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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欧美视频在线，很难被证实，同一段史实，人们却可以写出千百种过程，不同的史家写法也不一样：有的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但最终被政客杀害；有的胆小怕事，不敢直书，最终写出的东西叫秽史；有的单纯叙述，所写东西索然无味；有的以自己的喜好进行取舍，并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即便是写史者再理性客观，也会加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最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可能被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从何而来？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客观存在，它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历史是靠着记录历史的史学家呈现在人面前的。能记叙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他要有对历史特别浓厚的兴趣和喜爱，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写作动机和高尚的品德，有忠于历史的使命感和秉笔直书的责任感，有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史料的极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搜集到方方面面史料的能力，有较高的文字表达天赋，有对历史的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有对于逝去事情过去的人的敬畏，有一种真正对生命的尊重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笔者才疏学浅，生性愚鲁，庶竭驽钝，但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敬畏的心去解读历史，还原历史。说回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因为只有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我们才有必要考证出究竟，如宋教仁究竟是不是被袁世凯杀害的，吴三桂究竟是不是因为陈圆圆才冲冠一怒的，等等。舍此之外，许多细枝末节，我们观其大略即可，因为哪怕真考证出来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那对我们的国家又有何用呢？先秦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内容已然不可考，而清史因为资料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故而许多事我们都能搞清楚，本书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整个清史中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逐一考究出真相和最原始出处，尽全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关于努尔哈赤与自己的妃子在床上这段话，咱们翻过去。现在，时间已到了第二天拂晓，此时敌人联军已经快进至古勒山，就是当初努尔哈赤的姥爷、舅舅覆灭的地方。努尔哈赤对部下说：“敌军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强，只要打死对方几个头目，就不难取胜。”说罢他派额亦都到古勒山迎敌。额亦都先示弱诱敌。叶赫联军首领、贝勒纳林布禄见额亦都所部是老弱病残，在马上大笑：“这样小妮子，也想跟我打，建州女真的气数尽了。”言未毕，叶赫部贝勒布塞说：“都说建州强盛，看这等老弱病残，我们派一队人马就可杀他个片甲不留，您可回帐休息，根本不用亲自出马。”纳林布禄大喜，说：“你去迎战。”布塞率军迎战，额亦都佯败。布塞一马当先，乘势追赶，追至山口，此时一阵杀声传来，建州一部兵马杀出，布塞正后悔自己的冒进时，科尔沁部明安来增援，额亦都见布塞得了援军，就率军撤退。布塞见额亦都撤退，便全然忘记自己刚才的冒失，又继续率军追赶，科尔沁部紧随，越走山路越险，突然又一股建州军杀出，将布塞和科尔沁部分割包围，刚才撤退的建州军也掉头杀回来。布塞顿时大乱，战马也被横木绊倒，此时有一将持刀突入，一刀砍死布塞，明安急忙退走。努尔哈赤在高处俯瞰战局，见三万敌军状如长蛇，但这些敌军却无端感到风声鹤唳的恐惧，长蛇阵很快混乱不堪。努尔哈赤始终注意着战局，联军的混乱自然逃不过他那双顾及全局的眼睛，他见时机成熟，就下令吹响螺号，刹那间伏兵四起，建州军漫山遍野杀来，截断联军退路。在一片掩杀声中，成百上千人倒地，满山黄土、遍地枯草都染上了鲜红的血，人哀号，马嘶鸣，响彻山谷。激战中，明安拼命狂奔，忽然“扑通”一声，马掉进了泥里，明安急忙下马，连滚带爬地跑了。努尔哈赤令全线追击，山上山下，丛林河谷伏兵四起，骑兵呼啸，矢石如雨，杀得叶赫部人仰马翻，山谷殷红，但叶赫部也不是白给，他们也顽强地抵抗，于是双方刀枪相碰，没有尖叫，没有呻吟，一刀必死，一枪致命，双方都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生机，绝不会让对手在死前还残存哪怕一分力气。这场战役中，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母亲的怀抱中，在马背上，目睹了古勒山之战，皇太极不会懂得，也不会记得，那刀枪箭镞铁蹄下的血肉之躯，那胜者的狂笑与败者的呼号。他不过把颠簸的马背当作了舒适的摇篮，把激烈的厮杀当作了热闹的玩耍。纳林布禄在帐中正等着捷报，却听到外面喊声震天，急忙上马出去看，正遇一员大将，满脸杀气，手持大刀，旋风般杀来，来者正是努尔哈赤。纳林布禄忙拔刀迎战，打了四个回合，根本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眼看就要被砍死，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前来救援，纳林布禄刚抽出刀来，布占泰就被努尔哈赤生擒。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走。此战叶赫联军共四千人被杀。战后，努尔哈赤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人。”将布占泰释放，至于战死的叶赫贝勒布塞，努尔哈赤将他的尸体砍成两段，一段自己留下，另一段还给叶赫部，纳林布禄见到布塞的半截尸首，吓得半死，不久就真死了。从此，努尔哈赤与叶赫部之仇恨不共戴天。布塞和纳林布禄相继死后，叶赫部布塞的儿子布扬古、纳林布禄的弟弟金台石继为贝勒。此时努尔哈赤乘胜向叶赫部发起进攻，布扬古和金台石只得求和，布扬古提出将妹妹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金台石也表示愿意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为妻。努尔哈赤一听东哥要成为自己的女人，大喜过望，东哥虽然名字叫哥，但与东北的彪悍女截然不同，她是叶赫部的公主、布塞的女儿，是个软妹子，有“满蒙第一美女”之称。东哥出生时，叶赫部的萨满（巫师）曾评论说：“此女可兴天下，可亡天下。”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果然成为一代绝色美女，因为她，有四个部落灭亡了，整个海西女真的天下都间接因为她一人而灭亡。努尔哈赤久闻东哥艳名，马上退兵，并向上天滴血盟誓，如果与叶赫部再战，则天诛地灭。但东哥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发誓死也不嫁杀父仇人努尔哈赤，并说谁杀了努尔哈赤，就嫁给谁为妻。于是，布扬古当众毁约，并向海西各部征婚，只要杀死努尔哈赤，就把东哥嫁给他。努尔哈赤大怒，本想再征讨叶赫部，但明朝此时接替李成梁的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不可再擅自讨伐，此时努尔哈赤还没有与明朝翻脸的资本，于是便罢兵，一场战役被扼杀在萌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石趁机率兵将哈达部劫掠一空。哈达部贝勒猛骨孛罗只好向努尔哈赤求援，表示愿意将三个儿子送到建州女真作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努尔哈赤当即同意出兵。叶赫部布扬谷得知消息后，给猛骨孛罗写了一封信，说愿意将东哥嫁给他，只要他抓住努尔哈赤。咱也不知东哥到底有多漂亮，猛骨孛罗也不掂量一下，别说抓住努尔哈赤，就是惹努尔哈赤一下他都惹不起，为了东哥，让自己的小脑袋痛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脑袋搬家。猛骨孛罗很快同意布扬谷的提议，努尔哈赤得知后大怒，当即发兵讨伐哈达部。最终哈达城破，猛骨孛罗被俘，哈达部灭亡。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一个部落。哈达部世代居住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被努尔哈赤占领，叶赫部鉴于此三地的战略地位，便向明朝报告，说不应让努尔哈赤占据这些战略要地。于是明朝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撤出柴河、三岔、抚安三地，努尔哈赤只得遵命。长期征战，没在任何军事学院培训过的努尔哈赤也总结出自己的一点军事理论。《清太祖实录》记载他曾说：若敌众我寡，我军须伏于隐僻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其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满洲军队编制，一个固山7500人），遇敌兵之众，勿令近我，即回觅大兵，然后寻敌所在，若止二三处兵，须酌量之，此乃逼敌野战之法。至于攻城，当观其势，若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从1583年到1626年，努尔哈赤四十多年军事生涯其实就是这套打法，加一起不超过两百字。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实用，写出几十万字长篇大论军事著作的人兴许上战场第一仗就尿裤子。精明的努尔哈赤虽然屡战屡胜，但面对明朝他却一直在装孙子，他先后于公元1590年、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1601年、1608年、1609年八次亲自来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满载人参、貂皮、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向明朝朝贡，这不仅是在证明自己对明朝的忠顺，也是借明朝的声威抬高自己，此外他还沿途留心地形，绘制地图，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努尔哈赤不断进行女真统一战争的同时，李成梁在干什么呢？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李成梁保举努尔哈赤为“正二品龙虎将军”，从此努尔哈赤成了明朝的二品武官。当然这一点只能在明末史料中见到，清廷日后修史时尽一切可能抹去努尔哈赤臣服明朝的所有痕迹。除了给努尔哈赤升官外，李成梁废除了与建州女真接壤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只要丢了宽甸六堡，辽东就完全暴露在女真铁骑的兵锋之下。古语云：“女真人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在古勒山之战时，女真士兵已经满万，此时，就等待着证明自己天下无敌的时刻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废除了已经有六万住户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当初本身就是李成梁上奏朝廷请求修建的，被熊廷弼称作“八百里新疆”。一堡经管一段辽东长城，迫近女真根据地，扼守了女真拓展的出口。此时宽甸六堡没有大军压境，没有粮食饥荒，真不知李成梁在想什么，难不成他真跟努尔哈赤串通好了，自己废掉宽甸六堡，让努尔哈赤进取辽东吗？显然不会，那李成梁究竟想的是什么？唯一的答案是，此时李成梁已经八十岁了，老迈昏庸，加之日日有两千美女陪伴，脑子总在想裤腰带上的事，自然糊涂。宽甸六堡被撤，六万多户人家从那里撤进辽东。有人只因为不愿意离开就被李成梁像杀猪一样地杀掉。李成梁的实际作用就像是努尔哈赤肚子里的蛔虫，努尔哈赤崛起期间，他修了宽甸六堡挡住明帝国的视线，不让明帝国看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进程；努尔哈赤快统一女真了，快进取辽东了，他就立即把墙拆除，实质上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方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就在宽甸六堡被废除的次年，辉发部贝勒王机努死，他的孙子拜音达礼杀死了自己的七个叔叔，自立为贝勒，他的残暴使得自己众叛亲离，许多部众都逃到叶赫部去了。拜音达礼因为辉发部实力远远弱于叶赫部，便不敢对叶赫提出要求要回部众，只好向努尔哈赤寻求帮助。努尔哈赤因为东哥这个要到手的美女飞了，现在只要是打叶赫他就出兵，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率军帮拜音达礼收复了叛离他的辉发村寨。叶赫部布扬谷故伎重演，提出将东哥嫁给辉发部拜音达礼。拜音达礼也早就知道东哥的如玉美貌，便立即与努尔哈赤断交。真不知道那个年代人们都怎么想的，东哥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人们就凭着传言中她的美貌，连照片或画像都没见过，就能为她做出涉及自身部落前途命运的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抑或是此时的女真部族真的还处在很单纯的时代，像古希腊城邦那样，为了海伦这一个美女可以征战十年？拜音达礼跟努尔哈赤断交了，就在家等媳妇呢，可是事实证明拜音达礼只能是做梦娶媳妇，因为叶赫部压根儿没履行诺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岂能嫁给辉发这种弱小的部落？拜音达礼没招了，只能派人厚着脸皮再次求助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毕竟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拜音达礼既往不咎，因为他的既定战略就是尽一切可能削弱自己在女真最大的威胁——叶赫。努尔哈赤很爽快地答应出兵叶赫，这次为了拴住拜音达礼，努尔哈赤提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叶赫部首领布扬谷论打仗是一塌糊涂，他的唯一必杀技就是自己的妹妹东哥，他又把东哥推出来了，允诺将东哥许配给拜音达礼，来换取他与努尔哈赤断交。其实努尔哈赤的女儿长得应该还不错，但拜音达礼的梦中情人，也是整个女真男人的心中女神只有东哥，于是拜音达礼毫不犹豫地毁了跟努尔哈赤女儿的婚约，答应叶赫部，跟努尔哈赤断交。对努尔哈赤这样的纯爷们而言，你可以玩我，但如果看不起我女儿，那你就是作死了。本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原则，死亡果然就来到了拜音达礼这里，努尔哈赤率军攻灭辉发，拜音达礼战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二个部落。此时海西女真的辉发部和哈达部已经灭亡，除了叶赫部外，硕果仅存的乌拉部与努尔哈赤有联姻关系，引起了叶赫的不安。于是，布扬谷许诺将东哥嫁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此时布占泰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但他仍不满足，还是希望拜倒在此时已经三十三岁的东哥的石榴裙下，他答应迎娶东哥。努尔哈赤大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亲率大军征乌拉。布占泰向叶赫部求救，将自己的女儿、儿子都送到叶赫作人质，但是叶赫部布扬谷却并没有派兵相救。努尔哈赤攻灭乌拉部，布占泰死里逃生投奔叶赫。已经是光杆司令的布占泰当然没有资格娶东哥了，不久布占泰便郁闷而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三个部落。至此，除了东哥所在的叶赫部外，整个海西女真都因为东哥的婚配问题而被灭了，而努尔哈赤则已基本统一东北。乌拉部完了，布扬谷对于自己妹妹的婚事也真开始着急了，他决定将东哥许配给蒙古首领暖兔部（喀尔喀蒙古部落之一）首领的儿子吉赛，但东哥看不上吉赛，坚决不同意。吉赛很不高兴，你都三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孩是樱桃，好看不好吃，二十三岁的女孩是苹果，好看又好吃，三十三岁的女孩是西红柿，你还当自己是水果呢？于是吉赛威胁说要进攻叶赫部。布扬古这次虚了，蒙古人可不是好惹的，而且自己的妹妹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出嫁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于是布扬谷最终将东哥许配给了喀尔喀蒙古最强者达尔汗的儿子——莽古尔岱。这一次，东哥终于同意了。努尔哈赤听到东哥出嫁的消息后，想出兵攻打叶赫，但明朝担心努尔哈赤势力太大，于是明朝出兵保护东哥，援助给叶赫部兵马、火炮。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准备好与明朝翻脸，于是没有出兵，但他诅咒东哥：“无论此女聘与何人，寿命不会长久，因为她已经亡了三个部落，她死期将至矣。”一年后，果如努尔哈赤的诅咒，东哥病死他乡。女真版夏姬结束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毕竟东哥已经三十三岁了，女神形象在努尔哈赤心中其实早已破灭，努尔哈赤出兵就是为了彻底灭掉叶赫部，他心里怕是早已忘记昔日娶东哥的强烈愿望了，但他一刻也没忘记的是建州女真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努尔哈赤渴望把自己的功业万代传承，而女真人此时却还没有文字，文书都用蒙古文来写，许多满语词汇用蒙古文无法表达，于是1599年，努尔哈赤令人创制满文。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是在仿照蒙古文字母，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万历三十年（1602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每三百壮丁为一牛录，一个牛录的“一把手”叫牛录额真（汉语意为佐领），每五个牛录编为一甲喇，“一把手”为甲喇额真（汉语意为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把手”为固山额真（都统），一个固山就是一个旗。努尔哈赤设四个旗，分别为红旗、蓝旗、黄旗、白旗（中国古代白旗不代表投降）。1615年努尔哈赤增建为八旗，以原先的四个旗为正红旗、正白旗、正黄旗、正蓝旗，新增镶红旗、

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而李自成也并未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在居庸关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当晚，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遂下令部队准备进城。他也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崇祯帝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是日酉刻，上遣内监密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各带家丁护送出城南迁。刘、巩并入内殿见上，曰：“法令素严，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上颔之。又召首辅魏藻德言事，语密不闻。久之，上顾事急，将出宫，分遣太子二王出匿。进酒，酌数杯，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袁妃遽起去，上拔剑追之，曰：“尔也宜死！”刃及肩，未扑，再刃，扑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时已二鼓。上巡寿宁宫，长公主年甫十五，上目怒之，曰：“胡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举，良久，忽挥剑断公主右臂而扑，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遣宫人讽懿安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缢。上提剑至坤宁宫，见皇后已绝，呼曰：“死的好！”遂召九门提督京城内外太监王承恩至，语久之，硃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务，以辅东宫，并放诸狱囚。”因命酒与承恩对酌。时漏下三更，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脱黄巾，取承恩及韩登贵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走齐化崇文二门，欲出不能。走正阳门，将夺门出，守城军疑为奸细，弓矢下射。守门太监施炮向内，急答曰：“皇上也！”炮亦无子，弗害。上怆惧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巾帽局，自缢。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龙驭上宾。直到最后时刻，崇祯帝还在为明朝的覆灭责备其大臣。很多当时人的记载中都强调了崇祯帝被遗弃的情况。4月25日晨，皇上看到竟无一人上朝，他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当他到了煤山时，据说他又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最后，据说在用腰带自缢之前，皇上写下了一份遗书，其文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实际上，三天后，当一位宫廷内侍在煤山一棵松树下发现崇祯帝的尸首之时，并没有这份遗书。在穿着蓝绸袍和红裤子的横陈尸体旁，只有崇祯手书的“天子”二字，并没有其他文字。然而许多当时的史家并未顾及这一点，仍然记下了崇祯帝这篇被推想出来的遗言。虽然当时和后来都有人怀疑，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帝的大臣的责任，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人，却有一种沉重的感受，即他们这些君主的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

大顺的臣民

李自成当然会采取许多做法，以证明其攻占京师的合理性。崇祯帝准备自杀之时，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攻打东城。皇上刚刚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时候，城内的明军已放下了武器，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大顺军入城时，一度引起了城内居民的恐慌，但此后他们就意识到不会发生大屠杀，遂平静下来，欣然欢迎农民军。穷人们兴高采烈，因为几周来，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散布消息说，新主到来后，城里的乞丐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大户人家起初比较谨慎，但他们看到大顺军纪律严明，便将“顺民”（这有两层意思，即“顺从的百姓”和“大顺的臣民”）二字写在院门上，并拿出酒食犒劳义军。中午，李自成在300名宫廷宦官和大学士魏藻德的陪同下，由长安门入城。街道两旁站满了大人和孩子，他们手持香烛向李自成致意。“闯王”身后跟着大顺的文官，领头的是牛金星。他们带着特意准备的牌子和招帖，将李自成比作贤君尧、舜，并把明王朝的覆灭归咎于腐败的大臣、图谋私利的官员和朋党横行的官僚，而不是崇祯帝本人。在已故崇祯帝的官员中，有些人甚至在体验这一责难的刺痛之前就已经准备自杀了。最令人感动的是4月25日李自成进入北京那天自杀的13名（或许更多）官员。这些人没有为崇祯帝举哀，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皇上已经死了。皇上的尸体过了三天多才被发现，此时人们普遍猜想皇上已经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建立临时朝廷（“行在”）了。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面朝北，象征性地对他的皇上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其他人，像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愧无半策匡时难，惟有捐躯报主恩。满人耐心等待着中原的混乱以便伺机采取下一步行动。而由此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对满族人是十分有利的。总而言之，至少有40名官员在崇祯帝死后的最初几天内自杀了，其中很多是像范景文那样的高级官员。从比例上看，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21位自杀的文职大臣，可按籍贯依次排列如下：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

浙江	6
南直隶	5
江西	2
河南	2
山西	2
福建	1
湖广	1
四川	1
北直隶	1

其中3/4来自长江流域，或南方地区，只有1/4是北方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一位属山东籍。当然，平均来说，南方人当时多居高位，特别是各部长官之职。因此，皇恩会使他们感觉到更沉重的精神压力。迁都南京的努力失败了，可能也是导致南方人自杀比例较大的一个原因。在上述21位忠臣中，有3位曾力主南迁，他们不像其北方同僚那样，附近有田产需要保护，可是此时也留在了被农民军占领的京师。然而，在与大顺政权合作的问题上，籍贯就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了。最终投降李自成的162名高级官员，按籍贯排列如下：

南直隶	31
北直隶	21
陕西	17
山东	16
河南	15
江西	13
山西	12
湖广	10
浙江	9
福建	7
四川	6
广东	3
云南	1
广西	1

如果我们将南直隶、四川和湖广算作南方，那么留在大顺新政权中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数量上便完全相等：各81人。就参加新政权的原因而言，年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一份列有科举资历的殉难者名单中，我们发现，殉难者人数与其考中进士的年份有如下关系：

考中进士的年份	自杀者人数
1604	1
1613	1
1619	1
1622	4
1625	1
1628	5
1631	4
1634	2

而投降李自成的官员人数与其中举年份的关系与上表略有不同：

考中进士的年份	投降者人数
1595	1
1619	1
1622	1
1628	8
1631	12
1634	15
1637	1
1640	7
1643	9

自杀殉难者的平均年龄，比多数投降者稍大（或至少考中进士的年代较早），其间考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6年前的1628年，即东林党开始得势，倪元璐等人得到举世声誉的那一年。而投降者中考中进士人数最多的一年则比前者晚6年，即1634年，其中又有近1/3的人是在1640年和1643年获得进士之名的。因此，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在忠于明朝和与农民军合作之间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虽然，地方上的士大夫家族常说，他们从皇上那里获得科举功名，并因此成了士大夫，故应以感激之情报答皇恩，但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却更倾向于以官职大小而不是功名高低，来限定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是说，新进考取功名因而任职未久的官员，加入大顺政权的可能性最大。虽然将降官中渴望作官的人和被勉强拉入的人明确区别开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有些士人的确很想加入新政权，并竭力交结已经在为李自成效力的那15位士人（其中12位是北方人）。大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1628年进士）、礼政府行侍郎巩煜（1631年进士）和工政府尚书李振声（1634年进士），都是在李自成进京之前向他投降的，并都习惯于在新政府中安插自己的朋友和同年。尽管有些士人对4月26日发布的释放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官员并使之得以为大顺效力的布告颇感扫兴，而其他人则对牛金星将礼纳原明朝官吏自愿加入大顺任职的声明表示欢迎。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发疯似地要重做朝服，因为原有的朝服已经因害怕农民军杀戮官员而烧掉了。最善投机钻营的人则将自己的名帖送给在大顺朝为官的同年，或设法托朋友把自己介绍给宋企郊和牛金星。在当时人对此的记述中，最遭蔑视和责难的是那些企图加入李自成政府的南方人。南方籍变节者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则是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为首的一伙无锡士大夫。这其中包括：秦汧的姑父——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以及原在明朝任地方官、北京陷落后一直在礼部任职的王孙蕙。4月22日，即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亡了，他一定作为忠臣自杀殉国。但大顺军真地攻进城中的那天，王孙蕙家中响起一片妇人的哭喊声，他的决心于是动摇了。嚎哭之声搅得他心烦意乱，突然，他对家人说，无需担心，他将把一切都安排好。随后，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及至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行，迎接新君。当大顺王的扈从走近这四人时，他们鞠躬行礼并表白他们愿为新主效劳。他们的恭顺的举止倒是被人们看见了，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语却淹没在嘚嘚马蹄声中。第二天，即4月26日，这些无锡人听说新政府要对明朝官员进行籍录。王孙蕙认为机不可失。他对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著。”赵玉森是宋企郊的老朋友，他答应带王孙蕙和秦汧去大顺吏政府衙门。当他们被人引入时，王孙蕙忽然从袋中掏出一张纸并将其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进表”一词明确地表示出王孙蕙加入新政府的意愿，所以宋企郊微笑着赞赏说，“好文字！”4月29日，92名官僚士大夫在朝见李自成时被授与大顺政权的官职，而这4位无锡人都在其中。可是逐渐地，这伙无锡人表明他们对宋企郊来说是一大麻烦。王孙蕙被安插到吏政府任监察之职后，可对重要官职的任命施加影响。宋尚书得知，王孙蕙已设法使7名无锡人成为地方长官。后来，宋企郊私下对他进行了斥责，王孙蕙遂彻底背叛了他，乘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秦汧也是个累赘。他傲慢且爱摆架子，曾拒绝将其衙门移交给李自成手下一名将领。这位将领脾气暴躁，便将他逮捕并打算处死他，幸亏其姑父赵玉森及时找到宋企郊，请他说服李自成取消了死刑令。秦汧的性命是保住了，但宋企郊却在这一营救过程中搭上了很多自己的人情面子。宋企郊一直愿意任用无锡人的首要原因之一，是新政权需要南方籍官员来帮助大顺将其统治扩展到江南。李自成的首辅大学士牛金星对周钟等南方士大夫领袖表示赏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周钟原是复社成员，1643年殿试的状元。

秦军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两个营垒，抓了四个尉官。由于初战不利，廉颇改变了战争策略，七月，命令赵军高筑营垒，不再出营作战。随后，秦军开始攻坚，又俘获了赵军的两个尉官，并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赵军西边的营垒。廉颇固守营垒，采取防御战术与秦军对峙，秦军屡次挑战，赵军死守不出。赵孝成王得知廉颇初战失利，采取固守方针，以为廉颇胆怯，于是，多次斥责廉颇不与秦军交战。赵国初战失利之后，赵孝成王立即和虞卿、楼昌二人商讨对策。虞卿本来是一位说客，但他非常有政治眼光，因为两次觐见赵孝成王，被赵孝成王任命为上卿。楼昌是赵孝成王手下的将军。赵孝成王问这两人：仗打得不好，损失了一名都尉。我想让赵军与秦军决战，你们看怎么样？楼昌说：不好，应当派一个重要使者去求和。虞卿说：掌握和与战的主动权在秦不在赵。再说，大王得看秦军的作战意图是不是要击败赵军？赵孝成王回应道：秦国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务在胜赵（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接着说：既然如此，大王应当立即派使臣拿出最贵重的珍宝去联合楚、魏。楚、魏两国想得到大王的珍宝，一定会接纳赵国使者。赵国使者到了楚、魏，秦国必定怀疑天下诸侯又要联合抗秦了，心中一定很紧张。这样，和谈才能进行（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孝成王最后没有采取虞卿的意见，而是决定采纳平阳君赵豹和楼昌的意见，派自己的亲信郑朱到秦国接洽，秦国接纳了郑朱。赵孝成王召见虞卿说：我派平阳君负责与秦国议和之事，秦国已经接纳了我们赵国的使者郑朱，您觉得怎么样？虞卿回答道：大王的和谈肯定不能成功，赵军必定会被击败。天下诸侯祝贺秦国胜利的使臣都已经在秦国等着了。郑朱是赵国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到秦国去求和，秦王和相国范雎一定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新闻热点爆炒一番。楚、魏两国认为赵国向秦国求和，一定不会再出兵救赵。秦国知道天下诸侯不会救赵，那么，秦、赵两国之间的和谈绝不可能成功（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事实不幸被虞卿言中，秦国相国范雎果然把郑朱来秦国求和的事大炒一番，而且始终不与郑朱和谈。秦赵各易主将赵括纸上谈兵廉颇与秦军打起了消耗战，廉颇这一耗，秦国可就吃不消了。因为长平离赵国近，赵国运输粮草、补充兵力，都比较方便。而秦军是远征到此、补充粮草、兵办都比较麻烦。这一场战争如果就这样耗下去，秦国最后肯定占不到便宜。那么，在秦军被廉颇耗在长平之战的战场上之后，秦国会采取什么办法来打破这个僵持的局面呢？长平战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被称为“米山”，明代还有人写诗《咏米山》来追思廉颇：“积雪如山夜唱酬，廉颇为将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可惜，廉颇将军的胜谋，最终没有条件在战场上实施，因为廉颇被解职了。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秦相国范雎派人到赵国花费千金实施反间计，到处宣扬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统帅，现在的统帅廉颇太容易对付了，而且他就要投降秦国了（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孝成王本来对廉颇军队伤亡之巨已经非常恼火，而且，廉颇屡次战败，又坚守营垒不出战，再加上听到这么多传言，于是信以为真，派赵括取代廉颇任赵军主帅，率兵攻击秦军。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自幼熟读兵书，勤习弓马，成年后，更是仪表雍容，言谈不凡。赵括谈论兵法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辩论不过他。再加上赵括年轻、气血方刚，他上战场指挥作战，未必就比廉颇差。秦国使反间计却找来这么一个对手，秦国这一招使对了吗？秦国得知赵括代替廉颇统领赵军，立即暗中派白起担任秦军的上将军，让王龁担任副将，并且严令军中不许泄露白起出任最高军事长官，否则格杀勿论（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一到任，立即改变廉颇的策略，主动出兵进击秦军。秦军假装战败而逃，同时布置了两支秘密部队逼近赵军。赵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秦军营垒；但秦军营垒非常坚固，赵军死活攻不进去。此时，秦军的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突袭部队突然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骑兵的快速反应部队迅速楔入赵军的营垒之间，切断了赵军的前军和后军之间的联系，把赵军分割成孤立的两个部分，赵军的运粮通道也被秦军堵死（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这时，秦军派出轻装精兵实施攻击，赵军交战失利，被迫构筑壁垒，顽强固守，等待援兵。秦昭襄王得知赵国粮道已被截断，兴奋得不得了，亲自赶到前线；赐给全国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征调秦国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赶赴长平战场、阻截赵国救兵，断绝赵军军粮。到了九月，长平的赵国士兵断粮已达四十六天，军中已有人暗中杀人以充饥。困厄至极的赵军猛扑向秦军，发动攻击，打算突围。赵军编成四队，轮番进攻了四五次，但是，仍然无法突围。赵括急红了眼，亲自披挂上阵，带领精锐士兵与秦军搏杀，最后秦军射死了赵括。赵军大败，四十多万赵兵向秦军投降。白起心想：前些时候秦军拿下上党，上党的百姓不甘心做秦国的臣民而逃往赵国。赵国士兵变化无常，不全部杀掉他们，恐怕要出乱子。于是用欺骗手段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了，只释放了两百四十名未成年人。长平这一仗，秦军一共杀死赵兵四十五万人，赵国举国震惊（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抉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就这样，秦军以空前野蛮的屠杀，结束了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而长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悲苦的记忆。长平之战大败赵国缘何失利赵国作为一个强国，在长平之战中元气大伤，最终损失了四十五万名赵兵。当历史定格在这一刹那之时，赵国的亡国已经无可挽回了。长平之战前，秦国虽然在秦昭襄王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但是，此时的赵国也是六国之中唯一可以和秦国叫板的国家。一个几乎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为什么在长平之战中败得如此之惨呢？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赵国最终的失败呢？我们先说赵国。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误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准备不够，底气不足，临战易将。“准备不够”是赵国失败的第一个原因。长平之战后，无数后来人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话题是：赵国应该不应该接受上党之地？赵国不费一兵一卒可以白白得到一个下辖十七座城邑的上党郡，从道理上讲，赵国理应接收，这叫不要白不要。赵孝成王决定接受上党郡并没有错，错在哪里呢？赵国接收了上党郡，就意味着秦、赵两强之间必然会有一场大战、恶战、生死决战。秦要统一天下，秦、赵两强之间的恶战、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赵国可以选择的只有与秦国决战的时间、地点。如果以长平之战赵国阵亡四十五万名士兵为由，指责赵国不该接受上党郡，那么，赵国不接受上党郡就能避免与秦的决战吗？这场决战即使不在长平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开战。所以，赵国接受上党郡这件事的本身并不存在对与错。决定对与错的是，赵国是否做好与秦国决战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准备又包括选将、军粮，等等。特别是选将，前敌总指挥的策略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在长平之战初期，廉颇确实打得不好，但是，廉颇根据双方形势及时调整，决定用固守代替进攻的战略决策，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秦军举全国之力打了三年竟然毫无进展，这不能不说廉颇的固守方略十分得当；无可奈何的秦军最终不得不用反间计拿掉廉颇，也从反面证明廉颇是秦军的大敌。但是，赵孝成王却视廉颇的策略为软弱，临战易将，这显示出赵国对与秦国作战的准备明显不足。“底气不足”是赵国惨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赵孝成王的底气不足主要表现为，初战失利就准备议和。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和，“和”本身并无过错，但是，何时议和、怎样议和，却是一门大学问。虞卿坚决反对立即议和，因为初战失利就议和肯定难于成事。虞卿主张联合楚、魏，造成又一次诸侯合纵抗秦的态势，给秦国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然后议和才可能成功。虞卿的计谋非常有道理，长平之战本应该是山东六国又一次合纵抗秦的机会，但是，赵孝成王白白浪费了这一大好时机。初战失利就急于求和，结果越急于求和，秦国越不议和，最终兵败地削，导致亡国。赵孝成王为什么急于议和呢？原因既是准备不够，又是底气不足。农业一直是赵国发展的薄弱环节。商鞅变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重农富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没有惠及赵国的农业，所以，农业一直是制约赵国上升为一等强国的一个瓶颈。长平之战中，农业问题最终显观出来了。赵括最后自杀式突围就是因为军中已断粮四十六天，这仗还能打吗？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打了三年，打到最后，赵国无粮，向齐国求援，齐国袖手旁观（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不愿救赵。齐国在是否援助赵国粮食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必救赵，坐山观虎斗即可。另一种意见认为赵国是齐国的屏障，唇亡则齿寒，赵国被彻底铆玫之日也就是齐国、楚国的灭亡之日（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所以，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利害上讲，齐国都应当责无旁贷地救赵。但是，齐王建是齐国的亡国之君，昏庸至极，对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完全听不进去，只顾享受赵国浴血奋战给齐国带来。的短暂和平，不愿出手救援赵国。长平之战赵国惨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临战易将”。赵孝成王临战易将的理由无非是三条：一是初战失利，二是固守示弱，三是中敌反间。当赵孝成王决定任命赵括为统帅时，曾遭到两个人的强烈反对，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赵括之母。蔺相如是赵国重臣，在长平之战爆发时已经病重，他听到赵孝成王重用赵括的消息后，立即上书赵孝成王，非常严肃地指出：“大王凭借赵括的名气而重用他，太不慎重了。赵括只能读读兵书，聊聊兵法，完全不懂得随机应变（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让这样的人指挥与强秦的生死决战，不免草率，而且简直是拿赵国的存亡开玩笑。”另一个反对者是赵括的母亲。赵括的父亲是赵奢，赵奢在赵惠文王时曾大败秦军，是继廉颇之后的名将。但是，长平之战爆发时、赵奢已死。赵括善谈兵法，但实战能力差，“纸上谈兵”这一著名成语就来自赵括。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以为天下没人能超得过他。他曾与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之道，赵奢都难不倒他，但是，赵奢总认为儿子赵括不能带兵。赵括的母亲问赵奢为什么，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赵括却把这种大事说得如此容易、如此轻松。如果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如果赵国任命赵括为将，导致赵军失败的一定是他（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己，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等到赵括接受任命将要起程之时，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能做将军。一位母亲亲：自出面阻拦自。己一的儿子临危受命，赵孝成王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将赵括的母亲召进宫问话。赵老太太回答：当初赵括的父亲赵奢受命为将军后，由他亲自捧着食物侍候吃喝的有几十位，被他当做朋友相待的数以百计，大王赏赐的东西他全分给手下的官员（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而且，自接受王命那一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一做将军，就面向东接受下级的朝见，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的金帛他都带回家中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以买就马上买下来。他哪一点像他父亲？父子二人如此不同，希望大王千万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这事您就别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说：您如果一定要他统兵，咱得立个条件，如果他出了事，我不能受到株连。赵王一听，就这么个条件，不假思索立即答应了。由于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所以，长平战败之后，赵孝成王没有株连赵括的母亲（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表面看来赵孝成王临战易将是中了秦国相国范雎的反间计，实际上，是因为赵孝成王没有识人之明，所以，当秦国实施反间计时，赵孝成王立即就相信了这些别有用心的话，重用赵括，撤换廉颇。从秦国一方看，长平之战的胜利也事出有因。首先是巧使反间计。廉颇久经沙场，初战不利之后，他既不主动出战也不开门应战，把长平之战演变成秦、赵两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且，这一拖就是三年。赵国固然消耗极大，秦国也同样被拖得受不了。久拖不决，对于远道而来的秦军来说更为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相范雎才用了反间计，让赵孝成王上了大当，撤换老将廉颇，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其次是诱骗赵王。长平之战持续三年之久，秦国始终挽留着赵国的使者，但是，又不议和。这样一来，赵孝成王始终对议和存有一丝幻想。只要赵孝成王一直没有放弃议和的想法，赵国就不可能把长平之战看做是秦、赵之间的生死大决战。再次是重用白起。白起是秦国名将，既善于作战，又心地残忍。白起不但打败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更把赵国的四十五方降军悉数坑杀。赵军的有生力量从此消耗殆尽，赵国也因此一撅不振，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灭亡之路。因此，白起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长平之战前，白起就已名声大噪，所以，秦昭襄王任用白起为主帅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以免惊动赵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表现得也极为出色，他首先示弱，引蛇出洞，让赵国四十多万大军全部离开营垒。然后一断赵军退路，二断赵军为两部，相互之间不能联系，逼得赵军做困兽之斗。白起在整个长平之战中发挥得相当出色，表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最终，长平之战以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被彻底消灭而告终。以上我们分析了秦、赵双方在长平之战中的胜败之因。但是，归根结底，这场战争是秦、赵两强的生死决战，决定胜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赵孝成王并非不知道在长平之战中，秦军是举全国之力务在败赵。赵孝成王回答虞卿时曾说过两句话：“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赵孝成王明明知道秦军是“不遗余力”、“欲破赵军”，秦昭襄王甚至亲临前线，进行战争总动员：又是秦民每人赏一爵，又是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秦民上前线。秦昭襄王为什么如此兴奋？因为他明白与赵国在此一战，必须全国总动员。赵孝成王明知秦国“不遗余力”，仍然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决战，一会儿是议和，心里根本没个定准。面临生死大决战，国君竟然和、战不定，又无识人之明，更不会像秦国一样进行全民总动员，所以，长平之战赵国必败。赵国是明败在赵括之手，暗败在赵孝成王之手。如此国君，岂是秦昭襄王的对手？长平之战结束的第二年，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此时赵国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对秦国、秦军、秦人的深仇大恨。嬴政非常幸运，在他出生之前，他将来统一天下的最强对手赵国已经被他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彻底打垮。秦、赵两强的局面已经变成了秦强赵弱。嬴政最终能够统一六

从地下抓起一把黄土，嗅了嗅道。“哈，那就不走呗。”林岳看来很兴奋的样子，“我好歹是个医生，怎么着也不会怕尸体。”“你就少贫点吧。”我拉近晖儿，冲林岳笑道，“先把S照顾好。”怪响声中，十来个黑影晃动着逼近我们，一时间空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腐臭味。“这些人咋就不怕死么。”姚建国急得跺脚，此刻他们父子想逃也晚了，黑影已在外围将我们团团围住。耿婆在地上划了几道线条，摆上了些石块，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瓶来。“你们去护着那爷儿俩，看好后面。”耿婆笑了笑，“今天让两个丫头也露露脸。”九、养尸茔地“晖丫头，你站在这堆石头边。”耿婆指了下身边，转又拉过S，“潇丫头站那圈里，把狴犴放在石块上。”两人顺从地按照她的吩咐各自立定，狴犴威武地站在当中的大石块上，炯炯的双目在夜色中闪烁着点点黄光。“这些人到底啥意思么，想死……”姚远山紧挨着站在他父亲身边，口中颤声道。“你个瓜娃懂啥捏，这些人葛咝有本事，要让你看懂咧你窝耸也能去闯闯。”姚建国似乎也看出了点名堂，当下拉着儿子站到了我和林岳的身边。“耿婆今儿唱得是哪出啊？”林岳低声道，“嫂子和S该不会有事吧？”“她那么有把握，应该没事。”我摆摆手，眼睛却不由关注着石头边的晖儿。“呜……”狴犴身子一沉，低低地发出了吼声。月光映出了那些黑影的面目，朦胧间那只是些行动迟缓的人，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蓬乱的头发上满是杂草，遮去了大半的脸颊，看去像是一些流落街头的乞丐。一阵夜风刮过，残破的衣衫飘动起来，裸露出的身体竟已是腐烂不堪，恶臭的气味四散不已。风又大了些，其中几个人的头发呼地被卷了去，露出红红的头顶。“呃～～”姚远山直接呕了出来，我和林岳也不禁一阵作呕，不必细看也能知道，风把腐烂粘连的头皮吹得掉落了下来。“两个丫头都听好了！”耿婆断喝一声，“心无旁骛，垂眼观鼻，依照我的话去做。”晖儿和S应声点头，两人硬是避开视线，无视了身前逼近的活尸。“晖丫头，双手握石，拍在地下。”耿婆喝道，“力透掌心，注目活尸。”喝声中，晖儿迅速自地下捡起两片石块，反掌拍入黄土，低垂的双目猛地瞪向面前接近的活尸。哗啦一阵轻响，晖儿身前的碎石凭空飞起，飞弹般成片袭向活尸。一阵令人反胃的骨肉撞击声响起，四具活尸被碎石击成了一滩烂肉。“潇丫头，左脚为中，右脚画圆，横转一圈。”耿婆接着喝道，“聚力脚尖，冥想黄砂。”S单脚站立，原地转动了起来，随着她身体的旋动，一片莫名而起的黄砂卷向活尸，嗤嗤的摩擦声中，三具活尸被黄砂磨了个血肉横飞。“哈，耿婆在收徒呢？”林岳低笑道，“不过，现在她俩可是在过干瘾。”我笑着点点头，在晖儿和S动作时，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双手轻微地做了几个手诀，脚下也在悄然地变换着步伐，看来她用上了“六仪遁甲”。《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上记载，所谓六仪遁甲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配合术法，布下六壬地盘为正位基础，以正中的主法人为“甲”，掌控整个局势的变化。辅助者各居左右，分管六仪，根据主法人的施展而配合推动六仪变化。外人看来，辅助者只是在遵照主法人的指示而行动，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主法人，就像六甲原本就隐藏在六仪之下主使一切似的。但“六仪遁甲”并不是如此简单，耿婆作为主法人与晖儿、S是三为一体的。如果将耿婆视作一个躯体的话，那么晖儿和S便是这躯体的左右手。耿婆应该是考虑到自己的年事已高，血气不足，晖儿和S正当年轻，而且三人都是女身，配合起来自然比我和林岳要相得益彰。耿婆继续指导着两人，奇异的六仪遁甲在我们眼前呈现开来。晖儿拇指对顶，其余四指相交，以形成的三角对准活尸，双眼圆睁，顿足大喝道：“破！”灼热的气流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扭曲的透明轨迹，席卷了数具活尸，焦臭的味道传来，那些活尸浑身发黑地倒在了地上，一时化作片片黑灰被山风吹散开去。左右两手并起剑指，单脚跪地，双手交叉地在面前用力划过，S也是一声大喝：“斩！”破风之声穿空而过，两道气流飞斩活尸，喀嚓声连连，地上又多出不少碎裂的尸体。“饿不是在做梦吧？”姚远山目瞪口呆道，“这是啥？降妖伏魔地道姑么？”姚建国比儿子的见识要多，但也不由看得惊愕不已，听到姚远山问话连连摆手噤声，似乎怕惊扰了战团中的“道姑”做法。“嘿嘿，别怕啊，咱家老太太学过点道术。”林岳神秘兮兮地胡诌道，“十里八乡的都让她驱邪啥的，这算小儿科了。”“高人，高人。”姚建国忙不迭地点头到，“这下村里可有救咧。”耿婆已不再出声指导，三人间似乎已经达到了心意互通的程度，彼此间十分地默契。“封！”“裂！”晖儿与S双掌翻动中，面前的空气中竟然幻化出道道流动的气柱，或是如巨熊般将活尸拍做肉酱，或是如猛虎般撕裂活尸，两人完全进入了状态。但她俩背后的衣服也已被汗水沁透，也许以目前的能力来看，这些攻击对体力和精神的消耗也很巨大。“啊～～”姚远山忽地一声惊叫，两只活尸不知不觉地靠近了他的身边，满是尸水腐肉的手臂突地卡向他的咽喉。姚建国见状操起一块大石，奋力掷了过去，活尸被大石一阻，动作慢了一拍，姚远山手脚并用地连忙逃开。活尸顿了顿，继续进逼，但没走出几步却原地一阵晃动，碎成数块散在了地上。“抱歉，我刚才走神了。”我歉意地说道。身后的活尸围了过来，林岳咧嘴一笑，大大地打了个哈欠，地面上冒出一丛丛带着花苞的植物来，坚硬的花茎顿时将活尸自下而上地穿透。咔咔，活尸纷纷裂开，美丽的花朵自尸体中绽放开来，花茎上如蛇般伸出无数根须，直直刺进其余的活尸体内。不多会，那些活尸便枯槁干瘪了下去，满地的尸体腐作一片，只剩下美丽的花瓣在夜风中飘落。“度尸兰？”我用胳膊拐了林岳一下，“你小子怎么啥怪物都有？”“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林岳摆谱道，“但天机不可泄露。”四周开始不断涌现出活尸，空气中的腐臭味越来越浓，我隐隐查觉一股阴寒的气流渐渐向我们袭来。这附近的地域似乎隐藏着什么，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一边对付着靠近的活尸，一边用听风能力搜索起各处的地形来。耿婆口中唿哨一声，狴犴抬爪怒吼，它的身躯并没有像平日间那样猛涨数倍，两股淡色的气流悄然自它足下涌向晖儿和S。“震！”晖儿双臂左右平伸，掌心向天抬起，优雅地在身前画出两道圆弧，紧接着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十指紧扣抱拳，大力向面前那虚无的两个圆弧中击去。一片滚滚的雷声响起，但奇妙的是，那雷声竟是来自活尸们的体内，雷声鼎沸之际，活尸接二连三地爆体，涌来的尸群顿时消失了一半。“疾！”S平端右掌，左掌划出一道“Z”字形的轨迹，双掌在胸前互击，她身周卷过一道闪亮的电弧，噼啪声响之下，地面蜿蜒盘过无数电蛇，直袭剩下的活尸。随着不断响起的电流声，焦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活尸们的血脉经络在电蛇的侵袭下寸寸断尽，一个个像似断了线的木偶瘫倒了下去。她们所用的破、斩、封、裂、震、疾是六仪遁甲中的六仪杀招，耿婆用自身的能力帮助催动，并借助了狴犴身上的龙脉潜力，使得她俩能够操控遵循六仪变幻所带来的强大自然力量。不过这并不是六仪遁甲最终的杀招。耿婆翻手将一个小瓷瓶中的红色粉末倒入掌中，双掌翻飞在身周地上连击数下，转而合手如碗状，猛地挥向空中。“天阳丹砂落，地阴九泉深！”耿婆长吟一句，双手在胸前圈起划动。隐约间，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凭空出现，那色彩竟是红白相交的！阴阳鱼图案光华大盛，空中飘然落下无数红色雪花，那些活尸一沾上雪花便立刻焦如木炭，僵硬地倒在地上。地面不住涌动着惨白的雾气，倒地的和尚在行动的活尸在雾气中渐渐萎缩，瘫化作液体慢慢渗入地下。这便是隐遁在六仪杀招背后的“六甲阴阳灭”，整个六仪遁甲中最震撼的杀招。“晖儿，能撑得住吗？”我上前扶住有些摇晃的晖儿，方才的六仪遁甲耗去了她不少的精神和体力，虽然一向坚强的她支撑到现在，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了下来。“没事，就是有点累。”晖儿的声音有些飘乎，但眼中却闪动着兴奋，“我和S也能帮着对付这些怪物了。”她那疲惫而兴奋的表情像个开心的孩子，我不由紧紧地把晖儿抱在了怀里。林岳围着S问这问那，殷勤地递过两颗药丸，S接过药丸并没有立刻服下，而是同样兴奋地冲林岳发表起战后感言来，只是没说上几句便有些头晕，被林岳扶着坐在了一边的大石上。“这俩臭小子，知道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了不？”耿婆上前给她俩推捏了几下，似乎效果不错，“别老觉着女人遇到大事儿就会躲在男人背后。”我和林岳讪笑着连连点头，心想这话也不是我们说的，打从一开始就没把晖儿和S放在弱者的地位上，只不过在危急时刻会自然地保护她们而已，这应该也是男人的本性吧。“几位忒厉害咧。”姚建国颤巍巍地搭腔道，“村里遭地事儿可是有救咧么。”“就是，就是，村里出了怪事，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闹地。”姚远山跟着道。“不急，老婆子今天趟这个混水就是看准了你们村有怪事。”耿婆神秘地笑道。……村子里，姚建国的家中。“桂芬，我说你胡忙个啥咧，把介个茶隔饿换咧。”姚建国站在门口冲前院喊道。“来了，来了，喊啥么。”一个中年妇女拎着水壶篮子走了过来。姚建国的家在村子的西头，拐出没多远便是我们来时的道路。一进家门，他便让儿子去收拾后院的屋子，一边忙不迭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让老婆桂芬张罗着弄些饭菜。姚远山这小伙看着愣头愣脑的，但手脚却是利索的很，我半碗饭刚下肚，他就收拾好了屋子，还抱了几床被窝过去。才放下碗筷，姚建国便领进三个人来，我们愣了愣，不知是什么来路。姚建国立即热情地介绍起来，那名和他年龄相仿的汉子叫杨葛根，是这个村的村长，也是姚建国的姐夫，另外两个老汉则是村里的宗族长辈。原来趁我们吃饭的当口，姚建国出门找了杨葛根和两位长辈，将之前发生的事情简要告知，他们一听便立刻动身赶来，为的就是村里连日来不断发生的怪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村最近被闹得鸡犬不宁啊。”杨葛根吧嗒着旱烟，满脸愁云道，“也不知道犯了个啥，这事情又不敢宣扬出去……”杨葛根的普通话说的不错，省却了我们对方言的揣测和臆断，在他口中，事情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村子的北面有块偌大的荒地，因为土地贫瘠的关系一直没人去开垦耕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成了乱坟堆，贫困朴实的村民死后便在此简单地埋葬。后来村里突然来了个走马阴阳的风水师，围着这片地晃悠了老半天，口里不住惊叹念叨。有好事者便上前询问，那风水师竟说这块荒地是个风水甚好的葬地，葬在此地的人后代一定兴旺，还像模像样地点了几处穴，说是这块地的精华所在。也许那风水师的确看出了门道，或者是事有凑巧，大家翻查了村里的族谱后，发现有几户人家的确是出过秀才，也有经商发财的。这消息立即传了开来，风水师被村民奉为上宾，好吃好住地招呼着，更有不少家境尚可的人家抢先占据了他之前点下的几个“精华穴”。就此，那块荒地便成了村里的墓葬专区，只要是家里有人过世，立刻就见缝插针地刨上一个墓穴，生怕落于人后占不到风水宝地的光。久而久之，在那块葬地里便埋葬了无数的尸体，坟叠坟，墓碰墓，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在清明扫墓时根本就找不到自家的坟头。可就是这块风水宝地却差点害死了半村的人。不久前，村里一户人家有人过世，三七的时候去墓前祭拜，却发现自家坟头被人刨开了，墓里的尸体不知所踪。接着，他们又发现附近很多墓穴有着同样的情况，于是便通知了村里。杨葛根起先以为是盗墓，但这些都是平民墓穴，几乎不存在有价值的陪葬品，几经查证也毫无结果。杨葛根火一大，连夜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埋伏在墓地周围，心想再有人来盗挖非打死他个瓜娃子不可。一连两天晚上都没什么动静，杨葛根开始动摇了，也许自己的判断有误，或者那些挖墓的人只是过路贼，但碍于村长的脸面威严，还是决定再埋伏一宿。那晚正好是月圆，入夜后没多久，墓地便开始“热闹”了起来。先是李家的坟头里慢慢钻出了一具鲜活的尸体，杨葛根认得那是李家媳妇，前不久难产刚死的。紧接着张家、刘家、姚家……坟头里不住地爬出各种程度的尸体，有些甚至已经腐烂得不成人形了，却依旧扭曲着半爬半走。杨葛根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当场就吓得腿肚子转了筋，跟着的几个村民更是吓得尿了裤子。说来也是八字犯冲乌云盖顶了，其中两个村民恰好晚饭时喝了几两小酒暖身，这一吓把酒气全催了上来。那些刚爬出坟头的尸体像是饿狗闻到了肉骨头，三下两下地把杨葛根他们藏身的地方给找了出来。杨葛根见势不妙，大喊一声带着村民往回逃，可没走几步就撞上了另一群活尸。无路可走的杨葛根等人被逼红了眼，抡起锄头木棍就是一顿猛砸，可那些活尸是越来越多，有两个村民被活尸围住后就再也没见着人了。杨葛根仗着年轻时学过几下庄稼把式，挺着锄头杀出一条血路，带着剩余的三个村民连滚带爬地总算逃回了村子。自此之后，村子便不再太平，很多单独走夜路的村民莫名地失了踪，更离谱的是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一夜之间便人间蒸发。杨葛根很清楚，这肯定是那些活尸下的手，但从上次的遭遇战的经验来看，村里根本没能力来对付这些活尸。无奈之下他只得通告全村，将村外的住户迁入村里，夜间行路必须结伴，并让大家各自小心。……“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听完杨葛根的话，耿婆向我问道。“问题应该就出在那块墓地上。”我沉声道，“那是块养尸茔地。”十、阴洞藏尸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神秘的“养尸地”传说，更有甚者还夸张地将其渲染成所谓的僵尸起源地。清代袁枚所著的《子不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描述，并把僵尸分成八个品种：紫僵、白僵、绿僵、毛僵、飞僵、游尸、伏尸、不化骨，并被后世的江湖术士和盗墓贼奉为典范标准。当然，在我国历代的笔记体小说中，均有许多这类“养尸地”和僵尸等相关的传奇记载。近代，人们对尸变之说大为批判，但对这一神秘现象却十分关注，试图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其中的奥秘。不过，因为很多客观原因，始终还是无法证实，于是便有些人类学专家极端的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类木乃伊现象，而没有腐烂的尸体就是僵尸”。其实不然，我国古代的风水堪舆理论中就对这些有着相当详细的研究和解说，尤其是对尸体变化和起因更是罗列了相当全面有据的案例和分析。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养尸地被称为“养尸茔地”，是一种极为奇特的葬地，由于其特殊的地气及土质结构会导致一些不利于葬者的事情发生，因此被界定为恶性葬地。诸如青乌子的《葬经》、郭璞的《葬书》、管辂的《地理指蒙》、杨筠松的《三龙经》等许多葬理辨龙经书中，均认为“养尸茔地”在丧葬风水中是最为恐怖、危险和忌讳的墓地。明清时期的大量手抄辨龙秘笈中更是认为，当遗体误葬在“养尸茔地”后，人体肌肉及内脏器官等不仅不会腐烂，而且毛发、牙齿、指甲等还会继续生长，部分身体机能恢复生机，有如死魄转活便会幻变成僵尸，四处游荡吸人的精血为生。当然，这些经书理论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没有一具尸体是能够在“养尸茔地”中完整保存的。这个村子的事件就是最好的活体实例，尤其是那些四处活动的半腐尸体。据《闻风拾水录》的相关记载，“养尸茔地”是一种非常巧合的地理格局构造，其产生比率微乎其微。首先是土质，养尸茔地的土

