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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全身赤裸裸地啪啪

                      来源:国产区图片区小说区亚洲区 发布时间:2023-12-27 13: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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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全身赤裸裸地啪啪此满族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物之邦的基本义理。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殆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上年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欤?遂令满、汉官员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皆就学读书,声称二三年内,“就学者既众,我等将成礼义之邦。”占领永平的直接后果,是皇太极更加羡慕汉族的统治方式,更加依赖汉族合作者在政治上对他的启迪。在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年里,他经常求教于参将宁完我。这是一个为满洲政权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辽东边民。1633年,在皇太极欲将金朝作为自己治国的楷模之时,正是宁完我向他提出,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兴衰之理,就应求助于《资治通鉴》。也是这个宁完我,主张依仿明朝六部之制,草拟六部章程,以管理后金政府。六部(建于1631年8月5日)分别由一名贝勒主管,但大部分实权掌握在承政、参政等官员手中,并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总管。汉人在六部中的作用虽相当有限,但行政官员作为一个整体,同皇太极任命的监察官一道,实际已取代了贝勒的作用。几年之后,徒有其名的贝勒分主六部之制便废止了。占领永平的另一后果,是由愿意为满族效力的汉族士兵组成了独立的汉军。其实,自1626年以来,就已经有汉族军队同满族人并肩作战了,那时他们主要是隶属各旗的使用中国火炮的炮兵。在皇太极看来,这些“乌真超哈”(满语,意为重兵)不如他的满族武士凶猛、勇敢,但在攻坚战中他们确实是有效的突击力量。永平守军投降后,后金统治者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将他们编入各旗作“乌真超哈”呢,还是组建一支由忠诚可靠的汉官统领的独立部队?最后他们选定了后一方案,3000名汉族士兵(其中可能有从后金占领的东北地区征募来的汉人)组成了“尼堪超哈”(汉军),由一名虽非境外居民、但已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力了14年的明朝降官统领。此人名叫佟养性,和许多辽东籍明军将领关系密切。1616年,他与努尔哈赤暗通书信,密谋叛明降金。后来,明朝查获了这些书信,将佟养性逮捕入狱。但他越狱逃走,投奔了后金。努尔哈赤封他为男爵,并妻以宗女,以示褒奖。从此,佟养性便成了后金的额驸(满语,意为驸马)。1621年,他协助努尔哈赤攻破了辽阳。现在,他奉皇太极之命统领新建的“尼堪超哈”,并准备投入战争。与此同时,佟养性还奉命督率从永平俘虏来的一队汉族铸炮工匠。他们通晓铸造葡萄牙大炮即“红夷”炮和“大将军”炮的新技术。其中包括出身于翻沙匠和铁匠的游击丁启明。1631年2月8日,这些铸炮工匠完成了任务,40门崭新的欧式大炮宣告铸成了。13天后,皇太极下令:自今以后金国所属汉人皆归额驸佟养性总理;他的命令就是法律,所属汉官皆须服从。佟养性训练的这支军队及其大炮,使满族在争夺亚洲东北霸权的斗争中,具备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支装备了欧式大炮,并由葡萄牙炮手直接或间接训练的士兵进行操作的汉族突击部队,将使皇太极有可能恢复其父1626年在宁远明军的大炮前所失去的军事优势。为此,皇太极已花了五年时间,并对中原发动了俘获这些炮手和工匠的那次关键性的袭击;而今,由于后金已将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同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了。佟养性还没能使这一新的军事技术臻于完善,汉族降人今后还会为后金带来更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作为初次尝试,这种新式武器将用来摧毁大凌河城的明军工事,并成为金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而这次胜利在后金寻求扩张的进程中又将是重要的转折点。因此,对大凌河的长期围攻,是值得详细考察的事件。它既可以证实皇太极对旧的汉族同盟者的深切倚重,也可以说明他在招纳新的汉族同盟者时所使用的高明手段。

                      大凌河之围

                      大凌河城是明朝在东北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有着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该城四周有厚实的城墙,城外险要之处又设有台堡百余座,在金军的传统战术面前,简直坚不可摧。所谓“台”,都是一个个小城堡,各由一名将领统辖。他们多是明朝的军官,偶尔也有科举出身者。最小的台只有约70人;最大的台,即鱼子嶂台,则有男女老少600余人,及牲畜70头。这些可用大门紧紧封闭起来的城堡,还有充足的物资贮备;一旦遭到围困,可能出现短缺的是火药,而不是粮草和水。但1631年秋,大凌河城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当时,总兵祖大寿(镇锦州)正在巡视大凌河防务,其部下统计城内居民,竟多达3万人。由于人口太多,城中粮草最多只够食用一个月了。总兵祖大寿是城中最高将领,也是著名的沙场老将。三年前,他作为一个辽东武人家族的族长,受命统辖锦州驻军。在所有现任的明军主要将领中,他的功绩最为卓著。只有他能够声称曾经令人难忘地打败过金军:首先,他曾在北京城下击退过皇太极;其次,他曾将阿敏的军队赶出滦州。他所统领的大凌河守军,两年来历经战火,其1.4万将士(半为步兵半为骑兵)全都顽强善战。1631年9月1日凌晨,即后金铸成葡萄牙大炮仅七个月之后、沈阳设置六部仅四个星期之后,皇太极便率领满、蒙、汉大军共2万人,分两路集结于大凌河城下。这时,皇太极尚未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座不易攻克的堡垒。但就在当天,金军哨探抓获了一名当地汉人,经讯问,皇太极立刻知道了祖大寿的实力,并得知大凌河城刚刚修缮完毕。显然,直接攻城势必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当晚,皇太极对大凌河的防御情况进行了侦察,次日,便召集贝勒大臣们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满洲军对大凌河城进行长期严密的包围,由佟养性率汉军携“红夷”大炮扼守大凌河通往泉州的要道。同时沿城四周修建栅栏,并掘出一条宽5尺(1.8公尺)深7尺(2.5公尺)的壕沟,以防城内明军逃走。在此后的几天中,明军派出小股部队出击,后金骑兵则随时阻击。双方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交锋,皇太极则在城南山坡上观战。这几次交手多数是后金军队获胜,但皇太极很快就意识到,要攻下大凌河城,必须首先扫平其周围的台堡。于是,皇太极一面派遣使者致书祖大寿劝其归顺,一面令部下尽力争取大凌河周围台堡的投降。离大凌河城最远的几座台堡,最易为金军中汉人的劝降所动摇。台中明朝军民全都知道一年前发生的永平惨案。因此,一个为后金效力的汉人,比一个可能在阿敏命令之下亲身参加了永平大屠杀的满族人,更能使他们相信投降后不会遭到屠杀。一年前在永平降金的明朝将领马光远,设法使城南一座山台的守军向他打开了大门;1618年抚顺陷落时降金的范文程,也于9月5日说服城西一台的90名军民(包括一名和他一样的生员)停止了抵抗,并归附于他。离城较近的各台不易劝降,但经不住金军新式大炮的攻击。佟养性的炮兵从9月7日开始轰击大凌河城及城东、城北各台。数百间房屋中炮起火,其中一台的守军因无处藏身企图深夜弃台而逃,但遭到金军拦截而未能成功。9月10日,金军已攻下城外四台,突然哨探来报,明朝援军正从松山赶来,于是,对大凌河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明朝援军的前锋只有2000人马。9月11日,他们被300名满洲士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援军的主力则有6000之众。皇太极早有准备,事先已派其弟英亲王阿济格率500名满洲骑兵和500名蒙古兵中途拦击。但明军乘雾而来并扎下营寨,使阿济格大吃一惊。幸亏大雾一度散开,及时将明军暴露出来,既而又弥漫开来,及时将阿济格的部队掩盖起来。金兵虽在数量上处于1∶6的劣势,但他们悄悄溜到明军背后,将其一举击溃。明军仓皇逃向锦州,金兵又尾随其后一路追杀。事后,一员被俘的明军游击被带至大凌河城下,告知城中守军,援军已大败而还,以此来打击他们的士气。但明朝又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前来援救祖大寿。大学士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的姻亲、总兵吴襄等步骑4万人,自山海关奔赴锦州。10月7日,金军获悉其前锋已至锦州城外,扎营于小凌河对岸。皇太极立即将帐下护军分出一半,令其前去迎击。四天后,他又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包括佟养性的500名旧汉兵,赶往锦州。与先行出发的护军汇合后,皇太极便甩下大军,唯与多铎(豫亲王,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率领200名亲随护军快速前进。这支精锐的小分队缘山潜行,赶到小凌河。对岸驻扎着7000明军。皇太极毫不犹豫,披挂上马,令部下准备战斗。随后,他一马当先,全速渡河,冲入明军营寨。明军顿时大乱,其兵力虽相当皇太极所率护军的35倍,却急忙向城中退却,金兵则尾随其后,尽情砍杀。几小时后,皇太极又指挥满汉大军同明军主力进行了一次交锋,并再次获胜。虽然这次交战俘获了一员明军副将,但前一次奇袭的成功才是最辉煌的胜利。当天,皇太极率军返回大凌河,代善等众贝勒出营三里相迎,对皇太极的大胆和果敢倍加赞贺。的确,大凌河及锦州城下的胜利,使皇太极和他的兄弟们拉开了距离。此时,大凌河城内被困的军民渐渐粮绝薪尽。皇太极通过对俘虏的巧妙讯问,了解到了这一情况。10月13日,他刚刚凯旋而归,便决定再次致书祖大寿,告诉他后金已经知道城中的困境,并以保证其财产、荣誉和地位为条件劝其投诚。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但祖大寿并无回音。几周前,皇太极离开大凌河时,祖大寿曾遣军出城,企图夺回被金兵占领的城外西南各台。那次行动虽未成功,但当时颇令皇太极担忧。为此他还专门召集群臣,商议防止祖大寿主力大举突围的对策。而现在,皇太极在大败孙承宗后,变得信心十足,遂决定引诱祖大寿军再次出城。10月14日,他派遣部分士卒和炮兵悄悄朝锦州方向运动。走出10里后,鸣放数炮,便返回大凌河,并故意扬起灰尘,装作一支大规模援军。同时,皇太极率其护军佯装退却,伏于山内。祖大寿见金军弃营而走,果然中计,遂再次出兵攻打城外西南各台。明军刚刚架起云梯,皇太极的护军便掩杀过来,杀死杀伤明军数百人。在这场战斗中,祖大寿损失不大,但心理上似乎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大凌河守军便将自己封闭起来:紧关城门,不敢复出。但城外的明军对突围仍抱有希望。因为皇太极在小凌河的胜利不过是一次小规模战斗。在那次战役中,他显示了自己的胆略,但孙承宗援军的主力并未真正与其护军交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进行过真正的较量。当然,金军曾以迅速、隐蔽和突然的行动,打败过前来援救大凌河的明军;但如果遇到严阵以待的明军主力,他们怎么办?那时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1631年10月19日,张春率百余名战将和四万步骑,渡过小凌河向大凌河城进逼。这支大军的行进缓慢而谨慎,一过小凌河便掘壕筑寨,排开车盾枪炮。后金的哨探很快发现了这支明军的位置,报告了皇太极。皇太极遂留下一半人马继续围困大凌河,亲自率领另一半人马前往迎击。但他看到明军兵多将广、壁垒严整之后,又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遭受太大伤亡,他下令撤回大凌河。张春停了三天才率军继续前进。10月22日凌晨四更时分,明军起营出发。由于天色昏暗,明军进至离大凌河城15里处,才被金军哨探发觉。皇太极迅速集合人马,率满、蒙、汉军2万人迎战两倍于己之敌。后金军来到明军阵前,见张春已将4万大军摆成防御阵形,大炮鸟枪四面排列。皇太极令骑兵分两翼从正面突阵。右翼直扑张春大营,冒着猛烈炮火冲破了明军阵地。左翼在明军炮火下伤亡惨重,未能破阵,遂拨转马头随右翼之后冲入阵中,并在张春营外重整旗鼓。然而,明军也重新部署了兵力;而且,要不是因为另外两项因素,即佟养性的大炮和明军的一次导致相反后果的行动,明军的武器优势本来会使之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正当后金骑兵在张春营外无能为力地乱转时,皇太极令佟养性率众来到明军阵地东侧,用大炮和火箭发起进攻。明军在佟养性的轰击下伤亡甚多。为了对付金军的大炮,他们乘风点燃了地上的干草。大火迅速逼向金军。但命运之神站在金军一边。当燎原大火刚要烧及佟养性的炮队之时,风力突然加大,向相反方向刮了回来,于是,大火浓烟反扑向了明军。这时,皇太极再次发起正面攻击,满洲、蒙古步骑虽然遭到明军炮火重创,但仍然奋力冲击,有的砍杀明军步卒,有的策马追杀或生擒明军骑兵。被俘的明军将领共34人,包括张春本人。战斗结束后,他们被带至皇太极面前,依次叩拜。但轮到张春时,他坚决不跪。皇太极大怒,从身边的护军手中夺过弓箭,欲当场将其射死。代善挺身谏曰:“我前此阵获之人,何尝不收养?此人既欲以死成名,奈何杀之以遂其志乎?”其他官员也纷纷上前为其说情,众贝勒甚至跪在皇太极面前,请求看在他们的面子上饶恕这位明朝将领。最后,皇太极怒气渐消,放下弓箭,草率打发了张春。当晚,皇太极派达海以珍馔赐张春,但他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他还为崇祯皇帝辩护,说他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皇太极亲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

                      祖大寿降金与复叛

                      皇太极成功地压抑了心中怒气,并再次施展了他那曾经征服了目前正为他攻打大凌河的孟乔芳等永平降将的个人魅力。现在,由于张春这位明朝援军统帅也已归降,皇太极手中便有了一份用来劝降祖大寿的颇有分量的名单。1631年10月31日,他令23名文武降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然后派遣其中一人来到大凌河城,将其交给祖大寿及另外两名守城将领何可刚和张存仁。此人到达大凌河后,被拒绝入城,遂跪于城外,向祖大寿说明了这些书信都是何人所写,以及张春全军覆没的经过。祖大寿听罢,赐之饭食,令其返回金营,并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此人回到金营后,向皇太极报告了祖大寿的决心,并补充说,祖、何、张都不信任满洲人,认为投降后必死无疑,就像七八年前辽东百姓惨遭屠杀那样。于是,皇太极又一次致书城中,以消除祖大寿和其他守城将领的疑虑: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至辽东人被杀,是诚有之,然心亦甚悔。其宽宥者,悉加恩养,想尔等亦已闻之矣。现在恩养之人,逃回尔国者亦少。且辽东、广宁各官,在我国者,感我收养之恩,不待命令,自整汉兵,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谅尔等亦必知之。至于永平攻克之后,不戮一人,父子夫妇,不令离散,家属财物,不令侵夺,加恩抚辑,此彼地人民所共见者。皇太极还在书中举出许多对违反金汗禁令擅杀汉族俘虏的满、蒙贵族施

                      在这些将领身上如法炮制了一遍,而且还不用让他花钱置办个宴会来达到目的。帕格洛·渥西尼抗议公爵背信弃义,大声叫公爵回来,但是他已经离开了宫殿,他下令这四位将领的部队必须全部解除武装。奥利维洛托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有些人反抗拒捕,于是给当场处决了。但是驻扎在稍远一些地方的部队就幸运一些,他们听到风声,知道他们的主公遭了大难,于是联合起来,杀开一条血路,蒙受了惨重损失之后逃了出去。结果公爵只好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两人的亲随处决,聊以自慰。然而公爵的士兵并不满足于劫掠奥利维洛托的士兵,他们于是开始在城里大肆劫掠。如果不是公爵下了严峻的命令,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公爵不愿意毁坏这个城市,他要的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来为他创造财富,于是他把抢劫的士兵判处绞刑,整个城市一片混乱,店铺老板们早早地关了门,竖起了栅栏门,诚实的老百姓躲在上了锁的屋子里面瑟瑟发抖。士兵们闯入卖酒的铺子,用剑威逼店主给他们拿出酒来。街上躺着死人的尸首,一些野狗在舐着尸身上的血。第二十九章马基雅维里是跟着公爵来到西尼加利亚的。他度过了心急如焚的一天。独自一个人或不带武器出门是很危险的。如果实在是需要他暂时离开他栖身的寒酸的客栈,他也很小心地带上皮埃罗和他的仆人。他不想被那些容易激动的加斯孔战士杀死,或者更糟糕地,被喝醉了酒的士兵杀死。当天晚上八点钟,公爵召见他。在此之前,每次马基雅维里面见公爵的时候,都有公爵方面其他的人员随侍在侧,或是秘书,神职人员,或是公爵幕僚班子的人。但是这一次,出乎他的预料,带他面见公爵的官员把他领进公爵所在的房间以后,立即退了下去。于是他和公爵头一次单独在一起了。公爵兴致很高。顶着一头深褐色的秀发,带着修剪整齐的络腮胡,红润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英俊。他也许不过是一个狡诈的神甫的私生子,但是他却有着像一个国王一样的仪容举止。像往常那样,他直奔主题。“现在,我帮了你的那些主公一个大忙,把他们的敌人除掉了,”他说道。“我希望你给他们写上一封信,请他们将步兵召集起来,然后和他们的骑兵结合起来,派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一起向卡斯泰洛或佩鲁贾进军。”“佩鲁贾?”公爵脸上浮现出了愉快的笑容。“巴利昂尼拒绝和那些人一道签署协议,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想要找我的话,他可以带着部队到佩鲁贾来找我’。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那些个签了协议的人不也没有落个好下场吗。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摧毁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会耗费执政团一大笔钱,并且他们远远不能做得像我这样干净利落。我想他们可不能忘恩负义。”“我敢确信,他们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阁下。”公爵面带微笑,但是一双狡诈的眼睛,死死地盯住马基雅维里。“既然如此,就请他们拿出诚意来。他们到目前为止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值上个十万杜卡特了。他们的义务并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只是默契而已,我看他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履行这些个义务。”马基雅维里很清楚,执政团对于这样一个诉求一定会勃然大怒。他可不想让自己来传递这么一个要求。他很高兴自己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办法。“我想我应该告诉阁下,我已经要求我的政府将我召回。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在此地应该有一位地位更崇高,授权比我更大的使节。我想,阁下若能够与我的继任谈论这件事,将会更有收获。”“你说对了,我对你们政府拖延时间的做法实在是厌烦透了。现在该是时候请他们下个决心,是和我站在一起,还是与我为敌。我本来应该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这座城市会陷入一场浩劫。安德利亚·多利亚明天早上就会献出城堡,完事之后我就会向卡斯泰洛和佩鲁贾开拔。我在那里办完事之后,我会将注意力转向锡耶纳。”“法国国王会同意你去占领那些处于他保护之下的城市吗?”“他不会的,我也没有蠢到认为他会同意。我的建议是将它们召集统一在教会的旗帜下。我自己想要的不过就是我的城邦罗马尼阿。”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佩服此人斗志之旺盛和他确信自己一旦下定决心就攻无不克的高度自信。“没有人会怀疑您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阁下。”他开口道。“命运垂青那些懂得如何抓住机会的人。难道你以为,城堡的主人只愿意向我献出城堡,是一个偶然的,碰巧又是对我有利的巧合,结果让我占了点便宜吗?”“我不会那样认为,这对阁下您会很不公平。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我猜想您是早有准备的。”公爵大笑起来。“我喜欢你,书记官大人。你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我会想念你的。”他停顿了看上去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带着探询的目光看着马基雅维里:“我差不多真的希望你是在我手下效力。”“阁下真的很有心。但是我对于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觉得十分满意。”“给他们效力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给你的薪水是如此的菲薄,以至于你为了维持你的开支,要向朋友开口借贷。”马基雅维里刚刚觉得来了一个机会可以反驳一下,猛然间他想起了巴托罗缪借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不善理财,又性好奢侈,”他带着愉快的笑容回答道,“如果说我时不时入不敷出,实在是我自己的过错。”“你要是为我服务,就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能给一个漂亮的女士找一只戒指,一个手镯或一只胸针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当一个人要讨这位女士欢心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只找那些随和的和不事招摇的女人来满足我的愿望。”“这个原则只有在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欲望的时候才是好的原则。谁又能预料爱情可以在一个男人身上施展多大的魔力呢?书记官大人,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发现,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佳人时,会是多么地费钱?”公爵用一种嘲弄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有那么一瞬间,马基雅维里不禁不自在地暗中问自己,公爵有没有可能了解到他对于奥莱莉娅的欲望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呢?但是这个念头一上来,就被他打发走了。公爵要操心的事太多了,犯不着去关心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风流韵事。“我还是宁愿相信我的原则是可行的,愿意让别人去拥有那些快乐,以及为了这些快乐要付出的代价。”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你也许可以猜想,公爵正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个疑问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而非什么隐藏的动机。这就好像是当你一个人和另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的会客厅一同坐等的时候,你会试图从对方的样子来判断他从事什么行业,职业,他有什么样的习惯和性格一样。“其实我应该想到,你如此敏锐,是不会愿意在余下的岁月中屈为人臣的。”公爵说道。“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只有上等的智慧才会使人培养出中庸的处世之道。”“难道说你一点野心都没有?”“完全不是这样,阁下。”马基雅维里笑着回答。“我的野心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我的国家效力。”“这正是你所不能获得支持去从事的事情。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个共和体制里,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不会受到信任的。一个人能够身居高位,靠的是他的平庸无能,因为只有平庸无能才会使他的同僚不觉得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政体并不是由那些称职干练的人在领导和统治,而是由一帮子微不足道,不会引起众人恐慌的人们在统治的原因之所在。你知道是什么腐蚀了民主政体的心脏吗?”他看着马基雅维里,似乎在等马基雅维里的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他。“妒嫉和害怕。衙门里的那些小人们妒嫉他们的同僚。他们不愿意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获得声望,而是宁可阻止某个人采取某项措施,即使这项措施对于国家的存亡兴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他们也是恐惧的,他们知道他们身边有许多人,正准备用一切手段,包括撒谎和使用诡计来取代他们。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些人恐惧做错事情的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热心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人说狗不咬狗,发明这句谚语的人从来没有在一个民主政府中生活过。”马基雅维里保持着沉默。公爵的一番话中有多少真理,他自己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清楚地记得,他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官位的竞选过程是如何地激烈,他又是如何惨胜对手,夺取了这个位置。他也很清楚他的那些同僚是如何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每个步骤,时刻准备逮住他一不小心犯下的过错,以便让执政团将他解雇的。公爵继续说了下去。“一个像我这样的君主是可以自由地任人唯贤的。他不需要因为要获取一个人的影响力,或者酬谢某个人身后的某个集团的支持,而将职位授予一个不能胜任的人。他不惧怕任何竞争,因为他超然于竞争之上。因此相对于垂青和提拔庸才,他追求的是才能、能量、主动性和智慧。难怪在你的共和国里情况愈来愈坏。衡量一个人是否应该升迁至某个职务要看的是他的才能是否能够称职。”马基雅维里浅浅地笑了。“阁下如果允许的话,我想提醒一下阁下,一个君主的青睐是臭名昭著地不可靠的。君主的意愿可以将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将一个人踩在地上。”公爵不禁也给逗乐了,坦率地笑了起来。“你在想拉米洛·德·罗尔卡这个人了。一个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奖赏及如何惩罚。他的赏赐必须是慷慨的,惩罚则是严厉的。拉米洛犯了可憎的罪行,他死有余辜。如果他在佛罗伦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对他被判处死刑不满,也肯定有一些人会出来为他说情,因为他们从他的恶行中获得了利益。执政团最后会犹豫不决,到了最后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使节派遣到我这里或法国国王那里。”马基雅维里大笑。“相信我,阁下,执政团方面要派遣到您这里的使节人品上无可挑剔。”“他也许会让我无聊厌烦到极点。毫无疑问,我会想念你的,书记官大人。”说到这里,好像是有个念头突然浮上心头那样,他对马基雅维里露出温暖的笑容:“你为什么不加入我的团队?我会委托你去做一些用得着你敏捷思维和宽广阅历的工作,并且,你会发现我会慷慨地酬谢你。”“对于一个为了钱而背叛自己国家的人,你又可以多放心呢?”“我没有要求你去背叛自己的国家。通过为我服务你可以更好地为佛罗伦萨服务,你所能够做的事要比作为第二厅的秘书能做的多得多。不少佛罗伦萨人为我服务,我相信没有人是后悔的。”“美第奇的追随者们在他们的主公被逐的时候,为了谋生,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也不完全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也没有高傲到不接受我的聘请的地步。”“艺术家。他们愿意为任何一位赞助人服务。他们不是负责任的人。”公爵回答马基雅维里的时候,盯着马基雅维里的眼神中还是带着一片笑意。“我在伊莫拉近郊有一处庄园,那里有葡萄园,有可以耕种的农地,草场和林地。我愿意将它送给你,我想这处庄园为你带来的收入,可以是你在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能够产出的十倍。”伊莫拉?为什么切萨雷会想到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马基雅维里的心头又一次飘过一片疑云,莫非公爵已经知道了他那对奥莱莉娅徒劳无功的追求?“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在我们家庭里面传承了有三百年,”他尖酸地回答道,“伊莫拉边上的庄园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别墅是新的,非常漂亮,盖得也结实。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避暑山庄。”“阁下,我不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准备把阿加皮托派往厄比诺去当总督。我知道依你的才能你是最适合接替阿加皮托成为我的首席秘书的人。但是我如果如此安排的话,你就会与佛罗伦萨派来接替你的人展开谈判,那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我准备派你去担任伊莫拉的总督。”马基雅维里一下子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可是个重要的职位,一个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职位。时不时地佛罗伦萨也会兼并一些城邦,但是共和国派去管理这些城市的人都是出自豪门,或是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人脉,如果他担任了伊莫拉的总督,奥莱莉娅会自豪地成为他的情人,另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个借口将巴托罗缪打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看来,公爵做出这样一个许诺,如果他完全不知道前些时间围绕着他和奥莱莉娅的那些事,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马基雅维里面对着当下的双重诱惑,但是内心还是无比坚定,不为所动,想到这一点,他也不禁为自己叫好。“我热爱自己的国家,胜于自己的灵魂,阁下。”瓦伦丁诺公爵是不习惯于碰钉子的,马基雅维里心想,公爵应该会生气地挥一下手,让他走人了。出乎预料,公爵无聊地玩弄着胸前的圣·米歇尔勋章,仍然沉思着看着他。当公爵再次开口讲话时,好像时间过去了很久。“我一直是和你开诚布公的,书记官大人,”公爵最后开口说话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人,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时间企图去欺骗你。我会把所有的牌都放在桌上。一旦我向你透露了我的计划,我也不会要求你为我保密;另一方面,你也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因为没人会相信我告诉了你这些。执政团会认为你只不过是想通过呈送你自己的臆想而非事实来提高你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公爵只是停顿了一小会儿。“我对于罗马尼阿和厄比诺的掌控是牢固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掌握卡斯泰洛、佩鲁贾和锡耶纳。比萨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我要是想拿下卢卡,卢卡也会是我的。如果佛罗伦萨周围的城邦全部被我控制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无疑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还有和法国的条约。”马基雅维里的回答看上去逗乐了公爵。“一个条约是两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签订的。在条约的某些条款不再是有利的情况下,一个谨慎和明智的政府应当摒弃这个条约。如果我向法国国王建议,如果他默许我夺取佛罗伦萨,我拿到佛罗伦萨之后,我会愿意与他一起进攻威尼斯,你觉得他会怎么说?”马基雅维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心里太清楚了,路易十二为了利益是不会犹豫牺牲自己的荣誉的。他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然后回答公爵。他回答时带着慎重的态度。“阁下如果认为佛罗伦萨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攻取,那么你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将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战斗到死。”“你们可以凭借什么呢?你们的公民一向忙于挣钱,从不愿意训练自己去保家卫国。你们一直是用雇佣军来为你们打仗,以便于你们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这是愚蠢的!雇佣军上战场打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些个钱。但那些钱不足以让他们为你牺牲生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注定要灭亡。而要做到具备自卫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公民中间招募士兵,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是你们这些佛罗伦萨人已经做好准备去承担这些牺牲和责任了吗?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是由一帮子生意人来治理的,一个生意人的想法永远是不惜代价达成协议。他们要的是短期的利润和回报,现时的和平,即使蒙受耻辱和冒日后大灾难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你的李维教导你,一个共和国的安危系于组成它的人们的诚实和正直。你们的人民软弱无能,你们的政府是腐败的,就应该灭亡。”马基雅维里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无话可说。公爵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当前西班牙已经统一,法国人也已经摆脱了英国人。小国家可以维持他们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独立是个假象。因为这些独立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他们之所以还算拥有独立,是因为维持它们的独立暂时还符合各个大

                      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则他愿为大顺王效力。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

                      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构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骧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骧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骧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己太没自信,因此她下意识想为丈夫的暴行找借口;“谁能怪他”——言下之意是“这是我自找的”。她哭了起来,她很难过,因为自己的问题让全家人付出极大的代价。我无话可说,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挽回或减少她的损失;我只能表示我了解这让她有多难受。卡伦离去前,我请她下次尽可能记得把霍尔顿的东西带来给我。她点点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卡伦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她带了一幅画;画中的她在‘新窝’里——心灵之屋前院的大树。天空湛蓝,阳光灿亮,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分身的名字。她还交给我一封信。我立刻打开与她一同阅读。1998年3月2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即将融合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但我发现,我害怕自己没办法在失去多重人格的状况下继续生活。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前,我必须让你明白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此你才能了解融合后的我可能会有什么感觉。融合后的我将变成什么样?我应该被称为什么?是“融合康复后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还是别的类似的名称?我的心智支撑我度过这么多年的日子,并且总是很努力想保护我、治愈我。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不想生病;但既然我病了,我就必须想办法活下来。虽然我已融合17个人格中的16个,但是以“未分离”的方式经历每一天,这感觉仍令我相当恐惧。这种恐惧是正常的吗?我会害怕吗?我们该如何进行霍尔顿的融合?我已经不太想回到那个小房间了,感觉不舒服。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的内在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的言行举止会不会变得像男人一样?谁又该负责开车载我们回家?卡伦“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匆匆阅读她的信之后,我对卡伦说。“你还是用‘我们’而非‘我’来思考。等你与霍尔顿完成融合回到家,你就得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了。说不定你就是在担心这个:只剩下一个‘你’了。”“我害怕未来,”她说,“我不曾考虑过将来。从以前到现在,我只想着该怎么熬过每一天。”我告诉她,我能了解她对未知的恐惧,但我认为她有能力应付一切。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跟霍尔顿说话。“我想,今天卡伦应该把录音带带来了吧?”我对霍尔顿说。三番两次的拖延已令我不耐烦。“噢,抱歉。”霍尔顿闻言弯下腰,打开卡伦的手提袋。他捧着袋子的模样颇不自在,仿佛他不曾拿过女用手提袋,并为此感到尴尬。他拿出两盒微型卡式录音带,递给我。“希望这能对你有所帮助。”※※※※当天稍晚,我在家听霍尔顿的录音带。录音时间是1998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一盒带子并不长,大概只录了15分钟,结束得有些唐突。他说他不习惯对着麦克风说话,感觉很奇怪。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最新状况,并表示之前融入的人格尚未混合完全;他觉得卡伦急着想在最后一次融合前将其他人格混合完毕。他向我保证,卡伦完全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混合可能得历时数月才会完成。但快速涌现的记忆已经让卡伦大感吃不消了。我想起卡伦形容过这种感觉:“关不掉的水龙头。”霍尔顿也叙述了因为他们的人格分裂系统带来的经济上的问题,以及他准备在融合之前把这些账单分类整理好。我边听边思考;或许,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搞清楚多重人格障碍及其操作方式,但凯瑟琳曾说过,他们没有一个叫“卡伦”的核心人格,只有17个人格组成的集合体。大多时候——诚如霍尔顿在录音带里所叙述的——“卡伦”是其他人格呵护、照料的对象。或许他们之间如何区隔并不重要,或许霍尔顿和其他人对这个系统如何组织运作也缺乏完整、客观的认识。不过,我常不免纳闷,他们口中的“卡伦”究竟是哪一个?说不定是“肉体”的卡伦,那个承载所有人格的卡伦。最后几分钟,霍尔顿再次强调他会让卡伦自己应付所有场合,他只会在需要时现身。他说,他们都是卡伦痛苦的化身。如果她童年所受的痛苦是正常的,她理应能自己承担;无奈她的痛苦并不正常,所以他们这群分身只好尽力而为。第二盒录音带内容比较长,大概有50分钟。从第18分钟开始,霍尔顿特别提到他为完成最后一次融合(也就是他自己)所做的暂时规划。完成融合后,他建议卡伦先找个汽车旅馆住一晚。他说他会耐心等候,直到我下达“释放记忆”的指令,他才会开始把他的一生放进卡伦的脑子里。显然,霍尔顿可以压制或不压制部分想法。他不希望卡伦在设法应付融合的影响之余,还得忍受丈夫骚扰。他认为她丈夫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迟早有一天会离婚。霍尔顿要我密切关注卡伦。他担心失去分身会令卡伦情绪低落,甚至可能有自杀的危险。他说,他总是勉力而为,尽力照顾这一大家子,他真的累坏了;不过他也感受到一股宁静祥和,因为他终于可以把担子交给我了。霍尔顿说我必须在融合完成后,立刻询问卡伦得到哪些记忆;因为她的记忆必须借由我的提问激活,她才会开始想起来。他知道这并非我的惯用模式,但他向我保证这绝对不会影响她的记忆。咱们看着办吧,霍尔顿。“要放下一切真的好难。”霍尔顿在录音带中说道,但他准备好了。换个角度想,这就像孩子长大,翅膀硬了,父母必须放手任其飞翔。他认为卡伦和我将会继续这趟艰难又折磨的旅程,但是当我们来到终点,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将这个内在系统看作是神的赐予,是一套任何人皆无法想象的系统;能成为这群人格的头儿,并且被选为他们的保护人,霍尔顿深感幸运,也十分骄傲。最近他常常在想自己该用什么方式融合。他已关闭心灵之屋内的所有房间,也会在自己融合前关闭位于心灵之屋外属于他的个人空间。我想我应该可以邀请他来我的办公室,在这儿进行,不知行不行得通?录音即将进入尾声,霍尔顿说他很享受我们的每一次对话,还说我是他这辈子认识最有价值,也最重要的男人。虽然他永远都会是卡伦的一部分,但卡伦已不再需要他。回顾这一生,他活得既痛苦又悲哀,而现在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有其他可以遗失时间的对象,”卡伦皱着眉头说,“等最后一个分身融入我,我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万一我变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认识自己了怎么办?”“你不会因为霍尔顿融入而失去任何东西的,”我再次向她保证。“他会加入你,就像其他人一样。现在可以让我跟霍尔顿谈一谈吗?”卡伦的视线穿过我。片刻后,她微微撑起腰杆,坐姿挺直了些。“我来了,贝尔医生,”霍尔顿说。“不用催眠!”我大叫。“是的。现在我都跟她一块儿出来,但她并不喜欢共享时间,也会排斥,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照这个状况看来,假如不进行催眠,我想我也没办法跟她融合。她似乎比较喜欢她的小房间,但我已经关闭它了。”“是这样啊……”咱俩都想了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在她的树下,”我提议。霍尔顿沉思片刻,“应该行得通,”他说。“好极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对了,最近卡伦倾向改用左手,莫非是受到你的影响?”“对,她为此有些不愉快。她会用左手拿餐叉,想也不想就吃了起来。跟我一起出来,对她来说果真是很大的折磨。我不知道她会这么辛苦。”“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跟她共享时间吗?”我问。“嗯,应该不需要了,”说完,霍尔顿叹了口气,“说真的,共享时间给我的压力也很大。融合之前,我不会再干扰她了。”“好,”我说,“我们会依照以往的方式为你进行融合,但地点改在树下。”“好的。”1998年4月15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对我自己感到失望。我以为我已经操作得比以前好,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并因此心情变好,实则不然。我仔细思索自己为何心烦意乱,这才明白恐惧早已像毯子般裹住我、控制我。我对人生感到恐惧,对未来的我感到恐惧。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完整”。你瞧,比方说,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后,我理当变得完整,处于最佳状态。我会变得更完美,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迈向“完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有一趟旅程,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向前迈进,最后成为他们有能力胜任的那种人。但我不一样。我必须走两趟——第一趟先自我融合,然后才是第二趟——跟其他人一样——发现自我。如果不先走完前面那一趟,我就无法展开第二趟旅程。然而到时候,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充分发挥我的力量,经营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恐惧。我有力量重新开始吗?此时此刻,我只觉得精疲力竭、全身无力,失去了方向。我相信天主已为我准备好第二次机会,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怕我会搞砸,但我不会放弃。长期以来,我都是别人的受害者;如今我要在任何人胆敢伤害我之前,全力为自己奋斗。卡伦1998年4月29日,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看来有些紧张和疲倦,但很开心。她给我一本霍尔顿整理的剪贴簿,名为“我们的相簿”;相簿里尽是卡伦童年时期的照片,霍尔顿——在照片底下注明拍照当时现身的人格。霍尔顿还写了封信给我,描述他今天早上——赶在卡伦出发前——为她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今晚在汽车旅馆过夜的手续也办好了。他说他的最后几个动作将是“到旅馆柜台登记,进房,洗最后一次热水澡,写信,摆好食物和饮料”。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挑了二楼的房间,房间号码是218,在电梯和制冰机旁边,位置很好找。现在是下午3:59,我得回到里头,让卡伦准备一下,然后开车到你办公室进行融合。待会儿见。”“如果能嫁给这么有条理的人,应该很不错,”卡伦说。“他为自己的融合做了一大堆准备,”我说,“显然,他想照顾你到最后一刻。”卡伦并未注意我说了什么,她凝视窗外。“这将是我此生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她近似自言自语地说。她转头看我,“我害怕,却又觉得很开心。我准备好了。”我展开例行催眠仪式。这次我并未引导她进入特别房间,而是依照我先前和霍尔顿讨论好的,来到心灵之屋前院的那棵大树下,请她欣赏这个充满生气、色彩缤纷的世界。待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我请霍尔顿出来。“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我准备好了,”霍尔顿摇头长叹,“我累坏了。”“卡伦也是。”霍尔顿点点头。“我设法在她浅眠时出来,而非她熟睡的时候,”他解释道。“如果我等到她熟睡,我自己也会被关在她的睡眠中。”“你怎么出来?”我问。“我试着不打断她的睡眠,”他继续解释。看得出来,他绞尽脑汁想找到正确字句描述这个过程。“等她睡着约10到15分钟,或是做了一场梦以后,我再伺机行动……我想大家都知道做梦很重要。然后我出来,办完事再回到里头躺下。卡伦醒来后,她会以为自己睡了一场好觉。”“直到她发现那天晚上车子多跑了200英里?”我说。霍尔顿摇摇头笑了起来,然后点点头。“那是我最能好好思考的时刻。”“我想告诉你,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我说,“如果没有你一步一步地指示,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从而走到今天。”“我很高兴能跟你合作,贝尔医生。我一个人无力完成这些,我需要你的协助。从以前到现在,保护大家一直是我的职责;最初决定让你知道其他分身的人,其实是我。”“你是说克莱尔的那封信?”“对。她常出来,也常观察你。她迷上你了。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的存在?她想写信给你,我说好,然后帮她把信寄了。治疗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也一直在观察。”霍尔顿点头对我笑了笑,我顿时领悟:这些年来,他的影响力果真无所不在。“你准备好了吗?”“嗯。”我请霍尔顿先退一步,待会儿再请他过来。我确认卡伦还在树下,再次加强她的催眠深度。我告诉她,我会跟她一起待在草地上,等她见着我了,我再请霍尔顿加入我们。“你能形容一下霍尔顿的模样吗?”我问她。这一刻,我情绪激动,但仍设法控制声音和稳定度。卡伦坐在椅子上,眉头深锁,专注于她内心的场景。“他很高,”她说,声音听起来好遥远,“他穿白衬衫、黑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是褐色的……”“他说了什么吗?”我问。“他说他很高兴终于见到我了。”她停顿一下,身体向前倾,“他要我站起来。”“噢,请便,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我说。她并未真的站起来,只是一直往前倾。我猜她应该是在心里完成这个动作。“他看起来好高,”卡伦描述当下的体验,“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总是设法为我做最好的选择,尽力保护我。”卡伦停下来,侧头聆听。“他说他已经跟你成为好朋友了,他会很想念这段时光;但是为了我好,他最好还是与我融合,让我变得完整。”她再度倾听。“他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点头,对我微笑。他说,等他融入我,我会想起全部事情,也会像过去一样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他说我需要进行最后这一次的融合,让自己变得完整。”“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他也这样问我!”她回答。“他会跨进我,就这样。现在他把手摆在我的肩膀上。他说,这个星期他过度使用手臂,也知道我会不舒服,所以他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个冰袋。他问你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啊,请便。”我尽力控制声音,维持镇静与信心。“他说,他将会在‘另一边’看着我。”卡伦不再说话。她微微移动身体。“一切开始改变了……我可以感觉它正在发生……”卡伦停下来,表情扭曲,看得出来她正在努力接受霍尔顿。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溜走,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他完全融入了,”卡伦终于开口。她捂住耳朵,弯下腰,轻轻地前后来回摇动,然后哭了出来。泪水滑下她的脸庞。“怎么了?”我问卡伦。她没搭腔,仍自顾自哭泣着。“他走了,你很伤心吗?”卡伦点点头,仍哭个不停。我陪她坐了好一会儿,陪她吸收霍尔顿的记忆,她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留在她心里的感觉。“你想回来了吗?”卡伦渐渐止住啜泣,我赶紧问她。她点头。我必须让她准备好进行下一个步骤。“等你到达旅馆,霍尔顿才会开始融入,”我说,“你会清醒地开车,并且安全抵达。”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然后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好奇怪……”她说。“恭喜你,”我说,“不过,未来几个礼拜你会很辛苦哟。”卡伦点头,再次哭了起来。“以前我有个内在大家庭,”她说,“现在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一辈子都在照顾我,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死掉了。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陪着我……”卡伦止不住抽咽,然后又说,“我的听觉变得非常敏锐,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好安静。”“你的脑子里安静下来了?”“对……我只听到一些普通、正常的声音。”她看看屋里,仿佛正以全新的眼光注视一切。“你开车应该不会有问题,”我说,“你知道怎么去那个旅馆吗?”她点头。“明天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状况。”她再次点头。我目送她离开办公室,一股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以及她带来的种种混乱与骚动;我还想起那些消失的分身们,尤其是克莱尔和迈尔斯。我会想念他们的,可爱的克莱尔和勇敢的迈尔斯。现在,这些特质全部藏在卡伦体内,但我却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独立展现了。治疗卡伦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令我着迷的一次经验。我想卡伦和我都会怀念这段时光。※※※※隔天早上,卡伦从旅馆打电话给我。她说,昨晚她彻夜辗转难眠。记忆如洪水般冲向她,但她没事,她很好。卡伦不想说话,她太累了。她试着将回想起的记忆写下来,但回忆来得太快,她完全跟不上速度。我请她尽力而为,希望她两天后打电话给我。她答应了。两天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卡伦说,记忆涌出的速度慢下来了。她说,从上次见面到

                        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汉魏故城内城北墙遗址王鲁湘:徐先生,这应该是内城的北墙。徐金星42:对。现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城墙,一般的地面上保存有一到两米。这个北墙,尤其是东北角那一段,保存得最好,大概有六七米高的样子。王鲁湘:从这个墙向南,可以看到宫邸万重次第开;向北呢,可以看到邙山春夏秋冬的各种自然风景。徐金星:好多外国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城墙,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撼——他们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王鲁湘:而且是一座由人工设计规划的庞大城市。一千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那真的是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一个都城,现在全部化为了农田。徐金星:所以司马光在路过这个城的时候,就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那样无限深深的感慨。王鲁湘:古今兴亡之事,就这汉魏洛阳故城了。徐金星: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使用汉魏故城作为都城。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这个都城了。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如果从它的中期算的话,算到北魏是五世纪,那就是距离现在1400多年了。说它是千年古城,是没有问题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营建洛邑的,正是周武王本人。初得天下的他为了能有效统治中原大地,曾计划在夏商两朝的旧都洛阳兴建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可惜武王第二年不幸病逝,这一遗愿便交给了其子成王和辅政的周公。此后几年中,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占卜和兴建,洛邑便在周公的主持下宣告建成。那么,西周初年营建的这个洛邑,是否就是汉魏洛阳城的前身呢?王鲁湘:我们说“周公营洛邑”,他在洛阳这个地方建了两个城对吧,一个是王城,还有一个叫成周。徐金星:周公营建洛邑,这个已经是定论。当时营建洛邑是营建了两座城还是一座城,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是两座城。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在汉魏故城那儿发现了西周的城,但是年代上只能推到西周中期,它是不是西周初期周公营造的城,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学者以为,应该是周公初年营建的城。王鲁湘:总而言之,在汉魏洛阳故城我们已经发掘到了周的城墙。徐金星:对,现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魏洛阳故城的创建之始。洛邑两座城池建成之后,周成王亲临这里举行落成典礼,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入王城太庙。从此,王城便作为天子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的所在,而位于东边的成周城则作为军事重镇,迁入被征服的殷商大小贵族,并镇以成周八师,以防不虞。王鲁湘:周灭了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成了周的国民,但是这部分国民并不太服从周政权,被叫做顽民。这些顽民你又不能杀了他,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安置了,据说就是安置在这个城里头。徐金星: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啥疑问了。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安排在成周,应该就是汉魏故城这儿,然后还给他们训话:你们的祖上怎么怎么不好,你们的国亡了,现在迁到洛阳来,你们要好好劳动、好好干活等等。这些不服周的殷商顽民,以前基本是王公贵族,从未参加过劳动,但是这些人也自有一番生存之道。他们在商立国之前,已经很会做生意了。后来国家亡了,他们还是喜欢做生意,后来这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王鲁湘:对,我们现在常说商业、商人这些词,这个“商”本来是商民族、商国、商朝,结果变成现在组织货物流通、交易的专业术语了。徐金星:因为周代就是两都制了,因而有这样的传说,当时这些人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洛阳,来往于东西做买卖,所以“买东西”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周公营建洛邑大约五百年后,东周的周敬王在公元前516年将国都从原来的王城迁至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从此正式成为国家都城。上世纪初,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北部,一个叫做金村的村庄附近,一大批精美至极的东周时期文物惊现于世,证明了这里曾是具有显赫地位的东周帝都。王鲁湘:中国搞考古的、收藏的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金村啊,这里出土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极品。徐金星:对。大墓的位置大概就在村的东部这一块。上世纪的1928年,这地方下大雨,有个地方被冲塌了。王鲁湘:墓地陷下去了。徐金星:是的,陷下去以后就发现古墓了。当时河南省会在开封,开封有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怀履光43,他得到消息就赶来了。到这以后呢,他就组织当地村民大规模地盗墓,搭棚立灶,盗了好多年,一共盗了八座大墓。然后用马车装到洛阳东站,转运到上海,大部分文物都因此被盗往国外了,国内存的很少。王鲁湘: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博物馆里头都有金村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出土地不太清楚,由于精美程度很高,就被疑是出自金村的。我看到有些刊物是这样说的。徐金星:这个墓出土的文物非常非常精美,好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对这个墓的时代无法确定。后来唐兰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东周大墓,他的说法逐渐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东周大墓,因为洛阳在东周时做过国都,那时的几个王应该埋在这里。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创建,直到隋炀帝另建隋唐洛阳城,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岁月风霜,它的几度兴废也见证了周秦汉魏的王朝更迭。作为古代“天下之中”,兵家必争之所,这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也随着统治者的改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现存汉魏故城的勘测,人们发现,除外郭墙建于北魏之外,内城墙和宫墙遗址的规模和形制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修缮或者增筑而成的。考古勘测表明,最早修建的西周夯土城墙位于现在内城的中心,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3公里,基本呈方形。从勘测图上不难发现,这座方城是以后历朝历代扩建增筑的一个基础。徐金星:西周方城向北扩展以后,便是当时的东周城了。王鲁湘:就是由方一点的城变成一个长方一点的城了。徐金星:对了,稍微长方一点。这是第一次扩建。然后到了秦始皇秦代的时候,吕不韦封在洛阳,他又向南面扩,这样又更长一点了,形成了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九六城”。历史上称它为“九六城”,这个基本上成定制了。王鲁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拍,而且每一个朝代建城的城郭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故城像一棵树一样,有一个生长的年轮。这个年轮最里头的那个小圈,就是当时西周建的那个城,后面再一圈就是汉魏晋,最后到北魏,就是大的那一圈了。徐金星:这个城啊,沿革时间之长和沿革之复杂都是非常罕见的,比起其他城来说,它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意义。秦代,吕不韦将洛阳扩建为“九六城”之后,这座城市的规模基本形成。此后西汉、东汉、曹魏、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基本都是在该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改变的只是城中建筑和宫殿的布局。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在国都的选定问题上,长安并不是汉高祖最初的选择。徐金星:刘邦说,天下我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好,所谓“吾行天下多也,唯见洛阳”。他本来就想把国都定在这的,后来有一个和张良齐名的著名谋士娄敬,建议把国都迁到关中去,不宜在这儿。王鲁湘:据说娄敬给刘邦献三策,其中一策就是一定要定都到长安去。徐金星:虽然他把国都迁走了,但洛阳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人研究了,西汉当时洛阳的人口比长安多八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人口多就证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达。后来到了东汉,干脆就把这儿做国都了。二、东汉洛阳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九六城”中大兴土木,起高庙,建社稷,修宫室。汉魏洛阳城迎来了它第一个辉煌的高峰。有记载说,城中各种殿堂楼阁遍布,宫殿之间有架空的飞阁相连,远在40多里外的偃师都能望见,足见这座东汉紫禁城的壮丽恢宏。刑徒墓地徐金星: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对洛阳进行建设,到他的儿子汉明帝的时候,国家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了,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原来的洛阳城以南宫为主,即以南边为都城的重心。自汉明帝开始营建北宫,由此出现了南北两宫并重的局面。再后来,便以北宫为主,到北魏的时候,就只有北宫,南宫荒废了。中国都城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隋唐的洛阳城,宋的洛阳城和元明清的洛阳城,都把都城的重心放在了北边。王鲁湘:今天汉魏故城内城遗址的正南偏西方向,有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让人惊骇的是,行经这条路沟的村民和路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现人的遗骨残骸,当地老乡因而把这里称为“骷髅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掘后得知,这大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埋葬了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古代刑徒从事着修筑城池宫殿、建造陵墓、开渠挖河、修路架桥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牛马不如,很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而且往往是全国征发,数量巨大,动辄十万、数十万。所以,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让人们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洛阳城,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修建了当年那些恢宏的宫殿。东汉刑徒墓地墓砖1964年,刑徒墓地的一角被发掘开,在不到两千平米的范围内,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22座刑徒墓坑。根据专家对骨骸的观察分析,绝大多数属青壮年男性。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部分还有骨折和残留的刀痕,可见当年的劳作是怎样的繁重和苛酷。值得安慰的是,人们还在部分墓坑中发现了刻有简明铭文的墓砖,上面有一些死亡刑徒的信息,算是给了这些死者一个交代。张玉芳44:这个砖上写着“右部无任,乐安博昌”,“乐安博昌”是他家的地名。“永初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物故”,是说他的死亡日期,物故就是死的意思。王鲁湘:反正就是累死的吧。张玉芳:差不多。根据考古发掘推测,他们死后埋葬时,都是一排一排地被埋到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坑,正好把人装下去。王鲁湘:然后这个砖就压在他的尸身上头?张玉芳:一般都是在胸部或在侧面,等于是给死者留了一块石头作纪念。王鲁湘:可以说,汉魏故城主要的筑城劳动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刑徒。张玉芳:对,就跟现在差不多,相当于给政府白干。王鲁湘:从这些墓葬砖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啊。张玉芳:这是一种见证:第一,汉魏故城是劳动人民修建的;第二,当时的工程非常艰苦,那么多人修了那么多年,不停地修,才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东西。王鲁湘:汉魏故城确实是一座最伟大的东方之城,可是实际上是建在很多刑徒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所以有人说,古代充满了阶级斗争什么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玉芳:对,这就是阶级压迫的见证。当年发掘刑徒墓地时,正值“文革”前夕,于是这些累累白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控诉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典型罪证。此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和比对,人们逐渐了解到刑徒砖上铭文的含义。“左部”或“右部”是刑徒所属的管理机构,“无任”或“五任”是指刑徒是否掌握有技能,而其后的郡县名称则是刑徒来洛阳之前所属狱所的地名。此外,“髡钳”、“鬼薪”等4种名称均为刑徒所负的刑名,以髡钳最高,是五年刑。最后就是刑徒姓名和死亡日期。东汉太学熹平石经刘秀在位期间,除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城池宫殿,还在城南的洛河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学和被称为“三雍”的三座皇家礼制建筑,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久负盛名。时至今日,虽然洛河早已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部分遗址,但在汉魏洛阳故城之中,仍有一处名为太学的村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太学村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刻有经文的石碑残块,经确认,这些就是文献记载中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他们都曾立于太学之中,供天下学子观览临摹。王鲁湘:徐老师,太学里还有外国留学生,是吧?徐金星:有啊。太学规模大的时候,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到流沙。新疆那时候叫西域,也有学生到这里来,还有高丽的。王鲁湘: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学生?徐金星:书上记载说,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余人。王鲁湘:三万余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到一起也就是两万余人。徐金星:东汉太学的学生,超过世界上很多名牌大学。王鲁湘:那时候太学里头主要设置什么课程?徐金星: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经典,为政府培养儒家的治国人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全国文史方面的大家都集中在这,都在这学习或者在这当老师。像班固的父亲班彪就在这儿教书,培养了好多学生。王鲁湘:蔡邕呢?徐金星:蔡邕也跟太学有关系。当时各种经书的版本不一致,蔡邕他们几个人上书,把儒家的经本校勘、统一后就刻上石碑,立在太学的讲堂前。那个石碑就是蔡邕写的,蔡邕的书法相当好。王鲁湘: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吧,是熹平年间搞的,相当于国家颁布的标准版本。当时天下仕子都到这里来抄。徐金星:抄的人非常多。书上记载说,车马都把道路填塞了。有些人家专门为这些从外地来抄书、上学的学生提供食宿,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旅馆业。王鲁湘:就是由于抄石经,在这个太学的周围产生了一批第三产业。天文观测台东汉灵台遗址东汉时期,在太学的一旁,

