，萨尔却不喜欢转盘火箭，那两个男孩也一样。此时，在逃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乘转盘火箭飞驰的记忆随时陪伴着她。根据地图，路是直的。她只需找到七○号路，沿路开到犹他州，向左转，然后一路驶到洛杉矶。后来她回想起像这样的旅程——直行，一个州，又是一个州，完全和地图指示的一样。到她的现金减少到只有硬币时，她被迫去找搭车的人了。可是除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她都记不得那些姑娘的顺序了。让姑娘们搭车是最容易的。她希望有她们做伴，很安全，而她们还会替她出加油费和餐费，有时候还邀她到她们可以休息的地方。她们驶过主路、立交桥、上桥的斜坡、路边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姑娘们为沿途增添了光彩，她们穿着腰带低到臀部、裤脚开衩的牛仔裤，长发飘拂或是把头发剪成与众不同的非洲式样。白种姑娘最为友好，有色人种的姑娘融合得要慢些，不过所有的人都向她讲述前面的加利福尼亚。在会意的谈话、银铃般的笑声和含蓄的沉默之下，她们描述的世界和她自己来加利福尼亚之前的生存天地分毫不爽——悲凄、惊恐，全都错位。高级中学破破烂烂，家长们傻傻乎乎，约翰逊（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1908－1973），其任内使越南战争升级。）令人生畏，警察是猪，男人是耗子，男孩子是傻瓜。第一个姑娘是在曾斯维尔郊外遇到的。当时玛维斯正坐在路边的小吃亭里数她的钱，这出走的姑娘出现了。玛维斯此前已经注意到她进了女卫生间，后来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换了一身打扮：一条长裙，一件平滑的上衣齐到大腿。在停车场，那姑娘跑到凯迪拉克的右侧前窗外，请求搭便车。玛维斯点头同意，她便满脸欢笑地打开了车门。那姑娘说她叫桑兹拉——不过叫我达斯蒂（原文为Dusty，意为“沾满灰尘”或“含糊其辞”。）好了——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了三十二英里。达斯蒂对玛维斯的事丝毫不感兴趣，她吃了两块点心，聊个没完，大部分是关于她脖子上吊着的六个身份识别证的主人的故事。那些男孩是她高中的同班同学或是她上初中时认识的。有两个识别证是她约会时得到的，其余的则是她找他们的家人要的——纪念品。那些男孩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玛维斯同意穿过哥伦布市，把达斯蒂放到她女朋友的家门口。她们到达时正下着细柔的雨。有人完成了那个季节的最后一次剪草。达斯蒂的棕色头发缠成了一绺一绺；新割过的草在雨中散发出阵阵清香，身份识别证叮当作响，还有半块点心。这就是玛维斯对于和第一个搭车人绕路的记忆。除去最后一个，她记不起别的搭车人的顺序了。她看到有个男人坐在高速路休息区松树下的一条长凳上，是在科罗拉多吗？他边读报纸边吃东西，吃得很慢很慢。是在到科罗拉多之前吗？那天太阳高照，可气温很低。在什么地方，反正在那——带她载了一个搭车的姑娘，那姑娘却偷走了她的仿钻石耳夹。但更早的时候—在圣路易附近，是吧？——她打开车门，让两个站在七○号路上发抖的姑娘上了车。她们在大风中用军用外套的衣领紧裹住下巴，脚上穿的是皮面木底鞋、灰色的厚袜子——她们的双手插在衣袋里，用衣领蹭着鼻子。她们说，要去的地方不远。她们说，去一处只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那地方是一个绿莹莹的墓地，但像公园一样住着人。入口处围着一排排的汽车。成群结队的人和只身的散步者在大风中都耐心十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来自军校的小伙子。那两个姑娘谢过玛维斯之后下了车，跑了几步，便加入了一伙在墓旁悼念的人当中。玛维斯没有急着走，她对草木一片不自然的绿色感到惊讶。她心里想的是军校学生原来是地道的士兵——只是年轻，实在年轻，而且和他们身后的墓碑一样有着崭新的面貌。玛维斯载了本妮——最后一个搭车人，也是她最喜欢的，可本妮偷了她的内衣和萨尔的靴子。本妮很高兴地听到，玛维斯和她一样是要径直到洛杉矶去。本妮自己是去圣地亚哥。本妮无论如何算不上爱说话的人，但她唱歌，唱的是真正的爱、虚假的爱、救赎，唱的是无缘无故的高兴。有些引人落泪，别的则是故意犯傻。玛维斯偶尔跟着她唱，但多数时候都在听，在一百七十二英里的路程中没有听厌过。伴着本妮嗓音中那种华彩式的痛苦，车子驶过一英里又一英里，而且行进得很轻松。本妮不喜欢在公路的休息站吃东西。如果赶上在这种地方，出于玛维斯的坚持，她就喝些水，而玛维斯则吞下溶化的奶酪和油炸食品。有两次，本妮指点着玛维斯穿过镇子，寻找有色人种的居住区，以便照她的说法吃到“健康的”东西。在这种地方，本妮吃得很慢，每次要的食物都一样，总是些附加菜和配餐。她花钱很仔细，但看来并不担心，加油的时候都是分担一半费用。玛维斯始终没听到本妮计划做什么或者去洛杉矶（噢，在圣地亚哥）见谁。每逢玛维斯问起的时候，她的答复总是简单的“往前走就是了”。然而，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和劳伦斯之间的一处地方，她溜掉了，还拿走了玛维斯鲜亮的塑料雨衣和萨尔的黄靴子。怪事，玛维斯的五美元钞票还用橡皮筋系在挡杆上。她们在一家叫希基的下等餐馆刚吃完烤肉和土豆色拉。本妮的“打包”食物包得好好的摆在桌上。“我来付款，”她朝账单点着头说，“趁我们上路之前，你去一下厕所。”等玛维斯从厕所出来，本妮和她“上路”的笑话一起不见了。“我怎么会知道？”女服务员这样回答，“她连一分钱的小费都没留下。”玛维斯取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到了柜台上。她在车里等了几分钟，才找到返回可爱的七○号路的路。本妮一走，凯迪拉克车内的沉寂简直难以忍受。玛维斯一直开着收音机，如果播出了本妮唱过的歌，她就随着哼唱，为那些劣等表演哀伤。在一处埃索石油加油站，玛维斯吃了一惊。她还掉洗漱间的钥匙以后，便向窗外看着。在掩蔽着油泵的霓虹灯下，弗兰克正俯身隔窗看着凯迪拉克车内。他可能在两周内长出那么多头发吗？还有他的衣服。黑皮夹克，衬衫几乎敞到肚脐，还戴着金链子。玛维斯弯下腰去，当服务员盯着她看时，她竭力做出一副像是脚下绊了一下的样子。没地方可跑。她翻看着架子上的科罗拉多地图。她再往外看。他走开了。她想，他把车停在附近，等着她出现。她对自己说，我要大喊大叫，假装不认识他，和他动手，叫警察来。汽车已经不再是薄荷绿的了，啊，天哪——车牌可是原来的。她有注册证。也许他有购车时的车主证。出了新闻简报吗？她不能干等，而且又没有退路。玛维斯向前走去。没有跑。没有绊倒。一往直前，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回到车里，等着服务员收钱的时候，她从后视镜和侧视镜中察看着周围的情况。没有什么。她交完费，转动了点火开关。就在这时，那个穿黑夹克、敞着衬衫的身影在右侧的镜中出现了。金链子闪映着霓虹灯光。她吓慌了，忘记了在找什么地方。是什么交叉路口？向右转到南边。不，是西边。在什么地方进入七○号路？可这是东边。出口坡道是向哪里去的？一小时之后，她驶在一条先前已经走过两次的道路上。为了尽快出去，她发现自己行进在一座窄桥和一条两边都是货栈的街道上。她想好了，无论如何，二级路会好些。警察少，路灯少。每遇到红绿灯，她都心惊胆战，便取道出城。夜幕降临时，她到了一八号路上，就这样一路驶下去，直到引擎里只剩下冒着的烟。凯迪拉克既不叹气也不咳嗽了，干脆在一团漆黑中停了下来，车头灯照出了三十英尺远的柏油碎石路。玛维斯关掉车灯，锁上车门。她悄声对自己说，要有点勇气，就像那些跑来跑去的姑娘们。如果她们能四处游荡，跳上汽车，搭车去墓地，找陌生的居民区要吃的，独自找出路或者只是相互保护，她当然也能在黑夜中等候着黎明到来。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做过这一切了，能够在大白天睡上安稳觉。何况，她毕竟不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了；她是个二十七岁的母亲……时代牌威士忌毫无助益。泪水淌湿了她的下巴，一直流到脖子上。酒最终把她击倒了。玛维斯醒来时，口干舌燥，面目难看，视线模糊。她知道自己感到饿，是因为红红的西瓜似的太阳看着就像能够下肚。周围的蓝天却不那么诱人，当然也不至于招人厌烦，由亿万英里中不止一样东西支撑着。无可选择。她照达斯蒂教她的办法放松一下自己，回到车里等候再有一辆汽车经过。本妮很精明，她总要在离开任何地方的时候丢下食品盒。玛维斯感到自己的愚蠢像个干口袋似的在头上套紧了。一个成年妇女，竟然不能穿越这个国家，不能作出超过二十分钟的计划，还要人教如何在杂草中擦干身子。脑子成了一团乱麻，以致没打开车窗让婴儿能够呼吸。如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向她迎来的金链子跑开。弗兰克是对的。从一开始他对她的看法就完全没错：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等待期间，没有轿车、卡车或公共汽车驶来，她打着瞌睡，在可怕的想法中醒来，再昏然睡去。她突然坐起身，完全清醒明白了，决定不干待着挨饿。路上那些姑娘会不会就这么干坐着？达斯蒂会吗？本妮呢？玛维斯向四下仔细打量。在那不止一样东西的亿万英里中，远处有些树。这是草呢，还是什么庄稼？每一条路都通向什么地方，是吧？玛维斯收拾起她的钱包，寻找她的雨衣，却发现已经不见了。“天啊！”她惊叫一声，砰地把车门关上。上午余下的时间，她仍待在同一条路上。太阳升到头顶之时，她转到了一条较窄的路上，因为那里有树荫。还是柏油碎石路，而且窄得容不下两辆车，非轧上路肩不可。在路上没有树的地方，她看到左前方有一栋房子。那房子看着很小，而且关着，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那房子既不小也没关着。她不得不穿过几英亩的玉米地才来到跟前。那房子要么是背向着她，要么是没有车道，随着越走越近，她才看出来房子是石头砌的——可能是砂岩吧，而且已经旧得发黑了。起初看着仿佛没有窗户，但后来她找到了门廊的起点，并且看到底层大窗的反光。她绕到右边，便瞥见了一条车道，不是通向前门，而是转到了侧面。玛维斯向左绕去。靠近门廊的草是修剪过的。石阶两侧都刻有抓着顶端装饰物的动物爪子。玛维斯走上台阶，敲了敲门。没人应答。她走到有通道的一侧，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菜圃边上的一把红色木椅上。“打扰了！”玛维斯两只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高声叫喊。那女人朝她转过脸来，但玛维斯说不清她向什么地方看，因为她戴着墨镜。“打扰了，”玛维斯向前凑了两步，现在没必要大喊了，“我的车在那边抛锚了。有谁能帮帮忙吗？有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那女人站起身，边用双手拽了拽围裙的边缘，边走向前来。她穿着一件有小白花、纽扣很奇特的黄色棉布衣裙，系着的围裙看着就像是帆布做的。她的平底鞋没系带。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草帽。烈日当头，一股热风吹来，掀起帽檐的后部。“这里没有电话，”她说，“到里边来吧。”玛维斯随着她走进厨房，那女人把围裙里的山核桃倒进炉边的一个盒子里，随后摘掉了草帽。两根海华沙（或译哈依瓦萨，印第安人传说中的始祖。）式的辫子拖在她的双肩上。她脱掉鞋子，用一块砖顶着门，让它开着，随后摘下了墨镜。厨房很大，充满各种香味，还有足够一个女人吃一顿的饭菜。她背对着玛维斯，问道：“你是喝酒的女人吗？”玛维斯不清楚对方是要给自己喝一杯呢，还是请求自己准许她喝一杯。“不，我不喝酒。”“这地方是不准撒谎的。在这里，一切真事都是可以的。”玛维斯吃了一惊，往手掌里吹了口气。“噢，过去我有时候喝一点我丈夫的酒，可我不是你所说的喝酒的女人。我实在是……唉，受尽折磨了。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然后又用光了汽油。”那女人忙着点炉子。她的辫子垂向前边。“我忘了问你的名字了。我叫玛维斯·阿尔布赖特。”“人们叫我康妮（后文“康瑟蕾塔”的昵称。）。”“我挺想喝些咖啡，康妮，你要是有的话。”康妮没转身，点了点头。“你在这儿工作？”“我在这儿工作。”康妮把辫子甩到肩后。“这儿住着一家人吗？我好像敲了好长时间的门呢。”“没有一家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楼上。就算她愿意，也没法应门，何况她根本不愿意。”“我要去加利福尼亚。你看能帮我弄些油到我的车里吗？能指给我从这儿出去的路吗？”那女人对着炉子叹了口气，但没有回答。“康妮？”“我在想呢。”玛维斯打量着厨房，这四下里看来和她初中学校的咖啡室一样大，而且也有木头弹簧门。她猜想着在一道道门外是一间又一间屋子。“你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不害怕吗？这外边多少英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呢。”康妮笑了。“吓人的东西不总在外边。最吓人的东西在屋里呢。”她拿着一只碗从炉边转过身，放到玛维斯跟前。玛维斯绝望地望着上面融化着一块黄油的冒着热气的土豆。时代牌威士忌造成的醉意使饥饿感变成了恶心，不过她还是说了声谢谢，并从康妮的手中接过了叉子。无论如何，咖啡的香气还是有指望的。康妮在她旁边坐下。“我也许可以跟你去。”她说。玛维斯抬头看着她。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没戴墨镜的面容。她很快又把目光收回到食物上，把叉子伸进碗里。“你说什么，你要和我去加利福尼亚？”玛维斯感到了，却无法面对那女人的微笑。她在热土豆前洗过手吗？她身上有一股胡桃而不是山核桃的气味。“那你在这儿的工作怎么办？”玛维斯强迫自己尝了一小口土豆，咸的。“加利福尼亚在海边吧？”“是啊，就在海岸上。”“再看到水真是太好了。”康妮目不转睛地盯着玛维斯的脸，“一浪又一浪的。一大片水啊。蓝，蓝，蓝蓝的，对吧？”“人们都这么说。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海滩，橘子……”“对我也许太明媚了。”康妮突然站起身，向炉子走去。“不会比这里更明媚了。”黄油、盐和胡椒掺进土豆里还不是那么糟糕，玛维斯很快地吃着，“走了好多英里，不见一点阴影。”“真的，”康妮说着在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和一罐蜂蜜，“这世上阳光太多了，把我都弄烦了，再不想吸收了。”一阵微风吹过厨房门，以一种更甜美的芳香取代了食物的气味。玛维斯原以为咖啡一上来，她会一口喝光，但又热又咸的土豆使她得到了满足，变得不那么急迫了。她照康妮的样子把蜂蜜舀到咖啡杯里，慢慢地搅拌着。“你想好了我怎样才能弄到汽油吗？”“稍等一会儿。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吧。外边的人会来买东西的。”“买？买什么？”“园子里的东西。我做的饭菜。他们自己不想种的东西。”“其中会有人带我去弄到油吗？”“肯定。”“要是没人来呢？”“总有人来的。总有人会来的。每天都有。今天上午我已经卖了四十八个玉米和整整一磅胡椒。”她拍了拍围裙的口袋。玛维斯对着杯子轻轻吹着，随后走到厨房门口向外看。她刚到的时候，见有人在家很高兴，没有好好看园子。此时，她看到在红椅子的背后，花卉散种或间种在一畦畦的蔬菜中间。一些地方，用杆子撑着的作物在土岗上种成圆圈而不成行。视线之外有鸡在咯咯地叫。园子的一部分她原以为已经长了杂草，仔细一看，原来种了一片甜瓜。再往远处是一大片玉米地。“你不是一个人种这么多东西吧，嗯？”玛维斯指着园子说。“除去玉米。”康妮说。“哇。”康妮把早餐碗放进水池。“你想洗洗吗？”玛维斯想象着一道道门后是一间套一间的屋子，无法开口问卫生间的事。她在这厨房里感到很安全，想到要离开厨房，心中有些不踏实。“我要等着瞧瞧谁会来，然后再把自己收拾一下。我知道我这样子够难看的。”她
眼，“你们也不瞅瞅这司南斗盘上的八卦排列。”我俩听得一阵迷糊，不约而同地向那司南斗盘望去，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不是……“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为金，坤为土，针秉先天之金气，于乾为同体，于坤为金母，此针所以首南而尾北也。至汉张子房只用十二支，至唐一行除戊己二干居中只用八干……”耿婆的话戛然而止，冲着我俩摇头道，“这下面的我就不背了，人老了，这记忆力就差了啊。”这是清代孟浩所著《雪心赋正解》中的一段文字，是风水堪舆典籍中的一段经典诠释，说的就是先天八卦的地盘刻度。“汉张子房”便是张良，而当年他改进姜太公的奇门遁甲局七十二局为十八阴阳遁局时，用的也是后天八卦原理。如此看来，这个以先天八卦为基础的司南斗盘，年代确实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说是这么说，不过老婆子也弄不懂这斗盘的奥妙。”耿婆叹道，“司南盘我见多了，可这个样子的却第一次看到，居然还会打上孔。”说到那个孔洞，按司南的构造原理来说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孔洞光滑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制造者刻意造成的，但司南上作为指针的磁石长勺需要底盘绝对光滑，如果出现这样的孔洞势必便会增加摩擦力，这样一来这个司南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三皇五帝、先天八卦、司南斗盘、圆孔……难道这块斗盘是另一件指南仪器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都被惯性思维蒙蔽了。”沉默许久的晖儿突然道，“我想，这个司南指的应该是司南车，年代成于黄帝时代。”《晋书·舆服志》曾这样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它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是在联合运用车轮、滑轮、各种齿轮和绳索的基础上的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晖儿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结合这块司南斗盘的以上特征，那么它很可能是指南车的方向标记部分，而那个圆孔便是导杆孔，用来穿出支撑木人的导杆。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背景去追溯这块司南斗盘的确切时间，那么被锁定的目标就只会有一个，最早应用指南车的人——轩辕黄帝。“我参阅了姜老送我的笔记，上面的记载和这块司南斗盘几乎完全相符。”晖儿递过手中的笔记道，“只不过它的盘符设计似乎在凸显着奇数幻方阵列，我大约地列出了一系列算式，但却看不出结果。”那本泛黄的旧笔迹上清晰地画着与司南斗盘相似的图案，而从九宫八卦的标记上可以分明地看出，这块司南斗盘上刻意留下了清晰的数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四八为足，五居其中。”我看着数字标记脱口而出，“这是洛书的幻方阵列，后天八卦是源自洛书，这个先天八卦怎么会遵循洛书原则？！”“我不是很熟悉河图洛书，但从幻方阵列来看，这个斗盘还有下一层含义。”晖儿迅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S立即导入数据，屏幕上那个虚拟的司南斗盘立刻转动了起来，一阵变化交错间，新的数字阵列显现了出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耿婆端详着屏幕上的图案缓缓道，“这先天八卦套上了后天九宫，才会把河图洛书给拧到了一块。晖丫头，你能不能把两个算式拼起来？”“已经拼起来了，这个算式的结果我看不出什么规律。”晖儿点点头，点出了一个综合的数字阵列，“不过，对亦凡来说应该很眼熟。”屏幕上由黑白圆点组成的数字阵列再次转动了起来，可就在停下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了出来。二十九、残笑人间那正是一直出现在我家信箱中的神秘图形！世事往往总是如此，当你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面对事态的发展，兜了一个大圈却发现又回到了起始点，通常这种情况会被称为“造化弄人”，但此时我的心情相对还算平静，至少现在的我已掌握了《闻风拾水录》的三大篇章，至少现在知道那图形是来自司南斗盘上的河图洛书组合，至少我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杰出伙伴。但即便有那么多“至少”，眼前这个谜题还是没能解开，作为被神秘势力看重的物件来说，司南斗盘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隐藏了一个算式图形而已。言大当初含糊其辞的交待误导了我的判断，言家五虎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把司南斗盘交给那些人的。事实上他们已在这块司南斗盘上得出了相同的算式图形，只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如果那些神秘信件中的图形是用以试探我的话，那么听风能力的甦醒，《闻风拾水录》书稿的出现以及那块神秘的铜镜就完全不是巧合了。甚至可以断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大局”，我们这些涉及此事的人都是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我，则可能就是盘活这个局的“活子”。“说起这个，倒的确有些奇怪。四派人中，你们听风一派是最少和其他派别来往的。”耿婆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若有所悟道，“早些年间听派里的长辈说起过，这一派在古时曾犯过大忌，被一个强大的势力惩治了一番，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犯忌？强大的势力？”我不由得惊异道，“难道就是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势力？”“这就不清楚了，关于你们这一派的消息本来就不多。”耿婆摇头道，“如果不是见到你，我还以为听风一派早已灭迹了。”“对了，老凡，你爸妈就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啥？”林岳好奇道，“或者有啥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所做的和其他正常的父母一样。”我叹道，“除了在我高中那年莫名其妙地移居海外，把我一个人丢下。”“咦？对啊，老凡，你爸妈走的那年好像就是我爸出事的时候。”林岳眼睛一亮，“难道说，他俩去国外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晖儿柔声道，“所以他们二老才那么匆忙地移居海外。”说到父母亲，我心中隐隐泛起了一阵酸楚，自从那年移居海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老，除去常规节日会寄来祝福卡片之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对，按那股神秘势力的手段，如果我父母是想保护我才被迫移居海外的话，那他们和我保持联络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所在，如此低级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除非……“傻小子，别多想了，眼下只要找出背后那人，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耿婆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万物冥冥中自有定数，多想无益啊。”接下来的两天內，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却始终无法破解出司南斗盘中的奥秘，那些奥妙的图形和复杂的数列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丝毫不肯露出它埋藏在洞底的秘密。至于韩笑，则一直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不过，他倒是没有效法三国时的徐庶，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时常还会和林岳斗斗嘴解解闷，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倒也趣味纷陈。每每遇到这种场面，S便会一声不吭地避开，这个爽朗的姑娘似乎变得心事重重了起来。也许，在S的心目中，韩笑已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对这个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男女之间的感觉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如果可以那么简单就窥出所以然来，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呢？井字楼的改造工程终于完工了，避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俗套应酬之后，我们各自准备好丹砂器具，只等当晚子时给那十二个尖顶“定阳”。子时为一天中的阴盛之时，但自这个时间起，自然环境中的阴气便逐渐衰退，因此子时也是由阴转阳的一个关键时段。定阳的原理便是利用这个恰好的时机，以纯阳的丹砂配合奇门遁甲中的阳卦顺序，逐一布设在那代表十二地支的火形尖顶上。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医药理中药引的作用，而它所引发的便是地支亢阳局这帖良药。为了便于行动，莫炎弄来了四部带有免提耳机的步话机，分发给耿婆、林岳和我各一部，他自己也留用一部。当晚将由耿婆通过这些步话机，一一指导定阳的步骤顺序。晖儿和S则留在了旅店的房间内，由狴犴陪同一起监视着韩笑。在失踪了近七十二小时后，莫曹一定会觉察到其中的异状，以他的能力断不会找不到韩笑的所在。不过，我们离开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即便莫曹亲临营救，在狴犴的保护下，晖儿和S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有事就立即通知我们。”我让晖儿和S各设置了一个手机紧急呼叫，把我和林岳的号码存入快捷键中。“放心去吧，这里不会有事的。”晖儿柔声笑道，“数字阵列方面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程序，回来时说不定会给你个惊喜。”“没必要这么严加防范的，如果我想跑，也不会等到现在。”韩笑懒懒地笑着道，“能给口水喝吗？我有些口渴。”S看了看韩笑，悄无声息地递过一杯水，后者接过水杯毫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那样子看来的确很渴。在九炎灵锁的作用下，他的能力已完全被禁锢了起来，但手脚还能活动，只是有些无力而已，现在韩笑的力量程度等同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喝慢点……”S有些不忍，出言提醒之下却又有些犹豫。晖儿正在电脑边编写着程序，瞥见他俩的样子便戴上一副耳塞，随手打开了音乐播放器。“谢谢，长这么大，除了师父，你是唯一一个会来关心我的人。”伸手抹去嘴角的水渍，韩笑直直地看着S，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落寞。“你那个冷血的师父会关心人？”S脸色变了变，声音有些僵硬了起来，“他除了让你帮他到处害人之外，还会做什么。”“我是个孤儿，是师父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大的，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韩笑幽然道，“师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荒谬，你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吗？！”S不禁有些怒意，“就算他救了你，养大了你，教会了你，这些就可以成为你替他作恶的借口吗？！”“在你们看来，师父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对我而言，他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韩笑脸色凝重了起来，“我认为对的就是好，我认为错的就是坏，这就是我的是非观念。”S不禁语塞，对于韩笑的这种论调，她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莫曹的是非功过韩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好与坏又何尝不是世人依据自己的好恶而订立出来的标准呢？在这些标准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也只是拥护者的数量多少而已。“Bingo！”晖儿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掌，电脑屏幕上一个信息窗口显示：“程序调试成功。”“程序完成了？！”S闻声走了过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韩笑嘴角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一个折纸小人落在了地上。伏在一旁的狴犴立刻机警地站起了身子，但很快却像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让狴犴害怕的是一根乌黑短小的木杖，杖头上雕刻着一个诡异的狐狸头，那正是当初韩笑用来克制它的风狸杖。而此刻，这把风狸杖再次出现在了韩笑手中。“折纸化虚。”莫炎看着手中的纸人恨声道，“他是故意被我抓住的。”在井字楼完成定阳之后，我们很快便回到了旅馆，可一进门便发现了蜷缩在一边的狴犴，被禁锢的韩笑已不见踪影，而晖儿和S同样失了踪。从韩笑留下的折纸小人来看，他是用了替身术，莫炎的九炎锁灵根本没有对他起到作用。在这近三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演戏，为的就是等待今天这个时机。“靠！当时我就该灭了这小子！”林岳显得格外暴躁起来。井字楼的顺利改建，韩笑故意被擒，司南斗盘落入我们手中，晖儿和S被绑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脑中不断拼接成形。很显然，我们又再次落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局，可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呜……”桌上晖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来电显示为“无法识别的号码”。“喂？”迟疑片刻，我接通了电话。“是王亦凡先生吗？”电话的一端传来浑厚的男中音。“请问您哪位？”我沉声反问道。“风钺。”“品茗阁”是一家古朴典雅的茶楼，据说是市内最好的茶楼，一杯茶的价格可以抵上工薪阶层家庭一天的伙食费。好茶本就无价，但对于这里的收费我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来喝茶的。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如约来到这里，一进门，迎面见到的便是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果然准时。”莫曹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风爷正在楼上恭候大驾。”众人面色各异地看着莫曹，但都没有答话，脚下不停地向楼梯走去。“很抱歉。”莫曹紧跟一步，伸出手臂拦在了楼梯口，“风爷只见王亦凡一人，其余各位由我代为招待。”“你到底想做什么？！”莫炎冷冷道，“要动手，我奉陪。”“为了两位女士的安全考虑，请各位还是配合为妙。”莫曹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既然风爷如此盛意拳拳，那我单刀赴会一回又何妨？！”我淡淡地笑道，悄悄在莫炎的衣袖上拉了一把。“好小子，有点关云长的风采，你放心上去，咱娘仨在楼下陪陪这位莫大爷。”耿婆爽朗地笑道，眼中带着赞许和关切。“老凡，有啥事儿就吆喝一声。”林岳怪声道，“今儿就是来玩儿命的，谁找不自在，咱管够！”看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莫曹礼貌地将三人让到一边的茶座上，亲自斟起茶来，偌大的一间茶楼竟似已被包了场。二楼是环境优雅的茶厅，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正中的茶桌边，专注地泡制着功夫茶，身旁的凳子上蹲坐着一只金色皮毛的猴子。见我上楼，那猴子龇了龇牙，脸上竟似带着得意的微笑。“请坐。”一盏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了桌上，看来那个空位是专门预留给我的。“风爷这么大费周章地精心布局，应该不只是让我陪你喝茶吧？”入座、品茶，我淡淡地问道。“茶之道，淡泊、静心，戒骄戒躁。”风钺抬起头微笑道，“在这个世上，心急永远不是成事之道。”我这才看清眼前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爷”，从相貌上来说这是一张普通到了极点的脸庞，如果混入人群，只怕很难在其间将他一眼认出。他的身躯高大魁梧，显得十分的健硕，但整个人却透着亲切与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的霸气和狠毒。在商战交锋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强劲的对手，虽然城府不及风钺如此之深，但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对于这类人而言，你的急躁往往就是他制胜的关键。想到这里心中的焦躁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淡然微笑，一口浓茶抿入口中。“品茶以味而知趣，茶香绵淡，却入口浓郁。”我缓缓道，“茶如其人，意如其心。”“好一个‘茶如其人，意如其心’！”风钺朗声笑道，“知我者，非君莫属。”“巧赠铜镜，让我得到异于常人的能力，奇局迭出，多少次生生死死，”我晃了晃茶盏，将剩余的茶水倒去，“纵观前后，林林总总，表面的布局便有如茶香绵淡，而其中的深意则好似茶味浓郁。”“果然妙人，依你看来，这绵淡和浓郁孰轻孰重呢？”风钺颔首道，身边的金毛猴子自他手中接过茶壶，摇摆着为我斟满茶水。“无轻无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烟雾而已。”大脑飞速地整理着思绪，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若真要说‘重’，那便是我。”此刻，城市某处的一间屋子內，韩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S和晖儿。“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念？”S的声音淡得有些出奇，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悲伤。“我说过，不管师父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韩笑依旧笑着，眼中却带着同样的悲伤。S冷冷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再也不想看到眼前这个曾令她犹豫不已的男人。“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救我们？”晖儿盯着韩笑的眼睛，缓缓道，“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耿婆从现场的痕迹看出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缘故。”“那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你想证明什么？”韩笑嘴角微微一扬，脸上的调皮浓重了起来。“你喜欢S，所以不想她受到伤害。不过，你自己都无法判断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晖儿继续道，“这一点上你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做，直到你师父让你来绑架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王亦凡。”韩笑微微叹了口气，“能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是他的福分
