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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行扒开双腿尽情玩弄视频

                      来源:国产区图片区小说区亚洲区 发布时间:2023-12-27 13: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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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行扒开双腿尽情玩弄视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建党大业从此开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三角联盟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半途而废的北伐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奔赴由侯方岩防守的玉台。不过已经太晚了。4月18日归德已被多铎攻陷。在随后的几天里,有更多的在拜尹图、韩岱和尼堪指挥下的满蒙军队汇集到这个城市,为渡淮而集结力量。1645年4月30日,这支因淮阳军阀最近投降而更为壮大的大军,开始沿黄河南岸移动,然后南下直奔淮水,到5月8日,固山额真阿山指挥的蒙古骑兵夺取了横过泗州淮北的桥梁。与此同时,在豪格的支援下,准塔的军队占领了洪泽湖东面的黄河南岸,并且迅速向淮安挺进。

                      进攻扬州

                      史可法仍然希望南明的防卫可以守住淮安,刘泽清部已从抗击左良玉的战斗中撤回来了,正驻守在那里。刘准备在淮安外10里远的黄河、淮水和清水交结处扎营,并集结了4万部队和1000只战船。准塔的部队开离徐州,水陆并进,沿江而下,在与淮安的南明主力接触之前,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由刘泽清的一个部将指挥的先头部队。在淮安,准塔把他的部队分成两部,小部分军队被派遣渡过清水,从刘泽清防线的侧后翼进攻,而同时主力部队从正面进攻。这两支部队成功地在刘泽清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而把正在准备入城的部队与淮安城分割开来。混乱之中,刘泽清和他的一些家丁(侍从)想乘船逃走。当他往船上装运家财时,他自己的部下却开始四散逃命了。于是刘泽清偷偷溜回了淮安城,借以藏身。但他很快就被抓获,送到了准塔面前。准塔接受了他的投降,并封他为三等子爵。这个城的百姓也归顺了新的清统治者。不久,准塔又上报说,巡逻队已经平定了附近地区,而且凤阳和庐州地区也已投降。当准塔驻军淮安的时候,多铎的主力对扬州发动了进攻。在史可法调军进入阵地之前,盱眙已经陷落;现在他已从白洋河退了回来,把他的3万部队撤到扬州防线。他们的到来,成为加在扬州上百万或更多的老百姓身上的巨大负担。尽管史可法向他的部队训了话,告诫他们各当其责,不累百姓,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不仅占用普通老百姓的住房,而且抢劫食物、奸淫妇女(尽管百姓已把城中妓女送给了他们的长官)。不过,他们也不得不忍受来自城内的拥挤——来自像瓜洲等地的难民,他们被高杰部队的散兵游勇搅得人心惶惶——希望躲过这场灾难。事实上,史可法甚至想在扬州狭窄的城墙内集结更多的士兵,并且还“急檄防河诸镇兵赴援”。这很少有人响应。刘泽清已经投降了准塔。很快,运河地区的两个指挥官李栖风和张天禄也步其后尘,而他们本是应该守卫扬州前沿阵地的。响应史可法号召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义肝侠胆、决意抵抗的庄子固。他12岁时就杀过人。作为老资格的勇士,他高举“赤心报国”的大旗,在归德—徐州地区招募自己的军队。当得知史可法的处境后,庄子固率领他的队伍以最快速度及时奔赴扬州,参加了这个城市的最后决战。但是他的队伍只有700人,能发挥的作用就像史可法的卫队一样,却并不是真正有实力的守军。然而,尽管像庄子固这样的战士明确表达了对史可法和南明事业的忠诚,但毕竟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最终史可法不得不依靠刘肇基指挥的防守部队,再加上他自己带来的部队,其士兵总数有近4万人。在所有扬州当地官吏的帮助下,史可法在余下的极短时间里开始夜以继日地布置城防工事,特别是在城墙建造木制炮台。但是,时间转瞬即逝。5月12日,多铎的先锋部队——由韩岱、阿济格、尼堪和杜尔德指挥——在扬州北部20里长的战线上安营扎寨,并且开始抢夺船只,没收老百姓逃跑的工具。没过几天,到5月23日,成千上万的清军开到了扬州城下。前明将领李遇春举着豫王(即多铎)的帅旗来到城下,叫喊要史可法出来答话。史可法一出来就痛斥他的变节行为,这个叛徒却大声反问道:“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无益也!”

                      史可法与多尔衮

                      要求史可法考虑与新的清王朝合作的建议,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以前的建议不太露骨,其措辞也显得很委婉巧妙。最为明确的呼吁来自多尔衮,他在去年秋天,即1644年10月,让一个叫唐起龙的军官把一封信交给了史可法。这封信表明多尔衮最后下决心征服南方——是清人宣传攻势的一份杰作。它打着“正义”的旗号,这原是当满人第一次听到崇祯皇帝遇难和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时,范文程向多尔衮建议的。不过草拟这封由多尔衮签字的信件的是一个南方变节者:前复社成员、诗人李雯。因而,较之范文程主要强调满人誓报明帝死难之仇的捉刀之作,这封呼吁信更能巧妙地打动史可法敏感的神经。李雯的信件强调多尔衮本人知道史可法的名望:予向在沈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这封信后面的要点是,明主在南京继位有违《春秋》大义——它禁止在弑君者受到惩罚之前登基继位。李雯接着指出,正当清王准备发动讨伐李自成的战斗时,这种行为造成了多么大的问题:夫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王,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仁人君子,当如何感恩图报……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此殊为不可。再者,汝等知否,汝乃为“弱主”卖命耶?这种论调并不陌生,确实,这是在1644年秋天,清之所有宣传里反复申述的中心思想。但其独具匠心之处又在于,李雯写给史可法的这封用心良苦的信,并不赞成阎尔梅一类人所提倡的那种极端原则。在援引了为清朝效力的吴三桂和受到尊敬的其他明朝官员的例子以后,多尔衮的信补充说道: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有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很有可能,史可法在自己的营帐中对那些激进分子们也讲过这一类话语。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要求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仅仅追求那种使个人留芳千古的诱惑,以及对原则信仰怀有私心的献身;相反,为百姓服务和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在道德操守与灵活权变之选择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然而因为这些充满忠告的建议是由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已经降清的人提出来的,因此,史可法自己的腰板挺了起来。在答复多尔衮的信中(这封信可能是李雯的文友侯方域起草的),史可法耐心地驳斥其提到的关于皇统和分裂的谬说的每一个论点,建议以同盟者的身份与清相处,并且请求他们的合作以反对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封信中,史可法甚至通过左懋第的和谈使者答应与满人谈判,把他们当作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但是当谈到接受满人做他的新统治者以及背叛明朝时,史可法抛弃了他可能有过的其他想法,在那篇后世学童都熟知的文章中,他义正辞严地说: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1644—1645年冬初,史可法的这个措辞强硬和带有挑战意味的回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表明了史可法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生死选择,而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个人内省。然而,从那以后,史可法发动反攻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和史可法最初接到多尔衮信件的时候相比,满人已经更像是天下的争夺者了。现在敌人已经兵临城下,史可法的努力显然已经失败了,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且更为矛盾的是,如果现在改变他的主意的话,将会加重他的失败。选择“政治家”式的权变方法将会使人们嘲笑他以前的正义情感,会加强他失败时的绝望无助。对史可法来说,在他尚可以与满军将领平等地会谈时,与敌人缔结和约还算容易一些。然而到了现在,动摇意味着不幸。毫不犹豫地接受命运已是唯一的选择。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同于阎尔梅速战速决的主张,史可法看来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持久的策略。不过就个人而言,当这种结局日渐临近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失败承受了剧烈的感情痛苦。为保卫扬州,他采取了完全的防御性战略。他已不能冲锋陷阵,与敌人面对面厮杀了,而只能留在城内,坐以待毙。他写信给家人说: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太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六日)法寄。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几乎默默地准备着他的死亡。随后他写道,他的失败可能会损害他的名节:“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而与此同时,置生死于度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他曾引用孔丘弟子曾子的话私下对他的幕僚应延吉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天,史可法站在扬州城防工事上,在众人面前俯视着满军使节李遇春,他对这个叛徒义愤填膺的回答表明他外在的锋芒多于内在的淡泊。李遇春质问史可法,为什么要为一个并不信任他的皇帝卖命,随后,又用更为同情的口吻劝道:“何如遨游二帝以成名乎?”无疑,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劝诱;即自愿地接受新皇帝,那么你就会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属于你的帝国了。但是,史可法却被这种要他放弃个人正义感的露骨请求激怒了,他拉弓搭箭,一箭就射倒了李遇春。从那以后,每当那些乡民带着多尔衮有礼貌地请求史可法投降的信件来到扬州时,不是信使被杀掉,就是信件被一烧了之。史可法已经迅速地变成那个艰难时期的英雄人物。就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言,我们在《桃花扇》中那个戏剧人物身上就可看到其雏形:“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他将与扬州共存亡。用其作者的话来说: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

                      扬州十日屠

                      史可法的“深更泪”并没有能保住扬州。满人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显然是很坦率的: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喻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就时间而言,从5月13日开始的、到5月20日以攻破扬州城而告终的这场攻城战,无疑是短暂的。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这种武器和中原地区的炮手们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清军就了解了这种葡萄牙重炮的重要性。的确,当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这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1645年5月20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步兵一涌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直射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很明显,此时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者便开始恐慌起来。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然后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坍陷了,那些守城士兵如果没有被压死,也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了。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管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图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记载了随后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韁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满人。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认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一两天前,史可法曾面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史可法请求把他带到他们的指挥官那里去。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王多铎那里。日记作者王秀楚几天以后这样描写豫王说: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骑马而来。身穿精美之锁甲护胸,坐骑华饰,多人随从,虽为满人,其体貌甚伟俊,下巴突出,前额宽大,其随员中有多名扬州人。是为满人总督和皇帝之叔父豫王。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们,多铎在20日审问史可法时什么打扮,但是有一点是容易想象的,即在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满族王侯和粗壮、面色阴晦、仍然穿着带有血迹衣服的中原将军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据温睿临关于他们见面的记载,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史可法回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于是下令杀害他。在《清世祖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世祖实录》给人一种有计划地处死这批人的印象,实际上是骗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着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那些叛徒领着清兵在这座商业城市中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就这样,张仪又来到了楚国。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楚国。第一次是他籍籍无名的时候,在令尹昭阳府上为门客,曾经被怀疑为小偷而遭到暴打;第二次是前几年访楚,把楚怀王当猴耍了。这一次,他却是将自身当作筹码,为秦国换取土地而来。当他进入郢都的城门的时候,内心是否五味杂陈,后人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他偷偷地派自己的心腹去找了一个人。一个叫做靳尚的人。当张仪还是昭阳的门客的时候,就和靳尚关系很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兄弟。这一次,张仪要依靠靳尚这位兄弟来为自己找一条后路。因为靳尚与郑袖的关系很好。而郑袖,是楚怀王的夫人。什么风都比不过枕边风,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中国官场一半以上的游戏规则。楚怀王见到张仪,二话不说,命人将张仪绑起来,押入死牢。这回他算是学聪明了,不让张仪有说话的机会,自然也就不会上当。但是他没想到,张仪不说话,靳尚却在他的后宫掀起了一场暴风“醋”雨。“难道您没感觉到危险正在临近吗?”靳尚问郑袖。“什么危险?”“秦王十分宠信张仪,大王却将张仪抓了起来。我听说,秦王为了解救张仪,打算将上庸之地六县献给大王。”“那是好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郑袖继续对着铜镜顾影自怜。“咳,您听我说完。秦王还精选了一位美人,又从秦宫中挑选了十名能歌善舞的宫女当作陪嫁,正准备送到郢都来呢!”就听到“哗啦”一片响,郑袖跟前一案几的化妆品都被扫落在地。关于郑袖,有必要介绍一下,她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醋坛子。据《韩非子》记载,有一次魏国给楚怀王送来一个美女,楚怀王很喜欢,对她十分宠爱。郑袖一反常态,也对这位魏妃十分宠爱,甚至超过楚怀王。但凡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总是先给魏妃送去,看到魏妃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了,郑袖才摆出一副释然的样子,拉着她说这说那。男人们最享受的就是这种妻妾和谐的齐人之福了。楚怀王看到郑袖如此大方,时常感叹道:“夫人知道寡人喜爱新人,因此比寡人更喜爱她,这才是孝子养亲、忠臣事君之道啊!”有一天郑袖对魏妃说:“后宫这么多女人,我看大王最宠爱的就是你了。但是大王也曾经对我提起过,他对你的鼻子不是很满意……这种事情,我本来不该告诉你,可谁叫咱们是好姐妹呢?你如果想在大王面前长期保持美好的形象,以后可以拿一朵花放在鼻子前面遮掩一下,又优雅又自然。大王看了,不知道多着迷呢!”魏妃不知是计,再度见到楚怀王的时候,果然捏着一朵梅花,故作扭捏状。楚怀王一开始还很受用,久而久之便有点狐疑了。他问郑袖:“魏妃见到寡人,总是以花掩鼻,这是怎么回事?”郑袖连忙说:“您别问我,我可不知道。”她越是这样,楚怀王越是追着她问。被逼不过了,她才支支吾吾地说:“听人说,她是讨厌大王有狐臭。”楚怀王气得浑身发抖,想都没想就下令道:“劓之!”也就是处以割鼻之刑。郑袖生怕楚怀王反悔,马上对内侍说:“大王已经下令了,还不快去执行?”可怜的魏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割去了鼻子。从这个故事不难推测郑袖听说秦王要送美女到楚国来的时候,是何等恼怒。她马上去找楚怀王,说:“人各为其主,张仪就算得罪了您,也不过是为了国家,没什么好责怪的。再说,您现在这样对待张仪,秦王肯定会以此为借口,兴兵来讨伐。请您把臣妾母子都迁到江南去,免得成为秦人的鱼肉。”说着就哭了起来。郑袖这么一哭,楚怀王就没了主意。他把自己关在卧室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释放了张仪,并且礼送出境。当时有位楚国大夫出使齐国,正在回来的路上。当他回到郢都,听说张仪刚被放走,气得直跺脚,质问楚怀王道:“张仪把咱们骗得这么惨,全楚国人都恨不得扒他的皮,吃他的肉,您为什么又把他放了?”楚怀王无言以对。这位大夫乃楚国的名门之后,姓屈,名平,字原。世人一般称其为屈原。第十一章秦武王之死公元前310年,张仪风尘仆仆从楚国回到秦国,还未进入咸阳,就听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秦惠王去世了。秦惠王的一生,不用过多评述,有几件大事是可圈可点的。第一是杀商鞅。杀商鞅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了不得的是他杀了商鞅之后,仍然坚持用商鞅制订的法律,没有走回头路。韩非子说“秦用商鞅而富强”,秦孝公当然居功至伟,秦惠王其实也功不可没。第二是重用张仪,采取连横政策,削弱了魏国,压制了韩国,打败了楚国和齐国,震慑了赵国。秦惠王时期,秦国对天下诸侯威逼利诱,拉拢打击,翻云覆雨,取舍予夺,将“纵横捭阖”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第三是采用司马错的巴蜀战略,在增强秦国国家实力的同时,还对楚国形成了强大的威胁,与张仪的连横政策形成互补,为后来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是起用了樗里疾、魏章、甘茂等一批优秀将领,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蓝田行云流水般五战五胜,写下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得东方各国从此患上“恐秦症”。秦惠王死后,太子嬴荡(好名字!)即位,嬴荡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武王。秦武王是个标准的武人,身高体壮,力大无穷,喜爱舞枪弄棒,与当时秦国有名的武士任鄙、乌获、孟说打得火热。他一上台,就把这三个人封做大官。可想而知,秦武王对于张仪这种单靠嘴皮子吃饭的男人,是很看不起的。秦国朝中有很多大臣也看不起张仪。当然,他们更多是嫉妒张仪的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秦惠王在的时候,他们拿张仪没办法;现在秦惠王死了,他们觉得时机已到,纷纷围到秦武王身边,七嘴八舌地说张仪的坏话。火力集中到一点:张仪“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意思是张仪是个无信小人,到哪都是出卖国家以获取个人利益。有人更是放言,如果秦国还要用张仪,将被天下人耻笑。群臣的意见和秦武王一拍即合。张仪的脱身之计张仪回到咸阳,便发现空气不对。对于久经江湖的他来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一朝天子一朝臣,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却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第一件事,丹阳之战的有功之臣魏章,原本也是魏国人,是张仪推荐给秦惠王的,历来被视为他的同党,现在受到牵连,坐了冷板凳。第二件事,张仪多年的宿敌公孙衍居然放着韩国的相国不做,又来到了秦国。秦武王虽然还没有给其任命什么职务,但是此人已经可以自由出入王宫,非同小可。第三件事,甘茂原本是楚国人,经张仪和樗里疾引见,才受到秦惠王重用,平日里关系也不错,现在却开始有意回避张仪。当然,甘茂见到张仪还是很客气,只是每当张仪想跟他说点什么的时候,他就打着哈哈说:“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好个啥?分明的阴云密布,风雨将至!种种迹象表明,张仪如果继续待在秦国,很有可能步商鞅的后尘。但是离开秦国又能去哪里呢?放眼天下,能够得罪的诸侯,张仪都得罪了——齐宣王和楚怀王对他恨之入骨;魏襄王和韩襄王(韩宣王于公元前312年去世,太子韩仓即位,是为韩襄王)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赵武灵王性烈如火,根本不吃他那一套;燕昭王倒是跟他没什么瓜葛,但是以燕国现在的状况,估计不想惹任何麻烦上身。张仪倒不怕得罪诸侯。二十年来,他凭着一副三寸不烂之舌出入各国宫廷,颠三倒四,搬弄是非,很多时候是在刀尖上跳舞,凶险万分。然而他从来没有感觉过害怕,因为他知道,只要有秦王在背后为他撑腰,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可是这一次,连秦王都不站在他这一边了。他就像那只曾经领着老虎行走于百兽之间的狐狸,突然发现老虎已经对他目露凶光,不由得寒意顿生。显然老虎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吃了他。然而,一旦老虎下定决心,他势必无处可逃——即便他能逃离虎口,那些曾经被他戏弄的百兽,又怎么可能放过他?他必须在秦武王对他下手之前,为自己找到一条后路。有一天,他对秦武王说:“下臣为秦国服务多年,现在已经老迈不堪,不能再为大王奔走了,但仍想为秦国发挥一点余热,不知大王能不能批准?”秦武王不冷不热地说:“你说吧。”张仪说:“大王英明神武,有号令天下之志,下臣我是十分钦佩的。可是号令天下,既要有强大的武力,也要有恰当的时机。如果东方各国相安无事,而大王贸然出师,只怕引起诸侯的公愤,则田文、苏秦之流将趁势而起,再举合纵之旗,对我秦国那是大大不利。相反,如果东方各国互相残杀,大王您就有机可乘,师出有名。”秦武王微微点头,示意张仪继续往下说。“现在,齐王因为我拆散了齐、楚之间的同盟,十分讨厌我。但凡我所在的地方,他必定兴师征讨。我在此恳请大王把我这把老骨头派到魏国去,引诱齐国来进攻魏国。齐、魏两国交兵,大王就可兵出函谷,装作要讨伐韩国三川的样子,但是并不一定要进攻,只是将大军驻扎在周朝的地界,威逼周天子交出九鼎和天下的地图,这才是称王的大业啊。”说来说去,又回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话题上来了。秦武王虽然讨厌张仪,听了这番话却不免热血沸腾。他和秦惠王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权力和荣耀的欲望。换而言之,秦惠王或许对周天子还多少有些敬畏,秦武王却只将周天子当作个行货,如果可以的话,他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九鼎扛回咸阳的。秦武王甚至突然觉得,原来张仪也不是那么惹人讨厌的。如果把张仪派到魏国去,可以引发齐国进攻魏国,也算是废物利用,总比杀了他要强。毕竟,刚上台就杀先王的重臣,有点说不过去。想到这一层,秦武王说道:“那就辛苦你了。”张仪赶紧下拜领命。秦武王又说:“既然你代表秦国去魏国,不能过于寒碜。这样吧,寡人派魏章担任你的副手,再给你革车三十乘,别让魏王小瞧了咱们。”秦武王心里暗自得意:这可真是一举两得,连魏章也打发走了,从此眼不见心不烦,通体舒泰。张仪等的就是这句话。“代表秦国”。只要有这顶帽子戴在头上,他便走遍天下都不怕,到魏国更是轻车熟路,不在话下。就这样,张仪以秦国常驻魏国代表的身份,风风光光地来到了魏都大梁。齐宣王得到这个消息,果然兴师伐魏。魏襄王害怕了。张仪却很镇定,他对魏襄王说:“有我在,您不用担心。我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齐国退兵。”张仪派门客冯喜装作楚国人前往齐国,对齐宣王说:“天下人都知道大王痛恨张仪,可是现在张仪被秦王赶到了魏国,您却想方设法让他重新获得秦王的信任。您这样优待他,可真让人看不懂。”齐宣王说:“胡说,张仪在哪,我就派兵打到哪,怎么是让他获得秦王的信任呢?”冯喜说:“您有所不知,张仪离开秦国的时候,和秦王有个约定……”于是将张仪对秦武王说过的话,又原原本本转述给了齐宣王,然后说道,“大王兴兵伐魏,正中秦王下怀。秦王一高兴,说不定又宣召张仪回国了,这不是让他重新获得秦王信任吗?”齐宣王一拍脑袋:“幸好有您提醒,差点上了张仪的当了。”魏襄王不知道张仪使了什么招数,只知道齐国在张仪的劝说下果然退兵了,不禁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又任命他当了相国。一年后,张仪在魏国去世,享年不详。魏章从此没有记载,不知所终。与国君盟誓:甘茂的谨慎张仪离开秦国后,秦武王就将相国的职务一分为二,分别任命樗里疾和甘茂为左右丞相。甘茂原本是楚国下蔡(今安徽省凤台)人,自幼博览群书,精通诸子百家之说。秦惠王年间,通过樗里疾和张仪引见,甘茂入秦为将。汉中之战中,甘茂得到魏章配合,一举夺得楚国汉中六百里地,名声大振。秦武王即位后,蜀地发生叛乱,甘茂入蜀平叛,又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了秦武王的心腹爱将。有一段对话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据《战国策》记载,秦武王曾经对甘茂说:“楚国派来的使臣,多半能言善辩,常常把我搞得无言以对,该怎么办?”甘茂说:“这有什么难的!如果那些会说话的人出使我国,大王就故意为难他,不让他完成使命;如果是那些不会说话的人来了,大王就让他顺利办完事,早早回去交差。这样一来,楚国就不会再派那些会说话的人过来,而是派那些不会说话的,大王就可以轻松对付他们了。”这都什么主意?只有在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出这样的点子吧!值得一提的是,张仪虽然被排挤出了秦国,他献给秦武王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却被秦武王全盘接受。公元前308年,秦武王开始了“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的行动,命令甘茂出兵攻打韩国的宜阳(今河南省宜阳)。甘茂接受了任务,但是向秦武王请求:“请让我先到魏国跑一趟,说服魏王共同出兵讨伐韩国。”同时又提出,要庶长向寿担任他的副手。秦武王心想,还是甘茂考虑得周到,秦国出兵,如果能够得到魏国的响应,就理直气壮多了,于是同意了甘茂的请求。甘茂到了魏国,还没抵达大梁,就在中途停了下来。他对向寿说:“请你马上回秦国向大王汇报,就说魏王已经听从甘茂的建议,准备共同发兵进攻韩国。但是甘茂突然又变了卦,希望大王不要攻打韩国了。”向寿说:“啊?”且不说向寿的脑瓜子一向不怎么灵光(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就算是个聪明人,恐怕也会对甘茂此举感到不理解吧。甘茂没有理会向寿的疑惑,说道:“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只要你把这话原原本本传达给了大王,此次出访魏国的首功就是你的。”向寿似懂非懂,但还是服从了命令,回到秦国,将甘茂的话转告了秦武王。秦武王一听就急了,立即从咸阳出发,来到秦魏边境的小城息壤(地名,今不详),宣召甘茂前来相见。甘茂来到后,秦武王只问了三个字:“为什么?”甘茂没有回答秦武王的问题,而是反问道:“大王听说过曾参吗?”曾参是孔丘的得意弟子,以孝道闻名天下。秦武王虽然是武人,对曾参也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秦武王说:“听说过。”甘茂说:“当初曾参在老家费邑,有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杀了人,有人好心跑过来对曾参的母亲说,‘你儿子杀人啦!’那老太太连头都不抬,继续织布。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跑来说,‘你儿子曾参杀人啦!’老太太还是无动于衷。没过多久,又有第三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你赶快跑吧!’老太太赶紧扔下梭子,连鞋子都没穿好,翻墙就跑掉了。”秦武王听了,不禁莞尔一笑,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呢?”甘茂说:“大王派我攻打宜阳。宜阳是个大县,上党和南阳的物资长期以来都贮存在那里。它名义上是个县城,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郡。现在您命令我不避险阻,行军千里去攻打宜阳,我实话实说,不是那么容易得手的。时间一长,朝中难免有人会说我的闲话。我知道您信任我,可即便是曾参那样的人品,再加上他母亲对他的了解,只需三个人的谣言,就把他母亲吓成那样。我的品德比不上曾参,咸阳城中想说我坏话人也不止三个,我害怕有朝一日您也会像曾参的母亲那样,吓得扔掉梭子跳墙而逃啊!”秦武王拍着胸脯说:“你大可放心,我不会那样。”甘茂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大王服务。先王在世的时候,张仪为秦国开拓疆土,人们不是称赞张仪的才干,而是歌颂先王的英明。当年乐羊花了三年时间打下中山,还喝了自己儿子的肉羹,胜利回朝论功行赏的时候,魏文侯却拿给他一箱子诽谤他的举报信。乐羊大为感慨,对魏文侯说,灭掉中山不是乐羊的功劳,而是主公的功劳。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漂泊到秦国的异乡人,承蒙大王不嫌弃,被委以重任,嫉妒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其他人便也罢了,如果樗里疾、公孙衍这些人都劝说您不要攻打韩国,您必定会听他们的意见。这样一来,您就欺骗了魏王。韩国的相国公仲朋(公孙衍离开后