                        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亩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酒肉里都有毒。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美女全身赤裸裸地啪啪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

                        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顽固派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光绪皇帝是受难者。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

                        可是作为一名少年,他阅读描写少年心理的书籍确实有些难为情。他感觉不太舒服,就像从内心受到了挑弄。读过之后,他觉得书中既有说对的地方也有说错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少年的心理既不像书中写的那么理论性强,也没有那么深刻,而是更加单纯且现实,却又相当复杂。总而言之,由于混沌无头绪而难以把握要领。仅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在那毛毛躁躁的不安情绪当中,少年们全都怀揣着已经白热化的炸弹。可能由于是异性,所以母亲看少年的眼光过于温和而美丽,深信少年既纯真又无邪。然而,其实少年并非那样纯真。他们表面看似无邪实为无知,只要稍长个心眼就随时都会干坏事。如果确实纯真无邪的话,这孩子要么就是个缺心眼,要么就是个满脑子坏主意的伪善者。至少从学会自慰时起,少年就不再可能纯真无邪了。他会天天沉湎于腥臊味之中,还会在体内涌现的冲动和懊悔之间来回摇摆。而且,为了遮掩这种冲动,少年天天都得撒谎。但是,如果站在少年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却并非自甘堕落而是百般无奈。如果换一种看法,或许可以说是肉体在强迫他们撒谎。不过,正因为撒谎是以肉体为基础,那么所有的少年就都无法躲避,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而且正因如此,尽管也会产生不痛不痒的懊悔或听到他人的忠告,却都不可能轻易戒掉。为遮掩自慰的撒谎日渐膨胀而深刻,并且隐藏在心底。少年最害怕这个秘密被母亲知道。这个秘密他绝对不想让母亲知道,于是为了遮掩而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如果不去探究这个最大的秘密,那么即便描述了少年期的烦恼,最终恐怕也只能是说些表面的漂亮话而已。在学会自慰之后,伸夫撒起谎来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以前即使撒谎也都很幼稚,例如偷偷去临院采樱桃了,去禁止游泳的水域游泳了等等。这类谎言即使万一被戳穿,只需道歉说声“对不起”或辩解说“是某君来叫我去的”就能蒙混过关。但是,对于自慰行为撒谎就不那么简单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类谎言从未被戳穿过。而即便被戳穿了,母亲也会像往常那样只是稍微教训一下吗?母亲大概会惊慌失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吧?母亲即使要教训也不会直接触及那件事情吧?这种相互难以启齿、暗藏于心的状态正是性秘密的特征。正因为具有这种特征,才可以说撒谎是必要的罪恶。在自慰已经常态化的同时,伸夫开始购买有关性行为的书和杂志了。当时日本刚刚战败,以前被限制的书刊被一举解放出来,街巷中到处可见登载色情荒诞花边新闻的杂志和报纸。其中既有较为正统的如《夫妻生活》《恋爱》等书籍,也有小题大做捏造渲染男女事件的猎奇报道。市中心的大型书店过于显眼,于是伸夫就去市区边缘的书店或屋檐已开始倾斜的旧书店,在那里可以放心地买书。由于都是小型书店,所以看店的往往只有一个人。不过,如果是男店主的话,恐怕就会被看透来店企图,所以还是不好意思出手。但如果是女店主,最好是老阿婆,这样的书店就能无所顾忌地买书了。从伸夫家经过南六条朝东有家电影院叫“美登纪”,旁边小巷里有家不到四平方米的“一杯饮”小酒馆,斜对面就有家旧书店,由早已年过六十的阿婆和她三十岁左右的女儿轮换看店。书店面积三十多平方米,左侧书架上堆着一块钱一本的旧书。伸夫在晚上穿着夹克衫骑自行车去那家书店。快到书店时,伸夫把自行车放在离书店二三十米远的位置,然后装出路过这里顺便看看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进了店门。阿婆一般都会坐在像澡堂收款台那样高出一截的位置,戴着老花镜或者看书或者听收音机。如果是她女儿,就要么在织毛线活儿,要么在跟貌似男友的三十多岁男子大声谈笑。伸夫一边留意她们的侧脸一边站在了书架前。伸夫知道,那些载有女性裸体插图和色情报道的杂志就摆在前边右下方,但他进店后并不急于直奔主题。他先是站在摆着日本文学全集、世界历史和植物图谱之类的书架前看看,然后视线转向普通小说的书架,取下一两本来装出阅读的样子,然后慢慢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不过,如果那里已有其他顾客就不太容易靠近了。这时他先观察一下顾客的相貌和装束,若是陌生人便可放心。可他还是没有勇气跟别人站在一起浏览杂志。他很希望那个男顾客走开,或者要买就赶快买,不买就出去。他等得急不可耐,而那个男顾客却根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好不容易等到那个男顾客走了,伸夫心想时机已到,可又有别的顾客进来并大模大样地占据了那个位置。最恬不知耻的就是喝过几杯酒之后进来的泥瓦匠小哥,他边打酒嗝边悠然自得地浏览裸体插图。不过,由于当时裸照尚未解禁,所以并未暴露某些局部。而且,当时照片的印刷技术尚不成熟,纸张质量也差,女人的身体也较为瘦弱。但是不知何故,那个时期的插图和报道似乎特别生动而富于震撼力。当然,伸夫已到十五岁,只要是色情方面的图文都会引起性兴奋。因此,那种所谓“酒糟杂志”的整个页面都充斥着从长期战争压抑下解放出来的喜悦和热浪。虽说如此,由于那类杂志尚属未获公民权的非公开渺小存在,所以也可以说更为这类杂志营造出备受压抑的淫靡氛围。泥瓦匠小哥大模大样地浏览过那类报道之后,大声说句“哎,我要这本和这本”就满不在乎地买走了杂志。由于顾客过于大模大样,所以店家似乎也受到感染一本正经地回应“多谢惠顾”,丝毫看不到“这男人是个色鬼”之类的厌恶神色。伸夫虽然也想如法行动,可到了跟前却还是不敢大声讲话。不管怎么说,由于一看便知自己是未成年人,所以他总是底气不足。泥瓦匠小哥离去,这回只剩自己了,伸夫就慢慢地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并装出不经意偶然看到的样子停下脚步。他再次确认周围没人,随即像馋猫偷鱼般迅速拿起色情杂志。说实在话,当时只要是色情杂志就什么都行。哪怕照片不清晰、报道荒诞无稽,只要属于那种内容即可充分满足需求。实际上,伸夫只是把杂志拿在手中就开始呼吸急促,翻页的手也在微微颤抖。虽说如此,他却故意慢条斯理,那样子像是在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呀”。不过,尽管伸夫做出这种姿态,店家却似乎早已看透他的心思,并对他的故作姿态毫无兴趣。他们肯定想说“你想看色情杂志就赶快买了走吧”。阿婆依然坐在最里边的中央位置,用毛毯裹住腰以下的部位,插着耳机在听广播。伸夫不失时机地确认了杂志的价格。杂志虽因过期稍稍便宜,但这类杂志绝不会轻易跌价,用零花钱倒也够买上一本。伸夫犹豫片刻,选中了载有女人挺起裆胯照片的那本。他本来可以直接拿到柜台去,可因为刚进店时先在文学全集前转悠了一阵,所以如果现在只买一本色情杂志的话,实在有些难为情。伸夫百般无奈,就又找了一本封皮磨破、后面盖着“宫田藏书”印章的文库本,摞在色情杂志上一起拿了过去。阿婆像是刚刚发觉般抬起头来,随即依次确认封底价格并用粗纸包起书来。阿婆手上的动作慢吞吞,简直太啰唆了,赶快把书递过来嘛!要是再有顾客进来怎么办?伸夫焦急不安,可对方还是那样不慌不忙。书终于包好了,阿婆说“一块五”,伸夫赶快从衣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币。伸夫接过找零,随即一溜烟窜出店门跨上了自行车。他蹬车驶过夜幕下的街道,心中兴奋地喊“买到啦、买到啦”。又买到黄书啦!这回要看着它尽情享受一番。虽然家就在眼前,可是来到亮着路灯的地方他就想停下来看看。他抵抗着诱惑拼命向家疾驰,也不在乎润滑不好的旧自行车越蹬越重。伸夫的脑袋里因为今晚的好事已经变成了蔷薇色。买书已相当辛苦,而买书之后辛苦依然持续。眼下黄书是最重要的宝贝。以前那些珍藏在抽斗里的昆虫标本、玻璃球和纪念章之类与黄书相比,简直太小儿科、太缺乏色彩了。但是,这回的宝贝绝对不能让母亲看到,如果看书时不留神,母亲也许会惊讶得当场昏倒。伸夫慎重地考虑藏匿黄书的地方。自己去学校后母亲肯定要进房间清扫,因为她爱管事,所以可能会翻遍所有的角落。一个月前,母亲找出伸夫自慰后藏在壁柜角落里的脏内裤洗了。本来伸夫不自己洗衣服,所以当然要由母亲来洗。可是,母亲把藏起来的内裤都洗了,这令伸夫十分生气。自己就是因为害臊才把内裤藏起来,所以母亲即使发现也应该佯作不知。可母亲却满不在乎地翻出来洗了,实在讨厌。伸夫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带锁的抽斗,有了它就能藏匿黄书。但是,如果换个思路来看,抽斗上锁就等于自动显示里面藏着重要物品,反倒容易引起怀疑。要不干脆就放在稀松平常的位置倒不显眼,或许不会引起注意。考虑到最后,伸夫决定就放在右边的抽斗里,夹在笔记本和记录纸下面的文件夹里。因为色情杂志几乎都是十六开,所以夹在稍大的文件夹里就不会被看见。而且前后都有几张洋纸夹着,这就是双重防护了。再加上文件夹与摞在上面的笔记本等位置相对固定,所以母亲应该看不出什么变化来。这样就不必担心被发现,伸夫终于放心地去上学了。可他放学后一回到家就径直去拉开抽斗,看到文件夹封皮原样未动就放了心,像是占了多大的便宜。正因为买书藏书如此辛苦,所以感觉黄书更加魅力无穷,其猥亵性和刺激性是以前的辞典和描写女性的小说所无法比拟的。只看一眼,不,只是想起那本书,伸夫的下体就开始发热发胀。同一本书看过多次之后,他就能把哪页写着什么以及哪页有什么照片插图都记住,报道的内容也几乎都能记下来,但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会感到餍足。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本黄书就足够快活一个月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仍未了解真正的男女性事。他只知道那就是成年男女裸体相抱,男人把阴茎插入女人的下体。但那对于毫无经验的伸夫来说,简直就是可耻至极的行为,只有那些远在天边与己无关的人们才能做得出来。父母是夫妻当然会有性关系,但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搂抱在一起的情景。而且,虽然男女搂抱在一起时似乎感觉很爽,但也毕竟只是男方,而女方却总像是在抗拒。因为根据书上所看到的描述,男方毫无例外都是“侵犯”“占有”和“撕破内裤”等行为,而女方则是“惨叫”“遭袭”“哭泣”“被杀”等内容占了绝大多数。偶尔有“夫妻和合”“女人的愉悦”等词语,伸夫也搞不清是什么感觉。在性事当中,男方绝大多数都是暴力性的,而女方却只让人感到像是被迫顺从的可怜角色。伸夫对于实际的性也毫无认识。书中偶尔会出现关于男女生殖器的图解,但对于女性生殖器图解却感到像是某种复杂器材的分解图。尽管书中写着“大阴唇”“小阴唇”“阴蒂”等等,但那些器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在男人插入时产生什么作用却无从得知。将书中看到的男性器官与自己的作比较倒也能知道个大概,可对于眼前挺起的阴茎中有海绵体、阴囊中包着睾丸这种事却难以立即相信。更别说在女性生殖器深处有子宫、向左右伸出输卵管、先端还有卵巢这些描述,它们与现实距离更远,就像在阅读与性无关的科技知识。伸夫这种程度的认识既不过早也不过迟,作为初二的学生极为普遍。不过,其中也会出现稀有的、出类拔萃的博学者。坐在伸夫斜前方座位上的男生姓安井,或许由于他住在札幌最繁华的狸小路,家里又是开杂货店的,虽然貌似良家公子却意外早熟。还有流言说他有个刚从女校毕业的美女姐姐,占领军的军官正在向她求婚。有一天,那位安井君突然问伸夫“你家弟兄几个”。“三个呀!”听到伸夫回答,安井君满脸得意地点了点头。“那最少干了三回啊!”伸夫一时不知所云,但因为安井君冷笑了一声,伸夫便觉察到他是在说男女之事。“那种事情……”伸夫含糊其词。确实像安井君所说,因为自己是姐弟三人,所以自己的父母不干三回便不合情理了。不过,伸夫却由此感到自己的父母受到了极大侮辱,他不愿想象父母是做了黄书上写的那种事情生下了姐弟三人。说实在话,伸夫甚至连生孩子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假如有人提出这种问题的话,他还不至于幼稚到老实回答“从肚子里”。虽然他能够想象到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却还是难以确切回答。“你知道吧?”安井君的娃娃脸上又浮起自鸣得意的笑容。伸夫觉得如果自己说“不知道”就太没面子了,于是含糊地点头回答“啊……”。“真想不到,居然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伸夫一瞬间感到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便赶紧低下头来。果然如此啊!虽然原想大概如此,可真不敢相信孩子能从那种地方生出来。“女人真够厉害呀!”伸夫微微点头,但还是反感安井君那种说法。如果真是从下边生出来的话,女人确实堪称怪物。可是,他实在不愿把母亲也想象成那样。如果真像安井君说的那样,就等于母亲做过三回怪物般的事情。但是,不管伸夫喜欢与否,性知识都在确确实实地输入大脑。即使在同学当中,稍有性知识的人也在不觉之中为此自鸣得意,感觉高人一等。而其他伙伴则会仰视那个男生。这与学习成绩好、受到大家敬重的伙伴稍有不同,感觉像是更加了解男人的世界,令人脊背发冷。岛野君就是透着这种感觉的男生之一。他身材矮小、脖子短,稍稍驼背,其貌不扬。再加上他留着寸头,乍一看像是个游手好闲的木匠。不过,在他那种从低伏角度仰视的目光中,含有猛兽般的精悍。虽然岛野君自己从未提过,但听说他父亲在帮派争斗中丧生,自己现在寄居在叔叔家中。而且听说他叔叔也与帮派有关联,岛野君为了免遭暗算,总是厚厚地裹着腹带。伸夫几乎从未跟岛野君说过话。本来岛野君就跟混混内山和村崎等人较为亲密,而很少跟伸夫这种普通同学交谈。只有一次,在选修课地学考试时,伸夫偶然与岛野君并排而坐。当时岛野君也只是轻轻地说了声“你早”,考试就开始了。地学是伸夫较为擅长的科目,所以他立即动笔答题。后来他偶尔向旁边瞟了一眼,只见岛野君依然交抱臂肘,试卷几乎还是白纸一张。岛野君本来脑筋并不愚笨,但可能是由于家庭环境影响了学习,成绩总不是很好。他常常因迟到而被罚站在教室角落,但他也总是遵命老老实实地站着纹丝不动,在没能完成家庭作业时也总是坦白地说“没做完”。伸夫深受岛野君少言寡语、从不辩解的态度吸引,而且现在他也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流露出希望伸夫让他看答案的神色。伸夫心生同情,便把答卷露出来让他看。最初岛野君并未注意到,过了片刻他干咳一声就拿起铅笔开始写了。伸夫知道岛野君在抄他的答案突然担心起来,害怕过后有可能因为合伙作弊遭到训斥。但是,让岛野君看答案的是自己,所以现在又不能制止。而且,伸夫的内心还在为能帮助岛野君感到骄傲。于是,他怀着同甘共苦的心情让岛野君全部看完。考试结束时间到了,交卷之后岛野君对伸夫只说了一句“谢谢”。岛野君向伸夫亲切搭话仅此一次,但从那以后,他望着伸夫的目光似乎温和起来。不过,从那以后两人并未单独交谈过。在暑假结束时,岛野君忽然在运动场上递给伸夫一个白纸包。“愿意就看看吧!”伸夫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一脸茫然地接过了纸包。岛野君照旧驼着背快步离去。只剩自己一人时伸夫打开白纸包,里面出现了一本誊印版的粗纸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2]的书名。伸夫感到不可思议,翻开封皮就大吃一惊。书中刚开始就是男女搂抱在一起的插图,虽然女子好像身穿十二单衣,而前面却敞胸露怀,那个部位还插着像用粗绳拧成样的男根。而且,书中从开始就密密匝匝地写着淫猥的对话,其间还夹杂着淫声浪气类的描写。伸夫慌忙合上书,目光朝走向棒球场的岛野君的驼背追去。这是上次考试让他看答案的谢礼吗?这种东西可不能随便在众人面前显摆,万一被人

                        乔年被吓得面如土色,响过后尸体脑门飞出一条赤色小蛇,蛇头上有角,下巴上有胡须,腹部长有四个脚,面部闪闪发光,俨然一条龙。小蛇飞起来,腾空数十丈,向太阳乱叫,大有吞噬日光之势,飞起数十丈后就坠落下来,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跌倒在地乱滚,转眼化作一团血水。汪乔年目瞪口呆,下令焚尸,尸骨一阵恶臭,十里外都能闻到,最后他把李自成祖坟的所有棺材都焚毁。关于挖李自成祖坟的这段荒唐故事出自明末吴伟业《鹿樵纪闻》,吴伟业的来源是《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报》,塘报是上交内阁的军事情报,边大绶想必是不敢撒谎,这个塘报出自边大绶所写《虎口余生记》中,内容仿佛《盗墓笔记》,但既然有这段记载,我就不妨把它写出来供大家一看,蛮有意思的,这段记载堪称中国历史最邪乎的一页。李自成得知祖坟被刨后大怒,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二打开封后,汪乔年被调到襄城,李自成率军攻陷襄城,把仇人汪乔年的头砍下,敲破脑壳,用吸管喝他的脑髓,并将一百九十个书生的鼻子和脚砍下当陪葬。李自成祖坟被刨后,与罗汝才率军五十万二打开封,但仍久攻不下,于是让妇女露出阴部,倒立,向城上骂街,称之为阴门阵,开封守军找来全城和尚,让他们脱光衣服,站在城垛上,称之为阳门阵。这当然不是个事,双方都觉得现眼,于是两个阵都撤了。(此据清初彭孙贻《平寇志》)高名珩派精兵三千坐在筐里,趁夜色用绳子从城墙缒下,杀死了一批在睡梦中的农民军。李自成恼羞成怒,令在城四周筑起四座高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每座高台上都有大炮瞄准城内。高名珩针锋相对,在城上修筑一道小城,明军可躲在小城后对农民军射击,农民军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就这样打到正月初一,这天李自成认为高名珩会过年,于是下令猛攻,可高名珩早料到李自成这手,他令士兵把芦苇柴草点燃后向攻城敌军扔去,农民军许多人被烧死。李自成于是接着打地道战,高名珩这次不用“万人敌”了,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连军粮都很难保障(因为开封附近的粮食都被他搞到城里了),他决定玩点软的,于是派士兵对挖墙脚的农民喊话:“你们吃饭了吗?”农民:“到哪去吃呀?”明军就向他们扔食物,农民军于是动摇了,有许多挖着半截墙角就倒戈了,李自成于是把有限的军粮保障给打地道战的士兵吃饱,这样农民军倒戈人数大大减少,高名珩的日子不好过了,眼看城墙被打开几个缺口,高名珩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下令:谁将一袋土放到城下缺口处,赏一块银圆。结果李自成的进攻又白费了。正月十三,李自成埋好地雷,一声巨响,黑烟腾空,城外碎石乱飞,李自成自己的部下又被炸死不少,城墙却没有崩断。此时左良玉率军来援开封,李自成有被反包围的危险,他率军撤退。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三打开封,做长久围困的打算。崇祯派左良玉等各部二十五万援军,一万辆炮车增援开封,此外崇祯还把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三年的孙传庭释放出来。孙传庭在监狱这三年没法读书看报,新闻联播之类的也看不到,他还以为李自成是十八骑败走商洛的阵势,便跟崇祯说:“给我五千精兵足能破贼。”等孙传庭到河南后,见李自成已有几十万人,便大为后悔,向崇祯承认错误,把所需兵力扩大四倍,说:“没有两万精兵的话没法破贼。”崇祯看后大怒,下诏说:“你不是说五千人就够吗?怎么又要两万人了?现在就给朕剿贼,不可拖延。”与此同时,崇祯下诏让孙传庭斩杀与李自成同为米脂人的贺人龙,理由是崇祯认为贺人龙跟李自成是老乡,因此作战不力。崇祯是个具有女性化思维的、想当然的皇帝,他的许多无端猜忌最终自毁长城,也葬送了大明。贺人龙在剿灭李自成的作战中屡战屡胜,杀人如麻,人称“贺疯子”,此时却被崇祯处斩。贺人龙的死讯传到李自成的部队后,农民军纷纷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就在崇祯令孙传庭在河南与李自成鏖战时,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战死,崇祯调孙传庭去陕西代行其职,救援开封的任务不再由孙传庭来做。救开封的各路援军集中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李自成为不让援军与开封守敌合为一股,于是他在开封和朱仙镇设置两个包围圈,分割敌军,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长百里宽一丈六尺的壕沟。这样一来他既切断敌军粮道,又切断敌军退路。李自成的布置使明军很危险了,但就是这样,明军内部还貌合神离,号令不一。李自成抓住时机兵分两路,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部,打草惊蛇,另一路牵制最强的左良玉部。在击溃虎大威部后李自成两路合兵,左良玉更难以脱身,李自成对左良玉发起了冲锋。左良玉人马损失过半,拼命向西南突围,李自成故意放开一条路,让明军溃逃。左良玉退了几十里后来到了壕沟边上,马过不去,士兵只得弃马过壕沟,仓皇逃命。李自成伏兵此时出击,把明军打得人仰马翻,尸体填满了壕沟,二十五万明军全军覆没。此时开封城内断粮,有明军半夜缒下城去“摸营”,有的人一出去就投了起义军,不再回来;有的去附近的村中将百姓杀死,把头提回来,先向高名珩报功领赏,然后重价卖给别人吃。因恐被人们认出面孔,故意在被杀者的脸上和头上乱砍几刀,诡称是格斗被杀。然而后来到底露了马脚,不仅有人认出来是郊外的亲戚和相识,不敢声张,还有人看见有的死人头不长胡子,耳垂上带有窟窿眼,显然是用妇女的头混充贼人首级。不久高名珩已经明白实情,禁止兵丁们半夜再缒城“摸营”。夏季开封城连降暴雨,街上满地泥泞,坑洼的地方都积满了臭水。街上很少行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简直不似人间。原来一些荒凉的地方堆满白骨,黄昏以后有磷火在空气里飘荡,现在白骨也被水淹没了。过去开封房子很多,如今人死房空,空房又被拆毁当作柴烧,空旷的地方也更多了。偌大一座开封城,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猫也被吃光了。甚至飞鸟都已经绝迹了。每一次飞鸟来到,总是被人们设法捕获,或用弹弓打死;又因为城中没有粮食,连青草和虫子都被人吃光了,所以久而久之,鸟再也不飞来了。据白愚《汴围湿襟录》记载,城内因粮绝,有人剥下树皮吃,有人剜草根吃,甚至有人捞粪便中的蛆吃。——莫非当时人就知道蛆体内含蛋白质?开封城内有人为生存结伙杀人,靠吃人肉延续生命,有人家境稍好就杀自己的仆人吃,更惨无人道的是父母杀自己的子女吃。一个叫黄澍的人的妻子在分娩后吃包子时看到一小截人的手指头,当场就被吓死,这个女人还没被深埋就被别人吃了。由于李自成下令“攻得开封城,不留一个人,就是笤帚头,也得剁三刀”,城内无人投降,在严重断粮的情况下坚决抵抗。九月,开封巡抚高名珩密令决黄河水灌李自成,可是这个消息被李自成潜伏在开封城内的内应得知了。李自成于是把军营移到高处。当时下大雨,瓢泼般雨水从宛如无底黑洞的天空倾泻下来,汇入奔腾咆哮的黄河,盖过了千军万马的呼声。突然,随着两声震天动地的闷雷,决口了,汹涌的黄水狂暴地奔流而出,直奔开封,水没淹李自成,反而倒灌开封城。黄河之水天上来,水声如雷,哭号声如潮。城内仅钟楼、鼓楼和王府露出水面,形似孤岛。水声中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号声。开封居民在浩劫后由百万人减至两万人。洪水退后,城内到处是人的尸体,鼓起的死尸泡在发绿的污水里,在太阳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红头苍蝇在尸堆里嗡嗡飞舞,乌鸦从这具尸体跳到那具尸体上,专门啄死人的眼珠,野狼也跑进大街叼吃骨肉。《汴围湿襟录》记载了开封被淹后的惨景:“老稚男妇,形如傀儡。奄奄气息,病骨伶仃,苛倒卧道旁荒草中,或投宿古庙破寺内,药饵无从,汤水难得。时值初冬,又死十三。昔日富贵殷实之家,顿成他乡流离之鬼。坏土何厝,钱纸谁焚?闻金人破汴,宋室南渡,未有如此惨也!”高名珩最终弃城而逃,李自成也不想要开封这个烂摊子,于是率军撤退。至此明朝在河南再无重镇可守。明朝汜水知县周腾蛟说:“汴城(开封)不守无河南,河南不守无中原,中原不保,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大势甚可忧危也。”他说得没错,仅仅两年之后,大明王朝就灭亡了。拿下开封后,李自成集团对于下一步战略产生分歧,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礼政府侍郎(李自成将六部设为六政府)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截断南北漕运,后乘机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提出:金陵在长江下游,从此北伐战线太长,难以胜利,而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不如先取关中,关中为闯王桑梓之地,且秦都百二河山,以此建国立业,然后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军京师,进可攻,退可守,方为万全之策。李自成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从河北直接北伐,风险太大,左翼山西陕西,右翼山东都有明军。打下金陵后北伐很可能就是日后太平天国的翻版了,顾君恩的建议最为稳妥,从陕西出发,两翼无敌,最终李自成靠此战略打下北京。李自成率军西进入陕西,在陕西郏县与鲁山之间和孙传庭大战,将孙传庭打得大败,此时,明朝在河南湖北就只剩汝宁的杨文岳兵团和襄阳的左良玉兵团了,左良玉在朱仙镇之战中损失惨重,不足为虑,于是李自成进攻杨文岳,拿下汝宁,李自成攻克汝宁后把汝宁的所有官员绑在大树上,然后调来几尊大炮对准官员开炮,这些官员无不被炸得粉身碎骨,尸体狼藉。攻克汝宁后,李自成继续南下,攻陷南阳,直抵荆州(湖北江陵)。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接连攻克湖北钟祥、湖南常德,斩杀罗汝才,吞并了罗汝才的部队,至此,成为起义军中名副其实的老大。吞并罗汝才后李自成攻占襄阳,在此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数年征战,江淮鱼米之乡“数千里内,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而后李自成北上杀回陕西,崇祯三番五次令孙传庭与李自成决战。大臣张凤翔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崇祯不听,非要孙传庭迅速与李自成决战。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李自成险些被生擒。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久经沙场,他知道该如何稳住部下,他说:“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很快,李自成派刘宗敏率军断了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军心大乱。此前孙传庭发明了“火车”以剿贼,这种“火车”在上面安装火炮和甲仗,用马来拖挽,作战时,既可用来开炮攻击,也可排列起来当拒马,阻挡敌方骑兵,宿营时则环列在营帐外,用作屏障,用以护营自卫。孙传庭总共造了三万辆“火车”,但由于时间仓促,质量不好,能用的还不到一万辆。粮食不多了,孙传庭决心拿出“火车”阵在郏县对李自成来个绝杀。李自成面对孙传庭的“火车”阵,排出新阵型:最外层是参战不久的新兵,第二层是久经战阵的步兵,第三层是精锐骑兵,第四层是决胜骁骑,第五层是铁甲部队。一番血战后,孙传庭勉强冲破李自成的第一层,此时已经死伤一半,好不容易冲到第二层,却由于孙传庭的部下都是新兵,第一次目睹如此惨烈的杀戮,不少人崩溃了,大小便失禁,更有人吓呆了,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败了”,一下子炸了锅,离此处乘胜进攻,明军四万人战死,“火车”全部被摧毁。惨败过后,孙传庭羞愧得要跳进黄河自尽,但被人抱住,身边人说:“公一身系国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尚可为。”此战史称“郏县之战”,而后李自成乘胜进军,在潼关与孙传庭决战。孙传庭真忠烈之士,在预备队打光后,勇冲敌阵,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据《明史·孙传庭传》:“传庭死而大明亡矣。”随着孙传庭殉国,大明能战之将仅剩吴三桂一人。明末大文豪屈大均在得知孙传庭的死讯后赋诗曰: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常生大河间。行人郏县踟蹰久,泪洒斜阳匹马间。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满门忠烈!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怀疑他未死而降贼,竟不予抚恤,崇祯的做法彻底寒透了将士的心。李自成大军兵临西安城下,城内藩王秦王朱存枢身为陕西人却有着山西人一样的抠门,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怒。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手中。而后李自成接连攻取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尽数是李自成的天下,大明朝的灭亡进入倒计时,然而就在此时,崇祯的头号敌人皇太极却突然暴卒。第二十章“过劳死”的皇太极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九日,太阳缓缓落下,黑夜降临了,忙碌了一整天的皇太极回到清宁宫东暖阁,坐在南炕上休息。今天,皇太极向土默特部的甲喇章京等人赐给银两,与皇后一起召见远嫁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女儿固伦公主等人,还从第五次南侵获得的战利品中选取最好的绸缎和财物,赏给固伦公主和各位福晋。当皇帝十八年来每天睡眠时间也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皇太极的每一根寒毛都是战栗的,他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他在南炕上坐着,慢慢闭上了眼睛。突然间,头上的青筋一阵抽搐,皇太极瞬间感到头痛欲裂……时间到了八月九日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端坐而崩”。此前皇太极的身体早已报警,身体过于肥胖的他穿上铠甲骑在马上,让胯下的千里龙驹都只能每天行五十里,过于肥胖的身躯让他的心脏负担极大,现代医学数据统计,肥胖者心脏病发病率为普通人2.4倍。1641年松锦大战时皇太极每天都在流鼻血。1642年九月,皇太极最心爱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日后孝庄的姐姐)去世,皇太极大恸,不吃不喝,突然昏迷,说话语无伦次。十二月皇太极出去打猎时“圣躬违和”,还没打猎就回来了。1643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因“圣躬违和”而没有参加新年朝贺典礼。三月,皇太极“圣躬违和”,大赦天下(实际只是东北)。四月,皇太极“圣躬违和”,患“风眩”。长期的积劳成疾,加之过于肥胖,最终将皇太极送上了黄泉路。由于皇太极暴卒,压根儿没有指定接班人,于是大清皇位的交接问题顿时剑拔弩张。此时最有实力问鼎龙椅的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多尔衮有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铎和阿济格的支持,掌握着正白旗和镶白旗,豪格掌握着皇太极此前亲掌的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此外,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统领正红旗和镶红旗,济尔哈朗统领镶蓝旗。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人齐聚崇政殿,共同商讨继承皇位的人选。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一进来就感觉不对,殿内外都是豪格的正黄旗、镶黄旗的士兵,一个个虎视眈眈,手握剑柄,随时准备动手。此时,如果多尔衮稍有不慎,两黄旗士兵就会拔刀将自己乱剑砍死。于是多尔衮进入崇政殿后一言不发,处于沉默状态。此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坐不住了,他见多尔衮没有胆量站出来说当皇帝的意图,自己便起身大吼:“多尔衮,如果你不愿意当皇帝,那就我来当,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里!”多尔衮很巧妙地否决了多铎:“太祖遗诏里提到的除了你外还有豪格。”言外之意是太祖遗诏上的名字不能作为太宗死后继承人的依据,一句话一石二鸟,同时否定了多铎和豪格。多铎于是提出让代善来继位。代善论年纪最年长,论实力他和儿子岳托拥有正红旗和镶红旗,然

                        ;我俩似乎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天真的来临了。“我的感觉好复杂,”卡伦说,“感觉很好,但也很糟。我知道我真的不再需要接受治疗……可是,你已经像我的家人一样了。”“感觉像失去一个朋友吗?”我问。“不对,不是朋友,真的。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单向的,为此我总觉得很遗憾。”“我知道。为了让治疗能持续下去,治疗关系必须有所限制。我知道这很令人失望,可是这样的关系却能带领我们来到这一刻;有幸见到你成为今天的模样,我觉得很开心。”“谢谢你,”卡伦微微脸红。“我不曾越过我们之间的界线。我一直都能理解你的想法,也能感觉到你容许我依赖你的程度。然而,在我心里,我真的很惊讶我们能撑过来。见到你,贝尔医生,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慰藉。”卡伦眼眶微润,“每次你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你,我都把这句话当作安全毯——它让我安心,支持我继续走下去,撑过每个礼拜、每一年。有好几次,你的话都把我从自杀边缘拉回来。”“我也很高兴能这样照顾你,关心你。”我觉得好像应该再多说点什么,但我有太多感觉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我能写电子邮件给你吗?假如我有事想告诉你。”“当然可以。如果有需要,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不管什么时候都行。我觉得我们俩都很难轻易放手。”“贝尔医生,你是我真正的父亲。我不曾有过父亲,直到我遇见你。”“我觉得我好像帮着抚养你长大。对迈尔斯、克莱尔、西德尼还有其他人来说,我确实像个爸爸。”我们静静坐了一会儿。我想起前晚做了一场梦,梦见卡伦。我该告诉她吗?我想告诉她,况且眼前已没有时间衡量应该或不应该,于是我决定直接说了。“昨晚我梦到你。”卡伦从沉思中醒来,抬头对我微笑。“我梦见今天早上我有别的约会,时间正巧是我跟你约好的诊疗时间;于是我立刻取消我自己的约会,好遵守这个更重要的约定,跟你的约定。我想我一直都是这样——把自己放在一边,尽力照顾你。我没办法不这么做。”“我常纳闷你是如何办到的——你从来不让我失望。我不曾有过这么美好、这么棒的人际关系。”“你会好好的吧?等你离开这儿以后。”“我的朋友,简,已经准备好咖啡、比萨和面纸等着我了。我的朋友完全不觉得我不正常,他们都很支持我。认识你之后,我知道要怎么选朋友了。”我们并肩走向门口。我猜卡伦是否会在离别时拥抱我;我帮她开门,站在门口。卡伦转身朝向门,回过头迅速瞥了我一眼,然后从我面前走过,越过门槛。“怎么,不抱一下啊?”我说。她转过身,神情惊讶。“现在可以啦?”她近乎斥责地说。“嗯。”卡伦走向我,我们伸手拥住彼此。我可以感觉她紧紧地、牢牢地抱住我——我也一样。很久之后,我放开她;她抬头看着我,眼里尽是深深的爱与感谢。[1]原文Abandonhopeallyewhoenterhere,中文为余光中先生译文。——译者卡伦的话每当我想起这些年来接受贝尔医生治疗,和他一起努力治疗我的时光,总不禁热泪盈眶。我一再重读这本书,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令我感动得无以复加。最重要的是:经过这趟旅程,我终于得以重生。没有他,我绝不可能走到这一步。《17个分身》精确描述了我的经历和我曾受过的折磨;而贝尔医生对“分身”的描写,完完全全就是我记忆中他们的样子。我的分身们比我还早开始信任他。我常常发现自己孤单、焦虑地坐在贝尔医生的候诊室,想不透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只能接受我已经到了的事实。然而,当贝尔医生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有人愿意不厌其烦、不带批评地听我说话。这18年来,我从他身上学到信任、尊重、尊严、正直、重承诺、信心、同情,还有爱。事实上,《17个分身》也是一则爱的故事。我这一生受了这么多、这么严重的伤害,我不知道如何爱自己,也没有爱人的能力。身为女人和母亲,这一点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无论真实也好,幻想也罢,贝尔医生耐心、宽容、无条件的关怀让我有了被接受的感觉,还有,被爱的感觉。借由这本书,我想告诉读者:请你们睁大眼睛,仔细看着你们的孩子,还有你们每天接触到的人。请注意孩子是否有些疏离,感觉心不在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鼓起勇气问个清楚,要求他们回答。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身为经常遭受恐惧胁迫的孩子,我常常顺应他们的需求,不知不觉保护了虐待我的人。为了生存,我只好表现顺从。希望我的遭遇——知道自己受虐却求助无门——再也不会发生在别的孩子身上。我祈祷所有的孩子都不会像我一样,受恐惧威胁而隐瞒真相。卡伦·奥弗希尔作者的话治疗卡伦初期——在我逐渐意识到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时——我猜我可能即将目睹一出了不起的人性剧集。当收到克莱尔的信,也确定困扰卡伦的问题的本质之后,我开始逐次整理详细的诊疗记录。虽然不确定该怎么使用,或用不用得上这些笔记,我至少该尽力为卡伦留下详尽确实的诊疗记录。在诊断与思索如何让她再度完整的过程中,我翻阅超过20本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的专业书籍,数百篇文章及参考摘要。自始至终,我尽可能支持她,不去影响她可能透露的信息。前后18年的治疗期间,我总计写了622页病程记录,收集44份画作、49件手工艺品(来自17个人格的礼物或与他们相关的对象)、12盒录音带和两盒录像带。另外,我还收到卡伦的275封电子邮件、60张贺卡,还有5000页左右的日记与信件。本书是上述资料的精华版,而其中各篇章皆是根据卡伦的治疗记录写成的。对我来说,撰写本书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决定舍弃哪些材料,不把它们放进书里。卡伦完成多重人格障碍的治疗后,我认为她应该有能力做知情同意的决定,因此我征询她的意愿,问她是否愿意将她的故事公之于世。卡伦立刻响应我的想法。她希望借由分享她的个人遭遇,让世人更了解受虐儿童的痛苦,以及注意儿童受虐的情况。若有任何受虐儿童能因本书得救,脱离痛苦童年,卡伦认为她的分享就值得了。撰写《17个分身》的6年岁月中,卡伦是我最重要、最珍贵的助手。她事无巨细逐一检查我描述事件的精确度,并且提供超过80页的勘误、批注或详细资料,尽可能真实还原她曾与我分享的故事。为了保护卡伦及书中所有人物的隐私,我全部使用假名,相关人物的特征性格及部分地名也一并改写。至于少数几个卡伦并未涉及或出现的场景,则是根据卡伦经年累月的印象写成的。举例来说,卡伦父亲在工厂威胁哈里就范的场景经常反复出现在卡伦的记忆中,显然是他想强调自己拥有驾驭他人、胁迫他人顺应其意的能力。为了控制篇幅,卡伦的手稿已酌量删节,多年诊疗过程亦浓缩摘要,但无论是卡伦的个人经历或精神治疗记录皆无加油添醋或窜改之情节。由于各方的协助与指导,我们才能将这几年来的艰苦历程化为您手中的这本书。我的出版经纪人卡罗勒·比德尼克独具慧眼,她一看就知道卡伦的故事绝非泛泛之作,这是她的天赋;她更进一步发挥专业能力,安排本书出版与销售。詹尼·迈耶与惠特尼·李则是卡罗勒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携手将《17个分身》成功介绍给更多读者大众。里克·霍根是一流的专业编辑,他细心整理我的文稿,引领众人走过如迷宫般繁复的出版程序。而通过朱利安·帕维亚的协助,我知道如何在不影响主题完整的前提下,将故事叙述得更加动人心弦。此外,李民律师及出版社公关彭尼·西蒙也对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我要谢谢洛里·安德鲁,他让我明白何谓作家的自觉。我也要向马克·罗辛及卡洛琳·平卡斯致意,感谢他们在我写作初期给予我编辑方面的协助。我在西北大学参加非虚构小说进修硕士课程期间,感谢布里安·布尔德瑞与苏珊·哈里斯给予我最杰出的专业协助,并持续鼓励我。最后,我一定要谢谢卡伦。没有她的勇气与协助,我绝不可能完成这本书。我们的旅程仍在进行中,过去因治疗建立的关系已转为更亲密、互敬互重的友谊。卡伦和我共度的时光已彻底改变我俩的人生。这份荣耀——治疗的成果和本书的诞生——是我俩共同的成就。理查德·贝尔医生