罗地网，最终黄巢再次战败，被迫退入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两天后，由于粮草断绝，黄巢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十年前，黄巢带着对李唐王朝的满腔仇恨，决心起兵反唐，也曾一度让李唐皇族面临灭顶之灾，但高傲、自负以及对时局判断有误，导致黄巢最终功亏一篑。千百年来人们对黄巢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对腐朽的唐王朝予以致命的打击；也有人说他起兵十年，杀人无数，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但无论如何，黄巢起义都是大唐帝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话题，除了加速大唐帝国灭亡的步伐之外，还因为在此之后各路藩镇趁着帝国的混乱局势，逐渐将大唐帝国肢解。中和四年（884年）七月二十四日，时溥派人将黄巢的首级及妻妾送往蜀中。皇帝李儇看到黄巢的首级后不禁喜极而泣，他顿时感觉到十年心惊肉跳的日子将就此结束，自己终于可以安稳地回到京城长安，继续他的游宴与嬉戏。然而，此时的李儇一定没想到，黄巢虽然失败，但未来各路藩镇带给他的依旧是接连不断的噩梦。第六章帝国肢解汴州之乱中和四年（884年）十月，关东地区藩镇联合上表奉请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动身返回京城，于三月十二日到达长安。不过重返故都的他在进入长安城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看到长安城内一片狼藉而内心悲凉，更因为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感觉到各路藩镇加剧纷争，让本已经满目疮痍的大唐帝国更加雪上加霜。《旧唐书?僖宗纪》中用极其概括的话语，勾勒出皇帝李儇还京之际所面临的藩镇割据一方，不断蚕食国家的图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由来已久，但黄巢起义失败后，朝廷对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呈现无力制止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唐时期以来对藩镇实行姑息策略的必然恶果，更是因为经历黄巢起义打击之后，朝廷对于藩镇问题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无力解决，而且皇帝李儇逃往蜀中的经历，在藩镇们看来朝廷不过如此，所以黄巢起义失败后，皇帝李儇便逐渐失去了政治偶像的作用。藩镇们本来就怀有称霸一方的野心，再加上朝廷无力遏制，所以相互之间展开了更加无所顾忌和残酷的兼并战争，而本章我们就来说一说对朝廷、对后来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藩镇的情况。藩镇之间互相攻伐的源起之处首先是蔡州的秦宗权，而且在朝廷依旧存在的情况下，秦宗权居然是第一个敢于称帝者。秦宗权是许州人，本是忠武军的一员牙将。前边我们说过，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徐州增援关中的士兵在到达许昌时发动过兵变，并驱逐忠武节度使薛能，后来被周岌平定，于是皇帝李儇任命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当时秦宗权因战事需要正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听到许昌有兵变，就以想要平定叛乱为由，整合蔡州兵马驱逐当地刺史，自称权知蔡州事，他又以防备黄巢为名，趁机将蔡州据为己有。周岌上任后无力驾驭，只好任由秦宗权掌管蔡州。当时蔡州兵力有万余人，秦宗权就是靠着这些人在汝州打败黄巢义军。中和二年（881年），皇帝李儇曾经指望秦宗权出兵镇压黄巢，并采纳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的建议，在蔡州以设置奉国军之名，任秦宗权为节度使。可是，没想到在中和三年（883年），秦宗权便因为对抗黄巢失败而投降，并与其合兵围攻陈州。黄巢败亡后，秦宗权自恃兵马强悍，认为称霸一方的时机已到，于是四处出兵，攻城略地。中和三年（883年）七月，杨复光病死于河中府，其手下八都头将领在忠武军鹿晏弘的率领下一路向南，并接连攻下襄、邓、金、洋等州，声称要前往蜀中投奔皇帝李儇。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驱逐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占据兴元。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猜忌，加上田令孜派人诱以厚利，八都头将领中的王建、韩建、张造、晋晖和李师泰率领数千兵马奔往成都，投靠田令孜。田令孜收他们为义子，封为诸卫将军，让他们各统旧部隶属神策军，号称“随驾五都”。随后，田令孜派兵攻打兴元，鹿晏弘由于失去八都头将领的支持，战败放弃兴元向东逃往襄阳。秦宗权闻讯，命令部将秦诰、赵德湮与鹿晏弘会合，一起攻陷襄阳，迫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往成都。有了秦宗权兵马的支援，鹿晏弘便引兵转攻邓、均、房、庐、寿等州，然后回到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周岌担心鹿晏弘发动兵变，于是闻风而逃。鹿晏弘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州，并自称留后。当时身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只得无可奈何地加封鲁晏弘为忠武军节度使。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占领许州的是秦宗权，鹿晏弘不过是个摆设，而且秦宗权此后相继派其弟进攻荆南；部将陈彦进攻江淮、秦贤进攻江南；孙儒进攻洛阳、陕州；张致进攻汝州、郑州；卢塘进攻汴州、宋州。前边我们说过，黄巢退出长安后，在洛阳几乎没有停留，所以没有对这座古城造成破坏，倒是官军后来到达这里后，对洛阳城肆意劫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秦宗权的兵马到达洛阳后，更是对这座古城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孙儒攻下洛阳后，在盘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纵兵焚烧宫殿和民居，并四处烧杀抢掠，最终席卷而去，使得“城中寂无鸡犬”。其时，藩镇们早在中和四年（884年）十月便上表奉请皇帝李儇回京，而李儇直到转年正月才动身，这其中也是惧怕秦宗权作乱。因此，在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特意下了一道安抚秦宗权的诏书，见秦宗权无意为难自己，才于正月二十三日动身奔回长安。但是秦宗权虽然没有为难皇帝李儇，却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中，在皇帝李儇回到长安的同时，自己便在蔡州公开称帝。这下皇帝李儇彻底发怒了！对于藩镇们之间互相攻伐，朝廷无力制止，只能听之任之，甚至对蔑视朝廷的行为也可以忍让，但对于公然称帝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皇帝李儇得到秦宗权称帝的消息后，立即下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着手组织对秦宗权的讨伐。此时，秦宗权已经接连攻下蔡州附近的二十余州，可谓是春风得意，在河南地区只剩下两个对手没有解决，一个是陈州刺史赵重，另一个就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最初朱全忠被秦宗权打败过，幸好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派兵相救，方才转危为安，并几次打退秦宗权的进攻。而陈州方面由于距离蔡州只有百十里的距离，而且兵力不多，便遭到秦宗权的猛攻，不过赵崇坚守城池，秦宗权一时间难以攻下。光启二年（886年）五月，朱全忠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打败来犯的秦宗权部将秦贤，并趁秦宗权攻打荆南地区之际，派部将郭言领兵三万攻打蔡州。秦宗权担心兵力不足无法抵抗，于是引兵攻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以许州为根据地继续扩充地盘。秦宗权自光启元年（885年）九月进兵荆南地区的一年多来，荆南留后张瓌始终坚守城池。城中粮食奇缺，一斗米价值四万钱，士兵们只能吞食铠甲、鼓皮充饥，以至于无鼓传递信息，夜晚依靠打击门扉以警夜，但张瓌依旧坚守不懈，秦宗权久攻不下，最终只好撤兵。当时秦宗权自恃兵力比朱全忠强大，但却多次被其击败而恼羞成怒，调集重兵进攻汴州。朱全忠闻讯后急忙派部将朱珍越界到青淄一带募兵万人，并抢得马千匹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秦宗权带领大军进至汴州城郊，其部将张晊屯兵汴州北郊，秦贤屯兵城西的板桥，各自拥兵数万人，列阵三十六营，绵延二十余里。当时秦宗权并不知道朱全忠已经募到兵马，而且部将秦贤一路的人马相对薄弱，所以朱全忠突袭秦贤一路。秦贤因为没有防备被朱全忠连破四阵，秦宗权的其他各路人马得到消息后产生畏战情绪，全都撤兵而回。秦宗权进攻朱全忠，为朱全忠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抵抗秦宗权进攻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连续取得胜利后，朱全忠派部将郭言到河阳、陕州、虢州等地继续募兵，使得朱全忠的实力急剧扩充，也使得他在与秦宗权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上风。光启三年（887年）五月，朱全忠领兵进击张晊，大胜而归。秦宗权见朱全忠接连打败自己两员大将，便亲自率领精兵从郑州赶来与部将们会合，准备与朱全忠决一死战。而朱全忠则求得兖州朱宣、郓州朱瑾以及义成军的支援，于五月七日以四镇之军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与秦宗权展开决战。经过惨烈的搏杀，秦宗权之军大败，被斩杀两万多人，而秦宗权则连夜逃遁。其驻扎在洛阳、许州、郑州等地的将领们听到秦宗权在汴州惨败的消息后，纷纷领兵撤回蔡州。汴州之战后，秦宗权的实力急剧削弱，而经过这一战，朱全忠迅速崛起。可以说，汴州之战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今后称霸天下的基础就是源于这一战。两镇争雄汴州之战一举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但秦宗权却不是朱全忠称霸天下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对手。纵观朱全忠所走过的道路，为其制造巨大麻烦的其实是李克用，而两个人结怨是源于上源驿事件。中和四年（884年）五月，李克用追击黄巢至冤句，因人疲马乏和粮草断绝而被迫退回汴州。五月十四日，李克用和监军陈景思带领三百多士兵抵达汴州，先是露宿城外，后来在朱全忠的再三邀请下入城，驻扎在上源驿馆舍内。当时朱全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款待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居功自傲，完全不把朱全忠这个黄巢的叛将放在眼里，并对其不断进行嘲讽。朱全忠不禁怒火中烧，但因为忌惮李克用的武功，一时间不敢发作。等到夜色降临后，李克用及其随从喝得酩酊大醉。朱全忠见时机已到，与部将杨彦洪密谋后，立即发兵放火围攻上源驿，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而李克用却依旧烂醉如泥，幸好他的数十名亲兵竭力拼杀，其中一名随从吹灭蜡烛，将李克用拖到床下，用冷水将其唤醒。此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李克用惊醒后，在几名亲兵的保护下翻墙突出重围，借助闪电之光且战且退，终于登上南城墙，然后跳出城外逃走，而监军陈景思等三百名士兵则全都死于朱全忠之手。天亮后，李克用狼狈逃回自己的军营中，立即集合部众要攻打朱全忠，不过被其妻刘氏阻止，她认为此时攻打朱全忠，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很可能会为朱全忠提供借口，不如就此上疏朝廷说明原委，请求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于是，李克用便写信责骂朱全忠一番，然后引兵返回河东，双方就此结下仇怨。李克用返回治所晋阳后，一边整顿兵马，一边派人送奏章到成都，向皇帝李儇陈说上源驿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出兵讨伐朱全忠。但是皇帝李儇却对藩镇心存余悸，不敢轻易下命令，只是不断地和稀泥，派宦官安抚李克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李克用、朱全忠等人全都看到了朝廷极其软弱的一面，从此更加飞扬跋扈。《资治通鉴》评价认为：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而范祖禹在《唐鉴》中说得更加直白：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后虽复欲为强，其可得乎？事实上，李克用和朱全忠反目为仇，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所致，其实是辖境毗邻的两个具有扩张野心的藩镇之间的必然矛盾的体现。后来朱全忠以河南为根据地征服淮河以北、河北以及关中部分地区建立后梁；而李克用则以山西为根据地，隔着黄河与朱全忠形成南北对峙。其子李存勖后来建立后唐与后梁互相征伐不已，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世仇不共戴天，乃是在于双方都要争当北方霸主。上源驿事件之后，尽管朱、李二人互相视为眼中钉，但无论是谁，一时间都吃不掉对方，双方只能各自施展计谋与武力，利用藩镇之间或藩镇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火中取栗，弱肉强食，进行兼并战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朱全忠所控制的汴州地处中原腹地，号称“四战之地”，如果想称霸中原，势必与四周的藩镇进行兼并战争。他遍观周边藩镇之后，将目光首先瞄准了先前援助过自己的兖州、恽州两镇。前边我们说过，朱全忠与秦宗权的对抗乃至转败为胜的争战中，得力于兖、恽两州的朱宣、朱瑾兄弟的援助。但是，秦宗权的威胁解除后，朱全忠一方面忌惮朱氏兄弟的骁勇；另一方面垂涎兖、恽两州的地盘，于是开始盘算如何兼并两州。可是朱氏兄弟有功于自己，想要出兵征伐却又师出无名，一时间让朱全忠有些左右为难。当时朱全忠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敬翔，是个颇有见地的秀才。朱全忠本人诡诈多权术，其部将全都视他高深莫测，只有敬翔能事先猜出朱全忠的心计，所以颇得朱全忠的赏识。敬翔建议朱全忠派一些士兵假装叛逃进入天平军境内，然后写信指责是朱氏兄弟到宣武军辖境边上悬挂重赏招诱所致，进而激怒朱氏兄弟。朱全忠按照敬翔的建议去做后，朱氏兄弟见朱全忠对自己恩将仇报，自然满肚子怨气，回信也指责朱全忠是狼子野心。于是，朱全忠以此为借口，派部将朱珍和葛从周出兵进攻天平军。葛从周是一员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猛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说明其骁勇善战为人所忌惮。在朱珍和葛从周的进攻下，朱氏兄弟连吃败仗，先是丢了曹州，进而在濮州的刘桥又遭到惨败，可以说兖、恽二州在朱全忠的进攻下已经危在旦夕。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四周攻城略地，除了其兵强马壮之外，张全义在洛阳的经营，则从经济上对朱全忠称霸中原起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张全义，濮州临濮（今山东甄城）人，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在黄巢的委任下担任过吏部尚书。黄巢兵败后，张全义依附于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从一名普通的军校开始做起，以战功逐渐升任刺史。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诸葛爽病死，部将张经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但是诸葛仲方年幼，张经大权独揽，招致诸将不满。后来张全义与张经反目，在李克用的支持下，于光启三年（887年）六月被任命为河南尹。张全义带领麾下百余人进入洛阳，眼见惨遭秦宗权劫掠后的洛阳城一片狼藉。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挑选手下十八人，任命为“屯将”，让他们每人带上一张旗、一块榜文，分散到洛阳十八个属县的村落中，召集流散人员开垦荒地，种植生产。而且张全义亲自督课农桑，经常于农耕时节出巡村落，看到庄稼长得好的便招来种田人赐予酒食慰劳，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亲自到丰收之家，赏赐全家老少绸缎、彩衣等物。当时洛阳城流传着“张公不喜好声色犬马，见到这些东西未尝发笑，唯有看到佳麦良茧，则笑逐颜开”的传说。如果看到庄稼收成不好，张全义就叫来耕种者问责，对有严重过失的张全义毫不留情地施以杖刑。经过数年的经营，洛阳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人口增加了五六万，田野间形成一片桑麻蔚然的景象。不过，张全义虽然是经李克用而得到河南尹的职位，但洛阳毕竟靠近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两年之后在朱全忠的威逼下张全义不得不依附。在朱全忠四处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他从张全义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持，进而保证其争霸中原的实力。事实上，在朱全忠争霸中原的过程中，李克用也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不过与朱全忠不同的是，李克用发展势力的策略，除了采取武力兼并之外，由于其骁勇善战，往往成为其他藩镇互相征战时需要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在藩镇动乱中占了不少便宜，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强藩。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统辖定
7日这天分出了胜负。皖系在西路主战场和中路都遭遇了重大失败，直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首先是西路，吴佩孚诱敌深入，搞人际关系和行政工作远胜带兵打仗的段芝贵脑袋一热就中了圈套，孤军深入，在松林店遭遇吴佩孚的伏兵，全军覆没。然后是中路，直系王承斌的炮火直接击中了皖军中路指挥陈文运，陈文运重伤，在卫兵的护送下做了逃兵。领导跑了，指挥系统瘫痪了，小兵们的抵抗也就只能停止了。最终，大部分人选择投降。一天后，18日，张作霖的奉军开到涿州，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加入战斗，张作霖总算没有浪费自己精于算计的特长。剩下的战斗就是一边倒，徐树铮的东路军被直军、奉军各个击破，皖系士兵或投降，或溃散，不复成军。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口水仗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四天，从14日打到17日就基本结束。败因，倒台有人或许会问，段祺瑞的军队不是挺牛的吗？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军饷也最为优厚，军中干部也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为何会一败涂地？民意之类的借口就不说了。段祺瑞的军队综合素质是不错，唯独缺乏实战经验。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都一定要经历战争，即使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的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当，但一旦受挫，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致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小时候看电影，国军长官吃了败仗，面见上司时总喜欢说一句话：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对手的厉害，虽然说有点抬高自己，但对直皖之战来说，这确实是事实。皖系的对手很强大，尤其是吴佩孚的北洋第三师，这可是一支有着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老部队。从成军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再到护法战争，可谓是身经百战。而且吴佩孚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军事素养不仅胜过徐树铮，更是远超段芝贵诸人。直皖这一战将段祺瑞的精锐嫡系部队“边防军”（参战军）完全消灭，虽说还有一些省的督军算是段祺瑞的旧部下，但毕竟不是徐树铮这样有直接关系的铁杆手下。脱离了直接关系的部队，时间久了指挥不动在所难免。说了这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段祺瑞再也不是过去的段祺瑞，势力大减，虎落平阳。这场战争的主角段祺瑞，此刻正静静地伫立在庭院中，夏夜的微风轻轻拂过，能让他更好地思考未来的路，不过他肯定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两鬓又添了几丝斑白。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但段祺瑞的成功不是白来的，他以一介草根攀上帝国权力的顶峰，早已明白了“舍得”的要义——拿得起放得下。因此他明白，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放下还可以活命，继续拿着则可能会死。所以段祺瑞决定把该放下的都放下——军队不要了，权力不要了，荣誉也不要了。19日，段祺瑞命令前线士兵停战投降，然后自请辞去所有职务，褫夺所有勋章。曹锟、吴佩孚包括徐世昌都很欣慰，这个强势得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家伙终于下去了，就让他在天津老死吧。他们确实不能把段祺瑞怎么着，徐世昌是他多年的兄弟，曹锟是他多年的同袍，就连吴佩孚在名义上也算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学生，更何况他对民国也有过功勋。不过段先生的铁杆手下徐树铮、段芝贵等人的下场不是很好，被全国通缉，四处逃窜。而安福系列产品——安福国会以及由安福俱乐部成员掌权的机构也被全部解散。皖系势力几天之间便烟消云散。还好，没有一个人被判死罪。说实话，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相当宽容，很多不用死的人都死不了。反倒是之后上台的国民党喜欢搞白色恐怖，自由度越来越低。尚武的段祺瑞垮了，民国的春天还远吗？第七章广东风云
分赃
直系、奉系击败皖系之后，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何分赃？尤其是重中之重——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力已经被前辈曹操验证过了，任何野心家都想如法炮制，但现在“天子”只有一个，“曹操”却有两家，这该如何是好？两派实力相当，谁也不比谁强太多，因此两派商量出来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相互妥协，各退一步。比如，这一部门你占了，另一部门就得给我。当然，直系比奉系出的力多一些，得到的甜头也就多一些。但总体来说，两派对政府的控制力相差不远，不至于失去平衡。至于总统，两派一时没有太好的人选。再者，让哪一派的人做总统都不能让另一派服气。因此，只好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徐世昌继续把傀儡总统这份受气的工作做下去。不过有一件事是两派都自动忽视的，那就是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以前段祺瑞还搞个“安福国会”耍一耍，走一走形式，现在曹锟和张作霖连形式主义都不走。孙中山这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多次要求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扫灭桂系和滇系，他还想再次北上“护法”。同为革命家，陈炯明这个人就比较现实。他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又不是下棋，输了可以再摆一盘。打仗打输了之后，大部分情况是再无翻身的机会。当然孙先生这种“不怕输，输不死”的特例不在考虑之中。因此陈炯明并没有听从孙中山的调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中山虽然很窝火，却也无可奈何。陈炯明不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还不到行动的时候，并非他不想率队返乡，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一个让他能大展宏图的机会。机会历史进入1920年春的时候，陈炯明的机会出现了。此事还要从滇系和桂系控制的傀儡政府——广州军政府讲起。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彼此都不放心对方，担心对方控制军政府，于是都想方设法在广东安插自己人和驻扎军队。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岑春煊同志就是陆荣廷先生的正牌利益代言人，广东督军莫荣新也是陆荣廷的小弟。相对陆荣廷而言，唐继尧在广东的势力就弱势一些，毕竟这位仁兄在护法战争时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事后分赃时捞的好处自然就少一些。即便如此，唐继尧也安排了一支滇军驻扎在广东。事实上，这支滇军——靖国联军第六军，并不是唐继尧在护法战争时派驻广东的，而是当年护国战争期间李烈钧同志带入广东的，本是作为一支偏师协助友军吸引火力。后来袁世凯众叛亲离在郁闷中死去，这支军队便一直留在广东。至于留在广东不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唐先生看上了富饶的广东。唐继尧坐镇云南，遥控指挥这支军队代表他在广东发言，日子过得十分舒坦。就在这种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唐继尧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在打这支军队的主意。此人叫做李根源，他曾参加同盟会，曾在云南发动辛亥革命，也曾参加护国战争，算是一位老革命家。但此人的政治立场不太坚定，常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更换老板。像这一次，他就打算投靠桂系的陆荣廷陆老板混口饭吃。1920年2月，李根源拜会了广东督军莫荣新先生。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李根源高度评价了莫荣新为广东省繁荣富强所做的杰出贡献，示意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靖国联军第六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指莫荣新）指挥才是。莫荣新则肯定了李根源为推动两方在军阀领域建立互信合作所作的贡献，并让对方协助自己吞掉这支军队再立新功。接下来，两人开始实施蚕食这支军队的计划。在桂系的运作之下，李根源当上了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军长），并逐渐用自己人取代唐继尧的亲信出任军官。面对桂系的挖墙脚行为，视枪杆子如命的唐继尧做出激烈反应：解除李根源的军长职务，宣布靖国联军第六军由自己直接指挥，暂时由李烈钧代理。回望当年，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三人协力发起护国战争，也算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因此尽管李烈钧是孙中山的人，唐继尧也还算信得过对方。再者，尽管孙中山不承认广州军政府的合法性，但李烈钧还在军政府上班，任总参谋长，替孙中山照看军队，避免孙中山人走茶凉。面对唐继尧的反击，李根源自然不肯束手待毙，于是拉出一部分忠于自己的人马跟李烈钧麾下以朱培德（朱德司令的同学和好友）为首的滇军打了起来，随后陆荣廷暗示莫荣新参战，唐继尧也派出部队增援，事情越闹越大。好在岑春煊和稀泥的本事仍在，在他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李根源免职，滇系退出广东。广东从此桂系一家独大，军政府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跟桂系的广西总部功能重复不说，还得花钱养一帮闲人，太不值得。况且，战争期间军政府的官员们已经跑的跑、逃的逃，军政府只剩一个空壳。尤其是财政部部长伍廷芳，逃跑的时候还把剩下的一百多万现金也卷走了，后来献给了孙中山。人没了，钱没了，广州军政府随之瓦解，“非常国会”分崩离析。粤桂第一战广东局势一片混乱。在一旁已经观察了很久的陈炯明，终于下定决心出手：陆荣廷和唐继尧你们俩要当螳螂和蝉，就别怪我当黄雀！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派遣廖仲恺为钦差大臣，敦促陈炯明趁此良机率领粤军杀回广东，还承诺给予军费支持——孙中山刚刚拿到伍廷芳的那笔“赞助”。陈炯明虽然理财能力不行，但搞钱的歪点子不少，他派人给福建督军李厚基传话：你老兄如果给我一笔开拔费，我就即日起兵回广东，把我的地盘让给你，你看如何？李厚基十分愿意花钱送走这尊瘟神，于是陈炯明又拿到一笔钱。1920年8月6日，陈炯明高喊着令士兵热血沸腾的口号“打回老家去”，兵发广东！粤桂战争就此爆发！莫荣新先生统率的桂系军队这些年在富饶的广东养尊处优，积极吸鸦片，积极干坏事，就是不积极训练，本就不强的战斗力再度下降。而在福建卧薪尝胆两年、时刻盼望打回老家的粤军，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时时警惕，处处小心，刻苦训练，远非吴下阿蒙。更何况，桂系军队有不少官兵都是广东人，还有曾经支持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担当将领，内部并不稳定。因此，桂系军队被粤军打得满地找牙。战争开打两个月之后，受孙中山派遣，蒋介石重归粤军。因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请了病假，这次不是因为喝花酒伤身，而是在战斗中负伤。于是蒋介石任代理军长，率军节节胜利，尤其是在攻克最艰险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略要地——惠州、广州的战役中，再度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美中不足的是，粤军未能全歼桂系驻广东的部队，留下大患。不是粤军不够勇猛，而是桂系的三位年轻人表现得太出色，他们亲自断后，带领部下拼死阻击粤军，使桂系大军残部得以冲出重围。