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拉开抽屉。啊，在莫迪那儿我已经见过这样的景象了，不过这儿的更糟糕。我当时纳闷，现在还是好奇，这些垃圾，在那些让它们堆积起来的人眼里，是什么模样？安妮·里夫斯的一个抽屉里有——我列张单子权作备考——半幅绿色的旧绸缎窗帘，上面有香烟洞；两个断裂了的黄铜窗帘环；一条白棉布裙子，上面有污渍，正面撕了一个大口子；两双男士袜子，满是洞；一个胸罩，32号，那样式要我说该是1937年左右的，粉红棉布；一包没有开过的卫生巾，毛巾布做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自然颇有兴趣；三条白棉布手帕，上面全是血迹，几十年前流鼻血的纪念；两条粉红人造丝衬裤，中号，没洗就塞进来了；三块OXO固体浓缩汤料；一个玳瑁鞋拔；一个女士夏鞋增白剂，已经干得开了裂；三条薄纱围巾，粉红的，蓝的，绿的；一包信，盖着1910年的邮戳；《每日镜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新闻，宣布二战开始；几条珠链，全都是断的；一条蓝缎衬裙，腰两侧都开了口，以适应越来越宽的腰围；几个烟蒂。看上去，这一抽屉的东西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已纠结成团，想要清理，就得一点点地剔开。哎，我们可没有时间对付这个：得先做重要的事。薇拉和我开始行动。我驱车去找家具店，也没货比三家，就在找到的第一家买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垫。我运气好，那天早上他们送货上门。我跟在货车后面，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回来，确保他们的确送货了，他们把东西抬到了楼上。他们看到那房里的东西时，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难怪。我收买了他们，请他们帮我把那张旧床连着床垫一起搬下楼，扔到垃圾桶边。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薇拉则去买了毯子、床单、枕头、毛巾。那房里只有不多不少半块毛巾，是黑的。透过肮脏不堪的窗玻璃，我们能看到邻居们在花园里打量着那床垫，摇着头，紧绷着嘴。薇拉和我勉力把那床垫架到我的车顶上，我们把它送去了市垃圾场。我们回来的时候，专业清洁队已经在门口了。那房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女工可以对付的了，因此薇拉喊来了这一队四处奔忙的生猛专家。是两个瘦弱的年轻人，好脾气，无精打采，大概是外卖垃圾食品吃多了。他们站在楼上的前厅里，面对一屋腌臜笑得脸直抽搐，问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你们可以先弄几桶热苏打水来。”我回答。薇拉已经忍俊不禁了。我还没提厨房呢。刚走进去看，它挺正常。正中间一张挺好的方木桌，一个说得过去的煤气炉，两把相当不错的木椅，按如今市价算，每把都值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窗户上是褪色、破损的窗帘，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黑色。但是那地板，那地板！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黏糊糊的，仔细一看，上面结了一层油泥壳。两位英雄在黏糊糊的油毡上，皱眉蹙眼，畏缩不前，说根本没有热水，叫他们怎么用热水。“在炉子上烧。”薇拉温和地说。“听着，”我说，“你们不是专门处理家务女工应付不了的粗活的吗？”“是的，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啊，是不是啊？”其中一个埋怨道。“总得有人做。”我说。他们打扫了前厅，匆匆地推着拖把在地板上走了一圈。但是在厨房地板问题上，他们闹了罢工。“抱歉。”他们说着便走人了，始终保持着好脾气。虽然大桌子、碗柜，还有椅子都被几十年的油垢粘在了地板上，薇拉和我还是把它们推出了厨房。我们把油毡撬起来：它可轻易撬不起来。这一层下头还有一层，而它们之间是半英寸厚的油腻和污垢。我们一共撬起了三层油毡。然后薇拉得回家，处理自己家的麻烦了。那个周末我擦洗了地板，清洗了墙壁和天花板，清空抽屉，把它们都狠狠地擦了一遍，还清理了一个裹在三十年灰泥之下的炉子。最后，这些无言的故事，这半辈子的碎屑，我装了好几塑料袋，带去市垃圾场扔了。我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有贝茨太太关注，她坐在她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时不时地招呼我也喝一杯。“没有，我起码十年没有上去过了。”她说，“她得寸进尺，你要是给她一寸，接下来就是，给我煮杯茶，帮我拿这个拿那个。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呢。我能不能问你是不是要当她的‘好邻居’？不是？”她红润的老脸上露着苦恼、埋怨。“你把她的旧床垫撂在外面，谁都看得到。放在我的屋外——他们会以为……还有你的手，完全伸进了那垃圾和污垢……”这也同样让她不舒服：这种脏活原不该我这样派头的淑女来干。她给了我一把钥匙。我接过来，心里明白她给的超过了我原准备承担的。唉，我现在不抱有任何幻想了！每一条街上都有几个，也许十一二个老太太、老先生，或者勉强对付着过日子，或者突然没法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了；他们梦想着不在身边的女儿、儿子、孙子辈能来照顾他们，任何靠近他们的人都必须小心，小心！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真空地带，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吸进去了。不，我不会再次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不会重蹈和莫迪——世上只有一个朋友的莫迪——那样的覆辙。我每次去探访，只待几分钟。因为我无法归入她们知道的任何类别，无法解释，所以她们认定我是反复无常、一时冲动而大发善心。我的主要麻烦在于不能让莫迪知道我还去探望别人，因为这是一种背叛。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就住在莫迪附近。如果我给安妮带礼物，我就得给伊莉莎也带一件，因为我上楼要经过伊莉莎家，她看着呢。伊莉莎以前给人帮佣，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总能设法弄到手，因此，我想，她算是证明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7]”。我给她带高级烘焙店烤的面包，一本新的浪漫小说，某个牌子的瑞士巧克力，点缀着绿色羊齿的贞洁白玫瑰。安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认为英国的产品是最棒的，于是我给她带甜泥巴似的巧克力，专门为老太太酿制的一种味道恶心的酒，漂亮的扎着缎带的小花。安妮·里夫斯住了六个星期的院。她弄伤了一条腿，但是，虽然他们告诉她已经可以正常行走了，她还是撑着助行架，不肯好好走路。她现在像个囚徒似的关在那顶楼房间里，一定得有人给她倒便桶，还需要送餐、家务女工、护士。伊莉莎·贝茨一点都不喜欢安妮·里夫斯，对她的行为很是不屑——嗯，没错，伊莉莎·贝茨知道她都在干些什么：她任性放纵自己，一人坐在楼上喝酒，任由家里污垢堆积，到最后伊莉莎都觉得坐在那儿就能听到墙壁里有虫子在爬，有老鼠在蹿。“我可不像她。”伊莉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微微抽了抽鼻子，像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教会人士。“我可不像她。”安妮说，她的意思是伊莉莎惺惺作态，她丈夫去世前，她对宗教啊教堂啊一点兴趣都没有，而现在，你看看她。安妮渴望和伊莉莎做朋友。而伊莉莎多年来从不搭理楼上那个飞快堕落的女人；这个女人根本用不着助行架，却偏要撑着一个，走得笨重；这个女人每天兴师动众，搞一帮社工来照顾她。她们称呼对方为贝茨太太、里夫斯太太。她们在这同一栋楼里做了四十年的邻居了。社会福利中心的人在试图给安妮做“康复训练”。仅仅几周前，我对这项计划的邀约还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大喊“但这很残忍！”不过如今我见识了伊莉莎的生活，明白为什么这些照顾老人方面的专家要坚决同老年性怠惰做斗争，哪怕这是出现在九十岁或者更大年纪的老头、老太身上。我开始喜欢上伊莉莎了，还要加上对她的钦羡。如果我九十岁的时候还能那样！我们都这样高呼，觉得前头敌人的威胁没那么大了。伊莉莎·贝茨的一天她八点左右醒过来，她的卧室在宽敞的前厅，以前她就和丈夫一起睡在这里的大双人床上。不过现在她有一张不错的单人床，床边是床头柜，还有一个小电暖炉。她喜欢窝在床上读书，一般读浪漫小说。屋里摆着的是老式家具：又是这样，“古董”同一文不值的东西混搭。屋里很冷，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上床时裹着大披肩，灌上几个热水袋。她给自己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明白了饮食不该马虎这个道理，她这么说。然后她清扫整理某一间房间，不过没有以前打扫得那么彻底。十一点左右她给自己泡了咖啡。她有许多朋友，也许哪一个会来串门。她有一个特别的朋友，这个女人住在对门，比她年轻不少，七十来岁，“样子比实际上年轻许多”，戴花哨的帽子，穿漂亮的衣服。她对于伊莉莎来说是一剂良药，经常送自己做的食物过来，或者拉着伊莉莎出去看场电影。每天，伊莉莎都会去午餐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社会福利局给老人们办的。餐后伊莉莎有时会细细地评价这餐饭，比方说肉煮过头了，芽甘蓝太硬了，或者大米布丁里的肉豆蔻放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以前给一家人做过厨娘。不久前，午餐之后她还会在那儿多待上一两个小时，做些“活儿”：老人们做日历，画圣诞卡，做各种小活计，有的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用上积累了一辈子的技艺。不过现在，伊莉莎说，她觉得自己得悠着点儿了，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健壮了。吃过午餐，她喝一杯茶，聊一会儿天，她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朋友一起去逛街买东西。这些就是我以前根本看不见的老太太们，但自从认识莫迪之后，我就能看到她们在大街小巷慢吞吞地走着，挽着包，提着篮子——我以前猜不到她们之间的伙伴情谊，她们生活中的乐趣，她们的欢乐愉快。很明显，她们热爱购物；而至于她们这天到底去哪家店、不去哪家店，这全看她们的情绪，那情绪复杂、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潮涨潮落。那个印度人的店脏兮兮的，不过昨天有人看到他打扫店铺了，那她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她们这个星期会去超市，因为那里新来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会帮她们把东西放进篮子里。五金店里的那个人那天对她们中的一个语气不善，接下来几周，有五六个人的生意他是别想做了，尽管不一定会是永远都做不了。这些对她们来说，比便宜品牌的饼干，或者针对退休老人减价的黄油来说更要紧。购物完毕，伊莉莎带其中一个朋友回家喝茶，或者去她们那儿喝茶。回到家以后，她在厨房窗边坐下歇一会儿，在窗边她能看到外面一根根晾衣绳上的衣服，有风的时候这些衣服会在空中翩翩起舞。她还会低头看丛林般茂盛的花园，记起那里的丁香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栽的，还有现在杂草丛生的那个角落，当初美得像幅画似的。我发现，她有些害怕黄昏时分。有一次，路过她家去看安妮时，我看到她双手托腮，而我向她打招呼，说“啊，伊莉莎，晚上好！”时，她转过脸去——我有些担心，走进她屋里，她指了指另一把木椅，我坐了下来。“是这样的，”她说，“你应该保持忙碌，因为如果你闲下来，等着你的就是痴呆啦……”然后她擦了擦眼睛，努力笑了笑。然后，出乎我意料，她把帽子又戴了起来。“伊莉莎，你不是要出门吧？你不该休息休息吗？”“不，不行。我情绪低沉的时候，得四处走动……”于是她又出门去了，薄暮中，一个勇敢的小个子那矮胖的身影慢吞吞地绕着街区走着。她在晚饭上不怎么费功夫，也许是一块蛋糕，也许是一盘沙拉。晚餐后，对门的那个朋友经常来串门，或者她会独自坐在那儿听收音机。她不喜欢电视。她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然后上床睡觉，她睡得很迟，常常过了午夜才去睡。春天到深秋的这段时间里，她每周会参加两三次大巴出游，去名胜古迹或是风景区玩，这些出行要么是社会福利部门组织的，要么是她去的那两家教堂之一安排的。伊莉莎是虔诚的教徒。她是个浸会教徒，不过她也上英国国教教堂。她礼拜天上两次教堂，早晚各一次，参加教堂组织的茶会，义卖会，还有废旧杂货的廉价拍卖会，去做关于在印度和非洲传教工作的讲座。她不断参加婚礼和洗礼。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了，稍稍轻描淡写了一点。她都懂，因为她以前在位高权重的人那儿干过活，她问了我各种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方说：不要孩子，做一份也许该养家的男人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对不对？她还喜欢谈时尚，不是她半世纪前穿过的衣服，而是她在街上看到的年轻姑娘们的时髦打扮，她说那打扮惹她笑，看上去真疯狂，姑娘们看上去好像过得开心极了。她喜欢看她们，但是她会想，从来买不起新衣服，只能去当铺里看，拣适合自己尺寸的有啥是啥，这样的滋味她们懂不懂。这是因为她可怜的母亲有一天突然被丈夫抛弃了。他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她有三个孩子要抚养，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伊莉莎说，什么都不会做，生来就是懒骨头，永远不肯去干点活来贴补家用，他十四岁的时候也离开了家，从此连一张圣诞卡片都没寄回来过。伊莉莎的母亲为了一对姐妹工作。周一到周五，街角的当铺里有她们的铺盖，经常还有她们的衣服，周五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赎回去。开当铺的那个女人会把一件好外套，或者一双她知道合脚的鞋子给两个姑娘留着。她会说：“喏，如果到时候那个可怜的家伙没法按时把它赎回去的话，第一个有机会拿的就是你们。”有一天晚上伊莉莎拿出一张老明信片，大概是一战时期的，上面是一个衣着褴褛、光着脚丫的小女孩，一个孤儿。我端详着，心想真浪漫，因为那幅图抹掉了事实的严酷，用如此浪漫的方式表现这个可怜的姑娘。我正想着，伊莉莎开口了：“那个姑娘就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时就是这个样子。十二岁的时候，我给绅士们擦洗台阶，赚一便士。我没鞋穿，我的脚也是这样冻得青一块紫一块……那真是邪恶的时代，”伊莉莎说，“邪恶。可是我又似乎记得我们挺快乐。我能记得我们姐妹两人常常笑啊唱啊的，尽管我们常常饿肚子。还有我可怜的小母亲，因为应付不过来而哭泣……”伊莉莎虽然不喜欢电视，却会走过街去看《楼上，楼下》这部电视剧。这让我生气；但是我又自问，那我为什么要写浪漫小说呢？真相让人难以忍受，但唯此而已，岂有他哉！《仁慈的女士》！我突然意识到，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以及她那帮人（不论男女），薇拉，还有我，我们其实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慈善家的后裔，继承了人家的衣钵。我的新浪漫小说是这样的：我的女主人公不是个有爵贵妇，而是伦敦一个富裕男人的妻子。她住在贝斯沃特区，在一栋离女王大道不远的房子里。她有五个孩子，是一个慈母，一颗心都扑在孩子们身上。她的丈夫倒不残暴无情，但是迟钝麻木。实话实说，我描述他的语言是从一封信上偷来的，那封信登在言辞恶毒的女权运动报上，是以前菲丽丝留在我办公桌上的。他不懂她的微妙。他有一个情妇，养在麦达维尔区，这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很是松了口气。至于她，她忙着探望穷人，有许多这样的人要她照顾。她的丈夫对些活动没有怨言，因为这样她就没空琢磨他的心思。每天她都奔波在外，穿着她简单却漂亮的衣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仆陪同，帮她端着盛有汤和营养布丁的器皿。当然了，我可不允许她照看的这些病人和老人夹生难伺候（尽管有一个老先生，身上还有克里米亚战争中留下的伤疤，她形容这个老先生时会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别扭）。不像莫迪，他们谁也不大叫大嚷，乱发脾气；也不会在人家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里只来回重复同样的十句或十二句话，好像根本不知道同样的话你已经听他们说过上百次啦；也不会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不，他们也许身陷赤贫，不知上哪儿找下一口粗茶淡饭，（除了仁慈的女士带来的东西以外）靠茶水、人造黄油、面包和土豆过日子；他们也许没有足够的煤炭，身边有恶劣或者暴虐的丈夫，或者是得了肺结核或产褥热而奄奄一息的妻子，但他们一直是大气、有风度的好人。他们和玛格丽特·安斯特拉瑟因为能真正欣赏彼此的优点，建立了美好的友谊。玛格

一番吧。二台湾郑氏家族的建立，当然要追溯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领袖、大明“国姓爷”郑成功率2万水师渡海远征，历经8个月苦战，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令沦陷38年的台湾岛重归中华怀抱。其后建“大明台湾承天府”，建都台南，继续高举“反清复明”旗帜，接明朝宗室入住台湾，沿用永历皇帝年号，与清朝统治者周旋22年。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国人耳熟能详。耳熟能详的史实，却深藏着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熟悉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郑氏家族的“名分问题”。早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难后，誓师起兵的郑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个皇帝永历皇帝赐的“威远侯”封号，以“永历”为年号，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成为郑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选择。建制台湾后，即使永历皇帝业已殉难于云南，郑氏家族始终奉永历帝为正朔不变，清政府最终平定台湾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实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大明永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所谓郑氏家族为是否尊奉永历帝而与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所谓“台湾郑氏政权”，实为南明政权治下的“大明台湾省”，虽未再立明氏宗室为尊，却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条血脉。其性质，实与南宋灭亡时期，残留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南宋小朝廷无二。世人总把南宋王朝崖山兵败，陆秀夫携南宋末帝跳海殉难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灭亡的句号。而论及明朝，却把公元1644年崇祯殉难煤山作为终结点，至于南明小朝廷，乃至台湾郑氏政权，皆划于明朝历史之外，时至今日，这般的“双重标准”，是否也该公正客观？抛却“双重标准”，正视“名分”，所谓郑成功驱荷复台，既非抗击外来侵略这般简单，更非“割据自立”乃至“分裂祖国”。这是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最后的一块“复国根据地”，更是心怀故国的万千明室遗民，最后的精神家园。与名分相关的，是收复台湾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艰苦，是读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兰人防御严密，军力强大，赤嵌、台湾府两战，攻击异常惨烈。久攻不下之际，郑氏大军出现断粮危险，在漫长的包围之后，方逼得荷兰军整军降服。克坚城，复故土，软硬相济迫服纵横全球的“海上马车夫”，不易。更“不易”的还有一些令清朝人尴尬不已甚至回避不提的历史：就在郑成功倾精锐东征台湾之际，意在统一全国的清王朝也频频动作，多次派兵清剿郑成功的属地金门、厦门，叛逃清室的施琅、黄梧等人，更是甘为前驱，率水师屡屡打劫郑军开往台湾的运输船，企图断绝郑军攻台的运输线。如此“趁火打劫”，实是让郑成功的攻台大军腹背受敌，在围攻台湾城的最关键战役里，郑军的运粮船遭清军袭扰，部队一度面临断粮局面。郑成功以身作则，减少三餐粮食用度，也不肯向台湾百姓加派征用。“郑氏逆贼”的所为，真让正统的“我大清”汗颜。根据揆一的《被贻误的台湾》，以及诸多荷兰当时驻东南亚官员的记录笔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甚至占领台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侵略者和南下清军频频勾结，联手打击。荷兰殖民者甚至通过清廷宠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在清廷高层活动，不仅向清军出售武器、战船，更派水师连续骚扰，配合清军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高官菲克尔的记录写得十分明确：鞑靼人（清廷）对台湾属于谁的兴趣，远少于对国姓爷是否还存在的兴趣。号称“正统”的大清王朝，在这场“反侵略”里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许多明朝忠臣对郑成功的选择颇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将张煌言指责郑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偿失”，顾炎武等“明朝遗老”也指责说这是“以忠义为名，弃君臣大义，行自立乾坤之实”。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亲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湾是“远东海洋的灯塔”。荷兰国会则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湾防卫的预算，长期担任荷兰国驻台湾总督的揆一更是坚称台湾是“东亚海洋不沉的桥头堡”。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台湾因其特殊的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宝岛”，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对开拓万里海疆从未有过兴趣。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真正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也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尼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却必不再为华夏所有，若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评语：艰苦卓越，功业千秋。三说功业，自然要说说郑氏台湾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支能够驱逐“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并与“满万不可战”的清八旗周旋数十年的军事集团，自然很强大，但其强大程度，相信会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清朝康熙时代常年主持平台大业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在奏章里写得明白：郑氏集团“火器之利，兵舰之强，不亚于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这位大清“朝廷命官”说的是实话，论“火器之利”，早在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誓师福建，起兵反清时，便在厦门建立了完备的军火工业生产线，重金聘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技师督造生产，并“择沿海良家子弟，礼聘红夷为师，习火器制造之法”。明末清初购买西洋火器壮大自己，但多是简单购买洋枪洋炮，而系统学习制作工艺，甚至独立研发，郑成功可谓第一人，比起首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他没有说，却早了近两个世纪。苦心当然没白费，在台湾出土的郑氏集团的各类武器装备里，火枪已出现了“火轮枪”，不仅远胜于同时代清军以及南明各路军队的装备，更不亚于西方同时代的水准。火炮已有了爆破弹，即时人所谓的“开花炮弹”，其性能和作战效用，远胜于200年后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兵舰之强”更是事实，荷兰人称郑氏集团的战船为“戎克船”，又称“台湾船”，全长30公尺，载炮30门，是郑氏水师的主力战舰，不仅其性能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船队。另有郑氏舰队的王牌战舰“三桅炮船”，船长80米，桅杆高4丈，船舱有5层，配轻重火炮50门，可容各类作战人员400人，堪称是当时全球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舰。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氏集团纵横东亚海疆，历经数战，主要的对手，当然是荷兰人。在公元1661年收复台湾后，经营台湾38年的荷兰人并未死心，屡屡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占有台湾。在撤出台湾的第二年，荷兰舰队就兵临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殖民者与清廷达成协议，趁郑成功病逝，台湾内乱之机联合攻打郑成功的大陆属地厦门、金门，夹击之下留守郑军不支，败退撤往台湾。荷兰人则获得了清康熙帝的褒奖，并获得了贸易特权。纵览此战，军事上无太多意义，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乱的机会，接任“延平郡王”的郑经再次出师福建，连克金门、厦门、南澳数地，清廷再次勾结荷兰人联合进攻，两面夹击下，1680年，“兵败七府”的郑军再次退往台湾。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并给予商业利益，荷兰发动了意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发动20艘精锐炮船，悍然向台湾基隆等地发动进攻，史载“红夷大掠沿海，乡民死伤无数”。强攻之下，基隆一度沦陷，郑氏集团果断出手还击，以刘国轩统水师，从海上向荷军发动进攻，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四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贸易纠纷仲裁，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各项“进步内容”，即使与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世界的商业法规相比，也毫不逊色。执法同样严格，强调“法贵于严”，“法在必究”，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镇吴豪，承天府尹杨朝栋等人，都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处极刑。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郑氏集团时期，对日本的平均贸易税收，每年约141万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税收，每年约80万两，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税收，每年约128万两。而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国家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平均不过400万两。史载彼时台湾“田畴日盛，官民皆富”，诚非虚言。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五省迁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号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工商业……保守与进步，在台湾海峡之间，隔海相望。五说台湾的繁荣，奠基者是郑成功，真正的实施者，是一个素来被史家漠视的人——郑成功之子郑经。被漠视是因为其“劣迹”，公元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激战正酣时，留守在厦门的他却与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郑成功大怒，一度要杀其泄愤。次年五月初一，气病在床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9岁。“气死父亲”，外加“乱伦”，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里，自然属“不忠不孝之徒”。但这个“不忠不孝之徒”，却实为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万千东南亚华侨的守护人。公元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留守厦门的郑经以长子身份继业。但台湾本土郑成功部将黄昭、萧拱宸等人拥立其弟郑袭为主，发动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大军逼近，两面重压下，郑经拒绝了清廷要其归顺的要求，但留了谈判底线：仿朝鲜例，不削发。稳住清廷后，郑经率部火速东进台湾，打败了黄昭的叛乱军队，杀拥立弟弟的伯父郑泰，导致郑泰部署归附清廷，而后郑经复归福建。公元1663年清军攻金门、厦门，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连克数镇，无奈之下郑经东渡归台，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18年的统治。乱伦，内斗，元气大伤，“子承父业”前的履历，的确不怎么光彩，但之后的18年却足够光彩——他缔造了一个富庶的台湾。先是子承父志，继承了郑成功的各类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金、厦之败，让郑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仅有的落脚点，却给台湾带来了发展经济的生力军——5000福建难民。郑经继续屯田之策，削减赋税，另迁宗室广播台湾，开庄屯田，鼓励工商业发展，且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并有各类免税优惠，史载从此后台湾“广事兴贩

古风水格局中便有这个逆五行局，那是一种源自先天八卦阴阳变化的衍格局。天地为阴阳两仪，四象神兽分属木、火、金、水，而具中位的人则属土。照理水性的穷奇是会受到土的克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寻常的人类总是和穷奇格格不入互搏互杀，但如果穷奇吸取了人的精气，就等同于水吸取了土的精华。五行原理中曾有相克也相生的说法，五行中的任意一行在相克的另一行面前，自身会有一种遇强愈强的反应，倘若穷奇集合了水性与土性的精华，遵循这种“阴极阳盛，阳极而阴盛”的道理，就会在体内形成循环不断的能量，其运作原理如同现代科学中的核聚变一样。“不错，正是逆五行局。”少昊之子不失时机地说道，“穷奇不耻天下君子，却也被天下君子所不耻，循环其道岂不快哉？”“‘五行阴阳相克相生，逆转为忤自伤其身。’逆五行局导致的结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面对这个疯狂的家伙我有些难以置信，“若是让穷奇吸取如此大量的精气，阴阳五行循环的力量足以让它失去控制，那么你也会受到牵连而受损甚至消失！”眼前的景象倏然消失，我依然身处在别墅之中，少昊之子以一种几乎脸贴脸的姿势凝视着我的眼睛，在他那深邃的眼中竟似燃烧起了一团幽幽的阴火。“穷奇会变成如何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他的齿间迸出一种怨毒的声音，与先前的浑厚嗓音大相径庭，“消失便消失！五千多年，我受够了外界发生的一切！世人都在做些什么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事情？！即便有那么几个看得过眼的人，不还是都被所谓的首领除掉或逼死了吗？”“难道你想效法以前的那些疯子搞什么灭世重生？！”一阵气血翻涌，我的身体无故地凭空扭曲，浑身的骨骼已在咯咯作响，他终于下手了。“灭世重生？也许是的，姑且按你的说法来定论吧。”少昊之子脸上泛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本不想杀死你这么有趣的人，五千多年以来你是第一个和我交谈了那么久的人，但留着你只怕会坏了我的大局。”言语间身上的力量渐渐加重了，浑身的剧痛让我感到将要被捏碎的恐惧。可笑，我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少昊之子同样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而最终我们都将死在这种心理上！“哈哈哈哈……”痛苦中我放声狂笑，笑声中充满了嘲讽和悲伤，这世界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规律！狂笑中身边突地黄光大盛，一种奇异的黄色光体在我周围蔓延开来，那股几乎要将身体捏碎的力量竟渐渐消失了。当脚踏上平稳的地面时，原本装饰的木质地板上已满是厚实的黄土。“轩辕息壤？！”少昊之子惊讶地扬了扬眉，似乎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一定是彭候附身的那块黄色精元在刚才的力量下被激发了，这东西似乎可以控制土的聚集，会不会和驭金的能力一样？意念闪动中，又是一片黄色光体凭空涌现向着墙壁蔓延，在黄土的覆盖下四壁早已辨别不出原本的样貌。“原来如此，难怪会有这种感觉……”少昊之子兀自言语着，仔细端详了片刻，“刚才几乎被我杀死却还大声狂笑，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发笑？”“何必问我？你不是能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吗？”难道他也借着问话来拖延时间吗？“这些黄土掩住了你的想法，使我无法窥觑。”少昊之子倒也坦白，土克水，身为精魄的他也会受到穷奇水性的影响而受制于土。“知道与否并不重要，与其拖延时间不如来个了断！”意念随着言语波动着，整栋别墅浑然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土窑，如果土壁可以阻住少昊之子的力量，那么时间的凝结便会被打破，而预先布下的风雷阵就可以生效。黄土在少昊之子的身边筑起了一个半球型的壁垒，完全将他封在其中，壁垒结成的瞬间，整个屋内似乎有了些许的变化，时间继续流动了！“噗噗”闷响连连传来，封闭的壁垒上竟出现了无数的裂缝，难道黄土的力量不足以封住他吗？继续催动下，壁垒上的黄土逐渐加厚，那些裂缝无力地消失了。暗舒一口气，脑中盘算着如何迅速发动风雷阵，厚实的壁垒却毫无征兆第从中突地碎裂开来！少昊之子的身影再度出现在面前，在他的周围浮现着一片幽蓝的光芒，光芒中离奇地生长着数十支柳条，无风自动地在那里轻轻挥摆着。十九、破环“幽潭泛波癸水生，烟柳随风乙木落。”柳枝轻摆中，少昊之子缓缓吟唱，双目精光毕现，“驭金操土固然不俗，但若要钳制住我恐怕还差些火候。”一线希望却在轻描淡写间被化解，面对这个深不可测的敌人，难道真的束手无策吗？脑中混乱的思维无法整理出任何的头绪。“现在可以告诉我，刚才那一刻你为何发笑了吧？”少昊之子继续道，占尽上风之下却追问起无关紧要的问题来。“我笑你自以为是，看不起伪君子，却做着比伪君子更不如的事情。”既然无力对抗，我索性全然不顾了。“这话倒是有趣，历来世人只会唾骂我为小人，却没人说过我是伪君子。”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说道，“如果你能自圆其说，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颛顼逼死共工是一桩上古冤案，你将真相公诸天下无可厚非。舜帝自顾王权安稳杀了你和穷奇，那是他私欲作祟。穷奇只是一只怨气化成的虚兽，无思想和辨别能力，单凭对颛顼的残存意识四处吃人。”直视着他的双眼，我毫无畏惧地说道，“可你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的精魂，不去找舜帝报仇，而却在这里驱使穷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还天下皆醉我独醒地惺惺作态，你不是伪君子是什么？！”“那些都是该死之人！纵使千刀万剐也难抵其行之万一！”少昊之子闻言狂怒，双目蓝光大盛，“不错，我是斗不过舜帝，无法为自己报仇！但扫灭那些伪君子，也是为天下不再出现像我和穷奇那样的怨者！”“哈哈哈哈……”怒极反笑，我不无嘲讽地说道，“你看不惯王权独尊，却在那里自诩正义地左右天下人的生杀大权，你和那些你所憎恨的人有什么区别？！你只不过是找了一个足以麻痹自己的理由罢了！你比那些伪君子更加令人不齿！”“那你这些时日奔波冒险与我为敌的目的又是什么？为天下正义？流芳百世？”少昊之子身边的柳条倏然狂舞起来，屋内半数黄土早已消失殆尽，“你不也是为了一己私欲？不也是为了保全妻子朋友的性命吗？”“没错，我的确是为了妻子和朋友的性命安危，相比之下我并不是很在乎其余人的生死。”我一付豁出去的架势，“但我还是要救天下人，没有天下人，我们即便活着也无法继续安定地生存下去。”“私心如此之重，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少昊之子狂怒间迫近了面前，短短几句话的功夫黄土的束缚已完全失效，“原本以为你会有如何有趣的高见，却也不过是那些君子之流的虚伪言辞罢了。”“虚伪？哈哈，何来虚伪？我敢说敢当，做了就不给自己找借口。”也许之后等待我的便是死亡，也许更糟，但此刻已顾不了这许多了，“我从未想当君子，也不齿于去做小人，更不以申冤救助为由去利用那可怜的穷奇，让它永世生活在痛苦之中！”“利用……永世痛苦……”激烈的话语下，少昊之子的神色一下黯淡了，原本逼人的气势荡然无存，身旁的蓝光与柳条渐渐地消失，整个身形跌坐在了地上，口中无力地喃喃道，“我没有利用穷奇，只如它所愿地让它去除尽恶人……”同穷奇相比，眼前的这个精魂至少可以讲理，也许这便是我唯一的胜算所在：“穷奇本不想吃人，只是误把那些人当作颛顼，每每懊悔之时便弃尸而去。它一直重复着怨恨和痛苦，并在这些的伴随之下永生不死。你一再地让它去吃人杀戮，这不是生不如死吗？！”“而我也一直在这种生不如死的境遇下支撑着，找着理由让自己感觉存在。”少昊之子脸上满是落寞悲怆，口中像似自语般地说道，“就算天下恶人除尽，人世毁灭重生，又能如何？”“如果你觉得我是巧言辩驳，在这里周旋时间，现在便可以杀了我。”我坦然地坐下望着他，心中不由一阵悲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放过自己，放过穷奇。”少昊之子奇怪地打量了我一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良久，长叹一声，胸前聚起一团奇异的七色光球，整个人形渐渐地隐入了光球之中。光球闪动着在眼前飘忽，在我身边绕行几圈后怦然击向我的头部。没有任何的过渡和征兆，周围的一切立刻凭空消失在黑暗之中。一阵奇异的感觉传来，我已置身于天空，低头可俯瞰广阔的地面。“你可看见那可怜的穷奇正伏在苍茫大地之上？它并未沉睡，这许多年以来，它一直静静地注视着这肮脏的人世间。”少昊之子的话音自脑中响起，刚才那光球变化应该是将自己附在了我的身上，让我从他的视角去观察一切。“它一定很痛苦。”我静静地说道。眼中所见的是城市的全部，但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巨兽正蜷伏在那里，身躯若有若无地在整座城市间闪动。那便是穷奇，它似乎十分安静地伏在那里，只有头部不时地左顾右盼着。但仔细看去，那猛虎般的头颅上竟似人一般地呈现着痛苦的表情。每隔一段时间，它便忿忿地抬起头，张开大口作猛吸状，大片的光点自城市各处飘出，聚入口中。在穷奇吞吸间，我甚至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愤怨遍布周围，而在这之后便又弥漫起沉沉的痛苦。“想来你说的的确有理……”观察时少昊之子并没有多话，直到此时才传来他幽幽的话语，“穷奇原本只是愤怨，但自从禁锢渐脱，我设局吸魂之后，它便处于现在的这个状态了。总觉得它的痛苦是源自世人，却不曾想过那是心中的纠葛。”“共工本是为民造福的神，只因死后心中积怨才使得穷奇如此凶恶丑陋。穷奇身上也沿袭了他的爱民之心，怨怒杀人知错而悔恨，周而复始之下岂有不痛苦的道理？”望着穷奇的表情，感受着那交织的愤怨与痛苦，一阵酸涩涌上心头。“纵视数千年，唾骂追杀穷奇者无数，为其心伤酸楚者却唯有你一人。”少昊之子的声音不无感叹，“枉我自诩为其知音，而今看来不及你之万一，也罢……”眼前景象变幻，一沉之下视角换作仰望，穷奇庞大的身躯悬浮在头顶不远处，这一变竟已是令我自地下探视了。看着隐现得有些虚无的穷奇，一处光亮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奇异的光环，半数聚集着被它吸入的光点，而另一半则是一种蓝色的光晕。两者互相扭挤碰撞，在交替作用的力量下，巧妙地形成了一团旋转的态势。“己土癸水五行冲撞，却又化作阴阳两仪相辅相承，这便是穷奇不灭的根源所在。”这话语仿佛在点拨着什么，逆五行局与穷奇的微妙联系被一语道破，这简单古朴的上古风水局会不会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破解？“说来简单，穷奇不灭的原因在于它吃人时吸入了人的土性，与体内的水性互搏故而生生不息。”少昊之子继续道，“你原本效法舜帝的做法固然可以令水性大增反噬穷奇，但却只能使得它去吸噬更多人的精气。”“你是在教我……”硬生生地打住话头，我意识到将要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显然是在讲述灭除穷奇的方法。“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清晰的语声深深地印入了脑中，眼前回复到了别墅屋内，少昊之子的身影淡淡地在空中飘动着，“还有三日穷奇便可聚精气而成形变化，它的冤苦与你所在乎的人命都要看你的造化了。”“那你……”这又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的精魂已是淡化得近乎飘渺，他应该已作出了选择。“拂袖忘忧吾去兮，世事皆已矣。”轻声的吟唱如梦如幻地传来，手中一沉，竟是那把硕长的铜锥，“流连世间数千年而苦闷至今，得你提醒也该是我休息的时候了。这铜锥今后会对你有用，愿自珍重……”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已丝毫无法感觉到他的存在，少昊之子静静地自世间离去。没有胜者的喜悦，也没有死而复生的庆幸，唯有一股浓浓的惆怅萦绕在了我的心头。如果不是那柄铜锥在手中沉沉地提醒，或许真会将发生的一切当作南柯一梦。站立许久，我终于自方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亦凡，怎么没有按计划通知我？”晖儿在电话中满是焦急的声音叩打着我的心弦，“那边解决了？你有没有受伤？”“没事，已经结束了～～”我轻声答道，平静的生活会伴随着穷奇的解脱接踵而至，三天时间虽不多，却是充满了希望，“回来再细说吧，我这就出发。”将别墅内部稍事修整后，我收拾起一箱的东西走回车子。皎洁的月光下，手中的铜锥泛着微光，这来自上古的器物真能如少昊之子所言吗？忽地脑中闪过一个灰影，此刻会是什么东西滞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转过身，心下早已做好了应付突变的准备，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刻板的中年男子。那男子衣着朴素，灰色夹克，浆洗得干净却很老旧的水磨牛仔裤，一双登山靴满是灰土。方正的国字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紧盯着我手中的铜锥，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中流露出几分诧异。“呃，我是这别墅的……”我下意识地解释起来，深夜搬东西，手拿利器，这很难不让人误解我是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看来是我低估了你，听风这一派也倒没有断根。”柔和的语声很难与他的外表联系起来，但他的话语则确实地表露着他的某种身份。“听意思你似乎知道我的能力，这时候出现应该不会只是想告诉我这些吧？”老话说的“来者不善”应该就是指这种不速之客，但他想干什么？“没那闲功夫，我就是想得到这把铜锥而已。”中年男子冷冷道，声音却依旧柔和，那感觉令我有些忽冷忽热的错觉，“不过，真的没想到你能灭了少昊的精魂，把舜帝铜锥据为己有。”“你是……”中年男子的身上所散放出的感觉令我有些熟悉，脑中一阵搜索间忽地激起了某处的记忆，“那只夫诸的主人？！”“嗯，夫诸是我豢养的神兽之一。”中年人走近一步，面无表情地伸出右手，“我叫莫炎，饲虚一派的传人。”饲虚？顾名思义就是饲养虚灵了。他口中说到我是听风一派，那么他应该就是专门饲养虚灵的一派，难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渊源故交吗？脑中思考着我握了一下他的手，触摸之处竟然柔如无骨，那手仿佛胶质一般。“你先别疑神疑鬼，听风、饲虚同为一脉，如果想对你下手的话我也不会等到今天。”莫炎的话语中露出了一丝友好，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既然你拿到了舜帝铜锥，也不必浪费时间了，这城市下面藏着的穷奇必须尽快解决，这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先前的土、金两只虚灵也是你收服的吧？”虽然不是太确定莫炎的用意，但至少他不是敌对的，联想起之前的事情，也的确是他在暗中帮忙，“有你的帮助，应该可以很快将穷奇解脱。”“不过，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莫炎点头默认了我的问话，“作为之前的回报也好，当成同门的求助也行，随便你怎么权衡。”“什么事情？礼尚往来，能力所及的我可以帮你。”莫炎的要求带着一种无法拒绝的口吻，但我的确欠他一个人情，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人情。“我就当你答应了，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先解决穷奇。”这人古怪的厉害，先前逼人的语气现在竟转作了轻描淡写。“现在说不行吗？”我有些奇怪，难道他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抑或是……“反正不会让你伤天害理、自寻短见，到时再说也不迟，先回你家去商量一下对付穷奇的事情。”莫炎挥手打断了我，自顾转身坐进了车内，见我还在发愣便探头道，“上车出发，别傻站在那里发愣。”车子在公路上飞驰，身边坐着这位神秘的莫炎，我就这么莫名地把一个奇怪的突来者带回了家中。在一段介绍和描述后，家里的三人大致了解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也好奇地偷偷打量起这个莫炎来。“莫……莫先生。”林岳轻咳了一下，找了个心中比较合适的称谓，“那个夫诸是你养的？”“嗯，没错。”莫炎干脆地答道，挥手间那只夫诸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林岳的身边，“它可还记得你上次说的话，小心别被它踢到。”林岳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乖乖地躲

三个男人用一个女人，她们受得了。他们又笑起来，问这里有多少女人的那个盲人下达命令说，你们吃完饭就去找我们，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要是你们明天还想吃饭，想让你们的男人们吃你们奶的话。这些话他们在每个宿舍都说，但现在说起来仍然像发明了这句话的时候那样开心。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连连跺脚，用粗粗的棍子在地上敲打着，其中一个突然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闹月经，我们可不想要，留着下次再去，没有一个闹月经的，医生的妻子从容地说；那好，你们准备准备吧，不要耽搁时间，我们等着呢。说完，三个人转身走了。宿舍里一片寂静。过了一分钟，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再也不能吃了，手里只有这么一点点东西，但我咽不下去；我也一样，吃不下去，失眠的女人说；我也吃不下去，那个不知是何人的女人说；我已经吃完了，酒店女佣说；我也吃完了，诊所女接待员说；我要吐在头一个靠近我的人的脸上，戴墨镜的姑娘说。所有女人都站起来，虽然浑身颤抖，但没有一个动摇。这时，医生的妻子说，我在前面走。第一个失明者拉起毯子，捂住脑袋，仿佛这对他这个失明的人还有什么用处似的。医生把妻子拉到身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飞快地吻了吻她的前额，他还能做什么呢，至于其他男人，他们对任何一个即将离去的女人都没有做丈夫的权利和义务去那样做，因此没有任何人能对他们说，心甘情愿忍受的耻辱是双重的耻辱。戴墨镜的姑娘站在医生的妻子后面，之后依次是酒店女佣，诊所女接待员，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最后是失眠的女人，这些女人排成一支怪诞可笑的队伍，臭气熏天，衣衫褴褛，面目肮脏，看到她们，禽兽也不可能有强烈的性欲，也不可能模糊诸感官中最灵敏的嗅觉，甚至有神学家说，当然不是原话，要在地狱勉强活下去，需克服的最大困难是那里的气味。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这些女人各自把手搭在前面的人的肩膀上，开始慢慢地往前走。她们都赤着脚，因为不想在即将经受的折磨和痛苦中丢掉鞋子。到了天井，医生的妻子朝门口走去，大概是想知道世界还在不在。酒店女佣感到一阵冷风吹来，大吃一惊，我们不能出去，外边有士兵；失眠的女人说，那样更好，不到一分钟我们就会死去，我们所有人本来早就该死了；我们，诊所女接待员问道；我们，不，这里所有的女人，至少我们将拥有失明的最佳理由，自从被送到这里来以后，她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医生的妻子说，走吧，只有必定要死的人才会死，死神选中谁并不事先通知。她们穿过通往左侧的那扇门，钻进一个个长长的走廊，之前两个宿舍的女人们如果愿意会告诉她们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但那些女人都像挨了打的牲畜一样蜷缩在床上，男人们不敢碰她们一下，甚至不敢走近，否则她们立刻会大喊大叫起来。到了最后一道走廊，医生的妻子看见最里边像往常一样有个盲人站岗，他大概听到了拖拖拉拉的脚步声，报告说，她们已经来了，她们已经来了。屋里传出喊叫声笑声和马一样的嘶叫声。有四个盲人赶紧把堵住门口的床挪开，快，姑娘们，进来，进来吧，我们都像公马一样等急了，把你们那玩意儿装得满满的，其中一个人说。盲人们把她们团团围住，伸出手想摸她们，但立即又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原来是他们的首领，就是有手枪的那个盲人，他大喊了一声，我先挑，这你们已经知道。所有那些男人的眼睛都在焦急地寻找女人们，有几个偷偷伸出贪婪的手，如果摸到了其中一个，就知道朝什么地方看了。女人们站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像列队准备接受检阅的士兵。盲人首领拿着手枪走过来，动作轻快敏捷，仿佛他那两只眼睛能看见。他把闲着的那只手放在第一个，即失眠的女人身上，摸摸前面，摸摸后面，摸摸臀部，摸摸乳房，摸摸两腿中间。失眠的女人大声喊叫起来，首领把她推开，婊子，你不行。接着摸下一个，就是不知是何人的瞎眼女人，现在他已经把手枪塞进裤子口袋里，用双手摸，嘿，这女人还算不错；他马上又摸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然后是诊所女接待员，然后是酒店女佣，这一次大声欢呼起来，小伙子们，这些娘儿们都挺好啊。几个盲人一边大声号叫，一边跺脚，快干吧，我们等不及了；安静，有手枪的人说，让我先把其他的女人看一遍；摸到戴墨镜的姑娘时他吹了声口哨，哎呀，我们的好运气来了，这么好的牲畜我们这里还没有见过呢。这时他已兴奋不已，摸到医生的妻子时又吹了声口哨，这个是个成熟的女人，不过看样子也很有滋味。他把最后这两个女人拉到自己身边，几乎是滴着口水说，这两个我留下，用完以后交给你们。说完他把她们拉到宿舍最里边，那里简直像足够供应一团人的食物贮藏室，堆放着无数食物。女人们无一例外都在喊叫，殴打声，打耳光的声音和命令声响成一片，住口，你们这帮婊子，全都一样，非号叫一通不可；使劲，她马上就安静下来；你们等着瞧吧，轮到我的时候她们就要求饶了；你快干呀，我一分钟也忍不住了。失眠的女人被一个胖子压在身下，拼命地号着，其他四个女人被男人们团团围住，他们已经把裤子脱下来，互相推搡着，活像一群鬣狗在争夺一个骨架。医生的妻子被拽到床边，她站在那里，用痉挛的双手紧紧拉着铁床的床头，看着有手枪的盲人揪起戴墨镜的姑娘的裙子撕开，手握着阴茎对准姑娘的阴户，用力往里扎，她听见几声吼叫，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戴墨镜的姑娘一声不吭，只是把头往一边歪着，眼睛盯着另一个女人的方向，张开嘴就吐了，有手枪的家伙并没有发现是怎么回事，呕吐出的污秽气味只有与空气里其他东西的气味不同时人们才能发现，最后，那家伙抖作一团，像头猪似的喘着粗气猛地用了三次力，仿佛在打进三根桩子一样。现在他干完了。戴墨镜的姑娘静静地哭着，有手枪的盲人抽出还滴着液体的阴茎，伸出胳膊去拉医生的妻子，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不要忌妒，我马上就照顾你，然后又提高声音说，喂，小伙子们，可以来取这个了，不过你们要好好对待她，说不定我还要她呢。半打盲人从两排床中间的夹道连滚带爬地涌过来，抓住戴墨镜的姑娘，几乎是把她拖走的，我先要，我是头一个，他们一齐喊着。有手枪的盲人坐在床上，软绵绵的阴茎搭在床垫边，裤子堆在脚踝。你给我跪下，跪在我两腿中间，他说。医生的妻子跪下了。给我嘬，他说；不，她说；要么你给我嘬，要么我揍你，你还带不走食物，他说；你就不怕我把你的东西咬下来吗，她问；你可以试一试，我两只手都在你的脖子上，没等你给我咬出血来我就把你掐死了，他回答，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听出你的声音来了；我认出你的脸来了；你是瞎子，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是看不见；那为什么你说认出我的脸来了；因为这样的声音只能有这样的脸；给我嘬，少废话；不；你要么给我嘬，要么你的宿舍连一个面包渣都得不到，你去告诉他们，他们吃不到东西是因为你拒绝给我嘬，然后你再回来告诉我那里出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弯下腰，用右手两个手指的指尖捏住男人黏糊糊的阴茎，抬高一点，左手去扶地面时却碰到了他的裤子，感到了手枪那坚硬冰冷的金属；我可以杀了他，她想；不，裤子堆在了脚踝，不可能抽出口袋里的手枪，现在杀不死他，她想。她头往前一伸，张开嘴，闭上眼，免得看见，开始嘬起来。盲人歹徒们放女人们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失眠的女人不得不由女伴们抬出去，而她们自己也几乎走不动了。一连几个小时，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一次又一次的凌辱，一次又一次的作践，凡是能对一个女人做的他们都做了，不过总算给她留下了一条命。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用食物给你们付费，告诉你们那些不中用的男人，让他们来取食，告别的时候，有手枪的盲人嘲弄说。随后他又卑鄙地补充了一句，姑娘们，再见，回去准备下一场吧。其他盲人们也都异口同声，大致重复了首领的话，再见，一些人说娘儿们，一些人说婊子们，但从他们缺乏自信的声音里可以发现他们都累得有气无力了。女人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话也不说，跌跌撞撞地往前挪，只想拉住前边那个人的手，而不是像来的时候那样扶着前边那个人的肩膀，可以肯定，她们当中谁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手拉着手呢，这个问题本身就不该问，有些动作，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解释，有时甚至费尽心机也解释不清。她们穿过天井以后，医生的妻子朝外面望了望，士兵们还在那里，另外还停着一辆小卡车，大概是向各检疫隔离地点分发食物的汽车。就在这个时候，失眠的女人两条腿瘫到了地上，确切地说像是两条腿突然被砍断了，心脏也瘫了，它刚刚开始收缩但还没有来得及收缩完就停止了跳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睡不着觉了，现在让她睡吧，我们不要吵醒她。她死了，医生的妻子说，声音毫无生气，一个活人嘴里竟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像死人一样。她把死者抱起来，死者的身体像是突然散了架，两腿间血迹斑斑，腹部青一块紫一块，可怜的乳房露在外面，一个肩膀上还有被疯狂地咬出的牙印。这是我自己的身体的写照，她想。是所有这些女人的身体的写照，在她所受的屈辱和我们的痛苦之间只有一点区别，那就是我们暂且还活着。我们把她抬到哪里去呢，戴墨镜的姑娘问；先抬到宿舍去，以后再掩埋，医生的妻子说。男人们都在门口等着，只有第一个失明者发现女人们来了又用毯子把脑袋蒙起来，斜眼小男孩还在睡觉。医生的妻子无须一张一张地数床便毫不犹豫地把失眠的女人放到原来的床上。其他人可能感到奇怪，但她并不在意，因为这里所有人都知道她最熟悉宿舍的各个角落。她死了，她重复说；发生了什么事，医生问道；但妻子没有回答。医生的问话包含的可能只是表面的意义，即她怎么死的，但也可能是，他们怎样对待你们了，而无论对前者或者后者都不该回答。她死了，就这么简单，至于怎么死的，这无关紧要，只有笨蛋才问怎么死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被人们遗忘，只留下两个字，死了。我们已经不是从这里出去时的那些女人，那些女人要说的话我们已经不能说了，至于她们，她们无名无姓，仍然存在，仅此而已。你们去取食物吧，医生的妻子说。偶然，厄运，幸运，命运，或者其他确切表达这个意思的名称，都充满了名副其实的嘲弄，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偏偏选中其中两个女人的丈夫代表本宿舍去拿食物，而谁也不曾想到，刚刚有人为这些食物付了账。本可以由其他男人去，比如单身汉们，他们与此事无涉，无须保护夫妻的体面，但却偏偏选中了这两个人，可以肯定，现在他们不会愿意不顾羞耻地伸出手向强奸了他们妻子的歹徒们乞食。第一个失明者说话了，每个字都透着坚定不移的决心，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医生说；我和你一起去，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不会多，但也够重的；运自己吃的面包，我还有力气；最重的往往是别人的面包；我没有权利抱怨，承受别人的面包的重量就算为我的食物付费吧。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不是想象这番对话，对话到此为止了，而是想象对话的人们，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好像能看到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并非不可能，只要他们每个人在记忆中竭力搜索，白光闪闪的世界里就能冒出说这些话的那张嘴，以此为中心渐渐辐射，两个人的脸庞会渐渐显现，其中一个是位老汉，另一个年岁小一些，既然能这样看到对方，就不应当称其为盲人。他们走了，就像第一个失明者满怀义愤振振有词说的那样，去取蒙受羞辱的酬劳。医生的妻子对其他女人说，你们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知道她想去干什么，但不知道能不能办到。她想找一个桶，或者能代替桶的其他东西，装满水，即便是浑水臭水，把失眠的女人洗干净，洗净她身上自己的血迹和别人的污迹，把她干干净净地交还给大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精神病院里，既然灵魂的纯洁已无暇顾及，也许肉体的干净还有点意义。一些盲人躺在食堂的长桌上。一个污水池上面的水龙头没有关好，流下一股细线一样的水流。医生的妻子环顾四周，看有没有桶或者其他容器，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一个盲人好像发现有人，感到奇怪，问了一声，谁在那里。她没有回答，知道不会受到善待，谁也不会说，你想找水吗，如果是为了给一个死去的女人洗澡，拿吧，需要多少就拿多少吧。地上胡乱放着些塑料袋，是用来盛食物的，有的还挺大。她想，大概都是破的，后来又想，两三个一起用，一个个套起来，水就流不走多少了。她立即开始行动。盲人们从桌上下来，七嘴八舌地问，谁在那里，听到流水声他们更加惊慌，朝那个方向走去。医生的妻子走过去，把一张桌子改变方向，又推了推，使他们无法靠近，然后回去继续用塑料袋接水，水流得太慢，她急得用力拧水龙头的开关，水像是挣脱了压力，猛地喷出来，把她淋成了落汤鸡。盲人们吓得赶紧后退，以为水管破裂，直到流出的水淹没了他们的脚，他们更觉得刚才想得对，他们不会想到有陌生人进来放水，而那女人也明白，水太多太重，会拿不动。她在袋口打了个结，背起袋子，竭尽全力往外跑。医生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带着食物走进宿舍，他们没有看见，也不可能看见，七个女人都赤条条的，失眠的女人躺在床上，她一辈子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干净过，另一个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为女伴们洗澡，最后又给自己洗。12第四天，歹徒们又出现了。他们是来叫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去服淫役的，但在第一个宿舍门口停留了一会儿，问这里的女人们经过那一夜放荡的侵犯以后是不是已经恢复过来，先生们，那一夜过得不错呀，其中一个人舔着嘴唇大声说；另一个也说，这七个女人顶十四个，当然，她们当中有一个不顶用，但是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几乎察觉不出来，你们这帮家伙要是真正的男人算是运气不错；最好他们没有足够的男子汉气魄，那样女人们就更愿意去了。宿舍最里边的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已经不够七个人了；有人逃走了吗，那伙人当中一个笑着问；没有逃走，死了；活见鬼，这样的话下次你们必须多干活了；损失不大，她不大顶用，医生的妻子说。来传达命令的盲人们糊涂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觉得刚才听到的话有点放肆，其中一个甚至认为，原来这些女人都是骚货，太不尊重死去的女人，竟然用这种语言说她，只因为她乳房太小，臀部不够丰满。医生的妻子看了看他们，见他们站在门口，一个个像玩具人似的摇晃着身体，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她才好。她认出了他们，她被这三个人蹂躏过。最后，他们当中一个人用棍子敲敲地面说，我们走吧。一边敲击一边嚷嚷，闪开，闪开，我们来了。他们渐渐走远了，一阵寂静之后，传来模模糊糊的嘈杂声，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正在接受晚饭后前去报到的命令。又响起棍子敲击地面的声音，闪开，闪开，三个盲人的身影经过，又消失了。医生的妻子刚刚在给斜眼小男孩讲故事，这时她抬起胳膊，把剪刀从钉子上拿下来，没有发出一点响动。她对小男孩说，以后我接着给你讲这个冒险故事。宿舍里没有任何人问她为什么以那么轻蔑的口气提到失眠的女人。过了一会儿，她脱下鞋子，走到丈夫身边说，我不会耽搁，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她走到门口，在那里停下来等着。十分钟后，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出来了，一共十五个。有人在啼哭。她们没有排成一队，而是分成几伙，用绳子相互连接在一起，看样子是把毯子撕开做成的绳子。她们刚刚走过，医生的妻子便跟了上去。她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有人在后面跟着。这些女人知道什么事在等待着她们，遭受凌辱对任何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实