                      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在外使馆经费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学堂经费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内外警厅经费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步军统领衙门经费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五万圆第二款附属局厂经费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大总统府经费三十万圆第四款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及审计处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议院经费一百万圆第六款清室优待费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税务处及学堂经费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各税务衙门经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各旗俸饷俸米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保护清陵俸饷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禁卫军饷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拱卫军饷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武卫左军饷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第七款武卫前军饷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院厅监狱经费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学校局馆经费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场所经费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各所经费六万圆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育才费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附:特别用款印刷局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挪垫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价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件:整顿盐务》整顿盐务用款概算一收盐运盐基本金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盐厂三百万圆一整理场产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五百万圆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挺身为父报仇的侠女,她的名字叫施剑翘。此人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故事首先得从施剑翘的父亲——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猛将施从滨讲起。1926年,正值军阀混战的年头,施从滨和孙传芳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开战,施军兵败、被孙军追赶。施从滨开着铁甲车狂奔,要夺路过桥,但是,桥上挤满了自己手下的兵,逃命要紧,施从滨把心一横,开着铁甲车,径直从自己的战士身上辗了过去,当场撞死、撞飞许多人。有的士兵被铁甲车压断一条腿,大声哭喊,场面十分凄惨。尽管开着铁甲车狂奔,施从滨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在孙传芳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施从滨放下武器,投降了。被俘之后,施从滨的态度相当配合。尽管如此,孙传芳还是将俘虏施从滨杀死,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示众。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名叫施剑翘。父亲施从滨的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痛。施剑翘立志:杀死孙传芳,为父亲报仇。施剑翘原想依靠男人为父亲报仇。不久,有个男子跟她说:“我同情你!我为你的父亲报仇!”施剑翘很感动,立即嫁给了他,并生下儿女。然后,施剑翘不断催促丈夫为父亲报仇,可是,这位丈夫却在婚后食言了,再三推搪,就是不去。施剑翘也要求过自己的弟弟(施从滨的儿子)动手为父亲报仇,可是,弟弟也不愿意。无奈之下,施剑翘不得不决定:亲自动手。当时,施剑翘和杀父仇人孙传芳,同时都住在天津。冤家路窄。孙传芳居然有个女儿名叫孙家敏,和施剑翘的大儿子在天津法租界“培才幼儿园”是同班同学!施剑翘准备好手枪之后,找借口和孙家敏小朋友套近乎,初步摸清了孙传芳的部分生活规律。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靠近孙传芳的机会。有一次,施剑翘到天津“居士林”,给死去的父亲烧香倾诉,边烧边哭。一位老和尚看她可怜和她谈话。无意中,老和尚透露了惊人的情报:孙传芳下野之后,皈依佛门,竟然是本寺的常客,常来“居士林”烧香念佛!施剑翘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施剑翘到“居士林”守候多日,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等到了孙传芳的出现。施剑翘不动声色,趁孙传芳念佛的时候,朝他的后脑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身亡。枪声响起之际,“居士林”的信众们吓得满堂乱跑。施剑翘不慌不忙,当场散发印制好的传单。施剑翘在传单里坦言:“……小女子我是为父亲报仇……”随后,施剑翘抱着必死的决心,镇定自若地拨打警察局的电话,报案自首。很快,警察来了,将她带走。笔录之后,还见了记者。施剑翘属于自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为父亲报仇,开枪打死孙传芳并入狱之后,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政府大员都同情她,并为她到南京说情。全国舆论也为施剑翘说情。(注意:孙传芳下野之前,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军事敌人之一,故国民党人一般不同情孙传芳。)南京国民政府在考虑之后,动用了极少动用的特赦权,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就是民国侠女施剑翘的真实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问题,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确是很多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张作霖身边人的证言,于此整理一下,对于对张作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许有一点参考的价值。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有财以开赌场为生。有一天,张家的狗用嘴巴拉扯着张有财的老婆(张作霖的母亲)往外跑,一直跑到了树林里,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村子里传说张有财是被一姓王的赌徒给杀的。原因是那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场里输了钱,张有财说要人家的老婆抵债。人家当真了,急了,就动了杀心。关于张作霖父亲的这段资料,出自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中赵兴德(赵兴德是张学良的表兄)的回忆。张作霖小的时候,本来是个读书郎,如果能将书读下去,也许人生的路会不一样,可是,他天生并非读书的料。张作霖12岁时,家里没钱供他念书,经过托人说情,和私塾先生谈成了这个方案:张作霖给私塾先生做饭,作为报酬,张作霖就可免费上学。有一次,私塾先生批评小张作霖,不料老先生因此被张作霖给暴打了一顿。动手打了先生之后,张作霖知道这书再也念不成了,他对别人说:“人,干点儿啥都能混一口饭吃!这书,我不念了!”打了人还不算,次日,张作霖回到私塾,拦住各位同学,不准他们上学,肆意扰乱私塾的教学秩序。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就霸气外露,这人注定是当枭雄的料。关于张作霖求学、退学的这段史料,也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兴德的《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张作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辽宁海城一家名叫“杜家店”的旅馆里面打工,干的是伺候住客,帮住客牵饮牲口的工作。如同今天酒店里帮住客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英文职称为“Bellboy”。有一次,张作霖欠下赌债,生了邪念,他偷了一个住客的一头驴,卖掉了,不久,张作霖被人告发,“杜家店”的老板立即找来打手,将张作霖暴打至晕厥,然后将张作霖扔到苇塘当中。张作霖侥幸不死,醒来之后,决定落草、投匪,于是,他投奔了当时的著名胡匪(土匪)杜立山。张作霖投奔土匪杜立山之后,不久就在清政府的一次剿匪行动中,被官府抓到了。那时的张作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小,又没有人来指认他有血案啥的,结果当官的仅仅把张作霖打了一顿板子,就放他走了。张作霖被放走之后,不思悔改,继续拉帮结匪,后来又和张景惠匪帮结合,逐渐壮大。关于张作霖从社会底层青年落草为匪的这段史料,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庸声的《张作霖的起家》一文。再后来,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沙俄以此为理由,侵占了东北全境,给张作霖提供了真正成气候的机遇。那时,东北全境被俄军侵占之后,清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关门打烊了。东北大地出现了无政府的“治安真空”状态。张作霖作为土匪,这时找到了一笔更大的,而且是比较“正当”的业务,那就是:收取各个村子的保护费,保护各个村子免受土匪侵扰。换言之,张作霖瞅准了机遇,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保安”,而且还是一家“大型保安公司”的“老总”。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作霖这股武装力量被清政府招安,他本人就此成为了清军的一个地方将领。关于张作霖从土匪改行当保安,再被清政府招安的这段历史,诸位可参考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出自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赘述。第三章深挖内幕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强行扒开双腿尽情玩弄视频渡者。无奈之下我们只得钻入船舱,任由毛龙拖着船体原路返回,要想找寻盘龙部也只有另想办法了。回到石盘洞穴,毛龙照前扭动石盘,地上的大洞渐渐合起后,它自顾趴在石盘边休息了起来。莫炎在地下仔细看着我先前发现的孔洞,转而探视了一下毛龙的双眼,眼中露出一丝阴狠的目光。“弄瞎它的是搬头尸!”莫炎发出难得的切齿声,“它们到天坑办的就是这件事。”我原本就怀疑凹坑中应该聚有寒水,是那些孔洞将寒水排走的。现在看来应该是毛龙离水后,搬头尸用淡金涎液灼瞎了它的眼睛,并放出驯养的蜈蚣将它暂困在这里。但却没想到竹楼一战全军覆没,没有回来接应这条倒霉的蜈蚣。“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想法找到盘龙部。”我招呼着莫炎,他正看着毛龙发愣,“怎么?你想带走这条毛龙?”“它不会走的。”莫炎长舒了一口气,“它等着下一个吹响驯龙笛的人,直到死去……”不知是受了莫炎的影响,还是那条伤残了的毛龙带给我的感觉,淡淡的话语让我感到有种莫名的忧伤。……一路攀爬,我们三人顺着先前留下的绳索出了子坑,此刻的天空已经渐渐暗下。坑外不见晖儿和S的身影,众人寻找中我听到不远处传来晖儿的声音。我们循声急忙赶去,一片树丛中发现了两人的踪影。晖儿哭着拉扯S的手臂,而后者正抱着一棵树木啃咬着树皮,嘴上粘满了白色的汁液。“可咬不得哦!”老田看到那棵树,顿时大惊失色,“见血封喉啊~~”十五、恶魈拘魂见血封喉,又叫作“箭毒木”,树身的乳白色汁液含有剧毒,可使中毒者心脏麻痹,血液凝固,以至窒息死亡。云南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作“七上八下九倒地”,意思就是说,如果谁中了箭毒木的毒,那么往高处只能走七步,往低处只能走八步,但无论如何,走到第九步,都会倒地毙命。S疯狂啃咬的正是这种被称为“见血封喉”的箭毒木,老田叫声一出口,我和莫炎不由都是一震。上前让晖儿退开,我抓住S的肩膀便想将她拉起,但还未用力,手臂却被莫炎牢牢抓住。“见血封喉是血凝性毒剂。”说话间莫炎一掌切在了S的后颈,“弄破口腔就没命了。”一击之下,S立刻昏晕了过去,我和晖儿仔细查看了下她的口腔,所幸没有发现伤口,但即便是这样,剧毒入腹也是危险之极。正在我们检查抢救S的当口,莫炎拉着老田在树木的附近找寻了起来。不一会,两人拿来一些竹节似的红色草秆,莫炎手脚麻利地将草秆揉碎挤压,沁出的草汁慢慢滴入S的口中。“多亏莫炎兄弟找到这红背竹竿草哈。”老田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全靠它解了见血封喉的毒,这女伢子的命算是保住了咯。”挤尽草汁后,S原本绯红得有些怪异的面颊渐渐恢复了本色,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S怎么会这样的?”我向晖儿问道。“你们上来前,她突然开始自言自语,接着跑到树林里到处找什么东西。”晖儿一脸害怕地说道,“后来就抱着这棵树木用牙咬了起来,疯了似的,怎么叫都不停。”“哦?”我心中有些明白原因了,“你去看看S背后的鬼脸。”“不必看了,活命靠树。”莫炎冲我摆了下手,“公孙身上的山鬼巫已经没有了。”见我和晖儿一脸迟疑,他又指了下那棵箭毒木,方才被S啃咬的地方竟出现了一片黑色的痕迹,那奇诡的形态就像是一只正在舞动着的山鬼。晖儿还是不放心地扶起了S,悄悄检查了下她的背部,立即一脸欣喜地向我点了点头。“呸、呸……”S一下醒来,嘴里连连啐着,“什么东西这么难吃?!”众人一片哂然,吃了箭毒木活着就已经偷笑了,那味道怎么可能好吃呢。细问之下,S却并不记得自己的行为,只是模糊地回忆起当时山鬼和她说了几句什么,心里便涌起一种冲动,之后的记忆已是完全空白。事情到此地步已没有必要深究下去,我和莫炎两人并没有感觉到S身上有任何的不妥,老田有些不放心地又给S把了把脉,却也没有发现什么。确认S无碍之后,大家悬着的那颗心总算是放下了。见天色渐晚,一行人便走向牛车停放的地点准备返回村寨。体力和精神的紧张一旦松弛,人很容易会感到疲劳。走出母坑的时候,我已是有些手脚酸软的感觉,除了莫炎之外,的其他人也多少有些倦意。这时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借着月光依稀可以看到那头犍牛正安静地停在车旁,脚下不觉加快了步伐,心里开始期待喷香的饭菜和甘醇的普洱茶。“怪咯,咋有人……”走在最前面的老田突然低声道,话未说完,一道刺眼的灯光倏然照在了我们身上,一片眩目下周围的景象完全无法辨识,隐约间似乎有几个影子在那里晃动。“站在原地别动!”一个威武的声音喝道,“放下武器,双手抱头。”眼睛开始适应突如其来的光亮,原来面前不远处停着两辆汽车,蓝白相间车身上赫然是警察的标记,车前的大灯直直照射着我们,几名警察正手持枪械虎视眈眈地站在那里。“我再重复一遍,放下武器!”方才喊话的警察提高了声音,旁边几名警察威胁性地扬了扬手中的枪。“照他们说的做。”我低声向众人说道,解下腰间的户撒刀抛在了地上,慢慢地举手抱头。好汉不吃眼前亏,虽然不清楚目前的状况,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实在不宜轻举妄动。莫炎面无表情地举起了双手,晖儿和S也放下手中的短柄猎枪依样照做。老田则忙不迭地对着警察不住点头,好像想要和那些警察套近乎。“几位同志是乡里的哈?老汉和你们刘队长认识咧。”老田客套地打着哈哈,“误会咯,误会咯,我们上山打猎采药哈。”警察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松懈下来,而是抬了抬手中的枪,老田一脸惊恐地立刻举起双手,转脸看了看我,眼中尽是莫名与不安。“有人举报你们违法携带枪支,毁坏民居,涉嫌谋杀。”为首的挥了挥手,一群警察立刻将我们围了起来,“现在拘捕你们,有什么话到了里面再说。”咔嚓声中,三名警察手脚麻利地将我们反铐了起来,我有生以来第一尝到手铐的滋味,那嵌入皮肉的金属卡得腕骨一阵生痛。被推搡着上了车,我们五人局促地挤在布满铁栏的警车内,无言中彼此都是一阵眼神交流,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突然了。警车在颠簸的山路上行驶着,我们乘坐的警用吉普开在前面,车内的两个警察一言不发,其余的警察则坐进另一辆警车紧随其后。“有些蹊跷。”坐在我身边的莫炎低声耳语道,“竹楼的事情没人知道。”“除了巴查,只有我们知道。”我也疑惑道,“照理也不可能是他,老田也不至于报警。”我的语声似乎稍大了些,莫炎警惕地用眼神制止了我,望了望前面的两名警察,那两人没有任何的反应,应该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山路崎岖盘绕,车子不住攀爬行驶着,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却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车咋在上山咯?”老田按捺不住叫道,“乡里的路不是走这里哈。”车前的两名警察丝毫没有理会老田的叫喊,颠簸中车子的速度又加快了许多。“把大家的手铐弄开。”莫炎低声说道,“这些警察没有人味。”手铐在意念下全部脱落,被轻轻地聚在了车厢的角落,我示意晖儿他们不要出声,依旧将手背在身后伪装被铐的样子。耳畔一片山风的掠动,我悄悄查探着远处的环境,渐渐眼前现出高耸的悬崖峭壁,车子正飞速地行驶向陡绝的一侧,这不是在自寻死路吗?更惊讶的是,那两名警察的身体随着掠进车窗的山风竟有些飘动。“大家抓好!”我大吼一声,意念中断开了油门传动杆,将制动装置全部刹死。嘎地猛震,警车立刻刹车,滑行中车身横向停在了路中,虽然大家早有准备,但却也被惯性甩动得一片歪倒。扶起晖儿,我刚刚站稳,正要想法制服前座的两名警察,车身突然遭到一股巨大的撞击,方才站稳的众人再次跌倒。“这帮警察疯了?!”S大叫道,“要把我们撞下山吗?”叫声中车身又是一震,在金属的异常响动中脚下传来移动的感觉,后面的警车竟抵着这辆车加大马力往山崖边推去。“真有风格,想连自己人一起弄死。”我嘀咕了一句,狠狠地将车子的轮轴扭断,四根轴杆贯穿车体深深地插入了地下。“那两只东西已经跑了。”莫炎淡淡地说道。在我的固定下,车身已不再移动,莫炎的话不由让我惊觉,车内那两名警察此刻早就失去了踪影,除了车窗外呼呼灌入的山风,前排上已是空空如也。“砰……哗啦……”边上的车窗中弹破碎,一颗子弹呼啸着擦着我的头顶飞过。还未缓过神来,连串的枪声随即响起,子弹疯狂地攻击着车子,车厢像被密集的冰雹砸中了一般不住作响。不知哪颗流弹击中了警车的油箱,车身内猛地腾起一片大火,火光直冲而上,在山风中猎猎作响。围攻我们的警察慢慢自警车后转出,个个面无表情地抛掉手中早已没有子弹的手枪,齐刷刷地在那里注视着熊熊燃烧的警车。为首的那个警察正坐在另一辆警车里,他并没有下车查看,而是不紧不慢地点起一支烟,悠闲的抽了起来。渐渐地,警察们有些奇怪了,火势熊熊的警车并没有任何的熔化,车内更是没有惨叫和呻吟声传出,难道里面的人在刚才乱枪射击中早已丧身?围观的警察慢慢地接近燃烧的警车,隔着火势仔细探查。呼地一声,原本凶猛的火势瞬间消失,一蓬子弹如雨点般自车内喷射出来,警车边的警察无一幸免地被击倒在地,中弹最少的身上也有七八个窟窿。车厢顶盖四壁四散飞开,车上众人却是毫发无伤,这一切完全得益于莫炎的火势伪装和我控制金属枪弹的能力。“切,就凭这些毛贼还想收拾我们?”S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顺手捡起掉在一边的短柄猎枪。“这些不是真正的警察,他们完全是想置我们于死地。”晖儿接过S递来的猎枪,填上子弹道。“管他们是什么人,问问那个活口就知道了。”我冷冷地说道,脚下迈步向车内的那个警察走去。手臂一紧,莫炎拽住了我,眼中流露出异样的目光。我这才发现,地上倒下的那些警察竟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身体全都瘪了下去,山风鼓动中,地上只剩下一堆飘挥的警服。车内的警察突然冲我咧嘴一笑,随手将手里的烟头弹向空中,“波”地烟头爆开,蓬出一片火星,那颜色竟是无法用色谱中的名称来形容。火星出现的那一瞬间,地上的警服不断蠕动起来,一些不知是什么的东西从领口慢慢挤出,晃动着飘在了空中。仔细看去,那是一些薄薄的灰白色人形东西,飘舞在那里就像一只只风筝。“ghost?!”S端起枪瞄准了其中一只,“我还是捉鬼队呢!”枪声响起,子弹击中了其中一只人形“风筝”,但它却并没有落地,而是带着弹孔继续在那里飘动。车内的警察饶有兴致地看着S,又点起了一支烟,享受般地深吸一口,慢慢地吐出了烟雾。难以置信的是,那烟雾竟似绵绵不绝,在空中聚成了偌大的一团。他轻松地弹了弹烟灰,手中的烟优雅地画了一道弧线,空中的烟团立刻射出几道烟箭,直没入飘舞的人形“风筝”中。“居然学会了人皮恶魈。”莫炎的声音如寒冰一般,“混蛋教出来的混徒弟。”人皮恶魈?诡异险恶的名字让我不由有些发寒,而空中的景象就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了。那些烟雾注入之后,人形“风筝”像充足气了似的鼓胀起来,完全恢复成了中弹前的警察模样,只是脸上一片死然,原本的口鼻和双目已换作了黑漆漆的孔洞。“臭脸师叔,别混蛋混蛋的,让我师父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那警察从脸上拉下块皮一样的东西,露出了一张满是稚气的男子面容,“您先和这些恶魈玩玩,我还有点事情,下次有空请您喝茶。”我们都有些糊涂,听话里的意思莫炎是这人的师叔,但似乎和他的师父有着什么过节,对方的口气虽然有些放肆,不过却像恶作剧似的,看来并没有什么威胁存在。莫炎的脸色越来越冷,双手闪电般错动起来:“灵火烈风诀!”骤然而起的灵火狂野地冲向警车,我隐隐感到一股凌厉的杀气自莫炎的身上传来。“唉,您还是老样子,臭脸臭脾气。”那男子叹了口气,“您和师父间的恩怨,没必要和我算账吧?”手中香烟一抖,两只人皮恶魈立刻飘来,黑洞般的口鼻中聚出一股黑色的气流,卷动着将火焰吸入体内。猛胀之后,人皮恶魈周身映出火红的光芒,猛蹿到半空,毫无声息地爆裂开来,一片火云被山风卷动着燎闪开去,煞是壮观夺目。“呃……”那男子身躯一抖,脸色有些发白,口角溢出一丝鲜血,“下手真狠,烈风诀居然带着自爆。”说话间两手一翻,十指中多出数支香烟,只见他交错一挥,数点火光射入空中剩余的五只人皮恶魈,那些恶魈灰白的皮肤上慢慢有了血色,黑洞洞的双眼中闪动着鬼火般的光焰。“不陪您玩了,这票生意当我没接。”男子调皮地笑了笑,脚下猛地冒起一片火光,整个人像溶入地面般渐渐消失在我们面前。“想走……”莫炎左手右手一合,作出灵火入地诀的起手式,可还未击中地面,一只人皮恶魈已出现在他面前。那恶魈抬腿横劈,轻飘飘地攻向他的肩背,莫炎却不敢怠慢,弓身一个后翻闪开,一声闷响,泥土碎石飞扬下,地上竟然出现了一个不小的坑。轻飘飘的一脚居然有着这么大的威力,看来这些人皮恶魈绝不能小觑。数十把吴钩短刃凭空出现,夹着破空声袭向恶魈,但却被那些家伙轻易闪过。无论如何提高攻击的速度,可始终无法伤及它们一丝汗毛。晖儿和S不断瞄准射击,可子弹也并不比吴钩短刃好到哪里去,那些恶魈的速度并不快,但就是能够在被击中的那个瞬间闪避过去。我们几轮攻击后,空中的恶魈开始分散,两只紧盯夹击着莫炎,一只则落在了我的面前,剩余的分两侧堪堪守住了晖儿、S和老田。我一分神,面前的恶魈当胸便是一拳,不及闪避中胸前隔起一块厚实的金属板。一声大响,我被震得飞了出去,一寸多厚的金属板竟被击穿。如果不是金属板的阻挡,只怕胸骨早已碎裂了,可即便如此,胸口传来的闷痛也险些令我窒息。就地一滚,我硬撑着爬起身子,那只恶魈上前就是一脚。转念间,两根铁柱从地下支出,连连挡住了那一脚的攻势,但粗如手臂的铁柱已被踢得弯曲成了直角。枪声连连,两只恶魈儿戏般地躲闪着子弹,轻飘飘地逼近晖儿三人,老田满头冷汗地握着我那把户撒刀,手下已经是颤抖得不成样子。我连赶两步,与他们会和,三只恶魈此刻形成三角阵势将我们围困起来。莫炎的脚下已是没有一片平地,两只恶魈的连番攻击弄得漫天碎石沙土飞扬。无论他的灵火攻势如何巧妙猛烈,却始终被恶魈巧妙地闪开。无奈下,莫炎一个闪身,也跃入了我们的战团。五只人皮恶魈将我们死死地围作了一团,暂时没有继续攻击,闪动着鬼火的双目诡异地盯着众人。它们飘动的身体轻如鸿毛,可任何一击却都重如泰山,这种只能被动挨打的局面令我窝火而无奈。更重要的是,如此下去,我和莫炎或许还能支撑,但只要被分开的话,晖儿等三人一定会被人皮恶魈活活撕碎。“轻如片羽,攻如巨犀,那混蛋真的是天才。”莫炎的声音已接近冰点,“王亦凡,你我照顾好大家,能走一个算一个。”“这东西太难对付,打不着,挡不住。”我在大家周围布下一片舞动的金属细丝作为防护,“你也没有办法对付它们?!”莫炎冷漠地摇了摇头,在金属细丝外又布下了一圈熊熊的淡色火焰,人皮恶魈在圈外不住飘动,一时间似乎无法突破。“也许只有你可以救大家。”晖儿突然说道,猎枪一摆,对着我就是一枪……十六、蒙氏之迷猎枪射出的子弹呼啸着从我身边飞过,随即背后传来奇怪的吱吱声。一个白色的物件掉落在了地上,那东西像是一卷细细的画轴,正从金属细丝和火焰的间隙中钻入。子弹恰好击中了它的一端,在热度和速度并济之下,中枪的部位撕裂爆开,放射状的细条让我想起了残缺的皮肤。那东西在地上一抖,倏地展开,竟是一只自行瘪下的人皮恶魈。看来它缩卷起来想从间隙进入这里,但却被晖儿发现击中了。嗯,怎么现在会被击中?“亦凡,钉住它。”晖儿提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第十章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话题回到破案上。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

                      赋,只需3年朝贡一次。明朝立国之初,杨家甚为守法,明成祖征讨安南,明英宗征讨麓川,播州都曾出兵助战。播州成为边患,是由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时开始的,成化年间,播州开始“聚众寇边”,被明王朝击退,随即上奏谢罪了事,明王朝也就不予追究。从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的100多年里,播州与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摩擦,但多是小打小闹,未引起明王朝的重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杨应龙承袭土司后,情况迅速恶化,杨应龙本人性格残暴,在当地横征暴敛,民怨极大,他岳母一家也因得罪他而遭灭门。与此同时,杨应龙大肆扩充地盘,掠夺治下苗民村落土地,在激起苗民反抗后,又唆使苗民去袭击周围汉族村寨,挑拨民族仇杀。从万历年间开始,就有播州当地苗民控告杨应龙,明朝四川、贵州地区的官员也有人向朝廷上奏,说杨应龙有造反之心。此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为缓和土地矛盾,明王朝多次将大量无地农民向西南地区迁移,这些农民许多都是今天西南客家人的先祖。对此杨应龙大为抵制,多次组织武装,残杀南迁汉族,甚至发生了血洗汉族村落的事情。杨应龙也很有头脑,他雇佣了一个四川落地举子孙时泰为军师,像诸葛亮一样供养起来,就是这个孙时泰,不但多次给杨应龙出谋划策,还建议杨应龙伺机脱离明朝统治自立为王。虽有地方官屡屡弹劾杨应龙,但明朝政府对此,却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多次事件都是大事化小。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贵州巡抚叶梦雄揭发杨应龙图谋造反,明王朝一度把杨应龙抓到重庆受审,经地方官审判,本来判了斩首,但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杨应龙立刻表忠心,说愿意率兵去朝鲜助战。明朝随即顺水推舟,赦免了他的死罪。没想到杨应龙回到家就变卦,不但拒绝出兵,还把播州与外界的道路全部隔断,以图死守。明王朝四川巡抚王继光率3000人进剿,却被打得大败。打赢后的杨应龙立刻耍诈,对明朝说此事是他部下所为,并把手下12人送交明朝治罪。明朝又一次上了当,对杨应龙暂不追究。此后几年,杨应龙屡次侵扰周边州县,甚至把重安知县全家灭族。但明王朝正忙于和日本和谈,没顾上管他。如此一来养虎为患,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自以为羽毛丰满的杨应龙扯起了反旗,派兵大举进犯四川地区,甚至一度侵扰到湖广。明王朝这才发现,这个反复无常的土司而今已成大患。震怒之下,明王朝决定进剿。万历二十七年一月,贵州巡抚江东之率3000明军攻打杨应龙,在宽练堡遇伏,3000明军无一生还。明军之所以两次进剿都只出动3000人,是因为此时明军精锐多集中在北方,又值抗倭援朝战争时,多线作战实在力不从心。直到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明王朝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播州问题。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公元1600年),曾在抗倭援朝中担任过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节制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兵马,承担起了平叛重任。明军集结时,杨应龙继续作恶,先攻陷了四川案江,又攻克了四川秦江,令人发指的是,他在秦江搞起了大屠杀,“士民死伤万人”。明军因为兵力不足,只能分路防守,双方开始了相持。李化龙步步为营,逐渐压制住了杨应龙,到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公元1601年),明军终于兵临播州。李化龙分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李化龙手中最大的王牌,是赶来参战的陈寅部戚家军3000人。明军节节胜利,终于逼近了播州的要塞娄山关,名将刘珽率部强攻,遭杨应龙顽强抵抗,陈寅的戚家军则发挥山地战素质,奇袭了与娄山关遥相呼应的海龙囤,明军随即一马平川,至六月完全攻破。六月初六,明军已经占据了播州大部分地区,杨应龙全家退到一处要塞内,走投无路的杨应龙上吊自杀,其狗头军师孙时泰,其子杨朝东等69人被俘,押解北京后被斩首。至此已传29代的杨家播州土司,就此终止。战后明朝在当地“改土归流”,设立府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以明王朝养虎遗患为开始,以杨家举家灭族为结束,对于明王朝的西南统治,意义可谓重大。播州战后,许多同样是“独立王国”的土司大为惊惧,主动向明王朝交出政权,明朝对于西南的控制从此大大加强。三在公元159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里,明朝遭受了“双线作战”的困境,而在公元1592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也遭到了同样的困境,就在日本侵朝战争发动前,即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宁夏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祸——哱拜之乱。说到这场兵祸,就要先说说作乱的主角哱拜。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嘉靖年间投降了明朝,起先表现很好,曾经在宁夏总兵郑印麾下效力,因他熟知蒙古军作战特点,多次献计献策,屡立战功,职务也节节攀升,到了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已经官至宁夏总兵,在明朝武将的升迁速度里,算是比较快的了。对于他早年的行为,今天的历史书上说他“多蓄死士”,意思是他早有谋反之心。明朝在嘉靖、隆庆两朝边防吃紧,哱拜的问题虽常被揭发,可用人之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哱拜本人也很会来事,对明朝边防将领多有结交。明朝北部边防,有吸纳蒙古族士兵入伍的传统,其中任军官的被称为鞑官,哱拜与许多鞑官都多有往来。万历年间哱拜继续升官,一直做到宁夏副总兵,成为执掌宁夏地方军政的大员,在军中任人唯亲,树立多处心腹。真正激起哱拜反心的,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河洮之变,鞑靼部窜犯青海,哱拜出兵援救,立下大功。哱拜因胜而骄,回军时竟然纵兵抢掠,遭宁夏巡抚党馨斥责。与此同时,哱拜贪污军饷事发,因他有大功,明王朝最终从轻处理,仅发文申斥了事。哱拜却因此更加怀恨,反心日起。河洮归来后,哱拜借口整顿军务,在军中撤换多名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此事遭到明朝宁夏御史孙立的揭发。接到奏报的明朝,还是希望能息事宁人,因此折中处理,并未追究哱拜罪过,只以年老为名命哱拜退休,由其子孛承恩继承他“副总兵”的职务。但此举治标不治本,哱拜的造反转入了“地下活动”,大乱已经一触即发。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筹谋已久的哱拜正式发难,伙同亲信刘东洋、土文秀等人发动叛乱,先杀宁夏巡抚党馨,又逼宁夏总兵张唯忠上吊。哱拜驻守在宁夏各地的亲信们也趁机作乱,因事发仓促,明朝政府来不及反应,短短一个月间,宁夏境内只有平掳城因城防坚固,未被攻克。与此同时,哱拜也接洽了鞑靼扯力克部与土蛮部,以出让宁夏北部草原为厚酬,换取了他们的支持。有人撑腰的哱拜更是有恃无恐,在宁夏倒行逆施。宁夏本地的汉民回民土地尽被他掠夺变成了牧场,大批百姓遭驱逐屠杀。最荒唐的是,哱拜想在宁夏自立为王,手下谋士纷纷给他想“王号”,可谓狂妄之至。明王朝当然容不得他的狂妄,哱拜二月叛乱,三月四日明朝大军就前来进剿,最早负责平叛的是宁夏总督魏学曾。明朝调度的军队,多来自河南、陕西内地,都是未经过大战的“和平兵”,自然不是宁夏叛军的对手。初战受挫后,明王朝调已经退休的原大同总兵麻贵驰援,麻贵不负众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宁夏外围的叛军,明军转守为攻,将哱拜打得节节败退,不得不溃退至老窝宁夏城(今银川)。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哱拜的外援扯力克与土蛮相继派兵救援,麻贵将重兵驻扎在贺兰山,与蒙古援军血战,虽击退敌援兵,攻打宁夏城却力不从心,战局一下子进入僵持。久攻不下时,明王朝再出重手,调山西总兵李如松平叛,他是原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可谓将门虎子。明王朝还开了一个先例,命李如松提督宁夏,这是明王朝第一次由武将提督军队。先前作战不利的魏学曾也被撤换,由叶梦雄接任。在军队上,明王朝调集精锐,蓟州的戚家军,辽东的辽东铁骑,宣府、大同的宣大精骑,尽皆调至宁夏,可谓志在必得。至七月,明军已将宁夏城团团包围,与此同时,在贺兰山打援的麻贵也捷报频传。七月十二日,麻贵以戚家军为先导,捣毁了蒙古援军的大营,并一路追杀70里,差不多全部消灭鞑靼援军。至此被明军包围的宁夏城,已然成了一座死城。哱拜的抵抗相当顽强,宁夏城是九边重镇,城防坚固,且配有数十门火炮,明军强攻两月,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破城。李如松想尽办法,用麻袋堆积登城,被打退,命部队挖掘地道,反被哱拜灌水,李如松干脆铸造堤坝,放水淹城,整个宁夏城成了一片泽国。弹尽粮绝之下,哱拜终于支撑不住了,九月十七日,明军趁水发动总攻,哱拜仓皇逃窜,被明将杨登文阻截,哱拜之子孛承恩被生擒,明军趁势进入城内。哱拜走投无路下,在家中自焚而死。至此宁夏之乱平定,得胜的李如松以及辽东军,也得以从宁夏抽身,开赴朝鲜战场。哱拜之乱,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鞑官”叛乱,明军的胜利不但稳定了宁夏的局势,更震慑了一直骚扰明朝边境的蒙古部落。宁夏战役之后,宁夏周边的蒙古部落“求归顺者甚众”,而明朝之所以能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也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参战部队,大多经受了宁夏战役的洗礼,尤其是作为统帅的李如松,宁夏城顽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有了他吃一堑长一智,在平壤战役中声东击西,歼灭数万日军的妙笔。四比起上述耳熟能详的“万历三大征”,16世纪最后10年的明王朝,其实还经历了一场今天提及不多,却绝对重要的战争——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说到这场战役,其实和前面的宁夏战役也不无关系。哱拜生出反心的导火线,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西征河洮之战,这场战争在明朝史书里有一个名字:河洮之变。河洮之变的主角,是蒙古土默特部可汗扯力克。这个人虽不太有名,但是他的祖父却很有名——制造了“庚戍之变”的蒙古鞑靼可汗阿勒坦。阿勒坦接受明朝册封后,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告结束,此后双方和平往来。阿勒坦死后,其子黄台吉也承袭了对明朝的友好政策,外加明蒙之间的互市贸易,给大部分蒙古人带来的实惠,原本是战场的山西、陕西等地,早已经是一片和平景象。作为阿勒坦的孙子,扯力克承袭了“顺义王”的爵位,但他并不满意,开始了不断的扩张,一边兼并周边蒙古部落,一边开始向汉地发展。此时明朝陕西、山西等地皆兵强马壮,轻易惹不得,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了明朝防御相对薄弱的青海、甘肃地区。明朝中期以后,青海草原地区渐成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阿勒坦可汗受封“顺义王”初期,因他在蒙古部落中的巨大影响力,尚能震慑各部,他死后,继任的黄台吉无力约束青海蒙古部落,因此明朝西部边患日重。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联合方式。这时候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除此以外,他们还时常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对明朝而言最严重的事情是,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迫使他们南迁,明朝甘肃御史严振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奏说:“长此以往,边境藩篱渐少,必为大患。”根据明朝兵部尚书郑洛的统计,从阿勒坦去世的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开始,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蒙古部落多次进入甘肃劫掠,累积杀害边民2000多人。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起,明朝方面要求对青海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时期西部的边患,多是小打小闹,直到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场大的变乱发生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六月,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和明朝翻脸了,先是4000蒙古军袭击明朝甘肃临洮、渭州、河州三地,明军严防死守,击退了蒙古军的进犯,临洮副总兵李连芳意图乘胜追击,反中了蒙古军埋伏身亡。一个月后,蒙古军又攻打河州,河州沦陷。蒙古军在进攻西宁时遭到西宁守将李奎拦截后,一番激战击毙李奎。短短一个月间,明朝两位总兵战死,5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一时间“西北大震”。边报传来,明朝上下群情激奋,小小扯力克,竟然敢打天朝的主意,如此耻辱败仗怎堪忍受?各级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调重兵至青海平叛。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原宣大总督郑洛接替。同时明朝还停止了与扯力克之间的“通贡贸易”,对扯力克进行经济封锁。眼看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爆发,此时,一个改变战局的人物登场了——郑洛。对蒙古人来说,郑洛是个老熟人了。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2年)阿勒坦在山西接受册封,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时,郑洛就是山西参政,这以后又做过山西巡抚,一直在和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的内部情况非常清楚。正因如此,面对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声,他却非常冷静。他到任后,并没有立刻集结重兵发起反击,反而给扯力克使“阴招”。十月抵达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切断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帮扯力克闹事就治谁。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另外派人在青海各地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部落纷纷投诚。接着郑洛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当然舆论攻势也没少,青海当地纷纷传言,明朝大军来了,有50多万……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甚至助明朝进攻。阴招使完了,郑洛又使明招,他带来的军队里,包括戚继光留在蓟州的3000戚家军骑兵,这是彼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但郑洛却不正面进攻,他把骑兵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打完了就走,和扯力克拼速度。从是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一月,3个月里明军没打大仗,小仗却接连不断,“斩获辎重无算”,彻底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奶。原本在河洮之变后牛气哄哄的扯力克,不到几个月,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扯力克毕竟是明朝册封的顺义王,如果消灭,又有可能激反其他的蒙古部落,郑洛的办法很简单:让他自己离开青海。他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若扯力克继续留在青海,明王朝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同时他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利弊权衡下,扯力克服软,公元1591年一月,扯力克离开青海,回到了他的老窝。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郑洛随即开始了攻击,当年伙同扯力克组织“联军”的巴都尔、超呼尔等部落纷纷被打垮。公元1598年,明军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最后一支扯力克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至此,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纵观郑洛在青海7年恩威并施的过程