这三个年轻人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用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为战友们赢得了生机。在蒋介石已经做到一军之长的时候，未来十分生猛的“李猛仔”李宗仁还是营长，而军事奇才“小诸葛”白崇禧、上马领军下马管民的黄绍竑不过是连长。但不要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而轻视他们，这三个人将在五年之内一统广西，将桂系打造成西南最强大的势力。粤军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这并不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欣赏。他写信赞道：自陈其美去后，既忠于党又懂得军事还能率军打胜仗的同志，就只有你了。话里话外掩盖不住溢美之意，不过接下来话锋一转：你性格太过刚硬，与那些小人合不来，但是党对你期望很高，希望你能控制脾气，为革命事业将工作做下去，不要再动不动就负气出走。这番话表露出孙中山渴望蒋介石替他掌握粤军的急迫心情，但愿蒋介石不会让他失望。桂系跟滇系关系已经破裂，没了后援，在广东又打了败仗。事情到了这一步，陆荣廷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10月底，陆荣廷宣布取消军政府，取消广东独立。陈炯明你赢了，地盘归你，我陆荣廷走！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粤桂之间的第一仗，孙中山获胜。奇人陈炯明获胜的真是孙中山吗？想知道答案的话，那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广东的现任军政一把手“残仔明”先生。1920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这道命令似乎有些问题。当年孙中山离开广东时，已经辞去了自己在军政府的相关职务，那他现在是以什么身份任命陈炯明？“残仔明”也觉得有问题：在福建的这两年，我只是有事才向你孙中山汇报一下，说汇报是给面子，其实就是通报一下，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做主。我通过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才率兵赶走桂系，如今正是兵强马壮大展宏图的时候，你却出现了，我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好？“残仔明”与其他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军阀有所不同，他不是一介武夫。陈炯明，字竞存，是一个新式大学生，是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的高级知识分子。当年他做广东省议会议员时，曾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等多项有想法、有益于民生的提案。而且，陈炯明不同于那些只知道扩充自己地盘的粗鄙军阀，他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是中国最早看好苏俄社会主义政体和美国联邦共和制政体的人。在当时，这两个国家尚未显现出明显高人一筹的实力，而陈炯明却已经开始了对这两种政体的探究，尽管很粗糙，但已属难能可贵。陈炯明一边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感到兴奋，甚至和列宁同志通信请教问题，表达政治抱负；一边他又认为共和应该是全体人民参政议政，不应该由某一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他一边欣赏社会主义，一边又觉得应该用美国的联邦共和制来统一中国，也就是他一直主张的“联省自治”。矛盾吗？不矛盾，政治很复杂，可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各位也看出来了，陈炯明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完全不一致。就算是好得蜜里调油的恋人，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目标不一致的时候都得选择痛苦地分手，何况孙先生与陈先生还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麻烦大了！矛盾在陈炯明的“不盼望”中，孙中山抵达广州。孙先生不是来广州旅游的，他还是来“护法”的。不铲平专制腐朽的北京政府，不统一中国，就不能停止革命。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孙中山当然要和广东省一把手陈炯明谈一谈，多交流沟通，才能促进合作。没想到孙中山刚起了个头，陈炯明就反驳道：我一贯的政治主张是“联省自治”，而非武力统一中国，再者，我们就占据广东一省，兵力财力都不足，有什么实力去支撑统一中国的战争？说到这里，得强调一下，孙中山之前想借助德美两国财力发展自己的计划破产了。德国成了一战的战败国，自己都保不住，哪还有能力管别人。而美国支持的直系正如日中天，有什么理由给直系扶植一个对手？听完陈炯明的这番话，孙中山怒了：粤军可是我当初千方百计给你争取来的，这本来就是革命的武力，岂是你陈某人的私产，广东是革命的基地，干革命事业岂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资源准备北伐！蒋介石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他也在一旁帮腔，还把设计好的先征广西继而北伐统一全国的计划讲给陈先生听。可陈炯明根本听不进去。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此后又做了几次努力——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正式的军事会议上，但他的计划和理由根本不为陈炯明所接受，于是蒋介石一气之下又离开了广州。孙中山的那封信白写了。陈炯明非但无视蒋介石的计划，他还反问孙中山：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只会偏离共和。因为暴力得到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而我们发动革命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保境息民”，让老百姓过几天安宁日子吗？孙中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录》，第128—129页。?《溧阳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1645年11月，几位著名的溧阳乡绅秘密与南京清政府接触，列举潘茂和潘珍的罪行，清军于是逮捕了他们。12月24日，处死二潘。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52—157页。?这个士人叫吴任之。1646年7月13日姜进仪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123页。?姜进仪奏章。转引自《南明史料》，第123页。?唐仲冕、汪梅鼎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志》第三卷，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许多支持兴昌王的“盗贼”，包括高进忠在内，都被清朝淮阳漕运总督沈文奎逮捕杀害。逮捕活动一直进行到1645年深秋。《清史稿·沈文奎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显然，高进忠早先投降过洪承畴。根据清代案卷中的一个奏章说，高进忠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进行招降之后，他起初与清人合作，提供3000多士兵和69艘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岛。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倒戈叛乱就一定危及到了洪承畴的招抚政策。《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103页，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二卷，第264页。除了为金声领导的短命的勤王运动而组织的休宁、安庆起义外，在上游的武昌也爆发了一场由荆王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南明起义。张天禄从前是史可法手下的一个明朝总兵，镇压了武昌起义。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8—24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0—142页。?这些人包括：溧阳的谢琢、盐城的司石磐、广德的吴原成，以及如皋附近的张明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9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29页。朱谊漇的爵号大概是假造的。有些记载说他就是瑞昌王，而在另一些记载中，他被误作为乐安王朱谊石。朱谊漇有时也被称为朱谊漇。《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页。?早在1646年3月6日，朱谊石就试图猛攻东朝阳门，但进攻被击退了，没有成功。许多复明军士卒在向南京东北摄山林坡逃命时被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第170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259页。?根据后来一个复明分子向清朝审讯官的供认：“伪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图谋，以各处贼党众多，惟缺少钱粮、器械，要先谋渡江北，用奸细取六合，仪真（征）二县，得了钱粮、器械，便倚据山险，纠江北各处贼党，成就大事。”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关于安徽山区后来发生的起义，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3页；《南明史料》，第109—111、135—136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同时，负责江防的官员范承祖（他也许是清朝著名义士范承谟的兄弟）带领一些人马渡江到六合、仪征，阻止当地可能发生的起义。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这说明巴山自己也认识到，虽然这个地区的民众在原则上可以分成“良民”和“贼”，但在实际中却很难予以区别。“诸臣目击村落团集良民，与真贼难辨，若纵兵剿杀，必至玉石不分。”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清史稿·洪承畴传》载：朱谊漇（即朱谊漇）在复明分子进攻南京时被俘。这一说法的依据，可能就是《东华录》，1646年9月22日条。《东华录》载：朱谊石（即朱谊漇）于此日被俘。这两种说法都与洪承畴11月8日奏章不相符合，奏章提到朱谊漇还没被俘。《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近来，在北京明清档案中发现一条材料，说金声桓于1647年夏天俘获了瑞昌王。见1647年8月31日的一份奏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4—9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1页；第三十卷，第353、360页。1647年2月13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5页；《南明史料》，第184页；《清史稿》洪承畴、巴山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128页；《南明史略》，第93页。也在这时，南京上游一些县的地方官开始重建本地孔庙，作为恢复安定的一个标志。其例可见张其昀等合编；《全椒县志》，第344页。?小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21—222页。?亲王博洛于1646年6月14日抵达杭州。在钱塘江彼岸的南明军队由方国安指挥。因为干旱，钱塘江水位下降，满洲军兵遂得以骑马过江。7月10日方国安部被击溃，退守绍兴。监国鲁王即建都于绍兴。三天后，清军向这一地区合围，监国鲁王守不住台州至绍兴间的关隘，便经海门从海上逃跑了。他在张名振处避难，张名振后来带他去了舟山岛。《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53、160页；《明清史料》所载张存仁1646年1月3日与12月21日之间所上的奏章，见《南明史料》第1—8、12—13、15、34—35、42—44、48—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6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54—56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3页；狄百瑞：《帝国的蓝图》，第21—24页。?起初，投机取巧的政客与“土寇”给清军的占领造成了极大困难。关于归降人员与官府胥吏作弊的详情，见《南明史料》，第15—17、23页；关于盗贼活动的记载，见上书，第60—62、102—108、120、136—137、142—14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二卷，第27—2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147页。抵抗活动在17世纪50年代一直存在（见上书，第147—154页），不过自1649年12月清军长期驻守杭州后，不安定的状态好转了。《南明史料》，第149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一四九卷，第3页。?最初进攻浙江的主要人物佟国赖，是佟国器的亲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4页。?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29页。?冈本跻：《政治道德危机》，第85页，并参见第57—59页。?同上书，第86—96页。基督教在浙江的地位特别牢固。17世纪30年代反基督教分子声称，浙江省官员暗中与基督教徒结盟，做他们的保护人。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1—92页。?唐王政权的军队在安徽中部和南部做了重要的军事努力，最终，那里的南明官员金声被杀。1645—1646年冬张天禄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生动地描绘了池、太平、徽、宁国四州府所遭受的破坏。城乡皆无人烟，尸骨遍野如草。一到夜晚，空中就闪烁着绿色的磷火。《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516页，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0页。?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5页。?1646年10月17日清军进入福州时，该城实际上已被郑芝龙放弃，军火库被毁。郑芝龙将他的根据地撤到安海，然后，在11月21日向福州的清军统帅投降。斯特鲁弗：《南明》，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0—111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1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7—1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9、61—62、72—73页。?由于朝服不够，此后十天内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5—27页；参见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145—146页。?永明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幸存的孙子，亦称桂王，这是他在隆武皇帝死后改称的爵号。为躲避张献忠向湖广南部的进犯，早在11月中旬听得隆武死讯时，永明王就在他的军事保护人丁魁楚的劝说下，在肇庆宣布摄政。11月22日，得知赣州失陷，新摄政王离开广东去梧州，正好越过广西边境。这样，苏观生和其他广州官员觉得他们被新摄政王抛弃了，遂于12月12日在广州提名隆武的弟弟朱聿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着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会受到威胁，政府对冀南、鲁南和豫北地区的控制就会由此陷入危境。这种威胁在1648年阴历四月（4月23日至5月21日）成为事实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化鲸的榆园军首领从曹州出军，围攻了跨越河北边境的东明城。由于当地反清分子起来响应，李化鲸夺取了东明，然后回军鲁南。到夏末，他又在鲁南起兵，攻占了曹州城及周围的曹县、定陶与城武县城。当山东乱党西进越过河北边境时，当地群盗也合伙攻击清丰、南乐等城。这些县城靠近军事重镇大名，当地的武将士绅虽然能够击退义军，但清军的伤亡惨重。在另一个方向，反军打到山东中部，袭击巨野城，从8月30日到9月5日围攻巨野，直到被清朝的援军赶跑。在南面，李化鲸的人马越过河南边境，渡过黄河，袭击归德。在开封附近，9月20日河北叛将刘之炳包围兰阳城。不久整个靠近开封的黄河北岸落入叛乱者手中，封邱城成了范慎行所率曹县军队的据点。此人据清政府塘报称，初系十足的“土寇”，后“起为盗”。榆园军据说总共有2万人，实际上是由20多个独立营盘组成的联合团体，每营约有1000人，散布在三个省份。据塘报的描述，他们的营地安在设有内堡的大型设防寨楼里，有大炮守卫，甚至包括佛郎机炮。堡垒顶上常常装饰有大幅白色旗帜，叛乱者携带女人和家畜一起住在营地里。当满蒙部队进攻叛乱者的防御工事时，有时干脆就将城堡烧成平地，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有时他们也讲区别对待，只杀死男人，而把家畜和女人分给自己的士兵。他们很少容纳俘虏，绝大多数人都在当场受审后斩首示众。榆园军各营在对满蒙汉官军的共同斗争中联结起来，这种联合也凭借于这个营与那个营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例如，通向曹县的要道被两个重要叛军营盘所占领，它们之间约相隔10华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团体，一个由姓范的指挥，另一个则由姓肖的统率，但他们互相视为同盟，如果受到攻击都会得到另一方的支援。总的说来，他们的战略几乎不像是互相协调的，在报告他们活动的清朝官员看来，他们能够在总体上统一起来，靠的是采用了明朝的称号、爵位与官名。李化鲸本人甚至在东明的据点里供养了一名明室远裔，称“天正皇帝”，发号施令。在多尔衮及其谋臣看来，榆园军的有组织的协作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把叛乱首领与前山东军阀刘泽清连结起来的阴谋集团。刘泽清此刻正住在京城。在清军渡过黄河进攻扬州的时候，像阎尔梅这样的江北忠君复明分子曾希望刘泽清会支持南明事业。然而，刘泽清看出满清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当多铎派佟佳氏名将准塔去淮安邀请刘泽清合作时，这个山东军阀就将他本人率领的有50名将领和2万人马的军队交给了那个满洲将领。作为交换条件，他受抚后被封精奇尼哈番。或许正是因为刘泽清所得爵位不高，惹得他蓄意谋反。刘泽清以素有大志著称，常自夸：“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而且他出名的鲁莽。当他还是个参加乡试的举子时，就在一次口角中挥拳打死了一名衙役。这种鲁莽可能也会促使他谋反。9月5日后，起义活动开始出现，当时一个名叫程万占的人率兵千员攻击了位于曹县以东的单县县城。在单县进攻受挫后，知县报告说程万占不是别人，正是刘泽清的庄头，刘氏族人都是曹县有名的豪强。多尔衮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小心谨慎的。他告诉兵部，“或人诬陷，亦未可知”。没有必要去激怒一个像刘泽清这样重要的归顺者，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刘泽清毕竟是来自多尔衮政权绝大多数高级文官所产生的那个省份，此刻归顺清人的其他山东士大夫，可能会把指责刘泽清谋反视为诽谤，认为是刘泽清的政敌乘其家奴参与榆园军之机，存心诬陷，以至于这些人自己也许就会因此而反对清朝。如果刘泽清确实卷入了这次地方叛乱，那么要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才行。著他早晚照色呦呦天美在线观看光的红色头皮。她体型硕大，穿了一件咖啡色和白色相间的克林普纶衣服，贴身裁剪，很紧，难看极了。她的手肥硕，有些发红，指关节肿得发亮。她走路时要拄拐杖。她九十六岁了，完全能再活上十年。他们吃了又吃，吃了又吃，我们都吃了又吃。而吃得最多的要属莫迪，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低垂着眼睛，有条不紊地吃着，什么都不剩下，她慢条斯理地把每一点面包渣吃完，让我们大家等着。而他们都舒服地围坐在摆满菜肴的桌边，脸上是盛气凌人的笑容，摆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说着莫迪姨婆做过这个、莫迪姨婆做过那个来打趣她。她一句话也不接。吃完饭，她对我说：“现在我们该走啦。”然后，她直视姐姐，提高声音说，“既然我已经把你吃了个倾家荡产。”儿女们不安地讪笑，孙子辈们饶有兴味。那些不在场的曾孙辈们大概从来没听说过莫迪姨婆。女族长只是微微一笑，女王一般，淡漠冷酷。她说：“我按老规矩，给你烤了一个好吃的小圣诞布丁，你带回去吧。”“我倒记不得去年有过，前年也没有过。”“唉，小姨。”一个外甥女说。女族长朝一个年轻人点头示意，他端来一个白色小钵，递给莫迪。起先莫迪想要把它撂下，但是最终把它递给我：“拿着。”我端起那个小布丁，那个量也许能喂几只麻雀吧。我们一大队人慢吞吞地朝我的车走去，速度要看莫迪的。哦，在那晚秋的阳光下，她看起来面色多黄、多糟糕。那一家人也看到了，明白过来。这些高大魁梧、朝气蓬勃、活得滋润的家伙看着她，黑黑的一小团，家族的替罪羊，突然感到冷飕飕的。他们恐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高声音，喊道：“小姨，再见，改天再来玩！”“没错，”她姐姐吩咐，“下次再找个星期天，让你的‘好邻居’带你来。不过这次要提前打招呼，把时间留足了。”她已打定主意不去弄明白莫迪不会再来了这个事实。她对我说：“莫迪能有一个‘好邻居’真好。我都和她说过上百遍了，你得要一个家务女工，我是这么说的。”于是用这个方法，莫迪的家人终于抹掉了她的这项成就：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爱她的人。而我真的是爱莫迪的。她坐在我身边，哆嗦，呜咽，我心疼极了。我对她说：“莫迪，那帮人一百个都抵不上你一个，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也一直比他们好得多得多。”于是我们驱车回家，一路无言。一整个下午我都陪着她，给她煮茶，给她烧晚饭，悉心照料。但是她无精打采，痛苦伤心。第二天，她真的大不一样了。那是三周前。自从那天起，便每况愈下。一周前，她开始讲小时候。有一次他们带她去参加圣诞前夜的教堂礼拜，她从此忘不了马厩里的圣婴，还有那些天使们。我让我的秘书找找哪里可以去做礼拜，要不太费事的。最后我选择了莫迪家街那头的一个教堂，这样她就不用走太远的路了。过去一周里，她一直在讲——这也是她第一次讲——自己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去参加过的教堂礼拜，但明显地，花花公子先生和他的情妇，还有那位可怜的妻子对宗教没多大兴趣。她讲的是教堂里的歌声，教堂有多漂亮，玻璃彩窗，“木头发出的好闻的味道”，鲜花。昨天晚上，我带她开了一百码左右的车程去那个教堂，车开得很慢很慢。我可以看出——又一次看出——她身体又垮下去多少，因为我带她去她姐姐家不过是五个星期前的事，可现在车子轻轻一动她就会不舒服。我扶她下车，和她一起走进教堂。从外面看，那不过是一栋平常的、让人愉悦的小建筑，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从我们走进入口时开始，我便透过莫迪的眼睛来看。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凝视，抬眼看屋顶的阴影，然后视线投向圣坛上耀眼的烛光。圣坛的一边，是躺在摇篮里的漂亮婴儿，还有天使们，披着红色和蓝色的袍子，戴着金冠，跪在马利亚身边，马利亚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年轻姑娘，粉红的双颊，笑容甜美。东方三博士站在附近，手里捧着裹了金纸和银纸、系着鲜红缎带的礼物。四周，在闪闪发光的柔软稻草上，是一只只小羊羔。还有一条真的狗，是教区牧师的，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小猎犬，卧在羊羔中间。哦，真漂亮，莫迪叫道。人们闻声转过身，看到这个年迈、驼背、身着黑衣的丑老太婆站在那里，微笑，颤抖。于是他们也微笑，屋里只有温柔模糊的烛光，谁也看不出她病得有多厉害，皮肤有多黄。我们沿着教堂坐椅间的通道往前走，走得极慢，因为她没看路，而是盯着圣坛边美丽的布景。我们在最前面一排坐下，可以看到那条听话的狗微微地喘着气，还被烛火熏得暖洋洋的，于是不住地打哈欠。哦，太可爱了，哦，太漂亮了，哦，我的小东西，我的小狗狗，莫迪啜泣着，伸出手来。狗看到她这样，就往她那儿去，但是廊柱后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人低低地喝了一声，它就又卧回羊羔间去了。礼拜式平常得很，我确定那个布景很俗气。这一切让她累得筋疲力尽，我服侍她上床，给她倒了杯热牛奶，她的猫躺在她身边。可爱，可爱，我可爱的小东西，她喃喃低语，我离开时，她微笑着，对我微笑，对着那猫微笑，对着自己的回忆微笑。但是……她得住院。上周医生来过了，而且不是坏薇拉叫他来的。他告诉她，自己估算着，莫迪差不多“适合”去医院了。他来了，看到现在的情况，说如果不去就要过圣诞节了，她应该立即住院。不过他施恩，宽限她一周。我们知道她进去就不会再出来了。她知道吗？哦，不，两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简直是一场噩梦。莫迪成天怒不可遏，大发脾气。薇拉·罗杰斯不在，她外出参加培训了，而既然她得有个敌人，我就成了那个敌人。有一天晚上，她当着我的面摔上门，把我关在外面，第二天才让我进去，她脸色惨白，眼睛里冒着熊熊怒火。“莫迪，”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我们面对面坐着，炉火熄了，房里冰冷，猫饿着肚子，烦躁不安，大声号叫。我指望她会投降，像往常一样，猛地一扭头，傲慢地抬起下巴——然后叹气，抬手遮住脸，没一会儿，细小的声音，通情达理的口气，向我解释。但是不，她愠怒地坐在那里，下嘴唇噘着，瞪着眼睛。我连哄带劝，但是没用。我现在不大确定，我能不能再看到我的莫迪了，因为毫无疑问，这个莫迪现在有点神经失常。这个问题我琢磨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容忍人们的某些怪癖、怪脾气，不把那称作神经失常。那，到底什么是神经失常？过得和现实脱节，这肯定算吧？莫迪对着自己唯一一个朋友大叫大嚷、大发脾气，把我当作敌人，这就算不上理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和现实脱节了，一切都是一场可怕的闹剧，我不能对她说，莫迪，你得了癌症。我想到了妈妈，我想到了弗雷迪。我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想不通，那两人可以说，我得了癌症，但莫迪却不能，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教育？胡说八道！可是我妈妈、我丈夫去世前，没有一时一刻和所发生着的一切脱节。那会儿脱节的是我！而薇拉又不在，我没法问她……问什么？各种各样我需要知道的事情。我管不了莫迪的事了。不管她去不去医院。薇拉回来了，我们把莫迪送去了医院。我不得不安排住莫迪隔壁的那个女人帮她喂猫，她说我不能指望她会收留它，不如把它送去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吧？我把莫迪的房子彻底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会散发恶臭的东西——马桶，厨房。我找到了藏起来的肮脏衬裤和内衣，终于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里了。做这事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就好像把莫迪扔掉了。我的确是在想，她为什么得经历这一切，这漫长、肮脏、悲惨的死亡过程？她若是能在睡梦中死去，该多好。但是她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什么权利这样想？她住在我们最新的大医院里，住的是四人病房，用的是最好的现代药品，接受着最好的现代护理。周围的人都小心翼翼，给她充分的独处机会，举止谨慎、讨喜。那个可怜的莫迪，一个脸色蜡黄、怒气冲天的小老太太，就是这样，坐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垫着靠垫，别人给她送餐送药，她什么都不做，就成天发火、反抗、嘟囔、诅咒……可尽管这样，他们还都喜爱她。真的。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训练有素，但不是这样的。每个护士都和我说过，莫迪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气质。小医生也对我说，“你是怎么和她交上朋友的？”他是真的想知道，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莫迪的那种气质。“她很可爱。”病房的男护士说，他刚花了二十分钟劝莫迪吃药。那是止痛剂。这还只是药性相对温和的一剂药，而到时候，她身上的疼痛会越来越厉害，那就得用药性猛烈的药剂，非用不可。但是莫迪说，这让我意识模糊，弄得我一脑子糨糊。她熬着不吃，直到她愤怒地啜泣一声，猛地把头扭向桌上的杯子，这是告诉我她肯吃药了。我每天下班后去看她，待两个小时。“噢，你终于来啦。”莫迪说。然后，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她说：“要走，是吧？”然后她转过脸去，不看我。轻松了，不用给她洗澡、搓衣服（得保证它们大致干净）；不用坐在她对面，强压下怒火、沮丧、怨恨，听她对我恶言相向。她的家人已经来过了，那个部落，医院一次放两三个进来看她。“你们是来看我死了以后会给你们留什么的吗？”她问，“你们还不清楚吗，多少年前你们就把我的东西都拿光了。”“哦，小姨！”外甥、外甥女们这样说。而女族长则质问：“莫迪，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这是什么话。”莫迪说，转过脸不理他们。他们说再见，小姨；再见，莫迪的时候，她也不搭理。我提出申请，要提前结束全职。现在我一周去两个整天，根据需要灵活安排；智囊团晨会的时候去半天；我还答应在杂志交付印刷前的那几天中，再去一天半。菲丽丝请我和她一起吃午餐。这是一个正式邀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现在和吉尔形影不离，吉尔黏上菲丽丝了，所以想找几分钟单独谈一谈都不容易。我以为她是想要我给些关于杂志社的建议，也许还有些关于吉尔的，但是她让我乱了阵脚，她说查尔斯想娶她。我根本没想过这个可能，我坐在那里，拿餐巾轻轻擦嘴，啜了几口酒，想要争取一点时间。我在想，我之所以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是因为这实在太荒谬了。那是我的第一反应，而现在我在这儿记日记（午夜时分），我依然觉得那个反应是正确的。我几乎是立刻就恢复了正常，坐在那儿，集中注意力听她说，表现出满满的同情，努力让自己不要对这一切太过挑剔，反复暗暗对自己说，众所周知，我不具备在这方面做评判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结过婚，“缺了些什么”。但是她怎么能嫁给查尔斯，或者准确地说，如何维持这段婚姻？他要离婚，有三个孩子，所以要花在他们教育上的费用简直惊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得靠菲丽丝维持、供养。孩子们会怎样？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一个个出现，而她坐在那里，焦虑地欠着身子，穿着柔软的衣服，真是个漂亮的小东西。我以前怎么也想不到要称她为漂亮，但她如今的确是漂亮。润泽的头发，晶亮的眼睛，在餐厅深色木墙的映衬下，她好像在熠熠生辉。她想要建议。唉，我现在可是知道了，没事不要随便给人建议。我想要知道，若是结婚，她要承担起什么来，对此她心里有多清楚？归根结底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吗？而她说的，是她和查尔斯一起管理杂志，合作得多么好，一切多么轻松顺利：她讲啊讲啊，不停地谈工作，她的眼睛期待地盯着我的眼睛，因为我没有说，哦，菲丽丝，你真是疯了，或者，这真是好消息。我就让她这么一直一直讲下去，我自己不怎么插话，只偶尔提供几句显示处世智慧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储备一大堆这样的话，碰上这种别人指望你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情况，就好应付了。到我们用餐结束的时候，她第一次提到了如果结婚，他们要不起孩子，因为她得工作，而她也不知道自己对于孩子是个什么想法。她不时地瞥我一眼，一脸期许，好像觉得就算这谈话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也还有可能说，哎呀，那当然了，你一定要嫁给他！但是我确实开口问了个问题，语速飞快，态度尴尬，你想提一个和当前谈话氛围不大契合的话题时，就会这样。我问的是：“但是你的妇女解放集会，那一类的东西，怎么办？”她目光躲闪，微笑着，漫不经心地说：“噢，他不介意我做什么，其实，他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这实在是答非所问。我听到自己神经兮兮地哈哈笑，那情形，就好像是谁讲的笑话没爆响。查理也邀请我共进午餐。他想和我说说他的麻烦。他觉得娶菲丽丝，把自己的过去强加给她，这不公平。对于娶菲丽丝的事，他又有新考虑了？我扩大储备，又备好了这样的话：你一定得严肃、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走你认为最好的路！还有，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这顿饭根本就是一场长达两小时的个人独白，我偶尔穿插一点上面那些话。我们在餐厅外道别的时候，他感谢我给了他好建议。菲丽丝太聪明了：几天前，当我们道别的时候（在餐厅外），她涎皮赖脸地对我咧嘴一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该怎么做呢，这样我就可以把错全赖在你身上了！”看来，至少这两个人有可能出于惯性结了婚；若真这样，到头来，要是这段婚姻居然是个成功……？我原指望着现在有时间了，可以让我的衣服达到水准。保持我的风格，真不是个轻松活儿。我站在镜子前，穿着自己最好的套装。蜜黄色，柞蚕丝。我的包。我的手套。我的鞋子。臀部上方不够平整，但没法解决。翻领的边沿看上去不够灵动。两颗扣子松了。鸽灰色的缎质衬里上有一根线头冒出来了。我的鞋子面上起了皱。我的手套不理想。我所有的丝袜上都有抽丝的地方。怎么办？全扔了，重新来！但不行啊，问题是，就算我现在有时间保持我的风格，我也没兴趣保持了。我最近想起来，科莱特的，或者说是“亲爱的”[15]的莉亚以前迎接老情人时，告诉他，自己换了一身套装，系了漂亮的蕾丝褶裥，一身盛装，去什么场合都可以。而让他伤心的（让科莱特伤心的？），是她不再在乎这些费时费心的奢华打扮了。但是我不会不修边幅的，我不会。若是因为没有精力而邋遢，那就是掉进了老年的陷阱——毕竟，我才五十多岁，还不是退场的时候呢。我的风格需要费时、费心、注重细节，如果我不再在乎它了，那我就要想个什么聪明点子，折衷一下。在考虑这些的同时，我捐了好多衣物给慈善商店，还让我的裁缝按原样翻做了一些衣物。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我们花大量时间讨论布料、扣子、衬里。她很惊讶，接到我的信以后打电话给我，她真正想问的是，你居然叫我把那款浅灰毛料套装照样再做一身出来，料子在邦德街就能买，你这是不再感兴趣了吗？——是的，我亲爱的，的确是这样的，我失去兴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好歹是介绍了菲丽丝给你。我还会请你再帮我做那款棕色的女衫裤套装，那款黑色的中国绉纱衬衫，那款米色的丝绸裙。过了多久了？我想大概有两周了吧。每天我都去病房看莫迪。你好，我说，你怎么样，和大家一样，微笑、友好；而若是站在她的角度上看，我知道她觉得这态度是伪装，是欺骗，就像一场噩梦——她就这样被我们捉住了，是我们的囚徒，我们用虚假的微笑包围了她。可这些是她自己逼出来的。我渴望她能不再躲在那张愠怒、充满敌意的蜡黄面孔后面；我渴望和莫迪本人交流，哪怕只有一会儿。但是她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狂怒、自己的猜忌里，从这个牢笼里向外张望，看着我那可憎的讨喜微笑。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每当走进病房，我的脸就自动摆出了这副表情。实在是煎熬，实在是糟糕！我现在是在讲我的煎熬，不是莫迪的。明显，我还是自私的，但是我相信，如今这个每天在病房陪莫迪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尽管时间是永远不够长，每次我离开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被