91欧美视频在线做主编，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穿过秘书室的时候，菲丽丝直盯着我看，然后跟了过来，问道，你没事吧？这种观察力，满分。我当然明白，她知道我在为乔伊丝要离开而心焦。但是当我一屁股在办公桌边坐下，菲丽丝给我端来黑咖啡，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她可以负责召集摄影师的会议时，此刻我看出她已经都盘算好了。她从我的桌上抱走一沓文件，我看到她看了一眼乔伊丝的办公桌，乔伊丝的位子，长而冷静的一瞥，她心里在想，那将是我的了。为什么不呢？因为她不是乔伊丝。我的意思是，具体地说，她三十岁，强势、聪明、敏锐，但是她并不——成熟。我很清楚，我不喜欢她是因为她让我想起我以前的样子。但原因不止这个。我试图公平公正，问自己，不要管你需要什么，《莉莉丝》需要的，她有吗？我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乔伊丝和我的办公室，决定不去想菲丽丝，我现在还没心思烦这个。我在想乔伊丝：我到底忽略了她身上的哪一点，弄得仅仅一个月前我还认定她不会去美国！不过我是以我的婚姻来猜度她的。当然了，她有孩子；但不，这个不是原因。他是个还不错的男人。我不了解他。从来没和他好好聊过：我们也就只是能开开玩笑的关系。我希望乔伊丝能早点来，但是她进来的时候已经快到午餐时间了。她看起来真糟糕，一脸病色，仪容不整。她坐下来，又站起来去端她的咖啡，拿着杯子回来，伸开四肢瘫在椅子上，点了烟又放着不抽，胡乱做点事，给窗台上的植物浇点水，什么都做了，就是不抬头看我。然后她按了铃，菲丽丝走进来，乔伊丝说：“我对酒那部分不满意。问题我写下来了，请去找我们的品酒专家，那个叫什么的。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的——还有他的地址，在哪里？”“别担心，”菲丽丝说，“我知道在哪里。”她接过乔伊丝写的问题，摆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笑脸，然后出去了。现在，乔伊丝终于朝我飞快地笑了一下，其实是做了个鬼脸，终于正眼看我了。我们都笑出声来。我们一起透过门，打量档案室里的菲丽丝。我们在审视她的衣着，她的发型，她的妆容，她的鞋子。这是习惯。然后乔伊丝对她没了兴趣，又出神想自己的事去了。菲丽丝现在还没有自己的风格。不像乔伊丝和我，我们有。我坐在那儿，想我是不是可以帮菲丽丝建立起个人风格，就像当初乔伊丝帮我那样。现在坐在这儿写这个，我才想到，我当时因为乔伊丝满心忧苦，难过得要发狂，非常想说，天哪，说话啊，就那个时候我居然还有心思分析菲丽丝，考虑她可以有什么样的形象，这真是奇怪。我知道乔伊丝下定决心要离开了，而她因为我而心里难过：我需要两人好好谈一谈。乔伊丝是我这辈子唯一与之交心的人。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是通过微笑、沉默、示意来交谈，无言的音乐，不用多说。终于，我实在受不了了，开口说：“乔伊丝，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你肯定也清楚。”她侧着身子对着我，手托着腮。她不耐烦地做了一个“别烦我”的手势。我坐在这儿，凌晨一点，把这些事都写下来。我的大脑清晰敏锐，思绪纷纷。我刚想到一件事，是这样的：写作就是我的职业，我时时刻刻都在写，给自己写的随笔记录，备忘录，文章，一切用来展示想法的诸如此类的文字，不是写给自己看，就是给别人看。我抓住每一个想法，不让它们飞了，我把它们记下来，我展示它们，我假定有外人在看它们。而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个。我意识到我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心里是想着有人在审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想要出版这个？我刚开始写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个想法。这很滑稽，我这个需要把东西写下来的习惯，好像如果我不把它们记录下来，它们就会不存在。展示出来。我听莫迪说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赶紧，抓住它，不要让它消失了，记下来。就好像不白纸黑字写下来，它就不成立。哦，我的想法在脑中打转，抓住它们……我和乔伊丝坐在那里，两人都又冷又难受，凄惨悲苦，而我在打量我们，出于习惯，就像我打量菲丽丝一样。两个女编辑，一流的女性杂志（不少男性也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即将走进八十年代。当我读过去人们的日记的时候，让我着迷的是他们穿什么，吃什么，所有那些细节。要推断出那些人大概在想什么不难——我相信，和我们现在没太大不同——但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中产阶级家庭，英国乡村小镇上，那时的妇女是怎么铺床叠被，怎么摆放餐具，或者怎么浆洗内衣，早饭吃什么，滑铁卢大战那天，在英格兰北部，某个农夫的妻子，她的这一天又是怎样的？当初乔伊丝来这儿工作的时候，她让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寒酸、庸俗！六十年代中期——庸俗！但她的风格，按她所说，是上流吉卜赛，乍看上去显得凌乱随意。她个儿高，苗条，一头厚厚的黑卷发，刻意的凌乱感，一张瘦削苍白的脸。或者说，她的脸看起来瘦削苍白，是那一头头发的映衬。她的黑眼睛很小，但是上了妆，就变得大而有神。她的衣服价格不菲。今天她穿的是黑色和铁锈红条纹的裙子，同色的马甲，一件黑色的真丝针织衫，戴着又粗又重的银链，上面缀有琥珀块。她的珠宝总是上乘的，从来不戴那种花哨的准垃圾品，而我只戴得起这种，因为我的风格。她很美：但那是年轻女子的风格。她一直让头发保持乌黑。很快她就得改换她的风格，以适应渐长的年龄。乔伊丝接手我的时候，我还穿着迷你裙，挂着珠链和俗艳的廉价饰品。自那以后，我就一直走经典而昂贵的风格。我穿丝绸裙，丝袜，不是尼龙袜，穿的衣服粗看上去似乎没有经过刻意选择。我找到一个真正的裁缝，此人对每个针脚都十分讲究。我还上市场找特别的纽扣，手工的蕾丝，定制针织套衫和外套。我的风格是这样的：人们第一眼不会注意，然后他们会转过头来再看，细细打量每个细节，领子上的绣工，一排珍珠纽扣。我不瘦，而是结实。我是直发，发型总是完美，泛银光的金色。灰色的眼睛，天生就大，化了妆更大。乔伊丝和我，我们要多不同有多不同，只有在衣着打扮上下了大功夫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不过乔伊丝，因为有家庭的缘故，费的功夫没我多。菲丽丝纤小，强壮，有魅力。浅色头发，白皙皮肤。她总是追逐最新时尚，因此没什么引人注目的。我见过她仔细观察乔伊丝，然后并没有照抄她那种风格，做得对。我也见过她仔细观察我：她怎么做到的？如果她问我的话，我会向她展示的，带她去见裁缝和针织女工，给她挑发型师……我和乔伊丝两人坐在那儿，坐在那儿痛苦悲伤，而我脑子里就想这些：我在精神上已经放弃了，通过衣服啦、风格啦表现出来！但在我可没有明确放弃的打算。午饭的时候我们喝了咖啡，抽烟。然后她说：“我得回家了。”我叫道：“乔伊丝！”她说：“你看不出来吗？我做不到，做不到！”我则说：“乔伊丝，你不能就这样回家去，我得有个答案。”她叹了口气，坐下来，振作起精神，居然肯正面看着我了。“答案？”“理解。我不理解你怎么能把这一切都放弃……为了什么？”她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发现你以前根本就没弄懂自己？”“我还真有！”“我原以为自己会很爽快地答应离婚呢。”“他外头有了人吗？”“嗯，还是原来那个，这你知道。他预备带她而不带我走。”“那么，这一直以来，他实际上娶了你们两个人？”“可以算是吧。有一阵子，他总对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只好去找我的费莉西蒂。”我坐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因为我不想让她逃回家去，而我知道一不小心她就会那样。我在想我称之为女性解放的那些想法。他是有工作的，这理所当然，但当她也有工作时，他就要再找一个姑娘来支撑自己。不过这些想法我已经厌烦了，它们不是问题的关键，它们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不是，对于乔伊丝也不是。菲丽丝才真是参透了女性解放、女权意识提升，而她很明白地告诉我和乔伊丝，我俩没有解放。乔伊丝和我讨论过这个，不过不常讨论——因为它不是问题之所在！有一次乔伊丝，出于好奇而非挑衅，对菲丽丝说，我有一份报酬丰厚的好工作。我有丈夫和两个孩子，家归我管，家人也归我管。这样，你还会说我不是一个解放了的女性？这还不够吗？菲丽丝没有反驳，一脸“我就是懂得多一点”的笑容：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之后我和乔伊丝大笑了一通。就是那种突然爆发，止也止不住的大笑，无言的音乐，这是我们的友谊中最好的东西之一。“你不去美国的话，他就带费莉西蒂去？”“他会娶她。”“你介意的是这个？”她摇头。她又不看着我了。我困惑不已，不知她为什么害怕直视我。终于，她开口说：“你是那么的自信自立。”我再也不会想到我会有这么个评价——我这长不大的妻子，长不大的女儿——我说：“我，自信自立？”她只是摇头。哦，这一切实在让我受不了。她弯着腰，双手撑着桌子，眼睛望着前方，嘴边叨着根香烟。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干瘪的丑老太婆，福勒太太：小脸轮廓分明，鼻子几乎碰到下巴。她看上去苍老不堪。她又叹了口气，回过神，转身面向我。“我无法面对独自一人的生活，”她直截了当地说，“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如果现在我说我当时心乱如麻，当时我的确就是心乱如麻。我想说，但是，乔伊丝——我丈夫死了，现在觉得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没了的——你在指望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对乔伊丝说，如果你抛弃这份工作和他走，你可能最后发现自己是竹篮打水。我可以说……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在哭，又惊又气，这一切实在难以置信。不，比这还糟，因为我在想我原来根本就一点都不了解乔伊丝！在这以前我不可能认为她会说那样的话，有那样的想法。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我没法对乔伊丝说，你对死亡的态度实在蠢，是错误的，你简直就像个小孩！根本不是这样的，你怕什么？独自一人——那算什么！因为我发现，就短短的一会儿，我已经和乔伊丝相距很远。我的丈夫死了，我的母亲死了：我以为这些变故对我没有影响，以为我披了盔甲，刀枪不入。但其实我内心中某样东西发生了变化，相当深刻的变化。再说还有莫迪·福勒的事情。我坐在那儿，一边哭一边努力想止住眼泪，咬着我的（绣了姓名首字母的上品亚麻）手绢，心里觉得乔伊丝是个孩子。是的，说到底她还是个孩子，我不能和她说我学到了什么，也不能说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哭是因为这个。“别，”乔伊丝说，“我不是故意——揭开旧伤疤的。”“你没揭开旧伤疤。不是这个。”但是我也只说得出这么多了。“说”是指说出心中所想。因为后来我们的确是说话了，理智地，干巴巴地，谈了这也谈了那，我也不是不珍惜这样的谈话。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聊过了。女性之间的交流——招手、点头、暗示、微笑——这很好，令人愉快，是一种享受，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东西之一。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我还是没法告诉乔伊丝我为什么要哭起来。她说：“你和我不一样。我一直在看着你，你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他去美国的话，我就孤身一人了。我知道我不会再结婚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嫁了一个男人，你就没法把他扔一边再另找一个——他们做得到……”“或者说他们以为做得到。”“是的，或者说他们以为做得到，我的意思是，可以做了而不受惩罚。所以我没法想象我另找一个人结婚。孩子们，他们不想去美国，但是如果他去了，而我留在这儿，他们就得两边跑。而我知道，很快他们就会更乐意待在那里，而不是这里，那里有更多机会，或许更适合年轻人。我就会孤身一人了。我不知道如何独自一人过，简。”而我没法对她说，乔伊丝，你的丈夫已经五十五了，还是个工作狂……“你准备好要当师母了？”她听了后愁眉苦脸。“像现在这样的工作我是不可能找到的，当然找不到了。但是我想总能找到个活儿吧。”她离开的时候，说：“不，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知道我会多怀念这一切——还有你，简。但是我别无选择。”说着她就走了，不看我。到头来我就得到这么一句话，我别无选择。我不知道她那婚姻里都有什么，有什么——我从没想过会有什么——让她不得不说我别无选择。乔伊丝是这本杂志有过的最好的编辑。她从来都不把家和家人放在第一位……但是……我想起来，是她来了以后才开始实行大家都欢迎的弹性工作制的，如有需要，工作可以在家做，通过电话做，留下加班，提前下班，都可以。我们那时都说，不理会办公时间，按需工作，这是女人做事的方式。而现在我在想，那个“需”其实是乔伊丝的婚姻需要她在家。她会很爽快地下班后和我一起吃晚餐，在办公室里吃，在餐馆吃，都是工作餐。但也有的时候她必须回家。实际上我们能这样全因为我，我从来没说过，不行，我不能像平常那样在办公室久留，我得回家。要有也仅仅只是我和弗雷迪要开晚餐派对。我从来、从来没有说过，今天弗雷迪下班早，下午我得早点儿走。但在我看来，乔伊丝一直是这样的：她的婚姻，她的孩子，她的工作。她用一种非凡的灵活方式，把这一切整合到一起。“简，今天下午你坐镇办公室行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她婚姻的一部分，就像那个叫费莉西蒂的姑娘一样！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如何运转，这些都是整体，而我们都是这整体的一个部分……这一直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我对它特别感兴趣。可是这个想法，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乔伊丝婚姻的一部分，这想法是刚冒出来的。乔伊丝的确要去美国了。她将放弃一份很好的工作。能有这样一份工作的女性可没有几个。她将放弃子女，朋友，家。她的孩子差不多都已成人。她将住在一个她必须学着去喜欢的国家，独自陪着一个男人，一个原本乐意带上另外一个年轻一点姑娘的男人。她别无选择。唉，女性解放，唉，菲丽丝，对此你有什么话可说？你那些小宣言里，那些毫不客气地把男人拒之门外的举动里，你的雄辩言辞里，可有一丁点触及这种状况的说法？据我所知，压根儿没有。这大家大可相信我，因为菲丽丝总是确保让我拿到所有的宣传，把它们摊在我桌上。现在的姑娘三人扎堆、四人抱团、成群结队，完全排斥男人，或者最大限度地排斥男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她们害怕——男人的威力，不论那是一种什么威力，它就可以让乔伊丝说，我别无选择。我可以独自一人生活，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我很难算结过婚。我回到家以后，电话铃响了：乔伊丝，喘息着，小声地。我知道这是因为她哭哑了嗓子。她说：“简，人的决定总是在自己明白之前，好久之前，就做出了的！老天，这太可怕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嗯，”我说，“我懂你的意思。”我的确懂。它的确可怕。我已经做了些什么我还没意识到的决定呢？自从周五晚起，我就没去过莫迪·福勒家了。周二乔伊丝没来上班。我和菲丽丝坐镇。下班后我去看莫迪。她半天不来开门，开门以后又花好长时间站在那儿瞪着我，没有笑容，不开心；最后才往边上挪了一步，让我进去，在走道里走在我前面，一言不发。她在火炉边她那一头坐下来，火炉里火烧得正旺，她等着我开口。我已经生气了，心里在想，好嘛，她没有电话，这是我的错吗？我说：“周日晚上我很迟才回来，昨天晚上我很累。”“很累，是吧？”然后，“星期天晚上我等你的。我给我们准备了一点晚饭。”我注意到自己心中涌过一连串的情绪，和往常的顺序一样：一种被困住了的感觉，然后是逃跑的欲望，再然后——当然了——愧疚的心情。“对不起，莫迪。”我说。她转过脑袋，盯着火，嘴唇微微张开，喘着粗气。“你这两天身体还好吗？”“不坏。”我在想，喂，我从头到脚地给你擦洗，把你臭气哄哄

、易二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了借助李克用的力量保护自己，采取联姻之策为侄子娶了李克用之女。王处存的这种做法使得本就对李克用十分忌惮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和成德节度使王镕感觉如芒在背。当时河北的藩镇中只有王处存还听命于朝廷，所以李可举和王镕对王处存和李克用的联姻心怀疑惧，担心王处存会借助李克用之力来攻打自己，于是两人商定联手共灭王处存而分其地。经过一番筹划之后，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领兵六万进攻易州，王镕则派兵攻打定州南面的无极县。王处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救，接连打败成德军，解了定州之危。李可举此次出兵攻打王处存，不仅没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将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究其原委，不是因为李克用大兵压境，而是因为部将李全忠的反戈一击。当李全忠奉李可举之命领兵来到易州后，采取挖地入城的策略，很快便占领了城池，王处存因此被迫出逃。李全忠由此认为王处存不堪一击，而产生轻敌之心，不加防备。王处存在夜间命令三千士兵蒙上羊皮，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到城下，卢龙军以为真的是羊群，便争先恐后地出城抢掠，结果王处存趁势领兵杀入城中赶走李全忠，收复了易州。李全忠兵败之后，担心回去可能会被治罪，干脆收拾残兵对李可举反戈一击。李可举因为事先没有防备，在一片绝境中登楼自焚而亡。随后李全忠成功接管了幽州全面事务，并自称幽州留后向朝廷上疏请求册封。对于李全忠的篡逆行径，当时以李儇为代表的朝廷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措施，只得下诏承认其留后的地位。当时右补阙常濬上疏劝谏，认为朝廷姑息藩镇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无论是谁请求册封全都予以同意，这是导致藩镇作乱，天下纷争不已的根本原因，希望朝廷能够稍振典刑加以震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常濬的决心，但当时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经遭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已经是一蹶不振，根本没有稍振典型加以震慑藩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即使如此，皇帝李儇和宦官田令孜还是对常濬的上疏惊恐万分，担心藩镇得知会兴师问罪，于是将常濬处死以取悦藩镇。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大唐帝国被藩镇肢解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而对于朱全忠、李克用这样的强藩，朝廷只有忍气吞声，只要他们不为难朝廷，朝廷就万事大吉。但事实证明这些强藩的野心已经不可遏制，皇帝李儇就是因为他们再次作乱而被迫再次逃离长安。朱玫构乱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后，便陷入极端的财政危机之中。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神策新军共计四万五千人，加上原先的左右神策军，赏军的费用激增。同时还有朝官将近万人，每天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此时各地藩镇却纷纷截留赋税，河南、河北、江淮等贡税之地不再向朝廷上供，朝廷财政部门财源渐渐枯竭，只能靠向京畿、同州、华州、凤翔等几州之地征调赋税。但是，却无法保障财政支出，禁军将士因供给不足经常怨声四起，宦官田令孜担心产生兵变，急于寻找新的供应赋税之地，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掌控两池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谓的两池盐，是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来，安邑、解县的池盐，是朝廷财政收入丰厚的两座聚宝盆。例如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大中六年（852年），池盐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万贯，所以朝廷收入以两池盐为大宗。但是皇帝李儇即位后，两池盐大部分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据有，每年只向朝廷贡献三千车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朝廷财政的窘境，田令孜决定收回两池盐。光启元年（885年）四月，田令孜代替皇帝李儇下诏，让王重荣交出两池盐的管理权以供军养，并由他自己兼任两池榷盐使。王重荣接到诏令后，接二连三地上疏论述，称河东军府全靠两池盐的收入供给，不同意交出管理权。皇帝李儇派出宦官去做王重荣的思想工作，但王重荣就是不交出管理权。当时田令孜派出许多亲信到各地侦伺藩镇们的行踪，一般情况下藩镇们对待这些宦官是敬而远之。但田令孜派到王重荣这里的宦官是其养子匡祐，匡祐仰仗田令孜的权势，在河东当地仗势欺人，引起士兵们的愤怒。王重荣利用这个机会，历数田令孜的诸多罪恶，将匡祐赶出河东地区。匡祐回到京城长安后，向干爹田令孜哭诉王重荣全然不将他们父子俩放在眼里。可田令孜也不敢公开得罪王重荣，于是他想出了外调王重荣的方法，想分掉其兵权。五月，田令孜以朝命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改派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令李克用率河东兵护送王处存奔赴河中上任。但是王处存担心卢龙、成德之军卷土重来，不肯离定州，同时上疏替王重荣申诉。而王重荣则自认为收复长安有功，趁机揭发令田令孜擅权、离间君臣等诸多罪项。田令孜担心王重荣借机发兵兴师问罪，便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对抗王重荣，当时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田令孜求得两大藩镇的援兵，让王重荣倍感压力，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在十月间决定向李克用求救。当时李克用怨恨皇帝李儇在他和朱全忠的矛盾问题上，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他探听到朱玫、李昌符和朱全忠暗中有往来，所以决定对王重荣施以援手，出兵河中。当时李克用纠集汉、藩兵马十五万，准备在来年渡过黄河，从渭水北部讨伐朱玫和李昌符。但他向朝廷保证不会逼近京城，等到剿灭朱、李二人，再回师剿灭朱全忠以雪前恨。朱玫得到李克用出兵的消息后，想迫使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便三番五次暗中派人潜入长安，或焚烧粮草，或刺杀宫廷守卫，并托称是李克用所为，闹得京城一片恐慌。田令孜得知李克用决定来年出兵，便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下令朱玫、李昌符各率本部人马三万，又征调驻扎在鄜、延、灵、夏等镇的神策军各三万人屯于沙苑，准备进攻王重荣。王重荣见朝廷已经发兵，立即请求李克用急速发兵相救，结果李克用立即引兵赶赴救援。十一月，王重荣出兵进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战败身死，李克用援军赶到后，与王重荣在沙苑和朱玫、李昌符两军对垒。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展开决战，朱玫、李昌符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各自逃回本镇，溃败之军一路焚掠而过。李克用当日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晚，田令孜带着皇帝李儇从城西的开远门一路向凤翔逃去，其目标依旧是先前的目的地蜀中。皇帝李儇逃往凤翔后，李克用和王重荣继续将矛头对准田令孜，联合上疏奏请皇帝李儇返回长安，并要求诛杀田令孜。在这种形势下，皇帝李儇也对田令孜产生不满，而且认为想要平息李、王二人的怒火，只有采取削弱田令孜权力的做法，于是便下令起用宦官杨复恭为枢密使。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杨氏兄弟是宦官集团中比较有实力与田令孜相抗衡的人物。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二日，田令孜要求皇帝李儇前往兴元避难，其实是想让李儇前往蜀中。很长时间以来，皇帝李儇便对田令孜让自己一路逃亡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这一次他没有答应田令孜。但让李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田令孜带兵突然闯进行宫，挟持李儇前往宝鸡。当时的情况是，只有禁军士兵和宦官数百人跟随田令孜和皇帝李儇出行，宰相和诸多文武百官均不知道皇帝陛下已经离开行宫，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田令孜挟持皇帝事件。于是，太子少保孔玮、翰林学士承旨社等几个大臣追到宝鸡。由于事情比较仓促，追赶皇帝李儇的诸多大臣在半路上被乱兵劫掠，只得被迫返回凤翔。李儇急忙任命孔玮为御史大夫，让他回凤翔召集百官，自己停留在宝鸡等待。可以说皇帝李儇这次仓促逃亡，完全是田令孜独断专行的结果。以往朝臣对皇帝李儇纵容田令孜的擅权大多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时机已到，于是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进行对抗。当孔玮到达凤翔，想向宰相宣诏时，宰相们都称病不见。孔玮命令御史台的官员四处催促朝官们启程前往宝鸡时，官员们全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结果孔玮只得独自返回宝鸡。孔玮回到宝鸡后，立即建议皇帝李儇，认为宝鸡城小不足以久留，如果久留恐怕会引来藩镇之兵，应该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次日李儇便急匆匆地赶往梁州。事实证明，孔玮的预料十分准确，没过多久，朱玫便对田令孜反戈一击。当时朱玫、李昌符一方面畏惧李克用、王重荣兵力之强；另一方面看到田令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再为其效命，便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共同讨伐田令孜，充当紧追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急先锋，一路向凤翔追去。在追兵的阵阵鼓声中，皇帝李儇在田令孜等人的护佑下，一路向兴元方向逃去。由于跟随逃难的百姓较多，一时间道路堵塞，田令孜派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带领五百名士兵挥舞长剑砍杀开路，皇帝李儇的乘舆才得以前行。而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朱玫的授意下，派人烧毁驿站，不让李儇、田令孜沿官道进入兴元，结果李儇只得改道而行，在朱玫追兵的追击下，几次差点送了性命，好不容易才进入山南西道辖境。石君涉因为做贼心虚，弃镇逃附朱玫。三月十七日，皇帝李儇在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的迎接下进入兴元，并着手布防抵御藩镇之兵。当时在藩镇和朝官的共同反对下，田令孜已经势单力弱，自知不为众人所容，只好顺水推舟地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让其掌管禁军，而给自己加上剑南西川监军使的头衔，逃入成都投靠其兄陈敬瑄。杨复恭随即剥夺田令孜的亲信在禁军中的兵权，将王建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晋晖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朱玫为了摆脱自己胁君的罪名，以皇帝李儇信用田令孜为由，要求宰相们与自己同谋废立皇帝，另立一位李氏子孙为皇帝。宰相们不敢从命，朱玫仰仗自己手握军队，便宣布自己执意要另立皇帝，敢有异议者立即斩首。当时肃宗李亨的玄孙襄王李煴在跟随皇帝李儇出逃途中，因病落入朱玫手中。四月三日，朱玫与身在凤翔的百官册立李煴权监国事，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等，集军事、政事、财政大权于己身，同时派人给各地的藩镇封官晋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接受朱玫的册封，尤其是驻扎在江淮地区的高骈也上表劝进，干脆让李煴称帝。一时间朱玫大有总揽朝廷政务之势，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皇帝李儇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后世的胡三省认为：“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绝望矣。”这里所谓的“天下”，指的显然是各地藩镇。从胡三省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李儇由于遭到以朝官势力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厌弃，其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皇帝李儇帝位不保之际，以朱玫为首的反皇帝李儇军事联盟由于各种原因很快产生裂痕，最终这些藩镇们分道扬镳。当时朱玫大有专权之势，这引起了他的同盟伙伴李昌符的严重不满。没过多久李昌符便暗中上疏皇帝李儇表示效忠，被李儇加官为检校司徒。而且此时已经升任为宰相的杜能向皇帝李儇建议，利用杨复光与王重荣在评定黄巢时建立的友善关系，而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这层关系，派大臣对王重荣进行宣慰，让其归顺朝廷。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十分奏效，王重荣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而且贡献出十万匹绢，表示要举兵讨伐朱玫。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朱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将李克用推向了敌对一边。当时朱玫让襄王李煴派使者前往晋阳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其拥立李煴为帝。李克用看到朱玫施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想要压服自己，顿时勃然大怒，宣布准备调兵征讨朱玫。皇帝李儇看到形势出现转机，便于六月间派都将杨守亮率领两万禁军从金州出发，配合王重荣、李克用攻打朱玫。形势骤然间的变化没有让朱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在十月间拥立李煴为帝，并改元建贞。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就在凤州大败，进而杨复恭宣布谁能取得朱玫的首级，即以朱玫的靖难节度使之职加以赏赐。王行瑜战败后，知道肯定会被朱玫治罪，于是率领部众返回长安，趁朱玫不备将其斩首。但是，皇帝李儇在朱玫败亡之后依旧是有家难回。当他动身走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考虑到自己毕竟参加过胁迫皇帝李儇的行动，虽然李儇表示既往不咎，但他仍然担心李儇回到长安后，自己会被治罪，于是强行要将李儇留在凤翔。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好不容易才摆脱朱玫武力胁迫的一场危机，此时的他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虽然明知道李昌符弦外有音，他只能违背本意，住进了李昌符的节度使官邸。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玫构乱是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唐廷的一次大分裂，是朝官、宦官以及藩镇三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产物，最终朝官势力为反对宦官势力付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杨复恭地位的上升，以田令孜为首的那股宦官势力逐渐衰弱，但宦官专权的局面依旧继续，而藩镇势力则趁火打劫，继续扩充实力，互相征伐攻占。淮南罹祸朝官、宦官、藩镇三大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李儇犹如他们的掌中玩物已经成为傀儡，而且对于远离京城长安之地，朝廷更是无力控制，进而导致地方涂炭生灵。淮南地区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镇守该地区的高骈昏聩。高骈其人是唐末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懿宗李漼在位时期，他是安定西南、抵御南诏的功臣，可是黄巢起义后，他成为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并多次拒绝出兵勤王。早在中和元年（881年）与中和二年（882年）间，皇帝李儇就对高骈拒绝出兵产生绝望之情，先后罢免了他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行营都统的职务。高骈对被王铎取代官职颇为不满，《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失去兵权后，数次上疏皇帝李儇，言辞颇为不逊，并认为黄巢打进长安，迫使皇帝李儇出逃蜀中是咎由自取，而且指责李儇忠奸不分，是非不分。皇帝李儇收到高骈的奏疏后，顿时火冒三丈，下诏痛骂高骈不守君臣仪轨。但李儇的处境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高骈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诏文的最后还是好言安抚一番，希望他能治理好江淮地区，不要再次辜负自己的期望，这其实对高骈是一种公开的唾弃。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高骈就连治理江淮也没能做好，最终导致淮南地区战乱四起。高骈本来是慑于黄巢起义的威力，不过又看到朝廷摇摇欲坠而采取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没想到皇帝李儇会公开唾弃自己。这导致他在藩镇中的威信顿减，等到王铎率领诸道人马收复长安后，高骈又为自己失去立功机会而懊悔不已，而且此时因为高骈始终暴躁不已，部下多有出走，在这种窘境中，高骈将军政事务交给了爱将吕用之处理，自己则沉湎于神仙方术中。光启二年（886年），朱玫拥立襄王李煴为帝后，任命高骈为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出于对皇帝李儇的怨恨，高兴地接受了李煴的任命，并不断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为此，他在府邸中建造了一座道院，日日做法事祈求与神仙相逢，结果吕用之乘机掌控了军政事务。吕用之是鄱阳人，出自世代经商之家，曾经进入九华山求得一些所谓的道术。后来客居广陵以卖药为生，当高骈四方网罗人才时，吕用之经高骈部将余公楚的推荐，以左道之术得到了高骈的器重。当时吕用之利用自己久居扬州，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优势，不时向高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高骈的高度赞许。同时利用高骈一心想修道成仙的病态心理，连哄带骗地加以迎合，使高骈的畸形心态不断加剧，最终独揽军政大权。吕用之深知，要想真正地掌控大权，必须要设法离间高骈与亲信旧将的关系

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地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金庸《袁崇焕评传》虽然大多用的是清朝篡改的历史资料，从而对袁崇焕过于溢美，写得不够客观，但他在该书的结尾对于袁崇焕的悲剧的最后总结却是发人深省的，金庸说：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民主，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中国古代，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杀人如草不闻声，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和平的权力交接，有的只是不断变换的流氓打天下，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志演义》开篇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三国志演义》里的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只有把天下真正由天下人当家做主，而不是被人“为民做主”，只有实现了民本位，而不是专制帝国的“民为本”，这一切悲剧才能彻底不再重演！第十五章一个川妹子的传奇明朝辽东局势可以力挽狂澜者：熊廷弼，被魏忠贤陷害斩首后传首九边；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孙承宗，由于过于劳累，身体越来越差，经常便血，不能骑马，难以大用了。除此三人外，最可用的就是袁崇焕了，结果被崇祯一千五百刀剁了。辽东局势已经糜烂。就在己巳之变的前一年，陕西发生大饥荒，最终导致明王朝的终结者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如果说同时面对两线作战，本已虚弱的明王朝很捉襟见肘的话，那么贵州的奢安之乱更是让明朝三线作战了。还好，一位美女军事家横空出世，她在平定奢安之乱中立下大功，最终使得明朝由三线作战变为两线作战，她就是前面己巳之变中进京勤王的中国最美女军事家秦良玉。秦良玉，字贞素，1574年出生，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她文武双全，善骑射，通诗文，且长得很漂亮（仪度娴雅）。根据重庆官方对秦良玉所遗留下来的蓝缎平金绣蟒袍测定，其身高186cm左右。秦良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亲尤其爱她，认为虽是女孩子，也应学习武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四川一带经常战乱，如果不会武艺，就只能“徒为寇鱼肉”。1599年播州（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发动叛乱，史称播州之乱，这是秦良玉军事生涯的开始，在平叛战争中，秦良玉初露锋芒，“连破金筑七塞，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1613年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被太监邱乘云诬陷，冤死狱中，对于秦良玉这样的世袭土司，朝廷的规定是如果父亲死了，儿子继任，如果儿子年幼，就让妻子来继任。少数民族不像汉族那样只能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不能让女人担任政治职务。1621年沈辽之战，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后，四川土司永宁（治所在今四川省叙永西南、辖境相当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和儿子奢寅上奏，自请调马步兵两万援辽，明熹宗一看，正愁东北没有精兵呢，少数民族骁勇善战，能为朕分忧再好不过。但明熹宗没想到的是，奢崇明的军队不是平乱的，而是造反的。奢崇明派遣部下樊龙、张彤在从自己的地盘出来后，并不是沿途跟当地交涉行军，而是直接走到哪杀到哪，九月十七日他派兵进攻重庆，很快占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连战连胜后，奢崇明、奢寅父子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四川简阳）、新都、龙泉（四川成都东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此时成都守军只有两千人，布政使朱燮元指挥成都保卫战。奢崇明父子的叛军用皮革作掩护蒙在战车上向前推进，朱燮元下令开炮，战车被明军火炮击毁。于是叛军手拿干柴填满护城河，建起土垒，形状类似竹屋，叛军躲在土垒下，一方面躲避城上的滚木礌石，一方面在此用弓弩向城上射箭。朱燮元在城上用竹子做成帘子的形状，以抵挡叛军箭镞，到了夜晚，朱燮元派勇士缒城而出，火烧用干柴做成的土垒，将土垒下的叛军全部烧死。第二天，叛军四面架起望楼，与城墙一边高，通过望楼攻城，朱燮元依然是火攻，派人出城放火，将望楼烧毁。就这样，叛军占不到丝毫便宜，相持数日后，又来了几千叛军援兵，他们推着一个状如大船的东西，高一丈多，长约五百尺，里面有好几层，最上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披头散发，手拿宝剑。这种武器载数百人，士兵拿着弓弩和有毒的箭镞，前面用牛牵引，后面有人推着。城上守军见状，大为恐慌，朱燮元说：“大家别怕，这是吕公车，我有办法破它。”之所以这种武器叫吕公车，是因为其最早原型是由吕尚，也就是姜子牙所造。周文王讨伐商纣王死党崇侯虎的时候，周文王姬昌初战不利，大臣毕公高说：“我看这城外树木很多，不如砍下建造高车，把整根的粗大木头放在车上，等到半夜时候，悄悄地把车推到城边，每车用二十名壮士推动木头，去撞击城墙，不管它多么坚固，也一定会撞倒。”周公姬旦说：“如果敌军在城上把矢石抛下，我车上壮士不是要受伤么？我有一个办法，索性把车造得极高，高到超过他的城墙，可以临城俯视他们。车上壮士，各执戈矛弓箭，到了城边，并力和城上守军交战。他们保卫自己还来不及，怎么有工夫去抛矢石？”姜子牙说：“车上还可以再设两个搭钩，等到车到城边，便用搭钩钩住城堞，车上壮士就可以跳上城去。”于是周文王把这三个人的建议综合一下，建造了这种新式攻城武器，由于这三个人里姜子牙（吕尚）最有名，所以这类武器被后世称作吕公车。朱燮元一眼识破叛军这种武器属于吕公车的范畴，在战场上，对于一种大家没见过的新式武器，如果没有人能站出来貌似很懂地说出关于这种武器的情况，那么士兵很容易被吓得不知所措，而只要主帅一下子把这种大家没见过的武器讲出门道，顿时就会稳定军心。士兵们跟着朱燮元这样靠谱的统帅自然会备感踏实，有这样一种安全感，再大的敌人也能战胜。面对吕公车，朱燮元下令运来一批大木头，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套巨索，转索就能运动杆，通过这种类似抛石器的武器，发射千斤巨石，打出两个巨石后，吕公车就被砸坏了，而后朱燮元下令用巨石砸前面牵引吕公车的牛，牛被砸得疼痛不已，掉头就要跑。朱燮元一声令下，明军从城中杀出，最终大破城外叛军。可是，毕竟城内守军只有两千，越战越少，而城外叛军有两万，朱燮元派兵突围，请求美女军事家秦良玉和贵州巡抚发兵。此时奢崇明与朱燮元都在争取秦良玉，足见秦良玉的作用。秦良玉对奢崇明派来的人说：“你没听说过我们秦家世代忠良吗？我的哥哥秦邦屏、秦邦翰都在剿灭奴贼（努尔哈赤）的战斗中殉国了，只有我弟弟秦民屏从辽东归来，现在他的战创已经痊愈，我们姐弟当效死报国！”说罢拔剑砍死了奢崇明派来的人。秦良玉派兵四千进驻南坪关（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庆叛军归路，又分兵守忠州（今重庆忠县），秦良玉自统精兵六千自重庆沿江西上。贵州巡抚李标也派兵救援朱燮元。十月至十二月，秦良玉和李标共消灭叛军一万余，先后收复遵义等地。吴炽昌《客窗闲话》中记载了秦良玉与叛军作战的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敌人来了，秦良玉率军千人，每人拿一张可一发十矢的弩，她率这些弩兵射退了敌军，随后乘胜进军，接连收复三百里土地。她在此建立大寨居中，派亲兵在周围建立小寨，拱卫大寨。她将人民中强壮的挑出来进行军事训练，在达到人和后，她在地利上下功夫，在寨外挖掘壕沟，壕沟里放有毒的蒺藜，上面铺上不结实的板子来隐蔽。在壕沟周围设置机关，一旦敌人踩上，机关就发射有毒的箭镞。在寨边的屋子里，她把老花镜和近视镜摞在一起，装在筒中，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望远镜，本来寨就在高处，再如此设置，两眼5.2的能看清百里外的人马，这就是观察哨。然后为了让情报传递快，她用长绳把寨边的观察哨里悬挂的铃铛与寨内连接，在观察哨的士兵把观察到的情况写下来后，一摇铃就有人听见声音，从而过来取情报，这个观察哨被秦良玉称作“天观”。怎么样，这个女人不寻常吧？——更绝的还在后头！秦良玉懂物理，根据固体传声最快的原理，她在地上放陶器，让人用耳朵伏在上面听，这样的话几十里外的人喊马嘶都能听见。听见后报信的方法与观察哨一样，这个东西被秦良玉称作“地听”。除此之外她还派大量间谍打入奢崇明内部，以获取情报。防御做得差不多了，该准备进攻了，秦良玉苦练精兵，她发明了一种先进的阵法——连翔阵。这种阵法是每名士兵拿一个喷筒，把用毒药煮过的细沙晾干后放入筒中。每支拿喷筒的队伍都有弓弩手护卫。交战时先把喷筒中的有毒的沙子往敌人眼睛里洒，敌人眼睛疼得睁不开后弩兵用箭射死敌人。此外秦良玉还对营寨做了其他设计，做的什么设计呢？一会儿仗一打起来您就明白了。秦良玉在军队、地利、情报、阵法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时，敌人才来进攻。不知奢崇明是怎么搞的，也许他是一直害怕秦良玉吧，居然在秦良玉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派兵发起进攻。奢崇明估计秦良玉在这一带设了机关，于是让叛军驱赶着牛羊驼马在前，土车在中，叛军在最后。走到壕沟时，动物们踩在板子上后掉进壕沟被蒺藜扎死，有的动物踩上了机关，于是中箭而死。叛军将动物的尸体和土车用来填平壕沟，随后踩着被填平的壕沟冲入寨内。此时秦良玉率军撤退，并留下大量粮食，叛军争抢粮食。不久营寨地震，顷刻间寨塌了，粮食中的火箭、火球射出来，叛军死了几千，争着往外冲，此时秦良玉在寨外的兵将叛军堵截后全歼。这是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秦良玉最大的一场胜利。在中国古代，女人受着三从四德的约束，在外面独当一面的人很少，像秦良玉这样的传奇女军事家就唯此一人了。张怀渭《题秦太保良玉传》：红妆玉貌秦将军，团花袍蹙金麒麟；横戈革檄东南征，三十万众箭飞蚊。奢酋播州昆冈楚，白杆所到山岳分；燕山十月雪风颠，披裘徒念征夫寒。速寄冬衣千五百，天家不费司农钱；九重诗到字龙虎，平台拜赠天颜欢。归来万马求蚕丛，夺得汝才大纛舞；归巫之山贼所营，下瞰我军如建瓴。本兵不恤全蜀倾，巡抚巡按安足云；将军扫境怒目嗔，帐下女儿皆铁甲；纵横风雨矗三峡，扼十三隘谁力争；一腔血洒蚊龙匣，鼎湖弓剑散人间。回首恩波四十年，金瓯破碎石柱存；江天北望空涕涟，当时杖剑皆如此；那有幺麽不可止；呜呼，巾帼中有奇男子。秋瑾：其一：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其二：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其三：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媚。吾骄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用美国作家米勒的话来形容秦良玉的事迹再恰当不过，“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秦良玉的事就说到这。另一边，朱燮元在秦良玉连战连胜之时，也继续着此前的胜利。他诱使包围成都的叛军头目罗干象反正，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罗干象为内应，又遣部将设伏诈降，诱奢崇明至城下，再败其军，成都解围。历时将近四个月的成都保卫战胜利结束。朱燮元乘胜出城追击，先后收复资阳、内江、简州、泸州等四十余州县，明熹宗升朱燮元为四川巡抚。就在成都刚刚解围的时候，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土同知安邦彦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很快率军杀到贵阳城下，叛军包围贵阳，相持数日，贵阳城中粮绝，于是吃糠麸，糠麸吃完了，吃草，草吃完了，吃战死的将士的肉，死人吃完了，就杀活人，甚至吃亲生骨肉，连贵阳知县周思稷都自杀了，以自己的肉来作为军粮。贵阳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贵阳被围一年后，新任贵阳巡抚王三善才为贵阳城解围。一年下来，贵阳四十万百姓仅剩两万多人。之所以贵阳一直没有被解围，是因为秦良玉率军去收复重庆了，朱燮元率军去收复四川的失地了，自然没人管贵州了。天启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秦良玉所部收复重庆。至1623年叛乱被平定，奢崇明父子俱受伤而逃，投奔安邦彦。明熹宗令废奢崇明父子原先管辖的永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其地。在奢崇明父子被平定之后，还来不及对此二贼首斩草除根，朱燮元就要投入对安邦彦的围剿战争。由于战争涉及四川、贵州多支军队，指挥不灵，叛军屡战屡胜，解了贵阳之围的王三善被叛军斩杀，安邦彦所部发展到十万人。1628年新继位的崇祯任命在平叛中一直表现突出的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军务，并任贵州巡抚，一切大权交给他。1629年朱燮元在永宁之战歼灭叛军主力，安邦彦、奢崇明被杀（此前1626年奢寅已经被部下杀死）。至此奢安之乱（奢崇明、安邦彦之乱）被彻底平定。奢安之乱叛军共被斩首两万八千人，被俘一万两千六百人，明军阵亡两千六百八十八人。奢安之乱是压垮明朝的第一根稻草，奢安之乱时的明朝还要与后金作战，两线作战力不从心，刚平定奢安之乱，就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李自成、张献忠相继崛起，最终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第十六章蝴蝶效应：婚外情导致明朝灭亡？就在奢安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河南、山东、山西遭受了千年不遇的水灾、旱灾、蝗灾。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赤毒的太阳更像个超级大火炉，烧烤着这早已经不起煎熬的大地，使得万物都要窒息。太阳把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毫不留情地吸干了，干涸无水的河床，令人窒息的空气，数以万计的难民，在烈日下忍受着煎熬。“水啊，水啊！”到处有人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一个个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大地上，布满瘦弱干瘪的尸体，他们或蜷缩，或俯卧，或仰躺，但脸上都是不甘心的神情。他们有的被晒死，有的被饿死，有的饿得不行直接自杀。死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苍蝇爬满腐烂的尸体，密密麻麻，叫人恶心。尸体发出恶臭，热气往上升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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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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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结症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三、延长纳税的期限。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臣担任宰相，官位

年之前，他为自己吃饱肚子已是竭尽全力，根本没钱给别人买礼物。但是，现在他却突然要给女孩选购礼物了。原定预算为十块钱左右，可一旦找起来却感到很难。首先，伸夫根本不知道村井麻子想要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自己的装束别人一看就知道是高中生，所以更不好意思在礼品柜台前转来转去，担心会被店员看穿是想给“她”买礼物。如果再被学校男生看见的话，肯定会说他是个“软派家伙”。老在一处转悠未免反常，犹豫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终于下决心买了个手工花篮上带日历的摆件。虽然价格稍稍超过预算，但估计日历会在村井麻子自家的书桌上摆一年时间。“是送人的吧？要绑丝带吗？”伸夫听到询问点了点头，店员便在包装盒上绑了红丝带。怎么动作那么慢呢？快点儿不行吗？伸夫望着女店员的手万分焦急。礼物终于包好递来，他接过去就逃跑似的离开了柜台。他在其他柜台前转悠了片刻，到三点钟时来到富贵堂门前。天空从近午时分飘起小雪，现在越下越大，从电车下来的人都低着头竖起大衣领。商店玻璃门前站着很多人，一看便知跟伸夫同样是在等人。由于此时是圣诞节前一天星期六的下午，所以其中年轻人居多，但也几乎都是二十多岁。虽然也有貌似高中生的，却都是三五成群，没有人像伸夫这样独自等候。环视周围片刻，伸夫转身背对大街望着橱窗，各色新书在玻璃窗内闪闪发亮。只要放松自如地观赏书刊，应该不会太像在等人的样子。伸夫就这样望着橱窗里面走了个来回，这时村井麻子在人群当中出现了。她可能是在马路对面的车站下车，绿灯亮时就跟行人一起走过马路。身材娇小的村井麻子夹在大人们中间，时隐时现地朝这边走来。真的能跟村井麻子会面了——伸夫确认之后又把视线转向橱窗。虽说不是什么故作姿态，但伸夫想在见面那一瞬之前让村井麻子发现自己。伸夫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在背部，眼睛继续望着橱窗。旁边突然有人轻推伸夫的手臂，由于靠近入口，所以他以为是顾客。可抬头一看，却是村井麻子。“原来是你！吓我一跳！”伸夫刚才以为村井麻子会拍他后背，只见她微笑着点了点头。“等了好久？”“没，走吧！”伸夫立刻离开店门口，先自向变成绿灯的路口走去。说老实话，伸夫跟村井麻子见面后并没有下一步打算，只需把礼物交给对方就达到今天的目的了。过了路口就是刚才买礼物的百货店，前方是大通公园。夏季期间公园里树木郁郁葱葱，长凳上坐满了游客。而现在却被白雪覆盖，人影寥寥。伸夫先走到大通大街，然后才跟村井麻子并排朝望得见西山的方向走去。“果然下雪啦！”天气预报说星期六下午开始下雪。“你很忙吗？”“出门时‘科罗’要跟我走，撵它回去费了些时间。”科罗是村井麻子家喂养的小柴狗。伸夫的手插在大衣袋里握着礼物，心中考虑着交给村井麻子的时机和要说的道白。“雪挺大呀！”马路对面亮着灯，看样子是咖啡馆。伸夫从未独自进去过，即使现在鼓起勇气进去，跟村井麻子两人恐怕也坐不安稳。“冷吗？”“不冷啊！”村井麻子摇了摇头。确实如此，下雪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遮盖，地面反倒暖和一些。但是，雪花落在村井麻子的头顶和大衣肩头，并纷纷扬扬地飘向脚下的小路。“这个……”榆树的光秃树枝伸展在雪道上方，走过树下时伸夫从衣袋里掏出了小纸盒。“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村井麻子立刻停下脚步，惊讶地仰望伸夫。“我可以收下吗？”伸夫点了点头，村井麻子就戴着白毛线手套接过小纸盒，并双手捧着走了一段路。“我太高兴了！圣诞节收到礼物这是第一次哦！”伸夫也是第一次给女孩送礼物。“我现在看可以吗？”“过后再看吧！”让村井麻子当面看自己送的礼物，伸夫有些难为情。伸夫生气似的说完，村井麻子就点了点头。大雪依然飘飘洒洒。雪中行让伸夫产生了错觉，恍若两人完全被飞雪罩在其中。在大雪纷飞中无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也不会有人来打扰。雪帘仿佛是为将两人与世隔绝从天而降。“冷吗？”“不冷啊！”伸夫问了同样的问题，村井麻子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就这样走下去会到哪儿呢？两人会面时总是只管走路，如果有地方休息就好了，可眼下是冬季，连可坐的长凳都没有。“该回去了吧？”伸夫一开口，立刻对自己的问话惊诧不已。难得村井麻子顺从地跟到这里，自己怎么会这样冷漠？可是，他此时又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语。他之所以会问麻子“该回去了吧”，是因为不忍心拉着她在雪中漫无目标地走路。“前面就快到八丁目站了。”“高村君呢？”“我暂时……”“要去中井同学家吧？”中井洋子家的晚会从六点钟开始，倒是还有些时间，但伸夫无法忍受自己只会在雪中走路。“明白啦！那我就此告辞了。”“我送你去车站吧！”“不用了。我一个人能回去。”村井麻子停下脚步再次仰望伸夫。“真心感谢你送我礼物。”村井麻子直视着伸夫，雪花向她的脸庞飘落，在额头和睫毛上化为水珠。“再见！”村井麻子轻轻点头，伸夫不知该怎样应答，呆呆地站在雪地当中。五在向村井麻子赠送圣诞节礼物之后，伸夫去参加了中井洋子家的圣诞晚会。他在度过欢乐时光的同时也感到不安，担心自己会渐渐地变成软派。在男女同校之前，伸夫觉得自己忠实遵守“质实刚健”的校训，是一名脚踏实地的高中生。虽然他并不属于拉拉队和运动部等硬派团队，但心中依然向往“硬汉”。虽然他沉湎于看黄书和自慰行为，但在现实当中并没有接近女人去鬼混的念头。然而，在男女同校之后，只要去了学校，身边就会有很多女性。无论是否感兴趣，都必须跟女性接触和交谈。在这种环境当中，硬汉和质实刚健就都褪色殆尽了。这些全是男女同校导致的结果。不过，伸夫无意反对男女同校制度本身。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偶尔会发生异性间的不正当交往和怀孕风波，此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会发声批评，将那些事件归咎于允许年轻男女相互接近的男女同校制度。即使并没有那么严重，可就连轻微的风纪混乱和礼仪缺失的问题也都归咎于男女同校制度。每当听到或在杂志上看到这种意见，伸夫都会心生不快。他们往往只是抓住负面现象，却忽视了男女同校带来的正面效应。例如，由于施行了男女同校制度，校园的清洁度确实今非昔比，课堂上和课间休息时的气氛也变得平稳和谐。在以前的纯男生时期，男生们总是一味地紧绷神经，对女性也是一本正经，而现在都已经能轻松自如地跟女性交谈了。他们学习也更加努力，而且通过相互交流更深地了解了对方。最可喜的是，他们认识到女性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与男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在男女同校之后，或许风纪问题确实有所增加，但正面效应也应该完全可以弥补。如果现在对男女同校进行问卷调查的话，高中生中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示赞成。事实上，没有男女同校的高中生也都向往于此，而且事到如今伸夫他们也不想再返回男子高中了。这与在女生中有没有人气毫无关联。坦白地说，伸夫现在已无法想象只有男生的学校，那种高中只能给人一种纯粹由乌鸦聚集而成的沉闷印象。大人们对男女同校吹毛求疵，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能享受到那种乐趣而心怀嫉妒呢？不过，伸夫虽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但不可否认，他在心底角落里还是向往男子高中。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想法只是在独自一人时忽然掠过脑际。我做这种事情妥当吗？给女孩赠送礼物、去女生家参加圣诞节晚会，这样做是不是过于轻浮了呢？男人是不是应该更加定力十足和坚韧不拔呢？心中突然涌起硬派的情感，伸夫又觉得男子高中生那乌鸦般的黑色群体顿时变成了坚定勇敢的硬汉群体。特别是在进行棒球和篮球等对外比赛时，那种情感就愈加深厚。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当运动场看台上响起男生“某某君，加油”的呐喊声时，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夹杂着女声。与此相对，在男子高中的看台上，就只有“坚持、坚持”的号子声和男生们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了。听着那种呐喊声，既觉得男子高中的学生挺可怜，又觉得虽然没有女孩参与却仍在奋斗的他们才像硬汉，性格特别豪爽。男子高中的学生们当然也会注意到这方面的现象，当女生的尖叫声太强时就会起哄地喊“三垒，别娘娘腔哟”“软派游击手要投可怕的地滚球啦”，有的选手就会因此而接球失误。不可否认，出现这种失误就是因为男生对花哨的女生拉拉队很难为情。与选手们相同，伸夫他们也会因为借女孩拉拉队之力赢球而心怀愧疚。他们会感到有人在对他们说“比赛是纯爷们儿之间的事，要靠真本事赢球”。这种愧疚感还会在走路和乘电车时忽然涌上伸夫的心头。己方有女生参与，而对手却只有男生，因此腰杆自然挺不起来。虽然并非有人盯着自己，可还是会像做错了事似的缩在角落里。伸夫这种对男子高中的向往，也许跟从小学时代一直接受男孩式教育不无关联。“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训已在大脑中扎根，再加上以前学校就是因为拥有清一色的男生而成为名校，所以不能不说他对此怀有一种乡愁。虽说事到如今伸夫并不愿意恢复到只有男生的高中，但偶尔也会心生不安，担心学校和自己都会很快失去男子汉气概。当然，尽管如此，要是问到“男子汉气概”是什么的话，伸夫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他虽然也能想到“坚韧不拔”“英勇顽强”这类词语，但要想描绘出具体的形象却很不容易，顶多也就是“不对女孩黏黏糊糊”这种模糊概念。“不过，我可不是对女孩黏黏糊糊那种人哦！”伸夫自我安慰以求宽心。同班同学当中有些家伙只要有空就凑到女生身旁，呶呶不休地说些无聊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虽说他去参加了女生家的圣诞节晚会，但还有其他伙伴，而且只不过是应邀赴约而已。但他仍有一点担心，就是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幸亏这件事还无人知晓。从表面上看，伸夫既说不上是硬派，但也说不上是软派。不过，今后还会脚步不停地走向软派的预感却在他心中卷起漩涡。这一点确切无疑。他虽然现在轻蔑软派那帮人，但在心底却也有向往的成分。他虽然对硬派也是同样的心情，但现在却对软派兴趣更大。他之所以害怕自己变成软派，认为自己不可以那样，无疑就是因为倾向软派的意念过强。在现阶段能够止住脚步吗？还是会被一鼓作气地拖入软派群体呢？他虽然知道这取决于自己的定力，但又预感到只要稍有机遇就会立即崩溃。“你可要坚定啊！”伸夫口中嘟囔着，同时对心中潜藏的另一个自己感到了几分恐惧。六北国的漫长寒假结束，在第三学期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五，伸夫收到了一封信。当然，虽说是信，其实只是在稿纸上端潦草地写着：“明天，星期六，放学后我在图书室等你。时任纯子。”伸夫看完信后朝斜前方纯子的座位瞅了一眼，却不见她的身影。时任纯子在某个圈子内被称为天才少女画家，她的作品曾入选北海道画展和女画家展，常常外出旅行写生或参加相关活动。再加上据说肺部有病，所以她常常早退或请假。因为上午确实看到过她，所以她可能是在午休时间把信放进伸夫桌斗后就早退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以前跟纯子只是站在走廊里说过两次话。第一次是在夏初，还是在通向图书室的走廊里相遇时，伸夫谈起了前一天的课外活动，说的是因为老师只对纯子一个人迟到早退采取宽容态度，所以同学们对此表示了不满，提意见说“至少早退时应该向老师请示批准”。由于那次活动是伸夫担任主持人，所以虽然感到这个角色不好当，但他还是坦率地向纯子转达了同学们的意见。纯子一声不吭地聆听，然后双眼直视伸夫。“我明白啦！你要说的只是这件事吗？”“希望你不要误解，我并不是想埋怨你，只是觉得你以前的做法有点儿不妥而已。”“好吧！那下次我休息时就请假呗！”“我倒不是想叫你休息，只是想向你转达一下同学们的意见。”“谢谢你的忠告。”伸夫原先并不想转达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偶然在走廊上相遇，看到纯子故作姿态地走过来，就突然想说出来。不可否认，在他这个念头的背后也有对纯子的反感，因为她平时总是以天才画家自居，做事任性随意。另一次是在物理考试的第二天放学之后。在考试中，时间才过了一半，纯子就第一个交了卷。后来大家都十分惊讶地议论：缺了那么多课还这么早交卷，真不愧是秀才！“你心眼儿好坏哦！”伸夫一时搞不懂纯子为什么这样说。纯子瞪着大眼睛直视着他。“昨天考试，我明明不会，你还不告诉我呀！”由于物理是选修科目，昨天纯子偶然坐在了伸夫旁边，可伸夫并不知道她不会做题。“你是不想让我看见，所以才那样把胳膊肘撑起来的吧？”“可你不是第一个交卷的吗？”“可我交的是白卷呀！这都怪你哦！”纯子如此讹赖确实令伸夫不堪忍受。“我前一天晚上必须完成一部画稿，哪儿能顾得上复习嘛！”“既然画画儿那么重要，你去美术学校不是更好吗？”伸夫见纯子把一切都归罪于他人，就愤怒地向她反问。“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人啊！”纯子只说了这一句就快步扬长而去。伸夫与纯子单独交谈仅此两次，而且两次都不愉快。从那以后，伸夫就一直躲避纯子，而纯子也无视伸夫的存在。就是这个纯子，今天给他的课桌里塞进一封约会邀请信。“这是真的吗？”伸夫感到难以置信，再次看看那封信，上面写着纯子独特的圆润字体，稿纸一端印有她姐姐——诗人时任兰子的名字。她为什么给我这种东西？是艺术家常有的心血来潮，还是讽刺？如果是真的，她或许是想把自己叫去横加指责。不过，自己也不妨好好听听那个任性女人说些什么。望着那封信，伸夫产生了另一种好奇心。说老实话，伸夫以前跟纯子交谈时总像是处在下风。可能是因为他把对方看成天才画家，刚一见面就萎缩了。不过，这次可是对方提出了见面要求。既然是对方主动邀约，自己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地赴约。第二天放学之后，伸夫按照信上所指，从主楼经过连廊去了图书室。寒假刚刚结束的图书室里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学生在书架前浏览，但也是很快就离开了。室内只剩伸夫一个人了，于是他开始翻阅摆在角落里的杂志。又过了几分钟，伸夫感到身后有人就转身一看，只见纯子走近前来。她身向前倾压低脚步声，就跟上课早退时悄悄溜出教室时的姿势一样。“抱歉！等了好久？”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伸夫觉得不可思议：纯子此时的语调与以前不同，含有几分亲切感。“找个地方吧？”“找个地方？”“去咖啡馆吧？”伸夫以前别说去咖啡馆了，就连咖啡都没喝过。在那个时代，普通家庭连买粮钱都凑不够，能享受喝咖啡那种优雅气氛的人极为有限。何况高中生带伙伴去咖啡馆，那更是绝无仅有。“四丁目不是有家‘米蕾特’吗？去那儿怎么样？”伸夫从来没去过，所以即使问他“怎么样”也是一无所知，而且衣袋里只有很少的零钱。“这太突然了……”“不要紧，我很熟。”伸夫没再说什么，穿上大衣就出了门。整个上午都还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开始飘雪，寒气似乎也因此而有所缓和。伸夫穿着藏蓝色的旧短大衣，而纯子则身穿鲜红色的大衣、头戴贝雷帽。路上行人频频回头看她，其中还有人认识她，低声说出她的名字。在这样的目光中，跟在纯子身后的伸夫既感到很难为情，又感到自己高贵了许多。“虽然给你写了信，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纯子边走边说，伸夫在她身后拉开半步跟着。“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讨厌我吗？”“不……”伸夫刚开口又沉默不语了。此前他确实在躲避纯子并无视她的存在，可那是针对任性随意的纯子，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温顺的纯子。“你到底还是喜欢麻子同学那样温顺的人吧？”村井麻子的名字突然出现令伸夫深感意外，而纯子却依然双手插兜满不在乎。“那个人真有女人味儿啊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水而死。局势到了这一步，哥舒翰纵使有天大能耐也不可能挽回败局。当时他完全顾不得依然被困在隘道中的唐军，慌乱中只带领数百骑亲兵仓皇逃回潼关。至此，哥舒翰所统率的号称二十万的大军，经过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崔乾佑并没有因为这一战的胜利而放过哥舒翰。六月九日，崔乾佑率领大军进攻潼关，哥舒翰的残兵败将抵挡不住叛军的猛攻，坚守半年的潼关最终还是被攻陷。哥舒翰无奈之下只能继续西逃，逃到灵宝外围的关西驿时，哥舒翰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张贴榜文继续招募兵勇，争强好胜的哥舒翰坚信只要招募到兵马，自己依然有重新夺回潼关的希望。不过，让哥舒翰想不到的是，他虽然贴出去了募兵榜文，但并没有招来自己的希望，相反自己却即将陷入绝境。晚节不保在哥舒翰张贴募兵榜文的一天后，一名番将带领着百余骑兵包围了哥舒翰所在的驿站，这名番将的名字叫火拔归仁。火拔归仁是哥舒翰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此之前他一直跟在哥舒翰的身边。他包围驿站的时候，哥舒翰正在自己的房内查看地图，火拔归仁等人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断了哥舒翰的思绪。“将军！听说崔乾佑带领叛军已经到了！”火拔归仁见到哥舒翰后，慌张说道。火拔归仁的话顿时让哥舒翰大吃一惊，他迅速站起身来，抽出佩戴的宝剑说道：“来得正好，反正早晚我还得杀回去，你们先跟我出去和他拼个鱼死网破。”说完后，哥舒翰就冲出了房间。然而当哥舒翰走出驿站左右环顾时，并没有发现叛军的影子。他心中颇感疑惑，正要回身问火拔归仁是怎么回事时，只见火拔归仁等人伏地叩头说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和叛军交战，不想全军覆没，有何面目再见皇帝陛下，将军难道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等建议将军随我们一起东行吧！”哥舒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居然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更明白火拔归仁所说的“东行”是何意。此时哥舒翰虽然内心十分恼怒，但坦白地讲，他能理解火拔归仁所说的话，所以火拔归仁说完，他没有当场大发雷霆。火拔归仁的话没有错，哥舒翰十分清楚如果不夺回潼关，自己死罪难逃，即使夺回了潼关，自己也会被治罪，况且是否能够夺回潼关，哥舒翰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身为大唐的臣子，这么多年来哥舒翰对大唐可谓忠心耿耿，如果让他投降叛军，哥舒翰宁可现在一头撞死。面对着跪在地上的火拔归仁等人，哥舒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仰天长叹道：“我身为大唐的臣子，怎么能投降叛军呢？”言罢，再睁开眼时，哥舒翰已经是泪流满面。“既然如此，将军不要怪我们无情无义了。”火拔归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几个随从已经从身后用绳子套住了哥舒翰，然后很多人一拥而上将哥舒翰扑倒在地，可以看出火拔归等人是有备而来，意图是就是能劝降最好，劝降不了就拿下。哥舒翰就这样以一种很悲屈的方式，被火拔归仁擒拿后投降了叛军。当安禄山在自己的“皇宫”内见到这位昔日的宿敌后，从前的敌意与仇恨，在一瞬间被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欣喜与得意所替代。安禄山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对跪在他面前的哥舒翰问道：“将军以前经常轻视我，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面对安禄山讽刺式的发问，哥舒翰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之情，但此时他依然并未屈服，朗声说道：“我成为你的俘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哈哈！杀你易如反掌，朕绝对不会保留你的全尸，只是可惜你再也喝不到好酒，玩不到漂亮的女人了。”安禄山的语气虽然不重，但他知道酒和女人是哥舒翰的死穴所在，只要抛出这两个撒手锏，哥舒翰立即就会服软。事实果然不出安禄山所料，此时从前那个骁勇善战、叱咤疆场的哥舒翰在听到“酒和女人”后气节立即丧失，居然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人。为了保住性命，为了得到他想要的“酒和女人”，他立刻摇尾乞怜般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颜真卿在河北，希望陛下留下臣的性命，臣愿意以尺书招降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投降。”“好！这么做就对了！”安禄山听哥舒翰说完后大喜过望，亲自为哥舒翰松绑，然后加封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安禄山看来，有了哥舒翰这面大旗的号召，唐朝的那些能打的将军们就会立即投奔自己。然而事实证明，哥舒翰不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名望，安禄山也过高估计了哥舒翰的作用。身为唐臣哥舒翰名望甚高，但现在变节成为安禄山任命的“伪官”，哥舒翰已经声名扫地。他发出招降信后，没有一个人愿步其后尘自辱清名。相反，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却纷纷回信斥责哥舒翰贪生怕死，鲜廉寡耻。哥舒翰招降失败，让安禄山不禁大失所望。看到哥舒翰没有了利用价值，他立即罢免了哥舒翰的所有官职，然后将他软禁起来。总的来说，安禄山对待哥舒翰还是不错的，没有要哥舒翰的性命，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就不同了。一年后，安庆绪兵败逃离洛阳前，将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哥舒翰杀掉。哥舒翰一世的英名与功业，只因一念之差而晚节不保，毁于一旦，不禁让人为之惋惜。当时由于潼关失守，致使河东、华阴等潼关附近的郡县尽皆望风而降。至此，唐朝苦心经营和构筑多年的潼关防线顷刻间烟消云散，土崩瓦解。对于安禄山而言，就在潼关防线失守的时候，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叛军，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获得了长驱直入关中，继续扩大战果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使逐渐陷入绝境的河北，战局迅速为之转变。刚刚取得山西、河北大捷的郭子仪和李光弼闻听潼关失守后，感到本部孤立无援，所以迅速退出河北战场，率部据守太原。而颜真卿虽然坚持在河北抵抗，但已然成为孤军，因此唐朝于潼关失守前在河北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丧失殆尽。最关键的是，潼关的失守致使京师长安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身在长安的李隆基以及诸多朝臣完全没有防备。仓皇出逃六月初九，夜。就在潼关失守后的整整一个时辰内，京城长安始终没有看到“平安火”，所有人全都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所谓“平安火”原指边境报警的烽火，开元二十五年，因为大唐帝国边境无事，所以李隆基下令停止烽火。安禄山叛乱后，为了解各地区的战况，恢复烽火设置，用烽火报平安，每天初夜的时候，放烟一炬，站站传递，表示前线太平无事。可是六月初九这一天，潼关方向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很多人觉得潼关可能出了大问题。李隆基每天最关心的就是潼关方向的平安火，今天没有平安火，让他的心中不禁七上八下。事实上，早在六月初九的下午，哥舒翰已经提前派特使向李隆基告急，不过在特使还没到长安的时候，潼关已经失陷。所以李隆基下午接见哥舒翰特使的时候，虽然知道潼关已经危在旦夕，但并不知道潼关已经落入叛军之手。一直到夜里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李隆基开始不安起来。在他看来，潼关很可能已经被叛军占领，焦急之下的李隆基立即召集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臣认为哥舒翰无能，抵御叛军不利，致使潼关战况不明，现在京城防务空虚，为了以防万一，臣建议暂请陛下巡幸蜀中。”杨国忠没等在场的人开口，便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事实上他早有前往蜀中的想法，一来因为他出身蜀中，二来因为安禄山起兵打着清除他的旗号，为此他必须考虑自己的退路，现在京师长安岌岌可危，杨国忠此时将让皇帝陛下巡幸蜀中之计说出来，他坚信李隆基一定能够同意。“嗯！朕觉得此计可行，力士你说呢？”李隆基缓缓地点点头，然后征求站在一旁高力士的意见。“老奴也觉得杨相说的计策有道理，老奴全听陛下做主！”高力士躬身回应道。如果抛开杨国忠的私心不谈，单从安全角度考虑，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并非下策。因为当时长安守备空虚，如果坚持固守，李隆基恐怕会像后世的宋徽宗一样做了俘虏，而蜀中物阜人丰，表里江山，内外险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的同时，他并没有决心留下有生力量组织官民反击叛军，以期未来能够收复长安，只是后来在半路上突发的那场兵变，改变了客观结果。皇帝已经和宠臣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是该通知百官了。可是在转天的朝会上，当杨国忠通知前往蜀中的事宜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臣不同意就这样放弃长安，应该即刻招募长安城内的勇士联合朝官率家僮坚持守城抵抗叛军。”当时百官听到潼关失陷，皇帝陛下决定前往蜀中时，全都乱了方寸不敢发表意见，上百名朝臣全都站在原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不敢应对，只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声表示反对。说话的人时任监察御史，名字叫高适。世人知道高适，大都认为他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的领军人物，世称“高常侍”，其诗作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事实上，高适的经历颇为曲折，尤其是仕途之路更是布满荆棘。年少孤贫，喜欢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二十岁西游长安，功名未就而返。开元二十年去蓟北，体验了边塞生活。其后漫游梁州、宋州等地。天宝三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识，三人同游梁园，结下亲密友谊，成为文坛佳话。天宝八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五十岁才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年，因看不惯张九皋鞭挞无辜的老百姓和不愿意逢迎权贵而辞官，之后再次返回长安。次年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掌书记，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以后仕途较为顺利，但诗文创作逐渐减少。在高适提出反对前往蜀中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哥舒翰的身边，哥舒翰领大军出潼关作战的时候，没有让他跟着一同出战，而是让他回到了长安。在略显寂静的朝堂之上，高适的反对声显得十分刺耳，让李隆基和杨国忠以及诸多朝臣感觉十分不悦。“叛军即将入关，已经来不及筹划任何事了。”杨国忠立即驳回高适。“今日的局面又是谁之过呢？”高适依然不屈服，厉声反问道。面对高适的反问，杨国忠沉默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安禄山的叛乱其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在杨国忠那里，毕竟安禄山是公开打出清除他的口号的。但杨国忠凭借皇帝的庇护，虽然不至于到被众人兴师问罪的地步，但脸再大的人也会有羞愧之心。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杨国忠一直活在尴尬中，现在高适不留情面的反问让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下台。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李隆基那里，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出头庇护自己。但此时的李隆基精神状态颇显颓废，虽然依旧端坐在那个宝座之上，但长期以来对国事的懈怠，使得他很想逃避大臣们之间的论战，大臣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他已经听了几十年，此刻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贵身份，李隆基恨不能抬起屁股躲回自己的寝宫。所以，当杨国忠看他的时候，李隆基将眼睛闭上，显然他不想为杨国忠辩护，也不打算处理高适。杨国忠终于愤怒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毕竟去蜀中的决定是皇帝陛下最终决定的，现在李隆基居然将自己晾在了这里，这让杨国忠十分不爽。所以接下来他只有靠自己来圆这个场面。“人人都说安禄山要造反已经很多年了，陛下也是知道的，但陛下从前并不信，今天这种局面并非是宰相的过错。”一时间，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杨国忠居然将责任推到了皇帝那里。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李隆基那里，很多人猜想皇帝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怒。但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赶快筹划去蜀中的事情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皇帝陛下这种慵懒的反应，似乎让朝臣们很是茫然。从皇帝陛下那懒散的神态中，所有人全都感觉出这个帝国已经开始江河日下。据史料记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一日的这一天，长安城内市井萧条，人心惶惶，不知所以，人们已经预料到这个繁华的城市很快将会为叛军所有。但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拥有无上权威、威风凛凛大唐皇室虽然决定巡幸蜀中，但他们离开长安的方式，却是那么让人匪夷所思。六月十二日，李隆基登上勤政楼，百官上朝者仅十之一二，朝堂之上清冷无比，李隆基正式下诏巡幸蜀中。这天晚上长安兴庆宫内依旧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但是在宫内除了巡防的金吾兵、当值宦官、各院嫔妃外，却看不到皇帝陛下、杨贵妃、杨国忠以及高力士等人的身影。此时太极宫后的玄武门城楼上，宰相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及高力士、太子李亨等人悄无声息地守候在卧于楼堂中凉榻上的李隆基身旁。而在玄武门与西苑重墙宽阔的石坪上，近两万羽林军融于夜幕之中，他们在等待着皇帝陛下的命令。今夜李隆基决定将悄无声息地离开长安。夜！伸手不见五指！从禁苑内传来寅时三刻的报时梆子声，高力士向杨国忠、陈玄礼等人一一颔首，三人一起领着众人跪下，杨国忠向李隆基低声奏道：“臣等恭请圣驾幸蜀！”“启驾！”李隆基的声音依旧显得那么慵懒，在听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众人搀扶起李隆基，走下玄武门城楼，三军早已经跪伏道旁，等待皇帝上马，贵妃乘舆。……六月十三日，黎明。皇城兴庆宫内外上朝的百官，依旧按着宫内报时的梆声，纷纷吹灭手中的烛火，将残烛交给收烛的工役，然后从笏袋中取出朝笏来，微拂袍脚靴尖上的尘埃，准备在宫门启开时依班入宫。、、当……当……三声景云钟响，打断了朝堂门前众人的寒暄声，朝官们再度正冠捧笏，面向宫门方向肃立，一队金吾兵手执金瓜玉斧走向宫门，又默默散开守卫宫径。在朝官们很长时间的盼望后，宫门终于打开了。走在最前边的导引金吾兵及上朝的百官们却发现了让他们着实惊讶的场景。没有皇帝，没有贵妃娘娘！终于，有人听清了呼喊声：“平安火不至，陛下不在南内受朝！”这句话说得通俗一点，其实就是：皇帝陛下已经抛弃你们这些无用的大臣，早已经逃之夭夭。于是，人群中开始大乱！当时从宫内里涌出的惊慌逃命的人流，眨眼之间窜到大街之上，惊动了长安城南北大街、五条东西大街几万户人家，男女老少立即奔出房门，人们拥挤着、哭闹着。一时间，大唐京城天翻地覆！就在六月十三日清晨长安城乱作一团的时候，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族以及众多近臣在两万禁卫军的护卫下，已经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身后那伟岸的城墙已经让他们无暇去追忆曾经繁华的过去，此刻他们只想逃离这即将布满战火硝烟的是非之地。所有人的脸上全都带有一丝愁云，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此刻，大唐帝国前途与他无关，皇帝老儿是个什么状态，他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蜀中后，如何摆出自己的威风，让蜀中父老知道他胡汉三威风八面地回来了。然而，命运最终让杨国忠的生命定格在了一片荒山之下，在长安城陷入一团糟的时候，行走在前往蜀中道路上的李唐皇族，即将要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马嵬驿兵变六月十四日，李隆基的大队人马到达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两天来，三军将士随从护驾，一路上晓行夜宿，忍饥挨饿，疲惫不堪。很多人已经是满腹牢骚、怨气冲天。这次李隆基前往蜀中，虽然名曰“幸蜀”，事实上谁都知道是在逃跑，所以一路上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八面，走到哪吃到哪。但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使许多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在充满艰辛、危险、苦难甚至吉凶未卜的征途面前望而却步，甚至是偷偷地离去，当时就连李隆基身边很是信任的宦官头目袁思艺也是不辞而别。所以，出现牢骚、产生抵触情绪并不足为奇。据史料记载，当一行人马到达马嵬驿的时候，很多士兵实在忍无可忍，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刀剑出鞘，气氛剑拔弩张。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可以死在