                      掉了两京,而唐军却大有平定叛乱的决心和实力,所以他劝史思明不如弃暗投明,重新归顺唐朝。史思明经过仔细的思考后,同意了耿仁智的建议,立即派部将窦子昂奉表入长安,同时率领十三郡共计八万人马归顺了唐朝。面对史思明的突然易帜,当时身在长安的李亨大喜过望,他没有追究史思明先前所做的一切,而是立即册封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并对其七个儿子逐一加官进爵,又派宦官李思敬和随同窦子昂一同前来的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旨,命令史思明即刻统兵讨伐安庆绪。按说史思明归顺大唐本来是件好事,但当时唐廷内部很多人对于史思明这种态度产生了怀疑,这其中既有很多势利小人,也有建立诸多功勋的名将。李光弼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在史思明刚刚宣布归顺唐朝时,李光弼就不断上疏李亨说史思明人面兽心,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今天归顺,明天就有可能重新造反。所以此人绝不能留,希望李亨能够早日除掉这个祸害。我们知道李光弼和史思明曾经交手不少,太原之战中要不是李光弼战法得当,恐怕早已经被史思明打得去见了上帝,所以李光弼的建议不排除有泄私愤的可能。可问题的关键是李亨的确动心了。在以李光弼为首的“倒史”派的不断劝说下,李亨派出快马为前往范阳的宦官李思敬和乌承恩送去密旨,让他们到达范阳后伺机除掉史思明,事成之后许诺加封乌承恩为范阳节度使。就这样,李思敬和乌承恩改变了初衷,带着皇帝的密旨,开始了一段并不成功的范阳之旅。之所以说是不成功,不仅因为没有除掉史思明,反而让史思明再度反叛,平叛的形势更加严峻起来。而坏事者正是那个不起眼的乌承恩。乌承恩是平卢军使乌知义之子,曾经做过信都太守,而乌知义当年曾经是史思明的老领导,颇为信任史思明。后来哥舒翰丢掉潼关,乌承恩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念及旧恩收容了乌承恩,等到安庆绪兵败逃到河北,乌承恩积极劝说史思明重新归顺唐朝,当时叛军中不少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想改旗易帜,而乌承恩就是其中之一。史思明派遣部将窦子昂进京上表时,乌承恩一同随从前往长安。坦白地讲,这是乌承恩梦寐以求的事情,一直到他在前往范阳的路上接到李亨的密旨后,乌承恩觉得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将除掉史思明的任务交给自己,的确是慧眼识人,因为自己是史思明颇为信任的人,他坚信史思明无论提防谁,也不会提防自己的。然而事实证明,乌承恩低估了史思明的智商。到达范阳后,乌承恩和李思敬首先宣读了李亨的圣旨,但其态度上让史思明总是感觉有些诡异,原因是乌承恩前往京城之前,对自己可谓是毕恭毕敬,但这次回来后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有些陌生和隔阂。生性多疑的史思明从细节处查觉到了乌承恩的变化,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部下将乌承恩住处的床用帷帐裹了起来,然后让亲信躲在床下监视乌承恩的一举一动。为了打探到乌承恩此行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史思明让自己帐下的乌承恩之子前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史思明十分明白,父子之情是可以让乌承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更何况乌氏父子是久别重逢。事实证明,不出史思明所料,乌氏父子见面后格外激动,嘘寒问暖过后,渐渐转入正题,乌承恩将自己此番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全部告诉了儿子,当然这一切也被藏在床下的史思明亲信听了个正着。于是,史思明下令将乌承恩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乌承恩虽然竭尽全力想要逃跑,但终究寡不敌众而束手就擒。在史思明的严刑逼供下,乌承恩说出了全部实情!当乌承恩说完后,史思明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愤怒之情,相反却失声痛哭,我们不能否认史思明归顺唐朝的诚心,但或许他没有想到,在那个特殊时期,一日为贼,终生都难以翻身,更何况他差一点毁掉了大唐的江山。“臣以十三万之众归顺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史思明痛哭过后,向西跪拜然后自言自语般地大声发问,然后他下令将乌承恩父子杖毙在自己面前。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史思明下定决心,今后和大唐彻底决裂,即使今后身首异处,也决不反悔。史思明的二次反叛虽然是乌承恩坏了整个计划,但乌承恩毕竟是执行者,而身在长安的决策者李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李亨的内心也并不赞同李光弼所说的建议,但平定叛乱他需要李光弼这样身经百战的人,李亨错就错在他把军事上的事情试图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结果是适得其反,更何况史思明不是个容易骗的人,派出乌承恩这样的小角色出手对付他,那简直是马路上发传单——白给。在逮捕乌承恩后,史思明迅速囚禁了宦官李思敬,然后伪造了李光弼给乌承恩的密信,自己全当不知道是李亨的意图,上疏请求李亨诛杀李光弼。李亨看完奏疏后,知道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于是将全部责任推到了乌承恩的身上,说乌承恩是一派胡言,这绝不是朝廷的意思,现在杀掉乌承恩实在是除去了一大害。可怜的乌承恩就这样做了冤死鬼,李亨本以为这样能自圆其说,会瞒过史思明的。但史思明刚刚看完他的书信后,另一封朝廷处决投敌官吏罪状的文书,摆在了史思明面前。当史思明看到陈希烈、达奚珣、张均等人全都被处死之后,史思明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皇上不顾他们的死活逃往蜀中避难,而到头来他们也难逃一死,更何况我们这些追随安禄山反叛的人,今日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如和大唐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有活路。”史思明一边对手下人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砸向了桌面。终于,他下达命令,十三万大军从现在开始重新对大唐宣战。一时间,平叛的形势再次陷入了严峻的局面,摆在李亨面前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邺郡之战史思明二次叛唐的消息传到长安城后,李亨对自己没有坚持立场的做法懊悔不已。但他知道事已至此,懊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在详细梳理自己的思绪后,决定首先从离自己最近的安庆绪下手,拔掉这颗眼中钉,然后再剑指北方的史思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在收复长安将近一年后,李亨决定出兵攻打占据邺郡的安庆绪,他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以及平卢节度使董秦等率步兵二十万为主攻部队;同时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泽璐节度使王思礼率领所部辅助进攻。在出征之前,李亨担心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元勋功臣、资历相当,恐怕难以相互协调统领,所以对本次出征没有设统一的指挥元帅,只派出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监督协调全军。李亨作为平叛最高指挥者,很长时间以来对安禄山拥兵太重尾大不掉因而反叛心有余悸。这种惨痛的教训让他本能地对各个节度使并不能完全放心,而且李光弼和郭子仪资历相当,无论用谁做主帅,只能会引起另一方的嫉妒和不满,从而不利于整个战局,所以李亨想出了让宦官监军的点子。宦官监军制度,从唐朝建立开始即有,但设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职位,却是从李亨开始。对李亨来讲,扩大宦官权力来节制各军,是一种无奈的做法。但李亨并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安排完全是一种维护自己私利的做法,我们先不说宦官鱼朝恩的为人如何,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单是君龙无首、群将无帅这一点,就让唐军在邺郡之战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进而严重阻碍了整个平叛战争的顺利的进行。十月五日,郭子仪率兵自杏园(今河南汲县)北渡黄河,进逼获嘉(今河南获嘉),经过一番强攻,击败叛军安太清部,顺利拿下获嘉。十月七日乘胜向卫州进逼。与此同时,鲁炅率部自阳武(今河南原县),季广琛、崔光远各率本部人马从酸枣(今河南原阳东北)分别渡过黄河向卫州挺进,同李嗣业所部在卫州城下与郭子仪顺利会师。当时安庆绪见卫州城下大军云集,如果卫州失守,那么邺郡危在旦夕,遂决定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率领七万大军分三路星夜驰援卫州。面对安庆绪来势汹汹,郭子仪立即采取对应之策,一方面派三千弓箭手埋伏在军中,另一方亲自带领三百名步兵主动迎击安庆绪,及战,郭子仪假装败退,将安庆绪的中军引入到弓箭手的埋伏圈内,然后下令左右开弓,安庆绪大军遂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郭子仪趁势率部追击,擒杀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唐军一鼓作气攻克卫州,安庆绪不得已败退回邺郡。十月十五日,随着李光弼、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率兵赶到,唐军九大节度使形成了对邺郡的合围之势。安庆绪在如此危急之时,实在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对敌之策,他明白如果自己硬着头皮出城应战,那绝对是以卵击石。但就此缩在城里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只好厚着脸皮派部将薛嵩杀出重围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救。安庆绪担心此前的过节会让史思明见死不救,所以薛嵩临别之际,安庆绪叮嘱薛嵩,一定要告诉史思明,如果他来相救,自己可以让出皇位。事实证明,安庆绪的这个承诺是十分有效的,让出皇位这个条件对于史思明来讲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也是他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更何况史思明已经发誓和大唐彻底决裂,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面对安庆绪的求救,史思明没有犹豫,并答应立即发兵十三万南下援救。但狡诈的史思明见到唐军兵强马壮,并不想一上来就做冤大头,毕竟安庆绪只是口头许诺,而且他也不想重蹈安庆绪兵败的覆辙。所以他并没有贸然轻进,只是派部将李归仁率领一万人马作为先头部队驻扎在邺郡之北的滏阳(今河北磁县),与安庆绪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此时,唐军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者,崔光远看到叛军在魏州兵力薄弱,于是擅自脱离合围邺郡的唐军,率本部人马攻克魏州(今河北大名)。史思明看到魏州虽然被攻陷,但崔光远立足未稳,兵力单薄,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决定分三路兵马围攻魏州,试图效仿当年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替安庆绪解围。十一月二十九日,崔光远在奋力坚守魏州城十三天后,终因寡不敌众撤出魏州逃往汴州。史思明占领魏州后,杀死城中百姓将近三万人,虽然从整个战局来讲,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一定影响或改变整个战局,但由于魏州位于邺郡之东,史思明可以从邺郡的东、北两方对唐军施加压力,从某种意义上牵制了唐军对邺郡的围攻,使其无法做到全力以赴,速战速决。最关键的是,唐军无统一节制的弊端至此开始显现出来,真正的大仗还没有打,已经损失了崔光远一路兵马。史思明攻陷魏州后,并未乘胜挥师,而是按兵不动,甚至在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初一,筑坛于魏州城北,祭告天地,自称大圣燕王。面对史思明的这种做法,唐军内部很多人认为史思明失去了进取之心。而李光弼却认为这是史思明在麻痹唐军,应该趁着唐军势众趁势拿下邺郡,只要邺郡一破,史思明必定孤立无援,唐军进而合围,必能平定叛乱。应该说身经百战的李光弼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的计策也确实是各个击破安史叛军的万全之策,但这个计策却遭到了监军宦官鱼朝恩的反对,鱼朝恩的理由是:魏州新败,唐军应该休养生息以利再战。鱼朝恩作为监军宦官,虽然不具体指挥打仗,但却有在皇帝面前弹劾九大节度使的权力,所以他一开口,很多人不再言语。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一直到乾元二年(759年)的四个月里,唐军数十万大军在鱼朝恩的干预下,居然在邺郡城外和安庆绪形成了对峙局面。当时也有人不听鱼朝恩的指令,独自率兵攻打邺郡,这个人就是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可事实证明,李嗣业虽然陌刀使得好,但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急躁之下的李嗣业在攻城中不幸被流矢所中,当即阵亡。四个月的时间,九大节度使居然在邺郡城外寸步难行,而且损失了崔光远、李嗣业两路人马,这让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人十分难堪,更让远在长安的李亨十分不满意。为此李亨下诏要求围攻邺郡的各路人马要同心协力,尽全力拿下邺郡,早日凯旋而归。在我看来这也只是李亨的一种美好愿望,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郭子仪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下定决心要拿下邺郡,为此他们商议改变进攻方式,在邺郡城外驻垒二道,挖壕三重,准备堵塞漳河水淹邺郡。最初的效果十分不错,邺郡城中的井泉悉水满溢出,城中的守军只好构栈而居。安庆绪从冬天一直坚守到春天,虽然艰苦异常,有时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四千文钱,士卒们甚至用水淘墙土中的麦秸和着马粪喂马,很多人虽然想出城投降,无奈水深阻碍无法出城,所以只能坚守待援。对于唐军来讲,其实这本是个绝好机会,但其内部悉认为邺郡很快就会被攻克,所以产生了骄傲松懈的情绪。从水淹邺郡以来,唐军没有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全力的围攻,各路人马都是单打独斗,这样就使兵力完全分散,反倒是安庆绪集中优势兵力,打退了很多次唐军的小波攻击。围城四个月,依然未能奏效,这不禁让唐军士兵开始显出疲态,战斗力无形之中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史思明抓了这个机会,上演了一出咸鱼翻身的好戏。唐军包围邺郡的四个多月中,史思明始终处于一种观望状态,看到唐军迟迟不能拿下邺郡且逐渐出现疲态,史思明决定开始向唐军出手。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史思明率兵从魏州向邺郡进发,在距离邺郡五十里处安营扎寨,然后精选五百名骑兵,每天前往邺郡城下骚扰唐军,如果唐军和他们交战,这些人就飞速地撤回自己的营中。唐军前边要围困邺郡,后边要提防史思明的骚扰,这种“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策略,让本就疲惫不堪的唐军更加雪上加霜。唐军劳师远征,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军需物资的供给线畅通无阻。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军的物资补给绝大部分从要从江淮地区运来,而史思明占据的地方正好是扼守通往江淮的要道,要说史思明切断了唐军的生命补给线一点也不为过。所以,摆在唐军面前的是要速战速决!为此,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不顾宦官鱼朝恩的阻挠,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三月的时候结束这场战役。三月六日,唐军以步骑数十万,布阵于邺郡北边的安阳河之北。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前来交战,最初唐军误认为这是一股流动部队,所以产生了轻敌之心。没想到史思明却来个猛烈的冲击,唐军猝不及防死伤甚众,淮西节度使鲁炅中箭负伤,郭子仪率军负责押阵,还没来得及上前接应,忽然狂风大作,霎时间天昏地暗,即使咫尺之隔,也无法分清敌我,双方无奈之下只得各自退兵。郭子仪为了确保东都洛阳的安全,下令砍断河阳桥,然后向南撤退。由于唐军无统一节制,不仅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就连撤退都是一团乱麻,各节度使率领本部人马争相向南撤退,兵士沿途大肆抢劫掠夺,胡作非为,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的人马纪律较为严明。唐军在无组织、无纪律一团草式的撤退下,到了洛阳城的阙门方才停下脚步,商议该往何处去。当时很多人认为唐军新败,士气低落,不如暂时放弃洛阳,退守陕州和蒲州。但都虞侯张用济却认为陕州和蒲州军需物资极度匮乏,应该坚守河阳,只要唐军各路人马团结一致,打败叛军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最终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支持下,唐军决定退守河阳以利再战。事实证明,张用济只说对了一半,退守河阳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唐军在无统一节制这种建制下,是不可能做到团结一心的。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十八日,唐军退至河阳,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唐军和叛军没有在进行过正面交锋。倒不是因为双方都无心恋战,而是因为邺郡之战后,史思明和安庆绪再次发生了内讧。内讧史思明得知唐军撤退的消息后,就于沙河(今河北邢台)整顿兵马,驻扎在邺郡南面。在此之前,安庆绪曾经出城

                      大铖传》,第69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10—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钱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挡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页从迎降的南明官僚手中接管了南京政府的大清官员发现,这座城市自身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说安顿一支庞大的占领军了。新任江宁(南京)巡抚毛九华向北京报告说:初改京为省,一切事务,皆属创始;而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虽然当局尚能为其在被分隔开的东北城区的部队借占到民房;但为那些在南京城外空地上放牧的军中牲畜寻找饲料,却极其困难,满汉旗军的马群,很快就把城周围60里的草地几乎都吃光了,骑兵面临马匹减员的危险。与此同时,清朝官员们还不得不供养一批南明降军的在籍官兵。当时南明卫戍部队总计有72卫,这就是说,有几百官员和几千士兵。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降军:他们共包括165名各级各类军官和23.8万名士兵。这样,多铎就不得不为将近25万名北方士兵寻找粮食。就像洪承畴报告的那样,每一名宿营在朝阳门和太平门的南明士兵,都作为清军新兵登记入册了,然后每月发给一担口粮。不过军粮供应很快就会告罄,那时新政权就不能不考虑是否遣散这些士兵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降军的存在可以保证安全。只有到秩序充分恢复,他们已不能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士兵才能被遣散回乡。然而,把他们留在军队里,又会使新政府负起庞大的财政消耗。而且,在征服江南和更南地区时,四镇的士兵被证明还是很有用的;而这些士兵却不同,他们对清军来说毫无用处。首先是军官过剩,许多军官又虚报兵员,造成官多兵少;其次,那些见于名簿者,也不是军纪严明的战士,看起来他们擅长的只是恫吓百姓,而不是战场拼杀:“不肯安分成法,每生事好乱。”因此,左右为难的是,满族征服者手里有大量的士兵,但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有力地控制长江下游。像李成栋一类募兵组成的部队在进军中已经失去连连取胜的势头;而此时战斗部队变成了驻防军,负责统治江南的清朝官员们对其军阀同盟者抢劫和欺辱平民百姓的危险,便格外警惕。毛九华向北京送上了一份报告,撇开其中的官样文章部分(“民岌岌朝不谋夕,其望大兵也,如望云霓”)不谈,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要想成功的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对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眉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满人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是那些把南京献给多铎的官僚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钱谦益本人。其妾柳如是强烈反对他为清政府服务。她要求他三思而行,恪守名教节义,拒绝与敌人合作。尽管他对这个建议很生气,但是钱谦益对他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这意味着,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为非暴力平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钱谦益和其他许多与征服者合作的南明文士,都用这种方式论证他们的变节行为,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不能不承受同代人一时的道德非难,以便在日后保护他们。钱谦益可能受到了一些以节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公开诽谤,但他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就是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对钱谦益,这种羞耻与骄傲的复杂情感,还变成了一种对“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他派其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铎那里,告诉他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此后,钱谦益向多铎提供了一些可以承担江南安抚使命的文士姓名。从1645年6月12日开始,300多南明官员被任命在江南担任职务,而且这批行政官员中的掌权者,不是属于赵之龙一派,就是属于钱谦益一派。他们随即就和各个江南中心城市的绅士领袖取得了联系。他们以钱谦益专门选定的“天与人归”为口号。他们许诺去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但前提是这些地方绅士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归顺,把赋税和户口的簿册交给新政府的使臣。正当一些大使被派往苏州和松江等要地收取赋税户口簿册时,钱谦益一伙发出了精心谋划的呼吁,要求江南绅士共同分担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义务。比如,在上海,那里的沿海乡村遭到了海盗潘复的劫掠,为清朝接管行政的那些官员向这个地区的乡绅明确指出,新的秩序需要合作性的自卫。在召集起那些长老和宗族首领之后,那些清朝的合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义务就是使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归顺当局统治者。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就某种程度而言,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却仍然还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之上。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江南是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在1644年这里的自杀现象非常之多。几百名当地的士大夫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节。这个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许琰,字玉重,长洲诸生。甲申闻闯贼变,大恸哀。诏至跃入胥江,家人驰救之,遂绝粒。遗诗云:忠魂誓向天门哭,立请神兵扫贼氛。不时有这种情况:整整一个家庭都采用这种方式自杀了。一个亲人自杀了,那么父亲、兄弟或儿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不论是出于公或私的考虑,都会立即自杀。在一个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经常地,有一个立誓必死的家长安排这种自杀行为,有时是把全家人锁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点着。在华亭的一个事件里,一个执意要死的士大夫,让16名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跳进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这些尸体上,也死了。集体自杀也发生在家庭以外。一个特别狂热的文士可能会决定自杀,而他的榜样又会鼓舞其他的人。当一个叫许王家的漳州年轻诸生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穿上学子的服装跳进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有时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静的死法。一个很知名的文人,听到李自成占领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从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亲戚、同仁和学生们怀着敬意围坐在这位庄重的老学者身边,他一言不发,慢慢离开了人间,另外的人们则采取了更为冲动和更为壮观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庙,或庄严地焚烧他们的学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写下一首剖白忠贞的诗句,然后自杀而亡。有记载的殉难者除极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良知的问题。尽管这个时候有些人因为供养父母的考虑而没有自杀,但是像这样的自我牺牲,其道德意义是明确无误的。另一方面,成为勤王者并投入武装抗清活动,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政治和道义上的报恩之举。因为这些忠君之士反抗中央统治,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混淆成农民起义军。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各种无法无天的人吸收到队伍中来了,士大夫本来是最怕这种人的。时间一长,这些忠君的文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群与之没有共同价值观念,也不能容忍其行为的人中间了。清朝统治者显然很喜欢强调忠君分子队伍的社会成份乌七八糟,尽管这些官员完全知道强盗与义军两者之间的区别。政府文件照例把忠君义士称做“土匪”或是“强盗”,清朝官吏常常指责义军的士大夫领导人把命运交给了下层盗匪。忠君分子对此有过回答。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的广东学士马应房,在被捕后受到清朝的一个刑部官员的审问:“若父为太守,若为诸生,何敢作贼?”这位忠君之士曾经帮助广东的义军领导人陈邦彦组织了一支土匪军队,他并不想否认他与一群亡命之徒有过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回答到:书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独不见文丞相招合峒蛮,岳武穆指挥杨么军乎?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像马应房这样的人:即擅长驾驭指挥那些市井无赖和雇佣军的热诚的文人。有时,这样的人出现在失意者之中。比如,1645年6月在浙江北部嘉兴抗清力量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做张叔菴的未得朝廷任用的诸生。他嗜酒性烈,在清军占领之前,一直是许多为谷物和财产权而械斗的“乡党”首领。张叔菴生性暴烈,甚至威胁到了他周围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地方武装被打败以后,他没有逃避逮捕而赴死遇难,因此他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即使是在包括了各地各种队伍的乡村抵抗力量高层领导人中,也仍然需要这样的人,他的学识的力量足以协调各个独立文人集团,其体魄膂力又足以震慑那些下层分子,把他们召纳为部属。比如,1646年广东抵抗力量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明代的举人和前阁部侍郎黎遂球。记载广东忠义之士的材料屡屡提到一个又一个由黎遂球推荐任职的人。他本人是这个省四个享有盛名的文人团体的成员:南园诗社,集中在骆宾王周围的番禹区文人团体,文社和白云山诗社。就像黎遂球把许多不同的文人团体集中在一起以保卫唐王一样,他亲自从广东海盗中为苏观生在江西南部的防线招募了一支援军。1646年10月6日赣州失陷时,他和这些人一起战死在那里。实际上,对于一个“领导”着一个抵抗运动的忠君文人来说,他常常会突然发现他招募到的士兵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脱离了百姓生活的,因无以为生而铤而走险的罪犯。太湖地区的忠君之士要求杨廷枢加入他们的起义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士大夫对最容易加入勤王运动的这一类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为“文人赤手空拳”,只能靠忠诚和正义的信念去指导这种与下层人的联盟。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文人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些近乎于罪犯和强盗的人蔑视那些有教养的学人,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忠君的信仰。因此,作为农民保护人的士大夫的理想化的责任,使他们在原则上不愿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结为联盟,他们总是把这种人看成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中靠抢劫为生的强盗。而且因为许多地方乡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责任,因此,他们很容易响应新政府的呼吁,以避免把自己及其举措与一种匪盗横行的状况联系起来。当然,这些士大夫同时也懂得农民制造社会动乱的能力,特别是在江南这样的地区,由于不断地社会分化,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可能。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在中晚明时期,农业的商业化,相应伴随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在经济上,随着地主和佃户将维持生计的谷物收成改变为植棉、养鱼和桔园、桑园的经营与茶的种植,新的农业形式在江南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管理技术发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这种管理农业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特别是要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然而,改善农业技术的所需成本,决不是导致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农家变成了“富户”(这常常是依靠经商和公职来取得的),那么,与不够富裕发达的人家相比,它就更容易保护他的家族免遭赋税之苦。这在明后期江南赋税变得十分沉重时,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当地方的总的赋税负担之增加时,那些在当地有政治影响的人家便可以通过乡绅的掩庇或通过里甲制度来虚报土地。1567年,南直隶长官上报说,在苏州、松江、长洲和靖江四个府县,有1995470亩土地是托名假冒的,有3315560亩土地在许多里甲中被以欺骗手段分割开来。这种逃避了赋税的农业经营,显然可以使用更多手段应付自然灾害。比如,在1589年嘉兴地区的大旱中,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农民或是离开了土地,或是将其土地交给那些富户,自己则变成他们的“客”或佃农。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始集中到富裕的地主家庭的手中。这些土地所有者的许多人也是官僚集团成员,他们可以利用免役权使其财产免征赋税。在农村土地资源的竞争中,这个社会阶层——在16世纪它被叫做“乡绅”——取代了在明初负责收税、分配徭役、决定司法、管理灌溉的粮长的位置。在15世纪30年代南直隶巡抚周忱的赋税改革以后,粮长在地方长官那里失去了一些他们的权势和威望,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乡村居住的“处士”,收买土地,高利盘剥。作为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的当地居民,这些处士粮长在理想上是宽仁的家长式的。在嘉靖时期,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终身任命、父终子继的粮长,开始变成为轮流承担的职务,常常指定大地主担任。这样当处士失去他们在本土的半官方地位时,官僚乡绅就越来越可以使用他们的免役权,使其土地免征赋税。而且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城里,因此和处士不同的是,他们对他们的佃户和劳动力很少感到有家长式义务,这就可能导致了晚明时期阶级冲突的加剧。不过,许多乡绅,特别是那些致仕官僚,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田庄中,极认真地执行他们作为“士隐”的责任,帮助解决一些公共问题。江南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常常是一些十分多样化的产业,把畜牧(鱼、家禽、猪的饲养)和园林(漆树、蔬菜和桑林的种植)结为一体。到明代晚期,一个新现象业已出现,这就是士大夫官僚成了田庄经济的管理人。当时的很多材料表明,那些官僚从官场致仕归乡后,就专事农业管理;培育新的谷物,分派各种农活,督责女仆纺绩。家仆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形式;我们也看到很多材料说,那些父辈的乡绅要儿子好好供养那些雇工和合同工们吃喝,以使他们能好好干活。退休的地方长官们现在发现,亲自管理家仆秋收,指挥他们建造房屋和整修水利,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就像当地的一位贵妇人提醒她丈夫的话:你既然已身无官事,那么就该专心家事了。尽管这种农业管理趋于一种半庄园制度,甚至它还包括了直接由大地主经营的以牟利为目的的手工作坊,但是对中等和富裕的农民来说,还是有机会专务于土地的。常常是丈夫耕作,妻子蚕织。实际上,在晚明对妇女的日益重视(显然这也与她们文化知识的增长有关),可能反映了她们新的、更为重要的经济作用——许多时候她们为家庭带来的副业收入,要远远高出土地正常耕作所带来的收入。这样的家庭可以从丝棉制品的不断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此,许多中等农民家庭在这个时期变成了富裕农民,甚至成了管理地主自然,从小的地产扩展为大土地经营,依靠的是充分的劳动力,他们在明的中晚期也在增加。这种劳动力大军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价

                      为‘县’的基础,也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同时还是楚国防范北方大敌入侵的屏障。如果将田地赏赐给大臣,等于撤销这两个县,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汉水流域了。”巫臣身为申县县公,不希望申县的利益被公子婴齐染指,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他这话说得有道理,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于是拒绝了公子婴齐的请求,而赏赐给他其他地方的土地。公子婴齐因此对巫臣怀恨在心。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入侵陈国,以为陈灵公报仇的名义,杀死夏征舒。楚庄王本来想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赏赐给公子侧,被巫臣劝阻。到了公元前589年,巫臣却带着夏姬私奔到晋国,感到被耍的公子侧因此怨恨巫臣。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多年来担任楚军的主要将领,在楚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一致要求惩罚巫臣的叛逃行为,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成员全部杀死,并且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在晋国得到这个消息,派人给公子婴齐和公子侧送了一封信,说:“你们以馋言和贪婪服务于君王,而且滥杀无辜,我必定要使你们疲于奔命,直到累死!”巫臣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在他的悉心经营之下,吴国的国力迅猛增长,连续征服了原本臣服于楚国的巢国、徐国、州来国等小国,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为了救援这些国家,一年七次出征,仍然不能阻挡吴国的扩张势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寿梦将楚国东部的蛮夷部落席卷而去,全部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吴国一跃而成为南方大国,也为后来的吴越争霸写下了注脚。公元前588年底,齐顷公放下大国元首的架子,不远千里,从山东跑到山西,正儿八经地朝觐了晋景公。对于晋景公来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楚、晋、秦并称当世四大强国,就算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的时候,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也不曾见齐国国君前来朝觐啊!得意之余,晋景公不禁对齐顷公充满了感激,也深深为自己去年派巩朔到雒邑“献齐捷”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两国元首相谈甚欢,冰释前嫌,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晋景公立于西阶,齐顷公立于东阶,中间隔着一个中庭。齐顷公手捧美玉,庄重地献给晋景公;晋景公接受之后,答礼,互拜。但是,就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只见担任东道国礼宾的郤克低着头,快步穿过中庭,走到齐顷公面前说:“您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是因为妇人调笑下臣所致,寡君哪里敢当!”郤克这句话,自然还是报复当年在临淄所受的侮辱。其实,站在郤克这个角度,当年临淄的外交风波发生之后,他当上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将齐国排除在断道会盟之外,又带领晋军在鞍之战中打败了齐军,逼迫齐顷公俯首认输,再怎么说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现在两国元首握手言和,他又跳出来旧事重提,给人的感觉就太小气了,而且有公报私怨之嫌。当时晋国大夫苗贲皇在堂下见到了这一幕,暗地里对人说:“郤克知勇而不知礼,仗着自己功劳而羞辱国君的客人,这样能长久吗?”当天晚上,晋景公举行盛大国宴招待齐顷公。韩厥上前给齐顷公祝酒,齐顷公觉得这个人很眼熟,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韩厥说:“您想必认识我吧?”齐顷公再仔细一看,认得是当年在华不注山下放走自己的人,说:“哎呀,当时你穿着戎装,现在穿着礼服,还真没认出来呢!”韩厥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厮杀,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两位君主在堂上把酒言欢啊!”郤克鲁莽而失礼,韩厥则巧妙地弥补了郤克的过失,既未伤及郤克的面子,又让齐顷公听得很舒服。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上,满腹诗书的卿大夫们风度翩翩,才思敏捷,引经据典,应对得体,就算与古希腊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相比,也毫不逊色。郤克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此后不久,晋景公便安排他退居二线(另有一种说法是郤克在鞍之战中落下了后遗症,不久便身亡了),由栾书担任了中军元帅。齐顷公亲自朝觐晋景公,使鲁国人感到有必要抓紧强化与晋国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齐、鲁两国一旦发生冲突,难保晋国会再次站在鲁国一边,甚至与齐国联合起来欺负鲁国也未可知。公元前587年夏天,年轻的鲁成公也跋山涉水,坐着马车一路颠簸来到绛都朝觐了晋景公。也许是因为鲁成公太年轻,晋景公不屑于与他对话;又或者是因为鲁成公来得太晚,让晋国人感到不够殷勤,总之,这次会面极其糟糕,不但没有举行授玉仪式,晋国君臣对鲁成公一行的接待也是不冷不热,可以用“不敬”二字来概括。陪同出访的季孙行父暗地里对鲁成公说:“晋侯恐怕有灾难了。诗上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谨慎啊谨慎,天命有常,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侯既然想称霸天下,他的天命就在诸侯身上,岂可不尊重诸侯?”回到鲁国,灰头土脸的鲁成公便决定改换门庭,要派人去楚国请求交好,而与晋国绝交。对这种过家家似的外交决策,鲁国的群臣都表示反对。季孙行父劝鲁成公:“晋侯虽然无礼,但我们没有必要跟他闹翻。晋国国家强大,群臣和睦,又靠近鲁国,诸侯都听命于它,还不可以背叛。古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也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难道肯真心对我们吗?”季孙行父的意思是,晋国姬姓,鲁国也是姬姓,好歹算是一家人,有些事情就忍忍吧!季孙行父既然这么说,鲁成公也不敢再表示异议。整个鲁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三桓”手中,季孙行父的意见就代表了“三桓”的意见,听着就是了。公元前588年入侵郑国的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觉自信心倍增,民族自豪感随之复苏,对于远在郢都的楚共王也就没那么小心谨慎了。公元前588年夏天,郑襄公派公子去疾讨伐许国,理由是许灵公没有到郑国来朝觐他,实在是大大的不敬。在历史上,许国和郑国之间是有些恩怨的。郑庄公纵横河雒的年代,许国一度被郑国占领,成为郑国的一部分;郑庄公死后,许国虽然重获独立,但仍然是郑国的附庸,诸事均听命于郑国。许国人对于郑国,始终怀有怨恨和不满,也曾经有过反抗,但都被郑国派兵镇压。后来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将许国和郑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许国人心想,你是楚国的附庸,我也是楚国的附庸,凭什么还要听命于你?因此,自许灵公即位以来,就很少去新郑朝觐郑襄公,企图使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淡化,在共同臣服于楚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许国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郑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587年三月,郑襄公去世,郑悼公即位。办完郑襄公的丧事,郑悼公便抓紧处理许国的事务,于同年十一月派公孙申率领部队前往许国划定边界,打算将去年讨伐许国所占的田地纳入郑国的版图。许国人奋起反抗,在展陂打败郑国部队。郑悼公不甘心失败,亲自带兵再度入侵许国,强行占领了鉏任和泠敦两地。楚共王对这两个小兄弟的窝里斗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晋景公则觉察到这是一个从内部分化敌人阵营的大好机会,于是打着救援许国的旗号,派新任中军元帅栾书带兵入侵郑国,攻占了氾、祭两座城池。这一次,郑国不敢单独面对晋国的入侵,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共王派公子侧带兵救援郑国。仗还没打,郑悼公和许灵公就像两个互相打闹的小孩见到老师来了一样,争先恐后跑到楚军大营,向公子侧告状,互相诉说对方的不是。在楚国人看来,郑国去年入侵许国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今年强行要将许国的土地划入郑国的版图,未免就做得太过分了。且不说许国人怎么考虑,再大的事情,毕竟还有楚国可以出来主持公道啊!如果不是郑悼公一味蛮干,怎么可能引发晋国干涉,成功地将爪子伸到楚国的势力之内呢?但是,郑国人历来以辞令通达著称。双方在公子侧面前展开辩论,皇戌代表郑悼公发言,一件明明无理的事情,被皇戌说得头头是道,不但将许灵公君臣说得哑口无言,还搞乱了公子侧的思维,以至于他不能当场决断,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如果两位国君愿意到寡君面前亲自陈述,由寡君与两三位重臣共同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否则,我也难以确保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将皮球直接踢给了楚共王。公元前586年夏天,许灵公果然跑到郢都,在楚共王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状告郑悼公目无楚王,欺凌弱小。楚共王派人宣郑悼公前来应诉——单从这个细节来看,郑悼公已经输掉官司,因为他没有主动向楚共王汇报情况,取得楚共王的理解与支持,而是等着楚共王来宣他。果然,郢都开庭的结果,郑国败诉。作为惩罚,楚共王囚禁了郑国大夫皇戌和公子发,让郑悼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终于发展到晋景公希望的地步。郑悼公刚回到新郑,就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和谈。同年八月,晋景公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郑国宣布脱离楚国的控制,臣服于晋国的领导。正当晋景公在国际上逐步扭转颓势,再度与楚国取得战略平衡的时候,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586年夏天,梁山崩塌。这里的梁山不是指山东的水泊梁山,而是陕西韩城的梁山。梁山本来是梁国境内的名山。梁国于公元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又于公元前617年被晋国夺去,成为晋国的领土,梁山因此成为了“晋望”,也就是晋国的名山。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山崩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且与国家的气数兴衰密切相关。据记载,周幽王在位的时候,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同时发生地震,史称“三川皆震”。当时的史官伯阳父预测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被扰乱所致,阳气蛰伏不能上升,阴气压迫使之无法升腾,阴阳失调则河水枯竭,山崩地裂,乃是国家灭亡的先兆。果然,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坍。几年之后,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梁山崩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景公的高度紧张,他派人到乡下去找正在休假的大夫伯宗,命他坐着传车(驿站专用车辆)到绛都来分析这件事。对于伯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自古以来,国君都爱听奉承话,如果是凤凰来仪之类的吉事自然好办,但是山崩地裂显然不是什么吉兆,他如果解释不好,轻则失宠于国君,从此回家务农;重则人头落地,老命不保。伯宗一边赶路,一边发愁,恰好遇到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车发生意外,把路堵住了,便摆出朝廷大官的架子,不耐烦地命令道:“赶快让你的车避开,好让传车通过!”大车的车主回答:“传车就是为了快速前进,如果等我的车挪开,那时间可就长了,您还不如另辟蹊径呢!”]伯宗听了,心里“咯噔”一跳,于是下车问他是哪里人。车主回答说:“我是绛城人。”]绛城就是绛都。伯宗又问:“你既然从绛都来,有没有听说朝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有啊!梁山崩了,国君准备召伯宗去询问。”]“这样啊……”干巴黑瘦的伯宗捏着胡子,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山上的土松了,自然会崩呗!”那人大大咧咧地说,“国家将山川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遇到山崩,国君就不吃肉,少吃两个菜,不听音乐,不穿华丽的服装,坐朴素的车,住简陋的房屋,陈列祭祀的物品,派史官宣读祭文,仅此而已。就算找伯宗来问,也不外乎这些事吧?”伯宗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事情搞复杂呢?又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拒不告知。见到晋景公之后,伯宗一脸轻松,将那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对晋景公说,山崩地裂不过是自然现象,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如果国君实在不放心,那就请降低自己的待遇,低调行事,诚敬事神,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了。读史至此,难免有所感触:古代的国君遇到自然灾害就很紧张,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事,使得上天降罪,因此要采取“不举”(也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不用太过丰盛,也不以音乐助兴)的手段来平息上天的震怒;后世的人们则没有这种敬畏之心,灾难过后,很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将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给老天,然后继续歌舞升平,努力装扮太平盛世。就此打住。同年冬天,因为郑国臣服于晋国,晋景公召集齐、宋、卫、郑、曹、邾、杞国君主在郑国的虫牢(地名)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与三年前楚国主导的蜀地会盟相比,虽然参加的国家不算多,但全部都是诸侯本人亲自到会,级别自然高很多。这也说明,晋楚争霸那么多年,中原各国对于晋国还是抱有同根同种的“类感情”,更愿意服从于晋国的领导;而楚国,自从楚庄王去世,无论在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有所削弱,国势从鼎盛时期开始平滑下降。虫牢会盟举行得很成功,气氛相当热烈,在这次会盟即将结束的时候,各位诸侯还相约在近期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建立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只有宋国新任国君宋共公扫了大家的兴,他委婉地提出,宋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次会议他就不参加了。宋共公是三年前上台的。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在右师华元的主持下,宋国为宋文公举行了堪称奢华的葬礼——用生石灰和木炭防潮,增加墓室内的车马仪仗和生活用品,首次使用活人殉葬,外椁采用“四阿重屋”的形式,内棺采用天子才使用的装饰。这种僭越天子礼仪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严肃批评,《左传》也认为华元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解决问题和消除迷惑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原则,不惜以死抗争。而华元在宋文公生前放纵他的不良行为,在宋文公死后又过分奢侈,是将君主置于邪恶之地,哪里有这样的臣子?”顺便说一下,据《吕氏春秋》记载,宋国还没灭亡,宋文公的墓葬就遭盗墓贼光顾,被挖掘一空。其实古往今来,那些幻想着在地下仍然享受君威的国君或独裁者们,将大批人间珍宝带到墓室之中,哪个又不是为后世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准备的呢?公元前586年秋天,宋国的公子围龟结束了在楚国的人质生涯,从郢都回到商丘。宋国向楚国派人质,是根据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围攻宋国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派出的是华元;但是两年之后,宋文公便派公子围龟取代了华元,而且一去就是十年。华元对这件事深感内疚,在家里设宴为公子围龟接风洗尘。但是,在楚国生活过的公子围龟显然沾染了楚国人的狷狂之气,不但不领华元的情,而且向宋共公请愿,要带着自己的族兵,敲锣打鼓地呐喊着冲入华元家,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宋共公很是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得意地说:“练习进攻华氏!”宋共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公子围龟就胡闹,结果被抓起来杀了头。虫牢会盟上,宋共公提出不参加下次会议,借口就是因为公子围龟这件事,国内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借口很牵强,大伙儿都猜得到,宋共公这样做不过是想走中间路线,与晋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触动楚国那根敏感的神经。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拉拢比公然对抗更严重。虫牢会盟的第二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景公就派伯宗为主帅,夏阳说为副帅,带领晋、卫、郑三国联军,再加上部分戎族军队,入侵宋国。然而战争并不顺利,宋国人坚守不出,联军一筹莫展。时间一长,夏阳说心里就发毛了,他对伯宗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短期之内攻下商丘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必定受到惩罚,不如多抓些俘虏回去,就算有罪也不是死罪。”问题是,战争不胜利,俘虏从何而来呢?伯宗迷惑地看着夏阳说。夏阳说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卫国部队戒备不严,如果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绝对有把握击溃他们。”伯宗愣了,打不赢敌人,就拿自己的盟军开刀,

