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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头萝呼资源在线观看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接着酒劲发生肢体冲突。《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大要都是传递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为维新时代思想家和新派学者。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遍友好相处，除了几个能够高度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给予宽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相安无事。疯疯癫癫的章炳麟只是一种行为上的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发表，这就是稍后结集为《訄书》的基础。《訄书》的结构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年前从《訄书》改编成《检论》，这个过程前后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中间所收篇目，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訄书》到《检论》”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如果从思想史脉络说，《訄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变革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遇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一个道德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对于清廷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接受康有为的想象，以为那位可怜的小皇帝可能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光绪帝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上。章炳麟的“客帝”说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他那时还没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满的象征，只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个小皇帝在经过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一惊一乍之后真的病倒了，此后一年，中国政治进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动荡期。就在这个动荡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书》。所谓“訄”，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可见章炳麟对这本小册子是怎样自负。《訄书》初版本是由梁启超题写书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虽然与康门弟子有冲突，但可能与梁启超还没有闹翻，或者因1898年中国故事而再度成为朋友。这个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侠》、《民数》、《平等难》、《喻侈靡》、《东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经在《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经世报》、《昌言报》、《清议报》上发表，只是在辑入《訄书》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为文字润饰、译名改写，增补新资料等。初版本的印数不会太多，但出版不久却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这个增补本对于原有50篇并没有删改，只是在书末以《訄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学隐》两篇文章。这两篇不见于目录，其页码也与全书不连贯。从思想脉络看，《訄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尽管发生了1898年政治逆转，章炳麟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那个维新时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发排满革命的思想。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更多时候其实就是时代的反映，几个被反映的事件真相并不一定准确并一定对，但思想的变化在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绝对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政治逆转的一般判断，以为这场逆转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内部慈禧太后不满意于光绪帝的独断专行，于是在1898年之后，皇太后总想着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实就是慈禧太后这个想法转为政治实践。其实，这些想象是不对。一百年后重新翻检当年的记录，小皇帝在那一年确实病了，在此后一年间清廷高层鉴于光绪帝的病情，鉴于光绪帝已经不能生育的事实，开始为他寻找继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绪帝病重的时候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这就是“己亥立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阿哥事件”。从善意去理解，为光绪帝寻找一个继承人慢慢培养，即便这个大阿哥将来接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光绪帝总会生病总会老去，而且即便从光绪帝不能生育，必须培养接班人的立场说，也是一种正常行动。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间缺乏起码信任，外国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务的皇族庆亲王奕劻似乎对于皇族会议选择了端王的后人心有不满。于是乎，内部纷争闹成了外部冲突，原本只是民间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等被利用，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僵持也在升级在恶化，终于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在这场因内政而引发的外部冲突中，章炳麟并没有闲着。他先是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两广总督、汉人高官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当这个希望近乎破灭之后，章炳麟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取象征着清朝顺民的辫子，由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并很快在《訄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訄书》修订本的整理出版时间还有争论，但在与邹容结为兄弟之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版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其封面题字也由梁启超而换成了邹容。这个新版本有“前录”两篇，一篇是《客帝匡谬》，另一篇为《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不再认清廷为合法政府，也同时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訄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作品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这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史学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启示。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语能力，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也曾与他人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学作品，比如《社会学》。但他的外语工具肯定没有办法与留学西洋的严复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对东西学的理解似乎不在严复之下，他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大约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个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章炳麟的贡献远在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之上。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学术的整理上，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成立的开启者，他不是像严复那样将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传入中国进行鼓吹，而是将这些西方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訄书》中的许多篇章比如《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虽然讨论的问题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他在这些篇章中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发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按照章炳麟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能够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章炳麟的这些解读除了达尔文的影响外，很明显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章炳麟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与人物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与异端，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而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情理分析的层面。这是《訄书》对后来新史学的深刻影响之一。比如在对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价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订孔》、《原学》、《学变》等篇中，将孔子视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为孔子对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不是什么先圣什么至圣，而是整理了《春秋》，启发了诸子，既保存传播了古代文化，也为后世思想的开启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由此，章炳麟又对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游侠等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胡适后来的《中国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带有很明显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与《訄书》中的诸多篇章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所以如果说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现代史学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典范的起点其实应该从《訄书》中去寻找。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訄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在《訄书》中的许多篇中，比如《序种姓》、《族制》、《方言》、《订文》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章炳麟在《訄书》中的这些研究或许还非常幼稚或浅薄，但无疑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訄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新史学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其及门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澜、周予同等，其实都是参照章炳麟的《訄书》构建各自的学术体系，只是由于《訄书》文字太过古奥，晦涩难懂，除了章门弟子口耳相传深得要旨外，别人很难弄清《訄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办法像胡适等新派学者那样聪明地利用这笔学术资源。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进入近代，东北亚一直成为中国外交的难点，始终困扰，甚至牵制着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看待朝鲜，中国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东北亚外交困境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一些论述最具启发意义。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朝鲜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的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朝鲜放弃闭关自守政策，想方设法诱导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朝鲜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大国均势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第一，朝鲜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朝鲜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朝鲜，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朝鲜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光绪十年，德国驻朝鲜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朝鲜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朝鲜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朝鲜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朝鲜，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朝鲜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朝鲜，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朝鲜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却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朝鲜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的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的夹攻和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一是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承担；二是中国此时的军政太过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至于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像战和这样的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

天下人的公敌。逢泽之会的消息传开，第一个不乐意的就是周显王。周显王在位的年代，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王室实际上已经被一分为二，即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各自为政。饶是如此，周天子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所有诸侯从理论上讲都是他的臣下。在历史上，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这样的一代枭雄，立下过盖世奇功，也不敢挑战天子的名位，反而是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当王室第一忠臣。现在这个魏罃，祖上不过是晋国的臣子，当上诸侯也才三代，仗着手头有些兵甲，竟然妄自称王，真是太狂了！作为魏惠王的盟友，韩昭侯也不乐意了。三晋本为兄弟，一同封侯，互相是平等的主体。现在魏国称王了，韩国岂不是比魏国低了一等，往后这交道还怎么打？韩昭侯公开宣称，不承认魏国的王号。齐国和楚国，不消说，很乐意看到魏惠王干这种得罪天下人的傻事。而魏惠王接下来的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天下人对他的反感。公元前342年，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马陵之战，庞涓殒命魏军以穰疵为将，在南梁和霍城（均在今河南省汝州）打败韩将孔夜，遂长驱直入，逼近韩国的首都新郑。韩昭侯派使者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仍旧是召开会议，听听诸位大臣有什么意见。在救不救韩国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那就是一定要救。但至于何时出兵相救，则发生了分歧。大夫张丐认为，迟救不如早救，如果齐国不及时出兵，韩国很有可能屈服于魏国的强大压力，臣服于魏国。田忌则认为，韩国虽然战争失利，实力仍然存在。齐国如果现在就贸然介入，等于替代韩军接受魏军的进攻，反而有可能受制于人。不如先静观待变，等到韩、魏两军都筋疲力尽了，齐国再出手救援韩国，可以事半功倍。田忌的观点其实就是孙膑的观点。回想起来，上次魏军围攻邯郸，孙膑也是不紧不慢。他很清醒地认识到，邯郸或者新郑陷落，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重要的是打击魏军的有生力量。“可是，”张丐反驳道，“一旦韩国失去信心，投降了魏国呢？魏国的力量岂不是更加强大，对齐国的威胁岂不是更大？”关于这一点，田忌也想到了。他对齐威王说：“我们可以派使者去新郑，向韩侯表达救援之意，坚定其抗敌的信心。至于什么时候发兵，不要急着给他一个准确的日期，让他知道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就行了。”换而言之，先给他们画张饼充饥吧！齐威王采纳了田忌的建议。说来也怪，韩国人收到齐威王开来的这张见票不付的支票，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士气立马高涨起来。半年之间，韩军组织了五次大规模反攻，结果……全失败了。公元前341年春天，当魏、韩两军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齐国终于出手。这一次出手仍然是田忌与孙膑这对老搭档，用的也是“围魏救赵”的老计谋。齐军再度越过宋、卫边境，直扑魏国首都大梁。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魏国国内并不空虚。魏惠王马上派太子魏申为统帅，庞涓为上将军，带领十万大军迎击齐军。当然，所谓太子为统帅，不过是挂个名来见习罢了。军中一切事务，还是由庞涓全权负责打理，再以太子的名义发号施令。事隔十二年，鬼谷子的两位门徒再度刀兵相见。齐、魏两军在平陵附近相遇。庞涓摆开阵势，正想大干一场，却突然得到情报，齐军已经拔寨起营，向北逃窜。庞涓一时没弄清楚孙膑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他小心翼翼地派出小股部队，前进至齐军营地，确认没有埋伏之后，才率领大部队跟进。在齐军营地中，庞涓命人仔细清点了齐军做饭时留下的灶眼，得出一个结论——田忌和孙膑率领的这支部队，不下十万之众。单从人数上讲，双方势均力敌。但是，齐军甚至没跟魏军接触就跑了，除了怯懦，似乎找不到其他理由。“孙膑这小子，还是不敢和我正面交锋啊！”庞涓心里暗自得意，命令全军紧跟齐军，寻找机会决战。追了一天，庞涓再度清点齐军留下的灶眼，惊奇地发现，齐军竟然减员一半，只剩下五万多人了。第三天晚上，庞涓再去数灶，判断出齐军仅剩不到三万人。毫无疑问，齐军一路北窜，一路不断有人开小差。只三天的时间，便逃亡了六七万人。这里已经临近齐魏边境。庞涓看着那些星罗棋布的灶眼，突然产生了一种担心：再有两天，齐军就将逃回国内，下一次再在战场上遇到孙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十二年前在桂陵被俘的耻辱，一直深深烙在庞涓心上，甚至连睡觉都会时常梦到当时的情景。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当年如果不是孙膑狡诈地藏在暗处，让他放松了警惕，他绝对不会输那一仗。这就好比狮子正与狗作战，藏在草丛中的毒蛇却出其不意地咬了狮子一口。他要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那头威震天下的狮子，而孙膑不过是一条阴险狡诈的毒蛇。狮子有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被毒蛇咬伤，但是如果来一场面对面的决斗，狮子一定会将毒蛇碎尸万段。这一次，就让我们之间的恩怨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吧！让世人知道，我庞涓才是鬼谷子最得意的门生，才是天下第一兵法家。带着这样的想法，庞涓命令步兵就地安营扎寨，自己和魏申只带着数千名精锐骑兵，快马加鞭去追击齐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又犯了和上一次同样的错误。庞涓轻装前进的第二天，来到了齐、魏、卫三国边境一个名叫马陵的地方（今山东省范县）。马陵道路狭窄，地形险恶，路的一边是山林，另一边是深沟。庞涓抵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数千名骑兵不得不下马，排成两列纵队蹒跚前行。突然间，先头部队停了下来。庞涓跑到前面一看，原来是一棵大树被砍倒了，横在路中间，将道路挡得严严实实。“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树搬开！”庞涓吼道，“齐军这点伎俩难道就能挡住魏国武卒的步伐？”“上将军！”有人小声说道，“这树有点古怪。”庞涓走上前，暮色中，只见那树的中段有一片树片被剥掉，露出白白的一块，而且似乎还写着一行字。庞涓满怀疑惑，命人点燃一个火把，就着火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道：“庞涓死于此树下……”话音未落，无数弩箭飞来，射得魏军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所谓士兵逃亡减灶，原本就是孙膑故意安排的假象。事实上，从齐军进入魏国的第一天起，孙膑就给庞涓设下了一个局。他通过不断的战略欺骗，牵着庞涓的鼻子，一步一步来到他早就挖好的陷阱中。在这个陷阱周围，埋伏了整整一万名弓弩手。数千名魏军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出齐军的包围圈。庞涓见此情景，万念俱灰，拔出宝剑，自刭而亡。庞涓一死，魏军更无斗志，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魏申也成为齐军的俘虏。庞涓的遗言只有一句话：“遂成竖子之名！”意思是，终于让这小子成名啦！他至死都认为，孙膑不过是侥幸赢了他。写到这里，有必要对田忌和孙膑的“后事”作一番交代。据《战国策》记载，马陵之战后，孙膑问了田忌一个问题：“将军有意干一番大事业吗？”田忌心里一惊，问道：“军师所说的大事业是……”“将军与成侯（邹忌被齐威王封为成侯）的矛盾，齐国皆知。您若没有立功倒也罢了，偏偏您两度打败庞涓，闻名于天下。成侯本来就视您为眼中钉，这一战之后，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您现在这样回去，只怕是凶多吉少。”孙膑仍旧是不紧不慢的语气，田忌听了，却出了一身冷汗。“依在下之见，您现在手里握着十万大军，将士们都视您为神明，甘愿为您牺牲性命，您切不可束手就擒。可派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士兵把守主地（今山东省淄博）。主地道路狭窄，车辆只能勉强通行。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即便是老弱病残，也能以一当十，万无一失。然后您背靠泰山，左有济水，右有高唐，辎重可直达高宛（今山东省桓台县），再派一支精锐的车骑部队奔袭临淄，则整个齐国都在您的控制之下。到那时候，成侯必定出逃，齐侯也只能听命于您——这就是在下所说的大事业。”“这……这不是要我造反么？”田忌惊恐地看着孙膑。“此乃形势逼人，您不这样做，就只能等着成侯来算计您。”田忌连连摇头：“军师快别说了，我田忌深受国恩，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天下人会怎么看我？我又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他最终没有采纳孙膑的意见。自幼受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的田忌也许不了解，对于鬼谷子和他的门徒来说，天下就是一个棋局，帝王将相也罢，贩夫走卒也罢，不过是棋局上的棋子，在价值上没有区别。他们超脱于世事之外，略带着一丝悲悯，一丝嘲讽，甚至是一丝冷酷，致力于设计和解开一个又一个的“珍珑”。庞涓之所以不如孙膑，并不是因为他的兵法不够强，而是因为他太过于“入世”，太热衷于名利，以至于自己也变成了一颗棋子，最终被孙膑的棋子吃掉。而在孙、庞之后，鬼谷子的另外两位高徒也已经悄然出山。与前两者相比，他们虽然不善于用兵，却更擅长于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把“天下”这局大棋下得风生水起。事实证明，孙膑是有先见之明的。马陵之战后，田忌作为英雄回到了齐国。某一天，有人带着重金来找临淄街头最有名的算命先生，自称是田忌的部下：“将军二败庞涓，名震天下，现在欲举大事，请您占卜一下，看看凶吉如何。”算命先生信以为真，给他算了一卦。不料那人刚走不久，邹忌的门客公孙阅就带着人闯进来，将算命先生逮捕，直接送到齐威王那里问话。田忌得到消息，没抱任何幻想，赶紧收拾家当逃到了楚国。据国学大师钱穆推测，孙膑也跟随田忌一同来到了楚国，从此不问世事，潜心著书。传世之作《孙膑兵法》的大部分内容，应该就是在楚国完成的。商鞅作法自毙马陵之战后，魏国就一蹶不振了。公元前341年冬天，卫鞅向秦孝公上了一书：“秦、魏两国，互为心腹之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魏国占据崤山以东的肥沃土地，与秦国划河而治，形势有利就进攻秦国，形势不利就向东扩展。现在秦国主上圣明，国家昌盛；而魏国刚刚被齐国打败，尚未恢复。此时不进攻魏国，更待何时？只要能逼得魏国向东撤退，秦国就可占据崤山之固，黄河之险，进而控制东方诸国，一统天下，完成帝王之业！”秦孝公对卫鞅一向言听计从，便派他为统帅，带领秦军进攻河东，威逼大梁。魏惠王派公子卬（áng）为将，迎战卫鞅。秦、魏两军在河东对峙。卫鞅派人给公子卬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我在魏国担任中庶子，与您相处得很快乐。现在却各为其主，刀兵相见，实在是于心不忍。我想请您到营中一聚，小酌几杯，共叙旧情，订立盟约，化解兵戈，然后各自撤兵，互保平安，则两国百姓有福。不知您意下如何？”公子卬欣然赴约。应该说，这既是对卫鞅的信任，也是对和平的期许。然而卫鞅却是个不怎么念旧情的人。公子卬一进秦营，便被埋伏的武士扣押起来。秦军趁机发动进攻，魏军群龙无首，被打得大败。这一战对于魏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换取和平，魏惠王被迫向秦国妥协，归还了秦国部分河西土地。到了这个时候，魏惠王才想起二十年前公叔痤对他说的话，不觉悔恨交加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回想起来，魏文侯年代，天下英雄齐聚大梁，盛极一时。自魏文侯死后，魏国先后逼走吴起，放跑卫鞅，错失孙膑，把那个年代最杰出的三位人才都拱手送给敌人。魏国由强盛转为衰落，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要命的是，此后一百余年的历史中，魏国当权者似乎没有吸取教训，仍在犯着相同的错误——这是后话，在此不提。这一战也将卫鞅在秦国的仕途送到了顶点。得胜回朝后，秦孝公封赏给他于商（今天陕西省商洛一带）十五座城邑，号称“商君”。因此，卫鞅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商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为了维护秦国的中央集权，剥夺了众多旧式贵族的特权和封邑。秦孝公封赏给他十五座城邑，等于让他拥有了一个国中之国，他却欣然接受，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当时有个叫赵良的人，在秦国颇有名望，到商鞅府上拜访。商鞅刚受封赏，春风得意，对赵良说：“当初秦国的风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家，男女老少同居一室，是我用礼法规范秦人的行为，使他们男女有别，分房而居。我组织国人修建宫室城阙，把咸阳营造得像鲁国、卫国的都城一样漂亮。在您看来，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羖（guˇ）大夫相比如何？”羖即公羊。春秋时期，秦穆公年间的贤臣百里奚，据传是用五张羊皮的价格从楚国买回来的，被世人称为五羖大夫。赵良说：“那五羖大夫出身贫寒，秦穆公以奴隶的价格将他买回来，委以重任，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却没有人不满意。他在任期间，秦国对内施行德政，对外恩威并施，四方诸侯都来朝觐。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出门不坐车，酷热不打伞，走遍国内不带随从。他死的时候，秦国人无不痛哭流涕，连小孩都无心玩耍。他的功劳永载史册，他的德行让后人永远铭记。可是您呢，身为秦国的大良造，不为百姓造福，却大兴土木营造宫室，惩治太子的老师，用严酷的刑法残害百姓，这是自招怨恨，积聚祸患啊！自古以来，教育百姓比命令百姓更能深入人心，而您一味使用刑法来恐吓百姓，让大家服从于您的权威。您只要出门，身后就跟着数十辆战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卫兵，沿途还要布置警卫，非如此不敢出门。恕我直言，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很快就会面临消亡的危险，怎么能够跟五羖大夫相比呢？”商鞅默然不语。“您如果想活得长一点，就把封地交还给国君，找一个偏远的地方耕田种树，颐养天年。如果仍旧贪图荣华富贵，独揽大权，一旦时局发生变化，秦国想要杀您的人还少吗？”赵良话说到这个份上，商鞅仍是沉默。毕竟，急流勇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甚至比逆流而上更难一百倍。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很多人。可是改革如果不得罪人，那就不叫改革了。只要秦孝公还站在他这一边，还信任他，得罪谁他都无所谓。然而，老天好像跟商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公元前338年，也就是这次谈话之后不到半年，秦孝公突然去世了。据《战国策》记载，秦孝公去世前，曾经提出要把君位传给商鞅，但是被商鞅拒绝。秦孝公此举，究竟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出于试探，后人无从得知。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秦惠王。前面已经说过，秦惠王和商鞅之间，存在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一直深藏于秦惠王心中，从来没被放下。关于这一点，商鞅无疑也是心知肚明的，经过一番思量后，他主动向秦惠王提出要告老还乡，要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过太平日子。和很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一样，商鞅的如意算盘是，权力我不要了，但是富贵还是给我留着吧！秦惠王差点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的老师，当年被商鞅割了鼻子的那位公子虔出来说话了。“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少，只知道有商君的法律，不知道有国君的权威。商君早就凌驾于国君之上，成为秦国的主人了。他现在提出告老还乡，不过是以退为进，想回到自己的封地去积蓄力量，时机一到就会向您反扑。”公子虔自从被割了鼻子，一度闭门不出，整整八年没有见客，后来找人装上一个面具才敢出门。他对商鞅的恨，可以说是恨到骨子里头了，现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自然不遗余力要把商鞅往死里整。秦惠王的另一位老师，被商鞅判了黥刑的公孙贾也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向秦惠王提供了一些商鞅要谋反的“证据”。在两位老师的轮番轰炸下，秦惠王很快发出了一道逮捕商鞅的密令。当然，卫士们从宫中出发前往商君府的时候，商鞅已经得到了情报。他换上一身平民的衣服，从自家的后门溜出来，迅速离开了咸阳，取小路直奔自己的封地于商。他心里想，凭借

地下室里有一间小屋。不，等等，先听我说。我会把那儿收拾一下，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用蜡烛。那儿夏天凉爽黑暗，冬天又暖得像咖啡。我们会有一盏灯，可以互相看见，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可以尽情大声叫喊，没人听得见。那里面存放着梨和满墙的酒。整瓶的酒都躺着沉睡，每一瓶都有名字，像‘凯歌’、‘梅多克’；还有年头：一九一五，一九二六，如同等着获释的囚犯。就这样吧，”她催促着他，“请来吧。到我的房子里来。”在他考虑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掠过各种计划：把迷迭香塞进枕套，把亚麻布泡在热的香料水里。她告诉他，他们可以用窖藏的葡萄酒来解渴。他满意地低声笑着。她咬着他的嘴唇，回想起来，那是她的一大错误。康瑟蕾塔说到做到，而且还有所丰富。地下室那个房间里有荷兰进口的可点八支蜡烛的枝形烛台照耀，还弥漫着古老的香草气味。多汁的甜梨装满了一个白色大碗。这一切都没能取悦他，因为他从未来过。从未感受过旧亚麻布在肌肤上滑动，也从未从她的头发中摘下香樟细枝。她从填着草的柳条箱里拯救出来并擦得锃亮的酒杯，接收着尘埃，后来到了十一月，就在感恩节前，一只勤劳的蜘蛛搬进杯里住下了。潘妮和克拉丽莎已经洗好头发，坐在炉边，用手指捋顺着头发，好让它干透。她们俩总有一个时不时地凑近炉子，晃着一绺闪亮的黑发烤着。她们轻声唱着被禁止的印第安阿尔贡金民谣，像往常一样看着康瑟蕾塔：她充满激情、精力充沛的日子；她在心烦意乱之中慢慢变得总是咬指甲。她们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们一样是偷来的，也从心里可怜她。她们把她的举止看作是有关爱的局限和可能、有关禁锢的严肃教诲，从中吸取教训，以平衡她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要优先考虑的是当前的出路。包裹已经打好，计划也安排好了，她们需要的只是钱。“你把钱放在哪儿了，康瑟蕾塔？请告诉我们吧，康瑟蕾塔。星期三他们就要把我们送到教养院去了。只要一点，康瑟蕾塔。在食品间，是吗？唉，那倒是在哪儿？从星期一以来就只有一美元二十美分了。”康瑟蕾塔不理睬她们。“别纠缠我了。”“我们帮助过你，康瑟蕾塔。现在你该帮我们了。这不是偷——我们在这儿工作很努力。行吗？想想我们干得多么卖力吧。”她们的声音像唱歌般柔滑。她们把头发一甩，用处于危险中的姑娘的闪亮眼睛看着她。厨房门上的敲击声并不响亮，但那种私密劲儿是不会弄错的。敲了三下。再没有了。那两个女孩手握着头发僵住了。康瑟蕾塔从椅子上站起身，仿佛是被法官或天使召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法官又是天使，呈现出年轻女子的外形，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但身板笔直。“走这一路可不近啊，”她说，“请让我坐下吧。”潘妮和克拉丽莎像烟一般消失了。年轻女子坐到了潘妮腾出的椅子上。“我能为你弄点什么吗？”康瑟蕾塔问。“水，可以吗？”“不要茶？你似乎冻坏了。”“是啊。不过先来点水吧。然后再来茶。”康瑟蕾塔从一个大水罐里倒了水，再弯腰去查看炉火。“那是什么气味？”来者问，“鼠尾草吗？”康瑟蕾塔点点头。那女子用手指捂住嘴。“这气味让你难受吗？”“会过去的。谢谢你。”她慢慢地喝光了那杯水。康瑟蕾塔知道，也许以为知道，但还是问了：“你想要什么呢？”“你的帮助。”她的声音很柔和，但语气不明朗。既不是判断，也不是请求。“我没法帮你。”“要是你愿意就有办法。”“你想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不能要这个孩子。”热水从壶嘴溅到托盘上。康瑟蕾塔放下壶，用一条毛巾吸干水。她从未见过这女人——实际上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但是从她迈进屋里的那一刻起，对于她是什么人就一清二楚。她的周身都是他的气味，或者说，他的周身都是她的气味。他们在一起生活，接触亲密，时间长久，共同吸着福禄考、佳美牌香皂和烟草的气味，醒来时又呼出这些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小孩的气味，食用油的香甜，婴儿爽身粉和素食菜肴的气味。这是一位母亲，却说着不像母亲的残忍的话，那如同叉尖般刺向康瑟蕾塔。她避开了叉尖，但后面的毒素仍以她虽知道却难以想象的程度使她震惊：她在和他的妻子分享他。此时她看到了能够准确代表“分享”这个词的含义的画面。“我没法帮你这个忙！你是怎么了？”“我在两年间有了两个孩子。要是我再有第三个……”“你是来找我的吗？你为什么要找我？”“还能找谁呢？”那女人问道，口气清晰、毫不含糊。毒素在扩展。康瑟蕾塔已经失去了他。完完全全地。永远地。他的妻子也许还不知道，但康瑟蕾塔记得他的面孔。不是当她咬着他的嘴唇的时候，而是当她哼唧着舔掉他嘴唇上的血的时候。他大口吞吸着空气，说：“再也别这样了。”可是他的眼睛先是吃惊，随后是反抗，道出了余下的话，她当时就明白了。三叶草、香樟、柔软的旧亚麻布——谁肯冒险同一个俯身像吃肉似的咬他的女人尝试梨子和一墙的窖藏酒呢？“你走吧。你来这儿不是为的那个。你来是要告诉我，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以为，我知道了你情愿要做的事情后就会罢休。哼，我不会的。”“不，他会的。”“你要是这么想，就不该到这儿来。你想看看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怀孕了。”“听我说。他不能荒废掉他正做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你们那个破烂小镇关我什么事？出去。走你的。我还有事要做呢。”她是一路走回家的吗？或者，连那也是一句谎话？她的汽车是不是就停在附近什么地方？要不，她当真是走来的，没人搭载她吗？她是因为这个才流产了吗？她的名字叫索恩，后来和康瑟蕾塔成了挚友。索恩告诉她，她并没有那么想。是她心中的邪恶造成的。她说，是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她装出牺牲的样子，并没打算教训她不要对上帝玩弄花招。她作为交易提供的生命，在她的两腿间流成了一摊血水，变成被风吹起的床单。她们俩的友情在过了些时日之后诞生了。而在那女人走后，康瑟蕾塔把一布袋硬币扔给潘妮和克拉丽莎，叫着：“滚开，别让我看见你们！”随着时光变幻和一日三餐的轮换，之后的几天是漫长的哀伤期，康瑟蕾塔在急速燃烧的爱情的碎片中拾拣着。浪漫延伸到破裂点就破裂了，破裂的结果是简单愚蠢的转换。从五体投地膜拜上帝、吸纳关于他的血肉的概念，转向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羞耻。无怨的羞耻。康瑟蕾塔手脚并用地爬回到祈祷室（热切地巴望着他能在那里，在昏暗中发出红光）。像妇女们通常做的那样，她匆匆投入自己知道在哪里的那个躯体的怀抱，如同肌肉痉挛一般对其畏缩没有任何感知。没有请求式的祈祷。没有说“主啊，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只是跪了下去，以一向的幸福感开口说道：“亲爱的主，我没想吃他。我只想回家。”玛丽·玛格纳走进祈祷室，跑到康瑟蕾塔身边，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头，说了声“终于”。“你不知道。”康瑟蕾塔说。“我不需要知道，孩子。”“可是他，可是他——”沙，沙，沙。沙，沙，沙，她想说的意思是，他和我一样。“嘘，嘘，嘘。嘘，嘘，嘘，”玛丽·玛格纳说，“别再提他了。”她不一定这么快就同意了，但是当玛丽·玛格纳带她走出祈祷室进入教室时，一道阳光刺伤了她的右眼，宣布她开始有蝙蝠一样的夜视能力，从此她在黑暗中就有了最好的视力。康瑟蕾塔的这种奇能一直被人们称道。玛丽·玛格纳花费了超出支付能力的钱，带大家到米德尔顿去了一趟。除去康瑟蕾塔比较特殊之外，每个人都做了忏悔，出席了弥撒。克拉丽莎和潘妮是一对忏悔的模范，她们催促着去参观一下沿途广告上推介的印第安和西部博物馆，但没有成功。玛丽·伊丽莎白修女说，把忏悔后的时间如此花费掉不是明智之举。乘车返回的长途旅行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翻看弥撒书页的沙沙声和学校最后一位委托人偶尔发出的哼哼声。不久之后，只有母亲和罗伯塔修女留下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在印第安纳接受了一个教职。潘妮和克拉丽莎被带到了东部，后来听说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她们俩从长途车上逃跑了。除去寄给康瑟蕾塔的一张汇款单上签着一本故事书里的名字之外，再没听到她们的消息了。三个妇女整个冬天都在等待，后来由于有了退休或“家”的变化，便不再等待了。慈善机构设想的独立，开始让人感到似是一种遗弃。与此同时，她们采取措施维持这处产业，避免出现基金会无法偿还的债务。萨金特·波森同意从她们手中租借土地种植粗玉米和苜蓿。她们自己制作调料汁、果子冻和欧式面包，出售鸡蛋、胡椒、辣味美食和浓汁烤肉调料。她们在一块方纸板上打出广告，钉在褪色的蓝底白字的学校名牌上。在一九五五年，她们的大多数顾客是来往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两州之间的卡车司机。鲁比的居民很少停下来买胡椒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烹饪高手，而且自己种植或制作需要的东西。只是在六十年代，日子过得宽裕了，他们才加入卡车司机的行列，把他们口中所说女修道院养的鸡看得比自养的品种优越得多，愿意走上这么一段路程。后来，他们也尝试了一种玉米做的小食品。四十年代栽种的美洲山核桃树苗在一九六○年已经长得粗壮了。女修道院出售山核桃，而在收获季节制作的山核桃馅饼，一贴出广告就销售一空。她们做的大黄馅饼十分可口，在顾客中口碑很好，而以极品胡椒为基础制作的烤肉调料汁更是赢得了美誉。对康瑟蕾塔来说，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了。由于玛丽·玛格纳多年来都教导她，耐心是第一条生意经，她的生活更是锦上添花。她在安排完坚信礼之后，就会把年轻的康瑟蕾塔带到一边，她们会一起熬咖啡或者默默坐在菜圃边上。她说，上帝的大度在耐心的赏赐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样的教喻很好地控制住了康瑟蕾塔，她几乎注意不到她正在失去的东西。最早丢掉的是她的第一语言的基本内容。她不时发现自己说的和想的都处于两者之间，处于第一语言的规则和第二语言的词汇之间的谷地之中。第二件消失的东西是尴尬。最后她失去了忍受光的能力。到玛维斯到来时，罗伯塔已经去了一家小型疗养院，康瑟蕾塔除去照顾玛丽·玛格纳，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但在此之前，在那个穿着系带凉鞋、蓬头垢面的女人在菜圃边大声叫喊之前，在玛丽·玛格纳卧病在床之前，那个躲在一间满是烧成灰的死人的房子后面溪谷的夏天已经过去十年，康瑟蕾塔仍处于一种奉献的境界和不能见光的状态，她被赋予起死回生的才能。那是很抑郁的年月。她虽然苦修苦行，却还没有完全枯萎，还有时间和头脑去考虑日常事务。康瑟蕾塔学会了不用在纸上书写计算来管理一切：她完善了烤肉调料汁，让牧民们趋之若鹜；和小鸡争吵；给可恨的鹅筑窝；还照看菜圃。她和罗伯塔修女一致同意再试着养一头奶牛。康瑟蕾塔站在园中，想不好该把奶牛圈在哪里，这时她的脖颈和发根流出汗来。连她戴的墨镜都蒙上了一层水雾。她摘下墨镜，擦去眼周的汗水。透过那带咸味的汗水，她看到一个身影向她走来。走到近处才看出来，原来是个小个子女人。康瑟蕾塔感到头晕目眩，想扶着一根豆架杆，却没抓住，便瘫倒在地上了。她醒来时已经坐在红木椅中，那小个子女人一边擦着她的前额，嘴里还一边哼唧着。“真幸运啊。”她说，在泡泡糖周围泛起笑容。“我是怎么了？”康瑟蕾塔朝房子看着。“变了，我琢磨。这是你的墨镜，可惜弯了。”她说，她名叫娄恩·杜波列斯；她说，要不是她来买胡椒，谁知道康瑟蕾塔会在菜豆中躺多久呢。康瑟蕾塔感觉自己无力站起来，于是把头靠到椅背上，要些水喝。“噢，噢，”娄恩说，“你已经喝得太多了。你多大岁数了？”“四十九。就快五十了。”“呃，我已经过七十了，我知道我的体格。你照我说的去做，变化就会容易些和短促些。”“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不光是出汗的事。你还有别的感觉，是吧？”“像什么？”“你要是经历过就知道了。”“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吧。有些女人忍受不了。另一些人说，这让她们想到了——唉，你知道的。”“我的喉咙发干。”康瑟蕾塔说。娄恩在她的袋子里掏摸着。“我要给你熬点东西帮帮你。”“不必了。那些修女。我的意思是，她们不会喜欢的。她们不会让你这样走进去，动手鼓捣炉子的。”“噢，这东西很好的。”确实如此。娄恩给了康瑟蕾塔一杯热饮，味道有点像纯盐水。当她向玛丽·玛格纳描述她那阵晕眩和娄恩的偏方时，玛丽笑了，说：“好啊，作为教师，我想的是‘胡扯’；作为女人，我想的是有帮助，有帮助的任何事。但要十分小心。”玛丽·玛格纳放低了声音，“我想她在练习。”娄恩不常来造访，但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令康瑟蕾塔不安的消息。康瑟蕾塔抱怨说她不信魔法，教会和一切神圣的事物都禁止知晓和练习魔法。娄恩并不咄咄逼人，她只是说：“有时候人们需要得更多。”“绝不，”康瑟蕾塔说，“在我的信念中，信仰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你需要我们都需要的一切：土地、空气和水。不要把上帝和他的元素分开。他创造了这一切。你总是要把他和他的创造物分开。不要把他的世界搅乱了。”康瑟蕾塔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好奇是温和的，她的宗教习惯是牢固的。她的安全不牵系于一把笤帚倒下或一只郊狼的粪便。她幸福的增减不在于看到一只畸形的动物。她不幻想和水交谈。她也不相信普通人能够或者应该干涉自然结果。然而，来自丹比的路像锯条一样笔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在这条路上开车，不仅相信能够蒙着眼睛开，而且相信能够睡着觉开，当初斯考特·摩根就是这样做的。一天黄昏，他曾在女修道院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开过车。他当年只有十五岁，开的是他最好朋友的父亲的卡车（他叔叔教他驾驶的小迪尔车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车里边，他哥哥伊斯塔睡在车厢里，他的好朋友睡在他旁边。他们偷偷到了红叉河去看黑人竞技表演——这是他们的父亲禁止的，还高高兴兴地喝了福斯塔夫啤酒。斯考特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盹，一次卡车歪出路面，本来可能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可是路侧堆着电线杆，等着电线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竖起来。卡车撞上了那堆电线杆，便飞了起来。朱利·波森和伊斯塔被抛了出去。斯考特则被卡在车里，他黑黑的太阳穴上开了一个红亮的弯弯的口子。娄恩坐在康瑟蕾塔的桌旁，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觉到那次事故：朱利和伊斯塔的叫喊声不可能传得这么远。她站起身，紧抓住康瑟蕾塔的胳膊。“来！”“去哪儿？”“我想，就在附近。”她们赶到时，伊斯塔和朱利已经把斯考特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正俯在他毫无知觉的身体上号哭。娄恩转脸对康瑟蕾塔说：“我现在太老了，再也做不成了，可是你能。”“把他抬起来？”“不。钻进他的身体里，把他弄醒。”“钻进去？怎么钻？”“迈步进去。就这样踩上去。帮帮他吧，姑娘！”康瑟蕾塔看着那躯体，毫不犹豫地摘下墨镜，盯着染了他头发的红色细流。她迈步走了进去，看到了他梦想过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车、头痛、胸闷、不想喘气。她还听到像是远处传来的伊斯塔和朱利踢着卡车和悲吟的声音。在那躯体内，她看到针尖似的光点在退去。她提起感觉上像是畏惧的精神，瞪着那光点扩大。越来越大，起初空气能够一点点地吸进来，随后便一股股地冲进来。虽然看着那儿如同被魔鬼刺痛，她还是集中注意力，仿佛那处于险境的肺脏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睁开眼睛，呻吟着坐起了身。两个女人吩咐没受伤的孩子把他抬回女修道院。他们交换着目光，迟疑着。娄恩叫道：“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战定胜负。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老爸亲，还是老公亲？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

人之将死，很多事也看得开了，晋景公同意了栾书的建议，将郑成公放回郑国。同年五月，晋景公基本丧失了料理朝政的能力，将大权交给了大子州蒲，也就是历史上的晋厉公，自己则退居后宫，当起了太上君。说来也是冤冤相报，晋景公退居二线之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恶鬼，长发及地，捶着胸脯，跳着走路（就像港片中的僵尸），追着晋景公说：“你杀了我的子孙，不仁不义。我已经请求上天惩罚你了！”晋景公躲到寝宫的门后，那恶鬼用手一推，沉重的宫门竟然应声而倒。晋景公大惊失色，又逃到内宫，恶鬼又毁掉了内宫的门户，势不可挡。晋景公汗津津地醒来，病情进一步加重。很明显，这病已经不是人力所能医了，于是将桑田（地名）的巫师召进宫来作法除妖。巫师在宫中布了一个阵，焚香沐浴，披头散发地做了一通法事，仿佛灵魂出窍，如痴如醉，打翻了几十个青铜器皿，然后用一种非人类的声调说：“这宫中有恶鬼。”“什么样子？”晋景公连忙问。“头大如斗，长发及地，捶胸顿足……”巫师的描述和晋景公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巫师还说，如果没猜错，这恶鬼必当是赵氏家族的先人，因为两年前的灭门惨案，现在来找国君报仇了。“那该怎么办？”晋景公惊恐道。巫师摇摇头，说：“您怕是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秋天麦熟。尝不到新麦的意思，自然是活不过秋天。晋景公不甘心，打听到秦国有位叫做医缓的医生，医术十分高明，专治疑难杂症，便厚着脸皮派人去找秦桓公，要他派医缓来晋国给他治病。秦国人自古厚道，不喜欢趁人之危。虽然两国仍处于交战状态，秦桓公还是派医缓即刻启程前往晋国。医缓还在路上，晋景公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小孩，其中一个说：“哎呀，那个医缓可是神医，他一来，必定会伤害我们，我们该逃到哪里去啊？”另外一个说：“我们躲到膏肓之间，他能将我们怎么样？”这两个小孩就是我们在医药广告中看到的病毒啦。古人将心脏部分的脂肪叫做“肓”，心脏与隔膜之间叫做“膏”，这两个部位针灸不到，药力也难以到达，所以后人将“病入膏肓”作为一句成语，代表无法治愈的绝症。医缓到了晋国，看了晋景公的病情，也说：“没办法治了，您的病已经在膏肓之间，下不了针，也用不了药，没办法治了。”晋景公听了默不作声，半晌，一字一顿地说：“您真是神医。”于是命人厚待医缓，将其恭送回国。同年六月，麦子成熟。公田的管理人员按照传统，给国君送来当年的新麦。晋景公突然想起桑田巫师的话，不觉火冒三丈，命人将巫师抓来，将新麦拿给他看，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今年的新麦。”“你不是说我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吗？”晋景公恶狠狠地说，用眼神示意侍卫，缓缓地闭上双眼。身边的侍卫便将巫师像小鸡一般拎起，拉到宫门之外斩首示众。当天中午，厨房用新麦熬了一锅粥给晋景公喝。说来也怪，就在晋景公举起筷子准备开动的时候，突然感觉肚子发胀，连忙让人背他到厕所去。刚蹲下，整个人就稀里哗啦地倒下来，一头栽进了粪坑，淹死了。说句题外话，如果当年有人发明了马桶，晋景公也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最冤枉的是那个背他上厕所的人。当天早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背着晋景公升上了天空。出于某种骄傲感，他醒来之后就将这个梦讲给了旁边的人听。晋景公淹死之后，人们想起他做的那个梦，便叫他给晋景公作了陪葬——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祸从口出，哪怕只是一个梦，也最好将它牢牢地放在心上，不要轻易对人说起。纵观春秋中期的历史，晋楚争霸无疑是那些年间国际关系的主题，如同美苏争霸是冷战时期的主题一般。楚国的霸业，始于楚武王、楚文王，成于楚成王，又在楚庄王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成于晋襄公，在晋灵公、晋成公年间一度沉寂，到了晋景公手中，又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平心而论，晋景公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没有颠倒众生的人格魅力，但是他踏实肯干，不喜欢瞎折腾，在用人方面基本上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带领着晋国的一班朝臣，兢兢业业地守住了祖宗留下的基业，实现了晋国霸业的中兴。晋景公死后，鲁成公觉得这是一个向霸主之国拍马屁的机会，亲自从曲阜跑到新田去参加晋景公的葬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之间没有互相参加葬礼的义务，只能赠送相应的慰问品。鲁成公这样做，自然是用力过猛，结果又是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晋国人以七年前鲁国曾与楚国秘密交往，企图背叛晋国为名，将鲁成公扣留起来，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80年三月才将他放回去。关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也觉得很丢脸，连晋景公的葬礼在什么时候举行都没有按惯例记录在案。【虚假的和谈】公元前580年三月，鲁成公灰头土脸地回到曲阜，跟他一起回来的是晋厉公的使者郤犨。双方在曲阜举行会晤，重新签订了同盟条约。有必要介绍一下晋国的郤氏家族。郤氏家族原本也是晋国公室成员，姓姬。晋献公年代，有一位叫做“豹”的公族大夫开始崭露头角，受到晋献公的重用，被赐封郤地，由此建立郤氏宗族。骊姬之乱的时候，郤豹的儿子郤芮跟随公子夷吾出逃，并帮助其回国登上君位，成为晋惠公、晋怀公年间的重臣。后来晋文公回国，郤芮不甘心失败，伙同吕甥纵火焚烧公宫，打算烧死晋文公，然而事情败露，郤芮被杀，郤氏家族由此成为晋国的罪臣。郤芮的儿子郤缺继续生活在父亲的旧封地翼城，只是身份从贵族变成了农夫。某一年冬天，晋文公的大臣胥臣臼季经过翼城，在田间发现有个农民举止不凡，一问之下，才知道是郤芮的儿子郤缺，于是向晋文公举荐，让他担任了下军大夫。郤缺文武全才，为人谨慎，做事勤恳，官越做越大，最终在晋成公年代接替赵盾做到了中军元帅，成为晋国的首席执政官。他的儿子郤克也不是泛泛之辈，在邲之战中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又接替士会成为中军元帅，并且在鞍之战中带领晋军大败齐军，为维护晋国的霸业立下赫赫战功。郤克死后，他的儿子郤锜继承家业，成为郤氏家族的族长，因为被封驹地，所以又号称驹伯；郤犨则是郤氏家族分支，号苦成氏，其祖父郤义和郤锜的祖父郤芮是亲兄弟，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苦成叔子；另外还有一个郤至，是郤犨的侄子，因为被封温地，当时的人们又尊称其为温季。公元前583年的下宫之难，赵氏家族元气大伤，赵朔、赵括、赵同等人均被杀死，郤氏家族趁机填补空缺，郤锜、郤犨、郤至都担任了要职，史称“三郤”。郤犨来到鲁国，除了代表晋国与鲁国结盟，还有一个私人任务，那就是向鲁国大夫公孙婴齐求婚。公孙婴齐的父亲是鲁宣公的同胞兄弟公子。他的母亲嫁给公子叔肸（xī）的时候，没有举行媒聘之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聘则为妻，不聘则为妾”，一个女人没有经过媒聘之礼就出嫁，那就只能算作妾。因为这层关系，鲁宣公的夫人穆姜很看不起她，说：“我才不与妾为妯娌。”等到公孙婴齐出生之后，就要公子叔肸休了她，并将她嫁给了齐国的大夫管于奚。这个女人在齐国又生了一子一女。后来管于奚去世，齐国人又将她送回鲁国，交给公孙婴齐赡养。公孙婴齐是个厚道人，将母亲带回来的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其中男孩担任了鲁国的大夫，而女孩则嫁给了大夫施孝叔，成为施夫人。不知道为何，郤犨对这位施夫人情有独钟，指名要娶她回去做老婆。晋国势力强大，连鲁成公都对郤犨唯唯诺诺，公孙婴齐哪敢得罪他？于是跑去和妹夫施孝叔商量，要他将妻子让给郤犨。施孝叔听了公孙婴齐的话，茫然不知所措。他想，这算哪门子事啊？一个外国人跑到鲁国来，看中了他的老婆就要带走，如果他看中的是国君的夫人呢，也要答应他吗？然而，这些话说也没用，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家族的生存，他只能答应公孙婴齐的要求。倒是施夫人誓死不从，她对施孝叔说：“鸟兽犹且不抛弃伴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施孝叔很是无奈地说：“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啊！如果不答应晋国人的要求，国君怪罪下来，我们全家都只有死路一条，还谈什么抛弃不抛弃。”施孝叔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施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夫妻俩抱头痛哭，洒泪告别。施夫人到了晋国，给郤犨生了两个儿子。她的命运和她母亲的命运惊人的类似，然而不幸的程度远远超过母亲。六年之后，郤氏家族灭亡，郤犨被杀，她又被晋国人送回鲁国。施孝叔亲自跑到黄河边迎接她，但是当着她的面，将郤犨的两个儿子扔到黄河中淹死。施夫人肝肠寸断，对施孝叔说：“你自己不能保护妻子而将她拱手让人，现在又不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人家的遗孤而杀死他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好结果？”于是对天起誓，不再回到施家——当然，这也是后话。相比郤犨的夺人所爱，郤至的蛮横霸道也不遑多让。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0年秋天，郤至和周王室在温城所属的鄇（hóu）地（地名）的所有权上发生争执。当时的天子周简王派王室大臣刘康公、单襄公跑到新田，请晋厉公主持公道。面对国君和天子派来的使者，郤至的态度仍然十分强横，明确表态说：“温城，是先君封给郤家的旧地，我怎可拱手让人？”刘康公还是据理力争，说：“瞧您这话说的。当年周朝消灭商朝，将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将温城和周边的田地封给了司寇苏忿生。周襄王年间，苏氏后人背叛王室，襄王便将温城赏赐给了晋文公。晋文公又将它赏赐给有功之臣，先是赏给了狐溱，后来又赏给了阳处父。因为狐家和阳家先后灭亡，才轮到郤家。您现在说什么郤家旧地哟，那原本就是王室的土地！”晋厉公在一旁听了，心想直犯嘀咕，按照这个逻辑说下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有哪一块土地原本不是王室的呢？连忙打断刘康公的话，对郤至说：“人家说得有道理，我来做个主，你让一让，别跟天子争家产了，如何？”郤至讪讪地说：“您都这么说了，我哪里敢不从？”这才极不情愿地将鄇地让给天子。郤氏家族的兴盛年代，也是晋楚两国出现短暂的和平的年代。前面提到，自公元前582年楚共王派公子辰出访晋国以来，两国关系日益缓和，双方来往不断，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那道鸿沟似乎到了必须填平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率先挥动铁锹的人。一个宋国人——华元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这个曾经因被车夫出卖而成为郑国的俘虏的人，曾经被民工嘲笑为“吹牛皮”而不恼怒的人，曾经孤身闯入公子侧的大营拿刀逼迫他签订和平协议的人，是当时国际上公认的老好人，人缘极佳。他与楚国的实权派人物公子婴齐，与晋国的现任中军元帅栾书都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听到晋国派籴伐出使楚国并获得成功的消息之后，华元感到这是一个让中原诸国摆脱夹缝中求生存的最好机会。他请示过宋共公，便先来到楚国，后又前往晋国，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两国之间穿针引线，于公元前579年正式促成了两国的和平谈判。这一年五月，晋国派士燮为代表，与楚国的公子罢、许偃在宋国首都商丘的西门之外举行了会盟，史称“宋之盟”，其盟约如下：“从今以后，晋楚两国不再以刀兵相见，坚持相同的价值观，共同救济危难，赈济灾荒。如果有对楚国不利者，则晋国去讨伐他；同样，如果有谁对晋国不利，则楚国也应该讨伐他。两国之间，使者往来，道路畅通。对那些不听从两国领导的，要想办法使其服从；对那些不来朝见两国君主的，要出兵迫使其屈服。如果违背这一誓词，请上天降罪，令其军队败亡，不能享有国家。”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争霸便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几乎所有诸侯国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与外交博弈中，有如风箱中的老鼠，两面受气，中原地区的生产也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宋之盟在当时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郑成公立刻前往晋国，高调而低姿态地听晋厉公讲述盟约的内容，表示要在晋楚两国的领导之下，为国际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在晋楚两国握手言和之前不久，晋国的宿敌秦国也向晋国伸出了橄榄枝。公元前580年秋天，秦晋两国国君相约在令狐（晋国地名）举行会盟。晋厉公先行抵达会盟地点，但是秦桓公临时改变主意，不肯渡过黄河去见晋厉公，将人马驻扎在王城（地名），派大夫史颗前往令狐会见晋厉公，举行了盟誓仪式。晋国则派郤犨到王城会见秦桓公，同样举行了盟誓仪式。自古以来，恐怕还没有这样奇怪的会盟。士燮对此评论说：“这样的盟誓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古人盟誓，必先斋戒，以示隆重和守信。在约定的地点会盟，是相互信任的起点。如果一开始就不信任，又有谁会坚守盟约呢？”秦桓公回去之后，果然将这一盟约扔到了爪哇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其实，宋之盟对于晋楚两国的意义也十分有限。公元前579年秋天，晋厉公派郤至前往楚国访问。楚共王举办了盛大的午宴招待他，并且派公子侧担任傧相。郤至按照当时的礼节，从西阶登堂入室，刚走进来，忽然听到鼓乐大作，四下一看，又没看到乐队的影子。那音乐，端庄而浑厚，郤至停下脚步，仔细聆听，发现那竟然是用来招待国君的“肆夏”之乐。所谓肆夏，原本是天子招待诸侯时演奏的音乐。到了春秋时期，诸侯相见，也越级使用肆夏之乐，但是用于招待卿大夫，还没有过先例。楚共王为了表示对郤至的重视，或者也是为了显摆，特意搞了个新花样——在正堂的地下室里安排了一支乐队，要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演奏肆夏之乐。郤至越听越不对劲，转身就往外走。公子侧连忙拉住他说：“时间不早了，寡君已经等候多时，请您入席！”郤至连忙推迟，说：“楚王不忘先君之好，惠及下臣，以这样的大礼来对待我，用肆夏之乐来招待我。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难道还有更高尚的音乐来伴奏吗？我哪里敢进去！”这话说得对，中国人从古至今最讲究的就是政治待遇，什么级别的干部就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绝对不能越级。公子侧很是不以为然：“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无非是用一支箭来互相招待，哪里用得着什么音乐？寡君等不及了，您还是入席吧！”言下之意，两君如果相见，那就是在战场上了。公子侧说这样的话，在外交场上是不负责任的，但确实是当时晋楚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表面上笑脸相迎，实际上暗藏刀兵。郤至的政治敏感性显然比公子侧高多了，他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以一支箭来互相招待，那就是两国的大灾难了，哪里是什么老天眷顾？诸侯侍奉天子之余，则互相拜访，于是有享礼和宴礼。享礼虽设酒食，并不吃喝，以示恭敬勤俭；宴礼宾主尽欢，大快朵颐，以示仁慈恩惠。恭敬勤俭，所以成礼；仁慈恩惠，所以布政，那也是诸侯用来保护自己的人民的手段。正如诗上所说，‘纠纠武夫，公侯干城’。到了乱世，诸侯贪婪成性，欲壑难填，无所顾忌，常常为了尺寸之地而驱使民众去送命，将武夫当做自己的心腹、股肱、爪牙。所以诗上又说，‘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诸侯会护卫人民，而约束自己的心腹。天下大乱，则一切都会反过来。今天听到您所说的话，我觉得是乱世之道，不可以听从。”郤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不过呢，您是主人，我是客人，客随主便，我哪里敢不听命？”于是入席就坐。回到晋国，郤至将这事讲给士燮听。士燮长叹一声道：“无礼，说过的话就不会算数，我等武夫很快又要上战场去寻死了。”话虽如此，晋楚两国至少还是维持了表面上的和平。同年冬天，楚共王派公子罢回访晋国，与晋厉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晋楚两国实现了表面上的和平，但晋厉公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公元前578年春天