基于天地传感网的数字孪生技术在灾害智能管理方面的应用：“今年5月21日，国际首颗遥感成像、气象探测和水利应用一体化卫星‘珞珈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能满足目标识别级的遥感感知的高分辨率、视频等多种探测需求。在今年夏天京津冀地区的防汛工作中，‘珞珈二号’观测到堤防决口的影像，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帮6300余名群众当天完成转移。”动态监测老人、赛事、施工“AI视觉行为分析”实时告知“摄像头我们已经用很多年了，最大的感触就是无法事前报警。比如说，有的老人在起居室里摔倒了，或者小孩爬到没有关闭窗户的危险地带，原来的摄像头可能会认出来有老人有小孩，但它不能理解画面的语义；但当摄像头有了一个‘认知性大脑’，看到这些场景时，自然就会联想到这个人可能处在危险之中，从而实现事中的监测和预警。”上海趋视科技总裁徐飙向记者介绍了其最新的“AI视觉行为分析”技术：“采用TOF(Time-of-Flight)传感器采集数据，并通过‘智能分析仪’进行AI推理，可以精准地识别老人跌倒、久坐不起等风险因素，通过APP实时将信息发送至家人或社区服务人员手机端。”徐飙介绍：“比如，某街道违章停车、渣土车违规行驶、无证摊贩临时摆摊、商铺占道经营、乱倒垃圾等社区问题频现，对于人员缺乏的社区管理队伍而言，会出现如问题发现不及时，协调成本高，管理缺少数据支撑等现象；而智能视频行为分析技术给街道每一部摄像机都装上‘AI大脑’，实时分析街面情况，对违规行为自动且及时地上报。当侦测到指定区域内出现违规行为，系统会生成提醒信号，实时推送到管理人员随身设备中，实现社区问题处理敏捷化。”高新兴科技集团首席技术官陈利军对记者介绍，在即将于12月24日于广州举行的黄埔马拉松比赛中，通过在沿路高耸的楼宇部署的AI视频监控和无人机，可以做到赛事的全程管控。“无论队伍到哪里，整个队伍都是在可视范围内。比如说哪里发生拥挤或是有什么异常，AI视觉分析可以协助管理人员快速掌握全局。”记者采访发现，通过“AI视觉行为分析”，在马路上，摄像头可以识别车牌、追踪违规行为；在工地上，可以识别工人是否佩戴工作手套、绝缘鞋、护目镜等，为工人施工建立安全屏障；在校园里，有了“AI校园防欺凌终端”，可以针对“救命、打架、110”等异常词汇进行采集；而在食堂，“明亮灶厨算法”能让摄像头识别厨师有没有戴厨师帽和口罩，还有各种用具的摆放合不合规，食堂够不够卫生、有没有老鼠等；在家门口，可视门铃能够识别来访是你的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视觉大模型被“引爆”多模态AI学人类“感知”世界在本次CPSE安博会上，至少有六家头部企业推出了通用或行业大模型，或是展示大模型应用。郭威认为，视频大模型已成为继自然语言处理(NLP)之后AI技术的下一个引爆点。“大模型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从判别式AI走向深层次判别式的AI，前者主要从数据和信号中去提取特征进行识别，完成像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这样的任务；而后者可以在海量数据训练的基础上生成文字、语言、图片、视频代码甚至算法，完成各类专业人士的工作，在生产力的提升上更为直接。”计算机视觉已经迈入“大模型时代”，在许多领域都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和价值，安防领域也不例外。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安防产业链上的各细分领域企业也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如大华的“星汉”以视觉解析为核心；宇视科技的“梧桐”集CV行业、NLP行业等于一身，能够满足多样化的任务和场景需求；云从科技的大模型“从容”应用于视频监控、入侵检测、人脸识别等过程中的数据分析，“行人基础大模型”覆盖了人体全局属性(性别、年龄)、局部属性(穿戴风格、配饰)、携带属性(手机、刀棍、手提包等)、人-物交互HOI(抽烟，持刀棍，手机拍屏幕)等，广泛应用于矿山、建筑工地以及特殊场所的安全布控，监控作业人员穿戴合规，姿态行为等异常和违规行为。熵基科技首席科学家陈书楷介绍：“我们人类的智慧体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感知、思考和行动来改变世界。现在机器也拥有了‘感知’和‘思考’的能力，伴随AI的发展，机器必须通过视觉来理解周围的环境，做出决策。”该企业自研的BioCV大模型可以实现园区运行安全“一屏统览”。陈书楷表示，多模态AI结合了更多的感官模式，它模仿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能够为多样化场景下的智能个性化应用开创全新可能。明年有望大范围落地智慧社区更关注隐私保护国际数据公司(IDC)数据显示，自2023年开始，随着大模型、生成式AI的盛行，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市场迎来新的机遇。IDC预计，未来5年人工智能将进入大规模落地应用关键期。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随着AI和大模型一日千里的发展，智能视觉技术将在所有垂直行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大模型实施之后，因其更好的理解能力和更高的训练效率，我们可以用相对少的数据就达到非常高的准确度。针对不同的场景，大模型的泛化能力也比传统AI有非常大的提高。”郭威认为：“大模型现在各个行业都在试，我觉得明年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在很多智慧社区，大模型能够有效落地，形成商业闭环。”智慧社区对于人工智能有着旺盛的需求，也是能够实现规模化发展、可复制性强的场景。记者发现，在此次CPSE安博会上，“个人隐私保护”也被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着重强调。“视觉分析系统涉及采集并分析一些日常生活画面，需要平衡监控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合理使用和保护个人隐私权。”据了解，针对智慧社区场景的特点，趋视科技、精华隆智慧感知等企业采用了可以“脱敏”的采集技术，不是通过视频监控，而是通过仅可见“影子”的深度图像，反映景内物体的距离和角度值，不直接包含面部、身体或其他私人信息，大大降低了隐私泄露的风险。记者采访发现，目前部分智能安防产品和现有的基础大模型还没有挂钩，但徐飙介绍，未来，相关安防设备可以和目前一些成熟的语音大模型对接，感知方式从视觉延伸到红外、雷达、光纤、声纹等更多维度，随着TOF类雷达传感器的不断应用，除了语音和图像外，第三维深度数据感知越来越丰富，基于深度数据的大模型必将把机器“认知”世界的能力带到一个新高度。“双11”造节第15年，你买了吗？这些新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没有疯狂‘买买买’，就趁优惠买了几样生活必需品。”“以前买很多欧美大牌，现在不囤了，只买马上需要用的，也便宜不了几十块。”今年，“双11”大促步入第15个年头，消费者变得更理性，诸多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徐兢消费者更理性，手动比价找出“最低价”今年的“游戏规则”十分清晰，低价是各大平台“打法”核心。低价、优惠、有赠品——这是不少消费者在“双11”下单的主要原因。随着消费者理性回归，年轻消费者不放弃“薅羊毛”，但也不再“疯狂买买买”。消费者的谨慎心态，也是电商不惜拉低价格刺激消费的重要原因。近日，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2023年“双11”：理性和感性双管齐下，赢得消费者青睐》显示，与2022年相比，77%的消费者计划在今年“双11”减少消费支出或维持和去年一样的水平。普华永道发布的《2023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显示，51%的中国消费者正在减少非必需品支出，而对于必需品，人们开始选择更低价的购买途径。南京市民朱先生今年“双11”买了一个吸尘器，他先搜天猫店价格，然后去京东、拼多多比价，与各家店的客服聊天询问发货渠道，最后选择了价格最低的平台下单，收货后很满意。“我不觉得烦啊，研究这个挺有意思，所以我总能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他说，身边不少朋友“双11”买东西都喜欢找他来咨询哪里是“全网最低价”。头部主播“退烧”，多个新直播间崛起“直播卖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双11”的吸引力。南京市民张女士表示：“平时经常看直播，也都有折扣，该买的都买了，‘双11’没啥好买的了。”这个“双11”，头部主播热度在降低。虽然李佳琦今年的势头有所回落，不再一家独大，但仍稳居超头主播地位。网友们都奔向各自感兴趣的直播间，在多个直播间之间反复“横跳”，一方面是对主播感兴趣，一方面是瞄准“羊毛”。记者发现，“顶流”机构方面，“TVB识货”“交个朋友”“东方甄选”先后进驻淘宝，近一年来，这些机构不仅跨平台直播，还打造起了直播间矩阵，在各平台都能刷到他们。“TVB识货”首次参加天猫“双11”晚会，TVB艺人陈豪、黎诺懿、陈敏之、陈自瑶与内地艺人连麦互动，现场《溏心风暴》与内地知名IP联动，通过美食和“特色港普”等方式碰撞出多种火花，直播间给网友撒了11.11万元红包。京东采销意外“出圈”。与传统直播玩家相比，京东采销直播间实属“潦草”。负责讲解的主播都是一线采销轮番撸袖子上阵，在线激情降价，喊话“没有人管得了我了”“就是要便宜”。抽奖、送券、半价，引得网友直呼“这样的发疯能不能多来点”。直播间也简陋得很，会议室开播、办公区公共空间开播，没有助播，直播链接是现做的，背后的横幅尤其显眼：“不要坑位费、不要达人佣金，现场降价。”11月12日电(中新财经记者吴涛)中小微企业要加快转型步伐，哪些产品和服务适合中小企业？11月9日至1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以下称APEC技展会)在青岛举行。不少与会嘉宾谈到，“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APEC技展会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表示，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服务体系，鼓励开发“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绿色节能低碳技术应用，加大绿色能源供给，引导中小微企业加快转型步伐，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徐晓兰还表示，推动亚太中小微企业务实合作，支持中小微企业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技术人才等领域扩大合作广度和深度，发挥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跨境撮合服务平台的作用，为中小微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交流对接和配套服务。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贾宏伟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是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冯旭指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展望未来，提升技术经济性是中小企业转型“破冰”的关键，“小快轻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多方协同是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论坛上，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平军称，广大中小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要推动中小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色科技创新、提高绿色服务水平以及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等举措，促进中小企业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届APEC技展会以“绿色发展数字赋能融通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举办1场展览，1场开幕式和主论坛、5场分论坛、3场产业链论坛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17个APEC经济体，1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官员、专家学者和16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杨程晨)中国官方10日发布最新的涉藏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李德成受访时表示，西藏的人权保障现况怎么样？“我想，这份最新的白皮书告诉了大家答案”。这份名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的白皮书提到，西藏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培育内生动力，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李德成对中新社记者说，过去的西藏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及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至今，西藏人民才切切实实地享受到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确实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全面成就的一个标杆。他引述白皮书的六部分内容表示，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生存权、发展权决定了人民的幸福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西藏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各族民众安居乐业，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说，西藏的人权事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为宗教研究学者，李德成重点参与白皮书第三部分“民族宗教工作扎实推进”有关内容的撰写。他说，西藏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宗教领域持续和谐稳定。当前，不论是从宗教寺院的数量，还是宗教民俗活动的开展，都能显现出西藏的各族信教群众在宪法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他还提到，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内部，可以看到僧人们自由地学经辩经，开展宗教活动，信教群众也可以自由地到寺院朝拜，按照传统参加宗教节日等活动，如萨嘎达瓦节、燃灯节等。传承至今的宗教节日活动、宗教民俗活动等既保存历史的仪礼传统和庄严，也加入现代的文化体验和活力。中新网温州11月11日电(记者孙自法鲍梦妮)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11月11日在浙江温州开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开放是科学的天性和创新的本质，全球科技交流合作的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他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协同包容，做开放创新的先行者，依托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跨越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阂、语言的障碍、学科的差异，成为彼此在科学道路上同向同行、并肩并进的好朋友好伙伴，汇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智慧和力量。万钢表示，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创新、日益开放、更加包容的中国，也将为全球青年科学家提供广阔舞台，希望大家当好友谊使者与合作桥梁，利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见所闻，把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呈现给全球科技界，介绍给更多的朋友，让世界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万钢还希望青年科学家坚持矢志笃行，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坚持求是向善，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方面，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不忘初心、不移其志，求索问道、求实溯源，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挺起铁肩膀、扛起千钧担，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把为科学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方面，需要用创新的理念与方法，深入研究、勤于创新、勇于创业，推动想象力、创造力、生产力的有机转化。同时，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必然带来一系列规则冲突、伦理挑战、社会风险，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守正创新，率先践行科技向善的理念，引领科技界自觉优化学风作风、遵守伦理规范，着力科学普及，让创新红利、发展福祉惠及全社会。万钢呼吁，广大青年科学家都能够在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上共商、共建、共享，在中

91欧美视频在线地位则有所上升。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7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4页。?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15—316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42页。清初缙绅大地主豪族的衰落，为商人向土地投资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太湖流域。约有4％—7％的商业利润被投资到土地上。相继而来的大量商业资本投向农业，有助于清初农业经济的迅速复原。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33、43—44、52页。?经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搜集的所有土地、户口登记册的详尽研究，说明最大的地主是于1675年登记的，占地400亩，次等大地主于1647年登记，占地293.6亩。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第721页。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农村缙绅阶级不仅在影响力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减退了。对位于太湖东南面、介于杭州与苏州间的桐乡县的研究表明，1449至1644年间，绝大多数举人居住在乡村。从1644到1908年，多数举人成了城市居民。在这一地区，仅占人口10％的人，构成了80％以上的缙绅阶层。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54—5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作为仅仅中过举人的官员王宏祚，在崇祯皇帝手下也许永远不可能升迁为尚书，但新朝却发现了他的理财才干。王宏祚是通过任户部郎中，后又督饷于大同，培养起自己的才干的。?《贰臣传》第三卷。?自1653年起，清廷曾有好几次力图使鱼鳞簿能反映最近的土地占有状况。县官们甚至受命亲自丈量土地，但这显然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曾力促地方官（包括地方的社长或村社之长）真正实施土地丈量的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在这些地区，明亲王官庄曾经大量地占有田地，使数以千亩计的耕地脱离了赋税册。然而在1659年清廷发现，这些措施简直就是为衙役与地方权贵提供了一个哄骗县官、伪造簿籍的机会。谴责这种现象，并力促皇帝制止将荒地登载入籍的一个官员是魏裔介。一般说来，17世纪50—60年代实行土地丈量的企图，都因地方上的反对而落了空。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1654—1656年间簿录明代皇室与贵族财产的成果，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8—186页所载奏章。?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二二卷，第1463—1464页；《大清会典》，第二十四卷，第20页，第二十五卷，第8—10页。?其他行政改革措施包括于1653年开始推行的截票制，即将税单的一半交与纳税人，开列在某一年中一户共应交纳的赋税额。户主交纳赋税完毕后，再将税单的另一半交给他。此制当然是旨在防止衙役篡改税额，以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物。衙役篡改税额的问题，一直使清廷感到烦恼。两年后，即1655年，顺治皇帝诏令户部官吏不得处理本籍省份的文案。于是，例如，要派一个福建籍的官员，去主管直隶八州府赋税，而所有直隶籍官员，都得从这一职事中调离。1658年，又颁布了一条法规，规定地方官上报户部簿籍不时，或上报而不准者，要加以惩罚。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6—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06页。至19世纪，户部的江南清吏司设置满洲员外郎三员，以制约唯一的一名汉官。江南清吏司还掌管在江宁与苏州的生产皇家丝织品织造机构的账目奏销。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186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64年，清廷估计自1644—1660年间，钱粮积欠达银2700余万两，粮700余万石。这多数是因江南地区造成的。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4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9—222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八十七卷，第25页。首先，这些积欠得归咎于对“贪官蠹吏”的惩治不严。1655年，大学士蒋赫德抱怨说：“近每见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其志乎？”通常，衙役可以通过交纳一笔与受贿钱物数量相等的罚金来赎罪。蒋赫德请废此制，顺治听从了。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38页。然而到了1658年6月12日，顺治皇帝已认识到财政赤字是由官吏的腐化与缙绅阶级逃避赋税两者共同引起的，便派遣满洲启心郎前去查阅地方籍账，迫使地方权贵纳税。起初派至无锡县，后来就遍及了江南其他各县。《世祖实录》第一一七卷。?若以1682年为基数100，则1646年物价指数约为688，1647年则约为500。通货膨胀看来于1657—1661年间结束。1682年达到物价指数的基数100，1698年，物价指数仍仅为131。王业键：《清朝物价的长期趋势》，第348、363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关于棉花价格相应的暴涨，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124页。?1661年，一名御史上奏说：苏、松田地易主至频，簿书转眼间即过时。“有良田四布，坐享膏腴，而无一役之责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三十卷，第13页。?举例说，每位举人可免丁四人。1648年，这类特权又依每人官品职位有所扩展，一品免丁30，至最低品位亦可免二丁。此外，官僚还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例如一品可免赋30石。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125页。“这一极端的措施，其目的必然是为了结束自私地和破坏性地利用过分的特权的现象，这一现象加剧了明末社会的混乱。这一措施的推行起初虽然有困难，但对新政府的稳固与长治久安，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清政府对付缙绅阶级以往逃税避赋及其他不法行为的措施，何以如此严厉。”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0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皇帝还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地主隐匿其所占有的土地数额的手段。例如在中国北方，尤其在山东，用以登录皇室或亲王庄园土地的计量单位，与用以登录平民土地的有很大不同。前者以540步为一亩，而后者仅以240步为一亩。显然，其地产作为明王庄地产之一部分，以前一种方式登录于赋税簿上的地主，其所交纳的赋税，不到地产以平民田地登录者所交的1/5。从另一方面看，在南方有权势的地主或将田产从赋税册中涂掉，或作伪登录在他人名下，或诡称是湖滩河涂，不供报其所有的田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47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五十二卷，第2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由于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缙绅阶级的逃税行为，因而他也转移了对官吏腐化现象的注意力。1658年，御史彪古提议令各地正式上报成为惯例的收费与各种附加税，并使之合法化。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这将给人以朝廷宽恕腐化行为的印象。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4页。?后来，当南方士人恢复了他们在国家科举考试中的声望，并且有很多人入翰林院供职时（至1725年，翰林院再次完全垄断了对重要文官铨试的管理），旧士绅关系网的某些表现又出现了。但实际上这些关系网的影响已大为削弱。虽然像苏州吴县一类地区的文才卓越者也能够进入翰林院为官，但这些官员一般无法升迁到三品及三品以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学士。在清初，来自例如宛平顺天县一类地区的官员占了翰林院官员的大部分，出任大学士，大力提携同乡，在这种情况下，陈名夏的升迁的确是一个例外。1644至1795年间，尽管有49位吴县士大夫任职于翰林院，其中只有4位升至三品。出类拔萃的考试成绩并不能赢得高官。吕元驄：《翰林院》，第128—134页。?魏斐德：《自主的代价》。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致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明末方志“风俗”门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在清朝方志中遂不复见了。森正夫：《士大夫》，第52—53页。这一点在地方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得到了具体的反映，由县丞组织农夫承担水利工程的官督民办制，取代了由缙绅负责水利工程的办法。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23—130页；威尔：《中国水利》，第280页；滨岛敦俊：《明江南三角洲的水利组织》，第81页。?除去官府的政策不说，在明朝末年酿成了社会政治困境的城市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均平化”相反，随着清朝手工业的日益专业化，城市阶级之间的差异愈见明显。例如织工及纺织业中地位低下的工人，就被排斥于缙绅、商人等城市社会最高阶层之外，“士庶交往愈来愈少见了”。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10—311页。?例如在浙江，在黄宗羲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经会”。1667年，这些学者，包括万斯同和万斯大，还恢复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636页。?这一自称为盟弟以作为接近权贵的手段的习惯，随后也就改变了。因此他们不再称自己为盟弟，而是称同学。《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另一习惯称呼“同年”，指同时应试中举者。批评科举制度的人抨击这一互认同年的形式，因为它将同年关系置于家庭关系以及对老人的尊敬之上了。保罗·S·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9页。正如有几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清政府禁止了士人的盟社后，这些代替士人团社的组织是由大臣们所赞助的。个别恩主与一小群追随者的等级关系，改变了清初士人社会风气，显示出了比作为晚明时期特征的“文人”行为还要多的依附性与奴性。汤姆·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42页；斯持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48页；《徐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5页。关于对地方缙绅政治庇护的重要性，见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4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页。有人曾论证说：由于在总的赋役体系中有一单独的力役成份，国家就有兴趣限制地主的控制力，因为国家在争取佃客、农民服役方面，与地主有矛盾。但当明清转折时期力役以银钱折纳之后，土地就成了起征赋役最主要的依据。在涉及佃客时，国家就更倾向于支持地主。因此在明末清初，地主与国家的利益可能日趋融合。顾琳、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页。?顺治早已被他的爱妃佟氏的奢华葬礼搞得精疲力尽了。佟氏是多尔衮家族鄂硕之女，在四个月前去世，时年22岁。在她被火化时，顺治恢复了满族的一种风俗，令其30名侍女陪葬。这一风俗是汉人所憎恶的。邓恩：《一代伟人》，第352—353页。?1661年2月21日，户部福建清吏司上奏，报告了江南、浙江、江西赋税积欠的情况，指出它必将对足够的军费保证带来困难。六天后，鳌拜等辅臣做出了反应，下令吏、户两部将赋税积欠地区的官吏降职调离。3月16日，巡抚朱国治建议按京官考课程序来按察外官，朝廷加以批准。两周后，又下令对征集赋税不敷额数的官员实行惩罚。但到了4月7日，辅臣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地主与官吏之间在心照不宣地互相勾结，因此，仅仅在官僚队伍内部实施严厉的措施是不够的。“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也，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从此以后，所有的督抚都受命对逃避赋税者，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从重治罪”。《圣祖实录》第一卷，第15—17、23页；第二卷，第1、3—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圣祖实录》第三卷，第3页。详细汇报逮捕缙绅地主的奏报于1661年6月28日抵京。这场镇压是紧跟着对苏州地区沿海防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重新组织后进行的。清政府在苏州地区修建桥梁、道路、壁垒，建造船只，花费不少。有关敕令是1661年5月22日发出的。同上书第二卷，第21页。参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孟森：《心史丛刊》，第11—13页；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9—13页。根据一位御史的奏章所说，逃避赋税的手法有移居别县、包揽、假托功名、于邻县置立产业等等。《圣祖实录》第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三卷，第15—16页。江南缙绅阶级所受到的降低他们身份的对待，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至少降低了一个等级。?《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页。赋税的定额也合理化了，依土地立额，并为一个总数。见1661年8月24日奏疏，载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3—4页；参见李华：《清代前期赋税制度的改革》，第102—10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1页。?1662年1月12日，清廷下令编纂新赋税册。见《圣祖实录》第五卷，第13—14页。?米勒：《派系斗争》，第80—83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113页；埃尔文：《集镇与水路》，第455页。1661年，在诸如河南等省份开始推行旨在增加纳赋田地的较合理的土地开垦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那就是免去农民的力役负担，以鼓励他们向政府登录田产，这样，在避免地产争讼的借口下，替负责调发赋税的官员们纂集了一份财产登录簿。在整个北方，始于京畿，次及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甘肃、陕西，王庄田产被转为民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据兵部尚书车克1661年8月3日上奏，由于福建的战事，这一年的兵费首次超过570万贯。议政王大臣会议于是决定重新开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尽管清政府认识到征集这些赋税十分困难，皇帝还是批准了这一决定。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2、6—21页。1661年12月23日，又令江南赋税每亩增一分。于是督抚们再次纷纷上奏，诉说征发加派的困难，但增加征调的诏旨并未改变。同上书，第27、29—30页；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1663年，清政府试图在全国实行土地丈量，但被许多地方成功地抵制住了，那些地方干脆沿用满清征服以前的税额，认为土地籍记是一项开支浩大，而又庸人自扰的花费。1687年，《赋役全书》终于编成。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3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5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8页。至1663年，桐城一县的赋税收入再次达到明朝后期的水平。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8—69页。?约翰·罗伯特·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第378页。17世纪60年代早期，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

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9世纪40年代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鸦片战争的结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对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时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国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太平天国在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两百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利益。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各国当时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他们尽管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然而，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国际视野还是非常欠缺。当美国公使麦莲冲破重重关隘尝试着与太平天国建立某种联系时，竟然被太平天国不明就里地拒绝。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国公使麦莲收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罗苾芬、刘承芳复信，指责美国人写给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不合礼仪，不够礼貌，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宽容美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儿好感就被这样的无知吹得一干二净。稍后，麦莲给太平天国方面发去一封复信，强调来文皆尽非友谊之意，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与贵国的联系。以后如有必要，将按照中华与美国所定条约进行处理，凡属美国商民在中国所应得之利益、公益等事款，美国使领馆将按照协约进行处理。很显然，美国视太平天国为长江流域一个政治实体，愿意打交道，愿意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以保护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国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麦莲不得不放弃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的尝试。6月14日，麦莲给美国国务卿发去一份报告，以为太平天国差不多完全由一群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外交性质的交往差不多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麦莲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现在的危机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但是，这个扩大应该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利用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美国通过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与太平天国构建外交关系的企图。与美国的外交动向非常相似，英国公使包令也在这个时候委派专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观察长江流域动态，另一方面试图打开与太平天国联系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国专使麦华佗携带英国公使包令的儿子卢因·包令乘军舰抵达镇江，遭太平军炮击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麦华佗一行登岸拜会太平军官员要求道歉。太平军官员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并表达了歉意。麦华佗一行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西行，20日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麦华佗会见高级官员的要求被太平天国以上国姿态坦然拒绝。第二天（21日），麦华佗的舰长麦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会见了一位太平军下层军官。麦勒西请这位军官帮忙给东王送一封信。这封信列出三十个问题，并请杨秀清给予接见。温文尔雅的英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太平军将领的好感，这些将领并没有从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国人。两天后，太平军将领明白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愤怒复信太平军将领，抗议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并要求太平军对于他们的三十个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太平军对于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国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剧和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肯定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领导人在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统治方式，长时期实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厌，无法支持。太平天国金田发难后，按照军事方式编练军队，男女隔离分编男营、女营，有助于军队管理，有助于发挥战斗力，这都是对的。这一制度即便实行到定都南京后，也是应该的，没有大问题。但是，当定都后与清政府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用战争状态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继续实行男女隔离制度，肯定影响士气，影响民众的向心力。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长时期实行圣库制度，自金田起义到革命失败，这一制度都没有调整。圣库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有利于保障军队供应，吸引穷苦民众参加革命，对保障军队纪律等，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定都后，当统治成为常态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还用各种理由坚持圣库制度，坚持什么特色，这就严重违背了人性，不合时宜，是将理想当作现实了。特别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后，将圣库制度肆意扩大，将城市居民纳入圣库制度管理范畴，强制性要求“人无私财”，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这就不是一般的违反人性，而是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强加给人民，强加给社会。圣库制度、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斗到底，保卫家园，安居乐业。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更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后果。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吸取的教训。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机构加紧筹备或制作这方面的选题，有图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可以期待届时会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涌现。因为职业关系，我最近应邀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稿，或应邀参加一些相关选题的研讨会，深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觉得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我当然赞成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创作者在充分把握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比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苍穹之昴》，其实就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表达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以具体的日常生活去解读那个时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新建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辛亥革命的大片，当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框架前提下，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从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创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从戊戌六君子写起，有的作品从保路运动开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辛亥革命的发生必须从甲午战争说起，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证明先前三十年洋务运动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孙中山的觉醒，没有中国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应该写出孙中山等民主主义先行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写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气势和愈挫愈奋的勇气。当然，辛亥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最后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抗争，因此还必须描写和兼顾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中坚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宪党人和他们发起的立宪运动，有各地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人一南一北所统帅的新式军队，这些军队原本是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最后却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众自发或不自发的抗争，也是清朝统治根基瓦解的一个原因，也很值得描写歌颂。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创作者将之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当然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总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说南北和谈，不说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向北方的袁世凯移交权力，辛亥革命就会不那么完整。南北和谈并达成一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过这次和谈，不仅终结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国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这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的，其实这可是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不论是清廷宣布退位，还是孙中山宣布让权，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三代禅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影视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物刻画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个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肯定会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点有色彩。就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说，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间，附加在这段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浓厚，因此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可能并不是历史真实，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比如摄政王载沣。许多文学作品的描写者都将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不堪，这其实太单调太平面。载沣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监国，没有办法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载沣，绝不是选择他的无能、粗鲁和传统描写中所说的短视与自私。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载沣在过去一些文学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一个王朝的消逝不能没有原因，因此找到了这个倒霉的摄政王载沣。真实的载沣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向世界见过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宪运动并不敌视，如果不是他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至于与摄政王载沣一起担负起监国重任的还有隆裕皇太后，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对这个形象的理解上，也有着很深的误会和平面化的理解。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丰沛的政治资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响，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对中国作了怎样的贡献。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大概是一种概率比较高的可能。在清末民初历史舞台上，最有声有色的无疑首推袁世凯。只是由于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发生根本逆转，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无可取之处。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阴谋、狡诈，是曹操式的奸雄，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清末民初国际国内“非袁莫属”的共识和普遍呼声，无法理解孙中山何以心悦诚服地推戴袁世凯，并欣然移交权力。过去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现在真的应该重新考虑怎样重塑袁世凯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凯思想手腕中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具有相当的新思想，他既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灵魂，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们固守旧有观点看待袁世凯，清末民初的许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说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国际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更不要说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旧河山了。至于辛亥革命时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应该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写出个性，写出光彩，写出人性的光辉，也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脸谱，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样看待这些人物，不要为尊者讳，更不要亏待先人，延续他们之间的仇恨和对立

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在外使馆经费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学堂经费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内外警厅经费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步军统领衙门经费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五万圆第二款附属局厂经费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大总统府经费三十万圆第四款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及审计处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议院经费一百万圆第六款清室优待费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税务处及学堂经费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各税务衙门经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各旗俸饷俸米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保护清陵俸饷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禁卫军饷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拱卫军饷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武卫左军饷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第七款武卫前军饷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院厅监狱经费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学校局馆经费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场所经费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各所经费六万圆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育才费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附：特别用款印刷局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挪垫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价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件：整顿盐务》整顿盐务用款概算一收盐运盐基本金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盐厂三百万圆一整理场产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五百万圆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挺身为父报仇的侠女，她的名字叫施剑翘。此人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故事首先得从施剑翘的父亲——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猛将施从滨讲起。1926年，正值军阀混战的年头，施从滨和孙传芳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开战，施军兵败、被孙军追赶。施从滨开着铁甲车狂奔，要夺路过桥，但是，桥上挤满了自己手下的兵，逃命要紧，施从滨把心一横，开着铁甲车，径直从自己的战士身上辗了过去，当场撞死、撞飞许多人。有的士兵被铁甲车压断一条腿，大声哭喊，场面十分凄惨。尽管开着铁甲车狂奔，施从滨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在孙传芳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施从滨放下武器，投降了。被俘之后，施从滨的态度相当配合。尽管如此，孙传芳还是将俘虏施从滨杀死，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示众。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名叫施剑翘。父亲施从滨的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痛。施剑翘立志：杀死孙传芳，为父亲报仇。施剑翘原想依靠男人为父亲报仇。不久，有个男子跟她说：“我同情你！我为你的父亲报仇！”施剑翘很感动，立即嫁给了他，并生下儿女。然后，施剑翘不断催促丈夫为父亲报仇，可是，这位丈夫却在婚后食言了，再三推搪，就是不去。施剑翘也要求过自己的弟弟（施从滨的儿子）动手为父亲报仇，可是，弟弟也不愿意。无奈之下，施剑翘不得不决定：亲自动手。当时，施剑翘和杀父仇人孙传芳，同时都住在天津。冤家路窄。孙传芳居然有个女儿名叫孙家敏，和施剑翘的大儿子在天津法租界“培才幼儿园”是同班同学！施剑翘准备好手枪之后，找借口和孙家敏小朋友套近乎，初步摸清了孙传芳的部分生活规律。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靠近孙传芳的机会。有一次，施剑翘到天津“居士林”，给死去的父亲烧香倾诉，边烧边哭。一位老和尚看她可怜和她谈话。无意中，老和尚透露了惊人的情报：孙传芳下野之后，皈依佛门，竟然是本寺的常客，常来“居士林”烧香念佛！施剑翘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施剑翘到“居士林”守候多日，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等到了孙传芳的出现。施剑翘不动声色，趁孙传芳念佛的时候，朝他的后脑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身亡。枪声响起之际，“居士林”的信众们吓得满堂乱跑。施剑翘不慌不忙，当场散发印制好的传单。施剑翘在传单里坦言：“……小女子我是为父亲报仇……”随后，施剑翘抱着必死的决心，镇定自若地拨打警察局的电话，报案自首。很快，警察来了，将她带走。笔录之后，还见了记者。施剑翘属于自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为父亲报仇，开枪打死孙传芳并入狱之后，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政府大员都同情她，并为她到南京说情。全国舆论也为施剑翘说情。（注意：孙传芳下野之前，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军事敌人之一，故国民党人一般不同情孙传芳。）南京国民政府在考虑之后，动用了极少动用的特赦权，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就是民国侠女施剑翘的真实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问题，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确是很多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张作霖身边人的证言，于此整理一下，对于对张作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许有一点参考的价值。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有财以开赌场为生。有一天，张家的狗用嘴巴拉扯着张有财的老婆（张作霖的母亲）往外跑，一直跑到了树林里，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村子里传说张有财是被一姓王的赌徒给杀的。原因是那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场里输了钱，张有财说要人家的老婆抵债。人家当真了，急了，就动了杀心。关于张作霖父亲的这段资料，出自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中赵兴德（赵兴德是张学良的表兄）的回忆。张作霖小的时候，本来是个读书郎，如果能将书读下去，也许人生的路会不一样，可是，他天生并非读书的料。张作霖12岁时，家里没钱供他念书，经过托人说情，和私塾先生谈成了这个方案：张作霖给私塾先生做饭，作为报酬，张作霖就可免费上学。有一次，私塾先生批评小张作霖，不料老先生因此被张作霖给暴打了一顿。动手打了先生之后，张作霖知道这书再也念不成了，他对别人说：“人，干点儿啥都能混一口饭吃！这书，我不念了！”打了人还不算，次日，张作霖回到私塾，拦住各位同学，不准他们上学，肆意扰乱私塾的教学秩序。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就霸气外露，这人注定是当枭雄的料。关于张作霖求学、退学的这段史料，也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兴德的《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张作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辽宁海城一家名叫“杜家店”的旅馆里面打工，干的是伺候住客，帮住客牵饮牲口的工作。如同今天酒店里帮住客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英文职称为“Bellboy”。有一次，张作霖欠下赌债，生了邪念，他偷了一个住客的一头驴，卖掉了，不久，张作霖被人告发，“杜家店”的老板立即找来打手，将张作霖暴打至晕厥，然后将张作霖扔到苇塘当中。张作霖侥幸不死，醒来之后，决定落草、投匪，于是，他投奔了当时的著名胡匪（土匪）杜立山。张作霖投奔土匪杜立山之后，不久就在清政府的一次剿匪行动中，被官府抓到了。那时的张作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小，又没有人来指认他有血案啥的，结果当官的仅仅把张作霖打了一顿板子，就放他走了。张作霖被放走之后，不思悔改，继续拉帮结匪，后来又和张景惠匪帮结合，逐渐壮大。关于张作霖从社会底层青年落草为匪的这段史料，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庸声的《张作霖的起家》一文。再后来，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沙俄以此为理由，侵占了东北全境，给张作霖提供了真正成气候的机遇。那时，东北全境被俄军侵占之后，清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关门打烊了。东北大地出现了无政府的“治安真空”状态。张作霖作为土匪，这时找到了一笔更大的，而且是比较“正当”的业务，那就是：收取各个村子的保护费，保护各个村子免受土匪侵扰。换言之，张作霖瞅准了机遇，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保安”，而且还是一家“大型保安公司”的“老总”。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作霖这股武装力量被清政府招安，他本人就此成为了清军的一个地方将领。关于张作霖从土匪改行当保安，再被清政府招安的这段历史，诸位可参考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出自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赘述。第三章深挖内幕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良渚文化玉琮牟永抗：这种琮式瓶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下来，清初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雍正时期还做这种蓝色瓷的。王鲁湘：那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不是一直把这个东西当作三代以后的？牟永抗：玉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玉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没有金属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礼记》上面提到过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带发现的玉器只是周、汉之遗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阳发掘到玉，中国玉的历史才提前到殷。能够把玉器从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此后一段时间，人们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尽管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认啊。到了20世纪，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都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牟永抗：大概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学界对良渚尽管还是很重视，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当时学界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影响下，认为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良渚地区还在蒙昧时代。王鲁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龙山文化看成是一体的。牟永抗：当时学界认为它比龙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龙山文化向南传播，跟当地的硬纹陶相结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馆成立的序言，这个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于吴王寿梦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浙江、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器物，在特点及组合形式上，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先前对于良渚文化的认定，是否出现了差错；先前的中原中心论，是否也出现了差错呢？牟永抗：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编写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就在这些器物上探索，觉得这里发现的黑陶跟原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前辈夏鼐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对于江南这一块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可以单独命名，他把这个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这四个字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以前，中华大地上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统的局面，所以在这里面忽然又出现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圈足罐王鲁湘：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考古学类型，在学术界已经被提出来了。牟永抗：到了七十年代碳14技术被引进以后，良渚文化的年代才被比较准确地肯定下来。钱山漾15下层的测定年代距今4700多年，而邱城下面的红陶层则距今6700多年。王鲁湘：良渚的时代成倍地往前提前了。牟永抗：是啊，这样整个学术界对良渚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1977年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学会议上，我们提交了一篇论文，把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定为三个阶段，叫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种划分被苏秉琦16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加以概括，成为我们中华大地上六个文化区块里边的重要一支。王鲁湘：这六个区块都有哪些？牟永抗：第一个是以晋陕豫边界地区为中心的地区；第二个是山东及其邻省一部分地区；第三个是湖北及其邻近地区；第四个是长江下游地区；第五个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第六个是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关长江下游地区，苏先生的表述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王鲁湘：这种区分我们把它叫做“满天星斗”，“满天星斗”学说对于“中原一元论”学说来讲，的确起到了挑战的作用。牟永抗：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苏先生区系类型说的影响下，我们江苏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围绕这个中心共同奋斗，才创立了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的考古学文化。打破了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中心论的良渚文化，注定要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在1974年，中国玉器出现的上限也被它用强有力的事实打破了。牟永抗：1973年5月，以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为主体的考古队在苏州草鞋山的发掘取得了突破——这个地区经常见到的玉器竟然是良渚文化的产物。玉器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墓葬里边（198号墓里），跟陶器共存。这第一个发现还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也没有被公布。到了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的张陵山4号墓又见到了这个东西。张陵山4号墓并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当时农民在这里挖到玉器，江苏省的同行去那里调查，发现玉器的人告诉他们挖到玉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再次进行发掘，结果发现有陶器。这就验证了1973年草鞋山的那个发现。这些发掘结果在1977年的会议上一公布，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二、反山发掘1977年10月，南京召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江苏同行公布的考古成果引来了众多关注，良渚文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对于牟永抗来说，同行取得的成果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惋惜。因为早在1963年，他就在一次发掘中发现过良渚玉器，只是由于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疑惑中的他选择了沉默。而到了此时，传统观念的枷锁已经被事实打破，一片广阔的前景摆在了他的面前：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良渚地区也一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古代遗存。终于，在1986年，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王鲁湘：著名的反山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迄今为止最精美、级别最高的玉器，那么当时这个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牟永抗：1971年，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路过这里，不经意地发现这里的土壁上有红烧土屑，这肯定是人为烧过的。遗址上面有处人家，我们就在他家吃饭。老乡在烧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地方为什么有红烧土屑，老乡说是因为1958年炼钢。后来他又说，1958年炼钢是在公路边上，这里没有炼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里面有红烧土屑？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反山了。到了198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浙江省考古队踌躇满志，在良渚地区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搜索和探挖，早就引起考古队注意的反山，终于开始了正式发掘。牟永抗：良渚遗址的最早发现地是在杭州地区，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掘比如寺墩的发掘是在江苏，福泉山的发掘是在上海。因此在反山发掘的前一年，我们决定在这个地区找几个土堆好好挖一挖，结果挖一个地方空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重要发现。最后就剩下这个反山了，这是当年发掘反山的一个动机。当时有个工厂的围墙要穿过这个遗址，我们就以抢救性发掘为借口对反山进行挖掘。可是开始挖掘以后，一号是汉墓，二号是汉墓，一直挖了十一个汉墓。王鲁湘：那不是越挖心里越凉了吗？牟永抗：不过就在挖第十二号墓的时候，有队员挖出来一块土，土的反面有两个小玉粒，还有一片漆器，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墓了。考古队员陈越南在继续挖的时候碰到了玉琮的转角，这就可以证明挖到的是个玉琮了。这时已经挖了一公尺深，另一个队员王明达马上跳了下去，同时喊道：“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反山发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们把整批人员都调到这里，当时发掘的时候，下面的东西很多。反山墓地玉琮王鲁湘：好像没有落地的地方，只能趴在上面。牟永抗：这还不行，得想个什么办法。于是我们就在坑的四个角，打四个茅竹桩，挂绳子下去，再放上板吊着。王鲁湘：人就趴在上边，像吊床一样。刘斌17：对，边清理边往后退。整个墓的清理大概花了四天时间，我们就整天呆在里边，几乎是动都不动的。三、瑶山发掘1986年反山良渚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让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同时也使当地的民间传世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王鲁湘：瑶山这个地方发掘的时候是哪一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哪个遗址呢？牟永抗：1987年5月5号我们正式到现场进行了发掘。早在这之前，即1986年我们在反山发掘出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当地的人知道这种玉器非常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利用五一放假的时间煽动群众到这上面来盗墓。王鲁湘：他们先下手了，有人报告给你们吗？牟永抗：我们放假休息，没人值班。我们三号才上班，四号赶到遗址区。而当我们上来的时候，有些农民还在盗。王鲁湘：有没有被他们挖走东西？牟永抗：当然挖走东西了，挖得千疮百孔。但是我们和警察来了以后，乡长到现场做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就交回来六个玉琮。刘斌：当时判了13个人，根据收缴文物的多少量刑，最重的一个人好像判了12年。王鲁湘：判得还挺重的。刘斌：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不正之风就被压住了，所以这个打击还是很重要的。王鲁湘：瑶山从沙盘看是一个小土包，这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积形成的？牟永抗：整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它的下面是石灰岩，瑶山遗址就建在山上。不过遗址的形态不是山上的原始形态，是人为地在山顶上制造了一个平面。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山顶在1958年是一个林场，林场种的都是桃树。当时的种植规格是每种一棵桃树，要挖一米深、一米见方的坑。我们发掘时，当年桃园那些坑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顶面并不是当年的顶面，当年顶面比现在还要高。像3号墓就明显很浅，按照现在的深度，棺材放下去就要露出来，所以它少了至少一公尺以上。王鲁湘：也就是说山顶有一米多地表层消失了，于是良渚文化的很多信息也随之失去了。瑶山祭坛遗址牟永抗：瑶山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祭坛。它的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在近中部的位置挖出了一条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左右的回字形沟槽，沟槽宽约1.7-2.1米，深约0.65-0.85米，沟槽中用山下纯净的灰色黏土填满，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平面上形成了内外不同的三重色土。王鲁湘：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人选择这个地方做祭坛还是很有道理的。按风水讲，那条山是来龙，前面的苕溪等于是去脉，前面有几个小山包是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穴。中国人选择葬地的这种风水观，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牟永抗：所以葬礼是构成当时礼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鲁湘：您是最早参与发掘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者之一，而且主持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集您这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您认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对它内涵的认识，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性意义？牟永抗：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泡在野外，以收集东西为主，把四面八方的材料填充到脑子里。十年动乱以后，我恰好得了脊髓炎，下肢瘫痪，不会走路了，于是脑子开始想一些问题，觉得原来的方法不对，太偏重于物质层面。考古学发现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这都是物的表现，可是我们要复原的是人类社会。我开始感觉到，物质层面背后的观念形态应该值得重视，所以在上个世纪末以前，我以“玉器时代”为主题来概括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把玉器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很深的爱玉情节，也是因为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四、良渚美玉1986年，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精美玉器1200多件。第二年，瑶山祭坛遗址又出土玉器700余件。两次发现的玉器，不仅总数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品种、纹饰也多有新的发现，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于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4000多年以前，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石器时代，如此众多硬度极高的玉器，是被什么人用什么工具雕刻、打磨而成的呢？王鲁湘：良渚玉器特别是反山和瑶山这些高级玉器的出现，的确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四、五千年以前的人怎么能造出这样精美的东西？牟永抗：玉器的硬度非常高，当时在没有高速度、高压力机械的条件下，古人凭借什么才能做到这么精美？只能凭两方面：一是毅力，一是全身心的投入。这是通过十个手指、完全手工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估计，如果把一块五公分到十公分这么大面积的玉料一分为二，单是一个人用纱、用绳把它切割的话，要一年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徒手阴线刻，在三公分到两公分的方寸之内，把神人兽面的头像整个包含进去，现在即使戴了老花眼镜或放大镜看都很难做到的。王鲁湘：这相当于四千多年以前的微雕了。牟永抗：所以对那时的人来说，这种材料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比它物质层面的价值更大。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在文明进化的模式上有个玉器时代，玉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记。比如这两件标本，就非常有意思。王鲁湘：好像是半个琮。牟永抗：对，这是个片切割的标本。它是带弧形的，两头深，中间鼓起来的槽沟正是一个片锯来回往返切割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遇到的标本。王鲁湘：这另外一件是钻孔标本。它好像是从两头钻的，因为没有对得十分地准，所以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台阶，在圆壁上留下了很多的旋纹。良渚文化玉琮钻孔标本牟永抗：是的，钻孔也是当时良渚制玉工具的一个重要标本。为什么在中间留个台，而且两边的深度大体差不多？在加工的时候是钻头旋转，还是两边仅仅加压，钻头不转，加工对象转？王鲁湘：就是工具两头夹着一个钻管，不断地往里头加砂加水，然后两边施压，但是转动的是这个琮本身，所以才能够同时在正中间相接。牟永抗：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制造生产用的石器的话，啪啦一下把一个石头打开就可以了，但如果把这条缝锯下来，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很多劳动量。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人类对这两类原料的估价不一样。王鲁湘：人们在玉石上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比较多，在那些普通石头上花的比较少。牟永抗：因为人们通过石制工具所获取的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通过这些

