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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国产区图片区小说区亚洲区 发布时间:2023-12-27 13: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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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久精品国产亚洲7777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两次),她只有靠教众和邻里的慷慨捐赠度日。她把时间花费在采集药草、奔波于各教堂间筹集捐赠上,还在野地里巡视,那种地方之所以吸引她,不仅因为空旷,还因为充满秘密。比如她几个月前找到的一车骷髅。若是她稍微思考一下而不是喋喋饶舌,大斋节兀鹰一出现她就会弄得一清二楚了—那还是两年前一九七四年三月阳春时节融雪时的事呢。但是因为恰好在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宣布结亲的时候看到了那些鸟,人们就闹不清究竟是这桩婚事召来了兀鹰呢,还是要保护镇子不受其害。现在大家都知道它们被一场盛宴所吸引,这家人在暴风雪中迷了路。阿肯色州的盘子。哈珀·朱里店里的标签在一种咳嗽药上挂着。他们彼此热爱,那个家庭确实如此。即使受到猛禽的骚扰,你仍可以看出他们在那严寒中彼此拥抱着越睡越沉。起初她以为萨金特该了解这一切的。他在那片地里种玉米。但他脸上的惊诧以及别人在听说之后露出的惊恐都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要不要通知警方。大家决定,不。甚至掩埋了那个家庭,也就是承认了他们与此无关。当一些男人去看时,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没有集中在现场,而是被引向西边,在他们视线中看不清的女修道院。她当时本该知道的。若是她把注意力先集中到兀鹰上,再集中到男人们的心思上,就不会用光她的全部润滑剂和汽油去办一件她希望是她最后一次使命的事了。视力太弱了,关节也太僵硬了——这不是一个天才接生婆该干的差事。但上帝给了她这件任务,祝福他的圣心。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夜晚,她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行驶,知道她是在他的时限里赶路,而不是置身其外。是他把她安放到那里,鼓励她去寻找最好在夜间采摘的药材。河床是干涸的,即将降下的雨会疗治干旱,甚至会把像双腿一样的曼德拉草根变软。她听到了从大炉灶处传来的轻声欢笑和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年轻的恋人在求爱。她想,他们至少还在露天里,没有爬到干草楼上或钻到卡车后部的毯子下面。后来,笑声和音乐声停了下来。深沉的男性嗓音下达着命令,手电筒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孔上、手上和他们拿着的东西上照出一道道亮光。那些恋人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但是男人们都没走。他们靠在大炉灶的壁上或蹲在一边,在黑暗中聚集着。娄恩用围裙裹着自己的手电筒,本想悄悄地移到圣救世主教堂的背后,因为她的车就停在那里,但她忽然记起了别的她忽略或误解的事件:大斋节兀鹰,阿波罗的新手枪。她一下子缩回到漆黑之中,坐到缺乏水分的草上。她只好停下来不再抱怨镇上人拒绝她提供服务的事,停止悄悄进行的睚眦之报,不能因此而无视当前发生的事而让邪恶横行。装聋作哑是逃避上帝话语的行为。他既没有声如响雷地发号施令,也没有悄声耳语传递信息。噢,没有。他是个解救众生的上帝,一个教导你如何学着自己观察的师长。他的信号是明晰的,绝对如此,只要你停止在虚荣的酸汁中下滑并关注他的世界就成。他想要她聆听聚在大炉灶处的男人们如何决定和策划把女修道院的女人们赶跑。如果他要她目睹这事,他就一定也想要她对此做出些举动。开头她并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或者该做什么。但如同以往感到困惑时那样,她闭目默念:“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这时那些人说话的声音便升高了,而且她就像站在他们中间似的,把他们彼此说的话和话中的意思听得一清二楚。他们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他们一共九个人。有的吸烟,有的叹气,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说话了。他们说的许多事都是娄恩以前听过的,只是那些言辞在穿过夜间空气蜿蜒前行时如何膨胀却无法测量。话题并不新颖,但毫无布道坛上对同一话题作演讲时的那种愉悦。加里牧师在一次布道中把这个话题说得娓娓动听,大受欢迎,后来每个礼拜日他都要采用这种方式。“你住在这儿放弃了什么?”他问,把“弃”强调得如同女高音,“你住在这儿,在上帝的美好之中,在他的恩惠之中,在他的和平之中,你都牺牲了什么?”“告诉我们,牧师。说出来。”“我就来告诉你们。”加里牧师窃笑着。“好,牧师。”“现在就说吧。”加里牧师直直地举起右手,伸向空中,然后把手攥成了拳头。接着他一次伸出一根指头,开始历数教众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的事物。“电视。”众人的笑声向四下散去。“迪斯科。”他们开心地笑着,声音十分响亮,还摇头晃脑。“警察。”他们笑声如吼。“电影,肮脏的音乐。”他用左手的指头继续数说着,“街上的邪恶,夜间的盗窃,清晨的谋杀,午饭饮酒,晚饭吸毒。这些都是你们已经放弃的。”每一项都引起哀叹和悲吟。教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心存对拒绝和逃脱了污秽、残忍、渎神,一切以快乐为伪装的新潮邪恶的感激,都能感到自己的心充满着对那些与这种“牺牲”奋争的人的怜悯。但是在这里却没有怜悯可言。在这里,当人们谈及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祸害时——鲁比如何正在以不可容忍的方式发生变化——他们并没有想到以伙伴之情或仁爱之心伸出手来加以整顿,而是纸上谈兵并依其所需磨砺证据,直到每个零件都适合了已经抛光的槽沟。少数几个人说了大部分的话,一些人说得极少,有两个人根本没开口。他们虽然保持沉默,娄恩却知道这对双胞胎正是领导者。记得她们是怎样玷污那次婚礼的吗?你说什么?嗯,就在那同一天,我看到她们在那辆破烂的凯迪拉克后面互相亲吻。要是这样还不足以讨魔鬼的欢心,就在那同一天,还有两个在地上打斗。就在地上打的。主啊,我痛恨让人恶心的女人。斯维蒂说,她们曾竭力毒害她。我也听说了。她在路上被暴风雪困住,在她们那儿借宿。应该知道得更清楚。是啊,你们都了解斯维蒂。不管怎么说,她听到从那栋宅子的某处地方传来声响。在她听来像是小婴儿在哭。以上帝的名义,小婴儿在那地方做什么?你问我?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不正常。喂,那儿曾经拘禁过小姑娘,是吧?对,我记得。据说那儿是一所学校。教什么的学校?她们在那儿教些什么?萨金特,你不是在你的苜蓿地里发现种有大麻吗?没错,肯定有这么回事。这一点都不让我惊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阿涅特到那儿去与她们对质,她们对她撒谎,还把她揍了一顿。她认为她们养着她的孩子,她们却告诉她那是个死胎。我老婆说她们给她流了产。你相信吗?我不知道,可我不会放过她们的。我确切知道的就是她的脸给弄得怎么一团糟。唔,伙计,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罗杰告诉我,那位母亲——你们都认识那个原先有时候到这儿来买东西的白人老太婆吧?嘿,他说她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磅重,却像硫磺一样闪光。天哪!他说他撂到那儿的那姑娘公然向他挤眉弄眼。就是整天半裸着的那个吧?从她下长途车那会儿起,我就知道她有毛病。她到底是怎么乘上长途车到这儿来的呢?你们干吗不猜猜呢?你们以为她们有权势吗?我知道她们有。问题是谁的权势更大。她们干吗不走出来,离开那儿?呸!要是你有一栋老式的大房子住着还用不着干活,你愿意走吗?那地方正干着什么事,我是一点都不喜欢。没人会喜欢的。她们自己亲嘴。藏着婴儿。天哪!更甭提别的了。看看比莉·狄利亚自从在那儿逛悠以来有了什么变化吧。把她妈妈从楼梯上打下来便去了那地方,就像猪崽找奶头。我听说她们还像开宴会那样喝酒。我看见那老妇人时她总是醉醺醺的。还记得她们来参加婚礼时嘴里说的头一句话吗?有什么喝的吗?她们想要喝的,她们拿到一杯柠檬水时,那副做派就像是让人啐了一口唾沫,紧接着就走出大门了。我可记着哪。这群婊子。更像是巫婆。可是听我说,兄弟,骨头的事最能说明问题。我没法相信整整一家人死在那儿却没人知道。他们离那儿并不远,明白我说的话吗?没人能告诉我吗,他们离开了大路消失在一块地里,而距那儿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有一栋老式大房子?他们应该看得见。没法看不见。那男人应该走出了车子,走向那栋宅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可以想得到嘛,是不是,就算他想不到,还是能看见嘛。在这片平得像指甲盖的地面上,你怎么会看不见那么大的房子呢?你们说她们与这有关系?听着,这一带从来没发生过像现在出的这种事。在那些俊妞儿来到镇上之前,这里是个平静的王国。在她们之前的那些人至少还信教。可那儿的那些骚货就是自己抱团,从来没进过教堂。我拿一美元跟你的五美分打赌,她们连想都没想过一种宗教。她们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上帝。不能说她们没受过警告。先要求后警告。要是她们就自己待着,也就算了。可是她们不。她们搅乱。把人拉到那儿,像是苍蝇寻找粪便;凡是走近她们的人总要受点伤,而那种脏污正在渗入我们的屋里,我们的家里。我们容不得这个,你们都不能。一点都容不得。娄恩想道,这么看来,祸害在别的地方。不安定因素全在远处一所满是妇女的宅子里。不是什么远离男人安全地禁锢着的女人,而是更糟,是自愿聚集在一起的女人,就是说不是女修道院而是女巫团体。娄恩摇摇头,嚼了一下口香糖。她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话,尽力猜测言辞背后的心思。有些话她当即弄懂了。她知道,萨金特会点头同意任何捕风捉影的谣言,咀嚼真实情况的残块,并且说不明白由有责任心的人掌管的这座从容又美丽的镇子何以不能保持原状:稳定、繁荣,没有背后胡说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安家立业?他会想到,如果他拥有了女修道院的土地,他的支出要少多少,而如果那些女人离开那儿,他就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拥有那片土地。人人都知道,他已经拜访过女修道院——去“提醒”她们,就是说,他提出要买下那块地,而当反应是难以理解的瞪眼时,他告诉那老妇人要“仔细想一想”,“会出现别的事情把价钱降低”。威斯顿·普尔在找理由解释为什么他再也控制不了他的弟弟妹妹了。解释原先崇拜他、听从他的人现在怎么会变得偏偏要走自己的路。去年布鲁德和阿波罗因为比莉·狄利亚开了枪,这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寻欢作乐,并且只要高兴就把一些女人抛在路上。比莉·狄利亚与那些女人交情很好,曾经让他的一个弟弟开车把她送到那儿,正是在那之后,阿波罗和布鲁德之间的麻烦变得危险了。他们俩谁也没有服从威斯顿的命令不再看那女孩或和她说话。结果就像《圣经》故事一样——一个人躺下来等着他的兄弟杀害。至于弗利特伍德家,阿诺德和杰夫,嘿,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想着要埋怨别人,就因为斯维蒂的孩子们。也许是接生婆的错,也许是政府的错,不过接生婆不请就是了,政府也不会担这种责任。虽说娄恩是在第一个女人到达女修道院很久以前接生的杰夫的一些病孩子,他们不会让那样一桩小事阻止他们到自己的血统之外找碴儿的。还有斯维蒂的血统。米努斯嘛,他是随时都愿意袭击那地方的。他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星期戒酒,你以为他会感激不尽吗?那些女人准是目睹过一些事情,他可不想让这些事在什么人的脑子里转悠,一不小心被张扬出来。或许只是为了洗刷掉他感受到的耻辱,因为哈珀和别人说服他别娶他带回来的女人。他们告诉他,那个漂亮的赤犬似的姑娘配不上他,说她更像个荡妇而不像新娘。据他说,他喝酒是因为在越南受到的刺激,但娄恩认为那个漂亮的赤犬姑娘的消失才是真正的原因。他没有勇气一走了之和她到别处过日子,而是选择了向他父亲的规矩低头,并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声不响地接受了自己要遭受的折磨。摆脱一些为他洗洗刷刷、清除他的呕吐物、聆听他的咒骂和他的抽泣,与他没有任何牵连的女人,可能在一时间使他坚信,他当真是个未受他母亲弱点熏染的男人,值得他父亲付出耐心,而他让那漂亮的赤犬姑娘走也是对的。娄恩数不清她有多少次坐在新锡安山教堂里听到他父亲哈珀的话,以表明和检讨自己的罪孽开始,却以不停地声讨一些浪荡女人结束,那样的女人可以让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是谁、是什么样子、待在哪里。他后来娶了布莱克霍斯家的一个女孩凯瑟琳,搅得她害了神经质的胃病,直闹得精神失常,弄不清她在做什么、看见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调教好了他们的女儿凯特。凯特尽快地嫁了人,就是为了逃离他的手心。他的头一个妻子玛莎,就是米努斯的母亲,大概让他过的日子不安生,以致他绝不让他们的独子哀悼。接下来是K.D.,有家室的男人。说起来女修道院的一个姑娘可真够怪的,他一看到她下了长途车,怎么就会马上知道的。啊哈。他现在是个四个月的男孩的爸爸了,孩子不缺胳膊断腿,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个健全的头脑。丹比的医生居然会心甘情愿地优待黑人。所以他和阿涅特两口子才对娄恩嗤之以鼻,不管阿涅特如今该有多么幸福并把她当年的“错误”归咎于女修道院女人的欺骗。K.D.自有他个人的怨恨。如今被他诋毁名声的那个姑娘,曾经和他在一起多年,最后把他赶出了门外。养下一堆健康的婴儿会让他忘记那段事。但他毕竟是摩根家的人,这家人从来没有忘记一七五五年以来的任何一件事。娄恩了解那些私密的想法,以及斯图亚特和迪肯可能有些什么动机:他们都不能容忍自己控制不住的事情。但她想象不出斯图亚特的积怨——想到他外甥孙(可能吧?)确实在那地方受到了伤害或者毁掉了,就要暴跳如雷。那是他血液中流动的一个疱,既没有缩小也不会长成脓头。娄恩也想象不出,他兄弟与索恩的婚姻多么临近破裂,这记忆是多么深入他的脑叶。当迪克看着那些毒剂和那双有毒的眼睛时,曾经滑出轨道有多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俩秘密约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迪克都心烦意乱,屡犯错误,总猜想那荡妇是不是怀孕了。生个混血孩子?斯图亚特一想到这种对老一辈许下的承诺的公然背叛就怒火中烧。对老一辈延续的繁衍规则的不忠,被对他和他兄弟所持观点的持久威胁所压倒。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对他而言,是对他和他兄弟早年记忆和理解中的十九位黑人女士夸张而拙劣的模仿。她们是他们分享阳光般的肤色和马鞭草的那一片刻的退化。她们,连同她们没头脑的傻笑,伤害了那十九位女士爽朗喜人的笑声中银铃般悦耳的音调,那些女士本来永远生活在色调阴暗的梦中,如今却由于这一新的可憎的女性族类而注定要灭绝了。他不能容忍她们以街头妓女的服装和娼妇的口味玷污他的个人历史,嘲弄和亵渎支撑着他和他兄弟经历战争、维持婚姻和增强他们建设一个得以发扬理想的镇子的力量的梦幻。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她们,也不会容忍这种博爱的缺乏。娄恩也不知道迪肯·摩根如同冰川的骄傲。它那隐藏不见的体积,它那增长和不可移动性。她知道他多年以前和康瑟蕾塔的那段关系。但她不可能探测他个人的耻辱,也不可能理解抹掉那个耻辱和他相信是耻辱来源的那个女人对他是何等重要。一个难以驾驭、就为了舔流出的血而咬他嘴唇的咬人的女人;一个想要诱陷男人,把他关在地下室里用酒软化他,以便能在黑暗中行苟且之事和违背自然之事的漂亮的、金黄色皮肤的、长着苔绿色眼睛的外来女人;一个他若不及时逃脱就会把他的头盛在餐盘中的莎乐美(《圣经》故事中说,希律王为让莎乐美跳舞,竟应她之求砍下施洗者约翰的头。)。那个性饥渴到大胆妄为的女人没有离开他的生活,反倒鬼鬼祟祟地溜进了索恩的感情世界。他怀疑,那女人还强迫她喝了邪恶的药水,让她不如以前可爱。使她态度冰冷的并不是失去二子的永久悲痛,而是她仍在吞食的那种药。对于给她药的女人,她把她的名字时时挂在嘴边,还把她视作女性楷模来效仿。娄恩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但她已知的也就足够了,何况手电筒的光亮还照出了他们

                      里,去看法国电影难免会被打上软派的烙印。虽说在战败的同时自由意识已被唤醒,但周围很多人受战时观念的影响头脑依旧保守。“进电影院时可不要太显眼哦!”老师苦笑着说道。虽然倒也说不上是趁机而入,但当时伸夫确实常去看电影。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仍会浮现《舞会的名册》《会议在跳舞》《贝贝·勒·默果》《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煤气灯下》《法国外籍军团》《车灯》《北方旅馆》等电影的著名画面。而《胡萝卜须》《偷自行车的人》《第三人》《终站》《生死恋》以及号称第一部苏联电影《石头花》等,则是后来上映的电影作品。那些电影伸夫未必都能理解,但说实在话,《舞会的名册》令人烦躁郁闷,《贝贝·勒·默果》和《法国外籍军团》则阴郁不堪难以接受。不过,他对那些作品所共同具有的、对于人生的倦怠氛围似乎有所了悟。“或许将来自己也会那样生活。”在伸夫的心中,期待与不安相互交错。这些电影作品中最令伸夫感动的就是《情妇玛侬》。不过,比起故事情节和与主人公的共鸣,其最后一幕的美感更夺人心魄。男主人公屡屡犯事遭到追捕,最后与女主人公逃进了沙漠。女人精疲力竭倒在酷热的太阳下,男人拼尽最后力气站起想继续逃跑却扶不起女人,百般无奈之下扛起女人的双脚迈步前行。荒凉的沙漠上既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女人被头朝下拖着走,长发在沙地上画出曲线。不久之后,男人也耗尽体力倒在了沙漠上。男人放弃了继续逃跑的念头,用双手捧起沙土盖在女人身上,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将其遮盖起来。两人必死无疑,秃鹫就在他们的上空静静地盘旋。这幅凄美的画面紧紧地抓住了伸夫的心。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也许男女爱到极致就会落到那种凄惨的地步。虽然恐怖,但爱情也许真的具有那种魔力,能使人坦然地走向地狱。看完电影之后,女人被拖在沙地上的裸露上身和长发依然烙印在伸夫脑海中。女演员塞希尔·奥布赫豪爽奔放,虽然闭着眼睛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十分娴静,那张脸庞也牢牢地刻在了伸夫的眼底。还有一个令伸夫印象深刻的就是《魂断蓝桥》中的画面。这部电影以伦敦的滑铁卢桥为舞台,一对男女相遇相恋,不久后却因战争别离。当男子在战后回到约定见面的蓝桥时,女子已经彻底地变为娼妇。男主人公由罗伯特·泰勒主演,女主人公由费雯·丽主演。被战争撕裂的、充满了甜美而哀切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据说,后来在日本热映的《请问芳名》就是以这部电影为底本拍摄的。在现实当中,由佐田启二主演的春树和由岸惠子主演的真知子曾约定在东京的数寄屋桥重逢。那时的伸夫当然没有恋人,也不曾恋慕某个特定的女子。他虽然对街坊家那个名叫弓子的女孩心怀好意,但离所谓恋爱的感情还很遥远。不过,男女相爱、甜言蜜语、相互追求这些概念他是明白的。大人们从表面看去让人以为他们只会埋头工作,但其实他们对爱情和性都十分关心,这些在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些事情长大再看纯属当然,但以少年的角度来仰视却会引起新鲜的惊疑。原来如此!成年男女就是这样相互交流接近并相爱、又是如此相约重逢的吗?因战争而天各一方的恋人就是这样怀着悲伤相互寻觅的吗?而且卖春这种事情竟会给曾经笃信对方的男子带来如此打击、给恋人双方造成如此创伤吗?无论截取剧中的哪一幕,都是伸夫从未体验过的事情,所以他未必能够每件事都感同身受,而只是不时地点头感叹“原来如此啊……”“是那样啊……”“哦……”。虽然基本上都是出于好奇心,但他在看电影时强烈地预感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坠入情网。虽然尚未体验过,但总有一天自己身上也会发生与此相似的故事,自己或许也会像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到处寻觅美女。伸夫沉醉在电影画面所营造出的浪漫氛围之中,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未来。如此看来,伸夫对艺术的某种感性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来的。不知艺术为何物、人生为何物,来到户外就跟同学们玩棒球直到饥肠辘辘,冬天就只知道滑雪——伸夫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少年而已。可是,一旦走进昏暗的电影院,他就会像屏住呼吸般地盯着银幕看几个小时。那里基本上没有少年式的热血沸腾,也没有心惊肉跳的冒险和豪华的场面。男女相爱、争吵、分手,某豪侠只因一念之差赌命于无聊荒唐之物,某老处女感慨地倾诉人生悲喜,某落寞者寄身于倦怠的深渊。尽管这些人大致与少年无缘,但伸夫看到他们走过的人生之路,就对即将横在自己面前的未来心怀几分恐惧和憧憬。对于刚上高中的少年来说,这种刺激未免过于强烈,但青春却不惧任何强烈刺激,全都能够吸收。某种刺激唤起另一种好奇心,而另一种好奇心则开始寻求更加强烈的刺激。当时的游戏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看电影就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同时也是教导人生、感受艺术的媒体。不过,伸夫从电影中并非仅仅感受到人生和艺术。实际上,他在后来才意识到那种感受是通过观影孕育出来,而当时只不过是受到好奇心驱使想去看看而已。那些艰深的理论是在后来才领悟到,而当时只是出于更现实的原因走进了电影院。例如在影片首映时特别想看而心神不定,可他却没有勇气独自前往。在二度徘徊之后,终于约朋友一起去看了《某夜的接吻》。这部电影的片名本身也具有刺激性,而且因为其中有吻戏才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事如今听起来也许会被付之一笑——就为这个呀!但在当时,“接吻”这个字眼本身就已经充满刺激,更何况是天下第一美男美女在银幕上嘴对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脱衣舞,在刚刚露出阴毛扭动的瞬间,只因为被指责低俗下流,脱衣舞娘就拿起画框把裆胯挡住,真是叫人笑不出来。在那种时代,刚刚开始对性产生兴趣的少年只因能直接看到接吻的画面就想去看电影,这种心理也不足为怪。当时,初中生看电影原则上要有监护人陪伴,但伸夫的父母根本无暇同去。而且即使有空陪伴,他跟父母一起看电影也会心神不定。伸夫无可奈何,于是将监护人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常常跟大四岁的姐姐同去看电影。可是,姐姐也并非什么时候都能去,而且爱好未必相同,更何况是《某夜的接吻》这类电影,更不可能一起去看了。伸夫用夹克衫替换了黑色的立领学生服,朋友也穿上衬衫和毛衣,两人一起前往电影院。此时天色已暗估计不会太显眼,但不凑巧的是,电影院位于闹市中行人最多的拱廊街一角。那里虽然没有如今这种华丽的霓虹灯,但在亮如白昼的照明下,门口悬挂着画有男女接吻场景的巨大广告牌。伸夫他们来到门口却没有勇气马上进去,过门不入地走过一个街区对视一下再原路返回。虽说规定要有监护人陪伴,但那只是原则而已,实际上跟同学朋友一起观看也不成问题。虽然街道上还有担任辅导委员的老师巡视,不过即使被他们发现,也顶多说声“哎,不能一个人去看哦”而已。还有个笑话说,学生在看电影时被前排人的脑袋挡住,于是叫那人低一点,结果那个人就是辅导委员老师。伸夫还没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过,可以说没有前科。但是,对于这部影片,辅导委员老师恐怕会重点巡视。不过,伸夫在作出决断时就已拿定主意,如果被发现的话到时候再说,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姓名等着挨批评。朋友也是同样的决心,两人都相信只要能看电影,即使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也值了。因此,他们刚才过门不入并非害怕辅导委员老师,而是被眼前广告牌上男女公然接吻的画面震慑住,自己先感到十分难为情,于是就从门前走了过去。“准备好了吧?直接进去哦!”两人对视一下,这次才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售票口走去。只要说声“两张学生票”并把钱递进去就没有退路了,在此之前还需鼓足勇气。可是,女售票员却故意慢条斯理地数钱,撕下两张票后又开始数零钱。能不能快点儿——伸夫有些生气,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死死地盯住那女人的手。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跟买黄书等待阿婆包书时相同。两人终于拿到门票进了电影院,他们再次回头观望。刚才进门时会不会被谁看见?有没有辅导委员老师跟踪?不过,两人身后只有一个打短工模样的男子,没有别人尾随。本以为这里的观众都应该是多少喝了酒、穿戴不那么讲究的男人,可进来一看却发现,穿西装系领带的工薪族出乎意料的多,还有不少女观众。“咱们完全没必要提心吊胆嘛……”伸夫觉得自己过度谨慎有些吃亏,但作为未成年人的负疚感却难以抹去。他低着头向前走,从买站票的人们肩头上方望着银幕。虽然广告词说的是“国产影片中首次接吻镜头”,可剧中男女的对白却拖拖拉拉没完没了,迟迟不见接吻镜头出现。但尽管如此,场内没有一声咳嗽,呈现出异样的安静。过了半个小时,男子和女子正面相对,眼看着越来越近,在接下来的瞬间,两人的嘴唇贴在一起。观众中似乎有人发出叹息声,但也只是一瞬间画面就已转换。镜头从上半身摇向脚下,女子穿着高跟鞋的双脚慢慢翘起,可以看出是在向上探身。“原来如此啊……”伸夫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男女站着接吻时,个子矮的女子要翘起脚跟呢!”伸夫打算明天去学校后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继续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做那种事情吗?当天夜里,伸夫想象着尚未看到的未来,并在大脑中描绘出跟弓子接吻的场面完成了自慰行为。[1]日本战后粮食匮乏时期以海带、淀粉、鱼粉制作的代用面条。[2]日本镰仓时代中期到末期的古典军事文学名著。“源”指源氏家族,“平”指平氏家族。[3]平清盛,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和公卿,在“平治之乱”中击败源氏势力,建立平氏政权。[4]源赖朝是当时的武将和政治家,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异母兄弟。静御前是当时的歌舞“白拍子”的女艺人。[5]日本札幌市的中心娱乐区。[6]经常泡妞的好色男子。[7]对因改制激增的“快餐式”综合大学的揶揄说法。[8]日本的战国时代(16世纪中期),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在12年中进行过5次大会战。[9]“前头”和“十两”都是相扑选手排位的名称。[10]相扑比赛记录胜负的方式。每场胜者涂白圈,负者涂黑圈。男子一上高二那年的春天,对于伸夫来说是个难忘的、极具冲击力的春天。不仅是伸夫,对于当时的全体高中生来说无疑也都相同。从这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全国公立高中同时施行了男女同校。以前男生都以“质实刚健”为校训,以敝衣破帽装腔作势,在冬天里也以赤足穿木屐的硬汉做派为荣,可现在学校里突然来了身穿水手服的女生。由于战后物资匮乏,再加上粗野的男生不够珍惜,校舍已变得破烂不堪,地板下陷,有些窗户甚至没有了玻璃。此外,女厕所的绝对数量也很不够。就是这样一切都与女生无缘的纯男生圣地,女生将要进来同校学习了。男女同校将市内两所男子高中和两所女子高中合并起来,再根据所在区域重新分割,要求同一地域的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上同一所学校。因此,每所高中的男生与女生人数几乎相同,或即使不同也是男生稍多。不过,由于按照东西南北划分为四个地域,校名也就变成了东高、西高等,就像麻将牌上的标记般乏味。所幸伸夫家就位于原高中所属区域内,因此他得以继续留在母校。但是,校名却从原先的第一高校改成了南高校。而其他此前从东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东高中,从北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北高中,大家就这样即将四散分离。三月底,伸夫的学校在新学期开始之前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这所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创立、具有五十五年传统的第一初中和第一高中到此终结,今后就要改为男女同校的南高中了。而且,曾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也将各奔东西。平时就爱打打闹闹的高中生,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感伤不已。校长说“希望同学们在分别之后仍然秉持曾在本校学习过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不忘‘一中之魂’,将来在召开同窗会时要精神饱满地相聚”。在唱起《萤之光》时,还有人用拳头擦眼角。伸夫也渐渐难过起来,默默地低下头来没有张口唱歌。不过,这与其说是对与同学们分别心怀伤感,莫如说是对具有传统的母校即将消失感到失落。为什么要取消这所北海道年代最久、传统最老的中学呢?为什么要让动不动就叽叽喳喳的女生进来呢?同学们虽然在表面装出硬汉或软派的样子,但心中却在为身居道内最有名的中学感到骄傲。可是,如果施行了男女同校,一高就会变成按区域分割的、毫无特色的学校,大家也会从此前的高中精英变成普通高中生。不满和愤怒在伸夫心中翻腾。不过,在不满情绪中也含有对男女同校的期待和好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施行男女同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女孩进来呢?教室的一半被女孩占据,课堂会变成什么样呢?女孩的学习成绩能好多少呢?伸夫尝试想象自己旁边坐着身穿水手服女生的情景,却没有浮现出具体的形象。不管怎么说,跟女人坐在一起上课学习太脱离现实,而且教室里会变得女人气浓重,哪里还能学得进去呢?还有一个令伸夫心情郁闷的是,新学期开始后,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就要转到东高中去了。虽然另有几位老师也要调动,但跟山中老师离别是最痛苦的事情。“你们多好呀!能跟山中老师在一起。”伸夫向转到东高的同学一说,那个男生立刻回嘴。“还是你好啦!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听说东高连男厕所都没有哦!”东高以前确实是市立女子高中。“不过,现在正抓紧改建吧?”“改建也来不及呀!连小便都得进女厕所呢!”“女厕所我倒是还没进去过呢!”大家虽然都心有不安,但确实对男女同校也怀抱梦想。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山中老师向大家讲述了辞别的话语,最后还开起玩笑来。“你们下个月就要跟女孩儿们一起学习了,言谈举止要绅士,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苦笑着加上一句:“相信你们很快就会习惯,要好好用功,别让女孩儿们笑话。”确实如此。跟女孩们一起上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课堂上传看黄书、吃“早饭”了。今后就总会有女孩在身边了——在喜不自禁的同时想到麻烦事也会越来越多,伸夫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男女同校第一天,伸夫的印象是“女孩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他早上照常来到学校附近,只见路上满是身穿藏蓝色外套的女生。伸夫一时以为那都是附近女子学校的学生,可那些藏蓝色学生装却跟伸夫继续前往同一方向,并走进了同一座学生专用便门。伸夫驻足片刻,观望那汹涌的潮水。既然是男女同校,男女生人数就应该相同。可是,眼前从街道到校门满是女生,令人产生变成女子学校的错觉。楼门口的换鞋间也被女生占满,尖利的说话声此起彼伏,男生们都畏缩在角落里。伸夫在地台边脱下室外用鞋,换上校内专用的趿拉板去了运动场,这里也是遍地女生。“来势凶猛啊……”伸夫嘟囔了一句,同行来到学校的松本君也愣愣地望着女子军团。“看样子我和你要分开啦!”看了贴在运动场墙上的新班级名单,两人再次对视一下。“你要多保重哦!”发展到这一步也都怪女人们开进了学校——伸夫克制住没说出来,到了教室一看,这里也满眼都是女孩。虽说到集合时刻还有一点点时间,但也已经迫在眼前了。可奇怪的是,教室里分成了两个阵营,女生聚集在靠近走廊这边,男生聚集在教室最里边,相互没有对话,远远地窥探着对方。“哎,什么情况?”伸夫向原先就是同班同学的北田君询问,可北田君望着女生那边也只是歪了歪脑袋。这完全就是一场革命。在三年前引进了六三三学制,号称教育制度大改革。但对于伸夫来说,这次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上次。上次虽说是改

                      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霸主作派仍然使得他颇为不满。公元前677年春天,郑厉公派大夫叔詹前往齐国朝觐齐桓公。这个在他看来已经尽到礼数的行为却引起了齐桓公的指责:别的盟国都是由国君亲自来朝觐,为何独你郑国只派了个大夫来呢?从这件事情来看,齐桓公和郑厉公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齐桓公认为,幽盟既然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而所谓霸主,地位是比一般诸侯高的,是仅次于天子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实权派,理应受到特殊的尊重。郑厉公则认为,自天子以下,诸侯皆平等,幽盟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实体,不存在所谓的宗主国,只有轮值的主席国。因此,他派个大夫来朝觐齐桓公,已经是对主席国极大的尊重,别的就不用再想了。齐桓公越想越不是滋味,想发兵攻打郑国吧,去年才结盟,今年就为了些许小事翻脸,恐怕为天下人耻笑,也影响同盟国的内部团结。再说了,郑厉公这个人用兵如神,跑到他的地盘上去作战,齐军不一定占便宜,只怕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想来想去,齐桓公出了个损招,把叔詹扣留起来,不让他回国,看看郑厉公有什么反应。郑厉公的反应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打点行装,前往王城雒邑告御状去了。当然,说是告御状,其实也就是想看看周王室的近况。齐桓公不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吓唬我们这些人吗?我倒是要看看,天子和你的关系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搞不好,我把这张虎皮扯过来,让你喝一壶!郑厉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第一,周天子姓姬,他也姓姬,而且是近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第二,郑国就在周王室旁边,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便于沟通感情;而且,万一王室“有事”,他这位近在咫尺的亲戚难道不比你远在山东的齐桓公来得快?郑厉公跑到雒邑,正赶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虢公、晋侯也是姬姓,三个人越说越亲,凑到一起拉家常,居然促成了当时的天子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一段婚事,将一个叫做陈妫的女人给迎娶到周王室来了。郑厉公没有白去王城。就在他从王城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5年,周王室果然“有事”,五位王室重臣在苏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将周惠王赶下台去。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周惠王的爷爷周庄王(周桓王的儿子)头上。周庄王宠爱一个叫王姚的嬖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颓,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王子颓。如果按照辈分,这位王子颓也就是周惠王的叔叔了。周庄王对王子颓宠爱有加,派大臣蒍国担任王子颓的老师。周惠王即位之后,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和我们现在某些开发商一样,热衷于占地皮,而且不想花钱,喜欢强拆强建。短短数年间,他抢了蒍国的菜园,用来建自己的动物园;抢了边伯的住宅,用来扩大王宫;还抢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产,停发了王室膳食总管石速的工资……那几个人受不了,凑到一起阴谋作乱,并找到了苏氏,要他牵头起事。前面说过,苏氏乃是周王室的传统贵族,其先祖苏忿生在周武王年代担任司寇。到了周桓王年代,天子与郑庄公交换土地,拿着苏氏的十二座城池交换郑国的四座城池,虽然当时郑国没有拿走那十二座城,苏氏却对王室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公元前675年秋天,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五位大夫发动了宫廷政变,企图拥立王子颓为王,然而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苏氏带着王子颓逃到卫国,并在卫国、燕国(南燕国)的帮助下,起兵进攻王城,于同年冬天赶跑了周惠王,立王子颓为王。郑厉公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公元前674年,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王子颓,劝他迷途知返,尽快把王位还给周惠王。这个建议自然没被王子颓采纳。郑厉公也不生气,派人不声不响地把南燕国的国君燕仲父给抓来了。这么做的目的是斩断王子颓的手脚。至于怎么抓到南燕国君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想,郑厉公经历过宋国雍氏绑架祭仲的事件,多少学到了一些雍氏的手段吧。而到了那年夏天,郑厉公又把流亡在外的周惠王给找到了,并将他安顿在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栎城。我们不得不感叹,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郑厉公的手段越发层出不穷了。同年秋天,郑厉公率军保护周惠王进入邬城,攻入成周,将王室存放在成周的宝器席卷一空,然后安全撤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子颓还在乐悠悠地享受胜利的果实,到了冬天在雒邑举办了大型的宴会,热情招待造反有功的五位大夫。宴会上表演了自黄帝以来六代的大型音乐和舞蹈。参加宴会的老人都说,自平王东迁以来,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隆重的节目啦。郑厉公听到这个消息,跑去找虢公,说:“哀恸有时,欢乐有时,不该高兴的时候瞎高兴,必有祸至。你看看那个王子颓,成天歌舞升平,不知节制,这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过去司法官给犯人执行死刑,君主就不吃大餐,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悲哀,哪里敢幸灾乐祸啊!王子颓欺君犯上,为天下所不容,祸莫大矣,居然还敢乐而忘忧。咱们何不奉天子归位?”虢公与之一拍即合。公元前673年夏天,郑厉公与虢公共同出兵,讨伐王子颓。从军事实力上讲,周王室的部队根本无法和郑国大军相抗,何况还有虢国军队的支持?郑国军队保护着周惠王从圉门攻入王城,虢公则自北门攻入王城,杀死了王子颓和五大夫。郑厉公在雒邑设宴,庆祝周惠王重登王位,并且也把六代的音乐舞蹈都表演了一番,真正是春风得意,齐桓公若是看到那幅场景,不羡慕得吐血才怪。当年周平王曾经许诺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全部赐给郑武公,现在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将周平王的承诺全部兑现,郑国的土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即使郑庄公再生,也会为这个儿子的表现感到骄傲。当然,在那场盛绝一时的宴会上,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周惠王将王后使用的一块铜镜赐给了郑厉公,而将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了虢公。酒爵是礼器,而铜镜只是普通日用品,显然厚此薄彼,令郑厉公深感不快。不过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的不愉快。因为两个月之后,郑厉公死了。郑厉公年轻的时候,随父亲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兄弟中的佼佼者;哥哥郑昭公即位后,他在宋国人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发动政变,赶走了郑昭公;他的首任国君生涯维持不过三四年,因与祭仲争权失利,被迫流亡他乡,而且一去就是十七年,将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消耗在忍耐和等待中;等他重新回到新郑,天下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北方的齐桓公和南方的楚文王,霸业初成;而他带领郑国这样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短短的数年,他稳定了国内政局,又致力于参与王事,扶助周天子复国,立下奇功,使得一心称霸的齐桓公相形见绌。无奈,正当他踌躇满志,欲与齐桓楚文一较高低的时候,天妒英才,撒手西去,功亏一篑。郑国由桓公肇始、武公奠基、庄公扬鞭的强国之梦,也就此戛然而止。【寡妇门前是非多】郑厉公的死让齐桓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抓紧时间,广泛开展外交,同时辅以军事手段,巩固幽盟的成果。公元前672年秋天,齐桓公派高傒前往防城与鲁国结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鲁庄公为妻,作为关系巩固的纽带。同年冬天,鲁庄公不顾礼数,亲自跑到齐国下聘礼,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公元前671年,鲁庄公前往齐国学习考察,观摩了齐军的军事演习。同年十二月,齐、鲁两国元首在郑国的扈地会盟。公元前670年,鲁庄公再一次不顾礼数,亲自前往齐国迎娶齐桓公的妹妹哀姜(诸侯下聘和娶妻,只需由卿大夫代劳,本人不用出马)。鲁庄公和他的父亲鲁桓公一样,对于齐国来的公主总是抱有一种敬畏感,以至于分寸大乱,“非礼”之事时有发生。哀姜来到鲁国,鲁庄公命同宗的妇人手执玉器列队迎接。按照周朝的礼仪,贵族相见,手上必须执物以表诚敬,同时通过所执之物的贵贱来体现贵贱等差。一般来说,男子所执之物为玉帛或禽鸟,女子则用榛子、栗子、枣子等果实。鲁庄公命妇人手执玉器迎接哀姜,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位大国公主面前缺乏自信,怕人家看不起自己,所以才虚张声势罢了。公元前668年秋天,齐桓公发动鲁、宋两国共同讨伐徐国,迫使其加入到幽盟组织。公元前667年,距第一次幽盟十一年之后,齐、鲁、宋、陈、郑等国元首在幽地再次会盟。这时候郑国的国君是郑厉公的儿子郑文公。与桀骜不驯的郑厉公比起来,郑文公显然好打理得多,没给齐桓公造成任何麻烦。第二次幽地会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齐桓公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内部的团结。公元前666年春天,周惠王命齐桓公讨伐卫国,理由是当年卫国曾帮助王子颓谋叛。此时卫惠公已经死了三年,当政的是他的儿子卫懿公。卫国军队战败,紧接着认罪、赔款,齐桓公满意而归。公元前664年,齐桓公通过外交施压,逼迫小国鄣国依附于齐国。同年冬天,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入侵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亲自带兵驰援,打败了山戎军队,并且趁胜追击,一直打到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的孤竹才班师回朝。为了矜夸自己的战功,齐桓公派人把一批北戎战俘赠送给鲁国。此举热情可嘉,但是遭到左丘明的严肃批评,理由是:但凡诸侯打败蛮、夷、狄、戎等野蛮人,应该献俘于周天子,由周天子来警惧他们,而不应该献俘于诸侯。但是,不管礼不礼,鲁庄公对于齐桓公的馈赠受宠若惊,于第二年春天开始参与修筑小谷城,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管仲。诸侯筑城赠送给他国的大臣,这在春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大手笔。齐、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如胶似漆的蜜月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很多年后,人们又不得不将它大书特书,那就是:陈国的公子完逃亡到齐国。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逃亡到了齐国。春秋乱世,各诸侯国的公室子弟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着飘来飘去是常有的事,齐桓公本人就有过避难于他乡的经历,因此对于公子完不但没有歧视,反而惺惺相惜,热情地接待了他。公子完是个很稳重的年轻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仍然保持了高贵的气质,谈吐相当不俗。齐桓公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说:“你就在齐国住下来吧,即便陈国政局稳定下来,你也不用再考虑回陈国的事了,我想任命你为齐国的公卿。”公子完听了,毕恭毕敬地拜伏在地上,表示感谢,然后说:“国家有难,我跑到贵国来逃避责任,能够得到您的宽容,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敢窃居高位,让人家说闲话啊!”这种谦恭的态度使得齐桓公更加坚定了重用公子完的决心,于是任命他当了工正,也就是掌管百工的官,类似于后世的工部尚书。后来有一天下午,齐桓公突然带着随从跑到公子完家里,坐在院子里和公子完喝酒聊天,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就黑了。齐桓公酒兴正酣,下令说:“举起火把,不醉不归。”公子完一听,马上跪倒在齐桓公跟前说:“对不起,我只知道白天招待国君,不知道晚上如何陪饮。”坚决将齐桓公送走了。《左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喝酒是一种礼仪,不能豪饮无度。白天喝酒合乎礼法,晚上喝酒就等于淫乐,公子完这样做是不想让主君违背礼法而陷入淫乐啊!公子完还在陈国的时候,陈国的大夫懿氏想把女儿嫁给他,因此要老婆算了一卦,得到的结果是:“吉利,所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齐是姜姓,陈是妫姓,这段并不晦涩的文字似乎是在说,有陈国的公子将跑到齐国去安家,五世之后家业大兴,成为齐国的正卿,而八世之后,无人可以匹敌。作为臣子,正卿已经是极限;无人可以匹敌,那不就是要当诸侯吗?事实上,公子完很小的时候,有位王室的周易大师来到陈国,曾经给他算过一卦,结果得到“观卦变成否卦”,其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大师解释,这是说他出国观光,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所谓天子的上宾,自然就是诸侯,难道这是说公子完将成为陈国的主人吗?不是。因为从卦象上来看,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异国;也不是公子完本人,而是说他的子孙。简单介绍一下,《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卦皆由上下两“经卦”——也就是基本卦构成。观卦的上卦为巽(代表风),下卦为坤(代表地),也就是所谓“风地观”;否卦的上卦为乾(代表天),下卦为坤,也就是所谓“天地否”。观卦变成否卦,是因为上卦的风变成了天。大师接着解释说,光的特点,是照亮他物而非自身。风变成了天,而行于地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兼天上的光照,美好的事物都具备了,所以说“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但是仍然有待观察,所以说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大师还准确地算出,公子完的后人如果在异国发迹,必定是在姜姓之国。公子完在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改其姓氏为“田氏”,建立了齐国的田氏宗族。两百多年后,他有一位叫田乞的后代消灭了齐国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成为齐国的首席执政大臣。田乞的儿子田常扶立齐平公,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到了公元前379年,田氏干脆取代姜氏家族,成为了齐国的君主。当然,这是后话。当时齐桓公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善举,又或者叫做政治投资,竟然彻底改变了姜姓宗族的命运。这叫不叫引狼入室呢?就在北方的齐桓公专注于建立自己的霸业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也没闲着,灭了息国,控制了蔡国。这两件事情均与一个叫息妫的女人有关。息妫是陈国公室的女儿,嫁给了息侯为妻,因此被称为息妫。不用说,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是国色天香,美艳不可方物。公元前684年,息妫出嫁,从陈国出发,途经蔡国,前往息国。当时蔡国的国君名叫献舞,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哀侯,同样也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妻,按关系算是息妫的姐夫。这位姐夫听说小姨子出嫁,非常高兴,一定要亲自请小姨子吃饭,这在当时是有些失礼的事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姐夫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子看,两杯酒下肚,玩笑就开得很过分了。有没有动手动脚我们不知道,总之息妫后来跟老公息侯一说,息侯立刻火冒三丈。是男人都应该火冒三丈。只是息侯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既没有当面谴责那位连襟的无耻举动,也没胆量提出和他单打独斗,一决雌雄,而是不动声色地派一位使者去了南方的楚国,对楚文王说:“请您派兵来打我。”楚文王傻了眼,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使者说:“我们国君深惧大王威名,很想为您效犬马之劳,以获得您的欢心。现在蔡侯献舞仗着自己是姬姓,国家不大,架子不小,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这种不识时务的态度,我们国君看不过去,所以宁可以身作饵,请大王派兵讨伐息国,息国则向蔡国请求支援,献舞必定亲率部队来救,到时我们配合您,合而围之,给他点教训,也让他从此知道要尊重楚国。”这可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建议。楚国自楚武王年代崛起,一直苦心经营汉水流域,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楚文王年代,楚国国力强大,早就不满足于独霸一方的格局,而有志于逐鹿中原,企图成为天下的霸主。楚文王天天摩拳擦掌,在姬家村外探头探脑,正不得其门而入呢,冷不丁跑出一个息侯来,谄笑着对他说:“我来带路。”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有人送枕头。楚文王真是做梦都要偷笑了。同年九月,楚国大军如约出发,攻打息国。息侯派使者向蔡国求救。献舞听说楚蛮子要攻打小姨子的国家,果然很紧张,马上带领部队前往息国救援。论实力,蔡国、息国加起来也不是楚国的对手,更何况息侯吃里扒外,将蔡军出