，但偶尔也会在性冲动的驱使下转向女孩的重要部位，于是惨遭大人责骂。不管怎么说，看到那个部位平展就想探摸是否有什么，看到孔洞状就想用手指探摸究竟，这应该说是自然的本能吧。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伸夫虽然没有玩过医生看病游戏，但因为急欲知晓那里有什么，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但是，很多男孩并没有尝试的机会，只是日益确信前面非常重要。此时的着眼点已不在后面的臀部，问题是前面的裆部。那里对于男女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部位，好像不能轻易让别人看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会产生这种程度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那个部位的具体形态无从想象。有时小伙伴会用左手握成筒状，然后用右手食指做插入状，或以拇指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穿出，同时嘴里喊“色鬼”，由此便可想象到女孩那里有个深洞，前面突起一个小东西。然而，这也离具体的形态相差甚远。不过，其具体形态另当别论，女性的前面似乎散发着某种感官物质却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将其喻为电波未免夸张，而说成热波又过于具体，或许应该称之为包括这一切的性感气息。伸夫初次意识到那种气息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黑沼老师白白的皮肤，黑黑大大的眼睛，在所有的女老师中最漂亮。伸夫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因为你的老师很漂亮……”。伸夫最喜欢黑沼老师身穿白罩衫和藏蓝色大喇叭裙的姿态，此时老师显得最柔美清秀。有一次，好像是在做体操或是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以黑沼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闭住眼睛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预备——开始！”大家都开始跑动，可伸夫却不知何故起跑迟缓。就在他慌忙起身的瞬间，一片薄软翩然飘落头顶，将他严严实实地罩在黑暗之中。这是在黑沼老师的大喇叭裙里。过了片刻伸夫才明白过来——由于老师猛然站起转动上身使裙摆飘动，自己就被罩在里面了。当黑沼老师发现有个学生进了裙子里大吃一惊，慌忙拉起裙摆救出伸夫并嘟囔说“啊，吓我一跳”。周围孩子们一时被这瞬间的奇景惊呆，可当伸夫从黑沼老师裙摆里钻出时又哈哈大笑起来。伸夫低着脑袋不知如何是好，黑沼老师轻轻抚摸他的头顶。“对不起哦！”伸夫还是说不出话来，黑沼老师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并转向同学们。“好啦！今天就到这儿吧！”伸夫跟着同学们走向教室，心里想都怪自己动作太慢，害得大家游戏中断，感觉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不过，自己进到老师裙子里，原以为会受到老师责骂，可老师的态度却意外温和。伸夫对此迷惑不解，旁边的同学突然发话。“色鬼！”伸夫瞪着那个同学反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可你不是进老师裙子里了吗？”伸夫确实进到老师裙子里了，但他并不愿意那样做。“不是的，不是啦……”伸夫拼命地辩解，不过他在那个瞬间确实嗅到某种气息。后来他也想不明白那是什么气息，反正是柔柔甜甜有点儿酸的感觉。“闭嘴……”不管那些家伙怎样说三道四，知道老师裙子里面味道的也只有自己。伸夫忽然有些得意起来，目送黑沼老师裙摆翩翩的背影在秋风中远去。三说到男孩性意识最为安定的时期，或许就是从幼年到小学毕业的十年之间。在这个时期，男孩既不会寻求性行为也没有性的烦恼，在性方面毫无欲望，属于性欲的空白期。当然，如果只从性行为来讲，老年期也大都与性无缘，因此未必不能看作性欲的空白期。但是，老年人在这个时期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不等于性心理已经消失。倒不如说精神与肉体相反，往往发生亢进现象。因此，这也可以看作异常复杂而烦恼多多的时期。但无论怎样看，都不同于小学时代的性无垢状态。即便以伸夫自身的体验来对照，他在小学时代从未被特殊的“性的感兴”所困扰。如果勉强举例的话，也就是前面所说进到女教师裙子里那件事。而且那也并非伸夫主动所为，纯属突然降临的灾难。总而言之，直到小学毕业之前伸夫尚未萌发性意识，因此不会被性烦恼所困扰，一贯保持纯真无邪的心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的性器官毫不关心。当清晨憋尿醒来发现阴茎勃起胀大时，他就会惊慌失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以及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当然对这种现象本身也不会感到羞耻。从这个时期开始玩“看谁尿得高”，也与这种不知羞耻的心理有关。就是大家站成一排朝板墙上方撒尿，看谁尿得高。小伙伴们一齐使劲向高处滋尿，尿液划出抛物线朝上喷起。偶尔刮来一阵风，尿液就会被斜向吹散。“嘿呀！”滋得最高的小伙伴发出的不知是欢呼还是嘲笑，还挺起胸脯像在说“怎么样”。如果说这只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玩乐倒也罢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男性以阴茎粗大为傲的单纯心理此时已经萌生。伸夫在这种比赛中仅仅一度称王，不知为何，那次他非常强势，比小伙伴们滋得高很多。不过，那次胜利在接下来的瞬间就被大人的呵斥声抹掉了。这且不说，总之通过这种游戏，他进一步领会了将男性那个物件称为“阳物”的说法。确实如此，在太阳下威武雄起的那个就是“阳物”。而且，从来不玩这种游戏的女孩也会切实感到自己与男孩性别不同。在她们体内好像潜藏着某种与男孩不同的部分，由于不会轻易暴露而被称为“阴物”。这种比喻恰如其分。幼年期的阴茎确实堪称阳性，它有时像是得意洋洋，有时颇显滑稽。布鲁塞尔皇宫前有个“撒尿男孩”雕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形象。不过，男孩的阳物并非总是那么阳光、那么高傲。伸夫上小学二年级时曾在樱树下小便，正巧周围有很多毛毛虫，于是他用尿液惩罚了其中的一只。毛毛虫受到尿液突袭左右扭动挣扎，终于像是抵挡不住而蜷缩起来。伸夫获胜后洋洋得意地收回阳物，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第二天早起一看，阴茎头部红肿起来，摸上去还有些疼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伸夫有些害怕就想问问母亲，可又羞于启齿，只好自己思索。这会不会是对自己昨天尿撒毛毛虫的惩罚？以前曾听小伙伴说“把尿撒在毛毛虫身上小鸡鸡就会肿起来哦”，可伸夫认为那是胡说八道而嗤之以鼻，甚至心想不妨冒险一次，觉得如果真肿起来倒也挺有趣。然而，小伙伴的预言变成现实，小鸡鸡果然肿起来了。“哎，真的肿起来了，怎么办？”伸夫很担心，于是去找小伙伴询问。那个小伙伴露出“瞧，活该”的表情冷淡地说“就那么忍着吧”。“不用上药吗？”“我那次没上药自己就好了嘛！”伸夫听了便稍稍放心，既然他好了，那么自己过几天也会好。“不过，为什么向毛毛虫撒尿就会肿起来呢？”“毛毛虫会放出毒气来嘛！”伸夫对小伙伴的解释似懂非懂，却也感到在那华丽的毛斗篷下似乎藏有各种武器。总而言之，“尿撒毛毛虫鸡鸡就会肿”根本不是迷信，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伸夫自己已经有所体验，小伙伴们也有几个中招，所以不会有错。而且，还有人尿撒蚯蚓阴茎红肿了呢。不管怎样，在地下蠢动的小动物似乎都具备了狙击阳物的秘密武器。伸夫后来向当了泌尿科医师的朋友井川君咨询。“真的肿了呀！”伸夫问得十分认真，可井川君却微微一笑不予应答。“泌尿科没有那样的小孩来看病吗？”“小孩即使有肿胀也是去小儿科看，可能是其他感染症吧。”“不对，因为就在第二天肿起来了，所以肯定是毛毛虫在作祟。”“那你就再试一次吧！”话虽这样说，可现如今一个大男人再去找毛毛虫撒尿实在太不像话。而且，自己现在已是成年人，也许尿了也不会肿。大概毛毛虫的毒气只对小孩有效。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决，就连泌尿科的医师也没作出明确解答。然而，伸夫的阴茎确实是肿了。伸夫想起这件事时总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自己遥远幼年期的阴茎惋惜不已。那时的阴茎既单纯又羸弱，甚至不堪毛毛虫一击。虽然只过两天就痊愈了，但此前肿胀的阴茎使伸夫深感毛毛虫可怕，同时在心里发誓再不搞那种恶作剧了。或许那次阴茎肿胀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满不在乎地当众小便的幼年期转向知耻而避人眼目的少年期。而且，那条披着黑色毛斗篷的毛毛虫从地面向伸夫的阴茎发射毒素也许就是为了告诫他——你已经不是搞这种恶作剧的年龄啦！四小学时代没有性的困扰日夜安稳，但与此相比，初中时代或许堪称激烈动荡的年月。那种状态恰似渗入地下的雨水骤然被卷入峡谷激流。特别是伸夫，情窦初开的时期与日本战败突然自由开放的时期重合，与其他时期的少年相比，其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伸夫刚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日本好不容易从废墟中爬起，食物当然不用说，就连衣服和住房都没有。街上到处是流浪汉，人们东奔西走寻找黑市商品，所有的人都为生存而拼尽全力，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不过，即使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对于性的关注仍以与对食物同样强烈的执着在少年之间萌生。某位生理学家将食欲和性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将这种最原初的本能欲望命名为“第一本能”。此外，对于女性则在食欲和性欲之上增加了“母爱”，达到了三种。确实如此，战后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切身体会到了强烈的第一本能。例如，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甚至舍弃尊严、礼节和信义，理智和教养在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就在那样的泥潭当中，人们仍然执着地追求淫猥的东西。由于饥饿会导致死亡，所以食欲当然是首要欲望。但只要稍稍加以满足，接着便会争先恐后地涌向性的快乐。而另一方面，母亲们为了让饥饿的孩子吃饱而背负长达身高的口袋外出采购，只要有一口剩饭都会不顾体面用纸包好带回家中。食欲、性欲和母爱正是人类的三大欲望。而在战后，也是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这三大欲望相比，父爱和兄弟爱之类则要降低一级。而说到友情就更低了，就连名誉的欲望和统治的欲望在食欲面前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民间的所有生活当中，只有第一本能闪闪发光，像理性、友爱和信义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被排斥在混沌的彼方。属于第一本能的肉体欲求不知羞耻地公然露面，人们的行为反而因此动力充沛活力四射，诸事明快浅显易懂。伸夫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进入初中。这里是札幌最具传统的学校，当时只有男生。“质实刚健”的校训用粗壮遒劲的字体写在匾额上挂在运动场正面。当然不必特意强调，在当时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质朴坚忍。运动场和走廊等处裂缝的玻璃窗尚未来得及更换，一到冬天风雪乘隙而入，窗台上常有一两寸厚的积雪。门框也因变形而难以关严，地板多处朽烂成洞，旁边标有“危险，请勿通过”的警示。而且，由于走廊里的灯泡几乎全都灯丝烧断，到了傍晚连对面有同学走来都看不清楚。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是校舍，连学生装都不问喜欢与否只能质朴坚忍了。日本刚刚战败，高年级中还有从陆军幼年学校和少年兵复学的学生。他们当然戴着战斗帽，穿着军靴，甚至有人穿着土黄色军服来上学。除此之外，还有人买到了占领军投放的军装，所以学校里呈现出日美两军混杂的景象。普通初中生就穿着上下两件的黑色学生装，但几乎都有破洞补丁。其中还有人穿着兄长替换下来的上衣，看上去就像穿着短大衣。夏季大家都光脚穿木屐，冬季则是斗篷加长筒胶鞋的装束。就连长筒胶鞋都属于配给物资，所以很难分摊到。当胶鞋有了破洞又碰上融雪季节时，袜子常常会湿得拧出水来。有人便会扔掉冰冷的胶鞋，在冬季也穿着高齿木屐。但走上几步木齿之间就会填满积雪，所以不得不频频停步磕掉雪块。当然，在冰天雪地中满不在乎地光脚穿木屐行走，站在路边咚咚作响地磕雪，这种硬汉做派也算是一种时髦，有人还会为此自鸣得意。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有三公里多，由于规定超过四公里才能乘电车上学，因此伸夫无论炎夏还是寒冬都只能步行。于是他的脚就变成了扁平足，如今仍未见好转。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伸夫的心愿就是得到一双军靴。他在上初三时终于通过某个门路实现了心愿，高兴得用红色毛刷把皮靴擦得锃光瓦亮。身上穿的尚且如此，嘴里吃的就更没法说了。当时学校尚未实行供餐制，大家都带盒饭上学。其中有人带着褐色的麦饭，有人带的是红薯饭，还有人只带着四五个土豆充饥。偶尔有人带来白米盒饭，大家就会喊着“噢！‘银舍利’！”并围拢过来，反倒让盒饭的主人尴尬不已。副食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盒饭里装着马哈鱼或腌鳕鱼子，而有的人只放了腌梅干或腌萝卜，还有人在米饭上放些纳豆带来。到了冬季盒饭就会很快冷透，于是放在教室暖炉的周围。有时随着温度升高，从铝制饭盒里跑出的异味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大家就捏着鼻子闹哄哄地查找问题盒饭。那时当然没有如今常吃的火腿和奶酪，就连肉类都很少见到，偶尔吃一回铁板烧也大都是马肉，由于太硬吃下去也很难消化。不过，马肉倒是挺耐饿，这是个意外的优点。最棒的美味还是煎蛋卷，要是一不留神带到学校，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周围同学一扫而光。总而言之，初中时代大家总是处于饥饿感当中，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当场就会吃光，根本不会考虑保留。岂止如此，到了第三节课就已经有人把盒饭当“早饭”（提前的午饭）吃掉了。当时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就都往肚子里填，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惊叹不已。像茵陈啦款冬等野菜自不必说，人们还会把海宝面[1]和麦麸与荞面搅拌起来做饭吃。麦麸就是把麦粒磨粉后剩下的表皮，所以营养价值为零，如今连老鼠都不吃，但当时只要能充饥就已足够。伸夫的母亲发挥第一本能，大病初愈就去农家帮工以求买些大米。有时清晨就要去车站排队买票，然后背着口袋下乡买粮。母亲正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但即便如此，每天的晚饭也都是面疙瘩汤菜粥。因此，每当母亲呼唤在外玩耍的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就会反唇相讥说“就是菜粥呗”。近年有部日本优秀电影作品名叫《何日再相会》，因其中主演冈田英次与恋人久我美子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而名噪一时。在影片中，久我美子为至爱恋人从家里拿了个苹果跑出来，而如今的年轻人看了或许会疑惑不解——那种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恐怕对女性的心态也难以准确把握。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的艰难困苦如今已无从想象，唯一的拯救或许就是由于大家都很贫穷所以对贫穷不太在意。而且，由于生存目的明确，都是为了吃饱穿暖，因此可以说活得更加单纯。即使生活在贫困当中，性的欲望依然实实在在地觉醒和膨胀。这正是第一本能。从小学进初中，伸夫切实感到自己的性意识世界在迅猛扩展。此前只是从个人的小窥孔朦胧地眺望云遮雾罩的远方，而现在前方视野豁然开朗，云雾也渐渐散去。其最初的机缘就是学校的厕所。由木板隔成的空间里罗列着煽情的词语，而且不像辞典那样假装正经，都是既猥亵又具体的记述。例如在蹲坑正面的立板上画着阴茎图形，前面还有覆盖着体毛的裂口，旁边用潦草字迹写着“想插入”。伸夫蹲在坑上独自琢磨。原来如此！女人那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要把男人的东西插进去。伸夫通过想象渐渐明白过来，突然感到自己加入了大人的世界。不过，虽说女人那东西就像板墙上画的轮廓，但还是没有更加具体的形象。看轮廓确实像个孔洞，但其本身是软还是硬？具体有多大？怎样才能插进去？像自己现在这样的够用吗？还是再大些才行？当自己想插时女人会允许吗？那时女人会是什么感觉？伸夫越琢磨问题越多。不管怎么说，大人们似乎拥有小孩们搞不懂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虽然看似遥不可及，可一旦产生了好奇心，立刻就像着火了似的难以遏止。伸夫虽然已经解手完毕，但为了进一步探寻知识，他又来到别的隔间。每个隔间里都画有男女图形，还写着“我想干”
娅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人。他唱了两首他最喜欢的歌，这两首都是情歌。当他正在唱第三首的时候，窗户突然被关上了，好像是有人走进了对面的房间。这使马基雅维里的雅兴多少有些被搅乱，心里浮起一片疑云，怀疑是不是女仆在偷听他的歌唱，被走进来的女主人所惊动，为了不让女主人发觉她因为偷听对面房间的男人唱歌而疏忽了要做的正事，赶紧关了窗户。到了吃晚餐的时候，通过精心引导的对话他发现那个被打开窗户的房间正是巴托罗缪和他年轻妻子的主卧室。那天的晚些时候他去了宫里。但是他既没有见到公爵，也没有见到他的秘书们。于是他就和那些在宫里逗留，显然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人攀谈了起来，问他们近来有什么新闻。这些人什么也不知道。但他得出一个印象，这些人至少知道有件事情刚刚发生。不论这件事是什么，事件本身暂时还是保密的。正在这时他碰巧遇见了巴托罗缪。巴托罗缪告诉他，他本来和公爵约好了见面，但是到了时候公爵又突然不能见他了。“我们在这儿是浪费时间，”马基雅维里用他那特有的、讨人喜欢的亲切态度说道，“让我们去饭店喝上一杯。我们可以玩纸牌，如果你下棋的话，我们可以杀上一盘。”“我喜欢下棋。”在去往金狮饭店的路上马基雅维里问他为什么今天城里面每个人都那么忙碌。“我也是没个头绪。没有人能告诉我任何情况。”巴托罗缪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气恼，马基雅维里猜想他这次讲的是真话。他自视甚高，当他发现他并没有获得公爵完全信任的时候，他觉得十分丢面子。“我听说，若是公爵企图保守某个秘密，就是连他最亲近的人都不会了解这个秘密。”马基雅维里说。“他今天一整天都和他的秘书们在一起。传令兵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向外派遣。”“很明显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知道今天早上有一个信使从佩鲁贾过来。”“是信使，还是一个装扮成信使的人？”巴托罗缪很快地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怀疑吗？”“没有。我只是问问。”到饭店的路并不远。他们叫了一大壶酒和一副象棋。马基雅维里棋艺不错，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巴托罗缪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故意让棋局杀得难分难解，最后输给巴托罗缪，从中取乐。巴托罗缪豪气昂扬，于是边喝着酒，边向马基雅维里指出他哪里犯了什么失误，以及对付敌人所应该采取的策略。马基雅维里于是责备自己缺乏远见。在返回他们各自的寓所的路上巴托罗缪问道：“我岳母说她今天早晨听到在你的房子里有人唱歌。歌喉相当不错。是你还是我年轻的表亲皮埃罗？”“皮埃罗的嗓音比我好，但今天唱歌的确实是我。得知卡特琳娜夫人没有嫌弃我的努力，实在是十分荣幸。比亚乔，我和另外两个朋友经常用唱歌来打发时光。”“我的男低音唱得不错。”“皮埃罗唱男高音。我们仨在一起将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如果你不介意寒舍的简陋，在方便的时候来我这里唱歌，将是我极大的快乐。我们也可以顺便给我们的好朋友塞拉菲娜一个小小的音乐会。”对于这个巧妙地抛掷出去的鱼饵，鱼儿会咬吗？还没有看出征兆来。“我们一定要这么做一次。这将唤起我对青春的回忆。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在士麦那的时候，我们意大利人总是歌唱个不停。”“耐心，”马基雅维里对自己喃喃自语。“耐心一些。”回到寓所，他取出一副油腻腻的扑克牌来，他开始玩一种叫作“耐心”的扑克游戏。他一边玩着牌，一边在脑子里翻腾着巴托罗缪告诉他的事，以及他从塞拉菲娜那里听到的情况。他想出了一个计划，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但是执行这个计划却需要一些创造力。他越是想起奥莱莉娅，他就越是欲火中烧。一想到他有可能替巴托罗缪生个孩子，而且最好还是个巴托罗缪十分希望要的男孩，他就心痒难耐。“这种机会可不是常有的，”他思忖道，“当你在做一件好事时还能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快乐。”很明显他必须取悦卡特琳娜，因为没有她的话他将什么也做不成。但是困难在于如何才能与她建立起足够亲密的关系，以便在整个计划中获得她的支持。她是一个肉感的女人，马基雅维里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心想也许他应该劝说皮埃罗和卡特琳娜上床。皮埃罗年轻，在她那样一个年纪她不可能不为此心怀感激。但是他立刻打消了这个想法。让皮埃罗成为那个女仆的情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他的需要。人们传说卡特琳娜年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如果有一件事马基雅维里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是当一个女人自己已经丧失魅力的时候，她就开始当起鸨母来了。他想，性的本能之一就是，当一个人年事渐高，以至于性的享受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时候，会以幻想身临其境而体验这种快乐。另外，她为什么要操心巴托罗缪的荣誉？奥莱莉娅能有后代也符合她本人的利益。但是那个提莫提欧神甫那边又该怎么办呢？他是他们家的一个忏悔神甫，是这一家子的朋友。也许有必要去见一下这个人，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也许能够派上好的用场。马基雅维里的思路被百叶窗上的一声敲打一下子打断了。他没有动，只是抬头仰望着窗户。敲窗的声音很低，而且很谨慎地又重复了一次。他走到窗口，稍稍开启了一些百叶窗。来人用低低的声音报了自己的姓名。“费里奈利。”“请等一下。”“你是一个人吗？”“只有我一个人。”他穿过走廊，打开了门。在夜色中他只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费里奈利，也许你还记得，就是马基雅维里抵达伊莫拉之后第二天就会面的那个来自佛罗伦萨的会计。他蜷缩在一件披肩下面，一条围巾遮住了他的面孔，他溜进了门，跟着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房间里只点了一支蜡烛。他在桌子旁坐下，紧紧地挨着马基雅维里，这样他就可以不用抬高自己的声音，只用耳语就可以和马基雅维里谈话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请讲。”“如果我透露的情况对执政团的长官有用的话，你们会给我一笔慷慨的酬谢吗？”“绝对没有问题。”“一个骑着驿站快马的信使今天到了宫里。叛乱分子相互之间终于签定了协议。他们决心与本蒂沃留一起，保卫博洛尼亚，使那些被赶下台的贵族们在他们原来的领地上重新恢复权力，并相互保证不与公爵单独讲和。他们决定招集七百名军人，一百匹快马和九千名步兵。本蒂沃留将要攻打伊莫拉，维泰洛佐和渥西尼则是预备向厄比诺进发。”“这确实是个新的情况。”马基雅维里说道。他又是高兴，又是兴奋。变幻的局势使他感到振奋，他期待这个大戏中精彩的一幕出场，想亲眼看一下公爵会如何对付他现在面临的危机。“另外还有一件事。维泰洛佐和公爵暗通款曲，向公爵提出，如果他能够从公爵那里获得保证，他可以永久地保有他在卡斯泰洛的领地的话，他可以加入公爵的阵营。”“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你只需知道我知道这个就足够了。”马基雅维里有些困惑了。他了解维泰洛佐。一个阴沉，多疑，情绪不定的人，极其容易发怒，也非常容易陷入抑郁的状态。他染上的梅毒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以至于有些时候他完全没有理性可言。谁能了解那个遭受折磨的脑袋里在谋划些什么邪恶的计划？马基雅维里于是请会计打道回府。“我能请您为我保守秘密吗，尼科洛大人？如果被人发现我向您透露了上述情况，我的小命恐怕就难保了。”“我知道。我不会宰掉一只下金蛋的鹅的。”第十三章从那以后事态的发展就变得很快了。接到厄比诺造反的报告之后，公爵派了两个西班牙籍的将领，唐·乌哥·达·蒙卡达和唐·米盖尔·达·科莱拉去镇压叛乱。这两个人将部队的总部设在普哥拉和福松布朗两地，大肆抢掠周围的地区。他们攻陷城镇，屠杀了绝大部分的居民。在福松布朗，女人们将她们自己和孩子们投入河中以逃避士兵们的暴行。公爵把马基雅维里召来，用一种十足的幽默来描述这些战果。“看来天时对于这些叛乱者来说不太有利。”他冷笑着说。公爵刚刚收到一个消息，教皇派到佩鲁贾的使节一到佩鲁贾，渥西尼就跑过来见他。渥西尼向他保证他将忠于教皇，请求教皇原谅他以前的行为。马基雅维里想起了费里奈利告诉他的有关维泰洛佐的事。“真是很难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他说道。“书记官大人，请您开动脑筋。这只能是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想通过佯装依然有可能同我讲和来换取一些时间。”几天以后维泰洛佐攻下了厄比诺城。公爵于是再次召见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预期会见到一个被这个坏消息搞得心烦意乱的公爵，但是这事他连提都没提一下。“和平常一样，我想和你商讨一下与贵国政府及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关的事务，”他说道。“我收到了一封我派至锡耶纳的人寄来的信。”他开始大声地朗读。信是奇瓦利埃·渥西尼寄来的。奇瓦利埃是渥西尼这个高贵而有权势的家庭的一个私生子，现在正为公爵效力。他和那些搞阴谋的头头们进行了商谈，他们表达了他们愿意和公爵重归于好的心意，而且表示，如果公爵可以放弃攻打博洛尼亚的计划，而代之以专攻打佛罗伦萨的领地，他们愿意重新归顺公爵，出兵协助公爵攻打佛罗伦萨。“你看我对你有多么信任。”他念完信之后补充道，“我对你们的政府抱有真诚的信赖。相应地，贵国政府也应该更加相信和依靠我，一改以往的态度。他们可以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失望。”马基雅维里不知道这番话中有多少可以让人相信。渥西尼是佛罗伦萨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然十分欢迎任何可以使流亡的美第奇家族复辟的机会。如果他们向公爵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从情理上讲确实不无可能。马基雅维里猜想公爵没有接受渥西尼的建议，主要是害怕让法国人生气。现在他把这个内幕透露给马基雅维里，是为了让执政团觉得欠了他的人情，应该考虑重新与他签署一个雇佣协议。不久之前，公爵用武力威逼执政团签署了这一协议，然而危机解除之后，执政团方面收回了这一成命。这一反复使公爵十分恼火。雇佣协议是用来聘用一个雇佣军首领的，有一定时限的协定。根据协定，以及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公爵将会领到一笔薪水。这笔钱他用来支付他手下人的饷银，剩下的部分归他本人所有，这笔落入他私人腰包的金钱也很可观。两天以后叛军向公爵手下两位西班牙将领率领的军队发动了攻击，将后者击溃。唐·乌哥·达·蒙卡达被俘，唐·米盖尔·达·科莱拉负伤逃到了福松布朗的要塞。这就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挫折了，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是这一消息在伊莫拉遭到了封锁。原因就像马基雅维里向执政团报告的那样，公爵宫廷中的事情，除非已经打算让人知道，否则是不会有所泄露的。但是马基雅维里自有其办法发现他要了解的事情。当他听说某种情况后，他就进了宫，请求晋见公爵。马基雅维里带着极大的好奇心进了会客厅。他想看看这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充满自信和处变不惊的公爵目前是个什么状态。目前的形势简直就是距离彻底毁灭只有一步之遥。他不可能不清楚，他不可能指望他的敌人们对他手下留情。但是他很平静，甚至有些高兴。他用一种鄙夷的口吻谈论叛军。“我不想吹牛，”他说道，“但是我预期，无论最后出现什么结果，都将证明他们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而我又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了解，所有他们那帮子人。