                        先说降了李惟岳手下的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大力举荐下,皇帝李适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一同进讨李惟岳,这样一来张孝忠成为了朱滔讨伐藩镇的一颗强有力的棋子。八月六日,朱滔和张孝忠共同攻占成德重镇东鹿(今河北东鹿县)。李惟岳领兵一万与魏博援军意图夺回东鹿,其手下大将王武俊率领三千骑兵结成方阵准备发起冲击。朱滔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帛卷上画成很多大象,然后派遣一百勇士蒙在身上,在成德军前奔驰呐喊,王武俊的骑兵倒是没受多少影响,但马匹面对这么多“大象”滚滚而来,立即受到惊吓乱了阵脚。朱滔趁这个机会向王武俊发起了冲击,最终大破成德军,李惟岳被迫烧毁营垒向恒州退去。继马燧之后,朱滔取得了唐军在河北战场的第二场胜利。李惟岳逃回恒州后,朱滔并没有乘胜追击。李惟岳本可以有机会收拾人马重新反攻,但他的猜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败亡的道路。这次与朱滔和张孝忠一战,王武俊作为援救东鹿的主力部队,可谓是惨败而归。但战争的胜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全都归结到主帅身上,更何况战局依然胶着,李惟岳目前应该做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猜忌王武俊,在李宝臣刚刚去世时,有人就向李惟岳进谗言说王武俊想要投降朝廷,导致李惟岳对王武俊进行严密监视。这次援救东鹿,李惟岳本不想派王武俊出战,但很多人劝李惟岳说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是其妹夫,派王武俊出战,他一定会奋力拼杀。李惟岳算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但王武俊惨败而归,这不禁让本就猜忌心颇重的李惟岳再次怀疑王武俊是不是故意战败。问题的关键是,李惟岳的心中所想,王武俊已经猜到了。当时李惟岳逃回恒州后,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投降,李惟岳为了再次试探王武俊的忠心,决定派其出兵夺回赵州。对于李惟岳而言这是很好的试探,而对于王武俊而言这犹如小鸟脱离了牢笼,鱼儿重新回到江河。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王武俊决定投降朝廷,于是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突袭恒州。当时其子王士真身在恒州城内,听到父亲反戈一击的消息后,立刻打开城门迎接。黎明时分,王武俊率领数百名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门,将毫无准备的李惟岳擒获。当时王武俊想将李惟岳献给皇帝李适,却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李惟岳见到皇帝陛下,一定会将叛逆的罪名也加到王武俊身上,为了以防万一,决不能让李惟岳见到皇帝。王武俊最终采纳了手下人的建议,将李惟岳缢死在戟门外,然后派人将其首级送往长安。李适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为高兴,要知道这是自他即位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这样的大捷,这让李适更加坚信自己先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成功击败李惟岳让李适更加坚信这个帝国在他的带领下是有能力平定藩镇的,而李惟岳只是开头的一个。“继续采取强硬的姿态,不愁藩镇不灭!”这是李适当时唯一的想法。事实上,纵观当时的河北、山东形势,只有身在魏州的田悦还没有被彻底击败,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固守濮州,也已经是孤立无援。反叛的各镇或归降,或势单力孤,可以说唐廷的军队取得了平定藩镇开局阶段的胜利。但就在很多人认为平定藩镇、实现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如何处置战后河北局势的问题上,李适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最终致使形势迅速逆转。战局逆转建中三年(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大捷的李适,忽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将德州和棣州划给朱滔,并让他收兵返回本镇。李适这一连串安排的用意在于将成德镇分而治之,进而避免强藩的出现。当时德、棣二州还在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手中,李适将这两个州划分给朱滔,事实上是想让朱滔继续出兵进攻李纳,这样既可以加强对李纳的攻击力量,又可以不让朱滔的势力过分扩大。表面上看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加强了以李适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又巧妙地安排了原成德镇的降将张孝忠和王武俊。不可否认,李适的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心高气傲的皇帝当时明显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好策略,但朱滔和王武俊却未必这么看,而且以目前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力来看,他的这封诏书究竟会有谁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是个问题。李适的诏书一经发布,就遭到了朱滔和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和王武俊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朱滔认为出兵讨伐李惟岳,自己的功劳最大,现在所占领的原成德镇所属的深州,应该划入自己的版图。但朝廷却让自己吐出深州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康日知,而且自己还得去攻打李纳的地盘德州和棣州,在朱滔看来这实在不公平。而王武俊则认为李惟岳是他杀掉的,应该功居第一,况且自己的才干比张孝忠强很多,现在朝廷任命张孝忠做了节度使,而自己却做了低一等的都团练观察使,这让王武俊心中颇为不服。一个是地方割据的节度使,一个是藩镇的降将,手中全都握有重兵,当唐廷中央政府力量较强时,他们会暂时归顺,而一旦朝廷势弱,当其利益与朝廷冲突时,必然会对抗中央,变为独立的大小王国,事实上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河北地区藩镇长期割据的结果。我们在前边分析代宗李豫矛盾复杂的心态时,曾经说过李豫之所以姑息藩镇的原因,可惜历经诸多历练的李豫能够看透这一点,但李适却始终无法深层次地理解。李适的诏书点燃了朱滔、王武俊对抗唐廷的怒火,却让深陷困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抓住了救命稻草。田悦敏锐地利用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不断地游说他们一起联合反叛唐廷,经过一番谈判,三方相约共同起兵叛唐。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率先得到了朱滔、王武俊要反叛朝廷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马燧上奏李适,让朝廷做好征讨的准备。但无论是皇帝李适还是朝廷大臣,其实全都明白平定藩镇都还得需要向朱滔和王武俊借兵,而现在平定藩镇的藩镇又想要谋反,这不禁让李适对自己先前的莽撞策略产生后悔之情。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李适当时只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想要拉拢他进而孤立王武俊。但精明的朱滔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许在朱滔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忽悠也是要有底线的。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朱滔带领大军进逼赵州,王武俊派其子王士真同时也领兵围攻赵州,攻下赵州后,朱滔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从深州(今河北深县)出发首先到达东鹿,王武俊率领一万五千人也同时南下,与朱滔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合,双方约定首先援救身在魏州的田悦。朱滔和王武俊反叛南下救援魏州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上下顿时震惊。这宣告了河北战场平藩第一阶段的胜利完全前功尽弃,李适试图稳住朱滔的策略也没有奏效,目前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战。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与朝廷神策军一万五千人赶往魏州增援,不过和平藩第一阶段时相比,这次朝廷出兵可谓是勒紧了裤腰带。由于平藩第一阶段战事的原因,朝廷中央政府每月军费支出达到一百多万两,而国库却只能支持几个月。当时太常博士韦都宾建议向商人借钱渡过难关,得到了皇帝李适的同意。在颁布的诏书中,李适承诺等到平叛之后,朝廷会归还。我们不能否认李适的想法过于美好,当借钱的诏书下达后,具体负责筹备钱粮的官员完全将事情办走了样,准确地说不是借而是抢。他们甚至下令强行搜查长安城中那些商家大户的货物,如有不从立即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很多人受苦不过以至于上吊自杀,即使这样才总共搜到八十余万贯钱,最终以至于将主意打到了当铺身上,将当铺的质钱也都充公,而且凡是所获得的钱帛粟麦,都由官府借走四分之一。当时长安的很多百姓针对朝廷的野蛮做法,纷纷骚乱不平,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当朝宰相卢杞的马讨要说法。卢杞最初还耐着性子劝说百姓,到后来人围得越来越多,怨声震天,卢杞见势不妙,不得不从另一条道疾驰回到府邸。这件事情搞得皇帝李适极为头痛,事后经过统计,所有的钱财加在一起还不过二百万贯,而长安城中已经是民穷财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这么点钱还不够藩镇一个县的军费开支,怎么能够支撑平藩大业的开展。就在李适无计可施之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上奏为李适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虽然他的计策算不上高明,但和先前朝廷官员的不断抢钱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陈少游建议李适将本道的税钱增加20%征收以供军需,让李适将这个方法普及到唐廷所能控制的各道之中。李适见奏十分高兴,立即批准,同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卖到二百钱,虽然从刘晏到杨炎进行整顿后,盐价从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文一斗,现在上涨了将近一倍,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但至少比先前明抢富豪财物的做法要好很多。就这样,李适暂时凑够了平藩的军需开支,在一片艰难窘迫中,唐军开始了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朱滔和王武俊南下援救魏州,让田悦绝处逢生。此时官军方面李怀光也领兵和正在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合,李怀光想要速战速决,而马燧因为魏州城防坚固,想要打持久战,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李怀光独自领兵出战,在魏州近郊的永济渠畔击败了朱滔的人马。李怀光刚刚到达魏州就旗开得胜,让已经围困魏州一年多的马燧很是不爽,在马燧看来,李怀光这是一种挑衅,自己围困魏州一年多依旧是老样子,而李怀光刚来就打了胜仗,传到皇帝那里,自己岂不成了废物。夹杂着某种自私心理,马燧带着自己的人马在没通知李怀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从魏州后撤二百里,只留下李怀光的人马独自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人马。即使知道马燧撂挑子后,李怀光也没有退却,他依然带着人马突袭朱滔的大营,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赶来救援的王武俊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被打成两截,彼此不能救援,最终大败而逃,很多士兵争先跳进永济渠想要游到对岸,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渠水为之堵塞。更有很多人因为逃命而互相踩踏,可以说李怀光这次损失了大半人马。而身在二百里之外的马燧虽然得到消息想要救援,但因为离得过远,而且担心被切断后路,所以只得坚守不出。但第二天他便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朱滔等人已经掘开永济渠,将渠水引入王莽古河,滔滔流水淹没了官军的退路。这下马燧慌了神,因为害怕自己的人马被全歼在这里,马燧向朱滔派出使者,表示只要让自己的人马平安返回本道,自己可以上奏皇帝,请求将河北地区交给朱滔来管辖,得到了朱滔的答应,但王武俊却偏偏反对,不愿就此休战,最终一直到七月份这件事情也没能达成一致。马燧还是在朱滔的帮助下从魏州撤退,涉水退保西部的魏县。朱滔见马燧成功撤退,才假装同意王武俊继续和官军作战的意见,尾随马燧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其隔水对峙。官军在河北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首战因为马燧和李怀光不能有效合作而招致惨败,使得河北战区的形势再次严峻起来。最重要的是田悦见到自己绝处逢生,认为朝廷不足为虑,另一方面也很感激朱滔的救援,所以他想尊奉朱滔为王。田悦的想法让朱滔很是高兴,但朱滔认为称王这件事情并不应该只有自己独享,大家应该一起称王,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告上天,正式宣布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个人共同迎请李纳为齐王,众人共推朱滔为盟主。同时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省设置两曹,官吏的设置一律模仿唐朝中央官制。朱滔等人结盟称王,等于宣告了皇帝李适平定河北藩镇第一阶段战事的胜利彻底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带来了另一个辐射效应,那就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看到朱滔等人占了大便宜后,立即加入朱滔等人的队伍,公开反叛唐廷。骨鲠之臣李希烈本是辽西人,少年时在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手下效力,由于屡立战功被李忠臣收为养子,并从偏将的位置提升为左厢都虞候之职。大历十三年(778年),李希烈利用李忠臣不修军政的机会,在淮西镇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当时皇帝李豫面对这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局面,无奈地委任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留后。李适即位后,正式授予其节度使之职。从李希烈驱逐养父李忠臣的事件可以看出,李希烈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并且素有反叛之心。当他看到朱滔、王武俊、田悦在河北地区越闹越欢后,再也按捺不住骨子里的野心,开始与淄青节度使李纳联络,准备袭击朝廷控制下的汴州。李希烈叛变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去,东南地区向长安运输的粮食物资担心被李希烈劫掠,都不敢从他控制的许州和蔡州经过,只能从淮水的另一条支流蔡河转运。朱滔知道李希烈也要反叛唐廷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朱滔的做法颇有些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味道,这明显是将李希烈放在火架上去烤。李希烈虽然不如曹操雄才大略,但他明白朱滔意欲何为,所以他没有贸然听从朱滔的忽悠,而是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反叛后,连克汝、郑二州,由于他的辖地比之朱滔等人更接近东都洛阳,所以当时东都洛阳在听到李希烈即将打来时,老百姓发生了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逃出城隐匿于山谷之中,就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从城中撤退至城外的西苑,以备随时逃命。河北战场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希烈又在河南闹出了乱子,让皇帝李适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平定河北让朝廷已经是穷得叮当响,如何应对河南的形势,这是摆在李适面前的一道难题。李适找到宰相卢杞商议,卢杞看出了李适的为难,甚至不想再用强兵征讨,于是这个阴险狡诈的宰相为李适出了一个计策。“李希烈虽然是员骁将,但平日就恃功骄横,手下将士不敢对他进谏,以至于今日叛乱。如果选用儒雅的重臣前去反复开导他,讲明逆顺祸福,臣认为李希烈一定会诚心悔过,这样可以不用出兵就能平息叛乱。”“爱卿认为谁可以胜任呢?“三朝元老重臣颜真卿忠正刚直,名重海内,人所信服,正是当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颜真卿一门忠烈,骨鲠之臣,却因为卢杞的只言片语,决定了其悲剧性命运!卢杞之所以推荐颜真卿前去开导李希烈,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中颜真卿的能力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颜真卿素来不睦,甚至说颜真卿对他形成了一种掣肘。自从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地区掀起浩大声势,进而转战投奔唐廷以后,在朝廷内可谓是德高望重。但颜真卿并不是那种权力欲很强的人,所以二十多年来在朝廷之内他不是十分显眼。他冷眼看尽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兴风作浪,也经历了元载、刘晏、杨炎短暂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一切对于颜真卿而言,似乎都犹如过眼云烟,在朝廷之内他始终平静如水,一直到卢杞谗杀杨炎之后。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就连专权的元载也选定了才能俱佳的杨炎作为接班人,也算做了件对得起皇帝的事情。但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鄙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他看不到卢杞到底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也就罢了,阴险狡诈,打击异己,谗杀杨炎,这一切都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与卢杞的矛盾不可避免。不过卢杞虽然是当朝首席宰相,但颜真卿的资历和威望是卢杞无法比拟的。所以表面上卢杞对颜真卿是退避三舍,可是卢杞的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对待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机会。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李适下诏派颜真卿出使许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不,不行。五千日元,这是最低价了。我不是在跟您做买卖。五千日元这么亏本的价格,真是亏本价了,我也没法计算是赚是赔。就凭心情敲定的亏本价,也只有心情能缓解我抛下心爱之物的悲痛。我不能坏了心情,我不能像做买卖那样,干那些您砍价我折价的事儿。”亮作抬起他那张狂乱的哭脸,盯着野口,虽然还有些畏畏缩缩,平日冷笑中的那种阴霾却不见了。“我要是用五千日元买下来,您今天就能搬走吗?不,请您在今天搬走。”“今天怕是不行呀。这几天我跟车站商量好了,明天才会把行李送过去。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我们明天下午就搬走。”“您确定?”“当然确定。那您呢?打算什么时候付我那五千日元?”“等您搬走的时候。”“不,不行。要是您改了主意,我就得推后再走,去找别的买主,我就怕逃难逃晚了。现在您就付我那五千日元吧。”“不,这样不公平。”“您这人真奇怪。对您而言,也应该在今天以内趁早办完登记手续才对呀。这样一来,您就是这里的主人了,就可以安心啦。”于是野口的别墅就成了亮作的别墅了。第二天,野口把行李送到车站后,提着镐、镰刀、柴刀、铲子等农具来了。“一套一百日元给您呗?一套木匠工具,连抹泥刀都有。您要是用不着,就在车站前抬价卖了吧。”“一百日元有点贵。”“真的贵吗?连桶带天秤,就连喷雾器都有呢。您就算找遍了,也找不到卖农具和木匠工具的地方呀。而且,现在没有比这更贵重的东西了,有备无患嘛。我也想带走,不过您这边要是什么都没有,就算有田地也不好耕种呀,所以我就考虑让给您吧。您要是嫌贵的话,我就拿走了,重点儿就重点儿呗。”“这些是田地的附属品。”“那家具就是房子的附属品了?”“不,是在屋外用的东西。”“啊哈哈。”“不扯了,我买啦。”亮作不情不愿地从包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野口一家走了。自从野口建了这处别墅以后,女佣房间里就住着一个古怪的看门人。这附近的人都管这人叫“金时”[13],其实这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女人。这女人不管长相还是身材都圆圆胖胖的,力气特别大。金时会种田,但不会做饭。让金时做菜,她就会烧一锅热水,把调味料扔进去,然后米饭也好,蔬菜也罢,不管什么玩意儿都一股脑儿丢进去,再拿饭铲搅来搅去。其他吃的,她做不出来。然而金时在田里能干好几个男人的活儿,轻松耕完两百来平方米的田。比起搅饭菜,她更喜欢搅粪池。因为没有哪个男人会品位独特到找金时私会,所以再找不到比金时更适合看守田地和别墅的人了。亮作对种田一窍不通,就把金时留下了。田地有两百多平方米,收获颇丰,因此在敌人登陆之前,光靠金时一个人干活两人也能过得很自在。短短一天内就发生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变化。一无所有、住在鸡棚里的亮作如今变成了真正的富豪。虽说这是亮作就敌人登陆盘算好的交易,但在敌人登陆之前,他都是别墅的主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亮作满足了。随后他迈进已经属于自己的房间发呆。战争期间确实有人会在闲下来的时候发呆,而亮作发呆的时间则要更多一些。金时进了房间,站在他的身后。“给我买被褥。”“被褥?”“还要蚊帐。”“你没有吗?”“你不也没有嘛。”亮作胸口泛起一阵微苦,他还是一无所有。亮作不由得怒气上涌。“我把我的毛巾分给你一条,这就足矣。”“冬天会冷的,现在买。”“背着被褥怎么在战场上逃命啊。”“我来背。再买顶蚊帐。”“不需要蚊帐。不久我们就会住在洞穴里了。洞穴里挂不了蚊帐。”“能挂,我挖一个能挂的洞穴。还要买炒锅和饭锅。”“我有。”“太小。”“不小,四个人都够吃。”“不够吃。”“你真笨得可以,那口饭锅能煮一升米呢。”“得煮三升。”“你一顿吃得了一升吗?!”“我一天吃五顿。”亮作无话可说了。金时盯着他,目光中似乎含有些许怜悯,语气也仿佛是在劝告他。“都买了吧,现在很便宜啊。我会少花点儿钱的,把你身上有的钱都拿出来。”“你要干什么?”“拿所有的钱去添置东西。”“你白痴吧。一分钱没有,能活得下去?”“别担心,包在我身上。”“收电费的来了怎么办?”“我会卖田里的东西抵钱,不用你操心。”“是吗,真的不要紧?”“不要紧。”“你买这么多,打起仗来,能带着逃命吗?”“包在我身上。”亮作觉得金时的这番话听起来比较可靠,就解下包裹,把命根子拿出来了。还剩下两千多日元。两人一起去买东西了。金时先买了一辆板车。这车是人家不要的,已经丢在仓库深处多年了,在翻山越岭的逃难时刻派不上用场。金时之前就看上这辆车了。金时告诉亮作,这车只要修一修就还能用。因为逃难,涨价最猛的就是板车,不过这辆格外便宜。即使如此,这辆板车到头来也是最大一笔消费。买的东西堆满了整辆板车。“你喜欢喝酒吗?”“嗯。能买酒吗?”“我来酿。”金时买了酒壶和酒杯,买了两个酒瓶。亮作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激,他想感谢上天。“你也喜欢喝酒吗?”“我不喝。我喜欢吃得饱饱的。”最后两人买了一套钓鱼工具。“种田我自己来。你没事做,无聊的话就钓鱼吧。”“这样啊,不知道能不能钓上鱼。”“应该能吧,不想钓就不钓。”“我试试。”不久后,战争结束了。亮作在梦里都没描绘过这么幸福的场景。他一直希望跟满满一板车的行李还有金时一起躲在洞穴里活下来,回到废墟上,赶紧开始种田,过上安定的日子。仅此而已,未来就洋溢着希望,更何况还有房有地。亮作每天都在街上走来走去。他没法安下心来坐着,因为他在孤独的房间中左思右想,很难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是房子、田地,以及温泉的主人。一旦意识到了,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掉,这不像是身为所有者的满足感。于是亮作赶紧出门上街,每天他都在街上走来走去。街上各种地方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这些小小的变化在单调的战争时期是未曾有过的。亮作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这些变化跟亮作沾不上半点关系。没有一点迹象能让他感觉到自己成了别墅的主人。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迷恋这些变化。每次这些小小的变化都会让他眼前一亮。他的心在变暖。有一天晚上,他觉得有必要挂个门牌。他之前一直没有挂过门牌。没有人会给他写信,他也没有什么信想收。他对过去的一切都不再留恋。梅村亮作死了,再挂一个崭新的他人的门牌吧。这么想着,亮作就喜不自胜。他敞开窗户,仰望澄澈的夜空,自由畅想着。战争结束前,他藏在小溪的岩石边,悄悄地享受垂钓的乐趣。那时总是有水鸟在旁喧闹。这是一条有很多小鸟的小溪。酒也叫水鸟[14],这很有意思。把酒这个字拆成两半,就是三点水的水加上鸟(酉)。金时酿的浊酒极为难喝。话虽如此,能酿出来算是酒的东西也行,但大多数时候只能酿出来甜酒。金时有诚意却没有什么上进心,因此酿浊酒的手法也不见长进。每次酿出了甜酒,亮作就很失望,但也没想过自己来学着酿酒去酿出好喝的浊酒。或许每天喝着好喝的浊酒也会很开心,不过亮作能喝到金时酿的超难喝的浊酒或是甜酒就已经满足了。亮作也觉得,比起一直单调地喝着好喝的浊酒,自己更喜欢有所期待——“这次瓶子里会酿出什么酒呢”。虽然金时做什么都粗枝大叶的,但这种粗枝大叶的地方还透着点纯粹的人情味。对亮作来说,他更珍惜金时粗枝大叶酿出来的失败浊酒,而不是别人酿出来的美味浊酒。“嗯,水鸟亭,挺好。”半轮明月挂在了山边。“水鸟亭山月。嗯,就这个。”于是,亮作砍了段竹子,用小刀刻了字,当作门牌挂上了。伊东附近的群山上有无数的洞,这些洞都是战争期间为防敌人登陆而挖的。这些洞不同于防空壕,是陆战专用的,所以特别大,大到能把部队、坦克以及卡车都一起藏进去。离城市最近的一个洞穴成了乞丐窝。伊东有些地方田里冒着温泉,有旅馆,有渔民街,这些地方都会扔很多乞丐能吃的东西,所以这里就成了乞丐和野狗的天堂。住在上野地下通道里的人们听说有这等去处,一批人就开始往伊东搬,没过多久这里就住了六十来户人家。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爷子,原本是中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老师。整体来说,或许在这里要饭营养比较全面,所以老人家气色很好,不胖不瘦,而且兴致来了还能去田园的露天温泉里泡个澡,所以老人家仪表整洁,要比战争期间那些逃难的人更干净利落。他们走起路来总是背着桶、军用饭盒、锅和裁缝用具等一整套日用品,这也是用以判断他们身份的标志,不知内情的旅人甚至会把他们看成登山家——还有这么新潮的居民呢!这位原本是中学老师的老爷子过去一直被大家叫作老头儿,现在却精气神十足,看着像是现任中学老师,而且还很有威严。这份威严主要来源于他鼻子底下的小胡子,还有他那看似在沉思冥想的眼神。充分的营养保证了他皮肤的光泽和精气神,如果没有这份精气神,这份威严可能就要减半了。他似乎热爱孤独与逍遥,总是扛着一套日用品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他的脚步安静而沉稳,似乎跟他职业方面的目的毫无关系。不过他偶尔在路上瞥到正在工作的工人,就会念叨道:“道路扩建,道路扩建。”要是他看到路边冒出来的温泉,就会念叨道:“温泉涌出,温泉涌出。”有一次,这位老爷子偶然从水鸟亭前经过。他是第一次路过这里,但他的沉着与逍遥似乎与职业并不是全无关系,他以往应该没有机会走在这种孤立于田园中的水鸟亭前的小道上。他沉着的脚步忽然在水鸟亭门前停下了。是什么让心如止水的哲人停下了律动的脚步?是门牌。“水鸟亭山月,水鸟亭山月。”他反复朗读了两遍,又迈开步子,然后一边走,一边又念叨道:“水鸟亭山月。喔,是浪曲师[15]的别墅呀。”他又念叨道,“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亮作当时在围墙边种田,悄悄地看见、听见了这一切。于是一股说不清是恐怖还是震惊的情绪向他扑了上来。战争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市场上已经能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人们好像已经忘记了那个给人配给猪食都还欠了一个多月的时代。那个把自家田里的东西视作无上美味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只要出钱就有肉,有砂糖,还有外国的奶酪,连苏格兰威士忌都能买得到。就在几年前,一条沙丁鱼还是令人仰望的奢侈品,如今在伊东的渔民街上,那些晒干的竹筴鱼和鲭鱼连野狗都不会看上一眼。温泉街上那些只动过一筷子的伊势虾菜肴都被扔到了垃圾堆。住在洞穴里的这一批乞丐越来越接近圣贤之士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不操心居住,更何况吃得还很有营养。只有亮作一个人,不,只有改名后的水鸟亭山月,他得到的,而且一直在拼命守护着的东西只有那一间房子和一小片田地,他的衣食住行跟战争期间完全没有变化。他除了吃自己田里种出来的东西以外,什么奢侈享受都不能有。他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不,他自负自己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说来很不可思议,这种心境应该就叫作斜阳族[16]吧。他已经有了自尊,不可能去捡地上的东西吃,就连找份工作也低不下头来。他之前就知道在洞穴居民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老头儿。他也看见过他安静又逍遥地念叨着道路扩建、道路扩建的样子,也听说过他原来是位中学老师。他刚知道老头儿这个人的时候,也确实觉得心中有种讽刺的满足感。自己前半辈子愿望就是当中学老师,虽然没能当上中学老师,却成了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而原本的中学老师也不过是洞穴居民而已。然而,随着战争阴影的淡去,他的生活越来越窘迫,因窘迫而生的悲哀也就越来越浓烈。他比谁都更常想起那个老头儿。这是他心里的一个可怕秘密,而且,他只有这个秘密不想为任何人所知晓。相较于老头儿安稳的生活,他的生活非常不安稳。没有任何收入,还被税金和捐款追着跑,只能咬紧牙关在世人面前死要面子。虽说他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但换个角度看,那个老头儿也能算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呀。露天温泉是他们的,不光田地,海里的渔场和山野里的牧场也都是他们的,他们能找出所有山珍海味来吃。然而他看不起乞丐,忘不了自己身为别墅主人的那份骄傲。或许是因为忘不掉,亮作才会如此无可救药。他越来越畏惧心里的秘密——老头儿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已经把他打垮了。“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老头儿念叨着走了。他似乎察觉到了在围墙边干活的亮作,然而他对浪曲师什么的好像完全不感兴趣。打乱他那沉着的脚步的,主要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这一点,亮作也注意到了。“水鸟亭山月……”老头儿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远方后,亮作忽然念叨了一句。老头儿察觉到的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并不是他这个人——这一事实在亮作心里渐渐复苏了。亮作觉得,这再当然不过了。“这门牌,不是我的。”亮作想把水鸟亭山月的门牌摘下来。然而,亮作转到门前看着门牌,又觉得很悲惨,实在没法把它摘下来。想了又想,还是放弃了,怎么也摘不下来。第二天,门牌没有摘,而他自己被人发现已在鸡棚的旁边上吊死了。[1]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的简称。成立于1940年11月23日,在内务省和厚生省的指导下用战时体制统一管理劳动者的组织。——译者注[2]一种定置网,由拖网和袋形网构成,体积非常大。——译者注[3]日本“二战”时期为了解决因征兵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和军需问题,曾经强行征用百姓劳动。[4]指B-29轰炸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朝鲜战争时期都是美军的主力轰炸机。——译者注[5]约3.3平方米。——译者注[6]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官方对大本营的战况所发布的公告。大本营即中日甲午战争起,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的最高统帅机构。——译者注[7]意为“天下一家”。——译者注[8]古代人类生吃贝类,丢掉的贝壳就堆成了贝冢。贝冢里不仅有贝壳、野兽和鱼的骨头,还有破损的石器等。——译者注[9]日本军队的部队编制单位之一。比旅团和团大,比军团和军小,人员大概在六千到两万左右(根据时代有所不同)。——译者注[10]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译者注[11]指伊豆大岛。位于伊豆群岛北部,是伊豆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译者注[12]日本南北朝和室町时代的农民武装集团。他们一般潜伏在山野之中,抢夺物资,参与战斗。——译者注[13]指坂田金时。即金太郎,源赖光麾下四天王之一。——译者注[14]在日语中水鸟是酒的别名。——译者注[15]浪曲是一种主要随着三味线音声高低,通过唱词和曲调讲述故事的表演艺术。——译者注[16]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世间情势急剧变化而没落的上流阶级,没落阶级。出自太宰治的小说《斜阳》。——译者注玩具箱总体来说,艺术领域存在一些只能靠这门手艺吃饭的人,像围棋将棋这些就需要特殊的天分才能在十四五岁拿到初段。因此有些人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有天赋,但让他做点别的事,就比国民学校的孩子还不中用,简直就跟白痴一样。不过也有一家之言认为,这种特殊的畸形儿最多也就能达到四五段,而那些能成为高手中的高手的人,在其他道路上也不会陷于平庸。就文学而言,偶尔也会出现这种作家。一般世人都容易对艺术的世界抱有迷信般的偏见,认为艺人、艺术家都是一些疯子。就工作性质来说,不能按时,没有规律是一方面,但工作性质本身就是没有规律。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不能凭这个就认定人家是疯子。本来艺、艺术这种东西就不能用家常便饭的心态去搞。我前几天看了将棋名人战的决战,当时塚田(八段)第一手想了十四分钟,于是观战的土居(八段)问他说,像第一手这种不是应该前一天晚上就想好吗?而

                        美女全身赤裸裸地啪啪际上凌辱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新鲜花样,可以肯定,世界就是这样开始的。她们最惧怕的倒不是遭受强暴,而是整整一个恐怖的夜晚那些人恬不知耻地狂欢作乐,十五个女人胡乱躺在床上或者地上,男人们从这个身上趴到那个身上,像猪一样喘气。最糟糕的是我会有快感,其中一个女人这样想。她们走进通向指定的宿舍那个走廊时,充当哨兵的盲人发出警报,我听见了,她们来了。用作栅门的床很快挪开,女人们一个一个地走进去。女人不少啊,盲人会计大声喊道,接着开始兴致勃勃地数起来,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一共十五个。他跟在最后一个后面,两只手贪婪地伸到她的裙子下面,这个不错,这个归我,他说。盲人歹徒们不再检查,不再事先评估女人们的身材好坏。确实,既然她们所有人在这里都同样轮一遍,就不必在挑选身高胸脯和臀部上浪费时间,以免欲火凉下来。她们已经被拉到床上,已经被猛地扯下衣服,很快就听到了每次必有的哭泣声,祈祷声,哀求声,但对方并不回答,即使回答也一成不变,要想吃饭就把腿叉开。她们把腿叉开了,有几个女人得到命令,用嘴,比如那个蹲在歹徒首领膝盖间的女人,她一句话也不说。医生的妻子走进宿舍,蹑手蹑脚地在床间穿过,但她无须如此小心,即使穿着木屐任何人也听不见,就是某个盲人碰到她,发现她是个女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混入其他女人当中,而在如此混乱的场合里,察觉出是十五个女人还是十六个女人并非易事。歹徒首领的床还是宿舍最里边那一张,墙脚下堆放着饭盒。旁边的几张床撤走了,他觉得它们碍手碍脚,想动作更方便一些。看来杀死他是举手之劳。医生的妻子一面沿两排床之间窄窄的夹道往前走,一面观察着即将被她结果的那个人的动作,看着他快活得仰起头,似乎正在把脖子交给她处置。医生的妻子慢慢走近他,绕到床的另一边,站在他身后。瞎眼的女人还在继续服她的淫役。医生的妻子慢慢举起剪刀,两个刀刃稍稍分开一些,以便像两把匕首似的扎进去。就在这一刻,这最后一刻,盲人似乎发觉有人在身边,但极度兴奋使他脱离了正常感知的世界,失去了思考能力。我让你快活不成,医生的妻子想,胳膊随后猛地落下去。剪刀全力扎进盲人的咽喉,接着以自己为轴一转,割破了软骨和膜状组织,然后疯狂地扎得更深,直到碰到颈椎骨才不得不停下来。几乎没有听到他的喊声,可能是某个射精的人正在像野兽似的号叫,这样的人确有几个,也许就是他,因为血注喷在那个女人脸上的同时,精液也灌进她的嘴里。正是这个女人的一声呼喊惊动了那些盲人,呼喊声他们听得太多了,但这一次和以往不同。那女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在喊叫,这血是哪儿来的呀,大概不知道自己如何做到了脑袋里想过的事,以为咬断了歹徒首领的阴茎。盲人们放开女人们,摸索着走过来。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样喊,他们问道,但这个女人的嘴被一只手捂住了,有人在她耳边小声说,住嘴。随后她又感到有人轻轻往后拉她,你什么也不要说,是个女人的声音,这使她安静下来,如果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还可能安静的话。盲人会计走在前边,他头一个摸到了横躺在床上的尸体,用双手从头到脚摸了一遍,他死了,盲人会计喊起来。死者的脑袋耷拉到床的另一边,血还在汩汩地流,她们把他杀死了,他说。盲人们顿时停下来,一动不动,不肯相信耳朵听到的话,把他杀死了,怎么回事,谁杀的;在他咽喉上开了个大口子,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婊子,我们一定要捉住她。盲人们又开始挪动,不过现在要慢得多,仿佛怕遇上杀死首领的刀子。他们不可能看到,盲人会计正慌忙把手伸进死者的口袋里,里面装着手枪和有十来发子弹的塑料弹夹。女人们的喊叫声突然响起来,分散了盲人们的注意力,她们已经站起身,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想离开这里,但有几个忘记了宿舍的门在哪边,走错了方向,撞上了那些盲人,这些人以为女人们要发动攻击,于是男男女女扭作一团,一个个神志不清,混乱到了极点。医生的妻子站在宿舍最里边,一动不动,伺机逃走。她紧紧抓住那个女盲人,另一只手举着剪刀,随时准备刺向某个走过来的男人。她站的地方有些空,暂时对她有利,但她知道不能在这里久留。几个女人终于找到了宿舍的门,另一些还在搏斗,试图从盲人的手中挣脱出来,其中一个女人还掐着对手的脖子,想再增加一个死者。盲人会计威严地向同伙喊道,镇静,给我镇静,我们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更快地恢复秩序,他朝空中开了一枪。这一枪的效果正好与他的意愿相反。盲人们发现手枪到了别人手里,大吃一惊,知道就要有个新首领,于是不再与女人们搏斗,不再试图制伏她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甚至放弃了一切,因为已经被掐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医生的妻子决定往前走。她挥动剪刀,左刺右刺,冲出一条道路。现在倒是盲人们大声喊叫了,他们相互践踏,一些人扑到另一些人身上,如果有人长着一双好眼睛就会发现,与这一次相比,第一场混乱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玩笑。医生的妻子不想杀人,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尤其是不想把任何一个女人留在身后。也许这个家伙活不成了,在把剪刀扎进一个人的胸膛时她想。又听到一声枪响。我们快走,走呀,医生的妻子一边推着路上的女人们一边说。她一个个地帮助她们站起来,嘴里不停地说着,快,快。现在,盲人会计到了宿舍最里边,他大声喊道,抓住她们,不要让她们跑掉,但为时已晚,所有女盲人都到了走廊里,半光着身子,正尽量抓着身上的破烂衣裳跌跌撞撞地往外逃。医生的妻子在宿舍门口停下来,怒气冲冲地喊道,你们想想我那天说的话吧,我忘不了他那张脸,从今以后你们也要想想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脸;这笔血债你必须偿还,盲人会计威胁说,你和你的女友们,还有你们那些狗男人;你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另一侧第一个宿舍的,一个曾去传达命令的盲人说,盲人会计又补充一句,你的声音瞒不过我,只要你在我跟前说一个字就必死无疑;那个人也这样说过,现在他躺在你身边;可我和他不一样,也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失明的时候我已经熟悉这个世界的一切了;你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盲人;你不是盲人,这骗不了我;也许我是所有这些人当中最瞎的,现在已经杀了人,如果需要的话我还会杀;在这以前你就饿死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没有饭吃,即使所有女人都恭恭敬敬地把你们生来就有的三个窟窿都奉献给我们,我们也不会再给你们饭吃;只要因为你们的过错我们一天吃不上饭,你们当中一个人就要死去,除非你们不迈出这扇门一步;你做不到;我们做得到,做得到,从现在开始由我们去取食物,你们吃这里剩下的吧;你这个婊子养的娘儿们;婊子养的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再说了,是婊子养的又怎么样,现在你已经知道婊子养的娘儿们能干出什么事了吧。盲人会计怒气冲冲地朝门口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在盲人们头上飞过,没有击中任何人,打进走廊的墙里。你没有抓住我,医生的妻子说,你要小心,子弹会用完的,还有别人想当首领呢。她离开这里,沿着走廊前行,前几步还算稳当,后来几乎昏厥过去,两个膝盖忽然一软,人躺倒在地上,眼前一片漆黑。我要失明了,她想,但又马上明白过来,这次还不会失明,是眼泪模糊了视线,她一生还从来不曾这样哭过,我杀了人,她低声说,想杀人,就真的杀了。她转过头朝那个宿舍门口望望,如果盲人们追来,她就没有力气自卫了。走廊里空空荡荡。女人们都走了,盲人们还被枪声和同伙的尸体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门。她渐渐恢复了体力。眼泪还在流,但像面对着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一样,流得很慢,很平静。她吃力地站起来。手上和衣服上沾满鲜血,突然,感到筋疲力尽的身体告诉她,她已经老了。我老了,还杀了人,她想,但她知道,如果有必要她还会杀,什么时候是有必要的呢,她一边朝天井方向走去一边问自己,然后自言自语地回答说,当还活着的人死了以后。她摇摇头,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说说而已,随便说说,没有别的意思。她仍然独自一人,走到了朝围栅开的那扇门旁边。透过大门的铁栅,她模模糊糊看见了站岗的士兵的身影,外边还有人,还有能看见的人。身后传来脚步声,她打了个冷战,是他们追来了,她想,立即握着剪刀转过身去。原来是她的丈夫。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在回去的路上大声说另一侧出了事,一个女人砍死了歹徒首领,开了好几枪,医生没有问那个女人是谁,只能是他的妻子,她临走时对斜眼小男孩说过,回来以后接着把冒险故事讲完,现在她怎么样了,也许已经死了。我在这里,她一边说着一边朝丈夫走过去,把他搂住,没有顾得上这样也会弄得丈夫一身血迹,即使弄上了也没有关系,直到今天,一切事都是两个人共同分担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医生问,他们说死了一个人;对,是我杀的;为什么;总得有人做这件事,而又没有别人能做;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自由了,他们已经知道,如果想再次作践我们,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会发生争斗,战争;盲人们一直处在战争之中,过去和现在都处于战争之中;你还会杀人吗;如果非杀不可的话,我将无法从这种盲目状态中解脱出来;食物呢;我们去取,我怀疑他们没有胆量到这里来,至少最近几天,他们会害怕同样的下场落到他们头上,害怕剪刀刺进他们的喉咙;当初他们第一次来强行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进行理应的抵抗;是啊,当时我们害怕,而害怕并非总是很好的谋士,现在,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们最好像他们一样,把几张床摞起来堵住宿舍的门,如果为此我们当中一些人不得不在地上睡觉,那就忍耐忍耐吧,总比饿死好。在以后的几天里,人们曾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会饿死。最初人们还没有感到奇怪,因为一开始就习惯了,送食物出错是常有的事,盲人歹徒们说军人们总是耽搁,他们说得没错,只是后来歹徒们扭曲了这个理论,以戏谑的口气说别无他法,只能强行实施配给制,不论谁负责管理都要担负起这项沉重的义务。第三天,各个宿舍已经没有一块面包皮,没有一点面包渣,医生的妻子带着几个伙伴走到围栅旁边大声问,喂,这是怎么回事呀,食物迟迟不来,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中士走到铁栅门前,现在是另一个中士,不是原先那个,他说,责任不在军队,军队不会从任何人嘴里扣下一块面包,军人的荣誉不允许那样做,如果没有食物,那是因为真的没有,你们不要往前迈一步,第一个往前走的应当知道有什么命运在等待他,命令没有改变。听到这几句话,他们害怕了,返回宿舍,七嘴八舌地说起来,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给我们送吃的;吃的可能明天送来;或者后天;或者到我们不能动弹的时候;我们本应该走出去;连大门那里也到不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好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不会被关进这地狱里来了;外面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就是我们去向那帮混账东西要他们也不会理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吃的,他们总有一天也会没有吃的;所以他们才不肯把吃的给我们;他们吃完现有的食物之前我们早就饿死了;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在天井唯一一盏灯昏黄的光线下,他们坐在地上,大致围成一个圈,医生和医生的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左侧和右侧各宿舍都来了两三个男人或女人,既然这是个盲人的世界,该发生的就必然要发生,一个男人说,我觉得,要是不杀死他们的头目,我们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如果像过去一样,女人们每月到那里去两次,满足一下他们本能的要求,我倒要问一声,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人觉得重提这件旧事很有趣,有人勉强笑一笑,有人想说话又饿得说不出来,那个人又接着说,我想知道那个英雄业绩是谁干的;当时在那里的女人们都发誓说不是她们当中任何人;我们应当自己动手,把她送去接受惩罚;先要知道是谁才行;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家伙,我们送来了,现在给我们食物吧;先要知道是谁才行。医生的妻子低下头,心里想,他们说得对,如果这里有谁饿死,那就是我的罪过了,但是,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她断然反对承认罪责,但愿这些人先死,以我的罪过抵偿他们的罪过。后来,她抬起头,又想,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是我杀了人,即便知道把我交出去我必死无疑,他们还是会这么做。要么是饥饿所致,要么是这种思绪突然把她引向深渊,她头脑一阵发昏,失去理智,身体向前挪动一下,张嘴刚要说话,有人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她一看,原来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他说,要是谁敢去自首,我就用这双手掐死他;为什么,一圈人异口同声地问;在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地狱里,在我们自己打造的这个地狱中的地狱里,如果说廉耻二字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应当感谢那个有胆量进入鬣狗的巢穴杀死鬣狗的人;是这样,但廉耻不能当饭吃;不论你是何人,你说得对,总有人用恬不知耻填饱肚子,但我们呢,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这最后一点当之有愧的尊严,至少我们还能为享有本属于我们的权利而斗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既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像市井的下流坯一样打发女人们去那里,靠女人们吃饭,那么现在该打发男子汉们去了,如果这里还有男子汉的话;你把话说清楚,不过要先告诉我们你是哪里的;右侧第一个宿舍;说吧;非常简单,我们用自己的手去拿食物,他们有武器;据我所知他们只有一把手枪,子弹不会永远用不完,那些子弹就能让我们当中一些人丧命;另一些人已经死了,而他们为之而死的目标不如现在重要;我不愿意为了让留下的人享受而丢掉自己的性命;如果有人为了让你吃上饭而丧命,你也不吃吗,戴黑眼罩的老人讥讽地问道;那人没有回答。一个女人躲在通向右侧宿舍的那扇门后面偷听,现在走出来了。她就是被喷了一脸血的那个女人,就是死者在其嘴里射精的女人,就是医生的妻子在其耳边说住口的那个女人;现在,医生的妻子想,我在这里,坐在这些人中间,不能对你说住口,你不要告发我,但是,你无疑能听出我的声音,不可能忘记,我的手曾捂住你的嘴,我的身体曾紧紧挨着你的身体,对你说住口,现在到了真正知道我救的是谁的时候了,到了知道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了,因此我要说话,因此我要大声说,说得清楚明白,让你能检举我,如果你命该如此我也命该如此的话,我现在就说,不仅男人们去,女人们也去,我们要回到遭受凌辱的地方,把凌辱洗个一干二净,以便彻底从凌辱中解脱出来,把他们灌到我们嘴里的东西吐到他们脸上。说完以后,她静静地等着,那女人终于开口了,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她就是这样说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微微一笑,似乎是心满意足的微笑,也许是这样,现在不是问他的时机,更有趣的是其他盲人那奇特的表情,仿佛有件什么东西在他们头上掠过,一只鸟,一片云,或者一缕微弱的光亮。医生紧紧攥住妻子的手,随后问道,我们是想继续揭发杀死那个歹徒的人呢,还是我们都同意杀死那个人的手是我们大家的,更明确地说,是我们每个人的手呢。没有人回答。医生的妻子说,我们给他们定下一个期限,等到明天,如果士兵们还不送食物来,我们就动手。人们站起来,分成两组,一组朝右侧走去,一组朝左侧走去,他们都粗心大意,不曾想过歹徒宿舍里的某个盲人可能在偷听,幸好门后并不总是有魔鬼,这个成语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可就在这时,扩音器却突然不适时地响起来。最近一段时间,扩音器有些天响,有些天不响,只要响就如当初许诺的那样准时,肯定是播放

                        虽然这些情况尚未得到验证,政府的公报对已掌握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强调,现在已明显地接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从该病的病原学发展上看,发病率有趋于减弱的迹象。一位电视评论员用了个恰当的比喻,说现在的时疫,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吧,如同一支射向高处的箭,上升到最高点之后停留了片刻,像悬在空中一样,随即开始勾勒下落的必然曲线,如同上帝期望的那样,带着这样的愿望,评论员又回到琐碎的人类话语病症和真正的时疫上来,在重力作用下它必然加速,直到现在折磨我们的可怕的噩梦消失,这样的说法不断在各种社会媒体中出现,它们最后总是虔诚地祝愿不幸的盲人们尽快恢复失去的视力,但同时又许诺整个社会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私人团体都将提供支持。很久很久以前,平民百姓就以其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把类似的道理或者比喻用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表达出来,例如,好不永存,坏难持久,用文学语言说就是,正如没有永远不败的好事一样,坏事也不会永远存在,这成了有机会从生活和命运的挫折中求取经验的人们的绝好的座右铭,如果把这些话搬到盲人的国度里,就应当是,昨天我看得见,今天我看不见,明天我将看得见,在说第三句话的时候稍稍带一点疑问口气,好像为了谨慎起见,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要显得言犹未尽,为让人产生希冀的结论保留一点余地。不幸的是,这些祝愿不久便成了连篇空话,政府的期望和科学界的预见通通付诸东流。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悄然间把它变成一片泽国。面对惊恐万状且濒临失控的社会,当局不得不改变做法,慌忙举行医学会议,尤其是眼科和神经病学医学会议。由于组织工作必定需要时间,来不及召开某些人主张的代表大会,但总算举行了一些座谈会研讨会和圆桌会议,有些向公众开放,有些则秘密进行。会议的讨论显然毫无用处,并且在会议进行当中某些发言者突然失明,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使几乎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不得不放弃这类活动,当然也有例外,个别传媒采取了一些不事声张,但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值得赞美的举措,因为它们靠他人的幸运或不幸造成的各种轰动效应而存活,不肯放弃任何以符合当时状况的戏剧性口吻现场报道突发事件的机会,例如一位眼科教授突然失明。政府本身的作为也反映出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恶化,在五六天的时间里它两次改变战略。政府先是相信,只要把盲人和受传染者关进诸如我们所在的精神病院这样一些地方隔离起来,就能控制疫情。很快,随着失明症案例的无情增加,政府某些要员担心官方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需要,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转而主张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失明者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到街上去,以免使已经相当困难的交通状况更加混乱,以免刺激还能用眼睛看的人,这些人听不进让他们放心的竭力劝告,相信白色眼疾就像杀人魔鬼一样以目光接触传播。确实,如果一个人正在想什么伤心的事,无所谓的事或者高兴的事,假设现在还有人高兴,突然看见从对面走来的人脸上出现惊恐万状的表情,接下去就是免不了的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时候指望他的反应与后者不同显然不合情理。任何人的神经都承受不了。糟糕的是,各个家庭,尤其是人口少的家庭,全家很快都成了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不用说,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画的盲人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面对这种形势,政府别无他法,只得紧急开倒车,放宽关于隔离地点和空间的标准,立即临时征用废弃的工厂,无人礼拜的庙宇,体育馆和闲置的仓库。两天前已经在谈论建立野战帐篷营地,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一些慈善组织还有志愿者去照顾失明者,为他们整理床铺,清扫厕所,洗衣服,做饭,没有这些起码的关心,生活很快会变得难以忍受,甚至对看得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可怜又可亲的人们也立刻失明了,不过至少他们的义举永垂青史。他们当中有人来这里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没有,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一个也没有;说不定是谣传呢;城市怎么样,交通情况怎么样,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想起了自己的车,想起了把他送到诊所的出租车司机,那位司机还是他帮助掩埋的呢;交通一片混乱,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接着他又详细讲起了交通情况和交通事故。第一次正在马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因为司机失明而造成惨祸的时候,虽然有许多人死伤,人们还没有太在意,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习惯的力量,交通运输业的公共关系部主任仅仅宣布这场灾难是人为失误造成的,结论无疑令人痛心,但仔细想一想,这和从来没有患过心脏病的人突发致命的心肌梗塞一样不可预见。我们的所有职工,这位主任说,像我们的公共汽车的机械和电路系统一样,定期进行极为严格的检查,至今我们公司的车辆整体事故率极低就直接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各大报纸均刊登了他的长篇谈话,但是,人们需要想的事情绝不只限于区区一次公共汽车交通事故,说到底,这场事故并不比汽车的刹车失灵更糟糕。偏偏两天以后,另一次事故正是由于刹车失灵,广泛流传的说法却是因为司机失明,世界就是这样,真相往往以谎言为伪装达到其目的。没有人再有办法让公众相信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于是后果很快出现,转眼间人们不再乘公共汽车,说宁愿自己失明也不想因为别人失明而死去。随后的第三次事故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生在一辆没有乘客的汽车上,人们议论纷纷,几乎众口一词,嘿,遭难的本有可能是我。这样说的人想象不到他们说得多么正确。不久以后,由于两位驾驶员同时失明,一架商业飞机在着陆时摔成碎片,起火燃烧,乘务员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事后对唯一幸存的黑匣子所做的检查表明,飞机的机械和电子系统均状态完好。如此大的悲剧不可与区区的公共汽车交通事故同日而语,结果是那些还抱有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从此以后街上再也听不到马达声响,大大小小或快或慢的车轮都不再转动。那些从前常常抱怨交通越来越拥堵的人,那些经常因为停着或走着的汽车挡住去路而好像不知该往哪儿走的行人,那些转了一千零三个圈才找到停车位的人,所有这些人通通成了步行者,他们在表达了各自的不满之后,又出于同一个原因齐声抗议,现在他们全都该心满意足了,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谁也不敢再开汽车,无论到哪里去都不敢开,私家车,卡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都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全城各地,一声不响,哪个地方恐惧的力量战胜了私有财产的意识就把它们丢在哪个地方,那台触目惊心的起重机颇具象征意义,它伸出的前臂上吊着一辆私家车,可能是因为吊车司机突然失明。所有人都处境艰难,盲人们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按照通常的说法,他们看不见正往哪里走,看不见脚踩在什么地方。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撞在被丢弃的汽车上,碰破了腿,有的还倒在地上哭泣,真让人心酸,他们说,这里有人扶我站起来吗。但也有生性粗鲁或者因为绝望而脾气暴躁的,高声咒骂着推开好心人伸过来的手,您等着吧,有轮到您的时候,好心人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消失在浓浓的白色云雾之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善心可能招致的危险,谁知道呢,说不定他走出几米远就会失明。外面的情况就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最后说,我知道的还不是全部,只是一些亲眼看到的,这时他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纠正说,说亲眼看到的不太准确,应当说用一只眼睛看到的,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现在连这只眼也没有了,就是说,我有一只眼睛,但这只眼也没有用;我从来没有问过,您为什么不用玻璃眼球,免得戴眼罩嘛;我为什么要装假眼呢,请您告诉我,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这是习惯,为了美观,另外,也卫生得多,可以取下来,洗一洗再放回去,像假牙一样;说得对,先生,但请您告诉我,如果现在这里的盲人都失去了两只眼睛,我指失去了眼球,那么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那些玻璃眼球又会有什么用处呢;确实,没有任何用处;既然我们所有人都要失明,看来一定会这样,我们还要美观干什么呢,至于卫生,医生先生,请您告诉我,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卫生呢;说不定只有在盲人的世界一切东西才显出其真正的样子,医生说,人呢,戴墨镜的姑娘问,人也一样吧,在那里谁也看不见他们;我有个主意,戴眼罩的老人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消磨时间;看不见,怎么玩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不是什么真正的游戏,是我们每个人讲一讲自己失明的那一时刻正在看什么;可能不合适吧,一个人提醒说;谁不想参加就不要参加,但重要的是不能编造;您先做个示范吧,医生说;好吧,先生,我来做示范,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失明的时候正在看我这只瞎眼;什么意思;非常简单,我觉得空空的眼眶里边有点发胀,就摘下眼罩看看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时刻我失明了,像个寓言故事,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眼睛看不见不在的眼睛;我呢,医生说,我当时正在家里查阅眼科论文,正是因为现在出现的情况才查阅的,我最后看见的是放在书上的双手;我最后看见的景象不同,医生的妻子说,是救护车里面,当时我正扶我丈夫上车;我的情况已经向医生先生讲过了,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在一个信号灯前停下,当时正是红灯,行人们横穿马路,这时候我失明了,几天前死了的那个人把我送回家,当然我没有看见他的脸;至于我,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我的手绢,当时我正在家里哭,拿起手绢擦眼睛,这时候我失明了;我呢,诊所的女接待员说,我刚刚走进电梯,伸出手去按按钮,突然就看不见了,想想我多么着急吧,电梯的门关上了,我一个人在里面,不知道该上还是该下,又找不到开电梯门的按钮;我的情况,药店伙计说,我的情况比较简单,听说有些人失明了,我就想,要是我也失明了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就合上眼睛试一试,等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失明了;像另一个寓言故事,那个陌生的声音说,你想失明就失明;此后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其他盲人已经回到各自的床上,这也不是小事一桩,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号码,却需要从宿舍两头数起,从一往上数或者从二十往下数,才能到想去的床位。像连祷一样单调的数数声消失以后,戴墨镜的姑娘讲了她遇到的事情,我当时正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我身上有个男人,说到这里她停住嘴,不好意思说正在干什么,以及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了一声,您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吗;对,她回答说;也许您的失明症和我们的不一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现在只剩下酒店女佣了,当时我正在整理一张床,有个人刚刚在这床上失明了,我把白床单撩起来,照常在床上铺开,把每个边掖好,就在我用双手慢慢把床单抚平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我看不见了,是下面的床单,她最后说,好像这个细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似的。所有人都已经讲过还能看见的时候经历的最后一刻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要是没有人了,那我就讲讲,那个陌生的声音说;如果还有,之后再说,您讲吧;我最后看见的是一幅画;一幅画,戴黑眼罩的老人重复一句,当时您在什么地方呢;到博物馆去了,画上有农田,有乌鸦和柏树,还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使人觉得它是由其他几个太阳拼凑成的;从各方面看是个荷兰人画的;我想是吧,还有一条狗,被埋进土里,已经埋了一半,可怜的狗,这只能出自一个西班牙人之手,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这样画过狗,在他之后也没有人敢画了;很可能是,还有一辆车,装着干草,由几匹马拉着,正穿过一条小溪;左边有座房子;对;那就是个英国人画的了;可能是吧,但我不大确定,因为有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抱着孩子的女人,这在画上出现得最多了;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我弄不明白,一幅画上怎么能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容,出自这么多不同的画家之手呢;还有几个人正在吃饭;艺术史上关于吃午饭野餐和夜宵的题材太多了,只凭这一点不能知道是什么人在吃饭;是十三个男人;啊,这就容易了,您接着说;还有一个赤身裸体的金发女人站在贝壳里在海上漂浮,她周围有许多鲜花;意大利人画的,没错;还有一场战斗;正如那些描绘吃饭和怀里抱着孩子的母亲的细节一样,这个情景不足以告诉我们作者是谁;有许多死人和负了伤的人;当然,所有儿童迟早都要死,士兵们也一样,还有一匹胆战心惊的马,马的两只眼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大概是这样;马就是这样,您看的这幅画上还有什么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看这匹马的时候失明了;胆战心惊让人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这话说得对,在失明的那个时刻我们已经是盲人了,害怕让我们失明了,害怕让我们仍然失明;这是谁在说话呀,医生问;一个盲人,那声音回答说,只是一个盲人,我们这里只有盲人;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需要多少盲人才能构成失明症呢。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戴墨镜的姑娘要求打开收音机,也许正播报新闻呢。新闻是后来才播报的,他们先听了一会儿音乐。不知何时几个盲人来到这个宿舍门口,其中一个说,可惜没有带把吉他来。收音机播报的新闻并不让人振奋,盛传最近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救亡政府。9最初,这里的盲人还屈指可数的时候,只消说两三个字陌生人就能成为难友,再说三四个字就能相互原谅一切过失,即使是某些很严重的过失,如果还没有完全原谅,只须耐心地等上几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每当躯体急切地想在我们通常所说的需要方面得到满足,急切地想轻松一下的时候,那些可怜的人们是多么焦急不堪,多么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尽管我们知道在教养方面白璧无瑕者凤毛麟角,并且即使最谨慎的品德高尚者也有其弱点,但必须承认,最早被送来进行检疫隔离的盲人们能够以不同程度的良知和尊严承受住人类排泄方面的痛苦。但现在,所有的床位都已占满,二百四十人,还有些人睡在地上,不论有多么丰富而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不论运用什么样的对照和比喻,都不能恰切地描绘出这里有多么肮脏。不仅厕所很快成了这种状况,成了臭气熏天的巢穴,大概地狱里被判罪的幽灵们的排泄地也不过如此,而且,由于一些人缺乏自尊自爱之心,一些人突然急不可耐,走廊和其他必经之地在很短的时间里都成了厕所,先是偶尔使用一下,后来形成了习惯。那些不拘小节或者急不可耐的人想,没关系,谁也看不见我,于是不再往远处走。当无论如何,不管在哪种意义上,也无法走到厕所所在的地方时,盲人们便开始在围栅旁边解决身体需要。那些因为天性或所受教育而温文尔雅的人则整整一天蜷缩着身子尽量忍耐,等到晚上再说,估计宿舍里睡觉人数最多的时候就是晚上,那时他们才用手按着肚子,两条腿紧紧地夹着往那边走,在被人们踩过一千遍的粪尿地毯上寻找一块三拃宽的干净地方,而且还要冒着在不知道有多长的围栅旁边迷失方向的危险,那里没有其他用来辨认方向的记号,只有几棵历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们丧心病狂的折磨之后幸存下来的光秃秃的树干,还有那些难以完全埋住死者的几乎平了的小土丘。每天傍晚,像调好的闹表一样准时,扩音器里的声音开始重复人们熟知的训令和禁令,一再告诫人们按规定使用卫生用品,提醒人们每个宿舍有一部电话,用于缺少这些用品时请求给予必要的供应,但那里真正