”“我没有割她！”“嗬！”我大吃一惊。迈尔斯顿了顿，“你以为是我做的？”“你想告诉我什么吗？”我不理会他的提问。我不想直接要求他打某人小报告，但我很好奇他会告诉我什么。迈尔斯仔细端详我。“詹森干的，一共17刀，一刀代表一个人。他是个混蛋，每次都害我惹上麻烦。每次都是我被骂。”迈尔斯用力板起脸。我可以感觉到迈尔斯并不喜欢詹森。我不记得有人提过詹森，但这个人却说他们一共有17个。上次我只数到16，其中还包括那个“坏脾气”——我一直对“坏脾气”很好奇，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名字的；现在再加上詹森就有17个了。“看来我必须多了解一下这位詹森。我不想误会你，把你没做的事算在你头上。”我试图弥补方才那大吃一惊造成的影响。迈尔斯稍稍放松了些。“噢，好吧。他是挺古怪的啦。”“卡伦腹胀、肚子痛是怎么回事？”我问。“噢，那是桑迪啦。她认为她怀孕了，”他语带轻蔑。“有这个可能吗？”“去她的，我知道小孩是怎么来的。我很确定最近没人碰我们。”“所以是她自己的想象啰？”“我想是吧。”“嗯。迈尔斯，你一直很帮忙，也帮了很多忙。你说过不会再伤害卡伦，所以假如这真的是你做的，我一定会很吃惊。我在想，其他人是否也有意见想分享？你是否愿意退回去，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别人想跟我说话？咱们下次见啰。”“好。再见。”“再见。”我等了一会儿，卡伦的表情也逐渐恢复正常——至少是我习惯的，认定是正常的那个卡伦。然后，她的表情越来越柔和，带点女孩子气又有点犹豫。我继续等待。“喂？”我说。“这里好黑喔，”声音又细又小。“你在哪儿？”我问道。“在衣橱里。我和西娅。”“是你吗？克莱尔？”“嗯。”“你们在衣橱里做什么？”“躲起来。”“你们在躲谁？”“躲人。如果被他们找到，他们会伤害我。”“那西娅呢？”西娅也是新出现的——第18个？詹森以为只有17个。“她来陪我，”克莱尔继续说下去，“只要我很害怕，西娅就会陪我。”我这才明白，她认为过去曾伤害她的男人还会继续伤害她。也许我能帮上忙。假如我没记错，克莱尔大概7岁，她应该有能力理解时间推移的概念。“现在是哪一年？克莱尔？”“哪一年？”“嗯，你能告诉我吗？”“1967年。”“你最近一次受伤就是在1967年，是吗？”“是啊，怎么了？”“请你好好听我说，克莱尔。我要说的话也许会吓你一跳，不过，说不定能对你有帮助。”“好。”“现在已经不是1967年了。现在是1994年，1994年11月底。已经过了27年。卡伦的父亲已经死了，其他伤害你的人应该也都不在人世了。再也没有人会伤害你了。”我耐心等待她明白过来。“我不相信。”“你问问凯瑟琳和霍尔顿，现在是哪一年？”“好，等我一下。”克莱尔离开几分钟。卡伦呆滞地坐着，面无表情——直到克莱尔回来。“你说对了！”她的脸庞亮了起来，“你说卡伦的爸爸，还有那些人都不会再伤害我了？永远都不会吗？”“不会，再也不会了。如果你不想躲进衣橱就不用再躲了。说真的，假如你愿意，你可以在别人出来时观察一下其他人。我会帮助你适应的。”“谢谢你，贝尔医生。”“不客气。克莱尔，我希望你现在可以比较开心，也不会想死了。那么，你可以退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想跟我说话？”“嗯。再见。”卡伦轻轻靠在椅背上，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神情。右手悬在空中，绕着腹部划圈；那是孕妇抚摸并感觉腹部膨大的动作。她吃力地开口。“贝尔医生。”“我是。”“我是桑迪。”“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一直在收缩、阵痛。”“嗯嗯。”“我想我快要生了。洛申医生说宝宝……说他有什么来着？疝气？他说我们必须开刀。我觉得这样很好。”“开刀很好吗？”桑迪感觉有点疯狂。我试着让她继续说话，好推断她的疯狂程度。“我喜欢开刀。”“你为什么喜欢开刀？”“因为会痛。”“你为什么喜欢痛？”“疼痛让我感觉真实。”“真实……让你有活着的感觉？”“对，活着。我只有这种感觉。我喜欢手术带来的疼痛，有时连医生都被我骗了。”“医生被你骗？”“是啊，我想生病就能生病。”“桑迪，我在想，如果你愿意多花时间跟别人相处，也许不错。你认识同住在卡伦身体里的其他人吗？”“当然认识，别蠢了。现在我们一共有17个。实际人数也许比这个数字还多，不过目前正常运作的只有17个人。”“你跟谁处得比较好？”“嗯，我喜欢朱莉安。”选得好，我想。朱莉安颇为正常。“你何不试着观察一下朱莉安出来时的表现？也许你能分享她的感觉，进而跟她拥有相同的感觉。说到这个，你的肚子痛颇令其他人苦恼。”“噢，真的吗？那……我想我愿意试试看。”“那咱们下回再聊。”桑迪有点吓人。我想卡伦闹肚子痛应该是她引起的。这些人显然颇为缺乏自主行为能力。我得耐心等候，看看我能否对她造成任何影响。※※※※圣诞节快到了。度假前最后一次见面时，卡伦拿着礼物和卡片走进来，看起来比平日更有精神。我知道，假如她一直揣着准备送我的礼物不放，咱们啥都谈不成，因此我看看她，再看看礼物，扬了扬眉毛。“我有东西要给你。圣诞快乐，贝尔医生。”她递给我一只长方形的盒子，上头有张卡片。她仔细端详我，想知道我的反应。“我可以拆开吗？”我问她。“噢！当然可以！”她说，“然后要看卡片哦！”我拆开纸盒，里头是一条红色领带。领带上的图案是小朋友叠罗汉：最底层有4个人，再是3个、两个、一个，形状像金字塔或圣诞树。翻过背面，商标上写着“拯救儿童”，底下还有一行字：“今日的儿童是明日的栋梁。”对卡伦而言，这是多么真切的一句话。“真好！”我说，“我真的很喜欢！”这是我的真心话。不需要言不由衷的感觉真好，因为我很少成功地骗过如卡伦这般纤细敏感的病人。我拆开卡片，细细阅读。多美妙的故事啊！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祝福您和您的家人有个最快乐最开心的圣诞佳节，同时也想借这份礼物向您表达我们最深的感激。我们想告诉您这份礼物有多特别，还有它的来龙去脉。有一天，卡伦沉睡，换我们出来，霍尔顿看报纸，克莱尔按遥控换频道，突然，一则广告引起她的注意。那是“拯救儿童”的募款广告。克莱尔好喜欢这条领带，想买来送给你，所以她把我们统统叫出来看。就在这一刻，我突然看见并听见大家的想法！以下是他们说的话：凯瑟琳说这真是个好主意，这份礼物非常适合你。卡伦博问领带软不软，她想摸摸看。迈尔斯说：“贝尔医生真的会系这条领带吗？他大概已经有上百万条领带了吧！”但迈尔斯也很喜欢。西娅说，我们已经不再害怕领带了，可不可以真的买下来，送给贝尔医生？西德尼说，领带上的小孩子看起来很像我们。然后，克莱尔说，这领带是一位叫特蕾西的女孩儿做的。这时霍尔顿插嘴说，不是她做的，是她“设计”的。霍尔顿喜欢这条领带，但他没看到订购信息。桑迪很兴奋，她说她要打电话去电视台问。詹森说，这条领带看起来很不错。安说她喜欢这条领带，而且还可以捐钱帮助儿童。卡伦2说，“对我们来说，贝尔医生是很重要的人，我也想买来送给他。”朱莉说，“你们看，领带上的小孩图案看起来好像金字塔。”朱莉安说，“这领带仿佛象征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卡伦3说，“这不就是我们吗？拿这个当礼物真是太棒了。”卡尔说，贝尔医生人很好，只送领带好像太少了？凯瑟琳说，“这不是随随便便的领带，这是我们大家首次达成共识而做的决定。”爱丽丝问你算不算我们的家人？霍尔顿说，“就好的一面来说，他是的。”于是爱丽丝说她能不能负责包礼物？凯瑟琳说可以。迈尔斯说，“贝尔医生会不会气我们买礼物给他？”卡伦1说，“我想应该不会吧。我喜欢他，而且他一直都在帮助我们。而且，撇开这个不说，这领带很可爱呀！而且是为了圣诞节嘛！”于是桑迪立刻打电话询问订购信息。霍尔顿下订单，凯瑟琳签支票，然后我们让克莱尔负责寄出去。这是大家第一次共同做决定。我们都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很高兴能送这份礼物给您，因为我们真的很感激您为我们的付出。希望这条领带能让您想起我们，甚至能为您带来微笑。17倍的圣诞快乐！我不曾收到过如此令人惊奇而赞叹的圣诞礼物。第二部分身第12章重启连结卡伦的各独立人格逐渐意识到彼此存在，造成一股压力，导致卡伦出现头痛症状。他们偶尔意见相左。有些人开始写日记，什么都写，然后再拿给我看，但有人却把日记烧掉了。现在已有数个独立人格主动让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因此我会在催眠治疗时请他们现身一谈。言谈间，他们多有隐瞒，仿佛不确定是否能畅所欲言。我从没想过他们必须获得允许才能发言。卡伦连着好几次都要求延长治疗时间，让其他分身有更多时间说话。她盼望能缓解一下大伙儿在脑袋里竞相发言的压力——长久以来头一次有人听他们说话呀！我担心卡伦不但不会变好，反倒可能先垮掉。与卡伦再度见面时，我们跳过客套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这些分身有待探索的地方实在太多，而我们也都想赶快行动。卡伦现在轻易就能进入催眠状态。我大概只要说句“睡着”，她就真的睡着了，但我依然维持例行的催眠诱导过程，为她和其他人格建构值得信赖的谈话环境。“等你准备好，”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我嘱咐道，“瞧瞧安全小窝外吧。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说话。”“哈罗……我是安，”卡伦突然坐直，给人专注、自信、一本正经的感觉；她的声音冷静而有魅力，慈眉善目。有趣的是，她的举止态度令我感觉轻松、如沐春风。“喂，安，我是贝尔医生。”“嗯，我知道，”她说。“你好吗？我第一次这么做，有点害怕。”“希望我能借着这次谈话多了解你一点，”我说，“还有卡伦内在的其他分身。如此一来，说不定我就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帮助你们。”“凯瑟琳也这么说。这也是我答应出来跟你谈话的原因。”“关于你自己，有什么愿意跟我分享的吗？”“当卡伦再也无法应付教会、维持正常信仰时，我出现了。”“卡伦没办法应付教会？”“有几个伤害她的人是教友。他们伤害她的时候，还会说一些宗教仪式才用得上的词汇。她无法忍受走进教堂，所以我诞生了。”“你今年几岁？”“16岁。我出生在卡伦10岁那年，那时我11岁。我知道这有点分不清……”“看来，你似乎是为了某个特殊目的才诞生的。”“嗯，是啊，当然啰。”目前我所遇见的每一个分身似乎都是为了替卡伦应付特殊情绪创伤而诞生的。“我懂了。你能再多告诉我一点吗？”“我不知道，想说的实在太多了。我一直是脾气最好的一个，也很坚持我的信仰。以前在天主教学校时，修女都很喜欢我，我是她们最疼爱的学生。我也会帮校长和神父跑腿办事。我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切正常得很。我想当修女，但是我不能，因为……因为他们对我做了那些事。我不干净。我在圣杰罗姆医院帮忙照顾受伤生病的孩子，但只要我一往医院跑，卡伦的爸爸就会打我。他总说慈善必须从家庭做起。”安陷入沉默。她在想事情。“怎么了？”我问她。“我想坦白一件事。”“哦？”“日记是我烧的。”“真的？为什么？”我很惊讶是她做的。“我很气你不响应。我以为你每天都会看，可是你却不认真听我们说话。”“日记是其他人和我沟通想法、倾吐烦恼的一种方式。卡伦负责收集，然后再一起交给我。可惜我没办法天天跟你见面。”“噢！我的老天！我真丢脸！”安用手捂着嘴，“我根本没搞清楚。我以为你不在乎。”“这是我的损失，”我说，“或许你能协助大家再写一次，这样就皆大欢喜啦。”“我会试试看，”安没再说话，眼睛朝斜上方看，视线茫然。“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她又开口，“卡伦结婚时，在婚礼上昏倒的是我。哦，不光是我啦，卡伦站在圣坛前时，我们有好几个轮流现身。昏倒后我曾醒来，但旋即又昏过去。我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种事。真心想结婚的只有卡伦1。她只有10岁，但她想当妈妈，想要孩子。等我们明白出了什么事，一切都太迟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要嫁给谁。这实在太令人震惊，太吓人了。”安再度陷入沉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安的一席话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惊愕莫名。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似乎对每一件事都了如指掌。既然如此，不知道安能不能帮忙处理卡伦与母亲之间的龃龉？“你跟卡伦的母亲熟吗？”“不熟！感谢老天。负责应付她的是桑迪或西德尼。卡伦的妈妈拿铁丝刷帮她化妆的时候，是西德尼出面应付的。那时卡伦14岁。我不喜欢想起这件事。”“非常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我说，“你的话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很希望能再跟你说话。如果你准备好了，是否愿意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愿意分享呢？”“谢谢你，贝尔医生。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天。”卡伦的表情短暂陷入空白，姿势也换了（但细微得难以察觉），然后她开始用比较正式的态度说话，却少了几分优雅和自信。“哈罗，贝尔医生，很高兴我们终于见面了。”“凯瑟琳？”“当然是我啊！噢，抱歉，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忘了你不见得清楚我们谁是谁，还有谁在跟你说话。”“我认得你说话的习惯，”我说，“当然，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聊。我一直很想认识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先给我一点背景资料？你是何时诞生的呢？”“我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大概是卡伦一两岁的时候吧。我的工作是照顾卡伦，霍尔顿比我晚一点点报到。卡伦自小就被虐待猥亵。霍尔顿有力量保护她，我则是靠脑袋照料一切。”“你主要在何时现身？”我问。“需要解决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打扫和烹饪都是我做的。卡伦去药店当秘书——那个也是我。过去曾有好长一段时间，卡伦几乎完全不现身。”我纳闷她指的是哪一个卡伦，但我任她继续说下去。“有多久？你是指好几个礼拜吗？”“噢，不止，卡伦——那个来这儿就诊的卡伦——曾一度消失好几年。整个高中时代都不见人影。卡伦念高中时，我们天天挨揍，持续遭受性虐待，卡伦根本不愿意出来。那段时间几乎都是卡伦2和几个男孩在撑着。”“你们是怎么决定来找我的？”我问，“我猜这应该是你做的决定。”“你猜对了。那天，第一次就诊那天，是我带卡伦来的。”“为什么是我？”“我跟你其他的病人聊过。他们说你了解他们。但是当你第一次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不太确定你是否真的能了解我们，所以我必须好好观察你。我必须知道你是否真的关心我们。我看过你的学位证书，也打电话去州医学会询问你有没有不良记录。”“那么，我有任何让你困扰或担心的地方吗？”“没有。我想我做了正确选择。我认为我们走对路了。”“你可曾想过，我们的治疗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我问她，渴望得到协助。“没有。我认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只觉得，这事是急不得的。”凯瑟琳令我想到学校老师。她很有耐心，鼓励我尽我所能，勇敢尝试。诊疗时间到了。我不但没得到多少协助，还被告知要有耐性。但这说不定也是种帮助。我的指导老师曾经跟凯瑟琳说过一样的话：“静观其变，因为你的工作是了解病人。等你明白了，再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治疗师常有一股很强的欲望，期盼病人遵循治疗计划，而非按照病人自己的步调走，殊不知这种期盼往往错得离谱。※※※※1995年1月中旬，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站在门口，犹豫该不该进来，一会儿看看家具后面，一会儿看看桌子底下，最后终于走向诊疗椅。卡伦手里握着一捆纸。她僵硬地坐在椅子上，疑神疑鬼，东张西望。她举起纸卷，凑近眼睛，像海盗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狗头萝呼资源在线观看看见了自己的同学，和他一样的充满了志气、尊严、良知的学生们。他号召大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目的是让新皇帝看看自己写的时事分析。在他的笔下，宋朝之所以沦落到如今地步，是因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宣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这篇文字非常有名，宋朝六贼之说，就从这里开始。这次的学生运动在宋史里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公论，它改变了宋朝的历史。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陈东和他的同学们以应得的荣誉，每一代的宋史研究者，在说到这一幕时，都只是极力赞叹了陈东的胆气。六贼为祸近二十年，天下谁都看在眼里，居然是由一个白衣学生提出来，这是多么的热血，多么的忠诚！是的，陈东和他的同学们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了不起。但这并不是这件事的全部。这篇文字落在不同人的眼里，效果绝对是不同的。老百姓看到，会叫好、解气；六贼及贼党们看到，会害怕、怨恨；中立的良心未泯的大臣们看到，会惭愧、无奈，而落在赵桓、李纲的眼里，这就是个巨大的天赐一样的机遇！多年来，六贼把持宋朝官场，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六贼即宋朝，这是宋史近二十年来的铁律。如今面临生死关头，赵桓、李纲空有救国之心，却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必须迅速打破这块铁幕。陈东来得正是时候，稍晚都会误事。他提出来杀掉六贼，根除全体党羽的建议，在之前史书里只承认了他的热、解恨的作用，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功能。迅速完成新旧官场的交替，哪怕底下的办事人不变，除掉六贼之后，新皇帝的命令才能有权威性。这件事情和各项城防事务混合在一起急剧运行，所有人所有的问题都搅在了一起，想在几天之内就改朝换代，想想这是多么疯狂的事。但是李纲、赵桓也不必沮丧，他们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只要该盟友保持活力，那么开封城里的事就会以疯狂的速度进行。金军。金军的动作越快，宋朝的改革越快！转眼间，三四天过去，新年到了。公元1126年的春节，正月初一的时候，赵桓宣布改元，这一年是“靖康元年”。初二时，北方战报火速传来，金军渡过了黄河。率领着开封禁军精锐的梁方平太监，简直丢尽了北宋一系列武装太监的脸，他到了黄河边上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在初二这一天听说相州（今河南安阳）被攻破了，他立即仓皇逃跑。他没法不逃，看位置他驻守在黎阳津，那是黄河的北岸，任务是阻止金军靠近黄河，不是阻止金军渡过黄河。一字之差，难度太大了！他跑了之后，南岸的宋朝跟着跑。黄河天险，这道开封城唯一的守卫线，就这样轻易丢掉了。金军没受到任何阻碍安然渡河。消息传进开封城，初三的晚上夜漏二鼓时，赵佶带着老婆、皇子、帝姬（原公主，赵佶闲得蛋疼，给女儿们换了个“姬”名字），出通津门坐船南逃。这次的逃跑实在太突然了，连赵佶本人也没有准备，他只带出来了一个亲信，是蔡攸；几个太监，连一个侍卫都没有。刚开始时坐船，但是开封附近水流平缓，实在太慢了，他雇了一乘小轿。小轿还是慢，想想金军是骑马的，这样的速度对比，他能逃出去多远？于是，再乘船，昏夜之中，他们搭乘了一条搬运砖瓦的小船。这时，太上皇和皇后已经饿得不行了，可是御膳房没跟来，啥吃的也没有。一个船工很好心，分给了他们一个炊饼。这是赵佶一生中少有的传奇浪漫之夜。他经历了坐船，改轿，再坐船，吃炊饼之后，在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再次上岸。这一次，他骑一匹名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飞奔，直到鸡啼时分才看到了一点点的灯火。滨河小市到了。在这里，一位老婆婆招待了饥寒交迫的徽宗一行。出人意料的，徽宗竟然非常的轻松幽默，老婆婆问他是哪里人，他这样回答：“赵姓，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听他这么说，卫士们都笑了。赵佶看了他们一眼，自己也笑了。稍提一句，他逃出开封之后，闻讯追来的亲信们逐渐赶了上来，最先到位是侍卫。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商丘，这里是宋朝四京里的南京。这一夜，赵佶足足驰骋数百里之遥。在这里，赵佶胃口大开，想在早餐时吃鱼，为此，他亲自到市场上去买，和卖鱼人互相砍价。他觉得很快乐，觉得生活重新变得清新。比他日复一日地当皇帝、住皇宫有趣得多。在泗上附近，大队人马追上了他。有宇文粹中、童贯、高俅等。他们各自带来了庞大的护卫，其中以童贯为最，他有三千多人的胜捷军。从这里开始，赵佶重新拥有了班底，他们一路向南，最初的目标是维扬（今江苏扬州）。回到开封城，赵佶南逃，给赵桓、李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尤其是童贯等人的追随。实在是太妙了，不用动手清理，开封城里的官场自己就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新皇帝趁热打铁，对剩下的六贼动手。第一个目标是太监李彦。这个死太监在作恶的时候无所顾忌，公然明抢百姓的土地，这时报应临头，他的下场也最是干脆。杀头，抄家。第二个目标是前首相王黼。以王黼之奸，可以说百死莫赎其罪，但他的身份实在太高了，前首相，这在宋朝是块地道的免死金牌。赵宋有祖训，北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大臣。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靖官场！一个非常罕见的，堪称宋朝头一份的小动作计划出炉了。王黼被贬黜了，他被降为崇信国节度使，永州安置。这是官方的命令。这很平常，很合法。他走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二十里的辅固村时，被突然出现的强盗杀了。这非常遗憾。宋朝官方集体叹息，王首相的命真苦啊，一百七十多年了，宋朝的宰执群落里只有他一个死得这么难看……事过很久之后，开封府的聂昌公开宣称对这件事负责。第三个目标是梁师成。隐相大人没有随徽宗南逃，他知道自己的根基只限于皇宫城墙之内，离开大内，他什么都不是。而留下来，他心里也有底。新皇帝赵桓一直是个苦命的孩子，在皇宫中活得特别的憋屈，隐相大人曾经多次伸出友谊之手，不仅帮了忙，还时常抚慰赵桓寒冷的心灵。说实话，梁师成做事是很有风度的，如果不是个太监，就算真是苏轼的私生子，也不辱没这个老爹。有这一层情分在，他相信，新皇帝会放他一马。事实也是这样，赵桓真的有些下不去手。不管陈东、李纲还有别的大臣们怎么推波助澜，他总是把梁师成的死期往后拖，直到历史的时针再拨过去九天，才是隐相的末日。六贼里，其余的三个这时都不在京城里。蔡京先一步被贬过了长江。朱勔见势不妙，率先逃回了自己的东南小朝廷。童贯追着赵佶，不仅躲在了太上皇的阴影里，更有亲兵卫队保护着。怎么处理他们，实在让新政府挠头。不能杀，无论是下诏论罪杀，还是派人去暗杀，都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后果。这些人会拥立赵佶在江南半壁河山里成立新政权。到那时，赵桓反而成了儿皇帝，各种混账命令传过来，听是不听？听了，会造成第二个花石纲时代的宋朝，照样烂死。不听，一个不孝顺的儿子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做皇帝？思来想去，蔡京和童贯先放过，等局势稳定些再计较。至于朱二世，他不够瞧了，富二代的钱在关键时刻摆不上台面，他的实职官阶也太低了些，尽管把他一撸到底，不管怎么狠整他，都没有任何后遗症。朱勔被免去一切公职，放归田里，等待处理。处理完六贼，李纲意气风发，他觉得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了，可以做些事情了。他去见赵桓，不久，新皇帝颁布了诏书。钦宗陛下仿效真宗陛下故事，御驾亲征，迎战金寇！多么振奋人心，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满城百姓惶惶不安，突然间新皇帝如此振作，可以说是点燃了大众的生机之火。甚至可以说，是点燃了汉人生存的信心。当时，李纲站在议事大殿之外，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个结果，但不能评论，更轮不到他去颁布。按照宋朝惯例，他连在这个时刻上殿议事都没资格。能在这时和皇帝在一起的，都是宰执大臣。并且惯例还包括，如果宰执大臣们不下班，那么谁也不能进去。李纲在外面等了很久，宰执们一直没有出来。很显然，里边正发生着什么，直觉告诉他一定要出事。事实果然这样，他通过一些渠道打听出来，大殿里刚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皇帝不亲征了，皇帝要立即出城逃跑，到襄（今湖北襄樊）、邓（河南邓州市）去避难。朝令夕改，食言而肥，这还不如没有亲征的诏书。可想而知，外面的军队、百姓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怎样灰心丧气，很可能立即往城外涌，跑得比皇帝还要快。到那时，什么都晚了。李纲立即上殿，结果被值班的挡住，别乱来，要守规矩。李纲火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标准的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还讲什么规矩！他进去了，见着了高高在上的宰执大臣们。这些人号称是传说中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礼仪之上邦的国家的最高首脑。代表人是白时中、李邦彦。这两个人是当时宋朝的百官之首，就是他们劝赵桓逃跑的。白时中，字蒙亨，寿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官衔履历一大堆，都是次要的，体现不出什么，真正关键的是他能在六贼当朝时步步高升，那只有一个可能——做蔡京的亲信。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他是个难得的妙人，他爸爸是著名的银匠，家里巨有钱，小李吃喝玩乐之余非常向往文化生活，每届科考时河北考生路过他家，都热情招待丰厚资助。这样，他积攒下了最大的官场人脉，他就被保举进太学院当上了学生。从此，他进入官场。李邦彦的太学生活比陈东成功过一万倍，他迅速走进了赵佶的生活。赵佶要新奇，他有当时最新的花样；赵佶要市井，他从小就在市井勾栏之间长大。可以说，所有纨绔应该掌握的专业他都精通，他一个人就可以满足赵佶全部的需要。凭这些，他当上了宋朝的首相……立于当时人文之巅的宋朝最高首脑，居然是这种货色！李纲这时所要面对的人，就是这种货色。和他们能讲什么呢，哪怕再浅显的道理，都得翻来覆去地说。查阅资料，看他们当年的对话，简直就是用来杀时间的。杀对宋朝来说一刻千金的时间。李纲先是按捺住性子，对赵桓讲大道理：“陛下，您父皇把社稷交托给您，你一走了之，这合适吗？”为这句话喝彩！李纲一下子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直接站在了道义的最高峰。赵桓真没话可说了，白时中跳了出来。逃跑是他最先挑起来的，眼看成了决议，突然被李纲搅事，他简直冲天大怒。悄悄说一声，历史上、现实中，总会有这种人，他们对外面非常懦弱，对内部却极端血腥强硬，大到各个朝代晚期的当政者，小到某些窝里横的普通人，他们冲天大怒时的嘴脸非常好玩。白时中怒吼道：“李纲，你觉得京城能守得住吗？”李纲反问：“天下城池还有比都城更坚固的吗？宗庙百姓都在这里，舍此而去，到哪里可以安身立足？何况现在金军临近开封，这时出逃，能跑得过金军的骑兵快马吗？”白时中无语，转而挑剔开封城防的漏洞，说哪里有缺口，哪里的壕沟太浅。当然，他也承认，这些缺陷很多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为艮岳等形象工程让路，但是危险存在，开封守不住。李纲陪着一个负责城防的太监去实地考察，回来报告说没问题。赵桓才问到谁可为将。李纲说：“平日里朝廷用高官厚禄养大臣，这时大臣们应该站出来。比如白时中、李邦彦，他们是宰执，应该由他们出战。”白时中一下子爆炸了，他觉得李纲实在是赤裸裸地害他，这是陷害，是不讲道理！于是，他非常愤慨地反问：“李纲，你敢出战吗？”这句话是李纲梦寐以求的，他当然敢出战，顺势要求宰执的身份，身份不到，命令不通。李纲被封为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在金军马上临城的紧要关头迈进了宰执行列。这时是公元1126年的正月初三日。注意，是白天。折腾了半天，到午饭时间了。赵桓心神不定，不放宰执们出宫，大家吃完午饭后再聚到一起。这时，李纲发现又有点不对头。这是种直觉，就像他在殿外感觉里边要出事一样。忐忑中，他给钦宗讲了个故事，故事很有针对性，是唐朝的安史之乱。李纲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最大的失误是一听潼关失守，立即放弃长安，躲进四川避难。结果，宗庙社稷陷于叛军之手，要好多年的挣扎才能收复。如果他当时不跑，招集天下兵马勤王的话，唐朝就不会突然间衰落下去。归根结底一句话，当此时，只看君王有没有直面敌人坐守孤城的胆气。如果有，那么天下臣民就会相应地勇气倍增；如果没有，君王大臣都逃跑，小民们为什么要拼命？赵桓默默地听着。没等他回答，突然间有个内侍跑了进来，报告了一个最新消息，“皇后、国公已经起程，出宫很远了。”那是赵桓的老婆、儿子，居然把丈夫、父亲扔在后边，悄悄地逃出都城，跑出去很远了。赵桓立即就跳了起来，他又慌又急，对李纲等人说：“你们不必再挽留了，朕已决意出京到陕西去，到那里招集西军收复都城，绝不能再留在这里。”果然，怕什么来什么，李纲的预感又一次成真了。到此地步，他还能怎么办，难道能像寇准那样紧紧抓住赵光义的袍子，说啥都不放你走吗？寇准是少年天才，是赵光义赏识的臣子，他李纲算什么，一个被整个朝廷厌恶的电梯王，一点威信都没有。他只能跪倒声泪俱下，继续给皇帝分析后果。“如果您逃了，哪怕把都城交给我，谁能听我命令？纵然听令，精兵不是外出，就是跟你逃跑，都城用什么来守卫？如果陷落了，以金军残暴，几天之内就会残破到燕云十六州的地步，那时您再回来收复，还有什么意义？”赵桓犹豫了，李纲说的都是实情。这时，天佑宋朝，李纲来了救星。赵桓的两个叔叔燕王赵俣、越王赵倔来了，他们也劝赵桓不能逃跑。赵桓又一次安静下来，他想了想，提笔写了两个字：“可回。”押上御印，交给内侍，让他们追上皇后，都召回来。皇帝不逃了。这时是公元1026年正月初三的下午。到了晚上，赵桓又变卦了，理由很可能是皇后、国公继续跑，根本不听他的命令。这直接打击了他的信心，让他回想自己是怎么当上的皇帝。是他老爸拿他来挡灾的。现在李纲等人说啥都不放他走，明显也是在拿他挡灾。他就那么衰啊，谁都能欺负他算计他？还有没有天理了？！想到这些，他再也忍耐不住，连夜下旨传令给宰执大臣们，告诉他们自己在明天凌晨时分出发，国家托付给李纲，让他当东京留守，李棁为副，这个都城谁爱守谁守，反正别再来烦我。李纲接到命令时已经是深夜，宫门上锁，别说是他，就算是老牌宰执到富弼、韩琦、王安石的地步，也别想在这个时辰见着皇帝。那好吧，就等到天亮……天亮时李纲上朝，一夜的煎熬让他火气大旺，像个点燃了的炮仗一样往里走。迎头正看见一排排的卫兵、内侍在搬行李，几乎整个皇宫都在大搬家。李纲气晕了，激动中再也管不了什么君臣体面。他想出了个肯定管用的招儿。李纲站在皇宫里鼓动兵变！他大声问：“你们这些禁卫，是想逃啊，还是想守？”这句话问在了点子上，禁卫军都是京城人，家里老小都在城里，这时跟了赵桓逃跑，家里人可不能算在队伍里。抛家弃业的谁愿意？——“愿意死守！”得到这个答复，李纲走进了大殿里，先没去见赵桓，而是走到了宰执大臣们，也就是白时中、李邦彦的面前，说了句话：“陛下之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这时，外面禁卫们的呼喊声还没停息，李纲料准了这帮无耻的废物没胆子敢跟自己叫板。事实也是这样，见到身边的禁卫瞬间反抗，不仅是宰执们，连赵桓都傻了。他由着李纲摆布，先是对禁卫们亲口宣布不逃了，这换来了更加巨大的欢呼。李纲带着赵桓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命令文武百官士卒将士都聚在楼下，他和吴敏在片刻之间草拟出一份圣旨，上面写的都是对金军开战的宣言。他站在城头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继祖母包办的，而绝非自由恋爱。”注338关于京剧，包平的“澄清”一文称：“听我父亲说，祖父喜欢京剧，而且请人教过戏，就是现在所说的戏迷、票友。祖父与载涛(涛贝勒)、言菊朋(蒙族，内称言三爷，曾在蒙藏院供职，当时尚未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一起唱过戏。父亲曾对我说：‘老爷子唱戏时，我不能坐着看，只能站着听。’我小时候在家里看见过唱戏用的靴子、髯口、刀枪、胡琴等。父亲也爱好京剧，会拉胡琴。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四大名旦来我家唱过戏。”注339德王，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8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爵。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熟悉儒家经书，是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1934年4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蒙疆傀儡政权首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寓居北平。1949年初假道兰州去阿拉善旗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鼓动阿拉善旗的扎萨克达理扎雅等内蒙古上层人士发起“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1950年初，德王、李守信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蒙方逮捕并送回我国，被关押直至1963年被特赦释放，任内蒙古文史馆馆员。1966年在呼和浩特过世。注340李守信(1892—1970)，字子忠，蒙古族，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早年参加地方武装，1922年投向奉系军阀张作霖，镇压过嘎达梅林起义。1933年率部投降日本。后参加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1949年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失败后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1964年获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病故。注341白云梯，字巨川，蒙名布延泰，喀喇沁中旗人。1918年前往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受孙中山之命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1925年10月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投向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等。1947年7月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任委员长，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金崇伟，国民党辽蒙党部主任特派员，国大代表，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注342据冯其利先生述，1923年达赉贝子以15万现大洋将和敬公主府(达贝子府)卖给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注343帽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13号是冯国璋的住宅。注344关于包家在北京的住所情况，“澄清”一文称：“帽儿胡同的住房是租的。听父亲说，1930年从东北回京后，家已搬到汪家胡同，但父亲认为汪家胡同的房不好，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故办完丧事以后，暂在帽儿胡同租房。后才买了秦老胡同住房。”注345梓潼庙，即梓潼庙文昌宫，位于帽儿胡同21号。文昌帝君是文昌君与梓潼帝君合二为一的文教之神，都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该庙始建于元代，清朝嘉庆年间曾大修。今仅存遗址，庙前半部今为帽儿胡同小学。注346包家兄妹所述与察奎垣所述是相符的，即所谓的“索家花园”正是包家买下的这个院落，但这个院落并不是一个像样的花园。详见本书察奎垣口述。注347嘎达梅林：蒙古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在达尔罕旗王府任梅林职，掌管军事，即包平所说的小官。1929年在达尔罕旗领导反对张作霖和蒙古王公屯垦开荒的起义，旋即失败被害，后因有关他起义的叙事长诗和民歌广泛流传而著名。注348达理扎雅(1903—1968)，阿拉善旗亲王。1949年9月通电起义。解放后曾任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巴彦淖尔盟盟长兼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68年11月18日死于“文革”批斗会。注349达理扎雅的妻子名金允城，的确是载涛之女、溥仪之堂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慈禧许配给达理扎雅为妻。注350上文已经提到，此时的卓王名贺西伊尔图墨尔根。卓王与包家即达赉贝子家均属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关系当然比与其他王公更近。注351汉王即蒙古王汉罗扎布，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扎萨克辅国公，民国元年(1912年)晋封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郡王，娶庆亲王奕劻第十一女为福晋。据冯其利先生考察，汉王府位于东直门南小街慧照寺旧门牌15号院，今为瑞普发展公司所用，新地址为东四十三条53号。见《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248页。注352这里所叙有误，燕京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迁址是四川成都的华西坝。迁到云南的是西南联大。注353阿拉腾奥其尔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对于新疆的蒙古族情况非常熟悉。他参与了我为两位蒙古王公后裔做的访谈。注354满珠习礼，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亲王，孝庄皇后生父。色布腾巴勒珠尔是其玄孙。注355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仪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三个分团。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南下工作团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校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第四野战军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7月29日—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大部至湖北武汉，被分别派往第四野战军各部队以及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注356抓“内人党”，即“挖肃运动”，“文革”时期以挖肃历史上曾有活动解放后早已解散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名，残酷迫害少数民族干部，是内蒙古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内蒙古军区是重灾区之一。后经纠正平反。注357即朝阳区东坝村西口北京第十六中学侧。按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就葬在这里，他们的后人也都陆续葬在此地而没有其他坟地。据说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该坟地被地方恶霸聂洪儒盗发，目前遗留的只是一片松树林。注358札奇斯琴，喀喇沁旗人，北大毕业生。曾在蒙疆自治政府任职。后去中国台湾，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组建边政研究所，现移居美国。刘澍在有关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历史小说汗牛充栋的大环境下，要想重写一部清朝通史是需要勇气的，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却尝试着来把大清朝的历史重新建构，是为《大清棋局》一书的由来。大清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家政策最为成功，国防军队保持战斗力时间最久，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权。之所以如此，与大清朝有意识地构建国家体系有极大关系，大清用满人来作为各省总督和军机处主要领导人以控制国家核心机构，用汉族文人来作为自己的官僚体系主要组成，用汉族农民上缴的赋税来建庙宇和各种优厚待遇笼络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羁縻蒙古人，再用喀尔喀蒙古的骑兵来保卫大清政权。就这样无限良性循环，有了“康乾盛世”。从1759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到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是大清这种民族国家体系构建最为成功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对大清只是隔靴搔痒，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满洲八旗和汉族绿营战斗力低下，曾国藩湘军崛起，随后湘军、淮军人员充任全国各地督抚，大清的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开始出现危机。1865年高楼寨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被捻军全歼，使得大清所有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是由汉人领导和组成，自此，大清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满、蒙、汉、藏的四角体系中满洲贵族彻底颓废，蒙古骑兵全军覆没，藏传佛教日益衰落，汉人督抚却强势崛起下，此后无论大清洋务运动有多大成就，无论甲午战争是胜是败，无论清末新政幅度多大，最后汉人重臣夺取满洲贵族的政权，都是必然的。写中国近代史的各种著作不讲这一点，都是毫无意义的。本书把大清构建这套体系的过程和结果称作“大清棋局”，此即本书书名，本书写的就是这个格局从萌芽、建立、巅峰、衰落直至崩溃的全过程。《大清棋局》这套书不止写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全过程，写大清的12位帝王，写那些著名的大人物，还写了面对苦难奋起抗争的人民，饱经灾难哭泣无助的妇女，死里逃生呻吟哭号的难民，人与人的明争暗斗，公开的秘密，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在造反边缘的人们，在战争中蒙羞受辱的人们，被主流史学界唾骂的人物的伟岸形象，被教科书光环笼罩的人物的阴暗面，这些都在《大清棋局》为您呈现。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阅读历史，以公正的态度去感受人物，去触摸历史人物的心灵深处，无论他是丑陋肮脏的人还是光明正大的人，无论他是流血动武的人还是哭泣咒骂的人，无论他是忍气吞声的人还是无恶不作的人，无论他是功成名就的人还是一事无成的人，都在我的笔下一一呈现。总之，本书将大清一朝的所有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技、生活、制度的历史为您呈现。中国历史是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经历过光荣的征服，也接受过多次屈辱的蹂躏，经历过被周围国家众星捧月的尊敬，也经历过和周围蛮族无休无止的争逐，经历过李世民那样伟大的君主的统治，也经历过石虎那样的万世暴君的酷虐。这个民族什么都经历了，见得太多了，中华文明是个太早熟的文明，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极为发达的纯原创文明，但也正因此使得中国思想在此后两千年没有自发性大的飞跃。不论遇到什么事都难以改变中国优哉游哉、自由散漫的脚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应对的成例，正如中日甲午战争时朝廷大臣还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中寻找灵丹妙药一样。我写的是大清历史，历史如同那些我们曾经爱过的人，如今皆已远去。每当我们回首往事，顿感尘缘苦短，叹世事沧桑，因此，我们应该通过阅读历史，来知晓古往今来的人生经验，以便指导自己的现实人生，让自己通过阅读历史，重新活一遍诸位先贤的人生，以使自己少犯错误。我在褪色的史书中似乎看见了金戈铁马，感受了刀光剑影，听见了鼓角铮鸣。而后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等待着我以自己的秃笔呈献给大家，从前几多兴废事，不止应在渔樵闲话中体现，也不止留在暗黄发脆的纸张中，而是需要我这杆笔来还原，来展现给大家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历史，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只能无限接近，却不能完全重现，但我的确尽力了，尽最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清朝历史。如今忙于应酬、看电视的现代人有多少人还看历史，还去了解自己的国家昔日的光荣与耻辱？大家在白天去追求自己生活中所需要的，晚上去享受自己工作中所得到的，于是再没有人去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强大？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劣根性？过去中国人是不假思索地喊口号，喊万岁，现在是不假思索地乱花钱、玩游戏，每个人只忙于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几个人塌下心来想想，自己现在做的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所做到底值不值？于是，中国人在这种非主流价值冷漠中离强国梦越走越远。因此，现在太需要我们去反思了，我们需要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源头，以此知晓我们在现实中究竟应该做什么，以历史的经验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来路，以便更好地走我们的去路。历史的纵向发展并不意味没有横向联系，在历史的前进轨迹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交叉符号，然而后人在研究历史时往往会把这些交叉符号忽略，而本书重视的恰恰是这些交叉符号。余秋雨说：“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在雨中的泥泞，历史是在悬崖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进入。”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诱惑，进入了历史中寻找真相。龚自珍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正是历史的重要性。章太炎1935年演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可见只有多读历史，才能更让人激发爱国心。李大钊则把全民学历史作为一个时代进步的征兆，他的《史学要论》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大观的征兆。”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座永不落幕的旋转舞台，许多人物、事件会重复出现。但是，舞台下的人在当看客的时候往往不吸取舞台上的人的教训，于是，当他们成为舞台上的演员后，便重蹈台上人的覆辙，从而再被台下人看笑话，尤其是中国历史，就在这不断循环悲剧的情况下走到了近代。丘吉尔说：“历史犹如一位老人，带着一盏闪烁的灯，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试图重现它的情景，再次响起它的回声，用黯淡的光激发昔日的感情。”罗宾·W·温克在《历史的价值》中说：“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民主国家记叙真实的历史以启迪现在生活，从而创造历史。专制国家虚构过去的历史以维持现在统治，终将没有未来。那些历史罪人仿佛贪心的秃鹫，而为了掩盖这些历史罪人而生的历史记录者与为了真相而生的真正史家又好像互相用黄金舌头攻击的蛇，使历史真相欲盖弥彰，扑朔迷离。历史无法厘定，好像无法解开的长链，无论如何，许多细节无法掌握，而我尽我所能还原清朝历史真相，至于还原得如何就看我的水平了。历史是零碎的，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物换星移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能超出历史外，不在历史中，所以每个人构成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历史是复杂的，光荣与梦想，生与死、爱与恨、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交织在一起。历史是简单的，尤其是中国历史，简单到用一治一乱就可以概括。历史事件犹如过眼烟云，所有的心酸荣辱都早已定格为历史的陈迹，化作历史的尘埃。商场、官场、情场、考场、战场，历朝历代哪个场不是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说到底，这些场上的争斗都是男人的游戏。金钱、官位、美女、名次、战果则是这些场最后角逐的成绩。然而无论在哪个场春风得意，最后终究逃不过进入坟场的命运。历史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