而且我根本看不上他们，维泰洛佐名声在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见过他做一件需要胆量的事。他的借口是他患有梅毒。事实是，他除了骚扰劫掠那些不设防的地区，抢掠那些没有勇气和他对抗的人之外，他什么都不行。他是一个靠不住的朋友和一个反复无常的敌人。”对于这个面临毁灭却依然有着不可屈服的斗志的人，马基雅维里不由得从内心生出一番敬意来。他的处境是令人绝望的。本蒂沃留以及博洛尼亚的诸侯们压在他的北方边境上，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肯定会从南方向北推进。在南北两条战线上遭到优势兵力的协同攻击，他无法逃脱彻底被歼灭的厄运。瓦伦丁诺公爵从来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朋友，他的衰落和死亡将为共和国解除掉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马基雅维里在潜意识之中，与他本人的意志正好相反，有一种隐隐的希望——不过也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希望公爵能从他目前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我从法国收到来信，”公爵停顿了一下开口说道，“从信上我了解，法国国王已经指示贵国政府，向我提供一切我所需要的协助。”“我没有听说这一消息。”马基雅维里说道。“是的，你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你应该向你的上级写一封信，告诉他们给我派遣十个骑兵中队，另外你可以补充说，我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和他们建立一个坚固和永久性的同盟关系，由于这层同盟关系，他们可以预期享有我的援助和好运能够带来的所有的优势。”“我一定按照阁下吩咐的去办。”公爵并不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埃尔纳地方的主教——他的表弟，还有一个秘书。房间里出现了一阵可怕的沉默。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面前的佛罗伦萨的使节。这种沉默和注视的目光会使一个比马基雅维里紧张的人感到不自在。即使是马基雅维里，也必须调动他的自制力来保持镇定。“我从各种渠道获得报告，”公爵最后开口说道，“报告说你的政府正在鼓动博洛尼亚地方的领主们向我宣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要么就是想置我于死地，要么是为了在和我谈判时获得更有利的条件。”(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马基雅维里竭尽他的所能露出微笑，让他那副一向冷漠，间或严峻的面容挂上最大程度的亲切的表情。“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些，阁下，”他回答道。“我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从来不缺乏对教皇和您本人的善意的表示。”“我也不相信那些报告。但是善意的释放只有伴随着实实在在的行动时才更有说服力。”“我确信，我国政府会尽一切力量来显示我们的诚意。”“如果它明智的程度和它拖延的程度一样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这么做的。”马基雅维里内心战栗了。在他一辈子中，还从来没有在一个人的声音中听出如此的冷酷和凶狠。第十四章在这之后的几天当中，马基雅维里一直忙于从各种人那里搜集情报。这些人包括巴托罗缪，费里奈利，还有公爵身边的人。他不能彻底地相信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而且他也清楚，瓦伦丁诺公爵周围的亲信只会告诉他一些他们想让他知道的事。但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是，那些叛乱的将领们，近来一直毫无动作。公爵到处招兵买马而集结的部队尚未到达，而且，尽管他在叛乱的地区还控制着一些要塞，人们很难相信他可以经受一次决心坚定的进攻。现在就是进攻的时候了。就是现在。但是叛军什么也没有做。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他就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迟滞了叛军的进攻。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进一步地增加了他的困惑：渥西尼家族派了一个代表来见公爵，代表是傍晚到达的，第二天走的。马基雅维里费了不少劲去了解这个人来访的目的，但是一无所获。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收到了执政团方面就公爵请求派兵支援的要求做出的答复。为了要探听一下虚实，他于是请求晋见公爵。他在去宫里的路上心里有些发慌，因为他即将告诉公爵的消息是，佛罗伦萨方面无兵可派，佛罗伦萨方面可以给予的仅仅是再一次保证他们对公爵的善意。马基雅维里已经领教过公爵发怒的样子，知道场面会十分凶恶，于是他鼓足勇气，准备以坚毅不屈来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所以，当他看见公爵对于他带来的这一消息完全无动于衷的时候，马基雅维里大大地吃了一惊，觉得太出乎他的预料了
乔年被吓得面如土色，响过后尸体脑门飞出一条赤色小蛇，蛇头上有角，下巴上有胡须，腹部长有四个脚，面部闪闪发光，俨然一条龙。小蛇飞起来，腾空数十丈，向太阳乱叫，大有吞噬日光之势，飞起数十丈后就坠落下来，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跌倒在地乱滚，转眼化作一团血水。汪乔年目瞪口呆，下令焚尸，尸骨一阵恶臭，十里外都能闻到，最后他把李自成祖坟的所有棺材都焚毁。关于挖李自成祖坟的这段荒唐故事出自明末吴伟业《鹿樵纪闻》，吴伟业的来源是《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报》，塘报是上交内阁的军事情报，边大绶想必是不敢撒谎，这个塘报出自边大绶所写《虎口余生记》中，内容仿佛《盗墓笔记》，但既然有这段记载，我就不妨把它写出来供大家一看，蛮有意思的，这段记载堪称中国历史最邪乎的一页。李自成得知祖坟被刨后大怒，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二打开封后，汪乔年被调到襄城，李自成率军攻陷襄城，把仇人汪乔年的头砍下，敲破脑壳，用吸管喝他的脑髓，并将一百九十个书生的鼻子和脚砍下当陪葬。李自成祖坟被刨后，与罗汝才率军五十万二打开封，但仍久攻不下，于是让妇女露出阴部，倒立，向城上骂街，称之为阴门阵，开封守军找来全城和尚，让他们脱光衣服，站在城垛上，称之为阳门阵。这当然不是个事，双方都觉得现眼，于是两个阵都撤了。（此据清初彭孙贻《平寇志》）高名珩派精兵三千坐在筐里，趁夜色用绳子从城墙缒下，杀死了一批在睡梦中的农民军。李自成恼羞成怒，令在城四周筑起四座高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每座高台上都有大炮瞄准城内。高名珩针锋相对，在城上修筑一道小城，明军可躲在小城后对农民军射击，农民军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就这样打到正月初一，这天李自成认为高名珩会过年，于是下令猛攻，可高名珩早料到李自成这手，他令士兵把芦苇柴草点燃后向攻城敌军扔去，农民军许多人被烧死。李自成于是接着打地道战，高名珩这次不用“万人敌”了，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连军粮都很难保障（因为开封附近的粮食都被他搞到城里了），他决定玩点软的，于是派士兵对挖墙脚的农民喊话：“你们吃饭了吗？”农民：“到哪去吃呀？”明军就向他们扔食物，农民军于是动摇了，有许多挖着半截墙角就倒戈了，李自成于是把有限的军粮保障给打地道战的士兵吃饱，这样农民军倒戈人数大大减少，高名珩的日子不好过了，眼看城墙被打开几个缺口，高名珩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下令：谁将一袋土放到城下缺口处，赏一块银圆。结果李自成的进攻又白费了。正月十三，李自成埋好地雷，一声巨响，黑烟腾空，城外碎石乱飞，李自成自己的部下又被炸死不少，城墙却没有崩断。此时左良玉率军来援开封，李自成有被反包围的危险，他率军撤退。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三打开封，做长久围困的打算。崇祯派左良玉等各部二十五万援军，一万辆炮车增援开封，此外崇祯还把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三年的孙传庭释放出来。孙传庭在监狱这三年没法读书看报，新闻联播之类的也看不到，他还以为李自成是十八骑败走商洛的阵势，便跟崇祯说：“给我五千精兵足能破贼。”等孙传庭到河南后，见李自成已有几十万人，便大为后悔，向崇祯承认错误，把所需兵力扩大四倍，说：“没有两万精兵的话没法破贼。”崇祯看后大怒，下诏说：“你不是说五千人就够吗？怎么又要两万人了？现在就给朕剿贼，不可拖延。”与此同时，崇祯下诏让孙传庭斩杀与李自成同为米脂人的贺人龙，理由是崇祯认为贺人龙跟李自成是老乡，因此作战不力。崇祯是个具有女性化思维的、想当然的皇帝，他的许多无端猜忌最终自毁长城，也葬送了大明。贺人龙在剿灭李自成的作战中屡战屡胜，杀人如麻，人称“贺疯子”，此时却被崇祯处斩。贺人龙的死讯传到李自成的部队后，农民军纷纷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就在崇祯令孙传庭在河南与李自成鏖战时，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战死，崇祯调孙传庭去陕西代行其职，救援开封的任务不再由孙传庭来做。救开封的各路援军集中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李自成为不让援军与开封守敌合为一股，于是他在开封和朱仙镇设置两个包围圈，分割敌军，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长百里宽一丈六尺的壕沟。这样一来他既切断敌军粮道，又切断敌军退路。李自成的布置使明军很危险了，但就是这样，明军内部还貌合神离，号令不一。李自成抓住时机兵分两路，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部，打草惊蛇，另一路牵制最强的左良玉部。在击溃虎大威部后李自成两路合兵，左良玉更难以脱身，李自成对左良玉发起了冲锋。左良玉人马损失过半，拼命向西南突围，李自成故意放开一条路，让明军溃逃。左良玉退了几十里后来到了壕沟边上，马过不去，士兵只得弃马过壕沟，仓皇逃命。李自成伏兵此时出击，把明军打得人仰马翻，尸体填满了壕沟，二十五万明军全军覆没。此时开封城内断粮，有明军半夜缒下城去“摸营”，有的人一出去就投了起义军，不再回来；有的去附近的村中将百姓杀死，把头提回来，先向高名珩报功领赏，然后重价卖给别人吃。因恐被人们认出面孔，故意在被杀者的脸上和头上乱砍几刀，诡称是格斗被杀。然而后来到底露了马脚，不仅有人认出来是郊外的亲戚和相识，不敢声张，还有人看见有的死人头不长胡子，耳垂上带有窟窿眼，显然是用妇女的头混充贼人首级。不久高名珩已经明白实情，禁止兵丁们半夜再缒城“摸营”。夏季开封城连降暴雨，街上满地泥泞，坑洼的地方都积满了臭水。街上很少行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简直不似人间。原来一些荒凉的地方堆满白骨，黄昏以后有磷火在空气里飘荡，现在白骨也被水淹没了。过去开封房子很多，如今人死房空，空房又被拆毁当作柴烧，空旷的地方也更多了。偌大一座开封城，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猫也被吃光了。甚至飞鸟都已经绝迹了。每一次飞鸟来到，总是被人们设法捕获，或用弹弓打死；又因为城中没有粮食，连青草和虫子都被人吃光了，所以久而久之，鸟再也不飞来了。据白愚《汴围湿襟录》记载，城内因粮绝，有人剥下树皮吃，有人剜草根吃，甚至有人捞粪便中的蛆吃。——莫非当时人就知道蛆体内含蛋白质？开封城内有人为生存结伙杀人，靠吃人肉延续生命，有人家境稍好就杀自己的仆人吃，更惨无人道的是父母杀自己的子女吃。一个叫黄澍的人的妻子在分娩后吃包子时看到一小截人的手指头，当场就被吓死，这个女人还没被深埋就被别人吃了。由于李自成下令“攻得开封城，不留一个人，就是笤帚头，也得剁三刀”，城内无人投降，在严重断粮的情况下坚决抵抗。九月，开封巡抚高名珩密令决黄河水灌李自成，可是这个消息被李自成潜伏在开封城内的内应得知了。李自成于是把军营移到高处。当时下大雨，瓢泼般雨水从宛如无底黑洞的天空倾泻下来，汇入奔腾咆哮的黄河，盖过了千军万马的呼声。突然，随着两声震天动地的闷雷，决口了，汹涌的黄水狂暴地奔流而出，直奔开封，水没淹李自成，反而倒灌开封城。黄河之水天上来，水声如雷，哭号声如潮。城内仅钟楼、鼓楼和王府露出水面，形似孤岛。水声中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号声。开封居民在浩劫后由百万人减至两万人。洪水退后，城内到处是人的尸体，鼓起的死尸泡在发绿的污水里，在太阳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红头苍蝇在尸堆里嗡嗡飞舞，乌鸦从这具尸体跳到那具尸体上，专门啄死人的眼珠，野狼也跑进大街叼吃骨肉。《汴围湿襟录》记载了开封被淹后的惨景：“老稚男妇，形如傀儡。奄奄气息，病骨伶仃，苛倒卧道旁荒草中，或投宿古庙破寺内，药饵无从，汤水难得。时值初冬，又死十三。昔日富贵殷实之家，顿成他乡流离之鬼。坏土何厝，钱纸谁焚？闻金人破汴，宋室南渡，未有如此惨也！”高名珩最终弃城而逃，李自成也不想要开封这个烂摊子，于是率军撤退。至此明朝在河南再无重镇可守。明朝汜水知县周腾蛟说：“汴城（开封）不守无河南，河南不守无中原，中原不保，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大势甚可忧危也。”他说得没错，仅仅两年之后，大明王朝就灭亡了。拿下开封后，李自成集团对于下一步战略产生分歧，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礼政府侍郎（李自成将六部设为六政府）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截断南北漕运，后乘机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提出：金陵在长江下游，从此北伐战线太长，难以胜利，而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不如先取关中，关中为闯王桑梓之地，且秦都百二河山，以此建国立业，然后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军京师，进可攻，退可守，方为万全之策。李自成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从河北直接北伐，风险太大，左翼山西陕西，右翼山东都有明军。打下金陵后北伐很可能就是日后太平天国的翻版了，顾君恩的建议最为稳妥，从陕西出发，两翼无敌，最终李自成靠此战略打下北京。李自成率军西进入陕西，在陕西郏县与鲁山之间和孙传庭大战，将孙传庭打得大败，此时，明朝在河南湖北就只剩汝宁的杨文岳兵团和襄阳的左良玉兵团了，左良玉在朱仙镇之战中损失惨重，不足为虑，于是李自成进攻杨文岳，拿下汝宁，李自成攻克汝宁后把汝宁的所有官员绑在大树上，然后调来几尊大炮对准官员开炮，这些官员无不被炸得粉身碎骨，尸体狼藉。攻克汝宁后，李自成继续南下，攻陷南阳，直抵荆州（湖北江陵）。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接连攻克湖北钟祥、湖南常德，斩杀罗汝才，吞并了罗汝才的部队，至此，成为起义军中名副其实的老大。吞并罗汝才后李自成攻占襄阳，在此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数年征战，江淮鱼米之乡“数千里内，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而后李自成北上杀回陕西，崇祯三番五次令孙传庭与李自成决战。大臣张凤翔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崇祯不听，非要孙传庭迅速与李自成决战。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李自成险些被生擒。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久经沙场，他知道该如何稳住部下，他说：“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很快，李自成派刘宗敏率军断了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军心大乱。此前孙传庭发明了“火车”以剿贼，这种“火车”在上面安装火炮和甲仗，用马来拖挽，作战时，既可用来开炮攻击，也可排列起来当拒马，阻挡敌方骑兵，宿营时则环列在营帐外，用作屏障，用以护营自卫。孙传庭总共造了三万辆“火车”，但由于时间仓促，质量不好，能用的还不到一万辆。粮食不多了，孙传庭决心拿出“火车”阵在郏县对李自成来个绝杀。李自成面对孙传庭的“火车”阵，排出新阵型：最外层是参战不久的新兵，第二层是久经战阵的步兵，第三层是精锐骑兵，第四层是决胜骁骑，第五层是铁甲部队。一番血战后，孙传庭勉强冲破李自成的第一层，此时已经死伤一半，好不容易冲到第二层，却由于孙传庭的部下都是新兵，第一次目睹如此惨烈的杀戮，不少人崩溃了，大小便失禁，更有人吓呆了，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败了”，一下子炸了锅，离此处乘胜进攻，明军四万人战死，“火车”全部被摧毁。惨败过后，孙传庭羞愧得要跳进黄河自尽，但被人抱住，身边人说：“公一身系国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尚可为。”此战史称“郏县之战”，而后李自成乘胜进军，在潼关与孙传庭决战。孙传庭真忠烈之士，在预备队打光后，勇冲敌阵，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据《明史·孙传庭传》：“传庭死而大明亡矣。”随着孙传庭殉国，大明能战之将仅剩吴三桂一人。明末大文豪屈大均在得知孙传庭的死讯后赋诗曰：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常生大河间。行人郏县踟蹰久，泪洒斜阳匹马间。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满门忠烈！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怀疑他未死而降贼，竟不予抚恤，崇祯的做法彻底寒透了将士的心。李自成大军兵临西安城下，城内藩王秦王朱存枢身为陕西人却有着山西人一样的抠门，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怒。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手中。而后李自成接连攻取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尽数是李自成的天下，大明朝的灭亡进入倒计时，然而就在此时，崇祯的头号敌人皇太极却突然暴卒。第二十章“过劳死”的皇太极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九日，太阳缓缓落下，黑夜降临了，忙碌了一整天的皇太极回到清宁宫东暖阁，坐在南炕上休息。今天，皇太极向土默特部的甲喇章京等人赐给银两，与皇后一起召见远嫁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女儿固伦公主等人，还从第五次南侵获得的战利品中选取最好的绸缎和财物，赏给固伦公主和各位福晋。当皇帝十八年来每天睡眠时间也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皇太极的每一根寒毛都是战栗的，他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他在南炕上坐着，慢慢闭上了眼睛。突然间，头上的青筋一阵抽搐，皇太极瞬间感到头痛欲裂……时间到了八月九日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端坐而崩”。此前皇太极的身体早已报警，身体过于肥胖的他穿上铠甲骑在马上，让胯下的千里龙驹都只能每天行五十里，过于肥胖的身躯让他的心脏负担极大，现代医学数据统计，肥胖者心脏病发病率为普通人2.4倍。1641年松锦大战时皇太极每天都在流鼻血。1642年九月，皇太极最心爱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日后孝庄的姐姐）去世，皇太极大恸，不吃不喝，突然昏迷，说话语无伦次。十二月皇太极出去打猎时“圣躬违和”，还没打猎就回来了。1643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因“圣躬违和”而没有参加新年朝贺典礼。三月，皇太极“圣躬违和”，大赦天下（实际只是东北）。四月，皇太极“圣躬违和”，患“风眩”。长期的积劳成疾，加之过于肥胖，最终将皇太极送上了黄泉路。由于皇太极暴卒，压根儿没有指定接班人，于是大清皇位的交接问题顿时剑拔弩张。此时最有实力问鼎龙椅的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多尔衮有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铎和阿济格的支持，掌握着正白旗和镶白旗，豪格掌握着皇太极此前亲掌的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此外，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统领正红旗和镶红旗，济尔哈朗统领镶蓝旗。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人齐聚崇政殿，共同商讨继承皇位的人选。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一进来就感觉不对，殿内外都是豪格的正黄旗、镶黄旗的士兵，一个个虎视眈眈，手握剑柄，随时准备动手。此时，如果多尔衮稍有不慎，两黄旗士兵就会拔刀将自己乱剑砍死。于是多尔衮进入崇政殿后一言不发，处于沉默状态。此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坐不住了，他见多尔衮没有胆量站出来说当皇帝的意图，自己便起身大吼：“多尔衮，如果你不愿意当皇帝，那就我来当，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里！”多尔衮很巧妙地否决了多铎：“太祖遗诏里提到的除了你外还有豪格。”言外之意是太祖遗诏上的名字不能作为太宗死后继承人的依据，一句话一石二鸟，同时否定了多铎和豪格。多铎于是提出让代善来继位。代善论年纪最年长，论实力他和儿子岳托拥有正红旗和镶红旗，然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住了其中一个被打倒的人的脚踝，医生和另外那个女人抓住了第二个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现在正往后拉，尽快离开火线。这并非易事，必须把上身直起一点，半跪着往后拖，这是有效地使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唯一的方法。又一声枪响，但这一次没有击中任何人。突如其来的惊恐并没有让他们逃跑，恰恰相反，却给他们增加了一份急需的力量。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脱离危险，尽量贴近宿舍这一边的墙壁，只有斜向开枪才有可能打中他们，但盲人会计是否是射击弹道学专家，哪怕是最基础的射击弹道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曾试图把两个人抬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多能将他们拖着走，尸体拖出一条半干的，像是滚筒滚出来的血痕，而其余的新鲜血液，还在继续从伤口里渗出。他们是谁呀，在门口等着的人们问；我们看不见，怎能知道是谁呢，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有人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止有两个负伤的了；或者说两个死者，医生说，至少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脉搏了。他们像一支撤退的军队一样带着两个人的尸体沿走廊前进，到天井停了下来，看样子要在那里安营扎寨，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耗尽了一切力量。我留在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吃惊，盲人歹徒们当初那样专横跋扈，气势汹汹，动辄发火，以施暴为乐，现在却只顾防守，筑起街垒，龟缩在里面，胡乱开上几枪，仿佛不敢进入战场，面对面眼对眼地展开较量。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这件事也不难解释，第一个头目被杀死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个宿舍的纪律性已经涣散，盲人会计的最大错误在于，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不错，盲人会计现在举着国王的权杖，但应当说，国王虽然死了，虽然埋在本宿舍里，虽然草草埋了三拃深，但人们仍然时时想着他，起码从气味上能感到他的强大存在。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天井开向外边围栅的门里漾进昏暗的亮光，越来越亮，地上的人们，两个死去的，还活着的其他人，慢慢显出了轮廓形象和面容，众人都笼罩在沉重的无名恐惧之中。这时医生的妻子明白了，如果说过去装成盲人曾有什么意义，现在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事情明摆着，这里谁也不能获救，失明症也同样，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一切希望早已消失殆尽的世界。因此她可以告诉人们哪两个人死了，一个是药店伙计，一个是那个说过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说得对。你们无须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谁，答案很简单，我看得见。这里的人当中有几个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说而已，另一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心怀疑惑，现在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剩下的人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但仔细想想，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在别的情况下把此事挑明会引起巨大骚动，情绪会失控，你运气多好呀，是怎样逃过了这场世界劫难的呢，往眼里点的眼药水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为你看病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帮助我走出这座监狱吧。而此时这一切都可有可无了，反正死后人人同样失明。重要的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任何防卫手段，床上的铁棍也丢在那里了，拳头毫无用处。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他们把两具尸体拖到外面的平台上，放在月光下，月亮乳白色的光亮照着他们，尸体表面雪白，里面却一团漆黑。我们回各自的宿舍去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我们再考虑能怎样组织起来干。他这样说了，但谁也没有把这些疯话放在心里。他们没有按照各宿舍分成几组，而是各自找到各自的道路陆续回去了，一些人朝左侧走，一些人朝右侧走，医生的妻子至此为止都和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在一起，现在后者却改了主意，这主意与原来的恰恰相反，只是她不想对此加以讨论，誓言并不都能兑现，有时候是由于懦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曾料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升高了，饥饿和恐惧驱走了困倦，各个宿舍里谁也睡不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战斗刚刚结束，激情尚在，虽然是以惨败告终，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空中游荡，盲人们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谁也不敢到走廊里去，而每个宿舍内部活像一个只有雄蜂的蜂房，人们知道，这些嗡嗡叫的昆虫不大遵守什么秩序，也不顾什么条理，从来不曾为生活做过什么，也从来不曾对未来操心，哪怕只是操一点点心，即便如此，在盲人们的问题上，不幸的人们，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吃别人的面包渣，喝别人的水，也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两者相比较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率行事。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此处亦然，这是个女人，刚刚回到右侧第二个宿舍，她就开始在自己那堆破烂东西中摸索，最后找到了一个小物件，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唯恐别人看见，积习难改，即使在我们以为习惯早已完全丢失时也是如此。这里本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我们可以看到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现在这个女人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经过这场劫难竟然没有丢掉，她焦急地找到它，又爱怜地把它握住，仿佛这是她本人能活下去的条件，她并没有想到屋中某个难友也许还有最后一支香烟，只因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小火苗就不能吸。但现在就是想借打火机也来不及了。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她沿着荒凉的走廊，紧贴着第一个宿舍的门走过去，里边谁也没有发现她。她穿过天井，渐渐西沉的月亮在石板地上画上了一个牛奶水塘，现在女人又来到走廊的另一侧，目标是最里边，一直往前走，绝不会走错。另外，她发现一些声音在召唤她，这只是个形象的说法，传到她耳边的是最后一个宿舍里歹徒们的喧闹，他们在大吃大喝，庆祝战斗胜利，故意闹得红红火火，我们不应当忘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就简简单单地吃什么，喝什么，古老的训诫万岁，其他人多想也下嘴咬上一口，不过这办不到，他们和房间里的盘子之间有一道八张床筑成的街垒，还有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女人跪在宿舍门口，直至靠近那些床边，慢慢拉出毯子，然后又站起来，把上一层床上的毯子也拉出来，又把第三层床的毯子拉出来，第四层她够不到了，这没有关系，导火索已经有了，现在只等点火。她还想起应当把打火机的火苗调到最旺，现在她手中已经有一把小小的火匕首，像一把剪刀的刀刃一样摇晃。先从上面的床开始，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终于点着了，现在点燃中间的床，之后是下面的床，女人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熏焦的气味，应当小心，她是在点燃焚尸炉，自己不应当死在里面，她听到了里边歹徒们的喊叫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他们有水，把火扑灭了呢，她急了，钻到第一层床下面，用打火机沿着床垫一路点下去，这里点着了，那里点着了，火势突然猛增，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帘，一股水泼到火上，落到女人身上，但已经无济于事，她自己的身体已成燃料，成了助燃剂。那里面的情况如何，谁也不肯冒险钻进去，但想象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火迅速地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想同时燃着所有的床，它做到了，歹徒们把仅有的一些水胡乱地用光了，但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试图从窗户往外跳，爬到尚未着火的床头上，难以保持平衡，火又忽然蹿上了床头，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加剧了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和垂死挣扎的号叫，应当提到这一点，不过声音越来越弱，像最初拿着打火机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早就寂无声息了。这时候，其他盲人都在张皇失措地往走廊里逃，那里已经烟雾弥漫，着火了，着火了，他们大声喊着。