                      好处的招抚,通过向百姓明示恩赦与剿杀之间的抉择,使一大批民众归顺了朝廷。孙承泽说,刘的治理如此出色,使这一地区变成了北京的西南屏障,使京师免受侵害。不幸的是,正当孙承泽把刘芳久作为楷模加以推崇之时,朝廷得到报告说,霸州的绿林劫掠过路行旅。南去的干线现在实际已被切断了,明朝末期京师因隔绝而陷入瘫痪的状态又将重演,朝廷担心与正在平定山东与天津的军队失去联系。或许就是因此,多尔衮对孙承泽的奏言才如此震怒: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至京以来,霸州一带土寇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多,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循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多尔衮决意采用更强硬的手段,支持更严厉的清剿政策。1644年9月17日,多尔衮颇有兴趣地阅读了都御史、四川人柳寅东的奏折。这份奏折说,清除威胁北京周围交通的盗寇如此之难,原因之一就是北京与天津之间茂密的丛林为盗寇提供了藏身之所。共同承担平定顺天地区的柳寅东、宋权和张容琪提供了一个耗力巨大的方案,就是把该地区大路与运河两旁所有的密林全部砍光。多尔衮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给当地民众三天时限去完成这一任务。如今北京至天津之间那几乎是光秃秃的平原,就是摄政王这一强硬决定的产物。对盗寇义军采取的强硬对策,部分地也是对1644年9月、10月间遍及中国北部的武装反叛浪潮的反应。忠明分子也乘机活动。面对天津地区、山东西部与河北南部再次出现的反清骚动,多尔衮决定在山西采取守势。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被他派去平定山西的吴惟华曾报告说,没有吴三桂或洪承畴的重兵支援,不可能从大顺军手中夺回太原。多尔衮对这一请求的对策是,去努力争取更多的山西前明军队投顺清廷。除了已经投降了的姜瓖之外,唐通也是山西的军阀分子,他的军队占据着这个省份的西北一隅,驻守于宝德。唐通曾经把大同拱手交给了李自成,并曾与起义军一道在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军大战。在李自成弃城西逃时,他意识到大顺的军队已经崩解离析,所以拒绝与李自成同去陕西,而是转军抢占了宝德。当多尔衮收到了吴惟华悲观的报告后,便致函唐通,欲以恩赦和官爵为条件,换取他的合作与反对大顺。这封信由高勋送达了唐通手中。唐通告诉高勋,他已经准备投降多尔衮,并愿为朝廷剿灭此地的盗贼。高勋随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但高勋很快就明白了,这位军阀投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想利用朝廷的帮助以控制他自己的势力范围。1644年10月17日,高勋收到了唐通的塘报,大顺军余部正越过陕西府谷的边界进攻宝德要塞,唐通急需援助。高勋随即将这一事变上奏多尔衮,并要求加派一支七八千人的轻骑兵以为增援。很明显,山西的危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是难以平定的。但出于北京的利益,多尔衮知道,他的军队在平定京城东南更为危险的局势之前,不可能对山西提供外援。

                      抵抗活动的再起

                      1644年6月,金砺平定了天津附近的一场起义;但到了10月份,起义在这里又爆发了。这时的提督军务、巡抚是雷兴。当忠明分子李联芳发动起义后,雷兴采取了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但尽管李联芳不久就被追杀而死,起义却一直蔓延到天津东部的沿海地区,在“梨瓜张三”(即张承轩——译者)的领导下,声势日益浩大。首先派往这个“势如鼎沸”之地的一支正红旗军,全军覆没了。但雷兴随后又从保定引来了增援部队。这支“重兵”到达后,以武力控制了这一地区,逮捕了嫌疑犯,严刑拷问各支“贼党”的首领姓名。每当不幸的俘虏们(他们往往被刑讯致死)供出了一个“贼营”,就立即派军前往屠杀,掠走妇女与牲畜,无一幸免。雷兴的“平定”是如此的残酷,以致朝廷中的主张招抚者不由得又加强了活动。最后,天津的官员受命制止士兵的劫掠。至此,起义大致上被平定了。在更南的山东地区,最初已在乡绅领导下得以抚平了,但随后又爆发了抗清斗争。已经效力于北京的淄川名流孙之獬,在回到家乡时被农民起义军杀死。这些起义军洗劫了这个富庶的地区。当李自成的前部将赵应元攻占山东中部的青州并把降清者处以极刑之时,曾经促成孙之獬与其他重要乡绅归降的巡抚王鳌永,也被杀死了。新任巡抚方大猷(原文误为方大献——译者)发现,当清朝在衮州的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即使是北京豪右领导的、由乡兵义勇精心组成的保安系统,在镇压地方起义时也同样软弱无能。当方巡抚率领乡军进攻结垒于嘉祥的运河附近的满家洞的反抗者时,他发现义军的堡垒是如此众多、如此坚固,以致在没有朝廷的援助时就无法扫平。而朝廷,至少在他看来,是忽略了他的请求。他抱怨说:“臣无饷、无兵、无马,屡请未下,力不从心。”当然,他又赶快向朝廷表明:“职虽手无一兵,亦勉力招募技勇,相与犄角,务伐狡谋。”但乡军是步兵而非骑兵;而任何人都知道,大部分“贼寇”害怕骑兵。因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朝廷命令李化熙指挥的一支山东骑兵部队转头增援。这时李化熙是陕西总督,身在潼关。由于“擎天王”李文盛领导的2万满家洞起义军对附近的大运河构成了威胁,方大猷便向河道总督杨方兴求援。杨方兴立即得知了方大猷的报警,并明白方巡抚对危险的估计毫不夸张。他认为,威胁已如此严重,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立即进“剿”,然后再加之以“抚”,实行赦免;朝廷对此已无须再加讨论了。根据自己的总督权力,杨方兴立即去向北直隶的守备军借调700名汉人骑兵。在等待骑兵到来的同时,他又派了探子去侦察满家洞的义军防务。杨方兴花了一个多星期征集士兵。10月10日左右,一支马步混合部队由沂县向北进发。沂城是驿道与运河之间的一个驻防城镇,处于杨方兴的管辖之下。在进军途中,他又从乡兵中得到了新的增援,这样,当到达满家洞并开始进攻起义军之时,他们已是一支很庞大的军队了。清兵装备了弓箭,用以对付起义军的长矛绰绰有余。方大猷是正确的:在帝国骑兵的冲击下,起义军四散溃逃,又被四周埋伏的部队逼回山上,在弓矢下死伤数千。有时,某些较大的团伙仍然在顽抗,但多数情况下起义军化整为零逃回各自的营中,所以官军不得不逐一清剿。起义军企图逃入深山,许多人确实也带着马匹粮草逃走了,但另一些人则在截击中被消灭。“擎天王”就是这样死的,他离洞后身中三箭而亡。还有些人向那些“集”(堡垒)中的某一个逃去。清军通过盘问乡约,发现了其中的两个,即大义集与合义集,并将之包围起来。杨方兴的军队一个接一个地加以扫荡,总共攻占了28个集,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起义士卒。那些交出了武器战马的投降者,据称是“改邪归正,各归旧业”了。大约还有万余起义军在其他地区活动,但是乡勇正在平定他们。到了11月21日,杨方兴令其部下停止焚烧村庄。与此同时,叛乱已蔓延到了中部与东部。在青州,忠明分子打出了弘光皇帝的旗帜。尽管李化熙不愿让其人马从与大顺军对抗的前线调回,但最后朝廷仍决定接受方大猷的建议,为之提供增援。1644年10月16日,和讬率领的一支精锐的满洲骑兵,和李永芳的儿子李率泰统领的汉军正蓝旗旗兵,受命从宁远驰援山东。在12月中,他们在青州进攻杨威和秦尚行,在高密进攻张舆,在章丘进攻丁维岳,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到了1645年2月,这些新的驻防军消灭或击溃了兖州北部的大部分起义军,迫使其转入地下,或越过省界进入了北直隶南部。北直隶南部一直被视为一个尚未平定的地区。该省的这一部分处于河南山东之间,几乎接近了黄河。从经济上看,它构成了两个相邻省份商业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河北的商业区的一部分。大名府坐落在黄河平原腹地,与那些忠明的、与南明有经常联系的河南义军营寨非常接近,与多次被大顺军占领的山东也相距不远。在1644年夏季,赵二良(他后来得到了河南义军首领苏子兴的支持)领导的一支忠明部队占领了大名;同年8月,在清军控制了这座城市以后,它仍遭到数千大顺军队的威胁,一度还被攻占。正如当时负责收复这一地区的清军将领所言,这里没有可靠的官员负责防务;没有战马与供给。所以,如果没有真定从北面支援,便无法镇抚民心以控制这一地区。北面真定府诸县处于犬牙交错、群山重叠的太行山区,在清人征服的第一年夏秋时节,这里的“民心”相当动荡不安。赞皇、井陉、获鹿和灵寿等县镇的官员报告说,“奸宄顽凶”,啸聚山头,抢走牲畜,掠走妇女,杀害行人,还不时攻打县府。井陉——由此可经固关抵达太原——在8月3日,千名官军进剿山区后,恢复了安全。然而到了9月4日,探马便向保定的兵备道署报告说,百姓声称看到大顺残部和“流贼”越过山西省界,正在通过真定地区。这些报告很快得到了证实,一位由姓刘的军官所指挥的2000名大顺义军正屯驻于真定。显然,保定的巡抚没有给井陉县官以必要的警告(平山等山区的许多乡绅已在此寻求避难了),因为9月21日,当一支声称是固关官军的部队叩门求进时,知县便打开了城门。这支部队来到县衙之前,突然拿下了县令,并杀死了县吏和一个游击。原来,他们就是来自真定的大顺军队。如今他们不仅控制了真定,而且也控制了固关与井陉县府。在得知了北京与山西省会的干线已被义军占据之后不到两周,朝廷又收到消息说,山东的义军已同河南忠明武装领袖苏自兴联为一体了。自封为将军的王鼎铉率领所谓的“大元军”已攻占了内黄,席卷顺德、广平和大名,势如燎原之火。如今,河北西部与南部都成了危险地区,显然已是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了。多尔衮任命王文奎(原作沈文奎,误——译者)为全面负责戡乱的保定巡抚。在一开始,王文奎就明确表示不同意“招抚”政策,即招诱起义军投降并给予赦免和奖赏的政策。1644年11月,他呼吁“剿抚”,并争辩说,西部与南部的形势已变得如此不可收拾,以致当地县官完全落入了“贼寇”的控制之中(这些“贼寇”许多已被赦免过)。这些县官是如此地软弱与恐惧,以致不敢派人到保定求援。只有对这种“暴匪”实行坚定不移的暴力镇压政策,才能重新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否则的话,“暴匪”将继续控制着乡村。刘余祐是只杀首恶、安顿胁从的“能抚”政策的倡导者,他反对王文奎的主张。12月3日,他向多尔衮呈上了一件充满指责之语和谄媚之词的奏折。他指责一些官员“谬承上眷”;而他自己则“矢捐顶趾,酬报天恩”,正为平定问题与同僚“朝夕密议”。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措。至今,河北中部正在得到平定,大名的法纪与秩序正在一乡一乡地得到恢复。固然,真定的一部分被起义军占领了;但情况并不如某些人谎报的那么绝望。轻率地命令地方官变招抚为剿灭,只能使更多的良民转而支持起义军,这正中其下怀;而良民在被逼之下将尽成“贼党”。唯一明智的而且在过去卓有成效的政策是,对大小起义首领晓以福祸,“令其解散归业”;他并不否认,对某些暴徒来说,劫盗就是其唯一的职业。对这种怙恶不悛者加以诛除是完全必要的;但还有许多名为叛党的人仍有自新的可能,能够重作良民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升平打下基础。刘余祐说局势正在改善,反对惊惶失措,这无疑是对的。但实际采取的措施,却是“剿”、“抚”并用,软硬兼施。例如,王文奎便主动采用软化政策,说降了本地“贼党”首领赵崇阳。赵崇阳给了王文奎巨大的帮助,使他得以缉获或斩杀了其他土匪头目,找到武器的藏所,扫灭了罪在不赦者,并使其他人还乡重操良民旧业。另一方面,真正的政治性的起义军则被严厉镇压。两名保定人赵建英和钱楼,立了一位皇帝,并任命了一批“伪”官。他们遭到了镇压,并连同其下属均被无情地剿灭了。然而,真定的战略意义决定了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由于这里的起义军控制着固关,派去收复赞黄的士兵就被命令在整个这一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剿灭的战役。其指挥官于成龙(原书误为丁成龙——译者)确实招抚了几个义军首领。但可以相信,控制这些零落分散的山村的唯一长远之策,就是对敌人实行严厉打击,并沿主要道路设置墙障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然而,官军只能在白天控制大路。时人赵恒夫有诗曰:“百里长墙拦贼马,绿林昨日绕官衙”。真定一直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地区。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这里还不断出现镇压山中义军的军事活动。在该省偏远的南部,主要采取的也是强硬的镇压政策。总兵王景、给事中邱茂华征集了一支军队。然后,他们扩大了赦免范围;但他们仍然得到了剿灭的命令,一大批人遭到了杀戮。这个地区惨遭破坏——“所过之地,目击市舍焚毁、遗民无几。”当军队经过大名之后,大部分地区的民舍化为废墟了。王景的军队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持有“天定”印玺与旗帜的刘守分等起义将领被处死。然而,苏自兴等许多起义者,却逃到了河南,等待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但是不久,河北的南部与西部诸府重新落入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开封与太原间的交通线也重新被打通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山东与北直隶在1644年11—12月间已暂时平定,因而政府得到了机会,可以集中兵力对西安的李自成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了。

                      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多尔衮计划用三支不同的军队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叶臣的满蒙部队来自多铎的军队,其装备不佳。最大的困难是军马补充没有保障,对此只能寄希望于从明军营防中获取。然而,营防中的马匹已被大顺军带走了,因此,清骑兵部队中只有半数的人有马骑。无疑,蒙古爱松古部的骑兵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力量,这已被黄河河畔的平阳的那场屠杀所证明了。但是,叶臣之部真正的军事优长,是由张存仁这样的神炮手指挥的汉旗炮队,这对弥补马匹的短缺绰绰有余。从叶臣对这次战役的追述中可知,满汉军队在从固关到太原的进军途中,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各县镇望风而降。当他的军队抵达太原后,葡萄牙大炮立刻把陈永福及其人马轰出了这个省会。与固关太原之间的一马平川相比,通过大片山地沿汾河追击掉头逃亡的大顺军队,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个任务交给了石廷柱,他和巴哈那一道,沿汾河清剿由汾州到平阳的地区,斩首4000多人,获战马约1000匹。三位大顺军将领(包括康元勋)及3000多士兵俯首归降。正如山西巡抚马国柱的简明奏报所述:我军遇贼于汾州,斩二千余级,获马千余匹;复追至青龙、永宁、黄河一带,贼仓皇投河,溺死者无算,又获马五百余匹,进至平阳,贼弃城遁走。1645年1月3日,多尔衮收到了叶臣的一份详尽的报告,叙述了清军自从越过直隶与山西之界后的战绩。总共平定了9个府、27个州、141个县;署置官吏,安辑流民。而且,在固山额真叶臣的军队到达之前,整个汉中府就已送来一份降书,卑辞纳款。此外,还有大批官员纷纷投入新朝怀抱,正如朝廷所希望的那样。沿途招降故明翰林朱之俊,员外郎董直愚、主事胡全才。指挥李升、游击黑有德。及从贼故明兵部尚书张缙彦、知县李若星,副将董学礼、康元勋、惠应召,参将马元,游击

                      进西苑后,李隆基因为内心十分抑郁而身染重病,皇帝李亨也因为怏怏不乐而卧病在床时,当时身为太子的李豫的地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李豫并没有顾忌很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豫不顾李辅国的嚣张跋扈,不分白天黑夜地往来于两宫之内,悉心侍奉太上皇和父皇。对于李隆基而言,李豫算是尽了孝道,平稳将太上皇送到了人生终点,这个李隆基最为宠爱的嫡皇孙终于没有辜负于他。但对于父皇李亨来讲,李豫直到他临去世的那天,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遗憾,只因为自己的父皇在李辅国发动的兵变中惊恐过世,而自己却因为李辅国的强行软禁,不能在父皇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豫派杀手除掉李辅国后,他将杀手带回来的李辅国的一只手臂送至埋葬父皇李亨的泰陵进行祭奠,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告慰。坦白地讲,李豫的一生有诸多遗憾,他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李亨看到安史叛乱的彻底平定。生母吴太后英年早逝,让李豫过早失去了母爱,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李隆基设置的百孙院中,生活似乎并不孤单,但谁都明白无论是谁也代替不了母亲。所以成年之后的李豫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仁慈,如极度忍受三大宦官和权臣元载的嚣张跋扈,以及姑息河朔三镇的做法,表面看起来实在与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颇为不符,但在我看来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与他过早失去母爱,进而形成了一种柔弱的性格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李豫很像他的先祖唐高宗李治。除了对待父母留有诸多遗憾之外,事实上李豫的情感之路走得也是颇为不顺。对情感道路上的遗憾,李豫除了埋藏在内心之外,他还付诸实际行动想要去弥补,他的做法和李唐诸多先帝相比,颇有些感性色彩,甚至可以说不能用理智去控制。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哪个会把自己的皇后遗失,李豫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这不能怪他。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太湖流域名门,祖辈世代为官,父亲沈易直曾官至秘书监。沈氏温婉贤良,在开元二十二年被选入东宫,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赐给了广平王府,就这样沈氏来到了李豫身边,不久后成为了广平王妃。李豫和沈氏十分恩爱,一起走过了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年里两个人相濡以沫,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支持,两个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李隆基带领众人仓皇逃离长安时,除自己的嫔妃、皇子、皇孙及公主之外,其余人全都因来不及召集而丢弃在长安,这其中也包括沈氏。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沈氏被迫做了俘虏,送进东都洛阳掖庭宫为奴,后来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收复洛阳后,重新找到沈氏,当再见面时想起沈氏经历的种种苦难,李豫不禁伤感万分,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沈氏受委屈。李豫将沈氏安置在洛阳宫中,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他此刻还不能和沈氏尽叙相思之情,他必须要时刻以平叛为己任,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奋力拼杀疆场之际,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虽然李豫很快重新收复洛阳,但沈氏却不知去向。当时李豫派人四处寻找,但每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结果。随着一批批人的空手而还,李豫开始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努力地不想让脑海中涌现出那股不祥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沈氏可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想起沈氏在乱军之中,渴求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场景时,李豫总会伤心绝望地大哭起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李豫尽到了责任,但对于妻子而言,李豫显然觉得有愧于她。只是,这种愧疚是一辈子再也无法弥补的!虽然遍寻沈氏无着,但既然没有找到尸体,李豫的心中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当了皇帝后李豫派人继续到全国各地寻找沈氏,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李豫也从没放弃努力,只希望上天能够给他带来奇迹,让沈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外出寻找沈氏的特使为李豫带回一个消息,说寿州崇善寺有一个尼姑叫广澄,自己登门前来说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李豫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让人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广澄召进宫来。李豫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真的换来上天的回报,而且当他见到“沈氏”后,也确实发现这个尼姑广澄和沈氏容貌相似,只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显得过于苍老。兴奋之下的李豫本以为真的找到了沈氏,就在他准备迎回“沈氏”时,这个尼姑广澄终于露馅,在面对太子李适时,她居然不认识。经过审查核实,这个自称为沈氏的尼姑广澄原来是太子李适年幼时住在大明宫少阳院中的一个乳母,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长大成人,她是不可能认出李适的。气急败坏的李豫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冒牌货鞭杀于午门之外。直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他依然对生母沈氏存活在世上抱有一线希望,他执意派人继续在全国范围寻找,等来的却是和当年父皇李豫一样的结果——冒牌货不断。最逼真的一次,李适居然已经完成了认母仪式,结果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从外地赶到京城上奏说这个“沈太后”的真实身份是高力士的养女。李适得到消息后,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去查验,结果证实确实“沈太后”的真实身份确实是高力士的养女,只是年龄相仿,相貌十分相似,而且手指和沈氏一样都有刀伤。不过李适的处理方法和李豫不同,他下令免罪放还这个冒牌货,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宁受百欺,欲以后求得一真!”自此之后,世上再无关于沈氏的消息,李适只好追谥沈氏为睿真皇太后,奉祭服葬于埋葬李豫的元陵。……久寻沈氏未果,李豫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大历三年(768年)二月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值得一提的是,后宫之中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李豫虽然钟爱独孤氏,但在内心深处谁也不能取代沈氏的位置,甚至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册立皇后。或许是因为他恪守太子之母应为皇后的惯例,从而想把皇后的位子留给沈氏。但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有对深深扎根于自己加心中的女人,他才会做出如此举动,何况李豫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可以有诸多选择,但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这足以说明沈氏已经深深烙印在李豫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也会自难忘。独孤氏的出现让李豫的生活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独孤氏和沈氏一样,都是温婉贤良的女子,其家族为三朝外戚,独孤氏以姿色绝美而被选入宫中,受到李豫的宠爱。独孤氏为李豫生下了韩王李洄和华阳公主,尤其是华阳公主因为聪明过人,善于随着李豫的喜憎而应对,受到李豫的特别钟爱,但大历九年(775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夭亡,李豫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李豫怎么也不会想到,华阳公主的病逝为独孤氏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独孤氏仅仅在为李豫带来七年的美好时光后既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独孤氏因为思念华阳公主过度而身染重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来不及和她的夫君说上一句话便撒手西去。刚刚走出沈氏阴影没几年光景的李豫,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一阵近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李豫下令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以便天天探视。自此之后,李豫几乎每天都到内殿看望独孤氏,每次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犹如熟睡一般,李豫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唤醒她,但很快现实告诉他,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早已经和他人鬼殊途。李豫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中长达三年的时间,一直不忍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才在朝臣的一致请求下,安葬独孤氏于庄陵(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下葬的那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是被李豫的痴情而感动得落泪,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李豫目送爱妻的棺椁逐渐埋入黄土之中,虽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但那一刻李豫还是犹如被撕裂了心肺一样而失声痛哭。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在我看来,李豫虽然不知道千百年后纳兰性德会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挽词,但这首词确实最能反映李豫当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李豫一生情路波折,沈氏的不知所终,独孤氏的突然离世和华阳公主的夭亡,都让他悲痛至极,甚至完全超出了他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安葬独孤氏的一年后,李豫陷入了漫长的忧郁之中而一病不起。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豫在精神极度虚弱之中病逝于紫宸殿,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之路。因为情路波折,李豫始终在精神重压之下生活,同时也形成了他复杂的心态。千百年来很多人诟病他的政治策略,但是当你明白他的政治策略是反复平衡他那复杂心态后而作出的决定时,你就会理解这个仁慈的皇帝原来有许多不被人理解的苦衷。复杂的心态李豫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而言,都是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李豫是帝国百孙院中的佼佼者,接受了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玄宗李隆基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筹部署安排平叛工作,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进而在李辅国发动的政变中被拥戴为帝。当上皇帝后他在动乱之后努力寻求大治,改革漕运和税制是他治国中的亮点,而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不懈的追求。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的作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给人一种性格谦和、心胸开阔、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的感觉。但李豫一生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却是他对河朔三镇的姑息,因为从整个唐朝的宏观历史来看,大唐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分崩离析,河朔三镇的危害是源头之一。尽管李豫姑息河朔三镇有其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李豫作为一国之主,他本心是不可能更不愿意对危害李唐皇权的个人或势力进行姑息的。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

                      刚刚过逝,这对李亨是个巨大的打击,虽然李隆基在世之时,李亨作为皇帝怀疑过他,提防过他,甚至李辅国排挤冷落李隆基,在李亨看来都是件有利的事情,父子之情已经被“权力”这个东西,搞的陌生而又畸形,可是随着李隆基的病逝,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而李亨自己由于病重,似乎也要在十天后即追随自己的父亲而去,他躺在龙床之上尽量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虽然他已经口不能言,但意识依然十分清醒。“陛下!李辅国在外边作乱,臣妾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到这来,希望陛下保护臣妾。”张皇后从外边慌张地跑进来,跪在李亨的龙床前,一把拉住自己的丈夫,然后抽泣着说道。面对张皇后的无助,李亨心中明白自己虽然身为皇帝,但此刻已无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己的皇帝身份,能够让李辅国等人望而却步。李亨缓缓地睁开眼睛,勉强注视着张皇后,然后用软弱无力的手,指向寝宫的最深处,示意张皇后躲到里边去。然后,他又闭上了眼睛。得到了李亨的示意后,她没有说一句话,径直奔向寝宫的最深处躲了起来,在黑暗处她依然露出侧脸,时刻观察外边的动向,对于张皇后而言,这是她一生中最为煎熬的时刻。不久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皇后最不希望的场面终于还是出现了。事实上,当张皇后急匆匆前往李亨寝室的同时,李辅国在长生殿为所有人下达了捉拿张皇后的命令,他急速带人前往张皇后的寝宫,在得知张皇后已经前往李亨寝室的消息后,他又带人赶到这里,张皇后刚刚在角落处躲好,李辅国便带人闯进了李亨的寝室。进入寝室后,李辅国停下了脚步,然后示意众人停止前进,因为他知道皇帝虽然已经大限将至,但这里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是不能擅自进入的。李辅国轻轻地走到李亨床前,低下头俯视这个奄奄一息的皇帝,这是他一直服侍的皇帝陛下,从年轻一直到现在,他始终都是李亨忠实的奴仆,虽然有时候他让皇帝陛下感到厌烦,但李辅国对李亨的忠诚毋庸置疑,如今这个自己亲身侍奉二十多年的皇帝,眼看就要一命归西,这不仅让李辅国感慨万千。“唉!”李辅国轻轻地叹了口气,然而就这一声哀叹,让李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李辅国见惊动了皇帝陛下,他立即跪倒在地,然后伏地叩拜。在见到李辅国后,李亨的眼睛中忽然放射出光芒,他用无力的手缓缓指向了这个奴才,似乎在埋怨他不该惊动了自己。“奴才死罪!”李辅国叩拜得更加用力。“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是否在这里?”李辅国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此刻身在暗处的张皇后,已经紧张得快要崩溃,然而李亨却摇摇头,这让她稍微有些舒缓。“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欲弑太子,奴才是奉了太子之命,特来捉拿张皇后的。”然而李亨就像没听到李辅国的话一样,他冲李辅国摆摆手,示意他退出去。鉴于李亨的态度,李辅国低下头开始犹豫起来,他明知道张皇后肯定是在这里,但没有皇帝的命令,李辅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如果就此退出去,一旦让张皇后缓过劲来,那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此刻,李辅国的性格以及他对“权力”的崇拜,决定了他不可能就此甘心退出,犹豫片刻后,他站起身来握紧双拳,然后回身向着禁军将士发出了命令。“搜!”霎时间,诸多禁军在李亨的寝室内开始大规模的搜捕,片刻后两名禁军士兵从寝室深处的角落里将张皇后拉扯到了李辅国的面前。“放开我,陛下在这里,你们胆敢这么无礼!”张皇后怒斥拉扯她的士兵。在李辅国的面前这个女人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然而李辅国那透出杀机的眼神,又让她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你欲弑太子死罪难逃,陛下这个样子,你还指望陛下能够保护你!笑话!”李辅国恶狠狠的说道,随后他径直走到李亨的跟前,伏在李亨的耳边,轻轻地说道:“陛下安心地去吧,大唐的江山社稷就交给老奴吧!”说完这句话后,李辅国并不理会李亨的反应,然后转身让禁军士兵将张皇后强行拖出寝宫。在李辅国带领众人离开的时候,李亨试图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强行带走,此刻拥有最高权力的李亨却无能为力,这让他顿时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朕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啊!”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个已经快要死掉的皇帝的感受,寝室内只有李亨在床上依旧痛苦地挣扎,但谁都明白,经历这次变故之后,李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八日,在李辅国平定张皇后和李系政变的三天后,李亨在惊吓愤怒中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五十二年的人生之路,此时距离太上皇李隆基去世仅仅十三天。从险些葬送在母腹中,一直到李亨最后逝世,可以说李亨的一生颇为坎坷,忍受父皇猜忌,经受李林甫的排挤,备受杨国忠的打压,即使当上皇帝,还要肩负平叛的重任,收拾父皇李隆基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自灵武即位之日起,一直到他极不情愿的闭上双眼与世长辞,在短短的七年岁月中,他始终如一地将彻底平定叛乱重整河山,再现大唐帝国昔日风采与辉煌的宏伟大业视为己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他怀着无限眷恋与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人世之前,也没有亲眼看到彻底平定叛乱、收复全部失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李亨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自己生前无力扭转让列祖列宗脸上“无光”的憾事而深深愧疚,甚至在他临别之际也绝对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去见他的那些叱诧风云、名留青史的先人。这是李亨最后的遗憾,也是最大的遗憾,更是永远没有机会再弥补的遗憾!然而在我看来,让李亨灵魂更加难以安宁的,却是李辅国并没有因为李亨的过世而停止杀戮,李亨过世的当天,李辅国就擅自下令处死了张皇后和李系等参与政变的数十人。鲜血流淌的瞬间,大唐帝国不经意间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在李辅国和程元振等宦官的支持和拥戴下在两仪殿继位,改年号为宝应。宝应二年(763年)三月,李豫带领众人将父皇李亨安葬在建陵,庙号“肃宗”。李亨已经入土为安,但大唐帝国依然在坎坷崎岖中徘徊,望着父皇李亨的陵寝,李豫此时的心情颇为不平静,他的继位意味着平叛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让李豫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坎坷,我都有信心披荆斩棘接近成功的目标,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父皇未完成的事业。第七章安内攘外节节败退李豫登上皇位时,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七个年头。虽然在此之前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已经因为其内部互相残杀最终授首,但由于唐军在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误使得以史朝义为首的叛军依然在中原地区肆虐,所以李豫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平定叛乱。自从河阳之战结束后,史朝义始终占据着洛阳,一直到李亨去世为止,唐军和叛军在中原地区虽然大战没有,但小战依然不断。从整体的平叛形势来看,如果唐军能够团结统一、调度有方,完全可以给予叛军毁灭性的打击,现在随着李豫的继位,唐军终于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李豫继位伊始,首先重新起用名将郭子仪。虽然在邙山之战中郭子仪因为打了败仗受到了李亨的冷落,在李亨弥留之际,还是召见了郭子仪,准备将平叛的重任交给他,只是由于李亨过世得十分突然,所以起用郭子仪的诏书没有下达,一直到李豫即位后郭子仪才重新上岗。郭子仪重新回归后,在李豫的部署下,首先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平定了此前不久在朔方发生的王元振叛乱,而后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范阳叛军李怀仙,并带领两万人马引兵南下渡过黄河,和唐将田神功、熊元浩在兖州(今山东兖州)会合。而李光弼顺利攻占许州(今河南许昌),擒获颍川太守李春,又顺道拿下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徐州逼近。李豫觉得仅仅依靠唐军的力量还不算保险,所以他遣使前往回纥请兵相助,用大将仆固怀恩之女与回纥和亲,终于得到了回纥人的允诺。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李亨任命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人马共计十万,集兵于陕州。然后令大将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带领人马出渑池,泽璐节度使李抱玉出河阳,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出陈留(今河南开封),仆固怀恩与回纥首领左杀为先锋军,诸道人马并进,一同合围洛阳。史朝义在得知唐军将至洛阳后,急与主将商讨对策,有的人主张退守河阳暂时避开唐军的锋芒,却未被史朝义采纳。在史朝义看来,自己好不容易重新占据了洛阳,岂能再次拱手相让于唐军,所以他决定誓死守卫洛阳。十月六日,唐军以极快的速度进至洛阳北郊,并分兵攻取了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朝义的对策是不管唐军攻取了哪里,只要自己坚守住洛阳就是胜利。为此他让守卫洛阳城周围的数万叛军四立栏栅为固,意图为唐军制造进攻的障碍。十月七日,仆固怀恩在西原列阵,派遣轻骑兵混合回纥骑兵从东部率先突袭,结果大败叛军,取得首胜。史朝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精兵数万人列阵于昭觉寺,准备拦截唐军。但是叛军刚刚在昭觉寺布阵完毕后,仆固怀恩趁叛军立足未稳,搞了个突然袭击,尤其是鱼朝恩让弓箭手五百人猛力地冲杀,致使叛军大败,唐军乘势追击,接连转战石榴园、老君庙等地,不给叛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最后一直打到距离洛阳西城门二十里的地方,方才止步。叛军从昭觉寺一路向东败退,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在经过一系列的惨败后,残兵败将们终于退进了洛阳城,然后关起城门等待史朝义如何决策。数万人马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唐军打败,让史朝义愤怒异常,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叛军已经很久未和唐军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较量,可以说叛军这次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最终致使惨败。从这次失败开始,史朝义再也未能翻过身来,直到最终兵败身亡。昭觉寺一战,唐军斩杀叛军将近六万人,可以说史朝义将自己在洛阳的家当全部赔了进去。当那些残兵败将们不断涌入洛阳城里时,史朝义知道洛阳城应该是保不住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带领数百名骑兵亲信,从洛阳东门出城,向东飞奔逃去。仆固怀恩随即进占洛阳,但他只留下回纥人马驻守洛阳,自己和儿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兵马万余人继续向东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出离洛阳城后,他的计划是准备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因为那里有他的人马驻守。可当他到达汴州城下时,驻守那里的陈留节度使张献城下令紧闭门户,不让史朝义进城,无奈之下史朝义只好向濮州(今河南鄄城)方向逃去。由于在汴州吃了闭门羹,史朝义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生怕在濮州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在濮州他没有做片刻的停留,而是转道向北渡过黄河。渡过黄河后,史朝义放慢了速度,在他看来,即使唐军急速地追击自己,由于人多势众也不可能这么快渡过黄河。但两天后仆固怀恩犹如神兵天将般地渡过了黄河,并领兵打下滑州(今河南滑县),意图切断史朝义北逃的道路。史朝义只得再次转道前往卫州(今河南汲县),这一次史朝义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时叛军的雎阳节度使田承嗣在得知史朝义兵败到这里后,急忙领兵四万前来和史朝义会合,准备共同抵抗仆固怀恩的进攻。但仆固怀恩的情报工作实在出色,他事先已经得知叛军要会合的消息,所以分兵在半路劫杀田承嗣。结果遭到伏击的田承嗣由于没有做足侦查工作,使得他误以为仆固怀恩分出来的这些人马是唐军的主力部队,田承嗣为了保存实力,二话没说带领人马立即赶往卫州和史朝义会合。史朝义本以为田承嗣的这四万人会成为自己救命的稻草,可是唐军的半路截杀,让他终于丢掉了幻想,他只能继续向北逃窜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其手下大将薛忠义会合,意图在那里布置防线和唐军决一死战。当时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率领先头部队急速追赶到临清(今河北临西),距离贝州只有不到二百里的路程,而在史朝义掌控范围内的衡水则有三万人马驻守。在史朝义看来,如此一路北逃实在有失身份,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老爹史思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才是他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所以,别说三万人马,就是三十万人放在史朝义手里,只要唐军团结一致也是白搭。结果,在临清仆固玚再次运用伏击战术打败了叛军,而屡败屡逃的史朝义,也不得不继续他的北方探险之旅,向莫州(今河北任丘)逃去。从史朝义最终的整个行程来看,莫州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总共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唐军的先锋部队由于接连长途奔袭,所以行进速度逐渐放缓,而史朝义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莫州的城防工事,就在史朝义认真准备一切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因素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准确地说,他被人忽悠了!平定叛乱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唐军的先锋部队在仆固玚的带领下终于追击到莫州。由于此前史朝义已经在莫州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所以仆固玚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在距离莫州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意图寻找有利战机伺机进攻。应该说这一个月让史朝义有了充分的时间对莫州城的城防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史朝义恰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的问题,他自始至终没有解决好。关于“人”的问题,倒不是说史朝义手里缺兵少将,而是他对自己手下将领的心理状态掌握得很不够,要知道此时的叛军经过八年的攻战杀伐后,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安禄山起兵时的浩大声势,甚至更没有史思明掌控时的威武雄姿,有的只是被唐军接二连三地打败,史朝义一路被人追着屁股北逃,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产生动摇,当时援救过史朝义的田承嗣就有自己的想法。田承嗣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来,一直指挥叛军南征北战,立下不少赫赫战功,无论是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还是史朝义在时,田承嗣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刚刚起兵造反的那段日子里,田承嗣对安禄山领导的叛军深信不疑,但经过八年的时间,叛军四易其主,直到史朝义逃到莫州,叛军可以说是耗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从史朝义丢掉洛阳并节节败退开始,田承嗣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叛军从声势浩大到现在的兵败如山倒,这一切都让田承嗣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惧,田承嗣不是没脑子的人,面对如此境遇,他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史朝义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但田承嗣现在和史朝义同在莫州,以田承嗣目前的实力是无法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对抗史朝义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动自己聪明的头脑,让史朝义主动离开莫州,然后自己献城降唐。“依现在的态势来看,如果仅凭莫州现有的兵力是难以对抗唐军的,圣上不如将守卫莫州的重任交给末将,然后您到幽州去征兵,再回来援救莫州。”当田承嗣向史朝义说这番话的时候,史朝义完全没有怀疑这个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采纳了田承嗣的建议,可是在他刚刚离开莫州城后,田承嗣即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当史朝义得到消息后,肺都快气炸了!可是他依然不能停止脚步,因为唐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追击依然继续,逃跑依然继续。好在莫州距离范阳并不远,史朝义坚信只要到了自己的老巢,不怕没有办法对付唐军。可是事实证明,史朝义对形势显然过于乐观,而当时的情况是叛军内部想降唐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田承嗣之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具有同样的想法。当史朝义还在莫州的时候,李怀仙就已经看出史朝义败亡的苗头,所以他通过朝廷派来的使者骆奉先和唐廷暗中沟通投降的事儿,当他知道史朝义即将回来时,为了向唐廷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他让手下的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人马镇守范阳,不准史

                      久久精品国产亚洲7777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是要搞肯听他话的“国会”和“宪法”。这个“国会”就是他想出来的花样——“政治会议”,“宪法”则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在将国会解散后,袁总统意犹未尽,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条命令,各省的都督,尤其是那些军人出身的都督,都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地把活给干完了,毕竟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袁大总统在炒掉国会议员们的同时,也有人炒他的鱿鱼。“名流内阁”的总理熊希龄和司法总长梁启超二位同志辞职了。这两个来自进步党的人虽然协助袁大总统干掉了国民党,但他们也有底线——维护共和体制。两人眼见无力阻挡老袁与共和渐行渐远的脚步,同时也出于害怕被老袁拖下独裁专制的浑水一起完蛋的担心,于是先后向袁世凯提出辞职。“熊凤凰”熊希龄先提出辞职,态度十分坚决。袁大总统再三热切挽留,最后见自己使起来很爽的这把枪去意已决,也只好放“凤”归山。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上什么事都没干成。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也。这倒是他擅长的领域,他最终成为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熊希龄刚辞职,梁启超也向袁总统提出辞职:“我身体状况不佳,实在是干不动了,请允许我告老归田。”袁大总统照例热切挽留,他对梁启超说:“你也是老同志了,还是应该为建设新民国实现现代化出一份力啊。这样吧,考虑到你的身体,你就在‘全国币制局’挂个总裁的职务吧,帮忙出出主意。”梁启超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打发了熊希龄和梁启超之后,袁大总统把内阁改为政事堂,并请来老兄弟徐世昌坐镇。其职务是几位著名的美国政界女性——奥尔布赖特、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干过的。对,就是国务卿。这个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是总统府的下属办事机构。至于国务卿徐世昌先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领导——袁大总统的意图,搞好上传下达,兼顾起草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建议,为领导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是用来制衡大总统的内阁,居然成了总统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袁大总统可真是啥都敢想啥都敢干。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几乎一扫而空。不过在袁大总统砍下的这几刀几斧中,最拉风、最帅气的应该是那个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帅在何处呢?其一,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为终身制。其二,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把候选人的名字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东西,其实就是雍正皇帝搞过的秘密建储。只是如此一来,袁大总统的总统之位是传妻还是传子,谁知道?难道袁大总统想搞世袭制?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削兵权通过一系列被后人疯狂诟病的行动,袁大总统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个人的前途问题,实权大为增长。搞定了政治架构,袁大总统总算有空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收军权。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猛人们大都逃不过这个结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只不过有的人心黑,不把人命当回事,像朱元璋,把一起创业的兄弟们杀了了事。而有的人仁厚,像赵匡胤,用谈判解决问题,杯酒释兵权,在饭桌上软硬兼施,温柔地削掉创业元老们的兵权。结果这些人还能回家做富翁,安享晚年。好在袁大总统打算向赵匡胤学习,因此袁大总统的两位金牌打手——段祺瑞、冯国璋同志不必太紧张。袁总统第一个要收拾的目标是段祺瑞。因为他发现段祺瑞近年来实力猛长,隐隐有些不受控制。这几年,虽然内阁的新陈代谢很快,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位置始终不动如山。权欲就此在段祺瑞心中猛烈地膨胀。拉帮结派不说,军官的提升或降黜也往往由他擅自决定,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等,再也不征求老大哥袁世凯的意见。虽然袁大总统感受到了来自段祺瑞的强力威胁,但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出什么好办法。如果粗暴地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一职撸下来,那会对不住老兄弟。如果更加粗暴地对段祺瑞的军队直接下手,那更对不起老兄弟。此时,一个日本顾问站了出来。解释一句,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以日本为师,向日本学习”,因此有许多稍有本事的日本人都来中国淘金了。此人叫坂西利八郎,他给袁大总统出了一个主意:“大总统,你可以成立一个叫‘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机构,功能类似军机处,地位同政事堂,一文一武,比翼双飞。如此一来,大总统可以光明正大地一统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军权。这样的话,陆军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到时就可以把段祺瑞安排到办事处当办事员,从武将变成文官,间接地削去所有军权。”袁世凯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当即付诸行动,并给了出主意的坂西利八郎先生相当的权力参与其中。这个日本人就此粉墨登场。袁世凯这次可看走眼了。坂西利八郎先生的真正身份是日本间谍,而且是日本驻中国的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本人可能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徒弟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可是大名鼎鼎。这师徒二人策划了不少惊天大案,后面会细讲。反日斗士袁世凯同志不仅没能识破其真实面目,还以汉武帝时去西域扶贫的班超为原型,给这个家伙起了一个高尚的中国名——“班志超”。虽说袁世凯被日本人耍了一回,但好在陆海军统帅办事处顺利地在1914年6月成立了。接下来,袁总统把段祺瑞从湖北召回来,给他另找了一个位置: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办事员。办事员听起来是寒酸了些,其实政治地位还是挺高的,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大臣。为了不让段祺瑞太过失落,袁总统把一度“退隐”的王士珍也召回来做了常务办事员,相当于领班军机大臣。袁老大的难处和良苦用心,段祺瑞可没心情去领悟。他极其不爽老大的削权行为,他要用非暴力不合作来表达愤怒——不去办事处上班,就宅在家里,情绪不好的时候骂袁老大发牢骚,情绪好的时候就下围棋。据说就是这段时间,段办事员的围棋水准噌噌地猛涨。由此看来,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把威胁最大的段祺瑞拿下后,袁世凯开始想办法解决各省都督。军民分治袁大总统和他的顾问团队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不错的解决方案。袁世凯先是下令各省另设一个民政长(省长),后又把都督改为督军(省军区司令)。督军只能分管军事,不能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也不能介入地方事务,彻底失去了行政权。所谓行政权,无非是管人、管钱、管物,谁控制了这三项以及军队,谁就有了造反的实力。但是,照袁大总统现在的搞法,有心造反的人可得好好盘算一下成功率了。总之,那些都督们的实权大为缩水。袁世凯的这个做法,说白了就是军民分治,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估计这是由于袁世凯自己玩多了军人干政,在见识到了军人干政的巨大破坏力之后,特别害怕手下的都督们也有样学样,对付他袁大总统,所以不得不提前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之中。但袁大总统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新的麻烦,因为他的北洋军核心将领大都在这支权力大幅缩水的大军之中,如老兄弟冯国璋就从江苏都督变成了江苏督军。虽然从长远来看,军民分治的决定于国于民都有利,是一件大好事,但前提是那些手握枪杆子的军官们必须为此做出一些牺牲——让出手中的权力,舍弃眼前的利益。放弃眼前的利益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为前方的那张大饼去奋斗。毕竟眼前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而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因此,那些时刻盯着自己的利益得失,舍生取义、心怀天下只是偶尔想想的北洋军军官,尤其是以冯国璋为代表的众督军,心中开始对袁老大生出怨愤。当这些怨愤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关键时刻爆发。不过袁世凯顾不了这么多,能削掉军权就行。接下来,袁世凯从“模范团”之中挑选了一些“团员”充实到地方各省,做各督军的副官或掌实权的高级军官,制衡称霸地方的督军。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团员”的角色定位有点像后来国共两党的党代表或政委。简单解释一下模范团的由来。模范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军官培训班,核心培训内容是思想教育,是太子爷袁克定同志的杰作,本意是帮助老爹巩固军权。走完这两步,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袁大总统还有一个方式简单粗暴但效果良好的狠招要使。袁总统设置了一个“慈善”机构“养老院”——将军府,用来安置“二次革命”结束后从全国各地被撤职的那些令他不放心的都督。从割据一方的土霸王变成“将军府”里毫无实权的顾问,没有人不觉得失落。名气很大的云南都督蔡锷也不例外,只能靠遛弯散散心中的郁闷。只是没想到这一遛就遛到了八大胡同,在那里遇到了红颜知己小凤仙,留下一段传奇……这一番连削带打后,袁总统才算罢手。第十三章“诈尸”前的宁静

                      “二十一条”

                      民国三年结束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把权力都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好在他没有继续征服地球的欲望,就此罢手。这对黎民百姓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已过去的民国三年以及接下来的民国四年,虽局部未靖,但大局已定。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和谐成为主流,老百姓终于过上了有点小幸福的日子。袁大总统也很幸福。一来因为政府有钱了——政局平稳、中央集权,主要地区经济得以恢复,中央财政收支近乎平衡。袁世凯遂趁机统一币制,全国统一使用印制了他那个大脑袋头像的银元作为法定货币,这就是传说中的“袁大头”。二来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袁世凯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在他红枣加大棒的恩威并施下,俄国策动面积高达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蒙古国”(外蒙古)独立的阴谋破产了。但袁大总统没能幸福太久,因为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之际,国际上又出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与协约国互殴。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属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属协约国。袁世凯本来想趁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欧洲被群殴的良机,主动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混个战胜国,凭此收回德国从清政府手中租借过去的山东胶州湾,并终止两国相应的《辛丑条约》赔款。但这个想法被无良的日本人破坏了。一来日本早就看中了德国人霸占的胶州湾,不可能让中国顺利收回。二来一旦中国成为战胜国,跟其他协约国打成一片,就会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力。因此,日本人不惜以动武为威胁,迫使袁世凯宣布中立。日本不允许中国加入协约国,自己倒是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协约国,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句话:“别不服,我和英国在十多年前签过‘日英同盟条约’,有很好的借口参战。你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架!”话音一落,日本也不等袁世凯回话,直接就在山东龙口登陆,和德国打了起来。之前说过胶州湾是德国的租借地。按照清政府和德国之前签下的条约,这一地区属于德国管理,北洋势力无法触及。所以袁大总统此时只好忍气吞声地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以南必须由中国管理。”实力决定一切。日本根本不正眼看中华民国政府:战场瞬息万变,哪顾得上你袁世凯划下的框框道道,必须全部由我管理。此时,英国人也出手了,英海军在山东崂山湾登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接下来,袁大总统派出中国驻日大使陆宗舆向日本抗议,要求日军撤退。日本本就是冲着山东来的,哪能理会陆宗舆的抗议,一句话就把陆宗舆顶了回去:“我和德国打架,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的是德国的资产,和你中国有什么关系?”随后,日本人直接武力西犯,占领胶济铁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没等抗议结束,德国人已经被搞定,日本人随即找上门来。1915年1月18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一通没营养的寒暄过后,日置益递给袁世凯一份文件:“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你看看,先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咱们两家的事。”一眼扫过后,袁世凯腾的一下站起,脸色涨红,双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日置益不慌不忙地说:“大总统,切勿动气,此事你可先考虑几天,不过还请保守秘密!”随后施施然而退。趁袁世凯生气的间隙,让我们看一眼这份后来让袁世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五项二十一款,归纳起来其核心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二、在东北一部和内蒙古东部共计约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本具有优先于其他列强的地位——如优先向中国人购地、租地,并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三、中日平分汉冶萍公司主权。四、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岛屿都不能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许多涉及外交、内政、军事的事情都要跟日本人商量了算。一句话,让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要搞清楚日本人为何突然提出如此变态的“二十一条”,还得从孙中山和同盟会过去的好朋友黑龙会讲起。黑龙会,军国主义组织,极度右倾分子的大本营,这一时期的会首是孙中山的朋友内田良平。至于黑龙会的计划,简单说来就是,在所谓的“亚洲最优秀的种族”大和民族的带领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对抗白种人,争夺世界霸权。而吃掉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而吃掉整个中国,正是内田良平计划中的关键一环。而现在,正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好时机。在1909年开始之后的十年间,美国一直玩中立,而英、德、法、俄都在一个叫做“巴尔干半岛”的神奇地方较劲。此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而且岛上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喜欢内斗的传统。因此,这么一处便于鱼肉的利益之所,实乃列强的必争之地,十足就是一个火药桶。果不其然,一个巴尔干半岛对面的摩洛哥问题就差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上的萨拉热窝那一枪终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火药桶烧得欧洲人完全顾不上中国。尤其是俄国,不仅面临德国的全力进攻,还要镇压让沙皇头疼的列宁领导的革命。如此看来,只要挤开美国,日本就有机会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唯一强国。所以内田良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此事,他写了一份叫做“黑龙会备忘录”的计划,并递交到了内阁总理大隈重信手中。大隈重信很欣赏这份计划,于是便拿过来做了润色,结果就成了袁世凯看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十分生气:“混蛋加三级!简直似以朝鲜视我!”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不好,居然摊上了如此变态的日本人,如此变态的不平等条约。必输结局日置益一走,袁世凯就开始想办法。袁世凯深知中日实力差距,作为一名务实的政客而不是意气用事的赌徒,他决定开会解决问题,他想看看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能否拿出什么好办法。1915年1月18日夜,中南海内的大总统府灯火通明,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以及一众外交部的核心领导正在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会议上,众人首先以“国力不足”的理由否定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后商讨了整整一夜,才研究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谈判。但是,谈判桌