判时帕坦说：“我把法国与我个人视同一体。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没有人怀疑我做出了自我牺牲。”法默：《维希的政治两难》，第347页。吕留良在1666年被正式取消大清生员资格之前，他曾表示同样的个人情感困扰。他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以节义求生难，以饥饿求死易。费席尔：《吕留良的早期》，第136页。变节行为——就像维希事件表现的那样——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是非难辨的，因为未来政局的发展几乎永远是难解之谜。不仅要认真思考帕坦和拉瓦尔的决定是否在法律上是犯罪，而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在倒霉的维希最终失败以后，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评价。而且，就像奥托·柯克黑默指出的许多与中国此期类似的情况一样（如在德军占领下的荷兰、挪威和比利时，那里外国入侵者和卖国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说来是直截了当的），这时总会有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特别是在低级官吏之中。“比如说，为了管理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保持自己的官位，与含有认可入侵者权威意味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种既反映了对强权的屈从，但又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去把赤裸裸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的形式和做法是什么？许多当代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柯克黑默：《政治公正》，第18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又见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13页。?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5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5页。归顺者尽其所能帮助在没有伤害平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接管，因而为之自负，这个省的地方志中的《马弘良传》中就有这种好例子。湖北人马弘良在任江南池州知府以前，曾是洪承畴的幕僚。在任知府时；他尽力避免了清将于永绥调军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省地方志记载，马弘良以“安抚”的办法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11页。?《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3页。上海已经投降了王世焯，他是一个前明官员，也是本城人，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页。明代那些坚持正统信仰的人（如沈炼），相信君臣关系类似于天地的自然差异，这加强了对君主的忠诚。沈炼：《青霞集》第二五○卷，第8—10页。特殊的隐士忠君行为，特别是在宋代思想家对“忠”极力推崇之后的这种行为，参见莫特：《元代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09—212、234—235页；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26—27页。?如果现代的数字统计可以为凭的话，那么大致来讲，中国男子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男子更容易自杀。20世纪台湾的男子自杀率实际上低于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另一方面，台湾妇女自杀率与男子大致相同，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因为那些国家男子自杀率常常是女人的三到四倍（见马杰里·沃尔夫：《中国妇女与自杀》，第117页“表”）。根据这种定性的材料进行判断，有地位的中国人（像明清绅士）的自杀率在世界上肯定属于自杀率最高的社会集团。?参见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页，第一三五卷，第17、29、30页，第一五四卷，第19、24页，第一五八卷，第21页；以及张其濬：《全椒县志》，第704页；黄宗羲：《南雷文定》第五卷，第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2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20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8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第一四五卷，第5页。?有个樵夫殉难的故事，见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6页，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当地一个准备殉节的地方小吏，对朋友说：“吾虽布衣，独非本朝臣子乎？”见上书第一五五卷，第20页。?北京陷落时江南绅士自杀的人数，多于南京政权垮台时自杀的人数。关于后者的一些例子，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10—21页；第一五四卷，第3页。这时江南也有大量隐士的事迹。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19页；第一五七卷，第11页；第一六三卷，第43页；第一六五卷，第45页；第一六八卷，第10、2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4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61—62页。对士大夫既想保护平民又担心阶级冲突的这种矛盾的深入分析，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7—28页。?1646年后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在出现社会秩序混乱时要做出详细的调查报告。这种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确定是不是出现了“激变”，因为由此就可以把忠明起义与没有政治意义的纯粹盗匪活动区别开来。例证可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陈邦彦在广东三角洲地区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民军条例，他要求3/5的兵士和全部军官要由外地人担任，目的在于防止当地人争夺民军职位。肖尔：《最后的朝廷》，第63页。?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十卷，第359页。前唐王内阁大学士苏观生的广东忠明政权，起用了声名狼藉的“四姓”，这些海盗家族在广东兵部里把无辜受害的过路人的肠子悬挂起来，以作消遣。黄宗羲：《兴朝录》录二，第2页；又见肖尔，《最后的朝廷》，第27页。苏观生之传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九卷，第328页；彭人杰：《东莞县志》第二十八卷，第19—21页；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第六十二卷，第16—18页。晚明人推崇岳飞，在16世纪以前他还没有受到如此歌颂。见刘：《岳飞和中国忠君传统》，第295页。关于这些海盗，见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8页；鲍尔弗：《英国统治之前的香港》，第460—462页。?如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所指出的一样（见第七章），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种惩恶除冤、见义勇为的“侠”的理想复活了。（《论语·为政》：“见义不为，非勇也。”）对武艺日益浓厚的兴趣与之相伴随。比如说，孙临（方以智的内弟）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弓箭手和骑手，他懂得兵法，背负箭囊，身穿短袄，代替了以前长长的学士服装。彼得森：《苦果》，第85—88页。这些慷慨激昂的义士的想法与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有关。反对偶像崇拜的李贽，赞美过在海战中108位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写道：事君与交友，忠义为本。其无此德者，虽生犹死，其文华美者，终将亡佚。欧文：《中国小说的演变》，第18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一卷，第1、10—15页。?黄宗羲：《行朝录》第六卷，第2页。?麦克莫兰：《爱国者和激进派》，第145—14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4—35页。杨廷枢是侯峒曾的侄子。太湖的忠明武装开始用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的方法来招收贫苦农民时，苏州的士大夫们就立刻指责他们是“湖寇”。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3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9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郭松义曾经认为，尽管经历了1644—1645年农奴和佃户的起义，江南地主都不太愿意接受清廷的统治以换取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北方那种急风暴雨般的农民大起义。他还指出，江南乡绅们低估了清军的力量，这部分地因为他们一直相信那些“文人义士”的宏论，那些人更多地把南京政权的陷落归罪于马士英的短视，而不是敌人所向披靡的力量。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2—124页。还可参见福格尔译的《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第2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8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91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变动》，第140页。?1583年，嘉定地区大多数农民的谷税折银交纳后，棉田便不断扩大，16世纪后期蒲原（桐乡县）地区精美的丝绸纺织业的发展，也大大改变了杭州和苏州间太湖地区的乡土经济。根据石锦的看法，一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以往，农村里的穷人（如佃农、雇农和农奴）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的耕作和地主，特别是那些有权势的士大夫地主。穷人为地主耕作、纺织，也为地主经商。穷人既不是市场商品的提供者，也不是主要消费者。商业的作用主要是为地主的货物提供市场并满足其物质需求。然而，那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却表现为村民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他们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地主的垄断。他们开始极力追求利润以改善生活。他们的家庭生产品，成为市场货物不可缺少的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家庭收入的来源，从完全依靠农业和地主转变为既依靠地主又依靠家庭副业。这种转变表明，农民对地主和农业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出现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页；又见第四章，第16页；第六章，第2—3页。晚明棉田和烟田的扩大（在1639年吸烟是被禁止的，1640年首都一个文人的家仆因为违犯禁令被处死），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全编》，第47、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3—65页。傅衣凌发现了一些湖州地区拥有10万棵桑树的大地主的材料。这些桑田约20亩一块，其时约在万历朝。每块桑田需要三个人长年照管，每年总消费为八两银子。现存的合同中有桑叶必须出卖的规定，就是说这里的劳动力自己并不养蚕。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9—71页。16世纪晚期，在因为城市高工资以及雇佣诱惑导致的农村自由劳动力的缺乏与乡绅地主对男奴耕作和女奴纺织的日益依赖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二章，第9—12页。农业中的这种变化对租佃关系的影响，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14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明代，江南因建立了良好的灌溉系统而特别著名。供他们使用的水车和渠道，需要高昂的费用来修建和维护。就像晚明时期的当地一份材料指出的那样，越是远离灌溉费用便宜的河岸，越容易发现富户的大田庄。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初期，中等富裕的地主和土地所有者好像拥有了沿大多数河流和圩地一带的土地。圩是他们做当地粮长时加以维修的。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8—125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6—27页。17世纪的人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土地占有的规模。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大约2000亩可耕土地。在每个县里，拥有500亩或更多土地的人加在一起可占有25％以上的可耕地，他们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每县大约有500户。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5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24页。?一个最为普遍的逃避交税的办法，是使纳税田亩数与实际田亩数不相一致。一旦土地易手，大胆的买主就会改变那些需要征税的土地的亩数。如果卖主是强硬的一方，他就会把大部分税收义务转嫁到卖出的土地上去，这样没有出卖的土地就会只征很轻的赋税。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4页。?在交纳给帝国的谷物总数中（每年平均400万石），南直隶省占（180万石）45％。在那里，苏州所交（79万石）占总数的17％；松江（23万石）占总数的6％。因此，就谷税负担而言，苏州和松江二地几乎占整个国家用这种形式交纳的赋税的23％，或者说近1/4。这种异常沉重的负担由于使用银两折算而得以减轻了。1436年以后，谷税部分地改成了银两支付。实际上，从整个帝国来看，有14％的谷税是用银子支付的。在苏松地区，37％的赋税——比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比例——是折合成银两支付的，根据谷物交换的比率计算成现钱每石0.25两纯银。因为那个时候实际的市场谷物价格要大大高于这个价格，因此苏松地区土地所有者的真正赋税负担是比较轻的。在16世纪部分地由于大量白银从日本和新西班牙输入，货币紧缩，支付谷物的比率直线上升，这样实际上要花整整一两白银才能支付一石谷物的税钱。黄仁宇：《明朝的大运河》，第72—78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0页。供职和退休的官员被免除徭役，就像那些买到或获得国子监生身份者那样。一般说来，免丁役和免地税不可以互换。但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做。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3页。?梁方仲：《明代“十段锦”赋税制度》，第272页；又见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4—77页；《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18—119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6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4页；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学术研究》，第404页。在太湖地区，那些土地被乡绅兼并了的土地所有者们，往往迁往江南那些当时迅速兴起的新城市中心。有许多关于这些家庭迁往城市、参与商业活动的事例。如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成功了，他们就会在故里购买产业，极力恢复他们的农村根基。关于这种迁徙和投资形式的事例，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关于松江地区乡绅土地兼并的事例，见郑昌淦：《明末至清代前期的封建租佃关系》，第165页。乡绅家族利用其地位侵占土地的方式，见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兼论“奴变”性质》，第39—40页。有一些理由使我们相信：16世纪末南京附近地区住在外面的地主的急剧增多，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的实行，它把徭役折银支付，附加在现有土地税上面。这可能会减轻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且刺激他们对土地的需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2—13页；约瑟夫·P·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的奴隶》，第77—78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5—32、38—40、56页。“乡绅”一词最早出现在1588年的《明实录》中。它指那些在职的和已经退休的官吏。那些获得了科举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人，一般叫做“士人”或“士子”。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47页；重田德：《乡绅的历史性格——乡绅观念的系谱》，第8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51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6—77页。这样在16世纪的后半期，我们看到那些老的当地地主被新的“乡绅”所取代，这些乡绅是可以利用他们“缙绅”和“衣冠”的地位贱买土地、逃避赋税、役使地位较低者的“宦室”

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到1647年5月初，在参加了杀身取义的夏允彝的葬礼之后，陈子龙作为一名复明分子的意志，似乎有所恢复。起码，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使得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耿耿了。总而言之，他只能取“危时”之“拙计”，正如他当时写的一首诗所披露的：计拙存谋野，时危适遯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周鼎无消息，秦灰正渺茫。冥鸿天路隘，何处共翱翔。这是由一个正赶上改朝换代时期的人所写的诗。在这首心曲迂绕的诗中，最能表露真情之处是它提及了韩康。众所周知，韩康是东汉人，在长安卖药，因从不讨价还价而声名远扬。陪伴他外出采购与销售药材的女儿，在他又一次清高地拒绝与顾客讲价钱而损失了钱财的时候，对他愤愤然起来。他回答女儿说，他韩康即使想要讨价还价，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他的名誉约束着他。那么，像韩康一样，陈子龙依旧做一名复明分子，也是因为他别无出路了。因此，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惟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吴圣兆阴谋集团。也许，陈子龙在两件重要事情上帮助了吴将军：他把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引入了阴谋集团，他们是第一次松江抵抗活动的幸存者；他还使得鲁王政权确信，可以信赖吴将军按计划起义。黄斌卿本人的疑惧大概也消除了，因为他后来同意支持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圣兆领导的松江起义。两军于1647年5月20日会合，从水陆两路去进攻南京的清军。随着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消息在吴圣兆衙门的吏员僚属中已是人所共知了。5月12日，即两军预计会合的八天前，陈子龙到松江郊区，戏剧性地向他的门徒宣布直到那时他还认为是一个秘密的计划。他的学生着实吃了一惊，告诉老师说，城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他恳求陈子龙绝不要参与进去。毫不奇怪，阴谋传到了南京的清朝当局耳中。在预定发动起义的两天前，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一封密信。杨之易是著名的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信中写道，吴圣兆正计划兵变。洪承畴意识到，要赶到松江去制止叛乱，为时已迟，不过他立即提醒土国宝注意迫在眉睫的入侵，动员起长江沿岸的军队做好决战准备。为以防万一，洪承畴还下令迅速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圣兆家人。这时，吴圣兆已听说了杨之易的出卖。他认为城内其他一些官员可能也与南京方面有秘密交往，遂将他的2000士卒集合于城下，在他们宣誓加入南明舰队、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声中，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吴圣兆仍然自信他的事业会成功。就他所知，张名振的舰队已绕过江南海岸的突出部，甚至正准备在长江与他会合。他怎么会知道自然的力量已经注定了这场叛乱的失败呢！在松江官员被处死的两天前，南明舰队停下来抢劫崇明岛上游大约50公里处的鹿苑。那天夜里天气闷热异常。5月18日清晨，一场小台风扫过长江口，冲击了系泊的舰队。由于来不及起锚到外洋避风，张名振的几乎所有兵舰和黄斌卿的大约一半船只都沉没了。许多水手、士卒挣扎着游到鹿苑岸边，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附近福山的部队，土国宝事先已将这场迫在眉睫的进攻通知了他们。清兵轻而易举地用刀剑弓弩杀死了散布在岸边的1000名南明士兵，此外又俘虏了500人，包括张名振的兄弟张名斌。张名振本人则与黄斌卿和张煌言一起，设法从海上逃走了。这时，吴圣兆对这一惨败全然不知，遂遣副将张世勋率兵从松江北进，去迎接浙江的复明军到他的驻地来会合。张世勋等待着盟友的到来，但一直不见踪影。时间一长，他慢慢意识到南方的舰队再也不会来了。在这一紧要关头，他为自己的命运着想，突然回师松江，迅速制服了吴圣兆的卫兵，逮捕巡抚，占领了衙门。然后张世勋以吴圣兆的名义，召集其他主要起义领袖到州府议事。最重要的对手是戴之俊，此人不容轻视，不过张世勋很快设计杀了他，于是太湖匪贼群龙无首，翻山退回到湖面上去了。张世勋接着向南京正式报告这次起义，将吴圣兆押送总督洪承畴处监禁。虽然鹿苑溃散与松江兵变被扼杀是清政府的重大胜利，但朝廷并未因此欣然自信，反而充满了疑虑与猜测。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即1647年4月，清廷恢复了其招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帝国经济的心脏地带新的复明叛乱的爆发，现在看来那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所以，鲁王舰队沉没之后，土国宝以张名斌未作抵抗而投降为理由，要求予以赦免，就遭到了巴山的弹劾。巴山指出，恰恰是这种宽大怂恿了像吴圣兆这样的人率先作乱。这位兵部尚书接着颇不情愿地承认，把在鹿苑囚禁的人全部处死，也许确实太多了些，但他宁愿把他们作为战俘用于徭役，也不肯作为正规水兵编入清朝水军。他还提出，土国宝的行为应受吏部审查。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洪承畴也受到了怀疑，因为清廷将他与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联系了起来。在起义平息后从事调查的官员们，全都过高地估计了那些人在阴谋集团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文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故意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江南缙绅沈廷扬，风暴来临时正在泊于鹿苑的鲁王舰队的一艘船上。他发现了沿岸的清军，便说：风浪似此，天意竟何在也！吾应报国而死，然若此就死，无名也。于是，沈廷扬为了扬名，大声向清军将领叫喊，自称是鲁王朝廷中的一名监察官。后来，他在苏州受审期间，又自称是他告诉黄斌卿许多江南文人还没有剃发、保持着对明朝事业的忠心，并说服他参加了舰队。沈廷扬不屑于被赦免，尽忠而死，赢得了烈士的名声，而且，这样做有助于让他的刽子手相信，怀有贰心的文人组织仍遍布江南。

兜捕文人学士

清廷相信，这场起义的主要煽动者是与南明串通的江南文人，因此要派那些受文人阶层影响最小的官员去消灭叛贼。于是，洪承畴和土国宝暂时将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和巴山。陈锦是辽东“旧臣”，1633年宁完我曾把他推荐给皇太极。他忠心耿耿，在吴圣兆起义之后，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在他的主持下，江南按察使司开始调查策划起义的关键人物，不久就断定一个名叫陈子龙的人是主谋。虽然陈子龙也许当过吴圣兆与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人，但实际上他对松江兵变仅略有介入而已。他住在城外，对吴圣兆平日的策划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对陈锦和清政府来说，陈子龙很快就以起义的象征性领袖而出名，环绕着他的罗网不久便收紧了。起初他逃避逮捕，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捉住押送南京，他是在夏允彝自杀后投靠太湖匪党的。到了南京，洪承畴被这个年轻犯人所感动，试图劝他以自己出众的文才为新朝服务。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之后，其叔父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了。同时其他一些人也被清朝捕快俘获，拘禁入狱，除杨廷枢因当过戴之俊的老师而被抓获外，还有40多名江南名士在南京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守卫松江西郊的陈锦缇骑当场杀死。最后被判决的大约有1000名士人，包括一名代理县官。用土国宝的话来概括说：“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家里躲避。但由于清廷一直在追捕，他又不得不东躲西藏，先去了旧仆人处，再去另一个朋友家。在那里他终于被巡捕发现。他们包围了住宅，直到他束手就擒。巡捕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只是对陈锦说自己是崇祯旧臣。尽管陈锦竭力恐吓，陈子龙在整个受审过程中一直十分镇静。当问及他的长发时，他直率地说：保留头发可以见先皇帝于地下。无庸置疑，陈锦准备将陈子龙公开示众，开刀问斩。他命令将这个复明分子押到南京进一步审讯。但是陈子龙设法逃脱了这种折磨。1647年6月15日夜间，警船在从苏州去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1647年对文人复明分子的清洗，既不意味着抵抗活动在江南完全终止，也不表示缙绅对地方的控制被打破。缙绅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而且在此后10年里，这种势力和影响一直为他们所独占。然而，尽管残存着这种地方自主的力量，长江下游地区政治反抗的支柱却在1647年被摧毁了。这一地区的州县政府不久就委派了可靠的旗人来任职，而且直到19世纪，才有人向清朝对江南人民的统治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新朝已根基坚固，难以动摇，以致它得以彻底改变先前留用明朝旧臣的政策，甚至敢于对最初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包括洪承畴本人在内，表示怀疑，并肆意指斥。当陈锦在松江和苏州大肆清洗时，巴山留在南京处理一些高级俘虏的审讯事宜。吴圣兆自然被押还南京。在审问过程中他披露出有好几名重要缙绅卷入了这场阴谋。就在这种充满猜疑的气氛之中，1647年10月1日，一名清军参将俘获了一个信使，此人带有鲁王政权的文件和信函。经检查，发现信件中有南明封授洪承畴为公、土国宝为侯的敕书，还发现了黄斌卿给这两人的信件，内容是建议他们先与他这个舟山军阀通信。虽然这些信件轻易地落入清人手中，可能是为了让洪承畴与土国宝蒙受猜忌，但清廷仍命令巴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不过清廷也还是给了洪承畴足够的撇清自己的机会，并与巴山一起参与审讯。

淮安之谋

尽管身遭嫌疑，洪承畴依旧担负着继续平定南京总督辖区中其他各地的全部责任。松江此刻已经再度处于牢固控制之下，但洪承畴对反清武装出没无常的江宁以南地区，以及江宁以北运河区的安全，仍未予释怀。在扬州以北的淮安，漕船满载谷物，准备向北运送，以供京城之需。但这些漕船以及运河航道本身都极易受东部复明分子的不断袭击。在淮安以东，即苏北产盐区，许多居民都是职业走私者。1647年10月9日，一支大约2000“土寇”组成的队伍袭击了庙湾城。袭击发生在清晨时分，最初被守城的清朝游击将军击退。但叛军在大白天再次进攻，打伤了游击，把知府和知县官赶出城外。在一个名叫张华山的反清分子和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的率领下，复明军打起隆武皇帝的旗帜，招徕党徒，威胁淮安。负责运河谷物运输的清漕运总督是杨声远。他从淮安的总督衙门向洪承畴报告说，庙湾“今为贼据，盐场一带居民，胥化为贼，势甚披猖”。杨声远还告诉洪承畴，他已采取紧急措施，防守淮安城，因为叛军宣布他们要在10月10日进攻淮安。他在向庙湾派遣正规军的同时，还沿运河派驻了专门的漕运守军，以保护满载的船只，其中许多已经起航北上。但杨声远不相信凭他自己指挥的这点兵力就能遏制叛贼。为防“滋蔓难图”，他要求立即增援。形势十分紧迫，他等不及北方部队的到来，所以请求从洪承畴支配的兵力中立即调来至少二三千满汉军兵。洪承畴一接到杨声远的求援信，就在南京召集他的主要将领陈锦、陈泰和张大猷开会。虽然杨总督可能夸大了淮安所受到的军事威胁，但是，必须保卫帝国最重要的运输干线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这条运输干线当时正在向京城运粮。所以洪承畴从南京守军中抽调了2500人出援，命提督张大猷率领之。洪承畴后来在给多尔衮的奏折中说明如下：凡进剿机宜，听汉兵提督与总漕督臣同心计议，必求万全，尤要严束满汉将兵，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期于剿贼保民，奠安重地。这支部队计划10月14日从江宁出发。那时复明军已经向淮安发动了进攻。首次进攻淮安的队伍由一个名叫周文山的人指挥，他的800人马据说来自城东80公里处的盐城。10月10日清晨，周文山部队突破了东门边的淮安城墙，但经八小时激战，又被击退了。周文山在混战中丧生。虽然留守淮安的清军仅100余人，他们仍坚持打退了义王所率领的复明武装潮水般的第二次进攻。在复明军乘船从运河开往淮安城时，淮安清军又伏击了义王的人马。复明

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娅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人。他唱了两首他最喜欢的歌，这两首都是情歌。当他正在唱第三首的时候，窗户突然被关上了，好像是有人走进了对面的房间。这使马基雅维里的雅兴多少有些被搅乱，心里浮起一片疑云，怀疑是不是女仆在偷听他的歌唱，被走进来的女主人所惊动，为了不让女主人发觉她因为偷听对面房间的男人唱歌而疏忽了要做的正事，赶紧关了窗户。到了吃晚餐的时候，通过精心引导的对话他发现那个被打开窗户的房间正是巴托罗缪和他年轻妻子的主卧室。那天的晚些时候他去了宫里。但是他既没有见到公爵，也没有见到他的秘书们。于是他就和那些在宫里逗留，显然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人攀谈了起来，问他们近来有什么新闻。这些人什么也不知道。但他得出一个印象，这些人至少知道有件事情刚刚发生。不论这件事是什么，事件本身暂时还是保密的。正在这时他碰巧遇见了巴托罗缪。巴托罗缪告诉他，他本来和公爵约好了见面，但是到了时候公爵又突然不能见他了。“我们在这儿是浪费时间，”马基雅维里用他那特有的、讨人喜欢的亲切态度说道，“让我们去饭店喝上一杯。我们可以玩纸牌，如果你下棋的话，我们可以杀上一盘。”“我喜欢下棋。”在去往金狮饭店的路上马基雅维里问他为什么今天城里面每个人都那么忙碌。“我也是没个头绪。没有人能告诉我任何情况。”巴托罗缪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气恼，马基雅维里猜想他这次讲的是真话。他自视甚高，当他发现他并没有获得公爵完全信任的时候，他觉得十分丢面子。“我听说，若是公爵企图保守某个秘密，就是连他最亲近的人都不会了解这个秘密。”马基雅维里说。“他今天一整天都和他的秘书们在一起。传令兵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向外派遣。”“很明显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知道今天早上有一个信使从佩鲁贾过来。”“是信使，还是一个装扮成信使的人？”巴托罗缪很快地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怀疑吗？”“没有。我只是问问。”到饭店的路并不远。他们叫了一大壶酒和一副象棋。马基雅维里棋艺不错，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巴托罗缪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故意让棋局杀得难分难解，最后输给巴托罗缪，从中取乐。巴托罗缪豪气昂扬，于是边喝着酒，边向马基雅维里指出他哪里犯了什么失误，以及对付敌人所应该采取的策略。马基雅维里于是责备自己缺乏远见。在返回他们各自的寓所的路上巴托罗缪问道：“我岳母说她今天早晨听到在你的房子里有人唱歌。歌喉相当不错。是你还是我年轻的表亲皮埃罗？”“皮埃罗的嗓音比我好，但今天唱歌的确实是我。得知卡特琳娜夫人没有嫌弃我的努力，实在是十分荣幸。比亚乔，我和另外两个朋友经常用唱歌来打发时光。”“我的男低音唱得不错。”“皮埃罗唱男高音。我们仨在一起将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如果你不介意寒舍的简陋，在方便的时候来我这里唱歌，将是我极大的快乐。我们也可以顺便给我们的好朋友塞拉菲娜一个小小的音乐会。”对于这个巧妙地抛掷出去的鱼饵，鱼儿会咬吗？还没有看出征兆来。“我们一定要这么做一次。这将唤起我对青春的回忆。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在士麦那的时候，我们意大利人总是歌唱个不停。”“耐心，”马基雅维里对自己喃喃自语。“耐心一些。”回到寓所，他取出一副油腻腻的扑克牌来，他开始玩一种叫作“耐心”的扑克游戏。他一边玩着牌，一边在脑子里翻腾着巴托罗缪告诉他的事，以及他从塞拉菲娜那里听到的情况。他想出了一个计划，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但是执行这个计划却需要一些创造力。他越是想起奥莱莉娅，他就越是欲火中烧。一想到他有可能替巴托罗缪生个孩子，而且最好还是个巴托罗缪十分希望要的男孩，他就心痒难耐。“这种机会可不是常有的，”他思忖道，“当你在做一件好事时还能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快乐。”很明显他必须取悦卡特琳娜，因为没有她的话他将什么也做不成。但是困难在于如何才能与她建立起足够亲密的关系，以便在整个计划中获得她的支持。她是一个肉感的女人，马基雅维里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心想也许他应该劝说皮埃罗和卡特琳娜上床。皮埃罗年轻，在她那样一个年纪她不可能不为此心怀感激。但是他立刻打消了这个想法。让皮埃罗成为那个女仆的情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他的需要。人们传说卡特琳娜年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如果有一件事马基雅维里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是当一个女人自己已经丧失魅力的时候，她就开始当起鸨母来了。他想，性的本能之一就是，当一个人年事渐高，以至于性的享受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时候，会以幻想身临其境而体验这种快乐。另外，她为什么要操心巴托罗缪的荣誉？奥莱莉娅能有后代也符合她本人的利益。但是那个提莫提欧神甫那边又该怎么办呢？他是他们家的一个忏悔神甫，是这一家子的朋友。也许有必要去见一下这个人，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也许能够派上好的用场。马基雅维里的思路被百叶窗上的一声敲打一下子打断了。他没有动，只是抬头仰望着窗户。敲窗的声音很低，而且很谨慎地又重复了一次。他走到窗口，稍稍开启了一些百叶窗。来人用低低的声音报了自己的姓名。“费里奈利。”“请等一下。”“你是一个人吗？”“只有我一个人。”他穿过走廊，打开了门。在夜色中他只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费里奈利，也许你还记得，就是马基雅维里抵达伊莫拉之后第二天就会面的那个来自佛罗伦萨的会计。他蜷缩在一件披肩下面，一条围巾遮住了他的面孔，他溜进了门，跟着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房间里只点了一支蜡烛。他在桌子旁坐下，紧紧地挨着马基雅维里，这样他就可以不用抬高自己的声音，只用耳语就可以和马基雅维里谈话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请讲。”“如果我透露的情况对执政团的长官有用的话，你们会给我一笔慷慨的酬谢吗？”“绝对没有问题。”“一个骑着驿站快马的信使今天到了宫里。叛乱分子相互之间终于签定了协议。他们决心与本蒂沃留一起，保卫博洛尼亚，使那些被赶下台的贵族们在他们原来的领地上重新恢复权力，并相互保证不与公爵单独讲和。他们决定招集七百名军人，一百匹快马和九千名步兵。本蒂沃留将要攻打伊莫拉，维泰洛佐和渥西尼则是预备向厄比诺进发。”“这确实是个新的情况。”马基雅维里说道。他又是高兴，又是兴奋。变幻的局势使他感到振奋，他期待这个大戏中精彩的一幕出场，想亲眼看一下公爵会如何对付他现在面临的危机。“另外还有一件事。维泰洛佐和公爵暗通款曲，向公爵提出，如果他能够从公爵那里获得保证，他可以永久地保有他在卡斯泰洛的领地的话，他可以加入公爵的阵营。”“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你只需知道我知道这个就足够了。”马基雅维里有些困惑了。他了解维泰洛佐。一个阴沉，多疑，情绪不定的人，极其容易发怒，也非常容易陷入抑郁的状态。他染上的梅毒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以至于有些时候他完全没有理性可言。谁能了解那个遭受折磨的脑袋里在谋划些什么邪恶的计划？马基雅维里于是请会计打道回府。“我能请您为我保守秘密吗，尼科洛大人？如果被人发现我向您透露了上述情况，我的小命恐怕就难保了。”“我知道。我不会宰掉一只下金蛋的鹅的。”第十三章从那以后事态的发展就变得很快了。接到厄比诺造反的报告之后，公爵派了两个西班牙籍的将领，唐·乌哥·达·蒙卡达和唐·米盖尔·达·科莱拉去镇压叛乱。这两个人将部队的总部设在普哥拉和福松布朗两地，大肆抢掠周围的地区。他们攻陷城镇，屠杀了绝大部分的居民。在福松布朗，女人们将她们自己和孩子们投入河中以逃避士兵们的暴行。公爵把马基雅维里召来，用一种十足的幽默来描述这些战果。“看来天时对于这些叛乱者来说不太有利。”他冷笑着说。公爵刚刚收到一个消息，教皇派到佩鲁贾的使节一到佩鲁贾，渥西尼就跑过来见他。渥西尼向他保证他将忠于教皇，请求教皇原谅他以前的行为。马基雅维里想起了费里奈利告诉他的有关维泰洛佐的事。“真是很难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他说道。“书记官大人，请您开动脑筋。这只能是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想通过佯装依然有可能同我讲和来换取一些时间。”几天以后维泰洛佐攻下了厄比诺城。公爵于是再次召见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预期会见到一个被这个坏消息搞得心烦意乱的公爵，但是这事他连提都没提一下。“和平常一样，我想和你商讨一下与贵国政府及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关的事务，”他说道。“我收到了一封我派至锡耶纳的人寄来的信。”他开始大声地朗读。信是奇瓦利埃·渥西尼寄来的。奇瓦利埃是渥西尼这个高贵而有权势的家庭的一个私生子，现在正为公爵效力。他和那些搞阴谋的头头们进行了商谈，他们表达了他们愿意和公爵重归于好的心意，而且表示，如果公爵可以放弃攻打博洛尼亚的计划，而代之以专攻打佛罗伦萨的领地，他们愿意重新归顺公爵，出兵协助公爵攻打佛罗伦萨。“你看我对你有多么信任。”他念完信之后补充道，“我对你们的政府抱有真诚的信赖。相应地，贵国政府也应该更加相信和依靠我，一改以往的态度。他们可以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失望。”马基雅维里不知道这番话中有多少可以让人相信。渥西尼是佛罗伦萨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然十分欢迎任何可以使流亡的美第奇家族复辟的机会。如果他们向公爵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从情理上讲确实不无可能。马基雅维里猜想公爵没有接受渥西尼的建议，主要是害怕让法国人生气。现在他把这个内幕透露给马基雅维里，是为了让执政团觉得欠了他的人情，应该考虑重新与他签署一个雇佣协议。不久之前，公爵用武力威逼执政团签署了这一协议，然而危机解除之后，执政团方面收回了这一成命。这一反复使公爵十分恼火。雇佣协议是用来聘用一个雇佣军首领的，有一定时限的协定。根据协定，以及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公爵将会领到一笔薪水。这笔钱他用来支付他手下人的饷银，剩下的部分归他本人所有，这笔落入他私人腰包的金钱也很可观。两天以后叛军向公爵手下两位西班牙将领率领的军队发动了攻击，将后者击溃。唐·乌哥·达·蒙卡达被俘，唐·米盖尔·达·科莱拉负伤逃到了福松布朗的要塞。这就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挫折了，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是这一消息在伊莫拉遭到了封锁。原因就像马基雅维里向执政团报告的那样，公爵宫廷中的事情，除非已经打算让人知道，否则是不会有所泄露的。但是马基雅维里自有其办法发现他要了解的事情。当他听说某种情况后，他就进了宫，请求晋见公爵。马基雅维里带着极大的好奇心进了会客厅。他想看看这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充满自信和处变不惊的公爵目前是个什么状态。目前的形势简直就是距离彻底毁灭只有一步之遥。他不可能不清楚，他不可能指望他的敌人们对他手下留情。但是他很平静，甚至有些高兴。他用一种鄙夷的口吻谈论叛军。“我不想吹牛，”他说道，“但是我预期，无论最后出现什么结果，都将证明他们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而我又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了解，所有他们那帮子人。而且我根本看不上他们，维泰洛佐名声在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见过他做一件需要胆量的事。他的借口是他患有梅毒。事实是，他除了骚扰劫掠那些不设防的地区，抢掠那些没有勇气和他对抗的人之外，他什么都不行。他是一个靠不住的朋友和一个反复无常的敌人。”对于这个面临毁灭却依然有着不可屈服的斗志的人，马基雅维里不由得从内心生出一番敬意来。他的处境是令人绝望的。本蒂沃留以及博洛尼亚的诸侯们压在他的北方边境上，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肯定会从南方向北推进。在南北两条战线上遭到优势兵力的协同攻击，他无法逃脱彻底被歼灭的厄运。瓦伦丁诺公爵从来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朋友，他的衰落和死亡将为共和国解除掉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马基雅维里在潜意识之中，与他本人的意志正好相反，有一种隐隐的希望——不过也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希望公爵能从他目前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我从法国收到来信，”公爵停顿了一下开口说道，“从信上我了解，法国国王已经指示贵国政府，向我提供一切我所需要的协助。”“我没有听说这一消息。”马基雅维里说道。“是的，你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你应该向你的上级写一封信，告诉他们给我派遣十个骑兵中队，另外你可以补充说，我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和他们建立一个坚固和永久性的同盟关系，由于这层同盟关系，他们可以预期享有我的援助和好运能够带来的所有的优势。”“我一定按照阁下吩咐的去办。”公爵并不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埃尔纳地方的主教——他的表弟，还有一个秘书。房间里出现了一阵可怕的沉默。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面前的佛罗伦萨的使节。这种沉默和注视的目光会使一个比马基雅维里紧张的人感到不自在。即使是马基雅维里，也必须调动他的自制力来保持镇定。“我从各种渠道获得报告，”公爵最后开口说道，“报告说你的政府正在鼓动博洛尼亚地方的领主们向我宣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要么就是想置我于死地，要么是为了在和我谈判时获得更有利的条件。”(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马基雅维里竭尽他的所能露出微笑，让他那副一向冷漠，间或严峻的面容挂上最大程度的亲切的表情。“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些，阁下，”他回答道。“我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从来不缺乏对教皇和您本人的善意的表示。”“我也不相信那些报告。但是善意的释放只有伴随着实实在在的行动时才更有说服力。”“我确信，我国政府会尽一切力量来显示我们的诚意。”“如果它明智的程度和它拖延的程度一样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这么做的。”马基雅维里内心战栗了。在他一辈子中，还从来没有在一个人的声音中听出如此的冷酷和凶狠。第十四章在这之后的几天当中，马基雅维里一直忙于从各种人那里搜集情报。这些人包括巴托罗缪，费里奈利，还有公爵身边的人。他不能彻底地相信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而且他也清楚，瓦伦丁诺公爵周围的亲信只会告诉他一些他们想让他知道的事。但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是，那些叛乱的将领们，近来一直毫无动作。公爵到处招兵买马而集结的部队尚未到达，而且，尽管他在叛乱的地区还控制着一些要塞，人们很难相信他可以经受一次决心坚定的进攻。现在就是进攻的时候了。就是现在。但是叛军什么也没有做。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他就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迟滞了叛军的进攻。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进一步地增加了他的困惑：渥西尼家族派了一个代表来见公爵，代表是傍晚到达的，第二天走的。马基雅维里费了不少劲去了解这个人来访的目的，但是一无所获。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收到了执政团方面就公爵请求派兵支援的要求做出的答复。为了要探听一下虚实，他于是请求晋见公爵。他在去宫里的路上心里有些发慌，因为他即将告诉公爵的消息是，佛罗伦萨方面无兵可派，佛罗伦萨方面可以给予的仅仅是再一次保证他们对公爵的善意。马基雅维里已经领教过公爵发怒的样子，知道场面会十分凶恶，于是他鼓足勇气，准备以坚毅不屈来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所以，当他看见公爵对于他带来的这一消息完全无动于衷的时候，马基雅维里大大地吃了一惊，觉得太出乎他的预料了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耳中。一跃而起，我跑到声响发出的地方，仔细又听了听，山壁的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活动。莫炎还活着？！我一阵狂喜，手下立即挥过几个钻头，飞快地在山壁周围开挖起来。“哗啦……”一片碎石山壁向外倒塌了下来，山壁内露出一个不大的凹洞，莫炎灰头土脸地从洞里翻了出来，手中拿着一卷破布。“你这家伙差点把我们吓死！”我大笑着为莫炎拍去灰土，“想不到你还会入土的功夫。”“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莫炎在地上大口地呼吸着，扬了下拿着东西手，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抓着的是自己的外套。上面的方石原来是郑买嗣的棺椁，他沿用了僰人的悬棺墓葬法，并巧妙地将石棺嵌在了峭壁的凹陷处。伪装之下完全看不出破绽，再加上担当守卫工作的邪龙看守，可谓是费尽心机。莫炎攀上石棺后发现上层顶盖是分两块镶嵌在石棺上的，手一推便滑开了一半，石棺里面空无一物，棺底上刻着一些文字。莫炎闪亮灵火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其中赫然记载了蒙氏一族的家传秘密，欣喜之下他脱下外套，用灵火烤热石板拓印下那些文字。可他在棺底把外套按紧时，铁链突然晃动了一下，迅速地将石棺向回收去，情急之下他便一头钻进了石棺里。石棺回复原位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莫炎继续拓完棺底的文字，随后用灵火焚化山石摸索着自峭壁上下来。由于人在峭壁内，不清楚状况，推进的速度自然就慢了些。等到了山脚他已是筋疲力尽，只得用力弄出点响动，那便是我听到的悉窣声。莫炎带回的碑拓是纯粹的汉字楷书，清晰可辨，协商之下众人决定回住宿处修正后再研究。彻底地处理了寒蜴的尸体和机关金人的残骸，雪域冰蚕丝也被挖地深埋了起来。瞥见地上机关金人的兵器，我心里一动，这四件古怪的兵器看上去不凡，或许之后会有用处，于是便小心地装进背囊。“哎呀”一声，走在石道上的老田突然摔了一跤，晖儿与S连忙扶起他。老田无奈地看着石道上深陷的马蹄印，摇头叹道：“老咯，这大的马蹄印都看不清咯。”茶马古道的青石道上遍布着许多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可见当年这条道路的鼎盛时期马队络绎不绝。绊倒老田的那个马蹄印足有二十厘米深，黑洞洞地嵌在石道上，也难怪老田会不当心，深的蹄印不反光，换作是我恐怕也会不留神。可就是那么一看，一个奇怪的现象却吸引了我，石道上较深的马蹄印远大于周围较浅的那些，而且错落中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规律。我立即叫来莫炎，请他在这些马蹄印中各点一簇灵火。星点的灵火亮起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呆在了那里，这些灵火组成的图案竟然是两个硕大的八卦阴阳鱼，但区别于平日所见的是，原本圆形的阴阳鱼图案在这里却成了方形。“无间轮回盘……”其他人是惊叹这奇诡的阴阳鱼图案，而我却是惊恐，“莫炎，我们必须放弃这次龙脉之行！”“怎么现在要放弃？！”S抢在莫炎的头前大声问道，“这个什么盘有危险？”“无间轮回盘我没听过。”莫炎冷静地看着我，“你有话不妨直说。”“回去再谈，这里我不想说。”身后的衣服已被一阵冷汗浸湿，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晖儿自顾向古城走去。……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我面前的白纸上画着刚才的方形八卦阴阳鱼，手中已不知是进门第几根烟了，众人眼巴巴地看着我，却没有一人问话。“我们经历过的风水格局大大小小也有不少了。”掐灭手中的半截烟，我叹了一声，“你们大概也都明白，风水格局和阵法一样，也分大小强弱的。”大家一阵点头，没有搭话，静静地等待着我的下文，这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压力，不知从何说起。“亦凡，这个无间轮回盘是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局？”晖儿察觉到到我压抑的神情，主动问道。我又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后，重重地吐出烟雾，仿佛想就此将胸间的压抑感完全排放出来。一只有力的手掌按在了肩头，莫炎无言的动作似乎在帮助我支撑精神。我定了定神，缓声讲述起这令我惊恐不已的缘由。风水格局千奇百怪，虽然有很多的基本格局可以参照，但更多的是靠堪舆者自己去领悟和参透。正如舞步一般，基础的舞步并不多，不同的音乐下舞者根据自己的感觉组合舞步，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舞蹈。《闻风拾水录·藏穴篇》所记载的众多风水格局其实也只是基本的舞步而已，包括那些深奥的上古风水格局在内，没有任何的特定模式，只要可以符合其中的基本原理，其余形式则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我在参看藏穴篇的时候，结尾一张上画着两个并行的八卦阴阳鱼图案，那图是方形的，下面标注着“无间轮回盘”，除此以外便没有任何的解释。好奇中便在网络和馆藏典籍中查找资料，但除了知道与云南的僰人有关外，其余一无所获。结识了然后，我曾向他求证，了然在网络的另一端沉默了半晌，直接发来一个文件包便下线了。文件包里足有三十多张扫描图，斑驳的竹纸和手写的古文看得我生涩异常。反复咀嚼后才渐渐明白，原来这个“无间轮回盘”原本叫“僰人双卦”，据说是夏朝流放滇地的先民创造的，历史流传中被后族的僰人继承。它的方形阴阳鱼是将原本浑然天成的圆形循环拆解成了四个阶段，运作卦象时以“此时→彼时→静时→此时”的顺序演算，换作现代的理解方式便是“现在→将来→沉静期→现在”。而这个沉静期便是演算者衡量事物或命运的一个关键点，现在到将来的一切过往是非都在这个阶段里进行评价和权衡，而后则输出结果到现在的人们面前进行抉择。这种运卦演算用的图形本身并不可怕，甚至可以说，它是古人专为命理推算所创作的一种优化演算方式。可它同时也是一个特殊风水格局的启动钥匙。没有人知道这个风水格局的名称，我暂且称之为“无间轮回局”。据这份手稿上记载，运作这个风水格局需要的区域不定，可以是弹丸之地也可以是广域之土，将六个无间轮回盘放在局地外围，局地内并合人阳地阴的“气”，并构成八八之数的格局，至于这八八之数是建筑、草木还是山水则全凭布局者自己的修为而定。一旦格局运作，整个格局内会产生一个与当前空间并行的时空，至于这个时空会是怎样，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局势运作时，局内一切的东西都会进入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包括布局者本身在内。写下这本书稿的正是一个尝试此局的堪舆者，书稿的结尾是他在被吸入另外一个时空前写下的寥寥数字，也正是这些字带给了我无尽的恐惧：“内如无间，更胜无间，苦难轮回，永世不返，纵虚留文，以警人间。”二十、气脉全无“夸张～～越说越玄了，并行时空，这也太离谱了。”S显然有所怀疑。“这世界上能理解的事本就不多。”莫炎淡淡道，“否则谁会尊敬老子、释迦牟尼他们？”“王亦凡自己也说了，这个局只是启动运作时才会打开另一个空间。”S不依不饶道，“你看把他吓得，人都白了一圈，也不想想，这个局不是早运作完了吗？”我苦笑了一下：“关键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布局者的用意，这个局不会无端存在的。如果他将引龙大局的关键部分放入这个造出的并行时空，那我们就无从入手了。”“能不能把这个局逆行运作？”莫炎沉思道。“不行，了然事后曾和我探讨过，一旦打开这个空间，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两个空间并存，要么就是让两个空间互相吞噬。”我的神经再次被触动，“但无论是哪个，结果都不会是你想要的，并存的结果是导致时空错乱，而互相吞噬的结果就是夷平整个地区，这就是它最可怕的一点。”“亦凡，先别急，既然有人布下这个局，那就一定有他的用意。”晖儿安慰道，“也许这是故意误导我们，龙脉的去向并不一定要死盯一个线索。”晖儿的话恰好提醒了我，忽然发现对无间轮回盘的恐惧感显得有些莫名，可它的确在我潜意识中挖出了一片深深的阴影。照现在看来，在引龙大局发挥完作用后，有人刻意地将剩余的格局改变了，至少眼前的卧龙部是这样。且不说棋盘式的街道将九阳六气局封杀殆尽，单茶马古道上无间轮回盘的出现就足以证明有人事后动过手脚。“晖儿说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莫炎将拓印的外套铺在桌上，“郑买嗣可能知道答案。”在发现无间轮回盘后，几乎已忘记了莫炎舍命拿回的拓文，细细阅读之下，一段悬疑未决的历史揭示了开来。这个郑买嗣对风水堪舆学说研究颇深，严格意义上说来，他应该算是一个堪舆家。在南诏国出任清平官（相当于宰相）时，他不但治理国政，更以风水堪舆学说方面的造诣为百姓谋福。正如所有的末代王朝一样，后期的南诏国穷文黩武，四处横征暴敛，郑买嗣几度劝谏却遭驳回。民愤鼎沸之下，他权衡再三，终于决定推翻南诏。朝中大权在握，军中虎符掌控，照理郑买嗣对这千疮百孔的南诏王朝应该是唾手可得。可当他观星问卜此举凶险时，却惊异的发现，蒙氏一族的衰败的王室气脉背后，竟有一股庄严不可侵犯的龙脉气息在支撑着残局。郑买嗣大惊失色，虽说龙脉气息并不能挽回南诏王朝没落的局势，但足以让它继续维系下去。这也就意味着郑买嗣必须先设法找出并阻止这条隐藏的龙脉，否则只怕还没推翻南诏王朝自己便已祸遭满门了。观星问卜是一回事，探查龙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郑买嗣似乎得到了什么帮助，拓文上没有写的很详细，只称“得遇仙人指点”，这才破了南诏王室的龙脉依托。“遵仙尊所言，灭蒙氏八百余人，兴筑浮屠镇其戾气。”蒙氏一族就在这个“仙尊”的嘱咐下惨遭灭族。拓文的之后部分便是记载着郑买嗣夺得王位后勤政爱民，广建佛教设施的种种功德。就在我们不再准备阅读下去的时候，一段敏感的文字落入了眼中：“是年初春，为祈国运昌盛，桓帝诏令通改民居，逐废两房一耳之形，普作一正两耳。白蛮俱不服教，然皇命如山不可违之。”一正两耳！这和城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九阳六气格局似乎有什么关系。“一、三、四；二、一、五。”莫炎点算道，“古城的格局是八八之数。”很显然，这个“仙尊”指使郑买嗣改制民居就是为了在城内布下八八之数，配合城外古道上的无间轮回盘组成无间轮回风水格局。“月余，天地变色，大地狂澜，民间邪蛊诡异之事尽消，是年入葬者化于无形，毒虫猛兽逃匿，方知桓帝仁德泽被子民。”这段记载所描述的分明就是无间轮回局发动后的情形！无间轮回盘的启动需要大量的阴气，民间的鬼怪、蛊术事件、入葬的尸体迅速腐化、敏感的兽类虫豸会逃窜都是因为无间轮回盘的起动条件。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像了然给我的资料中描述的那样引发并行时空的出现，而身处局眼的蒙化古城也没有遭受变故。看完拓文，我心中的恐惧感略轻了些，脑中原本的疑问也都有了解释。不过，随着这些解释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一时间脑中已布满了问号。“今晚大家都累了。”莫炎看了看我，不容反对地说道，“都休息，明天再想。”……午后的阳光透入窗棂，沉重的大脑中渐渐反应出一些清晰的意识，在床上翻身坐起，抬眼看到晖儿在床边笑吟吟地看着我。“老田和莫炎呢？”我们三人共住一间，晖儿和S住另外一间，但此时他俩却不在房内。“先吃点东西吧。”晖儿递来几块糕点，“他们和S去城镇上打探消息了，莫炎找到了一些线索。”“唔～～线……索？！”口中尚未咽下的糕点顿时噎住，呛得我面红耳赤。“你现在急也没用，噎成这样。”晖儿连忙递过一杯水，“他们就快回来了，到时你问下就知道了。”一杯水还没喝完，就见S像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脸上兴高采烈的样子似乎是有了什么特大喜讯。“城外茶马古道三进三出的路口上都有无间轮回盘。”S没头没脑的说道，“城里所有的佛塔下面都埋着八具尸体，而且是筑在基石里的。”我和晖儿被她说得面面相觑，无间轮回盘本就应该有六个，这早就料到了，可佛塔下的尸体又是怎么回事。“郑买嗣摆了个葬卦局。”迈进屋门的莫炎缓声道，“葬卦引生，阳世阴镜。”“你是说郑买嗣用蒙氏一族的八百人摆了个葬卦局，在蒙化城的地下复制了一个城市？”我惊道，“这家伙的堪舆修为实在太惊人了，手笔也太大了，居然能想出这么个偷龙换风的手法来！”古代战乱时期，许多人横死非命，那些无主尸体往往得不到埋葬，死者不能入土而安。于是一些善良的堪舆者便发明了葬卦局，按规律将他们聚拢埋葬。它以每八个人的尸体摆作一个卦局，利用彼此气脉意识的相辅相成在格局中互相扶持，这也就为葬在局内的无主尸体带来了类似后人供奉的效果。但郑买嗣动辄八百人的葬卦局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他等于在地下仿造了一个生气空间，那八百具尸体又都是血脉相承的一族人，蒙化城的地下便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葬气空间，从风水学上来说就是“阳世阴镜”，完全成为了城市的地下镜像。“现在城内的建筑并不全是一正两耳，也有不少是两房一耳的。”S继续兴奋道，“但了解之后发现地基部分都是一正两耳，也就是说八八之数都在地下。”“他把无间轮回局摆在了地下，用阴镜仿造的方法使地下空间存在一个‘人世’。”我叹道，“难怪蒙化古城毫无妨碍，只是经历了一场‘大地狂澜’而已。”“手法的确高明。”莫炎淡然道，“但绝不是郑买嗣能想到的。”“对，找拓文上的意思来看，一定是那个‘仙尊’的指示。”我忽然冒出一念头，“莫炎，你是怎么会想到调查葬卦局的？”“昨晚梦到了我的父母而已。”莫炎的声音变得淡然了下来，“他们就是葬卦局埋葬的。”“那你们有没有查出无间轮回局布局缘由的线索？”晖儿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有三条类似的线索。”莫炎点点头，“具体让公孙说吧。”老田笑呵呵地倒了几杯茶，转身下楼招呼店家准备午饭，我们则围坐在桌边听S兴致盎然地说了起来。原来他们三人是分头行事的，莫炎查探古寺，S了解建筑，而老田则走家串户地打听本地传说。弄明白了葬卦局的秘密后，又合计了一下手头的线索，通过老田的关系找到了蒙化的县志记载。在县志记载中两处特别的地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秦代起蒙化就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自从郑买嗣之后便凋零了许多；郑买嗣曾募集全国铜铁铸造观音铜像，后传闻观音大士赠以金甲力士，不久便传出郑买嗣成仙飞升的消息。“你只说了两条，第三条是什么？”之前的信息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其中的迷雾渐渐散开，但却总像少了什么。“袖子。”莫炎突地冒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单词。“袖子？！”我正自迷糊间，那件印满拓文的外套再次铺在了桌上，但这次衣袖被翻在了上面，一个袖管上赫然拓着几排文字。“拓印的时候我也疏忽了。”莫炎指着袖子道，“是棺底的末尾几句。”那晚查看时没有注意到衣袖上也拓上了文字，现在突然出现可以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希望，也许这些被忽略的拓文可以带来意外的进展。“桓帝得仙尊所示，于隆庆起吕氏玄椁，寒玉铸棺，复乘其生气。龙虎砂踞，玄武高起，前筑朱雀之台，又赠邪龙相守，金甲力士护卫，桓帝欣然腾升，七日仙去。”看完衣袖上的拓文，我愕然了半天，莫炎和S看着我似乎并不明白这些话语的含义。“这条线索等于宣告结束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的。“结束？为什么？看这些的意思应该和这里一个姓吕的有关。”S有些奇怪道，“其余的我看不太懂，也就是讲那天我们碰到的东西吧。”“看出什么来了？”莫炎觉得我情绪不对。“S对古文历史最头痛，莫炎从小在云南长大。”晖儿提醒道，“他们可能根本不了解这段野史。”“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秦始皇的亲生父亲是吕不韦。”我摇头道，“如果要利用龙脉达到效果，那秦始皇就必须将自己的父亲埋葬进去。”“啊？！”S与莫炎面面相觑，两人果真不知道这其间的就里。拓文的意思很明显，“仙尊”指使郑买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良渚文化玉琮牟永抗：这种琮式瓶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下来，清初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雍正时期还做这种蓝色瓷的。王鲁湘：那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不是一直把这个东西当作三代以后的？牟永抗：玉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玉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没有金属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礼记》上面提到过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带发现的玉器只是周、汉之遗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阳发掘到玉，中国玉的历史才提前到殷。能够把玉器从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此后一段时间，人们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尽管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认啊。到了20世纪，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都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牟永抗：大概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学界对良渚尽管还是很重视，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当时学界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影响下，认为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良渚地区还在蒙昧时代。王鲁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龙山文化看成是一体的。牟永抗：当时学界认为它比龙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龙山文化向南传播，跟当地的硬纹陶相结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馆成立的序言，这个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于吴王寿梦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浙江、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器物，在特点及组合形式上，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先前对于良渚文化的认定，是否出现了差错；先前的中原中心论，是否也出现了差错呢？牟永抗：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编写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就在这些器物上探索，觉得这里发现的黑陶跟原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前辈夏鼐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对于江南这一块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可以单独命名，他把这个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这四个字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以前，中华大地上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统的局面，所以在这里面忽然又出现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圈足罐王鲁湘：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考古学类型，在学术界已经被提出来了。牟永抗：到了七十年代碳14技术被引进以后，良渚文化的年代才被比较准确地肯定下来。钱山漾15下层的测定年代距今4700多年，而邱城下面的红陶层则距今6700多年。王鲁湘：良渚的时代成倍地往前提前了。牟永抗：是啊，这样整个学术界对良渚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1977年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学会议上，我们提交了一篇论文，把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定为三个阶段，叫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种划分被苏秉琦16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加以概括，成为我们中华大地上六个文化区块里边的重要一支。王鲁湘：这六个区块都有哪些？牟永抗：第一个是以晋陕豫边界地区为中心的地区；第二个是山东及其邻省一部分地区；第三个是湖北及其邻近地区；第四个是长江下游地区；第五个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第六个是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关长江下游地区，苏先生的表述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王鲁湘：这种区分我们把它叫做“满天星斗”，“满天星斗”学说对于“中原一元论”学说来讲，的确起到了挑战的作用。牟永抗：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苏先生区系类型说的影响下，我们江苏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围绕这个中心共同奋斗，才创立了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的考古学文化。打破了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中心论的良渚文化，注定要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在1974年，中国玉器出现的上限也被它用强有力的事实打破了。牟永抗：1973年5月，以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为主体的考古队在苏州草鞋山的发掘取得了突破——这个地区经常见到的玉器竟然是良渚文化的产物。玉器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墓葬里边（198号墓里），跟陶器共存。这第一个发现还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也没有被公布。到了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的张陵山4号墓又见到了这个东西。张陵山4号墓并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当时农民在这里挖到玉器，江苏省的同行去那里调查，发现玉器的人告诉他们挖到玉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再次进行发掘，结果发现有陶器。这就验证了1973年草鞋山的那个发现。这些发掘结果在1977年的会议上一公布，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二、反山发掘1977年10月，南京召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江苏同行公布的考古成果引来了众多关注，良渚文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对于牟永抗来说，同行取得的成果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惋惜。因为早在1963年，他就在一次发掘中发现过良渚玉器，只是由于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疑惑中的他选择了沉默。而到了此时，传统观念的枷锁已经被事实打破，一片广阔的前景摆在了他的面前：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良渚地区也一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古代遗存。终于，在1986年，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王鲁湘：著名的反山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迄今为止最精美、级别最高的玉器，那么当时这个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牟永抗：1971年，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路过这里，不经意地发现这里的土壁上有红烧土屑，这肯定是人为烧过的。遗址上面有处人家，我们就在他家吃饭。老乡在烧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地方为什么有红烧土屑，老乡说是因为1958年炼钢。后来他又说，1958年炼钢是在公路边上，这里没有炼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里面有红烧土屑？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反山了。到了198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浙江省考古队踌躇满志，在良渚地区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搜索和探挖，早就引起考古队注意的反山，终于开始了正式发掘。牟永抗：良渚遗址的最早发现地是在杭州地区，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掘比如寺墩的发掘是在江苏，福泉山的发掘是在上海。因此在反山发掘的前一年，我们决定在这个地区找几个土堆好好挖一挖，结果挖一个地方空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重要发现。最后就剩下这个反山了，这是当年发掘反山的一个动机。当时有个工厂的围墙要穿过这个遗址，我们就以抢救性发掘为借口对反山进行挖掘。可是开始挖掘以后，一号是汉墓，二号是汉墓，一直挖了十一个汉墓。王鲁湘：那不是越挖心里越凉了吗？牟永抗：不过就在挖第十二号墓的时候，有队员挖出来一块土，土的反面有两个小玉粒，还有一片漆器，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墓了。考古队员陈越南在继续挖的时候碰到了玉琮的转角，这就可以证明挖到的是个玉琮了。这时已经挖了一公尺深，另一个队员王明达马上跳了下去，同时喊道：“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反山发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们把整批人员都调到这里，当时发掘的时候，下面的东西很多。反山墓地玉琮王鲁湘：好像没有落地的地方，只能趴在上面。牟永抗：这还不行，得想个什么办法。于是我们就在坑的四个角，打四个茅竹桩，挂绳子下去，再放上板吊着。王鲁湘：人就趴在上边，像吊床一样。刘斌17：对，边清理边往后退。整个墓的清理大概花了四天时间，我们就整天呆在里边，几乎是动都不动的。三、瑶山发掘1986年反山良渚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让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同时也使当地的民间传世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王鲁湘：瑶山这个地方发掘的时候是哪一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哪个遗址呢？牟永抗：1987年5月5号我们正式到现场进行了发掘。早在这之前，即1986年我们在反山发掘出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当地的人知道这种玉器非常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利用五一放假的时间煽动群众到这上面来盗墓。王鲁湘：他们先下手了，有人报告给你们吗？牟永抗：我们放假休息，没人值班。我们三号才上班，四号赶到遗址区。而当我们上来的时候，有些农民还在盗。王鲁湘：有没有被他们挖走东西？牟永抗：当然挖走东西了，挖得千疮百孔。但是我们和警察来了以后，乡长到现场做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就交回来六个玉琮。刘斌：当时判了13个人，根据收缴文物的多少量刑，最重的一个人好像判了12年。王鲁湘：判得还挺重的。刘斌：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不正之风就被压住了，所以这个打击还是很重要的。王鲁湘：瑶山从沙盘看是一个小土包，这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积形成的？牟永抗：整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它的下面是石灰岩，瑶山遗址就建在山上。不过遗址的形态不是山上的原始形态，是人为地在山顶上制造了一个平面。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山顶在1958年是一个林场，林场种的都是桃树。当时的种植规格是每种一棵桃树，要挖一米深、一米见方的坑。我们发掘时，当年桃园那些坑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顶面并不是当年的顶面，当年顶面比现在还要高。像3号墓就明显很浅，按照现在的深度，棺材放下去就要露出来，所以它少了至少一公尺以上。王鲁湘：也就是说山顶有一米多地表层消失了，于是良渚文化的很多信息也随之失去了。瑶山祭坛遗址牟永抗：瑶山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祭坛。它的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在近中部的位置挖出了一条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左右的回字形沟槽，沟槽宽约1.7-2.1米，深约0.65-0.85米，沟槽中用山下纯净的灰色黏土填满，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平面上形成了内外不同的三重色土。王鲁湘：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人选择这个地方做祭坛还是很有道理的。按风水讲，那条山是来龙，前面的苕溪等于是去脉，前面有几个小山包是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穴。中国人选择葬地的这种风水观，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牟永抗：所以葬礼是构成当时礼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鲁湘：您是最早参与发掘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者之一，而且主持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集您这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您认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对它内涵的认识，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性意义？牟永抗：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泡在野外，以收集东西为主，把四面八方的材料填充到脑子里。十年动乱以后，我恰好得了脊髓炎，下肢瘫痪，不会走路了，于是脑子开始想一些问题，觉得原来的方法不对，太偏重于物质层面。考古学发现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这都是物的表现，可是我们要复原的是人类社会。我开始感觉到，物质层面背后的观念形态应该值得重视，所以在上个世纪末以前，我以“玉器时代”为主题来概括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把玉器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很深的爱玉情节，也是因为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四、良渚美玉1986年，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精美玉器1200多件。第二年，瑶山祭坛遗址又出土玉器700余件。两次发现的玉器，不仅总数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品种、纹饰也多有新的发现，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于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4000多年以前，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石器时代，如此众多硬度极高的玉器，是被什么人用什么工具雕刻、打磨而成的呢？王鲁湘：良渚玉器特别是反山和瑶山这些高级玉器的出现，的确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四、五千年以前的人怎么能造出这样精美的东西？牟永抗：玉器的硬度非常高，当时在没有高速度、高压力机械的条件下，古人凭借什么才能做到这么精美？只能凭两方面：一是毅力，一是全身心的投入。这是通过十个手指、完全手工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估计，如果把一块五公分到十公分这么大面积的玉料一分为二，单是一个人用纱、用绳把它切割的话，要一年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徒手阴线刻，在三公分到两公分的方寸之内，把神人兽面的头像整个包含进去，现在即使戴了老花眼镜或放大镜看都很难做到的。王鲁湘：这相当于四千多年以前的微雕了。牟永抗：所以对那时的人来说，这种材料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比它物质层面的价值更大。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在文明进化的模式上有个玉器时代，玉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记。比如这两件标本，就非常有意思。王鲁湘：好像是半个琮。牟永抗：对，这是个片切割的标本。它是带弧形的，两头深，中间鼓起来的槽沟正是一个片锯来回往返切割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遇到的标本。王鲁湘：这另外一件是钻孔标本。它好像是从两头钻的，因为没有对得十分地准，所以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台阶，在圆壁上留下了很多的旋纹。良渚文化玉琮钻孔标本牟永抗：是的，钻孔也是当时良渚制玉工具的一个重要标本。为什么在中间留个台，而且两边的深度大体差不多？在加工的时候是钻头旋转，还是两边仅仅加压，钻头不转，加工对象转？王鲁湘：就是工具两头夹着一个钻管，不断地往里头加砂加水，然后两边施压，但是转动的是这个琮本身，所以才能够同时在正中间相接。牟永抗：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制造生产用的石器的话，啪啦一下把一个石头打开就可以了，但如果把这条缝锯下来，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很多劳动量。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人类对这两类原料的估价不一样。王鲁湘：人们在玉石上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比较多，在那些普通石头上花的比较少。牟永抗：因为人们通过石制工具所获取的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通过这些