在那里，人们能亲眼看到，收容所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众人聚居之地的设计和布局多么糟糕，请看一看吧，以带尖的铁棍为支架的床本身就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看一看吧，容纳四十个人的宿舍却只有一扇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况且还有人睡在地板上，如果火首先到达门口，堵住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万幸的是，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坏事带来好事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人们很少说好事带来坏事，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对一些事的重视超过了另一些，在这个具体情况中，好事正是各宿舍只有一扇门，因此大火在歹徒们那里停留了很久，若不是场面越来越混乱，或许我们无须为另一些人丧生而叹息。显然，这些盲人当中许多人被踩踏，被推搡，被踢打，这是惊慌失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使然，若不是所有的根都扎到地下，植物也会有同样的动作，看到丛林里的树木纷纷逃离火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围栅里边那块地方成了避难所，一些盲人打开走廊里开向那边的窗户。他们从窗口往下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眼下他们安全了，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抛到风中的时候，不要想到点燃树冠。另一侧的盲人们同样害怕，其中一个闻到烟味马上认为火就在旁边，其实不然，走廊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没有人来管一管，非发生一场悲剧不可，有个人想起医生的妻子那双眼睛看得见，她在哪里呢，人们问，让她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她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刚从宿舍里走出来，都怪斜眼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去了，现在找到了，他在这里，我牢牢地攥着他的手，除非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下来，才能让我放开他，我用另一只手拉住我丈夫，后面跟着戴墨镜的姑娘，然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两个人形影不离，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再接着是他的妻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像一座松塔，但愿这大火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但是，这里的一些盲人学着另一侧盲人们的样子跳到围栅那边，他们看不见建筑物另一边大部分成了一片火海，但能感觉到那边来的热浪烘烤着他们的脸和手，眼下屋顶还没有坍塌，树上的叶子渐渐卷起来。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呢，攒动的人头中有人回答了一声，只用了五个字，那里有士兵；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这好像是人生经验的声音，也许是拿打火机的女人通过老人的嘴说出来的，她不幸没有被盲人会计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让我过去，去和士兵们说说，他们不能让我们这样死去，士兵们也有感情。多亏了对士兵确实也有感情所抱的希望，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医生的妻子带着她的人艰难地走过去。浓烟迷了她的眼睛，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盲人一样失明。到了天井就难以挤出去了。通往围栅的门早已快被挤破了，逃到那里的人很快发现此处并不安全，想出去，用力往外推，但另一些人拼命顶住，此时他们更怕的是暴露在士兵的目光之下，但是，当他们再没有力气，当大火越来越近，就应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那句话，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医生的妻子没有等多久就走了出去，来到平台上，她几乎半裸着身体，因为她双手拉着男孩和丈夫，顾不上防备那些想加入这一小群人的盲人的乱抓，或者说，他们想抓住行进中的列车。如果士兵们看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半裸着两个乳房的女人，一定会瞪大眼睛。现在，照亮从平台到大门口这块空旷而巨大的空间的不是月光，而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医生的妻子大声喊，为了你们的幸福，请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开枪。那边没有人回答。探照灯仍然不亮，没有一个人影活动。医生的妻子余悸未消，下了两层台阶。怎么回事，丈夫问，但她没有回答，还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她来到台阶最下面，带着斜眼小男孩，丈夫和伙伴们朝大门走去，已经毫无疑问，士兵们走了，要不就是也失明了，被送走了，终于所有人都失明了。这时候，简单地说，一切都同时发生了。医生的妻子高声喊道，我们自由啦，左侧的屋顶在可怕的轰隆声中塌下去，火焰四处飞散，盲人们高声喊叫着冲向围栅，留在里边的一些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另一些则被踩成血肉模糊的肉泥，大火立时四处蔓延，所到之处一切都化为灰烬。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13对一个盲人说，你自由了，把将他与世界隔离的门打开，走吧，你自由了，又对他说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走，站在马路中间，他和其他盲人，他们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在人们称为精神病院的理性迷宫里生活和在既没有人领着又没有拴狗的链子拉着的疯狂城市中冒险完全是两回事，在城市里，记忆毫无用处，人们记住的只是各个地方的形象而非通往那些地方的道路。盲人们站在变成一片火海的大楼前，感到大火的热浪烘烤着自己的脸，觉得这大火有点像护身符，如同原来的墙壁一样，既是监狱同时又是保障。他们紧紧挤成一团，像一群羊，谁也不想走散，他们知道，没有牧人去寻找丢失的羊。火势渐渐弱了，月亮又亮起来，盲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不行，其中一个说。有人问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人们马上就知道，这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其道理。说不定他们还会送食物来呢，可能因为出了什么差错，迟到了，这种事过去也有过；可是，士兵们不在这里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他们走了；我看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已经没有传染的危险了；也许是发明了医治我们这种病的药品；那就太好了，真的；我们怎么办昵；我就留在这里，等白天再走；你怎么能知道到了白天呢；根据太阳，根据温暖的阳光；只有晴天才行；那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白天呢。盲人们筋疲力尽，其中一些坐到地上，另一些身体衰弱，干脆躺下了，有几个昏厥过去，夜晚的凉意很可能会让他们苏醒过来，但我们可以肯定，拔营起寨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当中会有几个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只能支撑到现在，就像那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离目标不到三米的地方倒下了，其实，有一点很明显，所有人的生命都比预料的结束得早。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一些盲人还在指望士兵们或者代替他们的人，例如红十字会，会送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的区别是醒悟得更晚。即便这里有谁相信治疗失明症的药品已被发明出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高兴。出于别的理由，医生的妻子认为最好等过了夜晚再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伙伴们，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食物，而在黑暗中难以找到；你大概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丈夫问；大概知道；离家远吗；相当远；其他人说出了各自的住处，问离他们的家有多远；医生的妻子尽其所能给他们解释，当然是大致的距离，只有斜眼小男孩想不起来，这也难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叫着找妈妈了。如果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去，从最近的到最远的，那么首先是戴墨镜的姑娘家，其次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家，然后是医生的妻子家，最后是第一个失明者家。当然应当按这个路线走，因为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说过，如果可能请把她送回家。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她说。这种真诚的关心表明，某些人的偏见其实毫无根据，他们否认那种行为不端，特别是有伤风化的人，不幸的是，这种人会有强烈的感情，包括与父母的亲情，并且屡见不鲜。当然夜晚渐渐凉下来，大火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烧，炭火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离大门较远的盲人们，比如医生的妻子和她那一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第七章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必须定都于南京。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凯哥的第一招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凯哥的第二招连续两天相安无事。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高手过招，高下立现。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1912年3月10日，北京。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不靠谱的内阁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第八章最美丽的时光“三巨头”退隐江湖
对了，在先说降了李惟岳手下的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大力举荐下，皇帝李适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一同进讨李惟岳，这样一来张孝忠成为了朱滔讨伐藩镇的一颗强有力的棋子。八月六日，朱滔和张孝忠共同攻占成德重镇东鹿（今河北东鹿县）。李惟岳领兵一万与魏博援军意图夺回东鹿，其手下大将王武俊率领三千骑兵结成方阵准备发起冲击。朱滔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帛卷上画成很多大象，然后派遣一百勇士蒙在身上，在成德军前奔驰呐喊，王武俊的骑兵倒是没受多少影响，但马匹面对这么多“大象”滚滚而来，立即受到惊吓乱了阵脚。朱滔趁这个机会向王武俊发起了冲击，最终大破成德军，李惟岳被迫烧毁营垒向恒州退去。继马燧之后，朱滔取得了唐军在河北战场的第二场胜利。李惟岳逃回恒州后，朱滔并没有乘胜追击。李惟岳本可以有机会收拾人马重新反攻，但他的猜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败亡的道路。这次与朱滔和张孝忠一战，王武俊作为援救东鹿的主力部队，可谓是惨败而归。但战争的胜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全都归结到主帅身上，更何况战局依然胶着，李惟岳目前应该做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猜忌王武俊，在李宝臣刚刚去世时，有人就向李惟岳进谗言说王武俊想要投降朝廷，导致李惟岳对王武俊进行严密监视。这次援救东鹿，李惟岳本不想派王武俊出战，但很多人劝李惟岳说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是其妹夫，派王武俊出战，他一定会奋力拼杀。李惟岳算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但王武俊惨败而归，这不禁让本就猜忌心颇重的李惟岳再次怀疑王武俊是不是故意战败。问题的关键是，李惟岳的心中所想，王武俊已经猜到了。当时李惟岳逃回恒州后，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投降，李惟岳为了再次试探王武俊的忠心，决定派其出兵夺回赵州。对于李惟岳而言这是很好的试探，而对于王武俊而言这犹如小鸟脱离了牢笼，鱼儿重新回到江河。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王武俊决定投降朝廷，于是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突袭恒州。当时其子王士真身在恒州城内，听到父亲反戈一击的消息后，立刻打开城门迎接。黎明时分，王武俊率领数百名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门，将毫无准备的李惟岳擒获。当时王武俊想将李惟岳献给皇帝李适，却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李惟岳见到皇帝陛下，一定会将叛逆的罪名也加到王武俊身上，为了以防万一，决不能让李惟岳见到皇帝。王武俊最终采纳了手下人的建议，将李惟岳缢死在戟门外，然后派人将其首级送往长安。李适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为高兴，要知道这是自他即位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这样的大捷，这让李适更加坚信自己先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成功击败李惟岳让李适更加坚信这个帝国在他的带领下是有能力平定藩镇的，而李惟岳只是开头的一个。“继续采取强硬的姿态，不愁藩镇不灭！”这是李适当时唯一的想法。事实上，纵观当时的河北、山东形势，只有身在魏州的田悦还没有被彻底击败，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固守濮州，也已经是孤立无援。反叛的各镇或归降，或势单力孤，可以说唐廷的军队取得了平定藩镇开局阶段的胜利。但就在很多人认为平定藩镇、实现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如何处置战后河北局势的问题上，李适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最终致使形势迅速逆转。战局逆转建中三年（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大捷的李适，忽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将德州和棣州划给朱滔，并让他收兵返回本镇。李适这一连串安排的用意在于将成德镇分而治之，进而避免强藩的出现。当时德、棣二州还在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手中，李适将这两个州划分给朱滔，事实上是想让朱滔继续出兵进攻李纳，这样既可以加强对李纳的攻击力量，又可以不让朱滔的势力过分扩大。表面上看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加强了以李适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又巧妙地安排了原成德镇的降将张孝忠和王武俊。不可否认，李适的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心高气傲的皇帝当时明显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好策略，但朱滔和王武俊却未必这么看，而且以目前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力来看，他的这封诏书究竟会有谁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是个问题。李适的诏书一经发布，就遭到了朱滔和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和王武俊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朱滔认为出兵讨伐李惟岳，自己的功劳最大，现在所占领的原成德镇所属的深州，应该划入自己的版图。但朝廷却让自己吐出深州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康日知，而且自己还得去攻打李纳的地盘德州和棣州，在朱滔看来这实在不公平。而王武俊则认为李惟岳是他杀掉的，应该功居第一，况且自己的才干比张孝忠强很多，现在朝廷任命张孝忠做了节度使，而自己却做了低一等的都团练观察使，这让王武俊心中颇为不服。一个是地方割据的节度使，一个是藩镇的降将，手中全都握有重兵，当唐廷中央政府力量较强时，他们会暂时归顺，而一旦朝廷势弱，当其利益与朝廷冲突时，必然会对抗中央，变为独立的大小王国，事实上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河北地区藩镇长期割据的结果。我们在前边分析代宗李豫矛盾复杂的心态时，曾经说过李豫之所以姑息藩镇的原因，可惜历经诸多历练的李豫能够看透这一点，但李适却始终无法深层次地理解。李适的诏书点燃了朱滔、王武俊对抗唐廷的怒火，却让深陷困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抓住了救命稻草。田悦敏锐地利用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不断地游说他们一起联合反叛唐廷，经过一番谈判，三方相约共同起兵叛唐。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率先得到了朱滔、王武俊要反叛朝廷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马燧上奏李适，让朝廷做好征讨的准备。但无论是皇帝李适还是朝廷大臣，其实全都明白平定藩镇都还得需要向朱滔和王武俊借兵，而现在平定藩镇的藩镇又想要谋反，这不禁让李适对自己先前的莽撞策略产生后悔之情。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李适当时只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想要拉拢他进而孤立王武俊。但精明的朱滔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许在朱滔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忽悠也是要有底线的。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朱滔带领大军进逼赵州，王武俊派其子王士真同时也领兵围攻赵州，攻下赵州后，朱滔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从深州（今河北深县）出发首先到达东鹿，王武俊率领一万五千人也同时南下，与朱滔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合，双方约定首先援救身在魏州的田悦。朱滔和王武俊反叛南下救援魏州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上下顿时震惊。这宣告了河北战场平藩第一阶段的胜利完全前功尽弃，李适试图稳住朱滔的策略也没有奏效，目前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战。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与朝廷神策军一万五千人赶往魏州增援，不过和平藩第一阶段时相比，这次朝廷出兵可谓是勒紧了裤腰带。由于平藩第一阶段战事的原因，朝廷中央政府每月军费支出达到一百多万两，而国库却只能支持几个月。当时太常博士韦都宾建议向商人借钱渡过难关，得到了皇帝李适的同意。在颁布的诏书中，李适承诺等到平叛之后，朝廷会归还。我们不能否认李适的想法过于美好，当借钱的诏书下达后，具体负责筹备钱粮的官员完全将事情办走了样，准确地说不是借而是抢。他们甚至下令强行搜查长安城中那些商家大户的货物，如有不从立即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很多人受苦不过以至于上吊自杀，即使这样才总共搜到八十余万贯钱，最终以至于将主意打到了当铺身上，将当铺的质钱也都充公，而且凡是所获得的钱帛粟麦，都由官府借走四分之一。当时长安的很多百姓针对朝廷的野蛮做法，纷纷骚乱不平，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当朝宰相卢杞的马讨要说法。卢杞最初还耐着性子劝说百姓，到后来人围得越来越多，怨声震天，卢杞见势不妙，不得不从另一条道疾驰回到府邸。这件事情搞得皇帝李适极为头痛，事后经过统计，所有的钱财加在一起还不过二百万贯，而长安城中已经是民穷财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这么点钱还不够藩镇一个县的军费开支，怎么能够支撑平藩大业的开展。就在李适无计可施之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上奏为李适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虽然他的计策算不上高明，但和先前朝廷官员的不断抢钱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陈少游建议李适将本道的税钱增加20%征收以供军需，让李适将这个方法普及到唐廷所能控制的各道之中。李适见奏十分高兴，立即批准，同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卖到二百钱，虽然从刘晏到杨炎进行整顿后，盐价从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文一斗，现在上涨了将近一倍，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但至少比先前明抢富豪财物的做法要好很多。就这样，李适暂时凑够了平藩的军需开支，在一片艰难窘迫中，唐军开始了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朱滔和王武俊南下援救魏州，让田悦绝处逢生。此时官军方面李怀光也领兵和正在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合，李怀光想要速战速决，而马燧因为魏州城防坚固，想要打持久战，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李怀光独自领兵出战，在魏州近郊的永济渠畔击败了朱滔的人马。李怀光刚刚到达魏州就旗开得胜，让已经围困魏州一年多的马燧很是不爽，在马燧看来，李怀光这是一种挑衅，自己围困魏州一年多依旧是老样子，而李怀光刚来就打了胜仗，传到皇帝那里，自己岂不成了废物。夹杂着某种自私心理，马燧带着自己的人马在没通知李怀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从魏州后撤二百里，只留下李怀光的人马独自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人马。即使知道马燧撂挑子后，李怀光也没有退却，他依然带着人马突袭朱滔的大营，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赶来救援的王武俊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被打成两截，彼此不能救援，最终大败而逃，很多士兵争先跳进永济渠想要游到对岸，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渠水为之堵塞。更有很多人因为逃命而互相踩踏，可以说李怀光这次损失了大半人马。而身在二百里之外的马燧虽然得到消息想要救援，但因为离得过远，而且担心被切断后路，所以只得坚守不出。但第二天他便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朱滔等人已经掘开永济渠，将渠水引入王莽古河，滔滔流水淹没了官军的退路。这下马燧慌了神，因为害怕自己的人马被全歼在这里，马燧向朱滔派出使者，表示只要让自己的人马平安返回本道，自己可以上奏皇帝，请求将河北地区交给朱滔来管辖，得到了朱滔的答应，但王武俊却偏偏反对，不愿就此休战，最终一直到七月份这件事情也没能达成一致。马燧还是在朱滔的帮助下从魏州撤退，涉水退保西部的魏县。朱滔见马燧成功撤退，才假装同意王武俊继续和官军作战的意见，尾随马燧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其隔水对峙。官军在河北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首战因为马燧和李怀光不能有效合作而招致惨败，使得河北战区的形势再次严峻起来。最重要的是田悦见到自己绝处逢生，认为朝廷不足为虑，另一方面也很感激朱滔的救援，所以他想尊奉朱滔为王。田悦的想法让朱滔很是高兴，但朱滔认为称王这件事情并不应该只有自己独享，大家应该一起称王，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告上天，正式宣布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个人共同迎请李纳为齐王，众人共推朱滔为盟主。同时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省设置两曹，官吏的设置一律模仿唐朝中央官制。朱滔等人结盟称王，等于宣告了皇帝李适平定河北藩镇第一阶段战事的胜利彻底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带来了另一个辐射效应，那就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看到朱滔等人占了大便宜后，立即加入朱滔等人的队伍，公开反叛唐廷。骨鲠之臣李希烈本是辽西人，少年时在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手下效力，由于屡立战功被李忠臣收为养子，并从偏将的位置提升为左厢都虞候之职。大历十三年（778年），李希烈利用李忠臣不修军政的机会，在淮西镇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当时皇帝李豫面对这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局面，无奈地委任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留后。李适即位后，正式授予其节度使之职。从李希烈驱逐养父李忠臣的事件可以看出，李希烈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并且素有反叛之心。当他看到朱滔、王武俊、田悦在河北地区越闹越欢后，再也按捺不住骨子里的野心，开始与淄青节度使李纳联络，准备袭击朝廷控制下的汴州。李希烈叛变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去，东南地区向长安运输的粮食物资担心被李希烈劫掠，都不敢从他控制的许州和蔡州经过，只能从淮水的另一条支流蔡河转运。朱滔知道李希烈也要反叛唐廷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朱滔的做法颇有些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味道，这明显是将李希烈放在火架上去烤。李希烈虽然不如曹操雄才大略，但他明白朱滔意欲何为，所以他没有贸然听从朱滔的忽悠，而是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反叛后，连克汝、郑二州，由于他的辖地比之朱滔等人更接近东都洛阳，所以当时东都洛阳在听到李希烈即将打来时，老百姓发生了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逃出城隐匿于山谷之中，就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从城中撤退至城外的西苑，以备随时逃命。河北战场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希烈又在河南闹出了乱子，让皇帝李适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平定河北让朝廷已经是穷得叮当响，如何应对河南的形势，这是摆在李适面前的一道难题。李适找到宰相卢杞商议，卢杞看出了李适的为难，甚至不想再用强兵征讨，于是这个阴险狡诈的宰相为李适出了一个计策。“李希烈虽然是员骁将，但平日就恃功骄横，手下将士不敢对他进谏，以至于今日叛乱。如果选用儒雅的重臣前去反复开导他，讲明逆顺祸福，臣认为李希烈一定会诚心悔过，这样可以不用出兵就能平息叛乱。”“爱卿认为谁可以胜任呢？“三朝元老重臣颜真卿忠正刚直，名重海内，人所信服，正是当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颜真卿一门忠烈，骨鲠之臣，却因为卢杞的只言片语，决定了其悲剧性命运！卢杞之所以推荐颜真卿前去开导李希烈，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中颜真卿的能力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颜真卿素来不睦，甚至说颜真卿对他形成了一种掣肘。自从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地区掀起浩大声势，进而转战投奔唐廷以后，在朝廷内可谓是德高望重。但颜真卿并不是那种权力欲很强的人，所以二十多年来在朝廷之内他不是十分显眼。他冷眼看尽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兴风作浪，也经历了元载、刘晏、杨炎短暂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一切对于颜真卿而言，似乎都犹如过眼云烟，在朝廷之内他始终平静如水，一直到卢杞谗杀杨炎之后。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就连专权的元载也选定了才能俱佳的杨炎作为接班人，也算做了件对得起皇帝的事情。但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鄙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他看不到卢杞到底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也就罢了，阴险狡诈，打击异己，谗杀杨炎，这一切都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与卢杞的矛盾不可避免。不过卢杞虽然是当朝首席宰相，但颜真卿的资历和威望是卢杞无法比拟的。所以表面上卢杞对颜真卿是退避三舍，可是卢杞的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对待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机会。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李适下诏派颜真卿出使许