                        收集了唐军撤退时留在营中约有六七万石的粮食。有了这些粮食垫底后,安庆绪充分发扬“用人眼朝前、不用人眼朝后”、“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精神,关起邺郡城门防备史思明前来。可安庆绪手下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原因是安庆绪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和史思明对抗的。当时很多人都劝说安庆绪不要背信弃义、以卵击石,有的甚至主张应该打开城门迎接史思明进城。安庆绪见到众意难违,便让部将张通儒和高尚出城前往史思明的大营登门拜谢。史思明的态度十分殷勤,他让张通儒和高尚回去转告安庆绪,说自己这次援救邺郡,绝不是为了什么私利,希望安庆绪不要有什么顾虑,今后愿意和安庆绪一同对付唐军,绝不背弃。张通儒和高尚临走的时候,史思明表达了想约安庆绪屈尊前来营中叙旧的想法。张通儒和高尚的智商显然达不到史思明的水准,但安庆绪则不然,当他知道史思明约自己前去叙旧的时候,他不禁眉头紧锁,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安庆绪清楚地知道,阴险狡诈的史思明约自己前去,绝不是为了叙旧,其险恶的用心昭然若揭,其营中虽然不是龙潭虎穴,但也是杀机四伏,凶多吉少。但安庆绪同样明白史思明的实力过于强大,如果生硬地回绝,恐怕后患无穷,所以思前想后,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拖。就这样安庆绪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将此事拖了三天,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该来的总会来的。史思明度日如年般地等到了第三天,但望眼欲穿的他却不见安庆绪给个回话,安庆绪的这种不回应态度,让史思明意识到安庆绪有可能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准备变换策略,大打“人情牌”,让安庆绪曾经的部将安太清再次邀请安庆绪前来,史思明坚信,面对安太清的邀请,安庆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绝。安太清本来身在范阳,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员猛将,史思明进驻范阳后,安太清为了顾全大局将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史思明,并跟随史思明南下援救邺郡,史思明这次派安太清出马,也是看中了他的特殊身份。在史思明看来,很长时间以来安太清都跟随在自己身边,而且安庆绪已经是江河日下,安太清应该明白跟着谁会有前途。所以这次安太清出马,他是一百个放心,他坚信在安太清这个棋子的“引诱”下,不愁安庆绪不走出邺郡。然而让史思明想不到的是,安太清虽然十分清楚两家的实力谁更强,但他更是个有良心的人,见到安庆绪后,他并没有采取史思明的方法引诱安庆绪出城,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了安庆绪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以及接下来要面对的局势。最后安太清的结论是:安庆绪如果想安度余生,现在必须要向史思明俯首称臣!可以说安太清的话让安庆绪彻底绝望,遥想父亲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之时,是何等的威武壮观,此后又连败唐军,进占两京。可是自己那不可遏制的野心,使他做出了违背人伦的决定,将自己的父亲杀害,进而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今天自己的处境如此尴尬和危险,这不禁让安庆心生恍如隔世之感。事已至此,安庆绪决定听从安太清的建议,亲自给史思明写了一封上表,表示自己愿意称臣,并愿意等待史思明休整好人马进入邺郡,献上皇帝印玺。安庆绪本以为自己的屈服会换来史思明的同情,但恰恰相反,在史思明看来,安庆绪奉玺让位已经是无可争议,他现在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些,而是安庆绪肩膀上的那颗人头。所以在看完安庆绪的上表后,史思明只是淡淡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又是何必呢?”安庆绪的屈服并没有让史思明领情,为了让安庆绪自投罗网,史思明可谓是绞尽脑汁。虽然他并不领情,但他也没有生硬地回绝安庆绪,因为狡诈的史思明看到了这反而是个更好的机会。思虑再三后,史思明为安庆绪回了封亲笔信,信中除了安慰安庆绪之外,在信的最后写了下面这句话:“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准确地说,这是史思明的一个阴谋,要想让安庆绪从邺郡城中心甘情愿地走出来,就必须要让他消除一切防备。史思明坚信安庆绪看完这封回信后,一定会上当受骗。安庆绪!我相信你看完信的时候,你的性命也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当史思明的回信摆在安庆绪面前的时候,他未免心中忐忑,因为他不知道信中会是什么内容。在他看来,以史思明的秉性和为人,这恐怕会是一封宣战书。所以,他打开信封的手是颤抖无力的。可是当他读完信后忧怀顿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尤其看到最后几句话时,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史思明的“偏见”,当即决定要与史思明歃血为盟,永结盟好,并派人回复史思明三天之后自己出城前往对方大营叙旧。三月二十五日,安庆绪带领三百名亲兵如约出城,赶往赶往史思明的营地,慎重的史思明为了以防万一,在自己的帐幕内安排了诸多刀斧手以防不测,然后率领护卫亲自迎接安庆绪的到来。双方最初见面时,也的确是一团和气,但在进入史思明营帐之前,史思明将跟随安庆绪前来的三百名亲兵,用一种很合乎礼节的方式将这些人请到了其他营帐之中,和安庆绪一同进入的只有几名随从侍卫。“臣没有顶住压力,弃失两京,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念在和太上皇(安禄山)的情分上,虽然远在范阳,也丝毫没有犹豫地赶来救援,让小臣转危为安,臣万死无以报答大王。”刚刚进入营帐之内,安庆绪一下子跪倒在地,诚恳地对史思明说了上述这段话。他本以为史思明听了这番话会感动不已,没想到他刚一说完,史思明翻脸比翻书还快地大声呵斥道:“哼!弃失两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身为人子,却杀死自己的父亲夺取其位,是为天地所不容,我为太上皇(安禄山)讨贼,岂能受你的蛊惑?”“我……”安庆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刚才一脸和气的史思明,此刻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更没让他想到的事情还在后边。“来人!将安庆绪这个天理不容的人拉出去斩首!”“大王,你不能……”安庆绪一边说着,一边要站起来和史思明理论。他身边的几名亲兵见状刚要把出剑来抵抗,就被早在帐幕中埋伏的刀斧手冲出来砍翻在地,然后这些人用刀剑架在安庆绪的脖子上,阻止其靠近史思明。“原来,原来,你早有准备!”安庆绪用手指着史思明,声音颤抖地说道。“皇位早已经是我的了,还用得着你来让,我要的就是你项上这颗人头。”史思明很是得意地说道。最终,违背天良弑杀生身之父的安庆绪,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虽然惩罚他的是另一个具有狼子野心的人,但无论如何,安庆绪的结局真切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史思明除掉安庆绪后,立即进占邺郡,收编了他的全部人马,进而派安太清攻占了唐军兵力防守薄弱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并以安太清镇守怀州。打下怀州后史思明本想立刻向西寻找唐军主力进行决战,但考虑到河北地区局势尚不稳固,所以留下儿子史朝义镇守邺郡,自己则率兵返回范阳。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这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中安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彻底终结,大唐王朝接下来要面对将是最新崛起的史氏家族。和四年前安禄山在范阳城楼上意气风发的样子相同,史思明此刻也是雄心勃勃,但历史有时真的惊人相似,史思明未来的结局和安禄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现在他还不可能想到未来的事情,此刻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将李唐皇室彻底掀翻,自己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不二君主!河阳之战邺郡之战唐军惨败而归,以郭子仪为首的几大节度使率部退守河阳后,相继向朝廷上表请罪。最初李亨接到奏表后,鉴于平叛战事紧迫,并未打算追究节度使众的责任,相反仍以郭子仪为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宦官鱼朝恩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邺郡之战中,郭子仪因为鄙视鱼朝恩的为人,对其并不是那么尊重,这引起了鱼朝恩的怨恨,所以这一次鱼朝恩无论如何也要报复一下郭子仪。鱼朝恩向李亨进言,他认为既然打了败仗,虽然可以不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但必须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郭子仪在邺郡之战中率先带领人马撤退,最终导致唐军其他诸部跟着一起撤退,所以应该追究郭子仪的责任。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鱼朝恩的话让李亨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他把身在河阳的郭子仪召回了京师,解除了其兵权。郭子仪就这样暂时退出了征战沙场的生涯,在长安开始度过三年的孤独时光,在他走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名将李光弼。李亨放眼望去,目前唯有李光弼可以接替郭子仪的职位,其资历、威望、战功和郭子仪不相上下,李亨觉得在李光弼的带领下,唐军一样能够顺利平叛。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李亨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代郭子仪守东都洛阳。另以泽璐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接任李光弼先前所任的职位。就在李亨这项人事调整的两个月后,史思明便再次南下,大举进犯河南!史思明对于郭子仪倒是没有多少怨恨,原因是自从成为战场对手之后,史思明还没在郭子仪身上吃过多少亏。但当他知道李光弼代替了郭子仪成为平叛主要领导后,他不禁有些愤怒。要知道先前的太原之战中就是李光弼阻止了史思明西进朔方的脚步,现在这个老对手再次面对自己,这不禁让史思明产生一种誓报前仇的心理。李光弼!我等待你已经很久了,现在你终于可以代表唐廷,成为我的主要对手,所以这一次我会让你败得很惨!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留下儿子史朝清驻守范阳,率领大军打出“渡过黄河决战唐军、活捉李光弼”的旗号,分四路南下,一路由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黄河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一路由史思明亲率大军从濮阳(今河南濮阳)渡黄河,另外两路分别由史朝义自白圭(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部将周挚自胡良(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率军渡河,然后共同会师汴州。史思明大军南下之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岸边巡视唐军各营人马,得知史思明进兵前来的消息,他立即前往汴州,叮嘱滑州节度使许叔冀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汴州。李光弼给许叔冀的底线是:只要能够坚守十五天,自己就能从洛阳集结大军回来增援汴州。许叔冀拍着胸脯表示坚守十五天没问题,但李光弼刚刚回到洛阳,就听说汴州陷落了,许叔冀及濮州刺史秦升、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攻全部投降了史思明。汴州陷落的消息传遍各地后反响很大,尤其是洛阳方面更是人人自危,以至于李光弼回到洛阳后,下令洛阳周围的部队迅速向洛阳方向靠拢,没有自己的命令坚决不能出战。在李光弼看来,洛阳的门户汴州失陷后,自己又不得不和史思明这个老对手打一场持久战。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李光弼征求众将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洛阳军需物资匮乏,应该向西撤退,会合陕州的人马退保潼关,依靠潼关的这道天然屏障,去挫伤敌人的锐气。这个建议遭到了李光弼的坚决反对。李光弼的理由是:从洛阳撤往潼关,中间要放弃将近五百里的土地,叛军如果真的得了这些土地,无形中会助长叛军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没和叛军正式交战就无故撤退,皇帝陛下一定是会治罪的,李光弼可不想重走郭子仪的老路。事实上,在李光弼的心中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移军河阳,和叛军纠缠到底。从地理位置来看,河阳在洛阳的北边,北连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如果战事有利可以向东挺进河北,如果不利可以据守,而且还和洛阳形成犄角之势,互为表里,移军河阳更不会背上放弃土地向后撤退的骂名。乾元二年(759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光弼率兵主动撤出洛阳移军河阳,三天后史思明进占洛阳,当他发现洛阳除了一座空城其他一无所有时,他不禁慨然长叹为什么自己总是慢李光弼一步。由于立足未稳,更担心李光弼会随时偷袭,所以史思明没敢贸然进入洛阳的行宫之中,而是退守白马寺一带,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形成对峙状态。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将近十天左右,对于李光弼而言,这正是他想要的局面。但史思明可不愿意如此,因为此番从范阳亲征而来,史思明的目标一是攻陷长安,二是生擒李光弼,所以他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在对峙了将近十天后,史思明决定率先出手,进攻河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史思明并没有达到目的,几次进攻都被守城的唐军击退,所以接下来史思明一定要寻求变通,他决定变强攻为间接攻击。十月九日,史思明率兵攻打清河,意图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得到消息后,留下副将仆固怀恩镇守河阳,自己带领精兵进驻清河南部的野水渡准备抵抗叛军。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又急速回兵河阳,仅留下部将雍希颢和一千名士兵守卫营寨,临行之前李光弼叮嘱雍希颢说史思明手下有三员猛将,分别是高庭晖、李日越和喻文景,以史思明的精明,今晚肯定会趁我立足未稳前来偷袭,何况他的目的是要生擒我,现在我暂且继续回到河阳,如果他们来了,你不要和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你就带着他们来见我。李光弼说完后带着人马走了,当时所有人全都不理解他这番语无伦次的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到了夜里一切全都应了李光弼先前的预言。当史思明知道李光弼在野水渡扎营后,甚为欣喜,因为他了解李光弼这个老对手擅长打城池防御战,并不擅长野外作战,自己不应该错过这个生擒李光弼的绝佳机会。所以他下令让部将李日越带领五百精兵当夜去偷袭,而且史思明下了死命令,如果生擒不了李光弼,李日越就不要回来见自己。事实证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按照史思明的设想进行的,他只有一点没有想到,李日越确实没有回来见自己,而是投降了唐军。扑了个空的李日越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去交差时,只得投降了唐军。直到这一刻雍希颢等人才明白李光弼的用意所在,全都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李光弼不费吹之力招降了史思明手下的一员猛将,这让史思明感觉自己被羞辱了一番而勃然大怒,于是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下河阳,不生擒李光弼誓不为人。十月十一日,史思明亲率主力围攻河阳,对于唐军而言河阳之战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李光弼明白史思明这次是孤注一掷,而河阳城最薄弱的地方是在中城,所以他必须亲自守卫中城。于是他将守卫南城的重任交给了郑陈节度使李抱玉,临走之时李光弼鉴于叛军过于强大,而李抱玉兵力不足的现状,他主动为李抱玉减压,他的底线是只要李抱玉能够坚守两天就是胜利,过了两天如果没有援兵前来,李抱玉可以自动放弃南城,而且绝不追究其责任。对于李光弼的理解,李抱玉点点头,虽然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他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坚守住南城,最大限度地牵制叛军,为防守中城的李光弼减轻压力。接过任务后,李抱玉抓紧时间整编部队,加固城防,就在他刚刚完成所有工作后,就看到叛军犹如潮水般地进至到南城之下,并开始了猛烈的进攻。面对叛军来势凶猛,李抱玉并没有胆怯,他积极指挥士兵们进行英勇的抵抗,弓箭射完了,就用石块砸向即将攻上城的叛军士兵,甚至连油锅全都准备好,决心打退叛军的进攻,由于李抱玉的坚决抵抗以及南城城墙高大的原因,叛军两天之内都没能拿下南城,但是到了第三天,李抱玉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因为守城的士兵除了手中的大刀长矛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叛军的武器。“绝不能就此放弃南城”,这是李抱玉当时唯一的想法。为了尽量牵制住叛军,李抱玉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用缓兵之计拖住攻打南城的叛军,派人给城下的叛军送信说自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话,不叫唤,不呻吟,连表情都没有。甚至连伊泽的存在都意识不到。是人类的话,不应该如此孤独。男人和女人两人单独待在壁橱里,却把另一方的存在忘个干净,这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人是绝对孤独的,然而只有认识到了他人的存在,才可能有绝对的孤独。岂有如此盲目、下意识、绝对的孤独?那是青虫的孤独,带着可悲的孤独之相,连一丝心的影子都找不到的、不堪入目的苦闷之相。轰炸结束了。伊泽抱起女人,平时女人哪怕被伊泽的一根手指碰到胸部都会有反应,这时却连肉欲都丧失了。伊泽抱着这具躯壳,无尽地,不断地坠落。只有黑暗,黑暗,无尽地坠落。那天轰炸刚结束,他出去散步,在坍塌的民居间看到了被炸飞的女人腿脚,肠子飞出来的女人肚子,被炸断的女人脖颈。三月十日那场大空袭的废墟还冒着硝烟,伊泽穿过硝烟,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人类跟烤鸡肉串一样死得到处都是。死成一坨,跟烤鸡肉串没什么两样。不害怕,也就不觉得肮脏。也有些尸体跟狗挨着,同样被烤得焦黑。这完全就是枉死。然而就连对于这种枉死的悲痛和感慨都荡然无存了。这些人不是像狗一样死去,只是刚好跟狗,还有其他相同的某些东西一起,像一盘烤鸡肉串那样摆在那里而已。他们既不是狗,就连人类也算不上了。如果白痴女人被烧死,也就只是泥土做的人偶又归于大地而已吧。如果到了燃烧弹投向小镇的那一夜……伊泽想到这里,不禁注意到了自己的样子、自己的表情、自己的双眼了——自己竟能如此冷静地沉思。“我很冷静,我在等待空袭,很好。”他冷笑道。我只是单纯讨厌丑恶的东西。而且,只是烧死一具本来就没有灵魂的肉体而已。我没有杀这个女人。我是一个卑劣的、低俗的男人。我这点心胸都没有。不过,战争多半会杀了女人。我只要抓住战争的冷酷大手向女人头上伸去时的一点点影子即可。不关我事。多半也就是在发生什么情况的那一瞬间,女人就被自然而然地解决掉了。于是伊泽极为冷静地等待着空袭的到来。☆☆☆那是四月十五号。两天前,在十三号,东京遭到了第二次夜间大空袭,池袋、巢鸭、山手一带遭毁,不过这些地方只是碰巧拿到了受灾证明而已。伊泽去琦玉购粮,在双肩背包里背了好些米回来。他刚到家,预警警报就同时响起来了。想想烧剩下的地区,谁都能猜到,下一场东京空袭多半就在这小镇附近了。这小镇的命运之日正在临近——快的话明天,慢的话要不了一个月。伊泽会这么考虑,是因为之前的空袭速度和编队夜间轰炸的准备时间间隔很短,应该差不多就是明天了。所以伊泽没想到当天就是那一天,所以伊泽才会出门购粮,虽说是购粮,也还有其他目的。伊泽上学时,跟这农户有些交情,他的主要目的是把两个旅行箱和双肩背包里的东西寄存在农户家。伊泽筋疲力尽了。反正逃难用的衣服就是防空服,他索性把双肩背包当枕头,直接倒在房间正中央。事实上,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忽地睁开眼,广播已经从四面八方如雷贯耳地响起,编队的前方已经逼近伊豆南端,并飞过了伊豆南端。与此同时,空袭警报响了。伊泽觉察到这小镇的末日终于来了。伊泽把白痴赶到壁橱里,拎着毛巾,咬着牙刷来到水井旁。因为伊泽几天前才弄到了狮王牙膏,很怀念忘却许久的那种牙膏渗透口腔的爽快感,所以一觉察到命运之日来临时,不知为何就想刷个牙,洗个脸。然而一开始他花了很长时间——其实只是他觉得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那管牙膏。事实上,那管牙膏只是从原本的位置稍微挪了挪地方而已。等他终于找到牙膏,这次又找不到肥皂了,这肥皂也是过去的芳香护肤皂。这肥皂也只是稍微挪了挪地方,他就又花了很长时间找,却也没有找到。唉!我慌什么呀!冷静,冷静。他不是头撞到架子上就是绊到桌子,因此他暂时中断了一切活动和思想,试图集中精神。然而身体本身却出于本能慌慌张张,跌跌撞撞地行动着。等伊泽总算找到了肥皂来到水井旁时,裁缝夫妻正在往田边的防空壕里扔行李,那个长得超像家鸭的阁楼女儿则提着行李转来转去。伊泽庆幸自己好歹没有放弃寻找牙膏和肥皂的这份执拗,然后想着——这一夜的命运终究会如何呢?还没等伊泽擦完脸,高射炮就响了。伊泽抬起头,头顶上已经有十几束探照灯的灯光交错着,在伊泽的正上方晃来晃去,光线的正中央突然现出美军飞机的影子。紧接着一架,又一架。伊泽下意识往下方一看,车站那边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终于来了。事态一旦明了,伊泽也就放心了。他包着防空头巾,披着被子,站在屋檐下数了二十四架飞机。飞机忽然出现在光线的正中央,从众人的头顶飞过。只有高射炮疯了似的响,完全没有任何轰炸声。等伊泽数到第二十五架时,就开始响起货运列车从铁路桥上跑过时,那种咔嚓咔嚓的燃烧弹坠落的声音。然而声音似乎从伊泽头上掠了过去,集中到了后方的工厂地带。从屋檐下看不到,于是伊泽就走到猪圈前面往后方看,发现工厂地带已经是一片火海,惊人的是,从那些方才掠过头顶的飞机的相反方向也飞来一架架美军飞机,在后方一带施以轰炸。于是广播停了,天空被火红的浓烟盖住了,美军飞机的踪影和探照灯的光线全都从视野里消失了。除了北方的一角,四周都成了烈火的海洋,这烈火的海洋正在逐渐逼近。裁缝夫妻办事谨慎,平时就开始整理防空壕,好用来存放行李,还准备了糊缝的泥巴。于是一切都跟安排好的一样,他们往防空壕里塞入行李,拿泥巴糊好缝,最后又在上面盖上了田里的泥土。“这火真凶猛呀。”裁缝店家一副旧时的灭火装束,抱着胳膊望着熊熊火舌。“这想灭也灭不了,我要逃啦。要是跑晚了在浓烟里迷了路,送了命可就不值当了。”裁缝店家已经往板车上堆好了成山的行李。“您跟我们一起把行李拉上来吧。”这时,一阵复杂到慌乱的恐怖感向伊泽袭来。他的身体几乎要跟裁缝店家一起滑下去,然而一种发自内心的抵抗却挣脱开他的身体,阻止他往下滑。同时他感觉从心中的某个角落传来了撕裂般的悲鸣。这瞬间的迟疑会害我送命!他几乎因为恐怖而淡定了,他又再次扼制住了身体自然而然、摇摇晃晃的下滑。“我还要留一会儿,我是有工作的,我好歹是个艺人,得试着在生命的尽头来一场最后的交易,看能不能有机会在这尽头正视自己。我想逃,但我不能逃。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你们逃吧。快!快!耽误了一刻,一切就都晚了!”快!快!耽误了一刻,一切就都晚了!这一番话都是在说伊泽自己这条命。快,快!这一声声不是在催裁缝店家,而是让他自己赶紧逃跑。他想要逃离这里,得等到附近的所有人都走了才行。要不然,白痴就会被别人看到。“那您保重!”板车一拉上来,裁缝店家也慌了。板车在胡同四处东磕西碰地走远了。裁缝家是这条胡同里最后一批逃难的人。不曾休止,毫无高低,哗哗的诡异声音始终在持续着,就像怒涛在无尽洗刷巨岩的声音,就像无数轰击屋顶的高射炮的碎片无尽下落的声音。然而,这声音只是府道上一群避难民众的脚步声。高射炮的声响已经乱了节奏,在脚步声中包含着一种奇幻的生命色彩。世上没人能判断出这阵无尽的、没有高低也无从休止的奇怪声音是脚步声吧。天地间充斥着无数的声响。美军飞机的轰炸声、高射炮声、下落声、爆炸声、脚步声、敲击屋顶的弹片声。然而在这血红的天地中,只有伊泽附近这几十米单独脱离出来,形成了一小块黑暗的空间,静寂无声。异样而厚重的寂静和疯狂而浓重的孤独将四周裹得严严实实。再等三十秒,再等十秒吧。为什么要等?又是谁在命令自己?为什么非遵守不可呢?伊泽就快发疯了。突然,伊泽挣扎着,哭喊着,盲目地跑了起来。这时,那在伊泽耳中回荡的下落声从他头顶正上方落了下来。伊泽忘我地卧倒,声音却突然从头上消失了,寂静再次降临四周,静得就像假的一样。哎呀呀,吓唬人的。伊泽慢慢爬起来,掸掉胸前和膝盖上的土,抬起头,发现疯子的家正冒着火。什么呀,炮弹还是砸下来了嘛。他冷静得不可思议。回过神来,左右的屋子,还有眼前的公寓都燃起了火。伊泽飞奔回家,一把掀开壁橱门——其实壁橱门已经散架了,砰地倒在了地上——抱起白痴女人,披上被子就往外跑。这之后有一分钟他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快到小巷出口的时候,声响又冲着他们的头顶落了下来。他们趴下后再爬起来,发现小巷出口的香烟店也起了火,火从对面屋子的佛坛中喷了出来,跑出小巷再回头,裁缝店也烧了起来,看来伊泽的小屋多半也烧起来了。四周彻底成了一片火海,府道上也看不见几个避难的人,只有火星在四周疯狂飞舞交错着。这下完了,伊泽想。来到十字路上,就开始拥挤不堪了。所有的人都冲着一个方向去,因为那个方向离火舌最远。那里已经不是路了,而是一条由人类和行李的悲鸣交织而成的河流。你推我挤、你冲我踩地向前涌着,等下落声逼到了头顶上,河流就一下子趴在地上,不可思议地完全静止了。只有好几个男的踩在河流上跑过去,然而河流里有一大半人都带着行李和老弱妇孺,彼此呼唤,站定,想往回返,却被阻挡,被撞飞。于是火舌马上就逼到了道路的左右两侧,来到了狭窄的十字路上。整条河流涌向离火舌最远的方向,然而伊泽知道,那边没有空地也没有田地,一旦被下一批美军飞机的燃烧弹断了去路,就只有死路一条。伊泽知道,虽然另一条路两边的房屋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但过了那里就有一条小溪,顺着小溪往上走个几百米就能到达一片麦田。因为没有一个人往那条路走,所以伊泽也有些下不定决心,但伊泽下意识一看,发现前方约一百五十米处有一个男人正在往烈火上泼水。说是往烈火上泼水,样子却毫无英勇可言,只是提着水桶而已,偶尔泼泼水,恍惚地站着,走着,动作蠢笨奇怪。苦于解释男人心理的一种痴傻的样子。伊泽想,总之有一个人还能站在那里,没被烧死,我就该试试运气。运气。没错,我唯一剩下的,就只有运气了。十字路上有条排水沟,伊泽把被子浸在了排水沟里。伊泽跟女人搭着肩膀,披着被子,诀别了人群的河流。才冲着烈火狂舞的道路迈出一步,女人就发自本能地站住了,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像是要被扯回到人流涌动的那个方向。“笨蛋!”伊泽用尽全力攥紧了女人的手,把女人跌跌撞撞地拉到路上,抱紧了女人的肩膀,把女人的身体埋到自己的怀里,轻声说道:“去那边只能送死。”“死的时候,我们也要像这样两个人一起死。别怕。抱紧我。忘了火,忘了炸弹。我们两个人这辈子啊,一直都在走这条路。你只要死死盯着前方的路,抓紧我的肩膀就好。明白吧。”女人用力点了点头。这头点得很稚拙,伊泽却感动得快要发疯了。天呀,在那几段无限漫长而恐怖的时光里,在日日夜夜的轰炸下,女人第一次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愿,这是绝无仅有的回答。这份怜爱使得伊泽热血上涌。他现在抱紧的才是一个人,他为自己现在抱紧的这个人而感到无限的骄傲。两人奔跑着穿过烈火。等两人从一团团热浪下脱身而出时,虽然道路两侧还是一片燃烧着的火海,但房梁被烧塌后,火势就弱了,热浪也变小了。而且那里还有很多排水沟。伊泽用水把女人从肩到脚泼湿,再一次把被子浸在水里,重新披在身上。道路上散落着被烧焦的行李和被褥,死了两个人,看样子是四十岁左右的一对男女。两人再次搭着肩膀,奔跑在火海中。他们终于来到了小溪边上。然而小溪两侧的工厂吐着熊熊烈焰,疯狂地燃烧着,两人在此处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也不能就此止步,伊泽下意识望去,发现小溪中架着梯子,于是就让女人披上被子,爬下梯子,自己则一下子跳了下去。之前诀别的人们正三三五五地走在小溪中,女人时不时会出于本能把身体浸在水里。虽说即便是狗,在这种状况下也不得不这么干,但伊泽却出于新鲜感而睁大眼睛,一个崭新的、可爱的女人诞生了,他贪婪地看着女人浸湿身体的样子。小溪从火海中流出,开始在黑暗的怀抱中流淌。虽然天空满是火光,不可能存在真的黑暗,但伊泽却因为能活着再次见到黑暗而感到没来由的疲惫和无止境的空虚,表现出一副精神涣散的样子。伊泽心底微微松了口气,但不知怎的,又觉得这一行为有些小家子气,有些荒唐。一切都变得荒唐了。往上游走去,是一片麦田。麦田三面山丘环绕,有三万多平方米,正中央是一条从山丘中穿过的国道。山丘上的住宅烧着了,麦田边上的澡堂、工厂、寺院还有一些不知是什么的建筑都烧着了,火焰有白、红、橙、蓝,颜色和浓淡各不相同。忽然吹起了风,风声咆哮,从整片天空滴下了细微如雾般的水滴。人群还在国道上蜿蜒流动着。有几百人在麦田休息,跟国道上蜿蜒的人群一比,这点人数根本不值一提。走过麦田后,是一座长着杂木林的小山丘。山丘上的林子里几乎没有人。两人就在树林间把被子一铺,躺下了。从山丘往下望去,能看见下面田边有一户农家烧着了,几个人在泼水救火。房子背后有一口井,一个男人正在用泵吱吱呀呀汲水喝。忽然间,有二十来人,男女老少都有,从田地的四面八方冲着这口井就去了,他们拿泵吱吱呀呀汲水,轮流喝水,然后把手凑近快要烧塌的房子,围成一圈用火取暖,躲开崩塌下来的火球,把脸从浓烟处别开,聊着天。没有一个人去帮忙救火。“我困了。”女人说道。什么我累啦,我脚疼,我眼睛也疼,每念叨的三句话中就有一句我想睡觉。“睡吧。”伊泽把女人包在被子里,点了支烟。不知吸到第几支烟时,远方传来了解除警戒的声音,几名巡警在田间走着,告知人们解除警戒的消息。他们的声音同样嘶哑,不像是人的声音。蒲田警察局辖区内的人奔走相告,说矢口国民学校还没烧干净,让大家都过去。人们从田垄上站起身,下到了国道上。国道上又涌起了人流。然而,伊泽没有动。巡警也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人怎么了,受伤了?”“没有,累了,在睡觉。”“你知道矢口国民学校吧?”“嗯,我们休息一下就过去。”“勇敢点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巡警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巡警消失了踪影,杂木林里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虽说只剩下了两个人,但女人不过是一坨肉块而已。女人睡得很沉。所有的人现在都走在废墟的浓烟中。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家园。大家都在走着,甚至没想到要睡觉。现在能睡着的,只有死人和这个女人。死人不会再苏醒,而这个女人不久后就会苏醒,随着苏醒,这坨沉睡的肉块上也不可能增添任何东西。虽然很轻,但女人发出了至今伊泽未曾听过的鼾声。这鼾声像是猪的叫声。这女人本身就是头猪,伊泽想。随后他下意识捡起了小时候细小的回忆碎片。一个孩子王命令十几个小孩追小猪崽,追上了,孩子王就用折叠刀切几块猪屁股的肉下来。猪既没有露出痛苦的表情,也没有发出特别的叫声,就像不知道自己的屁股肉被切掉了似的,只顾四处逃命。伊泽想着美军登陆了,重型炮弹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混凝土建造的大厦被炸飞,美军飞机从头顶俯冲下来,自己和女人在美军飞机的机枪扫射下,在尘土和崩塌的大厦和窟窿间连滚带爬地逃命。在坍塌的大厦背后,女人被一个男人摁着,男人把女人按倒在地上,沉浸在肉体的行为之中,同时吃着从女人屁股上撕扯下来的肉。女人屁股上的肉越来越少,但女人脑子里只有肉欲而已。黎明将近,天开始冷了,尽管伊泽披着冬天的外套,也穿了毛衣,但还是难耐寒气。下方麦田周围仍是烈火燃就的荒原。伊泽想去那边取个暖,又怕女人醒来麻烦,就没能行动。不知为何,伊泽觉得难以忍受女人的苏醒。伊泽也有想过趁着女人熟睡,把女人丢在

                        就在他的脑海的记忆中搜寻,看在这两位剧作家写过的剧本中有没有一些独创性的想像,而且是可以用来启发他的,他也想不出什么来。他的思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不同的场景,有趣的对话和一些可笑的情形,这让他更加难以集中思想解决这个故事核心的问题。时间过得很快,当他们到达计划要住宿一夜的目的地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让爱情见鬼去吧。”他嘟哝着下了马,“跟艺术相比,爱情又算什么!”第三十六章这个地方叫卡斯蒂良尼·阿莱蒂诺。这里有一家小旅店,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旅店都不比他离家之后下榻过的其他任何旅店差。在户外赶路和放任他的想像力驰骋之后,他的胃口又回来了,于是进了旅店之后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晚餐给预订了。然后他洗了脚,这件事是他作为一个注重整洁的人每四五天就要做一次的。擦干脚之后他给执政团写了一封短信,然后就派信使立刻送走了。旅店已经住满了人,但是旅店主人告诉马基雅维里说,他和他太太睡的大床足够大,如果马基雅维里不嫌弃的话,他可以和他们两口子挤一下。马基雅维里看了店主一眼,回答说,只要旅店在厨房的地板上铺上几张羊皮,他就应该能睡得很舒服。接着,他就开始吃他眼前那盘盛得满满的空心粉。“跟艺术相比,爱情又算什么?”他重复道。“爱情是暂时的,但是艺术却是永恒的。爱情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工具,引诱我们将一些新的生命带到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来,这些新生命从降生到死亡,会面对饥渴,疾病,悲伤,嫉妒,仇恨和恶意。这份空心粉煮得不错,超乎我的预期,拌面的调味汁也做得香浓醇厚。还有鸡肝和鸡肫呢。上帝造人不仅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简直就是一个荒谬的灾难。那么上帝造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我想应该是艺术。卢克莱修,贺拉斯,卡图卢斯,但丁和彼特拉克。如果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磨难,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去从事创作,因为毫无疑问,如果我和奥莱莉娅上了床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动念头去写一个剧本。所以你能这么看的话,最后的结果还是一件好事。我丢了一件小饰物,却换回了一颗足以镶在王冠上的宝石。”一顿美餐和这些思想活动又让马基雅维里恢复了他常有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他和一位云游神甫玩了一会纸牌,输了一点小钱,但还保持了应有的风度。然后他就在羊皮上躺下,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当他再次上路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看上去这天将会是个晴朗的日子。他兴致很高。想到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到家了,真是让人高兴。他希望玛丽埃塔见到他之后会因为高兴而忘记去责备他丢下她不管这些事,晚饭后比亚乔会过来看他,亲爱的老好人比亚乔,而且明天他就会见到皮埃罗·索德里尼和执政团里的其他的绅士们。完了之后他会去见他的朋友们。回到佛罗伦萨是多么地好啊!每天可以去官署上班,走过那些他从小就熟悉的街道,而且他几乎记得任何一个在街上能碰到的人的名字,尽管他也许不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欢迎回家,大人,”一个人会说。“我说,尼科洛,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另一个人会问。“我猜你大概是腰缠满贯回来的吧?”第三个人会这么问。“什么时候会喜事临门?”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会这么问。回家了。佛罗伦萨。回家了。还有卡罗琳娜夫人,现如今她没什么事可做了,因为包养她的红衣主教实在是太有钱,结果死于非命了。她是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很会说话,和她谈话是一种享受。有时你可以通过取悦她的办法从她那里不费一分钱就拿到一些别人愿意付上一大笔钱才可以得到的东西。托斯卡纳的田园是多么美好啊!再过一个月杏子树就要开花了。他又一次开始思考他那在脑海中酝酿的剧本。构思剧本让他觉得愉快和年轻,也让他有一种空腹喝酒那样的微醺的感觉。他反复地念叨着那些他即将要让提莫提欧神甫在剧本中说的愤世嫉俗的话语。突然之间他勒住了马。仆人们于是一齐赶上去看他是否需要些什么。出乎众人预料,他们看到他正在悄无声息地大笑个不停,身子都剧烈地抖动了起来。他看到众人脸上的表情,于是就笑得更加厉害了,接着他一声没吭地用马刺戳了一下马的两侧,于是马匹拼了命地向前冲去,一直到这可怜的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激烈的运动的马匹慢慢缓过劲来,恢复到它平常稳健和轻松的步伐。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了这个主意这几天他绞尽了脑汁。如今它突然出现了,他甚至说不清楚这个灵感如何而来,为何而来,从何而来。这正是他要寻找的主意,下流的,奢靡的,而且是喜剧性的。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大家都知道,轻信的女人们常常购买曼德拉草来帮助受孕,这是一个常见的迷信,关于这个迷信有着不少黄色的小故事。现在,他要劝说巴托罗缪——在剧本中巴托罗缪以尼西亚大人的名字出场——他的太太应该可以通过喝曼德拉草熬成的药汤而受孕,但是让她受孕的第一个男人会在同房之后死去。怎样才能让他相信这个办法呢?很简单。他,卡利马科,将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在巴黎学过医学的医生,然后开出这么一个处方。很明显尼西亚先生肯定是不愿意为了生个儿子而丢了性命的,所以头一天晚上一定要找个陌生的男人来代替他。这个陌生人,在另外一个伪装之下,将又会是卡利马科本人,也就是说马基雅维里本人。既然他现在有了情节,他脑海中的一些场景就不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地串了起来。它们像一个谜语的各个组成部分那样各就各位了。这一切就好像剧本是自己在演绎撰写,而马基雅维里不过是个抄写员而已。如果说,当他想到可以利用他不成功的爱情历险来创作一部喜剧时,他曾经为之激动不已,那么现在,当这出喜剧已经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就如同一个有着阳台和喷泉,林荫小径和令人赏心悦目的凉亭的花园那样时,他此时的激动则是倍增了。当他们停下来吃饭时,他是如此沉浸于他创作的人物之中,以至于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他吃了些什么。等到他们再次上路时,他也完全没有留意他们走了多少路。他们已经接近佛罗伦萨了。这一带的乡村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像佛罗伦萨他出生的那条街一样熟悉和亲切,但是此刻他却完全没有在意。太阳早就过了子午线,在西边的天空落下,即将没入地平线以下了,他也完全没有留心。他沉浸在他那虚幻的世界里,结果让他觉得现实世界也虚无缥缈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不仅仅是自己了,他是卡利马科,年轻,英俊,富有,无畏,快乐;他那对于卢克莱齐娅的激情像暴风骤雨那样猛烈,相比之下,马基雅维里对于奥莱莉娅的爱情就像一张纸那样苍白无力。后者只是一个影子,而前者则是实实在在的。如果马基雅维里意识到了的话,他正在享受着一个人能够体验到的最高快乐,那种从事创造性活动而带来的快乐。“看,大人,”他的仆人安东尼奥喊道,一边追上来和他齐头并进,“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抬头望去,在远方,由于白昼渐渐缩短,冬天的天空呈现出灰暗的色调。他看见了圆顶,那个布拉曼特建造的,令人骄傲的圆顶。他停了下来。确实是佛罗伦萨,一个他爱之尤甚于自己生命的城市。当他向瓦伦丁诺公爵提起佛罗伦萨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些话绝不是空洞虚假的,佛罗伦萨,鲜花的城市,那里有独立的钟楼,有圣若望洗礼堂,还有众多的教堂和宫殿,她的花园,她弯弯曲曲的街道,他每天上班要经过的那座古老的桥,那里有他的家,他的兄弟托托,他的妻子玛丽埃塔,他的朋友们,那是一座他熟悉每一块石头的城市。一座具有伟大历史的城市,他和他祖先诞生的地方。佛罗伦萨,但丁和薄伽丘的城市,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捍卫自己的自由而奋战的城市,被人热爱的城市,鲜花的城市。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在他脸颊上滑落。他咬紧了牙齿来控制住袭上身来的抽泣。佛罗伦萨现如今已是毫无力量了,由一群缺乏勇气和腐败的人统治着。她的公民们,曾经一度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去对抗那些威胁他们自由的人,如今却只关心买卖。她之所以还享有自由,是因为法国国王的荫庇,为了这个所谓的荫庇她付出了多得不相称的贡金,此外,她仅有的防御部队是那些毫无忠诚的雇佣军,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如何去抵抗那个疯狂的,胆大妄为的人的攻击?那个疯狂而狂妄的人根本没有把佛罗伦萨放在眼里,以至于他都不愿意隐藏他对佛罗伦萨的罪恶的企图。佛罗伦萨是命中注定要遭到劫难了。她也许不会沦丧于切萨雷·博尔贾的武力,但如果不丧于他的武力。她也会丧于其他人的武力,也许不会当年或者下一年就沦陷,但是现在正当中年的那群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佛罗伦萨的沦陷。“去他妈的艺术吧。”他说道。“和自由相比,艺术又算得了什么!丧失自由的人们会丧失一切。”“如果我们要在天黑以前进城,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了,大人。”安东尼奥说道。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收紧了手里的缰绳,疲惫的马匹又开始向前赶路了。尾声四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了。瓦伦丁诺公爵对于自己父亲死亡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做了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当这个时刻终于来临的时候,他自己也病得奄奄一息。他病得很厉害,病势严重到了如此的地步,如果不是凭着他一向身体很强健,他早就一命呜呼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地确保一个他毋庸惧怕的红衣主教,庇护三世被选为教皇。但是他先前打败和驱逐走的那些领主抓住了这个时机,又重新夺回了他们的领地,而公爵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而无能为力。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回到了厄比诺,维泰利收复了卡斯泰洛城堡,吉安·保罗·巴利昂尼夺取了佩鲁贾。只有罗马尼阿还效忠于他。不久庇护三世,那个又老又病的人,逝世了。圭利亚诺·德拉·罗维莱,一个博尔贾的死敌,登上了教皇的位置,成为尤利乌斯二世。为了能获得公爵所掌控的那些红衣主教的选票,罗维莱向公爵许诺,一旦成为教皇,会重新任命他为教皇国的总司令,并确认他对所占有的地区的领主地位。切萨雷心想别人的承诺应该比自己许下的承诺更可能得到贯彻。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尤利乌斯是一个报复心很重的人,富于谋略,行事果断和冷酷无情。不久他就找了一个借口将公爵逮捕了,然后他迫使公爵交出他的手下仍然为他保持着的罗马尼阿,在这件事完成之后。他又让公爵逃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他待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就因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命令而再次遭到逮捕,不久就被送到了西班牙。他先是被送到穆尔西亚的一个城堡中,之后,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他被送到老卡斯蒂利亚中部的坎波城的一处城堡囚禁。看上去意大利总算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这个冒险家,这个人无边的野心搅得意大利不得安宁。但是几个月以后整个国家吃惊地听说他逃了出来。在化装成一个商人,经历了一番艰险的旅行之后,他到达了潘普洛纳。潘普洛纳是他的内弟,纳瓦拉王国国王的首都。这个消息鼓舞了他的追随者,在罗马尼阿的各个城市出现了人们狂欢的景象。意大利的那些小领主们在他们各自的城市里瑟瑟发抖。那瓦拉国王当时正在和他的男爵们做战,他任命切萨雷来统率他的军队。在这四年当中,马基雅维里辛勤地工作着。他担负了好几次出使别国的任务。他被赋予了组建一支民兵部队的重任,这项任务的目的是让佛罗伦萨不至于完全依靠雇佣军来保卫自己。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马基雅维里就负责处理第二厅的日常事务。他的消化系统一直都不太好,那些在酷暑严寒、风霜雨雪中骑着马的旅行,沿途客栈极度恶劣的住宿条件,以及不能定时吃饭和低劣的食物质量使得他精疲力竭。在公元一五〇七年的二月,他终于病倒了。他被医生放了血,灌了肠,并且用了他自己最爱的偏方,一剂他自己配制的药丸,在他眼中,这是一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他坚信是他这颗药丸,而不是医生们的治疗最终治好了他的病。但是他的疾病和治疗过程使得他是如此虚弱,以至于执政团决定让他休假一个月。他于是去佛罗伦萨城外三英里地方的他在圣·卡西亚诺的农庄,在那里他迅速地恢复了健康。那一年的春天来得早,在乡下,树木开始长出新叶,野花遍地盛开,原野上的青草呈现出嫩绿之色,麦穗也长得饱满丰盈,这一切都让人赏心悦目。对马基雅维里而言,托斯卡纳的景象所带来的是一种友好亲切的喜悦,这种喜悦诉诸他内心世界,而非诉诸他的感官。这种景象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崇高,没有大海那样伟大,这是一块特别的工地,体体面面的,愉悦典雅的,这块土地供养着那些热爱机智、充满智慧的辩论,漂亮女人和美酒佳肴的人们。她不会让你想起但丁那神圣的音乐,但是会让你联想起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令人轻松的乐曲。三月的某个早晨,马基雅维里天亮就起了床;去了他的小庄园一处他正在砍伐中的林地。他在那里转了转,看了一下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和伐木工人聊了几句,然后走到了一条泉水边,在泉沿上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这是一本奥维德的书,脸上带着笑意,他开始阅读书中那亲切和生动的情节。诗人在这些词句中描述了自己的爱情,马基雅维里想起自己的爱情故事,于是饶有兴致地玩味着那些诗句。“犯了罪孽而忏悔,”他喃喃自语道,“比从来都没有犯过罪孽不知要好多少!”然后他沿着路往下走,走到了旅店那里,和过路的人闲聊。因为他是一个喜欢社会交往的人,如果没有好的伙伴做陪,他也愿意用差的伙伴将就对付一下。当他的饥饿感告诉他现在差不多快是中饭时间了,他就慢悠悠地走回家里,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道坐下来享用农庄提供的那份简单的午餐。吃完午饭后他又回到旅店。那里有旅店主人,还有屠夫,磨坊主和铁匠。他就坐下来和他们玩上一回扑克牌,游戏是吵闹和争执的,他们会为了一分钱而大动肝火,朝着对方大喊大叫,朝桌那边的对家骂上一两句难听的话,并在对方的面前晃自己的拳头。马基雅维里也和他们一样吼叫和发脾气。夜幕降临了,他又走回自己的房子。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的玛丽埃塔,正准备给他们的两个小孩子吃晚饭。“我想你是不打算回来了,”她说道。“我们在玩纸牌。”“和哪些人?”“还是同样那帮子人,磨坊主,屠夫和巴蒂斯塔。”“一群下流坯。”“他们能帮助我保持我的机智和敏锐不会随着时间而发霉。另外,说到底他们也不比国务大臣们笨多少,并且,总的说来,也不比他们更有流氓习气。”他抱起他的长子,快四岁的伯纳多,放在膝盖上,开始给他喂饭。“别让你的汤凉了,”玛丽埃塔说道。他们在厨房用餐,和他们在一起吃的还有女仆和一个雇来的男用人。当他吃完了汤之后,女仆给他端上了六只插在了烤肉叉上烤熟了的云雀。他很吃惊,也很欢喜,因为晚饭一向只有汤和色拉而已。“这是什么?”“焦万尼捕捉了这些鸟儿,我想你会很高兴在晚餐时享用它们的。”“这全是给我的吗?”“全是。”“你是一个好女人,玛丽埃塔。”“我嫁给你五年了,还不至于不知道要获得你的心必须抓住你的胃。”她淡淡地回答道。“为了这个中肯的见解,亲爱的,你应该得到一只云雀,”他回答道,一边用手指夹起了这些小鸟中的一只,不顾玛丽埃塔的抗议,塞到了她的嘴里。“它们在狂喜中飞向天堂,胸中洋溢着欢乐的歌,但是接着就被一个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所捕获,结果被煮成盘中餐而被人吃掉。所以对人来说,尽管他有着义薄云天的理想,对高度的理智所能带来的美好事物的憧憬,以及他对于永恒的渴望,到头来他还是被恶毒的命运所控制,除了死了之后喂蛆虫之外毫无用处。”“趁肉还热着赶快吃,亲爱的,你可以吃完再说。