                      实,要是有蔬菜,用水煮一煮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至于吃肉,同样也遇到问题,除了过去常吃的兔子和母鸡,逮到狗和猫也能下肚,不过,经验是生活的导师,此话不假,就连这些过去家养的动物现在也学会了提防人们的抚摸,成群结伙地觅食,成群结伙地防备被猎取;感谢上帝,它们还长着眼睛,所以现在更善于躲避,如果有必要还善于进攻。所有这些情况和原因都使人们得出结论,人类最好的食物是罐头,这不仅因为大都是熟食,打开之后立即就吃,而且由于携带方便,食用也方便。当然,无论是洋铁皮罐头,玻璃瓶罐头或者其他包装的罐头,上面都标明有效期,过了这个日期不宜食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发生危险,不过人们的智慧无穷,一句无可辩驳的谚语很快流传开来,它与另一句早已不用的谚语类似。老谚语说,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则说,眼不见,胃麻木,照样享受,因此,胃里才装进了那么多肮脏东西。医生的妻子走在这伙人前头,她正在计算他们现有的食物,最多够吃一顿,还不把狗包括在内,但是,狗自有办法,它不是灵巧地掐住母鸡的脖子,咬断它的喉咙,结果了它的性命吗。如果她记得不错,并且假设没有任何人曾闯进他们的家,家里贮藏着数量不少的罐头,就他们夫妇二人而言是足够了,但现在是七个人,即便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也支撑不了多久。明天,或者这几天之内,她必须再去一趟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是独自一个人去还是请丈夫陪她一起去,要么请第一个失明者一起去,他年轻,动作敏捷,选择的标准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而且行动迅速,还要考虑到撤退时的困难。街上,垃圾似乎比昨天增加了一倍,原来的人粪被大雨浇成了糊状,和他们一样在街上走动的男男女女刚刚拉的屎有的黏稠,有的清稀,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像浓浓的烟雾,必须竭尽全力才能穿行。一个绿树环绕的广场中间有座塑像,一群狗正在贪婪地吞噬一个男人的尸体。此人大概死去时间不长,四肢还未僵硬,这从狗用牙齿撕扯骨头上的肉时尸体的四肢还在随之晃动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一只乌鸦在旁边蹦来跳去,寻找机会钻进去分享这美味佳肴。医生的妻子转过脸去,但为时已晚,一阵恶心从五脏六腑涌上喉头,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她难以忍住呕吐,仿佛自己尚活着的躯体也在被另一些饿狗摇晃撕扯,这群疯狂的饿狗,现在轮到我了,她难受得恨不得立刻死在这里。丈夫问,你不舒服吗;绳圈里的其他人也一阵惊慌,往一起挤了挤;怎么回事;吃得不合适吗;莫非吃了坏东西;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也没感到什么。他们情况还好,只能听见动物的骚动,忽然传来一阵乌鸦异样的呱呱声,原来是一条狗在混乱之中不经意咬到了乌鸦的翅膀,只是轻轻一咬,并非蓄意作恶。医生的妻子说,我实在忍不住,请原谅,是几条狗在吃另一条狗;它们在吃我们那条狗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怎么会呢,我们的狗还活着,它正在那些狗周围转圈,但没有靠近它们;吃了那只母鸡以后,它大概不会很饿,第一个失明者说;你现在好一点了吗,医生问;已经好些了,我们走吧;那,我们的狗呢,斜眼小男孩又问道;那条狗不是我们的,只是一直跟着我们,也许它会留在这里,它本来就跟这些狗在一起嘛,现在又遇到它的老朋友们了;我想拉屎;在这里拉屎吗;我憋不住了,肚子疼,小男孩急不可耐地说。他就地方便了,也只能在这里方便,医生的妻子又呕吐了一次,但是出于别的原因。后来,他们穿过宽阔的广场,来到树荫下,医生的妻子朝后看了看。那里的狗又多了一些,已经开始争夺尸体上的残肉。舔泪水的狗正朝这边走来,鼻子紧贴着地面,仿佛在循着气味的踪迹,这是习惯使然,因为这一次只要抬头望一望就能看见它要找的那个女人。他们接着前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家已经被甩在后面,现在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大马路上,两旁是一座座豪华的高楼。这里的汽车都昂贵宽敞舒适,所以才有许多盲人来这里,在汽车里睡觉,看来一辆巨大的老式汽车真的变成了常住的居所,可能因为回到一辆汽车里比回到一所房子里更加容易,住在车里的人大概像住在检疫所里的人找自己的床位一样,从街角开始摸索着数汽车,第二十七辆,右侧,好,我到家了。老式汽车停在一座银行大楼前面,是送银行董事长来参加每周例行的董事会全体会议的,这是宣布白色眼疾流行以来的第一次全会,汽车还没有来得及开进地下停车场,它本应在那里等到会议结束。董事长按习惯从正门走进大楼的时候,司机失明了,还大喊了一声,我们说的是司机大喊了一声,但是他,我们说的是董事长,他没有听见。不过,会议并没有像其名称那样成为全体会议,近几天来已经有几位董事先后失明。董事长也未能宣布会议开始,其议题之一正是讨论一旦董事会正式成员和候补成员全部失明时应采取何种对策,董事长甚至没有能走进会议室,因为电梯本应把他送到十五楼,但升到九楼和十楼之间时断了电,电梯再也不动了。常言道祸不单行,就在此刻负责维修内部电力系统的电工们失明了,因此,早该更换的老式非自动发电机也没有启动,其结果,正如前面所说,电梯停在了九层和十层之间。董事长亲眼看着送他上楼的电梯工失明了,一个小时以后他本人也丧失了视力。由于没有恢复供电,由于这一天银行职员中失明者人数倍增,最可能的是他们俩死在了电梯里边,尸骨到现在还在那里,无须说,由于封闭在一个钢铁坟墓之中,有幸未遭饿狗吞噬。既然没有证人,即使有他们也显然不曾被叫到这些小汽车跟前来为我们讲讲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怎么会知道事情是这样而不是以那样的方式发生的,这完全可以理解,若是如此,就可以回答说,所有的故事都像《创世记》一样,当时没有任何人在场,没有任何人目睹了一切,但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曾经问过,银行里出了什么事呢,虽然她在其中一个银行有些存款,但对银行的事并不是很关心,之所以发问仅仅出于好奇,仅仅因为想到了银行,仅此而已,她也不指望人们回答,比如像这样的回答,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倒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在沿着大马路前行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据我在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得知,一开始便一片混乱,人们害怕失明以后一无所有,纷纷跑到银行取钱,认为应当早为未来打算,这无可厚非,如果某人知道不能再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在衣食无忧的时期因眼光长远而积攒下的钱财,假设人们确实都有此远虑,一点一滴节约,有了点积蓄,那么突然间都去取款的结果是一些大银行在二十四小时内倒闭,于是政府出面干预,要求人们镇静,呼吁公民表现出爱国精神,政府的声明最后庄严宣布,它将为当前面临的灾难承担全部责任和义务,但这番话未能缓解危机,这不仅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失明,还由于仍看得见的人一心想挽救自己宝贵的金钱,其必然结果是所有银行,不论是已经破产还是尚未破产,全都关门停业,请求警方保护,但这也毫无用处,聚集在各家银行门前大喊大叫的人群当中也有些便衣警察,他们同样要求取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为了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其中几个甚至通知警察局说他们已经失明,退出现役,另外一些还身着制服的现役警察举起武器瞄准了发泄不满的群众,但突然间看不清准星,眼前一片白色,这些人如果在银行有存款的话,不仅失去了一切希望,还被指控与当局狼狈为奸,不过最糟糕的还在后面,所有银行都遭到已经失明或尚未失明但同样疯狂的人群袭击,人们不像平常那样走到柜台前,心平气和地递上支票,对银行职员说,我想把钱取出来,而是不顾一切地见钱就抢,当天的现金,放在抽屉里的钱,由于粗心没有关上的保险柜,老一辈祖母们装零钱的那种古老的小口袋,通通被洗劫,当时的情景实难想象,无论是带天井的豪华总行还是街区的小储蓄所,无一例外地目睹了这些确实让人胆战心惊的场面,不能忘记那些自动取款机上出现的小小插曲,机器被砸开之后,最后一张钞票也被抢走,有的自动取款机的提示板上还莫名其妙地显示出这样的话,感谢你选择本银行,如果说这些机器背叛了其主人不够确切,至少应当说它们愚蠢透顶。总之,整个银行系统像纸牌搭成的城堡一样顷刻间坍塌了,这倒不是因为拥有金钱不再受到重视,有钱的人不肯放弃财富这一点就是证明,他们说谁也无法预料明天会怎样,同样,在各银行地下室里住下的盲人们肯定也是这样想,他们在等待着里边的大保险柜那笨重的镀镍钢门奇迹般地敞开,因为与巨额的财富仅这一门之隔,他们盘踞在地下室,只有寻找食物和水或者满足肉体其他需要的时候才肯出去,并且很快返回,回来时使用口令和手作暗号,不让任何陌生人进入营垒,当然,他们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但这无关紧要,这种失明症患者眼中一切都是白色。戴黑眼罩的老人讲述银行和金融界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时,他们慢慢穿过这座城市,偶尔停下来,让斜眼小男孩减轻一下肠子里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然老人讲得兴致勃勃,有声有色,但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话语中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例如,在地下室生活的盲人们的故事他是怎样知道的呢,他既没有掌握通行的口令也不会用手指打暗号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了个大致的概念。来到医生和他妻子居住的街道时天色已晚。这条街与其他街道没有什么区别,到处一片狼藉,一群群盲人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这里,他们头一次遇到大老鼠,此前不曾遇到纯属偶然,大老鼠有两只,在街上游荡的猫也不敢与它们较量,因为它们几乎和猫一样大小,可以肯定比猫更凶狠。舔泪水的狗看看猫,又看看老鼠,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似乎兴趣不在这里,或者说它已经不是一条狗,而成为属于人类的动物了。看到这些熟悉的地方,医生的妻子没有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忧伤,她本来会想,时间过得太快了,仿佛昨天我们还在这里生活,那时节多么幸福,而令她吃惊的是心头涌上一阵绝望,原来下意识地以为这是她的街道,应当干净整洁,邻居们眼睛失明,但相互之间的理解还在。我太傻了,她大声说;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丈夫问;没有什么,是我在胡思乱想;时间过得太快了,家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力气已经耗尽,他们上楼梯时走得很慢,在每层平台上都停一停,他们的家在五楼,医生的妻子早就说过。每个人都尽力往上爬,舔泪水的狗时而跑到前头,时而回到后面,仿佛生来具有牧羊犬的天赋,得到命令不让任何一只羊走失。有的门敞开着,里边传来说话声,涌出阵阵让人作呕的气味,对这种气味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两次遇到有盲人站在门槛上用空漠漠的眼睛向外张望,来的是谁呀,他们问;医生的妻子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不是这栋楼里的人;我们原来住在这里,她只回答了这么一句。邻居的脸上闪过一丝认出熟人的表情,但没有再问一声是医生先生的太太吧,也许回到屋里以后会说,五楼的人回来了。爬最后一层楼梯的时候,脚还没有踏上平台,医生的妻子就大声说,门关着。看得出,有企图撞开门留下的痕迹,但门很结实,顶住了。医生把手伸进新外衣里边的口袋,掏出钥匙,但拿在手中,等待着什么,妻子轻轻扶着他的手,把钥匙插进锁孔。15家里的尘土利用主人不在的时候轻轻落下来,模糊了家具的表面,顺便说一句,这是它们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些日子的唯一机会,没有掸子或者吸尘器骚扰,没有孩子们奔跑,在空气中搅起涡流。除此之外,家里还算干净,如果说有些不整齐之处,也是由于匆匆忙忙出门,在意料之中。尽管如此,那一天,等着卫生部和医院的人来叫他们的时候,医生的妻子表现出了智者们的远见卓识,这些人在生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免死后给别人留下整理乱摊子的繁重负担,她把餐具洗干净,把床收拾好,把洗手间的东西放整齐,虽然算不上无可挑剔,但当时她双手颤抖,眼泪汪汪,如果人们还要求她做得更好,那就近乎残酷了。因此,这七个跋涉者好像来到了天堂,这种感觉极为强烈,我们称之为石破天惊,也不会对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构成亵渎,他们在门口停下来,仿佛为突如其来的家庭气味惊呆了,其实不过是关门闭户的屋子里的气味,若是在往常,我们会跑过去把所有窗户全打开,说一声,通通风,但今天还是关得严严实实为好,不让腐臭钻进来。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们会把一切弄脏,她说得对,如果他们穿着那些沾满泥巴和粪便的鞋进去,顷刻间天堂就会变成第二个地狱,据权威人士说,在地狱里,罪恶的灵魂最难以忍受的不是烧得通红的钳子,滚烫的油锅和其他火烧油烫的工具,而是腐臭瘟疫等令人作呕的气味。自古以来,家庭主妇们习惯这样说,进来吧,进来吧,没关系,弄脏了擦干净就是了,但这位主妇和她的客人们一样,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知道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上只要弄脏便会更脏,所以请人们把鞋子脱在楼道里,当然,他们的脚也不太干净,不过与鞋子相比还是大不一样,戴墨镜的姑娘家的毛巾和床单起了一些作用,把大部分脏东西擦掉了。于是他们光着脚走进屋里,医生的妻子找到了一个大塑料袋,把所有的鞋全都塞到里面,打算洗一洗,她不知道怎样洗,什么时候洗,后来她把塑料袋拿到阳台上,外面的空气不会因此而更加污浊。天开始暗下来,乌云密布,但愿能下一场雨,她想。她清楚地知道现在该做什么,转身看着伙伴们,他们正一声不响地站在客厅里,尽管已经筋疲力尽,但谁也不敢找地方坐下,只有医生随手在家具上摸索,留下一些手印,这算是开始了第一次清扫,一些尘土已经沾在了他的指尖上。医生的妻子说,所有人都把衣服脱下来,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待下去,衣服和鞋子一样脏;脱衣服,第一个失明者问,在这里脱,当面脱,我觉得不合适;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把每个人单独领到家里的一个地方,医生的妻子以讥讽的口气说,那样就不会难为情了;我就在这里脱,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回答说,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我,即使不这样我也不会忘记,你曾看到过我比赤身裸体更难堪的样子,不过我丈夫太健忘了;我不明白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有什么意思,第一个失明者嘟嘟嚷嚷地说;如果你是个女人,曾有我们的遭遇,就不会这样想了,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开始给斜眼小男孩脱衣服。医生和戴黑眼罩的老人从腰部以上已经脱光,现在正解裤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对身边的医生说,让我扶着你,把裤子脱下来。这两个人蹦蹦跳跳,既可笑又可怜,简直让人想落泪。医生打了个趔趄,两个人一起摔倒了,幸好他们没有在意,都笑了。看着他们那副模样,身上一块一块的各种污垢,阴部成了糊状,白色阴毛,黑色阴毛,让人顿生怜爱之心,一个是长者,另一个从事备受崇敬的职业,但两个人的尊严和体面都已丧失殆尽。医生的妻子走过去把他们扶起来,不一会儿天完全黑了,谁也没有再感到难为情。家里有蜡烛吗,她问自己,这时想起家里有两件照明用的古董,一个是带三个喷嘴的老式油灯,另一个是老式煤油灯,就是上面带玻璃灯罩的那种,今天用油灯,家里有橄榄油,灯芯可以临时做,明天到附近的杂货店去找找有没有煤油,找煤油比找食品罐头容易得多。更何况我不是到杂货店里去找,她想,此时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惊讶,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思开玩笑。戴墨镜的姑娘正在脱衣服,动作很慢,使人觉得她一直在脱,但身上总是留着一件遮羞,她自己也难以解释此刻哪来的羞怯,但是,如果医生的妻子离得更近一

                      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后,魏忠贤拿给明熹宗看,希望他能按名单抓人,明熹宗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忠贤跳河的问题,“什么是《水浒传》?”问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明熹宗的老师是孙承宗,孙承宗让他读的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或其他正统的书籍,对于《水浒传》这种写造反的小说,他在深宫之内没看过也不足为奇。没看过没关系,魏忠贤继续给明熹宗耐心解释,详细解说了《水浒传》的内容,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对于《水浒传》,通过听评书等途径还是基本知道的。魏忠贤刚讲完《水浒传》的内容,明熹宗翻开《东林点将录》的第一页后,就又问了一个让魏忠贤崩溃的问题,“谁是托塔天王?”无论是晁盖还是哪吒他爸,明熹宗都没听说过,于是魏忠贤只得秀出自己的“学问”,什么智取生辰纲、夜打曾头市等,都说一遍,最后明熹宗点评了一句:“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既然明熹宗都夸晁盖了,再想让他来收拾被自己比作晁盖的人,显然是没戏了,于是魏忠贤只得收起《东林点将录》,再也不拿出来了。残害了杨涟等人后,朝廷一时万马齐喑,更没人敢公开与魏忠贤叫板了,非但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了魏忠贤,魏忠贤手下重要党羽被人称作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冲这些名字,就可想而知这帮人都是什么货色。越来越多的人去捧魏忠贤的臭脚,天启五年(1625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控制的,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内阁大臣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着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魏忠贤亲自带着太监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草场的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在火灾结束后上奏说魏忠贤在扑救火灾时“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魏忠贤看到这封奏折后大喜,薛贞非但没有被处分,反而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薛贞也因此被称为“火逼尚书”。同年,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就这样被中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与孔孟并称,读史至此,足以为整个明朝历史蒙羞。1626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头,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地点位于杭州关羽庙和岳王庙之间。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心肝脾肺肾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河南省的魏忠贤生祠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南京的生祠就修在朱元璋明孝陵旁,朱元璋生前在故宫曾立一块牌子,“宦官干预政事者,斩!”现如今宦官的生祠就在自己的坟头边,他九泉有知,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了爬出来。江西的魏忠贤生祠则是江西巡抚把朱熹的祠堂砸了之后在其原址重修,以显示魏忠贤盖过朱熹之意。现在普遍的说法是魏忠贤当时被称作九千岁,其实这不全面,魏忠贤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被叫作九千岁,最后他到巅峰时被称作“九千九百岁爷爷”,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九千九百岁。虽然魏忠贤都已经被叫作九千九百岁了,但事实上他自己还是很心虚的,魏忠贤喜欢看戏,但不喜欢看到戏里的奸臣,每次宫里演戏只要遇到秦桧这样的角色出场,魏忠贤就坐立不安,甚至溜之大吉。在魏忠贤势头最盛之时,中国古代史最大的一场爆炸使得魏忠贤也备感心虚,在他心中暗暗觉得,或许这是苍天对他不满的表示。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王恭厂所在位置是大约今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当时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仓库就在王恭厂。据《明季北略》引《天变邸抄》描述:(当日)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成门)南,长三四里,周围二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偃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衙道门户,震声南由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屋宇无不震烈,举国狂奔。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如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北京城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受到了影响,连象房里的大象都跑出来了(城内类似于动物园的象房),估计有这几头大象的加盟,当时北京就真成名副其实的一片乱象了。“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间人畜、树木、砖石突然腾空而起,不知去向,“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木头都飞到了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五千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掀出顺成门(今宣武门)外,被炸飞的木头、石块、人的尸体从天上如下雨一样落下来,衣物、银钱、器皿等更是飘至昌平的阅武场中,或是散落到西山上以及东北郊去了。灾后,“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爆炸炸得把衣服都炸没了,但人还活着。钦天监周司历说:爆炸当时“地鸣声如霹雳”,“有云气障天,良久散”,他占卜了一下,卜卦的结果是“地鸣”意味着天下会发生大战。此外周司历还奏报地底下“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本就知道自己搞得天怒人怨的魏忠贤听此报告,更是大怒,说他是妖言惑众,廷杖一百下把他打死。后宰门守门内侍在爆炸开始前,突然听见音乐声,“一番粗乐过,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诸位内侍非常惊异,于是进入殿中,看见一个像红球的东西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而后就有了这次大爆炸。此时明熹宗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地动殿摇,“干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明熹宗起身冲出干清宫直奔交泰殿,明熹宗跑得比兔子还快,只有一个侍卫跟上了,途中赶上建极殿的瓦片被震飞,正中近侍头部,脑浆迸裂倒地而亡。飞溅的脑浆打在明熹宗身上,顾不得惊恐的明熹宗继续跑到一片开阔地方止。紫禁城中正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绍兴一个姓周的官吏的弟弟在菜市口遇到六个朋友,互相作揖,此时发生大爆炸,姓周的官吏的弟弟的人头一下子飞了,另外六个人没事儿。冯铨的妻子在大爆炸时坐在轿子里,爆炸过后,从轿子里一出来,已经赤身裸体了。“又石忽入云霄,磨转不下,非常怪异,笔难尽述。”此次爆炸除记载在《明季北略》外,在其他许多很靠谱的史料中也都有记载,如《明熹宗实录》卷七一记载,北京平谷的一位官吏上奏说“忽听响声如雷,初疑其为地震也,差夜役张忠飞马往探,始知为王恭厂之变,切思平谷离京一百八十里,尚声洪如雷,况深宫大内相隔咫尺,不知如何震动”。此外谈迁《国榷》、刘若愚《酌中志》等都有记载,因此绝对靠谱。那么这次大爆炸究竟是何原因呢?有说是地震的,但地震怎么可能会震得男女老少一丝不挂呢?有说是火药爆炸的,毕竟爆炸中心王恭厂就是火药厂,但这也无法解释一丝不挂的现象,要炸就是把人和衣服都炸飞了,不可能衣服没了,人还活着。有说是陨石撞击地球的,可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如果是陨石撞击的话,爆炸中心应该情况最剧烈才对,那究竟此番爆炸是为什么呢?总之各种观点都无法百分之百自圆其说。据后人估算,此次爆炸产生的威力相当于一万吨至两万吨当量的TNT炸药爆炸的威力,此事与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世界三大自然灾难之谜。此事后,明熹宗下了一道罪己诏,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并没真正深切反思自己的过失,至于魏忠贤嘛,没有任何科学文化知识的他在此事后更是变本加厉,继续让全国各地为他修生祠,享受着最后的疯狂。此番爆炸一年后,1627年,尚书霍维华献给明熹宗长生不老药,名叫灵露饮。这种药是用粳米、糯米跟水和在一起,然后把这些米和水放进甑(一种碗,碗底有小洞)里,用柴火烤甑,在甑下面放一个空口银瓶,等到甑里面的糯米和粳米融化成液体顺小孔流入银瓶后,银瓶里的东西就叫灵露饮。在吃了几天灵露饮后,明熹宗感觉很爽。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挂了。明熹宗的三个孩子先后夭折,所以此时他已没有孩子,他的父亲明光宗共生了七个孩子,可是活到现在的只有他和弟弟朱由检,他快死了,朱由检自然成了独一无二的继承人。十七岁的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一开始崇祯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以免被魏忠贤加害,他“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郑达《野史无文》卷三)。当然,光靠装傻还是不够的,他进宫时带着干粮、炒米饭,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口水,对宫中的一切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一晚上都没睡着,不是因为即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兴奋,而是恐惧,因为这座宫殿里绝大多数人都是魏忠贤的人,当夜崇祯秉烛而坐,突然一个太监手拿宝剑从一侧经过,崇祯误以为是魏忠贤派来杀自己的人,立即站起身来。他看到太监并无加害之意,这才放心,找太监把宝剑要过来,放在自己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夜间打更的声音,于是他把所有的皇宫值夜班的太监和侍卫都叫来,让御膳房值夜班的太监做夜宵,所有人在一起吃一顿,吃到第二天早晨。毕竟,人多的地方总是会让人有安全感。这就是崇祯继位后的第一夜,记载在《崇祯长编》里。魏忠贤为了让崇祯受自己摆布,于是打算用美人计,他让一个女子服侍崇祯。崇祯有洁癖,这个女子刚来,崇祯就说:“快去沐浴!”女子草草洗了一下,刚披上一件白纱浴巾,崇祯便冲了过来。此时的女子本来就风流妩媚,加之刚沐浴后飘散的一头秀发,白里透红的肌肤以及高耸的乳峰上那若隐若现的乳晕,这一切都强烈吸引着崇祯的眼球,崇祯感到浑身在燃烧,血液犹如沸腾一般,他把女子一把抱住,放到床上,一把撕开白纱浴巾……两人很快便疾风骤雨般在龙床上颠鸾倒凤,欲死欲仙。崇祯本来是不好色的,那么这一幕又是如何发生呢?原来在屋外有一个小太监一直在夹墙内往屋里吹迷魂香,这是一种能使男人爆发性欲的香。这个小太监最终被揪出。经审问,这个小太监是魏忠贤的人,崇祯说:“皇考和皇兄都是误在这上面呀!”崇祯在心里埋下了废掉魏忠贤的种子。崇祯知道魏忠贤树大根深,轻举妄动无异于自取灭亡。果然,他还没行动,魏忠贤就开始行动了,九月初一,魏忠贤提出辞呈,崇祯当然明白,这是在试探自己,假如自己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就说明自己想让魏忠贤滚蛋,那么此时滚蛋的一定是崇祯。崇祯亲自召见魏忠贤,说:“先帝临终前嘱托朕,国事一定要靠两个人:您和张皇后,所以爱卿怎好弃朕而去呢?”魏忠贤听后感动不已,但老奸巨猾的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九月初三,魏忠贤让客氏试探着提出辞呈,崇祯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的左膀由此离开。魏忠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再让自己的头号死党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呈,崇祯此时虽然才十七岁,但其心理年龄四十七岁都不只,他一眼看出魏忠贤的心理,自然拒绝了王体乾的辞呈。九月十六日,都察院御史杨所修上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等四人,此四人都是阉党,其中崔呈秀是魏忠贤集团第二号人物,杨所修弹劾他们的内容却是他们在父母死时都没有回家守孝。不要小看这点,当初张居正死后就因为没有回家为父守孝而被扳倒,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守孝三年是天经地义之举。自从杨涟等人惨死后已经许久没有人弹劾过魏忠贤了,魏忠贤知道这一定是崇祯指使干的,可是崇祯却做出批示,否决了杨所修的奏折,而后又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并不是什么罪都能免,谋反除外),而崇祯此举就是为了给魏忠贤吃定心丸。就在魏忠贤觉得云山雾罩之时,给事中陈尔翼上奏,大骂杨所修,并为崔呈秀辩护,说那些不回家守孝的事都是已经死了的东林党人栽赃的,请求崇祯严查。崇祯以为陈尔翼的奏折是魏忠贤指使下写的,而魏忠贤则压根儿搞不清陈尔翼为什么写这封奏折。魏忠贤以为杨所修的奏折是崇祯指使下写的,而崇祯则压根儿搞不清杨所修为什么写这封奏折。看起来越来越乱,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阉党杨所修看出崇祯一定要干掉魏忠贤,他弹劾崔呈秀就是为了此时跟阉党划清界限,而且不把矛头对准魏忠贤,也可以让自己万一玩砸了还有退路。可是他这么一封奏折自然得罪了崔呈秀,同为阉党崔呈秀掌握了大量杨所修的劣迹,他便威胁杨所修,杨所修无奈,只得让陈尔翼写封奏折,把责任推给已经死去的东林党,这样就死无对证了。就在事情被杨所修和陈尔翼搅乱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抱着跟杨所修一样的心理,看出崇祯城府极深,知道魏忠贤必挂,于是纷纷上奏弹劾崔呈秀,魏忠贤明白,必须牺牲崔呈秀了。他让崔呈秀提出辞呈,崇祯也顺水推舟批准了,兵部尚书被罢官,由此兵权收归崇祯己有。见魏忠贤的手下阉党二号人物就这样被魏忠贤抛弃了,其他人纷纷上奏与魏忠贤划清界限,领导不够意思,那就休怪员工翻脸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刻到了。此时,已经胜券在握的崇祯夺去魏忠贤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他的爵位,把他发配到朱元璋祖坟凤阳。可是被罢官的魏忠贤依然拥有一千名卫兵,一个待罪的宦官还如此跋扈,崇祯大怒,下令将魏忠贤缉拿回京。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得知崇祯帝的谕旨后,连夜派心腹李朝钦飞骑追赶魏忠贤密报。李朝钦在一个名叫新店的地方赶上了魏忠贤一行。此日晚上,他们一行人到达阜城(今河北阜城,当时属京畿)投宿。魏忠贤与李朝钦两人举杯痛饮。据说两人酒至酣处,忽听窗外有人唱起一首小曲《挂枝儿》。曲云: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据说这是京师一位姓白的书生所作。当时魏忠贤、李朝钦在房中喝酒时,这位白书生在外厢房彻夜吟唱,听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你们家入股的?看来都得求着你们家是吧?刘:……可能也有这么点关系。他就仗着他们认识的买卖人,能做买卖的。你不了解他们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内务府的旗人。据我的观察,他们什么也不会干。就只是知道吃,喝,玩,没有别的。周总理讲得对,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但是现在比较起来,这是我的观点啊,这八旗子弟没能耐,没本事,到现在还能有口饭吃,他毕竟都有文化。他都念过书,就仗着能写几个字能画几笔,就那也比现在的高干子弟强,实在不行不就变成画家了么,到时候卖字也能挣钱,他不就指着这吃饭了嘛。定:增家和那家的关系怎么样?刘:当然是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都是皇帝的臣子。要说和,全和,但究竟是面和还是心和?也都是互相利用。增家和那桐家也不是特别过密。我见着庆王府的人,说那家呀,比庆王府还阔哪。见着那家的人,又说我们哪儿比得了庆王府啊。你想就这样关系。两个姑太太一个姑奶奶,三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了,这种关系他还那么说。总而言之,那家跟增家这两家为什么这么有名啊?因为他们败落得晚,太长了。北池子袁家,那名气可太大了,比那家、增家的名气还大,为什么有人不知道呢?比他们完得早啊,当然最后还是“文化大革命”才完的,可是已经名气就不行了。谁都知道金鱼胡同那家,也是沾了金鱼胡同的光,谁不知道和平宾馆那儿是他们家呀。其实那桐官不是最大的,可就是因为他确实底儿太厚了,换句话说就是搂的民财太多了。庆王府为什么说那家比我们还阔呢。那家最后败落是到“文革”。定:您说这王府,跟增崇家、那家,还不是一回事儿吧?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刘:他们的区别啊,也是派别。毛泽东有话,“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一样。定:您毛选还学得不错。刘:一样。甭管什么时期都是,内务府内部的斗争相当激烈。定:你家什么时候去的天津,是北京政变以后吗?刘:那倒不是,因为我们解放前在天津有一个别墅,我父亲在那儿养老以后,把所有的财权和掌家全都交给我大哥,让他管理北京的家,就带着我到天津住了,我在天津住了7年,一直住到我父亲死在天津。注304我父亲在天津养老,跟铁良离得近,他们也串门,一块儿打牌呀,聊天呀,老是这几个人。满清完了以后,这些个清朝的遗老遗少,都在天津的租界里边,保险哪,都在天津呢。住在天津这七年期间,我经常去的是铁良家,铁良的大儿子穆伯实是我的开蒙老师,那时候我正好还不认字呢,字号,一包一包的一百张,这边有画,那边有字,人之初,性本善,是他教我的。定:还有谁家?刘:还有的就都提不上喽,我说得上来的也都没落了。

                      3.我们家全变成旗派了

                      刘:我不是旗人,我是汉族。定:您不是说您在旗人里头有好多亲戚关系吗?刘:过去这个社会,像我们这个年岁呀,最有意思的是,最讲究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结果全都是什么姻亲呀,联姻哪。老在那个堆儿里头,有的还是骨肉还家,这个姓又回去了,他就不愿意找外边的人,几代一下来,可不全是亲戚?我大哥活到82岁死的,我跟我大哥相差30岁。梁夫人那是嫡母,不是我的生母,是我大哥的母亲,哎呀这梁家了不起,可以说是北京六里屯最大的地主,地也多也有钱也开买卖,六里屯在朝阳区。他们家不是旗人。我是属于庶出。我的母亲姓郭,是我父亲的一个侧室,二太太,这叫庶母,所以我小啊。过去老家庭嫡庶的关系可太大了。我描写我母亲呢,她得侍候我大哥的母亲,这是她的本分,侍候我父亲更是天经地义了。反正比使唤丫头强一些,她有个名分就是了,在下人面前她还是主人。但是她在主人里头,在主人与下人之间。同时,她并不是净侍候这老二位,包括我四个姐姐,都得她侍候,还都专有奶妈看妈,都有下人。她还不如我大嫂,我大嫂是长门长媳,她是执掌家政的。(我母亲)只是不侍候晚辈,比如我大嫂生的我这个侄子侄女,那她不管,到她生日他们照样得给她拜寿给她磕头。但是到她自己本人生日,给老爷太太都得磕头。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我们就哥儿俩。我大哥是老大,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还有五个姐姐,死了一个,就剩四个姐姐了。我姐姐现在都没有了。我这辈现在我是最大的了。满汉许可结亲以后,我四个姐姐有两个都嫁的是旗人。还有我的侄女,我的大哥的二女儿,是嫁给庆王府载振的儿子。所以说我的二侄女是庆亲王载振的小儿媳妇。郭松义:你们刘家同满族结亲是在民国以前还是以后?刘:民国以后。你像我二侄女跟我同岁。去年我这二侄女,就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八十整寿,我去了,带着我的老大,和这个姑爷,碰上庆王府的好多人,都去给这四太太做生日去了。定:去年(即2000年)?刘:去年啊。定:去年这些人还这么活跃哪?刘:那!都去了。金莉珊注305的儿子给办的。载振的弟弟叫载伦,伦五爷早就死了,伦五爷的夫人还活着呢,也是天下绝色的美女,也八十多了。满汉能通婚是由宣统出宫才开始。没有明文,皇帝一逊位……注306我大姐是没出阁就死了,二姐给的是一个姓王的,不是旗人,搞金钱业的,是我祖父的同伙吧,他们合资开过买卖。我二姐出阁的时候他们已经败落了。三姐给的是汉军旗,金店李家,他是开金店的。定:金店李家也挺有名的是吧?刘:也是比较,在北京提起来跟我们家差不多。现在我那外甥是他家唯一的一个啦,在台北,我们四十多年没见了。他现在每年回来一次,他七十八,比我大,我还得陪着他玩去。他们一直就是汉族,满清不是完了么,好多满族都改汉族了。现在爱新觉罗一吃香,把汉族又改了满族了,改了满族还不同意,能改爱新觉罗又改爱新觉罗。所以我最佩服启功,启功完全是凭人家是书法家,谁知道启功是皇室呀,是爱新觉罗呀。他就凭本事。我四姐给了同仁堂乐家。给了他(乐曙青)五大爷。他父亲行六。我的四姐是他(乐曙青)的大妈。我四姐夫叫笃周,乐笃周。他们也不是旗人。最后我的五姐。我五姐给的是真正在旗的。北京有名的金王家。北京有三王,金王银王老醯儿王,这个你要究根,我讲不出来。金王是给皇上看金库的,他们这个金厂子,好家伙36亩地,我这个五姐夫在奉先殿当差,内务府的,注307他们一直住在东不压桥那个福祥寺,注308那是他的铺面。王府井饭店知道吗,首都剧场对过儿?这是金王家最大的棺材铺,叫元顺木厂,七间门脸儿。注309当初不知道怎么来的,房子并不多,它就为的是放木料啊。解放以后改成汽车修理。乐曙青(以下简称乐):他们管他外号叫金大头,这主儿脑袋大。刘:老醯儿王是山西人,在北京有几十家银号。山西人什么买卖他都能开,山西人最能理财,到现在也是这样,有钱哪。那是在我们家晚期了,北京银号都是山西人来的。定:可是没你们家大?刘:对对对对。我五姐比我大十几岁,解放以后七几年死的,活到快八十岁了。现在只有她儿媳妇还活着。我也是满汉联姻。我爱人也是旗人,伊尔根觉罗氏,老姓姓赵。当时也是黄带子,皇室的,有战功,进关的时候,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北京鼎鼎大名的仓赵家,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0为什么叫仓赵家呢,他们虽然属于铁帽子王了,但是革过带子,后来又恢复了他的官,但是不承认他是铁帽子王了,没有世袭罔替了,所以就给找个差事,是管皇上的粮仓,也是内务府,结果就叫出名了,叫仓赵家。到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民国了,到民国北京的粮店差不多都是他们的,公字号粮店,北京是公和昌,公和通,公和经,全是他们的,不算外县,内城里头十八家。我结婚的真正的媒人是我五姐,就是金王家,因为金王家跟他们都是内务府的。还得说这跟满洲的结亲,我还是借了满洲人的光。所以像我结婚哪,一直到我侄子,娶的都是旗人,我们家里干脆全变成旗派了。定:您哥哥是几个孩子?刘: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死得早。二儿媳妇是奚啸伯的侄女。奚啸伯又是个北京旗人,是满洲人,下海(唱戏)了。我们家跟那桐家有亲戚关系是属于下一代了,是我侄女嫁了庆王府的关系。可是我们跟那桐的关系不是因为这个,起先我们就跟那家有来往。那家一直跟庆王府是换婚,是不解之缘,一直解不开,庆王府是专门娶那家的女儿。由姑姑带侄女,全过去。定:他们家两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的儿子。刘:岂止两个,是老辈儿的两个姑太太。一个给的是载振的大儿子,叫溥钟,他们是溥字辈儿的嘛。第二个是溥锐,二儿子,娶的也是那家的姑太太,这是姐儿俩嫁哥儿俩。这个老四叫溥铨,可不是现在北京这个溥佺,这是立人儿,他们是金字边。现在也没人了,前年故去的,是我的侄女婿,亲侄女婿。现在还挺好,在天津的那个,有时候笔会的时候还过来呢,恭王府那儿。这是一个,他的侄女,那家小一辈的老大,又嫁给钟大爷的儿子,姑做婆。这个人还在,并且我们还见得着。她叫金莉珊。增家跟那家也是亲戚,那桐的女儿给的秦老胡同增家,是增崇的儿媳妇,他们结的亲。到解放后也是藕断丝连,增鹤峯(察奎垣)的媳妇,是那家的二姑娘,那桐的二孙女儿,也七十多了。定:岳效鹏跟张寿崇家什么关系?乐:张寿崇的弟妹,是岳效鹏的女儿,叫岳维珍,我叫她岳大姐。不是我们的乐,是山岳的岳,岳效鹏是岳潜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岳潜斋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岳效鹏是张寿崇弟弟的岳父。注311岳家就在金鱼胡同后头,差不多半条胡同都是他的房子。定:原来金鱼胡同是不是也差不多都是那桐家的房子?乐:应该是从西口到东口都是他的房子。刘:特别解不开的原因就是,他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尤其他们王府。王府的规矩太大呀,一般的家庭不可能,礼节他都不懂,他也不适合。至于儿女联亲的原因,还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不愿招个不知根不知底儿的儿媳妇,或者嫁出去给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女婿。他还是为他的地位。这些子女也都是牺牲品。我这侄女为什么一来就哭,也是哭了半辈子,她就认为是为了结交庆王府,为了扩大你们自己的势力,就把我给了庆王府,当然一说跟庆王府结亲别人都认为了不起呀。注312定:她过得并不愉快?刘:那当然是呀,王府的规矩跟皇宫里差不多。原来我那侄女不能随便回娘家,王爷还活着哪,王爷不发话你能随便回娘家么,就是整个儿圈到深宫院不能自由哇。虽然是吃喝不愁,使奴唤婢,但她心情不一样。都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到解放以后就好多了,到时候随便回娘家,说走就走了。庆亲王最小的一个亲孙女,现在就在北京,住在丽泽桥那儿,她管我侄女叫四婶,我都比她长两辈儿。她嫁给了钟寿民。钟家也是旗人,也是我们的老亲,书法家。字写得不错。我们还有来往。定:那你们家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都学了一套满族的规矩?刘:唉,对,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半汉半满。一般的办事完全是按着清朝的规矩。穿衣服也差不多。所有认识的这些人,到这儿来行人情的也好,都是满人多。满人得占百分之七十,除了这些我们买卖的同人是汉人多,做买卖的、朋友,汉人有,亲戚里边全是旗人。定:那你们家汉族的规矩还留的有什么呀?刘:……唉,现在还真说不上来了。我们就等于完全按旗礼了,因为我们跟旗人的关系太多了。每天反正老接触这个旗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也是旗人。还是围绕着刚才我说的,我们圈里这些人是盘根错节,关系网,这网你撞不破,这么多代都撞不破,一直到现在,虽然社会变更,制度也变更了,但还是盘根错节,观念也改不了。我们盘根错节的原因就是这一个原因。所以现在我看电视剧,尤其是爱新觉罗的电视剧,个个我瞧着不顺眼,没有一个真像的,有好多明显就不对。导演权力最大了,导演是外行,他不听你的,你看现在一来就大喊“喳”,没有,宫里没有说“喳”的,都是zhe,那么答应。我们都亲耳(听)到过的,还不能太大声儿。另外两把头梳得不对,旗装嘛,好多讲究,比如说老有这么一个围巾,这一个条儿,这掖过来,这一个人寿字,有的是燕字虎,都有讲究,只有慈禧太后能够有万寿字儿,你宫女不能戴这个,包括建筑,房脊,都有讲究,不够品级不能用那种脊。对于这个,我去旗人家里太多我都懂得,御史他真参哪,不符合你的品级你不能用。定:你们家就不回宁波那边去了?刘:我就没回过老家。定:您一口北京话了。刘:地地道道的北京话。什锦花园——北洋军阀吴佩孚住过的明成国公适景园旧址(定宜庄摄于2006年)