                      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清朝不亡,天理何在!失败并不是结束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一、用于军事现代化。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第八章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甲午战争惨败,慈禧老佛爷的生日照过不误,不过紫禁城内山呼万岁的呼声也没能掩盖住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举国激愤。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42岁的张謇,那个当年与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甲午战争前夕,一名年轻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傅相书》,洋洋洒洒近八千言,开头一段四平八稳,奉承完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博学多才、日理万机,又说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亲爱的祖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套话完毕,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说写得不错,以拳拳爱国之心、流畅的文笔,说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看完了《盛世危言》的孙中山。这个孙中山可不是一般人,现如今,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且都是该市最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不过需稍作提醒的是,孙中山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中山”是后来逃亡日本所用化名“中山樵”中的两个字。不过鉴于世人早已熟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因此在本书中就姑且采用“孙中山”这三个字吧。至于孙先生的故事,还是从一份档案讲起。姓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又称孙中山籍贯:广东自我评价:洪秀全第二代表作:三民主义、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成功秘诀:虽然偶尔被失望绊倒,但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另类成就:超级旅行家。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法、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马来西亚、两次到泰国、十五次到日本……总计行程达二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要下水捕鱼捉虾、上山砍柴放牛,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每日以泪洗面。这差不多也成定律了。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基本符合。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佃户家庭,家境艰难,至少祖上近三代都是贫农。幼时跟着父亲以捉鱼捕虾、打柴放牛为生。等停下来不干活的时候,孙中山就去村口听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人吹牛皮,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英勇地抗清,自己是怎么跟着带头大哥洪秀全为穷苦人争公平……听着听着,孙中山就把洪秀全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如果孙中山没有一个叫孙眉的亲哥哥,也许他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孙眉,一个听起来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他年少时就远涉重洋打工,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不想后来居然成功了,真的成了一名富豪。在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资助他去美国檀香山读书,这次经历改变了孙中山的一生。自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被美国的强大深深震撼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他也渐渐地萌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美国的民主宪政很好,终有一天,他也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另外,他对美国的铁路之发达也是念念不忘,他坚信,只要在中国修上一定数量的铁路,中国的经济也会腾飞。带着这些拯救神州的想法,他在留美五年之后回到了广州,随后又去香港求学,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学医。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终于加入了倾心已久的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光阴荏苒,孙中山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年。漂泊在外的这些年固然孤单了点,可是孙中山也结交到了像陆皓东、郑仕良、陈少白这样的好友。几名对现实不满的愤怒青年时常一起煮酒论英雄,纵论天下时事。渐渐地,孙中山的思路和想法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当然这几个好友也成了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不过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暴力革命的,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谁又愿意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呢?1894年上半年,孙中山拜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发现书中的道理远比自己在美国的所得深刻,于是就写了那份前面讲过的《上李傅相书》,可惜那份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看到了,懒得作秀,便没有回信。总之,这篇寄托了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二先生的傲慢,他想:既然清朝不给我等汉人机会,不理会我等的善意良言,我等就反了它,创立一个属于我等的理想国度。于是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兴中会最早的会员当然是陆皓东、陈少白、郑仕良等人。眼看组织势单力孤,作为广州三合会龙头的郑仕良自然是义无反顾,将帮会中一些有心造反的好汉们也拉来入会,形成了兴中会最初的班底。也就是说,兴中会实质上就是几个知识分子领着一帮绿林好汉闹革命。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这些绿林好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总不能空手闹革命吧。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兼并了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肯定有人奇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要“驱除鞑虏”,实行大汉族主义吗?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个口号绝不狭隘。本书前面也讲过满汉矛盾很深,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从来都没有认为彼此是一家人。所以基于当时的背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异族统治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话题回到孙中山先生身上。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筹集活动经费,策划武装起义,可惜成绩惨淡,一次都没有成功,在朋友们心里落得了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印象,朋友们称其为“孙大炮”。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孙中山先生都在思索救国之道,所以暂且搁下他,先讲一讲别的故事。根本不存在的康氏“公车上书”尽管孙中山上书的结果很不理想,但是这表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已然觉醒,维新思潮已有星火之象,大势已不可逆转。人心可用,四海鼎沸,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要爆发了!还好大家都是读书人,比较本分,知道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上书进言,来释放政治激情!与孙中山稍有区别的是,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进言皇帝。但政府不会允许什么人都能直接把建议或意见递交给皇帝,要不然皇帝得忙死,估计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不会有。因此得有一个机构替皇帝处理此事,将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才递给日理万机的皇帝,这就是都察院。都察院制度始于明代,清朝觉得还不错,也拿来接着用,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但是权力应该比纪委要大。都察院养了一种人,这种人叫御史,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其中的佼佼者有张佩纶、张之洞、翁同龢等人。虽说明清两朝的御史都是以找茬为职业,不过到了清朝,御史们已经远远不如前辈在明朝混得那么风生水起了。这主要是清朝的君权比明朝更集中造成的,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打个比方吧,明朝皇帝是运动员,经常和御史互掐,但是清朝皇帝是裁判员,指挥下面的御史掐别人。介绍完都察院,现在回过头看看1895年都察院正面对的大事。这一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遭到了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大批得到内幕消息的现职官员已经发难了。这些人主要是京官,他们从4月14日起,接连上奏,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反对自然是无效的!条约签订后,待在北京考试的大批公车们才知道消息(简单解释一下,公车这个词,是为了纪念国家以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因此公车也可以肤浅地理解为举人、士子)。公车们义愤填膺,开始联名上书,截至5月8日,共计上书三十一份,联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公车八十人上书。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上书”始末。不对吧?大家熟知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去哪里了?答案是没有!翻遍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可以肯定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其实,现在流传的“公车上书”故事大都是采纳自康有为自己出品的《公车上书记》。换句话说,康有为是在说谎。那他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装成改革旗手?其实这都是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时,为了吸引海外侨胞给自己投资而刻意量身打造的光辉形象。不过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他还伪造过一份证据,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话又说回来,那些现职官员、公车们的进言,朝廷采纳了吗?这批人的进言总体可以分为四大内

                      当时下令把这名士兵及全队两千人杀光。”(《鞑靼战纪》)张献忠在四川期间曾派兵十八万北伐汉中,久攻不下,有四万士兵倒戈,最终汉中也未能攻下。撤军后,张献忠大怒,下令将另外十四万士兵全部屠杀,屠杀持续了四天。这十八万士兵都是四川人,“其间他命令把许多人的皮剥下来,塞进稻草,缝上头,命人大张旗鼓地送往他们的出生地,以使居民的心更感恐惧。”(《鞑靼战纪》)5.对家人、朋友、妃子的屠杀。《蜀破镜》记载,有一天他喊自己的幼子,幼子没答应,他就杀了幼子,第二天后悔了,他责问妻妾为何不阻止他,于是将妻妾杀尽,并将杀幼子的刽子手砍死。张献忠灭绝人性,无论亲疏。他曾召自己的老乡来王府痛饮,酒足饭饱后,友人们告退,张献忠笑嘻嘻地赠给每个人金银,目送老朋友们离去。张献忠事先伏甲士于路,把自己的老乡们尽数斩杀,再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张献忠老乡的首级盛于锦匣内洗净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此类事中国历史上除张献忠外十六国石虎也干过)。张献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蜀龟鉴》)张献忠立一陈姓女子当皇后,陈氏厌恶他,他说:“摆你娘的千金臭样!来人哪,把这臭婆娘拖出去勒死,连她那屌爸爸一家通通杀光。”(《蜀碧》)这是陈皇后的一种死法,还有的书记载陈皇后的另一种死法。一次张献忠打了败仗回宫,他的胡子被烧得只剩几根了,非常滑稽,宫女宛儿看见了,掩面一笑。张献忠大怒,“你个小婊子,老子打了败仗,连你也看不起咱老子吗?”于是一刀将宛儿捅死。张献忠持刀入宫,陈皇后说:“皇上,你怎么刀上有血?”“老子把你的宛儿杀了。”皇后问:“你怎么随便杀人,宛儿犯了什么罪?”张献忠:“你这个臭婆娘,咱老子在你心中还比不了你的宛儿,一起去死吧!”张献忠将手中滴血的宝刀抡圆了从陈皇后的左肩砍中,右胯砍出,陈皇后的身子像被风吹折的残柳,鲜血喷涌而出。旁边两个宫女赶紧跪下,连呼:“皇上饶命!”张献忠:“你们去死吧!”接连飞起两脚,一脚一个将她们踢进旁边的荷花池淹死。6.张献忠在攻略四川各城池时的暴行。张献忠打绵州时对官员富绅先勒令交银子,然后用锅将银子熬成水,从这些人口中灌入烫死。(《绵阳县志》)他在绵州屠杀时,有诗为证:“一时天悲地并惨,万家街巷流血满。平原荒草俱销魂,夜夜青磷千万点。”张献忠攻入简州,把所有百姓驱赶到城墙附近,离他的兵近的就被乱棍打死,靠近城墙的人更惨,张献忠下令将城墙推倒,把靠近城墙的百姓全部压死。张献忠攻保宁,见一黑色巨人坐在城上,脚浸泡在江水中,很恐惧,他询问后得知黑色巨人是张飞的神灵,于是面对空中祭拜,保宁竟因此得以保全。保宁的保全还有另一种说法,《绥寇纪略》记载张献忠要屠城,一个和尚来劝他,张献忠拿出狗肉和猪肉,说:“只要你吃肉我就封刀。”和尚:“老僧救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于是把肉吃完,保宁人得以保全。张献忠打通江时,所部假扮明军,欲骗开城门,路上抓一儿童带路,儿童不知他们不是明军,张献忠说:“不准说我们假扮官兵。”儿童明白了,他答应了,到城下,他大喊:“贼来了!”他被一刀砍死,城破后张献忠尽杀人民。(《蜀碧》)张献忠打长安坪时,守军退至山洞,他说:“出来投降吧,让你当官。”洞内人知道张献忠是个什么东西,无人投降,张献忠于是烧山洞,三千人被烧死。7.张献忠屠刀下的幸存者。张献忠杀人如麻,但却从来不杀外国人,一天他对传教士安文思说:“你们不是说啥子要传播天主福音吗?老子杀那些人实际就是让他们不受世上万般痛苦,是解救他们,老子虽然杀了他们,实际上是爱他们呀,中国老百姓太多,又狡猾狠坏,所以老天爷让咱老张下界杀人,咱还常惭愧力所不及杀人太少呢!我愿上天降灾殃,让中国人他娘的都死光算啦!”(沈荀蔚《蜀难叙略》)他还说:“四川人之罪好比咱老张的头发,数不胜数,故老天爷震怒,派老子下凡,以惩罚四川人。”(《圣教入川记》)张献忠多少次要杀传教士,但都没杀,他对安文思说:“我饶了你的命,因为你是外国人,你要是此地人一定把你千刀万剐。”张献忠一次说:“为啥中国人都说天圆地方?”利雷斯:“地球是圆的。”张献忠:“你说地球是圆的咱也有些相信,但我们中国说地球是方的,这个更好,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所以才叫中国,才坚定不移,咱老张的江山也要有八百年之久!老子有许多名言,说一句你听听: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雪下,黄花不如松。你应把咱的话翻译成外文,尽快寄到欧洲,让西方人先睹为快,以传播咱老张的英明智慧,老子再花两年时间平定中国后就送你们回欧洲。”利雷斯:“我们1641年到四川传教,已经五年,对四川已有感情,恳请老万岁对四川人民宽厚些。”张献忠:“四川人不知天命,被天抛弃,老天爷知四川人性恶,才把孔夫子降生到山东,山东人爱圣人,尊圣道,四川人不这样,所以老天爷降灾殃惩罚四川人。如今老天爷派我为天子剿灭四川人,惩罚他们违天之罪!”由于张献忠讨厌明朝,且和李自成的大顺朝反目,所以凡说明、顺二字被听见的都要十家连坐杀光。百姓张成恩被绑,说:“我没说啥,就说些张家长李家短。”张献忠哈哈大笑,“说咱老张家长,李自成李家短,果然是咱老张的顺民,来人,赏银十两,放他回家见他婆娘去吧!”(《滟预囊》)张献忠一次要杀一个人,此人说:“小人姓张,大王也姓张,奈何自残同姓?”张献忠竟然放了他。(《蜀龟鉴》)当然,幸存者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四川人都沦为张献忠的刀下之鬼,当然,张献忠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张献忠杀人太多,他自己都有些心虚,他说:“宫中阴气太重,耗子太多,卫兵必须每天交一只死耗子,否则把他脑壳换成耗子。”张献忠杀人太多,每天喝酒,总出现幻觉,一天他仿佛看见空中千百只手来夺自己的食物,他一抹眼,又什么都没有了。(《蜀难叙略》)1646年元旦的时候张献忠接受群臣朝见,他仿佛听到身后都是哭声,他一回头看,见都是无头鬼。他在正殿坐着坐着就看见一个白衣大人,他拿出弓箭射杀之,但怎么也射不中,自己却头晕目眩。(《蜀龟鉴》)杀人太多的恶魔都心虚,此言不假。一天,张献忠要来拜佛赎罪,可是到了寺庙佛塔前,张献忠却说:“和尚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老张杀了那么多人,这佛塔对老子不利,来人哪,用大炮轰塔。”(《蜀难叙略》)在四川的最后阶段张献忠常趁人多时从怀中拿出一个黑皮小册子,跟阎王生死簿似的,还说:“天教我杀,我岂能不杀?”他还说:“皇帝真是难做,我手中有金银数万,驴马千头,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南京做生意。”有人问:“如果这样的话,我军可以解散,何必杀那么多人?”张献忠:“我脸上有刀痕,不把四川人杀掉,怕日后有人认出我。”(《明季南略》)此时张献忠只剩下残暴,一点都不会打仗了,官军贺珍曾拿三千人击败过他三万人。(李馥荣《滟预囊》)张献忠说:“老子来四川两年了,蜀人一不感老子恩德,二不怕老子杀人,老子到底该怎么办呢?说啥杀人不行?只有靠杀人平息反叛,弄烂就弄烂,四川人杀光,老子带你们回关中去,夺西安,另外建国以图大事。”(《纪事略》)他还说:“老子如今心灰意冷,也不想一统天下了,只有把四川人杀尽,他们才不闹什么起义。”(李馥荣《滟预囊》)此时,四川人民纷纷反抗,大西国“宰相”汪兆龄劝张献忠:“皇上您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您放弃四川去陕西的话,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一席话,当时说得张献忠哈哈大笑:“四川反兵逼迫成都,是因为四川人还未杀尽吗?老子既然占了四川,如果又失去,不如就干脆毁灭它,不留丝毫给他人。”(《蜀碧》)他为什么那么恨四川人呢?《蜀碧》的记载给出了答案,他小时和他爸来四川贩枣,把驴系在富绅门口,驴粪弄脏了富绅家的白柱子,富绅用鞭子打张献忠他爸,并让他用手把驴粪清理了,张献忠说:“我再来时要尽杀尔等,方解我心头之恨!”此外据张献忠自己说:“老子第一次到四川,在野外拉屎,随手扯一把野草擦屁股,结果扯了荨麻草,一擦,老子屁股又疼又痛还长泡,疼得哇哇叫。四川野草都这么凶,四川人更可恶了。”这也是他在四川暴行的原因之一。鲁迅这样说张献忠,“他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到后来只剩了没落这条路,于是就开始杀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风流皇帝在死前烧了祖宗或自己搜集的宝贝的心情完全一样。”(《华盖集续编·记谈话》)明亡清兴之际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它不外是大量可怖的暴行,我甚至不怀疑,最温和的读者会把这个人看成是恐怖野兽,而不是人类,或者,如找不到更可恶的名字,那就名之曰披着人皮的魔鬼。这个野熊一样的怪物(张献忠)窜到各省,带来了抢劫、死亡、烈火、屠刀和其他难以想象的悲剧,他想毁灭一切,这样就没有人与他为敌,不留下一个活人,以免他们反抗。他在四川称王,把那里变成了屠宰场。”2002年,成都新南门修路时发现了万人坑,经专家考证,这就是张献忠的罪证,看来铁证如山呀!张献忠在清军临攻入成都前,说:“我也是个英雄,不可让儿子被人生擒。”张献忠将自己住的成都蜀王府焚毁,只剩两个五代十国留下的盘龙石柱因为是石质而不能被毁,张献忠大怒,用纱裹石柱数十层,用油浸泡纱三日,之后一把火就把石柱烧断了。他在撤出成都时杀死男女数十万,制成腌肉以作军粮。张献忠怕部下因为女人而分心,便对他们发表自己在四川的最后一次讲话,他说:“等我赶走了鞑靼人,我要依靠你们夺取天下。我希望你们比以往更行动迅速……现在还有个妨碍我们征伐大业的包袱,那就是你们的老婆。现在是除掉她们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取得全国,那少不了有美女。我是皇上,应有特权,使我这皇帝与你们不同,但我甘心这样做,给你们做出一个首领的示范。”说罢,张献忠把自己的三百个妃子除留下二十个外,当场斩杀二百八十个。而后张献忠下令杀尽军中妇女,已经结为夫妇的夫妻在一起抱头痛哭诀别后,妻子被杀死。张献忠下令将四川的所有牛和狗都杀死,“意谓无为后人遗种”。张献忠下令任何军人不得私藏金银,私藏金银一两者斩杀,十两者剥皮,只要是把财宝藏在地窖或井内的,一旦发现,一营连坐全杀。于是没有一个士兵敢私藏金银,张献忠把这些金银收缴上来后,他要干什么呢?他的做法是让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他把收缴上来的金银和入川以来搜刮的数以亿万计的财宝全埋在锦江边深数丈之地,而后引锦江水淹没藏宝之地,他说:“我没有享受的永远不要被后人拥有!”最后他下令将埋宝藏的所有工匠全部处死。当清军进入成都时只见成都都是残垣断壁,树木丛杂,走兽野犬游走其间,两万口井竟被尸体填平……(张献忠在成都最后的疯狂见《蜀龟鉴》)张献忠离开成都后行至顺庆,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全都活埋,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最终,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647年1月2日),张献忠在与清军对阵时,他瞄准清军左侧一将射箭,清军右侧一将瞄准他射箭,两声箭响,二人同时倒地,张献忠结束了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查继佐《罪惟录》)他果然“一箭贯当胸”了。关于他的死还有多种说法,如王夫之《永历实录》说张献忠兵败自刎死,《明史纪事本末》说张献忠病死,《蜀碧》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的喉咙,将其射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张献忠被清军大将雅布兰一箭射中额头,翻身落马,清军一阵乱刀将他剁成肉酱。《蜀龟鉴》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左胸,张献忠拔出箭来,未及反抗,被清军生擒后斩杀。《明史》说张献忠在大雾时行军,因为看不清,结果走着走着跟清军撞一块了,清军乱箭齐发,射中张献忠,张献忠栽下来后躲进柴堆里,随后被清军搜出,斩首。张献忠究竟是怎么死的已无法考证,但这几种说法我更喜欢蔡东藩的说法,您呢?《蜀碧》记载张献忠死后尸体被剁成肉酱,剖腹后发现张献忠的心是黑色的,很扁,他的人头被传到成都,在张献忠屠刀下残存的人民“竞持其首掷荡削割,践踏污秽,无所不至”。张献忠的骨头被埋起来,不久张献忠葬地毒草丛生,只要碰一下就会身上长大疮,而且埋葬张献忠的山经常有黑虎出没吃人,时人称张献忠余毒仍存。一句话:张献忠在四川除了好事什么都干,除了脸什么都要。张献忠在四川共杀人五百万。他死后四川“百万军民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千里无烟,荒如大漠。”《蜀碧》说,张献忠杀得四川“男尽矣,及妇女;民尽矣,及僧道;人尽矣,及犬马;物尽矣,及兵卒。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湮其井,平其城。”《明史》记载:“张献忠之乱后狗吃人肉就像虎豹猛兽似的,将人咬死后往往弃之而去,因为吃的人肉太多了,吃腻了。人民为躲避张献忠之乱逃到深山中,以树木为食,时间长了浑身长满毛发。”《滟预囊》记载四川“尸骸遍野,荆棘寒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由于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杀绝,《蜀龟鉴》记载,四川许多城市“城中杂树成林”,到处有疯狗吃人,疯狗都是得了狂犬病的,咬了人后人立马就死,一条疯狗叫后,上千疯狗循声而来,用利刃都杀不退它们,没有多人手拿兵器的话都不敢出门。大灾之后必有大的瘟疫,四川在张献忠之乱后有三种瘟疫,一种叫大头瘟,病人头肿胀大如斗;一种叫马眼瘟,病人眼睛像马一样大,要瞪出来;还有一种叫马蹄瘟,得病的人从膝盖到脚踝都肿起来,像马蹄一样。这三种病都是不治之症,得病者立死。有一个道士说马蹄瘟能治,用木桶盛放小便,用小便泡脚数次就能治病,结果这招还真管用,许多人因此病好了。(《蜀龟鉴》)《蜀龟鉴》记载,大的瘟疫之后是更大的饥荒,四川赤地千里,一斗米要二十两金子,鸡和小猪毛还没长齐就值钱数金。有的人饿得不行倒在地上,还没死就被人砍杀吃了。有的人因为争抢死人肉而打架,一人被打死后众人分食其肉。“父子、兄弟、夫妻、叔侄,转相贼杀以为食”。久而久之,刚死的人都被吃光了,于是成都千里内的坟墓都被刨开,开始吃死人肉。《蜀警录》记载,作者欧阳直本人因为没有粮食,饿得不行,忽然听一个小孩喊让大家过来吃牛肉,自己过去一看,里面有人头。“有腌人肉数方,状如腊羊”。一次欧阳直遇到十几个饥民,饥民见欧阳直这边人多,于是不敢过来,他们狂呼说:“你们这些

                      好多家族的事我都是从我祖父那儿听说的,我父亲后来有文化,可是什么都不说。我祖父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么一句,说你什么都忘了吧,你记住这句话:咱们家是英亲王之后。英亲王第六族,镶红旗。你什么都忘了,这句话你别忘。我祖父那会儿有点钱了,还把本家请了去,修家谱。不是每年,是隔那么两三年,在我们家修家谱。那会儿我小,个儿还挺矮的,我看见过,就在北屋,有一张木八仙桌,20多人在那儿,一修好几天哪。你说说,谁家生孩子,叫什么名字,谁娶媳妇了,就说这个。整方大宣纸。是用毛笔杆儿,削平了,好多红印的油,印个红圈儿,完了写上名字。我父亲记得清楚,这家谱的头一个名字就是阿济格。定:你们家的家谱和官方的《玉牒》还不是一回事儿?金: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家的家谱啊,“文化大革命”都烧了。有家谱,还有坟图。像我祖父还知道,到坟地一看,这坟头是谁,那坟头是谁。到我父亲就不认识了,这坟头是谁的不知道了。定:没有碑吗?金:我去过,没有碑。阿济格是八王注161,八王坟啊,在大北窑那边,八通线怎么叫八?就是八王坟到通县啊,现在全拆了。八王坟是英王的坟,解放以后刨了,刨出一个大瓶来,据说清朝时候武将都是火化。定:清朝最早的时候全都是火葬。一直到乾隆时候八旗兵丁死了还都是骨灰呢。金:反正据我听说是武将,武将死了才是火化。另外那地儿还有几通碑,现在有拓片,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呢。我们的坟在水南庄,在现在高碑店靠北京城这边一点儿,就是说水南庄再往东一点就是高碑店了,现在属朝阳区。前两年中央电视台的白明还有冯其利拽着我到那儿去,结果什么都看不见了,坟全平了。可是一提照应坟的胡德亮,谁都知道。定:是从哪代另立的坟?金:这就不知道了,因为坟图烧了。据我推测,应该是从胡图礼注162,因为敦诚、敦敏的诗集里头,有到水南庄上坟的那个。敦敏的母亲死了,敦敏在水南庄那儿住了3年呢,说明在敦敏之前就在那儿立祖坟了注163。这又牵扯到礼节了。原来每年春节啊,七月十五啊,十月初一啊,就上供烧包袱,解放以后就不烧了。金锞子,银锞子,就叠那锞子。买纸,一沓一沓的纸,镶着金的、银的,四方的,给它卷成一筒,两边一夹,抹上糨糊,一长方的,当间儿空的,不是平行的,是交叉的,这就是一个锞子。另外有烧纸,就是一张白纸,使东西卷成一卷儿,然后把头儿那地方卷紧了。这包袱是纸的,上边印着黑字,有上款,有下款,当间儿写着某某某,父亲是先考,母亲是先妣,讳谁谁谁之位,底下是孝子孝孙谁谁谁。我祖父知道名字,都写谁写谁,我父亲写。后来我上学了,有时候也让我写。那会儿我们家供11个包袱,没有阿济格,都是后几辈了。还在敦诚、敦敏下边,秀字辈的。定:那些关于英王的故事也都是您祖父给您讲的吗?金:不是。我开始啊模模糊糊,就是我祖父给我说了那一点儿,我父亲是什么也不说。我学医的,从前就不注意这事,我一直小学中学大学,后来毕业就当大夫,哪儿有工夫钻研这个啊。后来有一次啊,这回民医院跟民委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会儿张寿崇注164的外甥金恒绩在市民委,金恒绩跟民委主任沙之源——沙之源是回民啊——俩人上回民医院来了。定:您说的这金恒绩是不是庆王家的?金:对,庆王府的。那会儿我还上班呢,我们正院长就说哎,我们这儿有个满族的副院长,你(的名字里)也有个衡(恒),他也有个衡,实际不是一个衡(恒),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呀。后来民委有事就找我,那时候不是有个满族联谊会么,每年都给我一个请柬。后来在八几年吧,我退居二线了,就有了点时间了,又赶上张寿崇办满文班,他那阵儿在东城政协,挑头办的满文班,我就上了那满文班,哎哟好,这下可大聚会了,一提老祖宗啊,人家都知道。从那儿以后啊,我认识了好多人,有不清楚的问问人家,这么着后来越来越清楚了。敦敏的坟在水南庄。敦诚过继出去了,他的坟在大兴,大兴靠南了,西芦垡,祖坟是绰克都的。这还都是冯其利发现的。那儿还有一石碑,让人当台阶那儿踩着呢,是我那大爷爷励庄的父亲,叫啟泰,给立的碑。金励衡20世纪80年代与溥杰(右)的合影(金励衡提供)奉恩将军我还见过,这人叫存耀,注165我管他叫大爷爷。他比我祖父年龄小。奉恩将军那会儿待遇也不错呢,可是什么也不干,后来大清国一没就麻烦了,把祖产什么的卖了不少。原来我见到他那会儿,我记得夏净天儿,一身串绸的衣服。定:什么是串绸?金:就是丝绸的吧,长衫呀大褂儿。坐着洋车,叼着烟卷儿,来看我祖父来了,我祖父是他堂兄嘛。给我的印象就那样的,奉恩将军存耀。那时候我祖父就有点钱了。后来就解放了吧,北京市移民,就把他移到内蒙古去了。在北京他什么都干不了,到内蒙古他能干什么呀。定:解放初期往内蒙古等地移过几次民,都是无业的,在北京城里瞎混注166的。金:对对对,就是无业游民,什么也不干那会儿。定:到那边种地去?金:您想这位奉恩将军他能种地吗?(众笑)既不能打仗,也不能种地。定:后来都跑回来了。金:哦……原来您知道啊?您说对了,真跑回来了(众又笑)。跑回来就投奔到我祖父那儿了,我祖父就给他安排到绦儿胡同一个大车店,就在大车店那儿住,后来就死在那大车店了。(看满文书院最早的照片)满文书院最先是我们搞起来的。这是常瀛生,代善的后人,这是金宝森。

                      3.我自己

                      金:我母亲是汉族,不是旗人。汉族嫁到满族里边来,姓什么就什么佳氏,把汉姓后边搁一佳字儿。她们家是天津人。我那个外祖父在天津是比较有名有钱的,没有儿子,有4个女儿,老头把财产全都给女儿置了嫁妆了。所以我母亲嫁妆不错。定:您是长子?金:对,我10岁我生母就死了。我还有个弟弟。我弟弟是我这个妈生的。我就出生在什刹海旁边有门脸的那个门儿,现在宋庆龄故居,原来叫摄政王府的旁边(看照片:我就生在这个门里头,这就是后海)。定:那你们住的也是王府啊?金:不是,我们是在王府旁边,要是在王府里就麻烦了。我们住的那房子可比王府小多了,可是它也按着王府的格局。那个房子是谁的金励衡于后海北河沿的出生地(金励衡提供)呢?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那个房子是缪素筠注167的。房子很好,一边是府邸,一边是花园。我们就租她花园那部分。现在还一直保留着呢,我前些日子还进去看看,里边也都是大杂院,都盖上小房儿了。那会儿载沣,就是溥仪他父亲还活着呢,他是1951年死的嘛,那会儿夏天热,他有时候就上后海河边凉快去,跟我祖父聊天儿什么的。我们现在的房子是我祖父又在那边买的地,自己盖的房。跟那个不是一个院儿,可是离得不远,就跟从这儿到胡同口那么远。我祖父盖的三合院儿。定:您说的三合院是什么样的?金:就是有北房、东房、西房,没南房。这个房子的头里,现在叫鼓楼西大街,原来叫德胜门果子市,我祖父在果子市做买卖,有两间门脸儿。我们后盖的这房子,就跟我祖父的商店通着,现在的门牌叫孝友胡同。故宫现在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嘛,什刹海这地方算是文化遗产缓冲区,是风景区了,那地价比哪地方都贵。岑大利:您那房子现在还有人住吗?金:“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就别人住了,去年才落实政策。国家出钱把那住房的全给搬走了,房呢就交回来了。我们8个兄弟姊妹分了,我父亲有遗嘱啊,给了我两间北房。岑大利:不错呢,还能给您交回来。金:这国家也花了不少钱啊。落实政策,自个儿花钱修的。我父亲在门头沟教书,“文化大革命”受冲击。他有一段历史问题,当的官儿不大,名儿可太厉害了——“防共委员会”。定:他什么时候跑那地方去了?金:那会儿老找不着工作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差事,还是汪精卫的伪政府啊,地方不错,在中南海里边。在那儿就当雇员,成天就写毛笔字儿,抄抄写写。解放以后坦白了。刚一解放政策还是比较稳的,没事儿,不作为历史问题处理。可“文化大革命”就乱了,不管那套了就,在门头沟那边给揪出来了。我母亲那会儿也下乡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注168。上顺义北坞插队了。后来又办回来了。我学的西医。我1955年北医毕业的。我入学的时候北医还跟北京大学是一回事呢,那会儿叫北京大学医学院,后来独立了,叫北京医学院。现在又合了,叫北京大学医学部了。今年9月份我们班刚开过毕业50年联欢会。我们那会儿是5年制。原来协和8年,北医是6年,到我们那年教学改革,是5年。我毕业以后先分配到北京市第一医院,这医院原来是市级,后来下放到区里了,1970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又下放到甘肃。我老伴是药学系的,1962年毕业。那会儿不是备战么,她们班好多人就分配到部队上去了,就给她分配到空军天津医院。所以我算是军属,军属不下放,就把我分到回民医院来了。“文化大革命”回民医院改叫向阳医院,后来又改回来了。牛街那儿不是回民多么,回民医院原来归民政局,不归卫生局,这是全国最大的回民医院。现在为什么那么重视啊?是因为2008年奥运会,还要投资哪。

                      4.德胜门内

                      金:我上学啊,都是我祖父供的。定:您祖父比较有钱嘛。金:我们家是有点儿,可是我是吃窝头长大的。那会儿好多人都羡慕我们家,因为我们没挨过饿,没吃过混合面。我有个本家的哥哥就说我父亲,说我要有你这么个爸爸呀,我天天儿给他磕头!我看过别人吃混合面,灰色儿,像香炉灰。我没吃过,可是我见过。定:日本人来的时候您记事了吗?金:哟!是七七事变吧,我都记得。29军大刀片儿。那会儿我有个姐姐,我跟我姐姐就在那院里玩,飞机来了,那声儿大,我姐姐吓得就哭,往屋里跑。我们住的后海北河沿那地方,那天就通知了,让搬走,说今儿晚上这儿打仗。我们都看见了,那些大兵穿着灰制服,就听着好像是东北口音,就在河边石头上磨大刀,一边磨一边骂,一边磨一边骂,就骂那日本人。(我们家人)就说收拾收拾东西吧,说搬到果子市,上柜上住去。这个也带走吧,那个也带走吧,什么也舍不得,头天一宿就没睡觉,收拾那东西,第二天就搬走了,到柜上住下了。结果一宿枪也没响,第二天大兵全没啦,可能就都上卢沟桥了。现在宋庆龄故居那地儿,过去是德胜门小市儿,周围全是木厂子,(人们)就用那沙篙,把路口全给截上了,买东西都得隔着墙递一个菜筐。我对日本人的印象特坏。正觉寺注169那儿的两层小楼,住着日本人,日本人喝啤酒,啤酒瓶子就往下扔,砸中国人脑袋。在新街口那儿我眼看着,一个卖笤帚的,也不知道是妨碍交通了也不是怎么着了,让日本宪兵给踢得一溜滚儿一溜滚儿的。我那几年每年都拉痢疾,拉一回痢疾就且拉呢,几天几宿的就这么拉,药也没现在这么发达,就吃中药。那会儿一拉稀就叫虎列拉,注170一说虎列拉(日本人)就给拉出去烧了,所以拉痢疾都不敢说。所以中国人对日本人一直印象不好,因为他们太粗暴了。也说美国兵不好,但没有像对日本人那么恨。美国兵好像表现得就文明点儿。我都赶上了,满街美国兵,吉普车,日本人是牵着大狼狗。定:可是对你们家直接影响不大是吧?金:对我们家直接影响不大。日本投降的时候,(北京人)都恨日本人啊,好多日本人都一家子一家子躲到防空洞去,另外也有一些嫁中国人了,嫁给拉洋车的。可是在个别场合有的还挺横着哪。后来社会就不稳定了……定:这指的是什么时候?金:国民党来了以后啊。日本时代用联合票,是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国民党来了就不用了,用关金,用法币,后来又发了好几种,有一种叫金圆券,这金圆券可把我祖父给治了,他原来还有点钱,一折成金圆券,那点钱就够打一壶醋的了。所以解放对我们家是有帮助的,我上学不用交学费,吃饭也不要钱。我祖父三娶的祖母也是汉族。她就住在西城区,现在叫四环市场,一个超市,原来叫草厂大坑,我这第三个祖母的娘家就在草厂大坑旁边。穷。草厂大坑是抹脖子的地方。那会儿我们串亲戚到那儿去,都说:“早点走吧,晚了待会儿有抹脖子的”,哎。积水潭那地儿,是跳河的上吊的地方,靠荷花市场那地儿,也是上吊的地方。我上小学在新街口那边,上学下学老走积水潭那地儿,这跳河的上吊的我都看过没数了。解放以前。上学去看河里漂着一堆衣裳,甭问,一跳河的。喝满了水啊时间一长就漂上来了,叫河漂子么。等中午晚上下学的时候一看,捞上来了,还盖一张席。几乎天天儿有。就那板桥头条,板桥二条,积水潭医院后边那地儿,那树上,隔不几天就挂一个。定:您都看过?金:看过!定:就是说你们当时住的那环境都是特别穷的?金:都是穷。要不怎么说解放了拥护共产党啊,那真是!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从德胜门,我还到德胜门门脸儿看去了呢。那会儿还早晨几点钟开城门,晚上几点钟关城门,就怕给关到瓮城里边。我小时候还有放午炮的,中午一点好像是,“当——”。定:出了城那边就是庄稼地了?金:哎哟,解放以前不出城就种庄稼啦。绦儿胡同后边就种庄稼。
                      七、我讲的故事,您在别处听不着

                      ——何秉钧口述

                      (一)何秉钧口述

                      时间:2007年3月22日(第一次)2007年3月24日(第二次)2007年5月23日(第三次)地点:北京肿瘤医院十里河分院病房访谈者:定宜庄、殷芳、邱源媛[访谈者按]我为何秉钧先生做访谈,是在肿瘤医院的病床上。秉钧先生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许多,才62岁,精神非常健旺,虽然头一天刚做完第八次化疗,但根本不像个病人。我原先以为访谈的重点会在他学中医的经历,没想到他是从祖父入乐部讲起的,这是又一个孙子讲述的爷爷的故事。秉钧先生人很聪明,记忆力惊人。他会唱不少曲子,访谈基本上是在他的边说边唱中进行下去的,这很有趣。至于他讲的宫廷逸事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杜撰,与其认真地一一核实,倒不如将其当作爱新觉罗家族中一些人的特定趣味来看,更有意义一些。何况对这些逸事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爱新觉罗后裔,也有寻常百姓,乃至成为当今社会上的普遍风气。《爱新觉罗宗谱》中何秉钧家族支脉一览:和硕礼烈亲王代善注171多罗谦襄郡王瓦克达(第四子)注172松山松锡(第二子)注173何秉钧祖父松锡,光绪十三年(1887年)丁亥四月初十日未时生。何秉钧(以下简称何):我就用启功先生的一句话来开头吧,启功先生说因为我是胡人,所以我就胡说了。这句话你们听过吗?我事先整理了一篇稿子,我想这样,凡是书上有的,我不跟你说。定:好的。何:我现在正做着化疗呢,已经做到第八个疗程了,还有4个疗程就做完了,完了以后呢,就3个月到这儿来查一次。再过一个时期呢,就半年查一次。

                      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蒋记王朝第二章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

                      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

                      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

                      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一个不剩。这个谋杀的消息传到了高杰部队的大本营,为复仇而急红了眼的将士扑向许定国军营。此时,这位明朝的将军已经投奔满军了。

                      勤王选择

                      据说,史可法得知高杰死讯后失声痛哭,大呼:“中原不可复为矣”!但是他仍然希望保住高杰的4万部队,加以统一指挥。这支队伍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高杰的遗孀,即李自成的宠妾邢氏,也希望为南明保住这支部队,并且可能曾建议史可法任命高杰的女婿李本深继任已故镇将的指挥职位。至少,这是史可法向弘光皇帝的推荐。朝廷拒绝了这个请求。据一些记载说,马士英担心这个任命会加强史可法对高杰余部的控制,使他扩大个人势力。据说,马士英曾经煽动怂恿其余三镇上书抵制这一推荐。最终,南京政府选定了兵部侍郎卫胤文来担任管辖高杰部队的地方总兵官。结果高杰部队的绝大部分没有能作为一支完整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保留下来。因为不肯接受他们继任将军的领导,他们四散离去。从那以后,直到南明首都的陷落,这支前义军的残部盲目地向扬州和南京流窜。史可法为此十分惋惜。他的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已经破裂了。在战争的这一如此紧要的关头,有些人仍然相信进攻策略能够挽救南京。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北方的积极努力,才能保证那些其力量举足轻重的地方豪杰的不断支持。不错,李际遇已经随同许定国归顺了满人,但是还有其他的地方豪杰,像河南的刘洪起,山东长山县的刘孔和,他们似乎准备抵抗新的统治者。这时,那些最初因希望率先恢复中原而跟随史可法的激进的文官和将领们,把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一可能性:那些乡绅率领的武装会奋起而响应在淮阳的军事进攻。大约就在此时,徐州诗人阎尔梅被聘为史可法的营中幕僚,即私人秘书。他在1645年2月15日与史可法的谈话中,力请史可法派遣他的军队之一部进入河南以保卫其侧翼,并鼓励那里的抵抗运动,并由此他才允诺入幕。阎尔梅之意,一是要说服那些对效忠南明犹豫不定的地方豪强,一是要联系在山东以“榆园军”而闻名的农民军。这群在崇祯年间由两个名为任七、张七的人组织起来的骁勇之军,已控制了该省最西南角曹州的盐碱山地和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也是将领刘泽清的家乡,他曾在1640年的饥荒以后镇压过那里的农民起义,并为此受到非议。这时刘泽清是南明的镇将;一些勤王者,包括刘宗周的学生叶廷秀和阎尔梅自己,都希望联结榆园军,在黄河两岸鼓动人民起义,然后与这些“义军”一起收复中原。阎尔梅在他与史可法的会谈中还没有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计划,史可法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新幕僚的请求。但是在后来写给史可法的一封措辞率直的信中,阎尔梅确实详细说明了他的北伐战略和驱使他采取这样一种战略的强烈感情。在那封既谈到了军事计划,又谈到了义士节操的信中,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这时,就像以前一样,阎尔梅重申“诚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他说,果决的行动和大胆的进攻,能够振奋人心。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也。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阎尔梅在他给史可法的信中认为,欲收此效的最好办法是史可法自己率军自扬州开赴此地。与淮阳地区的其他军队不同,史可法的军队不是流寇和乌合之众,它由受徐州百姓欢迎的“义士”组成。此时,那里的百姓正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为了避免这一难逃的厄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师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实际上,阎尔梅指出,史可法军队在南方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潜在的抵抗运动。因而,给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帮助而不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责任了。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

                      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

                      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他上疏皇帝说: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因而,为了阻止东部防线的崩溃,史可法沿着从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到黄河南岸尚属稳定的防线,召集尽可能多的南明部队去支援刘泽清的守军,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后一个月里,史可法就开始筹划淮安的防务,一切都布置在淮安的南边,在大运河与洪泽湖交汇处的清江浦集结他的兵力。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南京政权提供所有一切援助的时候,这个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童妃案

                      在史可法指挥的西部战区,河南北部明军控制区内的巡抚陈潜夫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自称是福王世子前妃的流亡者。这个妇人告诉他,她姓童,她与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北方农民起义而离散了。陈潜夫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满怀喜悦地在1645年4月5日把她护送到南京。皇帝听到童妃到来的消息并无喜色。他没在宫廷上欢迎她,而是把她移交给锦衣卫,由他的一个太监加以审讯。这位太监审问得很详细,对他听到的回答表示相信,即的确如其所称,她是福王世子(现为弘光皇帝)的第三个妃子。因为识文断字,童妃为冯可宗写出了她入福王世子宫殿的详细证明,包括准确的日期,也叙述了在北京爆发起义后他们的流散过程。于是这位太监给皇帝准备了一份记录,呈上了有关她身份的证明,包括她提供的许多细节。然而,当他把这份奏本呈给弘光时,弘光只瞥了一眼,就脸色陡变,挥手把记录扔在了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随后,他正式下令,由一个叫屈尚忠的太监来进行所谓的“严讯”。屈尚忠可能是东厂特务组织的成员。这道允许采取最残酷刑法的命令,引起了朝廷的轩然大波。一些像马士英这样的高级官僚相信,童氏确实是前妃,除非是神经错乱,或者是傻子,没有人会假冒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本人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她的身份。实际上,马士英不能理解为什么皇上拒不认账。根据一份记载,马士英曾对阮大铖说:“童氏系旧妃,上不肯认,如何?”阮大铖回答说:“吾辈只观上意,上既不认,应置之死。”站在一旁的张捷说:“太重。”阮大铖说:“真则真,假则假,恻隐之心,岂今日作用乎!”但马士英坚持说:“真假未辨,从容再处。”童氏声称曾为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一事,对马士英影响尤深。在他看来,一切刑法的动用都应暂缓,直到在河南找到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南京为止,以安抚那些愿意相信她的身世故事的百姓。但是为时已晚。在弘光1645年5月1日下令把她交付给他的太监拷问之后,她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童妃案件立即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使那些忠君之士保住势单力薄的河南营寨的一切希望都化成泡影,因为在这里,浙江的投机分子陈潜夫参与了童妃的“阴谋”。几个月以来,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不过,他和他的主要同盟者刘洪起(他在开封和汝宁地区指挥着大批部队)一直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不和。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此举失败后,他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越其杰很快就使得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失去了对南明的忠诚。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这个省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但是,当他的儿子萧三杰亲自向越其杰报捷时,这位巡抚指责他们父子二人是土匪。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寨门以示抵制。当越其杰通过这个地区时,遇到的是关团的栅门和敌视的哨兵。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河南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马士英则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人们反对这个人。此时童妃案发,作为发现童妃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可怕的牵连。对马士英来说,已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陈潜夫了。陈潜夫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但这就把河南的统治权留给了马士英的妹夫、无能的越其杰。这样,那些豪杰对南明的忠诚都相继丧失了,河南暴露在长驱直入的清军兵锋之前了。童妃案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弘光皇帝本人的信任。根据透露出来的童妃被捕和受虐待的详情,特别是她自己的身世,大多数人都认为童氏确实是福王世子的妃子。但是为什么福世子、现在的皇帝拒绝她返回宫廷呢?是不是他有什么理由不想让她看见呢?他对她有些不放心吧?南京的官吏和百姓们提出了这些疑问,因为这使人们想起,福王世子在马士英的军营里介绍他自己时,是用了一个王侯的玺印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在北方混乱的起义军占领时期得到了真正的印玺,冒名顶替真正的福王世子,然后向马士英谎称他是一个王室的继承人呢?如果这些确实发生过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冒名者当然是无法骗过他的前妻的。那是不是说现在的福王世子是个冒充者,而童氏倒是合法原配呢?这样,童妃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弘光皇帝本人合法性表示怀疑的风波。尽管这些传闻可能