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抵抗了，容他今天和手下人准备一下，明天开城投降。当时叛军闻听消息后大喜，遂鸣金收兵等待受降，而李抱玉却乘机修补城池，然后派小队人马从城墙之上用绳子系到城外，悄悄绕到叛军身后，准备做奇兵偷袭叛军。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李抱玉立即向叛军下战书，决定誓死不降，挑衅叛军：有种的就继续攻城。叛军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李抱玉的一封挑战书，大怒之下再次攻城。但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攻城上，却忽略了身后还有李抱玉的一支奇兵，最终在前后夹击之下，攻打南城的叛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南城之围暂时缓解。在南城激烈鏖战的时候，身在中城的李光弼事实上面临着比李抱玉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城一旦失守，也就意味着整个河阳城失陷。为了有效地抵御叛军，他在叛军还没到达之前，指挥将士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沟，在刚刚挖好的转天，叛军在大将周挚率领下，到达中城之外十里处安营扎寨。李光弼明白如果仅仅是打一场城池保卫战，那么尽管等叛军前来攻城，自己在城墙之上指挥士兵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可以了。但此时叛军势盛，而且自己又缺少守城的器械，所以思虑再三，他决定开城迎战，地点就选在中城外围的低垣之内，李光弼的意图是尽量在城外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不使其靠近中城。当时李光弼派部将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中城外的低垣内准备好，伺机向叛军发起冲锋，而他自己则在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进而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周挚凭借兵多将广，带领叛军一直推进到城下，并同时用战车载着攻城的器具相随，不时督促士兵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各填了八条道路准备通过。叛军行进得十分顺利，这让中城内的李光弼大为恼火，他派哨兵去质问荔非元礼为什么对行进前来的叛军熟视无睹，没想到哨兵带回来的消息却是荔非元礼的反问，他的问题是李将军究竟是想主动出击，还是想据城坚守？“废话！当然是想主动出击了！”听完哨兵带回来荔非元礼的回话后，他更加急躁起来，但当他再派哨兵前去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城下荔非元礼的排兵布阵，却令李光弼心生钦佩之意。当叛军填好壕沟准备通过时，荔非元礼立即率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唐军从低垣内冲出，迅速向叛军发起了冲击。由于叛军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脚下的壕沟之上，所以对唐军的冲锋准备不足，一时间阵形大乱，纷纷向后撤退，李抱玉带领唐军一鼓作气打退叛军，使其攻势土崩瓦解。唐军在城外获胜让李光弼大为欣喜，但也让叛军主将周挚有些心里发虚，先前攻占南城未果已经使叛军锐气受挫，现在进攻中城又遇阻，这不仅让他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这种情绪让周挚做出的决定就是由进攻中城改为进攻北城。于是在周挚的率领下，叛军开始向北城方向移动。叛军的动向被中城之内的李光弼全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根据叛军的动向也同时移兵到北城，在那里继续抵御叛军的进攻。和先前进攻南城和中城相比，周挚由于信心不足，这次进攻北城组织得并不是很给力，几次进攻由于阵容不整，号令不一，所以被唐军接连打退，但李光弼对这种消耗战显然并不满意。坦白地讲，叛军由于在南城和北城消耗了不少兵力，所以现在进攻北城已经是强弩之末，在我看来这也是周挚为什么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可是史思明已经下了死命令，捉不到李光弼绝不能撤兵，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而这一切事实上李光弼全都心中有数。几次进攻被唐军打退后，周挚开始偃旗息鼓，他需要让连日劳累的士兵休整。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被李光弼捕捉到战机，从而一举奠定河阳之战的胜利基础。在叛军停止进攻的时候，李光弼通过观察发现叛军在城外的列阵营地，有几处十分坚固，分别是大营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两个角，那么叛军立刻就会土崩瓦解。于是，李光弼下令让部将郝廷玉率领精兵三百人突袭叛军阵营西北角，部将论惟贞率领精兵二百人突袭叛军阵营东南角。“你们必须要看我的令旗作战，如果我的令旗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突然急速往上挥动三下，你们就要奋力向前，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有后退者，必斩！”在两位部将即将出战时，李光弼部向他们部署方略，然后他整装向西面向京城长安的方向跪倒，真挚地说道：“臣身为国家的三公，绝不能死于叛军之手，能否打退叛军全在此一举，万一战事不利，臣自刎于此！”言罢，他伏地叩拜三次，然后站起身来命令打开城门，让郝廷玉和论惟贞带着人马杀出城去。至此，河阳之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郝廷玉和论惟贞率领精兵从中城冲出去的一瞬间，李光弼在城头上将令旗高高地举起，只见他急速向上挥动了三下，城下的两位部将立即率领精兵向叛军的营地发起冲击。唐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人人奋勇争先，不避矢石地冲锋陷阵，尤其是郝廷玉和论惟贞两位主将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营，士兵看到主将一马当先闯入敌营，更是士气大振，备受鼓舞，无不前仆后继，以一当十。周挚万万不会想到李光弼会冒险出城进攻，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唐军已经逼近本方大营不过五百米，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从容组织抵抗，所以他临时带上守卫自己帐幕的几十名亲兵，即刻上马出营应战。由于周挚匆忙应战，致使他刚刚出营就遇到了让他棘手的一幕，唐军在冲到本方阵营后，立即兵分两路，分别向大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而去，这让周挚一时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他愣神儿的工夫，郝廷玉和论惟贞已经分别对叛军阵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这两处最坚固的地方，发起了闪电般的突袭。霎时间，呐喊声和兵刃相撞声震天动地，周挚由于没能及时做出决策，致使本方阵营两处最坚固的地方，被唐军一通冲击，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要乱跑，听我的号令，违令者斩！”周挚在乱军之中，想努力控制局势，但无奈人心已乱，任凭他怎样高声呼喊，也无济于事。仓皇之中周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脱离本方大营，前往南城外与准备攻打南城的史思明会和。当史思明得知周挚在中城的惨败后，遂无心恋战引兵退去。至此，河阳之战宣告结束，此役唐军斩首叛军千余人，俘虏五百人，生擒叛军大将徐横玉、李秦授，并缴获战马两千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大胜。李光弼在河阳中城之上看到叛军退去，不禁长抒一口气。但他知道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史思明虽然引兵退去，但依然对洛阳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扩大河阳之战的战果，李光弼于上元年（761年）二月，率军主动进攻河阳北部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闻讯后遂匆忙领兵前去援救，但半路中了李光弼的埋伏，被打得惨败，只得领兵撤回洛阳。从整个战局来看，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胜利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唐军与叛军的力量对比。史思明也只是解除了对河阳的包围，唐军却依然没有光复洛阳。换句话说，双方只是暂时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事实上，河阳之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李光弼坚守住河阳城一年半后，史思明再一次卷土重来，进而由河阳之战引发的邙山之战即将开打。邙山失利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使整个中原战局有明显的改观，唐军主帅李光弼仍以固守河阳、相机行事为主要战略方针。而史思明在河阳吃了败仗后，则退守洛阳，休整人马，同时又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进一步威逼长安，所以史思明没有就此撤出河南辖境，决定继续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对峙下去。不过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双方的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曾经有人上疏李亨，说现在天下未定，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让军事才能极佳的郭子仪赋闲在家。李亨看完奏疏后采纳了相关意见，遂下诏起用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统领禁军与诸道藩汉人马共计七万人，准备从朔方出兵直捣范阳，然后再南下进兵河北，意图在河南与李光弼前后夹击史思明。如果这个计划成行，那无疑会加速平叛的进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李亨刚刚起草完诏书后，宦官鱼朝恩前来阻挠，李亨只得作罢。所以，对于李光弼而言，还要平叛重担一人担。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史思明看到李光弼坚守河阳长达一年多不出战，知道这样耗下去于己不利，遂想引诱李光弼出城决战。但无论史思明怎样挑衅，李光弼就是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史思明见没有效果后，于是心生一计，他派人前往长安散布流言，说自己的人马都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现在长期背井离乡在外作战，全都厌战思归，所以目前人心不一，貌合神离。史思明释放的这种烟雾弹，是想激起唐廷高层那些目光短浅、只热衷官场斗争的人的猜忌之心，因为李光弼坚守河阳一年多之久，而叛军目前不利的状况，李光弼为什么不出战呢？那一定是想以战养战！事实证明，史思明的策略十分有效，他的流言恰恰在宦官那里找到了市场。当鱼朝恩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上报李亨说自己已经掌握叛军的内部状况，认为李光弼是故意不出战，为了尽早结束战事，皇帝陛下应该立即下诏催促李光弼尽快出战。李亨虽然对李光弼十分信任，但一年多来河南战局依然是对峙局面，也让他内心稍有不悦，所以借助鱼朝恩的这种舆论攻势，李亨趁机下诏催促李光弼全力进攻洛阳。最初李光弼在接到诏书后，给出的答复是：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皇帝陛下一连下了六道催促出战的诏书，尤其是第六封诏书上赫然写着“贻误战机必问罪”的字样，无奈之下，李光弼只得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硬着头皮领兵出城向洛阳进发。二月二十三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摆开阵势，准备与史思明叛军进行决战。一百多年前李世民曾经在这里和王世充展开过一场大战，结果唐军取得胜利。今天当李光弼站在邙山脚下遥望洛阳城时，他的心中不禁有些犹疑，前方旌旗招展，他只能默默地祈祷自己能有太宗皇帝当年的好运气。李光弼首先命令人马占据险要地势，依山扎营布阵。但部将仆固怀恩却执意要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闻讯后立即派人阻止他，并讲明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等于彻底将自己的劣势暴露给了叛军，以史思明的精明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很长时间以来仆固怀恩对于李光弼心中并不是那么服气，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官职是朔方节度使，而起初朔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郭子仪，应该说他算是郭子仪的嫡系，可是现在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这让仆固怀恩心中很不爽。最关键的是，仆固怀恩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和朝廷内的宦官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鱼朝恩在向李亨进李光弼的谗言时，仆固怀恩为了报复李光弼，极力附和鱼朝恩。这也是李亨下定决心让李光弼必须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仆固怀恩准备列阵平原的做法，李光弼坚决持反对意见，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就请赶快改变你的做法”这样的狠话。李光弼素以治军严厉著称，这一点他和郭子仪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仆固怀恩却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所以结果就是四个字——拒不执行！由于当时诸镇节度使已经是拥兵自重，李光弼这个统帅也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指挥权，一旦有不听指挥的，李光弼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仆固怀恩的固执让李光弼很不能接受，为此他派人多次找仆固怀恩进行交涉，却依然未果，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日，没有丝毫进展。但就是这半日的工夫，却让精明的史思明捕捉到了战机。李光弼初到邙山之时，史思明便已经派人严密监视唐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因为列阵的问题产生争执，从而导致唐军阵形准备不足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唐军发动了突袭。而尚未做好准备的唐军由于仓促应战，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本来应该是李光弼熟悉的战法，但因为内讧的原因，却让史思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光弼这次本来就是硬着头皮从河阳出来，现在又遇到突袭溃不成军，所以他并没有像先前在河阳时那么信心坚定，立刻带领人马渡过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李抱玉在河阳自知孤城难守，也主动放弃河阳，奔至闻喜和李光弼会合。仅仅两天的时间，唐军接连遭遇邙山失利和被迫放弃河阳，甚至被迫放弃河南战场，这让史思明的叛军再一次恢复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而且京城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暴露在叛军眼前。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在取得邙山之战胜利后，即想乘胜西入潼关再占长安，他计划让儿子史朝义作为先锋军从北道进攻陕郡，自己则继续率领大军向西进军，两路人马在潼关之外会和，然后合力攻打潼关。然而就在潼关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史思明的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内讧，而这一次史思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最终也落得个被儿子弑杀的结局。从本性来讲，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是个生性残忍好杀的人，部下稍不如意会遭到他毒打，甚至被诛杀全族也是常事。这让他的部下人人惶恐不安。但其子史朝义却和他父亲完全相反，为人谦恭、爱惜将士，跟随其父南征北战多年，也颇有战功，所以颇得将士们的爱戴，将士多归心于他。按说史朝义这么优秀，应该是很受史思明宠爱的，但史思明却偏爱小儿子史朝清，从范阳出征之前，史思明也是怕这个心爱的儿子有所闪失，所以让其镇守范阳，而带着史朝义上路。问题的关键是，史思明不仅偏爱史朝清，而且想立史朝清为太子。但史朝义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始终是个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是困扰他，残忍嗜杀的史思明有时候甚至想用杀掉史朝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战事吃紧，而且找不到相关借口，所以并没有轻举妄动。但就在邙山之战后，史朝义作为先锋军向西进兵的时候，史思明终于找到了借口。三月九日，史朝义率兵进至礓子岭（今陕西陕州东），遭到唐将卫伯玉的阻击而吃了败仗，在损兵折将后史朝义被迫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史思明得到消息后大骂史朝义懦弱无能，难成大事，扬言要按军法处置史朝义。当然史思明这么做是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在他看来打了败仗不是件大事，关键是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可以顺势除掉史朝义的机会。但史思明并不想自己的心迹被外人探查到，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故意而为之，所以他便打了个幌子下令让史朝义修筑粮库，限期一天完工。谁都看得出来这明显是在刁难史朝义，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史朝义真的是一天完工，不过只差外部抹泥。“攻克陕州，终斩此贼！”当史思明检查完粮库工程后，依然鸡蛋挑骨头般地奚落史朝义，并在离开时悄悄对身边的随从说出上边那八个字。史思明没有想到，这是他覆灭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行将就木”。史思明说这八个字的时候，虽然史朝义没有听到，但却很快传到了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的耳朵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史朝义丢了性命，那么自己也将难逃一死。所以，两个人决定劝说史朝义，在如此危急时刻发起绝地反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两位部将明白疏不间亲的道理，所以在见到史朝义的时候，他们并没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而是试探着看看史朝义是个什么态度。“怀王（史朝义）您现在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吗？”“哦？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今早圣上（史思明）和侍卫说等到攻克陕州，就会做不利于怀王的事情，您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吗？”史朝义惊恐地问道。骆悦和蔡文景并没有直接回答史朝义，而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道：“看来我们和您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自古以来从没中断过废立之事，末将建议怀王召曹将军前来商议。”曹将军是史思明的贴身护卫，无论史思明走到哪里

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乡土、自然，越是民间的才越是高档的！他爱上了这一簇青翠，当场对蔡京表示，这种东西爱卿尽管多多地收集，朕爱它们。由此，他定下了基调，在新建的延福宫群里，一切以自然为主。于是，在这片相当于整个大内面积的宫殿群里，千奇百怪的植物从国内四方源源不断地涌来，达到“寒松怪石，奇花异木，斗奇而争妍”的程度；动物集飞禽、走兽、水族于一园，建有“龟亭、鹤庄、鹿砦、孔雀栏、鳞池”等区段。光是这样，赵佶仍然不满意，还是太皇家太主流了，蔡卿家，你再想想。蔡京又想了想，说陛下今天先逛到这儿，您先回去歇歇玩别的，过两天再来。几天之后再来，赵佶如愿以偿，他当时看见眼前景物的样子，和传说中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时一样。彻底看傻了，啥也不懂，但就是爱看。他眼前的是一片错落有致、高矮相间、竹篱茅舍式的房子，样式新颖极了，每隔一片还有几家挂着青色帐帘的乡村野店。这不是北方气象，这是传说中江南的小村庄……正是小黄杨树带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赵佶在这一方新奇天地里满意了，觉得皇帝当成这样很成功。既没花什么钱，还彰显了独特的品位。截止到这一步，赵佶成功地享受到了物质生活（宫殿园林）、艺术生活（自然风光），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毕竟生活要继续，享受要创新，以赵佶的天赋，他是停不下脚步的。很快，一个烦恼找上了他，说来该烦恼几乎是人类共有的，谁也逃不掉，谁也控制不了。但是赵佶居然成功地解决了它，并由此缔造了一个不朽的传奇。赵佶的儿子问题。他是皇上了，每天的工作除了上朝办公之外，回到后宫也得加班加点，太子、皇子都得多储备一些。毕竟太多的前车之鉴在提醒他，像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哲宗皇帝，都在儿子问题上栽了大跟头，影响了国计民生。轮到赵佶，问题依然存在，就仿佛赵光义的子孙被诅咒了一样，生儿子就是费劲。危机中好运降临，准确地说是活神仙降临，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在开封内外转了一圈，对赵佶说，只要把京城东北角的土地垫高，皇子就会成批降生。会吗？赵佶将信将疑，但又不用他亲手挖土，宁可信其有，试试嘛。事情就是这么灵异，自从东北角的地势变高之后，后宫的嫔妃们突然间集体怀孕，真的生出来一连串的男孩儿！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谁都要低头。赵佶服了，从此他有了信仰，更想起了传统。真宗陛下，俺的祖太爷，您当初信奉道教真是有道理啊。为了表示对道教的感谢，也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变得更多，赵佶下令把已经垫高的京城东北角加倍升高，让它变成一座山，再加长，变成一片山脉。由现任皇帝为继任皇嗣所修，故命名为万岁山；由于它地处东北角，以先天八卦方位推算，是“艮”位，又名艮岳。艮岳是宋朝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是集全国疆域之内土木、山水、禽鸟、走兽、珠玉、幻术为一体的大成作品，是以最高行政力量动员全国的当时最重大的一项全民运动。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瑰宝。它分三个步骤建成。第一步，在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破土动工。开始是粗活，也就是堆土成山，由行政官员户部侍郎孟揆负责。工程现场设在上清宝箓宫之东，山形走势参照杭州凤凰山，达到了广袤十余里，山高九十步的程度。之后权力上交，第二步由后宫的一位大太监负责。这位太监的地位是超然的，他是赵佶时代的皇宫里独一无二的存在。好有一比，前面的延福宫群够炫人耳目非同凡响了吧，能主持修建事务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蔡京抢不到，以童贯之强，也得和四位同事分享。而艮岳工程之大，居然只由这人一人负责，他的地位如何还用说吗？该太监姓梁，名师成。悄悄地说，这名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很让人无语。每次看到这名字都让我想起民国时的大圣人梁启超给自己才华横溢的二公子起的名字。梁圣人不知内情？根本不可能，他本人写过《王荆公传》，纵论王安石政绩，是宋史的宗师级人物；还是他不爱自己的儿子？更奇怪了，梁二公子风度翩翩，学业大成，是新中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建筑学大师，连娶的老婆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才女林徽因。到底是为什么呢？奇哉怪也。这样的问号还有很多，比如近年来有超多的父母给自己的爱女起小名或者大名时，都叫圆圆。真是该死，他们难道不知道历史上叫圆圆的女孩儿，如陈圆圆、李圆圆，都是什么行业里的标兵吗？奇哉怪也。就算不看历史，至少看过《鹿鼎记》吧。第六章隐相大人回到宋朝，这名字在当时也让人头疼，几乎让整个宋朝文坛为之暴怒。梁大太监居然声称自己是大文豪苏轼的私生子。这简直就是亵渎圣像嘛，苏轼在人们的心中是完人。他不仅文才高、会生活、有爱心、能坚持，还是位用情专一的好男人。比如他为第一任妻子写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知把多少代的女士们都感动得号啕痛哭，恨自己没生在宋朝嫁给苏轼外加早死，好让自己当这首词的主角；比如他转身和第一任老婆的妹妹结婚，乌台诗案时该老婆一时发怒，把他的全部诗稿、墨迹全烧了，他也一笑置之。多大的胸怀啊。再比如晚年和宠妾朝云生活，朝云陪他远贬南疆，病死异乡……嗯，这是朝云对苏轼好，没什么可以证明苏轼伟大的。可他就是好，写出好诗好词的就是好人！所以，梁师成成了当时文化界的公敌，但是谁也不敢乱讲什么。一来因为他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大到蔡京得赔着笑脸去奉承，童贯得自觉地当小辈做鹌鹑样，皇宫内外最难惹的人在他面前都是美羊羊，谁还敢怎么样呢？二来他对苏家的人实在亲切。比如当初毁禁苏轼文章著作风头最劲时，没人敢说句公道话。梁师成站了出来，公然跪在赵佶面前喊冤：“先臣何罪？”先臣，是儿子对父亲的尊称，他以儿子的身份，在公开场合这样讲。由于他的努力，对苏轼的禁条松动了一些，苏轼的文章、墨宝开始露面了。苏轼死后，苏家的生活很艰难，他的儿子苏过在京城时，梁师成吩咐宫廷内库的官员，苏学士支钱在一万贯以下任其意，不必上报。亲兄弟之间也做不到这点吧。梁师成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他肯定是凶残的，因为他是那个时代里首屈一指当仁不让的第一太监，威慑天下，翻手云雨。可是他又有着足够的人情味，做出让正派人士心有戚戚焉的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他的权力之路说起，他的能力、职位同时包含着正邪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宋朝的太监到了梁师成这一辈，有必要追述一下他们的升级之路了。最开始时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皇宫里的清洁人员，并且数量很少，大约维持在五十人。在赵匡胤的严格管理之下，他们的日子是非常灰暗的，唐朝老前辈们的辉煌根本无法想象。赵光义时期突然井喷，十全大太监王继恩横空出世，出京能带兵，杀进四川搞得血流成河；回京能政变，赵光义死时差点自己立出个皇帝来，只是太倒霉，遇上了衰神吕胖子，才功亏一篑。之后好运来临，真宗赵恒身体垮了，被老婆刘娥钻了空子，得到最高权力，连带着太监们也水涨船高，就算刘娥管得严，他们的形象也高大了起来。到仁宗时，已经有个别的杰出人物如张茂则，能让仁宗头疼，在发病时披头散发地跑出皇宫向百官求救，说太监要害他。英、神两朝太监们的势力稳步增长，武将方面，李宪在西北军中地位超然；文事方面，一代名相王安石都在皇宫门口被太监们搞得灰头土脸，可以说非常威武了。但仍然在可控制范围内，真正失去控制是在高滔滔时期。这是宋朝史上第二位女性领袖了，皇权有时就像贞节，第一次被欺侮时，同情者很多、支援者很多，到第二次、第三次时，不管当事人怎样，旁观者都变得乏味、麻木了。第二次高滔滔，第三次向太后，这期间，大臣们敢在朝堂之上把后背和屁股对向皇帝，报告工作时只讲给皇太后听，根本不理会皇帝的脸色。这是什么样的局面啊，连带着太监们也无法无天。出现了陈衍等人，敢于在高滔滔病重未死，宋哲宗没能亲政的缝隙中篡改圣旨，当幕后黑手。太监做到这一步，已经隐约地有了晚唐时期太监群落的影子了。陈衍昙花一现，死得很惨，却给后辈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太监就要这样当，在宋朝做太监，并不是只有领兵打仗砍得一身血这一条路。梁师成就是这条路上走得最风光的人。走这条路需要一个特殊的头脑，要知道太监始终是皇帝的寄生物，想在皇帝健在甚至健康中就暗中操控全局，做庞大帝国的幕后黑手，这是个多么大的命题啊！要解开它，连晚唐能随意操纵唐朝皇帝生死替换的太监群落都做不到。那些太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太监的权势，只是守成。要第一代开创局面的太监，才能解开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梁师成就是第一代。他想在火中取栗，首先要做的是分析。要分析出新皇帝的特殊爱好，去投其所好，才能有他的生存空间。要知道，他在宋哲宗死亡时仍然是个无名小辈！历史证明了他的智慧是和童贯、蔡京在同一个层面的，童贯、蔡京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而操作时，他选择的方向和执行力比童、蔡两人更强。就像有人用煤去烧火，可以得到温暖；有人用煤去雕刻，可以得到艺术品。童贯分析出了赵佶喜欢书画丹青翎毛古玩，于是暂时放下了武装太监的根基，放着军队不去，而去遥远陌生的江南杭州，给赵佶寻找艺术珍品。蔡京机缘巧合，以自身才华帮了童贯也成全了自己。而梁师成更上层楼，他要做幕后黑手，要操控全局，那么战场就始终都在京城里，甚至就在皇宫里，他不能离开这儿，要在这块世间最机密最严酷的地界中脱颖而出，才能达到目的。他不能离开开封，绝不能。梁师成在自己皇宫外面的私人府宅里收藏了大量的名人书画，之后动用各层关系，请四方俊秀名士来品评观赏，他躲在暗处，听着看着，有哪位名士的见识高超，能引起他的共鸣，就成了他的猎物。一个又一个，他收集了很多，做这项工作时他非常用心，这是他的班底，是他的资本，是他接近赵佶，成为幕后黑手的最基本要素。有了班底，梁师成变得更加低调。当他出现在皇宫里时，就像一缕亚麻色的清风，既吹得人们神清气爽，还带着一种其他太监所没有的儒雅内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有学识。这个有心的太监，当周围别的太监舞枪弄棒开口阵图闭口行军准备到西北打仗时，他关注的是书本。哪怕永远没有进入科场成为廷臣的可能，他仍然读了很多的书。书籍给了他别样的魅力和机遇，赵佶注意到了他。皇帝是寂寞的，走出宫门来到朝堂之上，有大臣们陪着，这些大臣和他受同样的教育，能陪他玩。比如蔡京，琴棋书画，无论哪一种，两人都有共同语言。可是回到宫里呢，一群群的太监除了端茶倒水的下人，就是些耀武扬威的阴阳人，搞得不伦不类，长此以往，赵佶的雅致生活怎样完美？梁师成填补了这份空白。他先是稍微流露出点文采，让赵佶有了点好奇；渐渐地再多露些，赵佶把他升级成了玩偶，带着他在皇城里四处转转，随时聊天；时间再长些，赵佶发现这个太监的底子探不出来，居然不只是稍具文采，连国家政令也难不倒他。这就很难得了，以外面的大臣为例，一个大臣的培养过程是很长的，先是基础教育，从孔孟之道学起，到科举成功成为朝臣，这只是开始。之后还要接受公务员的规范进修，才能接手具体工作。以写奏章为例，在格式、内容方面，就和科考完全不同。一个太监居然无师自通有了这种能力……真是太惊喜了，赵佶意识到这是让他跳出文山案海，全身心扑进艺术花园里尽情遨游的天赐良机。想一想多完美，一个太监按照他的意思批奏章、写回复，写得又快又好，只有好处没半点的危害。能有什么危险？能像刘娥那样夺取最高权力，压制皇权吗？开玩笑，宋朝的祖宗家法是所有朝代里最完善细致的，赵佶本人青春年少身体健康，无论从哪一点计算，这个太监都只是一台人肉打字机而已。人肉打字机开始工作了，从开始的一刻起，成绩就一直良好，从没出过半点纰漏。甚至在外界，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新皇帝的工作态度真是太好了，每天的工作量竟然越来越大，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帝国的很多细枝末节的事，也都照顾到了。这是怎么搞的呢？说来很简单，梁师成只是让他庞大的班底人员每天多临几张字帖而已。这些对书画艺术有着深厚造诣和独特理解的名人们，对该字帖深入体会集体求证，直到精益求精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字帖是赵佶的御笔。宋朝在根本点上乱了，皇帝的圣旨御笔居然被造假，想一想有多少的政令成了梁师成的个人意志，他几乎不需要犯罪同伙，就拥有了和国家平起平坐的权力。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皱眉，宋朝的政令机关层层叠加，互相牵制，尤其是圣旨御笔这一关，是当年赵匡胤、赵普最用心的地方，防的就是有人作弊，或者君王昏庸。比如一道圣旨的生成。先是中书省里的宰执们针对下面报上来的事作出判断，写个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审批后把处理意见交回给宰执，宰执合议作出结论，再交给翰林学士或者知制诰写成正式公文。这期间，如果翰林学士、知制诰觉得内容有问题，他们有权力驳回拒绝书写。这样严密的流程是历朝历代最完美的，区区一个死太监敢搞鬼，纯粹是找死。并且，圣旨根本不是由皇帝写的，太监就算想搞鬼也无从搞起嘛。这要拜新党所赐，实话实说，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宋神宗改革时，有些政令是没法颁布的。翰林学士、知制诰都是旧党人，上面颁下来的每一个政令都是改革新法，每一条都让他们火冒三丈，还让他们书写颁布？去死吧，毫无例外，条条驳回。次数多了，王安石也火了，没有张屠夫就吃带毛猪？在没选出来新的两制官之前，政令直接外放，绕过这一关。结果，利弊两生，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严丝合缝的体系也打破了。从那时起，总有人用种种借口不遵守原则，在流程上搞小动作。但是总体上讲，没人敢大规模地弄虚作假。梁师成之所以发达了，说来也是沾了些蔡京的光。前面说过，蔡京用讲议司把国家的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运营都垄断了，那么原有的职能部门也随之瘫痪，各种条例制度又怎能独存呢？梁师成一来有心，二来好运气，恰好撞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裂缝，各大衙门连自身都难保了，连蔡京都不敢招惹，谁会突然神经发炎，抓着张圣旨跑去问皇帝——陛下，这张是您亲手写的吗？是嫌命长了吧！梁大太监手里握着御笔，随时颁布国家最高指令，有这一条在手，他简直是宙斯手里有了闪电，指哪儿劈哪儿，所向无敌。他劈得最多的，是人事任免。谁升官、谁罢免，正是原来两制官的权限，是御笔出现最频繁的东西，而这也恰恰是官员们的命根子。谁想升官，谁就得去求梁大太监。梁师成手里牢牢地抓住了全体官员的命根子……嗯，我承认，这的确是有些恶趣味了，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历史总在反复开一个玩笑，几乎在每一个封建朝代的末期，全体官员的命根子，都被一些失去功能的阴阳人牢牢地抓着。于是乎，梁师成控制了官场，控制久了觉得单调，他寻找到了又一个新鲜“食品”，开始向科考下手。科考，是士大夫引以为豪，是皇帝笼络天下英杰的至高手段，到这时也转嫁到了梁师成的手里，成了他的亲信速成班。他能把自己的亲信门吏储宏硬塞进考场里进行礼部试，很遗憾储宏不争气，落榜了。没关系，一次不行就两次，第二次时考官都发抖了，再不录取小心有第三次，或者自己官场生涯结束，到边疆去站岗。储宏成功了，他昂首走出礼部试考场，站在宋朝顶尖学子的队伍里，走进了议政大殿，成了天子门生。但他很乖，考中了也不去吏部报到候选当官，而是仍旧回到梁太监的府里听差。那么，搞这一出是为什么呢，只为了到金銮殿上写“到此一游”吗

霸主作派仍然使得他颇为不满。公元前677年春天，郑厉公派大夫叔詹前往齐国朝觐齐桓公。这个在他看来已经尽到礼数的行为却引起了齐桓公的指责：别的盟国都是由国君亲自来朝觐，为何独你郑国只派了个大夫来呢？从这件事情来看，齐桓公和郑厉公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齐桓公认为，幽盟既然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而所谓霸主，地位是比一般诸侯高的，是仅次于天子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实权派，理应受到特殊的尊重。郑厉公则认为，自天子以下，诸侯皆平等，幽盟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实体，不存在所谓的宗主国，只有轮值的主席国。因此，他派个大夫来朝觐齐桓公，已经是对主席国极大的尊重，别的就不用再想了。齐桓公越想越不是滋味，想发兵攻打郑国吧，去年才结盟，今年就为了些许小事翻脸，恐怕为天下人耻笑，也影响同盟国的内部团结。再说了，郑厉公这个人用兵如神，跑到他的地盘上去作战，齐军不一定占便宜，只怕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想来想去，齐桓公出了个损招，把叔詹扣留起来，不让他回国，看看郑厉公有什么反应。郑厉公的反应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打点行装，前往王城雒邑告御状去了。当然，说是告御状，其实也就是想看看周王室的近况。齐桓公不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吓唬我们这些人吗？我倒是要看看，天子和你的关系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搞不好，我把这张虎皮扯过来，让你喝一壶！郑厉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第一，周天子姓姬，他也姓姬，而且是近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第二，郑国就在周王室旁边，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便于沟通感情；而且，万一王室“有事”，他这位近在咫尺的亲戚难道不比你远在山东的齐桓公来得快？郑厉公跑到雒邑，正赶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虢公、晋侯也是姬姓，三个人越说越亲，凑到一起拉家常，居然促成了当时的天子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一段婚事，将一个叫做陈妫的女人给迎娶到周王室来了。郑厉公没有白去王城。就在他从王城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5年，周王室果然“有事”，五位王室重臣在苏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将周惠王赶下台去。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周惠王的爷爷周庄王（周桓王的儿子）头上。周庄王宠爱一个叫王姚的嬖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颓，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王子颓。如果按照辈分，这位王子颓也就是周惠王的叔叔了。周庄王对王子颓宠爱有加，派大臣蒍国担任王子颓的老师。周惠王即位之后，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和我们现在某些开发商一样，热衷于占地皮，而且不想花钱，喜欢强拆强建。短短数年间，他抢了蒍国的菜园，用来建自己的动物园；抢了边伯的住宅，用来扩大王宫；还抢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产，停发了王室膳食总管石速的工资……那几个人受不了，凑到一起阴谋作乱，并找到了苏氏，要他牵头起事。前面说过，苏氏乃是周王室的传统贵族，其先祖苏忿生在周武王年代担任司寇。到了周桓王年代，天子与郑庄公交换土地，拿着苏氏的十二座城池交换郑国的四座城池，虽然当时郑国没有拿走那十二座城，苏氏却对王室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公元前675年秋天，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五位大夫发动了宫廷政变，企图拥立王子颓为王，然而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苏氏带着王子颓逃到卫国，并在卫国、燕国（南燕国）的帮助下，起兵进攻王城，于同年冬天赶跑了周惠王，立王子颓为王。郑厉公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公元前674年，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王子颓，劝他迷途知返，尽快把王位还给周惠王。这个建议自然没被王子颓采纳。郑厉公也不生气，派人不声不响地把南燕国的国君燕仲父给抓来了。这么做的目的是斩断王子颓的手脚。至于怎么抓到南燕国君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想，郑厉公经历过宋国雍氏绑架祭仲的事件，多少学到了一些雍氏的手段吧。而到了那年夏天，郑厉公又把流亡在外的周惠王给找到了，并将他安顿在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栎城。我们不得不感叹，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郑厉公的手段越发层出不穷了。同年秋天，郑厉公率军保护周惠王进入邬城，攻入成周，将王室存放在成周的宝器席卷一空，然后安全撤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子颓还在乐悠悠地享受胜利的果实，到了冬天在雒邑举办了大型的宴会，热情招待造反有功的五位大夫。宴会上表演了自黄帝以来六代的大型音乐和舞蹈。参加宴会的老人都说，自平王东迁以来，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隆重的节目啦。郑厉公听到这个消息，跑去找虢公，说：“哀恸有时，欢乐有时，不该高兴的时候瞎高兴，必有祸至。你看看那个王子颓，成天歌舞升平，不知节制，这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过去司法官给犯人执行死刑，君主就不吃大餐，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悲哀，哪里敢幸灾乐祸啊！王子颓欺君犯上，为天下所不容，祸莫大矣，居然还敢乐而忘忧。咱们何不奉天子归位？”虢公与之一拍即合。公元前673年夏天，郑厉公与虢公共同出兵，讨伐王子颓。从军事实力上讲，周王室的部队根本无法和郑国大军相抗，何况还有虢国军队的支持？郑国军队保护着周惠王从圉门攻入王城，虢公则自北门攻入王城，杀死了王子颓和五大夫。郑厉公在雒邑设宴，庆祝周惠王重登王位，并且也把六代的音乐舞蹈都表演了一番，真正是春风得意，齐桓公若是看到那幅场景，不羡慕得吐血才怪。当年周平王曾经许诺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全部赐给郑武公，现在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将周平王的承诺全部兑现，郑国的土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即使郑庄公再生，也会为这个儿子的表现感到骄傲。当然，在那场盛绝一时的宴会上，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周惠王将王后使用的一块铜镜赐给了郑厉公，而将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了虢公。酒爵是礼器，而铜镜只是普通日用品，显然厚此薄彼，令郑厉公深感不快。不过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的不愉快。因为两个月之后，郑厉公死了。郑厉公年轻的时候，随父亲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兄弟中的佼佼者；哥哥郑昭公即位后，他在宋国人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发动政变，赶走了郑昭公；他的首任国君生涯维持不过三四年，因与祭仲争权失利，被迫流亡他乡，而且一去就是十七年，将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消耗在忍耐和等待中；等他重新回到新郑，天下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北方的齐桓公和南方的楚文王，霸业初成；而他带领郑国这样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短短的数年，他稳定了国内政局，又致力于参与王事，扶助周天子复国，立下奇功，使得一心称霸的齐桓公相形见绌。无奈，正当他踌躇满志，欲与齐桓楚文一较高低的时候，天妒英才，撒手西去，功亏一篑。郑国由桓公肇始、武公奠基、庄公扬鞭的强国之梦，也就此戛然而止。【寡妇门前是非多】郑厉公的死让齐桓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抓紧时间，广泛开展外交，同时辅以军事手段，巩固幽盟的成果。公元前672年秋天，齐桓公派高傒前往防城与鲁国结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鲁庄公为妻，作为关系巩固的纽带。同年冬天，鲁庄公不顾礼数，亲自跑到齐国下聘礼，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公元前671年，鲁庄公前往齐国学习考察，观摩了齐军的军事演习。同年十二月，齐、鲁两国元首在郑国的扈地会盟。公元前670年，鲁庄公再一次不顾礼数，亲自前往齐国迎娶齐桓公的妹妹哀姜（诸侯下聘和娶妻，只需由卿大夫代劳，本人不用出马）。鲁庄公和他的父亲鲁桓公一样，对于齐国来的公主总是抱有一种敬畏感，以至于分寸大乱，“非礼”之事时有发生。哀姜来到鲁国，鲁庄公命同宗的妇人手执玉器列队迎接。按照周朝的礼仪，贵族相见，手上必须执物以表诚敬，同时通过所执之物的贵贱来体现贵贱等差。一般来说，男子所执之物为玉帛或禽鸟，女子则用榛子、栗子、枣子等果实。鲁庄公命妇人手执玉器迎接哀姜，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位大国公主面前缺乏自信，怕人家看不起自己，所以才虚张声势罢了。公元前668年秋天，齐桓公发动鲁、宋两国共同讨伐徐国，迫使其加入到幽盟组织。公元前667年，距第一次幽盟十一年之后，齐、鲁、宋、陈、郑等国元首在幽地再次会盟。这时候郑国的国君是郑厉公的儿子郑文公。与桀骜不驯的郑厉公比起来，郑文公显然好打理得多，没给齐桓公造成任何麻烦。第二次幽地会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齐桓公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内部的团结。公元前666年春天，周惠王命齐桓公讨伐卫国，理由是当年卫国曾帮助王子颓谋叛。此时卫惠公已经死了三年，当政的是他的儿子卫懿公。卫国军队战败，紧接着认罪、赔款，齐桓公满意而归。公元前664年，齐桓公通过外交施压，逼迫小国鄣国依附于齐国。同年冬天，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入侵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亲自带兵驰援，打败了山戎军队，并且趁胜追击，一直打到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的孤竹才班师回朝。为了矜夸自己的战功，齐桓公派人把一批北戎战俘赠送给鲁国。此举热情可嘉，但是遭到左丘明的严肃批评，理由是：但凡诸侯打败蛮、夷、狄、戎等野蛮人，应该献俘于周天子，由周天子来警惧他们，而不应该献俘于诸侯。但是，不管礼不礼，鲁庄公对于齐桓公的馈赠受宠若惊，于第二年春天开始参与修筑小谷城，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管仲。诸侯筑城赠送给他国的大臣，这在春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大手笔。齐、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如胶似漆的蜜月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很多年后，人们又不得不将它大书特书，那就是：陈国的公子完逃亡到齐国。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逃亡到了齐国。春秋乱世，各诸侯国的公室子弟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着飘来飘去是常有的事，齐桓公本人就有过避难于他乡的经历，因此对于公子完不但没有歧视，反而惺惺相惜，热情地接待了他。公子完是个很稳重的年轻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仍然保持了高贵的气质，谈吐相当不俗。齐桓公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说：“你就在齐国住下来吧，即便陈国政局稳定下来，你也不用再考虑回陈国的事了，我想任命你为齐国的公卿。”公子完听了，毕恭毕敬地拜伏在地上，表示感谢，然后说：“国家有难，我跑到贵国来逃避责任，能够得到您的宽容，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敢窃居高位，让人家说闲话啊！”这种谦恭的态度使得齐桓公更加坚定了重用公子完的决心，于是任命他当了工正，也就是掌管百工的官，类似于后世的工部尚书。后来有一天下午，齐桓公突然带着随从跑到公子完家里，坐在院子里和公子完喝酒聊天，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就黑了。齐桓公酒兴正酣，下令说：“举起火把，不醉不归。”公子完一听，马上跪倒在齐桓公跟前说：“对不起，我只知道白天招待国君，不知道晚上如何陪饮。”坚决将齐桓公送走了。《左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喝酒是一种礼仪，不能豪饮无度。白天喝酒合乎礼法，晚上喝酒就等于淫乐，公子完这样做是不想让主君违背礼法而陷入淫乐啊！公子完还在陈国的时候，陈国的大夫懿氏想把女儿嫁给他，因此要老婆算了一卦，得到的结果是：“吉利，所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齐是姜姓，陈是妫姓，这段并不晦涩的文字似乎是在说，有陈国的公子将跑到齐国去安家，五世之后家业大兴，成为齐国的正卿，而八世之后，无人可以匹敌。作为臣子，正卿已经是极限；无人可以匹敌，那不就是要当诸侯吗？事实上，公子完很小的时候，有位王室的周易大师来到陈国，曾经给他算过一卦，结果得到“观卦变成否卦”，其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大师解释，这是说他出国观光，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所谓天子的上宾，自然就是诸侯，难道这是说公子完将成为陈国的主人吗？不是。因为从卦象上来看，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异国；也不是公子完本人，而是说他的子孙。简单介绍一下，《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卦皆由上下两“经卦”——也就是基本卦构成。观卦的上卦为巽（代表风），下卦为坤（代表地），也就是所谓“风地观”；否卦的上卦为乾（代表天），下卦为坤，也就是所谓“天地否”。观卦变成否卦，是因为上卦的风变成了天。大师接着解释说，光的特点，是照亮他物而非自身。风变成了天，而行于地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兼天上的光照，美好的事物都具备了，所以说“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但是仍然有待观察，所以说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大师还准确地算出，公子完的后人如果在异国发迹，必定是在姜姓之国。公子完在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改其姓氏为“田氏”，建立了齐国的田氏宗族。两百多年后，他有一位叫田乞的后代消灭了齐国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成为齐国的首席执政大臣。田乞的儿子田常扶立齐平公，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到了公元前379年，田氏干脆取代姜氏家族，成为了齐国的君主。当然，这是后话。当时齐桓公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善举，又或者叫做政治投资，竟然彻底改变了姜姓宗族的命运。这叫不叫引狼入室呢？就在北方的齐桓公专注于建立自己的霸业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也没闲着，灭了息国，控制了蔡国。这两件事情均与一个叫息妫的女人有关。息妫是陈国公室的女儿，嫁给了息侯为妻，因此被称为息妫。不用说，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是国色天香，美艳不可方物。公元前684年，息妫出嫁，从陈国出发，途经蔡国，前往息国。当时蔡国的国君名叫献舞，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哀侯，同样也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妻，按关系算是息妫的姐夫。这位姐夫听说小姨子出嫁，非常高兴，一定要亲自请小姨子吃饭，这在当时是有些失礼的事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姐夫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子看，两杯酒下肚，玩笑就开得很过分了。有没有动手动脚我们不知道，总之息妫后来跟老公息侯一说，息侯立刻火冒三丈。是男人都应该火冒三丈。只是息侯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既没有当面谴责那位连襟的无耻举动，也没胆量提出和他单打独斗，一决雌雄，而是不动声色地派一位使者去了南方的楚国，对楚文王说：“请您派兵来打我。”楚文王傻了眼，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使者说：“我们国君深惧大王威名，很想为您效犬马之劳，以获得您的欢心。现在蔡侯献舞仗着自己是姬姓，国家不大，架子不小，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这种不识时务的态度，我们国君看不过去，所以宁可以身作饵，请大王派兵讨伐息国，息国则向蔡国请求支援，献舞必定亲率部队来救，到时我们配合您，合而围之，给他点教训，也让他从此知道要尊重楚国。”这可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建议。楚国自楚武王年代崛起，一直苦心经营汉水流域，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楚文王年代，楚国国力强大，早就不满足于独霸一方的格局，而有志于逐鹿中原，企图成为天下的霸主。楚文王天天摩拳擦掌，在姬家村外探头探脑，正不得其门而入呢，冷不丁跑出一个息侯来，谄笑着对他说：“我来带路。”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有人送枕头。楚文王真是做梦都要偷笑了。同年九月，楚国大军如约出发，攻打息国。息侯派使者向蔡国求救。献舞听说楚蛮子要攻打小姨子的国家，果然很紧张，马上带领部队前往息国救援。论实力，蔡国、息国加起来也不是楚国的对手，更何况息侯吃里扒外，将蔡军出