狗头萝呼资源在线观看，公仲朋接任相国）本来亲近秦国，和我的私交也不错，他会认为伐韩只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就把公仲朋也得罪了。”樗里疾乃秦武王的叔叔，用兵如神，劳苦功高，倒不至于嫉妒甘茂。只不过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公孙衍曾经做过韩国的相国，他俩都是朝中的亲韩派。甘茂最担心这两个人站出来替韩国说话，是以有此一说。秦武王当即表态：“寡人决不会因任何人的话动摇攻韩的决心，你如果不放心，寡人可以和你立下誓约！”春秋时期，君臣之间相对平等，“以君盟臣”并不稀奇。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君王具有绝对权威，君臣盟誓就比较罕见了。秦武王在息壤和甘茂盟誓，可以说是非常之举，也表明了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宜阳的决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甘茂率领大军东出武关，借道东周地界，讨伐韩国的宜阳。当时所谓的天子周赧王，对于秦军的借道感到十分为难。前面说过，周朝的地盘，基本被韩国包围，相当于韩国的国中之国。韩国在战国列强中虽然弱小，对于周朝来说却是个家门口的庞然大物，开罪不起。如果借道给秦国，势必得罪韩国；不借吧，又怕秦国不高兴。偏偏在这个尴尬时刻，还有人给周赧王出了一个主意：“您可以乘机向韩国捞点好处呢！”怎么捞？周赧王派了一个使者前往新郑，对韩国的相国公仲朋说：“秦国之所以借道东周来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会站在秦国这边。您何不送给东周一些土地，又派人向楚国求援，这样一来，秦国既怀疑东周与韩国背地里有交易，又担心楚国出兵干涉，就不会攻打韩国了。”公仲朋觉得这主意不错，果然献给周赧王一座城池。周赧王得到城池，马上又派使者对秦武王说：“我们跟韩国可没有什么瓜葛，是韩国硬要把土地送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您怀疑我们。”秦武王说：“那你们可以不接受嘛！”使者的反应也很快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又怕韩国跟我们翻脸啊！”宜阳大战之前的这段小插曲，充分说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何等热衷于玩弄谋略——秦国远比韩国强大，如果非要得罪其中之一的话，东周肯定会选择得罪韩国而不是秦国。但是周赧王通过耍小聪明，毫不费力便从韩国捞到了一座城池。他也许这样认为，得罪韩国是一种损失，但是捞到一座城池足以弥补这种损失罢！事实证明，甘茂对进攻宜阳的困难预计得很充分。秦军将宜阳包围起来，连续攻打了三个月，宜阳却巍然不动。而且时间一长，秦国国内的议论便多了起来。樗里疾、公孙衍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果然劝说秦武王撤兵。恰在此时，楚怀王应韩襄王的请求，派景翠为将，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救援韩国。秦武王得到消息，不禁担心起来，将甘茂从前线召回咸阳，向他询问战局的进展。国君要了解战事，大可以派使者来往，何必把大将召回来呢？甘茂嗅出了摇摆的味道，他直截了当对秦武王说：“楚国虽然出兵救援韩国，但决不会傻到为韩国打头阵，一定是持观望态度，等着秦、韩两败俱伤。韩国也怕秦、韩大战一场后，楚国趁机在背后插一刀。这两个国家各存戒心，互相防备，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秦武王说：“我倒不担心楚军，只是朝中有很多人担心战局失利，建议我撤军，我不得不有所考虑。”甘茂说：“大王难道忘了息壤之盟了吗？”秦武王脸一红，说：“没有。”这次会见匆匆结束。秦武王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誓言，不但没有命令甘茂撤军，还从国内源源不断地给他派去援军。即便如此，宜阳依然屹立不拔。这场攻坚战打到第五个月，秦、韩双方都疲惫不堪。胜负的关键在于景翠率领的二十万楚军——这个时候只要他出手，秦军必败无疑；如果他继续作壁上观，则宜阳失守只是迟早的事。这位爵至执圭（楚国最高爵位）的楚军将领，却一直按兵不动，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雒邑城内的周赧王对这场战事也十分关注。周赧王是打心底希望秦军获胜的，原因很简单，他让秦军借道，又讹诈了韩国一座城池，已经大大得罪了韩国。如果韩国获胜，他岂有好果子吃？有一天他问大夫赵累：“秦国攻打宜阳，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赵累不假思索地回答：“宜阳一定会被攻克。”周赧王又高兴又怀疑，说：“宜阳城方圆八里，守军十余万，粮食足够支撑数年之用，外围还有公仲朋的二十万大军，楚国大将景翠又带了二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我觉得秦国比较悬。”赵累说：“您知道甘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虽然官居左丞相，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外国人，没有安全感。他攻打宜阳，如果成功了，顶多也就是受个周公旦那样的封赏。可是如果攻不下，他在秦国就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只能卷铺盖走人。秦王为了支持他打宜阳，拒绝了樗里疾等人的劝谏，如果攻不下，他也会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无论是对于甘茂还是对于秦王来说，宜阳都是志在必得的。”周赧王说：“可是景翠的二十万楚军不是闹着玩的！”赵累说：“其实景翠的处境和甘茂差不多。他原本是一介寒士，打拼了几十年，才做到了楚国的执圭。这次就算打了胜仗，爵位也不可能再提升；可是如果打了败仗，就会一棒子打回原形，甚至性命不保。这也是他一直犹豫不肯出手的原因。”周赧王说：“说不定他正准备向秦军发动进攻呢！”赵累沉吟片刻，说道：“您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人去游说景翠，让他等到秦国打下宜阳再进兵，因为那时候秦军已经极其疲惫，肯定会花重金向他求和，而韩国以为他此举是为了救韩国，也会向他表示感谢。景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两个国家的金银财宝，这样的买卖，您说他会不会干？”周赧王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诈的笑容，说道：“那就麻烦你去楚军大营走一趟如何？”很难说赵累的游说对景翠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景翠自始至终只是观望，就像是带了二十万人来旅游。其实，秦国也有人看出了景翠的用心。据《战国策》记载，有一个名叫冯章的人曾对秦武王说：“宜阳久攻不下，楚国肯定会乘我军疲惫至极的时候发动进攻，那样的话我军就很危险了。大王不如派人跟楚王谈谈，主动将汉中割让给楚国。楚王一高兴，就不会进兵了。”秦武王说：“那样不划算吧？”冯章说：“嗨，您着什么急啊？当年张仪不也许诺要给楚王六百里地吗？”秦武王恍然大悟，于是派冯章出使楚国。楚怀王显然不长记性，一听冯章开出的条件，马上就答应了秦国的请求。景翠无心开战，楚怀王也不催促，楚军就这样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打败秦军的大好机会。现在就看甘茂的了！事实上，战争打到现在，连甘茂也开始动摇了。有一天夜里，他出来巡营，看着宜阳城下堆积如山的秦军尸体，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对大夫左成说：“打不下去了，准备停战吧！”左成吃了一惊，说道：“您有没有想过，您在国内受到樗里疾、公孙衍的攻击，在国外又得罪了公仲朋，如果宜阳攻不下，您还能在哪里立足？”甘茂苦笑：“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是将士们都已经疲惫至极，你难道没有看到，今天我亲自擂鼓三次，都没有人愿意前进，这仗还怎么打？”左成说了一个字：“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制度，对于战功的奖赏可谓是不遗余力，这也是秦军战斗力远远高于东方各国的重要原因。在左成的劝说下，甘茂决定把赏格再提高一个档次——当然，这是违反政策的，国家财政也没有这笔款项来支付更高的赏格。但是没关系，甘茂已经豁出去了。第二天一早，甘茂向全体将士宣布：今天是最后一战，只要攻下宜阳，我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分给大家，有功的加倍奖赏，战死的加倍补偿。如果再攻不下来，“你们就在这宜阳城下给我挖好坟墓吧！”说完这些，甘茂第一个跳上战车，朝着宜阳城疾驰而去。秦军将士们受到鼓舞，紧随其后，向宜阳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历时五个多月的宜阳之战，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一将功成万骨枯。前后死伤了数万名秦军将士换来的宜阳城，成就了甘茂的善战之名，也为秦武王问鼎周室铺平了道路。此后，甘茂又麾兵渡过黄河，攻占武遂（今山西省垣曲）。韩襄王赶紧派大臣公仲侈到咸阳请罪，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秦武王接受了韩襄王的投诚。作为这场战事的尾声，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景翠果然摆出一副进攻秦军的架势，但是在收到秦国给的一笔贿赂，并且勒索了韩国一笔辛苦费之后，便又草草收兵了。最可笑的是楚怀王。宜阳之战后，他还真派使者到秦国去，要求秦武王兑现诺言，将汉中割让给楚国。秦武王说：“我可没有答应割地给楚王，那都是冯章自作主张说的话，不能代表秦国。”楚国使者提出要冯章出来对质，得到的答复是：那恐怕不太现实，冯章畏罪潜逃，已经找不到人了！秦武王的意外：鼎不能随便扛如果说，楚怀王是宜阳之战中最可笑之人，第二可笑的无疑是那位善于耍小聪明的周赧王。他借道给秦国，又帮秦国稳住景翠，为秦军攻克宜阳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讹诈到了韩国的一座城池。但他很快发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作茧自缚。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雒邑，并且向他提出索要九鼎。辛辛苦苦打下宜阳，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有必要介绍一下，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具，用青铜打造，有三条腿或四条腿，大的重逾千斤。因为常用来祭祀，所以鼎又是一种祭器，或者称为礼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义。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令天下九州进贡金属，打造了九座宝鼎，鼎身刻以各地图案，分别代表冀、兖、青、徐、荆、豫、梁、雍、扬九州。此后，九鼎经夏、商、周代代相传，一直被当作天子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陈兵雒邑，曾经派人向王室询问九鼎的重量，遭到王室的严厉批评。“问鼎”从此成为诸侯觊觎王权的代名词。楚庄王雄才大略，也仅仅是敢问鼎。秦武王就没那么温文尔雅了，他直接向周赧王提出，九鼎放在周朝已经够久了，现在天下大乱，继续存放在雒邑不太安全，不如搬到咸阳去吧！面对野人一般的秦武王，周赧王那点小聪明显然不够用。他眼睁睁地看着秦武王带着一大群武士进入大庙，对着九鼎指手画脚，大声喧哗，自己却束手无策，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周朝大夫颜率，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对秦武王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愤慨，偷偷地对周赧王说：“您何不号召天下诸侯讨伐秦国？”周赧王吓了一跳，赶紧四周看看，确信没有其他人在场之后，才惊魂未定地说：“你难道没看见秦国在宜阳城下大败韩军，斩首六万？这个时候有谁敢出面为寡人说话，有谁敢兴兵和秦国作对？”颜率说：“秦国经过宜阳一战，其实已经精疲力竭。如果齐王肯出面讨伐秦国，天下诸侯应该都会跟着响应。毕竟，谁都不想九鼎落在秦王手里，您说是不是？”周赧王想了半天，终于答应让颜率秘密出使齐国。颜率到了临淄，对齐宣王说：“秦国实在太不像话了，居然向天子索要九鼎。天子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与其让秦国拿走，不如干脆送给齐国。大王如果有意得到九鼎，就请赶快行动，把秦军赶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齐宣王当然求之不得。他算计了一下，秦国经过宜阳之战后，元气大伤。现在派兵进攻驻扎在雒邑的秦军，又不是入侵秦国本土，齐国的胜算很大。再说了，九鼎的诱惑实在太大，值得他为之冒一次险。于是，齐宣王派将军陈臣思带领五万人马向西进发，直取雒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齐军刚出国门，雒邑城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话说某一天，秦武王带着手下的三名勇士——任鄙、乌获、孟说，又来到大庙观看九鼎。秦武王突然提出，咱们比试比试吧！作为一名武人，秦武王经常和手下比试武艺，有时候甚至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手下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次，秦武王不是想和他们比试刀枪拳脚，而是比赛举重。举什么？就是那一溜儿排开的九座大鼎。任鄙和乌获一看那些鼎的块头，立马表示：这事咱干不了，这鼎也太重了，四名壮汉都不一定扛得动，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咱就不丢这个人了。只有孟说这个愣头青，当即把袖子一捋，说：“你们不来，我来！”扎好马步，双手抱定一个青州鼎，气运丹田，大喝一声，“起！”只见他脸涨得通红，双手肌肉虬起，那鼎却纹丝不动。秦武王哈哈大笑，走到梁州鼎旁边，俯下身子，抱住一条鼎足，低低地哼了一声，竟然将那鼎徐徐举起，一直举过头顶。任鄙等人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刚想喝彩，只见秦武王凝神贯气，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走了一步。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孟说终于叫出一声：“好！”任鄙和乌获也同时叫道：“大王真乃神人也！”话音未落，那鼎重重地砸倒地上，将大庙的青砖地板砸出一个大洞。再看秦武王时，大腿被压在鼎下，已经是血流不止，不省人事。《史记》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一代枭雄秦武王，就这样被砸死了。而孟说作为秦武王之死的第一责任人，被樗里疾处以死刑，并灭其九族。这件事后，秦军匆匆撤离雒邑。至于那九座大鼎，还好好地留在周朝的大庙中。虽然其中有一座已经被砸掉一些经年铜锈，但是经过王室的能工巧匠整饰整饰之后，基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赧王刚刚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面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秦武王走了，齐宣王又来了。齐宣王派人向周赧王提出：应您的请求，我已经派出五万大军星夜赶赴雒邑勤王，现在雒邑已经平定，您可以兑现诺言，把九鼎送给齐国了吧！周赧王又急又气，这都什么世道啊？秦国人又不是被齐国人打跑的，你啥实际事都没干，凭什么跟我要九鼎啊？早知道，还不如给秦国人带走呢！他把颜率找来骂了一通。颜率说：“您别着急，这事因我而起，我就负责把它处理好。”颜率第二次来到齐国，对齐宣王说：“多亏了大王主持公道，周朝才得以保全。现在天子愿意履行承诺，向大王献出九鼎，请问您打算让我们从哪条路送到齐国来？”齐宣王说：“当然是借道魏国。”“哎哟！”颜率失声叫道，“那可不行，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已经是几辈子的事了。九鼎入了魏境，就甭想出来。”齐宣王说：“那就借道楚国呗！”颜率说：“大王啊！您还不知道楚国人吗？早在三百年前，楚庄王就问过九鼎的轻重。如果九鼎入了楚境，难道还有的出来？”齐宣王说：“那你倒是说，该从哪条道运到齐国来？”颜率说：“其实我们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呢！这么大的鼎，又不是几个酱醋坛子，随便揣在怀里，藏在腋下，拎在手上，就可以带到齐国来了。当年周武王灭商，可是动用了好几万人才把九鼎运到洛邑。大王动用几万人不难，可这路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白费力气。”齐宣王算是听明白了：“你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不想给呀！”颜率说：“不敢！只要您赶紧确定到底走哪条路，咱们就准备运鼎，不含糊。”齐宣王想了想，挥挥手，让颜率走了。美男计拯救韩国秦武王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无子。王位的角逐在他众多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展开。一个名叫嬴稷的年轻人，原本被派到燕国当人质，现在秘密回到咸阳，在樗里疾等人的帮助下打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了秦国的新任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昭王。这一年，秦昭王年仅十八岁。据《史记》记载，嬴稷的母亲原本是楚国人，姓芈（mǐ），嫁给秦惠王为妾，在宫中被称为芈八子，在史书中被称为宣太后。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和她同母异父，名叫魏厓（yá）；幼弟和她同父同母，名叫芈戎。其中“魏厓最贤”，从秦惠王年代就在秦国做官，在朝中人脉甚广，与樗里疾等实力派的关系也很好。秦昭王能够得樗里疾之助，与宣太后和魏厓从中运作分不开。秦昭王即

她并不是没有头脑，在看到李辅国渐渐露出专权乱政的面目后，她的内心开始对这个心机深沉的家奴有所忌惮，尤其在李辅国直接控制皇帝诏书机要后，诏书全部经过他来起草下发（制敕皆从之出）时，张皇后更加受制于李辅国，以致最终两个人形同水火。在李亨身体健康尚能驾驭一切时，张皇后和李辅国的矛盾暂时处于蛰伏状态，可是李亨病情日笃，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尤其是在李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上元二年（761年），双方终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事实上，在李辅国向李豫倾斜的同时，张皇后也意识到李豫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李豫也就从先前双方的共同敌人摇身一变成了双方各自争取的对象，双方都想联手李豫，吃掉对方。对于张皇后而言，她明白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是优势与劣势并存，优势是在李亨病重之际，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李豫对李辅国的憎恨，向李豫进言除掉李辅国，而劣势则是，自己未来在李豫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政治价值。但无论如何，张皇后也必须要放手一搏，因此在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张皇后急匆匆地召李豫进宫，向其陈述当前的局势。“李辅国长期出入禁中，统率禁军，诏书敕令都是由他来发布，而且又擅自威逼太上皇迁至西苑冷宫，其罪罄竹难书，但皇帝陛下病体沉重无暇顾及，李辅国现在所忌惮是你我二人，我预感随着皇上的病情加重，李辅国很可能会伙同其死党阴谋作乱，所以想请太子设法除掉他，免生祸患。”张皇后这番话虽然讲得很有道理，但却不合时宜。原因就在于先前她也是和李豫形同水火的，曾经的敌对方现在忽然要化干戈为玉帛，这种没有任何铺垫就亮出自己底牌的做法，无论是谁内心都会有所防备。在李豫看来，张皇后所说的话过于功利，虽然表面听起来是深明大义，但聪明的李豫已经看出张皇后的私心，她是切身感受到来自李辅国的压力，然后借自己的手除掉这个狗奴才。可是对于李豫而言，除掉李辅国并不困难，但接下来他要面对不可预知、错综复杂的形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李豫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禁军还在李辅国的掌控之中。所以，面对张皇后的拉拢，李豫拒绝了。“父皇现在病体沉重，此事万万不可，若骤然诛杀李辅国，恐怕父皇受不了如此惊吓，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殿下应该明白……”“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李豫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如果说他对张皇后的拉拢感到厌烦，倒不如说他是没有把握扳倒李辅国的。李豫的无情离去，让张皇后瞬间感到一种挫败感，但她不是一个就此认命的人，在奴才反水、太子不给力的境遇下，张皇后决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试图放手一搏。望着李豫离去的背影，张皇后的眼中露出一丝杀机，她的嘴角在不停地抖动，似乎要急于让李豫瞬间灰飞烟灭。李豫！并不是只有你才是我的依靠，身为储君的你应该明白，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要将政治风险降到最低，你的拒绝却让我无从选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和李辅国都是我必须除掉的敌人！李豫走后，张皇后将目标锁定在了越王李系身上。目标转移意味着目的改换，联合越王李系这是张皇后现在唯一的选择，只是这个选择是一条不归之路，前方纵有万丈深渊，张皇后也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越王李系是李亨的次子，生母是宫人孙氏，李豫被立为太子后，由于身份的转换，不能再在一线从事平叛指挥工作，九大节度使围攻邺郡失败后，李亨任命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是遥领各军，具体的一线事务还是由李光弼来负责，史思明二次攻陷洛阳后，李系曾经请兵收复洛阳，但李亨没有同意。从李系的履历来看，还算是有些才干，所以在张皇后拉拢李豫失败后便找到了李系。她的意图是利用李系先诛杀太子李豫，然后再诛杀李辅国，最后拥立李系为帝，自己就会安然无恙。对于李系而言，这是个极大诱惑，况且他本身就不是个安分的人，只是由于身份并非嫡出，无奈与帝座无缘，这么多年其野心始终处于封闭状态，现在有人让他的野心重新释放出来，这让李系有些蠢蠢欲动。“事成之后，当奉您为太后！”当李系听完张皇后的全部想法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条很有可能置自己于死地的道路，但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李系更有诱惑。事实上，张皇后和李系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计划反而将太子李豫和宦官李辅国的政治利益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先发制人坦白地讲，同时诛杀未来的皇帝以及朝廷第一大佬李辅国，这基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成功。经过仔细的筹划，张皇后和李系决定采取突袭方式。不过和唐朝历次宫廷政变稍有不同的是，张皇后和李系这次动用的资源却不尽相同。张皇后和李系密谋计划哄骗太子李豫进宫，然后发动突袭置李豫于死地。他们明白要完成这个任务手中可利用的资源并不多，事实上完成这个任务，最好的资源便是禁军，但现在李辅国执掌禁军，这条路等于被封死。所以，张皇后和李系必须退而求其次，正所谓朱砂没有黄土为贵，精兵动用不得，混混打手凑在一起也勉强有战斗力。选来选去，他们同时将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这是他们较为信任的一股势力，同时也是唯一可供自己选择的人群。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六日清晨，这一天天空布满阴霾，乌云低沉得似乎要将人压在地上，大唐皇宫内院在阴霾的天空下透露出一种诡异的氛围，仿佛暗含着一股激流，会随时爆发。拂晓时，李系命令其死党、时任内谒者监的段恒俊专门挑选两百名有勇力的宦官，然后前往长生殿集合，李系开始了一番煽动。李系命令随侍的宦官将长生殿的大门紧紧地锁闭，大殿之内顿时寂静下来，所有人全都不知道李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全都紧张地注视着李系。“各位真的愿意只当宫里的奴才，不愿意做功臣吗？”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李系忽然高声问道。他的喊声犹如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大殿的寂静，那些宦官瞬间打了一个激灵，然后继续紧张地看着李系，没有人出声回应他。“我再问一遍，大家真的一辈子愿意当被人看不起的奴才吗？”李系从座位上突然站起来，再次提高声调加重语气地问道。“当然不愿意了，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这些身体残废的人还能做功臣不成？”随着李系的二次发问后，人群中一个尖亮的声音瞬间响起。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这个宦官身上。当众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时，这个宦官本能地意识到，他可能说错了话，所以赶紧将嘴巴捂住，可是众人的眼神已经让他无法在掩盖，片刻之后李系走到了他的面前。李系仔细打量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年纪的小宦官，然后微笑着问他：“如果我今天给你做功臣的机会呢？”“做，做功臣？”小宦官有些不解。“哈哈哈！实话告诉你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愿做被人瞧不起的下人，今天发给你们武器和铠甲，就是为了给你们做功臣的机会。”李系在大笑过后，忽然转过身来对着所有人高声说道。此刻这些平常在深宫里没有见过世面的宦官，开始意识到今天李系将他们召来，肯定是有大事情，但李系没揭晓答案前，谁都不敢说破。“太子未来做了皇帝后，可能要将你们其中的很多人放逐出宫！但张皇后和本王不忍心啊！”李系终于说出了他今天最想说的话，在他看来，经过前边的一番铺垫，自己已经成功挑动起了宦官们对太子李豫的憎恨。果然，在李系说完后，大殿内顿时开始人声嘈杂，宦官们在底下开始议论以来。李系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然后继续说道：“本王今天就是要和张皇后一同除掉太子，等本王做了皇帝，你们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奴才，而是变成了功臣，你们愿意吗？”“愿意！”这时还是那个先前斗胆出声的小宦官率先喊道。“愿意！”“愿意！”“我们愿意做越王的功臣！”宦官们开始接二连三地高声喊道，大殿内顿时人声鼎沸。“嘘！小声点！既然你们都愿意，接下来就要听我的安排！”……李系在长生殿内做出部署，他命令这些宦官在殿内按照指定地点藏好，等到自己将太子李豫带到这里后，自己以击掌为号，然后大家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李豫。部署完一切后，李系得意地离开了长生殿，在半路上他仔细回想自己的一切部署，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计划无懈可击，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前往张皇后那里，让他利用皇帝的名义召太子李豫前往长生殿。事实证明，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且李系也实在高估了段恒俊精心挑选的那些宦官的素质，李系万万不会想到，他在长生殿为宦官们部署任务的时候，一个没被段恒俊挑选上的宦官程元振，已经将李系聚纳宦官之事报告给了李辅国。坦白地讲，如果段恒俊挑选上了程元振，或许整个事件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古往今来很多事情就是偶然之中存在必然，程元振因为身材矮小没被段恒俊挑选上，虽然他当时不知道李系究竟要干什么，但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还是向李辅国作了汇报。精明的李辅国立即意识到李系可能要有所行动，而且可能是于己不利。当时李辅国还没意识到整个事件背后的指使人会是张皇后，他更没想到对方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自己，而是要逮住李豫这条大鱼，所以在得到程元振的汇报后，他只是下令让程元振继续监视李系等人的动向，然后自己则调动禁军在皇宫内外不断巡视。当时李亨由于病重，所以宫内的各方势力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任意行动，张皇后和李系可以挑选宦官，李辅国同样也可以调动禁军，而李豫因为还没有真正地继承大统，所以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状态，敌对势力的双方就看谁的能力更高、更强。从掌握的资源来看，李辅国胜出一筹，不仅因为皇家禁军在他的掌控之中，更是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不过，一直到张皇后用皇帝李亨的名义召见李豫前往长生殿议事的时候，李辅国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简单。“陛下如果召见什么人，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才对，为什么这次会这么突然呢？”这是李辅国知道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很长时间以来，李辅国这个李亨最为信任的家奴，一切诏令全都经过他来下发，虽然后来他受到了冷淡，但他在内廷依然眼线众多，皇帝陛下的动向他很快会在第一时间掌握，但这次他事先没得到任何皇帝陛下要召太子进宫的消息，所以李辅国开始疑虑丛生。联系先前程元振带回来的李系等人的动向，李辅国意识到很可能是张皇后和李系已经联手，李豫前往长生殿一定是凶多吉少。虽然这种预测未必准确，但为了李豫的安全，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李辅国决定坚决不能让李豫到达长生殿。于是李辅国紧急调动禁军，由程元振带领在前往长生殿的凌霄门布置人马，专门等待李豫的到来。就在程元振刚刚到达凌霄门后，他便看到太子李豫等一行人马奔着凌霄门而来。坦白地讲，李豫在接到父皇召见的命令后，并没有过多地怀疑，因为李亨病重已经许久，随时都有召他入宫的可能，而张皇后也正是成功利用了这个机会，才有可能骗李豫进宫。如果没有李辅国这只拦路虎，张皇后已经接近于成功。“殿下这是往哪里去？”当李豫一行人靠近凌霄门的时候，程元振立即从禁军中闪出身来问道。在看到这么多禁军士兵挡在这里的时候，李豫的表情显出一丝慌张，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多的禁军，而且程元振的问话颇为强势，这让李豫有些不知所措。李豫本能地打马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开口问道：“为何众多禁军将士在此门外聚众？”“殿下可是要往长生殿？”“是啊！怎么了？”李豫不解地问道。“越王李系擅自在长生殿聚纳宦官，殿下如果前往，恐有不测，还请殿下原路返回为好。”程元振力劝李豫。刹那间，李豫皱紧了眉头，他不相信程元振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程元振一定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是父皇病情加重，所以才召我进宫的。”“殿下今天绝对不能从这里过去！”程元振见李豫不相信，他立即跪在李豫面前说道。“就算是有危险，父皇病重，我也必须要去！”言罢，李豫拨转马头准备绕过程元振，直奔长生殿而去。程元振看到李豫丝毫没有回退的意思，他立即站起身来，一把拽住李豫坐骑的缰绳，然后高声喊道：“殿下！江山社稷事大，今日奴才绝不能让殿下入宫！”“你要造反吗……”“来人！护送殿下前往飞龙厩，保护好殿下的安全，平定乱党后，再让太子进宫探视陛下！”“你们……”没等李豫说完，诸多禁军士兵已经前后将李豫团团围住，然后他们强行将李豫以及随从人员拥往飞龙厩。“你们胆敢强行……”终于，李豫的声音渐行渐远，程元振在看到成功稳住了李豫后，便立即带领剩下的禁军士兵向李辅国复命。“太子殿下已经无忧，接下来我们要对乱党痛下杀手！”当李辅国知道程元振顺利完成任务后，他对这些忠于他的人下了必杀令，随即李辅国决定今夜就展开大肆围剿。……程元振在凌霄门阻挡李豫的时候，越王李系正在长生殿等待李豫的到来，在此之前张皇后已经将召李豫进宫的消息通报给了李系，让他做好准备，李豫到来后，万万不可手下留情。但是直到入夜时分，李系也没能等到李豫的到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系不禁疑虑丛生，按说从东宫到长生殿的距离并不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太子李豫还是没到。焦急之下的李系准备派人到张皇后那里核实一下消息的准确性，此时他万万想不到，就在此半个时辰之前，李辅国和程元振已经率领禁军将长生殿周围三里的地方团团围住。“冲进去！活捉李系！记住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可以一个不留！”李辅国命令禁军士兵。得到命令后，程元振带领大队禁军直冲长生殿，当他们破门而入时，那些藏在隐蔽处的宦官，一下子全都乱作一团，他们万没料到等来的不是李豫，而是杀气腾腾的禁军。随即，杀声四起，鲜血四溅！李系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而他之所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因为他那身皇族长袍显得格外扎眼，所有人全都知道这个穿着黄色长袍的就是越王李系。转眼间，段恒俊亲手挑选的那些看似有勇力的宦官，已经被禁军砍杀殆尽，几个靠近门口的宦官，试图逃出大殿，也被守在门外的程元振砍倒在地。在整个过程中，李系自始至终都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周围的事情和自己无关一样，或许他明白，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自己纵有万般本领，亦无挽回的余地。所以禁军士兵捆绑他的时候，李系没有丝毫的反抗，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疑惑迷离，完全失去了不久前鼓动宦官们的劲头。李辅国的整个行动前后不到半个时辰，除李系之外，还逮捕了段恒俊以及负责内务省事务的李系同党朱光辉和通风报信的诸多宦官。当然，直到现在为止，李辅国的任务仅仅完成了一半，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张皇后此刻还在寝宫之内。“赶快去张皇后那里，不要让她反应过来！”霎时间，李辅国紧皱眉头，他近乎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再次下达命令，因为他意识到张皇后和李系不同，如果她跑到李亨那里，事情将会难办很多。最后的遗憾事实上当李辅国在长生殿大开杀戒之时，张皇后已经得到了消息。虽然这个女人在风平浪静之时尽显嚣张跋扈，但当危机来袭时，她不禁惊慌失措，此刻她唯一能做的并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她没这个能力，更没这个魄力，作为一个女人，她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丈夫。无论是刚强或柔弱的女人，当她身陷险境时，本能地会渴望得到保护，而自己的丈夫则是她最先想到的人，所以张皇后在渡过短暂的惊慌失措之后，她急急忙忙地跑进李亨的寝室。而此时的李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限将至，躺在床上紧闭双目，气若游丝。十天前，太上皇李隆基