                      指秦国的军队。死人不会说话,卜偃说这句话,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这个人有可能是狐偃,也有可能是先轸,总之是晋国的鹰派。这句话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准确的情报作为依据。两年前,秦国与郑国签订秘密盟约后,秦将杞子等人就一直留守在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驻外部队。听到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他给秦穆公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郑国人对我们很信任,要我们担任新郑北门的守卫任务。如果派大军潜行而来,里应外合,消灭郑国易于反掌。”这无疑是个馊点子。当年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秦国离郑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就算消灭了郑国,好处也只能让晋国得到,对秦国没有任何意义。秦国的大夫蹇叔则进一步指出:“劳师袭远,是兵家大忌。部队从秦国出发到郑国,有千里之遥,怎么可能‘潜行’?不但郑国人会知道这个计划,晋国人也会知道。”坚决反对杞子的提议。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杞子的计划,不但目标的设定有问题,操作起来也不具备现实性。但秦穆公显然将晋文公的去世当做秦国称霸的一个契机,听不进蹇叔的劝阻,决定派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带部队前往郑国。孟明视是大夫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则是蹇叔的儿子。关于百里奚这个人物,《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第一,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人作为陪嫁的奴仆,一并送到了秦国。在《左传》的记载中,这两个人自此没有下文。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则井伯即为百里奚无疑。《史记》又记载,百里奚在前往秦国途中,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了送亲队伍,而且流亡到楚国,被楚国人当做三无人员给抓了起来。秦穆公听公孙枝说百里奚有德有能,想花重金从楚国人手里将他赎回,但又怕动作太大,引起楚国人的警觉,于是派下人出面到楚国交涉,说:“我国有一个逃亡的奴仆百里奚现在贵国,请允许我们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以惩戒逃亡之人。”五张羊皮,在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楚国人听了,也没怀疑什么,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人。到了秦国,秦穆公亲自来迎接百里奚,一问年龄,已经七十了,老是老了点,然而满腹经纶,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如同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般高兴,拜为大夫,令他主持国政。当时国人都戏称他为“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于是将蹇叔也找来,拜为上大夫。虽然《史记》言之凿凿,但百里奚与井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左传》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公元前628年,秦国打算派兵袭击郑国。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只有蹇叔站出来表示反对,则百里奚无疑已不在人世。秦穆公坚持要派兵,蹇叔牵着孟明视的手,说:“大侄子,我恐怕只能看见你出师,不能看见你回来了哟。”秦穆公知道了,派人警告蹇叔说:“你这老头子胡说八道个啥,如果不是活得长,你坟墓上的树都可以双手合抱了!”言下之意,我听你歪歪叽叽几十年,早听厌了。秦国大军从东门出发,蹇叔前往送行,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忍不住哭泣,嘱咐他们说:“此去郑国,一定要小心晋国人在殽(xiáo)地偷袭我军。殽地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南边山麓是夏朝后皋的陵墓,北边山麓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倘若死在那里,就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替你们收拾尸骨吧。”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反对出兵的不止蹇叔,还有百里奚。而且在秦军出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参与了“哭师”。仔细推敲起来,《史记》的记载有点不靠谱:公元前655年,百里奚已经七十岁,到公元前628年,百里奚如果还活着,则已有九十七岁。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活到九十七岁恐怕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还是采用《左传》的观点,即:百里奚与井伯是两个人,孟明视出征的时候,百里奚已经去世。言归正传。公元前627年春天,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离郑国很近的王城雒邑。经过雒邑北门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孟明视令战车上的弓手和持戟之士脱掉甲胄,下车步行。然而刚一过城门,秦军将士就纷纷跳上战车,动作十分彪悍。当时王孙满尚幼,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说:“秦军轻佻无礼,必定失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防备不周。身处险境又没有防备,且无谋略,哪能不败?”秦军公然经过雒邑,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郑国如果有常驻雒邑的间谍或是外交人员,只要轻车快马走小路给新郑送去一封密报,秦军偷袭新郑的计划就得泡汤。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郑国官方似乎仍然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不知情。新郑城内,一切有如往日般平静,秦将杞子等人带领的小支秦军部队仍然负责北门的警备,一丝不苟地检查着可疑人员的行李和证件。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的出现,秦军这次千里奔袭郑国至少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弦高是来往于新郑与雒邑之间的商人。他的生意很简单,在郑国收购牛,贩到雒邑去卖,从中赚取差价。春秋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相当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中属于垫底。但是,郑国的商人地位特殊,某些商人自郑桓公年代就与公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世有盟誓”,休戚与共。据《国语》记载,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听了史伯的建议,向东经营自己的势力,用大量的金钱贿赂雒东诸国,收买人心,背后想必就有商贾巨富为其撑腰。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心脏,是南来北往的交道要冲,商业远比其他诸侯国发达,郑国商人地位因此比别国商人高也不足为奇。弦高是否与郑国公室有交往,《左传》没有明说。但是当他途经滑国,听到秦军入侵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赶回新郑去,向郑穆公报告敌情。弦高自己则装作郑国的使者,带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前往秦军大营。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视,他神态自若地说:“寡君听说您将带兵经过蔽国,特命在下来犒劳大军。”古人献礼,讲究先轻后重,弦高先以四张牛皮献给孟明视等人,然后再以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将士,搞得像模像样。秦国人对他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既然派使者前来劳军,说明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显然是不可能了。孟明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防备,我们如果硬攻,很难攻克;如果围城,又没有后援,只能回去。”孟明视不想白跑一趟,顺手将滑国灭了,掳获大批财物,一路迤逦西行。而在新郑,郑穆公收到弦高的情报之后,派人到杞子等人居住的宾馆打探,发现秦军正在厉兵秣马,作战斗准备。他派人前去拜访杞子,说:“各位在敝国久居,将敝国存粮吃得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听说你们将要远行,也没什么相送,郑国有块原圃,和秦国的具圃一样,是打猎的胜地,各位可以到那里自行方便,打几头麋鹿作为粮食,也好让敝国轻闲一下,如何?”话说得很客气,杞子等人听了却是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密探又送来孟明视大军撤离的消息。杞子知道机密泄露,大势已去,逃亡去了齐国,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驻守新郑北门的秦军部队也一哄而散。秦军劳师袭远,已经是一错;袭远不成,顺手灭掉滑国,又是一错。这两错的理由相同:郑国和滑国离秦国千里,就算灭了这两个国家,也无法管理,只能让他国得利。至于获得些许战利品,更不似大国所为,反倒像鸡鸣狗盗之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明视自滑国起程的时候,晋国也正在酝酿袭击秦军的计划。刚刚继承君位的晋襄公主持了军事会议。先轸非常兴奋,说:“秦伯不听蹇叔的劝告,因一己之贪而劳累全国,是上天给我们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必须讨伐秦军。”“我们尚未报答秦国人的恩惠,反而攻击秦国的部队,难道先君才死,你们就忘了他的立场了吗?”栾枝反驳道。“秦国不对我国先君的去世表示哀悼,还讨伐我同姓诸侯,是秦国人无礼,还谈什么报答?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后患将波及几代人。祸及子孙,难道是先君的立场吗?”辩论的结果,先轸占了上风。晋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发兵,并且策动姜戎部落派兵相助,前往殽山拦截秦军。秦军从雍城出发的时候,蹇叔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要提防晋军在殽山打埋伏。但西乞术和白乙丙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孟明视也放松了警惕,加上秦军在滑国掠夺了不少辎重,经过殽山山谷的时候,部队拖拖沓沓地,竟然拉了近十里长。从殽山的地形来看,恐怕只能说,秦国人完全是为了让敌人伏击才摆出这种长蛇般的行军队列。晋国人等秦军完全进入山谷后发动进攻,将秦军截成几段,分割包围。这一仗,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成为了晋军的俘虏,从滑国抢回来的战利品,不消说,也成为了晋国人的战利品。获得“殽之战”的胜利后,晋国上下才为晋文公披麻戴孝。自晋献公年代,秦国与晋国就互相通婚,不是晋国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就是秦国将公主嫁到晋国来,双方借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后人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就是出自这一段典故。然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的附属物,一旦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两国就不免拔刀相向,将几十年的交情全部抛到了爪哇国。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之中,女人虽然是弱者,却时常以其柔弱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正是因为他姐姐在秦穆公面前以死相挟,他才得以免受耻辱,并最终被释放回国。十八年之后的殽之战,秦军三帅成为晋国的俘虏,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希望能为秦国做一点事,便向儿子晋襄公请求释放这三个人,她说:“就是这三个人离间秦、晋两国君主,导致两国交兵。秦君如果得到这三个人,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哪里用得着你动手?不如让他们回秦国去受死,以满足秦君的愿望。”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按照《左传》的记载,应当就是当年被立为夫人的怀嬴。晋文公死后方获得“文”的谥号,因此现在将怀嬴改称为文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就把孟明视等人释放了。第二天上朝,先轸问起秦国战俘的事,晋襄公如实回答说:“母后为他们求情,我已经放他们走了。”先轸一听,暴跳如雷:“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战场上捉到他们,妇人用一两句话就将他们放跑了,这是损己利人的事,晋国离灭亡不远啦!”说完竟然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就吐了一口痰。晋襄公也醒悟过来了,命大夫阳处父去追孟明视。阳处父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孟明视等人已经在秦国派来接应的船中。阳处父急中生智,解开战车左边的马,对孟明视说:“主公派我来送您一匹好马,请回来将马载走。”傻瓜才会回来。孟明视站在船头作了一个长辑,说:“感谢贵国国君的恩惠,没有将我们杀掉祭战鼓,使我们得以回秦国去接受惩罚。如果我回国被处以死刑,那是死而不朽;如果万幸得不死,三年之后必定回来拜谢(三年将拜君赐)!”秦穆公得到孟明视等人回国的消息,穿着白色的衣服亲自到雍城郊外迎接,见到他们就大哭说:“都怪我没听蹇叔的话,使得你们遭受耻辱,罪责全在我一人。”当场宣布孟明视仍然官复原职,并且说:“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之有?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埋没一个人的优点和能力。”【父子相残的人伦悲剧】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攻我伐,争夺“天下”这个有限的市场。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兴起的近百年间,中原诸国虽有大小,然而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用现代市场理论来说,是完全竞争时期。待到齐桓公兴起,凭借雄厚的国力,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胁迫或诱使其他国家听命于他的领导,霸主政治也随之产生,春秋的历史进入垄断竞争时期,少数几个寡头先后崛起,各领风骚数十年,产生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然,后人对“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历来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说,齐桓公被称为霸主,自然当之无愧。可是,与齐桓公同时崛起的楚成王,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成就上,都不输于齐桓公,在某些方面似乎还略胜一筹。若论春秋之霸,楚成王不应被排在门外。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

                      御医车让、谢筠等人就经常留宿宫中,难免会发生事端。崔胤想来想去最终同意了刘季述等人的请求。于是,刘季述便带着千余名禁军士兵直闯后宫,并趁机将太子李裕挟持,然后以皇后的名义下令,说昨日皇帝李晔砍杀宫女和宦官,是因为御医车让、谢筠劝皇帝杀人以消灾,实属大逆不道之罪,现在鉴于皇帝昏庸,决定让太子李裕监国。刘季述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崔胤,崔胤当时担心刘季述等人大开杀戒,所以只得违心同意。而后刘季述以崔胤等宰相的名义写好联名状,请求太子李裕监国,并命令禁军士兵分布朝堂之上,然后召集文武百官入朝,让他们在联名状上签字。百官迫于刘季述掌控禁军的压力,被迫在联名状上签字。刘季述将太子李裕护送到紫廷院,接受君臣的朝贺。从刘季述直闯后宫到百官朝见太子李裕,前后不过两个时辰的光景,皇帝李晔居然被宣告终结了皇帝生涯,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当时皇帝李晔住在乞巧楼,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做完拥立太子李裕监国的事情后,立即带兵包围了乞巧楼,刘季述让禁军士兵在宣化门外等候,自己和王仲先等人进到乞巧楼逼迫李晔退位。可是刘季述等人刚刚进去,禁军士兵便大声喊叫着冲进宣化门,见人就砍。皇帝李晔闻听喊叫声不断,立刻从床上栽了下来,就在他刚想爬起来逃走时,刘季述等人已经闯了进来,一把将李晔按在了椅子上。“坐下!”刘季述对李晔发号施令说道。李晔惊恐地看着刘季述等人,他不知道这伙宦官直闯自己的寝殿,究竟目的何在。就在刘季述等人进入乞巧楼的时候,宫女们急忙跑到后宫,将情况报告给了何皇后。何皇后慌忙赶来,见刘季述将皇帝李晔按在椅子上,于是她请求刘季述等人不要伤害皇帝李晔。“军容不要惊吓了陛下,一切事情全都交付您全权处理。”刘季述将百官的联名状拿出,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厌倦国事,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现在朝野上下都希望太子监国,请您到东宫休养去吧!”刘季述说完后,将联名状丢在李晔面前,然后直勾勾地看着他。李晔看着眼前的联名状彻底惊呆了。他没想到只经过了一个晚上,局势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他更不明白,为何昨日还和他开怀畅饮的刘季述等人,为何今日态度竟如此。“昨天还和你们一起畅饮,朕只不过是多喝了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李晔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并非我们所为,乃是南衙百官的意思,实在是众意难违啊!还请陛下暂时到东宫避一避,待局势稍稍安定之后,我们会想办法迎接您回来。”刘季述的话虽然说得很是婉转,但谁都明白其隐含的意思是李晔今天必须要走。“陛下!您就按军容所说的办吧!”何皇后见势不妙,立即劝李晔说道。李晔被逼无奈之下,取出传国宝玺交给了刘季述,然后换了衣服与何皇后一起坐上御撵,跟随刘季述等人到达了少阳院。然而,到了少阳院后,刘季述开始凶相毕露,他历数皇帝李晔的多项罪名,然后亲手锁上院门,并用铁水将锁孔熔固,派左军副使李师虔率领守卫少阳院,随时监视李晔的行踪,李晔就这样被刘季述软禁起来。十一月七日,刘季述假传圣旨,诏令太子李裕即位,更名为李缜,尊李晔为太上皇,何皇后为太皇太后,更名少阳院为问安宫。刘季述明白自己的做法是倒行逆施,很是不得人心,为了稳定局势,他一方面假传诏令为相关人员加官晋爵,凡是参加此次软禁皇帝李晔行动的,全都官升一级;另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开始大开杀戒,凡是得宠于皇帝李晔的左右亲信以及宫人、方士、僧侣等全部杀掉。据史书记载,当时宫内每天都在杀人,为了恐吓心怀不服的人,刘季述命令白天用十辆大车将尸体运出宫外,而每辆车只运一两具尸体,以此震慑朝臣。当刘季述软禁皇帝李晔,并在宫内大开杀戒时,消息迅速传播出去,在藩镇之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由于藩镇们的目的不同,所以对待此事的态度也是不同。重登帝位刘季述等人软禁皇帝李晔的消息迅速传播,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例如,退休离朝的左仆射张浚当时闲居长水,闻听此事后义愤填膺,马上到洛阳去见张全义,劝他出兵长安解救皇帝李晔,同时又给各地藩镇写信让他们出兵勤王。当时无棣有个进士名叫李愚,此时正客居华州,他也上书韩建劝其出兵讨伐刘季述等人,但无论是张全义还是韩建,都认为新君已经即位,皇帝李晔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全都不肯发兵相救。不过,那个时候正在定州和李克用交战的朱全忠,在闻听皇帝陛下居然被一伙宦官软禁后,立即从定州回到大梁,准备插手干预此事。刘季述闻听朱全忠突然返回大梁,准备插手朝中事务,于是立即采取主动,派养子刘希度前往大梁,答应将大唐的江山社稷让给朱全忠。然后以皇帝李晔的名义发布文告,又派供奉官奉本前往大梁,声称皇帝李晔已经同意退位。朱全忠十分清楚刘季述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所在,但他当时并无称帝的意图,看完文告后,心中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召集幕僚商议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当时多数人表示刘季述囚禁皇帝,实属大逆不道,劝朱全忠不要和刘季述等人来往,甚至有人提出,朝廷无论发生什么大事,作为藩镇都不应该参与其中。只有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认为,现在皇室发生患难,这是为汴州争霸天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朱全忠就是唐朝的齐桓公、晋文公,国家的生死存亡都寄托其一身。刘季述不过是个宦官,竟然敢囚禁皇帝,朱全忠应该立即兴兵讨伐,而且一旦新君地位稳固,则朝廷大权会重新落入宦官手中。李振的话让朱全忠彻底醒悟,于是他立刻下令刘希度和李奉本,并派李振到长安探听虚实。李振回来后向朱全忠汇报,说长安城内人心不稳,人们对刘季述囚禁皇帝陛下一事表现了极大的不满,看来宦官集团难以控制局势,建议朱全忠出兵长安,帮助李晔重登帝位。不过,就在朱全忠积极准备出兵的时候,朝廷内部已经有人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李晔被软禁事件,为本来就不愿意侍奉朝廷的地方藩镇找到借口。太子李裕虽然即位多时,但藩镇们的供奉却迟迟不到,致使朝廷的财政状况更加拮据,军费及各项开支难以维持。当时神策军中尉王仲先苛刻明察,早就知道军中积弊甚多,贪污侵吞财物现象十分严重,如今朝廷财政困难,他便清查军中物资,发现贪污侵吞者即施以酷刑,并限期偿还,搞得军中人人自危。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时任左神策军指挥使,他曾和部将董从实盗取军库钱五千缗,王仲先查出此事后,当众羞辱他们,并催促他们尽快还钱。孙德昭本就对刘季述、王仲先等人软禁皇帝李晔一事感到愤愤不平,再加上自己被王仲先羞辱一番,更加痛恨宦官集团。后来崔胤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便派判官石戬主动亲近孙德昭,意图拉拢孙德昭共同迎立李晔复登帝位。石戬亲近孙德昭的策略,就是主动请他筳饮,而孙德昭每次喝醉后都痛哭流涕,深以皇帝李晔被囚为耻。石戬见孙德昭忠于唐室,便鼓动他杀掉刘季述和王仲先等几个宦官,迎立皇帝李晔复位,并告诉他这其实是宰相崔胤的意思。面对宰相大人的拉拢,孙德昭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当石戬将孙德昭愿意效力的消息告诉崔胤时,崔胤大喜过望,立即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写上手谕让石戬交给孙德昭,并告诉他联合的人越多越好,事成之后将奏请皇帝陛下给他加官晋爵。作为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在禁军中有着良好的人脉,得到宰相大人的手谕后,他立即联合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等人,决定在新年的第一天展开行动。天复元年(901年)正月一日清晨之际,王仲先早早入朝,当他来到安福门时,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孙德昭,忽然从角落里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下了王仲先的脑袋。然后他快速赶到问安宫,手敲门环高声呼喊告诉皇帝李晔已经将砍杀王仲先,请皇帝陛下出来犒赏将士。最先听到喊声的是何皇后,问安宫连日来死一般的寂静,为何今日忽然有人高喊,而且说已经诛杀了王仲先,这不禁让何皇后有些怀疑是谁在搞恶作剧。不过她还是将信将疑对外边说,如果真的已经剪除逆贼,就请将其首级扔进来。孙德昭立即按照何皇后所说的,返回安福门外割下王仲先的人头,将其带到问安宫扔了进去。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见到王仲先的人头后,才相信孙德昭所说的话,于是让孙德昭撬开问安宫的大门,与何皇后一起走出来。宰相崔胤得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百官到李晔面前道贺,然后发布命令让周承诲与董彦弼领兵急速捉拿刘季述、王彦范等人。安排完一切后,崔胤和文武百官将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迎上长乐门楼,等待周、董二人的消息。没过多久,周、董二人就将刘季述和王彦范五花大绑地带到皇帝李晔面前,李晔本想斥责二人几句后,将两个人押往大牢,可是没等他开口,宰相崔胤就让两边的军士手起刀落砍下了两个人的首级。刘季述和王彦弼虽然已死,但皇帝李晔并没有就此事完结,他诏令将参与囚禁自己的刘季述、王彦范、王仲先、薛齐偓四人满门抄斩,又处死其同党二十余人,同时赦免了太子李裕的罪过,让他继续回到东宫当太子。从正月三日开始,皇帝李晔对营救自己的有功之臣论功行赏,任命立下首席功劳的孙德昭为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并赐名“李继昭”。次日又以崔胤为司徒,崔胤坚辞不授,建议加封想要出兵援救的朱全忠,最终李晔加封朱全忠为东平王,同时任命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名“李彦弼”,一同加封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一起留京宿卫,时人称之为“三使相”。李晔经历这场变乱后,想要借此机会解除宦官干政的弊政,于是在论功行赏过后,他首先对典章机要的枢密使权力加以限制。他发布敕文说,近年来宰相在延英殿奏事时,枢密使在两旁侍候,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与宰相们争论不休;事后又利用权力之便假传圣旨,更改诏令,不断扰乱朝政。他规定从现在开始恢复宣宗李忱在位时的制度,待宰相奏事完毕,枢密使才可以进殿受命。李晔颁布限制枢密使权力的敕文,让宰相崔胤隐约嗅到了皇帝陛下解除宦官干政的决心。在崔胤看来,宦官干政的最大障碍不是枢密使权力最大,而是宦官们掌管着神策军,手中握有兵权。所以他联合诸多文官不失时机地上疏皇帝李晔,请求解除宦官的兵权,将神策军交给宰相们统领。奏疏中写道:“本次祸乱的根源,都是源于宦官典兵之制,请让崔胤主管神策左军、陆扆主管神策右军,这样一来宦官们就不会再作乱,而且藩镇们也不敢再犯上作乱,国家才会稳定。”这封奏疏虽然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奏疏中明确了掌管左、右神策军的人选,这会让皇帝李晔担心刚刚解决宦官典兵的弊政,接下来又要面对宰相典兵的弊端。而且唐朝自建立之日那天起,就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让李晔就此更改古制,这实在是不可能的。面对这封奏疏,皇帝李晔虽然觉得颇为不妥,可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反驳,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不过,此时李茂贞正在长安奏事,听到崔胤想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的消息后,大骂崔胤是军权尚未到手,便有剪除藩镇之心,于是他上疏李晔坚决反对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皇帝李晔十分明白李茂贞的态度其实就是全体藩镇们的态度。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决定多听听意见,于是他又召见“三使相”商议此事。“三使相”本就是宦官一党,先前只是和刘季述等人有矛盾,所以才解救皇帝李晔脱离险境,事实上其内心并无匡辅王室之心,依旧想遵循旧制。所以三个人一致表示将禁军交给南衙宰相掌管,势必要进行较大调整,不如交给北司的宦官掌管更为便利。李晔见这件事情阻力较大,于是便告诉崔胤,说禁军将士都不愿意受其节制,因此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神策军中尉,并提拔宦官袁易简、周敬容担任枢密使。这次被软禁事件过后,使得李晔充分认识到如果想让帝国重归正途,自己首先必须要振作起来,所以他一改先前的颓废状态,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雄心壮志。为了稳定民心和恢复经济,他开始注意地方官吏的选拔,并免除了京畿地区贫民的一年赋税,而且在其复位后所发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时弊的办法,尤其在敕文的最后,李晔表达了“进忠贤以启正途,黜邪佞以惩覆辙”的决心。但是李晔或许过于乐观,在当时朝廷内部局势不稳,外有藩镇不断作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政令可以说是不出宫门,要想使国家重新回归正途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皇帝李晔所颁布的赦文中的改革办法,到最后全都成为一纸空文,一场动乱之后,朝廷内除了赏了几个有功之臣和诛杀了几个作乱的宦官之外,一切还是老样子。不过对于李晔来讲,虽然朝廷暂时进入平稳状态,但因为他拒绝将禁军兵权交给崔胤等人掌管,因此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向他悄然袭来。而这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终结了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国运。再次出逃在解救皇帝李晔的过程中,虽然“三使相”始终冲锋在前,但谁也不能否认崔胤在其中的联合之功,所以崔胤以除逆之功得到了皇帝李晔信任与器重。崔胤历来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并以彻底消灭这个集团为己任,本来计划除掉刘季述等人后,自己掌握禁军,但因为阻力重重而未能如愿,于是便想借助藩镇的力量来对付宦官。此时李茂贞正要辞别回归本镇,崔胤以朝廷局势未稳为借口,请求他留兵宿卫京城长安。事实上,李茂贞对此求之不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李茂贞留其养子李继筠带领三千人马驻守京城长安。不过当时左谏义大夫韩偓认为这个做法可能会招致新的动乱,多次向崔胤提议请凤翔兵回归本镇,而崔胤拒不接受,他给出的理由是凤翔兵不想返还本镇。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崔胤的这种回答立即激起了韩偓的强烈反应,他反问凤翔兵宿卫京城长安,是谁主动请求留下的,崔胤无言以对。事实证明,崔胤留下凤翔兵,不仅无助于他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正像韩偓所预料的那样,最终造成了一场祸乱。崔胤自以为凤翔兵可用,便急于对宦官下手,天复元年(901年)四月,崔胤建议为宦官害死的官员平反昭雪。于是,皇帝李晔下诏为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中被仇士良冤杀的王涯等十七家平反。事实上崔胤这是在舆论上为剪除宦官做好准备。紧接着崔胤又收回宦官手中的曲酒专卖特权。曲酒专卖始于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文宗李昂在位时为了限制宦官特权一度解禁,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六年九月,又在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官店负责酒类专卖,以代百姓缴纳酒钱,上缴度支以充军用。杨复恭担任神策军中尉时,向度支借卖曲一年之利以供军需,从此便不肯还给度支。崔胤为了限制宦官特权,允许卖酒者私自造曲贩卖,这样一来左、右神策军先前所造的酒曲,就必须尽快减价卖出,因为崔胤规定过了七月便不准再卖。崔胤开放曲酒贩卖制度不仅剥夺了宦官的财权,而且也损害了一些藩镇的利益,由于凤翔镇也在禁止之列,而李茂贞不愿意放弃这一聚财之路,所以崔胤在利益上与李茂贞形成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俨然破裂,甚至成为仇敌,当时李茂贞不断上疏争辩,而其三千兵马此时还在京城长安,这让崔胤感到当初实在是引狼入室。他见势不妙,便暗中通知朱全忠,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进京援助自己。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靠山,崔胤便不再害怕,于是他加紧了剪除宦官集团的步伐。闰六月,崔胤再次秘密上奏皇帝李晔尽快下诏铲除宦官,宫内事务可以交由宫女们暂时掌管。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宦官们当时可谓是手眼通天,通过设在皇帝陛下身边的耳目,宦官对崔胤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当时韩全诲背着崔胤面见皇帝李晔,流着泪哀求

                      久久精品国产亚洲7777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别的好说,比如各路兵马的任务,由谁去抄后路,由谁来打埋伏,由谁肃清开封周边的金军游骑等等军事调配,这是正常的军事任务,下令就是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哪天开始行动呢?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才行,选……谁有资格选,谁懂呢,最后大家一致认定,要找专业人才。于是,一个江湖术士光荣中奖,由他来定这个无比重要的日子是哪天。术士说,二月六日好。嗯,宋朝官方全体同意,就那天了。时间还早,大家要耐心。在等待中,一个人越等越怒,越怒越急,越急越觉得命运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人是姚平仲。姚平仲,字希晏,西军大将。翻开他的履历就是一部郁闷史。他很神勇,十八岁时参加了臧底河之战,杀敌无数,在军中声望鹊起,被称为“小太尉”,也就是无冕的节度使。这样了不起当然引起了上层注意,童贯一时高兴召见了他。本以为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成功的、父慈子孝一样的见面,没想到姚平仲典型的恃才傲物,不把太监当回事。童贯大怒,能打是吧,有功是吧,资金扣发,赏一双小鞋穿穿。方腊起义,童贯率西军南下,他特意带上了姚平仲。这人是不识好歹,但真是能打,所谓光干活儿不给钱才是小鞋的王道,姚平仲不上前线谁上。战争打完,姚平仲的战绩再一次辉煌,童贯想了想,有点不忍心了。他把小姚叫来,摆出大笔金银,说都赏给你了。姚平仲却仍然冷冷地说他不要赏钱,他只想见皇帝一面。童贯大怒,给脸不要,你小子想报复是吧,想当面向皇帝诉苦是吧,偏不让你如愿。让王渊、刘光世等乖宝宝进京面圣出头露脸,姚平仲,你回边疆上继续为国立功!这次金军入侵,姚平仲积极响应勤王号召,带兵杀到开封城下,满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却不料李纲定下的计策简直是量身定做一样的压抑他。这也太有针对性了吧,数遍开封城内外的宋朝主将,王宗楚是禁军大头领,金殿上的摆设而已,只配欺负平民;李纲纸上谈兵,再怎样也别想率军出战;种师道老得牙都掉了,据说来的路上还躺过一阵担架,只有他姚平仲战功赫赫,是主战型的、年富力强的战将。可李纲的计划偏偏就没有决战的环节,让他没有用武之地。尤其是最后一步,在黄河岸边解决完颜宗望,那时金军已经耗尽了锐气军力,宋朝二十多万兵马一拥而上,是个乱刀砍人的局面。他再神勇,能显出什么?不行,这太不公平了!姚平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摆上历史舞台的最中央,让闪光灯照耀自己,只照耀自己,把之前所有的亏欠不平都补回来!姚平仲在二月初一日夜间率领一万步骑出城偷袭金营。他想得很好,比如生擒完颜宗望,救回康亲王,这些都是不世大功,他必将从此登上宋朝军人之巅。这巅峰会高到何处,以“复燕云者王”为例,童贯一个太监都能做到郡王,他这时解京城之围,救亲王、解帝危,到论功行赏时只有一个可能——胙土分茅。当异姓王。他这样激动地冲了出去,迎接他的是等了很久的金军。完颜宗望居然早就派人在半路上截杀他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金军的掌握之中!消息走漏了,只有这一个可能。那么内奸是谁,隔着城里城外二十多万宋朝正规军,消息都能如此准确及时地送过去,这是怎样的手段……这个内奸又是个什么样的等级?这些在历史中没有记载,所以只能去猜,去愤怒,却无法分析得出。而当时姚平仲的命运也是这样,一万步骑去偷袭还勉强,夜间被对方反偷袭,只有迅速崩溃这一个结局。姚平仲没死,他逃跑了,这个逃跑是传奇级的,足以载入世界史册。他当晚马都丢了,骑着一匹青色的骡子狂奔,一昼夜间居然跑出去了七百五十里,到达了邓州,到这儿才吃着早饭。之后入武关、到长安,想进华山里隐居,但是想了想,华山太小了,不安全。他骑上骡子继续跑,跑进了四川,到了青城山的上清宫,到这儿他已经远离中原,没人认识他了。可他还是觉得不够远。继续跑,跑进了大面山,深入二百七十余里,连采药的人都见不着了,他才把那匹骡子放了,找个山洞开始以后的生活。这人活得挺好,过了几十年,到八十多岁时才从深山里走出来,他“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有传说,他在山里年久得道,是个仙人了。呸,说他是仙人,不如说那头骡子才是神骡。回到公元1126年二月一日的夜晚,姚平仲率军出击时,城里的人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是李纲,他按照惯例在巡视城防。知道的人是皇帝赵桓,他得到消息后不是派人去追回姚平仲,而是紧急派人通知李纲,说姚平仲已经出击了,肯定成功,你马上亲自带人去封丘门外接应。李纲呆了,这是哪儿跟哪儿,他是城防司令,大将带人冲出去了,居然没有事先通知他。看命令,是钦宗亲笔写的,想犹豫吗,这样的命令一口气连下了三道,不容他不照办。于是,李纲率兵出城,事后证明这还是很必要的。金军在击败姚平仲后,立即向开封城推进,想在黑夜中乘乱攻城。李纲刚好在城外幕天坡附近迎上了金军,一通乱战,他在城外把金军打了回去。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当他在黎明拂晓时分回到城里后,发觉城里比城外乱得还厉害。大宰相李邦彦怒了。首相大人暴跳如雷,什么偷营、截击、救人、救国,在他的心里都是犯罪,这会激怒金军,害了他的性命!他早就说过不能打,现在好了吧,谁说能赢的,输得人都跑光了。李纲也很紧张,姚平仲打乱了计划,让他的全盘布置都落空了,现在这样,怎样为继?关键时刻,种师道站了出来。老将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他根据这时的局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打法。——劫寨是个失误,但也可以转化为胜机。昨晚失败了,那么今晚再去劫,还失败的话,连续劫十天。十次之后金军必将疲惫,无法支撑,只有退兵一途。那时,李纲计划的后半部分仍然可以实施,黄河两岸仍然是金军的覆灭之地。这个计策好不好,相信只要脑子里稍微有点皱褶的人都能分辨出来,可惜的是,这时宋朝的当家宰相就是个没皱褶的……李邦彦拂袖而去。他下决心再也不跟这帮疯子混在一起了,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这次必须把局面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毕竟,我才是首宰!李邦彦发怒的同时,牟驼冈上的完颜宗望也爆炸了。他跳到张邦昌、赵构的面前一通吼叫,痛骂宋朝背信弃义,一边说讲和一边来偷营,你们宋朝能不能更无耻一些?!为什么骗人呢?面对咆哮的完颜宗望,张邦昌、赵构的反应截然不同。张邦昌吓坏了,一摊泥一样倒在了地上,痛哭流涕请求原谅,再三向女真人保证,他是一个诚实的、柔软的、百依百顺的宋朝人。完颜宗望一见此景心情大好,提起全身功力加倍吼叫之后,决定把张邦昌牢牢地记住,以后当做重点培养对象使用。赵构却不动声色,任凭完颜宗望声情并茂哪怕飙出恐龙音都无动于衷。这让完颜宗望惊奇之余很怀疑,这是宋朝皇室的亲王吗?这和普遍意义上的宋朝上层人物反差太大了……不会是宋朝舍不得亲王,随便派了个小青年来冒充吧。完颜宗望决定退货,不管赵构是不是康亲王,都要求换人。让宋朝派个别的亲王来,换走这个表情痴呆症患者。张邦昌、赵构的命运就在这时决定,之所以两人以后的遭遇天差地别,说到底,完全是自己的胆识修养决定的,半点都不用怨天尤人。赵构被送回开封城里,这时开封城正在沸腾中,是千年以来,哪怕开封还叫大梁城以来,都没有过的新鲜热辣。北宋一代,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正在上演。民变!事情是李邦彦挑起来的,这位抓狂的首相很神勇,说到做到,真的在这种局面下的都城里搞事了。他以军事失利为由,把李纲、种师道罢免,全盘接收军权,废除了李、种之前的军事安排,全心全意纯洁剔透地向金军投降。赵桓麻木中,对李首相的举动不予置评不予支持不予反对。他只是希望再别有人去打扰他了,让他安静一小会儿就好。就在这时,金军使者送赵构回城,顺便要求宋朝解释。李邦彦立即就解释了,这和他没有关系,全是李纲、种师道干的,什么,你们愤怒,那好,我可以把李纲绑上交给你们,带回金营去好了。金军使者傻掉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宋朝人是不是在拿我开涮?面对此情此景,该使者决定镇静、淡定、从容,绝对不给宋朝人开涮的机会。他拒绝。李纲你们自己留着吧,想打想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留下了赵构,带走了越王赵偲,回营交差了事。金国人走了,李邦彦长出一口气,觉得还是不安全,他想到了之前被李纲扣下的三镇割让诏书,这是金军着重要求的,怎么能忘了呢?他派专人去金营交割这三镇的归属。这位专人在历史里还是很有名的,姓秦,叫秦桧。做完了这些,李邦彦才感觉应该休息一下了,他累得要死又轻松得要命地走出了宫门,刚要回家,迎头撞上了陈东。一千多名太学生在陈东的率领下向政府请愿,在他们的身后是十多万的开封军民。他们要求罢免李邦彦,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一致对外,停止内耗,给宋朝的百姓们一条生路。十多万人走上街头,相当于开封城里十分之一的居民总数了。他们忍无可忍,根本没必要再忍了,因为号称全世界最富裕最文明最平安的都市开封居民们已经一无所有,变成了赤贫。这根本不是城外的异族人害的,都出自于城里宋朝自己的官员之手。李邦彦、王孝迪甚至是新皇帝赵桓,他们一道道的命令,把他们的身家财产全都充公了!现在李纲、种师道也被罢免,这等于毁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生存的希望。到此地步,只有反抗!面对汹涌的开封市民,李邦彦的第一反应是可笑,这些贱民们真是发癫,这样有用吗,我是官你是民,只有被领导的命运!可是他错了,这个只会唱曲子耍把戏的无赖忘了这再不是蔡京、童贯的时代,他一个弄臣一个小丑的本质,再也没法压制民意。老百姓们一拥而上,板砖石块像雨点一样砸了过去,十多万人怒喝,你一个浪子怎么配做宰相?!李邦彦抱头鼠窜逃回皇宫。民变了,这个消息像飓风一样刮向开封官场,官方迅速做出反应,派开封市长去弹压。开封府尹王时雍赶到现场,他抓住重点,对太学生们说,你们这是在要挟天子,是在犯罪知道吗……王时雍迅速逃离,后面是无数的板砖石块。新任宰执吴敏出面,觉得自己是册立新君的有功之臣,有面子有影响,结果一样被赶跑。民潮进一步汹涌,他们到了皇宫门前,敲响了登闻鼓,要皇帝出宫来见面。出来的是十多个太监,都是些平时作威作福有头有脸的,他们想用皇帝的名义往外赶人,因为实在太不成体统了,连登闻鼓都敲破了……一会儿之后,这十多个太监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碎肉。杀人了,局势升级,马上就要不可控制。军方终于出面,禁军殿帅王宗楚进宫面见赵桓,请示任务,是杀人还是妥协,哪个您快点选。赵桓选妥协。于是,以官方文件对外宣布李纲恢复原职。这个文件写得很快,派专人送出皇宫传达给李纲。到这步,民意胜利了,政府的危机也算过去了,可事情居然还是出了岔子。问题出在送信的“专人”身上,这是个叫朱拱之的大胖子太监。事隔几百年我都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恶搞,皇宫里太监无数个,这样的急事居然派出个大胖子。只见这位巨胖,在万众瞩目下走出了皇宫,一步一颤一寸一挪,无比艰难缓慢地向李纲家的大门前进……直娘贼,腌臜泼才,忒煞欺负人!十万人一拥而上,朱胖子也碎了。官方被进一步震撼了,这次快马加鞭再没有半点阻碍,去宣召李纲上任,第一个任务是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安抚百姓。读史到这里,要注意。这不是什么胜利,更不是件好事。在民意来说,在看客来说,这很过瘾,真是出了口恶气。但对当事人来说,比如陈东,就危险之极了。官方的人不是白杀的,当时就有人劝陈东逃跑。陈东哈哈一笑,跑什么?现在我的头已经掉在地上了!只是为国为民,必须把这件事做彻底了,别的根本不去考虑,也没法考虑。对李纲来说更是这样,不说他在东京保卫战中得罪了整个官场,光是这时的民变就让他万劫不复。民心向李纲,致皇家于何地?!当李纲来到现场,接受百姓欢呼时,不知他是什么心情。李纲出现了,百姓们没有满足,还有种师道。大敌当前,他们最看重的是军方人物。官方百依百顺,派专车接来了种师道。当车帘掀起,露出种师道的满头白发时,开封城的市民们才放心满意。他们散了。这次民变的作用是伟大的,不仅一举让腐烂怯懦卑鄙无耻的宋朝上层屈服,连城外的金军也怕了。当李纲、种师道重新上任的消息传到牟驼冈时,完颜宗望下令撤退。宋朝终于爆发出了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气势,仅仅是气势,并且是民间的,金军就怕了。他们带着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数不清的珍玩玉器,向北方撤退。东京保卫战至此结束。但事情并没完。金军还在宋朝的境内,这一点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第一种,是首相李邦彦。这浪子还是首相,开封市民们太善良了,至少要让这个败类罢官才能散嘛。可是百密一疏,这人还是宋朝的顶级高官。金军在境内,他寝食难安,时刻紧张。他觉得无论再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送走这批凶神;第二种是种师道。老种将军觉得这是机遇。他说,李纲的计划仍然是可以执行的,立即运动兵力到黄河两岸,无论在哪一端展开围攻,仍然可以全歼来敌。这事没有展开讨论。种师道被勒令回西北老家去,隐居还是当兵随他便,国家的事不必他操心。至于黄河两岸,李邦彦派人送了两面大旗过去,上面写着“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军法,杀无赦。这样两面大旗在黄河两岸迎风招展,保佑着完颜宗望率领六万金军,拖拖拉拉带着无数辎重渡过大河,踏上了回家的道路。至此可以总结一下了,这一次所谓的东京保卫战的本质是什么。抛开一切的细节,看最主要的脉络,我们会发现,金军只是打了两次毫无效果损失惨重的强攻战,一次连开封城门都没能摸到的反偷袭,就得到了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亲王为人质、割让北方三镇的空前胜利。怎么得到的呢?全是宋朝自己拱手送上来的,不仅一定要金军收下,连回家上路时的安全都单方面保证了!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战胜战败,而是媾和!第二十一章钦宗式沉沦尽管是“媾”,宋朝的上层也很满意。金军围城长达四十余天,这时雨过天晴,怎一个舒爽了得!安心之后,大佬们开工,去收拾乱摊子。在这个过程里,宋朝上层显示出了非同凡响的行政能力,把想干的事有条不紊地一件件完成。第一件,清理开封城。这段日子实在太乱了,开封城自从姓赵以来,近一百八十年一直安静祥和,现在居然闹民变了。追究责任,都是太学生闹的。很好,秋后算账。其实,事发当天李邦彦等人就已经动手了,在李纲、种师道露面,开封市民逐渐散去之后,官方突然集结人力,抓捕了几十个“暴徒”,不经审问,直接斩首。这就是宋朝当局对民变事件的处理态度。这时金军退走,宋朝没有了外患,可以全力以赴地处理内忧了。李邦彦、李棁提议,把陈东等太学生领袖抓捕,擒贼擒王,直接快当。王时雍反对,开封市长认为这样太幼稚了,杀了一个陈东,还会有张东王东,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应该出兵包围太学,把所有的学生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这个提议太彪悍了,立即震动官场,万人传扬。想想连姚平仲夜袭都能泄密,这样的事能不飞出皇宫,传遍开封城里的大街小巷吗?太学院里一半的学生立即消失闪人,离校出走。这让王时雍非常扫兴,这样就没法做到规模宏大血流成河了。不行,太学院的官方要立即出面,去召集学生们回校等刀。国子司业,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马上赶到了太学里,把剩下的一半控制住,并通过种种渠道向没走远的学生们讲话,快回来吧,再不回来的