                      4.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注313

                      刘:我们跟乐家的关系就是我四姐的关系。我们住在马大人胡同,他们住在什锦花园,前后胡同,中间由扁担胡同穿起来。他们乐府上的人,我经过三代,都是少白头,我姐夫也是少白头。乐:笃周(刘的四姐夫)他是留法的,洋派,他从法国回来以后跟您(指刘)的四姐结婚。结婚完了以后他就到祁州去买药,祁州药市。结婚就三个月,一百天,我大妈(指刘的四姐)就故去了。得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刘:为什么跟乐家结亲,这个他(指乐曙青)都不知道。这得讲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四姐比我五姐大两岁,我五姐是最小的,她不是给了金王家么,这金王家原先要的是我四姐,就是他(指乐)的大妈。为什么后来要了我五姐呢,金王家这个老头相亲的时候,看中了我这个五姐了,看中这个妹妹了,因为我四姐有一个龅牙,这嘴唇上头有点鼓,有一个牙长到上边了,就看不中。这么样就跟媒人说,我瞧这妹妹好,不要姐姐,这媒人就为难了,就说哪儿有妹妹先出阁,不好跟我父亲说呀。老头非说,你要是能够说,我就娶他这个妹妹,结果没辙,金王家又有钱又有势。介绍人我估计也是在北京挺有名的,跟我父亲一提,说我跟金老说了,瞧中了您这五姑娘了,您这四姑娘他说有个龅牙。我父亲说那不行,哪儿有先把妹妹嫁出去的,北京这封建家庭就这样吧,姐姐得先走,不能让妹妹先出阁。第一次不同意。这金老头不干,跟媒人说你非得把这事给我办了,我非要他那个小五不可。这样媒人没办法,媒人当然也是有点关系吧,有点压力吧,就磨烦我们这个老头儿,就是我父亲,说您真要答应哪,四姑娘包在我身上,我给您找一个比这金王家还得有名的,他全包上了。弄得我们老头没辙,勉勉强强答应了,很勉强这门亲事。为什么我写这东西不能往出拿呢,有好多后人还在,我怕引起麻烦,实际我讲的啊都是事实。最后妹妹先出阁,可是姐姐心里很不高兴,虽然那时候是封建婚姻,也没见面,但是都知道。她由小时候就喜欢在旗的,就愿意跟王府啊,内务府的这些旗人打交道,愿意梳两把头啊,请大安哪,她就喜欢这个,所以她眼瞧着妹妹坐花轿走了,就不高兴。妹妹走了没有一年,果然媒人真做到了,说我给您这四姑娘找的比金王家还出名,是同仁堂乐家,同仁堂乐家跟您刘家比起来,名望不小吧,完全是门当户对,您还有什么说的,您给不给吧?我父亲当然挺高兴,但是就有一个顾虑,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我们结交的全是内务府的、清朝的这些官僚和旧家庭。乐家那时候比较新,他(指乐曙青)五大爷那时候留法。(对乐)包括你那个二大妈注314,你那二大妈还跟我跳过舞呢。最后是一条命啊,把我这四姐命要了。她一听说给乐家,她也有耳闻,说乐家跟咱们不对派儿。据说我父亲一跟她说她就不乐意,那天起就哭,一直哭到

                      强行扒开双腿尽情玩弄视频希望她确实如此。玛维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车内再次沉默了。帕拉斯把头靠在西尼卡的胸口,巴不得她们都走了,而是由卡洛斯坚实又平滑的胸脯撑着她的面颊,像往常只要她愿意时那样,就这样走上七百英里。她十六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一辆红色丰田,装有嵌入式八轨录音机。车里塞满了圣诞礼物。那些东西凡是做母亲的都会喜欢,但她备下的简直是五光十色,因为她已经有十三年没见过母亲了,不能冒险连一件都得不到母亲的欢心。在圣诞节前由卡洛斯驾车上路来一次探望母亲的假日旅行。不是从她父亲身边逃走,也不是和世界上最酷、最豪爽的男人私奔。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东西藏得好好的,行动都是伪装的,以防长着一双鹰眼的管家普罗维登斯或者她兄弟杰罗姆看出来。她父亲经常不在周围,注意不到什么。他是个律师,有一个不长的客户名单,不过其中有两位顶尖的能创新演出风格的黑人艺术家。只要弥尔顿·特鲁拉弗仍让他们名列榜首,就不需要更多的客户。不过他始终留心别的青年演员,他们可能会被列入排名榜,并且保持着在榜单上的位置。有了卡洛斯的帮助,一切都进展得顺利而令人激动:对她的女友们撒的谎还要再圆一圆;留下的东西(驾驶执照——一件复制品、玩具熊、手表、化妆品、首饰、信用卡)要显出还要回来而不是跑掉的样子。几张信用卡既然不带走,就必须在他们出走的那天兑换成大量现金并大肆购物。她想给卡洛斯再多买一些,很多,可他坚持不让买。在她与他相识的整整四个月时间里,他从不收她的礼物。甚至不让她掏钱付餐费。他会闭上他美丽的眼睛摇着头,仿佛她要请客就会使他伤心。帕拉斯结识他是在学校的停车场,那天她的丰田车发动不起来了。实际上在那之前她已经遇到他好多次了。在她的高中学校,他是长得像电影明星,很矜持的男子。所有的女孩都喜欢围着他转。那天他把油门踩到底,告诉她油管涨满了,事情就这么开始了。他提议驾着他的福特跟着她回家,以防她在路上再抛锚。她一路顺利,他就挥手告别了。帕拉斯第二天给他带去了一件礼物——一本相册,费了很大劲让他接受。“除非你让我给你买上一个辣味热狗。”他说。帕拉斯一下子就觉得嘴里满是那种刺激了。之后,他们每个周末都要见面。她千方百计地作出一切努力让他和她做爱。他热情地呼应着,搂着她的脖子亲嘴,但接连几个星期再不肯越雷池一步。两人之间是他说了那句话:“等我们结婚时吧。”卡洛斯不是个看门人,真的不是。他雕刻,当帕拉斯跟他说起她的画家母亲,以及她住的地方时,他笑着说那可是艺术家待的完美地方。整个事情就此到位了。卡洛斯不会啰唆什么在假期放弃工作。弥尔顿·特鲁拉弗会为客户的聚会、音乐展示会和电视节目格外忙碌。帕拉斯把几年来她母亲寄来的生日贺卡和圣诞贺卡都翻了一遍,找出她最近的地址,这一对情侣就既无羁绊又无阴云地出发了。只可惜那发疯的黑女人把圣诞圣歌毁了。帕拉斯偎依在西尼卡的胸前,虽说不算很舒服,总还能稍稍缓解袭击她的寒意。前排坐的两个女人又开始争吵了,那种尖厉的嗓音让她头疼。“爱光着身子的骚货!索恩是我们的朋友。我现在该如何对她说?”“她是康妮的朋友,跟你没关系。”“是我卖给她胡椒,配成了她的强身……”“那又怎么样,你就成了药剂师了?不过是迷迭香,还有一点麦麸掺上阿司匹林。”“不论是什么,那是我的职责。”“只是在康妮醉的时候。”“不许你的臭嘴提她。在你来之前她从来不喝酒。”“那是你说的。她甚至睡在酒窖里。”“她的卧室在那儿嘛!你真蠢。”“她已经不再是女仆了。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睡在楼上。她就是想离酒近点。”“老天,我恨你这副脏肚肠。”西尼卡柔声打断她们,想让气氛和谐一些。“康妮没有醉。她是不痛快。虽然如此,她还是该和我们一起来。她要是来了,就大不一样了。”“这样挺好嘛。真不赖!”吉姬说,“直到那些该死的牧师一样的人来搅场。”她用一支快吸完的香烟续上了另一支。“你不能停下来两分钟不吸烟吗?”玛维斯说。“不!”“你没看见那黑鬼在你身上看出什么了吗?”玛维斯继续说,“反正我看出来了,因为你好像不能掩饰自己。”“嫉妒?”“见鬼。”“见鬼,见鬼!你有十年没让人干过了,你已经干得只剩下瘪壳了。”“滚出去!”玛维斯厉声叫着,把车刹住,“滚出我的汽车见鬼去吧!”“你打算对付我?敢碰我一下,我就撕破你的脸。你这该死的重罪犯!”说着她便把香烟往玛维斯的胳膊上猛地一戳。在车里那么有限的地方,她们没法施展拳脚大打出手,但还真动起手来。西尼卡搂着帕拉斯在后面瞅着。她一度想拆开她们,但现在她知道更好的办法了。她们累了就会住手的,那样可以比她介入保持更长久的相安无事。吉姬深知玛维斯的弱点:辱及康妮或涉及她出逃的情况。玛维斯最近一次出行时从她母亲那儿听到了对她发出的通缉令:非法侵占大批财产、抛弃家庭和涉嫌谋杀两个亲生孩子。凯迪拉克摇晃着。吉姬既好斗又虚荣——她不想在自己可爱的脸蛋上留下淤青或抓痕,还不时得顾及她的头发。玛维斯虽然动作缓慢,但打一下是一下,而且乐于动手。吉姬看到了血,而且以为是自己流的血时,就爬出了车,玛维斯则紧追不舍。在没有一只飞鸟的炽热天空下,她们俩在路上和路边继续打斗。帕拉斯坐起了身,被搅起尘土和压倒野草的两个身体催眠了似的。那两个身体在俄克拉荷马茫茫的天空下,或者在新墨西哥州米西塔如画的天空下,那么专注,旁若无人。在迪·迪·特鲁拉弗激动的拥抱和亲吻的几个月之后,在惊叹她母亲窗外美景的几个月之后,在吃过美馔佳肴的几个月之后,在迪·迪的朋友圈中——各种艺术家:印第安人、纽约人、老年人、嬉皮士、墨西哥人、黑人——谈论艺术的几个月之后,在他们三人在帕拉斯认为只有迪斯尼可以制作出来的星空下谈话的几个月之后。在那几个月之后,卡洛斯说:“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还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才是我一直寻求的家。”他那张浸透着月光的面孔让帕拉斯的心跳都停止了。她母亲打着哈欠。“当然是啦。”迪·迪·特鲁拉弗说。卡洛斯也打了个哈欠,当时她就该明白——不约而同的哈欠,一唱一和的腔调。她应该进行一下数学运算——卡洛斯在年龄上更接近迪·迪而不是她。她若是注意到,或许就能防止那两个身体在草地里扭作一团,交换着呻吟,毫不在乎有人旁观。也就不会随后傻乎乎地跑向丰田车,茫无目的地瞎开一气,撞上和刮擦上几辆卡车。也不会碰到身下带着软东西的水了。帕拉斯又感到了看不见的鳞片令人生厌的搔痒和触摸,便转过身不去看那两个女人厮打的场面,举起一只胳膊搂住西尼卡的脖子,把脸深深地贴进那小小的胸脯。只有西尼卡一人看到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司机放慢了速度,可能想绕过占着路中间的凯迪拉克吧,也许是想提供一下帮助,反正他停了很长时间,足以看清两个满不在乎的女人在路上滚作一团,衣裙也扯破了,私处都露了出来。他还看到另有两个女人在车后座上拥抱着。他瞠目结舌了好久,然后才摇着头,加大了他那辆卡车的油门。最后,吉姬和玛维斯都躺在地上喘着气。一个,然后是另一个,坐起身,摸着自己的身体,查遍周身的伤情。吉姬去找她丢下的一只鞋,玛维斯找她箍发的橡皮圈。她们一语不发地回到了车里。玛维斯用一只手驾驶。吉姬嘴巴没伤的一边叼着香烟。一九二二年,白人劳工曾在自己的圈子里,在一片荒野中的一座石头房子中大笑。印第安人连房子都没有。恶劣的天气里,在一片缺树的土地上用木柴是渎神的,用煤又太贵,牛粪又太臭。那座巨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狂想。那个贪官订购了几吨煤——但一点没用上。接收了这一产业的修女们都极能忍受,用点煤油、睡着单薄的铺盖已经成了习惯。不过在春夏两季和暖秋时分,宅子的石墙则是求之不得的凉快。吉姬跑上楼梯,赶在玛维斯前面使用仅有的洗浴水。她一边使劲咳嗽,一边脱光衣服,在一面没有涂漆的镜子中观察着自己。除去一只膝盖和两个手肘,伤得还不算太重。指甲当然裂了,但眼睛没有青肿,鼻子也没有破损。不过,明天可能会露出更多的青紫。让她难堪的是嘴角周围都肿了,按按伤处会涌出一股血。突然之间,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大街上人们全都在跑。警笛——警车?急救车?消防车?——刺耳地响。一道由警察组成的人墙在前进,阻断了从东到西的通路。跑动的人群边抛着他们带在身边或随手找到的东西,边逃跑。她和米基起初还挽着手随着一伙散乱的人群沿一条侧街跑。那是一条房子小、草地多的街道。没有开枪——根本就没有开火。只有姑娘们音乐般的尖叫和长着好斗面孔的男人一声接一声的吼叫。警笛,没错,还有远处手提式扩音器的声响,但是,没有打碎的玻璃,没有尸体倒地的响声,没有枪响。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小男孩的白衬衫上有一片红颜色晕开来?她没有看清楚。人群聚拢起来,然后就站住了,被什么人在前边挡住了。米基被几个肩膀隔开,正在推开人群向前挤。吉姬又看了一眼躺在鲜绿草地上的男孩。他穿戴得可真好:蝴蝶领结,白衬衫,锃亮的系带皮鞋。可是现在衬衫已经脏了,上面覆盖着红色的牡丹花。他猛地扭动了一下,鲜血从他嘴里涌出。他伸出了双手,小心翼翼地堵住血,以免血会像刚刚毁了他的衬衫那样,毁了他的皮鞋。据报纸说,有一百多人受了伤,但没提到开枪或一个遭枪击的男孩。没提到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黑人小男孩用双手捂着他的血。水汩汩流进浴缸。吉姬用发卡扎住头发,然后趴下,再次检查浴缸下藏着的盒子里她所取得的进展。上面的盖子被扔到了一边,但那金属盒看来还牢固地原封未动。伸手到浴缸下面是个问题。她当初要是告诉了K.D.,他一定会帮她的,不过那样他就得分享盒子里的东西了:可能有金子、钻石、大包的现金。不管是什么,那是她的——还有康妮的,只要康妮想要一些。但再没别人的了。绝没有玛维斯的份儿。西尼卡不会要什么,而最后来的这个女孩,戴着一副破眼镜,长着一头浓密鬈发——谁知道她是谁,是干什么的?吉姬站起身,从皮肤上刷去尘土,然后走进浴缸。她坐在那里想着她的选择。康妮,她想着。康妮。然后,她仰卧着,让肥皂泡没到下巴。这时她想到了西尼卡的鼻子,睡觉时鼻翼的翕动;想到了她嘴唇笑与不笑时歪着的样子,她那对向外完美伸展的浓眉,还有她的嗓音——柔和,充满温和的渴求,像是亲吻。在走廊另一端的浴室里,得意扬扬的玛维斯在水池处清洗。随后她换好衣服,下楼到厨房去做晚饭。剩下的鸡块,拌着胡椒、洋葱、龙蒿、某种调料汁,也许还有碎奶酪,卷到那种薄饼似的东西里,这是康妮教她的。这会让她高兴的。她要把一盘这样的晚餐拿到下面给康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不提打架的事。那不重要。其实她还挺喜欢打这么一架。打呀,打呀,连咬吉姬都令人高兴,就像做饭一样。这是旧的玛维斯已经死去的又一例证。原先那个玛维斯在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面前都保护不了自己,更不消说面对丈夫了。那个玛维斯不会安排或者凑合出一顿简单的饭菜,靠的是现成食品和开车路过即取即吃的东西,现在却能做出小薄饼这类精美的食物,用不着每天去采购。但她被吉姬说她没有性生活的那句话刺伤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很好笑。她和弗兰克成婚时,她确实喜欢那事。可以那么说吧。随后便成了要求之下的折磨,与把她从椅子上一巴掌扇出去没什么两样,只是时间更长而已。这些年在女修道院,挨打和上床的事都摆脱了。不过,有时候夜里出现那种情况时,她不再挣扎了。先前是偶尔出现一次的梦境——一只幼狮咬她的喉咙。近来则是另一种形式——人——趴到她身上或是从后面凑过来。“梦魇。”康妮这样说。“跟它打。”她说。可是玛维斯做不到也不肯做。现在她想弄清,吉姬说她的那些话是不是她愿意做那种梦的理由。她仍然听得到莫尔和珀尔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在女修道院的每一个房间中折腾。或许她该向康妮承认、忏悔:夜间梦到笑嘻嘻的孩子和一位“母亲”,那母亲喜欢有她一起构成的幸福之家的样子。最好是这样:她给康妮送去晚饭,告诉她婚礼招待会的情况,说吉姬如何让大家,尤其是索恩,下不来台,然后再问她该拿这种梦境怎么办。康妮会有办法的。康妮。诺玛·福克斯的开司米披肩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西尼卡把它裹在帕拉斯身上,问她需要什么东西。要水吗?吃的东西?帕拉斯示意不要。西尼卡心想,她还哭不出来。痛苦压得她太厉害了。一旦它升起,泪水会随之而来,西尼卡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时康妮能够在场。于是她尽量让这女孩暖和起来,好好给她理顺浓密的头发,拿着一支蜡烛领她下楼去找康妮。地下室的一部分是一个有拱顶的巨大而冰冷的房间,周围是一圈摆瓶子的货架。瓶中的酒都和康妮一般年纪。康妮告诉她,修女们很少碰酒,只有在她们能找到一个教士来此望弥撒时,才想喝上一杯。有一次圣诞节,她们用了一瓶一九一五年酿的法国葡萄酒代替朗姆酒浸泡一块蛋糕。四周影影绰绰的都是些弃置和破损的箱子、木盒及家具。抛光的大理石雕刻的裸女,粗石雕出的男人造型。最远端便是通往康妮房间的门。虽然如玛维斯所说,房间并非为女仆而造,但其原先的目的并不明确。康妮占用之后,由于室内阴暗,倒很是喜欢。阳光对置身室内的她没有威胁。西尼卡敲敲门,没有应答,便推门走了进去。康妮正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轻声打鼾。西尼卡一进来,她就醒了。“谁拿着灯火?”“是我——西尼卡。还有一个朋友。”“把蜡烛放在那儿吧。”她指着身后的一个五斗橱说。“这是帕拉斯。是两天前刚来的。她说她想见你。”“是吗?”康妮问道。烛光难以照见什么,但西尼卡还是辨出了圣母玛利亚,一双闪亮的修女鞋,念珠,还有梳妆台上在一罐水里生根的什么植物。“谁伤害你了,小家伙?”康妮问。西尼卡坐在地板上。她心里有一丝希望:帕拉斯即使不谈什么要紧的事,也会说不少话。可是康妮似是有魔法,她只是伸出一只手,帕拉斯就走过去,坐在她的膝头,起初是边说边哭,后来是哭个不停,这时康妮便说:“喝点这个”,“多好看的耳环”,“可怜的小家伙,可怜,可怜的小家伙。他们伤害了我可怜的小家伙”。谈话在酒气融融中进行了一小时;谈话是倒叙方式,痛彻心扉,断断续续,但总算说了出来——那个谁伤害了小家伙的故事。她说,她丢了鞋子,可是起初谁也没有为她停下来。她说,后来有一个戴浅顶软呢帽的印第安妇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卡车印第安人为了她停了车。当时天刚亮,她穿着短裤,光着脚,在路边一瘸一拐地走着。开车的是个男人,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那妇女,膝上抱着个孩子。帕拉斯说不准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六个小伙子坐在后边。是那妇女说服了她,让她同意搭车。她帽檐下面的一双冷灰色眼睛毫无表情,但有她在男人们中间,那些人都规规矩矩的——连她膝头的孩子都老老实实。“你往哪儿去?”她问。这时帕拉斯才发现她的声带不管用了。她发声的能力还比不上身后地里吱嘎作响的结实的风磨呢。她只好指着卡车前进的方向。“那就坐到后边吧。”那妇女说。帕拉斯爬上车,挤在那些男人中间——多数与她年龄相仿——尽量坐得离他们远一些,祈祷着那妇女是他们的姨妈——或者更具有管束力。那些印第安小伙子只是瞪着她,不发一语。他们的胳膊都放在膝上,笑也不笑地看着她的粉色短裤,荧光T恤。过了一会儿,他们打开纸袋,开始吃东西。他

                      。纯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咱们走吧!”两人离开旅馆,再次走在花季阴云下的街道。伸夫感到自己像是遗失了重大宝物。虽然还只是推测,可难得被纯子邀请到她的房间里自己却无所作为,这会不会使纯子感到失望呢?对于跟成年男人玩惯了的纯子来说,自己的存在是不是太乏味了呢?两人走下一小段坡道,纯子说“那就在这儿告辞吧”。这时,伸夫的懊悔之情更加强烈。“你在东京待到什么时候?”听到伸夫询问,纯子微笑着点了点头。“因为展期没结束,所以我还得待四五天呢!伸夫明天几点回去?”“晚上九点。”“要是有时间,我会去送你哦!”“你真的会来吗?”伸夫低落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如果纯子真的去上野车站送别,那么两人的恋情就还能持续下去。或许是诚心祈祷真有灵验,第二天纯子果然在八点多来到了上野车站。为了不被同学们发现,她就靠在排列着擦鞋匠的角落立柱旁。她身穿藏蓝色大衣,围着白色围巾,即使被同学们看到也肯定不会认出。“谢谢你来送我啊!”伸夫跑过去就握住了纯子的手。“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怎么会呢?昨天说好要来送你嘛!”伸夫感到自己比昨天更率真了一些。“再过四五天你就回札幌了吧?”“大概吧!”纯子模棱两可地回答,双眼望着排在远处的同学们。“你还是要跟他们回去吗?”“是啊!为什么这样问?”纯子是不是要建议他留在东京呢?伸夫想予以确认却没能说出口。纯子开始催促了:“你该归队啦!”“还有些时间呢!”“可是我也该走啦!”纯子露出成年人式的笑容望着伸夫。“那,你要多加小心哦!”“你也是……”“再见!”纯子依然窃窃私语般地道别,随即扭身快步走进人群当中消失了。伸夫目送纯子离去,然后跟修学旅行的伙伴们一起乘上列车。闷热天在傍晚时唤来了降雨,夜晚的东京变得湿漉漉的。伸夫望着雨中的霓虹灯,又沉浸在强烈的失落感中。十曾一度从庭院地面堆到屋顶的积雪也已融化,四月的新学期开始了。可是,伸夫的心情却并不爽快。因为在他升入高三时班级进行了重组,伸夫留在一班,而时任纯子则转到了九班。两人分在整个年级九个班的两端,而且教室也隔着长长的走廊离得最远。如果挨得近的话,倒还有机会在上社会科和理科等选修课时见面,而分属一班和九班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伸夫认为这是老师们的阴谋。由于纯子遗失了伸夫的情书,所以老师也都知道了两人的关系。继续让两人同在一个班级会有危险——老师们肯定是这样想的。虽说是班级重组,实际上就是近半数学生的变动,而且主要是从一班到二班或从三班到一班这种相邻班级的调整。与此相比,从一班调到九班不是相隔太远了吗?虽说如此,伸夫也根本不可能向老师申诉不满。本来班级重组是经过教职工会议决定的,而学生们只能接受。也许实际上校方不可能满足每个学生的意见。但尽管如此,两人离得也太远了。伸夫本想向班主任老师申诉不满,可那就等于主动承认了两人的关系。校方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意见,而且即使接受了,也只能招来同学们的反感。再加上调整到九班的除了纯子之外还有几名同学,所以未必能够断定只有纯子受到了特殊对待。在班级重组方案公布的第二天,伸夫向来学校的纯子发出了抱怨。“这完全是为了拆开咱俩,太过分了!”“可是,既然已经决定,那也没什么办法啦!”纯子的回答意外平淡,伸夫感到非常扫兴。“这样一来,咱俩可就分开啦!”“分开也只是班级不同而已嘛!”确实只是班级不同,学校却还是一样,两人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只要两人相爱,即使不在一个班也应该没问题。而且,班级不同还能避免伙伴们多嘴多舌,因此反倒变成了有利条件。不过,自从修学旅行归来,伸夫还只跟纯子见过一次面。而且是在星期六放学之后,两人只去咖啡馆聊了半个小时而已。因为伸夫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体验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所以他对这次约会十分期待。可是,纯子刚喝完咖啡就站起来说她还有事。而当伸夫想商量下次约会时,纯子也只是反复说“最近很忙”。伸夫觉得过度强求有失体面就不再吭声,但纯子后来就再也没打过招呼。由于班级重组就在此后进行,所以伸夫担心纯子会趁机离开自己。仔细想来,这种阴晦的预感似乎在东京会面时就已经萌生。伸夫从上野的美术馆跟纯子去了她住宿的旅馆,在分别时就已心生几分担忧。纯子会不会从此离开自己?这种预感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也同样涌上心头。两人之间并没有吵过架或发生过不愉快,因此这种预感只能说是处在恋爱当中的一种直觉。但正因为是直觉才更加挥之不去。伸夫担心自己的预感会变为现实,希望这只是自己的多虑而已。然而,这种预感却似乎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现实。这种预感以明确的形态表现出来,是在半个月后去图书部活动室幽会的时候。伸夫照例在大家走后去昏暗的活动室里等候,可纯子却从约定的六点钟到七点多都没有出现。天气虽已不像隆冬那般寒气逼人,但在没有火炉的房间里还是冻得直想跺脚。伸夫喝着纯子介绍给他的小瓶威士忌又等了一个小时,可纯子还是没有出现。此前纯子即使迟到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而且她在迟到时总是气喘吁吁地跑来道歉说“对不起”,还会突然亲吻伸夫。可这次却过了两小时都没有任何动静。或许是因为她突然有了什么急事,虽说如此耽搁的时间未免过长。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到了九点钟体育馆的侧门也会关闭,那就出不去了。时间已过八点半,伸夫终于放弃等待并离开了图书部活动室。虽然已经快到黄金周了,可街道的阴面仍有处处残雪。伸夫望着片片白影,想起纯子说过“即使是夜间雪也在融化”。当时的纯子相当诚恳朴实,伸夫能够全身心地感到她直冲冲扑面而来的活力。然而,三天前在走廊里见到她商量约会时,纯子却像换了个人似的特别冷淡。伸夫紧咬不放地说“什么时候都行,我等你”,纯子像是无奈地点了点头,眼里含着困惑的神色。伸夫再次叮嘱说“一定要来”,而纯子却还是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她也许再不会来了——伸夫的担忧就是从这时产生的。不过,伸夫走在夜路上,心中仍然没有放弃。纯子虽然今天没来,但那并非她自己的意志。此前她虽然说过“很忙”,但那并非在说“我讨厌你”。事实上,从上高三以后她就不太来学校了,据说她正在努力创作鸿篇巨制。她之所以不能悠闲地跟自己约会,就是因为她在全神贯注地搞创作。只要有了空闲时间,她肯定还会像以前那样温存。在情绪低落时,伸夫更愿意往好处想。然而,伸夫在一个月后听纯子的朋友宫地怜子讲了一件事,彻底粉碎了他的期盼。“纯子这丫头,对什么都不在乎,会不会出事儿呀?”宫地怜子漫不经心地说出这话,伸夫慌忙追问:“纯子怎么啦?”“你不知道吗?纯子一周前就去钏路了呀!跟谷村先生一起。”“谷村?”“东大毕业的报社记者嘛!他这次不是去钏路分社了吗?”伸夫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那她不回来了吗?”“倒也不会。不过,那个人一旦喜欢上谁就连学都不想上了。她母亲也急得不得了呢!”虽然难以置信,但纯子果真喜欢上别的男人了吗?伸夫感到纯子很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但又不能轻易相信。不过,宫地怜子是跟纯子同班的唯一好朋友,她不可能说假话。不仅如此,想到纯子近来的态度,宫地怜子的话更透出了几分真实性。“纯子这丫头,到底还是难以抗拒那种能说会道、精明强干的人啊!”宫地怜子似乎不太在意伸夫跟纯子的关系,否则不会这样漫不经心地说出如此残酷的话来。或许她是对伸夫如今还在追求纯子感到悲哀,所以干脆向伸夫说明了真相。宫地怜子如此一说,伸夫不得不承认此前的不祥预感已经变为现实。“果然如此……”伸夫喃喃自语,然后发出一声叹息,“是这样啊!”仅剩的一线希望也被斩断,伸夫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新绿遍染北国都城,槐花和丁香花盛开的五月到六月是伸夫最难过的季节。北国初夏一到人们就倾城出游,可他却与这种欢乐无缘。伸夫能够稍稍镇定下来并考虑自己与纯子的关系,是在季节从初夏转向盛夏的七月初。纯子为什么会离自己而去?即使是已经几乎放弃的现在,他依然对此难以释怀。曾一度那样亲密的女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离去呢?那是纯子的真心,还是一时的恶作剧?伸夫怀着这样的疑问,思绪回到在东京产生那个晦暗预感的瞬间。当时,纯子把伸夫带到她的住处,还在隔壁房间里更衣。如果伸夫当场向纯子求爱的话,她或许就会以身相许。如果伸夫低下头来坦诚表示“我想要”的话,她或许就会露出常见的成熟笑容,并尽情地展开怀抱。当然,这些假设既非现实亦非已经向纯子确认,因此无法证明。不过,纯子在离开旅馆前曾发出一声叹息,或许那就是她对过分老实规矩的伸夫感到失望的表示。事实上,纯子后来确实焦躁不堪撇下伸夫独自离去。在上野车站送别时,她又问过“你还是要回去吗”。当伸夫理所当然地点头时,她也是叹息一声并快步离去。也许当时纯子是最后一次向伸夫押注,而结果还是对这个幼稚的男子感到失望。伸夫回想起这一幕幕场景,感到就是它们交织出了现在的“失恋”状态。不过,即使真是缘于伸夫自己的幼稚,当时他也尚未具备超越这种幼稚的手段。显而易见,伸夫本来就对异性幼稚无知,也可以说纯子就是因为伸夫幼稚才接近他。而如果伸夫也像纯子所交往的中年男子那样是个情场老手的话,纯子或许就不会对他产生兴趣了。总而言之,纯子再不返回已是确切无疑。“原来如此啊!我是失恋了呀!”伸夫喃喃自语,这个极具新鲜感的词令他惊诧不已。仔细想来,伸夫此前从未把“失恋”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实际上,因为他以前不曾有过真正堪称恋爱的经历,所以失恋当然是初次体验。“失恋的男子……”伸夫再次喃喃自语,然后望着镜中自己的面孔,心中既感到失落,也觉得自己又向成年男子迈进了一步。他为错过纯子这个可心的女子感到懊悔,即使今后再喜欢上别人,或许也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忐忑不安了。因为他已经与纯子这样的女人交往过,所以遇到一般情况也就不会再惊慌失措了。他与她的交往或许就是走向成年的一段里程。伸夫在笔记本中一连串的“纯子”上画了叉号。“既然你喜欢那种下流的中年男人,那就随你的便吧!你已经没用了!”伸夫在心中反复念叨,并把笔记本涂得漆黑一片。“我要找个比你好过无数倍的女人!”但是,当他重新审视周围,却发现已不可能有比纯子更可心的女人了。若勉强言之,也就是村井麻子而已。可事到如今他既无意接近村井麻子,而且即使自己有意接近,她也不可能接受自己了。“还是算了吧!”伸夫有些不胜其烦了。女人总是翻云覆雨、骄横任性、不可信赖。如果真心跟那种东西相处,自己恐怕会疯掉的。伸夫嘴里一句接一句地嘟囔着大脑中浮现出的怒骂,可那些骂声本身无疑都是对纯子的怀恋。“忘了她吧……”伸夫如此自我劝解,可是去了学校却偏偏又在走廊里与纯子相遇。伸夫在一瞬间怀着依然如故的恋情走近纯子,慌忙之中表情有些僵硬。可纯子却若无其事地从他身旁走过,眼神十分平淡,就像在看一般的同班同学,丝毫不给伸夫接近的机会。其后又过了一个月,额头沁汗的季节终于来到北国。这一天,伸夫来到市中心的书店,出门时碰上纯子跟一位高个子男人并肩走来。好像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纯子笑弯了腰。但是,她在看到伸夫时就止住欢笑,只瞥了伸夫一眼就扬长而去。事发突然,伸夫慌忙朝两人追去,可纯子已经跟高个子男人并肩消失在人群当中。那个男人就是怜子所说的谷村吗?伸夫虽然无从确认,可是纯子跟他的亲密姿态却非同一般。纯子最初向伸夫呈现的就是那种只对喜欢的人才会有的纯真温柔的笑容。“果然如此啊!”伸夫望着两人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到此为止吧!自己跟纯子的那段交往只是梦幻而已。那种女人不值得永无止境地去追。”伸夫手中握着新出版的英语参考书和高考复习资料。高三已进入夏季,高考在一分一秒地迫近,由于他从春季到初夏一直被纯子搞得心浮气躁,所以今后必须加倍努力刻苦用功。既然已经亲眼看到纯子跟其他男人在一起的情景,所以应该反而能够彻底地放弃她了。“这样就可以彻底地忘掉纯子了。”伸夫虽然还不太服气,但决心已下,那就能全力以赴地把落下的功课补上。“首先要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大人。”既然纯子嫌自己幼稚而绝情离去,那么成为大学生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成为大学生,纯子也许会另眼看待自己,并且再次回到自己身边。虽然嘴上说已经放弃,可心中却依然难舍难分。伸夫不禁对自己产生了厌烦情绪,但这也比拖拖拉拉地纠缠下去强过很多。从夏季到冬季,伸夫一门心思致力于高考复习。虽说如此,他倒也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即使在长时间面对书桌之间,他也会忽然想起纯子胸部的丰满和嘴唇的触感。虽然已经下定决心抛开纯子,但他并不能立刻静下心来投入学习,在发呆时手依然会自然地伸向藏在抽斗里的黄书。高考复习似乎仅仅使大脑疲倦,而身体却依然精力充沛。翻上两三页黄书,只要看到刺激性强烈的标题,下体就会勃起,手便像被吸附般触摸那里。坐在椅子上自慰,如果突然有人闯进房间会很难遮掩。伸夫虽然已在房门上贴了“请敲门”的字条,可母亲和姐姐却根本不屑一顾。为防万一被看到,伸夫用貌似膝毯的布块盖在腰间,然后在布块下反复做自慰动作。但在这种时候,好像脸上总会发烫,眼神也会变得呆滞。母亲曾有一次没敲门就端着红茶进来,伸夫赶紧停下手,却来不及把裤裆前面合住,幸亏用旁边的膝毯盖住而没被看见。不过,母亲也许已觉察到自己表现异常。“都半夜一点啦!赶快睡吧!”母亲要把茶杯放在桌上摊开的参考书之间,可那下面就藏着黄书。伸夫慌忙把笔记本和历史年表也盖在上面,并伏下身来遮掩。“怎么啦?不会是发烧了吧?”母亲更加疑惑地盯着伸夫的侧脸看。“没事儿呀!”母亲在这种时候担心未免多余,不如赶紧退出房间才是体贴儿子。“我马上就睡,别担心了!”伸夫虽然感谢母亲送茶,但因为自慰行为受到了打扰,所以烦躁的情绪溢于言表。母亲受到冷对不免有几分扫兴,伸夫在母亲离开之后终于松了口气。刚才幸好坐在背对房门的位置,所以没被发现,却也真够悬乎。虽因受到打扰而一度兴致颓萎,可那个部位却似乎依然未能消停。“刚刚进来过一次,所以不会再进来了。”伸夫重新翻开黄书,这次他心情放松地把手伸向了裆胯。虽然这样说不免有些夸张,但男孩高考成败的关键之一,或许就是怎样与自慰的冲动作斗争。随着越来越深地沉溺于这种快感,学习效率也会急剧降低,只有无力感在不断地蔓延。即使无法避免自慰行为,也应该控制在暂时排遣的程度,然后断然转换心情。这也许就是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伸夫虽然想法很多,但这些苦恼当然不能向父母倾诉,甚至不能对朋友说。特别是女性朋友和母亲,她们并不理解男性生理的本质。不可思议的是,伸夫在跟纯子热恋时,却没有产生过多么强烈的自慰欲望,但在诀别后开始投入高考复习时,却又变得倍加强烈。伸夫曾一度问过密友村田君。“你每天做几次那个?”村田君是妇产科医生的儿子,所以说到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开口。“大概每天一次吧。”虽然每天一次并非固定,但伸夫平均也就是这个频率。有时冲动强烈就会连续两次,然后直接睡觉。“做那个,对学习不好吧?”“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伸夫了解到在这方面也有人跟自己想法一致,也就能够心安理得了。可是,在过了冬季进