的心头，其力量之猛，使得他浑身猛烈地抖动了一下。结果吵到了在他身边熟睡的皮埃罗，于是皮埃罗也剧烈地动了一下身子。他突然想到，整件事情也许只是公爵捉弄他的一个恶作剧而已，不多也不少。他很了解瓦伦丁诺公爵，尽管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实际上对马基雅维里非常不满。因为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执政团向公爵支付保护费。如果保护费之事谈成了的话，这本来是可以增加公爵的声望和提升他的实力的。所以这一切都有可能是他的报复而已。当他想像着，在伊莫拉逗留期间，公爵，阿加皮托和其他那些人注视着他那些匠心独运的谋划，然后用计谋一一化解，并不禁为之哄笑时，他觉得他全身都在刺痛着。他企图让自己相信，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幻想揣测而已，最好快些忘掉。但是他无法确定，这个不确定性折磨着他。他一夜未眠。[1]昂布瓦斯（1460—1510），法国枢机主教，路易十二时代任首相。第三十一章第二天早晨，公爵只留下了少量部队来保卫西尼加利亚，带着大部队向佩鲁贾进发。这天正是元旦。天气很糟糕。道路状况在晴天都很差，当下由于骑兵和步兵的踩踏，以及运辎重的大车的滚碾，变得泥泞不堪。部队经过小镇的时候，地方上完全没有能力为这么多的人提供住宿，所以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找到借宿的地方。马基雅维里是个讲究舒适的人。当他不得不和众人紧紧地挨着，在农夫的农舍中睡在泥地上，挤得连伸直四肢都很勉强的时候，他的脾气就大大地坏了。在那样的条件下，饮食方面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马基雅维里胃一直不太好，当下更是苦不堪言。当大队人马抵达萨索·费拉托的时候，传来消息说侥幸逃脱的维泰利家族逃到了佩鲁贾。当部队抵达古瓦尔多的时候，卡斯泰洛的公民们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公爵了，他们要向公爵献上城池和邻近的土地。正在这时，一个信使赶到，通知众人吉安·保罗·巴利昂尼，渥西尼家族的人，维泰利家族的人和他们的武装人员已经放弃了保卫佩鲁贾的希望，向锡耶纳方向逃跑了。佩鲁贾的人民于是组织起来，向公爵派出了大使，这些使节第二天就赶到了公爵驻地，向公爵表示佩鲁贾归顺的意愿。就这样，公爵没有动用武力就连下两个城池。他于是前往阿西西，在那里，他会见了从锡耶纳赶来见他的使节，后者问他，根据一般的报告，公爵要攻打锡耶纳，但是要攻打的理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公爵告诉他们他对于锡耶纳充满着亲切的情感，但是他已决心驱逐潘多尔福·佩特鲁奇，锡耶纳的领主，同时也是公爵的敌人。如果锡耶纳人民可以自己动手将佩特鲁奇赶走，那么他们完全不需要害怕公爵。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他就要带着部队亲自动手完成此事。他于是向锡耶纳进军，但是故意挑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以便锡耶纳的人民可以有时间去想想清楚。一路上攻占了不少城堡和村庄。士兵们抢劫着乡村。居民们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当他们找到一些因为老弱病残无法逃走的人时，士兵们就把这些人的胳臂捆绑起来，然后吊起来，在他们脚底下放起火来，以便人们可以交待金银珠宝藏在什么地方。当人们不愿意招供，或者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而无法招供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酷刑折磨致死。与此同时，从罗马传来了好消息。收到儿子的信之后，教皇了解到在西尼加利亚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向渥西尼红衣主教送了个信过去，当然不是为了告诉他他那些朋友和族人遭到厄运的事，而是告诉后者城堡已经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由于职责的驱使，红衣主教赶到梵蒂冈，向教皇道贺。随着渥西尼主教一起去觐见教皇的还有他的亲戚和他的门客。他被带到一个会客室，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一起被逮捕。到了这个时候，公爵就可以放心地去处置他的俘虏了。米盖洛托掐死了帕格洛·渥西尼这个被公爵甜言蜜语所迷惑的傻瓜和他的外甥格拉维纳公爵。红衣主教本人则是被关在圣·安吉洛城堡，在那里待了不长时间之后他就非常识相地死了。对这个长期以来被天主教历任教皇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的家族实施了这么重大的打击，教皇和他的儿子觉得大可弹冠相庆一番。在除掉私敌的同时又为教会除掉了这么一个公害，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他们通过事实证明，同时为上帝和财神爷服务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十二章当公爵最后到达一个叫皮亚维城堡的地方时，马基雅维里欣慰地获悉接替他的后任使节已经准备好从佛罗伦萨出发了。皮亚维城堡是个小有名气的城镇，有一座城堡庄园，一座大教堂。马基雅维里幸运地找到了一处还算像样的住所。公爵打算在这里短暂地休整一下他的部队。马基雅维里暗中希望，当公爵再次启程时，那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新大使就已经抵达了。马背上的长途旅行使他疲惫不堪，糟糕的食物折磨着他的肠胃，每天的行程暂告结束时，他又不得不在条件恶劣的客栈栖身，结果他常常睡得很少。两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马基雅维里正躺在床上休息他那因为旅途劳顿而酸痛的四肢。但是他却休息得颇为不稳，因为他脑子里很乱。尽管他每天都写信向执政团方面汇报他认为他们应当了解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向执政团方面报告他与公爵在西尼加利亚那次会晤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公爵向他许诺了金钱和权力，那个机遇是异乎寻常的，执政团方面也许会想，既然马基雅维里已经升到了他职业生涯中顶峰，今后基本上不会再高升了，他一定会觉得这个诱惑难以抵制。他们是一群小人，一贯以师爷特有的阴暗心理和诡计多端怀疑别人。他们会问自己，他们和马基雅维里之间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公爵认为后者可以获得如此的升迁。这件事情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可以是个污点。从今往后，人们可以认为，为了谨慎起见，最好不要太信任马基雅维里，另外，如果有必要，找个借口开掉他应该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马基雅维里在心中问自己，难道仅仅因为那帮子人没有做损害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坏事，他们就会相信他马基雅维里会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吗？看来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但是如果执政团方面从哪里听说了公爵的提议，他的沉默也会给马基雅维里带来问题。这个处境有些令人尴尬，突然间他的沉思被一阵声如洪钟的问话声粗鲁地打断了。一个人正在问房东太太是不是有一位叫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先生住在这里。“巴托罗缪大人。”一直坐在窗户边读一本从主人那里借来的书籍的皮埃罗开口招呼来人。“这家伙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一边不耐烦地问自己。不一会儿这个壮实的汉子就冲进了屋子。他张开双臂，搂住马基雅维里，在他两颊上各亲了一口。“找你可真不容易，我简直是一家接一家地找你。”马基雅维里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巴托罗缪以同样豪放的方式问候了他的表亲，然后回答道：“公爵为了一些与伊莫拉有关的公事召我过来。我经过了佛罗伦萨，碰到了你的继任人的几位仆人。新的大使明天就会赶到此地。尼科洛，尼科洛，我亲爱的朋友，你救了我的命。”他又一次拥抱了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两颊上又猛亲了两口。马基雅维里又一次挣脱了他的拥抱。“我很高兴见到你，巴托罗缪。”他开口说道，态度并不是十分热情。但是富商打断了他。“一个奇迹，一个奇迹，一切都归功于你，奥莱莉娅怀孕了！”“什么！”“我亲爱的尼科洛，七个月以后我就会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自豪的父亲了，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事情的发展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话，马基雅维里也许会对巴托罗缪这番话感到十分尴尬，但是由于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马基雅维里吃惊得有些反应不过来。“镇静点，巴托罗缪，告诉我你到底在说什么，”他打断了后者，问道，“我到底赐了你什么？”“我心里最迫切最珍贵的愿望实现了，你让我如何才能平静下来？现在我就是进棺材也可以瞑目了。现在我可以将我的荣耀和财产传给我的子孙了。康司坦扎，我的姐姐，现在可生气啦！”他放声大笑。马基雅维里疑惑地看了皮埃罗一眼，因为他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他看到皮埃罗也和他一样吃惊。“当然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建议，我永远也不会去拉维纳，在圣·维塔里的祭坛前祷告着度过一个完整的寒夜。确实，这是提莫提欧神甫的建议，但是我并不信任他。他让我们去了不少地方进香朝圣，但是一直毫无效果。提莫提欧神甫是个好人，是个圣人，但是对待僧侣你必须长个心眼，你永远不能确定，他们在向你提建议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着的动机。我不怪他们，他们是我们神圣教会忠实的儿子。如果你没有告诉我朱尼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大人的故事，我是不会去拉维纳的。我相信你，你心中只有我的福祉，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告诉自己说，一件发生在一位令人尊敬的佛罗伦萨公民身上的事，也完全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在伊莫拉也是个有地位的人。在我从拉维纳回来的当晚，奥莱莉娅就怀孕了。”巴托罗缪心情激动，又说了上面这一大堆话，让他出了一身大汗。他用袖子抹去额头上的汗珠。马基雅维里盯着他，流露出疑惑不解，厌恶和恼火的神色。“你能肯定奥莱莉娅确实怀孕了？”他尖刻地问道。“女人们在这些事情上是常常搞错的。”“肯定，我对此确信无疑，就像对我们的《圣经》的篇章确信无疑一般。当你离开伊莫拉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怀疑而不敢断定，我当时就想告诉你，但是奥莱莉娅和卡特琳娜求我不要告诉你。让我们啥也别说。她们央求，直到事情确凿无疑之后再讲。难道你没有留心，当我带你去向她告别的时候，她看上去状态不佳？为了那事她后来生我的气，说她不能容忍让你看到她没有打扮妥当的样子。她担心你会疑心她怀了孕，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怀孕的事，直到事情已经确信无疑。不过你是了解女人在怀孩子时总会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我没有怀疑任何事情。”马基雅维里说道。“事实上我本人结婚也只有几个月时间，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很有限。”“我想让你成为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因为如果不是由于有你，我将不可能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流露出所有的迹象来表示要和马基雅维里再次热烈拥抱，但是马基雅维里阻止了他。“我衷心地祝贺你。但是如果我们的大使明天就要抵达的话，我不能浪费时间。这个消息必须立即向公爵通报。”“我这就走，但是你今天晚上必须跟我吃饭，你，还有皮埃罗，我们要像像样样地庆祝一下。”“在这个地方恐怕有些困难。”他态度有些生硬地回答。“这里没什么可以吃的，如果这里有酒的话，估计也是和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一样低劣。”“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巴托罗缪说道，伴随着一阵大笑，一边搓着他那肥厚的手掌。“我从佛罗伦萨带来了一些酒，一只野兔，一只乳猪，我们今晚要好好地吃喝一下，为了我的这个头生孩子的健康。”尽管他当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幽默感，但是因为他离开伊莫拉之后一路上吃得实在太差，他实在是无法抵御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的诱惑。于是他努力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回头到这儿来找你。”巴托罗缪说道。“但是我在离开这儿之前想让你给我出个出意。你应该还记得，我曾经向提莫提欧神甫许愿，一旦我求子成功，我会在他的教堂里的圣母祭坛上供奉一幅画像。我心里清楚，我求嗣成功要归功于圣·维塔里，但我也不想怠慢圣母。她无疑也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我决定让画师画上一幅画，在画中圣母怀抱她那得到祝福的儿子，坐在一个华美的宝座上，我和奥莱莉娅在两边跪下，我们各自的双手在胸前十指相扣，握在一起。”他将他的大手十指相扣合在一起，眼睛看着天花板，流露出一副虔诚的神情。“我会让圣·维塔里站在宝座的一侧，提莫提欧神甫建议，因为他的教堂是敬奉给圣方济各的，我应该在宝座的另一侧画上圣方济各，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好主意。”马基雅维里回答道。“你是佛罗伦萨人，应该知道找哪个画家，请告诉我应该给谁下订单。”“我实在是不知道，那帮子画师们是一些靠不住的，生活放纵的混蛋。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我不怪你。但你肯定可以推荐几个吧。”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我还在厄比诺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起过一个年轻的画师，他是佩鲁吉诺的学生，他们说此人已经胜过他的师傅了，而且他们说此人的画艺以后还有提高的空间。”“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们告诉过我，但是我没把那当回事，所以左耳进，右耳就出了。但是我敢说我能把他找出来，另外，我估计此人也不会要价太高。”“价钱不是问题。”巴托罗缪大手一挥。“我是一个商人，我明白你如果要最好的，你就得付出点代价。对于我来说，只有最好的才配得上我。我要找一个有名的画师，如果我必须花点钱，我会花这个钱的。”“好了，行行行，当我回到佛罗伦萨之后就开始帮你打听这件事。”马基雅维里不耐烦地回答道。当巴托罗缪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坐在床边上，带着完全困惑不解的神情看着皮埃罗。“你听说过这种事情吗？”他问道。“这个人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很明显这是一个奇迹。”皮埃罗回答。“我们有义务去相信那些由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所创造的奇迹，我们神圣的教会也承认了那些由教会的圣徒们创造的神迹的真实性。但是能够出现神迹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退一步说，就算这是个神迹，圣·维塔里为什么要对一个像巴托罗缪那样的肥胖的，愚蠢的傻瓜出手相助呢？”但是尽管他说着上面这些话，他又想起了提莫提欧神甫跟他说起过的一番话，大致是说，即便有关圣·维塔里的独特的力量纯粹是马基雅维里凭空编造出来的，但是只要巴托罗缪对此坚信不疑，这份绝对的信心也会让奇迹出现。这有可能吗？当时他听神甫说这番话时，他认为神甫不过是在找一个借口，以便在没有收到更多的钱的情况下，避免给马基雅维里提供更多的帮助。皮埃罗开口说话了。“别说话。”马基雅维里说道。“我正在思考。”他永远不会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好的天主教徒。事实上他经常允许自己憧憬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们仍然住在山上的情景。基督教向人们展示了真理和获得拯救的途径，但是它要求人们去忍受，而不是要求人们去做些什么。这种思想让整个世界虚弱了，它将那些无助的羔羊交给了那些邪恶的力量，因为芸芸众生为了能够上天堂，想的更多的是忍受伤害，而不是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伤害。它教导人们，最大的善是谦卑，甘于贫贱和轻视那些尘世间的功名利禄。但是古代的宗教教导我们追求伟大的精神，勇气和力量。但是当下这件事确实是件奇怪的事。这让他受到了震动。尽管理智仍在顽固地坚持，但是他内心却开始出现一种不太情愿的倾向性，让他去相信一种超自然干涉力的可能性。他的头脑坚定地拒绝这种念头，但是在他的骨子里，血液中和他的神经纤维里都存在着某种疑问，而对这种疑问他不能够轻易地解除。这就像是在他之前好几代笃信基督教及其神迹的人们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灵魂，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了他。“我的祖父也是肠胃不好，常常遭罪。”马基雅维里突然开口说道。皮埃罗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现在的人们变得越来越软弱，是因为人们在其位卑言轻的状态中，用他们消极懒散的态度来解释我们的宗教。他们忘了宗教还命令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使她蒙受光荣，并且让我们做好准备，可以随时保卫她。”当看到皮埃罗一脸茫然，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别在意，我的孩子。别把我的这些唠叨放在心上。我要准备好向公爵报告，明天新的大使91欧美视频在线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质相当阴寒，土色呈黑，其胶质粘性和酸碱度极不平衡，闭气性能良好，这就使得埋葬在其中的葬者尸体在腐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一般尸体的腐化很容易就损坏了原本的血脉经络，但养尸茔地中却不同，因为特殊的构造关系，它们的血脉经络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便成为了活尸产生的基础要素。其次是地气，养尸茔地多处于某些地脉的阴脉结穴处，换而言之就是阴气汇集之处，在这里的尸体很容易受到阴气影响，产生微妙的变化。《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描述：“阴气入百骸血脉，郁积而变，其状如针灸之，若阴阳激耀，得引经络复动，似无魂复生。”事实上这段话的描述正是解释了活尸产生的激发条件，养尸茔地中的特殊地气影响下，尸体的经络血脉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电，从而激活尸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最后是时间，养尸茔地并不是一直具备激活死尸的条件，通常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使得各项条件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杨葛根他们在月圆之夜才发现那块葬地中的尸变现象。古人认为，月为太阴之相，在满月的夜晚，月球磁场和辐射影响会对世间万物产生影响。养尸茔地自然也不例外，月圆之夜往往就是地脉阴气暴增的时刻，这轮时常被人们浪漫歌颂的圆月便成了滋生活尸的帮凶之一。……“这地咋成了养尸地咧？”杨葛根端着烟锅纳闷道，“早些年也么啥事嘛。”“是啊，我和杨村长也是同样的疑问。”晖儿接道，“如果说那块地是养尸茔地，那为什么现在才发作呢？”“养尸茔地的形成很特别，而且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我摇头道，“从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块养尸茔地却像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是自然形成的了，会不会是最近正巧满足了三大要素？”S琢磨道，“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到了关键时间了？”“土壤和时间都好说，问题就是这地气，如果附近没有适合的气脉，再怎么日积月累也不会形成养尸茔地。”我向杨葛根问道，“最近村子周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变动，比如轻微地震或是山崩滑坡？”“没咧，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太平地很。”杨葛根连连摇头道。“不是天灾，是人祸。”耿婆呡了口茶道，“王亦凡，路上你没看出来吗？”“路上……”我有些惶然，在耿婆面前常常会有种被严师指导的感觉，更何况我根本没注意到路上有什么特别。“我倒是觉着有些古怪，路上的树木不太对劲儿。”林岳摸着下巴道，“南北的植物像长倒了似的。”在植物生态环境中，地理的南北朝向往往决定了植物的品种和枝叶生长情况，熟悉植物特性的林岳应该不会看错。照这样来看，那村子附近就应该是……“山上有不少的胶土和砒砂，山间土石层次错乱。”耿婆微微笑了笑，“这村子不知道惹了什么晦气，居然让人弄上了转气叩穴法。”“转气叩穴法？！”众人都是一惊，除了我和林岳外，其余人仅是对这名称的玄妙有些吃惊。“不能吧？”林岳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跑小村里整这么大动静，那不是脑子有病吗？”转气叩穴法一般是过路阴阳风水师所惯用的，可这么大手笔的运用却是闻所未闻。照这么看来，村里的变故应该就是人为布设的，难道村子里得罪了什么人？杨葛根和两位长辈立刻否认了我的假设，这个村子一向与世无争，更别说得罪什么风水高手了。“会不会是那个风水师摆大家了一道？”林岳突然冒出一句，“这块葬地不就是让他给整出来的吗？要不也不能有那么多尸体。”耿婆摆摆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身进了里屋，晖儿识趣地跟了进去，没多久便又转了出来。“今天太晚了，大家先各自休息。”晖儿柔声道，“明天一早去葬地勘察一下。”杨葛根等人立刻点头称是，客气了几句便离开了，姚建国招呼着老婆桂芬烧了些热水供我们洗漱，也不再打搅。看来耿婆的心中早已有了打算，与其在那里妄自揣测，到不如安心睡觉，等明天勘察了葬地情况之后，相信自会有分晓。……村边，一棵高大的槐树上，茂盛的枝叶间伏着一个隐蔽的人影。“有趣的老太太，看来这些人肯定是不会迷路了。”那人影懒懒地笑着，摘下了头上的耳机，在他手里正拿着一个枪形的接收器。“这里差不多该完事了。”那人影猫似的窜下树梢，悠然地点起一支烟，“我还是早点赶去下一个地点吧。”几个起落间，那人影奔上了村旁的小路，看似悠闲的行进却有着惊人的速度。忽地，人影停住了脚步，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件东西，那是一串精巧的水晶手链，在淡淡的月色下显得分外晶莹可人。“这不是她的手链吗？”那人影嘴角一扬，转头望向姚建国家的后屋。手链不住晃动着，晶莹的光芒闪烁不停，仿佛恋爱的男女心中悸动不已的绮思，在手链的连接处挂着块小小的银牌，上面清晰地镂刻着一个字母“S”。……村北，葬地区域。“好家伙，不管那人是谁，在这儿可算是下了血本了。”林岳捻着一手的黑土直咂嘴道。一大早，杨葛根和姚建国便领着我们来到村北的这块葬地，虽然早有耳闻，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多得夸张的坟头时，不免还是感叹了一番。耿婆的确没有说错，围着整个葬地查看了一番格局后，我们很快发现了几处人为改造的痕迹。这块葬地依山傍水，乍一看去似乎有那么点藏风得水的意思，难怪那个风水师信口胡诌两句就哄得村民深信不已。但这只能骗骗外行人，从整个格局方位来看，葬地在山北阴处，附近的小河是曲水东流，山风阴冷飞卷，水质混黄不堪，处处透着阴寒凶险，哪里是什么风水宝地。水质中富含了大量的砒砂，这是一种用以改造水质的物质，性阴寒而沉滞，使用时铺陈在改造区域的水源中，用以滞留水源中的阴气，阻断外界气脉进入，并造成水源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将其改造成一处聚阴散阳的“水脉口”。而葬地的土壤中则是被人掺入了更多数量的胶土，这种胶土取自西南内陆地区的土壤中。经特殊提炼的而获得的胶土掺入土壤后，可完全地改变其中的胶质和酸碱度，并起到封闭地气和改变地下环境的作用。照资料记载“闽地黑土取之三斗，依法淬之可得五分，曰胶壤”，如此换算下来，要想获得葬地中所掺入的胶土数量，其工作量绝不是一般的大。葬地四面的地势形状也十分怪异，细看之下竟然蕴藏着更大的杀机。东侧是一个凹陷的地形，边缘曲折外弓，两条边路直入葬地，看去像是没头没尾的“双断路”，其间杂草丛生，地表层叠不齐，恰好犯了墓葬风水中的凶穴大忌——曲格沉亡穴，俗称“死牛肚穴”。南侧是一个外凸隆起的地形，这里是整个葬地中最高的地势，和山体形成了一个较窄的夹角，其间多出一些参差错落的山石深入地下，这便是墓葬风水中的另一种凶穴——贪狼噬煞穴，俗称“狗脑壳穴”。西侧就更为离奇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大树斜斜地歪在那里，似乎是被强劲的山风常年吹刮的缘故，但光秃秃的树干却不约而同地直指此处的穴地，莫名地形成了一个“木硬枪头”的凶穴。至于北面的地势连耿婆看了也不禁暗暗摇头，原本这里是葬地四处中最为妥当的一处地势，波浪般曲起的地势符合葬地文曲的吉格，可不知为什么，在最后的一个曲线上却硬生生地被拉出条直线道路，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活活把这个唯一的吉格给变成了墓葬风水中最头痛的凶穴——“破面文曲”。若只是单独出现一个两个凶格，倒还能设法改局换势，可四处凶穴加上葬地中央的那个“土不成土”的大穴环境，整个区域几乎囊括了墓葬风水中“养尸茔地”的全部凶格。我看得满头是包，恨不能立刻找来一队开山作业队，索性将这里夷为平地。“亦凡，很难处理吗？”晖儿见我愁眉不展，便悄声问道，“好像连耿婆也觉得有点棘手。”“这块葬地根本就是个‘十全大恶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倒霉格局都聚齐了。”我皱眉道，“的确棘手啊，至少以我现在的造诣是无法改观这里的。”“光这格局就够咱们忙活的了。”林岳从地下抽出一根发黑的藤蔓来，“我不想添乱，不过还是得提醒下，这块的地脉也不是啥好货。”林岳手中的藤蔓叫“金乌藤”，阳性藤蔓类植物，对地脉地气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一般情况下藤蔓表面为淡红色，如果地脉地气阳炎过旺，便会呈现出深紫色。而现在这种黑得像腐烂了似的颜色，则说明地脉地气阴泽过盛。“这下手的人也忒狠了，搞得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林岳丢掉藤蔓，不住地用纸擦手道，“这转气叩穴法不但把附近的阴气引了过来，还顺带把那些阴毒的虫子也连锅端了。”葬地里的确有不少的蜈蚣、毒蛇爬动，不过它们似乎都很安分，只是懒懒地窝在一些墓穴和孔道里，并没有主动袭击人的举动。杨葛根和姚建国也证明道，平日来下葬祭拜的村民从未被这些东西咬伤过。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咬人，因为它们身上的阴毒之气全被葬地吸收殆尽，哪里还有活力出来惹是生非呢。“记得我的计算机导师曾经说过，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要从简单的角度去考虑解决。”晖儿拢了下耳边的长发，缓声道，“也许我们大家都想得过于复杂了，忘记了最直接的办法。”耿婆在一旁半天没吭声，但当晖儿说出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却突然一亮，眼神有意无意地瞟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土丘，转而又若无其事地和杨葛根聊了起来。“这些活尸白天不会出来走动，喜欢躲在一些特别的地方。”耿婆左右看了看，“你们村附近有什么土窑、大坑或者山洞吗？”“有咧，就在这边上的山坡后面。”杨葛根用旱烟杆指了指一旁的山坡，“有个呢大的洞，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杀了人就丢进洞里，邪气的很，么人敢进去。”“呵呵，看来就是那里了。”耿婆咧嘴一笑，“这帮东西也跑不远，窝在那里比较舒坦。”看她悠然的笑容似乎找到了什么解决办法，我刚想开口询问，耿婆却像知道我心思似的摆手示意，到了嘴边的问题立刻咽进了我的肚子里。“走，去山坡上的那个洞看看。”耿婆精神抖擞地招呼道，众人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跟着走上了山坡。村里倒是有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看着一个小老太太带着一帮子人探险似的走向山坡，不由都好奇地跟了上来。一阵嘈杂声中，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庄户汉子拿着棍棒锄头，从村里赶来，为首的正是愣头小伙姚远山。他穿了一身厚布衣服，打了绑腿，手里拎着一把大斧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众多汉子赶上了我们。“你看你穿的啥嘛，么锤子相。”姚建国看到儿子劈头就是一顿训。姚远山倒是不在乎父亲的训斥，笑嘻嘻地辩解着。原来他昨晚听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葬地，便兴奋得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就爬起身，去村里各处找来些精壮的村民，准备了棍棒家伙赶来协助我们。“起，起，胡然撒哩？”姚建国一脸不乐意道。他儿子自作主张不算，还兴师动众地找来那么多人，做老子的心里自然有些不乐意。更何况，杨葛根这个村长还在边上，就算要组织村民帮忙，怎么也轮不到乳臭未干的姚远山。“小伙子挺机灵。”耿婆冲着姚远山一乐，“这些人来的正好，别散了，跟上一起走。”一听这话，闷头抽烟的杨葛根立刻挥了挥手，大声吆喝着让姚远山和这些精壮村民跟上，当然还不忘喊上两句“保持井然有序”之类的话语，听得我们暗地一阵偷乐。山坡背后是个背阴的去处，内凹的山壁间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洞口来，黑乎乎的洞内似乎没有什么活物，除了山风掠过洞口时发出的声响外，一片寂然无声。对我而言，山风早已将洞内的情形揭示了不少，这是一个“Z”字形的洞穴，小半部分是碎石和骨骸，而后面的大半部分却被一些诡异的身影所充斥着，那应该便是聚集在一起的活尸。“奏是这里咧，饿们先打头阵。”姚远山大声道，洞外艳阳高照，身后又有大队人马跟随，再加上耿婆和我们压阵，这愣头小伙一扫昨晚的狼狈，显得豪气冲天。“呼”地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洞内传出的恶臭呛得众人连连作呕，也许是姚远山在洞口热血沸腾的过头了，洞内的活尸有了感应，如果不是白天的话，只怕他早就被拖进洞内大卸八块了。“饿地娘唉～～”方才还是豪言壮语的姚远山，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下，手里的斧子险些落在了姚建国的脚背上，气得他只骂儿子“瓜娃”。“瓜娃，扎式个啥咧，饿一铮耳子抽死你。”姚建国涨红着脸就要打儿子。“老姚，莫动气，你家小子倒是块料。”耿婆轻轻格了一下姚建国的手肘，“要整好村子里的事，还得靠这帮小伙儿。”“饿跟你们说，这是从上头请来的专家。”杨葛根借势给村民们放了个烟雾弹，“这次来是专门给处理村里地怪事地，你们只管听话做事，有啥不明白地么多问。”村民们见村长发话，又看耿婆气定神闲的样子，心下自然有了数，个个口中应承着摆开了架势，几个性急的小伙更是把袖子撸到了肩头。“莫急，动手之前，要这帮小伙们先放放血。”耿婆眯缝着眼笑了起来。十一、鬼蜮寄生就在村民们群情高涨，个个跃跃欲试的时候，耿婆竟然漏了这么句话出来，场面顿时冷了不少，有几个小伙下意识地往回挪了几步，肩膀上的袖子也褪到了腕上。杨葛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立刻反应了过来，吆喝着让村民保持次序，脚下悄悄挪动着凑了过来。“耿老，您给大伙说说，到底咋做嘛。”杨葛根小声道，“一说放血，人都吓跑咧。”“老婆子年纪大了，说话难免含糊了点。”耿婆听着笑了起来，“只要中指血就行了……”自古以来，我国的中医及玄学理论认为，人的手部为阳气聚集之处，其中的少阳三焦经络更是阳气流转的主干脉络。而中指则正好是少阳三焦经络的集中点，其血脉中取得的鲜血为人体极阳之物，配合适当的方法可驱除阴邪，因此素有“中指血，驱鬼邪，书符开光斗阴绝”的说法，其实这些是有些夸大了。即便聚集一个人全身的阳气，也不足以像传说中那样除妖斩魔，更何况只是中指上那区区一点的鲜血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手背筋络血管就不难发现，中指的血管恰好是手部动脉和静脉的交汇延伸，也就是说中指血管是老脉沉滞新血萌生之处，富含着极具活力的血液。摒弃故做神秘的因素，严格说来，中指血只能算是一种引子，正如中医药方上的药引，起到的作用无外乎是激发药性，就像雷管引爆炸药一般，其本身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杨葛根的安排下，有村民拿来了几坛烈酒、四个农药喷雾器和一大把明松枝条，这些都是耿婆方才和杨葛根交待的。拍开泥封，在一个大海碗里倒入半碗烈酒，耿婆从怀里拿出一把银制小刀。“这里凡是没娶媳妇没破身的都站出来。”耿婆望着面前那些小伙子道。“大，啥叫破身咧？”姚远山刚想上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了下来，愣愣地向父亲问道。“奏是和女娃睡觉……”姚建国随口说了一半，看到儿子迟疑的面色，心中立刻明白了不少，沉着脸把这愣小子拉去了一边。这头八九个年轻小伙站了出来，耿婆挨个将他们的中指刺破，鲜血顺着指尖滴入了海碗，将整碗酒水染成了鲜艳的红色。用小刀在碗中搅拌了几下后，耿婆看了看酒水的色泽，似乎不太满意，望了一圈周围的人，目光落在了林岳身上。“呃～～您老那意思我明白。”林岳识趣地上前伸出左手，“加上我这点儿应该够了。”S奇怪地看着林岳，嘴里暗自嘀咕着什么，晖儿在一旁听得真切，不由掩嘴偷笑了起来。“你小子可别糊弄我，真是童子身？”耿婆瞅着林岳道。“这年头不流行童子身。”林岳坏笑道，“可我这人太土，怎么着也跟不上流行的步伐。”加上林岳的中指血后，碗内酒水的色泽不再那么鲜艳了，耿婆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招呼村民将几坛烈酒灌入洗净了的农药喷雾器中，随即将海碗中的血酒分作四份掺了进去。紧接着，耿婆让晖儿从包里拿出两个小瓶，倒出一些深色的药粉来，用一点酒水调匀后也灌入了喷雾器里。“宝娃、牛墩、三顺、铁生，你们四个扛上喷雾器。”杨葛根见一切准备

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杀出个黎明第十一章金陵梦碎

东北，冷战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此消彼长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沦陷区的民心大失！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主要操作办法如下：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

好多家族的事我都是从我祖父那儿听说的，我父亲后来有文化，可是什么都不说。我祖父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么一句，说你什么都忘了吧，你记住这句话：咱们家是英亲王之后。英亲王第六族，镶红旗。你什么都忘了，这句话你别忘。我祖父那会儿有点钱了，还把本家请了去，修家谱。不是每年，是隔那么两三年，在我们家修家谱。那会儿我小，个儿还挺矮的，我看见过，就在北屋，有一张木八仙桌，20多人在那儿，一修好几天哪。你说说，谁家生孩子，叫什么名字，谁娶媳妇了，就说这个。整方大宣纸。是用毛笔杆儿，削平了，好多红印的油，印个红圈儿，完了写上名字。我父亲记得清楚，这家谱的头一个名字就是阿济格。定：你们家的家谱和官方的《玉牒》还不是一回事儿？金：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家的家谱啊，“文化大革命”都烧了。有家谱，还有坟图。像我祖父还知道，到坟地一看，这坟头是谁，那坟头是谁。到我父亲就不认识了，这坟头是谁的不知道了。定：没有碑吗？金：我去过，没有碑。阿济格是八王注161，八王坟啊，在大北窑那边，八通线怎么叫八？就是八王坟到通县啊，现在全拆了。八王坟是英王的坟，解放以后刨了，刨出一个大瓶来，据说清朝时候武将都是火化。定：清朝最早的时候全都是火葬。一直到乾隆时候八旗兵丁死了还都是骨灰呢。金：反正据我听说是武将，武将死了才是火化。另外那地儿还有几通碑，现在有拓片，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呢。我们的坟在水南庄，在现在高碑店靠北京城这边一点儿，就是说水南庄再往东一点就是高碑店了，现在属朝阳区。前两年中央电视台的白明还有冯其利拽着我到那儿去，结果什么都看不见了，坟全平了。可是一提照应坟的胡德亮，谁都知道。定：是从哪代另立的坟？金：这就不知道了，因为坟图烧了。据我推测，应该是从胡图礼注162，因为敦诚、敦敏的诗集里头，有到水南庄上坟的那个。敦敏的母亲死了，敦敏在水南庄那儿住了3年呢，说明在敦敏之前就在那儿立祖坟了注163。这又牵扯到礼节了。原来每年春节啊，七月十五啊，十月初一啊，就上供烧包袱，解放以后就不烧了。金锞子，银锞子，就叠那锞子。买纸，一沓一沓的纸，镶着金的、银的，四方的，给它卷成一筒，两边一夹，抹上糨糊，一长方的，当间儿空的，不是平行的，是交叉的，这就是一个锞子。另外有烧纸，就是一张白纸，使东西卷成一卷儿，然后把头儿那地方卷紧了。这包袱是纸的，上边印着黑字，有上款，有下款，当间儿写着某某某，父亲是先考，母亲是先妣，讳谁谁谁之位，底下是孝子孝孙谁谁谁。我祖父知道名字，都写谁写谁，我父亲写。后来我上学了，有时候也让我写。那会儿我们家供11个包袱，没有阿济格，都是后几辈了。还在敦诚、敦敏下边，秀字辈的。定：那些关于英王的故事也都是您祖父给您讲的吗？金：不是。我开始啊模模糊糊，就是我祖父给我说了那一点儿，我父亲是什么也不说。我学医的，从前就不注意这事，我一直小学中学大学，后来毕业就当大夫，哪儿有工夫钻研这个啊。后来有一次啊，这回民医院跟民委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会儿张寿崇注164的外甥金恒绩在市民委，金恒绩跟民委主任沙之源——沙之源是回民啊——俩人上回民医院来了。定：您说的这金恒绩是不是庆王家的？金：对，庆王府的。那会儿我还上班呢，我们正院长就说哎，我们这儿有个满族的副院长，你(的名字里)也有个衡(恒)，他也有个衡，实际不是一个衡(恒)，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呀。后来民委有事就找我，那时候不是有个满族联谊会么，每年都给我一个请柬。后来在八几年吧，我退居二线了，就有了点时间了，又赶上张寿崇办满文班，他那阵儿在东城政协，挑头办的满文班，我就上了那满文班，哎哟好，这下可大聚会了，一提老祖宗啊，人家都知道。从那儿以后啊，我认识了好多人，有不清楚的问问人家，这么着后来越来越清楚了。敦敏的坟在水南庄。敦诚过继出去了，他的坟在大兴，大兴靠南了，西芦垡，祖坟是绰克都的。这还都是冯其利发现的。那儿还有一石碑，让人当台阶那儿踩着呢，是我那大爷爷励庄的父亲，叫啟泰，给立的碑。金励衡20世纪80年代与溥杰(右)的合影(金励衡提供)奉恩将军我还见过，这人叫存耀，注165我管他叫大爷爷。他比我祖父年龄小。奉恩将军那会儿待遇也不错呢，可是什么也不干，后来大清国一没就麻烦了，把祖产什么的卖了不少。原来我见到他那会儿，我记得夏净天儿，一身串绸的衣服。定：什么是串绸？金：就是丝绸的吧，长衫呀大褂儿。坐着洋车，叼着烟卷儿，来看我祖父来了，我祖父是他堂兄嘛。给我的印象就那样的，奉恩将军存耀。那时候我祖父就有点钱了。后来就解放了吧，北京市移民，就把他移到内蒙古去了。在北京他什么都干不了，到内蒙古他能干什么呀。定：解放初期往内蒙古等地移过几次民，都是无业的，在北京城里瞎混注166的。金：对对对，就是无业游民，什么也不干那会儿。定：到那边种地去？金：您想这位奉恩将军他能种地吗？(众笑)既不能打仗，也不能种地。定：后来都跑回来了。金：哦……原来您知道啊？您说对了，真跑回来了(众又笑)。跑回来就投奔到我祖父那儿了，我祖父就给他安排到绦儿胡同一个大车店，就在大车店那儿住，后来就死在那大车店了。(看满文书院最早的照片)满文书院最先是我们搞起来的。这是常瀛生，代善的后人，这是金宝森。

3.我自己

金：我母亲是汉族，不是旗人。汉族嫁到满族里边来，姓什么就什么佳氏，把汉姓后边搁一佳字儿。她们家是天津人。我那个外祖父在天津是比较有名有钱的，没有儿子，有4个女儿，老头把财产全都给女儿置了嫁妆了。所以我母亲嫁妆不错。定：您是长子？金：对，我10岁我生母就死了。我还有个弟弟。我弟弟是我这个妈生的。我就出生在什刹海旁边有门脸的那个门儿，现在宋庆龄故居，原来叫摄政王府的旁边(看照片：我就生在这个门里头，这就是后海)。定：那你们住的也是王府啊？金：不是，我们是在王府旁边，要是在王府里就麻烦了。我们住的那房子可比王府小多了，可是它也按着王府的格局。那个房子是谁的金励衡于后海北河沿的出生地(金励衡提供)呢？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那个房子是缪素筠注167的。房子很好，一边是府邸，一边是花园。我们就租她花园那部分。现在还一直保留着呢，我前些日子还进去看看，里边也都是大杂院，都盖上小房儿了。那会儿载沣，就是溥仪他父亲还活着呢，他是1951年死的嘛，那会儿夏天热，他有时候就上后海河边凉快去，跟我祖父聊天儿什么的。我们现在的房子是我祖父又在那边买的地，自己盖的房。跟那个不是一个院儿，可是离得不远，就跟从这儿到胡同口那么远。我祖父盖的三合院儿。定：您说的三合院是什么样的？金：就是有北房、东房、西房，没南房。这个房子的头里，现在叫鼓楼西大街，原来叫德胜门果子市，我祖父在果子市做买卖，有两间门脸儿。我们后盖的这房子，就跟我祖父的商店通着，现在的门牌叫孝友胡同。故宫现在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嘛，什刹海这地方算是文化遗产缓冲区，是风景区了，那地价比哪地方都贵。岑大利：您那房子现在还有人住吗？金：“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就别人住了，去年才落实政策。国家出钱把那住房的全给搬走了，房呢就交回来了。我们8个兄弟姊妹分了，我父亲有遗嘱啊，给了我两间北房。岑大利：不错呢，还能给您交回来。金：这国家也花了不少钱啊。落实政策，自个儿花钱修的。我父亲在门头沟教书，“文化大革命”受冲击。他有一段历史问题，当的官儿不大，名儿可太厉害了——“防共委员会”。定：他什么时候跑那地方去了？金：那会儿老找不着工作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差事，还是汪精卫的伪政府啊，地方不错，在中南海里边。在那儿就当雇员，成天就写毛笔字儿，抄抄写写。解放以后坦白了。刚一解放政策还是比较稳的，没事儿，不作为历史问题处理。可“文化大革命”就乱了，不管那套了就，在门头沟那边给揪出来了。我母亲那会儿也下乡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注168。上顺义北坞插队了。后来又办回来了。我学的西医。我1955年北医毕业的。我入学的时候北医还跟北京大学是一回事呢，那会儿叫北京大学医学院，后来独立了，叫北京医学院。现在又合了，叫北京大学医学部了。今年9月份我们班刚开过毕业50年联欢会。我们那会儿是5年制。原来协和8年，北医是6年，到我们那年教学改革，是5年。我毕业以后先分配到北京市第一医院，这医院原来是市级，后来下放到区里了，1970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又下放到甘肃。我老伴是药学系的，1962年毕业。那会儿不是备战么，她们班好多人就分配到部队上去了，就给她分配到空军天津医院。所以我算是军属，军属不下放，就把我分到回民医院来了。“文化大革命”回民医院改叫向阳医院，后来又改回来了。牛街那儿不是回民多么，回民医院原来归民政局，不归卫生局，这是全国最大的回民医院。现在为什么那么重视啊？是因为2008年奥运会，还要投资哪。

4.德胜门内

金：我上学啊，都是我祖父供的。定：您祖父比较有钱嘛。金：我们家是有点儿，可是我是吃窝头长大的。那会儿好多人都羡慕我们家，因为我们没挨过饿，没吃过混合面。我有个本家的哥哥就说我父亲，说我要有你这么个爸爸呀，我天天儿给他磕头！我看过别人吃混合面，灰色儿，像香炉灰。我没吃过，可是我见过。定：日本人来的时候您记事了吗？金：哟！是七七事变吧，我都记得。29军大刀片儿。那会儿我有个姐姐，我跟我姐姐就在那院里玩，飞机来了，那声儿大，我姐姐吓得就哭，往屋里跑。我们住的后海北河沿那地方，那天就通知了，让搬走，说今儿晚上这儿打仗。我们都看见了，那些大兵穿着灰制服，就听着好像是东北口音，就在河边石头上磨大刀，一边磨一边骂，一边磨一边骂，就骂那日本人。(我们家人)就说收拾收拾东西吧，说搬到果子市，上柜上住去。这个也带走吧，那个也带走吧，什么也舍不得，头天一宿就没睡觉，收拾那东西，第二天就搬走了，到柜上住下了。结果一宿枪也没响，第二天大兵全没啦，可能就都上卢沟桥了。现在宋庆龄故居那地儿，过去是德胜门小市儿，周围全是木厂子，(人们)就用那沙篙，把路口全给截上了，买东西都得隔着墙递一个菜筐。我对日本人的印象特坏。正觉寺注169那儿的两层小楼，住着日本人，日本人喝啤酒，啤酒瓶子就往下扔，砸中国人脑袋。在新街口那儿我眼看着，一个卖笤帚的，也不知道是妨碍交通了也不是怎么着了，让日本宪兵给踢得一溜滚儿一溜滚儿的。我那几年每年都拉痢疾，拉一回痢疾就且拉呢，几天几宿的就这么拉，药也没现在这么发达，就吃中药。那会儿一拉稀就叫虎列拉，注170一说虎列拉(日本人)就给拉出去烧了，所以拉痢疾都不敢说。所以中国人对日本人一直印象不好，因为他们太粗暴了。也说美国兵不好，但没有像对日本人那么恨。美国兵好像表现得就文明点儿。我都赶上了，满街美国兵，吉普车，日本人是牵着大狼狗。定：可是对你们家直接影响不大是吧？金：对我们家直接影响不大。日本投降的时候，(北京人)都恨日本人啊，好多日本人都一家子一家子躲到防空洞去，另外也有一些嫁中国人了，嫁给拉洋车的。可是在个别场合有的还挺横着哪。后来社会就不稳定了……定：这指的是什么时候？金：国民党来了以后啊。日本时代用联合票，是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国民党来了就不用了，用关金，用法币，后来又发了好几种，有一种叫金圆券，这金圆券可把我祖父给治了，他原来还有点钱，一折成金圆券，那点钱就够打一壶醋的了。所以解放对我们家是有帮助的，我上学不用交学费，吃饭也不要钱。我祖父三娶的祖母也是汉族。她就住在西城区，现在叫四环市场，一个超市，原来叫草厂大坑，我这第三个祖母的娘家就在草厂大坑旁边。穷。草厂大坑是抹脖子的地方。那会儿我们串亲戚到那儿去，都说：“早点走吧，晚了待会儿有抹脖子的”，哎。积水潭那地儿，是跳河的上吊的地方，靠荷花市场那地儿，也是上吊的地方。我上小学在新街口那边，上学下学老走积水潭那地儿，这跳河的上吊的我都看过没数了。解放以前。上学去看河里漂着一堆衣裳，甭问，一跳河的。喝满了水啊时间一长就漂上来了，叫河漂子么。等中午晚上下学的时候一看，捞上来了，还盖一张席。几乎天天儿有。就那板桥头条，板桥二条，积水潭医院后边那地儿，那树上，隔不几天就挂一个。定：您都看过？金：看过！定：就是说你们当时住的那环境都是特别穷的？金：都是穷。要不怎么说解放了拥护共产党啊，那真是！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从德胜门，我还到德胜门门脸儿看去了呢。那会儿还早晨几点钟开城门，晚上几点钟关城门，就怕给关到瓮城里边。我小时候还有放午炮的，中午一点好像是，“当——”。定：出了城那边就是庄稼地了？金：哎哟，解放以前不出城就种庄稼啦。绦儿胡同后边就种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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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讲的故事，您在别处听不着

——何秉钧口述

(一)何秉钧口述

时间：2007年3月22日(第一次)2007年3月24日(第二次)2007年5月23日(第三次)地点：北京肿瘤医院十里河分院病房访谈者：定宜庄、殷芳、邱源媛[访谈者按]我为何秉钧先生做访谈，是在肿瘤医院的病床上。秉钧先生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许多，才62岁，精神非常健旺，虽然头一天刚做完第八次化疗，但根本不像个病人。我原先以为访谈的重点会在他学中医的经历，没想到他是从祖父入乐部讲起的，这是又一个孙子讲述的爷爷的故事。秉钧先生人很聪明，记忆力惊人。他会唱不少曲子，访谈基本上是在他的边说边唱中进行下去的，这很有趣。至于他讲的宫廷逸事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杜撰，与其认真地一一核实，倒不如将其当作爱新觉罗家族中一些人的特定趣味来看，更有意义一些。何况对这些逸事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爱新觉罗后裔，也有寻常百姓，乃至成为当今社会上的普遍风气。《爱新觉罗宗谱》中何秉钧家族支脉一览：和硕礼烈亲王代善注171多罗谦襄郡王瓦克达(第四子)注172松山松锡(第二子)注173何秉钧祖父松锡，光绪十三年(1887年)丁亥四月初十日未时生。何秉钧(以下简称何)：我就用启功先生的一句话来开头吧，启功先生说因为我是胡人，所以我就胡说了。这句话你们听过吗？我事先整理了一篇稿子，我想这样，凡是书上有的，我不跟你说。定：好的。何：我现在正做着化疗呢，已经做到第八个疗程了，还有4个疗程就做完了，完了以后呢，就3个月到这儿来查一次。再过一个时期呢，就半年查一次。

父亲回家。凯瑟琳侍候用餐，清洗餐具。晚上6：00：凯瑟琳退场，霍尔顿现身读报、看新闻、更新信息。晚上6：55：霍尔顿完成更新，退场，桑迪现身。晚上7：00：桑迪与父亲一同看电视，忍受父亲一再转台。晚上8：00：父亲睡在客厅地板上。桑迪退场，卡伦现身，出门拜访邻居（亨利和艾迪），在前廊聊天。晚上8：15：卡伦退场，卡伦1现身，洗澡。迈尔斯曾短暂出现，用拖把卡住门，父亲无法任意开门。晚上9：30：卡伦1退场，卡伦入睡。卡伦给我的日记不只这些，但格式内容原则上都差不多。每天参与的人格约有6至10人。※※※※“卡伦几乎已经没有可以帮助她的内在人格了，”霍尔顿说，“她想留一个下来，以防万一……”“万一她想再次逃避、想躲起来？”我替他把话说完。“对，”霍尔顿继续，“卡伦3只有‘自怜’的态度。她表现得像个受害者，也是我们之中意志最消沉的一个。卡伦2越来越常跳出来，让大家多少开心一点。我报告一下目前的状况：现在还剩詹森、卡伦2和3——噢，当然还有我——等待融合。”※※※※“你考虑过融合的事吗？”我问卡伦2。“嗯，其实我想得挺多的。我不太想加入这个无精打采的团体。我不想分担他们的痛苦……也不想失去我的人生乐趣。”“你可以跟其他人分享你的乐趣呀，你应该是为了某个目的才存在的吧？能不能多告诉我一些你的事、你的角色？你是何时诞生的？”“我1969年诞生。那时我们念高中，一天到晚跟男生约会；没错，这就是我的角色，对我来说这很正常。我通常跟年纪比较大的人约会；等我回到里面，换卡伦3出来，这段关系大概就结束了。她呆板、性冷淡；而我呢，嗯，当然比她有经验啰。”※※※※“卡伦的丈夫真的很恶劣。”在催眠状态下，年轻的卡伦3如此说道。“昨天，卡伦2骂他，然后就进来换我出去。结果我出来的时候，他一拳打在我脸上。”“一定很恐怖。”“恐怖，没错；稀奇吗？不稀奇。”我可以感觉到，卡伦3让我的心情变差了；好像她身上会发出某种致死射线，能把好心情消灭。她第一次来找我时，我也有这种感觉。眼前这位卡伦3是分裂的儿童时期的卡伦，仍需与整体融合。“我找不到人说话，”她说。“以前我会跟凯瑟琳还有安聊天，但她们都不在了。我很气卡伦2。她吼我，叫我不要出来‘碍事’。可是乔希对她发脾气的时候，她就躲进来，我必须出去承受。我觉得我好像被钉在一面镜子上，镜子里的我伤心又丑陋。”“你听起来好像很不快乐。我只能想到一个办法：你必须让其他人分担你的烦恼，然后融合。”“可是我不想害大家跟我一样惨兮兮的。我的责任就是当受气筒。”“我了解，可是我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受的气原本就是属于大家的。”“哦，好吧，如果你认为这样比较好的话。”“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下一次就来进行你的融合吧。”※※※※“对啊，有时候我希望我的分身能回来，”卡伦沮丧地说。“他们总是在一旁支持我。我觉得我失去他们，忘记他们已经在我身上了。我想知道每一件事的每个部分，我知道答案就在我的脑袋里，可是我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根本没办法想起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照顾弟弟们好几年，但我不记得实际上做了哪些事。我没做过饭，没洗过碗，没洗过衣服，没擦过灰尘——全都是凯瑟琳做的。现在我得自己做。其实做事的感觉并不差，但我以前为何不做呢？我觉得好失落、好空虚。自从朱莉安融合后，我再也想不起他们每一个人的样子了。当然也有好玩的时候啦。比方说，我正在吃芦笋，这时我女儿会说：‘妈妈，你不是讨厌芦笋吗？’然后我会随便搪塞一句‘我忘了’或是‘我今天不觉得它难吃’之类的话，因为我不再讨厌芦笋了。”※※※※“真吓人，卡伦开始自己思考了，”霍尔顿说。“她渐渐了解每个人存在的目的。现在，已经融合的人格全部混在一起，我们分不出来谁该负责哪一部分。我很难过卡伦得自己承担丈夫的羞辱；我甚至还动了想杀他的念头，真不像我。卡伦搞不懂她怎么有办法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谢谢霍尔顿的信息，换其他人出来。“如果你打算融合卡伦3，肯定一头陷进大灾难之中！”卡伦2说。“卡伦会变得很沮丧！万一她又想自杀怎么办？那我得常常出来找点乐子。”她对我眨眨眼。“卡伦3即将融入一个更大、更完整的个体，”我说，“也许会有一阵子不太好过，但我想最后不会有事的。”“等我融合好了，我希望能支配卡伦久一点。”※※※※卡伦3与其他人格融入的那个“卡伦”不太一样，这一点仍令我百思不解。也许我不该想得太具体。卡伦3——卡伦的童年部分——在内在系统中也有属于她的角色：接收并承受沮丧。这个人格需要释放，与整体融合。我试图想象卡伦脑中的情景，仿佛这些分裂人格被一个个倒进大桶子里，让过去从卡伦的意识分裂出来的信息片段或精神结构，确实回到未分离或重组的状态。当然，卡伦3可能压抑了不少情绪，需要缓解——她必须敞开心扉，让其他人一起承担。※※※※“以前，我不怎么介意遗失时间，”卡伦说，“但现在我觉得很不正常。昨天，我失去了一整天，前天则有半天不见了。我有好多事要做，万一失掉时间，我会赶不上进度。”“你准备好跟小时候的卡伦3融合吗？”我问。“大概吧。她是我沮丧的部分，对吧？”卡伦不是在提问。她早已知道答案，她只是希望我能分担她的疑虑。“你可能会有点沮丧，”我说，“但我认为最后应该也会跟前几次融合一样，感觉会慢慢变淡，成为你内在的一小部分。”“可惜我们不能让这部分继续独立留存。”“如果让卡伦3继续留着，我担心你没办法处理或缓解她的情绪。沮丧很可能突然发作，直接影响你。让她与你融合，我们才有办法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予治疗和协助。”卡伦似乎挺满意我的解释。“现在，让自己坐得舒服点吧，”我说。我开始催眠她，着手融合卡伦3。“我担心我会把沮丧传染给大家，”卡伦3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压抑自己？”我问。“对，”她说，“所有痛苦的情绪和自卑都是我在承担。我也得承受她丈夫的羞辱。卡伦只负责忍受他说的话，但感觉全部由我接收。”“你是如何诞生的？”我问。“卡伦出生后没多久，凯瑟琳、霍尔顿和卡伦博就成形了。然后卡伦1出来扮演小女孩，卡伦2生来就不受负面影响。我生于卡伦两三岁的时候。我在里头待了很久，但莎拉诞生后，我又出来了。理论上，我们3个‘卡伦’几乎同时诞生，只是作用不同，所以我们拥有相同的名字。”“卡伦难过的时候，我会承受她的悲伤。父亲骂她娼妓，我会带走这种话给她的感觉。父亲也常羞辱她。比方说，卡伦13岁时，父亲带她去买长睡袍；他跟店员说她是他妹妹。我也替她承受羞辱感。”卡伦细数她的任务，语气疲倦又绝望。“卡伦几乎不会哭，我替她哭。有时候，卡伦一见到你就哭起来，那是因为我出来了。希望我没把你搞糊涂了。”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不曾搞清楚过，我心想。“你准备好了吗？”我问。“好了。”“请你先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等一下，我们待会儿就请你进来。”卡伦和我展开熟悉的融合步骤。我先解释卡伦3的角色，以及她如何诞生。卡伦让卡伦3进来。卡伦说，卡伦3在发抖，泪眼婆娑；她是她年轻时候的样子，她能听见她的想法。她们彼此向对方保证，请对方安心。卡伦3并未移动，因此卡伦走向她。“她站在我旁边，快速移入我的身体。”卡伦停止描述，我看着卡伦努力进行。“我可以感觉到她。好亮，好刺耳……她完全融入。我看不见她了。”“现在我要离开你的小房间，”我说，“你会接收到一大堆她的记忆，不过我相信你已经有能力处理了。”我带卡伦离开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你想起什么了？”我问。“我看见一名年轻黑人。我在车上。我听见父亲说：‘唯一的好黑鬼就是死黑鬼。’”1997年7月21日与卡伦3融合7月17日，礼拜四，卡伦3与我融合。直至与卡伦3融合前，我仍有疑虑。对于这部分的我，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大多时候都处于沮丧、难过的状态，所以我担心这次融合会伤害我。我从她那获得的第一份记忆是父亲开车经过林肯中学。他直接开进敞开的铁栅门、越过学校操场，朝一群正在打棒球的黑人青少年直直冲过去，想撞倒他们。父亲亮出他从伯特那儿偷来的警徽，威胁孩子们离开这里别再回来的时候，我就坐在汽车后座。他们落荒而逃，他哈哈大笑，然后转过来对我说：“唯一的好黑鬼就是死黑鬼。”这句话伤我伤得很重，因为他常喊我黑鬼，要不就说我的嘴唇像黑鬼，说我有黑鬼的鼻子。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始了解卡伦3这个人。她30岁，在我出生后（大约2岁时）跟着诞生。她是开始接受你治疗的人。她常有自杀的念头，头痛的问题很严重。换她出来时，她几乎都在睡觉。我想，在我们这个系统中，卡伦3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渐渐想起她为我的付出之后，我慢慢觉得有她在身边，我真是太幸运了。过去这几天，我才知道几乎都是她在承受我丈夫的言语羞辱。我知道他会给我乱取绰号，取笑我，但我直到现在才知道他这么过分，才开始体会被羞辱的感觉。我不确定该怎么对待我丈夫。有时候，我知道他的怒气是针对我而起的。但是，他怎么可能在完全不了解我为何改变——当然是因为融合——的状况下，容忍我的改变？我不可能为了他而继续留在过去的状态，因为我根本不记得他喜欢哪一个我。说真的，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与之生活17年的陌生人。每当我看着他，我能立刻感受到他对我的憎恶。现在卡伦3融合了，我开始感觉到对这个人的愤怒。我恨他如此残酷地对待我。我发现我很希望他走，更悲哀的是，我甚至希望他死掉。卡伦3认为她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她想死。现在我感觉这次融合大概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我想短时间内我没办法接受另一个人。接下来这个月，我必须适应我的改变。对我来说，通过其他人的眼睛看世界是个崭新的经验，我希望能多花点时间好好享受、欣赏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不想忘记大家。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5章卡伦2与詹森“怎么了？”我问道。卡伦摇头，仿佛想借着摇头避开问题。“我只是绝望。这么多年来，我不断被批评，被苛责，我无能为力。我只能靠时间慢慢沉淀，成为卡伦的一部分。一下子承受那么大的羞辱，感觉糟透了。”进入催眠状态后，詹森说他不敢把作品带过来，他不知道为什么。经我一步步诱导，他终于承认：其实他很清楚，把作品带来后他就要被融合了。我试着安抚他，表示我们会把看画和融合的时间分开，但我们俩都知道这是小小的谎言。我想，如果让他知道我能了解他的想法，也许他会感觉好些。“卡伦2说，不管我愿不愿意，下次都要换我融合，”詹森说。他有一种其他孩子欠缺的、温柔体贴的气质。“她想当老大来指挥我。我出来画画，但她把我推回去，她好看电视。”我说我会跟卡伦2聊一聊，设法确保他会得到应得的时间。“我听见那小兔崽子说的话了！”哈，卡伦2，我想。“听起来，你好像让他不太好过哦？”我耐心与她周旋，试着隐藏我的不耐烦。“他动作好慢！”她说，完全没注意我的态度和语气。“他一直在搞那些无聊的图画，没完没了的！”“希望你这礼拜能多给他点时间，让他完成他的画。他必须画完才能接受融合。”“噢……嗯，好吧。我自己也没在外面待很久啊……我很守本分，没去打扰卡伦3融合哦！但是要我管住舌头实在够难的。我好讨厌卡伦她妈，好想叫她闭嘴。霍尔顿总是得设法按捺住我的脾气。”“她不也是你的母亲吗？”我问。“我从来不把卡伦的父母当成我自己的爸妈。我挑了某些人的优点和特质，在我心中打造我自己的理想父母。”“你从哪儿挑人呢？”“电视节目啊，电影啊，诸如此类。我的父母很正常，不会虐待我，但他们也不是真的。我们这儿的其他人大多把霍尔顿和凯瑟琳当爸妈。桑迪假装自己是被领养的，而她慈爱的亲生父母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你出来之后都怎么打发时间？”我问。“我喜欢与人相处。我喜欢跟莎拉在一起，帮助她建立自信。我不想失去行事的能力。我希望大家当初融入的对象是我。”“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我问，“你融入他们，他们融入你，你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呀。在我看来，谁也没占到便宜。”卡伦2深思良久。我趁其不备，直接切中要害。我想她可能以为，作为各独立人格的接受者，自然拥有相当程度的支配与自治能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每次卡伦都被迫改变，她根本无力控制。“假如我融合了，我怕我只会占整体极小的部分。”“没那么小吧！”我大笑。“也许没那么小，也许正好相反。”她笑了。“我非常强壮，意志坚强，假如我不愿意，即使是霍尔顿也没办法逼我回去。”说不定我能借着这个机会更了解“转换”的感觉。“你从‘外面’回到‘里面’时有什么感觉？”“当在外的人格开始退回内在，”卡伦2好像在解释给小孩子听，“声音好像被包住，视线也变得模糊；然后就被吸回去了。假如我没事干，或者并非在专心做事，霍尔顿就会把我拉回去；一回到里面，我的力量就变弱了，没办法挤开霍尔顿，取代他的位置。凯瑟琳偶尔也能把我弄进来，不过她会耍花招设计我，骗我说里头有人需要我。”“你好自信，”我恭维她，“你一定能带给她很多好处，让她受用不尽。”“也许我们可以留下两个人，卡伦和我！”她开朗而热切，仿佛突然想到自己有钱买新衣服似的。“你可以先继续融合詹森和霍尔顿。我喜欢独立存在，我想当一个完整的人。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曾有过不好的经历。假如我融合了，我就会变成被虐待过的人。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你想你要多久才能准备好？”我听出她的恳求，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对卡伦来说，融合我才是最好的选择。”她的热情突然消失了。“但我认识的人、我的朋友怎么办？我常常在卡伦睡着后，溜出去跟他们碰面。”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望着她。“我知道我的时候到了，”她垂头丧气。“你想在什么时候进行？”我继续施压。“公元2000年？”她振奋了些，“我一定得说个详细日期吗？”“我们可以下次再来讨论，”我说。“现在请你先回去，我好带卡伦回办公室。”“我一定要回去吗？我想继续待在外面做几件事。”※※※※过了一个星期，1997年9月9日，卡伦2在催眠后第一个现身，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从“推销家用塑料制品的聚会”上带了几幅画回来，全家到处挂；她还告诉我她给莎拉买了鞋，也描述她跟朋友出去玩的琐事。她滔滔不绝说着一堆不相关的事，直到我打断她的话。“你考虑过融合了吗？”我问。卡伦2突然停住，活泼开朗的情绪瞬间化为担忧与严肃。“嗯，考虑过了。我并非百分之百赞成这个主意，”她瞪了我一眼，“但我知道这样能帮助卡伦。最近我读了一些有关虐童的信息，让自己更加熟悉也更加了解了我们的处境。”“如果卡伦能把世界想得更美好，更安心过日子，那就太棒了，”我说，试图巩固她必定能对卡伦有所贡献的想法。“对你来说，我渐渐变成一个麻烦人物了吧？”她说。“你担心我会接管卡伦的内在系统，控制她。但现在，我却担心我会完完全全消失，不见了。”“你希望什么时候做这件事呢？”“下礼拜应该可以。”她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神情有些凄凉。“我很享受每一次出来的机会，但我想也许我能用另一种方式享受它。我一直在观察卡伦，我看见她过去的每一部分仍尽力做自己该做的事。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里，去看法国电影难免会被打上软派的烙印。虽说在战败的同时自由意识已被唤醒，但周围很多人受战时观念的影响头脑依旧保守。“进电影院时可不要太显眼哦！”老师苦笑着说道。虽然倒也说不上是趁机而入，但当时伸夫确实常去看电影。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仍会浮现《舞会的名册》《会议在跳舞》《贝贝·勒·默果》《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煤气灯下》《法国外籍军团》《车灯》《北方旅馆》等电影的著名画面。而《胡萝卜须》《偷自行车的人》《第三人》《终站》《生死恋》以及号称第一部苏联电影《石头花》等，则是后来上映的电影作品。那些电影伸夫未必都能理解，但说实在话，《舞会的名册》令人烦躁郁闷，《贝贝·勒·默果》和《法国外籍军团》则阴郁不堪难以接受。不过，他对那些作品所共同具有的、对于人生的倦怠氛围似乎有所了悟。“或许将来自己也会那样生活。”在伸夫的心中，期待与不安相互交错。这些电影作品中最令伸夫感动的就是《情妇玛侬》。不过，比起故事情节和与主人公的共鸣，其最后一幕的美感更夺人心魄。男主人公屡屡犯事遭到追捕，最后与女主人公逃进了沙漠。女人精疲力竭倒在酷热的太阳下，男人拼尽最后力气站起想继续逃跑却扶不起女人，百般无奈之下扛起女人的双脚迈步前行。荒凉的沙漠上既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女人被头朝下拖着走，长发在沙地上画出曲线。不久之后，男人也耗尽体力倒在了沙漠上。男人放弃了继续逃跑的念头，用双手捧起沙土盖在女人身上，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将其遮盖起来。两人必死无疑，秃鹫就在他们的上空静静地盘旋。这幅凄美的画面紧紧地抓住了伸夫的心。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也许男女爱到极致就会落到那种凄惨的地步。虽然恐怖，但爱情也许真的具有那种魔力，能使人坦然地走向地狱。看完电影之后，女人被拖在沙地上的裸露上身和长发依然烙印在伸夫脑海中。女演员塞希尔·奥布赫豪爽奔放，虽然闭着眼睛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十分娴静，那张脸庞也牢牢地刻在了伸夫的眼底。还有一个令伸夫印象深刻的就是《魂断蓝桥》中的画面。这部电影以伦敦的滑铁卢桥为舞台，一对男女相遇相恋，不久后却因战争别离。当男子在战后回到约定见面的蓝桥时，女子已经彻底地变为娼妇。男主人公由罗伯特·泰勒主演，女主人公由费雯·丽主演。被战争撕裂的、充满了甜美而哀切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据说，后来在日本热映的《请问芳名》就是以这部电影为底本拍摄的。在现实当中，由佐田启二主演的春树和由岸惠子主演的真知子曾约定在东京的数寄屋桥重逢。那时的伸夫当然没有恋人，也不曾恋慕某个特定的女子。他虽然对街坊家那个名叫弓子的女孩心怀好意，但离所谓恋爱的感情还很遥远。不过，男女相爱、甜言蜜语、相互追求这些概念他是明白的。大人们从表面看去让人以为他们只会埋头工作，但其实他们对爱情和性都十分关心，这些在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些事情长大再看纯属当然，但以少年的角度来仰视却会引起新鲜的惊疑。原来如此！成年男女就是这样相互交流接近并相爱、又是如此相约重逢的吗？因战争而天各一方的恋人就是这样怀着悲伤相互寻觅的吗？而且卖春这种事情竟会给曾经笃信对方的男子带来如此打击、给恋人双方造成如此创伤吗？无论截取剧中的哪一幕，都是伸夫从未体验过的事情，所以他未必能够每件事都感同身受，而只是不时地点头感叹“原来如此啊……”“是那样啊……”“哦……”。虽然基本上都是出于好奇心，但他在看电影时强烈地预感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坠入情网。虽然尚未体验过，但总有一天自己身上也会发生与此相似的故事，自己或许也会像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到处寻觅美女。伸夫沉醉在电影画面所营造出的浪漫氛围之中，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未来。如此看来，伸夫对艺术的某种感性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来的。不知艺术为何物、人生为何物，来到户外就跟同学们玩棒球直到饥肠辘辘，冬天就只知道滑雪——伸夫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少年而已。可是，一旦走进昏暗的电影院，他就会像屏住呼吸般地盯着银幕看几个小时。那里基本上没有少年式的热血沸腾，也没有心惊肉跳的冒险和豪华的场面。男女相爱、争吵、分手，某豪侠只因一念之差赌命于无聊荒唐之物，某老处女感慨地倾诉人生悲喜，某落寞者寄身于倦怠的深渊。尽管这些人大致与少年无缘，但伸夫看到他们走过的人生之路，就对即将横在自己面前的未来心怀几分恐惧和憧憬。对于刚上高中的少年来说，这种刺激未免过于强烈，但青春却不惧任何强烈刺激，全都能够吸收。某种刺激唤起另一种好奇心，而另一种好奇心则开始寻求更加强烈的刺激。当时的游戏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看电影就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同时也是教导人生、感受艺术的媒体。不过，伸夫从电影中并非仅仅感受到人生和艺术。实际上，他在后来才意识到那种感受是通过观影孕育出来，而当时只不过是受到好奇心驱使想去看看而已。那些艰深的理论是在后来才领悟到，而当时只是出于更现实的原因走进了电影院。例如在影片首映时特别想看而心神不定，可他却没有勇气独自前往。在二度徘徊之后，终于约朋友一起去看了《某夜的接吻》。这部电影的片名本身也具有刺激性，而且因为其中有吻戏才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事如今听起来也许会被付之一笑——就为这个呀！但在当时，“接吻”这个字眼本身就已经充满刺激，更何况是天下第一美男美女在银幕上嘴对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脱衣舞，在刚刚露出阴毛扭动的瞬间，只因为被指责低俗下流，脱衣舞娘就拿起画框把裆胯挡住，真是叫人笑不出来。在那种时代，刚刚开始对性产生兴趣的少年只因能直接看到接吻的画面就想去看电影，这种心理也不足为怪。当时，初中生看电影原则上要有监护人陪伴，但伸夫的父母根本无暇同去。而且即使有空陪伴，他跟父母一起看电影也会心神不定。伸夫无可奈何，于是将监护人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常常跟大四岁的姐姐同去看电影。可是，姐姐也并非什么时候都能去，而且爱好未必相同，更何况是《某夜的接吻》这类电影，更不可能一起去看了。伸夫用夹克衫替换了黑色的立领学生服，朋友也穿上衬衫和毛衣，两人一起前往电影院。此时天色已暗估计不会太显眼，但不凑巧的是，电影院位于闹市中行人最多的拱廊街一角。那里虽然没有如今这种华丽的霓虹灯，但在亮如白昼的照明下，门口悬挂着画有男女接吻场景的巨大广告牌。伸夫他们来到门口却没有勇气马上进去，过门不入地走过一个街区对视一下再原路返回。虽说规定要有监护人陪伴，但那只是原则而已，实际上跟同学朋友一起观看也不成问题。虽然街道上还有担任辅导委员的老师巡视，不过即使被他们发现，也顶多说声“哎，不能一个人去看哦”而已。还有个笑话说，学生在看电影时被前排人的脑袋挡住，于是叫那人低一点，结果那个人就是辅导委员老师。伸夫还没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过，可以说没有前科。但是，对于这部影片，辅导委员老师恐怕会重点巡视。不过，伸夫在作出决断时就已拿定主意，如果被发现的话到时候再说，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姓名等着挨批评。朋友也是同样的决心，两人都相信只要能看电影，即使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也值了。因此，他们刚才过门不入并非害怕辅导委员老师，而是被眼前广告牌上男女公然接吻的画面震慑住，自己先感到十分难为情，于是就从门前走了过去。“准备好了吧？直接进去哦！”两人对视一下，这次才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售票口走去。只要说声“两张学生票”并把钱递进去就没有退路了，在此之前还需鼓足勇气。可是，女售票员却故意慢条斯理地数钱，撕下两张票后又开始数零钱。能不能快点儿——伸夫有些生气，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死死地盯住那女人的手。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跟买黄书等待阿婆包书时相同。两人终于拿到门票进了电影院，他们再次回头观望。刚才进门时会不会被谁看见？有没有辅导委员老师跟踪？不过，两人身后只有一个打短工模样的男子，没有别人尾随。本以为这里的观众都应该是多少喝了酒、穿戴不那么讲究的男人，可进来一看却发现，穿西装系领带的工薪族出乎意料的多，还有不少女观众。“咱们完全没必要提心吊胆嘛……”伸夫觉得自己过度谨慎有些吃亏，但作为未成年人的负疚感却难以抹去。他低着头向前走，从买站票的人们肩头上方望着银幕。虽然广告词说的是“国产影片中首次接吻镜头”，可剧中男女的对白却拖拖拉拉没完没了，迟迟不见接吻镜头出现。但尽管如此，场内没有一声咳嗽，呈现出异样的安静。过了半个小时，男子和女子正面相对，眼看着越来越近，在接下来的瞬间，两人的嘴唇贴在一起。观众中似乎有人发出叹息声，但也只是一瞬间画面就已转换。镜头从上半身摇向脚下，女子穿着高跟鞋的双脚慢慢翘起，可以看出是在向上探身。“原来如此啊……”伸夫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男女站着接吻时，个子矮的女子要翘起脚跟呢！”伸夫打算明天去学校后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继续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做那种事情吗？当天夜里，伸夫想象着尚未看到的未来，并在大脑中描绘出跟弓子接吻的场面完成了自慰行为。[1]日本战后粮食匮乏时期以海带、淀粉、鱼粉制作的代用面条。[2]日本镰仓时代中期到末期的古典军事文学名著。“源”指源氏家族，“平”指平氏家族。[3]平清盛，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和公卿，在“平治之乱”中击败源氏势力，建立平氏政权。[4]源赖朝是当时的武将和政治家，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异母兄弟。静御前是当时的歌舞“白拍子”的女艺人。[5]日本札幌市的中心娱乐区。[6]经常泡妞的好色男子。[7]对因改制激增的“快餐式”综合大学的揶揄说法。[8]日本的战国时代（16世纪中期），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在12年中进行过5次大会战。[9]“前头”和“十两”都是相扑选手排位的名称。[10]相扑比赛记录胜负的方式。每场胜者涂白圈，负者涂黑圈。男子一上高二那年的春天，对于伸夫来说是个难忘的、极具冲击力的春天。不仅是伸夫，对于当时的全体高中生来说无疑也都相同。从这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全国公立高中同时施行了男女同校。以前男生都以“质实刚健”为校训，以敝衣破帽装腔作势，在冬天里也以赤足穿木屐的硬汉做派为荣，可现在学校里突然来了身穿水手服的女生。由于战后物资匮乏，再加上粗野的男生不够珍惜，校舍已变得破烂不堪，地板下陷，有些窗户甚至没有了玻璃。此外，女厕所的绝对数量也很不够。就是这样一切都与女生无缘的纯男生圣地，女生将要进来同校学习了。男女同校将市内两所男子高中和两所女子高中合并起来，再根据所在区域重新分割，要求同一地域的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上同一所学校。因此，每所高中的男生与女生人数几乎相同，或即使不同也是男生稍多。不过，由于按照东西南北划分为四个地域，校名也就变成了东高、西高等，就像麻将牌上的标记般乏味。所幸伸夫家就位于原高中所属区域内，因此他得以继续留在母校。但是，校名却从原先的第一高校改成了南高校。而其他此前从东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东高中，从北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北高中，大家就这样即将四散分离。三月底，伸夫的学校在新学期开始之前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这所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创立、具有五十五年传统的第一初中和第一高中到此终结，今后就要改为男女同校的南高中了。而且，曾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也将各奔东西。平时就爱打打闹闹的高中生，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感伤不已。校长说“希望同学们在分别之后仍然秉持曾在本校学习过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不忘‘一中之魂’，将来在召开同窗会时要精神饱满地相聚”。在唱起《萤之光》时，还有人用拳头擦眼角。伸夫也渐渐难过起来，默默地低下头来没有张口唱歌。不过，这与其说是对与同学们分别心怀伤感，莫如说是对具有传统的母校即将消失感到失落。为什么要取消这所北海道年代最久、传统最老的中学呢？为什么要让动不动就叽叽喳喳的女生进来呢？同学们虽然在表面装出硬汉或软派的样子，但心中却在为身居道内最有名的中学感到骄傲。可是，如果施行了男女同校，一高就会变成按区域分割的、毫无特色的学校，大家也会从此前的高中精英变成普通高中生。不满和愤怒在伸夫心中翻腾。不过，在不满情绪中也含有对男女同校的期待和好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施行男女同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女孩进来呢？教室的一半被女孩占据，课堂会变成什么样呢？女孩的学习成绩能好多少呢？伸夫尝试想象自己旁边坐着身穿水手服女生的情景，却没有浮现出具体的形象。不管怎么说，跟女人坐在一起上课学习太脱离现实，而且教室里会变得女人气浓重，哪里还能学得进去呢？还有一个令伸夫心情郁闷的是，新学期开始后，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就要转到东高中去了。虽然另有几位老师也要调动，但跟山中老师离别是最痛苦的事情。“你们多好呀！能跟山中老师在一起。”伸夫向转到东高的同学一说，那个男生立刻回嘴。“还是你好啦！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听说东高连男厕所都没有哦！”东高以前确实是市立女子高中。“不过，现在正抓紧改建吧？”“改建也来不及呀！连小便都得进女厕所呢！”“女厕所我倒是还没进去过呢！”大家虽然都心有不安，但确实对男女同校也怀抱梦想。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山中老师向大家讲述了辞别的话语，最后还开起玩笑来。“你们下个月就要跟女孩儿们一起学习了，言谈举止要绅士，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苦笑着加上一句：“相信你们很快就会习惯，要好好用功，别让女孩儿们笑话。”确实如此。跟女孩们一起上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课堂上传看黄书、吃“早饭”了。今后就总会有女孩在身边了——在喜不自禁的同时想到麻烦事也会越来越多，伸夫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男女同校第一天，伸夫的印象是“女孩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他早上照常来到学校附近，只见路上满是身穿藏蓝色外套的女生。伸夫一时以为那都是附近女子学校的学生，可那些藏蓝色学生装却跟伸夫继续前往同一方向，并走进了同一座学生专用便门。伸夫驻足片刻，观望那汹涌的潮水。既然是男女同校，男女生人数就应该相同。可是，眼前从街道到校门满是女生，令人产生变成女子学校的错觉。楼门口的换鞋间也被女生占满，尖利的说话声此起彼伏，男生们都畏缩在角落里。伸夫在地台边脱下室外用鞋，换上校内专用的趿拉板去了运动场，这里也是遍地女生。“来势凶猛啊……”伸夫嘟囔了一句，同行来到学校的松本君也愣愣地望着女子军团。“看样子我和你要分开啦！”看了贴在运动场墙上的新班级名单，两人再次对视一下。“你要多保重哦！”发展到这一步也都怪女人们开进了学校——伸夫克制住没说出来，到了教室一看，这里也满眼都是女孩。虽说到集合时刻还有一点点时间，但也已经迫在眼前了。可奇怪的是，教室里分成了两个阵营，女生聚集在靠近走廊这边，男生聚集在教室最里边，相互没有对话，远远地窥探着对方。“哎，什么情况？”伸夫向原先就是同班同学的北田君询问，可北田君望着女生那边也只是歪了歪脑袋。这完全就是一场革命。在三年前引进了六三三学制，号称教育制度大改革。但对于伸夫来说，这次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上次。上次虽说是改