                      他做得很好,对内对外无论打谁,都没让宋朝吃亏。可这时,他只听到了一个对方增兵的消息,却立即吓傻了。他脑子里闪出的公式再简单不过,在边境线上辽军以少胜多,他手里已经没什么底牌;现在对方增兵了,他还能怎么办?向东京求援,让赵佶也给他增兵吗?举国精兵都在他的手里,根本无兵可派。那还等什么,马上撤退。他下令前线东、西两路军迅速向后方雄州方向撤退,一定要快,绝不和对方的增援部队接触。但这个命令被西军拒绝。以种师道为首,西军的将领们集体反对。理由并不是虚幻的荣誉感什么的,而是全军覆没的危机。理智告诉他们,在这种局面下,是万万不能撤退的,只要退,一百三十六年前的悲剧就将重演。童贯或许忘了,种师道等职业将军们却清楚地记得,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雍熙北伐,北宋第一良将曹彬在撤退的途中被耶律休哥追击,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把宋朝的血本都赔了进去。而这是定律,不管时光流转多少年,只要是宋、辽两国交兵,宋军敢在这个地段撤退,结局都是同样的。因为这里是大平原,辽军是骑马的。宋朝的步兵们哪怕先跑两三天,辽军都能轻松地追上去,然后步骑混战,无险可守,任何部队都死定了。理由报上去,童贯却不在意,他严令立即后撤,这时没接战,只要动作快,让辽军追不上不就成了,哪儿来的那么多顾虑?!西军开始后撤,他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尽管辽军火速追击,他们仍然抢先到达了指定地点——雄州城下。安全了,眼前就是东北边境上的重镇,这一道高墙比西北方面的军砦强得太多了,以西军的素质,只要住进去,哪怕来三四倍的敌人,也休想攻进去。可是关键时刻,童贯的命令又到了,他命令西军不许入城,就在城边和追击的辽军决战,把这股敢深入宋境的敌军吃掉。于是,种师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城门,转过身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率部杀向蜂拥而至的辽国骑兵……抛开雄州城门,这和在大平原上被辽军追上有什么区别吗?甚至那扇该死的城门还不如没有,有了它,士兵总要忍不住回头看上几眼,总觉得还有退路,没法像在大平原上身处绝境,去拼死决战。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战,西军不仅被自己的领导给玩残了,甚至还被老天爷暗算。不早不晚的,就在两军相接开始肉搏的时候,突然间天空阴霾,北风骤起,下起了冰雹,而冰雹的大小居然像人的拳头一样……可这是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六月三日好吧,这个时令的河北大地上居然下起了这种规模的冰雹!吹的还是大北风。还有没有天理了,累得半残的西军士兵们要顶着北风,冒着冰雹,仰着脸和骑兵对抗,仗打到这种程度,要是还不败的话,这批宋朝士兵应该走出国门,走出地球,去征服宇宙。他们败了,翻阅史料,这场战斗的结果是——“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枕藉,不可胜纪。”看出名堂了吗?死了很多很多的西军士兵只是明面上的东西,真正有趣的是一连串的地名,雄州之南、莫州之北,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塘泊之间……这么多的城市啊,这么多的城墙,这么多的城门,西军一路转战逃亡,经过了这么多可以躲避的地方,却没有一扇城门是给他们开的!这些城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的军队死在外面,全都见死不救。这是出于童贯的命令,还是各个城市的守军都烂掉了,胆小如鼠?千年之后不得而知,能确定的是西军声名扫地。但童贯的声誉仍然坚挺!这是一个惯例了,近二十年以来童贯的声望扶摇直上,从太监学徒到西军头领到总领全国军事长官,一路走得顺畅,表面的原因是西军长胜,真正的内幕却是黑锅换人。有道是“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树立起童贯这面大旗,西军里其他的旗帜一个个地都倒了下去。比如说王厚,比如说种师道。只要打了败仗,责任总是别人的,总是最前线的战地指挥官的。作为总指挥的童贯永远光亮崭新,甚至还带有了一些悲情光环。不听话的下属,无能的下属,真是害死人啊!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是不是有些失望,一直以来武装太监显得既有魄力又有人性,是个很发光的形象嘛,怎么可以这样的堕落?对不起,这是真相,要不然他就不叫童贯了,而是童武穆……回到现实,此战过后,西军高层大动荡,名将集体下岗。种师道“天性好杀,助贼为谋”,和诜“不听节制”,侯益“探报不实,妄请兴师”,一片清洗,都到后方反省去。辽国很快发来了战后公文,一想到耶律淳他们会是怎样一副战胜的嘴脸,童贯都有心藏起来,谁也不给看了,却没想到打开一看,里边居然写得非常动情。耶律淳追忆一百多年的情谊,说女真人是叛徒,对本主辽国凶狠,也必然会危害其他邻居,现在宋朝应该做的是帮助有困难的老朋友,“……救灾恤邻,古今通谊,惟大国图之。”大国,辽国终于伏低做小,知道宋朝才是天朝上国了。这很好,但是什么救灾恤邻的,就都算了吧。经过新旧两党互殴几十年之后的宋朝官场,早就没有了半点的雍容君子风度,大家信奉的是忘记永远、只争眼前、趁你病要你命、天塌下来别人顶。只要自己眼前快活就成。于是,童贯决定执行赵佶三点要求中的最后一条——提兵巡边。他觉得辽国人的态度很软,打了胜仗都硬不起来,肯定是内部有问题,宋朝的机会多多,再等等说不定有转机。他料对了。多半个月之后,辽国皇帝耶律淳病死。这位老兄一共只当了三个多月的皇帝,什么享受也没有,很单纯地和宋朝掐了一架,可以说在任内只有责任没有权力,只有忙碌没有休息。看这时的局势,死了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活着的就麻烦了,一大堆的耶律、萧们互相研究了很久,查了N多的族谱,愣是没查到眼前在燕云区域内的辽国人谁有耶律延禧的直系血统。谁来当下一任的辽国皇帝,这是个没解的问题。最后,集汉人宰相李处温、契丹族状元耶律大石的脑袋一起思考,大家想出了个办法,立秦王耶律定。但是,该耶律没在燕云,据说正跟在耶律延禧的身后在夹山的深山老林里逃跑呢,都快退化成原始人了,根本没法到幽州来即位。这也没事,当初立耶律淳的时候就是遥尊耶律延禧当太上皇,现在立个新皇帝,也遥尊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燕云区域宣布新皇帝就任,至于军国大权……交给耶律淳的太太萧德妃,她成为一代新的萧太后,暂时摄政。消息传来,宋朝举国上下振奋,利好!辽国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耶律、萧之间永远没有真正的和谐,他们就像真实的世俗夫妻一样,总是争夺财产权、支配权、继承权,尤其是衍生到下面的军界、政界里,两百多年里早就形成了两个派系。宋朝决定再等等,一定会有更利好的消息传来的。果然,再小半个月,消息传来了,燕云内乱,萧德妃把汉人宰相李处温全家砍了,理由是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居然搂了……七万贯钱。拜托,想杀人也给个差不多的理由行吗?七万贯就杀宰相,辽国人到底见过钱没有,这放在宋朝简直是天方夜谭。之后,燕云大乱,汉人、奚族、渤海族人人自危,耶律派系的官员们也很不安,这直接导致了萧姓族人更加不安。为了安全,当时萧姓里最有权的大佬萧干率领他的四族联军返回幽州,成了城防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幽州之外,辽军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这时,宋朝觉得火候到了,童贯率军第二次攻打燕云。这次出兵是个特例,和以前所有的征战都不一样。以前是纯军事行动,是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这一次嘛,其实应该是个政治活动。西军的名将们,除了被贬职的,都被挤到了队伍的最后排,取代他们站在前面的,是一系列帝国的显贵。那些平时离战场越远的,这一次靠得越近。加塞的人是从东京城里跑步冲到国境线上的——蔡京之子蔡攸。这位兄弟是很不起的,按说他是帝国里排名数一数二的权二代,凭着老爹蔡京,他什么不做都能逍遥快活。但他不,不仅自主创业,直接和赵佶搞好关系,在多年以后,还把枪口指向了自家老爸。他一心一意想把蔡京搞下台,自己取而代之。关于他们父子,有个段子很经典。话说蔡京晚年有次正在客厅里和朋友聊天,突然间门帘晃动,蔡攸带着人快步而入。进来后他二话没说,一把抓住了老爹的手腕,说:“大人脉动缓滞,身体不大舒服吧?”没等蔡京回答,他立即起身,说宫里有事,走了。这期间,蔡京很平静,客人很惊讶,他实在搞不懂这对父子在搞什么。蔡京长叹一声,“老友,你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吧,这小子是在咒我得病,好让皇上罢我的官。”果然,不出几天,蔡京致仕。这件事记于正史,在蔡攸的列传里,看来是真的,或者是王安石之子王雱的翻版,还真是不好说。但小蔡的能量和胆子可见一斑,这时他坐在开封城里,触角伸到了国门之外,对燕云地区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据他分析,这次辽国内乱,燕云动荡,西军再打一次肯定成功。成功……神宗皇帝曾经许诺,“复燕云者王”,那可是王爵!而且徽宗郑重重复过,绝不食言。为了王爵,一定要抢到这个好差使。蔡攸主动要求上前线,哪怕军职没有缺了,可以给他个监军做嘛。至于监军自古以来多是太监做的,而且这次是给太监做监军,简直是太监里的太监,这些就无关紧要了。蔡攸出征,赵佶亲自送行。在隆重热烈的场面里,诞生了帝国有史以来最荒唐的一幕。只见皇帝高高在上,身边美女如云,蔡攸突然指着其中的两个说:“如臣得胜还朝,您把这两个美人赐给臣吧。”……这是怎样的无礼放肆!在封建礼仪达到顶峰的宋朝居然出现了这一幕,真是震掉了孔夫子的下巴。君如父,那么君的女人就是妈,蔡攸居然当众调戏两个妈。史书没有记载当时在场的大臣们啥反应,所以不能乱讲,值得玩味的是赵佶本人的反应,面对空前的无礼,他只是笑了笑,就没了下文。居然是一笑了之。之后,蔡攸快马加鞭奔向边境,去抢童贯的军功章。可到了之后才发现,想抢的是大有人在啊,连一向沉稳老练一动不动的人都忍不住伸出了手。刘延庆。这位党项族高官是西军当时的二号人物,权位仅在童贯之下。一直以来,他所做的事就是端坐在大后方的中军帐里,通过通讯员和前线交流,干的是遥控指挥的高端技术。可这时不行了,眼看着辽国一碰就倒,功名利禄近在眼前,再无动于衷,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他要求冲到最前沿,由他带兵冲进燕京城!童贯同意了,同时大造舆论,向燕云敌占区宣传宋朝的进攻决心、利民事项以及投降后的光明前景。他坚信这次肯定有作用,不为别的,之前亲情没法感化的,现在危机临头,只要没傻透的肯定知道好歹。事实证明他想对了,这次的招降信发出去之后,简直是从者如云。燕云十六州里的易州、涿州主动投降。易州守将高凤、涿州守将郭药师主动向宋朝投降。高凤也就算了,郭药师却非同小可,前面提过,他是渤海人,他手下的军队是由辽国最北部的居民组成,这些人在女真人进攻时最先失去了家园,满腹怨恨,耶律延禧看中了这点,给他们取名叫“怨军”。怨军被女真人轻易击败,但在辽军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战力,郭药师以一个边缘族郡的外人,只凭着这股近八千人的军力,就做到了燕云十六州之中的一州之主,其影响可想而知。现在他主动投过来了,宋军上下顿时一片舒爽,辽国完了,这下子铁定完了!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宋军才下令出征。西军集结了十万人,刘延庆亲自上阵,郭药师的怨军作为向导,他们兴冲冲地上路,杀向了幽州城。这次出征没人再紧张了,简直是像郊游一样,不分前军,没有殿后,中军是肯定有的,但一般人找不着,十万人拥在一起上路,成一个大扇面前进,谁知道大首领在哪儿?这种局面让一些人心里没底,有人忍不住提醒了刘延庆一下,说这样会被偷袭的,不管怎样辽军仍然很能打。结果,不仅刘延庆冷笑,连郭药师都不屑一顾。你们实在太不了解情况了,辽军现在都缩在幽州城里,搞治安都来不及,拿什么来偷袭?谁敢偷袭?!尽管放心大胆地前进,只要看到了幽州城,就是成功的时候。结果,他们走到了良乡(今属北京)附近,后来据有些人说,真的隐约看到了幽州城,不过却没见着成功长啥样,倒真的被偷袭了。萧干真的离开了幽州城,在路上截着宋军,干了一票狠的。战况有点乱,把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说实话,场面真是很丢脸,但是损失不大。西军再惨也有个底线,就像群殴一样,把萧干打出去了。战后盘点,真正的损失在刘延庆的心里。这位二当家下令停止前进,就地扎寨,往严实里扎,往结实里扎,一定要稳!他不走了,他要好好地观察,搞清楚辽国人到底现状怎样。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是为什么来的,摘桃子捡现成,要是桃子还没熟,他凑上去有什么意思?郁闷中,郭药师悄悄地接近了他,向他郑重地恭喜,“恭喜大帅,贺喜大帅,您的富贵到了。”“你说啥?”刘延庆很不解,这个郭药师不是成心来撮火的吧。却见小郭同志很诚恳,他说:“幽州城里兵力有限,现在萧干亲自出征,带来至少一万人,这样城里已经空了。现在由您坐镇西军,把萧干拴在这里,我带怨军抄小路绕过战区,直接攻打幽州城门。以怨军的实力一定可以破门而入,到时只要您再派一个可靠的人接应一下,一定可以攻下幽州城。那时里外结合,全歼萧干所部,燕云其他州城群龙无首。必定不战而降。”不世战功,唾手可得!兴奋……刘延庆一下子飞上了幸福的云端,这样也行?萧干偷袭居然偷出了刘氏的天大机遇。这样的话,派谁去接应呢?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亲爱的儿子刘光世。刘衙内这时已经升官了,平定方腊之后,他升到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是宋军里的高级武官。这次如果再率先攻入燕云首府,这样的功劳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平步青云。很好,就这么定了。为了必胜,刘延庆把自己手边所有的底牌都打了出去,大将高世宣,万人敌杨可世都派给了郭药师,率领六千名怨军乘夜出发,绕小路过卢沟桥,夜袭幽州城。一夜行军,晨光熹微时他们抵达幽州的迎春门。事实证明,这真的出乎辽人意料,他们想不到宋军刚刚失败就敢于大范围穿插,躲过了萧干的部队,突然间出现在幽州城门外。一来出敌意外,二来怨军生猛,三来幽州的城防在郭药师的眼里没有秘密,他们快速发动进攻,没等辽军集结就攻克了迎春门,杀进了幽州城里。这是近两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汉人的军队攻进了幽州城里!幽州繁华,街埠林立,道路宽广,平时利于通商,利于流通,这时就利于怨军的进攻。郭药师等人迅速占领城内各处关键点,直逼萧太后的行宫。这时的局面,只要抓到了这个女人,就等同于攻克辽人的心理防线。幽州,乃至于燕云十六州都将随之落进汉人的手里。问题集中在一个女人的身上,事儿就好办了。郭药师们想了想,做出了个最合理的组合动作。他们一边攻打幽州城里的关键地段,一边写了封信给萧太后。之所以写信,是因为有个前因。在郭药师投降之后,萧太后也曾经投降过,她派人送来了非常专业的投降书,说只要宋朝承认辽国在燕云地区的主导地位,那么从此当宋朝的属国也可以。翻从前的文件,这是童贯第一次攻打燕云时,赵佶给出的第二点要求。童贯曾经发给过耶律淳,可惜被拒绝了。这时旧事重提,萧太后希望仍然有效。有效才怪,事实上双方这时都变了。童贯在落井下石,想的是斩草除根,把辽人都砍倒。萧太后更绝,她的投降书其实是一式两份,宋朝和金国每一方都送到了,在玩一仆二主。她想的无非是拖延些时间。但在宋朝人的心里,代表她怕了,这一点反映在战争里,就是可乘之机。想想这样一个胆怯的女人,发现敌人已经攻到了眼皮底下,只差一层内城墙就砍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进西苑后,李隆基因为内心十分抑郁而身染重病,皇帝李亨也因为怏怏不乐而卧病在床时,当时身为太子的李豫的地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李豫并没有顾忌很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豫不顾李辅国的嚣张跋扈,不分白天黑夜地往来于两宫之内,悉心侍奉太上皇和父皇。对于李隆基而言,李豫算是尽了孝道,平稳将太上皇送到了人生终点,这个李隆基最为宠爱的嫡皇孙终于没有辜负于他。但对于父皇李亨来讲,李豫直到他临去世的那天,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遗憾,只因为自己的父皇在李辅国发动的兵变中惊恐过世,而自己却因为李辅国的强行软禁,不能在父皇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豫派杀手除掉李辅国后,他将杀手带回来的李辅国的一只手臂送至埋葬父皇李亨的泰陵进行祭奠,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告慰。坦白地讲,李豫的一生有诸多遗憾,他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李亨看到安史叛乱的彻底平定。生母吴太后英年早逝,让李豫过早失去了母爱,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李隆基设置的百孙院中,生活似乎并不孤单,但谁都明白无论是谁也代替不了母亲。所以成年之后的李豫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仁慈,如极度忍受三大宦官和权臣元载的嚣张跋扈,以及姑息河朔三镇的做法,表面看起来实在与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颇为不符,但在我看来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与他过早失去母爱,进而形成了一种柔弱的性格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李豫很像他的先祖唐高宗李治。除了对待父母留有诸多遗憾之外,事实上李豫的情感之路走得也是颇为不顺。对情感道路上的遗憾,李豫除了埋藏在内心之外,他还付诸实际行动想要去弥补,他的做法和李唐诸多先帝相比,颇有些感性色彩,甚至可以说不能用理智去控制。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哪个会把自己的皇后遗失,李豫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这不能怪他。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太湖流域名门,祖辈世代为官,父亲沈易直曾官至秘书监。沈氏温婉贤良,在开元二十二年被选入东宫,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赐给了广平王府,就这样沈氏来到了李豫身边,不久后成为了广平王妃。李豫和沈氏十分恩爱,一起走过了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年里两个人相濡以沫,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支持,两个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李隆基带领众人仓皇逃离长安时,除自己的嫔妃、皇子、皇孙及公主之外,其余人全都因来不及召集而丢弃在长安,这其中也包括沈氏。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沈氏被迫做了俘虏,送进东都洛阳掖庭宫为奴,后来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收复洛阳后,重新找到沈氏,当再见面时想起沈氏经历的种种苦难,李豫不禁伤感万分,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沈氏受委屈。李豫将沈氏安置在洛阳宫中,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他此刻还不能和沈氏尽叙相思之情,他必须要时刻以平叛为己任,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奋力拼杀疆场之际,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虽然李豫很快重新收复洛阳,但沈氏却不知去向。当时李豫派人四处寻找,但每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结果。随着一批批人的空手而还,李豫开始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努力地不想让脑海中涌现出那股不祥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沈氏可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想起沈氏在乱军之中,渴求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场景时,李豫总会伤心绝望地大哭起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李豫尽到了责任,但对于妻子而言,李豫显然觉得有愧于她。只是,这种愧疚是一辈子再也无法弥补的!虽然遍寻沈氏无着,但既然没有找到尸体,李豫的心中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当了皇帝后李豫派人继续到全国各地寻找沈氏,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李豫也从没放弃努力,只希望上天能够给他带来奇迹,让沈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外出寻找沈氏的特使为李豫带回一个消息,说寿州崇善寺有一个尼姑叫广澄,自己登门前来说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李豫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让人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广澄召进宫来。李豫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真的换来上天的回报,而且当他见到“沈氏”后,也确实发现这个尼姑广澄和沈氏容貌相似,只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显得过于苍老。兴奋之下的李豫本以为真的找到了沈氏,就在他准备迎回“沈氏”时,这个尼姑广澄终于露馅,在面对太子李适时,她居然不认识。经过审查核实,这个自称为沈氏的尼姑广澄原来是太子李适年幼时住在大明宫少阳院中的一个乳母,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长大成人,她是不可能认出李适的。气急败坏的李豫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冒牌货鞭杀于午门之外。直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他依然对生母沈氏存活在世上抱有一线希望,他执意派人继续在全国范围寻找,等来的却是和当年父皇李豫一样的结果——冒牌货不断。最逼真的一次,李适居然已经完成了认母仪式,结果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从外地赶到京城上奏说这个“沈太后”的真实身份是高力士的养女。李适得到消息后,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去查验,结果证实确实“沈太后”的真实身份确实是高力士的养女,只是年龄相仿,相貌十分相似,而且手指和沈氏一样都有刀伤。不过李适的处理方法和李豫不同,他下令免罪放还这个冒牌货,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宁受百欺,欲以后求得一真!”自此之后,世上再无关于沈氏的消息,李适只好追谥沈氏为睿真皇太后,奉祭服葬于埋葬李豫的元陵。……久寻沈氏未果,李豫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大历三年(768年)二月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值得一提的是,后宫之中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李豫虽然钟爱独孤氏,但在内心深处谁也不能取代沈氏的位置,甚至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册立皇后。或许是因为他恪守太子之母应为皇后的惯例,从而想把皇后的位子留给沈氏。但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有对深深扎根于自己加心中的女人,他才会做出如此举动,何况李豫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可以有诸多选择,但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这足以说明沈氏已经深深烙印在李豫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也会自难忘。独孤氏的出现让李豫的生活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独孤氏和沈氏一样,都是温婉贤良的女子,其家族为三朝外戚,独孤氏以姿色绝美而被选入宫中,受到李豫的宠爱。独孤氏为李豫生下了韩王李洄和华阳公主,尤其是华阳公主因为聪明过人,善于随着李豫的喜憎而应对,受到李豫的特别钟爱,但大历九年(775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夭亡,李豫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李豫怎么也不会想到,华阳公主的病逝为独孤氏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独孤氏仅仅在为李豫带来七年的美好时光后既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独孤氏因为思念华阳公主过度而身染重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来不及和她的夫君说上一句话便撒手西去。刚刚走出沈氏阴影没几年光景的李豫,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一阵近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李豫下令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以便天天探视。自此之后,李豫几乎每天都到内殿看望独孤氏,每次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犹如熟睡一般,李豫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唤醒她,但很快现实告诉他,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早已经和他人鬼殊途。李豫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中长达三年的时间,一直不忍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才在朝臣的一致请求下,安葬独孤氏于庄陵(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下葬的那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是被李豫的痴情而感动得落泪,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李豫目送爱妻的棺椁逐渐埋入黄土之中,虽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但那一刻李豫还是犹如被撕裂了心肺一样而失声痛哭。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在我看来,李豫虽然不知道千百年后纳兰性德会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挽词,但这首词确实最能反映李豫当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李豫一生情路波折,沈氏的不知所终,独孤氏的突然离世和华阳公主的夭亡,都让他悲痛至极,甚至完全超出了他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安葬独孤氏的一年后,李豫陷入了漫长的忧郁之中而一病不起。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豫在精神极度虚弱之中病逝于紫宸殿,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之路。因为情路波折,李豫始终在精神重压之下生活,同时也形成了他复杂的心态。千百年来很多人诟病他的政治策略,但是当你明白他的政治策略是反复平衡他那复杂心态后而作出的决定时,你就会理解这个仁慈的皇帝原来有许多不被人理解的苦衷。复杂的心态李豫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而言,都是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李豫是帝国百孙院中的佼佼者,接受了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玄宗李隆基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筹部署安排平叛工作,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进而在李辅国发动的政变中被拥戴为帝。当上皇帝后他在动乱之后努力寻求大治,改革漕运和税制是他治国中的亮点,而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不懈的追求。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的作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给人一种性格谦和、心胸开阔、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的感觉。但李豫一生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却是他对河朔三镇的姑息,因为从整个唐朝的宏观历史来看,大唐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分崩离析,河朔三镇的危害是源头之一。尽管李豫姑息河朔三镇有其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李豫作为一国之主,他本心是不可能更不愿意对危害李唐皇权的个人或势力进行姑息的。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

                      囊倮团团围住了我们,口中不住地留着涎液,仿佛看到了一顿丰盛的宴席。病院大楼内的囊倮也被全数放出,它们并没有走楼道,而是从楼墙上缓步爬下,敏捷而快速的动作只怕连美国大片中的蜘蛛人都叹为观止。僵持数分钟后,当头的几只已有些按捺不住,甩头怪笑着扑向我们。“来得好~~”耿婆冷哼道,手中玉槌敲在地面上,发出一声脆响。空中的囊倮陡然一震,身子横飞了出去,身上赫然穿出的数个孔洞,一蓬水珠随即洒落。我看得十分清楚,在耿婆敲击地面的刹那,无数条细小的水柱从地下射出,恰好击退了扑来的囊倮。极具冲击力的水柱将囊倮击出数米远,可它们落地后只是顿了顿,即刻又返身逼近。“丫的不怕痛啊?”林岳望了望身后的S,抬脚在地上狠狠地跺了一下,一圈矮小的灌木自地下丛生而起,枝杈间尽是锐利的尖刺。“啊嚏……”林岳打了个大大的喷嚏,那些灌木忽地一阵抖动,无数尖刺怒射而出,近处的囊倮躲避不及,当下被射了个正着,像刺猬般背后穿出了利刺。“小心!”晖儿惊呼声中,楼墙上的囊倮纷纷扑下,地下闪动起一片银光,那些囊倮在空中倏然断裂,残断的躯体散落在了周围,数十把飞旋的半月刀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保护网。病院大楼的顶部传来一阵凄厉的嘶吼,囊倮们随即附和,一时间整座病院回荡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声。怪叫声中,地上残落的躯体再次蠕动了起来,上半身依旧完整的囊倮以手代足爬动着加入了包围圈,速度竟丝毫没有减慢。那嘶吼一定是操控囊倮的进攻信号,里外上下大约五十多只囊倮,在叫声中飞跃而起,饿狼般地扑向包围中的我们。“玩儿命啦?行啊~~”林岳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奋,十指接连不断地插向地面,灌木丛再度抖动起来,尖刺脱落的部分长出了一排乌色的豆荚。耿婆看着林岳,咧嘴一笑,手中玉槌一横,在地下划了个九宫格,一翻手将玉槌直直插入了地下。波波波,几声轻响,乌色的豆荚爆开,指尖大小的黑色豆粒急速射向囊倮,洞穿身体的同时爆出一股腐蚀性极强的液体,中弹较多的囊倮立刻被化作一滩黏稠的腐液。剩余的囊倮丝毫没有畏惧,继续蜂拥扑袭而来,为首的几只竟用手爪牙齿疯狂地抓咬着飞旋的半月刀,全然不顾肢体口鼻被利刃切开。就在这恐怖血腥的时刻,阳光下奇异地闪过一道美丽的彩虹,紧接着出现了两道、三道……彩虹炫丽的色彩中,所有的囊倮悄无声息地被分解了,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怪物瞬间便无影无踪,只剩下漫天如雪花般散落的碎片。彩虹当然不会是利器,更不会如此细致地将囊倮分解。水,那是地表喷出的一片片水层,纵横交错地在囊倮群中出现,薄如利刃,快如闪电,以至于阳光中只留下了一道道美丽的彩虹。“啪”,耿婆双掌一拍,水层无声地散开,豆大的水滴砸落地面,满地碎片在水滴的冲击中立刻没入地下。“嗐~~过瘾!”林岳一蹦老高,兴奋地叫道,“您老的手法真不是盖的。”两厢配合间,恐怖的囊倮顷刻消灭殆尽,而耿婆却似乎只是牛刀小试,高深莫测的实力让未卜的前景光明了许多。“臭小子,少给老婆子灌迷汤。”耿婆笑骂道,“省点儿劲赶快出去。”说话间,五人迅速向大门走去。“刚才见到的医护人员呢?”晖儿忽然想起了什么,“似乎囊倮出现后这些人就不见了。”“会不会被囊倮……”S说着浑身打了个冷颤,刚才那些恶心的怪物实在是触目惊心。“来的时候我就有些奇怪,这里的医护人员少的有些离谱。”我望向四周道。病院那紧闭的大门厚重结实,四周的围墙特别高,墙头巧妙地布设着金属电网,高耸的塔楼应该是用来监视病人的岗哨。比监狱还森严的布局,这所病院难道之前就是这么设计的吗?还是说,这里被什么人改造后作为他用?至少刚才的囊倮和那些神秘失踪的医护人员就是很大的疑点。“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精神病院。”耿婆突然停下了脚步,两眼盯着大门上的塔楼。塔楼的窗台上坐着一个穿白大褂的胖子,圆球般的身体看着活像个不倒翁,此刻正满脸堆笑地看着我们。他的身边蹲坐着一只外型奇特的动物,火红色的皮毛,身上遍布黑色斑块,一对圆耳机敏地竖在那里,阔扁的脸上长着一张大嘴,眼中流露着贪婪的目光。“好看,好看。”胖子开心地拍手道,“几位的身手真厉害啊。”“胖弟弟,坐那么高你不晕啊?”林岳吊着脸道,“下来,叔叔陪你好好玩玩。”“呵呵,占人便宜可不好,会折寿呢。”胖子依旧笑嘻嘻地说道,“你想玩是吗?大花!”胖子一声吆喝,身边的动物立即站直了身体,仰头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那声音分明就是方才指挥囊倮进攻的信号。“那东西长得很像鬣狗。”晖儿低声向耿婆问道,“他是用鬣狗来控制那些囊倮吗?”“呵呵,老婆子太久没出来走动了,想不到现在才俊辈出啊。”耿婆冷笑道,“那是狐鬣,鬣狗和狐狸的杂种,从小用特殊药物喂养,有股特别的臭味,囊倮最怕它的气味。”连连数声嘶吼中,数百只囊倮幽灵般地自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与之前的囊倮不同,它们行进时整齐而有规律,举手抬足间完全没有异常,除了那双被血丝完全包裹的眼睛。“现在应该够你玩了吧?”胖子笑咪咪地冲林岳道,“小心点,它们可都是高手呢。”“别寒颤我了,这帮没脑子的家伙能算高手?”林岳不屑道,单掌在地面一切,无数灌木从囊倮群中长出,上面的乌色豆荚接连爆开,黑色豆粒密集地射向周围的囊倮。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囊倮像似知道豆粒的威力,身体诡异地凌空拔起,更有甚者直接将身子扎入土中,林岳的豆粒攻击竟连一只囊倮都没有伤到。“不是吧?”林岳扭着脸道,“这帮家伙不是属虾米的吗?”“哈哈,好玩,你的豆子没用了。”胖子拍手大笑道,“接下来用什么?西瓜好不好?”“死猪头!”林岳动了真火,双手一拢,又要动作,却被我拦了下来。“残魂倮,三魂七魄不全的人。”耿婆瞥了一眼塔楼上的胖子,“林岳、王亦凡,咱娘仨好好玩玩!”七、啸灭残魂自古人们相信,在人的体内存在着三魂七魄,这些神秘的东西主宰着人类的思想行为甚至是道德标准。所谓三魂,即胎光、爽灵、幽情,也称为主魂、觉魂、生魂,三魂的存在使得人们可以独立自主地思考,对外界变化产生反应,驱动自己的身体活动。所谓七魄,即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飞毒、除秽、臭肺,七魄分别代表着人们的喜、怒、哀、惧、爱、恶、欲,影响着人们的各种情绪好恶。依照现代科学的解释来看,这是一种精神体层面的东西,其间的纠结和原理至今仍旧是个很大的谜题。不过,这些残魂倮却给了我非常直观的认识,直观到了头痛不已的地步。在囊倮中,残魂倮是最罕见最恐怖的一种,资料记载中很少提及。据说是一些醉心于玄学、中医和奇门数术的疯子在某次试验中所获得的意外产物。残魂倮是没有主魂的,也就是说,不具备自主思考的能力。但这却并不影响它们的智力,林岳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且,残魂倮不仅拥有超乎想象的身体潜能,更要命的是,它们除去愤怒和厌恶外便没有任何的情绪。这是一群聪明、凶狠且不知畏惧的冷血动物。“这么大年纪的老婆婆也喜欢玩?”胖子有趣地看着耿婆道,“老人家要注意身体啊。”耿婆没有理会胖子的调侃,变戏法似的从袖中拿出方才那把小玉槌,拧住槌头一拉,玉槌奇妙地伸长,变成了一根细细的玉杖。“站在我们中间。”我低声向晖儿道,“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离开我半步。”晖儿顺从地点了点头,手掌在我背上轻按了一下,拉紧S站在了我们三人中间。“呀?您老还是丐帮传人?!”林岳一如往常地贫嘴道,脚下移动间将S完全挡在了身后。“臭小子,变着法儿骂我是乞丐婆?”耿婆举起玉杖作势要打林岳,眼角的余光却瞟向四周的残魂倮。林岳佯装躲闪,身子一侧,双掌按在地面上,一拧一旋,数条粗大的藤蔓从地下伸出,挟着劲风抡向周围的残魂倮。身影晃动中,耿婆玉杖急挥,在外圈划了八个九宫格,双手一抖,玉杖分作八截纷纷插入九宫格内。配合着林岳的攻势,一圈巨大的双刃斧横空飞出,对付狡猾的残魂倮,必须采用速战速决的方法,大开大合的刚猛攻势便是最有效的途径。可我们都低估了它们,低估了这群狡猾有序的恐怖怪物。电光火石之间,它们躲过了藤蔓的扫荡,数十只残魂倮扑在了藤蔓上,手脚牙齿一并而上,竟在短短数秒内将所有的藤蔓拆成了碎片。另一群残魂倮则巧妙地跳在了飞旋的巨斧上,利用自身的重力和蛮劲将巨斧坠入地下。疯狂的敲打中,巨斧扭曲变形,成百只残魂倮的可怕力量使得我无法再操控自如。八个九宫方格周围也出现了残魂倮的身影,一阵沙土飞扬下,这群血肉挖土机将九宫格毁得干干净净,连插入地下的玉杖也被掘出。咯咯声中,玉杖像冰糖葫芦似的被它们嚼成了碎块。剩余的残魂倮并没有直接进攻,而是密集地向我们投掷着一些玻璃瓶罐。匆忙之下我和林岳只得退守,在身前迅速筑起两道坚实的防护屏障。随着玻璃的碎裂声,一股股呛人的酸味涌入鼻间,其中还混杂着浓重的汽油味。作为屏障的金属板竟被溶出了一个个孔洞,顺势滴下的液体在地面上腾起缕缕白烟。身周突地灼热起来,大片火光闪动着,林岳布下的巨木已着起了熊熊大火。“靠!鬼到家了~~”林岳忙不迭地将巨木遁入地下,减缓了火势,“浓硫酸加混水汽油,这帮家伙化学系毕业的?!”浓硫酸腐蚀性极强,足以摧毁金属防御。它在融水的瞬间会释放出高温,刚好引燃汽油,而汽油的附着能力强,沾到哪里烧到哪里。即便是化学家未必能将这些原理如此巧妙地运用到实战中去,我很难想象,这群怪物究竟聪明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切断藤蔓、拦截巨斧、捣毁九宫格、攻击摧毁防御,这一切的发生仅仅只经历了数分钟,却已完全令我们陷入了劣势。连耿婆的攻击都被截杀在了地下,就在半小时前,那还是我们信心倍增的来源。我突然有一种感觉,眼前面对的不是一群丧失思维理智的诡异人类,而是一个恐怖强大的怪物军团。“嘿嘿……”耿婆发出了一阵冷笑,双手捻诀向地下一指,“开门辛金动刀兵!”一阵刀刃破空的声响中,残魂倮闻声而逃,动作稍慢的立刻被切作了碎块。“休门癸水破妖形!”耿婆高喝着,手掌猛翻抬起。地下旋起数道螺旋形喷射的水柱,将靠近的残魂倮旋拧成了麻花状。随着耿婆的高喝声与手诀,生门、伤门、杜门、景门、死门、惊门相继发出了五行攻势,饶是那些残魂倮身手敏捷,迅速闪避之下也已死伤了半数。“老婆婆会变戏法?!”胖子张大了嘴道,“您画的方块都刨成坑了,还能起作用啊?”“运法重意不重形。”耿婆板着脸冲胖子道,“这都不明白,难怪你做出那么多怪物!”“我不懂……我不懂……”胖子的脸渐渐胀红起来,露出一付扭曲的面容,“我是天才!我怎么会不懂?!”吼声中,胖子起身在那只狐鬣的颈部解下一个宽大的项圈,伸手一拍它的脊背。“大花,叫二花它们来。”胖子恶狠狠地说道,“把这群白痴杀了!”那狐鬣低声应和着,身子灵巧地几个起落,从塔楼上蹿到了空地中央。“嗷~~”一声尖锐到极点的呼啸声从它口中发出,紧接着四周相继响起了同样的呼啸,病院四角的阴影中幽灵般地出现了八只体形相仿的狐鬣。随着狐鬣的呼啸,残魂倮们整齐地分作了九队,每队在一只狐鬣的带领下长列起一个蛇形阵势。九只狐鬣快速地逼近我们,身后的残魂倮各自张牙舞爪,口中怪异地呼喝着,一片刺耳嘈杂的声响让人不禁气血上涌。不过,狐鬣并没有急于进攻,僵持了一会后,它们的动作缓慢了下来,毫无兴趣地用眼角瞟着我们,有几只索性卧在了地上。它们身后的残魂倮却没有闲着,九支蛇形的队伍首尾相接围成了一个多层大圈,不住地交错奔跑着,惊人的移动速度形成了无数让人眼花的残影。“狐鬣少了三只。”晖儿低声提醒道,“小心鬣狗的偷袭战术。”“……四、五、六。”我环视了一下,狐鬣果然少了三只。警惕地观察中,我试图找出它们的进攻布署,但周围不住跑动的残魂倮却完全遮挡了我的视线。耳内忽然传来一阵不易察觉的响动,那声响来自我们脚下不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地下挖掘着。“注意脚下!”我一声大吼,数十支尖锐的金属标枪直穿地下。伴着一片怪叫,地面翻开了几个缺口,三只狐鬣当头扑来,身后紧跟着十来只残魂倮,有几只已被金属标枪贯穿了身体。趁着残魂倮近距离无法躲闪的弱势,耿婆抬手抛出数团水球,横向飞溅的水刃将冲来的残魂倮全数撂倒。林岳火上浇油地扎上了一堆满是倒钩的荆棘,倒地的残魂倮立刻被穿成了渔网。前车之鉴下,黄土迅速裹住了冲近的残魂倮,上下错动间,一阵爆豆似的脆响连起,半数袭击而来的残魂倮被生生拧碎了骨骼。“呼呼”,两道红影袭向正中的晖儿和S,狡猾的狐鬣利用战团间隙,避开我们的注意,满口利齿直咬向两人的咽喉。事发突然之下,我已来不及回身援救,耿婆和林岳更是被残魂倮死死缠住,眼见晖儿她们就要被狐鬣活活撕开。“呜~~”一声低吼,巨大的黄影横空而过,惨叫声中,一只狐鬣被撞出十余米,瘫在地上当场断了气。另一只见势不妙,凌空一扭,有力的后爪狠狠向那黄影蹬去。蓬地大响,黄影中横伸出一只巨爪,正拍在狐鬣空门大露的后腰上,那狐鬣连惨叫声都没发出,一头撞在了地上,身子已折成了直角。残魂倮队伍中响起一阵骚动,紧缩的包围圈退开了许多。余下的狐鬣见同伴被杀,顿时红了眼,全然不顾身后已乱了阵形的残魂倮,立刻围了过来,当头三只分三路呼号着扑向黄影。“吼……”黄影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啸,翻滚的气浪将狐鬣冲倒在地,病院大楼的玻璃纷纷碎裂,震慑的怒啸久久回荡在病院上空。被气浪冲倒的狐鬣没有再站起来,眼耳口鼻间不断地渗着鲜血,方才那黄影的怒啸竟将这三只狐鬣的内脏完全震碎!四只狐鬣慑于同伴的惨死,立刻转身逃开,残魂倮随即分作四队放大了包围圈。走动中我发现地下躺倒了不少残魂倮,身上并无伤痕,看样子它们竟是被刚才的怒啸波及而死。黄影并没有追击,转身凑近了S,亲昵地用硕大的头部蹭着她的身体。“狴犴?!”S开心地大叫起来。那黄影正是狴犴,但此刻已不再形如小猫,庞大的身体有如一只下山巨虎,威严地守护在了晖儿和S的身前。“大花!你的姐妹死了,快上去咬死他们!”胖子在塔楼上大呼小叫道。“丫的真烦!”林岳闪身来到围墙前,一脚踹在了墙面上,一片爬山虎迅速生长了起来,很快便包围了胖子所在的塔楼,大片的绿色顿时将他吞没。“还想留你个活口呢。”林岳啐了一口道,“丫的自己找死,居然敢动小潇!”胖子被困,四只狐鬣一下慌了神,急速蹿向围墙,似乎想去塔头解围。残魂倮失去了狐鬣的引导,不由散乱了起来,原本整齐的队伍开始瓦解。“瞅准机会!”耿婆眼睛一亮,向我们招呼道,“分而治之!”一片巨大的金属网兜头盖下,大批散乱的残魂倮被网,我倾尽全力狠狠地将网收紧,坚韧的金属丝即刻绞杀了网内的残魂倮。林岳迎上四只狐鬣,双脚踢踏了几下,一圈坚实的树木牢牢地将它们围在了一起。只见他双手一合,树干蓬地撞在了一起,大花和它剩余的姐妹就此“香消玉殒”。“巽风神起,震电烨烨!”耿婆摸出两个黑色的木球,翻手拍入地下,一股怪风自东南而起,旋卷着包围了剩余的残魂倮。正东凭空响起一道霹雳,隆隆的雷声震得残魂倮不住哀叫。“小东西,看你的本事了。”耿婆轻轻一拍狴犴的背部。狴犴浑身晃动了下,体形再度巨涨,张开大口冲着东面猛一吸气,随即发出一声炸雷般的怒吼。吼声震得周围的砖墙灰尘迭落,众人不禁捂住了耳朵,东南位被旋风赶作一团的残魂倮全数翻

                      —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驼峰航线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缅甸大反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第五军的精锐二〇〇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杀出个黎明第十章我们赢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〇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1943年12月1日。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

                      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不能!”“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不能!”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是。”商臣闷声答道。“想杀我?”“是。”“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慢着!”“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门外,大雪纷飞。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秦国人的复仇】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

                      的心头,其力量之猛,使得他浑身猛烈地抖动了一下。结果吵到了在他身边熟睡的皮埃罗,于是皮埃罗也剧烈地动了一下身子。他突然想到,整件事情也许只是公爵捉弄他的一个恶作剧而已,不多也不少。他很了解瓦伦丁诺公爵,尽管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实际上对马基雅维里非常不满。因为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执政团向公爵支付保护费。如果保护费之事谈成了的话,这本来是可以增加公爵的声望和提升他的实力的。所以这一切都有可能是他的报复而已。当他想像着,在伊莫拉逗留期间,公爵,阿加皮托和其他那些人注视着他那些匠心独运的谋划,然后用计谋一一化解,并不禁为之哄笑时,他觉得他全身都在刺痛着。他企图让自己相信,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幻想揣测而已,最好快些忘掉。但是他无法确定,这个不确定性折磨着他。他一夜未眠。[1]昂布瓦斯(1460—1510),法国枢机主教,路易十二时代任首相。第三十一章第二天早晨,公爵只留下了少量部队来保卫西尼加利亚,带着大部队向佩鲁贾进发。这天正是元旦。天气很糟糕。道路状况在晴天都很差,当下由于骑兵和步兵的踩踏,以及运辎重的大车的滚碾,变得泥泞不堪。部队经过小镇的时候,地方上完全没有能力为这么多的人提供住宿,所以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找到借宿的地方。马基雅维里是个讲究舒适的人。当他不得不和众人紧紧地挨着,在农夫的农舍中睡在泥地上,挤得连伸直四肢都很勉强的时候,他的脾气就大大地坏了。在那样的条件下,饮食方面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马基雅维里胃一直不太好,当下更是苦不堪言。当大队人马抵达萨索·费拉托的时候,传来消息说侥幸逃脱的维泰利家族逃到了佩鲁贾。当部队抵达古瓦尔多的时候,卡斯泰洛的公民们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公爵了,他们要向公爵献上城池和邻近的土地。正在这时,一个信使赶到,通知众人吉安·保罗·巴利昂尼,渥西尼家族的人,维泰利家族的人和他们的武装人员已经放弃了保卫佩鲁贾的希望,向锡耶纳方向逃跑了。佩鲁贾的人民于是组织起来,向公爵派出了大使,这些使节第二天就赶到了公爵驻地,向公爵表示佩鲁贾归顺的意愿。就这样,公爵没有动用武力就连下两个城池。他于是前往阿西西,在那里,他会见了从锡耶纳赶来见他的使节,后者问他,根据一般的报告,公爵要攻打锡耶纳,但是要攻打的理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公爵告诉他们他对于锡耶纳充满着亲切的情感,但是他已决心驱逐潘多尔福·佩特鲁奇,锡耶纳的领主,同时也是公爵的敌人。如果锡耶纳人民可以自己动手将佩特鲁奇赶走,那么他们完全不需要害怕公爵。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他就要带着部队亲自动手完成此事。他于是向锡耶纳进军,但是故意挑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以便锡耶纳的人民可以有时间去想想清楚。一路上攻占了不少城堡和村庄。士兵们抢劫着乡村。居民们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当他们找到一些因为老弱病残无法逃走的人时,士兵们就把这些人的胳臂捆绑起来,然后吊起来,在他们脚底下放起火来,以便人们可以交待金银珠宝藏在什么地方。当人们不愿意招供,或者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而无法招供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酷刑折磨致死。与此同时,从罗马传来了好消息。收到儿子的信之后,教皇了解到在西尼加利亚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向渥西尼红衣主教送了个信过去,当然不是为了告诉他他那些朋友和族人遭到厄运的事,而是告诉后者城堡已经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由于职责的驱使,红衣主教赶到梵蒂冈,向教皇道贺。随着渥西尼主教一起去觐见教皇的还有他的亲戚和他的门客。他被带到一个会客室,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一起被逮捕。到了这个时候,公爵就可以放心地去处置他的俘虏了。米盖洛托掐死了帕格洛·渥西尼这个被公爵甜言蜜语所迷惑的傻瓜和他的外甥格拉维纳公爵。红衣主教本人则是被关在圣·安吉洛城堡,在那里待了不长时间之后他就非常识相地死了。对这个长期以来被天主教历任教皇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的家族实施了这么重大的打击,教皇和他的儿子觉得大可弹冠相庆一番。在除掉私敌的同时又为教会除掉了这么一个公害,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他们通过事实证明,同时为上帝和财神爷服务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十二章当公爵最后到达一个叫皮亚维城堡的地方时,马基雅维里欣慰地获悉接替他的后任使节已经准备好从佛罗伦萨出发了。皮亚维城堡是个小有名气的城镇,有一座城堡庄园,一座大教堂。马基雅维里幸运地找到了一处还算像样的住所。公爵打算在这里短暂地休整一下他的部队。马基雅维里暗中希望,当公爵再次启程时,那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新大使就已经抵达了。马背上的长途旅行使他疲惫不堪,糟糕的食物折磨着他的肠胃,每天的行程暂告结束时,他又不得不在条件恶劣的客栈栖身,结果他常常睡得很少。两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马基雅维里正躺在床上休息他那因为旅途劳顿而酸痛的四肢。但是他却休息得颇为不稳,因为他脑子里很乱。尽管他每天都写信向执政团方面汇报他认为他们应当了解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向执政团方面报告他与公爵在西尼加利亚那次会晤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公爵向他许诺了金钱和权力,那个机遇是异乎寻常的,执政团方面也许会想,既然马基雅维里已经升到了他职业生涯中顶峰,今后基本上不会再高升了,他一定会觉得这个诱惑难以抵制。他们是一群小人,一贯以师爷特有的阴暗心理和诡计多端怀疑别人。他们会问自己,他们和马基雅维里之间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公爵认为后者可以获得如此的升迁。这件事情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可以是个污点。从今往后,人们可以认为,为了谨慎起见,最好不要太信任马基雅维里,另外,如果有必要,找个借口开掉他应该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马基雅维里在心中问自己,难道仅仅因为那帮子人没有做损害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坏事,他们就会相信他马基雅维里会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吗?看来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但是如果执政团方面从哪里听说了公爵的提议,他的沉默也会给马基雅维里带来问题。这个处境有些令人尴尬,突然间他的沉思被一阵声如洪钟的问话声粗鲁地打断了。一个人正在问房东太太是不是有一位叫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先生住在这里。“巴托罗缪大人。”一直坐在窗户边读一本从主人那里借来的书籍的皮埃罗开口招呼来人。“这家伙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一边不耐烦地问自己。不一会儿这个壮实的汉子就冲进了屋子。他张开双臂,搂住马基雅维里,在他两颊上各亲了一口。“找你可真不容易,我简直是一家接一家地找你。”马基雅维里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巴托罗缪以同样豪放的方式问候了他的表亲,然后回答道:“公爵为了一些与伊莫拉有关的公事召我过来。我经过了佛罗伦萨,碰到了你的继任人的几位仆人。新的大使明天就会赶到此地。尼科洛,尼科洛,我亲爱的朋友,你救了我的命。”他又一次拥抱了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两颊上又猛亲了两口。马基雅维里又一次挣脱了他的拥抱。“我很高兴见到你,巴托罗缪。”他开口说道,态度并不是十分热情。但是富商打断了他。“一个奇迹,一个奇迹,一切都归功于你,奥莱莉娅怀孕了!”“什么!”“我亲爱的尼科洛,七个月以后我就会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自豪的父亲了,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事情的发展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话,马基雅维里也许会对巴托罗缪这番话感到十分尴尬,但是由于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马基雅维里吃惊得有些反应不过来。“镇静点,巴托罗缪,告诉我你到底在说什么,”他打断了后者,问道,“我到底赐了你什么?”“我心里最迫切最珍贵的愿望实现了,你让我如何才能平静下来?现在我就是进棺材也可以瞑目了。现在我可以将我的荣耀和财产传给我的子孙了。康司坦扎,我的姐姐,现在可生气啦!”他放声大笑。马基雅维里疑惑地看了皮埃罗一眼,因为他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他看到皮埃罗也和他一样吃惊。“当然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建议,我永远也不会去拉维纳,在圣·维塔里的祭坛前祷告着度过一个完整的寒夜。确实,这是提莫提欧神甫的建议,但是我并不信任他。他让我们去了不少地方进香朝圣,但是一直毫无效果。提莫提欧神甫是个好人,是个圣人,但是对待僧侣你必须长个心眼,你永远不能确定,他们在向你提建议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着的动机。我不怪他们,他们是我们神圣教会忠实的儿子。如果你没有告诉我朱尼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大人的故事,我是不会去拉维纳的。我相信你,你心中只有我的福祉,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告诉自己说,一件发生在一位令人尊敬的佛罗伦萨公民身上的事,也完全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在伊莫拉也是个有地位的人。在我从拉维纳回来的当晚,奥莱莉娅就怀孕了。”巴托罗缪心情激动,又说了上面这一大堆话,让他出了一身大汗。他用袖子抹去额头上的汗珠。马基雅维里盯着他,流露出疑惑不解,厌恶和恼火的神色。“你能肯定奥莱莉娅确实怀孕了?”他尖刻地问道。“女人们在这些事情上是常常搞错的。”“肯定,我对此确信无疑,就像对我们的《圣经》的篇章确信无疑一般。当你离开伊莫拉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怀疑而不敢断定,我当时就想告诉你,但是奥莱莉娅和卡特琳娜求我不要告诉你。让我们啥也别说。她们央求,直到事情确凿无疑之后再讲。难道你没有留心,当我带你去向她告别的时候,她看上去状态不佳?为了那事她后来生我的气,说她不能容忍让你看到她没有打扮妥当的样子。她担心你会疑心她怀了孕,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怀孕的事,直到事情已经确信无疑。不过你是了解女人在怀孩子时总会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我没有怀疑任何事情。”马基雅维里说道。“事实上我本人结婚也只有几个月时间,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很有限。”“我想让你成为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因为如果不是由于有你,我将不可能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流露出所有的迹象来表示要和马基雅维里再次热烈拥抱,但是马基雅维里阻止了他。“我衷心地祝贺你。但是如果我们的大使明天就要抵达的话,我不能浪费时间。这个消息必须立即向公爵通报。”“我这就走,但是你今天晚上必须跟我吃饭,你,还有皮埃罗,我们要像像样样地庆祝一下。”“在这个地方恐怕有些困难。”他态度有些生硬地回答。“这里没什么可以吃的,如果这里有酒的话,估计也是和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一样低劣。”“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巴托罗缪说道,伴随着一阵大笑,一边搓着他那肥厚的手掌。“我从佛罗伦萨带来了一些酒,一只野兔,一只乳猪,我们今晚要好好地吃喝一下,为了我的这个头生孩子的健康。”尽管他当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幽默感,但是因为他离开伊莫拉之后一路上吃得实在太差,他实在是无法抵御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的诱惑。于是他努力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回头到这儿来找你。”巴托罗缪说道。“但是我在离开这儿之前想让你给我出个出意。你应该还记得,我曾经向提莫提欧神甫许愿,一旦我求子成功,我会在他的教堂里的圣母祭坛上供奉一幅画像。我心里清楚,我求嗣成功要归功于圣·维塔里,但我也不想怠慢圣母。她无疑也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我决定让画师画上一幅画,在画中圣母怀抱她那得到祝福的儿子,坐在一个华美的宝座上,我和奥莱莉娅在两边跪下,我们各自的双手在胸前十指相扣,握在一起。”他将他的大手十指相扣合在一起,眼睛看着天花板,流露出一副虔诚的神情。“我会让圣·维塔里站在宝座的一侧,提莫提欧神甫建议,因为他的教堂是敬奉给圣方济各的,我应该在宝座的另一侧画上圣方济各,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好主意。”马基雅维里回答道。“你是佛罗伦萨人,应该知道找哪个画家,请告诉我应该给谁下订单。”“我实在是不知道,那帮子画师们是一些靠不住的,生活放纵的混蛋。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我不怪你。但你肯定可以推荐几个吧。”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我还在厄比诺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起过一个年轻的画师,他是佩鲁吉诺的学生,他们说此人已经胜过他的师傅了,而且他们说此人的画艺以后还有提高的空间。”“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们告诉过我,但是我没把那当回事,所以左耳进,右耳就出了。但是我敢说我能把他找出来,另外,我估计此人也不会要价太高。”“价钱不是问题。”巴托罗缪大手一挥。“我是一个商人,我明白你如果要最好的,你就得付出点代价。对于我来说,只有最好的才配得上我。我要找一个有名的画师,如果我必须花点钱,我会花这个钱的。”“好了,行行行,当我回到佛罗伦萨之后就开始帮你打听这件事。”马基雅维里不耐烦地回答道。当巴托罗缪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坐在床边上,带着完全困惑不解的神情看着皮埃罗。“你听说过这种事情吗?”他问道。“这个人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很明显这是一个奇迹。”皮埃罗回答。“我们有义务去相信那些由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所创造的奇迹,我们神圣的教会也承认了那些由教会的圣徒们创造的神迹的真实性。但是能够出现神迹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退一步说,就算这是个神迹,圣·维塔里为什么要对一个像巴托罗缪那样的肥胖的,愚蠢的傻瓜出手相助呢?”但是尽管他说着上面这些话,他又想起了提莫提欧神甫跟他说起过的一番话,大致是说,即便有关圣·维塔里的独特的力量纯粹是马基雅维里凭空编造出来的,但是只要巴托罗缪对此坚信不疑,这份绝对的信心也会让奇迹出现。这有可能吗?当时他听神甫说这番话时,他认为神甫不过是在找一个借口,以便在没有收到更多的钱的情况下,避免给马基雅维里提供更多的帮助。皮埃罗开口说话了。“别说话。”马基雅维里说道。“我正在思考。”他永远不会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好的天主教徒。事实上他经常允许自己憧憬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们仍然住在山上的情景。基督教向人们展示了真理和获得拯救的途径,但是它要求人们去忍受,而不是要求人们去做些什么。这种思想让整个世界虚弱了,它将那些无助的羔羊交给了那些邪恶的力量,因为芸芸众生为了能够上天堂,想的更多的是忍受伤害,而不是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伤害。它教导人们,最大的善是谦卑,甘于贫贱和轻视那些尘世间的功名利禄。但是古代的宗教教导我们追求伟大的精神,勇气和力量。但是当下这件事确实是件奇怪的事。这让他受到了震动。尽管理智仍在顽固地坚持,但是他内心却开始出现一种不太情愿的倾向性,让他去相信一种超自然干涉力的可能性。他的头脑坚定地拒绝这种念头,但是在他的骨子里,血液中和他的神经纤维里都存在着某种疑问,而对这种疑问他不能够轻易地解除。这就像是在他之前好几代笃信基督教及其神迹的人们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灵魂,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了他。“我的祖父也是肠胃不好,常常遭罪。”马基雅维里突然开口说道。皮埃罗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现在的人们变得越来越软弱,是因为人们在其位卑言轻的状态中,用他们消极懒散的态度来解释我们的宗教。他们忘了宗教还命令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使她蒙受光荣,并且让我们做好准备,可以随时保卫她。”当看到皮埃罗一脸茫然,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别在意,我的孩子。别把我的这些唠叨放在心上。我要准备好向公爵报告,明天新的大使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