                        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异姓势力的威胁】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栾枝,下军主帅;先且居,中军主帅;胥臣臼季,下军副帅。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

                        十日,李适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财全部归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仓部掌管,同时撤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位。一个月后杨炎又借着刘晏奏疏不实的罪名,暗中上疏弹劾刘晏,结果李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那个时候崔佑甫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再无力保护刘晏。史料上没有关于刘晏被贬后对杨炎有什么反击的记载,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是杨炎在搞鬼,但是对于杨炎而言,使刘晏被贬只是他报复刘晏的第一步。而终极目的则是置刘晏于死地!崔佑甫在世时,杨炎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崔佑辅去世后,当时朝廷没有人再能制衡杨炎,刘晏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两税法的实行让杨炎在朝廷之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进而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史料记载从崔佑甫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之时,杨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朝廷首席宰相,开始大权独揽。崔佑甫去世后杨炎更是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刘晏虽然已经被外贬,不再对杨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杨炎那狭小的心胸,始终因自己前程曾经差点毁在刘晏手里而耿耿于怀。现在刘晏已经与自己不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杨炎并不认为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相反他却认为不能让对手有丝毫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在崔佑甫去世一个半月后,杨炎秘密指示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说他在忠州致信朱泚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泄愤的话,并且诬陷刘晏在忠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抗拒朝廷。杨炎这次之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而让庾准充当马前卒,是因为他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再一次亲自上阵诬告刘晏,很可能会引起皇帝陛下的反感,而忠州正好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相比自己而言,庾准作为刘晏的主管领导,他的话更具可信性。当然,杨炎在这中间并不是只充当一个幕后操纵者,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证明人。“杨相,你认为庾准的上奏属实吗?”“臣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庾准的上奏确实属实,看来先前刘晏和黎干等人意图谋反的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李适向杨炎求证时,杨炎不慌不忙地说了上述那些话,最终他也没有忘记撩拨起李适先前对自己状告刘晏意图谋反的记忆。话语来去之间,刘晏命运已经决定。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出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任务是缢杀刘晏。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最终就这样被谗杀,谁也不能否认刘晏的才能,然而这个才学之士却倒在了政治斗争中,倒在了一个气量狭小却位高权重的人手中。分析整个事件,刘晏之所以最终被谗杀,除了杨炎“居功至伟”之外,与当时帝国财政改革的成功后,皇帝李适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李适本就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应该说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到了他这里,由于实行了财政改革和两税法,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机,但这仅仅是万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在没有经过什么历练的李适看来,这已经是莫大的成绩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先祖李世民、武则天甚至李隆基那样对国家形势有客观全面冷静的认识,所以刘晏之死表面看是杨炎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李适那里。没关系!李适!初继大统的你或许还需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如凤凰一样展翅飞翔,现在你最需要做的是通过误杀刘晏这件事来反思自己。这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刘晏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刘晏。更何况宰相杨炎的才能比之刘晏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李适或许反思出杀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但他却用另一个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最终让他丧失了继位初年开创的良好局面。杨炎之死谗杀刘晏最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让杨炎很是得意,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随着刘晏被杀,很多人开始为这位理财家鸣冤叫屈起来。杨炎本以为很多人嫉妒刘晏的才能,现在刘晏被杀,这些人应该额手相庆才对,然而事实却出乎杨炎的预料,当时很多人纷纷上疏李适为刘晏鸣不平,这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同样也包括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例如,时任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的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上疏李适,谴责杨炎这种背地里捅刀子的做法,而且李正己和田悦提出了一个让李适很是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那他们这些安史旧部难道会比刘晏的结局还好吗?可以说当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谴责杨炎为刘晏鸣冤的行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让皇帝李适和杨炎备感压力。而这也是杨炎从未想到的。杨炎聪慧过人,这不假,但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或许是摸不透皇帝陛下的想法,或许是急于表白自己,杨炎在没和皇帝李适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杨炎派遣自己的心腹分别前往各地,假借宣慰的名义,然后秘密向地方节度使散布说,刘晏以前就想谋反,而且想让先帝立独孤氏为皇后,是皇帝自己讨厌刘晏,才将他杀死。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本就性情急躁的皇帝彻底愤怒了!现在舆论矛头全都指向我,老子没说什么心甘情愿地顶着压力,你杨炎凭什么干这种念完经打和尚的勾当?据《资治通鉴》记载,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适和杨炎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李适心中有了杀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上闻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不过李适虽然没有发作,但他还是变相地给予杨炎警告,那就是将杨炎调任为中书侍郎,虽然杨炎的宰相之位依然保留,但显然李适的潜台词是杨炎已经不再是宰相班子的专有人选。对于李适而言,能够保持如此的克制冷静已经实属不易。换句话说,杨炎已经在鬼门关前免费旅游了一趟,只是他还能买到返程的车票。对于皇帝陛下的警告,以杨炎的精明,应该能够读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炎似乎并未收敛自己,直到他的克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克星的名字叫卢杞。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乃开元年间宰相卢怀慎之孙。父亲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打进长安,卢奕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最终被叛军杀害。作为烈士之子,朝廷理所当然地要为卢杞谋个好官位,他历任解褐清道率府兵曹、监察御史、鸿胪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等官职。史书记载,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让人看起来十分畏惧,但这个人口才很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说出的话很有感染力,所以深得皇帝李适的赏识,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升任御史大夫,统领京畿观察使。很多人都认为卢杞会继承其祖父的柔和风范以及父亲的刚正不阿,但事实上卢杞和他的祖父、父亲在人品上相去甚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对于卢杞的人品,当时郭子仪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姬妾都跟在身边,唯独接见卢杞时,郭子仪屏退所有的侍妾,当时郭子仪的家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给出的答案是:卢杞面貌丑陋,妇道人家看见了会忍不住嘲笑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定会记仇,将来有朝一日他得了志,咱们郭家就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了。事实证明,郭子仪不仅能看穿卢杞的本质,同样他也很准确地预测到了卢杞定会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在升任御史大夫几天后,卢杞再次被李适提拔,升任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功进入宰相班子。和杨炎比起来,卢杞无论从外在形象上,还是内在学问上,都与杨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杨炎经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卢杞,这让卢杞的心中很是不爽,而卢杞恰恰是和杨炎同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心胸狭小,不过卢杞却比杨炎更加阴险狡猾,正像郭子仪评价的那样,凡是对卢杞稍有不从的人,他肯定会置人于死地。现在皇帝李适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而杨炎又得罪了有仇必报的卢杞,杨炎的前程已经笼罩了一层阴云,但是杨炎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似乎依然没有警觉。这其中最能证明杨炎在政治上疏忽大意的便是梁崇义反叛事件。梁崇义本来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下,来瑱被杀后其部将共推梁崇义为帅,梁崇义趁着朝廷无暇顾及自己,在襄、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实力逐渐扩大。一直到李豫即位后,梁崇义的辖区俨然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不仅拥兵数万,而且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势力结成同盟,但是在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李适继位后曾经多次招抚梁崇义,但梁崇义因为有着田承嗣、李正己这些藩镇大佬的庇护,对朝廷的招抚并不感冒,性情急躁的李适于是开始变脸,准备动用武力讨伐梁崇义。当时朝廷兵力单薄,所以讨伐梁崇义只得依靠其他藩镇势力,在遍观所有藩镇之后,李适选中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所以选中这个人是因为其养父李宝臣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将其养父驱逐,夺取了他的位置。虽然李希烈驱逐李宝臣是其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李宝臣庇护梁崇义。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同时兼任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负责督导诸道军队讨伐梁崇义。李适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就在他正要让人起草任命的诏书时,杨炎偏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李宝臣本名)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信任,以至于无人能和李希烈的地位相比。但李希烈大逆不道竟然驱逐了养父董秦,夺取其权位,这个人凶狠残暴,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守法令,如果他要是讨平了梁崇义,陛下将来如何能够控制住他?”明眼人可以看出,杨炎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李希烈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证明,杨炎还是很有预判性的。但这个世界上真话不一定就能够让人接受,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情急躁,想做一件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儿,杨炎的话无异于是一盆冷水浇上头顶。“爱卿的话朕会仔细思考的。”李适想找个台阶糊弄过去,但杨炎却偏偏认死理儿:“依臣看来,陛下绝不能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这事关大唐帝国的安危啊!希望陛下三思!”“梁崇义对朝廷大不敬,如果就此纵容他,才事关我大唐的安危!”李适说完后,不等杨炎开口继续争辩,就起身回到后宫。只剩下杨炎站在原地哑口无言。事实上早在杨炎从道州司马的任上重新回归朝廷的时候,在路过襄阳时,他就劝说梁崇义尽早归降朝廷,但梁崇义没有听从。后来杨炎又派心腹李舟前往襄阳劝说梁崇义,结果被严词决绝,李舟连襄阳的城门都没进去,就被梁崇义轰了回来。我们不能否认杨炎在梁崇义事件上所做的努力,但杨炎有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他极力劝说梁崇义这件事,并没跟皇帝李适讲清楚,当时朝廷的人只知道杨炎去过襄阳,具体他和梁崇义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一直到梁崇义抗拒朝廷的招抚,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杨炎在背后搞鬼。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儿没有办好!在我看来,杨炎之所以从朝廷第一红人而急速坠落为让皇帝厌恶的人,除了在刘晏事件上,杨炎一脚将李适踹到前台,让李适心生杀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杨炎并没有看透在官场中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的道理。事实上谗杀刘晏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杨炎自毁长城的表现,他的屠刀虽然斩掉了刘晏的头颅,同样也斩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至少在那件事上舆论已经对杨炎颇为不利。属于杨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杨炎却当局者迷,依然无视皇帝李适的警告,还将自己看作皇帝陛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造成杨炎悲剧结局的内因。更何况还有睚眦必报的卢杞这个外因。很长时间以来,卢杞对于杨炎轻视自己心中早已怨恨不已,只是由于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必须学会隐忍。暂时的忍耐绝不是软弱,而是为了更强地发力,精明的卢杞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而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对于君子还是小人,这句话都适用。李希烈接受皇帝李适的加封后,开始统领大军讨伐梁崇义,但老天爷偏偏不给力,连日的阴雨天让李希烈的大军受阻,无奈之下李希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就这样在半路上耽误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急躁的皇帝开始牢骚满腹。当时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李适不知道李希烈停留这么长时间不进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因为内心有什么想法,就在李适无所适从时,卢杞的话让李适瞬间豁然开朗。“陛下!李希烈之所以徘徊不前,依臣看来天气原因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想一想,杨炎阻止陛下任用李希烈,李希烈一定会怨恨杨炎,可是现在杨炎依然身居宰相之位,李希烈的心里能痛快吗?陛下何必为了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而坏了当前建功的大事,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的宰相之位来换取李希烈的高兴,等讨平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妨害啊!”“爱卿所言极是啊!就依爱卿所说的办吧!”李适丝毫没有犹豫,瞬间就决定了杨炎的命运。建中二年(781年)七月三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的宰相之位,改任尚书左仆射。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杨炎再也没能回到宰相班子之中。和先前杨炎诬陷刘晏比起来,卢杞整人的手段技高一筹,在和李适的对话中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贤者、一个为皇帝陛下分忧的智者,然后利用李适的急躁情绪在无形之中将杨炎踢出了宰相班子。应该说卢杞这一招已经算是狠狠地报复了杨炎,但对于一个视整人为游戏的人来讲,卢杞还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杨炎谗杀刘晏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和刘晏同样的道路。而从舆论角度来讲,他比刘晏结局更惨,刘晏死后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杨炎却是被人幸灾乐祸。前边我们大略地分析过导致杨炎由朝廷第一红人急速坠落为千夫所指的内因和外因,但在我看来,导致杨炎最终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是他处理修建家庙事件不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炎准备在曲江畔修建家庙,就拜托河南尹赵伯惠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宅院卖掉,但赵伯惠却建议杨炎将宅院卖给自己,结果杨炎同意了。当时地方主管官员购买自己辖地的物产属于变相勒索贿赂,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不仅仅是杨炎和赵伯惠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有人真的去管。但这一次到了杨炎和赵伯惠这里,偏偏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件事。时任御史大夫的严郢就上疏弹劾赵伯惠,说他是买杨炎的宅院是为了从中贪图厚礼,而且杨炎身居高位也不应该纵容赵伯惠这样做。事实上严郢本可以不站出来揭发这件事,而之所以他要站出来,是因为杨炎做宰相的时候,很是讨厌严郢,将他从京兆尹的位置上调到了大理卿的闲职位置上,最后还是得到卢杞的保荐,严郢才当上御史大夫。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严郢站出来揭发这件事情是受了卢杞的指使,但卢杞当时作为首席宰相是最有权处理这件事的,而且从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卢杞是幕后操纵者。卢杞让大理正田晋依法调查这件事,田晋给出的结果是:按照律令要求,地方官员购买辖地物产从中取利的,按照勒索罪处理,应当撤职。没想到田晋将调查结果报告卢杞后,却让他自己先丢了官,被贬为衡州司马。显然田晋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撤职处理不是卢杞想要的结果,仅仅是撤职,怎么能够小事化大呢?结果卢杞换了其他人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出的结果是:赵伯惠应该被判处绞刑。这下卢杞满意了!不过虽然案子的审理结果达到了卢杞的目的,但在这其中该怎样对待杨炎,这才是卢杞着重思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在赵伯惠购买宅院这件事情上,杨炎该当什么罪名。换句话说,从法律角度而言,杨炎是无罪的,但卢

                        笑了笑,希望这样婉拒不会造成误解。“随你的便吧。”康妮说着又戴上墨镜,在穿上那双又宽又扁的鞋向外走的时候,还拍了拍玛维斯的肩头。剩下玛维斯独自一人,她原来担心厨房会失去舒适感,其实不然。她反倒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厨房里似乎挤满了孩子——在笑?在唱?——其中两个是莫尔和珀尔。她闭紧眼睛,想驱散这种想象,却反而更加强烈了。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康妮进了门,正在地板上拖着一只三十二夸脱的大篮子。“来,”她说,“帮把手。”玛维斯瞅着山核桃皱起了眉,对康妮正在安放的轧果钳、尖嘴凿和碗一个劲儿摇头。“算了,”她说,“想点别的我能帮忙的事吧。剥这些玩意儿的硬壳,我会发疯的。”“不会的。试试看。”“唔,唔,我不行。”玛维斯看着她整理那些工具,“你要不要垫些报纸?清理起来会容易些。”“这里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一切消息全都靠人们面对面地拿嘴说。”“这倒也没什么,”玛维斯说道,“这些日子就没有好消息,没法再坏了。反正人们也无能为力。”“你话说得太快了。瞧瞧你的指甲,又结实,又弯得像是鸟爪子——地道的剥山核桃的手。这样的指甲每次都能把山核桃仁整个抠出来呢。多好看的手,可你却说你做不来,让你发疯。看着这么好的指甲白闲着,我才会发疯呢。”随后,玛维斯看着自己突然好看起来的手抠着山核桃仁,联想起六年级时的老师掀开书页:从封面一角抬起,顺着纸边碰到书签,轻抚着书页,用指尖沿着书上印的字行移动着。她在一旁看着有一种腿都软了的感觉。此时,她抠着山核桃仁,竭力少做姿态又不失优雅。康妮让她干起活来之后就走了,说是要去“照看母亲”。玛维斯坐在桌边,嗅着穿过门洞吹进来的风令人愉悦的气息,心里想着不知康妮的母亲多大岁数。从这个女儿的年龄来判断,老太太该有九十多岁了。她又想,还要多久顾客才来?有人找凯迪拉克的麻烦吗?在她要去的加油站那儿,地图上会显示如何回到亲切的七○号甚或二八七号路吗?她要向北,开到丹佛,然后再折向西。运气好的话,晚饭时候就能上路了。运气不好的话,她也打算第二天上午走。她要回到水泥公路上,听着汽车里的收音机,那音乐曾帮她度过本妮走后的沉寂,一路不停行驶的几个小时—两个手指不耐烦地调着台,寻找更好听的歌曲、更美妙的歌喉。此刻广播在穿越田野,下到一条路上,然后是另一条路。断了。在一个地方乐声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一段空白,没有了收音机带来的福音,她并不认为自己能适当地加以填补。从她就座的桌边欣赏着自己忙碌的双手,没有收音机的空白在扩散。无声的、神秘的火在喘着粗气,随着燃烧的加剧,声音却越发无力了:山核桃壳开裂的噼啪声,核桃肉落进碗里的叮当声,不停调整的灶具的哗啦声,昆虫的低鸣声,长长的杂草的争执声,远处玉米棒的咳嗽声。一派平静,但是她巴不得康妮快回来,以免又受到惊吓——幻听到婴儿在歌唱。那女人不在的时间似乎太长了,玛维斯听到一辆轿车碾过砾石路,然后刹车,门砰地关上。“嘿,老女士。”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松。玛维斯回头看到一个深色皮肤的女人,她利落的腿脚快步走上台阶,由于没看到预期的人而停住了脚步。“噢,抱歉。”“没事,”玛维斯说,“她在楼上。康妮。”“知道了。”玛维斯觉得那女人在非常仔细地观察她的衣服。“噢,真棒,”她说着走到桌边,“棒极了。”她把手指伸进碗里,拿了几颗山核桃。玛维斯以为她会吃一些,但她却松手把山核桃丢进了碗中的果仁堆里。“没有山核桃馅饼还叫什么感恩节?不成样子了。”她们俩谁也没听见光脚走路的声音,何况弹簧门也没发出声响,因此康妮过来时就像是幻影。“你来啦!”黑女人张开手臂。康妮投入她的怀里,两人摇晃着拥抱了很长时间。“我把这丫头吓死了。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屋里有生人。”“我们的第一个,”康妮说,“玛维斯·阿尔布赖特,这位是索恩·摩根。”“嘿,很高兴认识你。”“摩根。摩根太太。”玛维斯脸上发烧了,但仍满脸堆笑,并且说:“对不起,摩根太太。”边说边端详那女人昂贵的牛津鞋、薄纱短袜、羊毛衫,以及裁剪合身的衣裙:浅蓝色轻质绉丝夏装,上面是白翻领。索恩打开一个编织钱包。“我又带来了一些。”她说着,拿出了一副飞行员式的墨镜。“好的。我只剩下一副了。”索恩瞥了玛维斯一眼。“她吃墨镜。”“不是我,是这栋房子吃墨镜。”康妮把镜腿插到耳后,在门口试着墨镜片。她转过脸正对着太阳,那一声“哈”的叫喊充满了反抗。“有人订了去壳的山核桃,还是你自己的主意?”“我的主意。”“做很多馅饼。”“不只做馅饼呢。”康妮在水池的龙头下冲洗着墨镜,并撕去标签。“我不想听,所以别告诉我。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康妮点点头。“你能给这丫头的汽车一些汽油吗?送她过去,再带她回来?”她说话的同时擦干净新墨镜,检查毛巾上的斑点和棉绒。“你的车在哪儿?”索恩问。她的声音里有些怀疑,似是不相信穿着皱巴巴的吊带便装裤和脏兮兮的童装式圆领长袖运动衫的人会有车。“一八号路,”玛维斯告诉她,“我走了好几小时才到这儿,可要是开车……”索恩点了下头。“很高兴去一趟。不过我得让别人开车把你送回来了。我倒是愿意亲自送你回来,可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的两个小子都要休假了。”她得意地看了眼康妮,“没等我注意,家里就满了。”随后她又问,“母亲怎么样?”“拖不长了。”“你肯定去丹比或者米德尔顿都不算好主意?”康妮把飞行员式的墨镜放到围裙兜里,向食品间走去。“她在医院里也就能喘上一口气,第二口就是最后一口气了。”康妮在一篮山核桃上放了个小口袋,可能是颗手榴弹。那玩意儿放在奥兹莫比尔车里玛维斯和索恩·摩根之间的座位上,散发着紧张气息。索恩不时去碰它一下,仿佛在提醒自己那东西在那儿。厨房里的轻松谈话没有了。突然正经起来,索恩的话很少,在回答玛维斯的问题时说得极其简单,而且根本不问玛维斯任何事。“康妮人真好,是吧?”索恩看着她。“是啊,她是挺好的。”她们行驶了二十分钟,索恩在每一处上坡或转弯路上都很小心,哪怕坡度和弯度再小。她似乎在防备着什么。她们在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个泵的加油站停下了车,向那个一瘸一拐走到窗前的男人要五加仑的油带走。他要玛维斯付钱,她说等她回来加满油箱时再付。他不信。最后谈妥先存上两美元。索恩和玛维斯驾车走了,转上另一条路,向东开了像是有一小时。索恩指着一个奇特的木制标牌,说:“我们到了。”标牌上端写着“鲁比·波普,三六○”,下端写着“小旅店,一六”。这小镇当时给玛维斯的印象是静极了,仿佛没人住似的。除去一家食品店、一家储蓄及信贷银行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商业区。她们沿着一条宽街驶去,经过教堂前修剪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草坪和色彩柔和的住房。空气清香,树木幼小。索恩拐进一条侧街,那里的花园比房子还宽敞,花朵上罩满了蝴蝶。五加仑容量油桶的气味在索恩的车里十分刺鼻。但在那男孩的卡车里,夹在玛维斯的双脚间,油桶却没有与众不同的气味。黏糊糊、油腻腻,再加上金属的气味,混在一起完全可能让她恶心,多亏那男孩主动做了玛维斯无法要求索恩·摩根做的事:打开了收音机。节目主持人宣布曲目时的语气听起来仿佛曲子是由他的家人或好友作的:所罗门王,奥蒂斯兄弟,黛娜宝贝,艾克和蒂娜姑娘,达科他姐妹,诱惑乐队。他们颠簸着前行,此刻高兴起来的玛维斯欣赏着音乐和那男孩头发剃掉的部分。尽管他比索恩令人愉快,但也不怎么说话。他们已经从“鲁比·波普,三六○”开出了好几英里,听到《喷射》杂志音乐榜前二十首曲子的第七首了,这时玛维斯才意识到,除去加油站的小伙子,她还没见到一个白人呢。“你们镇上有白人吗?”“没白人住,他们不肯。有时来做生意。”当他们在驶向凯迪拉克的路上看到远处的大宅时,他问道:“那里是什么样子?”“我只在厨房里待着。”玛维斯答道。“两个老妇人待在那么大的一处地方,似乎不太合适。”凯迪拉克没人碰过,但晒得发烫,那男孩在拧开油箱盖的前后都舔了手指。他还挺好心地为她发动了引擎,告诉她把车门敞开一会儿再上车。玛维斯没有费劲儿就让他把钱收下了——索恩则一直推让——他在车上收音机放着的歌曲《嘿,裘德》的伴随下开车走了。玛维斯坐到方向盘后面,在空调的冷气中凉快着,后悔没留意那男孩卡车仪表盘上的电台频率。她在驾着凯迪拉克返回康妮家的路上,徒劳地转了半天选台钮。她停下车,颜色像淤血一样深的凯迪拉克在那儿停了两年。那男孩发动引擎之时已经日落了。再说她也忘记问他路了。何况她记不起她存了两美元的加油站的方位,而且也不想摸黑去寻找了。还有,康妮已经填了作料,烤了一只鸡。但她作出过夜的决定主要还是因为那位母亲。中间的白色令人目眩。玛维斯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枕头和牙白色被子之间的那个轮廓,若不是一个颇具权威的声音说了句“别瞪着看,孩子”,可能她还发现不了什么呢。康妮向床脚俯身下去,把手伸到被子底下。她用右手抬起母亲的两个脚跟,用左手抖松脚下的枕头,嘴里嗫嚅了一声“脚指甲跟刀片一样了”,又把那双脚轻柔地放好。玛维斯的眼睛习惯了黑暗和光线之后,才发现那张床的尺寸对一个生病的妇女来说太小了——简直是一张童床——床的四周,在光亮的边缘摆着各式各样的桌椅。康妮从其中一张桌子上拿起什么东西,趴到照亮病人的光亮中。玛维斯随着她的动作,看着她把凡士林涂到病人的嘴唇上,病人那张脸比围着头部的白布还要苍白。“应该有比这味道更好的东西。”母亲说着,用舌尖舔着涂了油的嘴唇。“吃的,”康妮说,“来点吃的好吗?”“不。”“一点鸡肉。”“不。你带进来的这人是谁?你干吗要带人进来?”“我跟你说过了,一个需要人帮忙倒腾车子的女人。”“那是昨天。”“不是昨天。今天上午我告诉你的。”“唉,好几个小时以前了。那么,是谁请她进我私人房间的?谁请的?”“猜一猜。你,就是你请的。你不是想按摩头皮吗?”“不是这会儿。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玛维斯在她所处的暗处小声作了回答。“站近点。不到我眼前,我什么都看不见。就像是住在蛋壳里。”“别理她,”康妮对玛维斯说,“她看得见宇宙里的一切。”她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来,拿起老太太的一只手,逐个儿抚弄着弯曲的手指。玛维斯向前移了移,站进光圈里,一只手撑在床的铁架上。“你现在没事了吧?你的车能开了?”“是的,女士。我挺好。谢谢你。”“你的孩子们在哪儿?”玛维斯说不出口。“以前这儿有好多孩子。这地方有过学校,一所挺漂亮的学校。为女孩子办的。印第安女孩。”玛维斯看着康妮,但在康妮回眼看她时,马上垂下了目光。床上的老妇人轻声笑着。“日子难过啊,是吧?”她说,“看看那双眼睛。我把她带到这儿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绿得跟草一样。”“而你的眼睛当年是蓝的。”康妮说。“现在还是蓝的。”“随你说吧。”“那么说,是什么颜色?”“和我的一样——老妇人洗掉了色的颜色。”“递给我镜子,孩子。”“什么也别给她。”“在这儿我还是管事的。”“当然,当然。”三个人都看着褐色的手指抚摸着白色的手指。床上的老妇人叹了口气。“瞧我这样子。没法自己坐起来,没法傲慢到最后了。上帝该把脑袋笑掉了。”“上帝不笑也不玩儿。”“是啊,你对他无所不知,我敢说。下回你看到他,告诉他让那些姑娘进来。她们在门外聚成一堆,可是进不来。我在白天倒不在乎,可是夜里她们搅得我睡不好觉。你让她们吃得好吗?她们总是那么饿。吃得挺多的,是吧?不是她们爱吃的那些油炸的东西,而是热乎乎的好东西,冬天这么糟,我们需要煤,烧草原上的树是犯罪,昨天的雪从门下面吹了进来,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罗伯塔修女在削葱头,保佑我们脱免罪责,你不能……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康妮把母亲的手在被子上放好,示意玛维斯跟她出来。她关上房门,她们俩来到过道上。“我还以为她是你母亲呢。我指的是你们谈话的方式,我原以为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呢。”她们说着话,走下正中的宽大楼梯。“她是我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你又是谁的母亲?”玛维斯没有回答,部分原因是她不能说起这件事,也因为她正竭力回想:在这样一座没有电的房子里,母亲屋里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吃过烤鸡晚餐后,康妮给玛维斯看了一间大卧室。她从四张帆布床中挑了离窗户最近的一张,跪在床上向外看。两个乳白的月亮,而不是一个,高悬在空中,简直就像康妮的一双眼睛。月光下是一个干净的世界。无法判断。小巧。充分。永恒。加利福尼亚,走哪条路?马里兰,走哪条路?莫尔?珀尔?那天夜里吃掉她的幼狮有一对蓝色而不是褐色的眼睛,这次它没有非把她按倒在地不可。当它用左爪钩住她的双肩时,她心甘情愿地把头向后仰去,把喉部露了出来。她也没有从梦境中挣扎出来。咬的那一口满是汁水,但她一觉睡了过去,又做了其他的梦,直到歌声叫醒了她。玛维斯·阿尔布赖特离开了那座女修道院,但她经常回去,所以一九七六年她在那儿。在那个七月的早晨,对女修道院和镇子之间的龃龉,她已经留心了几个月,她本可以预料到整车男人穿云破雾的潜行。可她想到了其他事情:文身的水手们和在祖母绿的水中沐浴的孩子们。她被前一夜的欢乐搞得精疲力竭,便听凭自己在梦中漂进漂出。一小时之后,从教室射出了子弹,她嗅到了雪茄烟味,以及AquaVelva须后水的淡淡气味。格蕾丝要么是便道在燃烧,要么是她在鞋里藏着蓝宝石。K.D.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这样迈碎步或倒换两只脚,他相信是步行造成的这一切麻烦。在大炉灶边上懒散地闲待着的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没看到她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但在汽车开走后,她却站在那里——在他们对面的街边,裤子那么紧,鞋跟那么高,耳环那么大,致使他们都忘记笑话她的头发了。她横穿中央大街朝他们走来,脚上穿着一九四九年以来再没见过的粗高跟鞋,迈着小步。她走得很快,仿佛踩在火红的煤块上,要么就是鞋里有什么东西硌得脚趾生疼。K.D.心想,准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然她早就该取出来扔了。他拿着装备盒穿过餐厅。窄窄的编好的带子从侧桌上的一个篮子里溢出来。索恩舅妈像囚犯似的编着线绳:每天都机械地无偿生产着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编织带。后院的园子向左面伸展开一片没有杂草的精耕土地。K.D.右转走向小屋,进去了。长毛牧羊犬见到他都兴奋起来。他只好骑到古德的身上,让这条母狗安静下来。古德的耳朵在他的手指间很柔软,他不停地捋着有樟脑味的细毛。壁虱像咖啡渣似的掉了下去。他把手掌放到狗的下巴上,狗则舔着他的下巴。另一条牧羊犬本把头放在前爪上,向上看着。斯图亚特·摩根家的牧场让这些狗忙得一团乱。在鲁比它们每年都要由K.D.照两次,每次几天。他从盒子里取出鬃刷,把刷子深深地插进古德的毛里,一边梳理一边唱着,用汽车城音乐(汽车城为底特律的别称,此处指那里的黑人音乐。)的假嗓轻声唱着在古德小时候为它编的歌。“嘿,好狗,做一条好狗;老好狗,我的好狗。谁都需要一条好、好、好的狗。谁都需要一条好的、一条好的、一条好的狗。”(“古德”一名原为Good,意为“好”,故有此歌。)古德舒坦地伸展着。只有那些相关的人要出席今晚的会议。所有的人,除

                        刘永等。马国柱在奏报中相当乐观地声称:“山西全省悉平。”当叶臣摧毁了李自成在山西的据点时,阿济格及其军队正准备在这个钳形攻势的北路开始军事行动。他在宁武关与唐通相会,并从这位军阀的队伍中挑选了一些人马作为补充,随后进师陕西。他与图泰合作,率黄、红、镶红和镶白旗的满洲旗兵,在1645年正月初与大顺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645年1月31日。在这场战斗中,图泰的前锋击溃了大顺将领刘芳亮部。这样,阿济格进军延安就更为顺利了。在满军围攻下,李过弃城而逃。与此同时,多铎率军通过河南,直趋戒备森严的要塞潼关。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等待重炮兵团,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清军这次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2月7日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但“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的阵列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大顺将领马石瑶派其300名精锐轻骑冲击清军的侧翼,另一支部队则去进击清军的后殿。然而,两支人马都失败了:一支为耿仲明部击败,另一支为满蒙士兵合歼。次日,即2月8日,马石瑶与其近侍投降了。清军马不停蹄出关西进,沿绿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他亲自率领其卫队离城出战,企图挫败清兵对他在陕西的这个大本营的侵袭。然而他的战士未能挡住镶黄、镶蓝和正白旗兵。事实上,李自成仅仅保住了他的轻骑兵,而随之出战的步兵迅速被围歼了。清军尾随其后,双方相距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几小时的话。李自成和他的骑兵最终得以进了西安城门。他抛弃了省会西安率军离去——这与8个月前他从北京溃逃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类似的大破坏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让部下掠夺财宝,又一次将其旧日宫殿焚烧一空,又一次想把整个城市化为一片火海。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李自成并不是带领一小伙亲兵逃离西安的。尽管阿济格的情报可能不确,但他给朝廷的报告中却说,李自成带着20万人马,很有可能打算袭击南京。李自成经过蓝田南去商洛,又从武关进入了河南境内。从河南出发,大顺余部去了湖广,沿汉江而下,途经襄阳。1645年7月间,他在武昌做了短期的停留。阿济格的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小股起义军投降后有时能得到赦免,尽管当时清廷规定,所有的“盗贼”头目一律就地斩首,一般流寇应加鞭笞,只有已不能弯弓操剑的老人可以受到宽恕。在八次不同的战斗中,起义军都以失败告终。夏末之时,李自成到了湖广南部的通城,然后,他显然是逃进了这个省的东界处的九宫山地区。根据一种记载,1645年9月,他遭到了地主武装的攻击。而根据另一种记载,是遭到了农民组织的义勇的攻击。不论是被杀还是自杀,从此就没有人再看到他活在人间了。当清兵终于看到了据称是他的尸首时,它已腐烂不堪,无从辨认了。在1645年3月12日,即“闯王”败亡的六个月前,清廷就已宣布了对大顺军队的胜利。清军的战果是令人惊叹的:八次大战的胜利,缴获了3290匹马和460峰骆驼,攻占了八座城市,还有38座城市的纳款投降。尽管北方各省还远远没有恢复安定,但清廷已能稳固地控制它们了。而且,此次胜利随即又提出了这一任务:重建帝国行政的坚实基础,求得中国的再次统一。既然李自成最终被逐出中国西北地区,多尔衮和他的将帅就得以集中精力去征讨南明了。

                          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7月20日训谕礼部时所言:“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尽管多尔衮堂而皇之的辞语是受了像范文程和冯铨(他作为顺天巡抚,始终强调征集贤才的重要性)这样的合作者的启迪,但是,他的政策毕竟是出于对形势的全面理解。至于冯铨,他在摄政王面前自诩为“老马识途”。参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页。两个多世纪以后,当美国军队因1900—1901年“义和拳”包围使馆而占领了北京部分地区之后,马肯雷(Mckinley)将军告谕其军官:“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亨特:《被遗忘的占领》,第502—503页。?当清人进入北京时,带有的军队约25万人。他们面临的敌人是:西边有35万余人的大顺军余部:西南边有张献忠的25万人马;南京周围有近50万人的军队。双方军队的实力在4∶1之上。林铁钧:《清初的抗清斗争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策略》,第40页。?在有限范围内,这种军人对文官政权的重建与土耳其对其帝国中的Knurasanian官僚的支持是相似的。然而,这种比较是无益的,因为在一支奴隶军队和一支满人与汉族自由人所组成的精锐武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其夺取政权的途径也不一样。在中国,清人是通过控制帝国的城市,而土耳其则是通过赶走拜占庭在农村的行政机构而占领亚美尼亚等地的。城市被允许自治,但是,由于同拜占庭政府失去了一切联系,所以它们成了土耳其人畜牧型统治制度中的一种城市特区。卡亨:《土耳其的入侵:塞尔诸人》;伊那尔希克:《土耳其传统社会的性质》。?多尔衮批准的赦免名单,参见宫川尚志:《清代的宣抚救赈工作》,第989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1页。根据距离北京的远近,每个地方都给以一个接受这一谕告的期限。如期到京,酌量加恩;过期未降,即被认为是有意抗拒,将发兵征剿。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2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页;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7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2页。?由于接受清廷官职的决定是同僚或同省官僚们集体决定的,个人的良心压力便因之减轻了。例如,徐应芬与他的父亲,以及另外五位官员在江西省衙会商,并一致同意供职于清。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8页。?对于原大顺政权的官员,清朝也加以任用。最好的例子是牛金星,他投降后,在多尔衮的政府中做了一个小官。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尽管清朝承认所有的生员、举人和进士,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他们只给予那些公开表示效忠本朝的乡绅以特权。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25—26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1—1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8—382页。金之俊后来官运亨通。1646年,他负责改革考试制度;1648年,任工部尚书;五年后成为都察院左都御史;1654年3月,升为大学士;四年后,任吏部尚书,帮助清廷制定了新的法典。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358页(第一四卷,第4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贰臣传》第八卷,第1—5页。尽管遁入山林者如果到以前的官署或军队去报到,就会得到赦免,但把桀傲不驯的明朝军队完全纳入中央的控御之下显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644年9月17日,摄政王颁布了一项法令:“各地方归顺文武官员,多有首鼠两端,观望形势,阳为归顺,而中怀二心者。此等之人,徒取罪戾,虽有显绩,亦难自赎;自今以后,果能痛革前非,矢诚无二,仍与优叙。至无知小民,或乘乱作奸,或畏罪为贼,悉赦前愆,许令自新,归籍乐业;若怙恶不悛,定行诛剿不宥”。《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7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卫周允官复原职,作为监察御史巡抚直隶,负责大名、广平、真定和顺德四府。那时每个巡抚都有一个省作为他的特别监察区,但是,他一直留在京城。尔后,在1661年行省御史之职被废除了。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9—63页。他的推荐者,包括前明吏部尚书傅永淳,前湖广巡抚王梦尹。参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5—28页;张其昀:《清史·本纪》第一卷,第34页。卫周允的弟弟卫周祚(山西人,1637年进士),也与满洲合作了。他以明郎中身份加入大顺政权,降清后即授吏部郎中。1653年由洪承畴推荐,授刑部左侍郎;后来升为工部尚书。1658年调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1660年与巴哈那一道修订律例的,正是卫周祚。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0页。?1643年,宋权因未经批准而擅离防御职守,一度为该县知县投入监狱。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17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1—142页;又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9—3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8—689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5—36页。这类地方防御组织,有些曾联合起来抗御满洲入侵者。例如,著名思想家孙奇逢(1585—1675)曾经于1635—1636年冬天在被满兵包围的保定府容城领导防御斗争。在他意识到,这里的城墙不足以抗击来自西部的装备了更多重武器的起义军时,他携其亲友于1638年进入义州西南山中,建立了一个防守严密的山寨,以求在明王朝日趋衰落之时获得喘息之机。1643年,他们曾使从进攻山东的战斗中撤退的满军不能靠近。或许由于宋权有与满兵作战的经历,他从没有供职于清。在1644年他四次拒绝了在新王朝任职;而且,在1646年“圈地”大劫中(当时保定府的大量肥沃土地落入了满人之手),宋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与财产。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1页。其他著名的乡绅武装首领,还有前明吏部尚书田维嘉,他曾负责天津西南饶阳城的防御,抗击大顺军队。田派其儿子去京城将此城的控制权交给了多尔衮。后来,田维嘉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8—9页。另一个河北著名士绅因为经历了一场起义军占领该省而引起的生死危机之后,欢迎清朝的占领,并希望在新王朝的统治下恢复法纪。参见同上书第十卷,第1—3页:《李鲁生传》。对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合作代表着一个旨在恢复封建社会控制的丑恶联盟。“满族贵族与投降的汉族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勾结起来,企图重建封建秩序。”参见张守常:《陈永福投闯抗清事迹评述》,第64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1页。?如果他们不得不剃发,那么许多文人很可能要考虑南逃了。他们希望在保持其民族习俗的情况下来供职于清王朝。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6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这显然激起了吴三桂这样的降人的不满。吴三桂降清后就剃了发。他在与李自成余部作战归来,率其人马通过北京西华门时,受到了都城一些居民的欢迎。吴总兵对民众挥泪而言:清人对中国不敬。先前他们攻占朝鲜时,也强令剃发,但朝鲜人至死不从,并说,“吾国衣冠千年相沿,头可断,发不可剃”,清人遂止。神圣的中华并不是朝鲜那样的属国,只要我们在,我们就会战胜他们。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刘尚友:《定思小记》,第6页。1644年9月15日,朝鲜君主仁祖大王问最近从北京归来的一名使节:“入关之后,九王措画,可望成大事耶?”该使臣答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三河农民举行起义,进攻县城的消息在1644年6月9日传到了北京。这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地区,大多数土地沦为皇庄。许多人失去土地,背井离乡,实际上已没有多少人在耕田;而且,即使是这些人也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关于三河起义,有两个特别危险的因素:其一,三河处于北京与盛京之间的大道之上,实为两京孔道;其二,该区县署只有部分城墙,因此,尤其容易进入,“萑苻之剽窃时告。”因此,政府特别重视此区的平定;还赐给投诚的前奉天总兵孔希贵蟒衣一袭。《世祖实录》第五卷,第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以下简称《清初农民》),第50页。保定的起义震动更大,因为中央政府认为这里是一个稳固的前沿阵地。前明知府张华国剃发后仍在其位,迫切希望为新朝争取该区百姓的支持。然而,剃发令在农村遭到抵制。保定的西部与南部都发生了重大骚乱。康熙版《保定府志》,第三十七卷;《清初农民》,第61—62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5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根据某些当时记载,当多尔衮最初颁布剃发令时,有些汉官就告诉他,这将引起南人的抗拒,并且也会阻碍帝国的统一。多尔衮回答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0—141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在那种情形下,撤销此令无疑将有益于统一的过程。?关于“约”的观念的实例,可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页。关于满族这种特别是在顺治和康熙时期的家长制思想,可参见郭蕴静:《清初“休养苍黎”的思想》一文。?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6页。?李雯、陈子龙和宋征舆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又见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三卷,第2页。据说,首次向多尔衮推荐李雯的人是陈名夏。?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所有重要文献皆出自其手。李雯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1645年,李雯担任奉天考试的主考官。那年奉天考试的监考官是朱之俊(奉天人)和罗宪汶(山西人)。他们选了两段相当合适的经书语句作为考题。首先一段出自《礼记·大传》卷二:“此其所得于民变革者也”;第二段源于《论语》:“上好信则”,完整的段落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题目载于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顺治朝的山东要员中,有2%是满洲人,48.5%是来自辽东的汉族合作者。在知府与知县中有6%是满洲人,40%来自辽东。整个山东地区的308名县官中,有66名(占21%来自)辽东。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4—5、25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在北京统治的初年,各地任官主要荐自于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页。?最初,新政府不知道怎样处理乡勇,其中有