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

婆沉着脸继续道，“但他儿子禹却成功了，为什么？因为禹用了疏导的法子！”脸上不由一阵发烧，心头对耿婆不由产生一种敬畏感，正如在学校时对师长的那种感觉。“这么下去别说查清真相，连这俩丫头的命都得赔上！”耿婆挥手示意道，“你俩撤了柱子和垂柳，放那只绿衣水魕走。”“放了它？！”林岳吃惊道，“那不是害人吗？”“害人？人害它还差不多！知道绿衣水魕的怨气怎么来的吗？！”耿婆白了林岳一眼。从风水格局的形成来看，所谓的水煞凶局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这往往是世人人为破坏引起的格局变化。原来绿衣水魕本是生存在地下水脉中的虚灵，悠闲自在与世无争，但由于人为造成的这些水煞凶局将它困在了那里。自由自在的它被禁锢之后便产生了可怕的怨恨，加上水煞凶局原本产生的煞气，绿衣水魕就成为了记载上的阴狠虚灵。金属细柱和五缕垂柳去除时，一片轻盈的绿影飘然遁入地下，我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声音，那是人们常常在欢快愉悦时才会发出的声音。也许世间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凶恶的东西……狴犴的身影露出了地面，口中衔着一块黄色的物体。那是一块残破的夯土块，上面的纹刻的印记有些类似浩土印，但却不尽相同。“这一路倒是不寂寞。”耿婆冷笑了一声，“正好给你们练练兵。”……河南省巩义市，宋陵。这座宏伟的皇家陵墓位于嵩山北麓与洛河间的丘陵和平地上，总面积约为三十平方公里。从风水堪舆的角度来看，宋陵地处郑州、洛阳之间，陇海铁路穿境而过，开洛高速贯穿东西，南有嵩山，北有黄河，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的确不愧为“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风水宝地。北宋有九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所虏囚死漠北外，另外七个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弘殷（赵匡胤之父）均葬于此，世称“七帝八陵”。赵普便葬在了这片北宋皇室专用的葬地上，不仅是他，这里还埋葬着曹彬、蔡齐、寇准、包拯、狄青、杨六郎等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功臣名勋。有趣的是这位三任三免的北宋宰相生平最讨厌的便是读书，唯一读了次《论语》，却没耐性看完，因此史书上曾有“智谋多，读书少，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一九五六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保护古迹名单的通知》，其中包括巩县宋陵。一九六三年，省人民政府又公布宋陵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六八年，在各陵园附近的村子建立文物保护小组。一九七九年以后，国家多次拨款，对各陵墓的石刻进行扶正、粘结和维修，并树立文物保护标志，划定保护范围，一些重点范围内的土地由国家征购，设立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干部。因此，宋陵目前在国内是保护得相当完好的皇家陵墓之一。在如此重视保护的环境下，我们自然不能像盗墓贼那样明火执仗地去挖赵老先生的坟头。而且，这位讨厌读书的奇门遁甲大家除了编撰国史之外，压根就没留下什么传世著作。从刘基的例子来看，陈子浩他们前往宋陵的目的应该和这位赵老先生有关，同为筑壤旁系的他，也许遗留了什么秘密。刘基、赵普，两人均是擅长奇门遁甲，且辅佐着一代开国帝王。而赵普更是经历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这对亲兄弟的两代王朝，建国混乱的北宋王朝给我们的线索查询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太祖暴毙、行贿受贿……”林岳一头扎进面前的书堆，“这个老赵啥事儿都插一腿，也不嫌累！”“噓，轻点！”我低声恨道，“你小子嫌不够扎眼是不是？！”“靠，接下来的东西你查！”林岳敲着涨大的脑袋道，“我出门散散心去。”“对不起，两位是在查找北宋宰相赵普的生平资料吗？”文弱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呃～～是啊，我老婆考研，搞了这么个论文课题。”林岳机灵地信口胡诌起来。眼前是一位气质斯文的瘦小男子，圈纹层叠的镜片似乎显示着主人的博览群书。“呵呵，图书馆里不便说话，请两位移步。”那男子客气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脚下轻盈地走向图书馆外。也许是因为他斯文儒雅的气质，我俩不由跟了上去。……图书馆边，一间茶室内。“先自我介绍一下。”那男子礼貌地伸出手道，“我叫钱复，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研究员。”“我叫岳林，这是我哥们儿范亦。”林岳胡诌的功夫越来越强了。握手寒暄后，钱复便兴致勃勃地向我俩介绍起来。说来也巧，这个钱复一直负责研究北宋皇家史志，而宰相赵普也正好在他的研究范围内。以前我也曾接触过一些像他这样搞研究的人，有时往往只是因为一个志趣相投的话题，便会引得他们滔滔不绝，完全不论与你是否熟识。这也许是研究领域的一个通病。不过，我喜欢这个通病，尤其是现在。……“所以，无论是‘陈桥兵变’还是‘杯酒释兵权’，赵普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钱复啜了一口茶继续道，“历史上也有人评价，说赵普灵活地将奇门遁甲的生息变化原理引入了国家统治。”“呵呵，还有这种说法？”我心中一动，脸上却佯装惊讶道，“这和奇门遁甲有什么关系？”“奇门遁甲在民间的谣传甚多，一说传自轩辕黄帝，一说衍生于周易八卦。”钱复扶了扶眼镜，“当然，目前还无从可考，但它内含的生息变化原理却颇有道理。”“那和赵普有什么联系呢？”我客套地深入话题，心中对他这种按部就班的介绍方式稍嫌反感。“你们二位是否听说过‘斧声烛影’之谜？”钱复有些神秘道。斧声烛影，是指宋太祖赵匡胤离奇暴毙，传位其弟宋太宗赵光义之间发生的一段历史迷案。根据记载，公元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赵匡胤召其弟赵光义进宫饮酒。当晚赵匡胤身体状况良好，酒后稍感不适，便躺下休息。赵光义见状，立刻屏退宫娥宦官，声称自己来照料哥哥。不久，守候在外的宫娥宦官远远看见两人说了些什么，烛影摇晃中，似乎赵光义离席退避，随即听到金斧戳地之声，屋内传来赵匡胤凄厉的声音：“好为之，好为之。”黎明时，赵光义忽然急切召唤，吩咐将皇子全部找来，并称赵匡胤已经逝世。天亮后，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改元太平兴国。赵匡胤没有遵照传统习俗传位于其子，这本就是个疑问，加上当时没有第三人在场，因此一直以来都有赵光义弑兄登基的说法，但却无法考证。“曾有人说烛影晃动是赵光义在躲闪，而金斧戳地就是赵匡胤在追砍。”我试探道，“争端的原因似乎是赵光义调戏赵匡胤宠爱的花蕊夫人。”“那是戏说，宫廷里的金斧是种连裁纸刀都不如的装饰品，赵匡胤又怎么会拿来砍人呢？”钱复摇头道，“不过，照史志上的诸多记载分析，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赵普和这把斧子上。”钱复研究宋史及赵普的相关资料已有十余年，研究中他发现了三处疑点：五十岁的赵匡胤死前身患数种疾病；赵普在被免职时曾有目的地四处游历；斧声烛影疑案中的金斧并非王室常用的那种。“赵普有套别出心裁的理论。他认为，人体是一个按奇门遁甲有序排列的特殊风水格局。”钱复用手蘸着茶水在桌上比划着，“这个人体风水的好坏则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和运势，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帮赵匡胤改变‘人体风水’。”钱复在桌上画的是一个斧头的构形，和一般的斧头不同，它的斧背呈浑圆突起，看着很像平时常用的敲穴锤。史书曾有赵匡胤曾戏弄赵普的记载“太祖召普，以斧击颈，墨染其面，命普三日不得盥之”，而赵普罢相时走访的则是一些依照奇门遁甲来钻研中医学的隐居医师，加上这把形似敲穴锤的斧子，钱复大胆地推测了“斧声烛影”的真相。那时的赵匡胤身患数种疾病，背部长有恶疽，健康方面并不如外界宣扬的那么好。赵普深信，如果能改变赵匡胤的“人体风水”，这一切便会迎刃而解。于是他四处寻访，并找到了自认为正确的方法。作为当朝皇上最信赖的兄弟，赵光义自然也积极参与了此事。事发当晚，赵匡胤有意装作不适，赵光义借机将左右屏退，两人秘密开始进行这项由赵普亲手策划的“人体风水”改造工程。而那把外形奇特的金斧则是用来敲击穴位，梳络筋脉的工具。可能是赵普的方法本身存在缺陷，也或许是赵光义在操作中出了什么纰漏，赵匡胤非但没有长命百岁，反因背上的恶疽迸裂而暴毙。这位北宋的开国皇帝就此撒手人寰。“记载中写道，收殓赵匡胤尸体的太医宦官宣称其‘系金疮迸裂’而死，也就是这个原因了。”钱复叹道，“可惜啊，现代社会奇门遁甲已经无人问津，中医又废除了奇门遁甲理论，没人会相信我的论断了。”……告别遗憾不已的钱复，我和林岳驱车返回落脚的旅店。不管真假，至少我们此行不是空手而返。路上，林岳一直在纸上画着什么，浓重的剑眉习惯地拧作了四条。“老凡，那书呆子的话你信吗？”沉静半晌，他抬头问道。车子在一家冷清的小旅店前停下。“从引经据典和逻辑梳理上来看，钱复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我思索道，“但所谓人体风水的说法却让人难以置信。”“我信。”林岳翻过手中的纸张道，“那斧子的形状我见过。”纸上画着一把奇异的斧子，和钱复在桌上粗描的形状十分相似，但却更为细致了些。“金玉药斧，开络通穴。”林岳的脸色凝重了起来……六、囊倮之城“从中医角度，金玉药斧配合人体穴道经络最多也只是治病。”耿婆踢踏着脚下的布鞋在屋内来回走动着，“这法子是从奇门遁甲衍生出来的，但绝没有那个书呆子想的那么神奇。”“您老别急啊，金玉药斧是名医俞跗的看家发明，这里面也不定有啥奥秘呢。”林岳小心道。“俞跗只是黄帝时期的神医，奇门遁甲是黄帝的安邦之术，怎么可能让他涉足？！”耿婆摇头道。“上古的历史本就没有太多人知道。”我思索道，“或许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捕风捉影！别太迷信赵普的名气了，搞什么人体风水？”耿婆瞪着我俩道，“望形理气整地改局，你找个人折腾折腾，看他是长寿还是早死？！”神医俞跗、金玉药斧、奇门遁甲，这些固然神奇，但耿婆的话却十分在理。我和林岳过于在意赵普的声望，而忽略了事物的合理性。或许赵匡胤也是如此。“可能有人会对此深信不疑。”一直沉思的晖儿轻声道，“这会不会就是陈子浩他们来这里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我点头道，“只不过他现在是完不成任务了。”“别忘了饲虚一派的那对臭师徒。”耿婆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没准这会就在附近。”耿婆的话确实提醒了我，陈子浩一行人出事这么多天，莫曹肯定不会不知道。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出事的缘由，但可以肯定莫曹不会就此罢手。“我们就顺着这条线找下去。”我坚定道。……“这老头真帅！”林岳冲晖儿挤眼道。镜子里是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男子，脸上的皱纹显得有些沧桑，花白的须发更是增添了不少的阅历。很难想象，这就是我现在的模样。为了便于活动调查，林岳调制了一些古怪的药剂，又弄来了一些像胶质似的东西，一顿涂抹之后，我便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当然，晖儿、S包括林岳本人也做了些改变，无外乎是头发、肤色和眉眼间的一些处理。如此一来，我们这个五人“旅游团”的平均年龄一下高了不少，看上去就像是一群出门旅游的退休人员。林岳查探消息的能力让我十分惊讶，查阅资料时的窘境此刻已是荡然皆无。在他走街串巷姑婆叔伯地一通打听后，很快便找到金玉药斧的传人。这小子的职业真是医生吗？……“夸张～～精神病院？！”S瞪大了眼睛道，“怎么折腾到那种地方去了？！”“谁知道，听他们邻居说的。”林岳一脸无奈道，“虽然我是医生，可那种地方我也不想去。”金玉药斧，据说是传自上古的一种医疗器具，斧身为铜制，淬炼时加入数种金石药物，斧刃圆钝略带不平，斧背为玉制，打磨为光滑的尖圆形。使用时斧刃常以刮、磨、磕、砍、顿的方式，疏通推动人体筋脉循环；斧背则以敲、打、点、揉、钻的方式，活络趋进人体的穴位。在使用中，病人体表会涂抹特制的药膏，与药斧自身的药性、筋络手法相结合，对很多疾病的治疗和防御相当有效。林岳找到的传人叫马哲明，四十出头，是一家中药店的经营者。在这个西医盛行的时代，小型中药店铺的生意不免清淡了些，马哲明苦撑不下，最终只得关门大吉。不久前马哲明的老婆突然与他离婚，人近中年的他也许承受不了事业婚姻的双重失败，在老婆带走孩子的第二天便疯了。“我去吧，疯子看上去的确有些古怪可怕。”我慢声道，“但至少不像正常人那么狡诈。”“亦凡，我陪你一起去。”晖儿轻声道。……城郊，十里坡，马哲明所在的精神病院。与其说这里是一所精神病院，倒不如称之为监狱，当沉重的大门在身后关闭时，我突然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这辈子我应该不会被关进这里的，现在除外。林岳和S一路小声嘀咕，望着围栏内那些行尸走肉般的病人，身子不禁微微颤抖。晖儿扶着步履蹒跚的耿婆，两眼垂视，眼不见为净的做法也许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许给病人递东西，不许和病人肢体接触。”满脸横肉的男护理恶声道。这是一间单独病房，坚实的门上开了一个不大的窗口，用铁栏禁锢着。从窗口看去，房间内空空如也，马哲明并不在里面。“哲明啊，大姨来看你咯。”耿婆操着地道的河南口音叫道，声音带着哭腔，这老太太的演技绝对不比莫炎差。“嘎”地一声怪叫，一张扭曲的面孔出现在小窗里，那面孔是倒着的，难道马哲明被倒吊在屋里吗？屋外的众人虽然都有心理准备，但依旧被这突如其来的怪异景象吓了一跳。“蓬”地一声，面孔突然消失，再度出现在窗口时已是正向。看样子，马哲明是摔了下来，但在这种满是防撞隔层的房间里，他又是怎么爬上去的呢？男护理不屑地哼了一声，走到走廊一头的窗口，点起一支烟，狠狠地抽了起来。“哲明啊，有人来看过你没有？”耿婆继续哭腔道，那声音低了很多。“呵……呵……”马哲明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口水哗地涌了出来。“他的犬齿……”晖儿低声道，“好像比正常人长了很多。”马哲明的犬齿的确有些奇怪，虽然不像电影中的吸血鬼那么夸张，但与常人相比却有些怪异。“呵……呵……”马哲明继续笑着，声音渐渐飘忽了起来。古怪的笑声在走廊中逐渐弥漫，相邻病房的病人像受到传染一般也开始发笑，那声音与马哲明如出一辙。“不对劲，我们快走。”耿婆脸色一凛，低声道。病人集体发飙，照理一旁的男护理应该出面干涉，但当我望向走廊窗口时，他却不见了。“靠，我说怎么老觉得不对劲呢。”林岳抱怨着加快了步伐，“多半就是个套！”说话间，众人已奔至楼下，身后的楼道间传来一阵凌乱的声响，就像是一群动物在迅速奔跑。“这些人……”S的声音冻结在喉间。方才进门时所看到的围栏全部倒在了地下，围栏中的病人围在了楼前，脸上带着与马哲明相同的微笑。在他们咧开的口中，那异于常人的犬齿仿佛正闪着寒光。“丫头们站中间，王亦凡、林岳，你俩左右看着！”耿婆沉声道，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根玉制的小槌。“这些……是僵尸吗？”S颤声道，贴身保镖般的狴犴被留在了旅店内，手无寸铁的她不免有些害怕。“囊倮！比僵尸还麻烦的东西……”耿婆弯腰蹲下，手中的玉槌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囊倮，是一种人为造成的怪物，确切的说，是由于某些不良术士的诡异试验而产生的失败品。当初老田在世时，我俩交流的资料中就曾有囊倮的记载，根据产生原因的不同，囊倮可以分作药倮、丹倮。它们之间各有差异，但却有着相同的破坏力，人类的力量、速度和感官潜能在这些东西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只不过，它们已没了自己的思想，那些无良术士找出了控制它们的方法，并将之作为自己的作恶工具。不是耿婆喝破，我还没有想到这些病人已经变成了这种怪物，这个精神病院居然是个巨大的囊倮窟。迅速涌来的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

舰队一路东进，先是占领基隆，后又封锁台湾。好在李鸿章麾下的淮军猛将刘铭传很坚强，能打仗，带领台湾军民在沪尾（今台北淡水）小挫法军，之后便困守待援。此后，慈禧把左宗棠和成军不久、实战经验不足的南洋水师派过来救援，可惜法国舰队横亘台湾海峡，实力更高一筹，战斗伊始，南洋水师舰队便被击沉两艘，自毁一艘，南洋水师士气大丧，从此一蹶不振。左宗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堪堪守住沿海防线，无力支援台湾。所以，法国人又攻占了要塞澎湖，台湾即将陷落！而陆路战场上，原本法军从越南北部一路打进广西，势如破竹。可就在法国人攻占澎湖的同时，张之洞同志立了一个大功——用人有方。张之洞起用的前线总指挥冯子材头脑灵活、指挥得当，而且先锋大将——李鸿章麾下的淮军悍将王孝祺正确领会、贯彻、执行了领导冯子材的战略意图，再加上以此二位为首的三万余清军将士群策群力，将约两千孤军深入的法军先锋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包了饺子，经过数天激战，以约五倍伤亡的代价毙伤法军约三百人。有史料认为法军只有一千人左右，其伤亡人数更是不到一百，但伤亡无论是三百人还是一百人，这都是法军在跟清军的对阵中遭受过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伤亡。法军遭此严重伤亡，士气大跌，冯子材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广西。消息传到法国本土后，法国总理被迫辞职。法军无心恋战，退回越南。冯子材此役为政府雪中送炭，史称“镇南关大捷”。(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虽然清军在陆路的胜利给了法国人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给台湾解围。在选择要台湾还是要越南的问题上，朝廷当然是选择台湾。就在这种我们没有胜但也没有败的情况下，一向奉行“内需变法、外需和戎”、“求和忍辱只是手段，报仇雪耻才是目标”的李鸿章先生受慈禧所命，于1885年6月9日和法国人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内容大概如下：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早已在事实上占领了越南，越南也承认了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且失去越南这一有名无实的属国，没有什么坏处，毕竟清朝“赏”给越南的东西要比越南贡给清朝的东西价值大得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这条减轻了清朝老百姓的包袱。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减少中越边界关税。这是贸易方面的条约，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三、日后中国西南地区修铁路的活，优先承包给法国人。当时詹天佑还在福建水师当水兵，还没开始修铁路，因而清朝自己还没有能挑大梁的铁路工程师。四、法军撤出台湾、澎湖。看不出这条对中国有何损害。总体看来，《中法新约》应该不算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签订两天后，6月11日，老天还给清政府颁发了一个安慰奖——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死了。死因一说是得了瘟疫，一说是战斗中受伤伤口感染。然而，负责与法国人签约的李二就惨了，尽管他一转身就去忙建设北洋水师的事以便将来反攻倒算列强，但他还是挨骂了。爱国的官员四处串联，义愤填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镇南关大捷”，本应该趁这个好势头打进越南与法国人决一死战，可你李鸿章倒好，居然跟法国人求和，放弃此等收复越南的良机！你小子吃里扒外，里通外国！……总之，恨不能用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把李二这小子给压死。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一定是投降卖国，有汉奸嫌疑。像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只要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但事实上，世上很多事就坏在那些唱高调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他们的脾气远胜知识，浮躁远胜经验。他们只会空读兵书，缺乏实践经验，更谈不上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他们的思想依然在天朝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西方列强的世界体系之间挣扎，当清国仍是世界老大，依然沉浸在天朝中国的迷梦里不能自拔。下面有请张佩纶先生为我们现身说法。当时的主战派张佩纶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平日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爱国。慈禧被他特别能吹的一张嘴忽悠住了（或许慈禧是故意的），于是派他做中法之战的钦差大臣。马江海战前，张佩纶来到了福建前线，可这位清军总指挥没干什么正经事，光顾着把他在书上读过的兵法拿到战场上演练：比如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用没有安装火炮的民用商船载水兵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水兵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战争一结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的张佩纶就被革职充军东北，劳改去也。张佩纶在劳改农场里反省自己的时候，另一名主战派左宗棠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正的名将不是在一个地方打一辈子胜仗，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能打胜仗。左宗棠就是真正的名将——在江淮打太平军，在陕甘打回民军，在新疆打俄国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并没有打赢法国人，可他也没有败。但左宗棠不这么想，对他来说，不赢就是输。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郁郁而终，这个狂傲的书生竟然以这样一种不甘的方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瞧不起李鸿章的左宗棠永远地走了，那个曾经同样瞧不起李鸿章的张佩纶在几年之后却活着回来了。这位仁兄在劳改期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定决心重新规划人生。因此一回来就做了李鸿章的幕僚，还娶了李鸿章的大龄剩女李菊耦，从此过上了不同的生活。“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张佩纶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孙女——“女文青鼻祖”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大汉奸胡兰成恋爱了。……人性的善恶，远比你我的想象来得复杂。究竟谁才是无私的爱国者，嘴巴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可以证明！唐绍仪未虑胜，先虑败。中法之战还未结束的时候，慈禧就做好了应变准备，她要把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带兵的老将都抓到手中。驻朝统帅吴长庆因此被召回国另委重任。吴长庆在离职前，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做了具体分配。第一项是军务，他将军队交给三个人负责——袁世凯、自己的老部下吴兆有和张光前。当然，吴长庆不能一个人回去，他带走了近一半的兵马，以及很好用的秘书长张謇。第二项是税务，暂交袁世凯管理。第三项是对外事务，也由袁世凯负责。袁世凯在军力、税务、外交上独占鳌头，自然在朝鲜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最强。虽然吴长庆的离去对袁世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袁世凯初领如此重任，难免心中发憷。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派来一位助手，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人。他是容闳挑选的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在美七年，19岁归国，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大部分留美学生未等毕业便被强行召回国）。唐绍仪回国后，先是被李鸿章送到天津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之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就职，熟悉业务。后来，英语好又懂得税务的唐绍仪便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协办税务。唐绍仪确实是一名很理想的助手，能力强，学历高，也很有职业道德，袁世凯很欣赏他。正是在朝鲜上班期间的共事，袁世凯与唐绍仪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跟唐绍仪的交往，袁世凯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唐绍仪在美国的实地见闻、唐绍仪推荐给他的一些政经读物——《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万国国力比较》等。正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推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一扇开阔视野的窗。透过这扇窗，他看到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魅力，并深深为之折服。袁世凯在心中默默地发誓：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一天不会太远！一人敌一国朝鲜虽然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汹涌。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独吞朝鲜的努力，可是鉴于自身实力不够，也不敢公然地出兵占领朝鲜，所以剩下的办法就只有扶植傀儡。日本忽悠了一些朝鲜富二代、官二代组成“绅士游览团”前往日本考察。在日本，他们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但同时也为朝鲜国内贫穷落后、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深深自卑。日本人当然不会好心到请这些人免费出国观光旅游，他们是为了做一笔大大的“风险投资”。这些人回国后，由日本人出钱出枪、帮助培养军官掌控朝鲜军队，逐渐结成“开化党”。1884年年底，“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一夜之间，亲日派大权在握，意图脱离清朝自立。而且，俄、英、美这三个国家的驻朝使节态度也对清朝不利：他们都巴不得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独立之后才方便他们捞好处。因此，他们先后公开表示：支持政变，支持朝鲜人民追求自由和文明。驻朝清军大营里，因为政变一事吵得热火朝天。袁世凯拍案而起，强硬地告诉与会众人：现在情势已经恶化至此，我们应该趁日本没有增军朝鲜，果断出兵镇压，要不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是有两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是吴兆有，一个是张光前。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轻率出兵容易落人口实，被列强误会是在挑起外交争端，应该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后再做打算！而且兵力也不够，咱们就一千来人，对方也有一千多人。袁世凯不同意：远水哪里解得了近渴，等请得朝廷的意见，大势去矣！你们不用担心因此获罪，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我会一力承担，不会牵连你们！袁世凯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是个二愣子，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他手里有三个好条件：一是手中的军队素质较高；二是由他训练的那部分朝鲜新军跟他比较熟，可以争取过来；三是他跟朝鲜高层的关系比较好。统一了内部意见的袁世凯，带着清军，带着拉拢过来的朝鲜新军，向“开化党”掌控的朝鲜军队和“开化党”背后的数百日本鬼子发起了猛烈进攻！两个小时后，袁世凯摆平了一切。袁世凯是赢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由于袁世凯的果断出兵镇压，日本这些年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日本人岂能放过袁世凯。于是，日本恶人先告状，对慈禧说：袁世凯这小子不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起国际争端，粗暴干涉朝鲜内政，违背了包括朝鲜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免给中日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你们得赔偿一切损失。还有，赶紧把袁世凯给撤了！袁世凯这么一个小人物，事先不给领导打报告就把事情给办了，日本人当然是一告一个准。清朝不少大员都要办他：这小子害得日本人找上门来，惹一堆麻烦，必须撤职查办，以儆效尤！还好有李鸿章给他擦屁股，顶住压力保住了他，只让他养了一段时间病假就官复原职。袁世凯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此事引起的争端还没有解决。国际问题既要讲力量，也要讲态度。但这时的大清帝国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也不打算和日本再生纠葛，免得多线开战。而日本这边虽然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且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几百日本军人，但其实也不想打仗，毕竟他们这时候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搞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后面细讲），并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于是，都不想打仗的双方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谈来谈去，最后签订了一个对清朝来说有点失败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朝廷的不给力，丝毫不能掩盖袁世凯的英明。袁世凯可不只是会练兵打仗，搞外交也是有一套的。袁世凯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还建了不少租界，保护中国商人在朝鲜的利益。除了驾驭朝鲜、对付日本，袁世凯还得提防俄、美、英三国。尤其是俄国，不停地怂恿朝鲜向他们借款开矿修路什么的。什么意思呢？他们缺钱花。朝鲜要借款就需要抵押，朝鲜拿什么做抵押？唯有关税，而这个时候朝鲜的关税是由清朝管理的，实际上就是列强想从清朝手中分钱。袁世凯态度很强硬。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法。首先他用“朝鲜外交无自主权”的合法理由，将朝鲜国内支持借款的官员全部逮捕，并送往中国监狱羁押。然后按照外交惯例照会列强使馆，声明大清帝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你不得干涉。袁世凯的表现彪悍而潇洒！当然，袁世凯同志也不是只知道蛮干，他也知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懂得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世凯挑灯夜战，四处查阅资料，咬文嚼字，经过数夜的艰苦创作，名作《朝鲜大局论》横空出世。他在此文中向朝鲜王宫内的一切重要人士详细地阐述了朝鲜“依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中国”的四大害处。不管此文效果如何，在清朝国力日薄西山的时候，袁世凯靠着自己的强势和外交手腕竭力维护着清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李鸿章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因此每次列强向清朝政府打袁世凯的小报告时，李鸿章都站出来力保袁世凯。而且，在对手下的干部们进行考核时，李鸿章几乎次次都给袁世凯优等，还写下过“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这样优秀的工作成绩，不可能不升官！1885年，朝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大概就是军政经济一把抓，实打实的一把手。仅仅用了四年，袁世凯便从芝麻小官一跃成为26岁的三品大员、副部级高官，就升官速度而言，相当于坐火箭。此时，他未来的对手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获得做官的资格而苦苦挣扎。但无上荣光的背后，是袁世凯费尽心机、耗尽脑筋，周旋于诸列强之间的身影。不过，也正是由于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令袁世凯熟练掌握了两样强大的武器：东方深奥的权谋手段和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思想。袁世凯因此获得了宝贵的成长，成长为一个中西合璧的袁世凯。这对他的对手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第七章为了超级生日Party而输掉的“甲午之战”

慈禧的超级生日Party

袁世凯身材短小，体态臃肿，还是个粗脖子，“高富帅”的三个指标一下子就不及格了两个。可是作为天朝上国的使臣，又是朝鲜说一不二的人物，还是有人对他攀权附贵的。对于别人的好意，袁世凯一般都来者不拒，所以他在朝鲜前后纳了三房美妾。虽有鲜花、香车、美人，但清朝国力衰弱，以袁世凯的本事，周旋于列强之间也是非常痛苦的。春去秋来，岁月如流，袁世凯就这样一路痛并快乐着地走到了1894年。1894年，朝鲜又出大事了，东学党起义了！东学党是一个激进的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是对抗西方，所以自号“东学”，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一片亡国之象！在这种情形下，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属正常。要说东学党起义也算是个大事，但如果和由此事引发的后续事件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根据两国与朝鲜之间的协议，中日同时出兵平乱。清军这边是李鸿章的部下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的两支陆军，清军开到朝鲜牙山后，便按照上次的协议“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通知日本：大清帝国出兵也。还没等到日本的回复，清军就听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东学党那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在得知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后，自己主动散伙了！白来了，既然没事了，那就准备回家吧。清军是打算撤了，但日本人不这么想，日本军队开到朝鲜后，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于是，袁世凯找到日本人：既然叛乱已平，按照协议，两国应该马上撤兵！日本人回复袁世凯：现在局势还不明朗，为了保护我国国民的利益，暂时不能

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饶命，皇帝李晔见宦官已经知晓，于是让崔胤有事走正规程序上疏奏明，不必偷偷摸摸地面见自己。而韩全诲为了彻底摸清情况，又找了几个貌美的女子送进宫中，让她们暗中留意崔胤写给皇帝李晔的奏章，所以崔胤无论怎么做，宦官们对其行踪都是了如指掌，而皇帝李晔对此却全无知晓。当时崔胤密谋除掉宦官，宦官们也在暗中策划反制崔胤，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崔胤当时兼任三司使，韩全诲等人便鼓动禁军在宫中聚众抗议，控诉崔胤减损士兵们的冬装，皇帝李晔无奈之下，解除了崔胤的盐铁使职务。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李晔解除崔胤的盐铁使职务，这在崔胤看来是个敏感的信号，他误认为皇帝李晔开始倾向宦官，所以急忙写信向朱全忠求助。当时朱全忠和李茂贞见到朝廷内部纷争不已，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朱全忠想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而李茂贞则想将其接到凤翔。崔胤在信中告诉朱全忠，说已经奉皇帝李晔的密诏，让朱全忠领兵火速赶来京城长安迎接车驾，如果来晚了皇帝就会被李茂贞挟持走了。朱全忠当时正在河中，得到崔胤的书信后，唯恐李茂贞将皇帝掠去，于是急忙赶回大梁，准备发兵京城长安。事实上，朱全忠当时十分清楚崔胤在朝廷中受到宦官集团威胁的危险处境，所以他这次出兵京城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目的也是为了剪除宦官。不过此时对宦官束手无策的皇帝李晔虽然盼望朱全忠前来能够剪除宦官，但是他又担心朱全忠会和李茂贞发生冲突。为此，他让韩偓想办法看能不能让朱全忠与李茂贞联合，韩偓给出的回答是，由于利益不同，两个人联合是不可能的。十月二十日，朱全忠自大梁发兵挺进关中。韩全诲听说朱全忠将要到来，命令李继筠、李彦弼带领禁军，准备劫持皇帝李晔前往凤翔，而且宫内各门增加守卫力量，断绝了皇帝李晔与外界的联系。皇帝李晔得知韩全诲等人想要劫持自己的想法后，秘密派人为崔胤送去书信，告诉他带着文武百官出京城长安，催促朱全忠火速赶到长安解救自己。十月二十五日，韩全诲逼迫皇帝李晔召见百官，废止了正月颁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的改革条令，重新恢复枢密使与百官同典议事的旧制，而且当天便重开延英殿，韩全诲等人侍立两旁，与朝臣共同议事。在此后的五天内，李继筠带领神策军将内库的财物洗劫一空，又将诸王以及大批宫人秘密送往凤翔，并派兵锁上宫门，禁止人员出入。当时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内大肆劫掠，民财被抢劫一空，满街逃窜的百姓不计其数，不过崔胤所在的开化坊因为李继昭不肯与韩全诲等人合作，所以得到了李继昭的派兵保护。十一月四日，韩全诲带领神策军陈列殿前，逼迫皇帝李晔跟随自己前往凤翔，他告诉李晔说朱全忠已经大军逼近长安，想要劫持皇帝陛下前往洛阳，事实上是有篡位之心，现在臣愿意奉送皇帝陛下前往凤翔，是为了保护陛下。连日来韩全诲等人的所作所为，让皇帝李晔明白了这些人安的是什么心，所以他拒绝了韩全诲的要求。而且他手持宝剑想要登上乞巧楼进行抵抗，但是他四眼望去似乎并没有保护他的卫兵，因此他只得丢下宝剑，与何皇后以及诸嫔妃跟着韩全诲出了宫城。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李晔刚刚出城，他背后的长安城内便是一片火光，李晔回身望去泪流满面，他努力抑制自己的悲痛，从心底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重新回来。当天夜里，皇帝李晔一行人到达了长安城南六十里的户县。次日李茂贞亲自从凤翔赶来迎接，就这样李晔在回到长安没多久后，便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活。皇帝李晔跟随李茂贞去了凤翔，而此时的朱全忠依然还在路上。他要想进到长安，必须经过韩建的领地，而韩建是李茂贞的盟友，不会轻易让朱全忠通过。因此朱全忠率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兵马进驻河中，准备攻打韩建。十一月一日，当李继筠封锁宫门洗劫内库的时候，朱全忠带领四镇兵马七万余人进攻同州。同州留后司马邺望风投降，朱全忠让司马邺前往华州告诉韩建如果不尽快投降，自己将会立即领兵攻打华州，而且当天朱全忠就从故市领兵南渡渭水进逼华州。韩建自知实力悬殊，只好派部将李巨川请降，并献上三万两白银犒劳汴州军。韩建的归顺使得朱全忠的速度得以加快，两天后他领兵进驻赤水，接着向长安进发。当他赶到昭应县的零口（历史上鸿门宴的所在地）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离京西行，朱全忠担心再这样一路追下去，恐怕会落个挟君的罪名，所以便暂时撤回赤水以观时变。当时闲居在长水的张浚见朱全忠按兵不动，立即赶到赤水劝朱全忠将韩建除掉，理由是韩建除了是李茂贞的盟友之外，还曾经上疏皇帝李晔请求前往凤翔。朱全忠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兵包围华州，韩建立即出来示好，表示自己是一介武夫，上疏的时候没有考虑态度，希望朱全忠能够原谅自己。韩建诚恳认错的态度，最终使得朱全忠原谅了他。但是朱全忠担心他在华州经营时间太久会生出祸乱，于是将其移往陈州赴任。同华地区经过韩建多年的治理，在经济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皇帝李晔身在华州时期，随着四方商人的云集，一时间商业极为繁荣，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现在这些财富全为朱全忠所得，因此在经济上朱全忠在经济上获得了极大的补助，最关键的是同华地区距离京城长安较近，为朱全忠日后出兵京城长安以及征讨凤翔奠定了有力的基础。皇帝李晔西行之后，文武百官在崔胤的安排下，大多留在了京城长安，出现了“京师无天子，行在无宰相”的局面。崔胤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向朱全忠求助，希望他能尽快出兵迎回皇帝陛下。十一月四日，崔胤让太子太师卢渥、王溥等人前往赤水与朱全忠商议迎接皇帝李晔回京事宜。朱全忠出兵本来就是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目前目的还没达到，现在有了崔胤的召唤，所以他不用再担心落个挟君的罪名，可以继续西进。两天后，朱全忠带领大军进入长安，然后在崔胤的建议下，朱全忠派人到凤翔宣布自己进京的消息，同时让韩全诲等人护送皇帝李晔立即回到京城长安，韩全诲当然是拒绝了朱全忠的要求。所以，接下来朱全忠决定将大举讨伐凤翔。第十一章遇害身亡困居凤翔天复元年（901年）十一月二十日，朱全忠率领大军到达凤翔，在城东安营扎寨。李茂贞登上城楼向朱全忠解释，说天子到他这里是来避难的，并非被自己劫持来的，朱全忠是受了奸人的蛊惑，所以才兴兵讨伐他。而朱全忠则全然不理会李茂贞所说的话，要求李茂贞立即奉送皇帝李晔回京，自己会既往不咎。朱全忠的态度等于是要讨伐到底，李茂贞眼见朱全忠不肯退兵，于是和韩全诲连连逼迫皇帝李晔下诏，让朱全忠赶快退兵。朱全忠见凤翔城池坚固难以立即攻下，于是移兵攻打邠州。邠州在凤翔东北方向的二百里处，当时由李茂贞的养子李继徽镇守，与凤翔遥相呼应。十月二十七日，朱全忠对邠州发起猛攻，李继徽虽然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两天后被迫投降。朱全忠攻下邠州后，又立即兴兵攻打盩厔（今陕西周至），两天后又将盩厔攻下。邠州、盩厔相继失守，让李茂贞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且当时镇守金州（今陕西安康）的昭信军节度使冯行袭见汴州军队势强，于是将韩全诲派往各地途经金州的使者二十余人全部杀掉后，向朱全忠投降。西川节度使王建也趁火打劫，与朱全忠修好，并派部将王宗佶、王宗涤领兵五万攻打李茂贞的山南诸州。天复二年（902年）正月，朱全忠自三元移驻武功，再次进逼凤翔，当时韩全诲让皇帝李晔下诏征李克用前来救援，同时李茂贞也以个人身份写信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得到消息后，派部将李嗣昭领兵五千实施围魏救赵之策，从沁州攻打晋州，以缓解朱全忠对凤翔的压力。皇帝李晔也派人充当岐、汴和协使，对李茂贞和朱全忠加以劝解，并赐朱全忠“李姓”，想让他和李茂贞结为兄弟。但朱全忠却断然拒绝，他一方面让部队继续包围凤翔；另一方面回军攻打李克用，击败正在攻打晋州的李嗣昭后，乘胜进逼晋阳。面对强大的朱全忠，李克用锐气大减，自此之后很多年不敢和朱全忠交战，就这样李茂贞失去了唯一一个可以救援自己的强援。朱全忠在凤翔外围不断地攻城略地，皇帝李晔则在凤翔内再次组织起流亡政府。鉴于文武百官都留在长安的现实情况，皇帝李晔对朝廷官员重新进行了整合，不过由于李茂贞极力推荐自己的心腹，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担任官职，而皇帝李晔也不愿意任命李茂贞的心腹，所以即便是流亡政府，皇帝李晔也组建不起来。当时有大批人上疏皇帝李晔，指出李茂贞推荐心腹担任朝官，是徇私舞弊行为。李茂贞得知消息后，鉴于朱全忠压力颇大，而且朝廷内部局势不稳，于是就想将皇帝李晔挟持到蜀中再作打算。而崔胤等群臣听说李茂贞要将皇帝陛下挟持到蜀中，全都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于是崔胤便前往河中，再一次向朱全忠哭诉，希望他赶快解救皇帝陛下。在崔胤的催促下，天复二年（902年）六月，朱全忠亲自领兵抵达位于凤翔府南边三十五里的虢县。李茂贞闻听朱全忠再次前来，不再采取闭门不战的策略，而是出城主动迎战。六月十日，李茂贞亲自领兵在虢县北部与汴军交战，结果凤翔并大败而归逃回城内。朱全忠乘胜进驻凤翔城下，并分兵五寨将凤翔城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李茂贞的堂弟保大节度使李茂勋见凤翔被围，于是领兵屯驻三原想要解救堂兄。朱全忠派部将康怀贞、孔勍攻打李茂勋，李茂勋抵挡不住汴州军队的攻势狼狈向东逃窜。李茂贞在城内得知堂弟战败，并不甘心就此坐以待毙，六月十七日，李茂贞领兵夜袭奉天（今陕西乾县），俘虏了汴军将领倪章和邵棠，他看到汴州军队并非不可战胜，于是干脆在二十二日倾巢出动想要与朱全忠一决胜负。这场战役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交战双方在很长时间内不分胜负，只是因为李茂贞兵力有限，所以在日暮时分才主动收兵回城，结果汴州军队随后追击，几乎攻陷了凤翔西门，自此之后李茂贞不再出城交战。当时正值阴雨连绵，汴军中很多士卒身染疾病，朱全忠见李茂贞坚守不出，凤翔城一时间难以攻下，如此下去对己十分不利，便想带领军队回归本镇。部将高季昌、刘知俊得知朱全忠的想法后，极力劝阻其不要撤兵，并建议选派得力的间谍混进城内，用诡计引诱李茂贞出战。骑士马景主动请缨，伪装成凤翔军战败的士卒进入凤翔城内，进城后马景散布消息说朱全忠已经撤兵，只留下些战斗力不强的人马，而且今晚也将撤走。消息很快传到了李茂贞的耳朵里，于是他决定当天利用夜色偷袭汴军营寨。当夜，李茂贞带领大批人马出城偷袭汴军。朱全忠见李茂贞中计，于是命令中军敲响战鼓，让伏兵四下杀出，又派数百骑精骑兵堵住城门，凤翔兵进退维谷，自相践踏伤亡惨重，李茂贞拼死杀出条血路才得以逃回城内。李茂贞战败后，朱全忠命令士兵环绕凤翔城广挖战壕，形如蚰蜒爬行之状，而且在营寨四周安置了大量犬狗，如果敌军来群犬齐吠，同时绕营设置木架，用绳挂铃将其连接，敌军来便出动铃响，从此用这种方法切断了凤翔城与外界的联系。凤翔已经成为一座孤城，粮食以及各种物资越来越匮乏，城内开始出现以人肉充饥的现象。皇帝李晔虽然身为九五之尊，但处境也极为艰难，粮食断绝后李茂贞只能供给其一些猪狗之肉食用，其随从每天都有饿死的。皇帝李晔虽然知道朱全忠绝非忠臣，但是为了早日解脱困境，他还是要求韩全诲和李茂贞迅速与朱全忠和解。韩全诲和李茂贞对此置之不理，而此时朱全忠却主动示好，原因在于李茂贞的很多部将在看到李茂贞大势已去后，纷纷带着人马出城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担心李茂贞穷极无路之下会与城俱毁，自己落个挟君的罪名不说，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也会化成泡影，因此朱全忠表示愿意和解。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朱全忠派部将司马邺进入凤翔，向皇帝李晔奉呈和解的奏书，而且不断派使者入城呈贡食品衣物，甚至允许城中百姓出城打柴。不过，韩全诲和李茂贞并不买账，依旧想以武力对抗朱全忠。十月二十一日，李茂贞领兵突袭汴州军队西寨，结果大败而归。朱全忠见李茂贞无意和解，于是派部将孔勍、李晖乘虚直捣李茂勋的老巢鄜州和坊州，并于十一月十日攻占了坊州。次日，汴州军队冒着大雪连夜行军，于拂晓抵达鄜州城下，守军来不及迎战，汴州军队攻入城内，与城中八千守军展开巷战，直到午时鄜州守军抵抗不住，于是举城投降，孔勍、李晖安抚李茂勋家属及其部将。李茂勋得知鄜、坊二州已失，而家属部将无恙时，遂投降朱全忠。失去了堂弟李茂勋的支持，已经内外交困的李茂贞直到此时才想与朱全忠议和。不过李茂贞明白，眼下必须要表示出自己的诚意，而且这个诚意要足够能打动朱全忠，所以他开出的条件是自己可以诛除宦官。为此，李茂贞亲自修书一封送给朱全忠，他在信中强力为自己辩护，说这场挟持天子的祸乱都是宦官韩全诲一手造成的，并重申自己将天子迎到凤翔，是为了让天子避难。现在朱全忠既然有匡扶社稷之心，自己愿意护送天子回京，并愿意率部为朱全忠效力。朱全忠面对李茂贞的和解态度，也表示不计前嫌，愿意通力合作。不过这样一来，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集团开始坐不住了。韩全诲得知李茂贞与朱全忠暗通书信之后，自度难免于难，于是互相之间开始推诿指责，而且凤翔城中的人全都将矛头指向宦官，导致李继昭与韩全诲当面互相对骂，可以说从此时开始，宦官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派遣殿中侍御史崔构、供奉官郭遵海前往朱全忠营寨商议回京事宜，同时李茂贞也派遣心腹与朱全忠签订议和条约。正月六日，李茂贞秘密觐见皇帝李晔，请求诛杀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集团，奉迎皇帝陛下返京。当时皇帝李晔得知李茂贞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时，不禁大喜过望，立即诏令将韩全诲等人斩首，并让李茂贞全权处理此事，同时任命御使第五可范、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左、右军中尉，王知古、杨虔朗为上、下枢密院使，当晚又将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等人相继斩首。次日，李茂贞让人将韩全诲等二十余人的首级装在袋子里，然后让韩偓送到朱全忠的营寨。不过，朱全忠虽然见到了韩全诲等人的首级，却依旧围困凤翔城，李茂贞怀疑是崔胤从中作祟，于是写信央求崔胤劝说朱全忠撤兵，并请求皇帝李晔下诏让崔胤等百官来到凤翔。虽然宦官集团已经被除，但朱全忠依旧想让李茂贞出城投降，为此他写信让崔胤从中调停。崔胤告诉李茂贞，诛除宦官这一点做得很好，但如果继续顽抗朱全忠，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天复三年（903年）正月二十二日，李茂贞打开凤翔城门放出了皇帝李晔。当李晔走进朱全忠的营寨时，朱全忠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地，表示自己救驾来迟，让皇帝陛下受惊。而皇帝李晔对朱全忠救驾有功，表示由衷的赞扬，君臣二人在营寨中稍事休息过后，朱全忠即令部将朱友伦护送皇帝李晔起驾回京，自己则留下负责善后工作。正月二十七日，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久违的京城长安。表面看上去李晔又重新恢复了自由之身，而事实上，对比先前诸多挟持他的人，成功解救他的朱全忠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儒将风范朱全忠与李茂贞争夺皇帝李晔的目的，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李晔被困凤翔时，韩全诲曾以皇帝的名义向诸道发布诏令，命令各路藩镇前来勤王，不过各路藩镇对此反应不一。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与朱全忠的长期争战中，逐渐败下阵来，不敢再与其争锋，所以李克用接到诏令后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了几千人；西川节度使王建则全力经营自己的巴蜀之国，而且企图占有李茂贞的山南之地，朱全忠与李茂贞相争，他正好是坐收