                      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

                      不含糊,明确对秦昭王表示:我是来结盟的,你现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我割让土地,没门儿。秦昭王于是将楚怀王扣留起来,又派人前往郢都威胁楚国人:如果不割地,就杀死楚怀王。楚国的大臣们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与其这样受秦国威胁,不如另立新王,也好断绝秦昭王的欲念。这个想法是对的。另立新王之后,楚怀王就不是一个筹码了。不是筹码,抓在手上就没有任何意义,还得花费人力物力看着他,养着他,巨不划算,很有可能最后就放了他。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群臣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楚怀王在国内的庶子,当然也就是楚怀王最最疼爱的子兰;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召太子熊横回国即位。昭雎的意见是立熊横。在他的坚持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楚国于是派出使者到齐国,诈称楚怀王已经死在秦国,要求接熊横回国为君。孟尝君答应了楚国人的要求。然而,当熊横向齐闵王告辞的时候,齐闵王却提出一个额外的条件:熊横即位之后,楚国割让淮北之地方圆五百里给齐国。答应的话,马上可以走;不答应,那就还是留在齐国吧!熊横显然比他爸聪明,没有当场答复齐闵王,而是说:“此事非同小可,我得问问师傅。”熊横的师傅慎子,是楚国有名的老学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一点也不古板。他对熊横说:“土地不过是用来安身的,如果因为爱惜土地,就放弃回去为父亲送葬的机会,这是不道义,会遭到天下人的指责。”熊横于是答复齐闵王:“我愿意敬献淮北之地给大王。”齐闵王这才放他回国。熊横回到楚国,被群臣拥立为君,即楚襄王。齐国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来到郢都,一方面祝贺楚襄王即位,一方面索要淮北之地。楚襄王问慎子怎么办,慎子说:“这是国家大事,还是明天召集群臣商议吧!”第二天,楚襄王召集群臣,商量就对齐国之策。会场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上柱国子良认为,君王一诺千金,答应了齐国的事就要办到。地,一定要割,以示守信;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把它抢回来,以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大夫昭常主张坚决不给,齐王一定要的话,让他发兵来抢,楚国严阵以待,谅他也抢不到。将军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但是担心楚国在垂沙之战大败之余,难以守住淮北,建议求救于秦国。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秦国自知索要巫、黔二郡无望,肯定也不愿意齐国得到淮北。因此,只要楚国有求,秦国必应。当楚襄王又问慎子该听谁的意见的时候,慎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都听。”按照慎子的安排,楚国先派子良前往齐国,办理移交淮北土地的手续。齐闵王没想到楚国人这么痛快,喜出望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派人去接收。这时候昭常已经被任命为淮北大司马,主管淮北军务,他对齐国使者说:“我受命守护此土,谁要也不能给!我已经动员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全部男丁,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盔甲破旧,武器落后,但是愿意奉陪到底。”齐闵王得到回报,问子良:“您来献地,昭常却拒不执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我受楚王的命令来进献土地,昭常这样做,不是楚王的本意,您如果要讨伐他,我是没有意见的。”齐闵王说:“好,您等着看。”于是下令动员军队,讨伐昭常。部队还没出境,就听到秦国准备出兵救援楚国的消息。秦昭王还给齐闵王送来一封信,说:“你们扣押楚国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仁;又想掠夺楚国的土地,这是不义。你们收兵便也罢了,如果一定要来硬的,我们奉陪到底。”齐闵王心想,亏你还好意思说我!如果不是你先扣押人家的国君,我又何来扣押人家的太子呢?如果不是你先要人家的巫、黔二郡,我又何来要人家的淮北之地呢?意见归意见,齐国最终还是撤军了。秦昭王自认为有恩于楚国,又向楚国提出领土要求,却遭到拒绝。这位“有仁有义”的君王,本来就因为楚国另立新王而恼羞成怒,现在更是火冒三丈,马上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而去。楚襄王即位之后,作为肉票的楚怀王也就失去价值了。秦国人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公元前298年的一天,楚怀王找着一个机会溜出了囚禁他的宾馆。秦国人发现后,封锁了所有通往南方的道路。楚怀王只好向北逃亡,想从赵国绕个大圈子回楚国。赵武灵王为人刚烈,素有侠气,但是当时正好不在国内,国政由其子赵何(即赵惠文王)代理。赵何胆小,不敢收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又折回秦国,转而向东投奔魏国,结果被秦军抓获,送回了咸阳。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咸阳。秦昭王终于发了善心,让人将楚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出于对这位冤死之君的同情,郢都万人空巷,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楚怀王在世的时候昏庸无能,对内不听诤臣之言,对外屡屡上当受骗,丧师辱国。然而,他的死却激发了楚国人的爱国热情。那一天,每一个楚国人都将对秦国的仇恨埋在了心底。这种仇恨代代相传,直至百年之后,秦朝统一了天下,山东(太行山、崤山以东)各国人民皆已驯服,唯有楚国人还牢记着当年楚怀王所受的屈辱,终于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揭开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他们建立的政权,叫作“张楚”。张楚失败后,楚将项燕的后人项梁、项羽成为各路义军的首领,他们打的还是楚国的旗号;甚至于找了一位所谓楚王后裔来领袖群伦,也直接称之为楚怀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楚襄王上台后,子兰成为令尹。楚国人没有忘记当年就是子兰劝说楚怀王去秦国,对子兰颇有微词。屈原写了一些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和给楚襄王书信,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热爱和担忧,同时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其实是对子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子兰于是指使党羽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致使屈原被楚襄王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最终郁郁寡欢,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离骚》。关于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自古以来,即便是不读诗书的贩夫走卒、市井之徒也知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也就是在公元前299年冬天,孟尝君终于经受不住秦昭王的一再邀请,带着他的数十名门客来到秦国访问。秦昭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孟尝君入秦,当然不只是想看看他,而是想他为秦国所用,从根本上瓦解齐、魏、韩三国同盟。因此,孟尝君一到咸阳,就受到秦昭王的热情招待,而且收到了秦昭王的一份厚礼——秦国相印。秦昭王说:“只要您肯留下来,秦国的相国就是您。”可是过不了多久,秦昭王又命人将相印收回去了。原来,赵武灵王听说秦昭王要封孟尝君为相,担心齐、秦两国从此走得太近,对赵国不利,特意派人到秦国,买通了秦昭王的亲近大臣,对秦昭王说:“田文乃当世豪杰,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即便当了秦国的相国,心里面总还是向着齐国的。如果他什么事情都先为齐国考虑的话,秦国就危险了。”孟尝君本来也没想当秦国的相国,对秦昭王的朝三暮四倒也没什么反感,但问题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年魏惠王不用商鞅,又不杀商鞅,以至于商鞅为秦国所用,终成魏国大患——这样的历史经验,秦昭王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既然不用孟尝君,也不想孟尝君继续为齐国所用,便考虑要杀了他。孟尝君觉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秦昭王已经派兵把守了咸阳各处通道,而且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照这种情况,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走张仪的老路,派人偷偷去找秦昭王的宠妾幸姬,请她在枕边吹吹风,让秦昭王改变主意。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女人呐!幸姬也很爽快,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但是提出:她早就看上了孟尝君的白狐皮大衣,如果孟尝君可以将那大衣送给她的话,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孟尝君一下子傻了眼。他是有那么一件大衣,价值连城,天下无双,可不久前他已经将它送给秦昭王了,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白狐皮大衣了。他把门客召集起来,将情况一说,大伙儿都低着头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事不好办。不是不好办,而是根本没法办。孟尝君忍了很久,才将一句话咽回肚子里: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到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忙吗?有一位下等门客,史料中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咱们姑且叫他狗剩吧。狗剩原本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偷了大户人家的狗,被人追杀,才逃到孟尝君家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下等门客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人物,平时大伙都不拿正眼看他的。这个时候,狗剩却主动站出来说,他可以将白狐皮大衣盗出来。当天夜里,狗剩换了一身夜行衣,施展他当年在齐国偷狗的本领,偷偷潜入王宫,从仓库中将那件白狐皮大衣取了回来。说句题外话,有这样的本领,即便取秦王的脑袋亦非难事,所谓下等人的本事,不可小觑!孟尝君命人将白狐皮大衣包好,进宫献给幸姬。幸姬果然向秦昭王求情,秦昭王经不住那美人儿的缠磨,便给守卫咸阳的魏厓下了一道指令,要他撤去孟尝君住所周围的守军,放其回国。孟尝君得了性命,也不辞行,带着门客一路狂奔。早上从咸阳出发,半夜便到了函谷关。当天黄昏时分,秦昭王也已经醒悟过来了,派人到孟尝君的住所打探,发现人去楼空,情知上当,下令封锁全国道路,并派王宫中的精锐卫队朝着函谷关奋起直追。函谷关和武关乃秦国出关的要塞,地势险要,驻有重兵把守。其中函谷关在北,连接雒邑和韩国;武关在南,连接宛城和楚国。孟尝君要回齐国,函谷关是最近的必经之地。按照秦国的法律,函谷关是要到鸡鸣以后才开关放行的。孟尝君知道,如果等到天亮鸡鸣,秦王的追兵就追上来了,插翅难飞。正在焦急之际,有位门客捏着鼻子,扯着嗓门学了几声鸡叫。不一会儿,函谷关内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迅速通过函谷关,顺利离开了秦国边境。这位门客和狗剩一样,都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当初孟尝君收留他们,所有人都表示不解,没想到最危急的时刻,就是这两位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挽救了孟尝君的性命。由此可见,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屌丝也会有用武之地。据说,孟尝君在回国的路上经过赵国,受到平原君赵胜的热情接待,一路派人护送。途经某县的时候,当地人都出来围观,大伙看到孟尝君都笑:“听说孟尝君是个伟丈夫,原来只是个小个子啊!”一向脾气温和的孟尝君勃然大怒。平原君派来的人和他的门客马上抽出兵器,跳下马车,冲入人群中一阵砍杀,当场杀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士可杀,不可辱。拿破仑有言:谁敢嘲笑我的矮个子,我会砍掉他的脑袋来拉平!孟尝君连败秦、楚孟尝君回到齐国,又当上了齐闵王的相国。这次秦国之行使得他彻底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性”,更加坚定了他要高举合纵运动大旗的决心。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就发动齐、魏、韩三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这也是当年公孙衍发动五国伐秦以来,山东各国对秦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联军在齐将匡章的率领下,迅速逼近函谷关,而秦军采取守势,闭关不出。时间一长,联军的军粮供应便出现了困难,于是向周朝提出了借粮。周赧王派大夫韩庆前往齐国,对孟尝君说:“您当年发动齐国联合韩、魏去攻打楚国,取得宛、叶以北的土地,好处都给韩、魏两国。现在您又要进攻秦国,如果获胜的话,无非又是让韩、魏两国占便宜。这样一来,韩、魏两国的力量加强了,既不怕南方的楚国,也不怕西方的秦国,更不会把齐国放在眼里。您要知道,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他们在您的领导下进攻秦国,过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再听您的话了,所以我心里为您感到十分不安。”孟尝君说:“那您有什么建议呢?”韩庆说:“现在联军提出要向周朝借粮,如果让秦国人知道了,便会知道联军缺粮的弱点。我建议您先不要急着进攻,让我们从中斡旋,把您的意图告诉秦王,就说,‘薛公其实根本不想攻打秦国,因为那样只会加强魏、韩两国的力量。他之所以发动联军逼近函谷关,无非是想让您去做楚国的工作,让楚国把淮北之地割让给齐国。’您看如何?”说到淮北之地,孟尝君不由得心动,问道:“您凭什么认为秦王能够说服楚国割让淮北之地呢?”韩庆说:“您别忘了,楚王现在还被扣留在秦国呢(时为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还在秦国)!只要秦王放回楚王,楚王感谢您救了他,便会同意割地给齐国。”孟尝君觉得韩庆说得有道理。确实,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就算攻入函谷关,也占领不了秦国的土地,何不转而追求楚国的淮北之地呢?于是他说道:“很好!”一面请韩庆出使秦国,一面让匡章停止进军,就将部队驻扎在函谷关下。当然,向周朝借粮的事也不了了之。韩庆到了秦国,什么都变了卦,只字不提楚国的事,反倒是对秦昭王说:“我们愿意为秦国打探三国联军的情报,一有消息,就会向咸阳汇报。”获得了秦昭王的感谢之后,便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雒邑。联军在函谷关下一驻便是两年。春去秋来,寒尽暑往。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咸阳的消息传到齐国,孟尝君才感觉不对劲,又命匡章进军。匡章果然不同凡响,在函谷关下待了两年,仍然锐气不减。在他的指挥下,三国联军一鼓作气攻入了函谷关。秦昭王这次可真的急了。他跟相国楼缓商议:“前方军情紧迫,我想跟敌人讲和,把河东之地割让给他们,您看怎么样?”楼缓说:“哎哟,那代价可真是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可以让国家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决定,应该由宗室贵族来商定,您何不召见公子池,听听他的意见呢?”公子池是秦惠王的儿子,秦昭王的兄弟,在宗室中声望很高。他听了秦昭王的想法后,说道:“这件事嘛,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秦昭王说:“为什么?”公子池说:“大王割让河东之地,三国退兵而去,大王一定会说,可惜啊!他们还是撤兵了,我白白送掉了这么大一块地盘。如果不跟他们讲和,联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咸阳随时会有危险,大王又会说,可惜啊!因为吝惜河东,导致整个秦国陷入险境……”秦昭王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反正都是后悔,我宁愿失去河东也不愿危及咸阳。”便命公子池为使者,前往联军大营谈判。结果正如韩庆所说,魏国得到了原来被秦国攻占的河东之地,韩国也要回了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得,撤军而去。齐国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孟尝君的名头更响了。自从他当上齐国的相国以来,高举合纵大旗,连败楚、秦两大强国,打得楚怀王遣子入质,打得秦昭王割地求和,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孟尝旋风。当然,这也为他的失势埋下了伏笔。第十三章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现在,如果按照“三个世界”理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中国诸侯进行分类排名的话,将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世界:秦、齐、楚三国。第二世界:赵、魏、韩、燕四国。第三世界:宋、鲁、卫、周等小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壮大,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夺得魏、韩等国大片土地,虽然公元前297年被匡章带领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但不能动摇秦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的根基。齐国地处东海,得渔盐之利,经济发达。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几代国君苦心经营,再加上孟尝君主持合纵运动,领袖群伦,堪与秦国为敌,为当世第二强国。楚国是老牌的霸主之国,地大久久精品国产亚洲7777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母的头颅。他查觉了莫炎的出现,便提着短刀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莫炎被这诡异的情景吓得呆在了原地,只觉脸颊被哥哥伸手摸了一下,周身便立刻被一种怪色灵火包围。火焰没有带来痛楚,只是令得他浑身融化般地瘫软,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哥哥依然亲切地笑着,手中的短刀慢慢凑近了莫炎的头颅…………莫炎的话语突地停住了,所有的情感从眼中顿时消失,他一把拿过鼠标点开了电脑画面上的邮件提醒,简短的邮件呈现眼前,末尾署名“了然”。那是莫炎接驳在晖儿电脑上的N93手机传来的信息,众人都在入神地听他讲述,全然没有注意到邮件提示。“丧星突现已七日,太岁落地蒙化城,茶马寻龙君不再,隆庆关外马蹄深。”邮件的内容是一首七律,字里行间透露着警示,似乎在告诫我们蒙化之行的险阻。“了然怎么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蒙化的秘密?”我不禁疑惑道,“难道他一直在暗中监视?”“可能性不大。”晖儿在键盘上操作了一会,“邮件的始发地来自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没有代理转发的痕迹。”“他擅长观星测凶。”莫炎望着窗外的星空道,“远在千里,运筹帷幄。”了然去美国干嘛?我又一头掉入了云雾之中。莫炎出神地望着星空,似乎在观察着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北斗星清晰地映入眼帘。深夜的天空格外清透,闪烁的星辰十分清晰,甚至连平日不常见的那颗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丧星突现……”我忽地想起那暗淡星辰的由来,“从我们到滇池那夜起,这颗丧星就出现了。”北斗本为七星,但实际在它边侧很近的位置上还有一颗不易察觉的星辰,星象上称之为“丧星”。风水理论中,出行、迁徙、动土、架梁、婚嫁但逢丧星突现,须一律改日或作罢,否则凶险难当。丧星连续出现七日,星辰位置转定于某地的话,那里便一定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尤其当你的目的地就是那里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应该是这颗丧星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后,特殊磁场的影响造成了某种变化。不过,其中的根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东方朔、袁天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才能诠释了。经过地图方位查证确认,这颗丧星的位置确如了然所言,照之前的邮件分析和对比来看这封邮件应该是真正的了然发出的。现在看来蒙化之行确实危险重重,暂且不说丧星示警,单就三十年前一批高手丧生古道便足以让人望而止步。莫炎征询地看了看大家,见我们没有反应,便揣起手机,一语不发地开始收拾背囊。“这剑放你包里吧,我路上背不动。”S递给莫炎的正是那把刑天猎首剑。“亦凡,我的电脑放你包里。”晖儿收起电脑塞进我的背囊,“猎枪卡着不好放。”莫炎接过铜剑,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们,眼中隐约有着一丝感动。“蒙化肯定一起去,但必须事先声明一点。”我严肃道。“你说。”莫炎一脸凝重地应道。“收拾完了就睡觉,明天不许早起。”我捶着后腰苦笑道,“我们不是铁打的。”“我也不是……”脸上闪过一片愕然后,莫炎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意。……蒙化县现称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可能因为拗口或长久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称之为蒙化。这里是茶马古道“三进三出”交通枢纽,也曾是沟通川、滇、藏、印、缅及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城镇。南诏蒙氏的王朝便是发源自此,但四代古都的蒙化城除去古老的建筑之外,已全是现代商业旅游的氛围。相较莫炎,老田更为熟悉蒙化的环境,南诏古街一路到底,歇脚打尖带住宿,繁杂的事情在他乐呵呵的招呼声中全数解决。“蜜饯、粑肉饵丝、青豆小糕、锅巴凉粉、什锦咸菜……”S嘟囔着在一边盘点着战利品,大包的食物看上去夸张之极。“这些吃的比铜剑重吧?”我笑着打趣道。莫炎掂量了一下食品袋,又掂掂铜剑,一脸肯定地点了点头。众人一片笑倒,S唬着脸道:“吃完了就不重了,铜剑又不能吃。”这话又引得我们大笑起来,S被笑得不好意思,转身打开窗户自顾看风景去了。照莫炎之前的叙述,三十年前血案的地点就在城东的隆庆关,了然的邮件中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线索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先从那里着手。“老田,蒙化古城是不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啊?”S张望着问道。“是哦,这古城留下的都是明朝和清朝的建筑哈。”老田指着窗外的建筑道,“二十五条街,十八条巷子,交错起来就像是个棋盘咯。”“是明清棋盘式城池,我说呢。”S伸了个懒腰道,“我以前的建筑史教授就喜欢这种井字型结构。”“呵呵,这里大多都是白族人的建筑哈。”老田笑道,“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不成棋盘成啥子哟。”这话一出口,我和莫炎都愣了一下,明清棋盘城池,白族特色建筑,这原本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对查找龙脉的我们却别有一番含义。“老田确实没说错。”莫炎点着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道。翻出蒙化城地图,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清晰的格局设置,与我们预料的完全吻合。而当晖儿找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全景图片时,我和莫炎不禁一阵喜忧交加。这里民居中四合院的格局多为四居门加前后院门,合上三坊门大开,为九阳数,恰好是人脉阳气鼎盛的“九门通关”。五天井地气冲天,合中脉照壁分隔引导,为六阴数,便形成了地脉阴和润物的“六阴内生”。这正是引龙大局中卧龙部的双局之一——九阳六气局。但这局的气脉已完全被棋盘式的城池格局毁坏殆尽,二十五条街道,十八条小巷,将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堪堪隔开,而几条主要街道的位置却又正好横断了九阳六气局的局眼,整个局势的走向已无迹可寻。“照你这么说来,蒙化曾经是引龙局的一部分?”S瞪大眼睛道,“那应该附近还有一个局才对啊。”“按这里的位置格局来看,并存的另外一局应该就在隆庆关那里。”我指着地图道,“鸟道雄关赖以成名,现在看来就是因为这个局的关系。”“千鸟入关,撞山自尽。”莫炎点头道,“关内的迷雾一直很奇怪。”意外的发现与我们原本的计划十分巧合地凑到了一起,商议之后,大家整理好装备当下各自休息,准备夜幕降临的时候探访这个神秘的隆庆关。入夜时分,一行人来到了城东二十公里的文峰山,巍峨盘延的山脉间隐约显露的山口便是隆庆关。山风掠过,厚重的雾气幽灵般地出现在我们周围,只一会的功夫,能见度已降到了五米。“我靠,这什么鬼天气?”S被突如其来的迷雾吓了一跳,“是不是有人搞鬼?”“隆庆关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鸟自杀,原因就是这些雾气。”我笑着递过绳子,“穿在腰上带,大家别走散了。”莫炎灵敏的嗅觉加上我听风辨位的能力使迷雾间的行进顺畅了许多,但即便如此,速度也并不是很快,翻上隆庆关的山口时,新换上的冲锋衣已布满雾水。山口的一侧是高耸的文峰山,远处绵延的横断山脉一望无边,静心听去,附近的整体山脉地势尽数在我脑海中浮现。环抱的山口在连绵的山脉上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地势,山体四处不住透出阴绵的地气,如果不是引通了阴极地脉,这里是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气的。地气在夜间开始吞吐,配合新月形格局,与天空的月气向连,阴月地气混为一脉将这里的地气洗炼得阴柔之极,这与蒙化城内的九阳六气局完全配合不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冲的做法!“怎么是阴月地气局?!”我失声道,“这里的地气也吐纳的特别快。”“有些不对劲。”莫炎的鼻子抽动了两下,“地气里有兽的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说的清楚点。”一旁的三人听得糊涂,S更是不耐烦地叫道。“布局的家伙做了手脚,这里是伪装的部分。”我示意大家下山,以免有什么意外,“照这个局来看,附近肯定养着什么特殊品种。”莫炎和老田手脚麻利地拴好了一卷绳索,在山口一边抛下,大家顺绳滑下。我和老田是最后下山的,刚滑到一半耳畔便传来一阵激烈的翅膀拍打声,迷雾中突然出现了大群的飞鸟,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袭来。身在半空无法闪避,匆忙间我只得用金属板护住我和老田。蓬蓬声接连响起,漫天羽毛飘落,那些飞鸟全部撞死在山口的岩石上,一时间鸟血的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惊吓之余,我们加快了下滑的速度,直到脚下踩在厚实的泥土上才略松了一口气。地面上落着许多飞鸟的尸体,几只尚未断气的鸟儿扑腾着翅膀想要站立起来,扭折的脖颈歪斜着摆动,痛苦挣扎中更加速了它们的死亡。虽说这场面远不如之前所遇到的那样诡异,但我却不由有些颤栗。“每年都不知道要死掉多少鸟哈。”老田看着地上的鸟尸皱眉道,“你说的局为啥会让鸟撞山?山里头有啥东西?”“地气造成的迷雾会影响鸟类飞行时的辨别能力。”我随口答道,眼下却不见了晖儿、S和莫炎三人。“莫兄弟和两个女伢子咋不见了?”老田也发现了三人的失踪。彼此上下的间隔只不过相差十分钟,照理他们不会随意走开,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正想搜寻时,山口里传来一阵火焰撩动的声响。是莫炎!我招呼老田跟紧,顺着声响发出的位置奔去。转入山口,迷雾中闪现大片火光,莫炎双手并用地划出一道道灵火,飞速攻向黑乎乎的山口内。晖儿和S倒在莫炎的附近,身上满是黏糊糊的液体。我紧赶上前探查,发现两人只是昏迷,所幸没有受伤。“发生了……”还未等我问话出口,莫炎的灵火蓬然剧涨,闪动中,一个硕长的身躯在山口间一闪而过,那样子竟有些像天坑中的毛龙。“周围布些尖刃!”莫炎面对山口,细细闻着气味,“三尺长,要最锐利的。”老田帮着我把晖儿和S抬到莫炎站立的地方,我在四周布下了上百根三尺来长的锐利尖刃。莫炎始终一动不动地对着山口深处,手中的灵火不断缩张,一付大敌当前的模样。此刻四周毫无声响,平静的山口间缓缓掠来一阵山风,原本已渐渐稀薄的雾气在山风的鼓动下转又浓重了起来。山口的石壁上隐约传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响动,莫炎的鼻子猛地抽动几下,灵火骤然高起,举手挥动间长长的火舌直射石壁。火光掠过的那一刹那,一条粗如手臂的粉色蛇形物在我们身前两米处出现。那东西灵巧地避让开了灵火攻击,却不慎碰到了我布下的尖刃,锐利的刃口划在上面发出吱嘎的怪响。莫炎击出一串火球正中那东西,扭动中蛇形物飞速逃回来路。“它吃了亏,暂时不会攻击。”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吃的东西真不少。”“那是什么东西?”我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听辨出那东西的形迹,甚至连它的动作都难以捕捉。“这东西不会是邪龙吧?”老田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蒙化古时候就传说山里有邪龙和凤凰哈,晚上都不敢来山口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莫炎看着老田,语气中有些惋惜,“难怪蒙化的别名叫邪龙。”十八、机关金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但史书上并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即便是记载了众多传说动物的《闻风拾水录·虚灵篇》也没有涉及。如果不是在天坑见到那条毛龙,我依旧会认为龙只是古代的一种图腾象征物。我并不知道现在这条邪龙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它不是虚灵,否则我不可能判断不出它的动作和形态。“邪龙是动物?”我试探地问莫炎,“我的听风根本无法了解到它的动态。”“寒蜴,本该灭绝的动物。”莫炎依旧盯着山口的黑暗处,“传说中蜃的原型。”制造虚幻景象,吸食过往路人,这东西难道就是误传为龙子的蜃?脑子里有些发炸的感觉,这些时间里不断更新的知识见闻太具颠覆性,我的大脑几乎有些难以承受。说话间,迷雾再次浓重起来,惨白的雾气中隐隐有种特别的味道,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却令我眼前的景物有些晃动。“它移动的范围不大。”莫炎嗅着空气道,“我用灵火弹照它出来。”十几个拳大的灵火团飞入迷雾,星点地排布在了山口间,莫炎双手一振,火光猛地大盛,柔和的火光将布满迷雾的山口照得通亮,但奇怪的是山口上空却依旧漆黑。老田茫然地向内望着,似乎灵火弹的光芒只有我才能看到。莫炎指着山口边壁上的一处道:“那东西被拴住了。”顺着莫炎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条奇怪的生物正吸附在山口的崖壁上,细长柔软的身体有些像蛇,四只脚掌却像蹼足,与身体相比,那过于宽扁的脑袋像把铲子,浑身的颜色灰黄斑驳完全近似山石的颜色。那东西灵活地扭动了几下,身体在山壁间溜冰似地滑动,掠过之处隐约留下一道发亮的痕迹。难怪无法查觉它的行动,粘液和吸盘足的作用下,移动起来是全然无声的。但在它的后足上却栓着一根乌色的长索,限制着它的行动范围。“拉长了的大壁虎……”我反了个恶心,“这么恶心的东西也能叫龙?”“看到美丽的你就没命了。”莫炎淡淡地丢了一句,“还好它的毒腺被摘了。”“这雾里有毒?”我突然想起空气中那奇怪的味道。“现在只有少量致幻的毒素。”莫炎抛来一个瓶子,“每人一颗。”我和老田分别服下瓶中的药丸,又喂食给昏倒的晖儿和S,眼前的晃动感顿时消失。吱嘎一声,之前出现的粉红色蛇形物再次冲进尖刃中,我惊愕地发现这蛇形物竟是那只寒蜴的舌头,自崖壁甩向我们的站立处足有十来米!更为惊讶的是,被舌头卷刮过的锋利尖刃全部卷刃,有些甚至已经出现了豁口,如果不是莫炎的灵火及时攻到,只怕尖刃早已被寒蜴毁去了大半。心下有些不甘,我索性挥出一排圆锯飞斩过去,快速旋转的锯齿无情地绞噬着寒蜴那柔软的身体。血肉飞溅的场景却并没有如我预想般发生,寒蜴很是受用地甩动了几下身体,圆锯立刻被击打得四散开来。“这东西练金钟罩铁布衫的?!”我完全闷在了那里,在这只寒蜴面前我几乎成了个废物。莫炎没有回答,双手在胸前盘抱成团,一个硕大的灵火球在他手中不断剧涨。寒蜴摆了摆头,猛地张嘴呼出,空气中清晰地显现出一道白色的气流痕迹,气流过处白雾层层卷起,周围的气温瞬间阴冷起来。老田浑身打了个冷颤,手中的铜炮子猎枪一下走火,喷射的火舌恰好与气流相遇,一阵悉窣声中,散出的火药弹丸竟结上了一层白色的霜花,纷纷落在地上。与此同时,莫炎手中的灵火团也已迎上气流,冷热交替的感觉让人一阵心血翻涌,面前竟凭空落下了一阵细雨。“不能和它耗了,我们赶快走。”我拉着老田扶起地上昏到的两人,转身便走。噗地一声,寒蜴的长舌突然从地下钻出,我连忙躲闪,回身撞到老田,四人齐齐倒在地上。莫炎跃身赶上,双手叠掌,一式灵火入地诀封住了长舌继续的攻击。趁此机会,我和老田连忙拖拽着晖儿和S闪到一边。“它入地了。”莫炎挥手在身周焚起一片灵火,五人就这么站在了熊熊燃烧的灵火中。山壁上的寒蜴果然已经不见,乌色长索也随之消失,估计那长索的固定点在山脚下的某处,寒蜴爬在山壁上攻击距离不够,但钻入地下后却可以控制我们周围很大的范围。“寒蜴还是怕火的。”莫炎沉声道,“你缠住舌头,我断了它。”“嗯,这寒蜴太厉害了,你以前是怎么对付它的?”我一边问道,一边抛出几条带着锐利倒勾的铁链。“我只听父亲说起过。”莫炎双手横端胸前,“没对付过。”闻言一阵大汗,这家伙做实验的代价可是五条人命啊,但眼前却也只有如此了。地面的灵火在莫炎的控制下灭了一处,泥土翻滚中寒蜴的长舌立刻钻出,我急速挥动铁链缠绕了上去,倒勾和链条的绞合之下,长舌被牢牢锁住。猛力回撤,链条长舌顿时拉了个笔直,寒蜴那铲子般的脑袋已露出了地面。虽然铁链并不在手中,但我依旧能感觉到长舌挣扎时传来的大力。莫炎双目暴睁,瞳仁竟已化作火焰般的色泽,身周卷布着暗色的灵火,诡异的样子竟似地狱罗刹一般。他自胸前横拉双掌,掌心互交合十,高举过顶后交叉缓缓用力挥出:“灵火雷刃诀!”刚猛的呼喝中,数十道弯刃似的火焰掠空而出,夹带着风雷之声飞速斩切长舌。长舌似乎也感觉到危险

                      仅是在六年之前,三晋还打着五国伐秦的大旗进攻秦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六年之后,魏国和韩国为什么会跟在秦国后面戮力攻齐呢?关于这六年间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公元前316年发生在咸阳的一场辩论说起。司马错论伐蜀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两个少数民族国家苴国和蜀国,因为领土问题发生战争。苴国打不过蜀国,便派人向秦国求援。秦国地处中国西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其中实力最强的是西北的大荔、义渠和西南的蜀。它们并不服从秦国的领导,与秦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的来说,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秦国时常掠夺它们的土地,它们也不时发动反攻或侵略。进入战国以来,秦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好几次。公元前461年,秦国攻取大荔的都城(今陕西省大荔),逼迫大荔向北撤退。公元前451年,秦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筑城,意在防范蜀国入侵。公元前387年,蜀军突袭并攻取南郑。同年,秦军发动反攻,夺回南郑。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元前430年,义渠兴师伐秦,一度深入渭南。最近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秦军出函谷关反击,大获全胜。但是,义渠在公孙衍的鼓动下乘机起兵袭秦,在李帛(地名,今不详)大败秦军。由此可见,蜀和义渠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对秦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当秦惠王收到苴王的求救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西南巴蜀地区的大好机会。他立刻将重臣们召集起来,就进攻蜀国征询大家的意见。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相国张仪。“蜀国不过是西南的蛮夷之国,地又偏,路又远,就算您兴师动众,疲困劳苦将它打下来,也无利可图,更不会成就霸王之名。依下臣之见,不如先进攻韩国,夺取韩国的新城、宜阳,威逼二周(东周国和西周国),将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抢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王业正道。”张仪这么一说,秦惠王便觉得也有道理。这十余年来,张仪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他对张仪的信赖,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更何况,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也使他觉得,将天子抓在自己手里,确实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时有位名叫司马错的将军站出来说:“我反对相国的意见。我听说,想使国家富有,就要扩张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务使人民富裕;想要建立王业,必须广施仁德。把这三件事办好了,王业自然而来,哪里用得着去抢九鼎,挟天子?”秦惠王颇为诧异地看着司马错,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司马错只是一名赳赳武夫,没想到能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点点头,鼓励司马错继续讲下去。司马错说:“周朝,乃天下诸侯之宗室;齐国,乃韩国的盟友。如果周朝预感将失去九鼎,韩国自知将失去三川,它们必将联合起来,依赖于齐、赵,求救于楚、魏。那时候,周朝将九鼎献给楚国,韩国将三川献给魏国,秦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所以,攻韩逼周,其实是下下之策,下臣以为不可取。”这显然是跟张仪对着来了。张仪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争名在朝廷,争利在市场。现在周朝就是朝廷,三川就是市场,我们不占领,齐国和楚国就会占领,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司马错说:“您说得不对,秦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张地盘,增强实力。蜀国是西南的蛮夷之国,现在正和苴国打仗,我们趁此机会进攻蜀国,如同豺狼追逐羊群一样,毫不费力。夺取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张秦国的地盘;掠夺蜀国的财物,可以使秦国的百姓获得实利,同时扩充秦国的军备。”说到这里,司马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秦惠王,又看了看张仪,才缓缓地说,“更重要的是,吞并巴蜀之地后,秦军可以顺江东下,直攻楚国。楚国灭亡,则天下大局已定。”听到这句话,张仪不禁对司马错刮目相看。对于张仪来说,所谓的连横,就是“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韩国与魏国,是争取的对象;齐国和楚国,则是讨伐的对象。“秦国和齐、楚之间,必有一战。”他时常这样说。当时天下诸侯,以秦最强,齐、楚次之。秦国要吞并天下,齐、楚两国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张仪之所以主张进攻三川,威逼周朝,也就是想把韩、魏两国抓在手里,获得进攻齐、楚两国的前进基地。他没有想到,司马错却提出另外一条路径——先灭巴蜀,再灭楚国,然后吞并天下。张仪不是固执之人,他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司马错的高明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错的计划得到实施,对秦国来说,无非是把攻韩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罢了;但是对楚国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日后秦、楚两国的博弈中,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秦国的。关于司马错的家世,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祖上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迁徙到晋国,战国时期分散为三支,一支在卫,一支在赵,一支在秦。司马错自然是在秦的一支,他的后人也一直为秦国服务,直至秦统一天下。秦朝灭亡后,司马氏又成为汉朝官吏。汉武帝时期,司马错的一位后人编写了一部史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后人名叫司马迁,那部史书就是《史记》。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是同年六月,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军经汉中入侵蜀国。蜀王亲自带兵到葭萌(今四川省剑阁)抵抗,失败后逃至武阳(今四川省彭山),被秦军追上杀死,蜀国由此灭亡。司马错又顺手牵羊,消灭了巴国和苴国。从此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今天的川、渝一带。后世有人评价: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司马错灭蜀,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战略基础。秦国吞并了巴蜀后,由于交通不便,短时间内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只能采取“羁縻(jīmí,笼络控制)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笼络控制。比如秦国仍然封蜀王的子弟为侯,而且让他们世代娶秦国公主为妻;对巴蜀之地实行赋税优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等。尽管如此,当地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国的反抗。司马错作为秦国的巴蜀问题专家,后来不止一次带兵入蜀平叛,立下了赫赫战功。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西北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讨伐义渠,一举夺得二十五城,又在西北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秦国无后顾之忧,便将全部精力放到东方,加快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攻势。合纵新旗手田文自从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失败,合纵运动的领导者公孙衍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到了公元前316年,正当秦国攻略巴蜀的时候,魏襄王为了取得齐国的支持,决定起用客居魏国的齐国人田需为相,以取代公孙衍。对于这一天,公孙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于由田需来取代自己,却是愤愤不平。因为田需的为人实在是太差了。连当年惠施这种老好人都曾经忍不住劝告他:“你一定要与人为善,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魏王面前扎下了根,可是想除掉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小心被人连根拔起。”——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劝告,可想而知是什么货色。公孙衍对魏襄王说:“您之所以起用田需,无非是想让齐王满意。但实际上齐王对田需并没有好感。不如这样,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如果由他来担任相国,不只是齐王满意,对魏国也是一件好事。”魏襄王说:“好啊!如果有那样的人,寡人当然乐意。”公孙衍说:“您可知道,齐王最宠信的大臣是谁?”魏襄王说:“田婴。”公孙衍说:“对了,田婴乃齐王之弟,又是齐国的相国,在齐国可谓炙手可热。您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到魏国来担任相国?”“田文?”魏襄王不觉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年轻人早有耳闻,因为听说了太多田文的故事,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魏惠王就会产生一种如雷贯耳的熟悉感。关于田文的身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田婴妻妾众多,生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的母亲地位低贱,生下田文那日,正是五月初五。田婴都没来看一眼,只是派人传话说,孩子生下来就扔掉吧!“扔掉吧!”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扔掉阿猫阿狗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某些男人来说,生孩子不过是个播种的过程,播下了之后便一概不管,所以也无所谓骨肉之情。田文的母亲肝肠寸断,但是又不敢违抗田婴的命令,甚至不敢争辩,只得默默点头。幸好,田婴说过这句话,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派人监督检查。田文的母亲便大着胆子,将孩子藏在府里,偷偷地哺养起来。田婴贵为齐国第一权臣,家大业大,府上家人奴仆何止上千人?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一直不知情。也许偶尔有一两次遇到,他也当作是奴仆的儿子,没怎么在意就走过去了。转眼过了七八年,田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母亲心想,总不能这样一辈子瞒下去,让儿子当个黑户吧!再说了,经过这么些年,她一直没弄明白田婴当时为什么要扔掉田文,或许是一时不高兴,过了也就过了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将田文带到了田婴跟前。没想到,田婴见到田文,把情况问清楚之后,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瞪着她问道:“我不是当时就叫你把这孩子扔掉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活了下来!”那可怜的女人吓着浑身颤抖,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倒是田文十分镇定,他走上前向田婴磕了一个头,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要扔掉我呢?”田婴将头偏到一边,不予回答。田文就直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田婴只要一接触到他的目光,内心就一阵发虚,赶紧避开。父子俩这样对峙了老半天,田婴首先受不了了,终于不情愿地说道:“五月里出生的孩子,长到像门框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对父母不利。”“父亲,”田文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是决定于老天呢,还是决定于门框?”田婴回答不上来。“如果决定于老天,那您还操什么心呢?操心也没用;如果决定于门框,那咱们完全可以把门修高点,再修高点,修到我长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田文说着,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田婴哭笑不得,大声嚷嚷道:“算啦算啦,你别再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田文才获得田家少爷的身份。这个身份,与其说是田婴赐予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又过了数年,田文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有一天,田婴喝酒,田文在一旁侍候。他突然问了田婴一个问题:“儿子的儿子是什么?”“孙子。”“那孙子的孙子呢?”“玄孙。”“玄孙的玄孙呢?”田文紧追不舍。“我怎么知道?”田婴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田文正色道:“您在齐国当权,已经经历了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因为您而增加,咱们家里倒是积累了黄金万两,但是您的门下又见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田婴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案几上。田文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俗话说得好,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是咱们家呢,您的妻妾使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好饭好菜,而跟随您的士人连个粗布短衣也穿不上,连顿糟糠也吃不饱。可您还是一个劲地积累财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我不是批评您,我只是感到十分不解,所以就大胆地说了出来……”田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生了一顿闷气,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把袖子一甩,起身就走了。父子之间的这次对话过了没多久,田婴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田文主持家族外务,也就是迎来送往那些事。田文出手果然不凡。自打他当上外管家,田婴家的人气就旺了起来。许多在齐国深孚众望的士人都投靠到田婴门下,还有不少人从国外来投奔。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来路不是那么正,有的是政治投机失败者,有的甚至是犯了罪逃亡而来。田文对这些人,不分贵贱,不问出处,一律平等相待,好酒好肉伺候着,管饱管醉,管吃管睡。有一次,田文在夜间招待客人吃饭,其中有一位客人背着火光在黑暗中吃,旁边的一位客人生气了,他怀疑吃的东西不一样,有贵贱等差之分,于是推碗而去。田文立刻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碗给那位愤怒的客人看。那人一看,田文碗里也就是两块叉烧一只鸡腿,和自己的没有任何差别,不禁羞愧难当,立刻拔出佩剑自杀了。田文还有一个习惯: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秘书拿着笔坐在屏风后面作记录,将谈话内容记下来,同时将客人的家庭情况也记下来。比如家住哪里啊,有几口人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都摸得一清二楚。客人离开,刚回到自己家,田文的使者就到了,带着礼物对其进行慰问,而且是阖家老小通通有礼,老人有酒肉,孩童有衣裳,皆大欢喜。使者走后,这一家人关起门来,无不饱含热泪,交相称赞田文的仁义。田文的名声很快传遍了诸侯,风头甚至盖过了田婴。在这种情况下,田婴顺应潮流,将田文立为世子。公元前316年,当公孙衍向魏襄王提出请田文出任相国,魏襄王毫不犹豫答应了。他虽然很喜欢田需,但是知道田文的分量比田需高了整整一个重量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公孙衍亲自跑到齐国,征得田婴的同意,将田文这尊大神请到了魏国。而他本人,在向田文办好移交手续后,悄然来到了韩国,取代公叔出任了韩相。这样一来,田婴、田文父子分别担任了齐、魏的相国,公孙衍担任了韩国的相国,齐、魏、韩三国合纵的形势就明朗起来了。合纵运动的大旗也由公孙衍交给了田文。田文很快会发现,合纵运动和江湖义气完全是两码事,不是那么好玩的。连横大势初具规模秦惠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公元前315年,秦国刚刚结束对蜀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率军与秦军大战于浊泽,形势十分紧张。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壁上观,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韩国大臣公仲朋,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他向韩宣王建议:“秦军打来了,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单以韩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依下臣之见,秦国去年攻略巴蜀,意在楚国;今岁攻韩,同样也是为了楚国。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一起伐楚,此乃以一失而换二利的好事。”所谓一失,就是失去一座大城。二利,一则秦不攻韩,战祸可消;二则与秦攻楚,有利可图。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命公仲朋负责与秦国谈判,而且一再叮嘱:“要谨慎,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占据了上游之利,如果再得韩国之助,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立刻宣陈轸进宫商量。陈轸是谁?本书第七章末尾说过,五国相王的时候,楚国令尹昭阳率军攻魏,又想移师攻齐,陈轸从中劝谏,避免了一场“画蛇添足”的战争。据《史记》记载,陈轸也是游说之士,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曾经受到秦惠王的重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仪一直将陈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在秦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有一次,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常去楚国出差,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而只是对陈轸更加厚待。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获取楚国的财宝吧!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恐怕是要畏罪潜逃。”秦惠王将信将疑,把陈轸召来问道:“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而且想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陈轸很干脆地回答:“有啊。”秦惠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怔怔地说道:“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喽!”果然是张仪!陈轸心里冷笑了一声,说:“这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知道。但这事不能说明我不忠,只能说明我太优秀。”“啊?”“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她太优