                          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被吵得头大,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这才有了王越这一次出师,以参谋长的身份,迎接他沙场的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遭遇,然而让王越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蒙古兵数次击败明军,甚至敢在劣势兵力的情况下发起反冲锋,而大明军队的无能、怯懦,一触即溃,以及他的长官总指挥朱永的无能指挥,一切都铭刻在王越心里。难以忍受也要忍受,这位搭档朱永是永乐朝名将朱能的后人,正宗的名门贵胄,世袭的爵禄,不好惹。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打赢,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劳而无功的出师,然后是背后最大的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这不是能打吗?那就彻底打一场大的吧,这次兵部不再反对了,苦口婆心地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8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6万人,且力量分散,以8万对6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帅的部队后,得出结论: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8万人,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1万人多一点,其他的,不过都是来凑数的,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有6万人。主帅朱永不信这个邪,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就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着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这才保护着大家平安回到大营。经过这事,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不敢再夸。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大米,8万军队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打更大规模的战役。战后朱永被调回京城,王越留守延绥地区,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又一次动了打大仗的念头,决定再动用8万人,以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整顿是没法打仗的,这样的仗,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对头支持的我就反对,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我就要支持,赢了是我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夹带的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他在前线的诗里就写得很明白: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可谁又在乎征夫泪呢。这次皇帝是下了决心的,不是前几次互有杀伤就能交差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受这夹板气。怎么办?求助内阁吗?李贤去世了,现在这几个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上书皇帝直言吗?明宪宗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皇帝,看得懂看不懂你的奏折都是回事。和兵部理论?更没用。打赢了是他们的功,打败了王越背黑锅,就是这么回事。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他不服一样,他相信,这次有办法。办法找到了,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的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捞了钱就贿赂宫里的太监。以下的情节,来自《明宪宗实录》里,赵辅被刑部审讯时的笔录。成化八年四月,得意洋洋的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吹捧得赵辅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来报,有蒙古军来骚扰。赵辅喝得醉醺醺的:去看看?看了就吃了一惊,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出城迎击的明朝骑兵吃了大亏,城楼上的赵辅,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赵辅就对王越换了一副笑脸,问王越此次出征胜算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先别急,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倒是有,其实就在您身上。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自己没钱送礼,可是此人有钱,所以惜命,这就好办了。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的,是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朱见深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朱见深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收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了主意——暂缓用兵。不送礼,不出头,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可王越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兵部的官员愤怒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就这样轻易取消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不止兵部官员们的亲信言官上奏,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跟着斥骂。这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胆怯女子不肖子孙,骂得狠。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统兵在边关,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却不争辩,争辩也无用,只有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他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公元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在红盐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营地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5000精骑出击,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800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然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当饱掠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满目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打出得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取得的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一切的导演者,是王越。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可王越的麻烦也不断到来。首先是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也传谣,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说得好像就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亲眼目睹一样,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这个张谨,是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为什么?一是因为他太优秀,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实在是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大规模地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以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没有王越的支持者。又有大功又少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于是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以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是个清官,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做了西厂的总管,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激起无数民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个臭名昭著的人,明末谈迁写《国摧》的时候,还把他列为与王振、魏忠贤、刘谨齐名的四大权阉之一。可是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只有尊重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要真正给人家办事。汪直看上了王越,让他办一件事——陷害项忠。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他担任兵部尚书,常年以来,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但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西厂的胡作非为,经常站出来怒斥,甚至向明宪宗揭发,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可是一直以来汪直都没搜集到项忠的罪证:说贪污,他为官清廉,说结党,也是子虚乌有,说拥兵叛乱,更是不可能。欲加其罪,很难。汪直终于找到一条罪——项忠曾经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封建制国家的大忌。汪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项忠落马后,你就是新的兵部尚书。果然,经过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项忠被革职受训,不久后罢官回家。之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至此,王越的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不是靠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敢怒不敢言的不齿。可是王越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权位。他对汪直极其谄媚,每次见面都要行叩拜礼,每次叩拜,都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刘吉瞧见,当面一阵嘲笑,登时羞惭得无地自容。可见,他是知羞的。攀附汪直后,除了项忠一事,他没有为权力再陷害过谁,经济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贫,不捞钱,不排斥异己。他少年气盛过,受打击,忍气吞声过,还是打击,最后的抉择——攀附权阉,最无耻却最有效的一个选择,生前的成功,后世的指摘。而在攀附汪直,成为兵部尚书后,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被贬,5年来,他只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再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远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3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无论少年气盛,无论攀附权阉,无论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可因为这最后的抉择,为他迎来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某日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7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7人担任边关重任,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好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卫的图谋。这时,打击还是来了,言官们不放过他,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上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第十四章弘治帝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新观点: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乃至全球频繁出现极端天气的现象。放在国家发展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数年里,水旱灾害持续发生,瘟疫不断,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人民因天灾死亡无数。对于靠天吃饭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标准看,晚明崇祯末世,确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崇祯登基后的17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从陕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东蝗灾……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暴乱四起,外加清朝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下,最终亡国。但如果说崇祯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八旗军的头颅在关宁铁骑脚下被踢得滚来滚去,血污和沙砾凝固在一起,糊得死人的五官难辨。八旗军惨败。只见明军骑兵在城下发威,炮兵在城上发威,袁崇焕令士兵红夷大炮、木龙虎炮、灭虏炮一块上。激战中两军尸横遍野,从早晨到中午,明军死战不退,后金伤亡很大,死几千人。满桂也身中数箭,坐骑受伤。后金军无法靠近城池,甚至无法打到城下,死伤惨重。袁崇焕率军杀出,其部下一箭射中阿济格右肩,阿济格险些落马。皇太极说:“这个袁蛮子是厉害,怪不得我爸败在他手里。”随后他下令停止进攻。当后金军在宁远城下激战时,锦州守军趁后金主力不在。势单力薄之际突然大开城门,蜂拥冲杀出来,大破后金,获胜后迅速退回城内。皇太极感到宁锦前后腹背受敌,于是他率军从宁远撤退,全力围攻锦州。六月初四,皇太极一声令下,数万后金军发起冲锋,明军用红夷大炮和滚木礌石来对付后金军,后金军经历惨痛的伤亡后才打到城下壕沟边,壕沟很深,必须将云梯架在壕沟上,晃晃悠悠踩着云梯才能过去。后金军密集地拥挤在壕沟边反倒成了城上明军的活靶子,在火炮轰击下纷纷倒毙,尸积如山。农历六月相当于公历七月,此时东北的天气虽不像现在这样炎热,但身穿铠甲的情况下冒着炮火发起进攻,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最终皇太极只得下令撤军,此战结束,史称“宁锦大捷”。战后袁崇焕欣喜地奏道: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分崩虏骑如潮泻,鼓声雷动宁远下。长围虹亘百余里,靴尖踢处无宗罅。将军神武世莫伦,怒须张戟双目眦。剑锋扫虏秋箨卷,纷纷聚蚁无坚屯。尸沉马革亦何畏,流矢薄身惊集猬。大呼直欲尽敌止,风雷疑是军声沸。胡奴走尽壁垒开,一城士女欢如雷。十年积馁一时破,虏马应自忘南来。捷书飞入明光里,天子披之当色喜。安得将士皆如此,恢复两河须臾尔。宁锦大捷,袁崇焕在战前手忙脚乱,想搬救兵,等到敌人真的大军压境时,他却能坚决抵抗,并用正确的战术将敌人击退,可见有时候,人是需要压力的,只有把他的所有指望都堵死,才能激发出他的潜能,让他去拼。总之,此战袁崇焕不救锦州,有过,守住宁远,有大功。但是战后,魏忠贤将袁崇焕在宁锦大捷中的功劳排在第八十六位,且朝中东林党人都被魏忠贤诛杀殆尽,袁崇焕愤然辞职。说到这,我们该好好讲讲魏忠贤了,明宫三案中的移宫案跟魏忠贤有关,熊廷弼先是在魏忠贤的支持下得到启用,后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杀,孙承宗也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免去兵部尚书的职务。前文丁卯之役的时候,全国都在为魏忠贤建生祠,人死后才建祠庙,除非大家对于特别爱戴的人才在生前修建祠庙,像对一个人进行全国性建生祠的情况,中国历史上只有魏忠贤这一个例子,那么魏忠贤究竟是何方神圣,能有如此神通广大呢?第十二章“爱国贼”魏忠贤的兴衰1625年冬日某一天,北京城内的一个小客栈,五个来京城做小买卖的商客聚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胆气壮了不少,高声说:“魏忠贤作恶多端,用不了多久就会倒霉!”其余四人一听这话,谁也没敢多说话,胆小的一位还劝他谨慎,没想到这个人却说:“魏忠贤虽然横,难道还能把我的皮剥了吗?我怕什么?”其他几个人没说话。夜半时分,客栈门突然被踹开,数十名锦衣卫士兵,以手中火把照诸位旅客的脸,然后把在一起喝酒的那五个人都捉走了。其中四个人被摁着跪在地上,只见说魏忠贤作恶多端的那个客商手足四肢都被钉在一块门板上。魏忠贤对这四个人说:“这小子说我不能剥他的皮,现在姑且一试。”魏忠贤让手下的小太监用沥青把那个人的全身浇了一遍,连每个指尖都不放过。一时间,焦煳味、肉香味飘散于空气之中。待受刑人身上沥青干透,魏忠贤让人用锥子把人皮剥下来,整个人皮被完整地剥下来,由于有沥青绷着,人皮立在地上,几乎就是个完整的中空的人站在那里。被剥皮的人还没有咽气,他的双眼还看见自己的皮立在面前,惊恐惶骇的神情还能从没有面皮只有肌肉的脸上看得出。此刻,另外四个人被吓得都快死了,他们觉得自己的下场也会如此。这时,魏忠贤并没杀他们,而是给他们每人五两银子压惊,然后把他们放了。此事出自明末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幸存录》的下卷,由一徐姓算卦者讲给他听。当时,这个算卦的正住在那个客栈,事情经过为其耳闻目睹。魏忠贤,1568年出生,河北肃宁人,农民出身,但精通射箭,能左右开弓,喜欢骑马。十七岁那年娶了媳妇,生了女儿。按理说男人自从当了爸爸,应该有责任感了吧,可是魏忠贤却从此开始天天赌博,几年下来就把家中财产输光了,一次债主逼上门来要债,魏忠贤环顾四周,发现家徒四壁的家中并非一无所有,因为还有两个女人,自己的女儿和妻子,被自己玩剩下的女人自然没人要,于是魏忠贤把女儿卖了,还清赌债。如果说到此为止,魏忠贤从此金盆洗手,老老实实种地,那么就不会有以后的事了。赌博这种事让人上瘾,只要有一次尝到甜头,就会赌下去,多次失败后,就会想着只要再赢一次就不干了,可是等到真赢了之后,就又欲罢不能了。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对赌博严厉打击,李斯制定的秦律规定,赌博的人轻者脸上刺字,重者“挞其股”,把你屁股打得皮开肉绽,让你这辈子都不能坐着赌博了。宋朝赵光义则规定只要赌博,一律处斩(《宋史·太宗纪》载:“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忽必烈规定赌博者轻者杖刑,重者流放,他对赌博的人说:“朕已用我的兵力征服你们,你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如果你赌博,你就是拿朕的财产来做孤注一掷的输赢了。”《金陵锁志》记载朱元璋为了治赌博,把南京城所有赌徒聚在一起,让他们在秦淮河畔赌博,赌徒们都很高兴,有人赌赢了一大笔钱,要出去买吃的,此时却被朱元璋的士兵挡住,士兵说:“皇上有令,只许赌,不许吃饭。”最后所有赌徒都被饿死,从此南京城没赌博的了。明朝前期一直禁赌,到了魏忠贤所处的明末,辽东烽烟四起,中原流民遍地,压根儿不会有人禁赌了。赌博成了所有想不劳而获的人发家致富的捷径。继续赌博的魏忠贤终于有一次输光了所有,连裤子都卖了,他躲进街上的酒馆,被人揪出来当街痛打一顿,差点丢了性命,魏忠贤情急之下说:“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作为一个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挣扎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黯淡,参加科举吧,自己不识字,靠辛勤劳动致富吧,自己吃不了苦,靠其他方式往上爬吧,自己在上面又没人。此时,也许,“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这句话倒是唯一的出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还不如进宫当太监,把这也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但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阉了下边,第一,你不是爷们了,这辈子再也无法享受女人了,也不可能再有后代了,如此失去了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第二,据说当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地方随便埋了,做永远的孤魂野鬼。但是,假如入宫当太监,魏忠贤有希望逐渐接近皇上,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如果依旧这样下去,则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命运与命根二者中,魏忠贤选择了命运。魏忠贤最后决定阉割当太监。许多人对这方面感兴趣,但又无法亲身经历,下面让我们根据清代笔记《宸垣杂识》来介绍一下当太监的过程。关于太监阉割过程,历朝历代都差不多,无论如何都是割去关键部位,所以清代记载的明朝太监阉割法照样靠谱。愿意当太监的要有地位的太监引荐,然后立下婚书,把自己当女人嫁到皇宫,交十两银子。在春末夏初做阉割手术,因为手术后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还不能感染,所以选这个不冷不热的时候。净身前要斋戒三天,做手术前操刀者问:“你是自愿净身吗?”“是。”“假如你后悔,现在还来得及。”“绝不后悔。”“那么你断子绝孙可和我毫无关系吧?”“毫无关系。”随后被阉割人把《自愿阉割书》念一遍,然后被蒙上眼睛,手脚像“大”字一样被捆得结结实实,于是手术开始了。先给被阉割人喝臭大麻汤麻醉,之后用胡椒汤将被阉割部位清洗消毒,然后就把该割下的地方砍下来,再用麦秆插入尿道,手术就结束了。被阉割人醒来后一开始感觉自己全身跟没了一样,等麻醉劲逐渐下去后就发现自己其他地方都还在,只有下边跟没了一样,其实也的确没了,当麻醉劲完全消失后会感到剧烈疼痛,操刀者用猪苦胆敷在伤口上缓解疼痛,之后让被阉割人再喝臭大麻汤,让他泻肚,减轻小便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手术后三天内不许喝水,再往后被阉割人胡须脱落,声音变尖,就成了太监了。这是变成太监的急性方法,还有慢性方法,那就是在男孩还是婴儿时,揉搓男孩的睾丸,每天三次,每次用力到男孩痛哭为止,这样做就破坏了男孩的生殖机能,时间一长生殖器就萎缩了,也成了太监。太监的玩意儿被割下后用油炸透,包好,再放进器皿里,太监死后跟身体一起埋了。中国古代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这个东西跟自己一起下葬,也勉强算完整的人。做手术共需要五两银子,合人民币大约四千块钱,魏忠贤连裤子都输光了,还能做得起手术?所以他只能挥刀自宫。通过我的介绍,您会感到阉割手术是很复杂的事,然而魏忠贤却做成了,可见此人如生在现在,有进医科大学学外科的潜质。挥刀自宫后的魏忠贤入宫当了宦官,注意,不是太监,因为要想当太监可没那么容易,太监是宦官的最高级别,明朝宦官级别分为:太监、中监、少监、监丞、长随、当差、火者。宫内历来按资排辈,初来乍到的魏忠贤自然是当火者了,火者的工作当然不是救火也不是放火,火者的工作是扫地、打水、刷马桶、开大门等等。魏忠贤“不识文字,人多以傻子称之,亦担当能断,顾猜很自用,喜事尚谀”(《酌中志》)。这正是魏忠贤的优点,在宫中傻吃傻喝,看起来还傻实在,长相忠厚老实,比自己级别高的太监让他干吗他干吗,别人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乎。他的做法看起来傻,其实这是最精明的表现,宫中关系错综复杂,即便你反抗又能如何?只有看起来厚道,能被人信任,别人才有可能把机会给你,你才可能借机改变命运。果然宫中负责伙食的太监魏朝看中了魏忠贤,把魏忠贤拉到自己门下。魏朝负责伙食的人是王氏,也就是王才人,王才人后来生了个孩子,叫朱常洛。朱常洛二十三岁时有了儿子——朱由校,此后魏忠贤就天天陪着朱由校,和朱由校在一起玩耍。假如历史就这样平静地发展下去,那么估计现在就没有人听说过魏忠贤这个名字了,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立朱由校为太子。魏忠贤一下子成了太子身边的太监,顿由熊市变为牛市。二十九天后,朱常洛吃红药丸吃死了。他儿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三十天内换了三个皇帝,魏忠贤由皇孙身边的太监升级为皇帝身边的太监,三代人的辈分升迁只用了三十天,这其实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快的皇位更迭。战国时秦昭襄王死后其子继位,三天后秦昭襄王之子暴卒,秦始皇他爸异人就继位了,三天内换三个皇帝。对于这种速度的皇位更迭,想事先投机者压根儿不可能,受益者往往只能靠运气,魏忠贤就是如此。其实如果单单是陪明熹宗一起玩大,魏忠贤不可能日后代替皇帝批奏折,因为陪明熹宗长起来的太监多了,魏忠贤绝非跟自己关系最好的。关键时刻魏忠贤跟一个女人拉上了关系,这个女人叫客印月,史称客氏。客氏是明熹宗的奶妈,从小明熹宗就吃着她的奶长大,自然奶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明朝宫中有一种叫“对食”的传统,就是太监和宫女结为夫妇,您没看错,我也没写错,就是这样。深宫寂寞难耐,宫女又不能出去,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就跟太监做个伴。毕竟,身边没有男人的话女人一般是会寂寞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既然皇帝离自己太远,找个太监在一起生活也不错。当然,“对食”一段时间后就出事儿了,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准备立为皇后的宠妃王氏暴死,而恰于此时,皇宫内又有人告发贾氏、吕氏与太监“对食”,朱棣勃然大怒。贾氏、吕氏惧祸,上吊自杀。朱棣并不罢休,拘捕与贾氏、吕氏亲近的宫婢,亲自审讯,看是否还有其他阴谋。宫婢受了酷刑,竟诬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最终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朱棣下令将这三千宫女凌迟处死,一个又一个二十岁左右的花样年华的妙龄宫女被剥下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肤,随后被刽子手用无情的钢刀细割慢切。雪白的皮肤上鲜红的血格外刺目,鲜血无声地流淌在土地上,直到被砍得露出白骨和内脏朱棣才罢手。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有宫女临死前当着朱棣的面说:“你年老体衰,不能照顾我们(他照顾得过来吗?),宫女与宦官相好有什么罪过?”朱棣大怒,此时雷电打到宫殿檐角,宫女以为苍天有眼要阻止朱棣暴行。然而朱棣不为所动,继续屠杀。此后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对食现象已基本不存在,再往后,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懒,管好自己床上能睡的女人就完了,剩下的宫女与太监“对食”的事就都充耳不闻了,到了魏忠贤时代更是如此。一开始与客氏对食的太监正是魏忠贤的老上级魏朝,魏忠贤把这些年在宫中挣的全部家当拿出来去搞定客氏,隔三岔五请她吃饭,“六十肴一席,费至五百金”,每顿饭六十个菜,酒足饭饱之后,魏忠贤便与客氏翻云覆雨了。有人会问,魏忠贤一个太监,有何本事颠鸾倒凤,其实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了,魏忠贤同时代的人宋起凤在《稗说》一书中记载,“魏虽腐余,势未尽,又挟房中术以媚,得客欢”。换句话说,魏忠贤没有割干净,有时还是能干一票的,毕竟是他自己阉割的,不像宫中其他太监那样经过了严格手术,就靠这一点,魏忠贤就比魏朝有竞争力。很快魏忠贤拿下了客氏,与客氏一起将魏朝充军,并派人在半路干掉了魏朝。客氏是明熹宗的奶妈,搞定了客氏就彻底搞定明熹宗,自然,贪玩的明熹宗就让从小陪自己长大的魏忠贤代替自己处理朝政。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身为司礼监秉笔的魏忠贤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译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文,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明熹宗朱由校跟元顺帝一样,都喜欢干木匠活,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都精巧绝伦。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宫里工匠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样式也极普通。明熹宗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一个人就能搬动,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明熹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表情各异,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很惟妙惟肖。明熹宗做完后还派太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明熹宗更加有成就感,此后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为了干木匠活而废寝忘食。明熹宗喜欢看傀儡戏,于是自己就亲自动手做傀儡戏的道具。他做的傀儡戏木像有男有女,约高二尺,均涂上五色油漆,每个小木人下面的平底处用长三尺多的竹板支撑着。另外还有一个用大木头钉成的长宽各一丈的方木池,美女全身赤裸裸地啪啪

                          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抵抗了,容他今天和手下人准备一下,明天开城投降。当时叛军闻听消息后大喜,遂鸣金收兵等待受降,而李抱玉却乘机修补城池,然后派小队人马从城墙之上用绳子系到城外,悄悄绕到叛军身后,准备做奇兵偷袭叛军。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李抱玉立即向叛军下战书,决定誓死不降,挑衅叛军:有种的就继续攻城。叛军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李抱玉的一封挑战书,大怒之下再次攻城。但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攻城上,却忽略了身后还有李抱玉的一支奇兵,最终在前后夹击之下,攻打南城的叛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南城之围暂时缓解。在南城激烈鏖战的时候,身在中城的李光弼事实上面临着比李抱玉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城一旦失守,也就意味着整个河阳城失陷。为了有效地抵御叛军,他在叛军还没到达之前,指挥将士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沟,在刚刚挖好的转天,叛军在大将周挚率领下,到达中城之外十里处安营扎寨。李光弼明白如果仅仅是打一场城池保卫战,那么尽管等叛军前来攻城,自己在城墙之上指挥士兵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可以了。但此时叛军势盛,而且自己又缺少守城的器械,所以思虑再三,他决定开城迎战,地点就选在中城外围的低垣之内,李光弼的意图是尽量在城外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不使其靠近中城。当时李光弼派部将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中城外的低垣内准备好,伺机向叛军发起冲锋,而他自己则在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进而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周挚凭借兵多将广,带领叛军一直推进到城下,并同时用战车载着攻城的器具相随,不时督促士兵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各填了八条道路准备通过。叛军行进得十分顺利,这让中城内的李光弼大为恼火,他派哨兵去质问荔非元礼为什么对行进前来的叛军熟视无睹,没想到哨兵带回来的消息却是荔非元礼的反问,他的问题是李将军究竟是想主动出击,还是想据城坚守?“废话!当然是想主动出击了!”听完哨兵带回来荔非元礼的回话后,他更加急躁起来,但当他再派哨兵前去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城下荔非元礼的排兵布阵,却令李光弼心生钦佩之意。当叛军填好壕沟准备通过时,荔非元礼立即率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唐军从低垣内冲出,迅速向叛军发起了冲击。由于叛军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脚下的壕沟之上,所以对唐军的冲锋准备不足,一时间阵形大乱,纷纷向后撤退,李抱玉带领唐军一鼓作气打退叛军,使其攻势土崩瓦解。唐军在城外获胜让李光弼大为欣喜,但也让叛军主将周挚有些心里发虚,先前攻占南城未果已经使叛军锐气受挫,现在进攻中城又遇阻,这不仅让他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这种情绪让周挚做出的决定就是由进攻中城改为进攻北城。于是在周挚的率领下,叛军开始向北城方向移动。叛军的动向被中城之内的李光弼全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根据叛军的动向也同时移兵到北城,在那里继续抵御叛军的进攻。和先前进攻南城和中城相比,周挚由于信心不足,这次进攻北城组织得并不是很给力,几次进攻由于阵容不整,号令不一,所以被唐军接连打退,但李光弼对这种消耗战显然并不满意。坦白地讲,叛军由于在南城和北城消耗了不少兵力,所以现在进攻北城已经是强弩之末,在我看来这也是周挚为什么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可是史思明已经下了死命令,捉不到李光弼绝不能撤兵,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而这一切事实上李光弼全都心中有数。几次进攻被唐军打退后,周挚开始偃旗息鼓,他需要让连日劳累的士兵休整。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被李光弼捕捉到战机,从而一举奠定河阳之战的胜利基础。在叛军停止进攻的时候,李光弼通过观察发现叛军在城外的列阵营地,有几处十分坚固,分别是大营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两个角,那么叛军立刻就会土崩瓦解。于是,李光弼下令让部将郝廷玉率领精兵三百人突袭叛军阵营西北角,部将论惟贞率领精兵二百人突袭叛军阵营东南角。“你们必须要看我的令旗作战,如果我的令旗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突然急速往上挥动三下,你们就要奋力向前,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有后退者,必斩!”在两位部将即将出战时,李光弼部向他们部署方略,然后他整装向西面向京城长安的方向跪倒,真挚地说道:“臣身为国家的三公,绝不能死于叛军之手,能否打退叛军全在此一举,万一战事不利,臣自刎于此!”言罢,他伏地叩拜三次,然后站起身来命令打开城门,让郝廷玉和论惟贞带着人马杀出城去。至此,河阳之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郝廷玉和论惟贞率领精兵从中城冲出去的一瞬间,李光弼在城头上将令旗高高地举起,只见他急速向上挥动了三下,城下的两位部将立即率领精兵向叛军的营地发起冲击。唐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人人奋勇争先,不避矢石地冲锋陷阵,尤其是郝廷玉和论惟贞两位主将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营,士兵看到主将一马当先闯入敌营,更是士气大振,备受鼓舞,无不前仆后继,以一当十。周挚万万不会想到李光弼会冒险出城进攻,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唐军已经逼近本方大营不过五百米,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从容组织抵抗,所以他临时带上守卫自己帐幕的几十名亲兵,即刻上马出营应战。由于周挚匆忙应战,致使他刚刚出营就遇到了让他棘手的一幕,唐军在冲到本方阵营后,立即兵分两路,分别向大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而去,这让周挚一时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他愣神儿的工夫,郝廷玉和论惟贞已经分别对叛军阵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这两处最坚固的地方,发起了闪电般的突袭。霎时间,呐喊声和兵刃相撞声震天动地,周挚由于没能及时做出决策,致使本方阵营两处最坚固的地方,被唐军一通冲击,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要乱跑,听我的号令,违令者斩!”周挚在乱军之中,想努力控制局势,但无奈人心已乱,任凭他怎样高声呼喊,也无济于事。仓皇之中周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脱离本方大营,前往南城外与准备攻打南城的史思明会和。当史思明得知周挚在中城的惨败后,遂无心恋战引兵退去。至此,河阳之战宣告结束,此役唐军斩首叛军千余人,俘虏五百人,生擒叛军大将徐横玉、李秦授,并缴获战马两千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大胜。李光弼在河阳中城之上看到叛军退去,不禁长抒一口气。但他知道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史思明虽然引兵退去,但依然对洛阳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扩大河阳之战的战果,李光弼于上元年(761年)二月,率军主动进攻河阳北部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闻讯后遂匆忙领兵前去援救,但半路中了李光弼的埋伏,被打得惨败,只得领兵撤回洛阳。从整个战局来看,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胜利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唐军与叛军的力量对比。史思明也只是解除了对河阳的包围,唐军却依然没有光复洛阳。换句话说,双方只是暂时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事实上,河阳之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李光弼坚守住河阳城一年半后,史思明再一次卷土重来,进而由河阳之战引发的邙山之战即将开打。邙山失利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使整个中原战局有明显的改观,唐军主帅李光弼仍以固守河阳、相机行事为主要战略方针。而史思明在河阳吃了败仗后,则退守洛阳,休整人马,同时又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进一步威逼长安,所以史思明没有就此撤出河南辖境,决定继续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对峙下去。不过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双方的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曾经有人上疏李亨,说现在天下未定,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让军事才能极佳的郭子仪赋闲在家。李亨看完奏疏后采纳了相关意见,遂下诏起用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统领禁军与诸道藩汉人马共计七万人,准备从朔方出兵直捣范阳,然后再南下进兵河北,意图在河南与李光弼前后夹击史思明。如果这个计划成行,那无疑会加速平叛的进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李亨刚刚起草完诏书后,宦官鱼朝恩前来阻挠,李亨只得作罢。所以,对于李光弼而言,还要平叛重担一人担。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史思明看到李光弼坚守河阳长达一年多不出战,知道这样耗下去于己不利,遂想引诱李光弼出城决战。但无论史思明怎样挑衅,李光弼就是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史思明见没有效果后,于是心生一计,他派人前往长安散布流言,说自己的人马都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现在长期背井离乡在外作战,全都厌战思归,所以目前人心不一,貌合神离。史思明释放的这种烟雾弹,是想激起唐廷高层那些目光短浅、只热衷官场斗争的人的猜忌之心,因为李光弼坚守河阳一年多之久,而叛军目前不利的状况,李光弼为什么不出战呢?那一定是想以战养战!事实证明,史思明的策略十分有效,他的流言恰恰在宦官那里找到了市场。当鱼朝恩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上报李亨说自己已经掌握叛军的内部状况,认为李光弼是故意不出战,为了尽早结束战事,皇帝陛下应该立即下诏催促李光弼尽快出战。李亨虽然对李光弼十分信任,但一年多来河南战局依然是对峙局面,也让他内心稍有不悦,所以借助鱼朝恩的这种舆论攻势,李亨趁机下诏催促李光弼全力进攻洛阳。最初李光弼在接到诏书后,给出的答复是: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皇帝陛下一连下了六道催促出战的诏书,尤其是第六封诏书上赫然写着“贻误战机必问罪”的字样,无奈之下,李光弼只得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硬着头皮领兵出城向洛阳进发。二月二十三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摆开阵势,准备与史思明叛军进行决战。一百多年前李世民曾经在这里和王世充展开过一场大战,结果唐军取得胜利。今天当李光弼站在邙山脚下遥望洛阳城时,他的心中不禁有些犹疑,前方旌旗招展,他只能默默地祈祷自己能有太宗皇帝当年的好运气。李光弼首先命令人马占据险要地势,依山扎营布阵。但部将仆固怀恩却执意要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闻讯后立即派人阻止他,并讲明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等于彻底将自己的劣势暴露给了叛军,以史思明的精明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很长时间以来仆固怀恩对于李光弼心中并不是那么服气,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官职是朔方节度使,而起初朔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郭子仪,应该说他算是郭子仪的嫡系,可是现在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这让仆固怀恩心中很不爽。最关键的是,仆固怀恩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和朝廷内的宦官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鱼朝恩在向李亨进李光弼的谗言时,仆固怀恩为了报复李光弼,极力附和鱼朝恩。这也是李亨下定决心让李光弼必须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仆固怀恩准备列阵平原的做法,李光弼坚决持反对意见,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就请赶快改变你的做法”这样的狠话。李光弼素以治军严厉著称,这一点他和郭子仪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仆固怀恩却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所以结果就是四个字——拒不执行!由于当时诸镇节度使已经是拥兵自重,李光弼这个统帅也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指挥权,一旦有不听指挥的,李光弼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仆固怀恩的固执让李光弼很不能接受,为此他派人多次找仆固怀恩进行交涉,却依然未果,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日,没有丝毫进展。但就是这半日的工夫,却让精明的史思明捕捉到了战机。李光弼初到邙山之时,史思明便已经派人严密监视唐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因为列阵的问题产生争执,从而导致唐军阵形准备不足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唐军发动了突袭。而尚未做好准备的唐军由于仓促应战,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本来应该是李光弼熟悉的战法,但因为内讧的原因,却让史思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光弼这次本来就是硬着头皮从河阳出来,现在又遇到突袭溃不成军,所以他并没有像先前在河阳时那么信心坚定,立刻带领人马渡过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李抱玉在河阳自知孤城难守,也主动放弃河阳,奔至闻喜和李光弼会合。仅仅两天的时间,唐军接连遭遇邙山失利和被迫放弃河阳,甚至被迫放弃河南战场,这让史思明的叛军再一次恢复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而且京城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暴露在叛军眼前。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在取得邙山之战胜利后,即想乘胜西入潼关再占长安,他计划让儿子史朝义作为先锋军从北道进攻陕郡,自己则继续率领大军向西进军,两路人马在潼关之外会和,然后合力攻打潼关。然而就在潼关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史思明的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内讧,而这一次史思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最终也落得个被儿子弑杀的结局。从本性来讲,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是个生性残忍好杀的人,部下稍不如意会遭到他毒打,甚至被诛杀全族也是常事。这让他的部下人人惶恐不安。但其子史朝义却和他父亲完全相反,为人谦恭、爱惜将士,跟随其父南征北战多年,也颇有战功,所以颇得将士们的爱戴,将士多归心于他。按说史朝义这么优秀,应该是很受史思明宠爱的,但史思明却偏爱小儿子史朝清,从范阳出征之前,史思明也是怕这个心爱的儿子有所闪失,所以让其镇守范阳,而带着史朝义上路。问题的关键是,史思明不仅偏爱史朝清,而且想立史朝清为太子。但史朝义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始终是个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是困扰他,残忍嗜杀的史思明有时候甚至想用杀掉史朝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战事吃紧,而且找不到相关借口,所以并没有轻举妄动。但就在邙山之战后,史朝义作为先锋军向西进兵的时候,史思明终于找到了借口。三月九日,史朝义率兵进至礓子岭(今陕西陕州东),遭到唐将卫伯玉的阻击而吃了败仗,在损兵折将后史朝义被迫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史思明得到消息后大骂史朝义懦弱无能,难成大事,扬言要按军法处置史朝义。当然史思明这么做是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在他看来打了败仗不是件大事,关键是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可以顺势除掉史朝义的机会。但史思明并不想自己的心迹被外人探查到,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故意而为之,所以他便打了个幌子下令让史朝义修筑粮库,限期一天完工。谁都看得出来这明显是在刁难史朝义,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史朝义真的是一天完工,不过只差外部抹泥。“攻克陕州,终斩此贼!”当史思明检查完粮库工程后,依然鸡蛋挑骨头般地奚落史朝义,并在离开时悄悄对身边的随从说出上边那八个字。史思明没有想到,这是他覆灭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行将就木”。史思明说这八个字的时候,虽然史朝义没有听到,但却很快传到了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的耳朵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史朝义丢了性命,那么自己也将难逃一死。所以,两个人决定劝说史朝义,在如此危急时刻发起绝地反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两位部将明白疏不间亲的道理,所以在见到史朝义的时候,他们并没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而是试探着看看史朝义是个什么态度。“怀王(史朝义)您现在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吗?”“哦?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今早圣上(史思明)和侍卫说等到攻克陕州,就会做不利于怀王的事情,您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吗?”史朝义惊恐地问道。骆悦和蔡文景并没有直接回答史朝义,而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道:“看来我们和您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自古以来从没中断过废立之事,末将建议怀王召曹将军前来商议。”曹将军是史思明的贴身护卫,无论史思明走到哪里

                          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第二章晋国和楚国的角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邾国发生了什么事?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3.公子昭(郑姬所生);4.公子潘(葛嬴所生);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临淄的国人对于这位春秋时期的山东呼保义无不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公子商人还蓄养了一批死士,朝夕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既然有钱蓄死士,可见其借高利贷做善事,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自古欲成大事者,总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子商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齐昭公死后不到两个月,公子商人派刺客暗杀了侄子公子舍。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马上自立为君,而是假惺惺跑去对哥哥公子元说:“公子舍年少而无威,如果当上国君,齐国必然大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齐国,也是为了哥哥您。”请公子元即位为君。公子元的回答很直接:“这君位,你想了很久吧?如果不让你当国君,恐怕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而我不同,我是个甘居人下的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你的领导。所以,拜托你放过我,还是你当国君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公子商人再客套就显得多余了,于是粉墨登场,即位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懿公。但是,从一开始,公子商人这个国君就当得有点悬。首先是齐国民众不服。虽然公子商人

                          公债。这封电报似乎出现得过于突兀:应桂馨不提黑材料的碴儿,提公债干什么?公债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只是这种债券相当抢手。原因是政府急于套现,公债一般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而等到公债到期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也就是说,应桂馨想利用洪老大的中央政府背景优势用公债套利,发一笔横财。可这与搞臭宋教仁他们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洪述祖也晕了,因为电报内容看起来不像是答复自己发出的那份“工作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因此他写信给对方: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请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不等应桂馨答复,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去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洪述祖告诉应桂馨,公债的事我已经交给财政部长在办,估计利息达不到你说的八厘,只能搞到六厘,而且你要求的折扣也比较大,恐怕通不过财政部的审核。根据洪述祖先生几天之后的表现推断,他并没有尽力去办公债的事,甚至根本就没办。当然,洪述祖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不见兔子不撒鹰。应桂馨承诺的黑材料没有着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丢了好大的面子,结果你应桂馨还想借他洪述祖的中央背景低价购买公债赚利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因此,洪述祖在电报的后半部分暗示应桂馨:你想拿好处也行,但你必须有更加积极明确的表示——“毁宋酬勋位”。“毁宋酬勋位”下文会深入剖析,暂时不多说。又一封杀人的信同日,即3月13日,应桂馨发给洪述祖一封信,这是一封堪称近代史上第一不要脸的犯罪信,信的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兹分别详陈于后。”这是解释写此信的目的是回复一封信——三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祖于3月6日写就的那份“意见”以及一封电文——3月13日收到的那份绵里藏针的“毁宋酬勋位”电报。可为何要在这封信中回复“意见”?秘密就应该藏在应桂馨收到“意见”的日期“三月初九”里面,只是“三月初九”很费解,应该不是指阴历“三月初九”(1913年4月15日),可“三月初九”也不像阳历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或许是应桂馨在发出电报后才收到“意见”,也或许是收到了却没来得及看。总之,那封买“公债”的电文并不是对“意见”的回复,这是可以确定的。在第二部分,应桂馨详细解释了公债的事情。应桂馨说,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行的那种利息八厘的公债,现在市面上有人只卖六五折(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而他出于帮中央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打算以高于市面价格的六六二折购买。这小子还强调说,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到这么一个好点子,而且不要好处费,这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鬼话。应桂馨说了这么多,言外之意就是我开的条件不错,你洪述祖之前责怪我开的条件太高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财政部长面前美言几句,公债不难买到。插一句,根据民国初年公债相关的史料以及洪、应二人的来往电函可知,买卖公债这种商业行为的最终决定权在财政部,财政部长说了算,并不需要取得袁世凯的同意。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公债相关的事情,只为了说明一点:买公债跟“谋宋搞钱”一事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信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应桂馨对“意见”的正式答复。应桂馨知道自己拿不出黑材料交差,所以采纳了洪述祖教给他的办事流程应付差事。先收集宋教仁的反对文章——他收集了《民立报》转载的宋教仁演讲稿寄给洪述祖。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方可下手——他侦探到了对方的“激烈之举”——不但宋教仁最近的言论非常危险,而且黄兴也表现得很不安分,昨天黄兴把应桂馨帮忙转卖公债得来的现金拿出一部分用作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随后,他解释自己这次帮助黄兴卖公债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干革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替自己说两句好话。信的第四部分则明显是应桂馨深刻领会了“毁宋酬勋位”电文之后的自我发挥。他说,我个人本来不在乎什么功劳赏赐,但禁不住宋教仁太能搞事,如果我们不釜底抽薪干掉他(去宋),恐怕对大选的局面不利。可办宋教仁这事儿所需手续费很多,而我倾家荡产也才垫付二十余万(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应桂馨的这次喊价:二十余万,与之前索要的报酬三十万元相当。也就是说,其最终报价还是三十万。高潮一天后,应桂馨主动提出明确的刺宋计划: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乞转呈”是让洪述祖征求领导(赵秉钧、袁世凯)意见。刺宋的剧本就此完成。看到这里,似乎洪述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啊?洪述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狗改不了吃屎,他改不了捞钱。1913年3月17日,洪述祖发电给应桂馨: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债票特别准,表面上似乎在说公债肯定能办下来,但实际上是肯定应桂馨的刺宋计划——三十万的报酬没问题,勋位没有问题。然而洪述祖担心应桂馨再次满嘴跑火车,于是激他:“你别光说不做,赶紧行动(何日缴现领票)!”至于最后一句话“润我若干,今日复”,意思是记得给我回扣,今天务必答复我。可接下来的两天,应桂馨并没有给出答复,因此洪述祖再发两份电报,催促应桂馨兑现承诺。3月20日,应桂馨回复洪述祖:电报我已经收到,但请你先呈报给中央。至于洪述祖有没有“先呈报”,下文再说。反正应桂馨是没管三七二十一,以相当雷人的理由——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和相当离谱的价格——三十元(承诺一千,实付三十)请得杀手武士英出手,也就是本章最开始的那一幕。……至此,案情的大致脉络渐渐清晰起来:应、洪二人想通过搞臭宋教仁来弄些黑钱,原本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同意,但应桂馨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根本就拿不出黑材料。于是骑虎难下的应桂馨在同样交不了差的洪述祖的暗示下,杀了宋教仁,试图以此交差并取得酬劳。但问题是,洪述祖有没有受到袁世凯或者赵秉钧的指使呢?这涉及两句电文,也就是大部分人用之给袁世凯定罪的两句话——洪述祖分别于13日和17日所发电文中的“毁宋酬勋位”以及“债票特别准”。难以成立的罪证“毁宋酬勋位”应该作何解释?不同的解释,似乎可以引发不一样的结果。国民党人的解释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而“酬勋位”这么大的事不是洪述祖这样一个小秘书可以决定的,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因此可以证明,洪述祖之所以能发出“毁宋酬勋位”的电文,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的授意。对于国民党的说法,袁世凯和赵秉钧自然是矢口否认,而且他们也给出了说得过去的解释:“授勋”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情,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我们以应桂馨“毁宋”有功的名义授予对方勋位,岂非不打自招?难道我们的智商有这么低吗?其实,国民党和袁世凯双方的论据都不成立。政治界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就“毁宋酬勋位”一事来说,“应桂馨于辛亥革命有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辞”,一个很好的借口。因此,国民党认定洪述祖没法“酬勋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洪述祖完全有底气假传圣旨,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为应桂馨申请勋位。更重要的是,洪述祖确实有用这个理由为应桂馨申请勋位的计划,这可不是瞎编。1912年10月,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信。洪述祖在这封信中让应桂馨补寄申请勋位所缺的“革命资料”(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至于为何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办下来,可能是因为洪述祖不满意应桂馨弄黑材料的表现吧。同理,袁世凯也不能用“酬勋位不可暗箱操作”的理由来洗脱干系,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光明正大地为应桂馨授勋,不用任何暗箱操作。也就是说,“毁宋酬勋位”既无法证明袁世凯下令“毁宋”,也无法证明袁世凯没有下令“毁宋”。至于洪述祖给出的承诺:债票特别准,也有人提出质疑:若没有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同意,即使杀了宋教仁,洪述祖有能力批准以六六二折出售八厘公债吗,他又以什么样的名目搞到三十万的酬劳?对于公债的事情,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也有了结论:公债与“刺宋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需要袁世凯批准。至于如何拿到三十万的酬劳,这个简单。鉴于之前袁世凯已经承诺只要见货就交钱,因此在拿违法当盐吃的洪述祖看来,只要应桂馨不暴露,杀了宋教仁也是可以找个好借口把这笔已经准备好的钱拿到手的。既然“毁宋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都无法证明袁世凯直接涉案,难道袁世凯就此洗脱嫌疑了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一下重大嫌疑人洪述祖先生的口供。不靠谱的口供应桂馨于案发后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则在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通电,承认是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是自己假传圣旨,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命令他“毁宋”。而他提出的“毁宋”是指诽谤,是利用黑材料毁掉宋教仁的名声,至于后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应桂馨自作主张,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这之后,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润。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17年春,自以为已被大家遗忘的极品坏人洪述祖先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这个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替日本人推销鸦片。放眼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人能把极品爱财奴本色发挥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洪述祖自以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刺宋案的主谋之一,自以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上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张虎口。因为有两个人一直时刻关注着他的行踪——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顿,后又被扭送到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华民国的最终审判和刑罚。鉴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袁世凯、赵秉钧此时已死且声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毁宋酬勋位”的电报是袁世凯通过赵秉钧转交给自己的,自己完全没做任何加工,至于“毁宋”被理解成什么意思,完全取决于应桂馨同志的个人理解能力。总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毁宋”跟他洪述祖没有关系。但法官不为所动,因为洪述祖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三个漏洞。漏洞一:应桂馨明确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对“意见”与“毁宋”电文的综合答复,而“意见”很明显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说,即便洪述祖把“毁宋”电文推到袁世凯的头上令其负有领导责任,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为“意见”有明显的教唆意图。漏洞二:假设“毁宋”电文出自袁世凯之手,那么对于应桂馨之后数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进一步指示的电文,洪述祖就应该呈送给袁世凯看,让袁世凯作出进一步批示。而一旦呈报给袁世凯,那么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凯的指示杀人,他便可以借此脱罪。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故去,没有人会威胁他说出所谓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给自己辩护。可是洪述祖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指证袁世凯或赵秉钧对应桂馨的刺杀方案做了批示。换句话说,洪述祖是真的没有“呈上”,而袁世凯也没有直接参与“刺宋”。漏洞三:洪述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应桂馨提出“刺宋”之后仍催促对方赶紧兑现承诺的行为。洪述祖不但没有“呈上”,还催促对方赶紧“去宋”。那只有一种解释:洪述祖自作主张同意了应桂馨的刺杀方案,他就是主谋。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处绞刑。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起绞刑。4月15日,洪述祖被绞死。死状极惨,行刑过程中头颈分离。这对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吧。动机虽然根据之前的分析和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没有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曾下令“刺宋”,虽然洪述祖先生从不按照常理出牌,也没有人品,但要说他是单纯地为了钱而去谋杀政要,还是略微有些疯狂。好在有一种假设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不合理,该假设是这样的:洪述祖通过袁世凯不但愿意掏钱还常常催问黑材料下落的言行,感受到了领导对自己弄“黑材料”搞臭宋教仁进而破坏国民党大选一事的强烈支持,于是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油然而生:我要借此机会立下大功!甚至可能在他与袁世凯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袁世凯还曾表达过一些对宋教仁不满或颇为忌惮的言语,令他感受到了领导的怂恿,从而坚定了迎合上意的信心。因此,洪述祖决定拍马屁和捞钱并举,因而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有人不认同这种“袁世凯知情怂恿,洪述祖主谋”的假设,说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实际上,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不仅威胁到了袁世凯也威胁到了孙中山。若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国民党也有杀人动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要想顺利施行责任内阁制,就得依赖于一点——没有一个强力总统。要不然一个强力总统,一个强力内阁,估计成天就是吵架,根本干不了正事。因此,宋教仁早就计划推出一个适合他的大总统,但这个总统人选既不是本党头号领袖孙中山,也不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而是综合实力较弱的黎元洪(吴湘相《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这能令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服气吗?不可能服气,证据如下: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宋教仁《与刘羹臣书》)。透过这封信以及写这封信的日期——1912年12月29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教仁同党内的激进派近期矛盾很深。因此,“袁世凯有杀人动机”并不能证明宋教仁肯定就是袁世凯杀的,可惜很多人都据此认定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被扣上幕后主使的帽子,也怪不着别人。毕竟玩火(使用阴招搞臭宋教仁)就要有烧了自己的准备,甚至是被烧死。疑案之最后悬疑洪述祖与应桂馨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神经病联手干下这桩大案,大概就是事实的真相,不过还有四个疑问没有解决。疑问一,国民党人为何能够如此精确地掌握宋教仁刺杀案的各种内情?答案不复杂,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沪军都督陈其美作为辛亥革命后上海军政府的第一任最高领导,当然会将心腹安插到各个关键的岗位。当时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就是陈其美的人,而且吴佩璜先生还是陈其美的情报官。在这里插一句,虽然沪军都督一职在1912年7月底被袁世凯裁撤,其职能划归江苏都督。但这对羽翼已丰的陈其美来说,丝毫不影响其对上海的实际掌控力——他的部队仍驻扎上海,上海军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仍由他的亲信控制。话题回到吴佩璜身上。那时,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文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收发,所以吴佩璜有能力掌握应桂馨和洪述祖之间的秘密。知道了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秘密勾结,就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武士英。这种智商,陈其美肯定有。疑问二,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且促使他翻供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周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这段时期被称为西周。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这段时期被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一般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开始,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为止;周元王元年(前475)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是战国时代。周武王灭商之后,大封诸侯,但是,在周初分封的诸侯中,不见秦人的踪迹。由此可知,西周初年的秦没有诸侯的名分,只不过是一个小族群。到西周第八位天子周孝王时期,秦人的地位有了转机。当时,秦人的首领是非子。非子很喜欢马和其他牲畜,且善于养殖,他养的马繁殖快,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当地人把这一情况报告到周王那里,周孝王召见了非子。于是,善搞养殖业的非子被派到汧(qiān,千)水与渭水之间主管马匹,其业务精湛,颇受赏识,因此被封于秦(今甘肃陇西),并让秦人“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这是秦人得到采(cài,菜)邑的开始。采邑是古代天子、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世禄的封地,也称食邑。而卿大夫因世代以采邑为食禄,故也用食邑代指卿大夫。这样,非子成为秦赢的合法继承人。采邑只是卿大夫的封地,还远远比不上诸侯的封地。因此,得到采邑的秦赢只是一个卿大夫。那么,卿大夫与诸侯是什么关系呢?自周初开始,周天子把天下划分为若干领地(领主管理的土地),分给他的亲属、功臣,让他们成为诸侯。诸侯要服从周天子的王命,定期朝贡述职;但是,在诸侯的领地中,他们又是世代相袭的最高统治者。诸侯在其国中又分封领地给卿大夫,卿大夫只有领地,没有政权。卿大夫的领地就是他们的采邑。所以,卿大夫比诸侯的地位低,而且,卿大夫没有国,即没有政权。由此可知,秦人最初比东方的诸侯如晋、齐、燕的地位要低得多。尽管秦人地位比东方的诸侯地位要低,但凭借一技之长,总算是在以周天子为塔尖的金字塔政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意味着秦人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这一步至关重要。周幽王烽火娱褒姒秦襄公勤王封诸侯秦人获得封邑,是秦始皇家族走向政治舞台的第一步。但是自此之后,秦始皇家族一直没有太大的作为,直到西周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秦始皇家族才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石。那么这个历史机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秦始皇家族又是如何把握这个历史机遇的呢?这两个问卜题和西周王朝的衰败密切相关。西周王朝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封建国,到周幽王时期亡国。秦国由卿大夫被提拔为诸侯,恰恰伴随的是这场变化——周天子的地位在逐步下降,西周的王制在走向衰落。这一过程很漫长,在其间,有三位周王应当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位就是周厉王。周厉王的失误有两点:一是与民争利,二是压制言论。周厉王在位时期,不准“国人”(西周、春秋时期住在国都人的通称。他们有户口可以住在国都,具有公民权,可以从军,充当基层官吏,参加祭祀;和“国人”对立的是“野人”。因此,“国人”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利用山林和水面,把这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结果严重损害了“国人”的利益,引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面对“国人”的愤懑,周厉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派了大量特工,监视“国人”,谁敢在背后议论,杀之无赦(以告,则杀之)。这导致“国人”见面不敢打招呼,在路上碰见了熟人也只能交换眼色(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可见“白色恐怖”的严酷。周厉王控制言论,短期之内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其谤鲜矣”,二是“诸侯不朝”。周厉王本人还沾沾自喜地对他的大臣召公说:我能禁止他人说我的坏话了!(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他手下的大臣(召穆公)对厉王进谏说: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说话,比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淌的危害还要大。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最终会导致决堤,会伤害很多人,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们说话,何尝不是这样呢(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有朝一日也会决堤的,恐怕那时悔改也来不及了。但是,周厉王还欣欣然地沉浸在短期政治高压的效果中,对召穆公的谏言充耳不闻(王不听)。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内是没有人敢讲话了。不过,三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忍无可忍的“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厉王从镐京(今陕西西安)出逃,流窜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周厉王从镐京出逃时,他的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里,“国人闻之,乃围之”。最后,召穆公没有办法,“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周厉王逃亡之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主持政事,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共和元年,前841)成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又过了十四年(前828),周厉王死于流放地,太子静被拥立为周宣王,召穆公、周定公交还政权(一说朝政由共(gōng,躬)伯和执掌。共伯和是西周时期的共国(今河南辉县)君,周厉王出逃后,他受诸侯拥戴,代行王政。周天子被“国人”赶出京城,客死于流亡之地。天子的颜面扫地,权威尽失,这是西周王朝衰落的开始。第二位导致西周衰亡的周天子是谁呢?周宣王。周宣王登基后,采纳大臣召穆公等人的意见,整顿朝政,曾经出现一度中兴的局面。但是,宣王晚年,连续用兵失利,先是败于姜氏之戎(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后来,又在南征中损失了“南国之师”,军力受到重创,再次陷人危机。西周初年,周王室拥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等大量军队,周天子的军力远远强于诸侯,这是周天子号令天卞诸侯的军事保证。但是,到宣王时期,周天子的兵力损失极大,已经严重不足。大臣劝谏周宣王举行天子籍田助耕的礼仪,这虽然只是一种形式,却需要各国诸侯齐至,正是强化权威的有利时机。然而,周宣王不听劝谏(王弗听)。曾经有所作为的宣王没能担当起重振周室的大任,反而因不听劝谏而使兵力大大削弱,失去了号令诸侯的军事保证。第三位导致西周灭亡的周天子是谁呢?周幽王。周幽王是怎样摧毁了西周的呢?曾经号令天下诸侯的西周被灭于犬戎之手。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增侯、犬戎,对西周都城镐京发动突然袭击。周幽王见势不妙,立即点燃烽火,希望诸侯能够率兵保卫京城。但是,看到镐京的烽火,却鲜有诸侯率兵勤生(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结果,西周都城被犬戎攻破,幽王逃到骊山被杀,镐京的财宝与美女褒姒(sì,似)都被掠走(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西周王朝宣告灭亡。周天子自立国之初就拥有号令诸侯的权力、如果诸侯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周天子就可以对之进行征伐。因此,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什么周幽王点燃烽火竟无人勤王呢?这件事其实是和一位女人有关,她就是美女褒姒。周幽王本来就是一位昏庸之王,他宠信了一位贪财图利而又善于逢迎、能说会道的大臣主持朝政,导致民怨鼎沸一。后来,褒国进献了一位美女褒姒,周幽王非常宠爱褒姒,对她的话是言听计从。周幽王废掉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姐做王后,并且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被废,只好和其母亲逃回申国。褒姒虽然美艳绝伦,却是位冷美人,特别严肃,不爱笑(褒姒好笑)。幽王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博得褒姒一笑,但始终未能成功(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黔驴技穷的幽王竟然下令:点燃烽火台。烽火台本是国都镐京遇险时紧急征召天下诸侯勤王的标志,烽火一起,说明国都有警,各地诸侯会纷纷率兵前来救驾。但是,当各地勤主的诸侯赶至京城时,却看不到敌兵。褒姒看到各地诸侯心急火燎地奔到京城城外又见不到敌兵的尴尬情景,放声大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褒姒一笑,幽王开心极了(幽王说之),很有成就感。然而,各地赶来的诸侯却满腔怒火,因为镐京并无凶险,也没有外敌来犯,幽王举烽火不过是为了博得美人莞尔一笑。但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幽王的昏庸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当时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于是“数举烽火”便一发而不可收。有位大臣劝周幽王:烽火台是救急用的,这个玩笑开不得。大王如此戏弄诸侯,真有急事,诸侯又认为大王在戏弄他们,不派兵相救,那会怎么样呢?但是,周幽王此时像着了迷一样,为了博得褒姒一笑,根本听不进忠言劝告。所以,后来幽王再举烽火,各地诸侯都不再赶来救援(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大玩“狼来了”的游戏,终于自食恶果,就是这一“点”一“笑”,美人没了,江山没了,自己的性命也玩完了。申后的太子被废,这使申后的父亲申侯十分恼火,便联合增国与犬戎,攻灭幽王(申侯怒,与增、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被杀之后,诸侯与申侯共同立幽王原来的太子宜臼继位,史称周平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平王继位之后,犬戎时时刻刻威胁着镐京。周平王没有充足的兵力保卫镐京,只好远离犬戎。公元前770年,他将周王朝的都城迁到洛邑(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东周的开始。周平王东迁洛邑(令河南洛阳)之后,周王室的力量更加衰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东周时代,天下的诸侯相继称霸,这些霸主成为天下真正的主宰者(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就是孔子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历史由此进入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就成为春秋时期的开始。西周王朝的逐渐衰亡为秦始皇家族走向历史舞台创造了一个历史机遇,尤其是当西周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视国家大政如同儿戏的时候,大部分诸侯对周王朝丧失了信心,没有勤王,导致周幽王最终兵败被杀,西周灭亡。但当时秦人审时度势,奋起勤王,之后又亲率大军护送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这位率兵勤王之人是谁呢?他就是秦始皇之前第三十五位、秦君中的第六位秦襄公。秦襄公这一次勤王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次勤王至少说明秦襄公具备两点政治素质: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第二,他有政治魄力,敢于带兵救驾,因为他明白,要想得到封赏,必须讨好周天子,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而且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秦襄公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勤王作战非常有力,立下了赫赫战功(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东迁的时候,为了报答秦襄公的救援,第一次封秦襄公为诸侯,并把自己现在守不住、将来也管不了的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西戎之地)赏给了秦襄公。平王对秦襄公说:犬戎不讲道义,屡屡侵夺我岐、丰之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如果秦能攻占其地,驱逐犬戎,就把岐、丰之地封给你们(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并且赐予秦襄公爵位(与誓,封爵之)。秦襄公这次勤王得到了两样珍贵的礼物:一是立国封侯,二是经营西戎。先说立国封侯。秦襄公由于率兵勤王被正式封为诸侯,可以和原来的诸侯国开始互派使者(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周初分封诸侯没有秦,所以,秦人在秦襄公正式被封侯之前的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与已经封侯多年的齐、楚、燕等国根本不能平起平坐。秦襄公的立国封侯使秦国获得了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能与原来的诸侯国势力均衡了。周代社会非常重视名分。秦人在此之前只是个卿士,并无资格与关东诸侯平起平坐,更谈不上称霸天下、统一全国了。秦人自襄公起,有了诸侯的名分,这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基础。所以,在秦国的发展史上,秦襄公是第一位有巨大贡献的君王。再说经营西戎。西戎是中国古代西部一个族群,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杀死周幽王的犬戎即属于这一族群。当时西戎的势力很大,周平王为了躲避西戎的侵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发祥地迁到洛邑避难。虽然周平王将西戎之地封给了秦襄公,但实际上,统治这一地方的仍是西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周平王的这一赏赐只是一纸空文,但是,这一纸空文对秦国来说却意义非凡,它使秦国获得了攻占西戎大片土地的合法性。秦国从此可以公开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大张旗鼓地攻取西戎之地,建立起以关中为中心的根据地。这就好比赏给你一套房子,房产证也给你了,不过,房子里目前有别人住着。但是,这个“证”非常重要,它证明这套房子从法律上讲是属于你的。至于何时收回,那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对于秦国来说,襄公立国是秦国兴盛发达的重要一步,也是它日后统一中国的关键一步。秦襄公锐意进取,一生致力于夺取西戎之地,最终战死在与酉戎作战的战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对于逐步崛起的秦国来说,秦襄公无疑是第一座巍巍丰碑。我们用较多篇幅来讲述西周的亡国,是想说明一个观点:西周的亡国给秦国崛起创造了一个历史契机,秦襄公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使秦国走上了一条振兴之道。大国的崛起无不有一定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者盛,失去机遇者衰。秦襄公抓住了秦国兴盛的机遇。秦襄公虽然获得了攻占西戎的赏赐,但是,秦襄公直至战死疆场都没能占领西戎。所以,他并没有从周平王的封赏中得到任何实惠。亡由余戎王纳女乐霸西戎穆公得其实秦襄公拿着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跟西戎打,一直到最后战死、都没能把西戎之地夺过来。秦襄公战死之后,秦国经历了七代国君,在近一百七十年里都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从周王的封赏中得到实惠。但是,到了秦穆公时期,周平王的恩赐才使秦国获得了极大的回报。这叫做: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秦襄公战死疆场都没能得到的东西,秦穆公凭什么就得到了呢?这主要得力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能够让秦穆公得到这么大的回报呢?这个人叫由余。由余的祖上是晋国人;后来逃到戎地。戎王听说秦穆公非常贤明,为了了解秦穆公,于是派由余来秦国做实地调研。听说戎王的使者由余来了,秦穆公特意安排由余参观巍巍壮观的秦宫和宫中价值连城的大量财宝。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能有一个答案:夸富、炫耀。但是,由余参观完之后却淡淡地说了四句话:这些东西如果让鬼神造出来,也能把鬼神累死;你让人民造出来的,那真是苦了天下的民众啊(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由余并没有羡慕富丽堂皇的秦宫和各种稀世珍宝、反而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由余为什么要批评秦穆公呢?因为由余既看透了秦穆公的用心,又感到秦穆公的夸富非常可笑。由余的回答使穆公大为惊诧,于是问:中原各国用“德”(诗书礼乐)和“法”来治理国家,还不时出现战乱,戎人没有诗书礼乐与法律,他们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由余笑答:这就是中原各国出现战乱的原因啊!自从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低水平的太平。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仗着法律的威严监督民众,民众不堪忍受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上下互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礼乐法度引发的。戎人可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仁德来对待臣民,臣民怀着忠信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轻松自如,根本不需要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治国(一国之政,扰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穆公听了