那是你的真心话。”然后，过了几天，她显得生硬沉默。“出什么事了，莫迪？”“我不干，我不离开这里，他们强迫不了我。”“这次是谁来了？”“她来了。”“她是谁？”“好像你不知道似的。”“哦，你又来了是吧？我在给你下套是吧！”“当然是了，你们都这样。”我们扯着嗓子冲着对方大声嚷。我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但是我从来没有、自打不再是孩子起就没有这样吵过架：心中不觉得怨恨，也不觉得愤怒，甚至有点享受地吵架。不过我知道对于莫迪来说这一点都不享受。她事后会痛苦的。“那是不是说还有别人来看过你？”“是的。”“她叫什么？”蓝眼睛里怒火烧得正旺，她说：“罗杰斯，博杰斯，普洛杰斯，大概这么个名吧。”然后，接着，“他们不能强迫我搬家，是吧？这房子是私产吧？”我派人去查相关信息。如果政府宣布公寓必须拆除，那她就非得搬不可。拿如今的任何住房标准来看，这房子都该禁用了。而拿任何人道主义标准来讲，她都该住着不动。我想要联系这个罗杰斯太太。我知道我可以给“社会福利局”打电话问，但事情不该这么发生——啊，才不是呢！你得让事态自己发展，想抓住什么，你就必须在正确的时机出手。前几天，我发现那两个老太太又在等我。博尔斯太太和贝茨太太。裹着大衣和围巾，不过她们的帽子上插了花，缠了亮色的缎带。春天了。“哦，你真是四处奔忙呢，”贝茨太太说，“莫迪·福勒怎么样？”“还老样儿。”“罗杰斯太太问起你来着。”“你知道她打听什么吗？”“哦，她人可好了，罗杰斯太太，四处奔忙，就和你一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就等着在哪里撞见这个罗杰斯太太了。又过去了五个星期。什么都没变……但一定有什么变了的。办公室里还是老样子，和乔伊丝相处还是那个样，和莫迪相处还是那个样。不过我见过薇拉·罗杰斯了。在人行道上碰上的，她正和那两个老太太说话。她们喊我，她转过身，脸上挂着急于示好的笑容，穿过街道，来到我身边。她是个个头不大的瘦姑娘。我本来真的是要写：12号尺码。我什么时候才能说起某人时不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穿什么？最近菲丽丝问，我姐姐是什么样子。我回答说，她穿高品质的针织套装、高级鞋子、羊绒衫。菲丽丝笑出声来，那种笑法仅仅一年前还正是我想要的效果。薇拉站在我面前，站在冷风呼呼的人行道上，脸上挂着急切、热情、歉疚的笑。友好的棕色眼睛。粉色的指甲油，不过有些脱落。没错，这当然能反映出她的某些方面了：她工作过度。衣服是耶格旗下的低端产品，好看，但不动人。我知道“关键人”就是她了。不需要做太多铺垫，我们开门见山。我说：“我一直希望能碰上你。”她回答：“是的，我非常想和你谈谈福勒太太的事。”我说：“她害怕得很，怕她会被强制搬迁。”她说：“是的，但这个事我们可以稍微拖一拖。”我说：“另一方面，对她最有用的是送餐服务。”她说：“是这样的，她能动，能四处走动，所以其实没有资格……不过如果你觉得……”我说：“要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做饭了，她只能随便吃点什么度日。”她哈哈笑起来。她说：“我一定得告诉你一件滑稽事，上周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去看我负责的一个人，她九十四岁了。耳聋，有关节炎，但是她什么事都自己做，烧饭、清扫、采购。我就站在那儿，看她准备午餐。一个肉馅饼，苏打水泡卷心菜，然后是奶油蛋糕。我对她说，你不吃新鲜的东西，沙拉啊水果啊的？什么？她冲着我喊。”薇拉讲得津津有味，但是她也有些焦虑，生怕我觉得这不好笑，有一两次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好像在说，哦，我希望你能笑。“你一定得吃水果和蔬菜，我对她喊。你需要维生素。每次我来看你，都看不到一丁点儿绿色菜，苹果也没有，橘子也没有。而她回答，什么？什么？什么？但我知道她其实听得见。后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后，她说，你上次说你多大来着，亲爱的？然后我就想起自己身上这里疼那里痛的，而我是打小吃健康饮食长大的。”于是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她看起来松了口气。“我得回家陪老头子了，”她说，“我来安排送餐的事。不过如果能安排一个我们都有空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谈一次。”说完她沿着街跑到一辆黄色大众前，钻进去，灵巧地驾车汇入了车流。莫迪对于每天中午送来的午餐十分开心，尽管其实那真不是什么好饭。淡而无味，做得很不怎么样。我已经意识到每件事在她心中的分量。是的，我以前就知道，但不是真正清楚，直到我告诉她她上了送餐服务名单，看到了她的欣喜。她一遍又一遍地谢我。“呐，你做到了，她可不行，她才不行呢，不行！”“你向她提要求了吗？”“有什么用，我提得还少吗，但是他们说我需要的是家务女工。”“你的确需要啊。”“啊，唉，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就说出来啊！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没有你也行。”“哦，莫迪，你真是不好伺候。家务女工怎么不好了？”“你请过吗？”听到这话我放声大笑，然后她也笑出声来。夏日将至。自从上次我坐下来记这倒霉的日记以来，又都发生过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不想半途而废。我和薇拉·罗杰斯见过好几次，我们聊了天——在人行道上，还有一次忙里偷闲，抽了半个小时在一家咖啡馆一起吃了快餐饭。我们说话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忙得很。有一次她问我是怎么和莫迪产生的联系，听了我的解释后，她叹了口气：“我原本指望你真的是个‘好邻居’来着的。我认识一个人，也许她肯接受‘好邻居’帮助。她不好相处，但是她很孤独。”这其实是个请求，委婉、尴尬地表达出来，但是我回答说一个莫迪就够我受的了。“啊，是的，的确是。”她立刻说。我告诉她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于是她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好像我自己已经搞懂了似的！我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与莫迪拴到了一起？我说：“我喜欢她，真的喜欢她。”“哦，是的，她很不错，不是吗？”薇拉衷心表示，“而有些人，你真的想把他们掐死。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常觉得自己简直恶毒，我觉得自己必须喜欢他们所有人。但是，我和哪个难伺候的臭老太待上一个小时，一点进展也没有，那时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暗想，老天爷啊，我总有一天要揍她一顿，总有一天。”“啊，莫迪也经常让我有这种想法。”“是的，但还是有其他的感觉吧。”“是的，是有。”我告诉莫迪薇拉有多喜欢她。她摆出一副气愤、被戳痛了的表情，不理我。“可莫迪，为什么啊？”“她压根不帮忙，手指都不动一下。”“可是你不告诉她你要什么，她怎么帮你？”“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没人来烦我。”“你看，是了吧！”“是的，我就是孤零零地自个儿待着，除了你会来。”“薇拉·罗杰斯要探视的不止你一个人，她有时候一天要走访十家或者更多，她还要打电话安排事情，让人做事情。我每天都能见你，所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他们得硬把我抬出去，到那会儿我还要大声地嚷嚷。”“她是站在你这边的，她正在想法让你不用搬。”“她就跟你这么说说。他们今天又来了。”“谁？”“你知道他，那个希腊人，怎么说的？你可以住一个房间，我们先搞其他房间。等我们弄完了，你就可以搬回来。那么尘土飞扬、乱七八糟的，叫我一直受那种罪！他们改造房子，一弄就得好几个月。”“那，那一定是那个房东了，是吧？”“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都是串通好的。”我在那家印度小店里东看西看待了好一会儿，这时店主帕特尔先生开口说：“福勒太太昨天在街上又叫又喊的。”“是吗？她说什么了？”“她一直在大叫，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们哪个来给我弄热水、安浴缸了？我没有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你们哪个来了？我这辈子都没有热自来水、没有浴缸，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们要是敢再来我就叫警察了。”帕特尔先生说得很慢，严肃、关切的眼睛盯着我的脸，我不敢笑。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责备、严肃，说道：“当初我在肯尼亚，在我们不得不离开之前，那会儿我以为这个国家里人人都很富足。”“那现在你明白了吧。”但是他还有话要说，另一个话题。我等着，拿了几袋饼干，又放了回去，研究起一罐猫粮来。终于，他开口说：“以前，我们印度人，我们是不会让我们的老人沦落到这种地步的。但是现在——我们那儿事情也在变。”我觉得我个人有义务道歉。最后，我说：“帕特尔先生，不会有太多人像福勒太太这样了。”“我店里每天都来六七个。都像她，无人照料。我这只一家店而已。”他的口气听上去像是在指责我。他在指责我的衣着、我的风格。我与这家小小的街角店铺格格不入。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冤枉我了，从货架上拿了一块蛋糕，莫迪喜欢的那种，说：“把这个给她。”我们的眼神又撞上了，这次感觉不一样：我们惊慌，我们害怕，这一切我们无法承受。八天之前的事儿。乔伊丝最终可能还是要去美国。那个女朋友做了人工流产。老公杰克很受打击：他是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的。他这一阵子算是经历了某种崩溃吧，乔伊丝一直在安慰他。这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后来她告诉我：“他好像是一直很希望我们能再生一个孩子。”“你以前知道吗？”“呃，我知道他不反对再要一个，但不知道其实他这么想要。”“如果你这以前知道呢？”“会的，我觉得我会要一个的。”“于是现在你们就在互相责怪？”“嗯。”乔伊丝叼着一根香烟，眯着眼睛，一张接一张地举起照片打量。这张行，那张不行。她又染了头发，不过看上去还是灰扑扑的。双手没有做过保养。她看上去五十岁。她身上有一种古怪、女巫似的气质。我对她说过：“乔伊丝，你得换换风格了，现在这显得太年轻了。”而她回答：“等我明白自己到底走不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该选哪个了，是吧？”乔伊丝时刻都处于快要哭出来的状态。一个词、一句笑话、一个口气——她会猛地扭过头来，眯起眼睛，盯着我，盯着菲丽丝，盯着任何一个“惹事”的人，眼泪涌上来。但是她甩甩脑袋，把眼泪甩掉，装作什么事都没有。我和菲丽丝现在都心照不宣：说话时，我们每一个音节、词汇、建议，都再三斟酌，免得乔伊丝突然控制不住，又哭起来。后来。多久？我忘了。有几天了。乔伊丝今天告诉我，她对杰克这样说，你的问题是，你想把目前这种状况带到美国去。家、子女、同情、宽慰你的妻子——还有女朋友，另摆一处。你没法选择。这就是你为什么难过成这样。而他对她说，她是铁石心肠。还有四个月他就得动身。他早应该和那边说明他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子女。“也许最后他是一个人去呢。”我若有所思地说，忘了不该刺激她。她吃了一惊，飞快地扭过头来，她如今常这样。她皱着眉头，身子往前探，盯着我。我的老朋友乔伊丝，她在千里之外，躲在什么黑暗的地方，探头打量我，心想这个哇哇乱叫的白痴是谁？“一个人！”她说，听上去像一个尖刻的女教师。“为什么不呢？”“你这人缺了点什么，我一直就这么说的。”她冷冰冰地说，给我定了性。“也许缺了点什么的是你。”我和她说了莫迪·福勒的事，说她到现在已经独身一人过了差不多六十年。我说话的时候乔伊丝站起身，拿起包，公文夹，收起桌上的东西来。“你怎么认识她的？”我告诉她了。乔伊丝听着。“内疚感，”她终于开口，“内疚感。如果你想让内疚感左右你，那是你的事。”她朝门口走去。我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讲讲这事，好好地讲，我真的很想。我想谈这件事。”她说：“哦，现在不行。”夏天了。不过我可没看到太多夏天的迹象。乔伊丝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应该有一个月了。实际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让办公室里眼下的实际情况正式化了。我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在医院，这样的场景：乔伊丝的丈夫、两个孩子、丈夫的前情妇、她的新男友。乔伊丝躺在床上，真身到了某个黑暗的地方，从那里打量着这一屋子的人，记起来该微笑的时候就笑一下。现在他想要她去美国了，但是她说自己没力气考虑这事。不过，她当然会去的。因为这些情况，我在莫迪那儿待得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一天不落都去。她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她了。但是她的感觉是，我让她失望了。我坐在那儿，努力忍住不去看手表，而她只回忆不好的往事。我说：“和我说说你带约翰尼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发现了黑莓，拿它们做了馅饼的事吧？”但是她叹着气，坐在那里，苍老的手指上下摩挲着自己（肮脏）的裙子。然后她和我讲……她姐姐波莉，有七个孩子，每次坐月子都喊莫迪去照顾她。莫迪每次都很高兴，甚至会放弃当时的工作，去姐姐家，照料一切，一忙就是几周，而且不止一次是连续照顾了好几个月。然后，莫迪说，每次都一样，姐姐忌妒起来，因为莫迪爱那些孩子们，他们也爱她。她寻一个理由：你教唆我的孩子和我对着干，你想要勾引我丈夫。这可能吗，莫迪说，那个讨厌的吝啬鬼，我给你们做牛做马，他还嫌我吃了你们的。要是我拿了一小块肉到盘子里，他就会说，莫迪大驾光临，我们周日得多买一点牛肉。而与此同时，我一天给他们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在前后两个宝宝出世之间的间隔期里，莫迪得不到姐姐的任何音信，不过莫迪不担心：总是会又有一个宝宝的，这点我知道，因为他终归得做他不能不做的那件事的。现在莫迪经常谈论性的问题，看得出来，那在她生活中曾很重大又很糟糕，而这件事她从来没弄明白过，也从没摆脱过它的折磨。她说她的丈夫，当初还把她当女王待的时候，也还是会像只老虎一样扑到她身上，就像野兽一样。她说她不明白，一分钟前还情意绵绵，下一分钟他们的爪子就扎了上来。她的丈夫找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梗在她心里：为什么？莫迪只和一个男人睡过，她那个糟糕的丈夫。她知道世上有女人喜欢这个，说这话的时候她看着我，神情有些拘谨和羞怯，担心若是我知道她好奇我是不是“那样的”，我也许会觉得被冒犯了。但是，她有过其他经历。有几年，楼上有一个和她做了朋友的女人，这个女人“喜欢这个”。她以前会和莫迪谈，说她一整天都在等夜晚到来，因为夜深时另一段人生就开始了，那才是她真正的人生。莫迪告诉我：“她告诉我他们完事以后，她得睡在他背后，这样她就可以握着他的玩意儿。那个玩意儿……”莫迪提高声音，恶心、诧异、难以置信，几乎都要哭出来，“是的，那是因为尊重，她告诉我。”莫迪坐在那里，惊愕不已，这个问题困扰了她三四十年。突然：“我才不会那样满足他们呢，那是他们用来打你的棒子！”听到这话我笑出声来（我其实一点都不自在，心里在想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的话差不多算是个总结吧，至于我们美好的性生活，我和弗雷迪，那不相干）。她说：“我一直在看你的表情呢，看得出来你不这么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而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成天到晚的性、性、性，我有的时候想，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疯了？”我笑了又笑。她也笑。但那是一种狂乱、不舒服的笑，和她那种我喜欢听的女孩的笑截然不同。莫迪直到今天还管她那差劲的丈夫叫“我男人”，能使得她如此的——？——力量真是巨大。半个世纪里，她见过他的次数也就半打。有一天，有人敲门，门外站着她的丈夫。但这个年轻人说：“妈妈？我是你的儿子约翰尼。”“哦，那就进来吧。”她说，“是这样的，我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在这之前我成天焦虑烦躁，病态得很。有一次到了非去看病不可的地步，医生对我说，福勒太太，你要么找到你的孩子，要么把他忘了，不然不行啊。我怎么找得到他？他搞不好在天涯海角，在美国，在非洲的廷巴克图！慢慢地，我的确把他忘了。而他现在就站在

晓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明代中期已逐渐失传。努尔哈赤兴起后，建州与朝鲜、明朝的来往公文，由一个名叫龚正陆的汉人用汉文书写，在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时，则用蒙古文，一般女真人既看不懂，又听不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文，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皇太极时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当时，东北亚满一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除满洲外都没有文字。满文记录下了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并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后来耶稣传教士通过满文“四书”、“五经”翻译到西方。因此，努尔哈赤主持创制满文，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和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4.创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创建八旗制度。女真人狩猎时组成狩猎小组，每十人立一个总领，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大箭的意思；额真，意为首领），后来这个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的牛录额真成为一级官员，牛录成为最基层的组织。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努尔哈赤便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了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个甲喇额真设一固山额真。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添四旗，在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后来又逐渐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统称八旗，实际上是二十四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它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家庭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成为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成了清朝的一个核心社会制度。5.促进满族形成建州女真的统一，女真各部的统一，东北地区的统一，满族的融合，各部的联姻，八旗的创建，满文的创制，使得新的满族共同体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满族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海西女真为主体，吸收部分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朝鲜人等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发诏谕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续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满洲族的名称正式出现。满诸人洲族初为东北边隅小部，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到今天已发展成千万人的大民族。其肇兴的领袖，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6.建立后金政权创大业者，必立根本。如果一个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不能创建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王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范式，登上汗位，建立后金，从此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为其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子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四月，又改元崇德，国号大清。从天命元年（1616）到宣统三年（1911），共历二百九十六年。努尔哈赤“经始大业，造创帝基”，为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7.丰富军事经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四十四年，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17世纪前半叶，不仅是中国一支最富战斗力的军队，而且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骑兵。努尔哈赤统率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之战、乌碣岩之战、哈达之战、辉发之战、乌拉之战、抚清之战、萨尔浒之战、叶赫之战、开铁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十二次大捷，其中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堪称战争史上的精彩之笔。他在军队组织、军队训练、军事指挥、军事艺术等方面的作为，都可圈可点，特别是对许多军事原则，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重视侦察、临机善断、诱敌深人、据险设伏、巧用疑兵、用计行间等，都能熟练应用并加以发挥，史称他“用兵如神”，丰富了中华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8.制定抚蒙政策自秦汉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央王朝的北部边患。为此，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明朝徐达和戚继光为巩固边防，也大修长城，但都不能完全解决边患。明代京师两次遭北骑困扰，明英宗甚至成了瓦剌兵的俘虏。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观猎、赈济、朝围、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部民的联系与辖治。特别是其联姻不同于汉、唐的公主下嫁，而是相互婚娶，真正成为儿女亲家。这是历代中央政权（除元朝外）对蒙古治策的重大创新。中国古代社会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难题，到清朝才算得以解决。后来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这种抚民固边政策，其初始者就是努尔哈赤。9.推进社会改革努尔哈赤在其四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推进社会改革。在政权机制方面，他逐步建立起以汗为首，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并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后金社会的军民统制起来。而后，他又创立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八贝勒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举废国汗，即实行贵族共和制。但此制度在努尔哈赤死后未能实施。在经济机制方面，他先后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缩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女真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在社会文化方面，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10.决策迁都沈阳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但遭到贝勒诸臣反对。其理由是：近来正在修建东京辽阳，宫宅已经建好了，老百姓的住所还没有最后完工，本来年景就不好，迁都需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对此，努尔哈赤说：“沈阳乃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而且在浑河、苏克苏浒河的上流，伐木顺流而下，用来造宫室、烧柴，都不可胜用。时而出去打猎，山上兽多，河中水族，也可捕而取之。朕筹划此事已经成熟了，你们不要再考虑了。”可见，努尔哈赤是综合考虑了历史与地理、社会与自然、政治与军事、民族与物产、形胜与交通等因素，从而做出迁都沈阳的重大决策的。从此，沈阳第一次成为都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促进了辽河地域的经济开发，并带动了整个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使“满洲民国富”。三、努尔哈赤成功之谜努尔哈赤经过十二次大的战役，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成为后金大汗，他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一位教练经过研究认为，一个运动员取得世界大赛的金牌，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六个因素，当然这些因素有主有次。那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功，更是需要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努尔哈赤的成功，一个前提无疑是他苦难生活的磨砺，继母的寡恩，使他养成了自立的性格；马市的交易，使他大开眼界，广交朋友；祖父、父亲的蒙难，刺激他毅然摆脱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了王者的征服之路。但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他实现了“四合”一天时、地利、人和与己合。首先是天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可以理解为“上天”、“天命”、“天道”、“天意”、“天时”等，这里说的天，主要是“天时”。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是个概数，三百年也会有王者兴。明末清初，中国历史的“天时”，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世界上，俄国尚未东越乌拉尔山；葡萄牙到了澳门尚未对明朝形成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女真东面的朝鲜，外祸内乱，衰落不堪；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北面扈伦，彼此纷争，贝勒落马；南面大明，南倭北虏，内忧外患，极度腐败。总之，努尔哈赤处在了三百年一遇的大天时。同时，努尔哈赤在战争中还善于利用天时。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原因之一就在于得天时。当时赫图阿拉地区大雪封山，江河冰冻，明军四路出师，长途跋涉，山路崎岖，丛林密布，冰雪封路。没能按原计划如期合围赫图阿拉，后金熟悉地形，便于设伏，分路出击。努尔哈赤巧妙利用天时，在明军形成合围之前，集中兵力，逐路击破，夺得了胜利。再说地利。地利主要指地形、地势、地域。赫图阿拉是一个山水环绕、气候温湿、土地肥沃的宝地，那里西距抚顺二百里，既为关山阻隔，利于暗自发展，又有大路通达辽沈，利于驱兵进取。努尔哈赤在这里建立并扩大基地，是深有战略眼光的。这个基地后来发展成东到日本海，东北到库页岛，北跨兴安岭，西到青海，西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广大领域。这里有粮食、皮毛、人参、林木、矿藏，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是大的地利。努尔哈赤不仅在战略上善于利用这种大的地利，而且在战术上善于利用小的地利。以沈辽之战为例，明军本来依靠沈阳、辽阳两城，占地利，努尔哈赤在平原攻城，不占地利，但努尔哈赤设计将城里的明军诱出城外，进行野战，发挥骑兵特长，变不利为有利，取得了胜利。再次是人和。人和主要是指人际关系的和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以后金努尔哈赤为一方，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帝为另一方。明朝皇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点，是一个“分”字：分而弱之，间而治之。分则弱，合则强。努尔哈赤针锋相对，采取了一个“合”字。他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便是典型的“合”字方针。这里再举两个例子：其一是关于叶赫老女的事。叶赫老女是叶赫贝勒布扬古的妹妹，可能长得比较漂亮，为了联络建州，十三岁就许给努尔哈赤了。但是许完之后并没有把她嫁过来，而是随后又许给了哈达的贝勒，辉发的贝勒，乌拉的布占泰，结果这三个部落被努尔哈赤灭掉了。布扬古又把妹妹许给了蒙古喀尔喀达尔汉贝勒的儿子，叫莽古尔岱，建州得到这个消息后，贝勒们非常气愤，认为这个女人许给努尔哈赤已经二十年了，现在又把她许给莽古尔岱，真是奇耻大辱，要发兵把她夺回来。努尔哈赤却说：“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可以打他，可为了一个女人打他不好，这个女人许配给我，我都没有那么生气，你们那么生气干什么？”结果三十三岁的叶赫老女就嫁给了蒙古的莽古尔岱。这件事情反映了努尔哈赤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艺术。还有一件事，努尔哈赤率军攻打翁科洛城，被对方的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一直流到脚面。努尔哈赤继续坚持战斗，这时又有一个叫洛科的人，一箭射到了努尔哈赤脖子上。那支箭带反钩，努尔哈赤往下拔箭，立刻血流如注。他拉着马缰从马上摔下来后就休克了。后来攻下翁科洛城，鄂尔果尼和洛科都被抓到了。部下要对他们施以乱箭穿胸之刑，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努尔哈赤却说：“两军对垒，他们是为自己的主人来射我，这样的勇士太难得了。”于是努尔哈赤不仅给两人松了绑，还都授了官，别人一看，原来射他的人都可以宽宥，都可以授官，那他自己的人，只要做出成绩就更可以做官，更可以升官了！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调和人际关系，使大家同心协力，在战场上勇敢杀敌。最后是己合。虽有天时、地利、人和，若没有己合，事业也不会成功。己合主要是胸怀开阔，心境豁达，能够把握自己。这是一个人要取得事业成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联军三万，分三路向建州古勒山而来。过了浑河之后，晚上军队支灶做饭，灶火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遍布四野，探骑回报时脸色都变了。当时努尔哈赤兵不满一万，建州官兵，人心惶惶，努尔哈赤得到报告时已经是晚上，但他听后却像无事似的打着呼噜睡着了，妻子赶紧把他推醒说：“敌人大兵压境了，你怎么还睡觉啊？你是方寸乱了，还是害怕了？”努尔哈赤说：“要是我方寸乱了，害怕了，我能睡得着吗？起先我不知道这九部联军什么时候来，老是惦记这事。现在知道他们已经来了，心里就踏实了。”说完，努尔哈赤又呼呼地睡去。第二天早晨，他带领众贝勒等先祭堂子，然后统军出发，一举夺得了古勒山之战的胜利。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己合，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然而，正当他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命运却让他意外地遭遇到了明朝的书生袁崇焕，从而使他的喜剧人生不得不在悲剧的氛围中谢幕。四、宁远兵败努尔哈赤一生经历过许多重大战役，一直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大败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了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因兵败失地而被斩，王化贞也因兵败弃城而丢官。随后明朝廷派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出关赴任，巡察边关，整治部队，储备粮草，积极防御。他任用袁崇焕修筑宁远城，加强战备整整四年，没有大的战事。然而，由于孙承宗是东林党的领袖，与以后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不两立，虽然身为帝师、大学士，但在党争中也受到排挤，辞官回家，接替他驻任辽东经略的是阉党分子高第。高第上任后，采取了消极防御策略，命令山海关外的兵力全部撤到关内。但身为宁远道的袁崇焕却拒不从命。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军在辽西失陷广宁后最重要的军事堡垒，后金军要进攻明朝首当其冲的就是宁远城。袁崇焕率领万余兵民，独守孤城宁远。他将新从海外引进的西洋大炮安放在城上；将城外的商民、粮草搬到城内，焚毁城外房舍，坚壁清野；安排百姓巡逻放哨，运送火药，实行军民联防；他还亲自向官兵下拜，刺血宣誓，激以忠义，官兵都决心与袁崇焕同生死，共患难。袁崇焕一切布置妥当，静待敌人来攻。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八旗军，号称二十万大军，渡过辽河，如入无人之境，向孤城宁远猛扑而来。此时，守城者袁崇焕，四十二岁，进士出身，还从没有指挥过作战，打过仗。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命离宁远城五里安营，横截山海之间的大路。努尔哈赤先礼后兵，放回被俘汉人捎劝降书给袁崇焕说：“献城投降，高官厚赏，拒绝投降，城破身亡。”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兵猛力攻城，城垛上，箭像倾盆大雨一样射来；悬牌上，矢镞密集得就像刺猬皮。后金兵攻城不下，努尔哈赤命士兵冒死凿城挖洞。袁崇焕迅速下令动用早就准备好的大炮，向后金军的队伍猛烈发射，炮声响处，只见一团团冲天的火焰腾空而起，后金兵士一下子被炸得血肉横飞，七零八落，留下的也被迫后撤。努尔哈赤对这种新引进的西洋红衣大炮一无所知，不知道它的来源、特点、性能和威力。第二天又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继续攻城。袁崇焕登上城墙高处的瞭望台，沉着地监视观察着后金军的行动。直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才命令炮手瞄准敌人密

将领往往要领受死刑。秦国的诸位大夫及秦穆公的左右亲信都主张追究孟明视的领导责任，自然也有人建议判处三个人死刑。但是秦穆公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反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请各位都别再说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他们，完全是寡人的责任。”他还当着群臣的面吟了几句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隧，就是蹊径。这几句诗见于《诗经·大雅》的“桑柔”之篇，是当年周朝卿士芮良夫讽谏周厉王所作，大概意思是：人如果贪得无厌，必定带来祸患，有如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过之处如同蹊径。“所谓贪人败类，”秦穆公说，“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啊！因为我贪心不足而获罪于天，孟明视有什么罪啊？”大家听他这么说，都不敢再发表任何意见。孟明视感动得一塌糊涂，和西乞术等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下大力气发展生产，重新整顿军备，很快使秦国恢复了元气。公元前625年春天，孟明视率领大军东渡黄河，讨伐晋国。此时距公元前627年夏天的殽之战，不过一年多时间。晋襄公得知秦军入侵，连忙召回进攻卫国的部队，全力以赴迎击秦军。先且居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赵衰为中军副帅，王官无地担任晋襄公的戎车驾驶员，续简伯为戎车护卫，双方在彭衙发生战斗，史称彭衙之战。战争之神仍然眷顾晋国人，秦军再一次被打得大败而归。一个名叫狼瞫（shěn）的小人物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晋军的胜利立下首功。据《左传》记载，殽之战中，晋襄公任命梁弘为戎车驾驶员，莱驹担任护卫。秦军战败，秦将褒蛮子被俘，晋襄公命莱驹挥戈斩杀褒蛮子。褒蛮子是当时有名的勇士，手脚被牢牢绑住，却余威犹存，他眼睛瞪着莱驹，大喝一声，莱驹吓得手脚发软，连戈都持不稳，掉到地上。堂堂御前三品带刀待卫，居然被一个俘虏吓得魂飞魄散，实在是太丢人了。当时狼瞫是一个护旗的小兵，见到此情此景，也没有考虑太多，立刻冲上前去，拾起莱驹的长戈，手起戈落，将褒蛮子的头颅干净利落地斩下来。因为这件事，狼瞫受到晋襄公的赏识，取代莱驹成为了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但是，同年晋国与狄人战于箕的时候，中军元帅先轸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弃狼瞫不用，任命续简伯为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也许在先轸看来，斩杀一名绑住手脚的俘虏，并不能体现武将的本事；而且狼瞫身为护旗兵，擅离职守去斩杀俘虏，分明就是投机取巧。狼瞫对这件事深感耻辱，恼怒异常。他的好友说：“你为何不以死来洗刷耻辱？”狼瞫说：“我还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死！”“如果你想杀先轸报仇，我愿助你一臂之力。”荣誉就是“士”的生命，在当时的人看来，一个“士”的荣誉如果受到损害，应当果断地向带来这种损害的人报复，否则会被人视为懦弱。但是狼瞫有更好的考虑，他对朋友说：“我看书上说，以下犯上虽是勇气可嘉，却不是正义之举。因为这样而死，算不得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为国牺牲而无所畏惧。你就等着瞧吧！”彭衙之战，秦军来势汹汹，晋军严阵以待。狼瞫带着一支小部队攻击秦军，奋勇冲杀，所向披靡。晋军受到他们的鼓舞，跟在他们身后扩大战果，最终将秦军击溃，但狼瞫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用生命实践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左传》对狼瞫的评价很高，用“君子如怒，乱庶遄（chuán）沮”和“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意思是他怒而不乱，将怒火发泄到敌人身上，应该大大表扬。狼瞫原来只是一个小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体现出这么高的境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晋文公“教其民”的政策，确实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彭衙之战让秦国人给晋国人留下了笑柄。回想起来，当年孟明视等人从晋国被释放回国，在黄河的船上对阳处父说过“三年将拜君赐”的话。结果这一次秦国又大败，晋国人借此奚落秦国人，称秦军为“拜赐之师”。孟明视再次以败军之将的身份灰溜溜地回到了秦国。秦穆公见到他，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只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四个字：“继续努力。”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秦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奇怪的情绪中。这种情绪，不是消沉，也不是急躁，而是一种憋足了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绪。孟明视显得愈发成熟了。他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增修国政”的工作中，致力于为民众谋取福利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晋国的赵衰对同僚感慨说：“如果秦军再来寻仇，咱们最好避其锋芒。孟明视一再失败，回去之后却不急不躁，专注修整内政，其势必不可挡。”赵衰还念了一句诗来表扬孟明视：“毋念尔祖，聿（yù）修厥德。”这是《诗经·大雅》“文王”篇中一句，意思是：如果念其先祖，则应该述修其德以显之。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得晋国人霸气持续增长。彭衙之战后，晋襄公派使者前往鲁国，责备鲁文公说，你即位都这么久了，竟然不曾前来朝觐晋侯，究竟是有什么打算？鲁文公不敢怠慢，连忙启程前往晋国朝觐，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仅仅派了阳处父出面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人，在《春秋》上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将鲁文公前往晋国的事，给屏蔽掉了。同年夏天，由晋国司空士谷牵头，召集鲁、宋、陈、郑等国诸侯在垂陇会晤，讨论讨伐卫国之事。宋成公、陈共公，郑穆公亲自前往与会，鲁国则派了公孙敖为代表参加。晋国的司空，尚未列入“卿”的范围，只能算作中层贵族。晋国召集诸侯会盟，晋侯和卿都不出面，而是派司空为全权代表，实在是太轻视天下诸侯了。在垂陇会盟上，陈共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晋国人面前为卫国说情。他要卫成公将孔达抓起来，作为替罪羊送到晋国，对晋襄公说：“卫国不知天高地厚，胆敢入侵晋国，全是孔达自作主张所致，与卫侯无关。”晋襄公接受了这一理由，囚禁了孔达，收回了进攻卫国的命令。公元前625年冬天，晋国又纠集宋、陈、郑等国军队讨伐秦国，攻占了秦国的汪地之后才回师。公元前624年春天，晋国联合鲁、宋、陈、卫、郑等国讨伐楚国的附庸沈国。沈国被击溃。北破狄夷，西败强秦，东服鲁、卫，南灭沈国，晋襄公自上台以来，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得他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在那个年代，晋军不可战胜似乎成为天下诸国公认的事实，晋国的霸业如同公元2007年的中国股市，一路飘红，连续涨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秦国人逆势而上，又一次向晋国发动了复仇攻势。这一次，秦穆公亲自出马了。秦军渡过黄河之后，他命令焚毁渡船，自断后路，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全体将士默默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没有人表示惊愕，也没有人表示反对。也许大家想的和他一样，这一次再打不赢晋国人，谁都没脸回到秦国抱老婆孩子啦。《孙子兵法》第一篇：“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也就是说，战争获胜的第一要义，是部下与君主同心同意，做到这一点，部下可以为主君出生入死，也不会心生不满。这一点秦穆公做到了。秦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晋国的王官（地名），打到了郊（地名）。晋国人采用赵衰的策略，坚壁清野，避其锋芒，据守不出。秦军在晋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了一个多月，晋国人则心平气和地呆在自己的城堡里，甘做缩头乌龟，坚决不应战。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自茅津渡过黄河，到殽山收拾了当年阵亡将士的尸骨，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时隔三年，殽山的秦军将士遗骸，都变成了苍苍白骨。秦穆公大哭了三天，接着又召集全体将士阅兵，发表了著名的“殽山讲话”。他说：“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翻译成现代文：“喂，全体将士听清楚了，你们不要吵，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共勉，遇事谋划要像古人一样，听从长者的建议，才不会犯错误！”这还是在批评自己当年没有听从蹇叔之言，所以遭受失败。《左传》评价说，秦穆公是真正的领袖之才，用人考虑周全，不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一个人，用人不疑，信任专一，所以，孟明视能尽其为臣之心力，始终不懈，心怀畏惧而思修德政。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公孙枝举荐百里奚于奴仆之中，后世有人解释说，这是“一举而得贤二世”，所以《左传》将孟明视的成功归根于公孙枝。洗刷了两次战败的耻辱之后，秦军班师回朝。这一次秦晋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历史上被称为王官之役，秦国在军事上取得了有限胜利，而晋国审时度势，及时避免了将冲突扩大化。所以，单纯地从军事上讲，此役乏善可陈，不够痛快；但从全局上看，它对秦晋两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官之役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晋国人的傲气，他们开始反思这些年来过于盛气凌人的对外政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以此改善同中原诸国的关系。公元前624年冬天，秦国人撤走后不到半年，晋国主动向鲁国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问晋国。上一次鲁文公访晋遭受的屈辱，其记忆尚未完全消退。但是接到晋国的邀请后，鲁文公仍然不计前嫌，忍辱负重来到了晋国。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在欢迎宴会上，晋襄公雅兴大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首“菁菁者莪”的诗来助兴。“菁菁者莪”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之句，晋襄公借此把鲁文公比作君子，大加赞赏。知书达礼的鲁国人被捧得飘飘然。在大夫叔孙得臣（叔牙之孙）的指点下，鲁文公神色凛然地走下台阶，向晋襄公拜谢说：“小国受命于大国，哪里敢不端庄慎重？有幸得到您如此大礼相待，哪里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小国之所以开心，是因为大国的恩惠啊！”晋国人的高帽子自然送得贴切，鲁国人的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晋襄公听了，连忙也走下台阶，诚挚邀请鲁文公一起登台，再互成拜礼。鲁文公有感于晋襄公的热情，礼尚往来，也念了一首“嘉乐”之诗来应景，赞扬晋襄公“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晋襄公好人做到底，第二年春天，向卫国归还了大夫孔达。当然，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晋国对外宣称，孔达乃是卫国的贤臣，晋国不忍心忠义之士因为尽忠国事而身陷囹圄，所以主动释放孔达。这一说辞既给了自己的面子，也给了卫国面子。夏天，卫成公亲自到晋国，致拜谢之意。没过多久，曹共公也主动跑到晋国来朝觐，表示愿意臣服于晋国的领导。《左传》将这些事一一记录在案，是想告诉读者，晋襄公通过仁德而不是通过武力，使得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得到延续，而且受到诸侯的尊重。这一年秋天，晋襄公派兵讨伐秦国，包围刓（wán）和新城，作为对去年的王官之役的报复。王官之役也给秦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不用说是恢复了秦国人的信心。军事上的胜利固然有限，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秦国人能够在晋国的国土上，打得天下的霸主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本身就是对秦国实力的一种肯定。至于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则是西戎部落得知秦国打败了天下第一的晋国，深感不安，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人前往秦国出访，借此打探秦国的虚实。在秦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并不是本国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甚至来自于蛮荒之地。这些人到了秦国之后，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死心塌地地为秦国服务，甚至不惜帮助秦国攻打自己的祖国，为秦国的强大乃至统一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要列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公孙枝、百里奚、商鞅、吕不韦、张仪、范雎、李斯、蔡泽等一系列显赫的名字，而由余，也应该当之无愧地榜上有名。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因为犯了罪或得罪了权贵，被迫流亡到西戎聚居之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由余自幼会说中原地方的语言，熟读诗书，在西戎人中享有盛名。秦穆公听说过由余的名声。由余到达雍城之后，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招待，而且“示以公室、积聚”，也就是说，带他参观了雍城的宫殿，展示了秦国的财富。顺便提一下，秦国建都雍城，是秦穆公的父亲秦德公年代的事，距由余访秦，不过数十年。秦国偏安西陲，相较中原诸国而言，经济历来不甚发达。以秦国之国力，雍城的“公室、积聚”在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可夸耀的。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雍城自然不能与绛都、新郑、临淄相提并论，但对于来自西戎蛮荒之地的人来说，雍城就是一座神气活现的大城啦。没想到，由余参观完秦国的奴隶主义建设成就展之后，只是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这些事情，如果由鬼来做，尚且费神；由人来做，老百姓受的苦可想而知。”这就好比咱们现在请老外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老外不但不五体投地，反而一个劲地问“Howmuch”一般令人扫兴。秦穆公也感到很无趣，因而问道：“华夏诸国，以诗、书、礼、乐、法作为政治的根本，尚且时有动乱；戎夷地区没有这些东西，靠什么来治国？”由余笑着回答说：“说起诗、书、礼、乐、法度，正是中国动乱之源。当年黄帝创制礼乐法度，以身作则，天下也仅仅算是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日益骄奢淫逸，越来越喜欢用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不堪重荷，又怨恨统治者不施德政。因此，上下互相抱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演变为动乱，甚至于亡国。而戎夷地区不同，统治者用朴实的道理来对待下民，下民也仅仅以忠、信侍奉主人，没有什么政治理论，顺其自然，所以是真正的圣人之治。”秦穆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回去之后，他问内史寥：“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本国之忧。现在由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担心他成为秦国的忧患，你有什么好办法？”“简单，杀了他。”“别扯淡，提点实际的建议——我要用他。”“这个嘛……戎人不是对我们的诗书礼乐不屑一顾吗？我有一个主意，咱们给西戎首领送一支‘女子乐队’过去，让他沉溺于其中，不理政事；然后派人去西戎，请求他将由余留在秦国，造成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又故意将由余留下来，不放他回西戎，造成由余自己想留在秦国的假象，扩大他们君臣之间的不信任。通过这些手段，不愁由余不归顺于您。”“好主意！”秦穆公听了内史寥这番话之后，摸着脑袋喜不自禁。我很怀疑这个内史寥是不是穿过时光隧道去看过《水浒传》，尽得宋江、吴用之徒的真传。接下来一连几天，秦穆公天天都找由余见面，而且不顾尊卑，与其同席而坐，共桌而食。一边吃，一边问由余一些西戎地方的风俗、地理、人物甚至军力方面的事，由余有问必答，说得头头是道。聊得越多，就越发坚定了秦穆公要将此人收为己用的决心。与此同时，由内史寥亲自挑选十六位美少女，组成一支吹、拉、弹、唱、色、香、味俱全的女子乐队，送到了西戎首领的大帐。没人会拒绝这么一份厚礼。如内史寥所预想，西戎首领得到这支女子乐队后，果然从此不理政事，转而醉心于中原音乐研究和妇女研究，早把由余出使秦国的事丢到了爪哇国。等到由余从秦国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大帐内一片歌舞升平，春意盎然。很显然，首领并不想听他的出访见闻，只想听女子十六乐坊演奏秦宫秋月。由余劝了几次没有效果，而秦国那边不断派人暗中拉拢他，也引起了首领的怀疑。由余与西戎首领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没过多久，由余主动离开西戎地区，再一次来到了秦国的雍城。公元前623年，王官之役的第二年，秦国以孟明视为统帅，采用由余的计谋分化和讨伐西戎各部，一举征服十二支西戎部落，向西开辟了千里疆域，成为西戎的霸主，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捷报传到王城雒邑，周天