和，兹方拥戴冲入，辄即反对复辟……逐鹿中原，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伸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恨当世无直道……”冯玉祥进一步评论道：“隐约之间，可以看出：张勋上了段祺瑞的当之后，是非常的愤慨。”张勋给段祺瑞的这封信，翻译成现代国语，是这样的意思：“……我张勋为什么要搞复辟？因为我深深知道：中国的国情，只适合搞君主体制。即便是号称远见卓识的你（段祺瑞），也对共和心怀不满好久了，你们刚刚拥戴我带兵入京，立即就翻脸了……你们只知道争夺政权，没有一个是为了中国大局考虑的，你们嘴巴上说的是正义，实际上都是孬种……这世界是多么的黑暗啊……”平定张勋复辟事件之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依照冯国璋的秘书长恽宝惠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知道的北洋三杰》之中的回忆，冯国璋上任大总统之后，派了恽宝惠到荷兰公使馆去慰问在使馆内避难的张勋。当时，张勋对恽宝惠狠狠地抱怨，并说了这样的话：“我这次搞复辟，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北洋各个实力派背信弃义。就算是你们总统（冯国璋）也有信给我（主张复辟）！”张勋的言下之意是，冯国璋也背信弃义了。经过梳理以上正反两方人员基本上互相吻合的证人证言，我们似乎可以基本上理清了“张勋复辟”事件的关键事实和发展经过。令人震惊！原来竟然是这个样子的：1.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怀恨在心，伺机报复。2.段祺瑞联合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主要军事力量，劝说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3.张勋开出条件：推翻黎元洪可以，但是希望你们支持清帝复辟。4.上述各主要军事力量假装同意，签名赞成了张勋的复辟建议，引诱张勋出兵。张勋见此，有恃无恐，出兵推翻黎元洪搞了复辟。与此同时，大家同意复辟的签名表（黄缎子）被收买、销毁。利用完张勋之后，段祺瑞突然发兵“讨逆”，打败了张勋。张勋有苦难言，身败名裂。就这样，张罗了短短12天的“张勋复辟”事件，落下了帷幕。张勋为什么有苦难言？因为那块写满了北洋军头的签名的黄布——“黄缎子”——被北洋集团收买了而且还销毁了。也就是说张勋唯一能证明自己搞复辟是“经过大家同意”的那份证据被销毁了。当然有苦难言，哑巴吃黄连。读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了。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当中，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牵头，利用了忠勇有余、权谋不足的张勋，假装同意张勋搞复辟，引诱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事后，又销毁了各省同意复辟的签名录，翻脸发兵打倒了张勋，并让张勋这个憨汉子，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骂名。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有疑问：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为何不直接发兵打倒黎元洪，而非要让张勋去打黎元洪，自己再来打倒张勋，偏偏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呢？我认为“中华民国”号称“共和”，段祺瑞作为一国总理，如果自己直接起兵推翻总统，于共和精神不符，因而很容易遭到舆论的抨击，也会失去民心。所以，段祺瑞利用张勋入京，推翻黎元洪，自己再来推翻张勋，这样绕一个弯，自己做的事情就可以名正言顺了。也就是说，丑角让张勋去当，英雄让段祺瑞自己来做。“张勋复辟”事件的这个版本，我想应该是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的。
是谁赶跑了末代皇帝
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派出“国民军”包围紫禁城。此时，18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尚在宫中玩乐，对即将发生的这一切，毫无知晓……被赶出紫禁城之后，一切荣华富贵，顿时都成了镜花水月、过往烟云。鲜为人知的是：在冯玉祥的背后，让溥仪彻底失去“宝座”的幕后“黑手”，原来却另有其人……中国的近代史爱好者，大概都知道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兵将溥仪从紫禁城里驱逐出去的这件事。依据在辛亥革命中所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是可以居住在紫禁城里面的。但是，清廷倒台十二年之后，冯玉祥派兵，将溥仪赶走了。对于这件事，一般人都知道冲到前台的冯玉祥。但是，人们似乎并不知道，站在冯玉祥后面的更高级拍板人，却是另有其人。首先，让我们回到当时事发的现场，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1924年11月5日的清晨，天蒙蒙亮，鹿钟麟、李石曾等“国民军”将领，奉冯玉祥之命，带着一份《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拥兵策马，浩浩荡荡地来到紫禁城，要驱赶溥仪出宫。当时，出来接待鹿钟麟、李石曾一行的是清朝的老臣子绍英。绍英从鹿钟麟手中接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一读，就知道来者不善。当时，绍英的心怦怦地跳。糟了，这回皇上要被赶出皇城了。十万火急。但是，绍英毕竟是饱经风霜，他假装镇定自若的样子，彬彬有礼又绵里藏针地质问李石曾：“李将军，您不就是我大清重臣李鸿藻的公子吗？你们李家，深受我大清恩德，今日何以忍心，要如此相逼？”李石曾冷笑着答道：“对，我是李鸿藻的儿子，我从小是吃清朝的饭长大的，如果不是因为有着这一层关系，我早就放炮赶人了，哪里还会对你们这么客客气气地说话？”绍英见李石曾的口气毫不通融，遂快步往回跑向溥仪汇报：“不好啦！鹿钟麟带兵来，要赶万岁爷出宫啦！”溥仪大惊失色。这件事情，也来得太突然了!溥仪一家人，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事到如今，溥仪还是希望能有个商量。于是，他命令绍英继续往返斡旋，幻想能有所转机。绍英频繁出入，汗流浃背地跑了好几趟。宫里的后妃、太监、宫女们乱成一团，真如世界末日一般。很快，鹿钟麟就失去耐心了，他决定吓唬人。于是，鹿钟麟当着绍英的面故意转了个身，对手下的兵说：“你叫外边，先别开炮，再等二十分钟！”绍英一听这个，面色立即发黑，他立即扭头，往回就跑，火速告诉溥仪：“万岁爷，万岁爷，要开炮啦，要……要……要开炮啦！”溥仪一听大炮都架好了！顿时吓得两腿发软，立即答应鹿钟麟同意搬走。于是，溥仪一家子的全体人员，用了最快的速度，收拾行李，准备逃命。大清最后一位皇帝十分狼狈，颜面荡然无存。这就是在近代史上有名的“驱赶溥仪出宫事件”。鹿钟麟是冯玉祥的部属。因此，对于这个事件，历史爱好者们一般都认为：这是冯玉祥干的事情。对此，有人赞扬，也有人批判。可是，无论赞扬还是批判，人们似乎都忽略了站在冯玉祥身后的更高一层的决策者，其实是一股更大的政治势力。那么，站在冯玉祥的身后，支持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这股政治力量，他们又是谁呢？原来，站在冯玉祥的身后拍板批准了驱赶溥仪出宫行动的政治势力，不是别人——正是一群国民党人。对此，史料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多的证据。例如，冯玉祥事后，在其自传《我的生活》里面透露：他是向当时由国民党人士所掌控的“摄政内阁”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建议，并由“摄政内阁”讨论通过后才付诸实施的。也就是说，是国民党势力批准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紫禁城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里面，对于这件事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率领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在北京站稳脚跟之后，我开始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之内，竟然还有一个前清的小朝廷，这真是民国的耻辱，留着这个小皇帝，等于给中外野心家留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把柄，实在不妙。于是，我在征得摄政内阁的同意之后，下令鹿钟麟去执行了把溥仪驱逐出宫的任务。”可见，冯玉祥在原话中说得很明白：他在派兵驱逐溥仪出宫之前，征得了“摄政内阁”的首肯——是“摄政内阁”批准他驱逐溥仪出宫的。那么，我们凭什么说“摄政内阁”是一股“国民党势力”呢？这就要求我们弄清楚这个“摄政内阁”的来历了。原来，在此前不久，刚刚打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这次内战中，国民党、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北洋军阀段祺瑞三方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抗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在这场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在国民党、奉系等势力的策反之下，突然倒戈，投向“三角同盟”阵营，并直接导致了曹锟、吴佩孚的战败。一不做二不休。冯玉祥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的“效忠”，悍然将自己原本属于直系的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即国民党部队的意思。杀入北京之后，冯玉祥立即拥护了一群国民党人士，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这个临时中央政府，当时称作“摄政内阁”。这就是所谓“摄政内阁”的由来。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当年这个所谓“摄政内阁”的组成人员，都有些什么人：国务总理：黄郛（国民党的人）外交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交通总长：黄郛（国民党的人）内务总长：王永江（和国民党渊源较浅）海军总长：杜锡珪（和国民党渊源较深）陆军总长：李书城（国民党的人）司法总长：张耀曾（国民党的人）农商总长：王迺斌（和国民党渊源较浅）教育总长：易培基（和国民党渊源较浅）参谋总长：李烈钧（国民党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摄政内阁”里面，十个人之中，有六个是国民党势力的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职位国务总理黄郛就是国民党的人，而黄郛也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很明显，所谓“摄政内阁”，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国民党势力把持和操控的临时中央政府。如前述，冯玉祥在《我的生活》的自白中，也写得很明白，他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建议之后，征求了摄政内阁的同意，才派人去执行驱逐。换言之，驱逐溥仪一案真正拍板的决策人，并不是冯玉祥自己，而是站在冯玉祥背后，以黄郛、王正廷、李烈钧等人为首的这一群国民党势力分子。“摄政内阁”作出驱逐溥仪的决策之后，向溥仪签发了一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签署人，一共有四名：黄郛、王正廷、李书城、张耀曾，这四个人，全部是国民党的人。换言之，无论是从冯玉祥的证言来看，还是从《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历史文件来看，驱逐溥仪的，都是把持了“摄政内阁”的一群国民党势力的人士，而冯玉祥，则仅仅是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行文至此，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年这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它的全文是什么样的：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政府公报《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兹与前清皇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特公布之此令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第一条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落款：国务总理：黄郛（国民党的人）外交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陆军总长：李书城（国民党的人）司法总长：张耀曾（国民党的人）什么叫作《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所谓《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就是一份由“摄政内阁”单方面强行废除1912年《清室优待条件》的“毁约书”。说到这里，请容我在此给各位作一个梳理和总结，各位看了下面这个梳理和总结之后，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更是一目了然了。1.1924年秋，爆发了第二次直（曹锟、吴佩孚）奉（张作霖）战争，冯玉祥属于直系。2.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策反了冯玉祥，冯玉祥于是倒戈，直接导致直系战败。3.冯玉祥将自己的军队改名为“国民军”，寓意“拥护国民党的军队”，挥师杀入北京将总统曹锟赶下了台。4.接着，冯玉祥拥戴一群国民党势力的人士，组建了一个“摄政内阁”，把持了中央政权。同时，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来京主持国事。换言之，冯玉祥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的人了。5.随后，冯玉祥冒出一个想法——驱逐溥仪，但由于他深知事关重大，而他自己只是一个军人，不敢擅自决定，于是，他将这个提案，提交给由国民党势力所把持的“摄政内阁”来讨论。6.由国民党势力掌控的“摄政内阁”经过讨论之后，拍板、决策了驱逐溥仪的议案。7.冯玉祥得到“摄政内阁”的批准之后，立即派出鹿钟麟、李石曾带兵将溥仪驱逐出了紫禁城。可见，在驱逐溥仪事件的前前后后，冯玉祥所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而站在他的背后真正拍板、决策的，是垄断了“摄政内阁”的一股国民党势力。可是，当时的废帝溥仪及其幕僚，并不知道此中的内幕，以为驱赶自己出宫的，仅仅是这位“莽夫”冯玉祥的作为。依据《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的记载，短短两个月之后，这群清廷贵族，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指责冯玉祥践踏《清室优待条件》，并向孙中山诉苦，进而请求孙中山为他们“伸张正义”，不料，孙中山却复函，对这群清廷皇室进行了坚决地拒绝和驳斥。孙中山在当时，是这样驳斥清廷皇室的：“你们清廷皇室，在1917年的时候搞（张勋）复辟，就已经是违反《清室优待条件》在先了，你们现在有什么资格指责冯玉祥撕毁《清室优待条件》？”可见，身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孙中山，对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的这个举动也是大力支持的。这也能很好地解释黄郛、王正廷、张耀曾、李烈钧这一群国民党人，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底气，做出了“驱赶溥仪出宫”这个在当时震惊中外的决定。孙中山为什么不准孙眉从政
我们的历史爱好者们似乎都知道，孙中山大公无私，不准其哥哥孙眉从政。可是，孙中山为什么不准他的哥哥孙眉从政？是只有大公无私这个原因吗？还是除此之外，同时也有别的隐情？通过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现象，其实，仅仅是冰山一角……人世间的事情，就怕“认真”二字。我们探讨历史，尤其需要认真。解读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光看它的表面现象，而更应该探寻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人们似乎都知道，1912年，在辛亥革命“胜利”的热潮中，孙眉从广州北上南京，找到自己的弟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弟弟索要官职。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对自己亲哥哥的这个要求，坚决予以了拒绝。历史爱好者读到这一层，显然可以得出孙中山“大公无私”的结论。应该讲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没有错的，毕竟，孙中山是拒绝了其兄长的非分之请。要知道，孙眉对孙中山，不但有着兄弟之情，而且还有着养育之恩。这个事情，如果换了你、我来做，还真未必能做得更好。但是，孙眉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商人，平生经营生意，对政治一无所知，所以，孙中山不给孙眉封官，显然是正确的，只是，这件事除了“大公无私”这个因素以外，恐怕同时也还有着更深一层的隐情。那么，孙中山到底为什么不准他的哥哥孙眉担任政治职位呢？当年的同盟会成员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以及革命同志冯自由，对于此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透露了更深一层的隐情。原来，在辛亥革命当中，由于清帝宣告退位了，南北达成了和平，那么，顺理成章，革命军就必然要裁军、解散。毋庸讳言，裁军往往意味着断饷，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裁军了，就有许多革命军人失业。当时身为革命军一分子的某些广东民军，为了逃脱“被裁撤”的命运，他们利用个人关系，说服了孙眉，要求孙眉担任广东都督，并借以照顾广东民军，而使广东民军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并借机发展壮色呦呦天美在线观看的屎尿洗掉，而你现在……但我也不得不想到，我说好了的事，却没有做到。这种事我绝不能再做了。花了一个小时她才稍稍消了气，起来给我俩泡了茶。我不得不又多待了两个小时。到我走之前，她又无所不谈了。讲了她父亲情妇的一个故事，说在她母亲“恰当而稳妥”地死去以后，不仅把她，莫迪，当用人使唤——“不过这个我和你说过了，我记得的”——还着手要毒死她。“她毒死了我母亲，就算别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而且我玛丽姑妈相信我。姑妈说去警察局没有用，他们不会信我的话，不会对我父亲不利的，他和警察是一伙的，所有对他有好处的人，他都和他们一伙，圣诞节的时候他会请巡官来家里喝威士忌，吃蛋糕。他和他的情妇还会送一桶麦芽酒给警察局的小伙子们，外带火腿和布丁。我，一个小姑娘，我那会儿怕得要死，被毒药弄得病歪歪的，如果我跑去和他们说，我父亲的情妇毒死了我母亲，现在她又对我下手了，是毒药啊——哎，他们会听吗？我玛丽姑妈说，听好，你找个机会，只要不惹出麻烦，离开那个家，来我这儿吧。我不想和我那个哥哥正面冲突，他那个人可惹不得，他会报复的。不过只要有了机会，你就来找我，会有你一张床一口饭的。唉，我病得越来越重，越来越虚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想办法不在家里吃，我会跑到我妹妹那儿去，已经去世了的那个妹妹——没有，我以前没提过她，提起她让我心里不好受。她一直身子弱，让他们心烦。她十五岁就嫁了人。那桩婚事父亲反对，对她说，别再进我的门来了。她男人不行，养不起她。她生了三个孩子，我妈妈以前会派我给她送一个馅饼或是一点面包，这类东西少了也没有人会发现。我看到她，那么苍白虚弱，孩子们嗷嗷待哺。她会咬一小口，好长点力气，然后剩下的给孩子们吃。我母亲死了，她家就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我去找我父亲，说妹妹饥寒交迫，快要不行了。他说，我告诉过她不要嫁给那个人，这是他唯一的回应。她死了，他没去参加葬礼。那个丈夫带着还活着的那一个孩子，我后来再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她死前，我会去陪她坐坐，我因为不敢吃家里的东西而饿得要晕倒，她因为家里没有吃的而在慢慢饿死，我们同病相怜。那段时间糟糕透了，糟糕透了——我不懂为什么人们要说‘美好的旧时光’，旧时光糟糕极了，除了对我父亲那种人来说……”莫迪没完没了地说她的父亲。我问：“你另一个姐妹呢？”她说：“她嫁人后就离开了家，我们不怎么有她的消息，她躲着父亲呢，父亲也不喜欢她的男人。有一次我去她那儿，说，波莉，缪丽尔妹妹快饿死了，她的孩子也快饿死了，而她只是回答，啊呀，我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分给她。但是她的橱子里塞满了肘子、馅饼、蛋奶沙司。“缪丽尔死后，我就无处可去坐坐了，我能不吃就不吃，因为我知道食物里有毒药。她会上楼到我的房里来——他们把我安排在楼上的阁楼里，就好像我真是个用人一样——端着牛奶和肉汤，说，喝掉，喝掉，我把这些东西倒在痰盂里，然后蹑手蹑脚地下楼倒痰盂，这样她就不知道了。我能吃出那些汤汤水水里的毒药味，我知道那里面加了毒药。有的时候我出去捡人家喂鸟的面包，不过我怕被人看到。是这样的，我们家算有点名望，父亲有各种往来，买得起马车，行为潇洒，而她有她的酒吧，大家对我们看法不差。我是留在家里的大小姐，大家都羡慕我过得舒适。但实际上我睡的是房子顶层阁楼里的一张薄床，没有一丝暖气，从来没有一件新衣服，没有一件我自己的衣服，有的都是她的旧衣服改的，而且不敢吃东西。后来，有一天晚上，这一切终于维持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病得太厉害，太虚弱，爬不起来。她端来满满一杯甜牛奶，说，我就在这儿等你喝完。我不想喝，我说。我不想喝。但是她说，我就坐在这儿。“她穿着一件粉色的丝绸睡袍，上面缀着羽毛，领子是灰色的天鹅绒荷叶边，脚上是粉色的高跟拖鞋。她爱吃好喝，长了不少肉，脸色通红，一边叹气一边说，哦，我的天哪，那些楼梯，哦，我的天哪，这上头真冷。可她从来没想过我天天都要在那些楼梯上爬上爬下，也没想过我就住在这冰冷的地方。而他们卧室所在的那层明明还有两间空卧房。后来我玛丽姑妈和我说，他们当然不会让你和他们住一层了，他们可不想让你听到他们那些破事。哪些破事？我说，因为我从不在乎那一切，我痛恨那一切，我像我母亲，对那些事干脆不闻不问。再说，他们又没有结婚：她还有个丈夫躺在哪家医院，因此她没法嫁给我父亲。现在我回头看看，对那时的状况啧啧称奇：那时的人们循规蹈矩，但是她和我父亲非婚同居，我却记不得她因此受过什么苦。当然了，就算有我也不会注意到：因为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想办法不在家里吃东西上。那天晚上，我最终还是不得不把那牛奶喝了，尽管那味道令我作呕。然后我装作睡着了。她终于行动迟缓地下了楼。我把手指伸进喉咙催吐，把牛奶吐了出来。然后我把衣服装进母亲的小包，悄悄地离开了那所房子。“我身无分文，尽管我帮他料理家务，给他打扫房子，什么都做，他却从来没给过我钱，从来没有过。我去了姑妈居住的村庄。那个地方现在算伦敦的一部分了，你不会知道不久前它还是个村子，比尼斯顿还远。我到那儿的时候，街上满是车马，一片喧嚣。我走着，几乎就要瘫倒。我到了她家门口，按门铃，按了又按，她出来时正好抱住我，没让我倒下。她说我可以和她住，等我身体好了能挣钱了再回报她。她给我父亲写信，说莫迪来和她住一阵子。她是这么写的。而我父亲什么都没说，尽管我等了又等，希望能听他哼一声。好几年他都当我不存在。姑妈给我补身子，让我吃东西。她自己也穷，没法给我吃她说我该吃的那些东西，奶油啊，红酒啊，诸如此类吧，但她尽力而为。我那会儿又瘦又小，走几步路就会发抖，但是我身体渐渐好起来了，姑妈给我在西区一家女帽店找了个当学徒工的机会。她从我父亲那儿拿到了钱。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拿到了钱。”我回到家已接近十点，一肚子都是莫迪喝的那种浓红茶，现在觉得有点犯恶心，吃不下东西。感同身受，这显然是针对那厌食症，我觉得莫迪母亲去世以后，她得的就是这个毛病。我洗了个快速而高效的澡，写完了这些，现在我得上床睡觉了。但是我真的想把我关于杂志社事务的想法写下来。我告诉莫迪我明天晚上不去，但是我周四晚上绝对会去和她喝茶。周三乔伊丝不在办公室，也没有留言。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杂志社里的气氛有些令人不安，有一点让人想咯咯傻笑，就像面临什么不测事件的学校一样。一整天，菲丽丝和我两人都在一起工作，关于该做点什么让大家平静下来，我们啥也没说。我们的对话一直保持简短、有效。但是，啊，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年轻，那么黑白分明，那么非此即彼，那么不取即舍。酷酷的、俏生生的小嘴。俏生生的、干练的微笑。菲丽丝买了自己的公寓，我们——杂志社——帮了忙的。她为工作而活，除了我外，还有谁更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她认定自己就该当杂志主编。为什么不呢？我写下这段，为此觉得很惊讶。现在我准备写写我的职业生涯，这几天我先是因乔伊丝的事而震惊，而紧张，后来又因和菲丽丝在一起，需要时刻保持警觉清醒，因此我心里对我这职业的一切特别清楚。我中学毕业就直接工作了。没上过大学，家里的钱不够。再说我也达不到上大学的标准！上大学从来就不是我的一个选项。我刚开始做《小妇人》的工作时——我和乔伊丝给那一时期的杂志起了这个名字，是个缩略表达——对于能够在新闻界找到一份如此光鲜的工作，我感到无比欣慰，没指望能寻到更高的枝了。1947年，战争阴影还在。杂志粗糙笨拙，因为战争的缘故，用的是劣质纸：登的净是如何用粗肉和蛋粉做菜的窍门。如何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这是乔伊丝对它的描述。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此感到烦、烦、烦透了。我们那会儿都多么渴望摆脱战争余波，摆脱配给制，摆脱这沉闷枯燥的气氛。那时的编辑也是个女的。我那会儿还不怎么挑剔我的上司，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做制作人的秘书，没有更高的眼界。我对南希·韦斯特林汉姆压根就没想法。上面的都是些大神、女神。我现在觉得她正适合那时期的杂志。作风老派，就像我的母亲和姐姐，能干、尽职、善良——我真觉得是那样，善良、和蔼可亲，而且我猜她这一辈子脑子里就没有冒出过一个原创的想法。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如果我有什么后悔的，那就是我那时候没醒过来，弄清楚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当然了，那时我还没学会如何去看周围在发生什么：就是一个组织的内部事务如何发展，该关注什么，事情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他们的确是对杂志进行了改进，纸张质量提高了，专题文章活泼了些，但这些还不够。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编辑，我那时应该发现的，应该关注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如何观察局势：我沉醉在青春、自我魅力，以及个人成功里。在学校的时候谁都不觉得我有能力，我的父母也绝对没这么认为过。但在我们杂志社里，我却没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的。很快，谁要是生了病，或是不称职，能接手的就是我了。我记不得生命中还有什么能比那更让我快乐和满足的：那种宽慰，那种轻松愉快，就因为能处理一件新工作并且知道自己能做好。还有会穿着打扮这件事。当然了，五十年代可算不上时装雅服的好时光，但就连那个时候，我的穿着也能吸引大家的目光。我那会儿走的是性感风格，不过是冷峻的性感，只稍稍有一点倾向于戏仿：就是说，我预见了六十年代，还有我们都有点嘲讽自己穿着的做派。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当初鲍里斯到底怎么当上主编的。不过现在为时已晚。我问过如今还在我们那儿的老员工，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那样的。不管怎么说，1957年鲍里斯当了主编，他代表了“新思潮”。但是他没那个能力。那个时候我的地位和菲丽丝现在的一样：大家都寄予厚望的聪明姑娘。不同的是，我那会儿不自知。我喜欢啥都精通擅长，也不介意不分昼夜地工作。我热爱自己做的一切。那个时候我做的事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本分，与付我的工资、描述我职务的说法并不相符。当时我是制作部的秘书。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关注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了。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鲍里斯不起什么作用。和蔼友好、谦恭有礼、摩登时髦——这些他倒都是。南希辞职，人家让她走，在那以后，理事会指派他来做主编。他用的是现在摄影师们用的那间大办公室，有一张大桌子，一个配了秘书的秘书，还有一个公关小姐。他总是在开会，打电话，用午餐，接受关于女性杂志职责和功能的采访。“妇女解放”这个概念尚未诞生，不过我以前一直没意识到这点，是写这些的时候才想到的。事实是，其他的人在做他应做的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杂志社的正式人事结构不符合实际情况。杂志是稍微有点起色，但是起色不大，而且好好先生什么都说得含含糊糊的。我们没想清楚过，多半还是照老规矩办事，不过是换了质量好点的纸，加了些像样的照片。乔伊丝一来，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在做什么，在为谁工作。市场分析，专家报告；这些我们当然都认真做了，但是我们还有了自己的想法。杂志的支柱和基础，以及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资讯。节育、性、健康、一般的社会问题。我们手头几乎所有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章都不可能刊登在《小妇人》上，一切都得重新包装。杂志的这部分工作由我负责。至于服饰、食物、酒、装潢部分，变动的是摄影质量。实际内容没变，时尚归时尚、食物归食物，变的是如何展示它们。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杂志上登许多这样的文章：《我是一个寡妇：我如何带大两个女儿》或者《我嫁了一个下身截瘫者》或者《爱丽丝双目失明却办一所商学院》：太低档了！要向上爬一个台阶，《莉莉丝》特意把这个放在了规划里，而我们做到了。我以前说过，乔伊丝六十年代中期来了以后，她改变了我：她也改变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化逆袭了公司架构。她是制作部经理，我是她的助手。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间办公室。主管杂志的是我们。我们觉得清清楚楚的是我们在经营它，但鲍里斯却没注意到。乔伊丝以前总说，她干前一份工作时，什么事都得帮老板做，还得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在做。所以对于她来说现在也没什么变化。我们对那会儿那个状态不仅毫无怨言，倒是十分担心人们会注意到。他们当然注意到了。现在我们很纳闷，那会儿自己怎么会以为别人不会注意到。说到底，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改造杂志。我们以前会去参加两周一次的理事会会议，安静地坐在一边，鲍里斯坐在首席，理事会代表们坐在另一头，我们几乎不开口。开会前我要向鲍里斯简明扼要地交代他该说什么。当时杂志实际的架构是乔伊丝和我主管一切，摄影师们的地位渐渐上升，因为他们其实是六十年代才跃居一线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做的，屋里总是挤满了人。突然——乔伊丝只来了两年——她被提为主编，拥有完全的决策权。新的模式，新的一切。她很聪明：不少杂志太“摇摆的六十年代”了，因此一败涂地，但是乔伊丝创立的模式——我们创立的模式——生存了下来。几乎转瞬间真实架构就和正式的官方架构统一起来了。鲍里斯走人之后，他那死气沉沉得厉害的大办公室就给了摄影师们，它立刻就活了过来。而我和乔伊丝用的那个房间变成了编辑室。那时我才意识到，当实际情况与正式结构不一致的时候，做一件事要投入多少精力，带来多大的精神紧张。现在，看看其他公司、其他企业，我经常发现有这种不一致的现象。那么在这个结构内，有什么在成长呢，未来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不会是乔伊丝和我了！但我不知道会不会真是我和菲丽丝。我看不到，是不是因为我陷在当下太深？在我看来，事情变化太快，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或者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变化是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我看不出内部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知道的，就是目前可用的资金大大减少，所以也许得舍弃我们那富丽堂皇、轻松活泼，甚至是放肆鲁莽的模式或者说配方，换一种更为严肃严格、专业专注的。专业专注于什么？唉，要是我能预见就好了！想到我们也许得做起“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的营生，我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不想参与。衣服穿一辈子——唉，这个已经开始了——牛肉当作奢侈品而非主食，买珠宝作为投资……上上期里，我们刊登了战争时期的食谱，当作个笑话，但对于我们这些战时和战争刚结束时年纪尚轻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个笑话。我听到打字室里的姑娘们哈哈大笑，菲丽丝在打趣那个把肉做成五香肉丸好多吃些的诀窍。我可以拿莫迪记忆中的食物做一个特写。我想，要是听到莫迪追忆儿时的食物，打字室里的屋顶可能要给笑塌下来的：莫迪说她小的时候，一家之母会做一个巨大的蓬松面糊布丁，好在上肉食前将他们“塞饱”，这样他们只吃一点肉就满意了，吃完肉以后，又上蓬松面糊布丁，涂果酱。当我回想起战争时期，想起那些凑乎、那些将就，那日复一日的无聊沉闷，唉，我没法再次面对那样的生活，没法，没法……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说我们得再过那种生活。1963年我结的婚。就在乔伊丝来不久前。我把那段历史都写遍了，现在才想起来提一下我是那会儿结的婚。上一篇后一周不对，十天我遵守承诺，去了莫迪那儿，尽管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待多久，几乎是进去就出来了。然