                      墓,是李家山发现的所有女性墓里边规格最高的一座。那些纺织贮贝器,还有播种贮贝器、四个舞俑、镏金铜鼓,都是在这里出土的。纺织贮贝器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0座,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铁器及铜铁合金制器340余件,另有大量金器、玉石、玛瑙等随葬品和装饰物。这其中,在包括纺织场面贮贝器在内的诸多器型中,女性贵族的身影屡屡出现,并且均雕装精美,仪态悠然,女性在古滇国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王鲁湘:滇王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马文斗:这个还真研究不出来。王鲁湘:但可以推测,当时在整个云贵高原,滇王的势力最强大,而且他经常会劫掠别的民族。我估计他肯定有很多的妻妾,而且在这些妻妾里头,有些人可能来自异族的女俘虏。马文斗:抢俘虏用来做劳动力,应该是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因为当时俘虏不是只俘虏一个男人,而是把整家整家的都俘虏过来,这里边应该有女俘虏作他的妻妾、宫女、佣人等。但是因为宫廷遗址还没找到,所以我们无法确认他的后宫到底有多大。王鲁湘:这里还出土了一批漆器的祖是吧,那么这批祖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生殖崇拜呢,还是某种实用器呢?马文斗:这是目前争论比较大的一块。国内的学者过去普遍认为,那几十件种祖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器物,主要用于祭祀和舞蹈。但有些外国学者,像大英博物馆的学者很早就提出,这些祖有一部分应该是实用的性工具。王鲁湘:就是后宫里头有一部分低级一点的妻妾在性寂寞的时候,拿来做安慰器的。马文斗:对,他们是对比了阿拉伯国家的后宫情况来做这个研究的。在云南,目前我们还不好说有太多的证据。不过在性关系上,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还是比较自由的。即使是现在的少数民族,也有用生殖器做舞蹈的,像彝族的播火节,男性用自己的生殖器裸体来显示他的勇猛。牛虎搏斗扣饰牛虎博斗扣饰马文斗:我觉得滇文化的动物雕塑非常有趣。它的雕刻一方面很写实、很生动自然,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示一种崇拜意识或其他思想状态。云南的蛇很多,所以多数的器具上都有蛇存在。我们现在认为,当时云南崇拜的图腾是蛇、牛和老虎这三个动物,不同的部落崇拜不同,当时的滇国就把这些图案组合起来了,这件牛虎博斗扣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张新宁:整个滇文化发现的所有动物形象当中,最多的是牛。牛是财富的象征。为什么呢?其一,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没有牛不能祭天。如果用羊头、猪头,只能是祭等级比较低的神,要祭最高的神就必须用牛。祭祀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贿赂神的过程,也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愿的过程,通过祭祀,他把自己的意愿升华成神的意志,再传达给民众。这样一来,君主的真理就变成了神的真理。王鲁湘:所谓“替天行道”。张新宁:所以祭祀过程本身就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一个环节。王鲁湘:“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嘛,祭祀被摆在第一位。张新宁:只有拥有牛,才能在统辖范围内实行最高的行政领导。而且只有拥有的牛多,才能进行多次祭祀,所以说牛本身就是财富。其二,牛本身也是食用、耕种的资源,它本来就具有直接的财富价值。然后再赋予它一定的政权、神权等象征意义,这个形式就可以一直保存到现代。今天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盖房子,房子的两端都要悬挂牛头。虎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滇民族的图腾,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现在居住在云南的彝族,也是以虎作为图腾。王鲁湘:他们自称罗罗,罗罗就是虎的意思。张新宁:如果说牛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那么虎就是人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王鲁湘:所以你看这个扣饰的造型,一头猛虎从一头健壮硕大的牛臀部后面跳上来抓住它,好像就隐喻着人应该像猛虎抓牛一样,紧紧抓住和控制财富。云南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就是崇尚自然、生动,写实、逼真。除此,它还有一个更鲜明的特色:那就是粗犷,崇尚力量。它经常表现人类社会中间的一些杀戮、征伐场面,比如把尸体的头割下来,在手里提着等,这即是某种力量的显现。而表现在动物世界里头,古人也是崇尚同一种丛林规则:弱肉强食。马文斗:我们古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就是适者生存。王鲁湘:当时人类在世界上是个少数物种嘛,生活的环境很险恶,所有野兽在某一方面都比人类要强大。马文斗:在动物里面,人不是最有力的,但是人比较聪明,他会劳动。在云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力量,即动物的凶猛和强壮程度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是它们借以生存的主要根基。王鲁湘:所以人类社会也要学习丛林原则。马文斗:古滇国人其实并不崇尚后来儒家的那些学说。王鲁湘:什么仁义道德、温文尔雅,至少在这些青铜器上,我们看不出来。马文斗:他们的生产力和文化还没发展到这个高度,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整个物质基础也达不到这个条件。在当时,他们必须卖力地狩猎、战斗才能生存下去,生存是第一要义。四、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发掘上个世纪末叶,改革开放的篝火点燃了衰落已久的文物市场,盗墓业死灰复燃。于是,李家山、石寨山这些埋藏着大量宝贝的滇国墓地就成了盗墓贼不辞辛劳的作案现场。为了及时抢救和保护这批地下文物,1995年,石寨山考古工地上再一次搭起了工棚,开始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历时40多天,先后共清理墓葬36座。蒋志龙:当时选择被盗非常严重的区域进行清理,我们把表土揭开以后,这些墓葬很快就露出来了。王鲁湘:埋的很浅?蒋志龙:非常浅。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发现有墓葬了,到底清还是不清?王鲁湘:那肯定得清了。蒋志龙:我们马上对这块三百平米的墓葬区进行清理,这才有了1995年石寨山的第五次抢救性发掘。我们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墓葬,可以早到春秋时期。通过对小墓的随葬品,包括整个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分析,我们把它定到春秋时代,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是,我们发现一座规模非常大的墓葬,就是七十一号墓。这次发现是非常偶然的。那天我们差不多快清完了,准备收工了,突然看到有个地方露出一个青铜状的棍,后来我们发现那是伞把,就是执伞铜俑的伞把。我们把伞把挖出以后,再往下面清了大约二三十公分,那个铜俑螺髻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扩方,于是发现了七十一号墓。从随葬品的组合,还有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来看,它可能是某一代滇王的墓葬,而且是比石寨山六号墓时代更早的某一代滇王。牛虎搏斗贮贝器在这片至今仍然存留着大量滇国秘密的地层之下,考古人员历经五次发掘,共清理滇文化墓葬86座,出土文物难以计数。马文斗:这件牛虎搏斗贮贝器是1995年在石寨山进行第五次发掘时发现的。你看,牛和老虎的搏斗场面非常逼真。老虎围着树跑,用树作掩体,牛不断紧逼,可见搏斗非常激烈。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场搏斗的激烈程度,并不全是直接表现,它还从树上面的动物来表现——小猴子在惊叫奔跑,鸟在惊飞。这说明创造者的构图和美术思维非常细腻,牛和老虎如果在这里单独搏斗,就会显得单调,而用树上的动物一衬托,整个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王鲁湘:气氛就出来了。牛虎博斗贮贝器马文斗:所以上面的动物都在惊飞、惊叫,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贮贝器中场景造型和美术构图最好的一件,可谓是典范之作。因为古人很少有这种立体思想,很少想到把整个纹饰作为整体场景导演出来。王鲁湘:这些滇人工匠,观察生活很细,正如前面所说,这些场景应该都是他们亲自见过的。像这样高超的雕塑写实能力,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达到的。五、追溯滇族之源从发现滇王之印到现在,神秘的古滇国依然被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它来自哪里是个谜,到哪里去的又是个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中间的几百年,它却在滇池附近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王鲁湘:奇怪的是,在滇国的青铜器时代之前,我们似乎看不到有一个过渡,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好像它突然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峰,然后又突然消失了,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马文斗:这也是目前滇国留给世人的最大谜团。一般的部族,发生发展都有考古资料的印证。但滇国没有文字,它早期的发生发展也没有记载,所以没有考古材料的旁证,这是很罕见的。中国这几年的考古是比较兴旺的,我们还动用了很多新设备,比如卫星勘测,航模拍摄等等,还是没有发现过多的滇文化早期遗址。王鲁湘:有一种解释就说,它如果没有本土文明一级一级发展的佐证的话,那就只能说它是横向移植,也就是说,它是从另一个地域移植过来的某种文化。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滇文化最有可能从哪里过来?马文斗:这种解释也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在滇文化周边,甚至整个世界的青铜文化里边,并没有发现和滇文化青铜器相同类型的文化。王鲁湘:完全相同的没有,但找得出联系的却有,比如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文化。马文斗:我们发现,只有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和云南青铜器有相近的联系。根据人类学的文化流向研究来看,云南的民族多数是草原文化民族迁徙过来的。王鲁湘:草原民族的后裔?马文斗:就是从甘肃、宁夏沿着三江并流这个文化通道,流到这里的。既然民族学上是这样的,文化人类学上这种流传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推测,有一个草原部落在当地留下来以后,结合当地的一些土著文化,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文化类型,这就是滇文化类型。滇民族的族源,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就是甘肃的草原文化的后裔。王鲁湘:到了西汉后期以后,滇文化就逐渐没有了。它是真的没有了,还是化整为零,到了我们云南更边远的地方呢?比如说到了三江流域,变成了云南现在的彝族啊、佤族啊、独龙族啊,化到这些民族里头去了。马文斗:就人种来讲,就目前当地部族的人种来讲,滇文化后来确实演化为彝族等现在的民族了。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滇文化的文化现象却没有保留下来?我们都知道,任何民族的源流都是和它的整个人种与文化一起传下来的,但为什么滇文化人种演变成了其他民族,但它文化的东西却没留下来?你看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它的纹饰习惯、器物形状等,都没有传承下来。这在其他文化类型里是很少见的,这也是一个谜。滇人留下的谜团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考古队员的身心。在云南滇中地区,大量青铜墓地的主人是从哪来的?族群的痕迹何在,生活区是什么样子的?2006年2月6日,考古专家接到消息,距离澄江县城大约三公里的金莲山发现墓葬被盗,考古队随即介入。蒋志龙:我们这几年把重点转移到了寻找滇王国时期的一些聚落上,2006年,我们发现了大量同时期的遗址,而且墓地周边也都有相对应的遗址。王鲁湘:也就是说,他生活的地方和死后埋葬的地方离得并不远。蒋志龙: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墓主人棺材的方向,很多是朝着他生活的这个遗址的,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王鲁湘:他是想死了以后仍然能看着后人在这里继续生活。这样的发现,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金莲山墓葬群保存完好的人体遗骸将成为研究滇人族群的基因库,这似乎给古滇国神秘的大门找到了另一把可能发挥作用的钥匙。然而,金莲山是否就是滇民族的生存聚落?那些腰坑里出现的累累白骨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20世纪末叶,就在考古专家的小铲子持续翻动的时候,又有人传出抚仙湖底惊现一处类似城墙的石砌建筑。有人大胆猜测,这些“石埂子”该不会就是遭受巨大自然灾害后陷落在湖底的滇王宫吧?一时间媒体蜂拥,群众哗然。新一轮的争论开始了,而那个曾经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那个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青铜王国的故事,还将在云南的大地上不断传说。发现阖闾古城苏州城西,太湖之滨,有一座江南古镇,名叫木渎。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专宠西施,特地为她在秀逸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源源而来的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河流港渎,史书记载“木塞于渎”,木渎之名便由此而来。2010年的一天,木渎镇上来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系列的惊人发现,让这个千年古镇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地人豁然醒悟,祖祖辈辈流传着的那些传说故事,原来都是真实的。也许,当尘封多年的秘密逐一解开之后,木渎将重新定位自己所承载的历史。2011年1月,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中,苏州木渎春秋都邑赫然位列其中,一座可能改写江南历史的古城遗址,渐渐浮出水面。一、真山大墓苏州自古就是春秋吴文化的中心地区。近年来,在苏州市周边发现过很多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出土的真山大墓。考古工作者打开墓室之后,发现墓主人身穿一件精美的玉甲,显得十分高贵。在苏州春秋时期发掘的墓葬中,这个墓葬的级别显然是首屈一指的。钱公麟37:这是由玉面饰、珠襦、玉甲,加阳具饰所组成的一件衣饰。大家都知道著名的金缕玉衣,而它可以说是金缕玉衣的前身。这件东西显然不是一般身份的人所能拥有的,它特别精美,我们认为,它出土的时代应当是春秋中晚期。综合它的级别和年代,我们认为这是第一代吴王寿梦墓葬所拥有的,这个墓葬也就是寿梦的墓。真山大墓玉甲衣苏州当地专家认为,真山大墓的墓主人就是吴王寿梦。不过,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在1996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距离苏州仅仅200多公里的古越国都城绍兴,发现了印山越国王陵,其规模显然比真山大墓宏大许多。也就是说,作为吴王的墓葬,真山大墓的等级至少也应该与此相当。更何况,在第一代吴王寿梦的时代,吴国国力已经不容小觑,其强盛程度,直接奠定了吴国在阖闾时代走向鼎盛的基础。王卫平38:吴王阖闾在上台以前叫公子光,他的祖父是吴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王,叫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余祭,老三叫余昧,老四叫季札。季札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深得寿梦喜爱,所以寿梦很想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是吴国最懂得礼仪制度的人,所以当他父亲想把王位传给他时,他认为这违反了祖宗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一个规定,坚决不肯继承王位。寿梦在临死以前,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和几个儿子讲好,王位兄终弟及,就是哥哥老大先当国王,他死了以后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老三传给老四。这样一来,季札就没有可以推辞的理由了吧。老三余昧去世以后,按道理应该是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还是不肯,于是就逃出去了。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就拥立老三余昧的儿子僚当了国王。僚当上国王以后,引起了公子光的强烈不满,他想: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我的父亲是寿梦的嫡长子,而我又是诸樊的儿子,那这个王位应该通过我的父亲传到我的身上,僚怎么可以当这个国王呢?他暗地里招兵买马,想找一个机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这时候,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了吴国,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著名的勇士——春秋时期三大剑客之一的专诸,最后

                      豪,族人宾客甚多。努尔哈赤的崛起使他激动不已,决心与满族共命运。佟氏其他成员住在抚顺。据某些史料载,佟氏祖先是汉化的女真商人,世代居住在明朝境内,同满族人进行食物和毛皮贸易。但也有史料可以证明,佟氏是数世以前定居东北的一个明朝官员的后裔。辽东佟氏最终共有22人归顺了后金,包括曾在朝鲜英勇抗击丰臣秀吉的副将佟养真(死于1621年)。佟养性死于1647年,其子普汉袭爵。郑天挺:《探微集》,第53—5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5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798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八卷,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4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铸匠名叫王天相,铁匠名叫刘计平。?大凌河之围,下文将详述。《皇清开国方略》第261—268、272—282页对此有一简要叙述。?《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第十卷,第4—5、21页。其中包括商贾2000人工役3000人,一部分蒙古逃人,和少数满洲逃人。?《贰臣传》第四卷,第5—7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在《清实录》中,佟养性部被称为“旧汉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1—23页。金军主力的规模,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23页。皇太极试图以满洲和蒙古原系一国为由,劝大凌河城内的蒙古人投降。9月6日,他派人系书于箭上,射入城中,除许诺“恩养”归降者外,皇太极还写到:“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明则异国也。尔等为异国效死,甚无谓,予甚惜之。”同上书第九卷,第24页。在满文《清实录》这一时期的记载中,满洲人自称“金国”。1649年至1654年间的某个时候,又改称“满洲”,或“我朝”。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3—104页。太宗朝实录的满文原本至今尚未发现,尽管陈捷先教授在私人信件中曾指出,台湾故宫博物院新近可能发现了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1969年出版的《满洲旧档》中,没有1633年和1634年的材料,也没有1636年以后的材料。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9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3—24页;又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2页。?同上书,第27—28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3—34页。共获军旗15面,马206匹,甲胄219副,并生擒游击一员。?同上书,第36页。?金军直到10月26日才知道这支援军的统帅是谁。这天金兵擒获了几名俘虏,经讯问得知,10月22日张春战败后,吴襄和孙承宗逃回了山海关。《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2页。吴襄,辽东人,其家族原居江苏,后迁至此,1622年中武进士,亦为武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12页。?当时,后金汗之护军由上三旗护军组成,设专门机构统辖。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0—31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6—37页。?同上书,第38页。?此后不久,莽古尔泰因为拔剑威胁皇太极,受到诸王的指责,并降其和硕贝勒秩同于诸贝勒。同时,代善嘲笑了他本人和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同坐的制度,遂约定:自今以后,皇太极南面中坐,代善和莽古尔泰侍坐左右。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2—563页。?同上书,第32页。皇太极特意下令,要求哨探尽量捕捉明军官员,而不要只捉樵采竖奴,因为后者并不了解其军中事情。同上书第九卷,第36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8—39页;又见《贰臣传》第四卷,第3—4页。?9月25日,皇太极亲幸阿济格军,按其传统方式以金杯酌所携酒,赐给阿济格等,以表示对大败松山援军的祝贺。《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4—35页。?皇太极甚至做了在敌军过于强大因而无法阻挡的情况下解围撤退的计划。《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5—36页。?同上书,第39—40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42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2—43页。?同上书,第43—44页。?同上书,第44页。?同上书,第46页。不过,张春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遂下令将其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为止。张春仍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郑天挺:《探微集》,第82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页。?同上书,第2—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4页。?同上书。?同上书,第5页。?同上书,第5页。金军抓获台中男子240名,妇女儿童339口,牲畜70头。?“若非用红衣大炮击攻,则鱼子嶂台必不易克。此台不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各台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克鱼子嶂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饱腾。以是久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云。”《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5—6页。?同上书,第4页。?同上书,第6—7页。起初他们杀修城夫役为食;夫役已尽,又杀商贾为食,且析骸而炊;最后又杀羸弱的军士为食。?同上书,第7—8页。11月9日,一支来自沈阳为金军运送给养的部队,带着缴获的火器、大炮和各台归顺之人,一同返回了沈阳。?同上书,第8—9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9页。?同上书,第9页。当时,佟养性之旧汉兵被分为左右翼两旗,石廷柱是左翼管旗大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35页。岳讬是代善的长子,也是皇太极的亲信。?《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1页。?同上书,第10—11页。?同上书,第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2—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5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0—21页,有祖大寿等降官的全部名单。关于满族的盟誓之俗,见郑天挺:《探微集》,第69—70页。?第十卷,第15—16、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6—18页。?同上书,第18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8页。锦州明军听到炮声,以为祖大寿已设法冲出了金军的包围。这一情况帮助祖大寿将领顺利通过了明军的防线。?同上书,第19页。?同上书,第19—20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83—284页。?同上书,第20页。?同上书,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0—21页。?在此后的几年中,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其上司对他的怀疑。事实上,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后金。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2页。?同上书,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后金内部有人主张立即攻打锦州,而不管祖大寿的计划如何。其例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4—5页。?其中多数人后来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8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页。?同上书,第15—19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23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4—25页。?《贰臣传》第一卷,第1—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0—22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4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1—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57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后金的军事力量,以满蒙联盟及满族与布勒瑚里湖一带的高原汉人的融合为基础。这种结构使得区域划分带有明显的‘利益范围’的性质,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43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3页。宁完我是在一道奏章中这样称呼尚可喜等人的。同时他还断言,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不过是一伙缺乏军事才干的强盗。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尚可喜原是辽东军户,其父在明军中战死。《贰臣传》第二卷,第23—3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5—636页。孔有德的家族原籍山东,当系曲阜孔氏,后移居辽东。《贰臣传》第一卷,第5—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5—436页。耿仲明也是辽东人。《贰臣传》第四卷,第26—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6—417页。?登州即今山东蓬莱。?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686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217—219页。?除耿仲明、李应元及其父李九成外,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也都承认孔有德为王。这些人有的来自直隶海湾中的岛屿(如广鹿岛为毛承禄所占据),有的来自旅顺。孔有德还设置官府造,造刻印玺。《贰臣传》第一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李九成和陈有时被杀。?李应元被杀;毛承禄和陈光福被俘。黄龙还杀了密谋反叛的部将、耿仲明之弟耿仲格。?孔有德部8014人,耿仲明部5866人。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4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5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6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17—31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3—2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39—34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3页。?神田信夫:《三藩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神田就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封建”性,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贰臣传》第七卷,第17—19页。此时,“天佑兵”和“天助兵”名义上也同汉军八旗合为一体,但只表现为其将领在编制上分属各旗。孔有德是正红旗人,耿仲明是正黄旗人,尚可喜是镶白旗人。?“和硕贝勒在本旗中的地位,不是封建性的,而是政治和行政性的。”吴卫平:《八旗兴衰》,第40页。因此分旗之制是收编归降满族的军士及其家属的极好形式。例如,他们曾用这种形式收编被俘的俄国人,令俄国将领统辖,其中有些人是沙皇的逃犯。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8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1页。这种火器无膛线,口径约50毫米,炮筒长约18英寸,火药需用药捻引燃。沈阳故宫有此藏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6—157页。?同上书,第17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96—3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41—34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62—367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34页。林丹汗是13世纪蒙古汗族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他虽然立志统一蒙古,但对别人财富的觊觎,使他失去了许多蒙古首领的信赖。当满洲军队来犯时,后者便将他抛弃了。林丹汗西逃后,死于1634年。第二年,其子向皇太极表示顺服。这样,皇太极便控制了内蒙的大部分部落。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3页。?S.A.M.阿谢德:《清朝的马政》;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页。由于受到蒙古人的威胁,明初统治者很快认识到其军队之战马供给的重要性。明太祖下令设苑马寺,管理陕西的24个牧场。但到15世纪末,这些牧场只剩下了6个,其余皆被农民垦为耕地,因而战马的来源主要依赖东北和西北各部落。在东北,明朝每年用价值30万两的银绢换取马匹,在西北则特设茶马司,专门用四川茶叶换取蛮夷民族的马匹。最初,每年可用约100万斤茶叶换取1.4万匹马。1449年,也先率蒙古瓦刺部入侵,将甘州和宁夏抢劫一空,并赶走了在当地贩马的商人。成化(1465—1487)和正德年间,明朝虽然努力恢复茶马贸易,但毕竟失去了垄断权,因而良种马的来源大大减少了。1509年,蒙古首领亦不刺入侵库库淖尔,以及1513年吐鲁番首领满速儿占领哈密,又进一步破坏了这种茶马贸易。到1600年,全年只换得约3000匹马,且多是性情温和的雄阉马,根本不是蒙古和满族战马的对手。罗赛比:《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37—160页,及其《中国和亚洲腹地》,第82—83页;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260—261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9页。?鸳渊一:《清朝前朝社会杂考》,第306页。蒙古汗国与喇嘛教的结合,是16世纪时由阿勒坦汗完成的。1578年,经他邀请,拉萨黄教首领与蒙古贵族代表在库库淖尔河畔见面。这位西藏高僧得到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而他则宣布阿勒坦汗是忽必烈帝再生。当满族势力迅速崛起之时,土谢图汗——他曾作为外蒙戈壁滩北部喀尔喀蒙古的领袖接受达赖喇嘛的拜访——又宣布自己的儿子是“活佛”和弥勒佛的化身。不过,这一欲将喀尔喀蒙古统一在一个兼有宗教与政治权威的领袖之下的努力,因克鲁伦河流域以塞特森(Setsen)汗为首的东喀尔喀拒绝承认西喀尔喀的统治而失败了。早在1637年,一些喀尔喀部落就开始向满族纳贡。《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罗赛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2—115页;摩西斯:《蒙古佛教的政治作用》,第92—93、104—106页。皇太极私下曾对蒙古人信仰佛教表示轻蔑,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文化特性。“蒙古贵族正在抛弃蒙古语言;他们的名字也都模仿喇嘛。”然而,1637年,他邀请达赖五世来到沈阳;1638年,他修建了一座黄教寺庙,供奉元代的玛哈噶刺像,一个周身火焰的湿婆形象;1640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致书皇太极,承认他为菩萨,并称他为“满洲大帝”。戴维·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19—21页;沃尔瑟·海西格:《蒙古人的宗教》,第32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第二卷第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0页。1633年,皇太极曾经问众贝勒,应该首先征服明朝,还是首先征服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即日后的摄政王,主张先征服明朝,建议攻打燕京(北京)。祖可法表示赞同,指出一旦攻下燕京,明朝其他地方就会望风而降。但皇太极仍感到力量不足。1635年3月21日,早已归顺后金的明朝生员沈佩瑞上疏皇太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指出,明军主力现在正忙于镇压西部地区的农