                          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为‘县’的基础,也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同时还是楚国防范北方大敌入侵的屏障。如果将田地赏赐给大臣,等于撤销这两个县,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汉水流域了。”巫臣身为申县县公,不希望申县的利益被公子婴齐染指,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他这话说得有道理,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于是拒绝了公子婴齐的请求,而赏赐给他其他地方的土地。公子婴齐因此对巫臣怀恨在心。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入侵陈国,以为陈灵公报仇的名义,杀死夏征舒。楚庄王本来想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赏赐给公子侧,被巫臣劝阻。到了公元前589年,巫臣却带着夏姬私奔到晋国,感到被耍的公子侧因此怨恨巫臣。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多年来担任楚军的主要将领,在楚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一致要求惩罚巫臣的叛逃行为,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成员全部杀死,并且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在晋国得到这个消息,派人给公子婴齐和公子侧送了一封信,说:“你们以馋言和贪婪服务于君王,而且滥杀无辜,我必定要使你们疲于奔命,直到累死!”巫臣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在他的悉心经营之下,吴国的国力迅猛增长,连续征服了原本臣服于楚国的巢国、徐国、州来国等小国,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为了救援这些国家,一年七次出征,仍然不能阻挡吴国的扩张势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寿梦将楚国东部的蛮夷部落席卷而去,全部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吴国一跃而成为南方大国,也为后来的吴越争霸写下了注脚。公元前588年底,齐顷公放下大国元首的架子,不远千里,从山东跑到山西,正儿八经地朝觐了晋景公。对于晋景公来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楚、晋、秦并称当世四大强国,就算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的时候,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也不曾见齐国国君前来朝觐啊!得意之余,晋景公不禁对齐顷公充满了感激,也深深为自己去年派巩朔到雒邑“献齐捷”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两国元首相谈甚欢,冰释前嫌,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晋景公立于西阶,齐顷公立于东阶,中间隔着一个中庭。齐顷公手捧美玉,庄重地献给晋景公;晋景公接受之后,答礼,互拜。但是,就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只见担任东道国礼宾的郤克低着头,快步穿过中庭,走到齐顷公面前说:“您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是因为妇人调笑下臣所致,寡君哪里敢当!”郤克这句话,自然还是报复当年在临淄所受的侮辱。其实,站在郤克这个角度,当年临淄的外交风波发生之后,他当上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将齐国排除在断道会盟之外,又带领晋军在鞍之战中打败了齐军,逼迫齐顷公俯首认输,再怎么说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现在两国元首握手言和,他又跳出来旧事重提,给人的感觉就太小气了,而且有公报私怨之嫌。当时晋国大夫苗贲皇在堂下见到了这一幕,暗地里对人说:“郤克知勇而不知礼,仗着自己功劳而羞辱国君的客人,这样能长久吗?”当天晚上,晋景公举行盛大国宴招待齐顷公。韩厥上前给齐顷公祝酒,齐顷公觉得这个人很眼熟,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韩厥说:“您想必认识我吧?”齐顷公再仔细一看,认得是当年在华不注山下放走自己的人,说:“哎呀,当时你穿着戎装,现在穿着礼服,还真没认出来呢!”韩厥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厮杀,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两位君主在堂上把酒言欢啊!”郤克鲁莽而失礼,韩厥则巧妙地弥补了郤克的过失,既未伤及郤克的面子,又让齐顷公听得很舒服。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上,满腹诗书的卿大夫们风度翩翩,才思敏捷,引经据典,应对得体,就算与古希腊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相比,也毫不逊色。郤克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此后不久,晋景公便安排他退居二线(另有一种说法是郤克在鞍之战中落下了后遗症,不久便身亡了),由栾书担任了中军元帅。齐顷公亲自朝觐晋景公,使鲁国人感到有必要抓紧强化与晋国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齐、鲁两国一旦发生冲突,难保晋国会再次站在鲁国一边,甚至与齐国联合起来欺负鲁国也未可知。公元前587年夏天,年轻的鲁成公也跋山涉水,坐着马车一路颠簸来到绛都朝觐了晋景公。也许是因为鲁成公太年轻,晋景公不屑于与他对话;又或者是因为鲁成公来得太晚,让晋国人感到不够殷勤,总之,这次会面极其糟糕,不但没有举行授玉仪式,晋国君臣对鲁成公一行的接待也是不冷不热,可以用“不敬”二字来概括。陪同出访的季孙行父暗地里对鲁成公说:“晋侯恐怕有灾难了。诗上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谨慎啊谨慎,天命有常,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侯既然想称霸天下,他的天命就在诸侯身上,岂可不尊重诸侯?”回到鲁国,灰头土脸的鲁成公便决定改换门庭,要派人去楚国请求交好,而与晋国绝交。对这种过家家似的外交决策,鲁国的群臣都表示反对。季孙行父劝鲁成公:“晋侯虽然无礼,但我们没有必要跟他闹翻。晋国国家强大,群臣和睦,又靠近鲁国,诸侯都听命于它,还不可以背叛。古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也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难道肯真心对我们吗?”季孙行父的意思是,晋国姬姓,鲁国也是姬姓,好歹算是一家人,有些事情就忍忍吧!季孙行父既然这么说,鲁成公也不敢再表示异议。整个鲁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三桓”手中,季孙行父的意见就代表了“三桓”的意见,听着就是了。公元前588年入侵郑国的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觉自信心倍增,民族自豪感随之复苏,对于远在郢都的楚共王也就没那么小心谨慎了。公元前588年夏天,郑襄公派公子去疾讨伐许国,理由是许灵公没有到郑国来朝觐他,实在是大大的不敬。在历史上,许国和郑国之间是有些恩怨的。郑庄公纵横河雒的年代,许国一度被郑国占领,成为郑国的一部分;郑庄公死后,许国虽然重获独立,但仍然是郑国的附庸,诸事均听命于郑国。许国人对于郑国,始终怀有怨恨和不满,也曾经有过反抗,但都被郑国派兵镇压。后来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将许国和郑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许国人心想,你是楚国的附庸,我也是楚国的附庸,凭什么还要听命于你?因此,自许灵公即位以来,就很少去新郑朝觐郑襄公,企图使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淡化,在共同臣服于楚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许国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郑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587年三月,郑襄公去世,郑悼公即位。办完郑襄公的丧事,郑悼公便抓紧处理许国的事务,于同年十一月派公孙申率领部队前往许国划定边界,打算将去年讨伐许国所占的田地纳入郑国的版图。许国人奋起反抗,在展陂打败郑国部队。郑悼公不甘心失败,亲自带兵再度入侵许国,强行占领了鉏任和泠敦两地。楚共王对这两个小兄弟的窝里斗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晋景公则觉察到这是一个从内部分化敌人阵营的大好机会,于是打着救援许国的旗号,派新任中军元帅栾书带兵入侵郑国,攻占了氾、祭两座城池。这一次,郑国不敢单独面对晋国的入侵,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共王派公子侧带兵救援郑国。仗还没打,郑悼公和许灵公就像两个互相打闹的小孩见到老师来了一样,争先恐后跑到楚军大营,向公子侧告状,互相诉说对方的不是。在楚国人看来,郑国去年入侵许国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今年强行要将许国的土地划入郑国的版图,未免就做得太过分了。且不说许国人怎么考虑,再大的事情,毕竟还有楚国可以出来主持公道啊!如果不是郑悼公一味蛮干,怎么可能引发晋国干涉,成功地将爪子伸到楚国的势力之内呢?但是,郑国人历来以辞令通达著称。双方在公子侧面前展开辩论,皇戌代表郑悼公发言,一件明明无理的事情,被皇戌说得头头是道,不但将许灵公君臣说得哑口无言,还搞乱了公子侧的思维,以至于他不能当场决断,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如果两位国君愿意到寡君面前亲自陈述,由寡君与两三位重臣共同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否则,我也难以确保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将皮球直接踢给了楚共王。公元前586年夏天,许灵公果然跑到郢都,在楚共王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状告郑悼公目无楚王,欺凌弱小。楚共王派人宣郑悼公前来应诉——单从这个细节来看,郑悼公已经输掉官司,因为他没有主动向楚共王汇报情况,取得楚共王的理解与支持,而是等着楚共王来宣他。果然,郢都开庭的结果,郑国败诉。作为惩罚,楚共王囚禁了郑国大夫皇戌和公子发,让郑悼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终于发展到晋景公希望的地步。郑悼公刚回到新郑,就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和谈。同年八月,晋景公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郑国宣布脱离楚国的控制,臣服于晋国的领导。正当晋景公在国际上逐步扭转颓势,再度与楚国取得战略平衡的时候,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586年夏天,梁山崩塌。这里的梁山不是指山东的水泊梁山,而是陕西韩城的梁山。梁山本来是梁国境内的名山。梁国于公元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又于公元前617年被晋国夺去,成为晋国的领土,梁山因此成为了“晋望”,也就是晋国的名山。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山崩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且与国家的气数兴衰密切相关。据记载,周幽王在位的时候,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同时发生地震,史称“三川皆震”。当时的史官伯阳父预测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被扰乱所致,阳气蛰伏不能上升,阴气压迫使之无法升腾,阴阳失调则河水枯竭,山崩地裂,乃是国家灭亡的先兆。果然,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坍。几年之后,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梁山崩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景公的高度紧张,他派人到乡下去找正在休假的大夫伯宗,命他坐着传车(驿站专用车辆)到绛都来分析这件事。对于伯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自古以来,国君都爱听奉承话,如果是凤凰来仪之类的吉事自然好办,但是山崩地裂显然不是什么吉兆,他如果解释不好,轻则失宠于国君,从此回家务农;重则人头落地,老命不保。伯宗一边赶路,一边发愁,恰好遇到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车发生意外,把路堵住了,便摆出朝廷大官的架子,不耐烦地命令道:“赶快让你的车避开,好让传车通过!”大车的车主回答:“传车就是为了快速前进,如果等我的车挪开,那时间可就长了,您还不如另辟蹊径呢!”]伯宗听了,心里“咯噔”一跳,于是下车问他是哪里人。车主回答说:“我是绛城人。”]绛城就是绛都。伯宗又问:“你既然从绛都来,有没有听说朝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有啊!梁山崩了,国君准备召伯宗去询问。”]“这样啊……”干巴黑瘦的伯宗捏着胡子,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山上的土松了,自然会崩呗!”那人大大咧咧地说,“国家将山川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遇到山崩,国君就不吃肉,少吃两个菜,不听音乐,不穿华丽的服装,坐朴素的车,住简陋的房屋,陈列祭祀的物品,派史官宣读祭文,仅此而已。就算找伯宗来问,也不外乎这些事吧?”伯宗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事情搞复杂呢?又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拒不告知。见到晋景公之后,伯宗一脸轻松,将那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对晋景公说,山崩地裂不过是自然现象,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如果国君实在不放心,那就请降低自己的待遇,低调行事,诚敬事神,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了。读史至此,难免有所感触:古代的国君遇到自然灾害就很紧张,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事,使得上天降罪,因此要采取“不举”(也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不用太过丰盛,也不以音乐助兴)的手段来平息上天的震怒;后世的人们则没有这种敬畏之心,灾难过后,很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将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给老天,然后继续歌舞升平,努力装扮太平盛世。就此打住。同年冬天,因为郑国臣服于晋国,晋景公召集齐、宋、卫、郑、曹、邾、杞国君主在郑国的虫牢(地名)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与三年前楚国主导的蜀地会盟相比,虽然参加的国家不算多,但全部都是诸侯本人亲自到会,级别自然高很多。这也说明,晋楚争霸那么多年,中原各国对于晋国还是抱有同根同种的“类感情”,更愿意服从于晋国的领导;而楚国,自从楚庄王去世,无论在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有所削弱,国势从鼎盛时期开始平滑下降。虫牢会盟举行得很成功,气氛相当热烈,在这次会盟即将结束的时候,各位诸侯还相约在近期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建立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只有宋国新任国君宋共公扫了大家的兴,他委婉地提出,宋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次会议他就不参加了。宋共公是三年前上台的。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在右师华元的主持下,宋国为宋文公举行了堪称奢华的葬礼——用生石灰和木炭防潮,增加墓室内的车马仪仗和生活用品,首次使用活人殉葬,外椁采用“四阿重屋”的形式,内棺采用天子才使用的装饰。这种僭越天子礼仪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严肃批评,《左传》也认为华元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解决问题和消除迷惑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原则,不惜以死抗争。而华元在宋文公生前放纵他的不良行为,在宋文公死后又过分奢侈,是将君主置于邪恶之地,哪里有这样的臣子?”顺便说一下,据《吕氏春秋》记载,宋国还没灭亡,宋文公的墓葬就遭盗墓贼光顾,被挖掘一空。其实古往今来,那些幻想着在地下仍然享受君威的国君或独裁者们,将大批人间珍宝带到墓室之中,哪个又不是为后世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准备的呢?公元前586年秋天,宋国的公子围龟结束了在楚国的人质生涯,从郢都回到商丘。宋国向楚国派人质,是根据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围攻宋国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派出的是华元;但是两年之后,宋文公便派公子围龟取代了华元,而且一去就是十年。华元对这件事深感内疚,在家里设宴为公子围龟接风洗尘。但是,在楚国生活过的公子围龟显然沾染了楚国人的狷狂之气,不但不领华元的情,而且向宋共公请愿,要带着自己的族兵,敲锣打鼓地呐喊着冲入华元家,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宋共公很是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得意地说:“练习进攻华氏!”宋共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公子围龟就胡闹,结果被抓起来杀了头。虫牢会盟上,宋共公提出不参加下次会议,借口就是因为公子围龟这件事,国内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借口很牵强,大伙儿都猜得到,宋共公这样做不过是想走中间路线,与晋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触动楚国那根敏感的神经。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拉拢比公然对抗更严重。虫牢会盟的第二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景公就派伯宗为主帅,夏阳说为副帅,带领晋、卫、郑三国联军,再加上部分戎族军队,入侵宋国。然而战争并不顺利,宋国人坚守不出,联军一筹莫展。时间一长,夏阳说心里就发毛了,他对伯宗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短期之内攻下商丘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必定受到惩罚,不如多抓些俘虏回去,就算有罪也不是死罪。”问题是,战争不胜利,俘虏从何而来呢?伯宗迷惑地看着夏阳说。夏阳说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卫国部队戒备不严,如果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绝对有把握击溃他们。”伯宗愣了,打不赢敌人,就拿自己的盟军开刀,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叉苜蓿贮存起来。他进镇去买烟草和糖浆,捎回了多薇。“我说,斯图亚特,”米斯纳说,“你见到罗杰的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了吗?”“我干吗要见到她?”“安娜说没人看见她。当然啦,我们还没问她母亲。”斯图亚特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这个用词,把一张打卷的五美元钞票放到柜台上。“你们从她那儿什么都打听不到的。”他说着,心想她就是真跑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帕特活该,他心里说。她到处打探别人的事,可要是碰到有关她自己的事,立刻就闭紧了嘴巴。“这倒让我想起来了,迪克告诉我,他早上看见斯维蒂了——就在马路上走,没穿大衣。没穿什么厚衣服。”“斯维蒂?从她家里出来?”安娜强调了她的不相信。“走在马路上?”米斯纳问道。“不是斯维蒂。”“迪克发誓是她。”“应该是,”米斯纳说,“我也看见她了。就在我家屋外。我原以为她要敲门,但她转身又朝中央大街走去了。依我看,她像是要回家。”“没有。迪克说她从萨金特门前路过——像个大兵似的大步走出了镇子。”“他没拦住她?”斯图亚特瞪了安娜一眼,像是不能相信她的话。“他当时正在给银行开门,丫头。”米斯纳皱起了眉头,安娜打断了他刚刚想说的话。“你们都想来点咖啡吗?也许要点南瓜面包?”两个男人都接受了。“最好有人和杰夫谈一谈。”话是安娜说的,可三个人全都看着一面摆满货架的墙,墙后是弗利特伍德家具及器械店。理查德·米斯纳的凝视和斯图亚特·摩根的警觉显示了某种预告,一小块天空闪过水彩般的颜色:橘粉色、薄荷绿、海岸蓝。天空的其余部分呈白镴色,把这个如图画一般奇特的阳光破云而出的景象烘托得更璀璨了。这景象延续了整整一小时,每个看到的人都惊悸不已,随后便褪了下去,铅灰的天空在无情的大风上方凝固了。到中午,第一阵雪就落了下来。起风前的这阵雪急促如弹丸,猛烈不融化。两小时之后,第二阵雪下来了,变得柔和,静悄悄的,覆盖了地面上的一切。斯维蒂说:“马上回来,梅布尔小姐。”“只走开一会儿,梅布尔小姐。”看来她想这么说的。也许她没说。反正是她脑子里要说的话。不过她必须赶快,赶在孩子当中有人咯咯笑出声之前。无论在门廊里还是走道上,斯维蒂的步伐都很坚定——仿佛她必须去什么重要的地方,她必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只消花上几分钟,她就可以马上赶回来。那一小会儿时间只够用来按摩一下小屁股,好让它不再酸痛;或吸出痰或磨碎食物或刷牙或修指甲或小便一次或抱一下婴儿或唱一支歌,但主要是来得及照看一眼。除非她婆婆在场,她绝不会移开目光,而一旦移开也会赶紧看过来,因为梅布尔小姐的视力已经不如当年那么敏锐了。别人主动帮忙,最初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如今不定期了,可她始终拒不接受。斯维蒂在照看小孩方面是最好的了。她婆婆次之。阿涅特原先也不错,但现在不行了。杰夫和她公公从不留意,更别提照看了。她醒着的时候,照看不是个问题,入睡后照看才费神。六年来她都睡在童床旁的小床上,或者与杰夫同床共枕,而她小心翼翼地呼吸,耳朵随时在听,每一根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准备弹起。她知道她睡着了,因为她做了梦,虽说记不起梦到了什么。不过,在同一时间既睡觉又照看是越来越难了。天亮后梅布尔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昏暗的房间,斯维蒂站着接过咖啡。她知道梅布尔已经给她放好了洗澡水,叠好毛巾和干净的睡袍放在卧室的椅子上。她还知道,梅布尔会给她梳头——洗头、编辫子、盘发,或者只给她抓抓头皮。咖啡会很美味,颜色很深,加了糖。但是她也知道,要是她这一次喝下咖啡,并在旭日的照射下上床,她就再也不会醒来,那样的话,又由谁来照看她的孩子们呢?于是她喝下了咖啡并且说,或者是想说:“马上回来,梅布尔小姐。”她下了楼,把杯碟放在餐桌上,随后,她没有梳洗,也没穿外衣,就打开前门离开了。很快。她没打算一直走到摔倒、晕倒或冻僵的地步,然后一时间滑进一种虚无。她想要的小东西不是喝清晨的咖啡、疲惫地洗澡、穿上叠好的睡衣,然后进入充满警觉的睡眠——按照这样的顺序,天天如此,永远如此,尤其在这特定的地点,在这特定的一天。她认为,改变这种顺序的唯一途径,并不是以不同的方式做什么事情,而是做一件不同的事情。只存在一种可能——离开她的家宅,迈上她六年没走上的大街。斯维蒂走过了整条中央大街——经过了以福音书名命名的街道,经过了新锡安山、哈珀药房、银行、卡尔瓦里山。她绕进彼得路口街,离开那里,再走过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在鲁比北区,马路的质量改进过两次,她的双腿走起路来劲头十足。她的皮肤也焕发出光彩,因为她没觉得冷。户外的新鲜空气,她已经不习惯了,直刺鼻孔,她要仰着脸去承受。她不知道自己在笑,也不知道那个姑娘正从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的车后向她凝视。那姑娘以为斯维蒂在哭,一个黑人女人在乡间道路上痛哭,又一次让她伤心不已。姑娘从空筐中间的藏身处窥视着斯维蒂。福特卡车向南行驶,在经过斯维蒂身边时放慢了速度,随后停了下来。车里边,司机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司机探出车窗,扭回头对斯维蒂的背影喊道:“你需要帮忙吗?”斯维蒂没有转过脸或者接受司机的热心。车里那两口子相互看了一眼,吸了口气,做丈夫的便转回身来开车。幸亏马路的这一段有点倾斜,不然的话,那个方寸已乱的搭车姑娘从车后跳出来时就会伤着她自己了。那两口子先前并不知道自己车上有个乘客,他们从后视镜中看到她跑过去帮那个神志不清的可怜人,而那人居然连句“不必了,谢谢你”都没说。当那心碎的姑娘追上那女人时,深知不能去触碰或说话,或干扰那哭泣的妇女已然陷入的顽固妄想。她隔着十步左右的距离跟着走,端详着破旧的白色平底便鞋上面秀气的黑脚踝。皱巴巴的女式衬衫是浅蓝色的,上面垂着衣袋。这个梦游者的头发一边压得平平的,另一边却乱蓬蓬的。时不时地,她发出像是傻笑的抽泣声。她们就这样一直走了一英里多的路。走路的那个走到哪里,搭车人也走到哪里。只有幽灵和她的身影。那天早晨天气阴冷。风吹过道路两侧高高的野草。十五年前,当那个伤心的搭车人只有五岁的时候,她曾经用四夜五天的时间敲着她家楼里的每一扇门。“我姐姐在里面吗?”有人说不在;有人问是谁;有人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多数人根本就没开门。那是一九五八年,在那年月,一个小孩可以在政府建的崭新公寓中平安无事地到处撒欢。开头的两天,她在楼里一层一层往上逐户敲门,确保没漏过一家一户,然后就等着。她姐姐吉恩这会儿随时都可能回来,因为饭菜已经摆到了餐桌上——肉糜卷、菜豆、番茄酱、白面包,而且冰箱里还有满满一大罐饮料。她正儿八经地摆弄着两本彩色书、一副纸牌和一个湿漉漉的玩具娃娃。她喝了牛奶,吃了土豆片、涂了苹果酱的咸饼干,还一点点地吃掉了整整一个肉糜卷。最后,只剩下可恨的菜豆,已经变得干巴巴、软塌塌,难以下咽了。第三天,她开始明白吉恩为什么走了和怎么把她叫回来。她仔细地刷了牙,洗了耳朵,还在用完厕所之后立刻冲洗干净,并且把短袜叠放在鞋子里。她花了很长时间喝光那罐冷饮,还把她想从冰箱拿出罐子时摔碎的玻璃碴捡起来。她记得面包盒里有罗纳·杜恩饼干,但不敢爬到椅子上去打开。她默默祷告的是:如果她不经人指导就做对了一切,吉恩就会随时走进来,或者只要她敲公寓的一道门,吉恩就会在那儿!满脸微笑,伸出双臂。可是黑夜就吓人了。第四天,她刷着她的十八颗乳牙,直到牙刷让血染成了红色,然后凝视着窗外,透过温和的细雨看着人们早晨去工作,儿童去上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走过。而后有一个老太太顶着一件男人的外衣遮雨。随后一个男人在草坪中的空地上撒种子。再后来,一个高个子女人走过窗下。既没穿雨衣,也没戴什么在头上,用手背和手腕内侧揉着眼睛。她在哭。后来,到了第六天,调查员来的时候,她想起了那个一点都不像吉恩的哭泣的女人——连肤色都不一样。但在此之前,在第五天,她发现—确切地说是看见—一件东西始终在那儿等着她。由于祷告没有回应,刷牙使牙龈出血,并且饥肠辘辘,她已经情绪低落,顾不上当好孩子了,索性爬上一把椅子,打开了那个装着饼干的盒子。靠在盒子上的是一个信封,上面的一个字她当即就认出来了:是用唇膏写的她自己的名字。她不等掏饼干盒就打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纸,上面是更多用唇膏写的字。除去纸上方她的名字和下方的“吉恩”,她一点都看不懂,两个名字之间是许多亮红的记号。她沉浸在幸福之中,把信折好又放回信封中,再把信封放进她的鞋里,那封信就此一直伴随着她。她收藏着那封信,为保存信的权利而抗争,把它从废纸篓里捞回来。她六岁了,是个热情的一年级学生,但还读不了信的全部内容。过了些时候,那封信干脆成了一张像鞭炮一样红的纸,没有留下一个认得出来的字。但那毕竟是信,保存在她的鞋里,使得调查员将她送进第一个领养家庭(总共有两家)。她当时只是短暂地想到那哭泣的女人,后来就想得多了,直到那女人的身影不时地成为伤心的梦境。一直搅动着杂草的风这时刮来了雪——稀疏、大片,像玻璃碴似的刺骨。搭车人停下来,从行李袋中掏出一件做披肩用的羊毛毯,然后追上去,把毛毯裹到走路人的肩头。斯维蒂挥舞着两手,直到醒悟过来她得到了温暖,而不是受到阻挠。当羊毛织物裹在她肩头时,她一刻也没有停步。她继续走着,不时咯咯笑——还是抽泣?搭车人想起,不到半小时之前她还藏在空筐之间时,经过了一座大房子。在车里花二十分钟走的路程靠步行就要走几小时,但她觉得她们能够在天黑之前赶到那里。问题在于天冷,还有就是怎么止住那哭泣的女人,让她休息一下,然后只要走到那处房子就把她带进去。一双那样的眼睛是很不正常的。在医院里,是那种日夜踱步的病人才有的;在路上,在空旷的地方,有一双那样眼睛的人就会走个不停。搭车人决定把时间消磨在谈话上,便从自我介绍开始。斯维蒂听到了她的话,而且从离家以来第一次,转过身来面对这不请自来的同伴微笑——或是哭泣时迟疑了一下。她想,罪孽。我挨着罪孽走,还裹着它的外衣。“发发慈悲吧。”她咕哝着,还轻轻笑了笑——也许是呜咽。她们看到女修道院的时候,斯维蒂觉得暖和多了。虽然她没感到一路上的那种刺骨的严寒,但还是因罩在头发上和充塞在鞋里的暖雪而觉得舒服。多亏自己没有受到走在身边的这个罪恶幽灵的侵害,多亏自己没有和它扯上关联。斯维蒂的优雅体现在无论暖雪多么猛烈地鞭打那个身形,让它沉默无语,把它冻僵,使它喘着粗气只能勉强坚持,她本人却依然在刺骨的寒风中傲然前行。出于自身的意愿,斯维蒂步履沉重地走上了车道,但她任由那恶魔去做余下来的事。前来应门的那名妇女说了声“哦”,就把她们俩都拉进了屋里。在斯维蒂看来,她们像鸟,像隼,扑腾着翅膀向她啄来。她们让她心烦。若是她更强壮些,没有因为值夜班照看婴儿们而浑身乏力,她就会把她们击退。可惜事实上,她除去祈祷便无能为力了。她们把她放到一张床上,给她盖了那么多毯子,出的汗都流到耳朵里了。她们端给她的东西,她不吃不喝。她紧闭嘴唇,紧咬牙关。她默默地、热切地祈祷获得解脱,你知道吗,她居然如愿以偿:她们留下她一人,走开了。在静静的房间里,斯维蒂感谢了主,便飘进了宁静而不安的睡眠中。是婴儿的啼哭而不是发抖把她惊醒了。尽管她很虚弱,但还是起来了,或者说是想爬起来。她头痛口干,注意到自己原来没睡在床上,而是躺在一间黑屋子里的皮沙发上。当一只鹰拿着一盏煤油灯,张着血红的嘴走进屋时,斯维蒂的牙齿咯咯发抖。那只鹰用最甜美的声音对她说话,就是魔鬼用的那种方式,但斯维蒂高呼救世主,它就走了。在宅子里的什么地方,那孩子一直在哭,让斯维蒂一阵狂喜——她从来没听过自己的孩子发出这种声音。从来没听过这么清晰、这么持续不断、这么有节奏的呼唤。就像是一首赞美诗、一支安魂曲,或者十诫令人兴奋的和弦。她所有的孩子都很安静。突然之间,就在欢乐之中,她勃然大怒。婴儿们在这里,在这些妖魔中间哭叫,怎么没在她家呢?当两只鹰回来时——其中一只还端着一盘吃的,她问它们:“那孩子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哭?”它们当然不承认。在遍布全屋的哭泣声中赤裸裸地撒谎。它们其中之一甚至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说道:“我听到孩子的笑声,有时还唱歌。从来没有哭声。”另一只鹰咯咯笑着应和。“让我从这里出去。”斯维蒂挣扎着把声音喊出来,“我得回家。”“我这就送你去。等汽车发动起来就走。”同样狡猾的妖魔的腔调。“马上。”斯维蒂说。“吃些阿司匹林,吃些东西。”“现在就让我离开这里。”“真是个泼妇。”一只鹰说。“不过是发烧。”另一只说,“你把嘴闭上,好吗?”是耐心遮掩了一切声音,只除去主的告诫声,是主把她从这里弄了出去。先是进了一辆停在车道尽头雪地里的锈巴巴的红色汽车,最后是赞美,赞美他的神圣名字,投入了她丈夫的怀抱。他和安娜·弗拉德在一起。从她呼唤她的救世主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在路上了。斯维蒂实实在在地投入了杰夫的怀抱。“你跑到这儿来干吗?我们整整一宿没法过。你有脑子吗?老天,丫头,亲爱的。出什么事了?”“她们逼我,抓着我。”斯维蒂叫道,“噢,天哪,带我回家吧。我病了,安娜,我还得照看孩子们呢。”“嘘,别惦着那事了。”“不行。不行。”“现在就会好起来的。阿涅特已经回来了。”“把暖气打开吧。我太冷了。我怎么会这么冷呢?”西尼卡瞪着天花板。小床的床垫又薄又硬。毛毯扎她的下巴,她的手掌由于在车道上铲雪而生疼。她曾经睡过地板、纸板和让人产生梦魇的水床,还有一次,接连几个星期睡在艾迪的汽车后座上。可她在这张干净、窄小的童床上却难以入睡。那个哭泣的女人折腾了——一夜再加第二天一个早晨。西尼卡睁了一整宿的眼,净听玛维斯和吉姬说话了。这栋宅子似乎属于她们,尽管她们说一个叫康妮的人才是房主。她们为她做饭,却没有打听什么。除去讨论过她的姓名——从哪儿取的?——她们看上去像是了解她的一切,并且很高兴她待在这儿。后来,到了下午,她觉得自己累得该歇一会儿了,她们就领她到一间有两张小床的卧室。“歇一会儿吧,”玛维斯说,“饭熟了我就叫你。你喜欢炸鸡吗?”西尼卡觉得她要呕吐了。她们彼此并不喜欢,西尼卡就露出微笑,表示同意。要是一个人诅咒另一个并开了无聊的玩笑,西尼卡就哈哈笑。当另一个厌恶地转眼珠时,西尼卡就报以理解的眼色。总是充当和事佬。是说“是”或者“我不在乎”或者“我要走了”的那个人。不然——又能怎么样?她们可能并不喜欢她。可能要哭。可能要离开。因此她已经尽力哄人高兴了,哪怕《圣经》比鞋子找起来更费事。他像所有的新囚犯一样,两样都想马上要。西尼卡买十一号的阿迪达斯鞋没遇到难题,可是在印第安纳的普雷斯顿没有什么像样的书店,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普通的都没有。她绕路到布鲁明顿,发现了一本《当代圣经》,那是一本没有彩色插图,却在许多页上印着横道的书,让人记下生、死、婚姻、受洗的日期。那东西看起来真了不起——整个家庭多年的活动表——于是她就买下了。他当然生了气,并且这股怨气压倒了得到那双黑白相间的跑鞋的兴致。“你就不能买到合意的东西吗?不过是一本小小的《圣经