                      女人——慈禧。一、叶赫那拉氏慈禧慈禧出生于满洲镶蓝旗一个官宦世家。她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留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相当于现在部里的一个司局长,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屡有升迁,最大职位做到安徽省的一个五品道员。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小名叫兰儿。惠征是官场中的老手,经常走南闯北,往来各地,兰儿跟着父亲,从小就学会了随机应变的本领。兰儿的父亲惠征病死于安徽安庆任上。随后兰儿随母亲返回北京老家。兰儿十八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族,始终不能接近皇帝。叶赫族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就是仅剩一女子,也要颠覆满洲。”故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但兰儿长得确实迷人,不仅能歌善舞,而且通晓各地音律,特别是江南民曲。有一天,兰儿看到咸丰帝在圆明园的花丛竹林中散步,便故意躲在树林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歌声把咸丰帝吸引住了,他循着歌声的方向慢慢地走到了兰儿身边,发现兰儿长得很标致,就看上了她,封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很会猜测皇帝的心思,甜言蜜语,得到了咸丰帝的宠爱,又被封为懿嫔,过了不久,那拉氏就生了皇子载淳。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这回得了儿子,非常高兴,马上把那拉氏封为懿妃,过了些日子又封为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因为咸丰帝经常生病,不能料理国事,有时就让那拉氏代笔批阅。从此,那拉氏能和皇帝议论国事,谁也不敢得罪她。皇后钮祜禄氏因为没有生儿子,凡事都让懿贵妃三分,其他嫔妃就更不在话下了。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这时,咸丰帝因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又急又气,不久就病死了。机遇、胆识和手腕,使她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二、辛酉政变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八个大臣: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芮、匡源、杜翰、焦祐瀛,其中以肃顺为首。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其他成员还有淳亲王奕宗、醇郡王奕譞、钟亲王奕惠,以及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这三股势力都想执掌朝政大权,彼此争斗着,哪股势力能够同帝后相结合,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从咸丰承德断气之时,三股权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先拥立载淳继位为皇帝,改年号为“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为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当然,叶赫那拉氏并不满足,她的目的是要掌握朝政大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肃顺等人早就受到咸丰帝的信任,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们对那拉氏也早有戒心,不让她干涉朝政。这样,那拉氏就把八大臣恨上了。她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钮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同时也对八大臣对自己的限制不满,听了那拉氏的话,就说:“可咱们手中没有实权,不掌握军队,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那时刚三十岁,本来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咸丰时,被免去了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等要职,成了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但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咸丰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外逃到了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却让恭亲王奕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当奕听到咸丰死时任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名单中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时,更是旧怨新恨,汇聚在一起。想往承德奔丧又遭拒绝,奕正在家里发牢骚的时候,侍从们递上了那拉氏的密信,奕拆开一看,顿时喜出望外,认为夺取大权的时机来了,他紧张地进行了一番准备,就快马加鞭地到承德奔丧去了。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奕说:“六王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奕说:“本王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肃顺等人这才知道恭亲王是接到太后懿旨而来,毕竟他是咸丰帝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人伦之道是不能不讲的,于是无话可说了。奕第一日哭灵,第二日便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又竭力阻挠,但奕又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做小叔的劝慰一下,也不可以吗?平常百姓还有个婚丧嫁娶,难道皇上的家事你们也要管吗?”正说话间,一御前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只好躲过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城作部署。不久,醇郡王奕譞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的奏折。于是,两宫太后就着御史董元醇的奏折召见八大臣。肃顺反对说:“大清朝从来没有太后听政的先例,而且先皇有遗诏,太后不能擅自更改。”那拉氏说:“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听吗?”肃顺大声说:“我们是奉命协助皇上,不能听太后的命令。”接着,双方争吵起来,那拉氏连哭带嚷,八大臣也高声议论,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抱着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八大臣从那拉氏那里出来,立刻发出指令,驳回了让太后听政的建议,并规定大臣的奏折上,只能写皇上,不准写“皇太后”字样。那拉氏知道,没有兵权就不可能掌权。她便和奕一起,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百官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么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从小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这时,恭亲王奕早就做好了政变的准备。他对那拉氏说:“万事齐备,只等太后降旨了。”果然,就在当天,朝廷上下掀起了一片要求太后垂帘听政的声浪。掌握兵权的胜保说:“事到如今,非皇太后临朝听政执掌权柄不可。否则,没有办法安定人心,维持政体。”文武官员们看到生死大权都已操在奕、胜保等人手里,谁也不敢出面反对,王公大臣照例到皇宫去给小皇帝请安。那拉氏突然拿出早已写好的以小皇帝名义发布的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人逮捕。载垣、端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事先安排好的侍卫就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把他们按倒,押送监禁了。那拉氏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路上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已经晚了,他刚刚睡下,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门,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政变成功了,由于这一年是旧历辛酉年,所以叫“辛酉政变”。在向王公大臣宣布八大臣的罪行会上,那拉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肃顺等人如何不遵法度,怎样欺侮她和小皇帝,说得活灵活现。她还说:“先皇根本没有让这些人赞襄政务,这是肃顺等人私自搞的鬼把戏,那先皇的遗诏是假的。”小皇帝载淳也按照那拉氏预先教好的话说:“这些人忘恩负义,应该杀头。”最后,恭亲王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那拉氏和奕等商议,决定把他们最恨的肃顺斩首,命载垣、端华自杀,其他五人分别充军或者革职。接着,那拉氏和奕安排载淳登上皇帝的宝座,废除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同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三、辛酉政变获胜的原因和影响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重大的冲突,它胜利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顾命大臣对慈禧和奕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着“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但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而两宫太后与奕却有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即能生效的有利条件。其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咸丰帝的灵柩同行,从而提前返回争取了时间,同时利用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往皇宫,其间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再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人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推到当时主政的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和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恭亲王奕的权谋智慧,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时,恭亲王奕成了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既由皇族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就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的最大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又遇上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上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政局如同处于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于是开始了同治新政。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在此时进行。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然而,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差太远,没有使中国走出困境,基本上只是为中国的未来播下了一些种子,却没有收获;而同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却一下子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中国强大的儒家专制文化传统、几位中兴大臣之间的内耗、国民的素质低下等等都是。在所有阻碍中国复兴的原因中,经过“辛酉政变”登上清朝权力巅峰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的个人因素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但是,她在综合素质上仅仅只能算是一个“小市民”,一点也不具有雄才大略,她至多只能算是一个贪权的、充满心机的女人,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一辈子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根本上应该用来干什么。为了稳住自己的大权,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的几大朝臣势均力敌,相互内耗,而这却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慈禧将皇权紧紧抓在个人手中,达到了清朝权体制的顶峰。她为了永远垂帘听政,同治死后,又立了一个六岁的儿童做皇帝,当光绪快要成人亲政时,她为了独掌朝纲,先毒死慈安皇太后,进而又免去奕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的职务,使奕重新成为一个闲散的亲王。光绪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就被慈禧掌控在手里,或被作为显示自己威严的权杖,或被看作御座上的玩偶。她表面上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即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为傀儡。戊戌变法被她镇压后,光绪被囚禁起来,慈禧又重新出面训政,她到老死也不让光绪掌权,竟有意把光绪毒死。她把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贪恋政权到变态的地步。也不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常在重华宫漱芳斋办事、看戏、传膳,没有协同治国的文化谋略,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也培养成了废物。她独裁中国四十八年,使中国失掉了一次次变革图强的机会。慈禧是这样一个贪恋皇权、善于玩弄权术,而实际上没有一点政治远见和经国大略的女人。由这样的女人统治中国近五十年,是我之民族的悲哀。【点评】辛酉政变是慈禧权力的顶峰。她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纯粹是一种偶然,根本不是那种时势造英雄、应运而生的英雄豪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女人竟主宰了中国命运近五十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这里面,历史的偶然性又转化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其戏剧性和悲剧性令人感慨回味不尽。第十七章晚清中兴四大臣在晚清中国专制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期,崛起四位中兴大臣,他们凭借才能剿灭农民起义,开启洋务运动,企图力挽中华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纲常名教的覆灭。一、湘军头子曾国藩曾国藩,生于1811年,原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五岁开始在家塾随父亲读书,后在长沙府应试中举,名列第七。1834年,毕业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年底进北京参加会试,一连两次均落第。1838年,再进北京参加会试,终于中第三十八名进士,然后入翰林院,成为主和派重要人物,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并被穆彰阿改名国藩。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步入仕途。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从韩愈、周敦颐、朱熹到陆象山、王阳明的思想,他都一一探究过,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位道学家”。这一时期,他虽不曾飞黄腾达,也还一帆风顺,只十几年工夫就升任为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起来后,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披袍挂甲,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柱石。1853年,他接到督办团练的上谕,赴长沙就职。到职后曾国藩以罗泽南等人的“湘勇”为基本力量,成立一个大团,镇压湖南境内各地的农民暴动。他采取乱世重典的方针,杀人如草芥,被时人称为“曾剃头”。他在督办团练、镇压起义的同时,开始实行他早在1851年就萌生的计划,即训练一支有别于满清绿营军队和地方团练的新式武装,这就是湘军。鉴于当时官军的腐败无能,他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方法:首先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对招募士兵,他主张要在山区和偏僻地区招募,认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对招募军官,则主要招聘绅士、文士充任,并有具体标准: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怕死,三要不计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其次他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仿效明代戚家军的办法,以营为单位,下设四哨,每哨又辖四队,层层管辖,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布防;在治军方面,他又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营制”、“营规”,并把封建的纲常名教编写成通俗的民歌,对士兵进行教育,控制军队的灵魂。湘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绕了半天弯子,就是不正面答应纪武公的请求。纪武公再迟钝,也看出鲁桓公在齐僖公面前说不上话,转而请求鲁桓公到天子面前说几句好话,再请天子出面做齐僖公的工作。但是这个要求鲁桓公也没敢答应,他和群臣们商量了半天,想出了一个曲线救纪的办法:由鲁国牵线搭桥,促成了周桓王与纪国公主纪姜的婚事。按照鲁桓公的想法,纪武公既然成了周桓王的岳父,齐僖公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要给天子一点面子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鲁桓公对齐僖公的畏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高明的主意也未能挽救纪国。若干年后,齐国还是吞并了纪国,而王室对此也没敢发表任何意见。力求明哲保身的鲁桓公自然也未能确保鲁国的平安,公元前702年冬天,郑庄公借口鲁国人在排座次的问题上侮辱了郑国,悍然发动战争,联合齐、卫两国包围了鲁国的郎城,史称“来战于郎”。接着,两位小霸相继去世,郑庄公于公元前701年去世,三年后齐僖公也去世了。齐僖公去世后,公子诸儿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齐襄公对鲁桓公这位妹夫也不太友好,公元前695年夏天,两国因为边境小事发生冲突,齐国军队便入侵了鲁国边境。鲁国边境长官派人跑到曲阜报告情况。鲁桓公这回果断地一拍桌子:“边境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阵线,防备突发事件。敌人来了就要全力应战,还请示什么?”鲁国边防军这才展开反击,与齐军在奚城发生战斗。在双方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公元前694年春天,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前往齐国拜访齐襄公,一方面是为了协商解决两国边境冲突,另一方面是周天子要将女儿嫁给齐襄公,指定他为主婚人,因此要与齐国方面商量有关操办婚礼的事宜。国家元首出访,第一夫人作陪,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强烈反对。大夫申濡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女各有夫,男各有妻,互不亵渎,就叫做有礼。如果违反这一伦常,必定会出问题!”鲁桓公明白申濡说得不错,不过他想,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兄妹见面自然温情许多,谈国事谈家事想必也轻松不少,万一谈崩了,还有个顺虎毛降火的救星呢,说不定很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加上文姜嫁到鲁国来十余年了,趁此机会让她回国看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就这样,文姜便跟着鲁桓公来到了齐国。对于文姜来说,齐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如同十几年前一般亲切,只不过所见到的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尤其是她那位当了国君的诸儿哥哥。文姜与诸儿并非一母所生,然而自幼在一起玩耍,感情笃深,到了十五六岁年纪,一个青春萌动,一个情窦初开,竟隐然有了相恋之意。据说当年文姜出嫁,诸儿曾以诗相赠:“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诗的意思是,桃花如同红霞般美丽,虽然种在我的家门口,我却没有采摘,现在飘落于地,真是让人唏嘘!文姜亦以诗相和:“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桃花每年都会盛开,就算是今年不采摘,难道来年春天都不开花了吗?千万记住我的叮咛啊!——这是哥哥妹妹的离别诗吗?一晃十余年过去,文姜由花季少女变成了风韵少妇,比往日更多了一分妩媚,一分娇艳,一分性感;而诸儿也由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变成了一呼万应的大国诸侯,比往日更多了一分成熟,一分稳重,一分威严。两个人一见面,齐襄公(诸儿)的眼睛都看直了,而文姜也不胜娇羞,眉来眼去之间,已然有了暧昧的情愫。只有鲁桓公仍然蒙在鼓里,这也难怪,戴绿帽子的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实情的。齐襄公与鲁桓公在泺(luò)地相会,宾主相谈甚欢,该消除的误会都消除了,王室与齐侯家的婚事也谈妥了。齐襄公很高兴,邀请鲁桓公夫妇再到临淄去住上一段时间,鲁桓公喜滋滋欣然应允。到了临淄,齐襄公与文姜便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个人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想想看,文姜十余岁出嫁到鲁国,算起来已有三十来岁了吧,三十来岁是女人最漂亮的年龄,因为她知道青春正从发丝间滑走,所以要拼了命来绽放自己。而齐襄公呢,虽然他有三宫六院,但自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何况偷的还是自己的妹子?用郭德纲的话说,“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如果要兰陵笑笑生来写这个故事,肯定写得激情四射。而鲁国的史官显然没那个兴致,只写了干巴巴的四个字:“齐侯通焉。”通就是通奸,你要是不研究文言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鲁桓公虽然迟钝,在临淄住的日子一久,对文姜与齐襄公的迎来送往也心知肚明了。当时齐国人写了一首诗:〖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这首名为“敝笱”的诗收录于《诗经·齐风》。破鱼篓儿横在水坝上,只见鱼儿互相追逐,快乐得像云像雨又像水。只不过,齐襄公和文姜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鲁桓公的痛苦之上。再老实的人也不甘心戴绿帽子。武大郎得知自己的老婆与西门庆有染之后尚且怒发冲冠,威胁潘金莲说,要叫他的兄弟武二回来收拾这对奸夫淫妇。鲁桓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只能任由别人摆布,但还是可以找机会向文姜发一通脾气,责骂她不知廉耻。但这一骂,骂出问题来了:文姜跑到宫里,向齐襄公狠狠地告了他一状。文姜向齐襄公哭诉,也许只是觉得委屈,想在情人那里撒撒娇,获得一些额外的安慰。但是这位齐襄公听了之后,做贼心虚,担心闹成国际丑闻,立刻作了一个决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位吃醋的丈夫。这一年的四月初十,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在宴会上,齐国群臣不停地给鲁桓公敬酒。鲁桓公心情郁闷,正好借酒浇愁,很快被灌得烂醉如泥。宴会过后,齐襄公令公子彭生驾车将鲁桓公送回宾馆。彭生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走到半路略施手脚,将鲁桓公肋骨拉断。鲁桓公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薨”了。《春秋》简单地记载:“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而《左传》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说:“(齐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翻译成白话:齐侯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鲁桓公死在车里。一桩证据确凿的谋杀案,鲁国的史书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遮遮掩掩呢?那是因为:第一,鲁桓公带着文姜去齐国访问,本来就是一件“非礼”的行为,他本人应该对此负责任;第二,鲁桓公正月访问齐国,四月被杀,整整在齐国流连了三个多月,不理国内政事,虽然情非得已,但也不可原谅;第三,鲁桓公的死事关国家级绿帽子,所谓家丑不可外扬,鲁国人写起这段历史,总是感觉难堪,难以下笔。鲁桓公死得暧昧,当时鲁国的群臣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更暧昧。他们给齐僖公发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外交照会,大概意思是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非但没有回国,还稀里糊涂地死在贵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抬不起头,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齐襄公收到这份照会,倒是毫不含糊,将公子彭生当作替罪羊给杀了,算是给了鲁国人一个说法。大子同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庄公。鲁桓公死后,文姜一来留恋与齐襄公厮会的快乐,二来也无脸回鲁国见人,干脆在齐国定居下来。《春秋》和《左传》频频记载了那些年间文姜与齐侯私通的丑事:“十二月,夫人姜氏与齐侯相会于禚地。”(庄公二年)“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庄公四年)“夏天,夫人姜氏进入齐国军中。”(庄公五年)“春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防城相会。”(庄公七年)“冬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谷城相会。”(庄公七年)……这哪里是偷情,简直就是明火执仗!我有点怀疑,鲁国人是不是派了一支跨国狗仔队,专门盯着文姜,一有信息就直接向鲁国的史官报告,然后记录在案。又或者鲁国上下已经对文姜产生了浓厚娱乐兴趣,将其所作所为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让她遗臭千年,以至于忘记了这位文姜还是现任主君的亲娘。鲁国人对这对奸夫淫妇的愤恨,由此可见一斑。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是鲁庄公,既要忍受丧父之痛,又要顺应国民的情绪,埋藏对母亲的思念,实在是难为他了。公元前690年,十七岁的鲁庄公偷偷越过边境,前往齐国的禚(zhuó)地与齐襄公会猎。说是打猎,实际上还是想探望一下自己的生母文姜。鲁国的史官对此不满,因此在《春秋》上记载:“冬,公及齐人狩于禚。”越过边境去和齐国的人打猎,当然是“非礼”的行为。然而,母子之间的舐犊之情,又岂是一个“礼”字所能泯灭?公元前689年,齐、鲁等国联军讨伐卫国,“夫人姜氏如齐师”,一方面是为了和齐襄公相会,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吧。既贪恋肉体的欢愉,又思念他乡的儿子,这位绝世佳人文姜分身乏术,难以两全。《左传》在“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之后,紧接着又记录:“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读起来宛如一首带着淡淡忧伤的小令。较之齐姜的乱伦,她姐姐宣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回顾一下,当年州吁谋杀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弟弟公子晋出逃到国外。后来州吁政权垮台,卫国人又将公子晋接回国,立为新君,也就是卫宣公。然而这位卫宣公,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左传》记载了他的一桩风流事:“卫宣公烝(zhēng)于夷姜。”夷姜是卫庄公的小妾,按辈份是卫宣公的庶母。“烝”则是特指以下淫上,也就是晚辈与长辈通奸。春秋时期,诸侯娶十几个小老婆是很正常的事,而诸侯的精力有限,加上年事已高,小老婆久旷,难免成为怨妇,被诸侯的儿子偷偷“烝”掉的事情时有发生。至于诸侯死后,新君即位,既继承老爸的江山也继承老爸的美人,就更不足为奇了。卫宣公和夷姜通奸,夷姜为卫宣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急子。卫宣公对夷姜倒也不错,即位之后,立夷姜为夫人,立急子为大子,并且任命大夫公子职担任急子的老师,负责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卫宣公既然立急子为大子,就想替他娶一个好老婆,于是向齐僖公提亲,齐僖公正想加强对卫国的控制,也欣然答应,于是将女儿宣姜嫁到卫国去做大子妃。没想到,卫宣公这老头子一看到宣姜就傻了眼,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儿子的婚礼不办了,儿媳妇带回自己的寝宫去享用!新台有泚(zǐ),河水瀰(mí)瀰。燕婉之求,籧(jǔ)篨(chú)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这首名为“新台”的诗收录于《诗经·卫风》。卫宣公将儿媳妇抢到手之后,为了讨新人欢心,就在黄河岸边建立了一座亭台,成天与她在这里嬉笑游乐。卫国人民对国君的行为深感不齿,写了这首诗进行讽刺,大概意思是:新建的楼台光鲜明亮,河水潺潺从它旁边流过,美丽的人儿哟,竟然嫁给了丑陋不堪的糟老头。老头丑是丑点,然而生育能力尚在。短短数年之间,卫宣公和宣姜生了两个小孩,大儿子叫做公子寿,小儿子叫做公子朔。他将公子寿交给大夫公子泄调教。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人老珠黄的夷姜眼看着本来应该成为自己儿媳妇的女人霸占了自己的老公,不免又想起自己的老公原本是自己的儿子(名分上),已经去世的公公又是前任老公……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只觉得了无生趣,神经也发生错乱,于是找了一根绳子自缢而亡。夷姜死后,宣姜理所当然成为了卫国的第一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也逐渐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宣姜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卫国的君主,而一个现实的障碍摆在了她面前:夷姜虽死,急子却仍然是卫国的大子。如果不除掉这位原来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公的人,她的希望就只能落空。小儿子公子朔很理解宣姜的心情。大儿子公子寿自幼接受公子泄的教育,满脑子仁义道德,反倒对宣姜的想法感到难以接受。在公子寿的眼里,急子是一位性格温和、为人宽厚、知书达礼的兄长,总是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飘然物外地观察着周围的世界。这样一个人,难道自己非要取而代之,甚至不惜伤害他的生命吗?公子寿时常这样问自己,然后摇摇头,自我解嘲般笑笑。公子寿的仁爱并不能浇灭宣姜心中争权夺利的火焰,眼见卫宣公日益垂垂老矣,她和公子朔决定赶紧行动。她在卫宣公面前诬告急子,说某一天公子朔与急子喝酒,急子喝得醉眼惺忪,借着酒性,竟然呼公子朔为儿子,而且拍着胸脯说:“你母亲原是我妻子,你便称我为父,也是理所当然。”树怕揭皮,人怕揭脸,卫宣公做贼心虚,最怕人提起他筑台纳媳的往事。听了宣姜的诬告,他恼羞成怒,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决定除掉急子。这一年冬天,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宣姜与公子朔预先派刺客埋伏在莘地,准备刺杀急子。这个消息被公子寿得知,连忙跑去给急子送行,兄弟两人在黄河边摆酒话别。公子寿向急子透露了宣姜的阴谋,劝他赶快逃离卫国,以免遭到不测。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安身?但是胖乎乎的急子听了公子寿的话,只是摸着肚皮,淡然一笑:“出使齐国是父亲委派的任务啊,如果弃父命于不顾,还要儿子干啥呢?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哪里是没有父亲的,如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倒是可以逃到那里去。”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笑话急子的迂腐,但不能笑话他的乐天知命。这是生于乱世的人对于荒唐乱世的无语抗争,视死如归的姿态令人心生敬意。公子寿不再说什么,举酒敬急子。三杯两盏下去,急子酣然大醉。等到他醒来,才发现公子寿已经穿了他的衣服,带走了他的仪仗,替他前往齐国出使去了。公子寿走到莘地,埋伏在那里的刺客远远看见一行人举着大子的仪仗过来,以为就是急子,于是一拥而上,驱散随从,将公子寿杀死。杀死之后才发现认错了人,正在郁闷呢,只见急子匆匆忙忙追上来,大声呼喊道:“我才是你们要杀的人,快来杀我!”既然送货上门,刺客们也不手软,又将急子杀死。《诗经·卫风》中有一首名为“二子乘舟”的诗,据说是卫国人为哀悼公子寿与急子而作:〖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二子”自然就是指公子寿与急子。从卫国前往齐国是否乘舟而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当我读到这首诗,首先想起的是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事论事,我想再加上一句:高尚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宣姜处心积虑要杀死急子,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没想到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个结果显然并不是她想要的。当她听到公子寿被误杀的噩耗时,哭得死去活来。她始终未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怎么就不值得体谅,公子寿连同父异母的兄弟尚且不忍背弃,那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难道就可以理所当然?也许她隐约领会到了公子寿慷慨赴死的一片苦心,乃是希望用自己的死为母亲减少一丝罪孽。当然,仅仅是也许。这场政治谋杀的最大获益者是人小鬼大的公子朔。急子死了,哥哥公子寿也死了,接下来卫国君主的宝座,理所当然要由他来继承了。公元前700年,卫宣公去世,公子朔即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卫惠公。但是卫国人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反而更加怀念急子和公子寿。公元前696年十一月,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急子的同胞弟

                      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基于天地传感网的数字孪生技术在灾害智能管理方面的应用:“今年5月21日,国际首颗遥感成像、气象探测和水利应用一体化卫星‘珞珈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能满足目标识别级的遥感感知的高分辨率、视频等多种探测需求。在今年夏天京津冀地区的防汛工作中,‘珞珈二号’观测到堤防决口的影像,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帮6300余名群众当天完成转移。”动态监测老人、赛事、施工“AI视觉行为分析”实时告知“摄像头我们已经用很多年了,最大的感触就是无法事前报警。比如说,有的老人在起居室里摔倒了,或者小孩爬到没有关闭窗户的危险地带,原来的摄像头可能会认出来有老人有小孩,但它不能理解画面的语义;但当摄像头有了一个‘认知性大脑’,看到这些场景时,自然就会联想到这个人可能处在危险之中,从而实现事中的监测和预警。”上海趋视科技总裁徐飙向记者介绍了其最新的“AI视觉行为分析”技术:“采用TOF(Time-of-Flight)传感器采集数据,并通过‘智能分析仪’进行AI推理,可以精准地识别老人跌倒、久坐不起等风险因素,通过APP实时将信息发送至家人或社区服务人员手机端。”徐飙介绍:“比如,某街道违章停车、渣土车违规行驶、无证摊贩临时摆摊、商铺占道经营、乱倒垃圾等社区问题频现,对于人员缺乏的社区管理队伍而言,会出现如问题发现不及时,协调成本高,管理缺少数据支撑等现象;而智能视频行为分析技术给街道每一部摄像机都装上‘AI大脑’,实时分析街面情况,对违规行为自动且及时地上报。当侦测到指定区域内出现违规行为,系统会生成提醒信号,实时推送到管理人员随身设备中,实现社区问题处理敏捷化。”高新兴科技集团首席技术官陈利军对记者介绍,在即将于12月24日于广州举行的黄埔马拉松比赛中,通过在沿路高耸的楼宇部署的AI视频监控和无人机,可以做到赛事的全程管控。“无论队伍到哪里,整个队伍都是在可视范围内。比如说哪里发生拥挤或是有什么异常,AI视觉分析可以协助管理人员快速掌握全局。”记者采访发现,通过“AI视觉行为分析”,在马路上,摄像头可以识别车牌、追踪违规行为;在工地上,可以识别工人是否佩戴工作手套、绝缘鞋、护目镜等,为工人施工建立安全屏障;在校园里,有了“AI校园防欺凌终端”,可以针对“救命、打架、110”等异常词汇进行采集;而在食堂,“明亮灶厨算法”能让摄像头识别厨师有没有戴厨师帽和口罩,还有各种用具的摆放合不合规,食堂够不够卫生、有没有老鼠等;在家门口,可视门铃能够识别来访是你的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视觉大模型被“引爆”多模态AI学人类“感知”世界在本次CPSE安博会上,至少有六家头部企业推出了通用或行业大模型,或是展示大模型应用。郭威认为,视频大模型已成为继自然语言处理(NLP)之后AI技术的下一个引爆点。“大模型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从判别式AI走向深层次判别式的AI,前者主要从数据和信号中去提取特征进行识别,完成像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这样的任务;而后者可以在海量数据训练的基础上生成文字、语言、图片、视频代码甚至算法,完成各类专业人士的工作,在生产力的提升上更为直接。”计算机视觉已经迈入“大模型时代”,在许多领域都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和价值,安防领域也不例外。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安防产业链上的各细分领域企业也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如大华的“星汉”以视觉解析为核心;宇视科技的“梧桐”集CV行业、NLP行业等于一身,能够满足多样化的任务和场景需求;云从科技的大模型“从容”应用于视频监控、入侵检测、人脸识别等过程中的数据分析,“行人基础大模型”覆盖了人体全局属性(性别、年龄)、局部属性(穿戴风格、配饰)、携带属性(手机、刀棍、手提包等)、人-物交互HOI(抽烟,持刀棍,手机拍屏幕)等,广泛应用于矿山、建筑工地以及特殊场所的安全布控,监控作业人员穿戴合规,姿态行为等异常和违规行为。熵基科技首席科学家陈书楷介绍:“我们人类的智慧体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感知、思考和行动来改变世界。现在机器也拥有了‘感知’和‘思考’的能力,伴随AI的发展,机器必须通过视觉来理解周围的环境,做出决策。”该企业自研的BioCV大模型可以实现园区运行安全“一屏统览”。陈书楷表示,多模态AI结合了更多的感官模式,它模仿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能够为多样化场景下的智能个性化应用开创全新可能。明年有望大范围落地智慧社区更关注隐私保护国际数据公司(IDC)数据显示,自2023年开始,随着大模型、生成式AI的盛行,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市场迎来新的机遇。IDC预计,未来5年人工智能将进入大规模落地应用关键期。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随着AI和大模型一日千里的发展,智能视觉技术将在所有垂直行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大模型实施之后,因其更好的理解能力和更高的训练效率,我们可以用相对少的数据就达到非常高的准确度。针对不同的场景,大模型的泛化能力也比传统AI有非常大的提高。”郭威认为:“大模型现在各个行业都在试,我觉得明年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在很多智慧社区,大模型能够有效落地,形成商业闭环。”智慧社区对于人工智能有着旺盛的需求,也是能够实现规模化发展、可复制性强的场景。记者发现,在此次CPSE安博会上,“个人隐私保护”也被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着重强调。“视觉分析系统涉及采集并分析一些日常生活画面,需要平衡监控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合理使用和保护个人隐私权。”据了解,针对智慧社区场景的特点,趋视科技、精华隆智慧感知等企业采用了可以“脱敏”的采集技术,不是通过视频监控,而是通过仅可见“影子”的深度图像,反映景内物体的距离和角度值,不直接包含面部、身体或其他私人信息,大大降低了隐私泄露的风险。记者采访发现,目前部分智能安防产品和现有的基础大模型还没有挂钩,但徐飙介绍,未来,相关安防设备可以和目前一些成熟的语音大模型对接,感知方式从视觉延伸到红外、雷达、光纤、声纹等更多维度,随着TOF类雷达传感器的不断应用,除了语音和图像外,第三维深度数据感知越来越丰富,基于深度数据的大模型必将把机器“认知”世界的能力带到一个新高度。“双11”造节第15年,你买了吗?这些新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没有疯狂‘买买买’,就趁优惠买了几样生活必需品。”“以前买很多欧美大牌,现在不囤了,只买马上需要用的,也便宜不了几十块。”今年,“双11”大促步入第15个年头,消费者变得更理性,诸多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徐兢消费者更理性,手动比价找出“最低价”今年的“游戏规则”十分清晰,低价是各大平台“打法”核心。低价、优惠、有赠品——这是不少消费者在“双11”下单的主要原因。随着消费者理性回归,年轻消费者不放弃“薅羊毛”,但也不再“疯狂买买买”。消费者的谨慎心态,也是电商不惜拉低价格刺激消费的重要原因。近日,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2023年“双11”:理性和感性双管齐下,赢得消费者青睐》显示,与2022年相比,77%的消费者计划在今年“双11”减少消费支出或维持和去年一样的水平。普华永道发布的《2023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显示,51%的中国消费者正在减少非必需品支出,而对于必需品,人们开始选择更低价的购买途径。南京市民朱先生今年“双11”买了一个吸尘器,他先搜天猫店价格,然后去京东、拼多多比价,与各家店的客服聊天询问发货渠道,最后选择了价格最低的平台下单,收货后很满意。“我不觉得烦啊,研究这个挺有意思,所以我总能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他说,身边不少朋友“双11”买东西都喜欢找他来咨询哪里是“全网最低价”。头部主播“退烧”,多个新直播间崛起“直播卖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双11”的吸引力。南京市民张女士表示:“平时经常看直播,也都有折扣,该买的都买了,‘双11’没啥好买的了。”这个“双11”,头部主播热度在降低。虽然李佳琦今年的势头有所回落,不再一家独大,但仍稳居超头主播地位。网友们都奔向各自感兴趣的直播间,在多个直播间之间反复“横跳”,一方面是对主播感兴趣,一方面是瞄准“羊毛”。记者发现,“顶流”机构方面,“TVB识货”“交个朋友”“东方甄选”先后进驻淘宝,近一年来,这些机构不仅跨平台直播,还打造起了直播间矩阵,在各平台都能刷到他们。“TVB识货”首次参加天猫“双11”晚会,TVB艺人陈豪、黎诺懿、陈敏之、陈自瑶与内地艺人连麦互动,现场《溏心风暴》与内地知名IP联动,通过美食和“特色港普”等方式碰撞出多种火花,直播间给网友撒了11.11万元红包。京东采销意外“出圈”。与传统直播玩家相比,京东采销直播间实属“潦草”。负责讲解的主播都是一线采销轮番撸袖子上阵,在线激情降价,喊话“没有人管得了我了”“就是要便宜”。抽奖、送券、半价,引得网友直呼“这样的发疯能不能多来点”。直播间也简陋得很,会议室开播、办公区公共空间开播,没有助播,直播链接是现做的,背后的横幅尤其显眼:“不要坑位费、不要达人佣金,现场降价。”11月12日电(中新财经记者吴涛)中小微企业要加快转型步伐,哪些产品和服务适合中小企业?11月9日至1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以下称APEC技展会)在青岛举行。不少与会嘉宾谈到,“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APEC技展会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表示,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服务体系,鼓励开发“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绿色节能低碳技术应用,加大绿色能源供给,引导中小微企业加快转型步伐,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徐晓兰还表示,推动亚太中小微企业务实合作,支持中小微企业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技术人才等领域扩大合作广度和深度,发挥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跨境撮合服务平台的作用,为中小微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交流对接和配套服务。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贾宏伟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是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冯旭指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展望未来,提升技术经济性是中小企业转型“破冰”的关键,“小快轻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多方协同是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论坛上,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平军称,广大中小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要推动中小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色科技创新、提高绿色服务水平以及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等举措,促进中小企业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届APEC技展会以“绿色发展数字赋能融通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举办1场展览,1场开幕式和主论坛、5场分论坛、3场产业链论坛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17个APEC经济体,1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官员、专家学者和16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杨程晨)中国官方10日发布最新的涉藏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李德成受访时表示,西藏的人权保障现况怎么样?“我想,这份最新的白皮书告诉了大家答案”。这份名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的白皮书提到,西藏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培育内生动力,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李德成对中新社记者说,过去的西藏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及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至今,西藏人民才切切实实地享受到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确实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全面成就的一个标杆。他引述白皮书的六部分内容表示,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生存权、发展权决定了人民的幸福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西藏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各族民众安居乐业,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说,西藏的人权事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为宗教研究学者,李德成重点参与白皮书第三部分“民族宗教工作扎实推进”有关内容的撰写。他说,西藏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宗教领域持续和谐稳定。当前,不论是从宗教寺院的数量,还是宗教民俗活动的开展,都能显现出西藏的各族信教群众在宪法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他还提到,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内部,可以看到僧人们自由地学经辩经,开展宗教活动,信教群众也可以自由地到寺院朝拜,按照传统参加宗教节日等活动,如萨嘎达瓦节、燃灯节等。传承至今的宗教节日活动、宗教民俗活动等既保存历史的仪礼传统和庄严,也加入现代的文化体验和活力。中新网温州11月11日电(记者孙自法鲍梦妮)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11月11日在浙江温州开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开放是科学的天性和创新的本质,全球科技交流合作的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他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协同包容,做开放创新的先行者,依托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跨越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阂、语言的障碍、学科的差异,成为彼此在科学道路上同向同行、并肩并进的好朋友好伙伴,汇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智慧和力量。万钢表示,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创新、日益开放、更加包容的中国,也将为全球青年科学家提供广阔舞台,希望大家当好友谊使者与合作桥梁,利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见所闻,把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呈现给全球科技界,介绍给更多的朋友,让世界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万钢还希望青年科学家坚持矢志笃行,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坚持求是向善,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方面,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不忘初心、不移其志,求索问道、求实溯源,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挺起铁肩膀、扛起千钧担,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把为科学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方面,需要用创新的理念与方法,深入研究、勤于创新、勇于创业,推动想象力、创造力、生产力的有机转化。同时,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必然带来一系列规则冲突、伦理挑战、社会风险,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守正创新,率先践行科技向善的理念,引领科技界自觉优化学风作风、遵守伦理规范,着力科学普及,让创新红利、发展福祉惠及全社会。万钢呼吁,广大青年科学家都能够在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上共商、共建、共享,在中

                      本土公民所持有的“正规美国护照”是有所区别的。当然,“美国夏威夷护照”毕竟也是美国护照。因此,至少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说“孙中山是美国人”,其实并不过分,可以说基本符合事实。总之,孙中山从1904年4月28日开始,变成了美国人。众所周知的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在美国华侨圈子中,开展了革命宣传和筹款的活动。那么,孙中山又是在何时,怎样失去美国公民身份的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08年11月,孙中山在泰国期间,访问美国驻泰国公使馆,并面见了美国公使汉密尔顿·金(MinisterHamiltonKing)。在会面期间,孙中山要求美国政府给他颁发一本“美国本土护照”,这不同于“美国夏威夷护照”。汉密尔顿·金公使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拍发了报告并请示。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向汉密尔顿·金公使下发了这样的决定:孙中山没有资格登记为美国公民或申请美国护照,理由如下:“美国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有责任和义务,他(指孙中山)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基于这些理由,从1909年3月11日开始,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资格,但是也没有收回孙中山手中的“夏威夷殖民地护照”。也就是说,孙中山仅仅在1904年4月28日至1909年3月11日期间,是美国人。从那以后,孙中山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了——至少人家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是美国人。但是,上述讲了这么多,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大清国户籍,到底有没有被注销?换句话说: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世界上存在一种身份叫作“双重国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有没有被吊销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的户籍?我们不妨分析一下1909年清政府所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的《大清国籍条例》有如下的关键性条文: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其中,依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孙中山如果要加入美国国籍,则必须先回香山县官衙、办理出籍(放弃大清国国籍)的手续。如果不经这个手续,那么就算孙中山在美国拿到了护照,孙中山的美国护照在大清国也是得不到官方承认的,大清国政府仍然将孙中山当作大清国人看待,理由是:孙中山尚未办理出籍手续。那么,孙中山回香山县办理了出籍手续没有?显然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自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就长期流亡海外。他根本不敢回香山县办理出籍手续,否则,他会立即被捕。而《大清国籍条例》第十二条,说的又是什么呢?这条说的是:如果一个大清国国民想申请出籍,那么他必须在县衙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否则不准出籍。所以,香山县衙无论如何也不会批准孙中山出籍,因为孙中山是当时大清国重要的通缉犯。也许,懂行的法律界朋友会质疑,这份《大清国籍条例》颁布的年份是1909年,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从1895年至1909年这段时间怎么算?我的理解是在那段时间里,孙中山仍然一直是大清国国民,道理十分简单,清政府对孙中山的《通缉令》一直没有撤销,换言之,清政府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民身份不放,否则清政府就会受“领事裁判权”所限,根本无法法办孙中山。这里还有一份旁证:依据史料《孙逸仙伦敦被难记》,1896年9月,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进了大清国驻英国的公使馆,绑架之后,大清国公使馆是这样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媒体进行辩解的:“……孙文是我大清国的国民,是一个重量级的通缉犯……”可见,清政府不但一直保留,而且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籍不放。综上所述,孙中山本人一直是大清国公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讲到这里,请允许我对这件事的始末,作一个简洁明要的梳理如下:1.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自动获得大清国国籍。2.4月28日,孙中山在美国打赢移民官司,取得了美国国籍并获取了“美国夏威夷护照”。3.3月11日,美国国务院重新审查孙中山的移民个案,做出一个决定:拒绝承认孙中山为美国公民,拒绝向孙中山颁发美国公民护照。4.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正宗大清国国民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综上所述,“中华民国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历史谣言,从此,不再成立。附件:《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第一条凡下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第二条若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而生于中国地方者亦属中国国籍。其生地并无可考而在中国地方发现之弃童同。第三条凡外国人具备下列各款愿入中国国籍者准其呈请入籍:一)寄居中国连续至十年以上者二)年满二十岁以上照该国法律为有能力者三)品行端正者四)有相当之资产或艺能足以自立者五)照该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销本国国籍者其本无国籍人愿入中国国籍者以年满二十岁以上并具备前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者为合格。第四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殊勋于中国者虽不备前条第一至第四款得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奏请旨特准入籍。第五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入籍﹕一)妇女嫁与中国人者二)以中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中国人经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中国人父不愿认领而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入籍暂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入籍者以照该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六条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应随同入籍人一并作为入籍其照该国法律并不随同消除本国国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愿入籍或入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入籍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第四各款准其呈请入籍;其入籍人成年之子现住中国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至四各款并准呈请入籍。第七条凡妇人有夫者不得独自呈请入籍。第八条凡入籍人不得就下列各款官职:一)军机处内务府各官及京外四品以上文官二)各项武官及军人三)上下议院及各省咨议局议员前项所定限制特准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十年以后其余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二十年以后得由民政部具奏请旨豁免。第九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永远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出具甘结并由寄居地方公正绅士二人联名出具保结。第十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给予执照为凭。自给予执照之日起始作为入籍之证。其照第五条作为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明民政部存案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存案。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第十三条凡中国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出籍:一)妇女嫁与外国人者二)以外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外国人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外国人其父不愿认领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出籍者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若照该国法律不因婚配认其入籍者仍属中国国籍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出籍者以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十四条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并作为出籍。若其妻自愿留籍或出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籍者准其呈明仍属中国国籍。第十五条凡妇人有夫不得独自呈请出籍。其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其余无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请出籍。第十六条凡中国人出籍者所有中国人在内地特有之利益一律得享受。第十七条凡呈请出籍者应自行出具甘结声明并无第十二条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经发觉情事。第十八条凡呈请出籍者应具呈本籍地方官详请该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出籍之证其未经呈请批准者不问情形如何仍属中国国籍其照第十三条作为出籍者照第十条第三项办理。第十九条凡因出嫁外国人而出籍者若离婚或夫死后准其呈请复籍。第二十条凡出籍者之妻于离婚或夫死后未成年之子已达成年后均准呈请复籍。第二十一条凡呈请出籍后如仍寄居中国接续至三年以上并合第三条第三、四款者准其呈复籍其外国人入籍又出籍者不在此限。第二十二条凡呈请复籍者应由原籍同省公正绅商二人出具保结并照第十条第一项办理其在外国者应由同在该之本国商民二人出具保结呈请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复籍之证。第二十三条凡复籍者非经过五年以后不得就第八条所列各款官职。如奉特旨允准不在此限。第二十四条本条例自奏准奉旨后即时施行。

                      孙中山博士的由来

                      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一个尊号叫作“孙逸仙博士”,可是,孙中山真的拥有博士文凭吗……我们近代中国的知名革命家孙中山,至少有以下这么多的尊称:1.孙逸仙博士。2.孙博士。3.Dr.Sun(英文“孙博士”)。众所周知的是,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一个访问苏联的代表团,代表孙中山赴苏联开展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名字就叫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还有,在此前的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AdolfAbramovichJoffe)签署了一份《孙文越飞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面,在提到孙中山的时候,有多达十一处“博士”的字眼出现。这个《孙文越飞宣言》的全文,详见于本文附录。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个人的学识,平心而论,很可能并不在一个博士毕业生之下,但是,我们对于历史,也许更应该实事求是。孙中山到底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博士文凭”?抑或这个“博士”,仅仅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孙中山出于敬佩而给予的尊称?这个,我们恐怕就要从孙中山本人的求学经历讲起了。为了方便阅读,我们不妨用表格的方式,总结一下孙中山人生中的求学经历:我们从上述的这个表中得知:孙中山在一生中所就读的最高学府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其一生中接受的最高学校教育大约是相当于现在“大专”的教育。孙中山所读过的最高学府——“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一家“书院”,并非一所大学,它并没有博士课程,当然也没有颁发过博士学位。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创立于1887年。1907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更名为“香港西医书院”,最后并入香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求学期间的成绩,实事求是地说是优秀的。但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资格的。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从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去了澳门开诊所当医生,但是,由于孙中山没有澳葡当局承认的医生执照,孙中山被迫终止了在澳门的医生职业。历史的误会,出处就在于这里——医生这个职业,英文叫作“doctor”,而“doctor”这个英文单词,是一个多义词,它除了“医生”这个意思之外,又有“博士”的意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外写信,常用“DoctorSun”(孙医生)自称,但是,有人看了“DoctorSun”这个词,以为是“孙博士”的意思。因为,“孙博士”的英文写法,同样也是“DoctorSun”。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称呼孙中山为“孙博士”了。这是一场阴差阳错——一个英文多义词所闹出来的误会。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作者再将这个误会发展的逻辑,简要梳理如下:1.孙中山是医生,“孙医生”的英文是“DoctorSun”。2.Sun”这个词在英语里有歧义,也可以是“孙博士”的意思。3.于是,开始有人误会孙中山是博士,并称呼孙中山为“博士”。4.孙中山“盛情难却”,索性“恭敬不如从命”,照单全收。这就是孙中山这个“优秀大专生”,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博士”的缘故了。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孙中山这种英雄人物去刻意追加一些高级文凭,孙中山本人的作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博士毕业生的作为,因而,就算孙中山仅仅是一个大专生,也丝毫不能使他头上的光环褪色。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博士生有许多许多,而孙中山,则只有一个。这就够了。附录《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下列数端尤著: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仍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炽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款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适可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现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孙逸仙、越飞签字

                      蒋介石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台湾当局“阳士林口字第0001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上面,蒋介石的“教育程度”一栏,赫然写着“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大字。所谓“日本士官学校”,指的是在近代时期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校,当时可谓是威震远东。可是,蒋介石真的念过这所在当年威震远东的军事院校吗?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赴日本留学,他就读的是一所名为“日本振武学校”的军事预科学校。这所“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依照当时的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振武学校”学习完预科课程之后,需要先到日本陆军里面实习一段时间,实习考核及格之后,才有机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蒋介石理想中报考的这所名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院校,在当时的远东,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军事院校,有大量的中国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里面留学。例如,以下这些近代中国的名人,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阎锡山、何应钦、吴禄贞、张