收集了唐军撤退时留在营中约有六七万石的粮食。有了这些粮食垫底后，安庆绪充分发扬“用人眼朝前、不用人眼朝后”、“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精神，关起邺郡城门防备史思明前来。可安庆绪手下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原因是安庆绪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和史思明对抗的。当时很多人都劝说安庆绪不要背信弃义、以卵击石，有的甚至主张应该打开城门迎接史思明进城。安庆绪见到众意难违，便让部将张通儒和高尚出城前往史思明的大营登门拜谢。史思明的态度十分殷勤，他让张通儒和高尚回去转告安庆绪，说自己这次援救邺郡，绝不是为了什么私利，希望安庆绪不要有什么顾虑，今后愿意和安庆绪一同对付唐军，绝不背弃。张通儒和高尚临走的时候，史思明表达了想约安庆绪屈尊前来营中叙旧的想法。张通儒和高尚的智商显然达不到史思明的水准，但安庆绪则不然，当他知道史思明约自己前去叙旧的时候，他不禁眉头紧锁，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安庆绪清楚地知道，阴险狡诈的史思明约自己前去，绝不是为了叙旧，其险恶的用心昭然若揭，其营中虽然不是龙潭虎穴，但也是杀机四伏，凶多吉少。但安庆绪同样明白史思明的实力过于强大，如果生硬地回绝，恐怕后患无穷，所以思前想后，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拖。就这样安庆绪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将此事拖了三天，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该来的总会来的。史思明度日如年般地等到了第三天，但望眼欲穿的他却不见安庆绪给个回话，安庆绪的这种不回应态度，让史思明意识到安庆绪有可能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准备变换策略，大打“人情牌”，让安庆绪曾经的部将安太清再次邀请安庆绪前来，史思明坚信，面对安太清的邀请，安庆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绝。安太清本来身在范阳，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员猛将，史思明进驻范阳后，安太清为了顾全大局将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史思明，并跟随史思明南下援救邺郡，史思明这次派安太清出马，也是看中了他的特殊身份。在史思明看来，很长时间以来安太清都跟随在自己身边，而且安庆绪已经是江河日下，安太清应该明白跟着谁会有前途。所以这次安太清出马，他是一百个放心，他坚信在安太清这个棋子的“引诱”下，不愁安庆绪不走出邺郡。然而让史思明想不到的是，安太清虽然十分清楚两家的实力谁更强，但他更是个有良心的人，见到安庆绪后，他并没有采取史思明的方法引诱安庆绪出城，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了安庆绪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以及接下来要面对的局势。最后安太清的结论是：安庆绪如果想安度余生，现在必须要向史思明俯首称臣！可以说安太清的话让安庆绪彻底绝望，遥想父亲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之时，是何等的威武壮观，此后又连败唐军，进占两京。可是自己那不可遏制的野心，使他做出了违背人伦的决定，将自己的父亲杀害，进而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今天自己的处境如此尴尬和危险，这不禁让安庆心生恍如隔世之感。事已至此，安庆绪决定听从安太清的建议，亲自给史思明写了一封上表，表示自己愿意称臣，并愿意等待史思明休整好人马进入邺郡，献上皇帝印玺。安庆绪本以为自己的屈服会换来史思明的同情，但恰恰相反，在史思明看来，安庆绪奉玺让位已经是无可争议，他现在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些，而是安庆绪肩膀上的那颗人头。所以在看完安庆绪的上表后，史思明只是淡淡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又是何必呢？”安庆绪的屈服并没有让史思明领情，为了让安庆绪自投罗网，史思明可谓是绞尽脑汁。虽然他并不领情，但他也没有生硬地回绝安庆绪，因为狡诈的史思明看到了这反而是个更好的机会。思虑再三后，史思明为安庆绪回了封亲笔信，信中除了安慰安庆绪之外，在信的最后写了下面这句话：“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准确地说，这是史思明的一个阴谋，要想让安庆绪从邺郡城中心甘情愿地走出来，就必须要让他消除一切防备。史思明坚信安庆绪看完这封回信后，一定会上当受骗。安庆绪！我相信你看完信的时候，你的性命也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当史思明的回信摆在安庆绪面前的时候，他未免心中忐忑，因为他不知道信中会是什么内容。在他看来，以史思明的秉性和为人，这恐怕会是一封宣战书。所以，他打开信封的手是颤抖无力的。可是当他读完信后忧怀顿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尤其看到最后几句话时，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史思明的“偏见”，当即决定要与史思明歃血为盟，永结盟好，并派人回复史思明三天之后自己出城前往对方大营叙旧。三月二十五日，安庆绪带领三百名亲兵如约出城，赶往赶往史思明的营地，慎重的史思明为了以防万一，在自己的帐幕内安排了诸多刀斧手以防不测，然后率领护卫亲自迎接安庆绪的到来。双方最初见面时，也的确是一团和气，但在进入史思明营帐之前，史思明将跟随安庆绪前来的三百名亲兵，用一种很合乎礼节的方式将这些人请到了其他营帐之中，和安庆绪一同进入的只有几名随从侍卫。“臣没有顶住压力，弃失两京，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念在和太上皇（安禄山）的情分上，虽然远在范阳，也丝毫没有犹豫地赶来救援，让小臣转危为安，臣万死无以报答大王。”刚刚进入营帐之内，安庆绪一下子跪倒在地，诚恳地对史思明说了上述这段话。他本以为史思明听了这番话会感动不已，没想到他刚一说完，史思明翻脸比翻书还快地大声呵斥道：“哼！弃失两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身为人子，却杀死自己的父亲夺取其位，是为天地所不容，我为太上皇（安禄山）讨贼，岂能受你的蛊惑？”“我……”安庆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刚才一脸和气的史思明，此刻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更没让他想到的事情还在后边。“来人！将安庆绪这个天理不容的人拉出去斩首！”“大王，你不能……”安庆绪一边说着，一边要站起来和史思明理论。他身边的几名亲兵见状刚要把出剑来抵抗，就被早在帐幕中埋伏的刀斧手冲出来砍翻在地，然后这些人用刀剑架在安庆绪的脖子上，阻止其靠近史思明。“原来，原来，你早有准备！”安庆绪用手指着史思明，声音颤抖地说道。“皇位早已经是我的了，还用得着你来让，我要的就是你项上这颗人头。”史思明很是得意地说道。最终，违背天良弑杀生身之父的安庆绪，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虽然惩罚他的是另一个具有狼子野心的人，但无论如何，安庆绪的结局真切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史思明除掉安庆绪后，立即进占邺郡，收编了他的全部人马，进而派安太清攻占了唐军兵力防守薄弱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并以安太清镇守怀州。打下怀州后史思明本想立刻向西寻找唐军主力进行决战，但考虑到河北地区局势尚不稳固，所以留下儿子史朝义镇守邺郡，自己则率兵返回范阳。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这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中安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彻底终结，大唐王朝接下来要面对将是最新崛起的史氏家族。和四年前安禄山在范阳城楼上意气风发的样子相同，史思明此刻也是雄心勃勃，但历史有时真的惊人相似，史思明未来的结局和安禄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现在他还不可能想到未来的事情，此刻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将李唐皇室彻底掀翻，自己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不二君主！河阳之战邺郡之战唐军惨败而归，以郭子仪为首的几大节度使率部退守河阳后，相继向朝廷上表请罪。最初李亨接到奏表后，鉴于平叛战事紧迫，并未打算追究节度使众的责任，相反仍以郭子仪为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宦官鱼朝恩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邺郡之战中，郭子仪因为鄙视鱼朝恩的为人，对其并不是那么尊重，这引起了鱼朝恩的怨恨，所以这一次鱼朝恩无论如何也要报复一下郭子仪。鱼朝恩向李亨进言，他认为既然打了败仗，虽然可以不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但必须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郭子仪在邺郡之战中率先带领人马撤退，最终导致唐军其他诸部跟着一起撤退，所以应该追究郭子仪的责任。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鱼朝恩的话让李亨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他把身在河阳的郭子仪召回了京师，解除了其兵权。郭子仪就这样暂时退出了征战沙场的生涯，在长安开始度过三年的孤独时光，在他走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名将李光弼。李亨放眼望去，目前唯有李光弼可以接替郭子仪的职位，其资历、威望、战功和郭子仪不相上下，李亨觉得在李光弼的带领下，唐军一样能够顺利平叛。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李亨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代郭子仪守东都洛阳。另以泽璐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接任李光弼先前所任的职位。就在李亨这项人事调整的两个月后，史思明便再次南下，大举进犯河南！史思明对于郭子仪倒是没有多少怨恨，原因是自从成为战场对手之后，史思明还没在郭子仪身上吃过多少亏。但当他知道李光弼代替了郭子仪成为平叛主要领导后，他不禁有些愤怒。要知道先前的太原之战中就是李光弼阻止了史思明西进朔方的脚步，现在这个老对手再次面对自己，这不禁让史思明产生一种誓报前仇的心理。李光弼！我等待你已经很久了，现在你终于可以代表唐廷，成为我的主要对手，所以这一次我会让你败得很惨！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留下儿子史朝清驻守范阳，率领大军打出“渡过黄河决战唐军、活捉李光弼”的旗号，分四路南下，一路由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黄河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一路由史思明亲率大军从濮阳（今河南濮阳）渡黄河，另外两路分别由史朝义自白圭（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部将周挚自胡良（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率军渡河，然后共同会师汴州。史思明大军南下之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岸边巡视唐军各营人马，得知史思明进兵前来的消息，他立即前往汴州，叮嘱滑州节度使许叔冀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汴州。李光弼给许叔冀的底线是：只要能够坚守十五天，自己就能从洛阳集结大军回来增援汴州。许叔冀拍着胸脯表示坚守十五天没问题，但李光弼刚刚回到洛阳，就听说汴州陷落了，许叔冀及濮州刺史秦升、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攻全部投降了史思明。汴州陷落的消息传遍各地后反响很大，尤其是洛阳方面更是人人自危，以至于李光弼回到洛阳后，下令洛阳周围的部队迅速向洛阳方向靠拢，没有自己的命令坚决不能出战。在李光弼看来，洛阳的门户汴州失陷后，自己又不得不和史思明这个老对手打一场持久战。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李光弼征求众将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洛阳军需物资匮乏，应该向西撤退，会合陕州的人马退保潼关，依靠潼关的这道天然屏障，去挫伤敌人的锐气。这个建议遭到了李光弼的坚决反对。李光弼的理由是：从洛阳撤往潼关，中间要放弃将近五百里的土地，叛军如果真的得了这些土地，无形中会助长叛军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没和叛军正式交战就无故撤退，皇帝陛下一定是会治罪的，李光弼可不想重走郭子仪的老路。事实上，在李光弼的心中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移军河阳，和叛军纠缠到底。从地理位置来看，河阳在洛阳的北边，北连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如果战事有利可以向东挺进河北，如果不利可以据守，而且还和洛阳形成犄角之势，互为表里，移军河阳更不会背上放弃土地向后撤退的骂名。乾元二年（759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光弼率兵主动撤出洛阳移军河阳，三天后史思明进占洛阳，当他发现洛阳除了一座空城其他一无所有时，他不禁慨然长叹为什么自己总是慢李光弼一步。由于立足未稳，更担心李光弼会随时偷袭，所以史思明没敢贸然进入洛阳的行宫之中，而是退守白马寺一带，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形成对峙状态。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将近十天左右，对于李光弼而言，这正是他想要的局面。但史思明可不愿意如此，因为此番从范阳亲征而来，史思明的目标一是攻陷长安，二是生擒李光弼，所以他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在对峙了将近十天后，史思明决定率先出手，进攻河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史思明并没有达到目的，几次进攻都被守城的唐军击退，所以接下来史思明一定要寻求变通，他决定变强攻为间接攻击。十月九日，史思明率兵攻打清河，意图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得到消息后，留下副将仆固怀恩镇守河阳，自己带领精兵进驻清河南部的野水渡准备抵抗叛军。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又急速回兵河阳，仅留下部将雍希颢和一千名士兵守卫营寨，临行之前李光弼叮嘱雍希颢说史思明手下有三员猛将，分别是高庭晖、李日越和喻文景，以史思明的精明，今晚肯定会趁我立足未稳前来偷袭，何况他的目的是要生擒我，现在我暂且继续回到河阳，如果他们来了，你不要和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你就带着他们来见我。李光弼说完后带着人马走了，当时所有人全都不理解他这番语无伦次的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到了夜里一切全都应了李光弼先前的预言。当史思明知道李光弼在野水渡扎营后，甚为欣喜，因为他了解李光弼这个老对手擅长打城池防御战，并不擅长野外作战，自己不应该错过这个生擒李光弼的绝佳机会。所以他下令让部将李日越带领五百精兵当夜去偷袭，而且史思明下了死命令，如果生擒不了李光弼，李日越就不要回来见自己。事实证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按照史思明的设想进行的，他只有一点没有想到，李日越确实没有回来见自己，而是投降了唐军。扑了个空的李日越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去交差时，只得投降了唐军。直到这一刻雍希颢等人才明白李光弼的用意所在，全都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李光弼不费吹之力招降了史思明手下的一员猛将，这让史思明感觉自己被羞辱了一番而勃然大怒，于是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下河阳，不生擒李光弼誓不为人。十月十一日，史思明亲率主力围攻河阳，对于唐军而言河阳之战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李光弼明白史思明这次是孤注一掷，而河阳城最薄弱的地方是在中城，所以他必须亲自守卫中城。于是他将守卫南城的重任交给了郑陈节度使李抱玉，临走之时李光弼鉴于叛军过于强大，而李抱玉兵力不足的现状，他主动为李抱玉减压，他的底线是只要李抱玉能够坚守两天就是胜利，过了两天如果没有援兵前来，李抱玉可以自动放弃南城，而且绝不追究其责任。对于李光弼的理解，李抱玉点点头，虽然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他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坚守住南城，最大限度地牵制叛军，为防守中城的李光弼减轻压力。接过任务后，李抱玉抓紧时间整编部队，加固城防，就在他刚刚完成所有工作后，就看到叛军犹如潮水般地进至到南城之下，并开始了猛烈的进攻。面对叛军来势凶猛，李抱玉并没有胆怯，他积极指挥士兵们进行英勇的抵抗，弓箭射完了，就用石块砸向即将攻上城的叛军士兵，甚至连油锅全都准备好，决心打退叛军的进攻，由于李抱玉的坚决抵抗以及南城城墙高大的原因，叛军两天之内都没能拿下南城，但是到了第三天，李抱玉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因为守城的士兵除了手中的大刀长矛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叛军的武器。“绝不能就此放弃南城”，这是李抱玉当时唯一的想法。为了尽量牵制住叛军，李抱玉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用缓兵之计拖住攻打南城的叛军，派人给城下的叛军送信说自

，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狗头萝呼资源在线观看

们给了她一块厚厚的熏腊肠三明治和一个他们当苹果吃的洋葱。帕拉斯担心拒绝会得罪他们，就接受了，却发现自己像狗一样吃了个精光。她居然饿得如此狼吞虎咽，连自己都吃惊了。卡车摇摇晃晃，使她时断时续地打着瞌睡，每次惊醒时她都刚好在梦中挣扎着不让黑水吸进口鼻。他们沿途经过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住宅、农用车道和一处加油站，一路不停地到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镇子。时间已近黄昏。卡车驶进了一条空街，在一座浸礼会教堂前放慢了速度，一块标志牌上有“原始”字样。“你在那儿等着，”那妇女说，“会有人来照顾你的。”小伙子们帮助她下了车，卡车便开走了。帕拉斯在教堂台阶上等着。她看不到住宅，这条街上也没有一个人。夕阳西下，空气变冷了。只是她的脚底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分散了她对彻骨寒冷的注意力。她终于听到了引擎声，抬头又看见了那个印第安妇女——这次只有她一人——开着同一辆卡车。“上来吧。”她说，随后便带着帕拉斯驶过好几个街区，来到一处覆着波纹屋顶的矮房子。“进去吧，”她说，“这是一家诊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麻烦。我看你像，像个有麻烦的姑娘。可是别对这里的人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有麻烦，反正别提就是了，听见了吗？最好别提。只说你挨了打，被赶了出来，诸如此类。”她说完还笑了笑，不过她的眼神仍很严肃。“你的头发里净是水藻。”她摘下帽子扣到帕拉斯的头上。“去吧。”她说。帕拉斯坐在候诊室里，别的病人都和她一样沉默不语。两个年长的妇女包着头巾，一个睡着了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发烧的婴儿。护士用令人不快的好奇目光看着她，但是没说什么。眼看天就要黑了，这时进来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一只手断了一部分。帕拉斯和那个睡着了的母亲还没有看病，那个用毛巾吸血的男人倒是先进去了。在护士领着那伤者走开的当儿，帕拉斯跑出门，绕到房子的一边，在那儿把吃下的洋葱和熏腊肠全都吐了出来。在剧烈的恶心之中，她先是听到，随后又看到两个女人走了过来。两个人都戴着浴帽，穿着蓝制服。“瞧瞧那个。”一个说。她们来到帕拉斯跟前站住，歪着头看着她干呕。“你是要进去，还是刚出来？”“大概是怀孕了。”“你见过护士没有，亲爱的？”“她最好赶快。”“咱们带她到丽塔那儿去吧。”“你带她去吧，比莉。我得走了。”“她戴着帽子，却没穿鞋。好吧，你去吧。明天见。”帕拉斯伸直了腰，手捂着肚子，大张着嘴拼命喘气。“听我说。诊所已经关门了，除非你是要看急诊。你肯定不是怀孕了吗？”帕拉斯竭力控制住又一次干呕，打了个冷战。比莉回头看着她朋友的车驶离了停车场，然后才低头看呕吐物。她脸上没有厌恶的表情，只是用脚踢着土，把吐出的东西盖住。“你的钱包呢？”她问，扶着帕拉斯离开埋好的呕吐物，“你住在哪儿？你叫什么名字？”帕拉斯摸摸脖子，发出的声音就像是用一把错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她只能摇头。随后，像被独自撇在操场的孩子似的，用大脚趾在土上划出她的名字。随后，学着那姑娘刚才埋掉呕吐物的样子，把名字踢开，用红土完全盖住。比莉摘下了她的浴帽。她比帕拉斯高得多，只好弯下腰来看那双低垂的眼睛。“你跟我来，姑娘。”比莉说，“在所见过的病人中，你是个可怜的病例，所幸我还见过几例。”她在晚间蓝色的空气中开着车，轻声说着一些让人放心的话。“你在这地方可以待上一阵。没问题。我就在这儿待过一次，她们对我很好。好得比——呃，挺好的。别怕。我也有过的。我指的是，害怕她们。在别处看不到多少像她们这样的姑娘。”她还笑了一声，“一些小修女，大概是，不过有点懒散的样子。要是她们什么衣服都不穿，别奇怪。我起初有点吃惊，可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觉得怎么了。我要是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我母亲会把我打昏，一星期醒不过来。不管怎样，你可以在这儿调理一下，把事情想清楚。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打扰你。她们会照顾你或者让你单独待着——随你便，哪种方式都成。”她们周围的蓝色渐渐加深了，只有远处有一点银色的亮光。田野里掠过一股暖风，可是她们到达女修道院时，帕拉斯却在打战。那姑娘把她托付给玛维斯之后，说：“我会回来探视你的，好吗？我叫比莉·卡托。”蜡烛烧到只剩一英寸了，但火苗还很高。帕拉斯用手背抹了下嘴。摇椅还在摇晃。康妮的呼吸很深，帕拉斯以为她在睡觉。她看得见西尼卡，手肘支在膝头，手托着下巴，抬眼看着她，但烛光像米西塔的月光似的，把面孔都扭曲了。康妮动了一下。“我问的是谁伤害了你，你却告诉我谁帮助了你。还想把那部分再保密一会儿吗？”帕拉斯没有答话。“你多大啦？”她本来想说十八岁，但还是说了实话。“十六，”她说，“我明年就上高中四年级了。”她本该为她失去的高中三年级再哭一次的，但康妮毫不客气地用手肘推着她。“起来吧。你把我的大腿都快压断了。”随后她又用柔和的声音说，“现在去睡上一觉吧。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到了想和我谈的时候，再把其余的说给我听。”帕拉斯站起身，由于摇椅摇晃和酒气的缘故，身体有点打晃。“谢谢。可是，我最好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我想。”“我们会带你去的，”西尼卡说，“我知道哪儿有电话。可你不能再哭了，听见没有？”她们说完就走了，在黑暗中小心地迈着脚步，眼睛追随着蜡烛发出的微光。帕拉斯是在洛杉矶强烈的光线下，在没有地下室的房子里长大的，伴随着电影里的邪恶、垃圾或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她抓着西尼卡的手，喘着气。但那姿势所表示的是预先有所准备的而不是真正的惊异。事实上，她们在爬楼梯时，一副老奶奶在椅子里安详地摇着的景象，以及她手臂、大腿的样子和唱歌般的嗓音都抚慰了她。整栋宅子都充溢着神圣的福祉，如同一块受到保护的领地，没有猎人而只有激情。仿佛她可以在这里遇到她自己——一个不受拘束的真实的自我，不过她认为那是个“冷酷”的自我——在这栋巨宅的许多房间中的一间里。餐桌上摆着一大浅盘玉米饼似的东西。吉姬打扮得齐整而淡雅，只是描得稍歪的嘴唇美中不足。她正在摆弄她那台宽频收音机，想找到播放她想听的节目的那个电台——不是农业新闻、乡村音乐或《圣经》内容。玛维斯在炉边忙着，叨念着烹饪步骤。“康妮还好吗？”玛维斯看到她们俩进来时问。“当然。她对帕拉斯挺好的。对吧，帕拉斯？”“是啊。她心眼儿好极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哇，它（此处及后面的话中，吉姬凡指帕拉斯时均用“它”，意思是未成年的小家伙。）总算说话了。”吉姬说。帕拉斯莞尔一笑。“可是会不会再吐呢？这可是个问题。”“吉姬。闭上臭嘴。”玛维斯热切地看着帕拉斯，“你喜欢小薄饼吗？”“嗯。饿坏了。”帕拉斯回答。“有的是呢。我把康妮那份放到旁边了，要是你想吃，我可以再多做些。”“它需要些衣服。”吉姬仔细打量着帕拉斯，“我的衣服都不合适。”“别再用‘它’来叫她了。”“值得一用的只有一顶帽子。你把它放哪儿了？”“我有一条牛仔裤，她可以穿。”西尼卡说。吉姬哼了一下鼻子。“你千万要先洗一下。”“当然。”“当然？你干吗说‘当然’？从你来到这儿，我还没见过你洗一件东西，包括你自己。”“少说一句吧，吉姬！”玛维斯咬着牙说。“哼，我还没说完呢！”吉姬隔着桌子，探身朝向西尼卡，“我们这儿东西不多，可肥皂还是有的是。”“我说过我要洗裤子，不是吗？”西尼卡从下巴上抹了把汗。“你干吗不捋起袖子？样子像个吸毒的。”吉姬说。“瞧瞧是谁在说话。”玛维斯窃笑着。“我在说毒品，姑娘。不是一点点大麻。”西尼卡看着吉姬。“我不向自己身子里注射化学药品。”“可是你原先用过，没有吗？”“没有，原先也没有。”“那就让我来看看你的胳膊。”“滚开！”“吉姬！”玛维斯叫道。西尼卡看起来像受到了伤害。“好吧，好吧。”吉姬说。“你怎么会这样？”西尼卡问。“对不起。行了吧？”这是难得的认错，但看来是诚心诚意的。“我从来不用毒品。从不！”“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天哪，西尼卡。”“她可是个爱挑衅的人，西尼。总是给别人‘扎针’。”玛维斯洗着盘子，“可别让她激怒你。皮肤下可是血待的地方。”“闭上你的臭嘴！”玛维斯笑出了声。“她又来了。‘对不起’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向西尼卡道歉，又没向你。”“别提这个了。”西尼卡叹口气，“打开那瓶子行吗，玛维斯？”“不只是‘行吗’，是必须。我们得为帕拉斯庆贺庆贺，是吧？”“还有她的嗓音。”西尼卡笑着说。“还有她的胃口。瞅瞅她。”卡洛斯让帕拉斯倒了胃口。在他爱她（或者像是爱她）时，除去那第一个辣热狗，别的食物都让她生厌，那成为喝可乐的借口或者出门的理由。从上小学起她就与之奋斗的体重问题不存在了。卡洛斯从来没有评论过她的体重，但事实上反正从一开始，她还是个胖子的时候，他就喜欢上她了——挑中了她，向她示爱——让她确定了对他的信心。而在她最瘦的时候，他却背叛了她，这就加剧了她的耻辱。被迫藏到湖里的梦魇，一时之间代替了因遭背叛而逃出母亲家门的痛苦。她甚至无法在一间点着蜡烛的房间的黑暗中悄声倾诉这件事。她的嗓音恢复了，但诉说羞耻的词语却像息肉似的卡在喉咙里。覆在玉米面小薄饼上融化的奶酪味道浓烈，一块块鸡肉像猪肉一样风味地道；从早玉米上滴下的几乎纯白的黄油与她吃惯的毫不相同，有一种奶油似的甜香。面包布丁上浇了热乎乎的糖汁。还有一杯又一杯的葡萄酒。那恐惧，那口角，那恶心，那尘土中可怕的扭打，那黑暗中的泪水——当天的一切失控场面全都在咀嚼食物的欣喜中烟消云散了。玛维斯给康妮送晚饭回来时，吉姬已经找到了她的舞台，正随着收音机中的音乐跳着来到敞开的后门，以便更好地接收信息。随后她又跳回到餐桌边，给自己倒了更多的酒。她闭着眼睛，扭着屁股，圈起双臂去拢住一个魔幻舞者的脖颈。其余的女人吃完饭后都看着她。当上一年排行榜榜首歌曲《轻歌销魂》播放时，她们便纷纷跟着跳起来。连玛维斯也跳了。先是分开跳，想象着舞伴。随后又捉对跳，彼此想象着。在酒力的作用下，当晚她们都睡得死沉沉的。吉姬和西尼卡睡在一个房间。玛维斯单独在另一个房间。因此，是睡在办公室兼游戏室沙发上的帕拉斯，听到了敲门声。敲门的姑娘穿着白色的缎鞋和纯棉背心裙，用一个崭新的瓷盘托着一块结婚蛋糕。她的笑容很庄重。“我现在结婚了，”她说，“他在哪儿？也许是她吧，她在哪儿？”那天深夜，玛维斯说：“我们该给她一个那种玩具娃娃。或者别的东西。”“她发疯了，”吉姬说，“我了解她的一切。K.D.把她的什么事都告诉我了，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天哪，他有麻烦了。”“她在新婚之夜跑这儿来干吗呢？”帕拉斯问。“说起来话长了。”玛维斯在她的胳膊上拍着酒精，比较着血道子和吉姬早些时候抓破的伤口，“几年前就来过了。康妮为她接了生，尽管她不想要那孩子。”“那么，孩子在哪儿呢？”“我想是和莫尔、珀尔在一起吧。”“谁？”吉姬白了玛维斯一眼。“死了。”“她难道不知道？”西尼卡问，“她说你们大家把孩子杀死了。”“我跟你说过，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她事后就走了，”玛维斯说，“我不清楚她都知道些什么。她对孩子看也没看一眼。”随后她们便不讨论了，仿佛看着那胎儿：转过去的面孔，手捂着耳朵以便不听那新鲜却悲凄的哭声。没有奶头。没有东西可以放进那小嘴里。没有母亲的肩头可以偎依。她们当中没人愿意回忆或了解后来发生了什么。“说不定孩子还不是他的，不是K.D.的呢，”吉姬说，“说不定她是赖上他了。”“那又怎样？孩子不是他的又怎样？反正是她的嘛。”西尼卡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受到了伤害。“我不明白。”帕拉斯说着走向炉灶，剩下的面包布丁放在那儿。“我明白。在某种意义上。”玛维斯叹了口气，“我来给大家煮点咖啡。”“我不喝了。我要回去睡了。”吉姬打了个哈欠。“她真是疯了。你们看她会平安无事地回去吗？”“圣西尼卡。上帝保佑吧。”“她在高声尖叫呢。”西尼卡瞪着吉姬说。“我们都一样。”玛维斯将咖啡朝咖啡壶的过滤网倒。“是啊，可我们都没有叫她的名字。”吉姬舔着牙。“她在新婚之夜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却来寻找一个死婴，你该怎么叫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呢？”“叫她抱歉？”“抱歉，我的傻瓜。”吉姬回答，“她只是想死死抓住她嫁的那个小子。”“你不是说你要上床吗？”“我这就走。来吧，西尼卡。”西尼卡没搭理她的室友。“我们要不要告诉康妮呢？”“为的什么？”玛维斯厉声说，“我可不想让那姑娘接近康妮。”“我觉得她咬了我。”帕拉斯表情吃惊，“瞧，这是不是牙印？”“你想要什么，打狂犬病预防针吗？”吉姬又打了个哈欠，“走吧，西尼。嘿，帕拉斯，打起精神来。”帕拉斯瞪着眼。“我不愿意自己一个人睡在这楼下。”“谁说你得睡这儿？这可是你自愿的。”“楼上没有多余的床了。”“噢，天哪。”吉姬朝过道走去，西尼卡跟着，“真是个孩子！”“我跟你说过了。别的床都存在地下室里呢。我明天弄一张床上来。今晚你可以和我睡。”玛维斯说，“别担心，她不会再来了。”她锁上后门，然后站在那儿盯着咖啡壶，“顺便问一句，你叫什么？我是说，你的姓。”“特鲁拉弗（原文为Truelove，意为“真爱”。）。”“别开玩笑了。你母亲给你起的帕拉斯？”“不是。是我父亲。”“她叫什么？你母亲。”“迪·迪。是迪万（原文为Divine，意为“神赐的”。）的缩写。”“噢—我喜欢这名字。吉姬！吉姬！你听见没有？她的名字叫迪万。迪万·特鲁拉弗。”吉姬跑回来，在门口探进头来。西尼卡也是。“不是这样的！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是个跳脱衣舞的女人吗？”吉姬咧嘴笑着。“一个艺术家。”“她们都是的，亲爱的。”“别逗她了，”西尼卡咕哝着，“她好不容易熬过这一天。”“好啦，好啦，好啦。晚安……迪万。”吉姬走出门，消失了。“别理她，”西尼卡说罢，在离开时又很快地耳语，“她小心眼。”玛维斯依旧笑眯眯的，倒了咖啡，又切了面包布丁。她端给帕拉斯后，便坐到了她身边，吹着咖啡的热气。帕拉斯吃了第三次甜点。“给我看看牙印。”玛维斯说。帕拉斯转过头，拉下T恤的领口，露出肩头。“唔——”玛维斯哼了一声。“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吗？”帕拉斯问她。“噢，不。”玛维斯抚摸着受伤的皮肤，“这里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明天你要带我去给我父亲打电话吗？”“对。头一件事。”玛维斯停止了抚摸，“我喜欢你的头发。”她们默默地吃完夜宵。玛维斯拿起灯，让厨房黑着。她们来到玛维斯的卧室门前时，她没有开门。她僵在了那儿。“听到了吗，他们挺高兴的，”她说着捂住了笑口，“我知道的。他们喜欢那个婴儿。绝对喜欢。”她转过来面对帕拉斯，“他们也喜欢你。他们认为你是神赐的。”帕特丽莎用红、绿两色美术纸剪出来的铃铛和松树，整齐地堆放在餐室的桌上。全都做完了。只剩下小饰物有待调整。去年她犯了个错误，让小孩子们做这件事。给他们洗净手指和手肘上的胶水、从他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摘掉银屑之后，她还得把大多数饰物从头做起。这一次，她要在交出铃铛和松树的同时，检查自己身上的每个胶水污迹。为了学校的圣诞节舞台剧演出，全镇的人都参与或帮忙了：年纪大些的男人修理舞台和安装栏杆；小

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注238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注239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注240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注241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注242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注243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注244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注245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注246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注247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注248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注249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注250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注251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00页。注25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注253《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54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注255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注256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注257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注258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注259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注260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注261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注262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注263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注264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注265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注266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注267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注268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注269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注270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注271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注272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注273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注274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注275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注276《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注277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注278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注279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注280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注281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注282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注283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注28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注285“知会”：通知。注286“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注287《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注288《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89《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0《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1《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2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注293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注294“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注295“票了”：比喻无所得。注296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地下室里有一间小屋。不，等等，先听我说。我会把那儿收拾一下，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用蜡烛。那儿夏天凉爽黑暗，冬天又暖得像咖啡。我们会有一盏灯，可以互相看见，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可以尽情大声叫喊，没人听得见。那里面存放着梨和满墙的酒。整瓶的酒都躺着沉睡，每一瓶都有名字，像‘凯歌’、‘梅多克’；还有年头：一九一五，一九二六，如同等着获释的囚犯。就这样吧，”她催促着他，“请来吧。到我的房子里来。”在他考虑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掠过各种计划：把迷迭香塞进枕套，把亚麻布泡在热的香料水里。她告诉他，他们可以用窖藏的葡萄酒来解渴。他满意地低声笑着。她咬着他的嘴唇，回想起来，那是她的一大错误。康瑟蕾塔说到做到，而且还有所丰富。地下室那个房间里有荷兰进口的可点八支蜡烛的枝形烛台照耀，还弥漫着古老的香草气味。多汁的甜梨装满了一个白色大碗。这一切都没能取悦他，因为他从未来过。从未感受过旧亚麻布在肌肤上滑动，也从未从她的头发中摘下香樟细枝。她从填着草的柳条箱里拯救出来并擦得锃亮的酒杯，接收着尘埃，后来到了十一月，就在感恩节前，一只勤劳的蜘蛛搬进杯里住下了。潘妮和克拉丽莎已经洗好头发，坐在炉边，用手指捋顺着头发，好让它干透。她们俩总有一个时不时地凑近炉子，晃着一绺闪亮的黑发烤着。她们轻声唱着被禁止的印第安阿尔贡金民谣，像往常一样看着康瑟蕾塔：她充满激情、精力充沛的日子；她在心烦意乱之中慢慢变得总是咬指甲。她们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们一样是偷来的，也从心里可怜她。她们把她的举止看作是有关爱的局限和可能、有关禁锢的严肃教诲，从中吸取教训，以平衡她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要优先考虑的是当前的出路。包裹已经打好，计划也安排好了，她们需要的只是钱。“你把钱放在哪儿了，康瑟蕾塔？请告诉我们吧，康瑟蕾塔。星期三他们就要把我们送到教养院去了。只要一点，康瑟蕾塔。在食品间，是吗？唉，那倒是在哪儿？从星期一以来就只有一美元二十美分了。”康瑟蕾塔不理睬她们。“别纠缠我了。”“我们帮助过你，康瑟蕾塔。现在你该帮我们了。这不是偷——我们在这儿工作很努力。行吗？想想我们干得多么卖力吧。”她们的声音像唱歌般柔滑。她们把头发一甩，用处于危险中的姑娘的闪亮眼睛看着她。厨房门上的敲击声并不响亮，但那种私密劲儿是不会弄错的。敲了三下。再没有了。那两个女孩手握着头发僵住了。康瑟蕾塔从椅子上站起身，仿佛是被法官或天使召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法官又是天使，呈现出年轻女子的外形，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但身板笔直。“走这一路可不近啊，”她说，“请让我坐下吧。”潘妮和克拉丽莎像烟一般消失了。年轻女子坐到了潘妮腾出的椅子上。“我能为你弄点什么吗？”康瑟蕾塔问。“水，可以吗？”“不要茶？你似乎冻坏了。”“是啊。不过先来点水吧。然后再来茶。”康瑟蕾塔从一个大水罐里倒了水，再弯腰去查看炉火。“那是什么气味？”来者问，“鼠尾草吗？”康瑟蕾塔点点头。那女子用手指捂住嘴。“这气味让你难受吗？”“会过去的。谢谢你。”她慢慢地喝光了那杯水。康瑟蕾塔知道，也许以为知道，但还是问了：“你想要什么呢？”“你的帮助。”她的声音很柔和，但语气不明朗。既不是判断，也不是请求。“我没法帮你。”“要是你愿意就有办法。”“你想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不能要这个孩子。”热水从壶嘴溅到托盘上。康瑟蕾塔放下壶，用一条毛巾吸干水。她从未见过这女人——实际上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但是从她迈进屋里的那一刻起，对于她是什么人就一清二楚。她的周身都是他的气味，或者说，他的周身都是她的气味。他们在一起生活，接触亲密，时间长久，共同吸着福禄考、佳美牌香皂和烟草的气味，醒来时又呼出这些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小孩的气味，食用油的香甜，婴儿爽身粉和素食菜肴的气味。这是一位母亲，却说着不像母亲的残忍的话，那如同叉尖般刺向康瑟蕾塔。她避开了叉尖，但后面的毒素仍以她虽知道却难以想象的程度使她震惊：她在和他的妻子分享他。此时她看到了能够准确代表“分享”这个词的含义的画面。“我没法帮你这个忙！你是怎么了？”“我在两年间有了两个孩子。要是我再有第三个……”“你是来找我的吗？你为什么要找我？”“还能找谁呢？”那女人问道，口气清晰、毫不含糊。毒素在扩展。康瑟蕾塔已经失去了他。完完全全地。永远地。他的妻子也许还不知道，但康瑟蕾塔记得他的面孔。不是当她咬着他的嘴唇的时候，而是当她哼唧着舔掉他嘴唇上的血的时候。他大口吞吸着空气，说：“再也别这样了。”可是他的眼睛先是吃惊，随后是反抗，道出了余下的话，她当时就明白了。三叶草、香樟、柔软的旧亚麻布——谁肯冒险同一个俯身像吃肉似的咬他的女人尝试梨子和一墙的窖藏酒呢？“你走吧。你来这儿不是为的那个。你来是要告诉我，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以为，我知道了你情愿要做的事情后就会罢休。哼，我不会的。”“不，他会的。”“你要是这么想，就不该到这儿来。你想看看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怀孕了。”“听我说。他不能荒废掉他正做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你们那个破烂小镇关我什么事？出去。走你的。我还有事要做呢。”她是一路走回家的吗？或者，连那也是一句谎话？她的汽车是不是就停在附近什么地方？要不，她当真是走来的，没人搭载她吗？她是因为这个才流产了吗？她的名字叫索恩，后来和康瑟蕾塔成了挚友。索恩告诉她，她并没有那么想。是她心中的邪恶造成的。她说，是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她装出牺牲的样子，并没打算教训她不要对上帝玩弄花招。她作为交易提供的生命，在她的两腿间流成了一摊血水，变成被风吹起的床单。她们俩的友情在过了些时日之后诞生了。而在那女人走后，康瑟蕾塔把一布袋硬币扔给潘妮和克拉丽莎，叫着：“滚开，别让我看见你们！”随着时光变幻和一日三餐的轮换，之后的几天是漫长的哀伤期，康瑟蕾塔在急速燃烧的爱情的碎片中拾拣着。浪漫延伸到破裂点就破裂了，破裂的结果是简单愚蠢的转换。从五体投地膜拜上帝、吸纳关于他的血肉的概念，转向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羞耻。无怨的羞耻。康瑟蕾塔手脚并用地爬回到祈祷室（热切地巴望着他能在那里，在昏暗中发出红光）。像妇女们通常做的那样，她匆匆投入自己知道在哪里的那个躯体的怀抱，如同肌肉痉挛一般对其畏缩没有任何感知。没有请求式的祈祷。没有说“主啊，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只是跪了下去，以一向的幸福感开口说道：“亲爱的主，我没想吃他。我只想回家。”玛丽·玛格纳走进祈祷室，跑到康瑟蕾塔身边，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头，说了声“终于”。“你不知道。”康瑟蕾塔说。“我不需要知道，孩子。”“可是他，可是他——”沙，沙，沙。沙，沙，沙，她想说的意思是，他和我一样。“嘘，嘘，嘘。嘘，嘘，嘘，”玛丽·玛格纳说，“别再提他了。”她不一定这么快就同意了，但是当玛丽·玛格纳带她走出祈祷室进入教室时，一道阳光刺伤了她的右眼，宣布她开始有蝙蝠一样的夜视能力，从此她在黑暗中就有了最好的视力。康瑟蕾塔的这种奇能一直被人们称道。玛丽·玛格纳花费了超出支付能力的钱，带大家到米德尔顿去了一趟。除去康瑟蕾塔比较特殊之外，每个人都做了忏悔，出席了弥撒。克拉丽莎和潘妮是一对忏悔的模范，她们催促着去参观一下沿途广告上推介的印第安和西部博物馆，但没有成功。玛丽·伊丽莎白修女说，把忏悔后的时间如此花费掉不是明智之举。乘车返回的长途旅行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翻看弥撒书页的沙沙声和学校最后一位委托人偶尔发出的哼哼声。不久之后，只有母亲和罗伯塔修女留下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在印第安纳接受了一个教职。潘妮和克拉丽莎被带到了东部，后来听说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她们俩从长途车上逃跑了。除去寄给康瑟蕾塔的一张汇款单上签着一本故事书里的名字之外，再没听到她们的消息了。三个妇女整个冬天都在等待，后来由于有了退休或“家”的变化，便不再等待了。慈善机构设想的独立，开始让人感到似是一种遗弃。与此同时，她们采取措施维持这处产业，避免出现基金会无法偿还的债务。萨金特·波森同意从她们手中租借土地种植粗玉米和苜蓿。她们自己制作调料汁、果子冻和欧式面包，出售鸡蛋、胡椒、辣味美食和浓汁烤肉调料。她们在一块方纸板上打出广告，钉在褪色的蓝底白字的学校名牌上。在一九五五年，她们的大多数顾客是来往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两州之间的卡车司机。鲁比的居民很少停下来买胡椒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烹饪高手，而且自己种植或制作需要的东西。只是在六十年代，日子过得宽裕了，他们才加入卡车司机的行列，把他们口中所说女修道院养的鸡看得比自养的品种优越得多，愿意走上这么一段路程。后来，他们也尝试了一种玉米做的小食品。四十年代栽种的美洲山核桃树苗在一九六○年已经长得粗壮了。女修道院出售山核桃，而在收获季节制作的山核桃馅饼，一贴出广告就销售一空。她们做的大黄馅饼十分可口，在顾客中口碑很好，而以极品胡椒为基础制作的烤肉调料汁更是赢得了美誉。对康瑟蕾塔来说，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了。由于玛丽·玛格纳多年来都教导她，耐心是第一条生意经，她的生活更是锦上添花。她在安排完坚信礼之后，就会把年轻的康瑟蕾塔带到一边，她们会一起熬咖啡或者默默坐在菜圃边上。她说，上帝的大度在耐心的赏赐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样的教喻很好地控制住了康瑟蕾塔，她几乎注意不到她正在失去的东西。最早丢掉的是她的第一语言的基本内容。她不时发现自己说的和想的都处于两者之间，处于第一语言的规则和第二语言的词汇之间的谷地之中。第二件消失的东西是尴尬。最后她失去了忍受光的能力。到玛维斯到来时，罗伯塔已经去了一家小型疗养院，康瑟蕾塔除去照顾玛丽·玛格纳，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但在此之前，在那个穿着系带凉鞋、蓬头垢面的女人在菜圃边大声叫喊之前，在玛丽·玛格纳卧病在床之前，那个躲在一间满是烧成灰的死人的房子后面溪谷的夏天已经过去十年，康瑟蕾塔仍处于一种奉献的境界和不能见光的状态，她被赋予起死回生的才能。那是很抑郁的年月。她虽然苦修苦行，却还没有完全枯萎，还有时间和头脑去考虑日常事务。康瑟蕾塔学会了不用在纸上书写计算来管理一切：她完善了烤肉调料汁，让牧民们趋之若鹜；和小鸡争吵；给可恨的鹅筑窝；还照看菜圃。她和罗伯塔修女一致同意再试着养一头奶牛。康瑟蕾塔站在园中，想不好该把奶牛圈在哪里，这时她的脖颈和发根流出汗来。连她戴的墨镜都蒙上了一层水雾。她摘下墨镜，擦去眼周的汗水。透过那带咸味的汗水，她看到一个身影向她走来。走到近处才看出来，原来是个小个子女人。康瑟蕾塔感到头晕目眩，想扶着一根豆架杆，却没抓住，便瘫倒在地上了。她醒来时已经坐在红木椅中，那小个子女人一边擦着她的前额，嘴里还一边哼唧着。“真幸运啊。”她说，在泡泡糖周围泛起笑容。“我是怎么了？”康瑟蕾塔朝房子看着。“变了，我琢磨。这是你的墨镜，可惜弯了。”她说，她名叫娄恩·杜波列斯；她说，要不是她来买胡椒，谁知道康瑟蕾塔会在菜豆中躺多久呢。康瑟蕾塔感觉自己无力站起来，于是把头靠到椅背上，要些水喝。“噢，噢，”娄恩说，“你已经喝得太多了。你多大岁数了？”“四十九。就快五十了。”“呃，我已经过七十了，我知道我的体格。你照我说的去做，变化就会容易些和短促些。”“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不光是出汗的事。你还有别的感觉，是吧？”“像什么？”“你要是经历过就知道了。”“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吧。有些女人忍受不了。另一些人说，这让她们想到了——唉，你知道的。”“我的喉咙发干。”康瑟蕾塔说。娄恩在她的袋子里掏摸着。“我要给你熬点东西帮帮你。”“不必了。那些修女。我的意思是，她们不会喜欢的。她们不会让你这样走进去，动手鼓捣炉子的。”“噢，这东西很好的。”确实如此。娄恩给了康瑟蕾塔一杯热饮，味道有点像纯盐水。当她向玛丽·玛格纳描述她那阵晕眩和娄恩的偏方时，玛丽笑了，说：“好啊，作为教师，我想的是‘胡扯’；作为女人，我想的是有帮助，有帮助的任何事。但要十分小心。”玛丽·玛格纳放低了声音，“我想她在练习。”娄恩不常来造访，但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令康瑟蕾塔不安的消息。康瑟蕾塔抱怨说她不信魔法，教会和一切神圣的事物都禁止知晓和练习魔法。娄恩并不咄咄逼人，她只是说：“有时候人们需要得更多。”“绝不，”康瑟蕾塔说，“在我的信念中，信仰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你需要我们都需要的一切：土地、空气和水。不要把上帝和他的元素分开。他创造了这一切。你总是要把他和他的创造物分开。不要把他的世界搅乱了。”康瑟蕾塔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好奇是温和的，她的宗教习惯是牢固的。她的安全不牵系于一把笤帚倒下或一只郊狼的粪便。她幸福的增减不在于看到一只畸形的动物。她不幻想和水交谈。她也不相信普通人能够或者应该干涉自然结果。然而，来自丹比的路像锯条一样笔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在这条路上开车，不仅相信能够蒙着眼睛开，而且相信能够睡着觉开，当初斯考特·摩根就是这样做的。一天黄昏，他曾在女修道院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开过车。他当年只有十五岁，开的是他最好朋友的父亲的卡车（他叔叔教他驾驶的小迪尔车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车里边，他哥哥伊斯塔睡在车厢里，他的好朋友睡在他旁边。他们偷偷到了红叉河去看黑人竞技表演——这是他们的父亲禁止的，还高高兴兴地喝了福斯塔夫啤酒。斯考特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盹，一次卡车歪出路面，本来可能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可是路侧堆着电线杆，等着电线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竖起来。卡车撞上了那堆电线杆，便飞了起来。朱利·波森和伊斯塔被抛了出去。斯考特则被卡在车里，他黑黑的太阳穴上开了一个红亮的弯弯的口子。娄恩坐在康瑟蕾塔的桌旁，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觉到那次事故：朱利和伊斯塔的叫喊声不可能传得这么远。她站起身，紧抓住康瑟蕾塔的胳膊。“来！”“去哪儿？”“我想，就在附近。”她们赶到时，伊斯塔和朱利已经把斯考特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正俯在他毫无知觉的身体上号哭。娄恩转脸对康瑟蕾塔说：“我现在太老了，再也做不成了，可是你能。”“把他抬起来？”“不。钻进他的身体里，把他弄醒。”“钻进去？怎么钻？”“迈步进去。就这样踩上去。帮帮他吧，姑娘！”康瑟蕾塔看着那躯体，毫不犹豫地摘下墨镜，盯着染了他头发的红色细流。她迈步走了进去，看到了他梦想过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车、头痛、胸闷、不想喘气。她还听到像是远处传来的伊斯塔和朱利踢着卡车和悲吟的声音。在那躯体内，她看到针尖似的光点在退去。她提起感觉上像是畏惧的精神，瞪着那光点扩大。越来越大，起初空气能够一点点地吸进来，随后便一股股地冲进来。虽然看着那儿如同被魔鬼刺痛，她还是集中注意力，仿佛那处于险境的肺脏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睁开眼睛，呻吟着坐起了身。两个女人吩咐没受伤的孩子把他抬回女修道院。他们交换着目光，迟疑着。娄恩叫道：“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弟纷纷逃亡，公子御说逃到了亳城。南宫长万匆匆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游为君，并派自己的儿子南宫牛和部将猛获带兵进攻亳城，想杀死公子御说。到了冬天，在萧叔（萧地领主）的组织下，公族子弟联合起来，并从曹国搬来救兵，开始反攻南宫长万。公子御说也率领亳（bó）城之兵，里应外合，斩杀南宫牛于亳城。立足未稳的公子游政权很快垮台，他本人也被处死。公子御说众望所归，成为宋国的新一任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桓公。混乱之中，猛获逃往卫国寻求政治避难，而南宫长万则逃往陈国。南宫长万是个孝子，逃跑的时候，妻子儿女均顾不上，唯独将家中的老母亲带上，用独轮车推着她一起逃亡。据《左传》记载，自宋国到陈国的路程约有二百六十里，南宫长万以人力推车，早晨出发，晚上便到。如若记载无误，南宫长万堪称春秋时期第一好汉。宋国一定下来，就向卫国提出引渡猛获，向陈国索要南宫长万。猛获也是一员虎将，卫惠公本来想留为己用，大夫石祁子跳出来晓之以理，说：“万万不可，此人犯下逆反之罪，人神共愤，我们不应该保护他。您得到猛获，只不过得到一匹夫，却因此得罪了宋国。袒护罪人而失去盟国，这笔生意恐怕不划算吧。”卫惠公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将猛获交给了宋国。那边，陈国人收受了宋国人的贿赂，遂答应引渡南宫长万。但是南宫长万不好对付，蛮干肯定是不行的。于是陈国人找来一群美女陪南宫长万喝酒，把他灌得烂醉之后，用犀牛皮将他包裹起来绑紧。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仍然不保险，当他们把南宫长万押送到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居然已经挣破了犀牛皮，手脚都露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被剁成了肉酱，至于有没有被用来包饺子后人就不得而知了。齐桓公自即位以来，两次对鲁作战都没有取得成功，使他意识到战争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转而听从管仲的劝告，专修内政，致力于提升国力，富国强兵。公元前683年冬天，齐桓公亲自造访鲁国，到鲁国迎娶了周天子的女儿共姬。这里说明一下，周天子嫁女，鲁侯为主婚，是周朝初年就形成的传统。当年齐襄公迎娶王姬，也是由鲁桓公从中牵线搭桥的。通过操办齐桓公的婚事，鲁庄公与齐桓公之间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两国之间也冰释前嫌了。公元前681年春天，齐国向各国发出邀请，以“平宋乱”为名，在北杏举行首届诸侯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其实举办得不怎么成功，至少没有齐桓公希望的那么成功。一是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很少，只有区区宋、陈、蔡、邾四个，更多国家持观望态度；二是有些国家的与会代表并非诸侯本人，而是上卿甚至是大夫这个级别的人物；三是会议没有形成纲领性的文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杏之会是春秋史上第一次由诸侯主导的国际性会盟，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就在沈鹿召开过汉水流域的诸侯大会，比齐桓公整整早了二十三年！可想而知，齐桓公对北杏之会的成果很不满意，他迅速调整策略，打出了两张牌。第一张牌，以不赴会为罪名，派兵消灭了遂国。第二张牌，主动与鲁国修好，并于当年冬天与鲁庄公在柯地举行了会盟。据《史记》记载，这次柯地会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在两国君主准备歃血为盟的时候，鲁庄公的随从武将曹沫突然跳上台来，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在战争中侵夺的鲁国之地。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曹沫这才扔掉匕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从容容坐下，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齐桓公对此非常恼火，打算对逼迫下的承诺置之不理，被管仲劝阻了：“诺言就是诺言，因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诸侯实在不划算，还就还吧。”于是齐国将曹沫参与过的三次战争中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悉数归还。此事被记载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然而，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据《左传》记载，自乾时之战后，齐、鲁之间的数次战争，都是鲁国获胜，不存在齐国侵占鲁国土地的可能性。柯地会盟之前，齐桓公曾经到鲁国来迎娶共姬，以王室为纽带，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改善。柯地会盟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以鲁庄公的慎重，不太可能冒着撕破脸皮的风险，采用曹沫这种手段来对付齐桓公。因此，曹沫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不管怎么样，齐、鲁两个东方大国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处，这对于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前面说过，北杏之会是以“平宋乱”的名义召开的。但是过了不到一年，宋国人就背弃了北杏之会签署的盟约，不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80年春天，齐桓公纠集陈国和曹国，发兵讨伐宋国。根据管仲的建议，出兵之前，齐国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恳请周天子派部队前来助威。此时的周天子，是周桓王的孙子周僖王，即位才两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王室的列位大臣收到齐国请求之后的惊愕表情。自平王东迁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诸侯国之间你攻我伐，东征西讨，完全没有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诚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周天子的战旗也曾多次飘扬在战场上，但那并不是出于王室本身的意愿，而是郑庄公那位乱世奸雄在假借天子旗号讨伐异己，牟取私利。公元前707年，周桓王鼓起勇气，自作主张搞了一次“征伐”，却在濡葛被郑庄公打得铩羽而归，周桓王本人也被射中肩膀，差点把命丢在了战场上。自那以后，王室对于“征伐”二字就不再作任何指望。公元前688年齐襄公讨伐卫国的黔牟政权，护送卫惠国回国，王室壮着胆子派了一小支部队前往声援黔牟，也是很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联合国观察员或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为黔牟等人提供了政治庇护之后就悄然撤军了。现在，齐国要讨伐宋国，居然前来请求天子恩准，王室受宠若惊之余，又难免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然而，齐国派来的使臣态度实在是很谦卑，齐桓公亲自写的请愿书又是那么殷勤有礼，使得王室上下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一些老臣说，恍惚间还以为是回到了西周年代呢！感觉固然重要，实惠更让人心动。王室的经济一直很拮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97年，天子特意派了一位大臣到鲁国来，要求鲁国给王室提供一些车辆，被当时的国君鲁桓公拒绝了，理由是“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毫不客气地给了天子一个难堪。天子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王室经济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经过深思熟虑，周僖王决定派大夫单伯代表天子，率领少量军队前往齐国助战。虽然只是象征性的部队，但是对于齐桓公来说，已经足够。只要天子的战旗与自己的战旗一起飘扬在战场上，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宋桓公审时度势，选择了和谈。而且，这次和谈之后，齐国与宋国建立了长久的良好关系。在齐桓公称霸天下的道路上，宋桓公一直在鞍前马后效力，直到他去世。之后齐桓公急于稳固外交成果，于是请单伯牵头，召集宋、卫、郑等诸侯在卫国鄄（juān）地会晤，讨论天下大事。也许是不久前楚国入侵蔡国的举动吓坏了大家，加上有王室的代表与会，各国均派出国家元首参加了会议。在各国元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度为君的郑厉公姬突。【二次夺国，郑厉公的回马枪】公元前680年，郑国的首都新郑再一次震动。十七年前被迫流亡国外的前任国君郑厉公率领军队自栎城启程，如急风骤雨般朝新郑进发了。栎是郑国的一座大城，自郑武公年代，它就被当做郑国的别都。公元前707年，郑厉公派雍纠谋杀祭仲失败，虽然被迫离开了新郑，却没有离开郑国，而是于当年九月在栎城百姓的帮助下，杀死了栎城守将檀伯，从此将栎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距离新郑仅仅九十里的地方，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郑厉公进驻栎城的十七年间，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般轮换，郑昭公、公子亹、公子仪几兄弟相继登台，他们对于栎这块割据势力不是无暇顾及，就是因为畏惧郑厉公的威名而不敢动手。公子仪曾经打主意对栎用兵，被祭仲制止了。“那个人深得兵法之妙，军中将士都把他视为战神，如果您要讨伐他，只怕部队还没到栎城就哗变了。我看啊，只要那个人不主动出兵来攻打新郑，咱们就偷着乐了。”祭仲说。对于曾经侍奉过的君主郑厉公，他总是用“那个人”来替代，不直呼其名。祭仲这话很伤公子仪的自尊，但那毕竟是事实。不只是军中将士对郑厉公存有崇拜之情，郑国的普通百姓其实也对他心存好感，在他们看来，作风硬朗的郑厉公比眼前这位庸庸无为的公子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如果在郑国搞一次全民公决，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会选择让郑厉公担任君主。期望郑厉公复辟的民意逐年高涨。公元前686年，郑国朝野甚至传出了所谓两蛇相斗的故事，有人宣称在新郑的南门看见两条蛇互相厮咬，一条自门外而入，另一条则坚守门内，结果外蛇咬死了内蛇。这个故事的含义简直不言而喻，而且流传得很广，连远在山东的鲁庄公都听到了。公元前680年，当他听到郑厉公率军前往新郑的时候，禁不住抚住胸口，问大臣申濡：“世界上果真有妖孽么？”申濡的回答很有点禅意：“人心里有鬼，则妖孽自作；人心里无鬼，则无所谓妖孽；人如果抛弃伦常，则妖风大盛。如此说来，当然有妖孽。”郑厉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复辟之旅的。部队在大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郑国守军，俘获了守将傅瑕。傅瑕向郑厉公请求：“饶了我吧，我还能为您出点力，让您兵不血刃地进入新郑。”郑厉公很爽快地答应了傅瑕，并与他签订了盟约，放他回新郑。《左传》记载：傅瑕杀死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此来迎接郑厉公复位。郑子就是公子仪，因为死后没有谥号，所以只能称为郑子。郑厉公的复辟没有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郑厉公进入新郑之后，反倒是先处死了复辟有功之臣傅瑕，同时审判当年参与了雍纠一案的几个人。审判的结果：主犯祭仲已经去世，免于处罚；从犯公子阏，死刑；从犯强鉏（chī），刖（yuè）刑（砍腿）；从犯公父定叔驱逐出境，流亡卫国。值得一提的是，定叔乃共叔段之孙。三年之后，郑厉公又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恢复原有的待遇。对于这一安排，郑厉公说了一句让大伙都很唏嘘的话：“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父亲郑庄公兄弟相争，你死我活；父亲死后，同辈兄弟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怪圈，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国君的宝座上；而郑厉公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流亡，两度为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心里对兄弟相争的因果循环感到疲惫，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才有感而发吧。如果说，郑厉公第一次登上君位的时候，群臣对他并不看好的话，当他第二次登上君位，朝中大臣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支持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郑国太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结束动乱，重振郑庄公当年纵横河雒的雄风了。然而也有个别人拒不接受郑厉公，那就是在郑庄公时代与颖考叔、高渠弥等猛将齐名的老臣原繁。自郑厉公回到新郑，他就闭门谢客，称病不朝。郑厉公派人去原繁府上，对他说：“傅瑕虽然杀公子仪有功，但仍然对我有二心，根据周朝的刑罚，我将他杀了。群臣当中，真正想要我回来而没有其他想法的，我都许诺其担任上大夫。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伯父您共商兴国大计。但是我在外十多年，您也没给我写过一封信，通报过一点情况，现在我回来了，您又闭门不见，实在令人遗憾。”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郑厉公这十七年的流亡生涯不是白过的，说起狠话来有礼有节，颇具乃父遗风。原繁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们家自先君桓公年代开始，就为郑国服务，不是只为某一朝、某一君服务。如果国家已经有主，而总是想着外面的人，难道不更是不忠的表现吗？一日为君，则国内所有人无不为其臣。为臣无二心，乃自古以来的规矩，何况公子仪在位十四年，那些阴谋迎立您回国的人，难道不是不忠吗？先君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在世，如果个个都拿官爵来行贿，收买朝中大臣，帮助自己登上国君的宝座，您又打算怎么办呢？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郑厉公的问话狠，原繁的回答更狠。但是原繁没有给郑厉公找更多麻烦，等使者一走，就找了根绳子，自缢而亡了。郑厉公复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9年春天，齐桓公在卫国的鄄地大会诸侯，并且请了周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会议，因此鄄地会盟也被视为齐桓公称霸的起点。郑厉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与会的各路诸侯当中，他也许是最没有将齐桓公放在眼里的。在他看来，齐桓公匆匆组建起来这个国际合作组织，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除了借用周天子的旗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样一个组织，大概和我们今天某些“X加Y”的国际组织差不多吧。因此，当齐桓公发动大家讨伐一个叫郳（ní）的小国家，而宋国充当了急先锋的时候，颇有侠义精神的郑厉公忍不住站出来表示反对，他派兵入侵了宋国。齐桓公对同盟国里的这位小弟弟窝里反的行为很不满意，于公元前678年夏天联合宋、卫两国，发兵攻打郑国。郑厉公当然不甘示弱，也尽起郑国之兵抵抗入侵。经历了管仲改革整顿的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同凡响，但是郑厉公通过巧妙的用兵，抵消了联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的优势，一连好几个月，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然而，到了这一年秋天，国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股突如其来的外力打破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平衡，其结果是迫使双方都走到谈判桌前来握手言和，一致考虑如何抵抗这股外力的入侵。这股外力来自于南方的楚国。楚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赀（zī）即位，也就是楚文王。楚文王将都城迁到了更加靠近中原的郢（yǐng），在他的率领下，那些断发文身的野蛮人终于走出了江汉平原，朝着中原文明的腹地进军，而且目标直指天子脚下的郑国。楚文王派使者给郑厉公送了一封信，大意是指责其从栎城入新郑，竟然没有知会楚国，完全没有把楚王放在眼里。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郑厉公当然是嗤之以鼻。楚文王一挥手，楚国人便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郑国，趁着郑军主力在与齐军周旋，直逼郑厉公的老巢栎城。消息传到齐桓公耳朵里，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施恩于郑的有利时机，更是他号令诸侯的绝佳题材。他主动派人到郑军大营，表达了和谈的意愿。正苦于两线受敌的郑厉公马上表示答应，接受了齐桓公提出来的并不怎么苛刻的和谈条件。同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诸侯在宋国的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村外的野蛮人近了，我们该怎么办？因这次会议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被称为“幽盟”。这次会议取得空前的成功，与会各国订立同盟，认同了齐桓公作为诸侯长的领导地位，决心在齐国的领导下尊重王室，共同对抗楚蛮子的进攻，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楚文王得到这个消息，悄然而退，自此之后十余年，楚国不敢复窥中原。齐桓公现在称心如意了。四方的诸侯都对他顶礼膜拜，将他比拟为古代的“方伯（bà）”，赞美之辞不绝于耳。我不能否认他的“称霸”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对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安全感都有好处，但是从主观上讲，他更看重的是称霸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而非其衍生的种种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管仲这位高参，他和哥哥齐襄公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差不多。对于郑厉公来说，幽盟的意义远远大于去年的鄄盟，他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这个组织的纲领，承认这个组织的作用的。然而，幽盟的领导人齐桓公的