                          渊源实在过深,终究也没能逃脱被贬黜的命运,被李纯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不久后死于贬所。至此,李诵时代的东宫集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后世称他们被贬的过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东宫集团的彻底瓦解,最为痛心的当属太上皇李诵,当他得知自己那个时代星光璀璨的东宫集团成员,每个人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躺在病床上的李诵不禁老泪纵横,而情绪失控的他此时也感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仅仅做了不到一年皇帝的李诵病逝于兴庆宫,终年46岁。事实上李诵的理想和灵魂,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已经消逝在长安宫城的迷茫与黑暗之中。五个月后,李纯正式确定父皇的庙号为顺宗,第二年顺宗皇帝李诵被葬在丰陵。随着东宫集团的瓦解和太上皇李诵的病逝,李纯的时代已然到来,这位史书上记载刚明果断的皇帝会以怎样的姿态开始他的时代呢?这是当时留给朝臣们心中巨大的疑问。或许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从老爸手中顺利接班的皇帝,居然开创了先祖太宗皇帝、玄宗皇帝的伟业,他的时代是继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局面,史称元和中兴。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了西北军团的好感。第一件,大军刚出国境,突然间后面火速传来了圣旨。全军的心都提了起来,谁都知道,这时来圣旨,肯定有事,有大事。童贯一个人走到一边,展开圣旨,看。这期间没人跟他抢,没人敢发问。他是监军,是皇帝在军队里的代言人,他有权这么干。全军注视中,他看完了圣旨,顺手就插进了靴子里,重新上马,跟没这件事一样,继续赶路。路上终于有人憋不住了,过来问他圣旨里说了什么。童贯很轻松,笑了笑,“皇上敦促我们奋勇作战马到成功。”哦,全军的心一下子松弛了。这么多年,西北军团从来没怕过前方的敌人,可实在是怕了后方的圣旨、奏章,每次都让他们七上八下,死得糊里糊涂。可是这次新皇帝居然特意写信鼓劲,真是军队的贴心人,给他卖命,值了!于是开拔,全军振奋,杀奔巴金岭。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的圣旨仍然是个噩梦。就在他们杀出国门时,京城突然间失火了。火势很大,皇宫都被惊动。赵佶觉得这是个凶兆,是上天的警告。他紧急叫停,让西北军回国。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回国了,对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大领导是个一把火都能吓瘫的废物,让下属拿什么劲头出去做事?童贯把圣旨压下了,像张草纸一样塞进靴子里。可真有种,继续打,打赢了他都是抗旨不遵。要是输了,他怎么死简直没法想。战争在他的隐瞒下继续进行,他也做了第二件事。他以监军的身份向王厚请战,由他率领前锋主攻巴金岭,由他为西北军打第一仗。巴金城的地理环境实在太梦幻了,想知道它什么样,大家可以点击开游戏网页,找那种恶魔城堡。就是一座高高的山顶,四面都是深得让人头晕的壕沟,里边注满了水,根本没有能过去的路。唯一的通道,又窄又长,曲曲弯弯的,想让三个骑士并排冲锋都挤不开。等大发神勇冲上去之后,还有一道城墙拦路,至于城门的厚度嘛,大家可以想象,青海省有多少千年未开发的原始森林,要多厚的板子多高的材料没有?这种天险在冷兵器时代简直让人绝望,童贯一边打马飞奔,一边心里嘀咕。前锋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可是要打个开门红,得怎么办啊?可是悄悄接近巴金城之后,童贯瞬间狂喜。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简直是恩师李宪的在天之灵保佑——巴金城的城门居然是开着的!城门外吐蕃人的军队像晾白菜一样扎堆摆着,一个个懒懒散散,无精打采,还有比这更理想的姿势吗?弟兄们,砍过去——没等童贯下令,经验超级丰富的熙河军团就冲了过去。一定要快,必须得抢在吐蕃人反应过来关城门之前杀进去。宋将辛叔詹、安永国跑得最快,他们成功了,真的抢在吐蕃人有反应之前接近了城门,展开混战。按他们的思路,要顶着吐蕃人往前杀,一直顶进城门里去,那样就大功告成。可惜的是,他们跑得实在是太快了,不仅吐蕃人没反应过来,连后边自己人也没跟上来。百十来个人冲击天险……安永国被吐蕃人挤下壕沟摔死,辛叔詹带着人撤了回来,等童贯带人赶到,吐蕃人关城门了。郁闷,童贯开门撞山灰头土脸。只好给后面的王厚写战报,请求支援。王厚很快回了信,请前军稍等,明天大军赶到,为诸君破敌。第二天,宋军的北路军全军到位,之后的事情让童贯看傻了眼。他一直在想,绞尽脑汁地把看过的兵书、讨论过的战例一个个调出来,往巴金城之战上靠。得找出最合适的战术来。可是等王厚到位之后,他明白了熙河军是什么组织。纯粹就是个暴力团伙,哪有什么战术啊,就是主帅亲自临敌,四面围住了狠打,神臂弓等大杀器全速开火,半天之后大家进城吃饭。巴金城城主、邈川大酋长多罗巴的三个儿子,两个被射死,一个眼睛中箭深入颅骨,这娃真神勇,这样了还能带着箭跑路,成功活着去见老爹。其余的吐蕃人除了死的都跑光了。巴金城之战是这次收复河湟之役的主旋律。几乎每一场战斗都是这样进行,这样结束的。六月十八日,南路军高永年抵达罗瓦抹逋城,强攻破城;二十一日,北、南两军合围湟州城,这一天是硬仗里最硬的一次,王厚居然在天色已晚,敌方援军到达的情况下,连夜发起总攻。他的理由是,熙河军已经是孤军深入,眼见着吐蕃人的援军到达,如果援军不只这一路,那么就会腹背受敌,只要在湟州城下失败,离国境千里之遥,想逃回去是做梦。不胜利,毋宁死!战火在湟州城的每一个角落展开,在城头,在桥头,在壕沟边上的水寨,在城门,宋军不惜代价,整整强攻三天。三天后,吐蕃人内乱了,一个叫苏南抹令的大首领心理崩溃,他没有跳出城墙向宋军投降,而是主动申请做内应,把城门打开了。河湟之战终于取得了局部胜利,湟州以南被宋军控制。下一步是宗哥城、青唐城,只要再胜,河湟之战就将结束。时机大好,全军都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赢到底。可是王厚停了下来,他说得休整一下。听到这句话,熙河军沉默了,他们仿佛想起了什么,都没再坚持,大家放下刀枪找地方休息去了。童贯代表他们回开封,明面上的理由是汇报工作。关于这次汇报工作,全体西北军都知道是什么事儿,开封城乃至于宋朝全天下也都明白。王厚要给王瞻讨一个公道,给西北军讨一个公道,顺便也给自己讨一张保命符。上次收复河湟,王瞻干得多漂亮,可是死得有多憋屈。现在又胜利了,前边等着的又会是什么,如果还是赢得多漂亮死得就多难看,那他还是就此打住吧。希望只赢了一半,惩罚也只有一半。这就是宋朝当时的现状。时间进入公元1103年左右,中国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变成了主流真理。比如越是常胜的将军越被排挤,越是有能力有志气的人越被压抑,甚至明明打赢了的战争也要赔款(参照宋、金战争,清朝与法国的战争),这类事越来越多,渐渐地变成了中国人心底里共同认可的东西。这都是怎么产生的?怎样传播的?在宋朝之前基本没有,在宋朝之后大行其道。这些,需要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多想一想。幸运的是,王厚的运气很好。第一,他的战争正在进行中;第二,回京述职的人是童贯。很快消息传回了西北,徽宗赵佶的态度非常清楚,在确认胜利消息属实之后,他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这就给整个事件定下了基调。胜者有功。先是给西北军加薪水、送猪肉,再给王瞻恢复名誉,确定待遇,最后旧事重提,再一次以弃河湟的罪名重罚韩忠彦、曾布、安焘、范纯礼、蒋之奇等人,这批人被打包进元祐党人之中,被越贬越远,直到死在长江以南。比如曾布,这位从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时起,到元符三年赵佶登基为止,最臭名昭著最成功最阴微的墙头草败事人死在了三年之后。这些都做完之后,王厚的心气平了。全军开拔,目标宗哥城。宗哥城是河湟吐蕃人的第二重镇,仅次于当年唃斯罗创建的青唐城。这里的吐蕃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多少年来不管是宋朝人还是西夏人,都一律头痛。听上去真让人发抖。可事实上王厚杀过去时,心里还是相当轻松的。原因很简单,同样是“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那相当于吐蕃人里各自占山为王,谁也不服谁,还个个特有力量。在这样的局面里,他们只是一盘散沙,哪怕都是一颗颗的金刚砂,也崩不裂王厚的大门牙。说起来,这也是吐蕃人的死穴,是他们和西夏人最大的区别。西夏人从李元昊开始一直有统一的建制和领袖,哪怕汉人梁氏篡权,也没分裂过;吐蕃人在唃斯罗之后立即分裂,甚至在唃斯罗生前,他的儿子就出去独立了。什么事都是这样,人必自辱,人才能辱之。国必内乱,外敌才能侵入。话虽这样说,王厚还是非常谨慎。他分兵三路,由高永年率前军由胜铎谷沿宗哥河北岸前进;张诫率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哥河南岸前进;自己和童贯率领中军出绥远关,跨越渴驴岭直指宗哥城。一路前进,一路收钱。沿途每一个部落,每一座城池都上缴保护费,宣誓向宋朝效忠。对这些,王厚一律不屑一顾,身为王韶的儿子、两次争战河湟的主帅,他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是场游戏,二十年来,宋朝杀过来,这些人立即投降,宋朝前脚走,这些人马上就地称王。以这次为例,如果他不能一举平定河湟,在前边的宗哥城或者青唐城功亏一篑往回逃的话,这些人一定会趁火打劫,一直追他到国境线上。敌、友、主、奴,都在一念之间。宣誓效忠……只是个笑话。而他失败的可能,都凝聚在一个人的身上。宗哥城主谿赊罗撒,这人是当地最大的势力,拥兵至少六万人,加上宗哥城天险,这是比前面的湟州城凶险百倍的地方。怎么办呢,还是像上次一样围城狠打三昼夜,甚至六昼夜,直到成功吗?那得用多少具尸体垫在宗哥城的城墙下才能办到。身为主帅,无论是为了士兵的生命,还是为了后面攻打青唐城保留实力,都不能这样做。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犹豫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据可靠线报,谿赊罗撒暴怒了,他放出话来:一定要和宋朝人死磕,有宋没他,看谁去死。谿赊罗撒带兵出城,在宗哥城的东边二十公里开外的葛陂汤摆下了阵势,要在这里和宋军野战,决一胜负。这个想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被人认为很愚蠢。可是,王厚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他的真正意图。这真是个特别的吐蕃人,这事表面上看来再蠢不过。毕竟二十年之间,熙河军团以野战能力至少平定了河湟部三次,这是无法拉近的差距,每个吐蕃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承认,出城和宋军野战,等于自杀。但这次不同,王厚跑得太快了,军队哪怕刚刚休整过,仍然处在疲劳期,要是缩在城里等着宋军攻城,其实是给了宋军喘息的机会。现在主动迎上去,以逸待劳拼筋疲力尽,胜算极大。如果真赢了,以野战击溃宋军,这会给整个河湟战区带来连锁反应,每个吐蕃人都会趁火打劫,熙河军团会被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谿赊罗撒拼尽了老本,把六万兵力都带到了战场上。王厚没让他失望,面对挑战,王厚不仅没有退让,反而加快速度,率领中军越过前军,以主帅为箭头接近战场。吐蕃人先到葛陂汤,这是当地最有利的地形,宋军选择的是葛陂汤北边的一座小山坡,在那里集结队伍列开阵势,向吐蕃人推进。先失去了地利,似乎熙河军团在疲劳之余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但是很快吐蕃人就会知道,宋军选在北边列阵会有怎样的变化。那简直让谿赊罗撒欲哭无泪。战局展开,走向被宋军掌握。他们先是缓缓推进,向吐蕃人施压,果然压力巨大的吐蕃人做出了反应,他们的骑兵从葛陂汤上冲了下去,数万骑兵的冲锋惊天动地,可是兵力调动太明显了。王厚命令前锋高永年顶住,中军派出骑兵反包抄吐蕃人的后路,后军张诫趁机渡河,率领轻骑兵向站在高冈上观战的谿赊罗撒冲锋。战术很对头,但效果不显著,吐蕃人是六万兵力,全骑兵兵种,这是个可怕的数字,在宋史一百五十年之间,哪怕规模最大的战役,如燕云之役、雍熙北伐、五路征西夏等等,哪怕出兵人数过三十万,也没有六万骑兵同时出阵的时候。六万骑兵,这是谿赊罗撒骄傲的资本,实话实说,他有这个兵力,就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如果真的吐蕃人万众一心,哪怕他把这六万人拼光了,获胜的熙河军团也将元气大伤,被后边的青唐城击败,被河湟地区内的吐蕃势力吃掉。这是王厚、童贯所没法承受的,可也是没法回避的。宋军收复河湟,从第一次王韶起,打的就是威望,尤其是后面的两次,必须赢,必须赢得漂亮利落,不然已经被压服的吐蕃人都会再起异心,这些都逼着王厚以最神勇的姿态去作战。眼看着对耗不可避免,关键时刻变化突然发生。西北边狂风大作,暴风雨来了。塞外的暴风雨卷起漫天的风沙,从宋军的背后刮向了吐蕃人,这是要命的事,突然而来的大风曾经不止一次地左右了宋辽、宋夏之间战争的胜负。甚至辽、夏两国间的走势,也是一场大风沙决定的。风沙中,吐蕃人一败涂地,掉头就跑。宋军要做的就是追,一直追到三十里开外,砍掉四千人首级,俘虏四千人,才得胜回程。之后的事情只有一个,宋军派出了一个万人骑兵队,穷追谿赊罗撒,哪怕到天涯海角,也要抓住他。事后证明,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谿赊罗撒是真能跑。他先是趁乱跑到了宗哥城下,想钻进去继续固守。可是城里的部下背叛他,根本不开城。谿赊罗撒迅速奔向了下一站——青唐城。这是河湟吐蕃最后的据点了,一直住着最尊贵的吐蕃领导,总会收留他吧。可是迎接他的又是大铁锁,首都也抛弃了他。谿赊罗撒仍然不死心,他带着亲信跑进了青唐城边上的谿兰宗山里,准备长期打游击,跟宋朝人耗到底。没想到他前脚才到,宋军后脚就追了上来,并且是从青唐城南边的青唐山拐进谿兰宗包抄他。到这步了,谿赊罗撒还不投降,他离开了青唐地区,跑进了青海湖区域……那地方实在太远太荒凉太偏僻了,宋军实在没办法,只好收队。收队的过程中心满意足,在追杀谿赊罗撒的一路上,宋军什么都得到了,包括宗哥城、青唐城。王厚、童贯领着熙河军团主力简直是慢悠悠地休闲式行军,所到之处,城门都为他们打开,投降的人规格非常高,一水儿的全是公主。宗哥城的公主瞎岔牟蔺毡、青唐城的龟兹公主青宜结牟,她们连同辖区内的大小酋长保证世世代代做宋朝的臣民。最后,王厚进军到了廓州,这是河湟地区最边缘的地带了,本想着还要再打一场硬仗,搞不好这帮人会流窜进西夏,那样熙河军团想追进去,就得提前和党项人翻脸。事情不好办啊……可是等熙河军杀进廓州,迎面遇上敌人后,突然间全军哄堂大笑。实在是太搞了,就见对面吐蕃人的首领脑袋上缠着一圈圈的纱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基本上看不出长啥样。此人高举双手,做投降状,隔着老远就喊口号:“愿贷余生尽力报东京官家。”这辈子剩下来的时间都是给开封城里的宋朝皇帝忠心服务的。这人名叫洛施,是廓州的大酋长。此前凶狠霸道,是谿赊罗撒的死党,积极参与抵抗宋军的行动。结果在宗哥城大战时被熙河军砍破了脑袋,九死一生才逃回老家。这时看见对手追着砍进了家门口,立即下定决心,说啥也不再玩了。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二十六日,河湟全境战事结束,宋军用前后近一年的时间扫平河湟部吐蕃,连带着把唃斯罗的子孙连根拔起。青唐宗喀政权覆灭了。王厚此次征战,前后共六大战,斩获万余人,招降各部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户,拓地三千余里。至此,宋朝西北方国土正北、东南与西夏接壤,西至青海及龟兹国界、卢甘国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与阶、成两州相连。二十六日这一天,王厚率熙河军过湟州,越兰州大河,在西夏东南方国境线上耀兵巡边,整军回国。一路军威鼎盛,西夏人闭关不出。第十章公元1111年的卢沟桥事变这期间,童贯已经回国了,他向徽宗述职后,趴在了一张巨大的地图上。这张图是宋、西夏的交界地,它随时变动,几乎每十年就要有次改版。没办法,宋夏之前每一次战争,都会让国境线变动。当此时,童贯看到的是一片从所未有的大好局势。宋朝收复唐朝时失去的河湟地区之后,以河湟威胁西夏的河西走廊,以鄜延军据横山俯视夏州,泾原军占据天都山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可以说西夏从李继迁创业开始,到李元昊赖以立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理屏障都已掌握在宋朝的手中。童贯的脑子里继续导出近二十年以来宋夏战争中,两军野战的胜负记录,毫无疑问,宋军占据绝对优势,可以说如果不是天气、给养的原因,神宗时五路伐西夏就能灭了西夏全国。那么还等什么呢?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童贯心里生成,他私下里和自己的亲密死党蔡京沟通了一下,两人做了一个决定——立即与西夏开战。这可以看出童贯的本性。他不是他的老师李宪,李公公一生活在军旅之中

                          美女全身赤裸裸地啪啪,马上从绛都出逃。重耳先是逃到了蒲城,继而出逃到翟国;夷吾则逃到了屈城,继而逃到梁国。骊姬如愿以偿地让奚奇当上了大子。对于她来说,这胜利来得似乎比想象中轻松多了。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评论,还是用北岛的那句诗来概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杀大子申生之事遍告列国,为立奚奇为大子正名。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春秋》对此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在这句表述中,“世子申生”名正言顺,说明申生无罪;而晋侯没有按惯例被称为“晋献公”,是谴责他轻信小人之言,因幼废长。同年,晋国发动了对虢国的最后攻势。这一次出兵的路线仍然选择从虞国借道。上一次借道虞国,还可以说是为了出其不意;这次再借道虞国,显然不是为了战术上的掩护,而是另有图谋了。利令智昏的虞公又答应了晋国人的请求。宫之奇再一次投了反对票:“虢国与虞国毗邻而居,相互依存。虢国如果灭亡,虞国也不能长久。对待晋国这样的大国,不可以麻痹大意,就好像对待强盗,不可以视作儿戏。上次借道给晋国,已经很过分了,不可以一再为之。古人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虢国与虞国的关系啊。”虞公深不以为然地说:“晋侯和我同宗共祖,怎么会害我呢?”虞国姬姓,晋国也是姬姓,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自然同宗共祖。但是,虞公如果睁开眼睛看看,这中原大地,姬姓诸国之间你攻我伐,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谁还记得什么同宗共祖哦。对此,宫之奇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虞国的先祖大伯虞仲,同时也是王室的先祖。大伯为了让贤,所以没有继承君位。虢国的先祖虢仲、虢叔,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作为文王的卿士,有大功于王室,功勋事迹还记载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晋国既然可以灭亡虢国,又怎么会不忍心对虞国下手呢?您要是讲虞国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当年的‘桓、庄之族’不比虞国亲多了吗,他们和晋侯都有共同的祖辈成师与庄伯,可晋侯还不是把他们给灭了吗?”虞公无法应对,喃喃道:“我祭祀神明的贡品又多又干净,神明会保佑我的。”宫之奇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只干咳了几声:“咳,咳……您还真不了解神明的习惯。神明喜欢一个人,不是看他的祭品好不好,而是看他的品德好不好。正如《周里所说的,老天爷又没有亲戚,只喜欢帮助品德高尚的人。又说,祭品其实没有什么香不香的,只有人的美好品德才是最馨香的。这样说来,没有品德的人,即使供奉再丰盛的祭品,神明也不会享用。话说回来,您别以为鬼神只保佑您一个人,如果晋国灭了虞国,又以美好的品德奉献神明,神明照样会接纳晋侯。”宫之奇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等于是告诉了虞公,晋国此次出兵的目的,不仅在于虢国,而且在于虞国。但是虞公利欲熏心,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宫之奇退出来之后,对家人说:“如此看来,虞国很快就要灭亡了。晋国灭虞,恐怕就在此一程咯。”于是带着自己的族人远走他乡。公元前655年八月,晋献公亲率大军包围了虢国的首都上阳,虢公姬丑带领军民进行殊死抵抗,直到十二月初,上阳城才被攻破。姬丑逃亡到雒邑,虢国从此灭亡。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78年,也就是“曲沃代晋”完成的那一年,正是虢公姬丑奉了天子之命,前往晋国承认了曲沃代晋的合法性,并任命曲沃武公(也就是晋武公)为晋侯。二十三年后,晋国灭虢国,不但周天子对此不敢发表意见,连当时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主要原因在于姬丑穷兵黩武,不修德政。公元前668年虢军两次入侵晋国,更成为晋献公消灭虢国的最佳借口。姬丑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姬丑的邻居虞公也为自己两次借道给晋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晋国大军消灭虢国之后,仍然打虞国原路返回,并接受了虞公的犒劳。晋献公觉得虞公实在是太可爱了,为了报答这番好意,顺便也就把虞国给灭了,并且俘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战俘当作陪嫁,一并送到了秦国。《史记》上说,被俘的虞国大夫井伯,后来成为秦国的重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里奚。这种说法在历史上颇有些异议,在此不作辨析,姑妄听之罢。如果说晋献公灭虢国还有借口的话,他灭虞国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了。为了避免周王室对此不满,特别是规避齐桓公以此为由找他的麻烦,他主动承担了祭祀虞国先祖的义务,并且还承担了虞国对王室纳贡的义务。对于周王室来说,虞国虽然灭亡,但虞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仍然有人承担,这就够了。荀息在收缴的战利品中找到当年用来贿赂虞公的宝马,把它们还给了晋献公。晋献公得意地笑道:“马还是我的马,就是老了点啊。”【楚与齐,两种文化的冲撞】前面说到,通过帮助邢国和卫国的重建,齐桓公获得了中原诸国的敬重,霸主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此时在南方,楚成王自诛杀公子元、任命子文为令尹以来,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楚国国力进一步攀升。南北双雄你追我赶,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互相较劲,终于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刻。公元前659年,楚国再一次出兵讨伐郑国,将爪子伸到了天子脚下。齐桓公迅速作出反应,召集鲁、宋、郑、曹、邾等国国君在宋国的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抗楚援郑,保卫中原。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一年开始,《春秋》提到楚国,再也不称之为“荆”,而是称之为“楚”,也算是给它正名了。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在宋国的贯地与江国、黄国派来的代表举行会谈。从地理位置上看,江、黄两个小国均在宋国的南部、楚国的东北部,迫于楚国的压力,一直臣服于楚国。现在齐桓公通过宋桓公做工作,给这两个小国打气,目的是要它们脱离楚国的控制,重新回到中原大家庭的怀抱,同时也为下一步讨伐楚国解除后顾之忧。同年冬天,楚国大军攻占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桓公仍然安之若素,继续开展他的外交攻势。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和宋桓公再一次与江、黄两国代表在齐国的阳谷会谈,就应对楚国的入侵开展讨论。同年冬天,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友前往齐国,表达了鲁僖公相应齐国号召、抗楚援郑的意愿。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互联网,为了应付楚国的入侵,光开会都够齐桓公东奔西跑一阵了。这个霸主的工作,真是一点也不轻松。然而,在郑文公看来,会开得再多也没用,郑国现在急需的是援兵。没有援兵,一切会议、声援、表态都是空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文公有点顶不住了,他想派代表与楚国进行和谈。大夫孔叔及时阻止了他:“齐侯为了郑国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呢,现在背弃他,恐怕大大的不妥。”郑文公忍不住把酒杯盖重重一放,抱怨道:“他就知道开会、会盟,尽做些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总是忽悠咱们。”孔叔说:“如果不是齐侯在柽地主持会盟,只怕楚军早就长驱直入,攻入新郑了,请您再忍一忍,坚持一下,齐侯会拿出办法来的。”单从这件事来看,郑文公和他的父亲郑厉公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档次。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终于率领大军南下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由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咱们姑且称之为八国联军吧。八国联军没有直接讨伐楚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蔡国。为什么讨伐蔡国呢?自公元前680年楚文王为了讨好息妫讨伐蔡国以来,蔡国就一直臣服于楚国,成为楚国进出中原的眼线。齐桓公此举的目的,一是剪除楚国的羽翼,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二是为了不让楚国人察觉八国联军的战略意图,好攻其不备。如果回顾一下,早在公元前710年,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就意识到楚国的威胁,跑到蔡国去和蔡桓公开会。郑庄公之所以特别关注蔡国的动向,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来:楚国人要进出中原,蔡国是门户;而中原人想攻击楚国,蔡国又是必经之路。一个女人充当了这次战略掩护的棋子,她就是蔡哀侯的女儿、现任蔡国国君蔡穆公的妹妹。据《史记》记载,当年蔡哀侯被楚文王俘虏之后带到楚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最终死在楚国。他的儿子蔡穆公即位之后,周旋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既听命于楚国,又将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小妾,也就是齐国的蔡姬。蔡姬年少,生性顽皮,嫁给了齐桓公这个老头子,有没有性福很难揣测。在那个年代,诸侯的女儿生来就是政治筹码,不是嫁到诸侯家,就是嫁到大夫家,“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事情时有发生,想必蔡姬也能正确对待。那年夏天,蔡姬陪着齐桓公在湖上泛舟,采莲为乐,将小船划到湖中心。蔡姬童心未泯,将小船弄得左摇右晃,戏弄齐桓公。齐桓公是北方人,自幼不习水性,加上年事已高,难免把生命看得很重,双手紧紧抓住船沿,惊呼蔡姬赶快住手。也许是他那慌慌张张的神色让蔡姬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觉得十分好玩,反而将小船摇晃得更厉害了。如果她要谋杀天下的霸主,再用大一点力气就够了。可是,这个时候在她眼里,齐桓公既不是天下的霸主,也不是齐国的国君,甚至不是她的“老”公,只是一个可爱的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头儿。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齐桓公下船之后,干了一件很缺德的事,立刻命人把蔡姬给送回蔡国去了。按道理,他把人家女孩子送回去,还得附上一纸休书,好歹给人家一个说法。可他不给,就让蔡姬以一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住在蔡国,从此不闻不问。蔡穆公看到妹妹哭哭啼啼被送回来,本来就很恼火,齐桓公这种缺德的做法,更如同火上浇油,于是他干脆又把这个妹妹给嫁出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大大地伤害了齐国人民的感情。而据某些人添油加醋地说,蔡姬再嫁的不是别人,正是齐桓公的死对头楚成王!(姑妄听之,姑妄听之。)不管蔡姬再嫁是谁家,齐桓公这次兴兵伐蔡,对外宣称的理由就是为了她这件事。等到楚国人回过神来,八国联军已经击溃蔡国的防线,俘虏了蔡穆公。大军顺势南下,抵达楚国边境。虽然措手不及,楚国人的反应却很快。他们一方面撤回进攻郑国的部队,迅速收缩战线,一方面派人到联军大营要求面见齐桓公。联军尚未进入楚国,而楚使已抵达大营,无非是告诉联军,楚国是有防备的,请不要打偷袭的主意。楚国人是如何获知联军情报,及时把使者派到边境上迎候齐桓公的呢?《左传》虽然没有言明,但是从其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58年的一段记载,后人可以窥知一二:“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翻译成现代文,齐国的宦官竖貂在多鱼(地名)开始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难说楚国有没有派人与竖貂接头,收买他掌握的情报,在此不细究。既然偷袭不成,齐桓公就大大方方与楚国的使者见了一面。双方的对话很简单,也很精辟,尤其是楚国使者的辞令,堪称古汉语之精粹,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照抄如下:〖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翻译成现代文:君侯您居住在北海之滨,而寡人我居住在南海之滨,好比马儿牛儿即使发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没想到您不远千里跑到我国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时隔数千年,仍能感受楚国使者操着楚地方言,摇头晃脑地在诸侯面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带来的喜剧效果。读史至此,捧腹大笑,唯楚有才,自古如此!当时各位诸侯听了楚国使者这一番话,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倒是管仲反应很快,他清清嗓子,对楚国使者说:“当年周成王派召康公对我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你都可以讨伐他们,以辅佐王室’。并且规定我先君征讨的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普天之下,莫不能至。现在楚国长期不向天子进贡,当年周昭王南巡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国君特来问罪。”这里先解释一下,周昭王是周成王的孙子,南巡的时候在汉江坐船,遇到船难,溺水而亡,所以没有回去。管仲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很符合中原人正儿八经的性格。楚国使者听了,干笑两声,不慌不忙地说:“说起不向天子进贡这件事,确实是敝国之罪,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那都是哪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哟,请您找汉水之滨居住的老人家问问情况,跟我们楚国硬是没有任何关系撒。”齐国和楚国的第一次交锋,就发生在联军大营里,不是用刀用枪,而是用口用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楚国使者以他幽默的语言、机智的回答占尽了上风。口舌之争虽然败阵,八国联军还是继续向楚国推进,抵达汉水之滨的陉地。由于楚国显然已经有了准备,齐桓公和管仲及时调整战略,将部队驻扎在陉地等待时机,并且开始安营扎寨,挖壕筑垒,囤积军粮。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如果说是两军对垒吧,等两个月也不稀奇,可问题是四周静悄悄,连个楚军的影子都没有。八国联军成天出操、拉歌、会餐、看文艺演出,日子过得可乐了,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度假的。时间一长,有的诸侯就坐不住了,跑去找齐桓公,要求动手。齐桓公不动声色地看看管仲。管仲则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说:“动手?跟谁动手?楚军出现了吗?”“这个……楚军尚未出现,只不过老这样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不如直捣郢都,将敌酋绳之以法……”管仲不得不跟人家解释一番,大意是八国联军离家千里,后勤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如果继续深入下去,人生地不熟,只怕还没打到郢都,就被楚国人抄了后路。“您想被楚国人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吗?”脑袋圆滚滚的管仲半眯着眼睛问。这话说得很难听,但是很管用,被问到的人一般只敢再弱弱地追问一句:“那,咱们还呆在这里干啥?”管仲长叹一声,远远地看着帐外的夕阳,高深莫测地说:“等。”再问下去的话,管仲就闭目养神了。一直等到夏天,终于等来了管仲要等的人。楚成王派大夫屈完为全权代表,来到陉地的联军大营。按常理,这个时候谁先提出和谈,谁就处于心理弱势,在谈判中会做更多的让步。可是屈完一到联军大营,就给齐桓公来了一个下马威:“请贵军后退三十里,以示和谈诚意。”齐桓公差点想跳起来,被管仲使眼色制止了。他知道,和楚国人打交道,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伎俩只会自讨没趣,还不如把牌摊开来打。在管仲的建议下,联军退到召陵。在这里,联军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齐桓公请屈完坐上他的戎车,检阅了威武雄壮的联军部队。这次检阅出动的部队之多,在春秋史上当属罕见。齐桓公以他挺拔的身躯伫立在戎车上,不停地向将士们挥手,所到之处,他均致以“勇士们辛苦了”的慰问,而各国将士则用不同的方言回以“诸侯长更辛苦”,一唱一和,欢声雷动,将热烈的气氛推到极致。检阅完毕,齐桓公得意洋洋地问屈完:“屈大夫认为我中原的军队如何?”“威武之师,雄壮之师。”瘦小的屈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回答。齐桓公故作感叹道:“你看这些人,不远千里从中原跑到这里,难道是为我而来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我们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而来的。屈大夫你说,我们两国也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如何?”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音中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目眩神迷。这一点,连屈完也感受到了。因此,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是敝国的福分。”齐桓公沉默了一阵,话锋一转,说:“屈大夫你看,如果用这样的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样的军队攻城,有什么样的城池攻不破?”屈完听后,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君侯您如果以德服人,

                          我甚喜悦,此地让我兵精粮足,我对南至旅顺,北至开原,东至镇江,西至广宁的子民,皆抚养之。然而其中有人不识抬举,杀我命官及各差人,又有奸细来往,逃亡不已,是其自取诛戮,我诛杀他们乃正义之举。这些奸民逃到你那边后,你不分好歹,皆将其并入行伍,然后逼他们进攻我,最终被我军杀死,因此他们之死是将军杀之过也。我原以诚开国,故自东海各处人民,皆心悦归服。又南关(叶赫)、北兀喇(乌拉)、辉发三部与我敌对,作战中箭射刀砍,而我大军战胜后尤不杀他们,只是擒而抚养之也。前日我率军征讨蒙古,蒙古人自来归顺的倒比被我大军打败后投降者多,其归顺者至今不断,是亦知我对子民之抚养之德而慕义归来。若是我真滥杀无辜,蒙古人为何来归我?素谓毛将军明智通达,何其昏然不知天时耶?南朝(明朝)国运将终,只是气数未尽,苟延残喘而已,何处不滥杀无辜,云南的安邦彦、奢寅(指奢安之乱,详见后文),安南、贵州、云南、广西邹县藤县等处的民变,南朝镇压时杀死人岂少?此南朝丧之时也。天使丧亡,将军岂能救乎?昔周朝国运将终,以孔孟之圣,尚不能救,最终改朝换代,这些将军都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韩信、陈平弃楚归汉,刘整、吕文焕弃宋而归元,此皆默识天时,择主而事,名垂没世者,人何尝说他不忠。自古英明之君不念旧仇,只论新功。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相国,遂成霸业;敬德(尉迟敬德),唐太宗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将,以有天下。今将军纵然竭力为南朝办事,然而君臣昏迷,将军反受祸患,哪有好处?南朝气数尽矣,各处起兵,又丙辰年(1616)大风,破坊拔树,各殿楼台脊兽都被吹飞了,戊午御河雨流血水(1618年北京故宫御河里水成红色),此乃天示将亡之兆耶!天运循环,前代良将贤才弃暗投明之故事,将军岂不知么?时势如此,机会错过,悔之不及。佟驸马(佟养性)、刘将军(刘兴祚)单身来投,李驸马(李永芳)与边东广宁诸将,皆临阵倒戈,今皆为显官,将军若来,又非他将之比也。利害昭然,将军量之。天命丙寅年(1626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看完信后大怒,说:“这奴酋敢如此胡说!我文龙自出广宁来,但知有死,不知有降,但知灭胡,恢复辽东,别的一概不知!”招降毛文龙失败,让努尔哈赤隐隐感到,自己有生之年怕是无法解决毛文龙的问题了。在努尔哈赤招降毛文龙的同月,蒙古科尔沁部台吉来见,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并且说:“今我无恙,得相会足矣。”能出城十里迎接,可见伤得不重。一些人说清朝要极力掩盖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死的事实,所以清方史料不可信。然而,明朝方面的史料也有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重伤”后活动的记载。比如明人陈建所编写的《皇明通纪辑要》记载:天启六年五月,“奴酋(努尔哈赤)掩袭炒花,杀其名王,掠其牛马”,即是讲努尔哈赤在正月受伤后远征蒙古之事。而明兵部尚书王在晋所著《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天启六年四月间,“奴酋攻杀昂奴”、“奴酋将炒花台吉杀死”等记载,这也是努尔哈赤“重伤”后征战蒙古的明方记录。所以综上,明清双方的史料都记载了努尔哈赤在第一次宁远之战“受重伤”后北征蒙古的各种活动。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没有身受“重伤”,更没因受重伤而死,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我觉得有如下原因:一,一个四十三年每战必胜的人,已经六十八岁了,突然一下子遭遇失败,心理承受不了。这就像一个北大学生,从小到大一直被保送,最后大四时因为毕业论文而跳楼是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失败,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才能够扛得住打击。而一直胜利的人一下子经历一次失败,往往会导致心理失调,尤其是到了迟暮之年的人,更容易出问题。努尔哈赤少年不幸,但自从起兵以来每战必胜,一个四十三年没经历过失败的人,一下子被初出茅庐的人打得大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愤。《清太祖实录》记载三月初三日,沉默寡言的努尔哈赤变得唠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问身边的大臣:“难道是我对国势的安危、民情的甘苦不省察吗?难道是我心生怠惰吗?难道是我对那些立过功勋、为人正直的人没有重用吗?”不然何以会打败仗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时问自己:“我的儿子中真有像我这样尽心为国的吗?我的大臣们都是勤于政事的吗?我的对手明朝是怎样的情形呢?”《清史稿》则记载努尔哈赤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心理原因。二,努尔哈赤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这年七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身体原因。1626年9月30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病死,时年六十八岁,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盖棺定论,我们该对努尔哈赤作总结了。清朝官方写的《清实录》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诚以居心,公以御物,惜才勇,虽仇必用,考功罪,虽亲必惩。逆者临之以兵,诛除不施无罪,顺着绥之以德,凶顽罔不倾向。创国书,立兵制,设官属,严法令,平狱讼,尚义理,进忠直,退邪佞,崇节俭,厚风俗,睦宗族,重农桑,赈穷乏,真是天生圣人,超越古今而登峰造极。这些评价有的是中肯的,但总体上极度美化了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李民奂《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为人猜忌、严厉、残暴,即便是他的妻子和一贯不错的下属,稍微惹努尔哈赤不高兴,就遭杀害。”该书还记载: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的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明朝在后金地盘以西)去!”与努尔哈赤打过交道的朝鲜人的《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本性凶恶,如果想要别人的财物就用兵来威胁,人人欲食其肉,怨恨他的人满街都是。”对女真人而言,努尔哈赤的确堪称民族英雄,但对辽东的汉民百姓而言,努尔哈赤则是死敌。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他的复仇之心我可以理解,真正造成悲剧的是明朝政府,他如果报仇雪恨也应该去拿罪恶的政府开刀,百姓何辜?在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为了确保他自己的安全,努尔哈赤对辽东进行了大屠杀,大屠杀前他发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记载在《满文老档》里,本人不懂满文,但《满文老档》由于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成汉文了,所以可以看,可以用。布告节选如下: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双山之人,暗通敌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逃,为费书生首告之。复州之人反叛,带领明船前来。平顶山隘口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扎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欲带户口投明,遣人勾兵前来领取之。彰义站之人,为明兵来时,棒击诸申而备置棍棒。鞍山、海州、金川、首山等周围之堡人,皆曾窝藏奸细,勾兵前来带领而去。我等驻扎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扎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及充役之人知之何妨?无非为尔等之恶牵连而被杀耳。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布告完毕,“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努尔哈赤怕穷人造反,于是把辽东所有穷人杀光,又怕富人聚众叛乱,便把所有富人屠杀了,最后辽东只剩下鞋匠、木匠、裁缝和戏子,因为这帮人活着对他们的生活有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在康熙年间来到辽东,他在《鞑靼旅行记》中这样记载:“辽东地区村镇全已荒芜,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一片狼藉,战前的许多村镇都已消失,目力所及都是老虎和熊以及其他猛兽,很少看见人家。”《鞑靼旅行记》是南怀仁1682年写的,距离努尔哈赤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五十七年,五十七年下来,辽东依然如此,足见努尔哈赤对辽东破坏的严重程度。据《平寇志》记载,努尔哈赤部下兴安总兵抢了一百个美女,制作长押床,把她们全裸后放在床上,“次第奸淫”,然后在地上插木桩,把女人们绑在木桩上,之后用刀剜下阴部,“以线贯之为玩弄”,随后杀尽妇女,把她们的遗体抛尸江中。事后努尔哈赤并不追究此人责任。努尔哈赤如此暴虐无道,其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如此暴君,我不想多言,就以当年明月对努尔哈赤的评价来结尾吧: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第十一章棋逢对手,攻防大战努尔哈赤死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死后,究竟由谁来继位呢?努尔哈赤总共有十六个儿子,其中封为贝勒的有八人,当然是从这八人中来选。八人包括四大贝勒:代善(次子)、阿敏(努尔哈赤的侄子)、莽古尔泰(五子)、皇太极(八子);四小贝勒:阿济格(十二子)、多尔衮(十四子)、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多铎(十五子)。咱们一个个看。代善:本来努尔哈赤定代善为自己的接班人,代善性格宽厚,深得人心,且军功多,努尔哈赤曾说:“我百年后幼子和大妃就交给代善抚养。”皇太极玩了个阴招,他得知努尔哈赤的大妃两次派人送佳肴给代善,代善都收下了,大妃经常派人去代善家,还在深夜外出。于是皇太极让一直对大妃得宠吃醋的努尔哈赤的小福晋,把这些情况告诉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于是代善被努尔哈赤从接班人的名册里拿掉,但代善始终不知道此番自己倒霉的幕后黑手是皇太极。代善手中有兵权,统领正红旗,在权力争夺中不可小视。阿敏: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但他统领镶蓝旗。莽古尔泰:他是那位跟代善眉来眼去的大妃富察氏的儿子,政治资本大打折扣,但是他统领正蓝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出生,他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唯有他既能说汉语也能写汉字,看得懂汉文书,其他人大多会说汉语而不会写汉字。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从小就喜欢打猎,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朕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提前先踢足球做好准备活动,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皇太极弓马娴熟,能百步穿杨,《清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他一箭射穿了奔跑中的三只黄羊。努尔哈赤的儿子中,他实力最强,无任何“劣迹”,统领正白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都是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所生,大妃相当于皇后,所以此三人对皇位竞争不可小视,但他们三人都没有军队。济尔哈朗: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总而言之,对于最高权力的角逐有希望的是代善、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代善知道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远不如皇太极,且自己本身就有丑闻,皇太极在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征服叶赫部之战、征讨科尔沁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所以代善支持皇太极。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阿巴亥的三个孩子了,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二岁,就阿济格成熟。为了消除隐患,代善和皇太极假传努尔哈赤遗志,说努尔哈赤临终遗命赐死阿巴亥,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都没有兵权,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被逼殉葬。阿巴亥一死,没有兵权的阿济格三兄弟只得退出权力争夺,皇太极继位,定年号天聪。他发布诏书曰: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清太宗实录》卷五)至此,皇太极已经公开暴露了彻底掀翻大明的野心。皇太极继位后,即对后金体制做了一系列改革,努尔哈赤时,汉满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里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后卖给满人,有的拦路砍杀单独出行的满人,皇太极有鉴于此,对汉人要比努尔哈赤时代好很多,他下令对汉人壮丁分屯别居,对汉族投降的人编为民户。与努尔哈赤屠杀儒生不同,皇太极开设科举。努尔哈赤把辽东的汉人知识分子杀得就剩三百个了,全都给八旗当奴隶,皇太极把他们恢复为平民,开科取士,考上的有二百人,这些人一下子由奴隶变为官吏,自然乐于为皇太极卖命。在这批汉奸的帮助下,后金政权不断发展,走向汉化。这些汉奸中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了,每次议论国事时,皇太极总会问:“范章京(清朝对武官的称呼)知道这件事吗?”如果国事议论不决,皇太极就说:“为什么咱们不去跟范章京商量一下呢?”一次范文程跟皇太极一起吃饭,范文程看着一桌子珍馐美味,若有所思,便停下筷子不吃。皇太极猜到范文程是在思念老父亲,于是立即派人把这桌子菜打包送到范文程家里给他父亲吃。在范文程辅佐下,皇太极还仿效明朝,设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都察院,后来由于皇太极征服了蒙古人,所以他设立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随着日后清朝统治地区增多,最终理藩院管辖包括内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事务,俄罗斯事务也归理藩院管辖。正是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清国的政治体制确立。皇太极初年的改革史称“天聪新政”,在他刚即位时,明朝这边就立刻做出反应,袁崇焕得到明熹宗的批准后,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以刺探虚实。这是明朝与后金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十年你死我活的战争之后,明朝不得不正视后金的存在,可见要想让敌人承认你,除非你自己足够强大。皇太极自然明白袁崇焕使者的来意,于是将计就计,对明朝使者盛情款待。双方就议和事项展开谈判,皇太极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后金的汉族官员对皇太极说:“(和议)成不成亦何

                          绍曾、蒋方震(蒋百里)、蔡锷、陈仪、孙传芳、徐树铮……当然,以上这个名单,远远是不完整的。当年,蒋介石念完了“振武学校”之后,在日本陆军部队实习,实习期间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革命,从此,终生不再回日本求学。因此,蒋介石事实上,从未踏进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游客身份除外),也从来没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过一天的书。也就是说,蒋介石根本就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更不是它的毕业生。蒋介石在日本的同学也是其终身密友、国府高官张群,在《张群先生话往事》这本资料里面,说得很明白:蒋介石在双脚尚未踏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之前,就已经当逃兵,辍学回国了。张群的这份证言,原文照录如下:“……(我)宣统年间在日本振武学校肄业,和蒋先生同学,卒业后,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为士官候补生,又和蒋先生同一连队。辛亥武昌起义后,我们都回国参加革命……”另外,日本史料《高田市史》,也收录了日本报纸《高田新闻》明治四十三年(公元1910年)12月6日版的新闻报道《清国学生入队》。这篇报道,也旁证了张群的证言。其中的时间、地点、事件……各种信息,都是吻合的。我们梳理蒋介石在日本的留学岁月,可知道以下的事实:1.蒋介石在日本的求学岁月里,入读的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是日本“振武学校”。2.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被分配到日本陆军实习,实习之后,理论上有机会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但是,在实习期间,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日本深造了。换言之,蒋介石终其一生,从未就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事院校。关于蒋介石未曾入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名单。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蒋介石”、“蒋中正”、“蒋志清”、”蒋瑞元”这些名字其中的任何一个。关于这个留学生名单,读者可以参考学者雷博宁所整理的《中国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名单及学生简历》一文。后来,蒋介石飞黄腾达,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督校期间,黄埔军校有不少的学生,误以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此,证人有黄埔一期生蒋超雄。依据蒋超雄在《我在黄埔军校的回忆》一文里面的说法,蒋超雄直到年老之时,仍然误认为校长蒋介石,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我们不妨摘录蒋超雄回忆文的一段看看:“……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北方军阀相互攻伐,全国一片混乱,革命形势很好。十分迫切地需要外立革命武装部队。可是黄埔军校的成立较预定期推迟了半年,原因是中山先生在选定校长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当时蒋介石从俄国考察回来,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已有初步认识。同时,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另外,蒋对孙较为忠实,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中山先生避难永丰舰,原来在孙左右的人,大都逃往上海;而本来在上海的蒋介石却南来广州,助孙策划一切。故孙先生后来亲书‘患难与共’四字赠蒋。最后中山先生以拖延时日有误革命时机,认为非计,毅然告众说,非蒋介石任校长,宁可军校不办。校长一职,遂成定局……”很显然,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到“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这一句。疑问是,是蒋介石刻意对他的学生说谎,还是学生们自己造谣传谣?这一点,也许有待于进一步的考据。在蒋介石的学历问题上,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这册资料里面,也记录了这么一个事情:蒋介石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的总负责人刘宗纪送过五万元,并婉转地要求刘宗纪承认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籍。李宗仁在这一点上的证言,是这样的:“……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曾经派人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总负责人刘宗纪送去五万元,潜台词是要求刘宗纪配合自己的学历谎言。一些真正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友如蒋作宾等,对刘宗纪发表异议:‘学长!我们什么时候多出了蒋介石这么一个重量级的校友?我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时候,怎么就没听说过蒋介石这么一个人呢?’刘宗纪当时对蒋作宾这样说:‘我们有钱收,还不好吗?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当然,李宗仁的说法,也许可以算作孤证。但是,至今比较明确的是:蒋介石从来没有念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为什么蒋介石要在自己的身份证上填写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历?为什么黄埔军校的学生会误认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送钱讨好?我想,以上这些问题,似乎都指向以下的同一个事实:我们有些国人对学历的崇拜以及因此所萌发的虚荣心,使得某些成功人士伪造学历的作为,屡见不鲜。问题是,这种事情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永世。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蒋介石的“梅毒脱发”之说

                          关于蒋介石的秃头,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年轻时得过梅毒,他的秃头,是梅毒的后遗症。可是,这种说法,真的经得起推敲吗……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妇孺皆知的绰号——“蒋光头”,蒋介石自从步入中年之后,基本上都是以秃头的形象见诸于世。在抗战时期来华助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更是戏谑地称蒋介石为“花生米”——因为蒋介石的光头,远看着,就像一颗圆不溜秋的花生米。那么,蒋介石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首脑人物,为什么会是一个光头的形象呢?在这一点上,民间传说纷纭,其中,流行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因为染上梅毒,掉光了头发,从此,终生秃头。可是,真相是这样的吗?首先,我们先来探究一下蒋介石是否曾经患过梅毒?让我们先来读读《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日记》1919年7月26日这一天,有这样的记录:“近日甚受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从此,我们可以得知: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得过淋病。蒋介石在年轻时,的确生活“不检点”,这一点,似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淋病”毕竟不是“梅毒”。我们再来看看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所著的《陈洁如回忆录》。陈洁如在这本回忆录里面,记载了蒋介石染上性病,并且将性病传染给陈洁如的事情。但是,陈洁如的文字,一会儿说是“梅毒”,一会儿说是“淋病”,自相矛盾,恐怕并不足以为信。陈洁如在这一件事上,是这样说的:“作为蜜月旅行的第二部分,我们游览了苏州,回上海之后,我发现身上出了疹子。我试用各种油膏擦抹,不但无效,而且越来越糟。后来,突然发现腿上也出现疹块,手腕按脉处也出现两块红疤。它们虽不痒,但看起来很不好,我很发愁,我一生从未得过这种病。介石带我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夫。他是德国留学生,专精细菌学和性病。李大夫取了介石和我的血做瓦塞尔曼氏反应检查(梅毒血清诊断法)。等了令人心烦的日子,这位血清专家宣布我们的血有阳性反应。我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发了疯似的,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出诊所,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到我母亲家。‘噢,妈妈。’我哭诉着,‘我得了花柳病。是大夫告诉我的。看看我这些毛病。’不到半小时,介石来了,解释说这病是轻度的,用六零六针药可以痊愈,这是他自己的旧毛病,传给我了。母亲痛骂了介石半小时。他承认了他的‘罪恶’。‘我再也不同你在一起了。’我哭喊着,‘你是个坏东西,我要跟你离婚。’‘我怎样才能使你相信我要真的悔罪呢?’他哀求着,低头站在那里,表情非常严肃阴沉,接着说,‘只原谅我这一次,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向你发誓,为了悔过,永远不再沾一点酒。’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要同他去大夫那里,赶紧去治,不可耽搁,最要紧的是把那个病从你的血中清洗干净。’于是,那天黄昏,介石再带我去李大夫诊所治疗。在打针前,李大夫对介石说:‘这是个不大好谈的话题,所以请让我和你的夫人单独谈谈,你可不可以在候诊室等一下?’介石出去以后,李大夫向我做了六零六注射,并说:‘你打十次针,就可痊愈。我现在要坦白告诉你,淋病细菌已进入你的身体,说确切点,就是你的输卵巢,这可能使你不能怀孕。但是你的病是轻度的,只要继续坚持治疗,就不必担心。’事毕,我走进候诊室轮到介石进入诊疗室了。他打过针后,李大夫告诉他:‘你在结婚前,本应先完成以前的治疗,但你没有等待充分的时间以完全治愈,因而传染了你的夫人。从现在起,你必须继续坚持治疗以便康复。你原已患有附睾炎,这使你不能生育。今后你恐怕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了。’为了表示悔悟,介石对我起誓,如我答应不离开他,从今以后,他不再喝所有烈性酒,普通酒以至茶和咖啡。‘我愿终生只喝白开水。这是一种自我惩罚,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以上,就是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在《陈洁如回忆录》中的叙说。我们从陈洁如的这篇叙述看出来文中开始说“梅毒血清测试阳性”,后来又说那是“淋病”,到底是“梅毒”还是“淋病”?前后矛盾,语焉不详。难怪学界有人怀疑陈洁如的这本回忆录的真实性,甚至有人直接断定这本《陈洁如回忆录》是一本“伪书”。也就是说单凭这本所谓的《陈洁如回忆录》,我们也不能断定蒋介石是否患过梅毒这种病。除此之外,目前似乎也还找不到有关于蒋介石患上梅毒的确切证据和相关史料。我们退一步来说就算蒋介石患过梅毒,而即便如此,梅毒和脱发的关系,仍然是值得考察的一个关键点。梅毒是否能导致秃头?医学告诉我们:因为染上梅毒而得的脱发症,在医学上叫作——梅毒性脱发。据查,梅毒性脱发,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征:特征一,不容易患上。每100个梅毒患者当中,大约只有4个患者会患上“梅毒性脱发”。特征二,梅毒性脱发并非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这里的特征二是相当关键的,梅毒性脱发并非是一种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据此,我们不妨作以下的逻辑推理:推理一: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不能治愈,那么,蒋介石在青壮年时期,早就死了。因为梅毒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推理二: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已经治愈,那么,蒋介石的头发会迅速再次长回来——也就是说,蒋介石有头发,蒋介石的光头,是自己故意剃光的——并不是“梅毒”所导致的。上述的逻辑推理,是非常清晰的——只有一种可能,蒋介石有头发,光头是自己剃的,与“梅毒”这种病并没有关系。事实上,蒋介石的身边人所留下来的证言,也证实了这个推理——蒋介石并不秃头——蒋介石是有头发的。依据蒋介石的卫士翁元在其所著《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这本回忆录的记载,蒋介石的确是有头发的,但是蒋介石的头发很稀疏,而且也很柔软。而更为关键的是,蒋介石有剃光头的习惯,一旦长了头发,蒋介石就立即叫人剃掉,所以,蒋介石其实是“故意剃光头”的,并非是生理性的秃头。翁元在这本《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一书中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全民‘拥护领袖’的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以上,就是给蒋家当了四十三年卫士的翁元的证言。这个人长期与蒋介石朝夕相处,他的证言,有着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其实,各位读者只要肯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随便搜寻一下蒋介石晚年在台湾留下的照片,仔细察看,就不难发现:蒋介石貌似光秃的脑瓜之上,其实,的确是有着稀疏的头发的。由于照片版权所限,本书未能在此附上一两张蒋介石的“带发”照片,甚为遗憾。那么,问题来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秃头”这个流传了将近百年的传说,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其中,严庆澍所著,1950年出版发行的一部畅销小说《金陵春梦》,在此起了关键的信息传播作用。在这本小说《金陵春梦》当中,作者严庆澍,对蒋介石进行了多方面的演义描写,其中,对蒋介石“感染梅毒”的这个情节,该作者是这样描述的:“‘好好。’蒋介石心中计算一会,老是觉得不合算,玩一个女人,要花这么多钱,要花这么多时间,干脆不如打野鸡算了,于是放弃了上翠芳老七那里去的念头。半月之后,戴季陶他们老是不见他请客,而且连交易所也不来了,原来蒋介石迫不及待,去玩野鸡,这回可害上了杨梅大疮,正躺在家里养病。那时候既没有特效药,又没有高明的花柳医生,直把他急得没办法。脓血淋漓,举步维艰,少赚了‘帽子’钱不算,还给黄绿医生敲走了一大笔竹杠。而且余毒未净,深入骨髓,这且不提,更难堪的是翠芳老七向外扬言,说姓蒋的专门揩堂子的油,吃得几回甜头,便舍不得破钞,再也不来了,把蒋介石气得牙痒痒的,一定要设法报复。”上文中的杨梅大疮,就是指的梅毒。值得注意的是,《金陵春梦》这部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部影响很广的畅销小说。不难想象,中国的广大文人和读者,在接受“蒋介石患梅毒”这条有欠考证的信息之后,进而推理并得出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掉光头发”的结论。可见,这个传说的演化公式,是这样的:传说患梅毒+看起来秃头=因为患梅毒而导致秃头。稍有逻辑思维的人,只要稍加想一想,就应该知道,上述的这个等式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既然蒋介石是有头发故意剃光头的,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剃光头呢?难道,他是要节省洗发水的钱吗?其实,剃光头是早期德国和日本军人的作风。首先是出于活动方便考虑,军训流汗,行动利索,这些都是常识,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战场上头部负伤,则可以省下剪头发的宝贵时间,直接开刀进行手术,这样就能增加战士被救活的几率——这也是军人剃光头的合理性所在。蒋介石是日本军校的学生,蒋介石以军人自居,他剃光头,应该是为了以身作则,给国民党军队带头,培养尚武之风。事实上,蒋介石并非民国时代中国唯一的光头军人。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剃光头的军人,比比皆是。我在此,简单列举如下:汤恩伯、张治中、李弥、谷正伦、张自忠、白崇禧、李宗仁、邓宝珊……这些军人,都是光头,至少是曾经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根本列举不完。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搜寻这些人的老照片,看看他们是否有光头的时期。不但在国民党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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