                      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注23关于中、日等国学者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合著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有具体详细的阐述,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注24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由原来的一所、二所合并而成。注25北平市立五中位于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据1938年6月《北平市各级中小学调查·调查资料第1号》统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的市立中学计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市立中学校5所,市立女子中学2所。见陈兆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2月,102页。注26池内宏(いけうちひろし,1878—1952),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日本东京府(现东京都),祖父为儒学名家池内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任副教授,1922年,以论文《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1925年任教授。1937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39年转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著有《文禄庆长的役》《日本上代史的一研究》《满鲜史研究》等。注27三上次男(MikamiTsugio,1907—1987),日本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陶瓷学家。出生于京都府宫津市,193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池内宏的主要弟子。1932—1933年,由日本外务省属东亚考古学会派往中国留学。1933—1936年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深造。三四十年代频频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1949年为东京大学教授。历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洋陶瓷学会会长、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等要职。对金史、女真史、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陶瓷学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面有大量著作,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1937年发表《金代女真之研究》,因在女真社会构成的研究上有突破,被当时日本学术界誉为这一领域的“高峰”。中国学者刘浦江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感叹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注2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29这里的胜利系指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注30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有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5日):“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可也。”冯玉祥却复电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电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载《历史档案》2000年1月,67页。冯玉祥答复见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但所转引的段祺瑞电文略有出入。注31关于没收旗地旗产的问题,金启孮先生有《清代王公府属旗地——取租情况和清理始末》一文结合自己家族的情况详记其事,其中提到清代王公旗地的性质是:“清代各府所属旗地,是随着封爵的官产,并不属于王公私有,每一王公分府时,都拨给一批旗地,数目视爵位的高低不等。如果得罪革爵,则旗地连同所居府邸要一并交官,只有另置的私产例外。”特别提到民国十三年甲子之变,冯玉祥既接收了清宫财富,翌年张作霖又清理旗产,令各府将旗地租账(包括老账、新账)统交民国财政厅清理变卖,只把王公坟地园寝没算在内,而是令交款税契留置(封建社会得罪被抄家者,也不没收坟地)等事,与本次口述所说略同。并引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一日《顺天时报》所登清理旗产的官产处公告。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232-236页。并见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版。注32乌素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乌素图召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乌素图村西沟口的台地上,距市区西北13公里处,实际上是当地旧有的7座寺庙的总称。因它们相距不远,毗邻相连,又地处乌素图村旁,所以统称乌素图召。注33三家子村位于黑龙江西部,嫩江东岸。该村一直是满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满语仍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满族的诸多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仍有部分满族老人能够较流利完整地用满语表达,三家子村也就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满语、满族文化调查研究的重要基地。1962年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由清格尔泰先生带队,对三家子村的满族语言文化进行系统调查,金启孮先生也是满族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此次调查工作为期2个月(1961年8—9月),收集了一些宝贵资料,金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一书,这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调查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该文从调查到成果出版,竟然整整相隔了20年。注34清格尔泰(1924—2013),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内蒙古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著作10多部。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1961年带队到三家子调查后,也曾撰有论文:《满洲语口语语音》,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1982年版。注35策棱(1672—1750),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娶和硕纯悫公主,授贝子品级、和硕额驸,从征准噶尔有功。雍正间,进封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成衮扎布(1750—1771)为策棱长子。注36关于此事,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记述更为详细:“建校之初(内大建于1958年),北京蒙古王公家中祖先画像、行乐图、战绩图、蒙文档案仍有不少保存,我建议内大全部收购,我愿当中间人。但因当时正集中力量编写革命史,未能采纳此建议。60年代初,我回京探亲时听说许多重要蒙古王公画像,通过琉璃厂已流向国外,曾两三夜未曾安眠,痛惜之心,至今未已。”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1998年版,141页。注37《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388页。注38《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21页。注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32页。注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9页。注43塔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为庶妃钮祜禄氏所生,一生平淡。死后追封辅国公。注44学院胡同为东西走向,东到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朝称提学察院胡同,因为胡同内有提学察院衙署而得名。清朝改称学院胡同。20世纪90年代道路改造后,曾更名为学院小街。但最终仍定名为学院胡同。注45卧佛寺街位于今复兴门附近,今已不存。1956年打通的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工程中,卧佛寺街、邱祖胡同与报子街被夷为平地,长安街与复兴门外大街得以贯通,卧佛寺街、邱祖胡同和东西观音寺街等都融入了长安街。卧佛寺街里原来确有寺院,但却不叫卧佛寺,而被称为鹫峰寺,即唐朝时的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鹫峰寺后殿,供奉有一尊卧佛,卧佛寺街即由此得名。鹫峰寺每逢冬季舍粥,救济乞丐和城市贫民。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原址修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彻底消失。今天的百盛商场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就是鹫峰寺旧址。注46毓女士的说法与家谱记载不同,当时访谈者未觉察,由于毓女士已去世,这里只好存疑。注47这里提到的华北电业公司,与毓女士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父亲与她前夫都曾任职于此。它是北京最早的民族资本电业公司,初名华商电灯公司,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今前门西大街41号的北京供电局地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主要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及富家大户用电和繁华路段路灯照明。后规模日益扩大,自1906—1938年,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共兴办了32年。为北京的电力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公司被强行收购,改为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的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1949年后仍称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但遍阅股东名单,并没查到有人姓年。注48板头,即把儿头,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亦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注49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区,为民国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另三位是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注50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原址位于北京西单。注51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任副部长时还兼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1995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注521952年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石油师”整编成3个团,一团去延安枣园学习钻井技术,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进行训练。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专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近8000人。1956年,鉴于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已不存在,1956年57师党委向总参报告,经批准撤销了部队番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军事、半军事管理传统,可以说就是源于石油师,就连用语也带着浓重的军队色彩,如勘探开发油气田叫“会战”,一场会战总会“拿下”一个油气田。油田叫战区,领导机构叫指挥部,领导叫指挥。一个阶段叫一个战役,每次战役都要比武打擂,都要总结表彰,骑马戴花升旗夺杯,等等。注53延长县十里村是1907年9月成立的“延长石油官厂”所在地,当时在这里打出的就是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史称“延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部召开大型会议时,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中一半都来自延长石油厂。“延一井”作为中国油田开发技术的一块试验田,为之后玉门、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历史原因,一大批人才也在这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之后,分赴全国各大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黄埔军校”。注54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注55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注56大港油田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士在鹿头关下布阵挑战,并在阵后埋下伏兵。结果郑、张二将倾全关之兵出战,高仁厚佯装败退,郑君雄等追击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于当夜逃到梓州,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又为高仁厚增兵三千,让其继续围攻梓州。在高仁厚的努力下,于六月间攻破梓州。杨师立战败身死,郑君雄等人持其首级出城投降,高仁厚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但是陈敬瑄只不过是利用高仁厚诛灭异己而已,并不是真心想加以重用。光启二年(886年)三月,陈敬瑄出于疑惧心理,将高仁厚骗杀,改任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由于陈敬瑄专擅西川地区,实际上并不受朝廷的指挥,所以田令孜看到众怒难犯时,才会自封三川都监,躲入陈敬瑄的府邸以求庇护。后来当皇帝李儇下诏剥夺田令孜的官爵,将他流放端州时,田令孜以陈敬瑄为依托,迟迟不肯前往流放地点,皇帝李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当巴蜀地区战乱不断时,已经出任利州刺史的王建始终是静观其变。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其骁勇善战,多次想召王建到梁州,而王建知其不怀好意始终不肯应召。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王建手下一个叫周庠的官吏建议王建,说唐朝的国运就要结束,如今藩镇虽然互相征战不断,但都是无雄才大略之辈。不过王建是个例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士卒爱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而利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难以长治久安,阆州(今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其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田令孜的心腹始终不听朝廷指挥,不如趁田令孜现在失势之际,兴兵加以讨伐,相信一战可以成功。王建最终采纳了周庠的建议,领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进攻阆州,赶走杨茂实后自称阆州防御使,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经与王建一起在神策军共过事,知道王建骁勇善战,心中颇为忌惮,因此一再派使者前去修好,并不断供应军粮。王建鉴于自己羽毛未丰,暂时也愿意与顾彦朗相安无事,所以接受了顾彦朗的示好,在阆州休养生息静观天下之变。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陈敬瑄看到顾彦朗与王建关系友善,担心两人联合对付自己,便与田令孜商议对策。田令孜认为王建是自己的义子,只是因为不被杨守亮所容,才去攻占阆州,自己只要修书一封,就可以将其招至陈敬瑄麾下。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可以向田令孜和陈敬瑄讨要较大州的刺史之职,于是便把家属送到梓州托付给顾彦朗,自己则带领两千精兵西行准备进入成都。不过当王建走到鹿头关时,有人建议陈敬瑄,认为王建如狼似虎,不应该将这个祸头引到成都,于是陈敬瑄便产生后悔之情,急忙派人前去阻止王建入关,并派兵增强守备。王建得知陈敬瑄反悔后,顿时勃然大怒,领兵强行破关而入,并在绵竹击败前来阻击的汉州刺史张顼,攻占汉州后又成功攻占德阳,而顾彦朗这边也派其弟顾彦晖发兵助王建进攻成都。但是因为成都守备十分严密,王建接连攻打三天不下,于是便退守汉州以图再进。关于王建在蜀中称霸的事情,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当时各地在藩镇们的互相攻伐下,全国动乱不已,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对此无能为力,而此时由于皇帝李儇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皇位更替局面。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七日,经过长期流亡和经历诸多藩镇轮番折磨的皇帝李儇生了一场大病。或许他自知病情不妙,到了二月十四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便踏上归途,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次日李儇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文德”,希望通过此举能够使自己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大赦、改元之类的文字游戏既不能挽救已经走向衰亡之势的帝国,同时也驱除不了始终纠缠李儇的病魔。三月五日,李儇病情忽然恶化,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地告知朝臣们准备后事。不过,李儇嬉戏一生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岁较大,而且最为贤明,有意拥立其为帝,但是遭到宦官杨复恭的反对。当时杨复恭矫诏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并让右军中尉刘季述率领神策军将李杰从十六王宅迎接到少阳院,接受百官的朝见。次日皇帝李儇驾崩,李杰在杨复恭等人的拥立下成登基,并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十月三日,皇帝李儇被安葬在奉天县东北十里处的靖陵,庙号“僖宗”。这个庙号倒是很符合他生前的作为,不过在他身后的大唐帝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留给他弟弟皇帝李晔的是一个“如线之仅存”的局面。第七章重振唐威重修政策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讨伐西蜀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招降。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

                      成深情地凝望了身旁这匹曾经陪伴自己转战千里的忠实伙伴最后一眼,果决地将马缰交给自己拼死救出的洪天贵福:幼主,赶紧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李秀成问自己:我走不远也走不快,在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几天后,曾国藩在囚牢里面见到了力竭被俘的伤痕累累的李秀成。曾国藩没有出言讽刺这位多年的对手、这位令数万湘军丧命的敌人,只是劝他“下海”,投降吧。曾国藩其实也就是按照成王败寇的老套路走一下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么低劣的诱供技术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李秀成的回应却让他很吃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秀成戴着脚镣写下了一份后世称之为《李秀成自述》的手稿,并将其交给了曾国藩。因为手稿中多少流露出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不满情绪,以及一些吹捧曾氏兄弟并希望他们收降自己部众甚至为敌人清朝着想的字句,所以很多人据此认为李秀成投降清朝了。谬矣,大谬!一个一等王爵、位高权重的太平军总司令,还需要靠投降博取金钱富贵吗?一个在天京陷落死战突围后将自己的宝马让给幼主的忠臣,一个双手浸染满洲贵族、八旗子弟鲜血的将军,还会天真地认为朝廷可以容他活命吗?一个深刻反思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重臣,难道还不能据实且不过分地评论几句自己的领袖人物吗?一个败给了值得自己尊敬的对手的军人,难道不能给对手几句褒扬吗?一个负责的领导者,还不能放低姿态为跟随自己厮杀多年的部下求一条生路吗?一个心有不甘而又力难回天的能者,一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帝国主义才是首要敌人(要防鬼反为先——《李秀成自述》)的人,难道没有资格考虑一下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究竟去往何处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李秀成都是不可能投降的,最多只能责其态度不够大义凛然。现在想来,李秀成之所以写下这份令他尴尬的手稿,无非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李秀成料想到自己身陷敌手,恐难苟命,与其闭口缄默身死,被清史唾为碌碌反贼,与草寇为群,不如借机将自身十余年投身天国的经历自述下来,算是对自己一生波澜壮阔的事业的得失总结。一个坦然面对人生得失的人是不可能怕死的。写完手稿一天后,李秀成微笑着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死而足愿,欢乐归阴!1864年8月,李秀成被曾国藩就地处死,时年42岁。10月底,洪天贵福被俘,随后被处死。至此,称霸南方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灭亡。虽说太平天国灭亡的剧情很俗套,但这场农民起义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清朝虽然没亡,但也被狠狠地扒掉了一层皮,这场战争消耗掉了清朝太多太多的力量,使得后来的那些真正有能力推翻一个朝代的英雄们有更多的机会跟这个朝廷掰掰手腕。这场绵延十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紫禁城里的慈禧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真的赢了吗?她是胜利者没错,却绝不是最大的获益者。最终的赢家是趁势而起掌握兵政实权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大臣集团。前面说过清朝的国策就是压制汉臣,所以汉臣若想走正常的流程掌权,除非清朝满人高层集体精神病。曾国藩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得在某些重要关头创造出杰出的成就,机会与能力缺一不可。太平天国都灭亡了,那北面的捻军也就撑不了多久了。第三章非主流少年袁世凯

                      穷山恶水出“彪民”

                      前面已经说过,北面负责对付捻军的人叫做袁甲三。袁甲三的家族本是河南项城县一个普通的耕读世家,不过区区几十年,却摇身一变而为河南一带的高门大阀。要知道,项城绝对是一个穷地方。穷山恶水,民风彪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那袁氏究竟怎么发家的呢?考科举发家: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解释一下,“父子进士”,指的是袁甲三与其长子袁保恒中了进士;“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甲三的侄子袁保庆分别考中了举人;“四贵人”则是说这几个人后来官位都很高。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五关斩六将、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是稀罕。而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相当彪悍。尤其难得的是,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袁保恒是李鸿章的高参,彼此还颇有交情。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指点江山几十年的超级大臣?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何况是这么出色的朋友!袁甲三当年考科举的时候结识了曾国藩,兄弟俩一起刻苦学习八股文、一起勤工俭学,最后双双考取进士,友谊非常牢靠。两个人在京城工作的时候,都爬到了较高的官位。袁甲三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官居兵科给事中一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厅级干部。而曾国藩就更厉害了,官至侍郎,属于副部级高官。1853年,两人先后接到咸丰的命令,曾国藩督办湖南团练对付太平军、袁甲三督办安徽团练对付捻军。对于袁甲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因为安徽地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范围中间,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书生一直咬牙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的重任。他的坚韧与果敢使得曾国藩得以全力应付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袁甲三既会打仗又能安民。因此,尽管局面极为严峻,但他还是艰难地消灭了淮北的捻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袁甲三因为自己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赏识与信任,两人关系一度如胶似漆。据皇帝起居注记载,咸丰与袁甲三两人单独对话十多次,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袁甲三的祖坟上岂止是在冒青烟,简直就要着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袁氏一门纷纷加入了袁甲三的队伍。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袁保恒原本是一个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属于很有希望的预备干部。但他眼见老爹袁甲三的“剿匪”事业风生水起,于是也投笔从戎,追随乃父纵横沙场。此人颇有带兵打仗的天赋,与捻军作战屡屡得手,后来因功升至刑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是老袁家仅次于袁甲三的第二高官。不过袁保恒最大的特长并不是打仗的本事,而是头脑清晰,极富战略眼光,他曾向朝廷提过两个建议:第一,应该加强东北三省的防务,沙皇俄国是我们最大、最凶残的敌人。第二,在台湾设置巡抚,宣示主权。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远见。沙皇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确实是中国最大、最凶残的敌人。如果说日本对中国是一边骂、一边拔刀捅的话;那么沙皇俄国对中国,就是左手握着中国人民的手,嘴上说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右手却拿刀刺向中国心脏。袁保恒还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治理方针,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台湾正式建省,第一任巡抚就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刘麻子”刘铭传。袁保庆则是一名张飞、常遇春似的猛将,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并选择准确的进攻位置进行突破,是天生的先锋材料。袁保庆征战半生,后任江南盐法道,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长,主管盐务和司法,是个很有实权的职位。秘数581859年,袁甲三凭着自己的功劳和皇帝的宠幸,升任钦差大臣,终于做到了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官职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就在袁甲三升官之时、春风得意之际,侄孙袁小四降生了。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继续赋予袁甲三钦差大臣的权力,袁甲三围剿捻军的事业也就更加红火,他与兄弟部队配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捻军实施围追、放行、堵截的疲兵之计,搞得捻军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捻军的最高首长张洛行就挂在了突围逃窜的途中。只可惜袁甲三革命的本钱不够,身体不行,在河南淮阳前线病逝,同治赐谥号“端敏”。剿匪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幸而他的好朋友曾国藩带着弟子李鸿章接过了剿捻大旗,不久之后成功镇压捻军。袁甲三死的时候是1863年,也就是说他只活了58岁便见了阎王。现在,请记住58这个数字!事实会证明58岁是袁家人无法摆脱的噩梦,因为那些袁家的牛人们死活就是迈不过58岁这道坎。虽然袁甲三死了,但有句话说得好:有的人死了就是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袁甲三就是一个好榜样。他的身体虽然“羽化”了,但他的精神却还照耀着袁家后人。特别是他给子孙后辈留下了一大笔难得的人脉财富。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吴长庆这些人都是袁甲三的好哥们儿。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人都毫不犹豫地照顾了老袁家的后代们。回顾袁家的显赫家世,袁小四绝对算得上是高干之后,他比光着身子打江山的朱元璋等辈的先天条件好太多。后来袁小四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总说自己是“三世受国恩深重”,就像三国时期的袁绍老说自己家“四世三公”一样,其实意在强调自己的家族很牛,都已经三代煊赫了。非主流少年袁氏一门倾尽全力在外剿捻的同时,一撮流窜的捻军跑到袁氏老家闹事,打算攻下袁甲三的老窝,来个围魏救赵。此时,负责守家的正是袁小四的亲爹袁保中,袁保中虽然学历不行,但本事确实不小,在关键时刻,他发挥了家族长子作为中流砥柱的作用。袁保中联合其他的富户、大族,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小的私人武装,在河南项城东北四十里找了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筑起了一座大堡寨。当然,堡寨并不是袁保中的发明,它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是相当的悠久了,大概起源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时候。堡寨的围墙厚而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岗楼,墙外壕沟环绕,端的是防卫森严,易守难攻。因为堡寨是袁保中倡议修建的,且袁家的拳头又大又硬,所以这个寨子就以袁家的名义命名,称为“袁寨”。寨主袁保中就在里面发号施令,带着小弟们成功地击退了捻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袁小四出生后,就不得不在袁寨中过起了艰苦的城堡生活。捻军进攻袁寨,家人将5岁的小四带到寨垣上眺望,很多二十多岁的壮年男子看见这种血腥场面都忍不住尿裤子,但小朋友居然毫无惧色,很是镇定地看着寨子外面的厮杀,看着城下血流成河,一时兴起的他还将一块石头扔下去砸中一个捻军。这是小四“参加”的第一场战役。乖乖,真不是寻常的小孩啊!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环境就是使袁小四日后处变不惊、心狠手辣的最好的启蒙教学。袁小四的童年就在这个四处弥漫着硝烟和欺诈的环境中成长,不一样的童年铸就不一样的性格,所以小四远比一般的小孩要胆大得多。袁小四的命运在他5岁那年转了一个弯。前面说过,他爹袁保中有四个儿子,而那位猛将兄袁保庆则一个儿子都没有。袁保中眼看自己的亲兄弟后继无人,便将袁小四过继给了袁保庆。被自己的父母放弃,想必谁心里都不好受,还好袁保庆视袁小四为己出,十分疼爱,总算是让小四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了抚慰。袁小四小时候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三个关键词可以形容他的童年——不喜八股、胆大妄为、蛮横好斗。虽然小四同学不爱八股文,但他酷爱吟诗。他曾经吟过很多有意思的诗词对联混搭,请欣赏其11岁时的大作: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霸气外露!野心之勃勃丝毫不下于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少有野心的袁小四,小时候十分好斗,长大了自然也收敛不到哪儿去,他就是用这种蛮横好斗的痞子性格来对付日后所面对的各个政治强敌。其实历史上的大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就很好斗。蒋介石小时候就是孩子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交际模式,延伸至政治领域就必然产生自强自立的思考模式,不受任何人的牵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应该是伟人们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基因吧,唯有这种性格才适合在乱世中猎取成功,越变越强!好爸爸胜过好老师嗣父袁保庆的的确确是一名非常擅长亲子教育的好父亲,他的成功经验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其一,袁保庆懂得兴趣教育。袁保庆为喜欢刀枪棍棒胜过书本的小四请了一位叫王志清的名师,在教导八股文的同时,也教导小四一些拳脚功夫,保证文武双修。虽然小四没能成为同时期“大刀王五”式的一代大侠,但他的所学也绝对是冲锋陷阵、躲避暗杀的保命功夫。其二,袁保庆懂得好爸爸胜过好老师的道理,明白教导孩子还是家庭教育最重要。袁保庆有一个爱记笔记的好习惯,在闲暇之时,他就将自己多年混迹官场所谓的如何说话做人的学问,一笔一笔记载了下来。这本笔记很牛,算是集厚黑学与官场政治经济学于一体的经典教材。当然这个时候还只是一本初稿,后来小四的另一个叔叔袁保龄将这本书加以整理,才成为世人熟知的《自乂琐言》。袁保庆就把这份初稿交给了小四。说来也奇怪,袁小四本来是很讨厌书本的,但他对这本笔记很感兴趣,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缘法。袁小四一有空就揣摩这本笔记,不懂的地方就问袁保庆,袁保庆看他这么“进取”,也乐得指点一番。袁小四在这方面的天赋惊人,他不但掌握了这本笔记的精髓,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据此创下三门神功绝技。第一门神功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袁小四特别会为人处世。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袁小四会做人。至于其他两门神功的强大功效,后面分解。在这个世界上,万事皆有因有果。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失败。袁小四以后的成功和失败,都跟他嗣父的教育分不开。成功先不多说,而他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嗣父传给他的那一套权力观念太根深蒂固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这样,小四跟着嗣父着实过了几年安稳快乐的官二代生活。定数!58诅咒再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袁保庆不小心得了霍乱,1873年离世了。那一年袁保庆48岁,不但没有活过58岁,还离58很远。袁保庆的猝然离去令14岁的小四非常痛苦,但当务之急是给袁保庆办丧事。办丧事的时候来了很多实力派高官,他们是袁保庆的好兄弟。虽说人死如灯灭,甚至很多父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人际关系可能就这么淡了。但在乱世中一起扛过枪换过命的兄弟就不同了,即便朋友不在了,朋友的家人也是要善待的。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吴长庆,跟袁保庆就是乱世中的患难兄弟。袁保庆死了,吴长庆当然得来。吴叔叔揽着袁小四稚嫩的肩膀:以后有困难的时候就跟叔叔我说,我一定会帮你!袁小四记住了这个人,也记住了这番话。也请大家记住吴长庆,此人正是袁小四发迹的引路人。讨厌的科举制袁保庆死后,他的叔父袁保恒和袁保龄承担起了抚养袁小四的责任,他们当时都在京城做官,于是袁小四也来到了北京。他们把袁小四带到北京干吗呢?当然是便于照顾,同时严格管教,逼他读书。袁氏家族本来就是靠考科举发家,那下一代自然也应该靠读书踏入仕途。袁小四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向科举考试里级别第二低的乡试发起冲锋。不对吧?袁世凯什么时候考上了秀才?袁世凯确实没有参加过院试,但他花钱纳捐买了一个监生(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地位,学历等同于秀才。在两个叔叔的严厉监督之下,袁小四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但基础太差,总体的功力仍然有限。17岁那年,户口还在河南老家的少年袁小四只身回家参加乡试,很正常地落榜了。几年之后他又考了一次,还是很正常地落榜了。举人都考不上,可算是相当失败。不过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当时的考试制度不大适合小四这种非主流人才,而中榜者多为迂腐庸碌之徒,这样的王朝焉能不灭。无论是袁小四,还是之后的两位民族巨子蒋介石、毛泽东,都没

                      久久精品国产亚洲7777起手擦了擦眼睛,因为眼前一片模糊,但她没有吃惊,知道是由于眼中的泪水。她接着往前走。来到天井,靠近通往外边围栅的门口,朝外望了望。大门后面有一盏灯,映出一个士兵的身影。马路对面,一座座建筑物全都一片漆黑。她走到台阶前的平台上。没有危险。即使士兵发现了人影,也只有在她下了台阶,靠近那另一条无形的线时才会开枪,而且事前还要警告一次,对士兵来说,那条无形的线就是他的安全边界。医生的妻子早已习惯了宿舍里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因而对现在的寂静感到奇怪,这寂静似乎占据了这虚无的空间,仿佛整个人类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一盏亮着的灯和看守着这盏灯,看守着她和其他眼睛看不见的男男女女们的一名士兵。她坐在地上,背靠着门框,姿势和她在宿舍里看到的那个瞎眼女人一模一样,眼睛也望着前方。夜晚天气寒冷,风沿着大楼正面吹来,这个世界上似乎不可能还有风,不可能还有漆黑的夜晚,这句话她不是为自己说的,而是想到了盲人们,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白天。灯光下又出现了一个人影,大概是士兵来换岗,没有新情况,后半夜要回帐篷里睡觉的士兵会这样说,他们想象不到这扇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枪声没有传到外边,一把普通手枪发不出多大声响。一把剪刀更发不出什么响动,医生的妻子想。她没有问自己,其实问也徒劳无益,这个想法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只是奇怪它来得非常缓慢,好像第一个字就出来得晚了,后面的字更加磨磨蹭蹭,最后她才发现这个想法早已在那里,在一个什么地方,只差用语言表现出来,如同一个躯体在床上寻找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被窝,只是为了在里边躺下睡觉一样。士兵走到大门口,尽管逆光,可也不难发现他在朝这边观望,大概察觉到有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影,灯光太弱,他看不出是只有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双臂抱着双腿,下巴贴在膝盖上,这时士兵用手电筒朝这边照了照,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女人,她正在站起来,动作慢得就像她刚才的那个想法一样,但士兵不可能知道她的想法,只知道那个人动作慢得好像永远也站不起来,他心里害怕,一时间曾问自己是不是应当拉响警报,过了一会儿又决定不拉,只不过一个女人,离得又远,无论如何,应当有所防备,先瞄准她,要瞄准必须先放下手电筒,就是这个动作让手电的光线正好照在他的眼睛上,好像把他的视网膜灼伤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等到恢复了视力的时候,那女人已经消失了,现在这个哨兵不能向来换岗的人说没有新情况了。医生的妻子已经来到左侧的走廊里。这里也有盲人睡在地上,而且比右侧人还多。她慢慢朝前走,不发出一点儿响动,赤脚粘在黏糊糊的地上。看看前两个宿舍里面,看到的和预想的一样,一个个人影躺在毯子下面,也有一个盲人睡不着,气急败坏地说着他睡不着,还能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发出断断续续的鼾声。至于这一切散发出的气味,她并不感到奇怪,整栋大楼里没有别的气味,全是人们的身体和身上穿的衣服的气味。拐过一个弯,到了通向第三个宿舍的那段走廊里,她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一个人,也是一个哨兵。他手里拿根棍子晃来晃去,动作缓慢,像是要拦截某个企图靠近的人。这里没有盲人睡在地上,所以通行无阻。门口的盲人继续单调地摇晃着棍子,似乎不知劳累,其实不然,几分钟以后他把棍子换到另一只手里,重新开始摇晃。医生的妻子沿着另一侧的墙壁往前走,小心地不碰到它。棍子画出的弧形到不了宽阔的走廊中央,谁看见了都会想说,这个哨兵拿着一条没有子弹的枪在站岗。现在,医生的妻子正好站在盲人的前面,可以看到他身后的宿舍。里边的床上并不是全都有人。他们有多少人呢,她想,又往前走了一点儿,几乎到了棍子晃动的边界,停在那里,盲人转过脸,对着她所在的方向,仿佛发现了什么异常,一声叹息或空气的颤动。这个人身材很高,双手很大。他先是手拿着棍子往前伸了伸,飞快地扫了一下前面的空间,接着又跨了一小步,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医生的妻子担心盲人已经看见了她,只是在寻找进攻的最好位置,那双眼睛没有失明,她惊恐不安地想。但它们是瞎的,当然是瞎的,和生活在这些屋顶之下这些墙壁之内的所有人同样瞎,所有人都一样,都是盲人,只有她例外。那个人压低声音,像窃窃私语似的问,谁在那里,而没有像真正的哨兵那样大喊一声,过来的是什么人,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回答是,好人,然后他回答,请便吧,但这样的对话没有出现,他摇摇头,像是在回答自己刚才的问话,胡言乱语,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人,这时候全都睡了。他用另一只手摸索着退到门边,因为自己说的这句话而放下心来,两只胳膊垂了下去。他困了,等伙伴来换岗等了好长时间,但他必须等到那个人听见内心响起责任感的声音,自己醒来,因为这里没有闹钟,即使有也没法用。医生的妻子小心翼翼地靠近另一边门框,朝里边望去。这个宿舍没有住满。她飞快地数了数,觉得屋内大概有十九个或者二十个人。在宿舍最里面,她看见一些饭盒摞在一起,空着的几张床上还放着一些,这在意料之中,他们不会把收到的所有食物都分配出去,她想。盲人哨兵好像又一次显出不安的样子,但没有做出任何要调查一下的动作。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宿舍里面传来一声咳嗽,吸烟者那种剧烈的咳嗽。哨兵急切地转过头去,终于可以去睡觉了。但躺在床上的盲人没有一个起来。哨兵坐到挡住门的那张床的床边上,动作缓慢,仿佛怕别人当场抓住他擅离职守,或者彻底违反哨兵必须遵守的所有规矩,开始他还点着头打了一会儿瞌睡,但很快就身不由己地坠入睡河,在沉入河底的时候他一定想过,没关系,谁也看不见。医生的妻子把里边睡觉的人又数了一遍,连哨兵计算在内一共二十个,至少能带回去一个准确情报,这次夜间出动没有白费,不过,我仅仅是为了这个来这里的吗,她问自己,但又不想找到答案。盲人哨兵头靠在门框上,睡得正香,棍子滑到地上,也没有发出声响,这是个被解除武装没有进攻能力的盲人。医生的妻子故意把眼前这个人想成偷食物的贼,想成抢劫理应属于别人的东西的贼,想成从儿童嘴里夺取食物的贼,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能对他感到蔑视,更没有一点儿恼怒,而只是对这个睡成一摊烂泥的躯体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怜悯,他脑袋向后仰着,青筋暴突的脖子伸得老长。从走出宿舍以来她头一次打了个寒战,仿佛石板地把她的脚冻得结了冰,仿佛她的双脚在燃烧,但愿这不是在发烧,她想。不是发烧,只是太疲倦了,想把身子蜷缩起来,眼睛,啊,尤其是这双眼睛,望着身体里面,更里面,更里面,直到大脑最深处,在那里,看得见和看不见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肉眼难以区分的。慢慢地,再慢一些,她拖着身体往回走,到她所属的地方去,到像梦游者一样的盲人那边去,对他们来说她也是个梦游者,无须再装作盲人。两个热恋的盲人已经不再手拉着手,都侧着身子蜷缩着睡着了,为的是保存热气,女人缩在男人的身体形成的凹处,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还在手拉着手,男人的胳膊搂着女人的身体,手指和手指交叉在一起。宿舍里面,那个睡不着的女人依然坐在床上,等待身体的疲劳最终战胜头脑的顽强抵抗。其他人似乎都睡着了,有的蒙着头,仿佛在寻找不可能有的黑暗。戴墨镜的姑娘的床头柜上摆着那小瓶眼药水。眼病已经治好了,但她不知道。11如果为歹徒们记录非法所得账目的那个盲人幡然悔悟,决定带着他的盲文板,厚纸和盲字笔弃暗投明,来到这一边,那么可以肯定,他现在应该正在撰写一篇既富于教益又生动感人的编年史,描写遭受掠夺的新伙伴们如何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忍受着其他种种痛苦。文章一开始就会说,在他离开的那一边,那些掠夺者们不仅把正直的盲人赶出宿舍,自己占据整个空间,为所欲为,而且还禁止左侧另外两个宿舍的人使用所谓卫生设施。写到这里他会评论说,这种无耻的专横行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急不可耐的人们全都涌到右边的厕所,任何没有忘记这里早先状况的人们都不难想象其后果。他会告诉人们,只要在围栅里边走上几步就会绊在盲人身上,他们有些在腹泻,有些则里急后重,蜷缩着身子,觉得能痛痛快快排泄出来,结果却白费力气。如果善于观察,他不会不刻意记录下人们吃得少而排得多这一明显的矛盾,它也许能表明人们常常提及的著名的因果关系至少从数量角度来看并不总是可信。他还会说,这时候歹徒们的宿舍里大概塞满了饭盒,而在这里,倒霉的人们马上就要堕落到不得不去肮脏的地上拣面包渣。盲人会计也不会忘记自己要以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谴责盲人压迫者们的罪恶行为,他们宁肯让食物烂掉也不送给非常需要的人。或许某些食物能存放几个星期不变质,而另一些,尤其是熟食,不马上吃掉,就会酸腐或者发霉,人不宜再食用,如果这些人还算人的话。这时候,我们的盲人编年史作者会改变内容,但不会改变主题,极为伤心地写道,这里不仅有因为营养不良或消化功能紊乱造成的肠胃系统疾病,除了失明,来到这里的人并不都个个身体健康,有些人看上去还好,但现在和另一些人一样,患上了不知道如何传进来的重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五个宿舍里已经没有一片阿司匹林给他们退烧或者减轻头痛,从女士们手提包的里袋找出来的几片在很短时间里就吃完了。慎重起见,我们这位盲人编年史作者对于近三百人当中许多人在如此惨无人道的隔离检疫中忍受的其他病痛不再分别记述,但他不能不提到其中有两位癌症晚期患者,当局在追捕盲人过程中不想考虑什么人道主义,把他们带到这里,甚至说法律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对所有人同等对待,而民主与特权水火不容。不幸的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位医生,仅此一位,而且还是我们最不需要的眼科医生。这时候,盲人会计已经被这人间惨状和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把盲字笔扔在桌子上,伸出颤抖的手去摸他在履行记录这世界末日的编年史作者的义务时放在旁边的那片硬邦邦的面包,没想到面包没有了,原来已被另一个盲人偷走,可见那位盲人在饥饿之中嗅觉多么灵敏。于是,盲人编年史作者背弃了促使他来到这边的义举,背弃了无私无畏的冲动,决定返回左侧第三个宿舍,如果还来得及,在那里,虽然他对歹徒们的胡作非为义愤填膺,但起码不至于挨饿。确实如此。每当负责去取食物的人带着很少的东西回到各宿舍的时候,宿舍里总是爆发出一片愤怒的抗议声。常常有人建议组织起来,举行大规模集体示威,提出的理由确凿有据,说人多势众,并且以颇为辩证的口气断言,只要有决心就能做到,一般来说,只要众人同心协力就无所不能,在某些情况下力量会成倍增长,直至无穷大。但是,只要有较为审慎的人客观地衡量一下此建议的利弊,提醒那些热心人注意手枪往往产生致命的后果,人们的情绪很快就又冷静下来。走在队伍前面的知道那边有什么在等待他们,审慎的人会说,至于后面的人,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吓得屁滚尿流,那么我们相互踩压致死的人会比被打死的人还多。其中一个宿舍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并告诉了其他宿舍,他们仍然派人去取食物,但不是原来那几个曾遭到对方训斥的人,还由那些人去显然不合适,而是一伙新人,并且人数更多,比如十个或者十二个,代表所有人齐声向对方表示不满。于是征求志愿者的工作开始了,但是,或许由于谨慎小心的人们发出的警告起了作用,哪个宿舍报名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数都不够。感谢上帝,在得知做出上述决议的那个宿舍派出的征讨队有何下场之后,人们觉得当初表现出的意志薄弱简直算不了什么,甚至无须为之脸红,显然谨慎从事才是合理的对策。敢于前去的八条好汉遭到一阵棍棒的迎头痛击,失魂落魄地逃了回来。不错,确实只开了一枪,但这一次子弹不是像前几次那样朝高处打的,去提要求的人们都能作证,他们赌咒发誓地说,分明听见子弹贴着脑袋嗖地一声飞过。至于当时开枪者是否真的要杀人,我们以后也许能明白,眼下暂且对此表示怀疑吧,也就是说,要么这一枪只不过是警告,虽然确实是严重警告,或许歹徒首领对示威者们的身高估计错误,把他们想象得矮了一些,而第二种猜测更令人不安,就是错在把示威者们的身高想象得比实际高,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对他杀人的意图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现在,暂且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放在一边,关注一下整体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绝属偶然,但确实幸运的是,示威者们自报家门,说出了他们是某个宿舍的代表。这样,只有那个宿舍受到三天没有饭吃的惩罚,不过,他们运气不错,不是永远断绝供应,毕竟,谁敢于咬给他东西吃的人的手,永远不能得到食物也是天经地义。胆敢造反的宿舍的盲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在三天时间里只得沿屋乞讨,说可怜可怜他们,给块面包皮,如果可能,给一点儿佐餐的肉或奶酪。不错,他们都没有饿死,但不得不听尽风凉话和讽刺挖苦,你们既然想出了这种主意,就只能靠喝西北风活着;要是我们当初听了你们的鬼话,现在会是个什么下场;不过,最难听的话是,你们忍着吧,忍着吧,这比咒骂更刺耳,还不如被羞辱呢。三天的惩罚期终于过去了,人们以为会开始新的一天,不料,对四十名造反盲人所住宿舍的惩治并未结束,因为先前勉强够二十个人吃的食物现在更少了,不足以让十个人果腹。可以想象,他们多么气愤,多么恼怒。不过痛心归痛心,事实总是事实,看到饥饿难忍的人们要来抢夺食物,其他几个宿舍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是应当履行人类休戚与共的古老义务,另一方面是同样古已有之的法则,即仁爱始于家。就在这个时候,歹徒们传下命令,再次让他们交钱和贵重物品,认为向他们提供的食物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付的财物,而且歹徒们说,对交上的物品估价已十分慷慨,高于实际价值。各宿舍都焦急地回答说,他们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收集起来的东西全都立即交上去了,以及,这个理由确实让人羞于启齿,他们说刻意无视各宿舍交纳的价值不同,一概而论作出决定是不公正的,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无罪之人不应当替有罪的人获咎,因此不应当切断那些尚有余额的人的食物供应。显然,任何一个宿舍都不知道别的宿舍交了多少,但每个宿舍都认为自己有理由继续得到食物,而别的宿舍预付的钱财已经用完。值得庆幸的是,潜在的冲突胎死腹中,歹徒们断然决定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命令,如果在估价方面有什么差别,那也是盲人记账员的秘密。各宿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的甚至动了手。一些人怀疑有些自私自利居心不良的家伙在收集钱财时隐藏了一部分,靠那些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交出一切的人供养。另一些人则援引之前集体提出的理由为自己争辩,说已经交出去的钱财还够自己吃许多天,如果不是被迫用来供养寄生虫的话。盲人歹徒们一开始就曾发出威胁,要来搜查各个宿舍,惩办违规者,结果是各个宿舍内部先实施了这一行动,好盲人对付坏盲人,还有心地歹毒的盲人。没有搜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发现了几块手表和几个戒指,从男人身上搜出的比从女人身上搜出的还多。至于宿舍内部进行的惩办,只不过是推搡一下,有气无力地打一耳光还没有打中,听到最多的是咒骂,有的属于自古以来用来斥责他人的句子,例如,竟然偷到你亲娘头上来了,想想看,仿佛这种或者更为严重的无耻行径只有到所有人都瞎了的时候才干得出来,瞎了眼睛,也就失去了自尊。盲人歹徒们接收交去的钱财时威胁说,要对他们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丙册,5613页。注144《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79页。注145《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5页。注146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子。多尔衮之胞兄,母为大妃阿巴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05年),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47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大同元年为公元1932年。注148爱新觉罗近支宗室的行辈字,先有“弘永绵奕载”,后有“溥毓恒启”。注149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照乾隆等诸帝所定行辈字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好难不得依此行辈”。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行字辈命名的,不仅表示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而阿济格的后人显然不在此列。参见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73页。注150马熙运先生(已故),是满族书法家,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注151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顺治八年(1651年)10月16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阿济格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是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52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阿巴亥第2子。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在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年39岁。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下令为他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注153民国与抗战时期北京的干鲜果业分零售、批发两种。批发商主要为德胜门及大蒋家胡同南两处果市。前者范围小。后者比较繁盛,北平干鲜果十之六七集中于此。各行皆为货栈性质,主要为代客买卖,也有自办自销者。参见《北平工商业概况》,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31页。注154檀营地处北京市密云县城东,距县城中心5华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在此处建立八旗驻防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为清代畿辅诸驻防点中级别最高(副都统)的单位,额兵最高时,满洲蒙古旗兵连同家口达9000人。1987年撤乡建镇后从穆家峪乡分离出来,设立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是北京市5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满族蒙古族少数民族乡。2001年我去檀营乡时,村里的旧营遗迹虽已荡然无存,但驻防营格局仍存。2008年再度去时,却拆毁得只剩下几尺长的一段北墙。营房拆光了,在后面的北山上修一个假的满族风情园。注155喇叭沟门乡是北京市最北的一个乡,位于怀柔区北90公里,距北京市区150公里。出怀柔区向北到青龙峡就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有一个关口,叫河防口,这一带人们所说的“口”就是指此。出“口”有一条河名汤河,沿汤河往北,在称为汤河川的一百多华里的土地上,依次分布着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现已与长哨营合并为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3乡一镇。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3乡一镇共有满族人口8276人,其中以喇叭沟门为最多。汤河川这3乡满族中的彭氏,原是跟随清军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镶黄旗的汉人,入关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密云、怀柔的深山中,平时承担缴纳野鸡的贡赋,皇帝到热河出巡时也承担沿途扈从的任务。千总与鹰手享受八旗正式甲兵的饷银与岁米,同时也靠耕地为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远低于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甲兵,更与如今宣传中提到的何和礼、董鄂妃以及朋春等人全然无关,而且即使在清朝,他们也没有正身旗人的身份,而且不讲满语。详见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汤河川彭姓满族的调查与思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除了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营之外,今天北京北部山区并无八旗兵丁驻扎,更多的都是如汤河川的彭姓一样,是属于内务府的汉姓人。注15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张。注157绦儿胡同,旧称西绦儿胡同(北城根、北药王胡同并入),东直门内与鼓楼大街西以北处于城根之下,多城市贫民,其西部还流传有“穷果子市,烂绦儿巷”之说。注158该谱原文是:“存海,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嫡母希密勒氏,珠尔松额之女。嫡妻白佳氏,文林之女。”又“铁光,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十二月十六日未时生,嫡母白佳氏,文林之女。嫡妻张佳氏,张全之女。”注159敦敏(雍正七年1729年生,卒年不详)、敦诚(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是兄弟俩,均为阿济格的5世孙,即金励衡的先祖。二人生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因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找到与曹雪芹相关的重要史料,从此研究《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注160即辅仁大学附中。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畔柳荫街。该处原为清朝康熙帝第15子愉郡王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贤亲王奕第7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愉王府,从此称涛贝勒府。1929年辅仁大学附中即设于此府,校长由陈垣兼任。该校1952年改为北京第13中学。注161阿济格本是努尔哈赤第12子,但却通称为八王,按大多数人的说法,这指的是他在清初开国诸王排序中列为第8位。阿济格被赐死后,其骨灰埋葬于通惠河畔一处荒凉之地,即今日北京东四环四惠桥西南侧的通惠河北岸,后世称此地为“八王坟”。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占地一顷数十亩,规模宏大。辛亥革命后受到严重破坏,多次被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破败不堪。而今的八王坟,位于长安街东延长线上,以大望桥(立交桥)为核心,西接建国路,东启京通快速路,南北纵贯西大望路;地铁1号线横穿于此,几十条公交线路在此设站,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也是赫赫有名,使八王坟成为京东近郊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注162胡图礼即敦诚、敦敏的祖父,阿济格的重孙。注163百子湾村南是百子湾路,原为土路,多曲折。村亦随之为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图已有其称。百子湾西部的深沟村,原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深沟。百子湾东部的水南庄,原有黄带子坟,是敦敏家的坟地。注164张寿崇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等职。关于张寿崇,详见本书下文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注165敦诚15岁时过继给九叔祖经照为嗣孙。关于绰克都及其孙存耀,可参照冯其利在《寻访京城清王府》中所述:“清末民初,盛京将军绰克都第7子追封辅国公兴绶、后裔奉恩将军存耀(字震亭)住在西铁匠胡同”(75—76页),金励衡先生对于敦敏、敦诚之事的了解,很可能有些就源于冯先生。但金先生这里所述存耀后来的情况,在冯著中则未见涉及。注166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0年5月,北京市7500多人赴绥远、察哈尔等省参加农业生产。(30页)注167为慈禧代笔的画家叫缪素筠(1841—1918),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是慈禧款绘画的最重要的代笔者。缪素筠入宫后,因惯于官场世故,又加之她唯诺承上,和气对下,故博得上至后妃、下至宫监的一致赞赏,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先生”。而清末宫廷画家屈兆麟则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等。注168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与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做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场本来是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宣传,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同时,城市居民也未能幸免。注169这里说的是正觉寺旧址,位于西城区新街口正觉胡同甲4号。注170虎列拉,即霍乱,为英文Cholera的日文音译。霍乱与鼠疫一起被列为甲种传染病,曾在中国多次流行,1932年的这次流行是迄今为止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本书很多被访者对此都有提到。注171《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153页。注172《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73页。注173《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83页。注174杰二爷,即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溥杰,生于1907年4月16日,故于1994年2月28日。注175何先生这里所说的摄政王府,指的就是醇亲王府。该府位于后海北沿。前身是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乾隆五十四年封其11子永瑆为成亲王,并将明珠府赐永瑆。随即按王府规制改建。此府传至毓橚时,被赐予醇亲王奕。奕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因光绪帝生于此府,成为潜邸,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醇亲王府一共有两代醇亲王。第一代醇亲王奕,是清朝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于咸丰十一年9月被封为醇亲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是第一代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宣统朝任摄政王,便是何先生将其称为摄政王府的由来。注176代善(1583—1648),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曾因作战英勇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1616年)被封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为四大贝勒之首,以序称大贝勒。代善领两红旗,即正红旗、镶红旗。崇德元年(1636年),代善受封“和硕礼亲王”,世袭罔替。代善薨,康熙十年(1671年),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配飨太庙。是为“礼烈亲王”。爵位世袭共传10世,有15人袭爵,3人被夺爵。位居12位铁帽子王之首。代善子8,有爵者7: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注177瓦克达是代善的第4子,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生,顺治九年(1652年)薨,年47岁。母继福晋叶赫那拉氏,布齐贝勒之女。顺治元年(1644年),瓦克达随清军入关,顺治三年(1646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四年(1647年)晋封镇国公。顺治五年(1648年)晋封郡王,加号曰谦,即多罗谦襄郡王。旋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平定山西反清势力。师还掌工部,预议政。顺治九年(1652年)薨,谥曰襄。瓦克达后人到清末共传袭10代,第十代恩厚袭镇国将军,弟恩荣袭奉恩将军。注178Kūwaran,满语,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Kūwaranida,为营地的首领之义,可译为营长。注179清代满洲旧俗,包衣(满语,booi,即家的)人的子女,如未得主人准许开户,即不得离开主家,只能仍为包衣,往往世代相袭,称为家生子。《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对此都有描写。注180南苑是元、明、清3代的皇家苑囿,因苑内有永定河故道穿过,地势低洼,泉源密布,形成大片湖泊沼泽,草木繁茂,禽兽、麋鹿聚集,又称“南海子”。清朝入关后,将南海子称为南苑,修建4处行宫、若干庙宇。南苑为禁苑,苑内几乎不住人,不耕种,只有一些维护的人称为海户。南苑一部分作为操兵练武之所,筑晾鹰台,作为检阅台,清帝多次在此校阅八旗军队。平时严禁平民进入,同治年间又于此设神机营。注181乐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对宫廷典乐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乾隆七年(1742年)将神乐署、和声署、掌仪司、銮仪卫析出,组建了乐部。其中和声署:雍正元年(1723年)4月废除乐户贱籍,豁贱为良,此后又采用民间精通音乐之人充当宫廷教坊乐工。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乾隆七年设置乐部,和声署归之,司殿廷朝会燕飨之乐,归内务府及礼部管辖。太常寺:掌典守坛壝庙社祭祀,其中郊庙祠祭大乐部分,协助神乐署管理,主要分管礼典赞礼、读祝等事宜。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礼部满洲尚书兼管太常寺入衔。至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何以要改教坊司之名而创建乐部,有学者认为,建立乐部,不仅打破了入关初期延续明制的做法,对前朝各代逐步形成的宫廷典乐制度也做了诸多改变,是清代礼乐复古性改制中的重要环节,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皇家礼乐体系。参见邱源媛:《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146页。注182惇亲王,即奕誴(1831—1889),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为惇勤亲王,母祥妃,钮祜禄氏。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6月15日辰时,仅比咸丰帝奕(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晚出生6天。京城民间称为小五爷。同治四年任宗人府宗令。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卒,谥勤。清华大学驻地原是奕誴王府,民间称小五爷府。据说五爷赋性粗犷,不中绳墨,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故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注183鬼子六即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1833—1898),咸丰年间任领班军机大臣。辛酉政变后被授予议政王之衔。始终身处权力中心。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1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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