也做得好，每个营的战旗都绘有不同的图腾，以示忠君报国思想，思想动员灌输到每个士兵。戚继光的理想，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树立一个军队的荣辱、尊严、士气、信仰，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他做到了。其实制度建军，是戚继光很早开始就有的构想，他是明朝开国侯爵戚升的后代，虽世袭爵位，且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但从小刻苦，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纵。23岁那年去北京参加武进士考试，碰上了阿勒坦发动的“庚戌之变”，战后兵部要求考生们每人写一篇如何防备蒙古入侵的策论，戚继光的策论叫《备俺答（阿勒坦）策》，很快在京城广为流传。就是在这篇策论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明朝军事理念的观点：一个强大的军队，不能靠带兵者个人的能力维持，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能长盛不衰。所谓“兵制完备，令行禁止，定标准，重四艺，严军纪，重赏罚，可长保虎狼之师也”，实是戚继光的真知灼见。彼时的代理兵部尚书王尚学阅后大赞，夸耀道：“此子他日必成名将也。”少年成名后，戚继光先调防山东登州，升任登州指挥，在当地裁汰冗兵，整顿纪律，加强战备。此时倭寇的侵扰重点是江南地带，远在山东的戚继光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兢兢业业干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戚继光终于接到调令，升任浙江都司，专门负责军队屯垦，管后勤的活，自然也不是他所愿。所幸没干多久，浙江参将战死沙场，戚继光火线替补，升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三府。到任没一个月，就有大批倭寇进犯，壮志满怀的戚继光立刻率军出击，欲打好出道后的第一战，没想到却是当头一闷棍：明军士兵见到倭寇，立刻撒丫子逃命，晒他一个光杆司令，幸亏戚继光眼疾手快，弯弓搭箭射杀倭寇头目，方稳定了战局。倭寇溃逃后，明军象征性地追了几步，接着就不追了，任戚继光如何严令，都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又有倭寇来犯，戚继光率军迎战，明军又是一触即溃，幸亏戚继光处乱不惊，死战不退，才杀退敌人。但明朝士兵的怯懦无能，令他刻骨铭心。战斗结束后没多久，戚继光立刻打报告，给浙直总督胡宗宪上《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要求练兵。事情似乎很顺利，戚继光慷慨陈词，胡宗宪虽对练兵成败心存怀疑，但还是支持了他，将其心腹曹天佑麾下的3000新兵交给戚继光训练。然后，戚继光就开始实施他“制度建军”的设想。戚家军最初的管理条令，训练科目，军事纪律，都是在这时期成雏形。经两个月整训，3000新兵战斗力大进，很快在几次小规模战斗里重创倭寇，部队凶猛地冲杀，摧枯拉朽地进攻，让年轻的戚继光满意不已。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王直伏诛，其余部盘踞岑港，大肆烧杀，明军调动上万军队围剿，戚继光的部队也在其中。当倭寇们决死一战的时候，戚继光再次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他用完备的制度苦心数月训练处的士兵们，再一次在日本人的倭刀下崩溃，逃命，任人宰割，最后历经八个月苦战，明军终攻克了岑港，但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戚继光因此看到了他构想里最致命的一环：制度看似完美，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制度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士兵。入浙以来的三场闷棍，终于把31岁的戚继光彻底打醒了，如果说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那么此时，冶炼这把宝剑的好钢都找不到。一年后的八月，经过苦苦的思索，连番的寻找后，戚继光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士兵——浙江义乌青壮。民风淳朴悍勇的义乌人，是戚继光几经查访比较，确信的最佳人选，是足够铸造一把锋利宝剑的好钢。八月，戚继光至义乌募兵，经严格挑选，选定了4000人。然后是训练，将之前练兵的种种制度创建正式确立，严苛的训练，严明的赏罚，坚决的纪律，只为这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戚家军。戚家军很快训练成型了，从是年十月起，戚家军开始参加战斗，多次在小规模战役里击败倭寇。因这些胜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这支成军不到半年的新军，从现在起顶在了抗倭的第一线。真正的战斗，也从此时开始。青锋出鞘，戚家军，来了。三戚家军的这场“大考”，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中国军事史上的命名叫：台州九战。这场战斗，不能不说是明王朝自找的，侵扰台州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当年王直的旧部。王直死后，倭寇一度群龙无首，随后经重新整合，又对浙江发起侵扰，比起以往千人规模的小侵扰，这次的动静非常大。参战倭寇总数不下两万人，这是明朝浙江省自建省之后，遭遇的最大一场兵灾。而顶在第一线的，就是成军仅一年之久的戚家军。这时候的戚家军，仗打了不少，但多是百人规模的小战斗，真正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这是第一次。比起对面打了一辈子仗的倭寇来说，戚家军，还是一只初上战场的菜鸟。四月，“菜鸟”们的战斗开始了。倭寇兵分多路，声东击西，先是2000倭寇故意乘船在绍兴海面招摇，接着又分路骚扰沿海州县。随后倭寇兵分两路，一路500人进犯新河县，主力部队2000人则盘踞宁海外围，伺机而动。新河县，是戚家军的后方大本营，里面住着戚家军的亲属家眷，包括戚继光自己的妻儿。先攻此地戚家军必救，调走戚家军主力后再发动进攻，倭寇的算盘打得精。但戚继光不惧，你打算盘我打人，他先派戚家军主力火速回援，在新河外围聚歼了500倭寇。见戚家军大出，倭寇自以为得逞，2000主力倾巢而出攻打台州，当他们抵达台州外围的花街时，却惊讶地发现，眼前是2000严阵以待的戚家军。原来驰援新河后，戚家军马不停蹄，深夜急行军70里回援台州，终于在花街堵住了倭寇。然后进攻，追杀，倭寇着实抗打，先被打垮，接着又整军反扑，再打垮，再反扑，接连被戚家军追杀了40里，最后不追了——倭寇败退至台州白水洋，统统被赶下江喂了王八，2000倭寇几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七战，戚家军仅阵亡3人，这支戚家军苦心铸造的军队，今日终显现出其坚韧的品格和强大的战斗力。3∶2000的伤亡率，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此战过后，“遇戚不得活”的说法不胫而走。可还有不怕死的，仅过一个月，又有2000倭寇进犯浙江丽水，戚继光在丽水外上方岭设伏，再次重创倭寇。十几天后，此战残存的倭寇与另一股倭寇合兵，纠合3000人窜犯温岭，戚继光火速进兵，在倭寇行军路上将其拦截，一场遭遇战再次痛歼倭寇。得胜后的戚继光马不停蹄，他对胡宗宪奏报说：“昔倭寇来我迎击，今宜是主动出击也。”带着这支已历遭苦战的部队，戚继光主动进兵，直接攻打倭寇盘踞在宁波外围的老巢，经过两场大战，将浙江沿海的倭寇据点尽数捣毁。至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台州九战落下帷幕，戚家军共计斩首倭寇首级1478个，另倭寇有数万人溺死。浙江倭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肆虐浙江沿海十数年的倭寇，经此一战全军覆没。从此之后，浙江再无大规模倭寇骚扰。台州九战，是戚家军自建军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观整个过程，昔日横扫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败得体无完肤。打打不过，跑跑不过，斗脑筋更斗不过，比起伤亡率，最后更达到了10000比69（戚家军总共阵亡69人）。如此结果，自然有戚家军战斗力强悍，戚继光善于用兵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戚家军的军阵——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戚家军一种独特的军阵方式，以12人为一小队，12名士兵2人持短刀，4人持长枪，2人持狼铳（一种竹制武器），2人持盾牌，还有一人为火兵，一人为队长。进攻的时候队长指挥，盾牌掩护，长短兵器配合攻击，进可攻退可守。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鸳鸯阵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军阵，该军阵的核心优势就是“协作”，将士兵之间的团队作战能量与协作能力发挥到极致。日本二战时期名将板垣征四郎曾这样形容鸳鸯阵：“一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戚继光的士兵，可以轻松地获胜，但是12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鸳鸯阵，却会被轻松地击败。”被很多次“轻松地击败”后，倭寇彻底视浙江为死地了，浙江太平了，可福建却大乱。大批倭寇随即窜犯福建，因台州九战得胜，戚继光官升都指挥使，又在义乌征兵3000人，戚家军此时，已有了7000人规模。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九月，戚继光带着这支新老结合的戚家军远征江西，平定江西黎天明农民起义。与倭寇打游击不同，黎天明将部队屯扎在马鞍山，在山上铸造工事，负隅顽抗。这是戚家军自建军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攻坚战。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戚继光独辟蹊径，率部从山后爬山奇袭，一举捣毁农民军大营。经两个月奋战，江西全境即告平定。这场抗倭战争期间的插曲，为戚家军之后即将面临的一场大战——福建抗倭，无意中练了兵。就在戚家军与农民军苦战时，福建沿海已然弭乱。数万倭寇持续窜犯福建，与浙江倭寇不同的是，福建倭寇更加嚣张，不但在沿海岛屿上有据点，还在内陆打下诸多根据地。而且福建当地的倭寇，原本沿海的各路海匪勾结甚深。浙江的倭寇基本是抢完了就跑，福建的倭寇是抢完了占地盘，嘉靖四十年十月，大批倭寇进犯福建，连续打下走马溪、兴化、牛田等地。次年七月，明王朝命戚继光率部驰援福建。戚继光率6000戚家军从温州出发，沿海路抵达平阳，再从平阳取陆路入福建。此时正是东南雨季，连日暴雨如注，戚家军连日急行军，沿途路过村庄，只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对沿路百姓秋毫无犯，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面对福建沿海倭寇四起，州县告急的危局，戚继光几经分析，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消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势力。横屿岛，是今天福建宁德县外围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是一片相隔十里的浅滩，这段距离，乘船容易搁浅，退潮了全是泥潭，素来是易守难攻之地。这里盘踞的2000倭寇，是诸路倭寇中实力凶悍的一伙，多是来自日本九州地区的“真倭”。戚家军迎难而上，面对牛田外围的泥潭，戚继光命令士兵们趁退潮时负草填补，踩着草堆前进，在黎明时分胜利上岛，然后摆阵，决战，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全歼2000倭寇。继而戚家军迅速南下，向与牛田相邻的福清倭寇发起攻击。戚家军赶到福清时，当地倭寇已经严阵以待，上万倭寇扎营30里排出长蛇阵，意图死守。戚继光假意放话，说要先休整一下，倭寇闻讯后随即松懈，不料戚继光立刻下令，全线进攻。九月一日总攻开始，戚家军兵分四路，一路攻仓下，一路攻锦屏，将30里大营倭寇切成四段，继而分割围歼。另两路军队在上原岭、林木岭设伏，围剿残敌。九月一日深夜，戚家军奇袭击破倭寇大营，随即四下放火，上万倭寇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戚家军奋勇追杀，一鼓作气连平牛田、上都等地，将这股倭寇彻底剿灭。捷报传来，福建百姓奔走相告，福建巡抚戴游震带领民众，在福清城为戚家军举行盛大庆功。但戚继光却顾不上喝庆功酒，福清战役刚结束，戚家军就接到线报，另一股倭寇正集结在莆田。戚继光随即假装开庆功会麻痹敌人，继而又率2000精锐秘密行军前至莆田，孰料这次却出师不利，戚家军找来的领路向导是个汉奸，戚家军被他带进了死路，到天亮时戚继光才发现，他们处于莆田山谷之中，四面被倭寇包围。绝路之下，戚家军反戈一击，不但要突围，还要反吃这伙倭寇。几次反扑，都被倭寇利用地形优势打退，危急之下，戚家军士兵周能组成敢死队，强行夺取了倭寇死守的吊桥，戚家军终于冲了过去，莆田倭寇崩溃了。此战戚家军付出了他们参加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伤亡79人。在危急关头担任敢死队的周能等37名戚家军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自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入福建后，戚家军历经数战，消灭倭寇5000多人。但因疾病等非战斗减员，到十一月，戚家军士兵能战者只剩3000人，戚继光只好率军回浙休整。这次大捷，也让他升任至副总兵，回浙后他再去义乌征兵，将戚家军的规模扩充到了万人。然而戚继光前脚刚走，倭寇又卷土重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二月，倭寇发动进攻，拿下福建兴化。明王朝再调戚继光入福建进剿，四月戚家军再抵福建，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与另两位名将刘显、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平海卫之战，一举剿灭盘踞平海卫的2000多倭寇。十一月，戚继光被提升为总兵官，并受命镇守福建。之前戚家军经历的数次苦战，虽有挫折，但总的说来，是以寡击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晋升总兵后的戚继光，很快就迎来一场敌众我寡的考验——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二月，倭寇集中两万兵马，围攻福建仙游县，仙游县在县令陈大有的带领下全城抵抗，渐渐力不能支。戚继光火速驰援，这时驻福建的戚家军正值换防，只有6400多人。戚继光先派两百亲兵入城协防，接着使用疑兵之计，不断在倭寇包围圈外围调动兵马。这些方式果然奏效，倭寇摸不清戚继光的用意，暂缓了对仙游县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戚继光苦苦等待的战机终于到来，是日大雾弥漫，戚家军借大雾发动奇袭，一举端了仙游外围的倭寇营地，随后戚家军各个击破，将两万倭寇逐个歼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仙游之战胜利结束，共计斩首倭寇6000多人，溺死烧死者上万。明史说“盖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无如此之盛者”。次年二月、三月，戚继光乘胜追击，将仙游之战中逃脱的倭寇残部尽数歼灭，随后又与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南澳之战，剿灭盘踞当地的“海匪”吴平，并一路紧追至越南，在越南万桥山将吴平彻底歼灭。至此骚扰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寇全部消灭，在万桥山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州为戚继光修筑“父子总督”，“母子节孝”两个牌坊，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四在整个平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大出风头，素来强悍的日本倭寇遇见戚家军几乎是一触即溃，很少能硬碰硬打两把。平定倭寇后，戚继光一度奉命监管潮州、惠州防务，戚家军的驻守范围，覆盖了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戚家军的佑护之下。此时，他人生里的又一次转折到来：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奉命入京。此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已去世，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嘉靖时期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掳”之患，到此时已大为改善，南方倭寇尽灭，北方持续骚扰边境的蒙古鞑靼阿勒坦可汗，也屡遭宣大总兵马芳的打击，气焰大减。但东北方面边患仍在，蓟州北面的朵颜部落以及代表蒙古“黄金家族”的土蛮依然持续骚扰。尤以蓟州受侵扰最甚，戚继光北调之前，蓟州总兵10年里换了7个人，不是战败论罪，就是毙命沙场。蓟州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宁怎么得了。于是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推荐下，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奉命入京。戚继光这次北调，主要是张居正举荐，在戚家军壮大的历史里，张居正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戚家军早年的成军，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扶持，在军饷、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了特殊照顾。后来内阁首辅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株连，一直被看做胡宗宪亲信的戚继光也没幸免，在严嵩倒台初期，就有言官弹劾戚继光是“严党”。胡宗宪论罪下狱后，兵科给事中韩庆再度弹劾戚继光。事实上，和戚继光一样战功卓著的俞大猷，就在这场风波里被罢官论罪，另一位名将刘显也被“戴罪立功”，唯独戚继光幸免。这一切，自然来自张居正的庇护。和同时代许多名将相比，戚继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会做人”，无论是严嵩当权时，还

卡伦的身体突然向前倾，摆出我熟悉的、一副独断独行的姿势。“我应该再给卡伦一些记忆吗？”卡尔问我，“她头痛，我会带走她的疼痛。我可以传送一点记忆给她，但我不会一次全部给她。我会让她像闪电一样简短、迅速地回想起来，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很好，继续下去吧！”我鼓励他。卡尔回去之后，卡伦不再看我；她的视线往下移，最后停在肩膀上。“我想画画，”詹森说，“我喜欢装饰粉刷。”好吧，我得想办法缩小詹森的画布。“听说莎拉的房间漆得很漂亮？不过下次你可不可以不漆房间，改成画几张画给我？”带卡伦离开催眠之前，我暗示她醒来之后她的头痛将和缓许多。卡伦醒来后，确实觉得好多了。带走卡伦头痛的人究竟是卡尔，还是我？※※※※“我不能让大家走进法院！我们会被关进监牢里！”卡尔说。“监牢？”“他们会问问题，逼她把时间遗失掉。”卡尔的声音透露着绝望，“我们不能冒险！”原来是卡伦接到陪审团的传唤了。“你觉得你们犯了罪？”“我不相信警察。他们都认为我们有罪。我怕我们总有一天会被关进牢里。”“因为你不乖吗？”我想我找出卡尔何以如此偏执的理由了：他觉得自己很邪恶，理应受到惩罚。“对。”他垂下头说，“会被他们看出来。”“卡尔，你总是为了大家牺牲自己，我不懂你为什么觉得这样的你很坏、很不乖？”卡尔筑起牢牢的心墙，保护他温柔、脆弱的感情；我试图在墙上挖洞。“一直有人提醒我们，说我们很坏。”“我知道。我知道那些坏人一直这样告诉你们，想让你们变得跟他们一样坏；但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并不坏。”卡尔仔细思索我的话。为多重人格进行精神治疗，有许多地方值得玩味。举例来说，独立人格的问题实际上是“平面”的二度空间，他们不像完整人格拥有多层次且复杂的心理结构；他们似乎颇为依赖，也愿意合作，这使我的工作容易多了。这些内在人格——特别是几个小男孩——总是很快接受我的意见，然后与自己的看法结合；对于这一点，我总是感到相当惊讶。“我会给卡伦写张医生证明，让她不必理会陪审团的传唤，”我说。“你会吗？”我竟如此轻易就能保护他，解决他最深的恐惧，似乎令他印象深刻。卡尔说，他已经向卡伦泄露一些记忆了，但他还是会担心，因为他是负责承担痛苦的人。卡尔问我，他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大家？我说不会。我认为他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我们的同盟关系开始有了不错的基础。下一个现身的是西娅。最近她经常与卡伦共享时间，但卡伦并不知情。“你为卡伦扮演什么角色？”我问。这多少算是协助他们放松的例行公事吧。“你为何诞生？”“卡伦6个月大的时候，常常生病，”西娅说。她是个大方、实事求是、可爱、颇为女孩子气的小女生，非常讨人喜欢。“她的额头上有肿瘤。虽然卡伦博——就是宝宝——已经出现了，但她没办法应付吃药打针，还有那些医生，所以我诞生了。卡伦5岁时，她又动了手术，做放射线治疗。每次住院的都是我。”西娅微笑，侧过头，用眼角余光瞟我。“说真的，跟医生护士在一起还比较好，”她顿了顿，“虽然也有不好的事啦，像打针什么的。只不过，有时候在家里遇到坏事，我就希望大家能赶快生病。”“希望自己生病？”“对。我可以让大家发烧、出疹子。”“你怎么办到的？”我曾听过这种事，但我不曾亲眼目睹。“我只要想着‘我应该发烧’就行了。假如我真的气炸了，光是站一下，我的体温就会一直升高一直升高！有一次还高到华氏104度！太高了，他们得用冰水浇我们。”“你随时都能这样做？”“只有在我很生气的时候。”西娅露出小女孩儿的微笑，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开心。“有一次，我让大家昏迷了一个月。其实我们只是暂停生活一阵子。父亲会走进病房，坐在床边，拿起遥控器一台一台转。我们假装听不见。后来他们打算替我们动手术，所以我决定我们该恢复听觉了。”西娅的神情仿佛在描述一件下课时的偶发事件。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相信她，但是在西娅幼小的心中，实情正是如此。“你送我们去住院的时候，我也出来了，”西娅说，音调拉高，感觉有些僵硬。“我很气你。我们被灌了一堆药，可是这些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作用都不一样。克莱尔和我明白，你这么做是想多了解我们，但我觉得你不会相信我们……后来她背叛大家，写信给你了。”“但她也成功了呀！”“是没错。可是我很害怕。大家都是想伤害我们才理我们、注意我们的……”“可以聊聊卡伦博吗？”“她是母亲会喜欢的完美宝宝，而且她听得懂一点匈牙利语。可惜卡伦一直很痛苦，她只能不断分裂；卡伦博首先分裂出来，然后是霍尔顿和凯瑟琳——我们需要他俩扮演内在父母的角色……在外头，我们不曾拥有过真正的爸爸和妈妈。”“霍尔顿和凯瑟琳怎么知道他们该做什么？”“我们身边有几个不错的人，还有，我们也会读故事书。他们俩一年一年不断地改变。我们会看见别的妈妈是怎么对待小孩的，然后凯瑟琳和霍尔顿就会学起来。”“他们这么快就能上手，化为本能？”“噢，可以啊，我们的信息来自四面八方：电视、迪克·范戴克[1]、《老爷大过天》[2]、《鹧鸪家族》[3]等等。我们希望霍尔顿能善解人意。”西娅描述的这种能力和组织架构令我大为赞叹。据她所言，这些内在人格全都有瞬间进行角色模仿、身份认同的能力；难怪他们能迅速采纳我的建议和解释。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似乎也把我当作这个系统的一分子了。要想走到这一步，其他病人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卡伦的分身不到几天就完成了。卡伦之所以能在分裂后再度融合，或许也跟这种能力有关。为了进行融合，卡伦似乎得将这种身份认同的弹性施展至极限，以便重新组成自我形象；而她确实也相当程度地掌握了这种弹性。数周后，我问西娅，她和卡伦博是否准备好融入卡伦？她说准备好了。我开始引导催眠的准备工作。卡伦与西娅进入安全小窝，我根据西娅告诉我的故事，与她俩讨论两人的角色。西娅抱着宝宝，坐在卡伦腿上。“西娅扎马尾，脸上有雀斑，”卡伦缓缓说道，“宝宝窝在西娅身上，好小一个；她大概18个月大。对一个一岁多的婴儿来说，她的体型稍嫌单薄。宝宝搂着西娅的脖子，搂得很紧。西娅很开心，她再也不会孤单了。我们3个应该同时融合，还是一次一个？”“都可以。你应该顺着自己的感觉来决定。”我怎么能知道她们该怎么做？“我觉得好奇怪，有股拉力……”卡伦停下来，身体微微扭动，表情显示她们正在努力；她全神贯注。“西娅想让她和宝宝各自靠在我的肩上，然后融入我……行得通吗？”“当然。”我信心百倍，诚心盼望这是最好的办法。卡伦沉默了约30秒，表情极为专注。“我想她们进来了。”“让过程慢慢完成吧。”我不想催促她。我们不曾有过一次融合两人的经验。“我收到卡伦博的记忆了。Nagymama[4]会用匈牙利文写诗，她想听她写的诗。好多日光灯……医院病房。大胡子男人……”几分钟后，我带她回到办公室。屋里的光线太明亮，害她头痛。“我的脑袋里正在放电影，”离开办公室时，她对我说。我们约好隔天电话联络，讨论这件事。1997年1月26日与西娅、卡伦博融合1997年1月22日，礼拜三，西娅和卡伦博与我融合。这次融合很累人，因为我很难分辨哪些是西娅的记忆，哪些是卡伦博的。卡伦博好小一个，像洋娃娃，头发是金色的。我记得西娅把卡伦博放在腿上，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合并了。在她们融入的那一刻，我对光线和声音变得极度敏感，我听见匈牙利歌谣和摇篮曲的旋律。接下来，我感觉到、也听见医院的声响。我头昏眼花、头重脚轻离开了你的办公室。但不知怎么着，我就是知道我会平安回到家。我试着用“我”这个字代表自己，也就是“卡伦”，但是好难。因为我好想写，也想说“我们”。融合后的第一天，我回想起所有在医院的记忆。西娅花了很多时间跟医生、护士，还有其他病人做朋友。她勤读医学书籍，一看就是个把钟头，所以她才有办法用“想”的方法即刻引发她想要的症状。西娅甚至认为她可以任意左右她的免疫系统，她深信大家都应该学会这个技巧，好帮助自己治疗自己的病症。接下来几天，我又得到更多住院记忆，还有卡伦博的以字、词构成的回忆。卡伦博有个习惯，她喜欢咬手指头边边的死皮；我发现自己在融合后也频频重复这个动作，持续约一个礼拜才消失。这次融合大概花了两个礼拜才完全结束。我觉得，我每天都能多认识自己一点。我不太相信西娅“任意左右免疫系统”的说法，但这个想法确实值得研究。不过，由于卡伦的精神治疗不包括这个部分，所以我决定不管它。卡尔决定暂停向卡伦传送记忆，直到西娅和卡伦博彻底融合为止。我问他是否准备好了，他说他还是很生气。我告诉他，这股愤怒也许不会消失，但等他融入其他人后，极可能被稀释、淡化。他在卡伦身上看见迈尔斯的脾气、安的沉着冷静。如果他与卡伦融合，卡伦获得他其余的记忆，他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结果了。所有的痛苦、悲伤都背负在他身上。他累了，他已经不知道“心情好”是什么感觉了。我问他现在是否还有伤害自己的念头。他说，有时候，他觉得他应该勇敢一点，了结自己的性命，这样其他人就再也不会感受到他的痛苦了；然而他也渐渐明白，如果他杀了自己，其他人也会随他共赴黄泉——因为他们共享一副躯体。他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1]迪克·范戴克（DickVanDyke，1925—）：美国著名喜剧明星。——译者[2]《老爷大过天》（FatherKnowsBest）：美国一部电视和广播均播出过的连续剧，描述了美国中西部的中产阶级生活。——译者[3]《鹧鸪家族》（ThePartridgeFamily）：英国电视情景喜剧，讲述的是一位寡妇和她的五个小孩致力于音乐生涯的故事。——译者[4]意大利语，意为“祖母”。——译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1章卡尔卡伦带着一只鼓鼓的牛皮纸袋和几张纸走进来。我毫不掩饰对纸袋的好奇心。“这些是已经跟我融合的人留给你的。”卡伦递给我一张便笺，标题写着“给贝尔医生的物品清单”。清单上一项一项列着纸袋里装了哪些东西，但我直接将注意力转向纸袋。我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座椅旁的土耳其绒垫上，逐一研究这些玩意儿。一把很沉的钳子，磨得差不多、1.5英寸的油漆刮刀；便笺上说，这是祖父用来伤害“我们”的东西。迈尔斯请卡伦带过来给我，交代我扔掉它们。除了前述两样东西，迈尔斯还给了我一根约10英寸长的蜡烛，但中段怪异地弯折成90度直角；迈尔斯说这是进行仪式时所使用的蜡烛。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全是很普通的东西：钳子、刮刀，毫不起眼，看起来就像从老男人的工具箱里拿出来的。我拣起一只塑料十字架、一枚小巧的金属十字架坠饰，还有一幅边缘以小花装饰的十字绣——“求天主降福于你的善行，不求天主为你成就”，这是安绣的。桑迪留给我一到四年级的成绩单。卡伦成绩还不错，但“上课不专心”与“有破坏倾向”这两个选项双双被作了记号。我找到鱼钩做成、涂彩装饰的护身符，还有一条附金属搭扣的皮手环，上头刻了卡伦的名字。手环是西娅的，“卡伦”二字是迈尔斯刻的。另外还有卡伦博的尿布别针，西德尼的一块大理石，还有纽扣、12星座铜质链坠，以及各式各样参加夏令营制作的手工饰品。我望着这些东西。它们看起来很普通，就像掉在衣柜深处、等待清理的无用之物；但是对卡伦、对她体内已融合的人格而言，每一件都有严肃且重要的意义。我小心将它们一一放回纸袋，转而面对卡伦。“我明白这些物品对已融合的人来说有多重要，我会把它们跟你给我的其他东西放在一起。”我盯着卡伦，寻找她对我依愿收下这包纪念品的反应与暗示。我察觉到一丝微微的、满足的喜悦。“我们预定下星期二要融合卡尔，”我提醒她。卡伦点点头，但她却露出担忧的神情。她把另外那几张纸也交给我，哀伤地望着我。这张纸的标题是“卡尔的记忆”。过去几周，卡伦陆续写下卡尔透露给她的记忆。她说，她以前就向我提过这些虐待事件，但卡尔的记忆填补了更多空隙。以下是她写的其中一页。我被放进殡仪馆的棺材里。我不能呼吸。最初是克莱尔出来顶替我，然后换成迈尔斯；当他们俩再也无法承受时，卡尔出现了。他一直支撑到我们被放出来，并且继续承受随之而来的嘲弄和奚落。卡尔也承担了我们孩提时代经历手术、放射线治疗的痛苦。朱莉和西娅受不了时，就换卡尔出来。我剖腹产下莎拉时，也是卡尔在受苦。尽管我被施以脊髓麻醉，但西娅和朱莉却跑出来了；医生划开我们的腹部，朱莉动了动脚——我被麻醉了，但朱莉并没有。后来肺部手术的疼痛还是由卡尔承受。进行邪教仪式期间，卡尔忍受他们用大头针戳隐私处的疼痛。我们举手想护住胸部，父亲便拿榔头敲我们的手，挨打的还是卡尔。当迈尔斯和朱莉被带插座的电线鞭打、被殴打、遭人用蜡烛滴烫敏感部位，全是卡尔代他们承受。我放下卡伦的笔记。卡伦所受的虐待绝不仅止于此，有些甚至恐怖得难以形容，但她只写下较具代表性的几件。我想象过去几周来，卡伦每天一点一滴接收这些影像、记忆，并与之共处的情景。我终于明白她何以如此悲伤，也明白卡尔一想到这些他多年来拼命保护、不让大家知道的记忆终将公之于世的惊惶。※※※※“与卡尔融合……真的好吗？”卡伦问我，态度有些无可奈何。“假如你还没准备好，我们随时都可以暂停、延后，”我说。“我们没有时间表，完全由你来决定。”卡伦惧怕卡尔，也怕他曾承受的苦难，我不怪她。但是，我把决定权转回给她，也不伸手拉她、让她独自面对自身的恐惧。她得决定是继续往前走，还是鸣金收兵。但她从来都不是胆小鬼。“往后还有一段好长的路要走，”她说，神情憔悴，“自从西娅和卡伦博融入之后，我的感觉变了。我初次感受到一些存在很久的记忆，或者是似曾相识的感觉。随着每一次融合，我觉得好像我以前根本不存在、现在又重新活过一遍似的。”卡伦停下来，望着地毯。我只能等待。“每当有新的人格融入我，我总觉得自己又得接受一段新的、过去的、属于别人的人生。”她痛苦地看着我，“那么我到底是谁？”她望向窗外，“真的好难……这样学着做‘自己’。”她淡淡笑着，戏谑地说，但没有人比她更认真。不只被融合的人格必须放弃自我，卡伦——这个持续来找我接受治疗的人，也一再经历宛如自我摧残的人格融合过程。对她来说，融合并非加成，而是不断削弱自我。融合后的整体不等于各独立人格彼此相加，二者差别太大了。我不催她，让她静静坐着。“我想我能明白你的难处，还有你这一路经历的痛苦。”我停顿一会儿，“那么，你觉得准备好与卡尔融合了吗？”我问。她皱了皱眉，点头，不发一语。我请她放松，按往常程序揭开催眠序幕。她依言放松，闭上双眼。卡尔现身。卡伦看着我，两眼大睁，呼吸急促。“卡伦很担心，”卡尔说，“她只想到痛苦，她不愿意相信我所有的记忆。”卡尔用眼神恳求我，要我想办法让卡伦能够顺利度过接下来的挑战。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保护她。“如果你能同时将与记忆有关的感觉给她，也许她会比较愿意接受，”我建议卡尔。“我要怎么给她痛苦？”卡尔绝望地看着我。他进退两难——不让卡伦感觉痛苦、让她忘记痛苦是卡尔一直以来存在的意义，但现在他竟然必须一次全部给她。“我怎么给她感觉？”我不说话，希望卡尔能解

年之前，他为自己吃饱肚子已是竭尽全力，根本没钱给别人买礼物。但是，现在他却突然要给女孩选购礼物了。原定预算为十块钱左右，可一旦找起来却感到很难。首先，伸夫根本不知道村井麻子想要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自己的装束别人一看就知道是高中生，所以更不好意思在礼品柜台前转来转去，担心会被店员看穿是想给“她”买礼物。如果再被学校男生看见的话，肯定会说他是个“软派家伙”。老在一处转悠未免反常，犹豫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终于下决心买了个手工花篮上带日历的摆件。虽然价格稍稍超过预算，但估计日历会在村井麻子自家的书桌上摆一年时间。“是送人的吧？要绑丝带吗？”伸夫听到询问点了点头，店员便在包装盒上绑了红丝带。怎么动作那么慢呢？快点儿不行吗？伸夫望着女店员的手万分焦急。礼物终于包好递来，他接过去就逃跑似的离开了柜台。他在其他柜台前转悠了片刻，到三点钟时来到富贵堂门前。天空从近午时分飘起小雪，现在越下越大，从电车下来的人都低着头竖起大衣领。商店玻璃门前站着很多人，一看便知跟伸夫同样是在等人。由于此时是圣诞节前一天星期六的下午，所以其中年轻人居多，但也几乎都是二十多岁。虽然也有貌似高中生的，却都是三五成群，没有人像伸夫这样独自等候。环视周围片刻，伸夫转身背对大街望着橱窗，各色新书在玻璃窗内闪闪发亮。只要放松自如地观赏书刊，应该不会太像在等人的样子。伸夫就这样望着橱窗里面走了个来回，这时村井麻子在人群当中出现了。她可能是在马路对面的车站下车，绿灯亮时就跟行人一起走过马路。身材娇小的村井麻子夹在大人们中间，时隐时现地朝这边走来。真的能跟村井麻子会面了——伸夫确认之后又把视线转向橱窗。虽说不是什么故作姿态，但伸夫想在见面那一瞬之前让村井麻子发现自己。伸夫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在背部，眼睛继续望着橱窗。旁边突然有人轻推伸夫的手臂，由于靠近入口，所以他以为是顾客。可抬头一看，却是村井麻子。“原来是你！吓我一跳！”伸夫刚才以为村井麻子会拍他后背，只见她微笑着点了点头。“等了好久？”“没，走吧！”伸夫立刻离开店门口，先自向变成绿灯的路口走去。说老实话，伸夫跟村井麻子见面后并没有下一步打算，只需把礼物交给对方就达到今天的目的了。过了路口就是刚才买礼物的百货店，前方是大通公园。夏季期间公园里树木郁郁葱葱，长凳上坐满了游客。而现在却被白雪覆盖，人影寥寥。伸夫先走到大通大街，然后才跟村井麻子并排朝望得见西山的方向走去。“果然下雪啦！”天气预报说星期六下午开始下雪。“你很忙吗？”“出门时‘科罗’要跟我走，撵它回去费了些时间。”科罗是村井麻子家喂养的小柴狗。伸夫的手插在大衣袋里握着礼物，心中考虑着交给村井麻子的时机和要说的道白。“雪挺大呀！”马路对面亮着灯，看样子是咖啡馆。伸夫从未独自进去过，即使现在鼓起勇气进去，跟村井麻子两人恐怕也坐不安稳。“冷吗？”“不冷啊！”村井麻子摇了摇头。确实如此，下雪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遮盖，地面反倒暖和一些。但是，雪花落在村井麻子的头顶和大衣肩头，并纷纷扬扬地飘向脚下的小路。“这个……”榆树的光秃树枝伸展在雪道上方，走过树下时伸夫从衣袋里掏出了小纸盒。“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村井麻子立刻停下脚步，惊讶地仰望伸夫。“我可以收下吗？”伸夫点了点头，村井麻子就戴着白毛线手套接过小纸盒，并双手捧着走了一段路。“我太高兴了！圣诞节收到礼物这是第一次哦！”伸夫也是第一次给女孩送礼物。“我现在看可以吗？”“过后再看吧！”让村井麻子当面看自己送的礼物，伸夫有些难为情。伸夫生气似的说完，村井麻子就点了点头。大雪依然飘飘洒洒。雪中行让伸夫产生了错觉，恍若两人完全被飞雪罩在其中。在大雪纷飞中无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也不会有人来打扰。雪帘仿佛是为将两人与世隔绝从天而降。“冷吗？”“不冷啊！”伸夫问了同样的问题，村井麻子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就这样走下去会到哪儿呢？两人会面时总是只管走路，如果有地方休息就好了，可眼下是冬季，连可坐的长凳都没有。“该回去了吧？”伸夫一开口，立刻对自己的问话惊诧不已。难得村井麻子顺从地跟到这里，自己怎么会这样冷漠？可是，他此时又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语。他之所以会问麻子“该回去了吧”，是因为不忍心拉着她在雪中漫无目标地走路。“前面就快到八丁目站了。”“高村君呢？”“我暂时……”“要去中井同学家吧？”中井洋子家的晚会从六点钟开始，倒是还有些时间，但伸夫无法忍受自己只会在雪中走路。“明白啦！那我就此告辞了。”“我送你去车站吧！”“不用了。我一个人能回去。”村井麻子停下脚步再次仰望伸夫。“真心感谢你送我礼物。”村井麻子直视着伸夫，雪花向她的脸庞飘落，在额头和睫毛上化为水珠。“再见！”村井麻子轻轻点头，伸夫不知该怎样应答，呆呆地站在雪地当中。五在向村井麻子赠送圣诞节礼物之后，伸夫去参加了中井洋子家的圣诞晚会。他在度过欢乐时光的同时也感到不安，担心自己会渐渐地变成软派。在男女同校之前，伸夫觉得自己忠实遵守“质实刚健”的校训，是一名脚踏实地的高中生。虽然他并不属于拉拉队和运动部等硬派团队，但心中依然向往“硬汉”。虽然他沉湎于看黄书和自慰行为，但在现实当中并没有接近女人去鬼混的念头。然而，在男女同校之后，只要去了学校，身边就会有很多女性。无论是否感兴趣，都必须跟女性接触和交谈。在这种环境当中，硬汉和质实刚健就都褪色殆尽了。这些全是男女同校导致的结果。不过，伸夫无意反对男女同校制度本身。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偶尔会发生异性间的不正当交往和怀孕风波，此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会发声批评，将那些事件归咎于允许年轻男女相互接近的男女同校制度。即使并没有那么严重，可就连轻微的风纪混乱和礼仪缺失的问题也都归咎于男女同校制度。每当听到或在杂志上看到这种意见，伸夫都会心生不快。他们往往只是抓住负面现象，却忽视了男女同校带来的正面效应。例如，由于施行了男女同校制度，校园的清洁度确实今非昔比，课堂上和课间休息时的气氛也变得平稳和谐。在以前的纯男生时期，男生们总是一味地紧绷神经，对女性也是一本正经，而现在都已经能轻松自如地跟女性交谈了。他们学习也更加努力，而且通过相互交流更深地了解了对方。最可喜的是，他们认识到女性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与男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在男女同校之后，或许风纪问题确实有所增加，但正面效应也应该完全可以弥补。如果现在对男女同校进行问卷调查的话，高中生中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示赞成。事实上，没有男女同校的高中生也都向往于此，而且事到如今伸夫他们也不想再返回男子高中了。这与在女生中有没有人气毫无关联。坦白地说，伸夫现在已无法想象只有男生的学校，那种高中只能给人一种纯粹由乌鸦聚集而成的沉闷印象。大人们对男女同校吹毛求疵，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能享受到那种乐趣而心怀嫉妒呢？不过，伸夫虽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但不可否认，他在心底角落里还是向往男子高中。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想法只是在独自一人时忽然掠过脑际。我做这种事情妥当吗？给女孩赠送礼物、去女生家参加圣诞节晚会，这样做是不是过于轻浮了呢？男人是不是应该更加定力十足和坚韧不拔呢？心中突然涌起硬派的情感，伸夫又觉得男子高中生那乌鸦般的黑色群体顿时变成了坚定勇敢的硬汉群体。特别是在进行棒球和篮球等对外比赛时，那种情感就愈加深厚。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当运动场看台上响起男生“某某君，加油”的呐喊声时，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夹杂着女声。与此相对，在男子高中的看台上，就只有“坚持、坚持”的号子声和男生们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了。听着那种呐喊声，既觉得男子高中的学生挺可怜，又觉得虽然没有女孩参与却仍在奋斗的他们才像硬汉，性格特别豪爽。男子高中的学生们当然也会注意到这方面的现象，当女生的尖叫声太强时就会起哄地喊“三垒，别娘娘腔哟”“软派游击手要投可怕的地滚球啦”，有的选手就会因此而接球失误。不可否认，出现这种失误就是因为男生对花哨的女生拉拉队很难为情。与选手们相同，伸夫他们也会因为借女孩拉拉队之力赢球而心怀愧疚。他们会感到有人在对他们说“比赛是纯爷们儿之间的事，要靠真本事赢球”。这种愧疚感还会在走路和乘电车时忽然涌上伸夫的心头。己方有女生参与，而对手却只有男生，因此腰杆自然挺不起来。虽然并非有人盯着自己，可还是会像做错了事似的缩在角落里。伸夫这种对男子高中的向往，也许跟从小学时代一直接受男孩式教育不无关联。“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训已在大脑中扎根，再加上以前学校就是因为拥有清一色的男生而成为名校，所以不能不说他对此怀有一种乡愁。虽说事到如今伸夫并不愿意恢复到只有男生的高中，但偶尔也会心生不安，担心学校和自己都会很快失去男子汉气概。当然，尽管如此，要是问到“男子汉气概”是什么的话，伸夫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他虽然也能想到“坚韧不拔”“英勇顽强”这类词语，但要想描绘出具体的形象却很不容易，顶多也就是“不对女孩黏黏糊糊”这种模糊概念。“不过，我可不是对女孩黏黏糊糊那种人哦！”伸夫自我安慰以求宽心。同班同学当中有些家伙只要有空就凑到女生身旁，呶呶不休地说些无聊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虽说他去参加了女生家的圣诞节晚会，但还有其他伙伴，而且只不过是应邀赴约而已。但他仍有一点担心，就是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幸亏这件事还无人知晓。从表面上看，伸夫既说不上是硬派，但也说不上是软派。不过，今后还会脚步不停地走向软派的预感却在他心中卷起漩涡。这一点确切无疑。他虽然现在轻蔑软派那帮人，但在心底却也有向往的成分。他虽然对硬派也是同样的心情，但现在却对软派兴趣更大。他之所以害怕自己变成软派，认为自己不可以那样，无疑就是因为倾向软派的意念过强。在现阶段能够止住脚步吗？还是会被一鼓作气地拖入软派群体呢？他虽然知道这取决于自己的定力，但又预感到只要稍有机遇就会立即崩溃。“你可要坚定啊！”伸夫口中嘟囔着，同时对心中潜藏的另一个自己感到了几分恐惧。六北国的漫长寒假结束，在第三学期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五，伸夫收到了一封信。当然，虽说是信，其实只是在稿纸上端潦草地写着：“明天，星期六，放学后我在图书室等你。时任纯子。”伸夫看完信后朝斜前方纯子的座位瞅了一眼，却不见她的身影。时任纯子在某个圈子内被称为天才少女画家，她的作品曾入选北海道画展和女画家展，常常外出旅行写生或参加相关活动。再加上据说肺部有病，所以她常常早退或请假。因为上午确实看到过她，所以她可能是在午休时间把信放进伸夫桌斗后就早退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以前跟纯子只是站在走廊里说过两次话。第一次是在夏初，还是在通向图书室的走廊里相遇时，伸夫谈起了前一天的课外活动，说的是因为老师只对纯子一个人迟到早退采取宽容态度，所以同学们对此表示了不满，提意见说“至少早退时应该向老师请示批准”。由于那次活动是伸夫担任主持人，所以虽然感到这个角色不好当，但他还是坦率地向纯子转达了同学们的意见。纯子一声不吭地聆听，然后双眼直视伸夫。“我明白啦！你要说的只是这件事吗？”“希望你不要误解，我并不是想埋怨你，只是觉得你以前的做法有点儿不妥而已。”“好吧！那下次我休息时就请假呗！”“我倒不是想叫你休息，只是想向你转达一下同学们的意见。”“谢谢你的忠告。”伸夫原先并不想转达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偶然在走廊上相遇，看到纯子故作姿态地走过来，就突然想说出来。不可否认，在他这个念头的背后也有对纯子的反感，因为她平时总是以天才画家自居，做事任性随意。另一次是在物理考试的第二天放学之后。在考试中，时间才过了一半，纯子就第一个交了卷。后来大家都十分惊讶地议论：缺了那么多课还这么早交卷，真不愧是秀才！“你心眼儿好坏哦！”伸夫一时搞不懂纯子为什么这样说。纯子瞪着大眼睛直视着他。“昨天考试，我明明不会，你还不告诉我呀！”由于物理是选修科目，昨天纯子偶然坐在了伸夫旁边，可伸夫并不知道她不会做题。“你是不想让我看见，所以才那样把胳膊肘撑起来的吧？”“可你不是第一个交卷的吗？”“可我交的是白卷呀！这都怪你哦！”纯子如此讹赖确实令伸夫不堪忍受。“我前一天晚上必须完成一部画稿，哪儿能顾得上复习嘛！”“既然画画儿那么重要，你去美术学校不是更好吗？”伸夫见纯子把一切都归罪于他人，就愤怒地向她反问。“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人啊！”纯子只说了这一句就快步扬长而去。伸夫与纯子单独交谈仅此两次，而且两次都不愉快。从那以后，伸夫就一直躲避纯子，而纯子也无视伸夫的存在。就是这个纯子，今天给他的课桌里塞进一封约会邀请信。“这是真的吗？”伸夫感到难以置信，再次看看那封信，上面写着纯子独特的圆润字体，稿纸一端印有她姐姐——诗人时任兰子的名字。她为什么给我这种东西？是艺术家常有的心血来潮，还是讽刺？如果是真的，她或许是想把自己叫去横加指责。不过，自己也不妨好好听听那个任性女人说些什么。望着那封信，伸夫产生了另一种好奇心。说老实话，伸夫以前跟纯子交谈时总像是处在下风。可能是因为他把对方看成天才画家，刚一见面就萎缩了。不过，这次可是对方提出了见面要求。既然是对方主动邀约，自己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地赴约。第二天放学之后，伸夫按照信上所指，从主楼经过连廊去了图书室。寒假刚刚结束的图书室里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学生在书架前浏览，但也是很快就离开了。室内只剩伸夫一个人了，于是他开始翻阅摆在角落里的杂志。又过了几分钟，伸夫感到身后有人就转身一看，只见纯子走近前来。她身向前倾压低脚步声，就跟上课早退时悄悄溜出教室时的姿势一样。“抱歉！等了好久？”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伸夫觉得不可思议：纯子此时的语调与以前不同，含有几分亲切感。“找个地方吧？”“找个地方？”“去咖啡馆吧？”伸夫以前别说去咖啡馆了，就连咖啡都没喝过。在那个时代，普通家庭连买粮钱都凑不够，能享受喝咖啡那种优雅气氛的人极为有限。何况高中生带伙伴去咖啡馆，那更是绝无仅有。“四丁目不是有家‘米蕾特’吗？去那儿怎么样？”伸夫从来没去过，所以即使问他“怎么样”也是一无所知，而且衣袋里只有很少的零钱。“这太突然了……”“不要紧，我很熟。”伸夫没再说什么，穿上大衣就出了门。整个上午都还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开始飘雪，寒气似乎也因此而有所缓和。伸夫穿着藏蓝色的旧短大衣，而纯子则身穿鲜红色的大衣、头戴贝雷帽。路上行人频频回头看她，其中还有人认识她，低声说出她的名字。在这样的目光中，跟在纯子身后的伸夫既感到很难为情，又感到自己高贵了许多。“虽然给你写了信，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纯子边走边说，伸夫在她身后拉开半步跟着。“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讨厌我吗？”“不……”伸夫刚开口又沉默不语了。此前他确实在躲避纯子并无视她的存在，可那是针对任性随意的纯子，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温顺的纯子。“你到底还是喜欢麻子同学那样温顺的人吧？”村井麻子的名字突然出现令伸夫深感意外，而纯子却依然双手插兜满不在乎。“那个人真有女人味儿啊