声！鼓声！麦克白来了。三女巫（合）手携手，三姊妹，沧海高山弹指地，朝飞暮返任游戏。姊三巡，妹三巡，三三九转蛊方成。麦克白及班柯上。麦克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班柯到福累斯还有多少路？这些是什么人，形容这样枯瘦，服装这样怪诞，不像是地上的居民，可是却在地上出现？你们是活人吗？你们能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像你们懂得我的话，每一个人都同时把她满是皱纹的手指按在她的干枯的嘴唇上。你们应当是女人，可是你们的胡须却使我不敢相信你们是女人。麦克白你们要是能够讲话，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人？女巫甲万福，麦克白！祝福你，葛莱密斯爵士！女巫乙万福，麦克白！祝福你，考特爵士！女巫丙万福，麦克白，未来的君王！班柯将军，您为什么这样吃惊，好像害怕这种听上去很好的消息似的？用真理的名义回答我，你们到底是幻象呢，还是果真像你们所显现的那样生物？你们向我的高贵的同伴致敬，并且预言他未来的尊荣和远大的希望，使他仿佛听得出了神；可是你们却没有对我说一句话。要是你们能够洞察时间所播的种子，知道哪一颗会长成，哪一颗不会长成，那么请对我说吧；我既不乞讨你们的恩惠，也不惧怕你们的憎恨。女巫甲祝福！女巫乙祝福！女巫丙祝福！女巫甲比麦克白低微，可是你的地位在他之上。女巫乙不像麦克白那样幸运，可是比他更有福。女巫丙你虽然不是君王，你的子孙将要君临一国。万福，麦克白和班柯！女巫甲班柯和麦克白，万福！麦克白且慢，你们这些闪烁其辞的预言者，明白一点告诉我。西纳尔②死了以后，我知道我已经晋封为葛莱密斯爵士；可是怎么会做起考特爵士来呢？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他的势力非常煊赫；至于说我是未来的君王，那正像说我是考特爵士一样难于置信。说，你们这种奇怪的消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为什么你们要在这荒凉的旷野用这种预言式的称呼使我们止步？说，我命令你们。（三女巫隐去。）班柯水上有泡沫，土地也有泡沫，这些便是大地上的泡沫。她们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麦克白消失在空气之中，好像是有形体的东西，却像呼吸一样融化在风里了。我倒希望她们再多留一会儿。班柯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些怪物，果然曾经在这儿出现吗？还是因为我们误食了令人疯狂的草根，已经丧失了我们的理智？麦克白您的子孙将要成为君王。班柯您自己将要成为君王。麦克白而且还要做考特爵士；她们不是这样说的吗？班柯正是这样说的。谁来啦？洛斯及安格斯上。洛斯麦克白，王上已经很高兴地接到了你的胜利的消息；当他听见你在这次征讨叛逆的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的勋绩的时候，他简直不知道应当惊异还是应当赞叹，在这两种心理的交相冲突之下，他快乐得说不出话来。他又得知你在同一天之内，又在雄壮的挪威大军的阵地上出现，不因为你自己亲手造成的死亡的惨象而感到些微的恐惧。报信的人像密雹一样接踵而至，异口同声地在他的面前称颂你的保卫祖国的大功。安格斯我们奉王上的命令前来，向你传达他的慰劳的诚意；我们的使命只是迎接你回去面谒王上，不是来酬答你的功绩。洛斯为了向你保证他将给你更大的尊荣起见，他叫我替你加上考特爵士的称号；祝福你，最尊贵的爵士！这一个尊号是属于你的了。班柯什么！魔鬼居然会说真话吗？麦克白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为什么你们要替我穿上借来的衣服？安格斯原来的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可是因为他自取其咎，犯了不赦的重罪，在无情的判决之下，将要失去他的生命。他究竟有没有和挪威人公然联合，或者曾经给叛党秘密的援助，或者同时用这两种手段来图谋颠覆他的祖国，我还不能确实知道；可是他的叛国的重罪，已经由他亲口供认，并且有了事实的证明，使他遭到了毁灭的命运。麦克白（旁白）葛莱密斯，考特爵士；最大的尊荣还在后面。（向洛斯、安格斯）谢谢你们的跋涉。（向班柯）您不希望您的子孙将来做君王吗？方才她们称呼我做考特爵士，不同时也许给你的子孙莫大的尊荣吗？班柯您要是果然完全相信了她们的话，也许做了考特爵士以后，还渴望想把王冠攫到手里。可是这种事情很奇怪；魔鬼为了要陷害我们起见，往往故意向我们说真话，在小事情上取得我们的信任，然后在重要的关头我们便会堕入他的圈套。两位大人，让我对你们说句话。麦克白（旁白）两句话已经证实，这好比是美妙的开场白，接下去就是帝王登场的正戏了。（向洛斯、安格斯）谢谢你们两位。（旁白）这种神奇的启示不会是凶兆，可是也不像是吉兆。假如它是凶兆，为什么用一开头就应验的预言保证我未来的成功呢？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考特爵士了吗？假如它是吉兆，为什么那句话会在我脑中引起可怖的印象，使我毛发悚然，使我的心全然失去常态，卜卜地跳个不住呢？想像中的恐怖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我的思想中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胡思乱想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班柯瞧，我们的同伴想得多么出神。麦克白（旁白）要是命运将会使我成为君王，那么也许命运会替我加上王冠，用不着我自己费力。班柯新的尊荣加在他的身上，就像我们穿上新衣服一样，在没有穿惯以前，总觉得有些不大适合身材。麦克白（旁白）事情要来尽管来吧，到头来最难堪的日子也会对付得过去的。班柯尊贵的麦克白，我们在等候着您的意旨。麦克白原谅我；我的迟钝的脑筋刚才偶然想起了一些已经忘记了的事情，两位大人，你们的辛苦已经铭刻在我的心版上，我每天都要把它翻开来诵读。让我们到王上那儿去。想一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等我们把一切仔细考虑过以后，再把各人心里的意思彼此开诚相告吧。班柯很好。麦克白现在暂时不必多说。来，朋友们。（同下。）第四场福累斯。宫中一室喇叭奏花腔。邓肯、马尔康、道纳本、列诺克斯及侍从等上。邓肯考特的死刑已经执行完毕没有？监刑的人还没有回来吗？马尔康陛下，他们还没有回来；可是我曾经和一个亲眼看见他就刑的人谈过话，他说他很坦白地供认他的叛逆，请求您宽恕他的罪恶，并且表示深切的悔恨。他的一生行事，从来不曾像他临终的时候那样得体；他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抛弃了他的最宝贵的生命，就像它是不足介意、不值一钱的东西一样。邓肯世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他是我所曾经绝对信任的一个人。麦克白、班柯、洛斯及安格斯上。邓肯啊，最值得钦佩的表弟！我的忘恩负义的罪恶，刚才还重压在我的心头。你的功劳太超越寻常了，飞得最快的报酬都追不上你；要是它再微小一点，那么也许我可以按照适当的名分，给你应得的感谢和酬劳；现在我只能这样说，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你的伟大的勋绩。麦克白为陛下尽忠效命，它的本身就是一种酬报。接受我们的劳力是陛下的名分；我们对于陛下和王国的责任，正像子女和奴仆一样，为了尽我们的敬爱之忱，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应该的。邓肯欢迎你回来；我已经开始把你栽培，我要努力使你繁茂。尊贵的班柯，你的功劳也不在他之下，让我把你拥抱在我的心头。班柯要是我能够在陛下的心头生长，那收获是属于陛下的。邓肯我的洋溢在心头的盛大的喜乐，想要在悲哀的泪滴里隐藏它自己。吾儿，各位国戚，各位爵士，以及一切最亲近的人，我现在向你们宣布立我的长子马尔康为储君，册封为肯勃兰亲王，他将来要继承我的王位；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光荣，广大的恩宠将要像繁星一样，照耀在每一个有功者的身上。陪我到殷佛纳斯去，让我再叨受你一次盛情的招待。麦克白不为陛下效劳，闲暇成了苦役。让我做一个前驱者，把陛下光降的喜讯先去报告我的妻子知道；现在我就此告辞了。邓肯我的尊贵的考特！麦克白（旁白）肯勃兰亲王！这是一块横在我的前途的阶石，我必须跳过这块阶石，否则就要颠仆在它的上面。星星啊，收起你们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眼睛啊，别望这双手吧；可是我仍要下手，不管干下的事会吓得眼睛不敢看。（下。）邓肯真的，尊贵的班柯；他真是英勇非凡，我已经饱听人家对他的赞美，那对我就像是一桌盛筵。他现在先去预备款待我们了，让我们跟上去。真是一个无比的国戚。（喇叭奏花腔。众下。）第五场殷佛纳斯。麦克白的城堡麦克白夫人上，读信。麦克白夫人“她们在我胜利的那天遇到我；我根据最可靠的说法，知道她们是具有超越凡俗的知识的。当我燃烧着热烈的欲望，想要向她们详细询问的时候，她们已经化为一阵风不见了。我正在惊奇不置，王上的使者就来了，他们都称我为‘考特爵士’；那一个尊号正是这些神巫用来称呼我的，而且她们还对我作这样的预示，说是‘祝福，未来的君王！’我想我应该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你，我的最亲爱的有福同享的伴侣，好让你不致于因为对于你所将要得到的富贵一无所知，而失去你所应该享有的欢欣。把它放在你的心头，再会。”你本是葛莱密斯爵士，现在又做了考特爵士，将来还会达到那预言所告诉你的那样高位。可是我却为你的天性忧虑：它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使你不敢采取最近的捷径；你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你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你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却又要作非分的攫夺；伟大的爵士，你想要的那东西正在喊：“你要到手，就得这样干！”你也不是不肯这样干，而是怕干。赶快回来吧，让我把我的精神力量倾注在你的耳中；命运和玄奇的力量分明已经准备把黄金的宝冠罩在你的头上，让我用舌尖的勇气，把那阻止你得到那顶王冠的一切障碍驱扫一空吧。一使者上。麦克白夫人你带了些什么消息来？使者王上今晚要到这儿来。麦克白夫人你在说疯话吗？主人是不是跟王上在一起？要是果真有这一回事，他一定会早就通知我们准备的。使者禀夫人，这话是真的。我们的爵爷快要来了；我的一个伙伴比他早到了一步，他跑得气都喘不过来，好容易告诉了我这个消息。麦克白夫人好好看顾他；他带来了重大的消息。（使者下）报告邓肯走进我这堡门来送死的乌鸦，它的叫声是嘶哑的。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凝结我的血液，不要让怜悯钻进我的心头，不要让天性中的恻隐摇动我的狠毒的决意！来，你们这些杀人的助手，你们无形的躯体散满在空间，到处找寻为非作恶的机会，进入我的妇人的胸中，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来，阴沉的黑夜，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让我的锐利的刀瞧不见它自己切开的伤口，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高喊“住手，住手！”麦克白上。麦克白夫人伟大的葛莱密斯！尊贵的考特！比这二者更伟大、更尊贵的未来的统治者！你的信使我飞越蒙昧的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未来的搏动了。麦克白我的最亲爱的亲人，邓肯今晚要到这儿来。麦克白夫人什么时候回去呢？麦克白他预备明天回去。麦克白夫人啊！太阳永远不会见到那样一个明天。您的脸，我的爵爷，正像一本书，人们可以从那上面读到奇怪的事情。您要欺骗世人，必须装出和世人同样的神气；让您的眼睛里、您的手上、您的舌尖，随处流露着欢迎；让人家瞧您像一朵纯洁的花朵，可是在花瓣底下却有一条毒蛇潜伏。我们必须准备款待这位将要来到的贵宾；您可以把今晚的大事交给我去办；凭此一举，我们今后就可以日日夜夜永远掌握君临万民的无上权威。麦克白我们还要商量商量。麦克白夫人泰然自若地抬起您的头来；脸上变色最易引起猜疑。其他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同下。）第六场同前。城堡之前高音笛奏乐。火炬前导；邓肯、马尔康、道纳本、班柯、列诺克斯、麦克德夫、洛斯、安格斯及侍从等上。邓肯这座城堡的位置很好；一阵阵温柔的和风轻轻吹拂着我们微妙的感觉。班柯夏天的客人——巡礼庙宇的燕子，也在这里筑下了它的温暖的巢居，这可以证明这里的空气有一种诱人的香味；檐下梁间、墙头屋角，无不是这鸟儿安置吊床和摇篮的地方：凡是它们生息繁殖之处，我注意到空气总是很新鲜芬芳。麦克白夫人上。邓肯瞧，瞧，我们的尊贵的主妇！到处跟随我们的挚情厚爱，有时候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当作厚爱来感谢；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我们给你带来了麻烦，你还应该感耐我们，祷告上帝保佑我们。麦克白夫人我们的犬马微劳，即使加倍报效，比起陛下赐给我们的深恩广泽来，也还是不足挂齿的；我们只有燃起一瓣心香，为陛下祷祝上苍，报答陛下过去和新近加于我们的荣宠。邓肯考特爵士呢？我们想要追在他的前面，趁他没有到家，先替他设筵洗尘；不料他骑马的本领十分了不得，他的一片忠心使他急如星火，帮助他比我们先到了一步。高贵贤淑的主妇，今天晚上我要做您的宾客了。麦克白夫人只要陛下吩咐，您的仆人们随时准备把他们自己和他们所有的一切开列清单，向陛下报账，把原来属于陛下的依旧呈献给陛下。邓肯把您的手给我；领我去见我的居停主人。我很敬爱他，我还要继续眷顾他。请了，夫人。（同下。）第七场同前。堡中一室高音笛奏乐；室中遍燃火炬。一司膳及若干仆人持肴馔食具上，自台前经过。麦克白上。麦克白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那么还是快一点干；要是凭着暗杀的手段，可以攫取美满的结果，又可以排除了一切后患；要是这一刀砍下去，就可以完成一切、终结一切、解决一切——在这人世上，仅仅在这人世上，在时间这大海的浅滩上；那么来生我也就顾不到了。可是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往往逃不过现世的裁判；我们树立下血的榜样，教会别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把毒药投入酒杯里的人，结果也会自己饮-而死，这就是一丝不爽的报应。他到这儿来本有两重的信任：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自己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的生前的美德，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怜悯”像一个赤身裸体在狂风中飘游的婴儿，又像一个御气而行的天婴，将要把这可憎的行为揭露在每一个人的眼中，使眼泪淹没叹息。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鞭策我实现自己的意图，可是我的跃跃欲试的野心，却不顾一切地驱着我去冒颠踬的危险——麦克白夫人上。麦克白啊！什么消息？麦克白夫人他快要吃好了；你为什么从大厅里跑了出来？麦克白他有没有问起我？麦克白夫人你不知道他问起过你吗？麦克白我们还是不要进行这一件事情吧。他最近给我极大的尊荣；我也好容易从各种人的嘴里博到了无上的美誉，我的名声现在正在发射最灿烂的光彩，不能这么快就把它丢弃了。麦克白夫人难道你把自己沉浸在里面的那种希望，只是醉后的妄想吗？它现在从一场睡梦中醒来，因为追悔自己的孟浪，而吓得脸色这样苍白吗？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同样靠不住的东西。你不敢让你在行为和勇气上跟你的欲望一致吗？你宁愿像一头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生命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随在“我想要”的后面吗？麦克白请你不要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麦克白夫人那么当初是什么畜生使你把这一种企图告诉我的呢？是男子汉就应当敢作敢为；要是你敢做一个比你更伟大的人物，
厨房里擦洗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生活奢华的九十多岁老太太照样咳嗽，身体虚弱。现在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我下班后，七八点钟的样子到她那儿，捎去前一晚她说需要的东西。多半她会漏掉几样，我就再出门去那家印度商店。他，那个大个子印度人，这样的天气让他很受罪，他一脸苍白，准确地说是浅灰——他总是问问她的情况，摇摇脑袋，让我带点小东西给她：一点甜点或是一点饼干。我把这些给莫迪的时候，她样子好凶，火大得很：她很骄傲，但是她也很感动。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她就煮茶。她六点就吃过晚餐了，吃蛋糕、果酱和饼干。她说她懒得好好烧饭。她不要我花时间给她烧饭，因为“这会占用我们的时间”。她说这个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很看重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心有戒备且感到歉疚，好像让那些糟糕的事情发生的人是我。我们坐在那儿，坐在那浑浊难闻的空气里——不过我基本总能忽略它，注意不到屋里的气味，就像我拒绝注意到那些脏兮兮的茶杯一样。而她……给我解闷。我以前没意识到其实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讲讲我那些小故事，你喜欢这样，不是吗？是的，我知道你喜欢。”我当然喜欢。我告诉她我都干些什么，不需做太多解释。我若是参加了为某个重要人物摆的接风宴，或是去了鸡尾酒会，或者诸如此类的场合，讲给她听时她都能如临其境。她经历过奢华讲究的场合，而且还有她父亲呢：“有的时候，听你讲着，我会想起来他以前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刚去了罗马诺大酒店或是皇家咖啡屋或是音乐厅，还会告诉我们那帮大人物们都吃什么喝什么。”不过我不喜欢让她想起父亲，因为她垂着头坐在那儿，低垂着眼睛，痛苦地揪裙子。我喜欢她生气勃勃、蓝汪汪的眼睛闪闪发亮，满是笑意的时候；我喜欢看她那样子，因为那时我会忘掉那个满脸皱纹的丑老太婆，很容易就看到她的本质，朝气。这些晚上，她穿一件矢车菊蓝的棉布衫，上面有白色的点点：这是一条围裙，用她年轻时的一条裙子改的。我说我非常喜欢它，于是她拆了袖子，扯下后背：一条围裙。那些我扔进垃圾桶里的黑色厚衣服她又捡了回来。我发现它们用报纸卷着，放在前厅。发臭。不过她没穿它们。厅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年轻的时候，还没结婚，小小的瓜子脸，双眼露出好斗的神情，一头有光泽的头发，照片上是灰色的。她收藏着一缕自己白头之前的头发，鲜艳的亮黄色。我们分坐在黑火炉两边，炉上摆着一个茶壶，火舌舔着壶底，有时蹿到边上来，壶上还套着个脏兮兮的灰色保暖套，原本是……我干吗讲到脏就没完没了？我们的茶杯放在自己椅子扶手上，两人之间还有把椅子，上面摆一碟饼干。那只猫要么蹲在附近清洁皮毛，要么在长沙发上打盹。温馨，啊，没错。外面，冷雨；楼上，爱尔兰人一家在吵架，地板上没有地毯，孩子们的脚步声乒乒乓乓，那冰箱隆隆作响，惊天动地。她和我谈起她生命中所有的快乐时光。她说她现在很开心，因为我（而这么一小点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让我难以接受，让我很生气），因此她喜欢回忆美好的时光。幸福之事“我的德国小伙儿，要不是当时犯傻我就该嫁的那个，我们以前经常一起过周末。我们花一便士，乘公共汽车坐到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或者再往前一站。绿地，小溪，大树。我们坐在小桥的边上看流水，或者找一片没有乌鸦骚扰的绿地，坐下来吃东西。我们吃什么？我会从大肉块上切几片冷肉下来，那会儿妈妈还在世，所以我可以想要多少就切多少，然后把肉用两片面包一夹。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他带来的食物，因为他父母是面包师傅。你知道吗？那会儿的面包师傅十之七八是德国人。嗯，他的父母勉强能读书写字，但是他真真是脑瓜聪明，是个学者。后来他很有出息，越发显得我蠢，要是嫁了他，我就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了。但是我没嫁给他，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我父亲不会喜欢外国人，但是我最终嫁的那个他也不喜欢，我们做的选择他都不会赞同，所以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我不愿再想这事，我年轻的时候花了够多的时间思考了。等我弄明白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真蠢。你瞧，我那会儿不懂。汉斯人真好，是个真正的绅士，待我像女王一样。他会轻轻地、温柔地把我从阶梯上抱下来，我们在地上铺一小块白布，摆上从面包房里拿来的漂亮白面包卷和蛋糕。我那会儿会说，不，我得吃我带的，你吃你带的。最后，我带的总是都喂了鸟。“我回想那些日子，那些星期天。现在谁会相信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街，会有潺潺流水，鸟语花香……小溪到哪里去了？你在想。我知道，我现在读得懂你的表情了。唉，的确是该纳闷，那些水都到哪里去了。它在这条街半数房子的地基之下，就在那里。他们造这些房子，铲掉绿地的时候，我常常独自过来，看着那些建筑工人。自己一个人来。那时我的德国小伙儿已经走了，因为我不肯嫁给他。工人们做什么都是敷衍了事，他们现在还是这样；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本应好好把水引到沟渠管道里，但是他们懒得做。有的时候，如今也这样，我走在街上，还会在一栋房前驻足，心里想，没错，如果你们的地下室返潮的话，那是因为以前那些溪流里的水。有一栋房子，七十七号，它不断换房主，没有一个房主能待下去，因为它盖在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工人把地基砖头直接打在泥里，任水自流。在再往下去一点的地方，他们倒是开了一条真正的水渠引水，和现在这条主街平行，但是那些支流，那些我们以前经常坐在溪畔，把脚伸入其中的小水流，只能自寻出路。那些周日结束后，薄暮降临的时候，哦，那一切多么美好，他会说，我能搂着你的腰吗？我则会说，不行，我不喜欢——真是蠢。然后他会说，那至少挽着我的胳膊吧。于是我们就互相挽着，穿过绿地去坐公交车，在夜幕中回到家里。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从来没进过屋。他会吻我的手，然后会说，莫迪，你是一朵花，一朵小花。”幸福之事莫迪在一家女帽店做学徒工，断断续续在他们那儿干了好些年。学徒工生涯十分艰苦。她和姑妈住，姑妈没什么钱，能供她早饭晚餐，但此外就无能为力了，于是莫迪要么不吃中餐，要么上班时大半的路得走着去。那作坊在马里波恩大街附近。她常盘算是车费还是鞋子更花钱。她说她可以向一个表亲讨人家不穿的旧鞋，那人从来不用把鞋子穿到磨破才扔；或者去一家集市找二手皮靴。但是去上班的话，她得衣冠楚楚，这是她最大的麻烦。姑妈没钱给莫迪买衣服。她的老板娘给过她一条裙子、一件衬衫。“是这样的，她器重我。我们得打扮体面，因为主顾们会到作坊里来。哦，不要觉得她这么做是出于好心，她才没好心呢。她只是不想丢了我这个好帮工。好几年以后我才有钱给自己买了一件不错的棕色布衣，还有鞋子。买了新衣裳的那天，哦，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天。为了那件衣服，我省吃俭用攒了很久。买来的第一个周日我就把它穿上了，这样就能给劳里看了。这是谁给你的？他说，他就是这种人。他拽着我的胳膊，扯得我生疼。是谁，告诉我？反正不是你，我说，把自己的胳膊猛收回来，这一下袖子下面裂开了。口子不大，但衣服毁了。是的，人嘛，本性难移，做什么都改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还不明白这一点。很快我就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我省吃俭用攒钱买的一件新衣服，上身的第一天他就把它撕坏了。不过不要紧，我把它补好了，看不出痕迹。我走进工作间，孔雀似的到处炫耀，姑娘们都拍着手，唱起《一点心爱小物，对你大有好处》。“这事发生在我升职前不久，很快我又买了另一件衣服，蓝色的薄软绸，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的那件衣服，再也没有哪件衣服更让我欢喜的了。“哦，我们在作坊里多快活。学徒和帽工，加起来一共十五人。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边，背后的架子上摆着一盒盒花边、装饰，而面前的支架上摆着我们正在做的有檐帽和无檐帽。我们经常唱歌，嬉笑胡闹。有的时候我乐得有点过头，她就会进来说，是谁在吵吵嚷嚷的？是莫迪！规矩是，工作时要保持安静。但是我必须唱歌，我太开心了，而没一会儿我们就都唱起歌来，你知道，她不想失去我。“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怎么知道自己对她很重要的？如果我讲过，那我还要再讲一遍，因为我喜欢回想这事。你看，他以前常去巴黎，在店里看新一季的帽子，有的时候还能进巴黎帽店的作坊看，因为他认识能让他进去瞥一眼的人。他知道如何记得对我们有用的有檐或者无檐帽的样式。他以前把这些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溜出去，飞快画下来。他其实不会画画，但是能把关键的东西画出来，帽子的形状是怎样的，缎带是怎样扎的。然后他会回来说，你如此如此做，看到了，是这个形状，那个颜色的，用天鹅绒或者缎子，你尽量吧。嗨，我就好像能看到那草草几笔画后面的实物，从那开始做起，把帽子做出来，然后问他，诺罗夫斯基先生，这是不是有点样子呢？他就把帽子拿起来，盯着看，然后说，呀，还行嘛，莫迪。那话让我挺高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会走进工作室，站在我背后看我工作，只看我，不看别人，我刚做好一顶帽子他就伸手一把抄走，知道吗，他太贪婪了，根本不掩饰。看到这些，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和他在巴黎看到的很接近了。其他姑娘们也都知道，我们就会互相使个眼色。她看到我们这样，就说，够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使眼色的。这老板娘，她挺聪明，但是她只在自己的工作这一件事上聪明，她的工作就是让作坊赚钱。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方面聪明绝顶，但在另一方面却笨得够呛。她以为我们不知道她想要掩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明摆着的。是这样的，我有一份天赋，它就在我的手指尖上，还有我的想象之中，而这对于他们来说价值不菲，因为当主顾们到店里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展示我的活计，他开价最高的也是我做的帽子。“我以前会在我们的展销室外面站着，那几个门面就在邦德街边上，我站在外面看橱窗里的帽子，当然啦，橱窗里只摆两三顶，不像廉价帽店里的橱窗，总是塞满了帽子。橱窗里摆的总是我做的帽子。我一做好，它们就被抢走。“没错，我能从你表情里看出你想说什么，你想得没错。他们没有因此多付我钱。我的薪水是作坊里最高的，但是那从来就高不到哪里去，从来不足以让我不必再为未来操心费神。没错，你又猜对了，不要觉得我没考虑过要跳槽，或者打算开口说，请按我的价值付我工资，不然我就走人。我最终没那样做，只有一个原因，我实在太喜欢那份工作了，那一切都喜欢，材料的颜色和触感，还有共事的姑娘们，那会儿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那么久，我们互相了解，知道彼此的烦心事，还有……唉，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我也有错。他想要我去巴黎。哦，不是的，如果他还有别的心思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安排了。他说，我老婆也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切都清楚明白。他想要的，是他溜进作坊的时候我能跟着，亲眼看看那些帽子。他越想越起劲：他想象我回到伦敦，复制那些有檐帽和无檐帽，我敢说他希望我能做出几百顶，而不只是他脑子记得下来的那几顶。他还说他会付我一个好价钱的。唉，我了解他那个人，他们那一对，知道付给我的钱不会多到哪里去，但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小一笔了。但是我没法答应，我拒绝了。“加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一共有两次有人邀请我同去法国，一次是皮维特夫人，一次是那一对……一个是真正有教养的女士，然后是两个守财奴，好人和坏人。“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劳里。要是我去了巴黎，那他可就要没完没了了，就算是有一队的卫兵跟着去保卫我，他也会拿我撒气。原本的情况就已经够糟的了，我们还没结婚，我的胳膊上就有瘀伤，他总是：那个人是谁？谁看了你？那块手帕谁给你的？——我以前会省吃俭用，攒钱买有真正蕾丝边的亚麻手绢，我可喜欢它们了，我热爱漂亮的东西。不过他始终不知道我那会儿是有机会去巴黎的。要是我当初真去了，也许我就留在那儿了，说不定还会嫁一个法国佬呢。有的时候我回过头看看，看到我的生命中有过这些机会，通往什么美好的前景，谁知道呢？但是我从来没抓住它们，我总是对别人主动给我的东西说不，不。“但是那段时间我十分快乐，我想除了和约翰尼外，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比汉斯还有我们的星期天还要好。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我们那帮姑娘，围坐在那些可爱的帽子周围，哦，那些帽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唱歌，嬉笑打闹，讲故事，而她总是在附近，莫迪这莫迪那的，她会说，带头惹事的总是你。但我是她最好的员工，她也知道。尽管她很想撵我走，可大家都知道，因为有他保我，她也只好容忍我，不是吗？而我根本不在乎。我照样唱我的，我会唱——什么？我能不能给你唱一首我的歌？好的，我唱……”于是莫迪坐在那儿，唱歌舞剧里的老歌，有几首我听都没听说过。她现在唱起来老跑调，总唱破音，但是从她的笑声里你能听出她曾经的歌喉。幸福之事“我一定是新婚夜怀上的。一日不差，正好九个月。得知以后，劳里开心极了。你相信吗，我傻成那样，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悄悄去看医生，说我生病了，我要死了，我难受，我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我躺下来，他摸了我的肚子，然后在自己的桌边坐下来，哈哈大笑。哦，那是友好的笑声，没让我感觉不好，但是我的确自觉很傻。他说，福勒太太，你没有想过你这是怀孕了吗？什么？我说。你要生宝宝了，他说。骗谁呢，我说，不可能啦——在此之前，我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个可能。“后来我告诉劳里，他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们在客厅里。我们住在现在这条街下面那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他把那房间刷得漂亮极了，他是个好工匠，这点没人怀疑。他把房间刷成明亮可爱的米色，天花板上的环状花饰刷了蓝色和金色，壁脚板和挂镜线漆成蓝色。他还买了一个小五斗橱，也上了蓝色的漆，还不断地买小外套、小帽子——哦，尺码太大了，劳里离开我两三年后，约翰尼穿起来才算合身。不过我很幸福，那几个月我觉得自己是个女王。他待我好像对待一块水晶或者一只新茶杯。他不断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那会儿我特别想吃泡菜啊巧克力啊生姜啊，而这些东西价钱都不便宜。“后来宝宝出生了，我的约翰尼。你再也猜不到，自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对我恶语相向，再无一句好话。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个小孩儿似的？他忌妒，忌妒一个婴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会打趣他，然后他就会打我。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经常坐在他给我做的哺乳椅里，给宝宝喂奶，抬头看着粉刷漂亮的天花板，心想，我好饿，好饿，约翰尼是个胃口很大的婴儿，吸了又吸。我会说，劳里，去买点羊肉给我炖个汤吧，买点熏肉吧，我们和布丁一起吃。他则会回答，我上哪儿找钱去？他有工作的。唉，至于我弄明白我的未来会是怎样之后而感受的痛苦，我就不拿来烦你了，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回想我那时像个女王一样坐在那漂亮的房间里，坐在我漂亮的椅子上，抱着约翰尼，心里想劳里习惯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会多么幸福。”一个月之后我从来没有这么拼命工作过！要是我记日记只记个大概，也许以后……乔伊丝勉强坚持着，但是她的心不在这里。所有的采访、聚会、四处奔波、工作午餐、会议都由我负责。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让她露面。她靠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