                      桓公转过来,瞄了瞄管仲,眨眨眼说:“他有那么神?”“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跟着您出生入死,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我又怎么会有片言只语骗您呢?”鲍叔牙一把把管仲推到齐桓公跟前,信誓旦旦,“您尽管用管仲,他的才能在高傒之上啊。”高傒就是齐国的上卿高敬仲,也就是前面说的国、高二氏中的高氏,在齐国德高望重,而且直接主导了迎立齐桓公的行动,为他登上国君宝座立下首功。齐桓公对于高傒的感激和倚重可想而知。听鲍叔牙这么一说,齐桓公不由得仔细打量了管仲一番:“这还真看不出来。”“您不妨试试。”鲍叔牙说。接下来的故事比较老套。齐桓公先是对管仲拱拱手,管仲也对齐桓公拱拱手,两个人算是见过了礼。齐桓公率先长叹一声,说:“先君襄公在位的时候,不好好料理国政,只喜欢游山玩水,放鹰打猎;不尊重人才,只喜欢讨好妇人。后宫的女人多达数百,都是锦衣玉食,好生供养,军费开支都被用在后宫,而前线作战的将士吃不饱也穿不暖,贤能之士的地位反而不如女人的地位高。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宗庙也被弄得乌烟瘴气。管先生给我说说,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齐桓公这个题目出得很大,管仲的回答却很简单:“要想改变这一切,关键只有两个字——秩序。”这就是管仲的聪明,没有长篇大论,只是拣最关键的要点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吊起这位国君的胃口,引他继续往下问。果然,齐侯盯着管仲的眼睛,紧接着就追问:“如何确立秩序?”管仲捏捏胡子,若有所思地说:“很久以前,古代的圣王治天下,用的是‘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办法,让老百姓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各就其位,国家也就大治了。”管仲的治国之道在于先治民,把国民分为士、工、商、农四个阶级,各个阶级均为世袭,不能互相转换。简单地说,父亲当农民,儿子必定是农民,孙子也是农民,代代相传,不可变更。根据这一阶级划分,再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所谓的叁其国)。其中十五个士乡,国君自统五乡,国、高两大家族各统五乡(所谓的伍其鄙)。齐桓公听到这里,已经入味,兴致勃勃地坐直了接着问:“如果那样做,我就可以号令诸侯了?”齐桓的兴趣很明显不在治国上,而在于号令诸侯上。这一点,他其实和哥哥齐襄公很相似,但他比齐襄公幸运,因为他遇到了管仲。管仲微微一笑:“别急,刚刚讲的不过是治民之道。治民为治国之本,我接着给您讲讲安国之术。”齐桓公有点失望:“好,先生您接着说。”身体又靠了回去。管仲的安国之术说起来也比较简单:检视原有的法令,择其善者而留用,不善者则加以修订;安抚和尊重百姓,并为生活困难者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齐桓公一听,这还不容易,马上又问:“现在可以号令诸侯了?”管仲搓了搓手,说:“这个……恐怕还不行。”齐桓公打了个呵欠:“那……先生您接着说。”管仲一看架势不对,临时改变了教课顺序:“号令诸侯这件事嘛,也不是没有速成之法。”他半眯着眼睛斜了齐桓公一眼,果然,那家伙立刻竖起了耳朵。管仲接着说:“如果您光靠整兵备战,那么别的大国也会整兵备战,双方势均力敌,不能速成;如果针对小国,您用的是平常的攻伐之器,而小国也自有其防备之术,同样不能速成。所以,速成是很难的。但我可以教您一个绝招,包管您心想事成,而且无须长久等待。”这回齐桓公身体前倾,急切地搓搓手,“愿闻其详。”管仲给开出的速效药叫做“作内政而寄军令”。根据士、工、商、农的阶级划分,士这个阶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兵源。每五个士乡出兵一万,编为一军,全国十五个士乡,总共编制三军,其中齐侯自领中军,国、高两个家族分别领左、右两军,形成以乡土、血缘、宗族为基础的军事单位。士兵们“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卫国土则同仇敌忾,讨伐他国则齐心协力。有这样的常备军三万人,齐侯就可以替天行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管仲还提出,为了解决战备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可以采取“轻过而移诸甲兵”政策。一个人如果犯了重罪,可以出一副盔甲和一支长戟抵罪;犯了轻罪,可以一副盾牌和一支长戟抵罪;小罪则可以罚金;嫌疑犯就放了算了。一个人如果被告,与原告相持不下,只要向国家交纳一束箭矢,就可以走人。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武备,又节省了办监狱的开支,一举两得。齐桓公大喜,拍着案几道:“这下我可以号令诸侯了吧?”管仲摇摇头:“还差一点。”“请先生继续说!”管仲说,搞好内政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还要注重搞好外交,先和周边的邻居搞好关系,退回齐国侵占的别国的土地,不要收受他国的贿赂,“以亲四邻”。再派游士八十名,前往各诸侯国打探情报,看哪个国家的君主昏庸无道,再发动诸侯联合讨伐他。(齐桓公心里犯了个嘀咕,敢情这号令诸侯,也全然不是想打谁就能打谁,还得挑对象啊?姑妄听之。)通过讨伐“无道”的诸侯,齐国的威望树立起来,再率领诸侯朝觐周天子,尊崇王室。到那个时候,您不想号令诸侯,诸侯都哭着喊着要您来号令了。齐桓公听到这里,一拍大腿,站起来对一直恭候在旁边的鲍叔牙说:“师傅您说得对,就是这个人!”这边,管仲还意犹未尽呢,急忙说:“您……我还没说完呐。”齐桓公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不急,以后有的是时间。”接下来,齐桓公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三天,在大庙里当着全体官员贵族的面拜管仲为相。据《史记》记载,鲍叔牙极力成全管仲,而且甘居其下。相较于管仲的治世之才,当时天下的人们更看重鲍叔牙的知人善任。【齐桓公和管仲:变法是第一生产力】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春天,齐军进犯鲁国。齐桓公此举,显然违背了管仲给他订的先亲四邻的政策,遭到管仲和鲍叔牙的强烈反对,但是齐桓公急于称霸天下,执意要出兵。而在鲁国这方面,去年乾时大战惨败的阴影尚未消失,现在齐国大军压境,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一个叫曹刿的人出其不意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史没有记载曹刿的年龄、出身和籍贯,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鲁国的乡下人,听到齐国入侵鲁国的消息,他放下锄头,前往曲阜请求面见国君。乡亲们都劝他:打仗,那是吃肉的人操心的事,你一介草民瞎掺和个啥?古代生产力低下,农民难得吃上一顿肉,一般的士族阶层也很少吃肉。所谓吃肉的人,是指大夫以上的贵族,他们天天可以吃肉。曹刿拍着身上的草灰说:“吃肉的人脑满肠肥、不学无术、鼠目寸光,没有深谋远虑,我这草民不掺和怎么行?”于是不顾乡亲们的劝阻,上路去曲阜了。鲁国没有信访局,自然也没有驻京办之类的截访机构,各地官员也没有截访任务和指标,农民曹刿一路通行无阻,竟然很快就见到了鲁国的最高统治者鲁庄公。简单地见过礼之后,曹刿就直入主题:“您打算依靠什么和齐国人作战?”这还用问,打仗靠的是战车、是兵、是武器、是粮草。但是鲁庄公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被问到一加一等于几,总觉得不应该等于二那样。他想了老半天,眼睛看着地面,战战兢兢地说:“吃的穿的,不敢一个人独享,总要分给别人一些。”说完偷偷看了曹刿一眼。曹刿粗声粗气说:“那只是小恩小惠,范围也有限得很,老百姓不满意。”鲁庄公又想了老半天,说:“那,祭祀祖先和鬼神,摆两头牛就说两头牛,不敢说有三头,诚实可靠。”曹刿整了整腰带,不耐烦地说:“那些也只是小信,鬼神其实并不满意。”鲁庄公头都大了,面上也有点挂不住了,事不过三,再答错一次,脸都不知往哪搁,他深呼吸几次,然后尽量沉缓地说:“大大小小的官司,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总是本着以民为本的原则,正确对待。”这句话的原文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说句题外话,若能将这十一个字挂在全国公、检、法机关的墙上,也许可以减少某些人的傲慢、粗暴和急功近利。言归正传,曹刿听到鲁庄公这么说,终于笑了:“能够忠于自己的职守,也差不多了,可以与齐国一战。如果开战,请带上我。”鲁庄公长吁了一口气,擦了一把汗,连忙答应。鲁军和齐军在长勺(shuò)相遇。鲁庄公的戎车在去年的乾时之战中被齐军缴获。现在他换了一辆新的戎车,请曹刿和他同车。与国君同车是非常恩宠的待遇,草民曹刿愉快地接受了。两军对阵,鲁庄公想先发制人,拿起鼓槌准备擂鼓进攻。曹刿将他的手按住,说:“不是时候,让敌人先敲。”齐军的鼓敲响了,全体士兵举起兵器,有的敲盔,有的敲盾,齐声呐喊:“风,风,大风,大风。”声势极为浩大。按惯例,鲁军这时候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人家,也要擂鼓呐喊,两军随之各自发动,战车在前,步卒在后,冲向敌阵厮杀。可是齐军吼了一阵子,士兵们嗓子都有点发甜了,鲁国人还是毫无动静。大风呼呼地刮过鲁军阵地,吹得战旗猎猎作响,除此之外,整个鲁军方阵一片死寂。鲁国人不按常理出牌啊!齐国人没见过这种阵势,本来想跃马进攻,战车又悄然往后退回了起跑线,步卒手里的长戟也握出了汗,大伙儿都不知道对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实连鲁庄公也不知道曹刿在搞什么名堂,他很想擂鼓进军,可是曹刿将他的鼓槌牢牢抓在手里,就是不给他敲。齐军的战鼓再一次擂响。鲁军仍然纹丝不动。齐军第三次擂响了鼓。站在鲁庄公车上的曹刿松开了手,说:“可以了。”鲁军的战鼓终于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听到鼓声,数百辆战车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冲向齐军阵地,战车后面的步兵也挥舞着手中的利刃,嗷嗷叫着冲过来。齐军先是惊愕,既而骚动,然后像退潮一般溃散。鲁军如同参加冬天的狩猎一般在战场上四处屠杀着齐军士兵,那场景,连一贯温文尔雅的鲁庄公都禁不住在车上面红耳赤地吼起来:“杀啊,冲啊,把齐国人统统杀光!”齐军全线败退。鲁庄公下令全军追击,又被曹刿制止了。他仔细查看了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戎车前面的横木上,朝着齐军溃逃的方向眺望了一阵(我们也许搞错了,他原先不是农民,而是乡间杂耍演员),然后才说:“可以追击了。”这一仗以齐国人的惨败而告终。《左传》记载,鲁庄公赢了一场战争,却不知道是怎么赢的,于是很虚心地向曹刿请教。曹刿毫不客气,说:“打仗,比的就是勇气。一鼓作气,是斗志最盛的时候;第二次鼓起勇气,就不如第一次;第三次基本上就毫无勇气可言了。敌人丧失斗志,而我方斗志旺盛,所以能打胜仗。至于追击之前,俯看地上的车辙,眺望敌人的旌旗,那是为了判断敌人是不是故意诱我军深入。我是确定齐军车阵已乱,旌旗靡倒,才敢放手追击的。”我要替曹刿补充说明一下:打仗是件会死人的事,对于双方士兵来说,举起武器冲向敌阵,都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充满着恐惧、颤栗,甚至还有对人生的虚无感。两军阵前战鼓齐鸣、士兵高声呐喊,就是为了消除和掩饰这种恐惧感,增强自身的勇气。一旦鼓起勇气,又被硬生生憋回去,就很难再次振作了,遑论第三次?所以才会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这和现代人结婚是同一个道理。同年六月,齐桓公不甘心长勺之败,联合宋国再次出兵进犯鲁国,两国联军越过鲁国边境,驻扎在曲阜附近的郎城附近。宋庄公已经在八年前去世,现任宋国君主是他的儿子捷,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闵公。鲁国大夫公子偃对鲁庄公建议说:“宋国部队军容不整,我军可以避强就弱,先打垮宋军。宋军一败,齐军也就只能撤退了。请您派我攻击宋军。”一向慎重的鲁庄公考虑了半响,没有答应他。当晚月色朦胧,公子偃命令属下将虎皮蒙在战马身上,偷偷打开城门去偷袭宋军。鲁庄公得到消息,连忙动员全军接应他。宋国人果然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士兵们在恍惚之中,只见百余头猛虎在营中横冲直撞,惊惧不已,全军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宋国的猛将南宫长万仍然奋勇抵抗,左冲右突,鲁军无人能敌。鲁庄公远远地看见了,取出自己祖传的长箭“金仆姑”,弯弓搭箭,射中了南宫长万的右肩。中箭之后南宫长万被数百名鲁军士兵包围,仍然勇不可挡,直到鲁庄公的贴身护卫遄(chuán)孙加入战团,鲁军才合力将他擒获。宋军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齐军见势不妙,连夜撤退。一连两次讨伐鲁国失败,齐桓公刚刚开始的雄图霸业,显然有点流年不利。公元前683年夏天,宋闵公为报去年战败之仇,再一次兴兵攻打鲁国。越来越有战争经验的鲁庄公前率部队迎击,乘宋军立足未稳就发动攻击,一举击败宋军。左丘明对此喜不自禁,在《左传》中记载:举凡战事,敌未列阵就被击溃叫做“败”,敌已经列阵叫做“战”,全线崩溃叫做“败绩”,敌我相当叫做“克”,敌人全军覆没叫做“取”,王室部队失败则叫做“王师败绩”……时隔数千年,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当年鲁国上下的得意之情。回想去年的鲁、宋之战,宋军之所以速败,同样也是因为军容不整、防范不周。一连两次重蹈覆辙,这位宋闵公的治国治军之才,实在令人担心。相比之下,经历了诸多磨难的鲁庄公显得成熟多了。同年秋天,宋国遭遇洪水灾害,鲁庄公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向宋国伸出了橄榄枝,派人到宋国致以慰问之情,说:“天降大雨,毁坏了庄稼,使百姓流离,我怎敢不来慰问?”对于鲁庄公的好意,宋闵公的答复也相当得体:“因为孤不敬鬼神,所以老天降祸于宋国,还要劳烦您担忧,在此拜谢您的好意!”这里的“孤”是宋闵公自称。按照周礼,诸侯在天子面前自称其名,平时自称寡人,国内有凶事则自称孤。对此,鲁国大夫臧文仲表扬道:“宋国有这样的君主,想必要兴旺了。当年大禹和成汤敢于担当责任,说‘天下有罪,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终成大业;夏桀和商纣将责任全推给别人,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很快就灭亡。国家有灾难,君主自称为孤,合乎礼制。宋公言辞谦卑,深知礼数,算是不错的啦!”然而没多久,又有消息传出说,那番话并非出自宋闵公本人之口,而是公子御说(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宋闵公的兄弟)代为捉刀写的。臧文仲又感叹道:“这个人有体恤百姓之心,应该当国君才对啊!”事实上,宋闵公不只是治国无道,治军无方,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口德很差,说起话来肆无忌惮,口无遮拦。随着鲁、宋两国关系的修好,宋国向鲁国提出,将一年前被俘的南宫长万归还宋国,鲁庄公同意了。南宫长万苦战被俘,回到宋国,没有得到一句安慰的话,反而被宋闵公当众奚落了一番:“原来我尊重你,因为你是勇士。可你居然当了鲁国人的俘虏,叫我如何再尊重你呢!”很难理解宋闵公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听起来仿佛仅仅是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没水平。一年前那场战争的失败,责任不在南宫长万,而在宋闵公自己身上。现在他不但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当众奚落曾经奋勇杀敌的南宫长万,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呢?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南宫长万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将自己的名誉看得很重。公元前682年,也就是南宫长万回国的第二年秋天,宋闵公带领群臣到蒙泽狩猎,因为一场棋局与南宫长万发生口角,宋闵公旧事重提,又揭了南宫长万的旧伤疤,戏称其为“鲁虏”。这一次,南宫长万没有客气,拿起石头做的棋盘,一下就将宋闵公给砸死了。接着他又打死了宋闵公身边的几个侍从,闻讯而来的大夫仇牧和大宰华父督也未能幸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这场本来没有预谋的个人行为自然也就演变成了政变。宋国的公族子

                      庚定向的话,只怕大家都会被这个隐密的设计迷惑。窨井的位置正是这幢楼宇的阴煞位,这里是整座井字楼的“冥井”!但这个冥井却不是直上直下的设计,从井口望下,黑漆漆的似乎非常宽大,空气流动的情况告诉我,这下面不亚于一个迷宫。“莫炎跟我去旁边的井字楼,那里应该也有这么一个窨井。”耿婆眼中一亮。“这么大个迷宫,分开走不好碰头啊!”林岳纳闷道,“再说,还有一座楼咋办?总不能叫嫂子和S单独去吧?”“臭小子,净惦记着丫头,你们四个从这里下去。”耿婆笑骂道,“这三座楼是按天盘三奇位造的,如果老婆子还没糊涂的话,这下头应该是地盘的八门九宫布局,我们就在第三座楼的窨井那里会合。”“没错,是八门九宫。”我扬起手中的一张白纸,那上面是我依据听风能力所获得的地下通道略图,虽不全面,但粗体构架已经能看出究竟了。只是,这下面的通道也太复杂了些……如果你在纸上画出一个规则的八边形,并用线条将不相邻的顶点互相连接,最后出现的线条数量应该会让你眼花上好一阵子。我没眼花,因为此刻我就走在这些线条里。“你那图看着头晕,这通道走得头晕。”林岳站在一个交叉口处叹道,“谁吃饱了撑的,在楼下面搞了这么个迷魂阵。”“换作你,吃饱了也不会做这种事吧?”我笑着问道。“呃,对啊,我刚才就觉着奇怪。”林岳眼珠一转,眉毛拧作了四条,“你说这迷魂阵里咋连只猫猫狗狗的都没见着呢?”事实上从一下这个井口开始,四周就凝结着一层奇怪的气息,方才的阴阳流动似乎完全静止了,空气像凝固的果冻一样,隐隐透着弹性。通道四壁干净得出奇,甚至连一丝灰尘都找不出来,更别说林岳提到的猫狗了。可这是个自由出入的地方,难道就没有人下来过吗?“亦凡,做好了,我用GPRS接收系统做了个简单的程序,配合S画出的图形,可以锁定我们几个人身上的手机信号。”晖儿递过笔记本电脑道。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八卦九宫连线图形,五个闪动的红点正显示着我们和莫炎所处的位置。“八门九宫一应俱全了,我们走过的是开门。”我对照图形看了看手上的罗庚,“莫炎他们走的是杜门。”“奇怪了,狴犴怎么一直在抖啊?”S抚摸着怀中的狴犴道,“它也会生病吗?”平日里严肃威武的狴犴此刻正浑身颤抖着,像只楚楚可怜的小猫般趴在S的怀中,圆亮的双眼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我不由得一惊,狴犴是龙脉地气滋生出的虚灵,哪里有土地哪里就有它的力量源泉,更何况在这种接近地气的地下通道中,除非……“老凡,不对劲,这是……”林岳突地严肃起来,指着周围的空气道。在我们四人附近浮动着一层淡淡的黄色雾气,可能是由于太过关注通道走向和环境细节的关系,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层雾气的存在。难道是狴犴……我转头仔细看去,只见狴犴额头那条龙形印记正发出微弱的光芒,一股细如发丝般的黄色气流自它头顶发出,飘入空中不到三尺的地方渐渐散化成一个雾气层,包围了我们。林岳皱了皱眉,手上捻出一支长满绿叶的枝条,小心地将它伸出黄色雾气外,只见一阵抖动,翠绿的叶片立即枯黄,紧接着连枝条也干枯断裂,落在地上渐渐化作一层浮灰随气流飘逝。“这里的反应怎么跟消化道似的!”林岳望着手中剩余的半截枝条,脸色凝重了起来。狴犴的神情愈发萎靡,那层黄色雾气开始渐渐淡去,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我们将会与那半根枝条一样下场,可离开这里就安全了吗?“中五宫?”无意间我瞥见手中电脑上的图形,代表我们的四个红点恰好进入了八门九宫的中五宫。中五宫,并于坤卦,五行属土,列八门之死门。死门,大凶之门,主阴气内入,生机停止、老化。如果从人体与九宫八门的对应来看,这里正是脾胃部分!方才还在乾位的开门附近,怎么一下就会步入死门?难道这个通道阵形能自动变化不成?脑中思索着,我测算了下方位,领着大家闪身进入拐角的一个通道。也就在进入通道的一刹那,黄色雾气已完全消失。坎一宫,五行属水,列八门之休门。休门,上吉之门,主轻松,愉快,宜研习、商议、演兵、点召、入营,消除压力。这里代表的是人体的肾脏。“肾者,北方水,万物之所藏。”肾主蜇,即是惊蜇,如小生物深入到土层最深处,蛰伏不动,但却隐藏着无限的生机。从格局来看,这里适合停留休息,养精蓄锐,现在的情况就如一个调皮的孩子站在一处别人够不着的地方大声叫嚷:“你打不着我!”狴犴的状态恢复了一些,但精神依旧萎靡不振,看来方才的那股死门胃气消耗了它不少精力。我们显然是低估了这个通道格局的危险程度,如果此刻狴犴倒下,接下来的行进只怕会更加困难。“老凡,记得下水道的耗子不?”林岳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的手道。我猛然想起,当日在城市事件中,下水道的奚鼠曾因我的血液刺激而一度力量暴增,同是虚灵的狴犴应该也可以如法炮制。想定之下,我用小刀划破中指,溢出的鲜血接连滴在狴犴额头的龙纹之上。小家伙先是一震,而后眯起了眼睛,不多时便自S怀中跳下,弓身伸了个懒腰,精神立刻抖擞起来,而它的额头上竟看不到任何的血迹,似乎我的血液已经完全进入了它的体内。“想不到你的血还有这种作用。”晖儿替我包扎着伤口,偷偷说道,“早知道我也咬你一口了。”我笑着抚了一下晖儿的头,转身探看周围的环境。这条通道与方才不同,空气中交替流动着阴阳两股气流。但这里的阳气明显弱势,虽然源源不断地自一处涌来,却被大量的阴气压制,集中涌向延伸的通道。我隐隐感到,聚集在那里的阳气不住地冲击着周围,与阻挡它的阴气形成了一股回旋的气流。阴阳互搏?八门九宫里本该阴阳通畅互为所用才对,这种现象实在是闻所未闻。回头间,林岳正蹲在地上,用三个手指捻着根细藤,口里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什么。那样子全神贯注,让我想起他给人看病时的模样。狴犴则一动不动地蹲在他的身边,眼睛凝视着伤门的方位,鼻子开始不住地抽动起来。“怎么会用这么好的涂料?”S忽然道,手中不住地摸索着通道的边壁,“防水隔热,密封一流,这种涂料贵得离谱呢。”“哦?你确定?”我也愣住了,这么残破的大楼下存在着如此复杂诡异的通道,设置布局的人不但精通风水堪舆和奇门遁甲,而且财力和势力也一定非常雄厚,这使我不由得想起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力量来。“没错,这涂料我原先在美国参加交流会时见过。”S确信地点点头,“一桶要好几百美金。”“那是为了闭气养脉。”林岳沉声道,此刻他的面容严肃无比,以我对他的了解,这小子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老凡,如果我告诉你现在这条通道有脉搏。”林岳扬了扬手中的细藤道,“你会怎么想?”通道有脉搏?!我们三人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岳,他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可这条通道有脉搏的说法也太离谱了点。“你应该也注意到这里的阴阳气流产生互搏了吧?”林岳继续道,“你们不是中医,所以才会忽略,这种互搏是脉象中的‘少阴不至’,换句话说,这条通道得了‘尸厥’。”二十七、风水养生“少阴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而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中医的职业敏感提醒了林岳,在这条通道中激荡互搏的阴阳之气所形成的气脉走势正是人体脉象中的尸厥症的“少阴不至”。尸厥是古代的病名,主要是阴阳气血逆乱,少阴之阴阳之气互相格拒。这个病在古代医学诊断上很容易被判断为死,但实际上病患并没死。但这里是地下通道的一部分,人类的脉象病症怎么可能出现在毫无生气的奇门格局里?中医、风水、奇门遁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既然八门九宫和人体是一一对应的。”林岳脸上坏笑了起来,“那么出现人体脉象又有什么奇怪呢?”从电脑屏幕上看,莫炎和耿婆已经走过了生门,但却拐入了一个与我们相悖的通道。生门,上吉之门,主生命旺盛,成长迅速,源源不断,生气蓬勃,生门乃八门中最旺之门,用运生门打仗,宜背生向死。至少我们不必为他俩担心。转入身旁的通道,周围的气息渐渐平和起来,没有任何的冲撞和波动,眼前的岔口交错变幻,不知不觉中已绕进了一处最为复杂的环节。这里是通道交错点最多的地方,一圈岔口将我们包围在了当中,我突然发现,一路行来四周都涌动着阴阳之气,但唯独这里丝毫没有气流变化,全然一派死寂的样子。“这家伙病得不轻啊,左边人病脉不病,这叫内虚。”林岳不住地晃动着手中的细藤,口里嘟囔道,“右边的真脏脉都跑出来了,人倒是不病,等于又加一条——‘行尸’。”从中医脉理来讲,林岳的说法并不是无根据的,“脉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无王气,卒眩仆不识人者,短命而死。人病脉不病,名日内虚,以无谷神,虽困无苦。”若以这种理论依据来进行判断,这个八门九宫格局中隐藏着“行尸”病症。这个行尸,中医上也叫走肉。因为这个人没有生气了,却还活动,人的命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脉象出现了真脏脉,人还不病,中医的理论来讲,五脏根本已经绝了,若有突然之变,马上就可以来病,马上就可以死,顿生不测。我心中隐隐有些疑惑,井字楼的布设格局原本是纳阴为主,但在午时却出现了阴阳并生的现象,那股阳气显然是来自井字楼中的住户,而这些阴阳之气又全部被“棺井”导入了地下。由此看来,这些阴阳之气应该是为下面的八门九宫格局通道服务的,可通道里怎么又会出现类似人体的病症脉象呢?“把阴阳之气从井字楼上引下来,会不会是用来抑制这里的病症脉象?”晖儿思索着自语道,“不过要是这样的话,除非通道本身具有生命,或者是它关联着某些生命。”“嫂子,你只说对了后半句。”林岳摇摇头,“这里的病症脉象正好是那些阴阳之气引起的,说白了,这叫阴阳不调。”“那就奇怪了,谁吃饱了没事劳民伤财地造这么个格局,为的就是让这片通道得病?”S抱起狴犴,“不通,不通,你这话没依据。”“要依据应该不难,前面直走就是景门。”我脑中闪出一个想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肾虚人疲,心脏的脉象才是最终判定的关键。”离九宫,五行属火,列八门之景门。景门,中吉之门,主华显易动,颇受注意,行事凸出,声势张扬。这个动力十足的宫门位所代表的正是人体的心脏。刚一进入景门位,一股磅礴的阳炎之气便扑面而来,仿佛汹涌拍岸的海浪一般。林岳挥手在墙上猛地一拍,一片绿叶繁盛的绿藤立刻挡在了面前,不断生长的绿叶总算抵住了这股异常凶猛的阳气。“如果把这儿看成心脏,那刚才的阳气等于就是‘洪脉’。”林岳伸手搭住不住颤动的绿藤,“得,洪脉越搏越有劲,那就是死脉了。”照此看来,休门肾位的“尸厥”,汇集处的“行尸走肉”,再加上景门心位的“洪脉大涨”,整个地下格局完全是弥漫着一股阴阳不调的病症之气。“心者,火也,名少阴,其脉洪大而长,是心脉也。心病自得洪大者,愈也。假令脉来微去大,故名反,病在里也。脉来头小本大,故名覆,病在表也,上微头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撇过景门,众人走入一处安全的通道内稍事歇息,林岳不住低低自语着,似乎在琢磨什么问题。“如果这是个病人,尸厥、行尸、洪脉大涨,犯上任何一条,我基本就给他判死刑了。”林岳眨了眨眼,“不过从整体脉象综合来看,这家伙倒是还没死绝。”“没死绝?金刚不坏啊?”S瞪大丹凤眼道,“这里古怪得离谱,连你都古怪起来了。”“嘿嘿,我哪儿古怪啦?”见S生气,林岳立马涎着脸凑了过去,“电视上的女主角不是常说吗?男人在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扑哧,不单是S,连我和晖儿也不禁乐出声来,这小子说变就变,和刚才满脸严肃的样子大相径庭。“笑了就好。”林岳得意地点了点头,转而冲我正色道,“这三个地方的脉象虽然都是不利的死脉,但如果搁在一块儿,反而会互相牵制。”“就像奇门遁甲里的‘休景双生,水火并济’?”林岳的话正好提醒了我,从《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中的精要部分来看,这种逆于常理的做法却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奇门遁甲没你那么熟悉,但中医药理咱还是有点自信的。”林岳乐呵呵地道,“照刚才说的,那人只会产生一种情况——不老。”“长生不老?!”众人面面相觑,如果这是一种生存之道的话,那就等于解决了人类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的夙愿,这种有悖自然规律的现象恐怕只在神话里才会出现。“严格说来,应该是肌体新陈代谢停滞。”林岳挠着脑袋道,“要想找个适当的词儿还真不容易。”“以风水格局为引导,滋生自然阴霾之气,借助井字楼中居民产生的阳气,”晖儿一边自语一边在电脑上忙碌着,“遵循奇门遁甲的原理,并结合中医理论,以阴阳之气引发病症,造成肌体新陈代谢停滞,藉此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屏幕上一阵闪动,晖儿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我用思维导图分析这些线索,发现缺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晖儿抬起头,一字一顿地说道,“如果是有人精心安排的话,这些布局设置又是怎么作用到那人的身上呢?”“神盘接气。”耿婆笑吟吟地出现在通道的一头,莫炎尾随其后。原来耿婆和莫炎也觉察到通道中古怪的气流,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俩并没有循着气流的特质察查探,而是顺藤摸瓜地找起了八门九宫格局的局眼来。井字楼依据天盘三奇而定,八门九宫格局则是按照人盘八门和地盘九宫设定的,从奇门遁甲总盘合定来看,独缺了星盘的九星和神盘的八神。精于此道的耿婆在推算中找出了九星的对应位,那是九个分布在通道顶部隐蔽处的透光小孔。随着空中的星盘错动,这九星不断变幻着方位,引导星华之气进入格局,推动了整个格局中的局眼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莫名其妙地走入死门的原因。通过局眼变化的规律,耿婆开始寻找神盘的八神位置,但很奇怪,原本设定好的格局神位上根本感觉不到八神的特殊气息。就在耿婆惊疑的时候,莫炎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是虚灵,八只隐藏得极为巧妙的虚灵。“布局的人很熟悉虚灵。”莫炎眼中闪过一道寒光,“用灵火替它们伪造了八神神格。”“那八只虚灵都是异类,气息掩藏得相当之好,只有在阴遁和阳遁局交替变化的时候才会出现。”耿婆接道,“这八个小家伙好像都冲着一个地方去的,莫炎已给它们做了个记号。”虚灵伪作八神,处于格局中神盘的位置上,自然就受到“神盘接气”的作用影响,它们身上所负载的便是整个格局的气脉。换句话说,这些虚灵就是将格局气脉作用到布局人身上的关键,跟着它们追查下去,那幕后的家伙也就自然现形了。“不要急着打草惊蛇。”耿婆叩了叩通道的边壁道,“先得找出法子把这局给破了。”大厦内,一间装潢古朴的房间。宽大的书桌上整齐地排列着八只精致的小瓷罐,里面隐隐有着某种响动。那高大男子正赤裸着上身端坐在桌边的红木凳上,结实的后背肌肉上错落着八处红色的淤痕。金毛猴子自桌上拿起一只瓷罐,抬爪按向高大男子的背部,罐口准确地贴在了其中一处淤痕上。一震之下背部肌肉立即收紧,那瓷罐竟如生根一般吸在了上面。当八个瓷罐全数吸上后,那高大男子缓缓地坐直了身体,伸手抱过那只金毛猴子。“他们已经看破了井字楼的布局。”高大男子自语般地说道,“那就等于能破局了。”金毛猴子看着高大男子,嘴角咧了咧,仰起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如果把这神情放到人类的脸上,可能每个人都不会陌生,那通常被称为“期待”。“不行不行,这么一来等于把三座楼的居民全杀了。”我连连摇头道,“三阴会

                      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湖南宁乡四羊方尊1938年,正值春耕季节,在湖南宁乡的月山村,农民姜景舒兄弟象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祈望着良好年景的到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翻地的锄头刚一用力,便已震得虎口发麻,接下来的发现,更令两兄弟和闻讯赶来的村民兴奋不已。一时间,兄弟二人得宝的消息传遍了宁静的小山村,更是引起了古董商们的热烈关注。几经转手之后,四羊方尊身价大增。不久,政府就得知了有关四羊方尊的消息。李乔生23: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马上让警察局调查这件东西,然后它就归当时的湖南国民党省政府了。王鲁湘:听说张治中把这件东西收去以后,认为这件东西做笔筒很好,于是就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做笔筒用。李乔生:他也是好奇吧。到1938年日本进攻长沙的时候,省政府就把这个四羊方尊放到湖南省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也要迁徙啊,由于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四羊方尊就在迁往湘西的途中被炸成碎片。抗战结束后,四羊方尊重新回到湖南省农业银行,然后就被放置到地库里,无人问津了。1958年恰逢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说湖南宁乡有件四羊方尊,就指示文化部来查一查。文化部马上派人去查,发现这件方尊在当时湖南农业银行的地库里。他们发现以后很高兴,马上连同包装箱一起运到了北京,经过专家修复以后,这件方尊便成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了。王鲁湘:它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成为青铜器的一件国宝了。李乔生: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是,解放以来有十大国宝,四羊方尊在其中排第二。第一件是司母戊方鼎。王鲁湘:那是河南安阳的,很凝重。这个方尊则纹饰精美,太靓妹了。四羊方尊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伟大杰作,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改写了长江以北不出青铜器的历史,此后,湖南青铜器在考古研究领域据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王鲁湘:熊馆长,像四羊方尊这些湖南的商周青铜器,在中国的青铜文化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湖南宁乡带盖象尊熊传薪24:湖南这块地方出土青铜器的时间比较早,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地有青铜器出土。湖南的青铜器很有特色,对中国青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国的一些藏品要出国参展时,国外的博物馆都会点名要我们湖南的某一件青铜器去参展。我们湖南最著名的青铜器是哪几件?湖南宁乡羊尊熊传薪:1949年以前,很多重要的湖南青铜器都被国外收藏了。有两件“虎食人卣”25,一件在法国,一件在日本;有件象尊26在美国华盛顿;有两件羊尊,一件在大英博物馆,一件在日本的根津博物馆。这些青铜器都是这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然,目前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我国的青铜器每次到国外巡展,湖南青铜器必定参加,因此引起了青铜器专家的特别注意,很多专家也很喜欢到湖南来考察研究。人面纹方鼎王鲁湘:这个四面人物方鼎,好像全世界仅此一件。熊传薪:这件东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宁乡黄材镇的炭河里抬出来的。这是农民挖的,挖出来后就当作破铜烂铁卖出去了。我们从冶炼厂里面把它捡出来,当时已经破碎了。王鲁湘:有个地方好像焊接了一下。熊传薪:我们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这个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四面都以人面为装饰的鼎。关于这个人面兽,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湖南宁乡人面纹方鼎王鲁湘:它有可能是个神兽,虽然有人面,但身子是兽。这有点像斯芬克斯,也是个人面兽身。它的整个身子被压成一个平面了,中间是一个人脸,两边是两个耳朵,耳朵上面是两个犄角,耳朵下面是两个兽爪。熊传薪:从人面所表现的人种特征来看,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我们东方人种。但他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一种神,很有可能是代表农业方面的农神。王鲁湘:为什么这样说呢?熊传薪:因为鼎里面有“大禾”两个字。禾就是禾苗,就是稻谷嘛。所以他可能是稻作农业方面的一种神。而且,这个鼎很端正。王鲁湘:器形不是很大,但是给人的感觉很大。熊传薪:所以在中国青铜文化里面,这是一件代表青铜文化的典型艺术品。王鲁湘:好像只要中国的青铜器出国展览,这一件必在其中。熊传薪:对,这一件和那个四羊方尊,这两个是代表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猪尊湖南湘潭猪尊熊传薪:这件猪尊是1980年湘潭的农民修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件猪尊,形体很大,造型也很好,是一只野猪,而且是公猪。它的两个耳朵向着前方,两只眼睛本来还有绿松石嵌在上头,可惜掉了。很奇怪的是,猪全身本应该都是猪毛的,这个猪尊身上却是鱼鳞纹饰。盖上面有一只鸟,应当是神鸟。猪身上还有对穿的两个深眼,前后两个,应当是让棍子对穿过去,然后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可以抬着它,所以,这是祭祀的一种酒器。由此而看,祭祀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鲁湘: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这样一件东西了。熊传薪:另外,从铸造技术、冶炼技术来看,这件尊也是很不错的,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象尊湖南宁乡无盖象尊熊传薪:这个象尊是1975年我亲自到湖南收购的。这是当时一个农民发现的。这个农民在山上植树挖坑的时候突然挖到一件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捡起来觉得很重,以为是金子,拿到火里面烧,烧也烧不烂。王鲁湘:你当时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呢?熊传薪:当时的公社秘书看到我们有关文物的宣传画,认为当地农民挖到的也应当是一种文物吧,于是就写信给我说明情况。我马上跑到现场去看,跟他说这确实是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属于国家的东西,打算收购这个文物。当时价格很便宜,铜价每斤一块五毛钱,这个总共才五斤,花了七块五毛钱。王鲁湘:您按废铜价收的。熊传薪:当时我实在不忍心按铜价收购,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但是公社秘书说,给他那么多钱,助长资本主义。最后我给了他十五块钱,买了这么一件国宝。1978年以后那个农民又找到我,我又补了他几百块钱。现在它的价值要在两三千万以上。这东西太珍贵了,在国内目前就这么一件,世界上只有两件,另一件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那件有盖,这件缺盖。王鲁湘:当时他带你去挖掘的现场了吗?就再也没有别的了?熊传薪:没有了,孤零零的就这一件。这件东西小巧玲珑,铸造很精美,上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纹饰。特别是象鼻,最上面趴了一只老虎,鼻头前面是个凤鸟嘴,鼻的下面、顺着象鼻还附着一条倒挂的蛇。王鲁湘:这是好几种动物复合在一起。熊传薪:耳朵上方有蜗牛纹,腿上面有老虎纹,臀部还有兽面。从它的铸造技术、纹饰、造型的精美看,都反映了中国青铜艺术的极高水平。王鲁湘:它被定为几级文物?熊传薪:一级。瓿熊传薪:这件器物叫做瓿27,也是五十年代在湖南宁乡寨子山出土的。很奇怪的是,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里面有224件小型斧头。王鲁湘:这么一个堂里头可以放200多件斧头?湖南宁乡瓿熊传薪:都是小铜斧。我们觉得奇怪,是因为这些小铜斧应该是生产工具啊,但是却放在瓿里面,这瓿明明是贵族的东西。有人认为,这个小铜斧在当时是贵族家里使用的小的生产工具,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货币。王鲁湘:古代的货币有刀币,也有斧币,总而言之都是财富。熊传薪:对,都是财富的象征。这里有分纹把它分了好几个面,大的四面,小的有八面。盖子上面也有六个分纹,分了六面。中间的把手是虎头形的,盘了一条龙,所以这种动物也是个怪兽。这件器物的花纹、冶炼技术都是很好的。铜铙王鲁湘:这是一种乐器吧。湖南宁乡铜铙熊传薪:是的,这种乐器叫铙28。湖南是大家所公认的出土铙最多的地方,而宁乡又是湖南出铙最多的一个地方。宁乡曾经有一遗址坑里出了十件铙,而且最有趣的是,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兽面铙,它是军乐器。王鲁湘:一般的铙都是用手持着进行击打的,形体不会太大。这个铙这么大,怎么打呢?熊传薪:这个铙有200多斤,不过湖南还出土过一件“铙王”,有450斤。这件铙不可能在宫廷里面用,因为在河南出土的几个小铙,形体都不大,手举起来就能敲。这里的铙一般都两三百斤,不可能举着的,应该是用车子载着它。湖南出土的铙,仅商代的就几十件,为什么会这么多、这么大?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王鲁湘:作为一种军乐,这么大的东西出现在湖南这个地方,意味深长。熊传薪:这个铙的年代,根据花纹来看,应该是商代晚期。关于这些铙的铸造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因为在中原地区还没有过发现这么大的铙。王鲁湘:那就是说,这个铙不是从中原过来的,而是本地筑造的。熊传薪:可能是。湖南出了这么多青铜器,而且大部分器形中原都没有发现过,像猪尊、象尊这些东西。马簋湖南宁乡马簋熊传薪:这是一个马簋29,它是西周年间的,这在全国也是只此一件。它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的纽。它的肩部是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小马装饰了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是卷眉凸眼的大兽面,兽面间有四只垂长冠、长尾的凤鸟。这个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器身所饰卧马和器座的立马,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也是当地铸造的。熊传薪:而且在铸造工艺上,马纹簋的胎壁较薄,器身凸出的马纹和兽面,器内也随着内凹。这样的铸造工艺,在湖南地区商代青铜器上早已出现,很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地方特点。二、湖南青铜器的来源湖南省宁乡县的黄材镇,是一处四围青山环绕的小盆地,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它们的形制很奇特,往往是海内孤品,在中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间都找不到相同的例证。另外一点让人更感不可思议的是,中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放在宗庙之中,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而宁乡的青铜器不是发掘于山顶就是发现于河流之中,而且有许多青铜器中间还储藏了很多的玉器,很明显,它们是当时的人用来祭祀自然山川之神的,这和中原青铜器使用的途径也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成了宁乡青铜器的难解之谜。熊传薪:这个问题大家确实都感到很奇怪。湖南出土了那么多象尊、人面纹方鼎,以及猪尊、牛尊等类型的青铜器,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不下十万件青铜器中居然找不到。随着对出土青铜器物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专家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熊传薪:关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当时有几种看法。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些东西以前都在北京,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就把这些东西从故宫带到湖南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东西是由湘军统帅曾国藩从外地带回来的。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来到湖南已经很晚了,是明末或清末的事。熊传薪:这些说法仅仅是揣测,没有什么根据。还有人说,殷商灭亡以后,有一部分商代贵族逃到了湖南,就把那边的青铜器带到了湖南。但这些说法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从北方带过来的话,怎么在北方没有发现啊。还有一种看法是,这些青铜器就是在本地铸造的。但是在商代晚期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商代叫“蛮夷之地”,属于商王朝的边缘地区,如果这里突然在商代晚期就达到那么高的水平,也不可思议啊。我认为这应该是商文化南下造成的,一部分商的贵族带了一些工匠迁到南方来了。王鲁湘:整个氏族的大迁移,包括他们的奴仆、工匠都给带过来了。熊传薪:对。带过来以后,又与本地文化相结合。王鲁湘:就是铸造工艺可能是从北方传过来的,但是某些造型,包括某些图纹可能受了本地的影响。熊传薪:它就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当然,我们还没找到证据,仅仅是一种推测。大约三千年前,一支亡国的商朝贵族一路向南逃亡,来到了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发现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就定居了下来。他们建立城市,发展生产,逐渐把这里建设成了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当然,这个故事要一直到2004年才由湖南的考古工作者揭开。王鲁湘: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宁乡县黄材镇的炭河里西周方国遗址行了有计划地勘探和发掘工作,都发现了什么?李乔生:这个方国遗址的西北是墓葬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七个墓葬,墓里有玉玦、玉璧,还有青铜器。遗址的东南是宫殿,当时发掘了大概将近三千平方米,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王鲁湘:当时发掘出来以后,觉得这个宫殿遗址大概有多大呢?李乔生:当时发现了两座宫殿,两座宫殿的长度是26米,宽度在八米左右。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宫殿是比较大的了。它的柱础直径最长的有1.2米,排列很有规律,很整齐。王鲁湘:这个遗址是什么时期的?李乔生: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对遗址的城墙进行解剖,发现它的构筑形式是西周时期的。发掘出的陶器进一步证明,这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遗址。王鲁湘:好像都城的中间有两条河流穿过,当年这个都城就把两条河流夹在里头吗?李乔生:不是的。在西周早期的时候,这条河流是在城址对面的,后来由于冲刷就改道了。王鲁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城是被两条河流环绕的,河流起了保护城邑的作用,只不过河流改道以后,就从都城中间穿过去了。都城的面积应该包括两条河流在内。李乔生:我们推测当时的都城有二十万平方米。王鲁湘: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藩