，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不虚言也。

蒋介石复出

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现了，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十四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的统一再说。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十四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即明白了：你们摆明了架空我，你们爱让谁干谁干，我不干了！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西征征谁？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就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二十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巅峰，似乎无人可以撼动其地位。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和老部下黄琪翔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缴械，不能缴械的就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了主流。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情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在军中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劈头盖脸。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但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五院制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

“济南惨案”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要打仗，首先就得筹措经费。毕竟在天上没有馅饼掉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自从苏联在“四·一二”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就难了。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宋子文本来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还能去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他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领。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两千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在蒋、桂、冯、阎四大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其实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与这支日军照面。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里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下文不再赘述。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日本陆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或称作班）大家可以粗略地认为：从右至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日军师团分四个等级：甲、乙、丙、丁。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近卫、一至二十师团。除近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近三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以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两万人，丙、丁师团都是一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即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言归正传。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那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二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郛、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郛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时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十八名随从也全部被害。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一千余人，残暴而嚣张。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至国耻洗尽为止”。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三件事情。其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其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其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此事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杂种系兽类集团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身上。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兵败如山倒。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7月6日，晨曦初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静谧。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阶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下文仍称北京。

“东北易帜”

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成为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返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张作霖没干，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克上”Style起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两个日本二杆子是关东军（日本于1919年在辽宁的旅顺和大连一带建立的军队）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一旦水浑了，喜爱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乘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4日凌晨五点半，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四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宇霆，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同杨宇霆竞争呢？杨宇霆极具野心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武勇，还严重影响到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宇霆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据一些史料反应，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但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奉系现在大致可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即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经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宇

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异姓势力的威胁】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栾枝，下军主帅；先且居，中军主帅；胥臣臼季，下军副帅。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

山麓的堡垒，转到高山中更为牢固的寨堡里去。在正常情况下，不法寨民并不进攻地方府会，除非他们得到更强大的、装备更为精良的反清力量的支持。1648年4月，在兴安西南的仁河流域出现了这样一支力量，它就是武大定的复明武装。武大定是明朝军官，早先曾驻防固原。他受到刘芳名的追剿，到紫阳地区山中避难。此时他和他的部队联合了其他复明队伍，攻打并洗劫了邻近的汉阴县城。就在汉水对岸的清朝兴安驻军是由总兵任珍掌管的。任珍将部队全部集结起来。他认为对义军向汉阴的进犯，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为避免惊动叛军耳目，任珍率部于夜间出动，然后在4月21日迅速领兵北进镇安山麓，以期剿平反清分子。次日，在一个很恰当地被称为“魔王坪”的地方，任珍的兵马撞见了第一个歹徒大营，便兴兵围攻。大吃一惊的义军在一片混乱中逃出要塞。他们很难抵抗住精锐的满汉士兵。数百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被捕，包括一名称作“虎”的首领。因为清军傍晚方至，所以夜幕在战斗停止之前就降落下来，许多叛军在昏黑混乱之中逃跑。翌日，清军骑兵在清点了缴获的战利品——武器、牲畜、妇女和其他财物之后，呈扇形穿过树林搜捕残存分子。被捕的义军被带到总兵任珍的面前。任珍明确宣布他有意赦免他们，以便他们能为自己带路，找到其他隐藏的义军营地。正如任珍向巡抚黄尔性解释的那样：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乡导，分投搜杀。接着，4月28日，任珍兵马由“魔王坪”营寨的幸存者领路，进攻一个个“穴窟”，“砍杀无数”。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报的人，得以弃寨逃入山中他们极为熟悉的最险峻最难接近的地带。5月12日任珍收兵回营后，向北京报告说，纵使他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发生新的起义和袭击，但目前镇安山确已安定下来，地方长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区了。可是，镇安的义军原来就不对清朝在兴安的驻军构成主要威胁；他们对于攻打汉阴甚至也没责任。照巡抚黄尔性的说法，倒是因为组织完善的“长发”横行于整个仁河河谷。他们原本是由孙守法组织起来的，目前正在一个以“隆武”为号的复明政权领导下活动。武大定在紫阳地区的存在，已为寨民大起义及寨民团伙袭击山谷居民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清军很早就从孙守法手中夺取了紫阳城，武大定还是一直能够获得紫阳城外的许多当地山寨的支持，事实上可以随时发起进攻。所以，在兵营仅仅休息了两天，总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军渡过仁河扫荡，带回了274颗首级，将之悬挂在兴安城大门外。接着，休兵十余天后，任珍率众抵达紫阳城，并于6月22日出城，穿行于沟渠险道间，向武大定的基地进军。满汉军队遭到了武大定及其当地同伙的伏击，反抗者矢石齐下，险些截断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稳住了阵脚。任珍后来声称，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顽强表现，使土寇们动摇了对武大定抵挡朝廷大军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脱离战斗，返回紫阳城时，已有12个“堡寨头”向他投降，依命剃发，并率其亲戚及部属承认了大清帝国的仁慈的统治。陕西低地与山地的暂时平定，也有助于清政府稳定其对邻近的山西省的统治。早在1645年8月，大顺残部在高九英领导下拒绝接受大赦，在岢岗举旗反抗。李鉴捕获了反叛者，并将其斩首，杀了他的所有人马。当孟乔芳和他的部将在西部不断地消灭义军时，巡抚马国柱正在着手加强清朝对山西的控制。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李）自成余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纪替换了武将马国柱，开始正式任命该省官吏，充实长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统治占优势的和平地区的程序，实行官吏的升迁。

山东的清剿

至于平定首都东边的山东，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么严厉（1646年12月，一支满洲军队仅在一个州就杀了1.6万多人），那里的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在兖州府，道路经常被寇贼截断，整个地区屡遭兵强马壮的反抗武装的袭扰。这些地区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围地区的官吏们，打心眼儿里欢迎清军的到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土寇的围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宽慰。许多官员详尽报告了贼党的规模、地点和首领，决心与清廷协力消灭他们。省府官员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报告，并将之呈送朝廷。报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该省，特别是在兖州的混乱程度。例如，兖州邹县知县吴俦飞列举了其县境内的52个贼党，每伙计有四五百人。据山东巡抚吴达1647年2月的看法，这种形势需要最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吴达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多尔衮描述了山东的骚乱，指出这个省为畿辅咽喉，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继续下去，“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惮？”因此，吴达争辩说，多尔衮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残部恐怕是一个大错误。清兵一旦离开北方南下，他们的后方就会有人造反。山东地区的骚乱，意味着清军自身的供给线会被切断。吴达继续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一战略错误，基本上是因该省的奏报不实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虚报剿贼战绩，自欺欺人。俗话说：“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而在实际中这简直一点都没做到。举例来说，山东贼党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衙门胥吏中有他们的耳目和同情者，一当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风报信，使贼徒得以“易装”为农。另一方面，如果驻守各大州府的劲旅坐待各县被义军攻击的报告，那么朝廷援军是决不能及时到达以捕获贼徒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攻打贼徒的根据地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占据着山顶或洞穴。在这样的地形里，既不能使用骑兵，通常也无法把大炮拖到山上来轰击他们的据点。吴达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围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营，毫不宽容。因为对付贼党的策略之缓延无效，摇摆于“抚”与“剿”之间，为时已经太久。所以，吴达说服多尔衮亟遣大军，进驻济南、东昌，以免山东百姓因观望而造反，发动全面反清起义。虽然吴达要求大军增援的惊呼没有得到响应，他关于即将爆发一场全省规模起义的可怕预言，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1647年的3月和4月，在省府东北邹平县周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总共有14个州县遭到一个又一个“大王”的攻击。继吴达任山东巡抚的丁文盛在4月份声称已彻底消灭了这些反叛分子，但是，由于袭击继续发生，他被指责为稽误战机，被刑部奏劾免官了。当时对该省部分地区来说，自然是到了危急关头。然而，相继上任的巡抚们几乎都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各地州府动员力量，抵抗来自山区的叛军。正如吴达所指出的，地方官关于遭受进攻的报告，一般要在事变发生后很久才能送到，而且总是照例报告说，地方官、练总、捕官和乡绅们如何率衙役壮丁抵御贼众火攻，从而对贼党短暂的围攻进行了一次胜利的防御。许多更为严重的情况却并无报告，这就可能意味着某城已向义军屈服了。或稍为好一点儿，府会落入贼党手中，地方官被迫逃离，那样总算还能带来一个口头报告。不过，在有些时候，地方官或乡绅还是设法在事先得到了关于这类进攻的情报，于是就及时准备防御以避免被围。大运河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张秋镇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明朝衰亡之前这一地带就有盗匪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丁维岳的歹徒，他多年来在兖州府东部陷城劫库。1647年11月10日，负责守卫张秋的通判吴通隆接到报告说，丁维岳集结了几千人马准备攻打该城。吴通隆是前明朝儒学训导，他与山东省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一样，情愿为清朝效劳。通判吴通隆和以张经济为首的当地乡绅，一方面向兖州知府求援，一方面将兵丁和街民组成一支防御武装，在整整一昼夜中奋力抵挡住了丁维岳兵马的攻城，并逮捕了准备在城中做内应的五名反徒。1648年1月8日，张秋镇的吴通判通过探马，还发现了大约有1000人马的丁维岳主力在梁山泊的行踪，那儿就是著名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建过大本营的地方。吴通隆差人赴东昌驰报求援，并遣部属做向导，率八旗兵进入梁山泊。1月10日黄昏时分，清军意外地与丁维岳的小股人马遭遇，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瑚尔哈统帅沙尔虎达极为得意：官军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丁维岳本人在内的“强贼无数”。山东“咽喉”之地暂时又被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了。战事在北部中原的边缘地带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新政权在与现已被控制的主要城镇相近的比较安定的地区，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以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这些措施主要有四项：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

地方官与胥吏

清政府从占领北京时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命可靠的地方官的重要性。1644年6月，吏部注意到必须仔细选用地方文武官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盗安民。这些官员大多数既非满州人也非汉军旗人，而是十足的汉人——且通常是前明地方官中的归顺者。满洲旗人在政府高级部门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充实各州县的大量员阙。事实上，在顺治年间，每十二三个地方官中只有一个是旗人，清廷几乎完全依靠汉人归顺者来出任全国的县官，是势所必然的（见附录C）。对新朝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前明官僚十分乐意效劳。就清廷看来，他们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冗员与县主簿。1646年6月8日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清廷在如此果断地裁减冗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低级官吏——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化。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实际上在替他管理着地方政府。明朝末年，朝廷命官（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及第者）与衙门胥吏之间的差别十分鲜明。地方官是外来者，是主持大要者，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胥吏；而后者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一个专管税收与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确实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但是，中央政府拒绝正式承认胥吏阶层，更不要说向他们支付俸薪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与朝廷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朝政府缩减开支所造成的。由于朝廷为地方长吏所配备的僚属人数很少，就迫使不断发展的胥吏阶层去寻找法外收入。政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地方吏职在历史上就与为衙门服务的定期差役相混淆。换言之，在理论上，一个地方的居民应该承担种种赋税征集和本地治安的事务，而到17世纪这些事务实际上主要由政府的税务机关和衙门兵丁来执行了。当然，估算这些行政花费，并向当地民户征收这笔开销，对政府来说总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将会增加乡绅的赋税负担，尤其是在害怕失去乡绅支持的明朝末年，所以朝廷否定了这种课税办法，而赞同于法外的养活胥吏手段：例如由胥吏自己征收诉讼费，长吏自己掏钱支付胥吏薪俸，等等。新建的清朝政府也希望减少赋税，因而宁愿遵循明朝政府的既定办法。这是一个错误的节约措施。通过废罢主簿一职，由县丞或典史接任其公务，从而缩减地方行政开支，就等于增加了实际上负责着全县文书工作的胥吏的负担。然而，随着工作负担的加重以及胥吏阶层重要性的增加，胥吏本身却被严格地排斥在更高一级的官僚阶层之外。自然，对于这种微薄的正式报酬，他们私下里替自己所做的补偿，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正。清政府不久就发现，衙门的胥吏和听差是整套官僚机构中最难驾御的成分之一。当然，将州县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失误都归咎于胥吏，是很容易的，并且胥吏也成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性的替罪羊。例如中央政府既想增强地方政府作为朝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代理人的效能，又拒绝提供所需的财政经费来供给更多的人员以达到这一目标，两者之间不相协调，就表现了这种不完善性。不过，虽然对胥吏肆无忌惮、徇私舞弊的特点总有言过其实的倾向，胥吏和听差确实在各县衙门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身份低贱的群体；他们常常倚权仗势，欺压百姓，也是不能否定的。于是，清政府便致力于监察和惩罚“衙蠹”的不法活动。在有关这一时期著名地方官员的记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力图抑制“吏胥贪黩之风”的事迹。因而，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廉正对于控制其下属至关重要，颇似整个统治体系中皇帝的地位。清政府几乎不相信那些劝告性的呼吁，继续加强对命官的监察。毫无疑问，清朝统治初期法制与赋税制度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正规的、有效的考课制度，它以新的标准来评估地方官的政绩。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些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定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鳌拜摄政（1661—1669）期间以及此后，清朝官员的考绩，几乎就是在评价一个地方官捕获与处罚重罪犯以及及时按定额征足赋税的能力。从短期看来，这种依靠地方官个人的做法，把政府工作融为整体，强化了其地方控制体系。

保甲制

清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人户编成保甲。最初，满洲人采用的是明朝地方统治制度的一种变体。从1644年到1646年，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1644年，颁布了“邻保检察法”，这一新制意在控制并捕获盗贼、逃人和奸人。这样，该制度的目的就与驻防军队相近了，相应地总甲长也就得以直接向兵部提送报告。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9月8日的一道敕令中所言：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这样，清初控制地方之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查治反抗者和牢牢控制新获得的人口。清廷力图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混乱地区。1646年，政府甚至命令按前明朝世袭的户种来编造户籍（军籍、匠籍，等等），他们警告人民如若假冒别的户籍种类，将受惩罚，并重申了前朝的“役”与“赋”之别。从1646年开始，由于总甲长得直接向兵部报告，保甲制与对军用物资的控制联系了起来，这包括马匹与火器。这一政策出于英俄尔岱的主意，此人为八旗兵组织过后勤，并在1636—1637年前后满人入侵朝鲜国时筹备过军需物资。1644年，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1646年11月他开始力主颁布一项严格的法令，来制止有人将军用物资出售给贼党。1646年12月1日，政府宣布：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

市摆摊去。德胜门那儿的，注128头里都是摆摊卖破烂的。注129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金：这儿是坟地。1949年不是解放么，怕这坟地丢了，就搬到这儿来了，看坟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全来了。我也不懂。我来的时候33岁了。这地方呀，那时没有村，就是东一家西一家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的，10来亩地，不会种，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叫不上名来。那会儿旗人不吃香，净受人欺负，都说那，人家骑马我骑人，这本地人就欺负人。一到挣分的时候，人家净拿我们打哈哈。也就是解放，要不解放我在这儿住不住。金恒德：真抬不起头来。定：您后来干农活吗？金：不干也得成啊，不干吃什么呀，挣工分哪，分粮食啊。老头子不会，什么都不会，我也没干过，不会学么，慢慢学。就我一人干。金恒德：那会儿不是有自留地么，我父亲都没管过，不会拿锄，用两手那么样拿着。都是我和我妈弄。金：他就没干过。清理阶级队伍，四清注130什么的，非得让出去干去，逼得没法子了，干了几天。有一阵子是喂猪，喂了几天猪。再有几天在豁口外头那个什么河，在那儿值夜班。真受气。定：按说这是你们家坟地，都有看坟的人啊。金：就有一个看坟的。我们满族在这儿不吃香，可是到今儿也没改，户口本上还是满族。我弟弟一家子孩子大人都是满族，也没改。想改也改不成啊，都是他们家的坟，大石碑这儿立着呢，说不是你的成吗？定：你们跟其他宗室联系多吗？金：也有来往，比如跟溥四爷注131，溥杰那儿去过两趟。溥仪放出以后也去了一趟，他还挑眼了哪，我们老头子给他行大礼，他说不应该，现在解放了，他都改邪归正了，不能行大礼了。太舟坞注132那儿有溥任的坟地，起坟的时候没人管，我老头子好管这闲事，后来任四爷过意不去，就买了绒衣，当时条案上摆了一筒茶叶，就说拿去喝吧。我们家是农业户口，归东升公社管。差点划成地主，算漏划地主。后来划成城市小贩，我的简历都是城市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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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竹青口述

时间：2003年2月23日地点：北京天通苑东二区某居民楼金竹青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金恒德[访谈者按]我对金秀珍的访谈，颇得益于她的女儿金恒德的热心协助。金女士逝世后恒德又主动提出，她还可以帮我去找她的姑姑金竹青女士。因为金竹青女士所住原“西北套”一带房屋正值拆迁，此事耽搁了两年之久，到2003年冬，金女士已经迁居到天通苑并在那里安定下来，恒德遂专程陪我去为金女士做了访谈。金竹青是毓珍的胞妹，与金秀珍互为姑嫂。对于她娘家的事，她与金秀珍的讲述因各自不同的处境而互有详略参差，而二人各自的婚姻与生活，却也有他们那个特定的生活圈子中的某种共性。两篇口述既可以互补，也可以互证。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金竹青(以下简称金)：我们家那石碑啊，立碑那地方是一个祖坟，老坟，那时候本家也多，老坟不是一家的坟，一块地就10亩哪，大着呢。老坟地有围墙，有门，后边3个门，就在石碑那儿，死人进去灵(指灵柩)，开正门进门。黄杨、柏树多了，我小的时候那树还有呢，一进去害怕着呢。这坟是怎么个来历呢，北京有个沈万三注133您知道吗？那是他的花园儿，是他送给我们太王爷的。我们那太王爷就留下话儿了，说将来给你们姨妈、姨太太她们做茔地。所以坟里埋的都是姨太太，没有男的。男人还专有坟地。定：可是坟地的碑不是弘晌的吗？金：你听着啊，后来乾隆打围，路过我们那坟地那儿，由那儿过，就问，这是谁家的坟地，他会看风水啊，他一看这茔地了不得啊，将来得出皇上，回去就赏了这碑。我们打安上这碑就败家了，安的这地方正是把那青龙压住了，由这儿就完了，以前辈辈儿是世袭罔替啊，辈辈儿出一个奉国将军，就打安上这碑，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做官的了，乾隆那就是破根儿来了。竖立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石碑(定宜庄摄于2000年)定：您这是听谁说的？您哥哥？金：我父亲他们都知道啊。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金：我1916年生的，87岁了，属大龙的。我们家是爱新觉罗，黄带子。我父亲是溥字辈，我是毓字辈。原来我叫毓竹青，后来冠老姓就姓金了，我的名字就叫金竹青。我哥哥就改成金宝忱了嘛，号似的。那会儿不是有府么，我们的总府就是十王爷府，康熙不是24个儿子么，他是康熙第10个儿子。大高个儿，过去我们家有齐眉棍，那是我们太王爷的，两米多高。那人多高，那棍多高，府里头都供着，还有祠堂，“文化大革命”才把牌位砸了的。我们家那老宅子，最近没几年才拆的。反正那会儿够威武的，我老祖死的时候，门口那轿子都摆满了，都是王爷。小时候我看过那账，过去办事呀，办完了都写账，红白喜事，红事红本儿，白事是蓝本儿，都有，什么买了多少两，多少两银子。过去够威武的。(笑)我出生的时候住在前牛角，北草厂里头，西直门里头不远儿就是北草厂，前门叫前牛角，后门叫后牛角。那房也不算太大，头喽四合院，后头有一间后倒房。那就是哥儿几个，上头老祖，我大爷爷大太太，三太太，都挨那儿死的。后来我老祖也没有啦，大爷爷大太太都没了，大爷爷什么都没有(指孩子)。就剩我爷爷、太太、三爷爷、爹、婶，我们就分家了。我们家就搬到小后仓，也在西直门里头，那时候就租房了，买不起房了。定：你们家搬出来了，那留在府里的是谁啊？金：还有本家呢，哎哟我们本家多了去了。我们是长房，那些本家辈儿都小，就我们家辈儿大。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那本家哥哥都60多岁了，来了给我父亲请跪安哪，街坊瞅着都新鲜。反正过年就来，三十晚上就来，辞岁来。我族里的嫂子，我们叫姐姐，来了还那么大规矩呢，我父亲说坐下坐下，她们都不敢，坐椅子都坐一点边儿。我还有个四嫂是个女儿寡，没结婚我那四哥就死了，死了以后人家娘家就说女儿愿意，就过去守寡。把死人在那边停着就办喜事，守了一辈子，那叫女儿寡。皇上给她的贞节牌位还挂那儿呢。那会儿不是爹妈做主吗，女的就不能反抗啊。我那姑婆呢，才21岁，就守着，就不走。走了让人笑话。我父亲那会儿讲这事。我跟听笑话似的，自己没赶上过啊。我们家里头，我爷爷老哥仨嘛，大爷爷死得早，70多岁就死了，我没赶上。我听他们说，我大爷爷就是做饭的。我三爷爷80多岁死的。我爷爷那年死的时候也不小了，70多岁了吧，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还一个叔伯爷爷，他们仨人都没做工作，什么工作都没做过。定：那干吗呀？金：什么都干不了哇，什么都不会呀，什么都不会，老碍着面子，老倒不了这架子，高的做不了，低的不爱做，怕人看不起。我这三爷爷那会儿净跑二黄票，就好戏，就到外头走票去。定：他就好唱戏？金：啊，由8岁，就在这戏界里头，在富连成那里头，唱戏的都圈在这里头，就学，唱小花脸的，他喜欢这个么。跟过去那老唱戏的，刘复生啊，谭鑫培啦，都一班的，都在一块，一辈子都在那里头。登台唱啊也不要钱。走这票走一辈子，一分钱不挣。定：是挣不着还是不要？金：不要，过去也是，有点钱就造呗。后来就在那里头教戏，他在戏界里头有名啊，打听载过庭，那老唱戏的没有不认得的，都知道，挺有名的。定：您三爷爷唱二黄票，那他有三太太吗？金：三太太也死了，死得挺早的，我也没赶上。他们先有一个儿子，我们叫爹呀，后来死了，儿媳妇也死了，最后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后来那年就八十几了，抽冷子(突然间)有病了，接回来，死到我们这儿了。定：您爷爷也唱戏吗？金：我爷爷不唱。定：那他在家干什么？金：他就在家。我爷爷那会儿在外头有个姨太太，就算外家吧，我爷爷跟那儿过，不回家，最后都病得快不行了，才把他送这儿来，就是小后仓这儿，倒死在家里了。家里就是我太太跟着我们，我太太也是北京的满族人，她家就老俩儿，和她这一姑娘。(老俩儿)那会儿就说，我这闺女呀，非得是门口摆狮子的，我才给呢。结果真是，真给了这么一家，我太太那一辈子才叫享福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家里活儿，也有用人吧。她84岁才死。定：那你们家过去还是挺有钱的？金：钱是不趁，就指着俸禄，每月关钱粮、关米，没别的进项，你看都不工作。到我就连钱粮都没赶上，我5岁还是几岁呀，跟我父亲去关了一趟，上什么仓，说老没给了，抽冷子给一回。那就是最末一回了。定：那您父亲那时候做什么呢？金：我父亲一辈子没做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做过。吃国家的俸，都没做过事儿。像我父亲、我母亲、我太太、我哥哥、我，就我们5口人，人不多，租房都租了7间房，前后院，头院4间，后院3间，分家分的东西多啊，都了不得。后来没有俸禄了，就不行了，(分家)出来就卖着过，卖东西过，刚开始有点首饰这那，就卖小件，最后我小时候那会儿，就越卖东西越少，就住不起那么多房子了，后来就由7间改成3间，搬到后院3间，后来搬家就没数了。我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净搬家了，来回地搬，大后仓，那住的地方多了。我父亲一直没工作，什么都不会啊，不会，就待着，没有进项啊，我哥哥上到四年级就上不了了，16岁就工作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金：我小时候就没姥爷了，姥姥死的时候我9岁，我母亲什么样，我姥姥就什么样，大高个儿，不会骂人。我母亲15岁结婚，我父亲16岁。我母亲家里头，那会儿也是没什么，条件不好，搭着跟这边有点儿亲戚，这么给的，过来之后一点儿福没享。家里爷爷公、太婆、公公婆婆、大爷公、大爷婆，您看这一大堆人，还有一个大姑子，下边又是小姑子，又是兄弟媳妇。她才15岁，那会儿规矩多大啊，4点钟就起来梳头，梳两把头，梳完了这头天还不亮呢，也不敢躺下了，躺不了了，就等着听奶奶婆屋里一有动静了，就得进去侍候奶奶婆去。端尿盆呀，归置屋子呀，点烟呀，喝茶呀，都得侍候。她倒不受气，就是规矩大，那规矩受不了。定：您母亲也够不容易的。金：要不说呢，15岁结婚，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我哥哥是第二胎。我哥哥底下的哥儿仨，挨着排儿死了俩，都是得病死的，嗓子，一会儿就死了，一个8岁，一个9岁，挨着。我哥哥小时候倒不怎么闹病。我跟他差10岁呢，我是第7胎，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三十多了。定：除了死的那俩还有哪？金：还有，都没活。过去那医学也不行，就在家里生，出来好好的，抽风就死了。我底下还有三个，还有小月(指流产)的一个呢，这就十个吧。最后就落我们俩。定：您母亲多受罪呀。金：可不是嘛。我母亲受一辈子苦。我由小儿，几岁就跟着母亲给人做活，给人家外边做呀，做卖活儿，绣枕头，做洋袜子，过去穿那洋袜子都用手工做，口儿啊，尖儿啊，不像现在这样一气儿织下来，都使手工缝。那时候有撒这活儿的，到宫门口那地方领活儿去，做得了再给送去。我母亲揽这活儿，我帮着做，有时候她缭贴边，我就钉纽襻儿，盘那个算盘疙瘩，一小儿(指从小)我就会弄那个。我母亲做活快着呢，手底下麻利着呢。定：做一件得多少天？金：钉纽襻儿，两天就做3件。做那么一件30多吊钱，那会儿30多吊钱就够一天的生活。过去东西都便宜，也不吃好的，窝头啊，烙饼啊，那会儿什么面都有呗，凑合着吧。维持生活吧。我母亲没出去的时候就干那个，就指那生活。后来实在没办法，那年我们在西直门里头顺城街住，南顺城街，有个本家就跟我母亲说，您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别拉不下脸来啦，别嫌寒碜啦，我母亲就出去看孩子去了。我那时13岁。她就管看孩子，是在一个学校，一直就跟那儿住，单有做饭的，有听差的，她看4个孩子呢。然后她把钱拿回来。我母亲一直在外头，后来有了我们这侄女了(指金恒德)，才给我母亲叫回来看孩子。定：你们当家的、本家的，像您母亲这样出去做保姆的多吗？金：不多，也是挤对得没办法了，也不能老做卖活，当保姆比做卖活强点。定：您母亲真行，你们一家人其实都靠着她。金：嗯，就靠着她生活呀。定：男人都不工作，全是女人工作？金：那怎么办哪。男的什么都不会，女的好赖能做做卖活什么的。像那会儿卖个菜，挑两担菜，先卖后给钱，他都干不了，挑挑儿挑不动，吆喝也不会吆喝，卖也不会卖，不会，不会干，也拉不下脸来，老嫌寒碜，老怕人瞧不起，大爷的架子老不倒。女的没办法了，你能瞪着眼睛瞅着吃不上饭？可不就能干什么干什么。我父亲一办事还先喝酒，喝完酒脑子就糊涂了，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了。定：您母亲娘家还有什么人？金：我有一个大舅，一个二舅。住哪儿我就说不清了。我大舅后来在阜成门外一个报社，给人家看报社。我舅妈没孩子，抱了一个，20多岁得臌症死了，就剩了老俩，后来都是我哥哥给发送的。我二舅被国民党抓兵的给抓走了，好几年呢，都没信儿，最后队伍回来了，扎营扎在德胜门那儿一个庙里边，他也找我们，我们这儿也找他，我记得我还去见过呢。后来有病了，他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就回到我们这儿，还算不错，死到我们这儿了，死到家里了。

4.我的婚事

金：那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了，我母亲不是一直不在家么，我的婚事是我哥哥做的主，我周岁28了才结婚，这不给那不给，怕受气，有公公婆婆不给，妯娌多的不给，做这工作的不给，那工作的不给。我哥哥那脑筋旧得厉害。定：您后来结婚嫁的是……金：后来嫁的这家也是旗人，他们家是蓝靛厂镶蓝旗的。他就一个人，他妈死得早，他十几岁他妈就没了，20多岁他爸也没了，他就跟着他姑姑。她姑姑姓李，也是蓝靛厂的。这个姑姑还更新鲜了，她19岁结婚，21岁守寡，先还有一个孩子，没活几个月就死了，她就在娘家待着，一直守到70多岁死，没再嫁。后来人家给她找的事，在肃王府里给福晋梳头。就管早上福晋起来给梳梳头，别的事都不管，底下还有人侍候她，就干这个。后来福晋有一个姑娘出嫁，她又给这姑娘当陪房，跟着过人家那家去了。那王府的规矩，大着呢，早晨起来得请安，吃饭得请安，一天这安就受不了。他为什么耽误着呢，就因为有这姑姑，人家都不给，都嫌这姑姑规矩大，谁也不敢嫁给他。要不我嫂子的娘家姨儿做媒，我家也不给呢。(这媒)说了没有一年，姑姑死啦，就剩他一人啦，又说，就是岁数大点，大就大点吧，就一个人儿，又不是续弦。他比我大一轮，我周岁二十八，他四十了，挑来挑去给我挑了这么一个人。定：就那么怕受气？金：对。倒没受过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正式工作，那老太太死的时候留下一处房，那房买的时候不是老太太的，写的是他父亲，就是我公公的名字。老太太死以后他就卖了房，拿这房子的钱，发送了老太太，剩了几万块钱，又买了13间房。老太太给人梳头的时候也挣下不少钱。定：你们过的日子也还不差？金：对，就那13间房子，租点房子，也没工作。后来也不能就那么耗着啊。我哥哥那会儿在沙滩的理学院，就是杂差吧，那理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我母亲待的这家的男的，我哥哥的工作就是他给找的。他(指丈夫)就也在那学校干了几年。后来不是日本投降了么，我哥哥不干

91欧美视频在线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得魏忠贤是无限感慨，万念俱灰。于是魏忠贤说道：“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选择了死！天启七年十一月四日（1627年12月11日）凌晨，魏忠贤在寓所上吊自杀，他的死党李朝钦也在一旁上吊。一代巨阉结束了一生。在此前几天，魏忠贤死党崔呈秀也上吊自杀。魏忠贤死后，崇祯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史可法的老师）等人平反，将客氏斩首，将魏忠贤的尸体刨出来凌迟。而后崇祯重新整理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所有与魏忠贤划清界限的奏折，本来崇祯不知道谁是阉党，这下可好，按名单抓人即可，魏忠贤手下五虎除崔呈秀已死外，其余四人斩杀，崔呈秀被从棺材里刨出来戮尸，五彪全杀，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分别处以斩首、流放、充军、罢官的处罚，此外还有除此之外的那些上奏跟魏忠贤划清界限的，一律罢官，阉党总共有二百六十一人受到死刑到罢官不等的处罚，朝堂之上，重新见了尧天舜日。关于魏忠贤的记载众多，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为刘若愚《酌中志》和朱长祚《玉镜新谭》。从继位到除掉魏忠贤，三个月都不到，崇祯显示出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本色，此时，内部肃清，崇祯把目光投向了辽东。皇太极成了他的头号敌人，但如果与皇太极相比，崇祯就逊色多了。崇祯不如皇太极的有三点：一，崇祯即位时才十七岁，皇太极即位时三十五岁，崇祯当权时还是个孩子，而皇太极已经是成熟的中年人了，虽然崇祯在除掉魏忠贤的表现上堪称天才，但如果与久经沙场的皇太极相比，他还是有太多该学习的地方。二，崇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皇太极长在马背上，沙场拼杀多年，崇祯在阅历、军事上远差于皇太极。三，崇祯是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喜从天降，得了皇位，而皇太极是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经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换句话说，皇太极的皇位是竞争出来的，而崇祯的皇位是天上掉下来的，由此崇祯又输了一回。此时大明王朝传到崇祯手里，就像一座曾经豪华美不胜收的庄园，几经风吹雨打，渐渐走向衰败腐朽，雕栏玉砌犹在，只是已经斑斑驳驳，曾经遮风避雨的房顶已经是外边小雨屋里中雨，外边中雨屋里大雨，外边大雨屋里暴雨了。但实际上暴雨只来自东北一个方向，内部祸患魏忠贤刚刚平定，东北只是辽东被后金占据，整个中国几乎都还在大明控制范围内，此时只要有一个成熟稳重、精通战略、手腕非凡的领袖来驾驭的话，加之东北有毛文龙在，那么一定能攻灭后金，实现大明中兴。然而十七岁就显出政治天才的崇祯却最终使得那些虽然腐朽，但还能维持若干时间的梁柱加速坍塌，明朝在崇祯领导下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都要从袁崇焕杀毛文龙说起。第十三章悲情英雄毛文龙1627年，崇祯皇帝在罢黜全部阉党后，开始组阁。《崇祯长编》记载：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帝要朝廷大臣推举内阁大臣，大家共推举出十位候选人，然后从中确定七位。由于旧的大臣大多因为是阉党而被罢黜，新的朝臣都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崇祯都不了解，他就采纳了《尚书》记载的“枚卜功臣”的办法，即通过占卜来最终确定人选。具体做法是，崇祯在小桌上摆设笔砚和十张红纸，将十位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红纸上，每张纸写一人姓名做阄，团成一个小纸团，然后把十个纸团装进小金瓶里。崇祯亲自用筷子从里面夹取七个纸团，每夹出来一个，就展开遍示众臣，就这样选出了六个大臣。不是说需要选七个吗？那一个纸团崇祯刚夹出来，就被风吹走找不到了。当然，后来这个纸团又找到了，就这样崇祯的内阁大臣就齐装满员了。此时内阁大臣是清一色的东林党人，然而这些人并没能使大明中兴。在此说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东林党人，一方面东林党领袖品德高尚，但另一方面中下层东林党人败类很多；一方面东林党主张广开言路，减轻赋税，发展经济，但另一方面对明朝复兴大业，他们并没真正做出任何大的功绩。夏允彝的评论最为公允，他说：“平心而论，东林党人中也有很多败类，攻击东林党人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节操清高独立的人，只是反东林党的人的领袖比起东林党的领袖的道德操守差若天渊而已。东林党人很在行清议，在筹谋杀敌制约胡虏上却完全没有实际行动；攻击东林党人的人说自己被孤立被怨怼，但是他们也没有为朝廷振兴哪怕一条法规或朝纲，只是以刻薄的攻击技巧取胜罢了。这些人都有什么好埋怨的呢？都是对国家大事于事无补的人啊！”6内阁大臣搞定，崇祯开始任命六部大臣，别不多说，咱们只讲跟辽东战局有关的兵部。崇祯在罢免阉党出身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后，因两次宁远大捷的功劳而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在接见袁崇焕时，崇祯问袁崇焕有何恢复辽东的良策。袁崇焕说：“臣关于收复辽东的思路有三点：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当前守辽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尤其南方士兵，既不适应北方天气，又不愿在边关久留，因为辽东和自己利益毫不相关，因此作战贪生怕死。而如果用辽东本地士兵，则他们为保护妻儿，退无可退，必然死战。圣上如果要和女真决战，就必须训练一支精兵，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守辽土用辽人是最佳选择，这样既省粮饷，又可克敌。”崇祯：“好一个以辽人守辽土，朕准奏。爱卿接着说。”袁崇焕：“第二点，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我军和女真贼寇作战，此前所以屡败就因为我军短于野战，女真铁骑天下无敌，我军强项是红夷大炮，但这只能用来守城，臣所以两次大败后金，全凭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在需要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偶尔也可与女真野战，然而必需速战速决，不能拖延。另外所谓和为旁着就是要争取时间加固城防时甚至不得不主动与敌人议和，这是辅动性战略，一切都为以后彻底消灭敌人做准备，圣上以为如何？”崇祯听到“议和”后稍稍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或守或战，全凭爱卿。”袁崇焕继续说，“三，法在渐不在急，在实不在虚，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崇祯：“朕既然封爱卿为督师，节制天下兵马，自然相信爱卿，这些具体战术不必细陈，朕只关心一点，多长时间能收复辽东？”袁崇焕：“只要圣上始终如一相信臣，五年复辽。”崇祯：“好，请爱卿以国家天下为重，早日凯旋。”袁崇焕：“可是臣还有事放心不下。”崇祯：“什么事？爱卿只管奏来。”袁崇焕：“臣在外带兵，必会遭小人妒忌和敌人的反间计，圣上在朝中，臣在关外，还请圣上与臣同心，臣不顾自己性命，一定要兑现承诺，请圣上在未来五年内不要听信他人挑唆，只等成败来对待臣。”崇祯：“朕既然用爱卿，自然信任有加，至于说中敌人反间计，朕自信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爱卿尽管放心。”袁崇焕：“五年复辽是各方面都达到最佳时方能做到，这需要户部转运军饷，工部供应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必须朝廷内外事事配合，才能有所成功。”崇祯：“爱卿放心，朕会下旨让各部配合你的。”袁崇焕：“既然圣上答应臣的一切要求，臣再没什么可说的，唯有以死报答圣上知遇之恩！”袁崇焕所说的五年复辽如同儿戏，强大的后金岂是五年就能打败的？事实上，五年平辽梦未醒，后金铁骑已破关。当时在场的许誉卿就问袁崇焕，对于五年复辽有多大把握，袁崇焕说：“聊慰上意。”——只不过是想让皇上高兴一下而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更何况君前更无戏言。袁崇焕把自己在皇帝面前做的承诺都当儿戏，试问这种人有什么可能去在明末力挽狂澜？这次谈话结束后崇祯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袁崇焕带着尚方宝剑到达辽东，途中刚出山海关后他作《再出关》诗云：“重整旧戎衣，行途赋采薇。山河今尚是，城郭已全非。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字里行间透露着自信，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袁崇焕其实并无可以自信的资本。到辽东后袁崇焕让祖大寿镇守锦州，何可刚驻宁远，赵率教守山海关，袁崇焕自己也驻宁远，同时上书给崇祯极力称赞祖大寿等三人的才能，并说自己五年复辽的计划全靠这三人来实现，如果五年后没有实现，他亲手将这三人斩杀，自己则到刑部领罪服死。崇祯得到袁崇焕的保证后，非常满意，加封袁崇焕为太子太保。袁崇焕说要五年复辽的第一年，他就先斩杀了毛文龙，关于袁崇焕与毛文龙的这段恩怨，袁崇焕为何杀毛文龙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袁崇焕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后，自知没有能力达到，于是为了跟后金议和而杀毛文龙。由于毛文龙极力反对议和，上奏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袁崇焕遂决心除之，他说：“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此说记载在汪辑《崇祯长编》。袁崇焕已经明确跟崇祯保证五年复辽，如果他要跟后金议和的话，也必然会偷偷摸摸的，就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崇祯对袁崇焕的批示看，崇祯压根儿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而通过毛文龙写给崇祯的这封奏折，可以判明两点：一，崇祯因此奏折而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二，毛文龙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这显然跟前面崇祯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的推论矛盾。由此，《崇祯长编》的说法不合逻辑。除《崇祯长编》外，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也持此说。他说：“袁崇焕是个机智、善于耍手腕的人，长于谈吐和文笔；他以自己的军事经验，用巧妙的言辞打动了皇帝和所有的阁臣，他们对他深信不疑。这个狡猾的人自私、爱财，不顾公务，不忠于君王，如果不是他，他们的希望还不致破灭。他接受了鞑靼人大量的金钱，并邀请鞑靼人最畏惧、勇敢忠贞的将官毛文龙赴宴，在席上把这位大将毒死了。接着他与鞑靼人缔结城下之盟，献出了一切。当皇帝审视盟约时，很快发现握有全权的统帅出卖了他，因而拒绝批准或承认这些和约。在这个紧急关头，袁应该怎样做呢？他为了逼使皇帝接受条款，于1630年劝导鞑靼人从不在他辖区内的另一个地方侵入中国，并同意不用他的军队阻止他们进军。”关于《鞑靼战纪》的说法，后面我们在写到1630年时会详述此种说法为何不靠谱，在此按下不表。第二种说法，袁崇焕秘密勾结后金，要跟后金议和，皇太极说议和没问题，我们的心腹之患是毛文龙，只要你杀了毛文龙，我们就可以讲和。这种说法见于下列记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张岱《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夏允彝《幸存录》）这种说法是网上反袁派认可的说法，之所以这种说法出处众多，在于袁崇焕刚杀了毛文龙后，从来都是沿着辽西走廊进攻的后金绕开辽西走廊，从河北省西北部绕道千里远征，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赵率教还全军覆没了。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北京城下。此事史称“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总之这一系列事情让人不得不怀疑袁崇焕与后金因为杀毛文龙之事有密约，所以袁崇焕故意多次绕开后金军，只是在北京城下做象征性抵抗。事实上无论是后金方面还是明朝这边，都没有袁崇焕议和密信的可靠记载，这是一种根据结果来倒推过程的说法，根据毛文龙死后后金的动向来推断袁崇焕与后金在杀毛文龙上的密约。这其实是一种诛心之论，袁崇焕虽然谈不上多么卓越的军事家，但是他两次宁远大捷的确战果是货真价实的，他虽然有种种缺点，也曾随大流而拍过魏忠贤的马屁，但是起码他是爱国的，绝非为议和而杀毛文龙，如果袁崇焕真的暗中勾结后金，皇太极为何还要用反间计来除掉他呢？留着这个内应岂不更好？所以第二种说法不能成立。第三种说法：袁崇焕觉得东江毛文龙虽然能牵制清军，但毛文龙本人没有大略，经常吃败仗，而且耗费的钱粮实在太大，此外毛文龙还在东江走私货物来挣大钱，不打仗的时候就用布匹向女真买人参，打仗的时候毛文龙也不怎么靠谱。于是就有文臣上奏主张撤销毛文龙东江镇的建制，袁崇焕则主张朝廷派人去管管毛文龙的经济问题。毛文龙不喜欢有文官监制着自己，于是上书争辩。而后毛文龙前来拜谒袁崇焕，袁崇焕以上宾之礼接待毛文龙，毛文龙也不谦让，袁崇焕于是决定杀掉毛文龙。这种说法记载在《明史·袁崇焕传》里：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兵部议不可，而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明史》是清朝人编的，许多内容很不靠谱，比如说东江镇耗费钱粮大，纯属胡说八道，毛文龙在东江的七年里朝廷没有拨给他一分钱，他全都是自筹粮饷，如果不靠走私，东江的百万辽东人民怕是只能去跳海了。关于东江镇的情况，毛文龙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有上奏：山坳僻处之间，尽是白骨成堆，肝肠余汁。惨莫惨于此，痛莫痛于此。内地尚作观望，恬不忧愁。臣实为受国厚恩，不忍卸担，自矢戮力，以完辽事。观今三月将尽，粮未来一粒，饷未到一分，啼号疾病，白骨满沟，而犹中哓哓污臣者不只。朝廷不给钱却被《明史》说成“岁糜饷无算”，不走私的话根本活不下去却被《明史》说成“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故而本书中笔者一般不以《明史》的记载作为给人定性的资料。那么袁崇焕究竟为何杀毛文龙呢？岳飞曾说：“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毛文龙与岳飞有着同样的想法。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登莱总兵杨国栋问毛文龙：“辽东能够平定吗？”毛文龙说：“将领说谎的就斩杀，不办实事的就斩杀，贪财的就斩杀，这样辽东自然就平定了。”毛文龙治军严明，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他为人正直，对于权贵从来不肯贿赂，又疾恶如仇，只要看见那些阿谀谄媚之徒，就破口大骂，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朝廷许多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于是，崇祯元年七月初十，毛文龙上书剖明自己的心迹，他说：“臣幸而得到圣上的信任，希望有朝一日马革裹尸，乃有不平之鸣，心中很郁闷，不得不直喷心血，向陛下诉说。当臣克复镇江的时候，义旗一树，豪杰影从，招抚辽民，日以万计，精壮的辽

袁世凯为内阁头疼的时候，三位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汪精卫先生干什么去了？好久都没有他们的音讯了。还是一个一个地交代吧。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心情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南京临时政府没钱没枪的日子也很难过，更重要的是，孙先生并没有认为革命失败了。他对记者们说：“我不做大总统，并不是不做事了，现在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老哥去尝试，而我则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如此一来，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以实现了！”不得不说，孙中山实在是一名至诚的爱国理想派。在离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几个月内，孙中山和得力干将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实地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党大多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不了解，确实有“远距离革命家”的嫌疑。这一次的实地考察，对孙先生的实业救国方略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要致富，先修路。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产生了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后来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以至于走到哪里，他的修路主张就带到了哪里。而黄兴先生就没有孙先生那么轻松，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北京。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留在南京附近的近三十万革命军（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这几十万军人良莠不齐，战斗力也极差，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留在南京就是为了混饭吃，顺道领一份工资。但无论吃饭还是发工资，哪一项不需要钱？南京政府自然是没钱的，所以得找袁大总统要钱。可袁大总统此时哪有富余的钱。现在各省都处于自治阶段，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虽说他从隆裕那里搞了些钱，又借“北京兵变”抢了几百万两银子，但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既然政府拿不出来钱养兵，那就只有裁兵。裁兵就是动当兵的饭碗。若是处理不当，激起兵变，主持裁兵的人就得掉脑袋。因此，裁撤军队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袁大总统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革命党人自己，确切地说是抛给黄兴。黄兴老弟，现在国家危难，你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由你出任南京留守再合适不过，你千万不能推辞。南京留守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收拾烂摊子。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自然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袁世凯不是很厚道，但黄兴是个爽快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袁总统放心吧，我一定把这活给干利索了，不负我军界同胞。袁世凯见黄兴如此勇于任事，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找外国银行贷了一些钱（约价值两百万两白银）给南京政府，主要给黄兴做裁军之用。可这些钱相比裁军的开销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黄兴就是黄兴。有威信，有人品。他采用“当地军队就地解散，外来军队押回原籍遣散，同时压缩部队编制”的原则，并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不拿或者少拿安家费，共度时艰，硬是办完了裁军这事。军队裁撤近半，只剩下五个军和一个第八师。其中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第一军和那个第八师是同盟会的嫡系力量。南京城外，黄兴看着那些打道回府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奔着他的名头来参军却被裁掉的兄弟，愧疚、不安、心酸、无奈，一时百感交集。人累了，心也累了，革命对我来说，已成昨日云烟，是时候离开了。6月，39岁的黄兴留下一封辞职信，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不久之后隐居上海。至于帅哥汪精卫的行动，比上述两位更加彻底。或许是在冷眼旁观了这么久的政治斗争后渐趋消极，又或许是为了履行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婉拒了袁大总统邀请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好意之后，终于给了追随他多年的陈璧君一个交代：举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接下来，夫妻结伴，返回了他阔别八年的故乡，拜见兄长弟妹。远山含黛，流水涓涓，故乡山水的宁静和谐更是坚定了汪精卫远离政坛的决心。随后，汪精卫携陈璧君翩翩而去，前往法国留学。主动放弃权力，对于多年来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三位革命先驱，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逃不出人情这张网7月，骄阳似火，虽是北京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却也是最流光溢彩的时节。但这妖娆的盛夏，却赶不走袁世凯心头的烦闷。他这四个月的大总统，实在是做得焦头烂额，南北党争让他心力交瘁。这时，参谋团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开诚布公，建立互信合作。袁世凯瞬间就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所在。孙中山和黄兴分别是革命党的头号和二号领袖，是享有巨大声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唯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并打造一个各方认可的内阁，就必须要仰仗孙中山、黄兴二人的支持和配合。想到就做。袁世凯诚意十足，不仅派出了迎接专使，还让“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于是，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起程北上。虽说孙中山和黄兴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但是同盟会内部却有不同意见，同盟会就“孙、黄是否应该应邀北上”分作了两派。稳健派支持二位大哥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说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是为了禁锢两位革命领袖，在这个敏感时期，革命领袖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何况北京还闹过兵变。《民权报》也凑热闹，刊登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世凯。别人都说他不可靠，我倒要试试自己的眼光。革命党中有聪明人，眼见孙中山主意已定，便提出一条权宜之计：由孙中山先去北京打头阵，而黄兴则暂时称病不去。如果孙中山发现北京没有问题，那么黄兴的病就好了，也去北京；如果孙中山觉得情况不对劲，那么黄兴就继续病下去。避免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好吧，就这么办。在迎接专使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十余人起程北上，一行人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北京。袁世凯给孙中山的接待礼遇规格很高，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央企动辄数亿的招待费那么夸张，但也很可观：高大炫目的彩棚，雄壮的欢迎曲，够分量的迎接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壮观的接站队伍，还有天上地下独一份的超级豪华金漆朱轮大马车，军警如林，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仰望已久的革命领袖风采。虽说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但这样隆重的礼遇还是令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老袁同志在做人这一方面，那绝对是天下有数的高手。本来按照安排，应该是第二天两人才会谈。可是老袁同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的重视，在孙中山安顿好之后，强烈邀请孙中山当晚赴宴面谈。孙中山被袁世凯这种精诚感动，就真的去了。袁世凯亲自到厅前迎接。这次伟人峰会气氛非常热烈。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殷勤备至。在致辞中，袁世凯非常诚恳地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大力匡助！”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舒泰到了极点。两人在席间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不小心谈到很晚。于是，袁世凯殷切地留客：“先生你就留在府中吧。”袁世凯不是假客气，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留孙中山在府中过夜。袁大总统太热情了。孙中山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让，当即住了下来。孙中山夜不能寐，他觉得袁世凯不像是那种印象中的军阀，这人好像还很有城府，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很是合拍。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袁世凯的热情所感化。之前的那些怀疑与防备似乎都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接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多次会晤，多次密谈，多次谈至深夜。至于具体谈成了什么，等黄兴同志来了再说。袁世凯的殷勤与诚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袁世凯和孙中山此次相见甚欢，其乐融融，这显然是南北已经摒除成见的友好信号。之前因南北党争而背离的人心，逐渐回归。袁世凯眼中的孙中山和黄兴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底，双方的会谈终于到了高潮。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在宴会上，袁大总统充分肯定了这次伟大峰会的伟大意义：以前有很多舆论，都觉得我跟南方革命党人是相处不好的，你看现在孙先生来了，以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以后的民国会更加巩固！说到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非常激动，赶忙站起来互动：“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攀升至高潮。与会的众人看见两位伟人化敌为友，如此精诚团结，顿觉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霎时，全场热烈互动，溢美之词血本清仓大甩卖。孙中山非常高兴，所以他在宴会间提出来：“袁老哥你再当十年总统，去练百万精兵；我十年不参选总统，去修二十万里铁路，这样一来何愁国不富民不强啊。”袁世凯说：“好啊，你说得太好了，都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世凯总是说好。袁世凯接着说：“每月拨给你办公费三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你就干去吧。”后来袁世凯真的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显然，袁世凯是投其所好，免得孙中山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反倒干得特别认真，率领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乘专车满世界考察。然而结果不大让人满意，铁道一寸未建，银子却花了好多。以至于后来袁世凯秋后算账时，把孙中山当成“贪污犯”来抓。话题回到宴会上。话说在孙中山展望完未来十年之后，袁世凯便与中山先生谈起了赵秉钧同志的个人前途问题——赵秉钧这个内阁代总理还未得到参议院的正式任命。这次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二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共识，以顺利地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案。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在袁世凯接二连三的糖衣炮弹之下，孙中山不管是答记者问，还是给挚友黄兴的信中，都给予袁世凯极高的评价。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你快来吧，袁世凯人不错，你来了就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记得赶紧动身。”袁世凯见孙中山表现得如此大气，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小气。为了制造更加和谐的氛围，他一口气撒了三个陆军上将军衔出去，黄兴是第一个，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则属于沾光。黄兴是个实诚人，一听老大哥召唤，便带着陈其美来了，迅速抵达北京。老袁同志给黄兴一行人的接待规格跟孙中山差不多。不过，黄兴对这些排场并不感冒，而且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也不像孙中山那样受宠若惊，相反表现得很平静，这令袁世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最让袁世凯忌惮的是，黄兴在与他会谈的同时，还在和宋教仁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袁世凯内心有些小愤怒，这家伙真不上道！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眼光独到的袁世凯对孙、黄二人的性格优缺点有了相当的认识，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评判。大概意思就是说：孙中山这个人，爱国心还是强烈的，见识也很高超。但就不是个做事的人，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而黄兴就不同了，性格耿直，做事果断，但是没有魄力，见识也短，很容易被忽悠（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真是可惜可惜！接下来，知己知彼的袁世凯，基于之前和孙中山多次深入而愉快的探讨，综合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在与孙中山、黄兴还有副总统黎元洪多次磋商后，终于就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在“八大政策”中，最关键的当属这一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虽然此条款是四人基于当前国情做出的英明判断，但这显然更符合袁世凯同志的政治利益。不管怎么样，袁世凯通过削减革命军、控制内阁、团结政敌，总算是建立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让民国走向了平稳。第九章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国会大选不如村长海选

感动清国、感动慈禧的宋教仁

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平稳，其他人就无事可做、寄情于山水了吗？非也非也。革命党人还有其他想法，尤其是那些一腔热血的革命中年，比如宋教仁。说起宋教仁，还没有认真介绍过呢，在这里简单提几句吧。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又是个19世纪的80后。他家庭成分很好，祖上至少两代贫农。之前讲过宋教仁是如何结识黄兴又是如何造反失败逃亡日本成为同盟会元老的，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位仁兄与其他人不大一样，在日本期间，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政治，而是一直认真学习。有心人士常常在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看见这位仁兄的身影。你若据此以为宋教仁就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可不是漫无目的地死读书，而是要精研宪政和法律。而且，精通法律并不是宋教仁唯一的本事。此人身手敏捷、头脑灵活、意志坚定，很有特工天分。慈禧和光绪翘辫子的前一年，即1907年，宋教仁大大露了一次脸。话说在中国长白山东南有一块十万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称之为“间岛”。日本人说，“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话没有人信，就跟今天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人一样。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了事的人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人就跑，也不管这人是保安还是公安又或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日本人也心虚。因此，日本军方组织“长白山会”打算伪造一份证据，证明“间岛”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寄存在中国那里的土地而已。也不知道宋教仁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孤身化名打入“长白山会”，并成功窃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地的假证据。当然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确实不足以描绘出当时的惊心动魄，具体场景大家可以参考香港电影《无间道》。拿到证据后，宋教仁从“长白山会”逃了出来，日夜赶工，终于在日本抛出假证据之前，出版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书中以严谨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