，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通过“专诸刺王僚”事件帮助公子光夺取了吴国的政权。二、子胥建都伍子胥画像伍子胥本是楚国人，在一场政变中他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所杀。伍子胥身负血海深仇，投奔到吴国公子光门下。公子光弑兄夺位，成了吴王阖闾，伍子胥因策划政变有功被封为行人。一日伍子胥对阖闾说：“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于是，伍子胥上台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阖闾建造一座都城。王卫平：吴王阖闾委托伍子胥建造阖闾大城，也就是吴国的都城。据说，伍子胥在建立阖闾大城以前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所谓“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城郭，必须对这个地方的土质、水质详加考察，土质要细腻，水质要清甜，对所处的地理环境、城市生态都有一定的要求。条件完备后，才能建立阖闾大城。调研以后，他就建筑了一个周围四十七里的阖闾大城。一般来讲，这个阖闾大城在现在的苏州。成书于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明确写道：“阖闾元年使伍子胥在姑苏建筑大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另据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寿梦卒，诸樊南徒吴，至二十一代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千百年来，苏州人一直以苏州是吴国古都而感到骄傲。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感念伍子胥给苏州带来的恩德。徐刚毅39：伍子胥的到来，对吴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他最先的表现就是建立城池。王鲁湘：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建一个城池是很重要的吧？徐刚毅：当然很重要。因为王室如果没有城池，也就没有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一切都是散漫的。王鲁湘：没有一个中心的概念，就凝聚不起来。徐刚毅：而且中国那时候有很多诸侯国，但凡稍强盛一点的，哪个没有国都啊。王鲁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没有一个高大的城池，恐怕也不足以自卫。徐刚毅：除了建都之外，伍子胥还开拓运河，这是中国历史上运河的起源。应该说，中国现存的几条运河，都是伍子胥在吴国开筑的。王鲁湘：后来它发展成为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苏州市就是当年伍子胥建造的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这种观念已经在苏州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但是它在近代受到了质疑，那么，是什么样的证据在撼动着苏州人的骄傲呢？徐良高40：2000年前后，就有学者根据考古的现象，对于所谓吴国的都城在苏州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没有发现相当于先秦时期城市的建筑遗迹。王鲁湘：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提出，是不是有可能在另外的地方？徐良高：应该在那个时期的遗迹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无锡和常州的交界处，发现并确认了春秋晚期的城墙。根据古城遗址的等级规模、年代布局，有专家初步推断为吴王阖闾的都城。这就对苏州古城的千载定论发起了挑战。春秋吴国的都城到底在苏州还是在无锡，一时间争论不休，而具有都城规模的木渎镇的发现，又是乱上添乱，似乎这三个地方都有可能是当年的“阖闾城”所在地。那么“阖闾城”到底在哪儿？伍子胥当年到底选择在哪里筑城？在更多更扎实的考古新证据出来之前，我们还是暂且搁置这个问题，先来看看木渎古城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价值。徐良高：我们认为这遗址非常重要，确认它是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城址，是在2010年。王鲁湘：发掘出土的哪些证据形成了证据链，证明这里是春秋时候吴国的都邑呢？徐良高：我们通过这一年多来的工作，发现遗址有至少南北两道城墙，北城墙一千多米，南城墙也差不多接近一千米，这个规模相当大。另外，我们发现南城墙有一条河，河道里发现有瓦。瓦也是那个时期特有的，即具有东周时期的特征。这些重要迹象结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其重要程度了。王鲁湘：是一个大城。徐良高：是政治中心，有高等级的人住在这里面。灵岩山位于木渎古镇的北部，站在灵岩山的最高点“读书台”，我们可以看到被群山环抱的木渎盆地。这里河网交错，又与太湖水系相通，的确是一个交通便利、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灵岩山的东边，是现在苏州城的范围，遗址实际是在灵岩山西边的盆地里面。它的西北方向是穹窿山的范围，翻过穹窿山就是太湖。根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记载，伍子胥所建的阖闾大城“周围四十七里。”而东汉《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这两本古书的记载基本一致。那么这个数据，与木渎古城遗址相吻合吗？王鲁湘：根据《吴越春秋》等一些文献记载，伍子胥筑的城是个重城，两层的。大城周回有四十里，再加多少多少步；里头还有个小城，是周回八里又加多少多少步。您刚才提到南边的城和北边的城有上千米，这么一说的话，四面一围正好是八里左右吧？徐良高：有人做过一个计算，根据南面、北面城墙的长度，把它封闭起来算面积，跟《吴越春秋》上的记载非常接近。有学者认为，苏州城区地势开阔平坦，在那个战争频繁的年代，把都城建在这里实在不安全，作为军事家的伍子胥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那么，当年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时，会把目光聚焦在木渎古镇吗？王鲁湘：伍子胥是一个军事家，他要给吴国建立一个都城，一定会先从军事上来考量。因为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一个军事设施，其次才具有行政的作用。您从地形、地理上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哪个更适合作为都城？徐良高：在东南这一片，木渎的地形确确实实是非常理想的。木渎盆地周围是非常典型的一圈山，只有大约四个可以往外的关口，而西边隔着山便通到太湖。王鲁湘：非常理想的地形。徐良高：这个地方又毗邻太湖，但是跟太湖又不是直接敞着面对。据文献记载，吴越之间的多次战争也都是在太湖发生。由此你可以看到，它的选址确实是很讲究。三、吴越争雄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木渎镇确实比苏州城具备明显的军事战略上的优势。战事频发的春秋时期，都城的第一要务是军事防备。因此，阖闾大城从诞生第一天起所担负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抵御外敌入侵。而当年在这座城的内外，就发生过很多与战争及军事有关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兵圣孙武的“吴宫教战”。孙子画像伍子胥的好友孙武原是齐国人，相传伍子胥曾向阖闾七次推荐孙武，都被拒绝了。不过阖闾对孙武所写的《孙子兵法》却十分欣赏，并问孙武，这些兵法能否用于实战，于是孙武就通过操练宫女，进行对抗演练，诠释演绎了他的《孙子兵法》。王卫平：吴宫教战的故事是这样的：孙武把吴国宫廷里边的180个宫女组成了两个队，分别由吴王阖闾的两个爱妃担任队长，组织她们进行军事操练。你想想看，这些宫女一天到晚生活在王宫禁院里边，难得出来见见世面，今天突然要把她们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进行操练，她们感到非常有趣，嘻嘻哈哈，不听号令。孙武非常生气，三令五申，要按照命令来执行，但是她们还是不听。在此情况下，孙武就严格执行军法，准备砍了吴王两个爱妃的头。她们毕竟是自己最喜欢的女人，所以吴王阖闾就派人向孙武求情，说杀掉她们，自己会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着的。这个时候孙武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就是我们平常耳熟能详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在军队里边治兵，执行军法，国王的命令我也是可以不听的。于是孙武就把两个队长杀掉了。这样一来，那些宫女当然害怕了，一下子就规矩起来了，认认真真地按照孙武的命令进行操练。《孙子演阵教美人战》图这个时候吴王阖闾非常不开心，因为自己最喜欢的二个妃子毕竟被杀掉了。所以当孙武向吴王报告说我这个部队现在训练得很好了，你如果叫她们去冲锋陷阵，她们都是愿意的，阖闾就对孙武不理不睬。后来经过伍子胥圆场，向吴王讲述以国事和大局为重的道理，吴王阖闾才转怒为喜，最后就任命孙武担任了吴国的将军。有了伍子胥、孙武这些人，在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上台九年以后，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公元前506年，孙武带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楚国都城郢。伍子胥鞭尸楚平王，报了杀父之仇。从此吴国消除了来自西方的隐患，国力走向鼎盛。然而，就在吴王阖闾的春秋霸业如日中天之时，南方的越国却成了他的噩梦，历史上著名的“吴越争霸”就此拉开帷幕，而上演这场争霸的中心舞台，正是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徐良高：木渎古城南面的城墙保存得非常好，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城墙中间有一个豁口，这个豁口不像是后来人挖的，有可能是城门。我们去年发掘的时候，就专门在这个豁口做了发掘，结果挖开以后，看到豁口中间有一条河穿过。王鲁湘：也就是那时候的水城门？徐良高：对，水城门。河底的淤泥里面发现了非常典型的春秋晚期的陶器、瓷器，还有铜箭头和瓦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瓦实际上跟古代的高等级建筑有关，所以可以看出，曾有相当等级的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过。《越绝书·吴地传》载，“吴大城，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这样的记载，对应木渎古城发掘出的水城门和建筑瓦片来看，使得人们对这座古城与阖闾大城的关系生出了更多的想象空间。面对今天的这一段段土丘，人们可能无法想象2500年前的这座城池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但在考古学家们的眼中，看到的却是一座规模巨大，盛极一时的吴国都城。具有政治胆识的阖闾大力搜罗人才，采纳良策，听取民声，并修建城郭，设置守备，积聚粮食。经过几年的努力，吴国不断发展壮大，百姓丰衣足食，为称霸诸侯做足了准备。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所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为此，他特派专人驻守在宫门口，每当他进出的时候，便会向他高喊“你忘了越王勾践的杀父之仇了吗？”夫差则回答说“没有忘记”。阖闾死后第二年，勾践主动攻打吴国，在夫椒山被吴军打败。勾践向吴王夫差求和，与大臣范蠡一起到阖闾大城做了吴王的奴隶。越王勾践剑王卫平：越王勾践他们来到吴国以后，勾践的工作是当吴王夫差的马夫，帮他养马、铡草、喂马，他夫人的工作则是洒扫、织布、洗衣服等。勾践在吴国卑躬屈膝，任劳任怨。即使是这样，伍子胥还是一再建议把勾践杀掉，以绝后患。夫差或许是被勾践的忠诚所感动，没有采纳伍子胥的建议，并因为这件事跟伍子胥产生了裂痕。勾践在吴国忍辱负重，日夜期盼着回到越国的那一天。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王卫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吴王夫差生病了，这个病大概生的蛮重的，拖了好长时间。这个时候范蠡就给越王勾践出主意，说你最好去看望一下。勾践就通过伯嚭去求见吴王，正好碰上吴王夫差在大便，他就在外面等了一会。当伯嚭拿着大便桶出来的时候，他就上前去尝了一下吴王的大小便，然后跑进去向吴王夫差祝贺，说从粪便的味道来看是有一点苦，不过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过不了多久，你这个病就会好转了。这个事情弄的吴王夫差非常感动，于是就下决心把他们放回去了。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经过二十年励精图治，国力有了大大的增强。他还精心挑选了美女西施献给夫差，在迷惑其心的同时，也让夫差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于是，吴王夫差完全将注意力放在了和北方诸国的争霸上面，不管伍子胥怎样好言相劝，夫差还是一意孤行。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在一次与齐国的战争大胜而归之后，君臣关系终于走到了尽头。王卫平：夫差曾经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在出使齐国，就是送战书的时候，伍子胥把自己的儿子寄托给齐国的大臣，这被夫差怀疑为勾结外国，所以夫差就赐子胥宝剑让他自杀。伍子胥自然感到莫大的冤枉，临死以前和他的家人讲，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眼睛挂在东门上面，好让我看看越军是如何攻进吴国都城的。吴王夫差听了这个话很生气，后来就把他装进皮革里扔在了江水中间。四、废都之后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攻破吴国阖闾大城，一举灭吴雪耻。在此之后，阖闾大城作为吴国国都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然而，一个疑问也随之而来，假设今天的木渎古城遗址就是当年的阖闾大城，那么，这座盛极一时的国都，又是如何荒废，并最终成为今天的这一段段残垣断壁的？而现在的苏州城区，又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呢？徐良高：文献记载，越灭了吴以后，有一段时间是迁都到瑯邪。王鲁湘：迁到山东来？徐良高：迁到苏北、山东这一带。但是后来不行了，它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它也可能是利用了吴国的故城，文献对此记载得不是很清楚。后来楚灭掉越，文献记载春申君的封地就在吴的故墟，不过，后来春申君也很快被废黜了。王鲁湘：再往后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了？徐良高：我们现在在苏州城下面发现好多汉代的城墙，因此可以知道，汉代以后，主要的城市建筑应该是在现在的苏州城下面。1986年，就在距离木渎古城遗址不远的严山，一批采石工人发现了一大批春秋晚期的玉器。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河南安阳的妇好墓，而其制作之精，规格之高，甚至超过了妇好墓。然而，等级如此之高的玉器，其埋藏地点竟丝毫没有墓葬的结构，埋藏方式也显得十分匆忙而草率。这批显得十分不合理的珍贵玉器，仿佛在预示着一个答案：这里可能经历过重大的历史变革。鹦鹉首拱形玉饰张照根41：玉器的种类非常多，有玉瑗、玉觹、长方形的勒子、虎形佩、鹦鹉首拱形玉饰等等。从雕工、纹饰的特征来判断，应该是吴国晚期的东西。你看这个鹦鹉首拱形玉饰，做工非常精美。据《越绝书》记载，公元前473年，勾践率军攻到阖闾城下，吴王夫差带着些兵马和财物从灵岩山突围。于是有人猜测，严山窖藏玉器有可能是当年夫差逃亡时留下的。严山玉器窖藏距离木渎不远，它和木渎发掘的古城遗址会有什么联系吗？张照根：玉器埋藏地点与春秋古城遗址相距不太远，大概有五公里，都在这个大型城市聚落群里面。古城的等级和这个玉器埋藏的等级之间应该有必然的联系。苏州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末发掘的真山大墓和严山窖藏，是迄今为止苏州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而这两座山所处的位置，恰恰在以木渎古城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中。2010年，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对古城遗址周边群山进行了一系列探查，结果不出所料，春秋时期的墓葬在这一地区分布十分密集。无疑，这将是考古工作者今后工作的重点。虽然目前的证据还无法证明木渎春秋古城就是当年的阖闾大城，但至少给今人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还仅仅是个开始，在城墙遗址之后，古代都城所特有的宫殿遗址在哪里？贵族们的墓葬在哪里？象征着一个王国最高等级的吴王陵寝又在哪里？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国社科院和苏州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能否带来更大的惊喜，能否给《吴越春

到鲁文公松口。公孙敖以罪臣之礼被安葬。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太令人伤心了，以至于灵柩回到鲁国之后，遗孀声己既心痛又心寒，拒不相见，只是在灵堂内设了一道帷幕，躲在帷幕内伤心大哭。而他的堂弟公子遂，本来按照礼仪应当在其下葬的时候哭，也因为曾经的夺妻之恨，不打算哭。这时又是叔仲惠伯出来劝谏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点。虽然不能善始，但可以善终。古人说，‘兄弟致美’，有困难的时候互相救助，有开心的事就前去祝贺，遇到灾难要表示慰问，祭祀祖先的时候恭敬如一，有人过世则致以悲伤之情——各种感情虽然不同，然而不绝其爱，就是亲人之道。您做事从来不失其道，怎么在这件事上授人以柄呢？”经这么一教育，公子遂才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兄弟们在公子敖灵前假假地哭了一阵。若干年后，文伯的儿子仲孙蔑长大成人，又从惠叔手里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跑到鲁国来投奔他。仲孙蔑对这两位叔叔极其仁爱，国人皆知。但也有人暗中使坏，对仲孙蔑说：“这两个人来鲁国，是为了杀你。”仲孙蔑将这事告诉了季孙行父。莒国来的两兄弟听到了，互相商量说：“夫子（指仲孙蔑）以爱我们闻名，我们却以想杀他闻名，落个以怨报德的恶名，还不如一死。”于是主动要求参加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全部战死沙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带着吊丧的财物逃到莒国，鲁文公也没有再派人补送丧礼。可能在鲁文公看来，这丧葬费只要花出去了，不管花到哪都算是尽到了义务。后来新任周天子（周顷王）派大臣毛伯到鲁国，索取会葬的礼金。对于王室的行为，《左传》不以为然地批评：“非礼也。”大概意思是，天子不求私财，总是低三下四地向诸侯讨丧葬费，未免太跌份了。【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公元前615年冬天，就在西乞术访鲁之后不到两个月，晋国西部边境再次震动。为了雪耻五年前的令狐之役，秦康公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一举攻占了羁马（晋国地名）。晋国人起兵抵抗，在河曲与秦军对峙。晋军由赵盾担任统帅，荀林父为中军副帅，郤缺担任上军主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担任下军主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担任戎车驾驶员，韩厥担任司马。韩厥是老臣韩简之孙，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韩献子。在当时的人看来，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前面说过，司马就是军中的司法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宪兵司令。秦晋两国大军在河曲对峙的时候，赵盾故意派人驾驶自己的战车冲撞到队列中，干扰部队行军。韩厥将这个人抓起来，审问之后，就按规定将他处死了。大伙纷纷议论说：“韩厥这下玩完了，他的主子早上才任命他当司马，晚上他就杀掉主子的司机。这样的人，谁还敢用他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盾将韩厥召到中军大帐，不但没有骂他，反而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该比而不党。以忠信之心推举仁义之人，叫做‘比’；出于私心而推举人，叫做‘党’。军中律令无人可犯，即使是我的手下犯了军律，也不包庇隐瞒，这就叫做‘义’。我向国君推荐你，心里还害怕你胜任不了这个职务。因为推荐一个人当官，这个人却不能胜任，这就是最明显的结党营私行为。所以我故意派人来试探你，请你继续按自己的原则处理军务，不要手软。单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手段来看，以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很多年后，这位韩献子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韩国。赵盾的这番“比而不党”的理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论述，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而不党”意味着，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任何年代，这都是值得称道的政治态度。当然，赵盾这么做，多少还有点做秀的成分。在表扬了韩厥之后，他又公开对晋国的诸位大夫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这件事说明，我推荐韩厥是做对了。我绝没有结党营私啊。”赵盾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给自己树立一种任人唯贤的形象，为提拔臾骈担任上军副帅进行舆论准备。在晋国的官僚体制中，三军统帅和副帅被称为“六卿”，是军政大权系于一身的重要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臾骈原来只是赵盾的家臣，不管其人品和能力如何，一下子被提拔成为上军副帅，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嫌，难免被人说闲话。赵盾希望通过韩厥这件事来堵住大家的嘴，可谓用心良苦。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盾让臾骈担任这个职务，倒也没用错人。秦晋两军主力在河曲对峙。臾骈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说：“秦军深入我境，后勤补给难以为继，打不起持久战，我们不如深挖壕、高筑垒，加强防御，等待战机。”赵盾听从了臾骈的建议，于是深壁坚垒，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时间一长，远道而来的秦国人果然坐不住了，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将士们对于在异国他乡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静坐战也没有心理准备。毕竟，时近年关，谁都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军之中，有一位货真价实的“晋国通”，那就是在五年前的令狐之役后出逃到秦国的士会。秦军数次挑战晋军不成，秦康公就把士会找来，问：“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军该如何打破僵局？”士会沉吟了一阵，说：“赵盾新近提拔了他的一名部下，名叫臾骈。晋军坚守不出，想必是这位臾骈的计谋，想消耗我军锐气，等待我军疲惫再实施反击。”“嗯。”秦康公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赵盾有个同族的兄弟，名叫赵穿，是先君（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少无知，不通军事，然而深受赵盾宠信，因此有恃无恐，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赵穿任职于晋国上军，对于臾骈出任上军副帅一事，据说颇有怨言。他觉得自己是赵盾的族弟，而臾骈仅仅是赵盾的家臣，现在反倒屈居其下，心里十分不痛快。您如果想要晋军出战，很简单，派人前去挑逗赵穿就成了。”士会一席话，秦康公茅塞顿开，他拍拍士会的肩膀，以示赞赏。士会则深深地低下头。十二月四日，秦军突然有了动静，派出一支部队直扑晋国上军营寨，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也不强攻，只是在营寨外摇旗呐喊，操着秦地方言嘲笑晋国人，然后虚晃一枪，很快撤走了。晋军根据赵盾的命令，对秦军的挑逗置之不理，躲在城寨后边坚守不出。不过，秦国人骂得实在太难听了，赵穿听在耳里，恼在心上，他对自己的部下发牢骚说：“我们粮草充足，枕戈待旦，就是盼着与敌人放手一战。现在敌人来了又不出击，还等什么呢？”手下人说：“那……大概是在等待战机吧。”赵穿不听则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这都是臾骈想出来的鬼主意，我不管什么计谋，他不敢打，我们自己打！”于是不顾禁令，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秦军大营挑战。赵盾得到消息，又恼又无奈。他对众将说：“赵穿此去，必定自取其辱，被秦军擒获。秦军得到赵穿，那就是获得晋国卿一级的人物了，我等又以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赵盾为什么说赵穿是卿一级的人物呢？有人解释，赵穿本来不是卿，只不过因为他是晋襄公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等同于卿。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在当时的晋国，有狭义的卿，也有广义的卿。狭义的卿，当就是指三军的正副统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广义的卿，则还包括司空、大傅等官员。赵穿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史料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盾这句来看，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了。赵盾这话说得很巧妙，就算是臾骈也不好表示反对。于是晋军打破沉默，拔营起寨，全军出战。时值冬日，天黑得早，双方互相放了一通箭，还没来得及短兵相接，太阳就下山了，黑漆漆的分不清敌我，只得息兵罢战，各自回营。秦军派了使者来见赵盾，说：“今日一战，两国的勇士都觉得不过瘾，明日请放手大战一场。”这是所谓的约战，也就是“下战书”了。秦国人话说得很强硬，臾骈却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对赵盾说：“秦军使者目光飘浮不定，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那是内心底气不足，畏惧我军的表现。由此判断，秦军并不想和我军一战，想必是虚张声势，很有可能连夜遁逃。我军不如提前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秦军逼退到河边，则可大获全胜。”臾骈的这个建议，自然又是一条好计，无奈被赵穿听去了。他决心和臾骈抬杠到底，于是将他的哥们儿——下军副帅胥甲找来，两个人站在中军大营前大声嚷嚷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有安置好，就弃之不顾，是不仁义的行为；约好的交战时间未到而将敌人逼至险境，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坚决反对偷袭秦军。要说赵穿的抬杠本领，和他不通军事的程度基本上成正比。他知道，如果跑到帐内去劝谏赵盾，肯定会被骂一顿，目的也达不到。所以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事情搞大，搞到赵盾下不了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胥甲这么一闹，臾骈的计谋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偷袭是不可能了。事实上，秦军很快通过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连夜渡过黄河遁逃回国。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康熙时期5.20％18％雍正时期8.30％2％乾隆时期11.00％1％嘉庆时期8.40％1％道光时期9.60％1％咸丰时期10.90％1％这样，清朝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出身汉族官员在府级职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还要重复一句，处于地区行政的关键岗位上的州县长官们主要是后来投降的汉人。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多丽丝·莱辛1984年7月好邻居日记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

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狗头萝呼资源在线观看”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

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

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

”“我没有割她！”“嗬！”我大吃一惊。迈尔斯顿了顿，“你以为是我做的？”“你想告诉我什么吗？”我不理会他的提问。我不想直接要求他打某人小报告，但我很好奇他会告诉我什么。迈尔斯仔细端详我。“詹森干的，一共17刀，一刀代表一个人。他是个混蛋，每次都害我惹上麻烦。每次都是我被骂。”迈尔斯用力板起脸。我可以感觉到迈尔斯并不喜欢詹森。我不记得有人提过詹森，但这个人却说他们一共有17个。上次我只数到16，其中还包括那个“坏脾气”——我一直对“坏脾气”很好奇，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名字的；现在再加上詹森就有17个了。“看来我必须多了解一下这位詹森。我不想误会你，把你没做的事算在你头上。”我试图弥补方才那大吃一惊造成的影响。迈尔斯稍稍放松了些。“噢，好吧。他是挺古怪的啦。”“卡伦腹胀、肚子痛是怎么回事？”我问。“噢，那是桑迪啦。她认为她怀孕了，”他语带轻蔑。“有这个可能吗？”“去她的，我知道小孩是怎么来的。我很确定最近没人碰我们。”“所以是她自己的想象啰？”“我想是吧。”“嗯。迈尔斯，你一直很帮忙，也帮了很多忙。你说过不会再伤害卡伦，所以假如这真的是你做的，我一定会很吃惊。我在想，其他人是否也有意见想分享？你是否愿意退回去，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别人想跟我说话？咱们下次见啰。”“好。再见。”“再见。”我等了一会儿，卡伦的表情也逐渐恢复正常——至少是我习惯的，认定是正常的那个卡伦。然后，她的表情越来越柔和，带点女孩子气又有点犹豫。我继续等待。“喂？”我说。“这里好黑喔，”声音又细又小。“你在哪儿？”我问道。“在衣橱里。我和西娅。”“是你吗？克莱尔？”“嗯。”“你们在衣橱里做什么？”“躲起来。”“你们在躲谁？”“躲人。如果被他们找到，他们会伤害我。”“那西娅呢？”西娅也是新出现的——第18个？詹森以为只有17个。“她来陪我，”克莱尔继续说下去，“只要我很害怕，西娅就会陪我。”我这才明白，她认为过去曾伤害她的男人还会继续伤害她。也许我能帮上忙。假如我没记错，克莱尔大概7岁，她应该有能力理解时间推移的概念。“现在是哪一年？克莱尔？”“哪一年？”“嗯，你能告诉我吗？”“1967年。”“你最近一次受伤就是在1967年，是吗？”“是啊，怎么了？”“请你好好听我说，克莱尔。我要说的话也许会吓你一跳，不过，说不定能对你有帮助。”“好。”“现在已经不是1967年了。现在是1994年，1994年11月底。已经过了27年。卡伦的父亲已经死了，其他伤害你的人应该也都不在人世了。再也没有人会伤害你了。”我耐心等待她明白过来。“我不相信。”“你问问凯瑟琳和霍尔顿，现在是哪一年？”“好，等我一下。”克莱尔离开几分钟。卡伦呆滞地坐着，面无表情——直到克莱尔回来。“你说对了！”她的脸庞亮了起来，“你说卡伦的爸爸，还有那些人都不会再伤害我了？永远都不会吗？”“不会，再也不会了。如果你不想躲进衣橱就不用再躲了。说真的，假如你愿意，你可以在别人出来时观察一下其他人。我会帮助你适应的。”“谢谢你，贝尔医生。”“不客气。克莱尔，我希望你现在可以比较开心，也不会想死了。那么，你可以退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想跟我说话？”“嗯。再见。”卡伦轻轻靠在椅背上，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神情。右手悬在空中，绕着腹部划圈；那是孕妇抚摸并感觉腹部膨大的动作。她吃力地开口。“贝尔医生。”“我是。”“我是桑迪。”“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一直在收缩、阵痛。”“嗯嗯。”“我想我快要生了。洛申医生说宝宝……说他有什么来着？疝气？他说我们必须开刀。我觉得这样很好。”“开刀很好吗？”桑迪感觉有点疯狂。我试着让她继续说话，好推断她的疯狂程度。“我喜欢开刀。”“你为什么喜欢开刀？”“因为会痛。”“你为什么喜欢痛？”“疼痛让我感觉真实。”“真实……让你有活着的感觉？”“对，活着。我只有这种感觉。我喜欢手术带来的疼痛，有时连医生都被我骗了。”“医生被你骗？”“是啊，我想生病就能生病。”“桑迪，我在想，如果你愿意多花时间跟别人相处，也许不错。你认识同住在卡伦身体里的其他人吗？”“当然认识，别蠢了。现在我们一共有17个。实际人数也许比这个数字还多，不过目前正常运作的只有17个人。”“你跟谁处得比较好？”“嗯，我喜欢朱莉安。”选得好，我想。朱莉安颇为正常。“你何不试着观察一下朱莉安出来时的表现？也许你能分享她的感觉，进而跟她拥有相同的感觉。说到这个，你的肚子痛颇令其他人苦恼。”“噢，真的吗？那……我想我愿意试试看。”“那咱们下回再聊。”桑迪有点吓人。我想卡伦闹肚子痛应该是她引起的。这些人显然颇为缺乏自主行为能力。我得耐心等候，看看我能否对她造成任何影响。※※※※圣诞节快到了。度假前最后一次见面时，卡伦拿着礼物和卡片走进来，看起来比平日更有精神。我知道，假如她一直揣着准备送我的礼物不放，咱们啥都谈不成，因此我看看她，再看看礼物，扬了扬眉毛。“我有东西要给你。圣诞快乐，贝尔医生。”她递给我一只长方形的盒子，上头有张卡片。她仔细端详我，想知道我的反应。“我可以拆开吗？”我问她。“噢！当然可以！”她说，“然后要看卡片哦！”我拆开纸盒，里头是一条红色领带。领带上的图案是小朋友叠罗汉：最底层有4个人，再是3个、两个、一个，形状像金字塔或圣诞树。翻过背面，商标上写着“拯救儿童”，底下还有一行字：“今日的儿童是明日的栋梁。”对卡伦而言，这是多么真切的一句话。“真好！”我说，“我真的很喜欢！”这是我的真心话。不需要言不由衷的感觉真好，因为我很少成功地骗过如卡伦这般纤细敏感的病人。我拆开卡片，细细阅读。多美妙的故事啊！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祝福您和您的家人有个最快乐最开心的圣诞佳节，同时也想借这份礼物向您表达我们最深的感激。我们想告诉您这份礼物有多特别，还有它的来龙去脉。有一天，卡伦沉睡，换我们出来，霍尔顿看报纸，克莱尔按遥控换频道，突然，一则广告引起她的注意。那是“拯救儿童”的募款广告。克莱尔好喜欢这条领带，想买来送给你，所以她把我们统统叫出来看。就在这一刻，我突然看见并听见大家的想法！以下是他们说的话：凯瑟琳说这真是个好主意，这份礼物非常适合你。卡伦博问领带软不软，她想摸摸看。迈尔斯说：“贝尔医生真的会系这条领带吗？他大概已经有上百万条领带了吧！”但迈尔斯也很喜欢。西娅说，我们已经不再害怕领带了，可不可以真的买下来，送给贝尔医生？西德尼说，领带上的小孩子看起来很像我们。然后，克莱尔说，这领带是一位叫特蕾西的女孩儿做的。这时霍尔顿插嘴说，不是她做的，是她“设计”的。霍尔顿喜欢这条领带，但他没看到订购信息。桑迪很兴奋，她说她要打电话去电视台问。詹森说，这条领带看起来很不错。安说她喜欢这条领带，而且还可以捐钱帮助儿童。卡伦2说，“对我们来说，贝尔医生是很重要的人，我也想买来送给他。”朱莉说，“你们看，领带上的小孩图案看起来好像金字塔。”朱莉安说，“这领带仿佛象征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卡伦3说，“这不就是我们吗？拿这个当礼物真是太棒了。”卡尔说，贝尔医生人很好，只送领带好像太少了？凯瑟琳说，“这不是随随便便的领带，这是我们大家首次达成共识而做的决定。”爱丽丝问你算不算我们的家人？霍尔顿说，“就好的一面来说，他是的。”于是爱丽丝说她能不能负责包礼物？凯瑟琳说可以。迈尔斯说，“贝尔医生会不会气我们买礼物给他？”卡伦1说，“我想应该不会吧。我喜欢他，而且他一直都在帮助我们。而且，撇开这个不说，这领带很可爱呀！而且是为了圣诞节嘛！”于是桑迪立刻打电话询问订购信息。霍尔顿下订单，凯瑟琳签支票，然后我们让克莱尔负责寄出去。这是大家第一次共同做决定。我们都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很高兴能送这份礼物给您，因为我们真的很感激您为我们的付出。希望这条领带能让您想起我们，甚至能为您带来微笑。17倍的圣诞快乐！我不曾收到过如此令人惊奇而赞叹的圣诞礼物。第二部分身第12章重启连结卡伦的各独立人格逐渐意识到彼此存在，造成一股压力，导致卡伦出现头痛症状。他们偶尔意见相左。有些人开始写日记，什么都写，然后再拿给我看，但有人却把日记烧掉了。现在已有数个独立人格主动让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因此我会在催眠治疗时请他们现身一谈。言谈间，他们多有隐瞒，仿佛不确定是否能畅所欲言。我从没想过他们必须获得允许才能发言。卡伦连着好几次都要求延长治疗时间，让其他分身有更多时间说话。她盼望能缓解一下大伙儿在脑袋里竞相发言的压力——长久以来头一次有人听他们说话呀！我担心卡伦不但不会变好，反倒可能先垮掉。与卡伦再度见面时，我们跳过客套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这些分身有待探索的地方实在太多，而我们也都想赶快行动。卡伦现在轻易就能进入催眠状态。我大概只要说句“睡着”，她就真的睡着了，但我依然维持例行的催眠诱导过程，为她和其他人格建构值得信赖的谈话环境。“等你准备好，”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我嘱咐道，“瞧瞧安全小窝外吧。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说话。”“哈罗……我是安，”卡伦突然坐直，给人专注、自信、一本正经的感觉；她的声音冷静而有魅力，慈眉善目。有趣的是，她的举止态度令我感觉轻松、如沐春风。“喂，安，我是贝尔医生。”“嗯，我知道，”她说。“你好吗？我第一次这么做，有点害怕。”“希望我能借着这次谈话多了解你一点，”我说，“还有卡伦内在的其他分身。如此一来，说不定我就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帮助你们。”“凯瑟琳也这么说。这也是我答应出来跟你谈话的原因。”“关于你自己，有什么愿意跟我分享的吗？”“当卡伦再也无法应付教会、维持正常信仰时，我出现了。”“卡伦没办法应付教会？”“有几个伤害她的人是教友。他们伤害她的时候，还会说一些宗教仪式才用得上的词汇。她无法忍受走进教堂，所以我诞生了。”“你今年几岁？”“16岁。我出生在卡伦10岁那年，那时我11岁。我知道这有点分不清……”“看来，你似乎是为了某个特殊目的才诞生的。”“嗯，是啊，当然啰。”目前我所遇见的每一个分身似乎都是为了替卡伦应付特殊情绪创伤而诞生的。“我懂了。你能再多告诉我一点吗？”“我不知道，想说的实在太多了。我一直是脾气最好的一个，也很坚持我的信仰。以前在天主教学校时，修女都很喜欢我，我是她们最疼爱的学生。我也会帮校长和神父跑腿办事。我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切正常得很。我想当修女，但是我不能，因为……因为他们对我做了那些事。我不干净。我在圣杰罗姆医院帮忙照顾受伤生病的孩子，但只要我一往医院跑，卡伦的爸爸就会打我。他总说慈善必须从家庭做起。”安陷入沉默。她在想事情。“怎么了？”我问她。“我想坦白一件事。”“哦？”“日记是我烧的。”“真的？为什么？”我很惊讶是她做的。“我很气你不响应。我以为你每天都会看，可是你却不认真听我们说话。”“日记是其他人和我沟通想法、倾吐烦恼的一种方式。卡伦负责收集，然后再一起交给我。可惜我没办法天天跟你见面。”“噢！我的老天！我真丢脸！”安用手捂着嘴，“我根本没搞清楚。我以为你不在乎。”“这是我的损失，”我说，“或许你能协助大家再写一次，这样就皆大欢喜啦。”“我会试试看，”安没再说话，眼睛朝斜上方看，视线茫然。“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她又开口，“卡伦结婚时，在婚礼上昏倒的是我。哦，不光是我啦，卡伦站在圣坛前时，我们有好几个轮流现身。昏倒后我曾醒来，但旋即又昏过去。我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种事。真心想结婚的只有卡伦1。她只有10岁，但她想当妈妈，想要孩子。等我们明白出了什么事，一切都太迟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要嫁给谁。这实在太令人震惊，太吓人了。”安再度陷入沉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安的一席话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惊愕莫名。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似乎对每一件事都了如指掌。既然如此，不知道安能不能帮忙处理卡伦与母亲之间的龃龉？“你跟卡伦的母亲熟吗？”“不熟！感谢老天。负责应付她的是桑迪或西德尼。卡伦的妈妈拿铁丝刷帮她化妆的时候，是西德尼出面应付的。那时卡伦14岁。我不喜欢想起这件事。”“非常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我说，“你的话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很希望能再跟你说话。如果你准备好了，是否愿意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愿意分享呢？”“谢谢你，贝尔医生。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天。”卡伦的表情短暂陷入空白，姿势也换了（但细微得难以察觉），然后她开始用比较正式的态度说话，却少了几分优雅和自信。“哈罗，贝尔医生，很高兴我们终于见面了。”“凯瑟琳？”“当然是我啊！噢，抱歉，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忘了你不见得清楚我们谁是谁，还有谁在跟你说话。”“我认得你说话的习惯，”我说，“当然，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聊。我一直很想认识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先给我一点背景资料？你是何时诞生的呢？”“我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大概是卡伦一两岁的时候吧。我的工作是照顾卡伦，霍尔顿比我晚一点点报到。卡伦自小就被虐待猥亵。霍尔顿有力量保护她，我则是靠脑袋照料一切。”“你主要在何时现身？”我问。“需要解决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打扫和烹饪都是我做的。卡伦去药店当秘书——那个也是我。过去曾有好长一段时间，卡伦几乎完全不现身。”我纳闷她指的是哪一个卡伦，但我任她继续说下去。“有多久？你是指好几个礼拜吗？”“噢，不止，卡伦——那个来这儿就诊的卡伦——曾一度消失好几年。整个高中时代都不见人影。卡伦念高中时，我们天天挨揍，持续遭受性虐待，卡伦根本不愿意出来。那段时间几乎都是卡伦2和几个男孩在撑着。”“你们是怎么决定来找我的？”我问，“我猜这应该是你做的决定。”“你猜对了。那天，第一次就诊那天，是我带卡伦来的。”“为什么是我？”“我跟你其他的病人聊过。他们说你了解他们。但是当你第一次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不太确定你是否真的能了解我们，所以我必须好好观察你。我必须知道你是否真的关心我们。我看过你的学位证书，也打电话去州医学会询问你有没有不良记录。”“那么，我有任何让你困扰或担心的地方吗？”“没有。我想我做了正确选择。我认为我们走对路了。”“你可曾想过，我们的治疗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我问她，渴望得到协助。“没有。我认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只觉得，这事是急不得的。”凯瑟琳令我想到学校老师。她很有耐心，鼓励我尽我所能，勇敢尝试。诊疗时间到了。我不但没得到多少协助，还被告知要有耐性。但这说不定也是种帮助。我的指导老师曾经跟凯瑟琳说过一样的话：“静观其变，因为你的工作是了解病人。等你明白了，再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治疗师常有一股很强的欲望，期盼病人遵循治疗计划，而非按照病人自己的步调走，殊不知这种期盼往往错得离谱。※※※※1995年1月中旬，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站在门口，犹豫该不该进来，一会儿看看家具后面，一会儿看看桌子底下，最后终于走向诊疗椅。卡伦手里握着一捆纸。她僵硬地坐在椅子上，疑神疑鬼，东张西望。她举起纸卷，凑近眼睛，像海盗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