                      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

                      “蓝衣社”与军统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有两个原因。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色·戒》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蒋记王朝第十二章“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

                      川岛芳子“立功”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汉魏故城内城北墙遗址王鲁湘:徐先生,这应该是内城的北墙。徐金星42:对。现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城墙,一般的地面上保存有一到两米。这个北墙,尤其是东北角那一段,保存得最好,大概有六七米高的样子。王鲁湘:从这个墙向南,可以看到宫邸万重次第开;向北呢,可以看到邙山春夏秋冬的各种自然风景。徐金星:好多外国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城墙,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撼——他们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王鲁湘:而且是一座由人工设计规划的庞大城市。一千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那真的是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一个都城,现在全部化为了农田。徐金星:所以司马光在路过这个城的时候,就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那样无限深深的感慨。王鲁湘:古今兴亡之事,就这汉魏洛阳故城了。徐金星: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使用汉魏故城作为都城。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这个都城了。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如果从它的中期算的话,算到北魏是五世纪,那就是距离现在1400多年了。说它是千年古城,是没有问题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营建洛邑的,正是周武王本人。初得天下的他为了能有效统治中原大地,曾计划在夏商两朝的旧都洛阳兴建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可惜武王第二年不幸病逝,这一遗愿便交给了其子成王和辅政的周公。此后几年中,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占卜和兴建,洛邑便在周公的主持下宣告建成。那么,西周初年营建的这个洛邑,是否就是汉魏洛阳城的前身呢?王鲁湘:我们说“周公营洛邑”,他在洛阳这个地方建了两个城对吧,一个是王城,还有一个叫成周。徐金星:周公营建洛邑,这个已经是定论。当时营建洛邑是营建了两座城还是一座城,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是两座城。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在汉魏故城那儿发现了西周的城,但是年代上只能推到西周中期,它是不是西周初期周公营造的城,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学者以为,应该是周公初年营建的城。王鲁湘:总而言之,在汉魏洛阳故城我们已经发掘到了周的城墙。徐金星:对,现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魏洛阳故城的创建之始。洛邑两座城池建成之后,周成王亲临这里举行落成典礼,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入王城太庙。从此,王城便作为天子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的所在,而位于东边的成周城则作为军事重镇,迁入被征服的殷商大小贵族,并镇以成周八师,以防不虞。王鲁湘:周灭了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成了周的国民,但是这部分国民并不太服从周政权,被叫做顽民。这些顽民你又不能杀了他,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安置了,据说就是安置在这个城里头。徐金星: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啥疑问了。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安排在成周,应该就是汉魏故城这儿,然后还给他们训话:你们的祖上怎么怎么不好,你们的国亡了,现在迁到洛阳来,你们要好好劳动、好好干活等等。这些不服周的殷商顽民,以前基本是王公贵族,从未参加过劳动,但是这些人也自有一番生存之道。他们在商立国之前,已经很会做生意了。后来国家亡了,他们还是喜欢做生意,后来这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王鲁湘:对,我们现在常说商业、商人这些词,这个“商”本来是商民族、商国、商朝,结果变成现在组织货物流通、交易的专业术语了。徐金星:因为周代就是两都制了,因而有这样的传说,当时这些人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洛阳,来往于东西做买卖,所以“买东西”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周公营建洛邑大约五百年后,东周的周敬王在公元前516年将国都从原来的王城迁至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从此正式成为国家都城。上世纪初,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北部,一个叫做金村的村庄附近,一大批精美至极的东周时期文物惊现于世,证明了这里曾是具有显赫地位的东周帝都。王鲁湘:中国搞考古的、收藏的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金村啊,这里出土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极品。徐金星:对。大墓的位置大概就在村的东部这一块。上世纪的1928年,这地方下大雨,有个地方被冲塌了。王鲁湘:墓地陷下去了。徐金星:是的,陷下去以后就发现古墓了。当时河南省会在开封,开封有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怀履光43,他得到消息就赶来了。到这以后呢,他就组织当地村民大规模地盗墓,搭棚立灶,盗了好多年,一共盗了八座大墓。然后用马车装到洛阳东站,转运到上海,大部分文物都因此被盗往国外了,国内存的很少。王鲁湘: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博物馆里头都有金村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出土地不太清楚,由于精美程度很高,就被疑是出自金村的。我看到有些刊物是这样说的。徐金星:这个墓出土的文物非常非常精美,好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对这个墓的时代无法确定。后来唐兰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东周大墓,他的说法逐渐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东周大墓,因为洛阳在东周时做过国都,那时的几个王应该埋在这里。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创建,直到隋炀帝另建隋唐洛阳城,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岁月风霜,它的几度兴废也见证了周秦汉魏的王朝更迭。作为古代“天下之中”,兵家必争之所,这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也随着统治者的改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现存汉魏故城的勘测,人们发现,除外郭墙建于北魏之外,内城墙和宫墙遗址的规模和形制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修缮或者增筑而成的。考古勘测表明,最早修建的西周夯土城墙位于现在内城的中心,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3公里,基本呈方形。从勘测图上不难发现,这座方城是以后历朝历代扩建增筑的一个基础。徐金星:西周方城向北扩展以后,便是当时的东周城了。王鲁湘:就是由方一点的城变成一个长方一点的城了。徐金星:对了,稍微长方一点。这是第一次扩建。然后到了秦始皇秦代的时候,吕不韦封在洛阳,他又向南面扩,这样又更长一点了,形成了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九六城”。历史上称它为“九六城”,这个基本上成定制了。王鲁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拍,而且每一个朝代建城的城郭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故城像一棵树一样,有一个生长的年轮。这个年轮最里头的那个小圈,就是当时西周建的那个城,后面再一圈就是汉魏晋,最后到北魏,就是大的那一圈了。徐金星:这个城啊,沿革时间之长和沿革之复杂都是非常罕见的,比起其他城来说,它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意义。秦代,吕不韦将洛阳扩建为“九六城”之后,这座城市的规模基本形成。此后西汉、东汉、曹魏、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基本都是在该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改变的只是城中建筑和宫殿的布局。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在国都的选定问题上,长安并不是汉高祖最初的选择。徐金星:刘邦说,天下我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好,所谓“吾行天下多也,唯见洛阳”。他本来就想把国都定在这的,后来有一个和张良齐名的著名谋士娄敬,建议把国都迁到关中去,不宜在这儿。王鲁湘:据说娄敬给刘邦献三策,其中一策就是一定要定都到长安去。徐金星:虽然他把国都迁走了,但洛阳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人研究了,西汉当时洛阳的人口比长安多八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人口多就证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达。后来到了东汉,干脆就把这儿做国都了。二、东汉洛阳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九六城”中大兴土木,起高庙,建社稷,修宫室。汉魏洛阳城迎来了它第一个辉煌的高峰。有记载说,城中各种殿堂楼阁遍布,宫殿之间有架空的飞阁相连,远在40多里外的偃师都能望见,足见这座东汉紫禁城的壮丽恢宏。刑徒墓地徐金星: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对洛阳进行建设,到他的儿子汉明帝的时候,国家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了,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原来的洛阳城以南宫为主,即以南边为都城的重心。自汉明帝开始营建北宫,由此出现了南北两宫并重的局面。再后来,便以北宫为主,到北魏的时候,就只有北宫,南宫荒废了。中国都城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隋唐的洛阳城,宋的洛阳城和元明清的洛阳城,都把都城的重心放在了北边。王鲁湘:今天汉魏故城内城遗址的正南偏西方向,有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让人惊骇的是,行经这条路沟的村民和路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现人的遗骨残骸,当地老乡因而把这里称为“骷髅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掘后得知,这大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埋葬了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古代刑徒从事着修筑城池宫殿、建造陵墓、开渠挖河、修路架桥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牛马不如,很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而且往往是全国征发,数量巨大,动辄十万、数十万。所以,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让人们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洛阳城,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修建了当年那些恢宏的宫殿。东汉刑徒墓地墓砖1964年,刑徒墓地的一角被发掘开,在不到两千平米的范围内,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22座刑徒墓坑。根据专家对骨骸的观察分析,绝大多数属青壮年男性。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部分还有骨折和残留的刀痕,可见当年的劳作是怎样的繁重和苛酷。值得安慰的是,人们还在部分墓坑中发现了刻有简明铭文的墓砖,上面有一些死亡刑徒的信息,算是给了这些死者一个交代。张玉芳44:这个砖上写着“右部无任,乐安博昌”,“乐安博昌”是他家的地名。“永初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物故”,是说他的死亡日期,物故就是死的意思。王鲁湘:反正就是累死的吧。张玉芳:差不多。根据考古发掘推测,他们死后埋葬时,都是一排一排地被埋到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坑,正好把人装下去。王鲁湘:然后这个砖就压在他的尸身上头?张玉芳:一般都是在胸部或在侧面,等于是给死者留了一块石头作纪念。王鲁湘:可以说,汉魏故城主要的筑城劳动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刑徒。张玉芳:对,就跟现在差不多,相当于给政府白干。王鲁湘:从这些墓葬砖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啊。张玉芳:这是一种见证:第一,汉魏故城是劳动人民修建的;第二,当时的工程非常艰苦,那么多人修了那么多年,不停地修,才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东西。王鲁湘:汉魏故城确实是一座最伟大的东方之城,可是实际上是建在很多刑徒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所以有人说,古代充满了阶级斗争什么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玉芳:对,这就是阶级压迫的见证。当年发掘刑徒墓地时,正值“文革”前夕,于是这些累累白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控诉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典型罪证。此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和比对,人们逐渐了解到刑徒砖上铭文的含义。“左部”或“右部”是刑徒所属的管理机构,“无任”或“五任”是指刑徒是否掌握有技能,而其后的郡县名称则是刑徒来洛阳之前所属狱所的地名。此外,“髡钳”、“鬼薪”等4种名称均为刑徒所负的刑名,以髡钳最高,是五年刑。最后就是刑徒姓名和死亡日期。东汉太学熹平石经刘秀在位期间,除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城池宫殿,还在城南的洛河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学和被称为“三雍”的三座皇家礼制建筑,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久负盛名。时至今日,虽然洛河早已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部分遗址,但在汉魏洛阳故城之中,仍有一处名为太学的村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太学村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刻有经文的石碑残块,经确认,这些就是文献记载中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他们都曾立于太学之中,供天下学子观览临摹。王鲁湘:徐老师,太学里还有外国留学生,是吧?徐金星:有啊。太学规模大的时候,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到流沙。新疆那时候叫西域,也有学生到这里来,还有高丽的。王鲁湘: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学生?徐金星:书上记载说,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余人。王鲁湘:三万余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到一起也就是两万余人。徐金星:东汉太学的学生,超过世界上很多名牌大学。王鲁湘:那时候太学里头主要设置什么课程?徐金星: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经典,为政府培养儒家的治国人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全国文史方面的大家都集中在这,都在这学习或者在这当老师。像班固的父亲班彪就在这儿教书,培养了好多学生。王鲁湘:蔡邕呢?徐金星:蔡邕也跟太学有关系。当时各种经书的版本不一致,蔡邕他们几个人上书,把儒家的经本校勘、统一后就刻上石碑,立在太学的讲堂前。那个石碑就是蔡邕写的,蔡邕的书法相当好。王鲁湘: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吧,是熹平年间搞的,相当于国家颁布的标准版本。当时天下仕子都到这里来抄。徐金星:抄的人非常多。书上记载说,车马都把道路填塞了。有些人家专门为这些从外地来抄书、上学的学生提供食宿,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旅馆业。王鲁湘:就是由于抄石经,在这个太学的周围产生了一批第三产业。天文观测台东汉灵台遗址东汉时期,在太学的一旁,

                      三国联军却创下了历史奇迹。依靠邯郸军民的殊死抵抗和魏、楚救赵之兵,邯郸之围得以解除,赵国暂时免掉了亡国之灾。但是,秦国会甘心这次失败吗?虞卿力辩拒割地秦军邯郸无所得秦兵当然不甘心邯郸之战的失败,所以在解邯郸之围时,要求赵国割六县议和。赵国因此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的焦点是给不给秦国六个县。赵国正卿虞卿坚决主张不割六县。虞卿认为,秦国清楚地意识到邯郸之战是打不下去的,而不是因为喜欢赵王而罢兵(赵孝成王也认为秦国攻赵竭尽全力,是“倦而归”)。所以,秦国以强兵都得不到的六县我们却要拱手相送,这岂不是帮助秦国打自己吗?但是,赵国有一个深受赵孝成王宠爱的赵郝却力主割六县给秦国。理由是什么呢?一是若不割六县给秦,秦明年必来攻赵;二是秦不攻韩、魏而攻赵,说明赵国对秦国不如韩、魏对秦友好,所以,割六县给秦国可以表示赵国的好意。虞卿认为这是谬论!第一,毫无意义。割六县给秦并不能阻止秦国再次对赵国进攻,所以,割六县城给秦国毫无作用。第二,这是自杀!若秦兵凭武力都拿不到手的土地我们都得白送给秦国,秦兵再来,我们还得割让秦兵夺不到手的土地,这是壮大秦国而削弱赵国。赵国的土地是有限的,秦国的欲望是无穷的,这样的割法早晚会有一天落到无地可割的境地,那赵国不就彻底完蛋了吗(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此时,原在赵国任职后到秦国任职的楼缓回国,赵孝成王向他征求意见。楼缓绕了一个大圈子,先说自己不好表态,最终还是劝赵孝成王割地给秦。楼缓也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一是虞卿不了解秦国,二是赵国被秦所困会给其他国家瓜分赵国提供机会。虞卿听说楼缓的言论后,立即拜见赵孝成王,据理反驳说:楼缓是为秦国当说客。赵国即使能拿出六座县城也不能给秦国,我们可给齐国,齐、秦之间水火不容,齐国如果得到了赵国白送的六县之地,一定会全力帮助赵国。这样,我们虽然给了齐国六个县的土地,却还可以从秦国那里得到补偿。我们只要放出这个口风,秦国议和的使者就会主动到赵国来(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虞卿苦口婆心,据理力争,总算说服了赵孝成王。赵孝成王派虞卿到齐国去,虞卿还没有回来,秦国议和的使者已经到达赵国了。楼缓知道后,立即逃出赵国。求救援同仇敌忾围邯郸秦军落败在邯郸之战中,刚刚受过重创的赵国最终打败了取得重大胜利的秦军,为什么赵国最后竟能打败秦军呢?一是哀兵必胜。赵国在长平之战后精锐之师损失殆尽,但是,赵国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连平原君都散家财以助国难。这便是所谓的“哀兵必胜”。二是秦军混乱。秦军这次攻打邯郸非常混乱、开始时打算用白起为主将伐赵,但是,白起有病,不能成行,只好派王陵担任将领,攻打邯郸。由于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王陵的攻打很不顺利。此时,白起的病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准备派白起代替王陵。可是白起死活不干,秦昭襄王只好另派他人率部攻赵,扛了两个月,还是没攻下来。三是合纵成功。邯郸之战赵国所以能够成功,与联合魏、楚共同抗秦密不可分。秦国攻打邯郸,是想一举灭赵。如果秦国灭赵得手,魏、楚两国将成为下一个羔羊,加上信陵君窃取兵符,毛遂逼迫楚王,最终形成草国联合抗秦的合纵态势。邯郸之战以秦军大败而告终。赵孝成王虽然靠合纵成功保住了邯郸,但是,赵孝成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赵国日渐衰弱的趋势,仅仅是延迟了赵国的亡国时间。这样,本在秦昭襄王时期就可以完成的灭亡赵国的重任留给了秦王嬴政。嬴政将怎样灭亡赵国完成统一天下的重任呢?第22章赵国之亡赵国是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因此,秦国多次不遗余力地对赵国进行军事打击,规模最大的就是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长平之战赵国损失了四十多万大军;邯郸之战,赵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最终使赵国的都城邯郸得以保存。但是,两场大战使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秦灭赵国已经是指日可待。公元前229年,秦国大将王翦奉秦王嬴政之命又一次进攻赵国都城邯郸,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俘虏了赵国最后一位国君赵迁。赵王迁的太子嘉逃到代地称王,七年之后(前222)也被秦军所俘,赵国彻底灭亡。赵王迁是导致赵国亡国的第四位国君,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导致赵国最终灭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掌实权嬴政伐赵斩李牧赵迁亡国公元前235年,赵王迁继位。赵王迁继位之时,已经是秦王政十二年,嬴政已经掌握秦国大权四年了。赵王迁二年(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处理完吕不韦事件的秦王嬴政立即派兵大举攻赵,赵迁派兵迎战。结果,主将被杀,赵军士兵损失十万。这次赵军被杀的人数仅次于长平之战,而且距长平之战也仅仅二十七年,因此,赵国刚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兵员再次遭到毁灭性的屠杀。赵王迁三年,嬴政再次派遣大军从上党郡翻越太行山,直指赵国都城邯郸。在危急关头,赵王迁从北部边疆调回李牧为大将,抵抗秦军,李牧统领赵军大败秦军。秦将桓齮(yǐ,以)因为战败,畏罪逃到燕国(一说桓齮就是樊於期,嬴政非常恼恨樊於期,所以荆轲才拿他的人头做见面礼),李牧因功被封武安君。三年后,秦军进攻番吾,李牧再次击败秦军。秦国东扩灭赵的进程又一次受挫,这是因为赵国尚有一支精锐之师,尚有大将李牧。李牧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够在赵国即将亡国的危难时刻屡屡重创秦军?李牧原是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长期驻守代郡、雁门郡,防备匈奴。李牧守边有三招:一是稿赏士卒。李牧非常关心士卒生死,每天宰杀几头牛搞赏士兵,对将士们非常厚道。二是精心防守。平时让士兵学习骑射,派人非常小心谨慎地看守烽火台,还派了很多侦察员侦察敌情。三是死不出战,这是一条铁律。一旦遇到匈奴入侵,要赶快退入营垒防守,胆敢迎战者,斩首(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次入侵,李牧部队都谨慎地点燃烽火,立即退入营垒,绝不出战。一连好几年,他的防地、人员、物资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匈奴人把李牧这种守边策略视为胆怯的表现,赵国官兵也认为主将胆怯。赵王因此多次斥责李牧,李牧依然如故,我行我素。赵王发怒,把他召回,另派他人领兵,李牧什么也没说,回家休息。此后一年多,匈奴每次入侵,继任的主官都出兵迎战。但是,屡屡失手,损失极多,伤亡惨重,导致边境地区不能种田,也无法畜牧。赵王别无他法,只好请李牧再次出山。李牧闭门不出,坚决称病推脱。赵王一再强迫李牧任职,李牧说:大王一定要用我,我还是老三招,请大王恩准。赵王立即答应了李牧的要求。李牧重返边境,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事。匈奴几年来又一无所获,但他们也一直认为李牧胆小怯战。虽然边地官兵每天都能得到李牧的赏赐,但就是无用武之地,都想和匈奴痛痛快快打一仗。李牧看到和匈奴决战的时机成熟了,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痛击匈奴。第一步,精选优质战车一千三百辆,良马一万三千匹,勇士五万人,神射手十万人。全军一律投入备战。第二步,示弱。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佯装战败,有意把几千人扔给匈奴。匈奴单于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有利可图,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李牧防区。第三步,打大仗。李牧正面迎战,同时,从左右两翼包抄敌军,结果大败匈奴,一仗歼敌十多万人(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最后只有单于逃走了,几个小的部落也投降了。这一仗匈奴吃了个大亏,此后十多年,匈奴人不敢接近赵国边境。李牧不但能够防守边疆,而且也擅长攻坚。公元前244年,赵王派李牧进攻燕国,李牧一举攻占燕国两个县。赵王迁七年(前229),秦国派大将王翦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秦军。因为李牧善战,秦军虽有名将王剪,灭赵之战相持达一年多仍无进展。秦国深知李牧善战,很难对付,如果不除掉李牧,灭赵非常困难:王翦便向赵王的宠臣郭开行贿,让他施反间计。郭开收了秦国送来的重金,便不断散布流言蜚语,在赵王面前说李牧的坏话,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赵王迁听说之后,便派人接替李牧,李牧不受命。赵王乘李牧不备,秘密逮捕了李牧,将他处死,还撤了司马尚的军职(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三个月之后,王翦猛攻赵国,大败赵军,杀死赵将,俘虏了赵王迁。最后只有赵王迁的太子赵嘉逃到代地,自称代王,持续了七年之久。公元前222年,秦军攻取代地,俘虏了赵王嘉。昏庸信谗斩将败兵主次不明割地求和赵国自公元前403年立国到公元前228年灭亡,历经了一百七十余年,它曾在今天的河北、山西等交界之地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赵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后世传诵颇广的故事,如“窃符救赵”、“完璧归赵”、“毛遂自荐”等,赵国为战国时代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赵国除了灿烂的文化,还有一点是后人最为称颂的,就是赵国军民的积极抗战,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唯独赵国是最能打也是打得最为惨烈的国家。但是历史没有选择赵国,这除了历史的必然性之外,还存在哪些因素呢?赵国灭亡有四大因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先说用人失误。赵国人才济济,远非他国可比。但是,赵国的国君从赵孝成王开始,重用的人多是公族贵戚。比如说长平之战,这是决定赵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然而,在这场生死大决战之前,赵孝成王找谁谋划?一个是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的舅父),一个是平原君赵胜(赵惠文王之弟),全是公族贵戚。廉颇等一批名将,蔺相如等一批名臣,全不在决策人之列。赵豹主张不要上党郡,赵胜主张接收上党郡。虽然两人主张不同,但是,他俩都没有意识到接受上党郡将引发秦、赵两国之间的一场生死大决战。这两位参与决策的人都没有把大决战这一点给赵孝成王讲清楚:赵孝成王既想要地,又无充分思想准备要打硬战、恶战,最终一败涂地,元气大伤。赵迁继位之时赵国已处于亡国前夜了,但是,赵迁还是听信谗言,杀了支撑赵国半壁江山的名将李牧。这是自毁长城啊!三个月之后,赵王迁被俘。虽然李牧就算不被杀,是否能支撑赵国这盘残局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杀了名将李牧,赵国一定灭亡。因为,李牧至少还能让赵国坚持下去,不至于三月亡国。赵王迁死到临头还冤杀名将,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最后也满怀愤慨地写道:“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第二,政治腐败。赵国政治腐败成风。我们看看郭开这个人即可知赵国的政治腐败到何种程度。郭开是赵国大臣,囿于文献的缺失,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郭开曾担任的职务,但是,郭开对赵国最后的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国时期有“四大名将”之说,秦、赵两国各占两位。赵国的两位名将是廉颇和季牧。李牧死于郭开之口,原因是郭开受秦重金贿赂,诬陷李牧。廉颇也毁于郭开之口,但并非受秦反间之计一事。赵孝成主错误地撤廉颇而用赵括,使赵国损失了四十五万精兵。长卑之战以后,赵孝成王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廉颇的重要,让廉颇再次领兵,廉颇不负王命,屡屡为赵立下战功。赵孝成王死后,继任的赵悼襄争王又不信任廉颇了,派乐乘代替廉颇为将。廉颇不服气,一怒之下,打跑了乐乘,这样,廉颇在赵国就待不下去了、逃到魏都天梁(今河南开封)。廉颇到魏国后,魏王长期不信任他,廉颇自己也很想回赵国再次带兵。赵悼襄王此时也感到用乐乘代替廉颇做得有些过分,想重新起用廉颇,但又不知道廉颇近来的身体状况如何。于是,赵悼襄王派使者丢魏国着望廉颇。郭开作为赵国重臣,率先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对出一使魏国的赵使行贿,让他设法阻止廉颇回国。使者在魏国见到了廉颇,看到廉颇饭量很大,还能披甲上马,身体极好。但是,这位使者由于收了郭开的重礼,回来对赵王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是饭量很大,不过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他去了多次厕所。赵王听了使者的话,认为廉颇真的老了,使不再考虑起用廉颇(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郭开是赵国重臣,自然知道廉颇对赵国非常重要。但是,他嫉贤妒能,不容廉颇,不惜以重金贿赂赵国使者,毁掉了赵国一员虎将。后来,楚国听说廉颇闲居在魏国,便派人暗中将廉颇接到楚国。廉颇虽然在楚国当了将军,但是,并没有立过什么战功;还总是念念叨叨地说,我喜欢用赵兵。最终廉颇客死楚国。廉颇是赵国名将,屡立战功。长平之战为秦反间计所害,长平之战后,廉颇又率兵对付趁火打劫的燕国,大败燕军。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屡立战功的名将,在赵国竟然待不下去。除了秦国反间之外,赵王身边的重臣也进谗言陷害他。郭开之口胜过秦人雄兵,三寸之舌胜过百万秦军,廉颇没有死在秦军刀下,却毁于郭开口中。赵国的政坛黑暗到了这种程度,除了亡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在赵国的历史上,不乏大将、名将,可惜的是,这些名将的结局都非常惨,李牧被杀,廉颇最后客死他乡,政治的腐败加快了赵国灭亡的脚步。唐朝末年的周昙曾有诗云:“秦袭邯郸岁月深,何人沾赠郭开金。廉颇还国李牧在,安得赵王为尔擒?”虽然,廉颇回国、李牧不死最终不一定会阻止赵国的灭亡,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迟秦军东扩的速度。第三,主次不分。赵国不仅面临着秦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还不断遭受北面燕国的骚扰。燕国是一弱国,实力远远比不上赵国。但是,在赵国的亡国过程中,燕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燕、赵两国本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赵国为燕国阻挡了秦军的进攻,仅此而言,燕国应当帮助赵国,抵挡秦军,但事实并非如此。邯郸之战尚未结束,赵国的武垣令傅豹等人率领该地原燕国百姓叛逃到了燕国,为赵、燕两国关系埋下了矛盾的种子。赵孝成王十年(前256),秦派兵进攻赵国,攻占赵国二十多个县,杀死九万赵军。赵派乐乘等率兵进攻秦信梁军,打败秦军。此时的燕国非但不帮赵国抗秦,反而趁秦、赵大战之机,攻占了赵国昌城(今河北冀州),这进一步激化了燕、赵矛盾。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燕王派丞相栗腹出使赵国,送了五百金的重礼给赵王。但是,这个栗腹一回到燕国,马上向燕王报告,赵国的壮年人都死在长平了,未成年人还没有长大,可以趁此机会讨伐赵国。燕王召见重臣乐间,询问他的看法。乐问回答,赵国是一个四面都需要应敌的国家,因此,这种国家的应战能力超强,不能打。燕王又问,以众伐寡,用二打一的办法攻打也不行吗?乐间肯定地回答,不行。燕王赌气地说,那我用五倍的兵力去伐赵,行不行?乐间还是坚定地回答,肯定不行。燕王一听,勃然大怒。大臣们一看燕王震怒,便齐声附和燕王(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面对失去理智的燕王,乐间不再说话。于是,燕王派出两路大军、两千辆战车。一路以栗腹为帅,进攻鄗(今河北高邑);一路由卿秦为将,攻打代(今河北蔚县)。赵国兵分两路、一路由廉颇率领

                      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顽固派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光绪皇帝是受难者。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为强敌,呈现孤军独挡强寇之势。处在这种劣势之中,李晟依然信心十足,忠于朝廷之心不衰。当时李晟面对周围复杂的形势,决定采取孤立朱泚,拉拢李怀光的策略。他在给李怀光书信中用词极其谦卑,暂时稳住了李怀光,使自己减少一个强敌,同时委派判官张彧临时担任京兆尹,让他选择一批官吏前往渭北地区征收赋税。短短十多天的工夫,张彧在其辖地征收到了大量的税钱,使得李晟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保障。看到军饷大致齐备后,李晟召集军队决定将收复长安付诸实际行动。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鉴于自己的人马逐渐丰足,而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之力。看到收复长安的时机已到,李晟在五月二十日召集人马誓师进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长安,李晟决定以叛军主力盘踞的苑北为突破口,直接攻打朱泚所在的皇宫。为此他特地和在长安外围协同作战的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约定,几路人马一起在长安城郊会合。五月二十五日,李晟进逼长安东北光泰门近郊。转天李晟正在指挥部队修筑营垒,朱泚看到李晟的人马原地未动后,企图趁官军立足未稳发起冲击。看到叛军有行动迹象后,李晟迅速布置口袋阵,派人前往城下挑战。朱泚果断命令部队出城迎战,结果不慎钻进了口袋阵,两军在长安城外展开一场激战,最终以朱泚大败逃回城中结束。李晟首战告捷,这让他平添了很多信心,但李晟同时也明白以自己目前的能力和朱泚展开一场攻城大战是不行的,准确地说长安城下的这一战是为了迷惑朱泚,让朱泚认为李晟准备打一场攻城战。事实上,李晟的心中另有打算。三天后他带领人马开始向长安苑城发起冲击,在进攻之前李晟命人在夜间推倒数十丈苑墙以扫清障碍,天明时亲率主力部队前进。朱泚显然没有预料到李晟可能会从苑墙下手,所以当李晟推倒苑墙后,仅有数十名叛军当即砍倒树木立成栅栏,然后从中射箭阻挡官军。面对这种情况,李晟亲自督军,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数十名亲兵,冒着飞来的箭矢冲上前去,拔开栅栏杀入禁苑。叛军见状立即溃退,只有叛将姚令言率部抵抗,唐将唐良臣率领步兵与姚令言的人马进行肉搏战,姚令言寡不敌众逐渐向白华门撤退。此时身在皇宫之内的朱泚得知李晟领兵攻进苑城,吓得魂不附体,他实在没有想到李晟居然会以推倒苑墙的方式攻进来,这等于他苦心布置的准备抵抗李晟攻城的几万大军已经形同虚设。情急之下朱泚首先想到了逃跑,匆忙召集几十名护卫后,朱泚急如丧家之犬般逃出皇宫。途中与同样溃退的姚令言相遇,两个人带领残兵败将几千人一路向西逃去。李晟随后进驻大明宫含元殿西边的右金吾仗院内,在简单整顿军纪之后,便向身在梁州的李适传去捷报。李适得到消息的一瞬间竟然喜极而泣:“李晟将军是上天为了社稷而生的,绝不是为了我啊!”兴奋之下的李适立即命令浑瑊、韩游环带领人马拦截朱泚。朱泚从长安逃出后,开始准备向东和田悦等人会合,无奈潼关被官军占领,最后决定前往吐蕃求救,但刚走到泾州(今陕西泾县)的时候,朱泚发现身边只剩下百余名亲兵。最关键的是,泾州守将田希鉴看到朱泚大势已去闭门不纳。“你的官职是我授给你的,怎么能在危难之时背叛我呢?”当朱泚知道田希鉴拒绝自己进城时,气得在城下破口大骂。随后他便让士兵焚烧城门,想要强行进城。田希鉴一边命令城头上的士兵对着朱泚放箭,一边将朱泚曾经赐给他的节度使节杖扔到城下。“都还给你!”田希鉴说完后转身下城而去。朱泚的人马在城下不断抵挡着从城头上射下来的箭矢,当士兵们看到田希鉴将节杖扔下城头后,都知道朱泚已经是大势已去,所以瞬间开始倒戈。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朱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以及朱氏家族众人慌忙向北逃窜。当朱泚走到彭原(今陕西宁县)时,部将梁庭芬看到朱泚已经穷途末路,突然发动兵变。朱泚在逃跑中被箭矢射中坠马,梁庭芬砍下朱泚的头颅前往泾州请降,一场几乎再一次拦腰斩断李唐王朝的叛变,最终以朱泚之死落下帷幕。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十九日,李适从汉中启程返回京城长安。同样翻越秦岭的艰辛,但这次李适的心情显然与来时不同,其中既有对自己君临万邦但失守京城,险些断送祖宗基业的惭愧,也有对李晟、浑瑊等人浴血奋战击败叛军的感激,更有历尽艰险重返京城的喜悦。但生性多疑的李适在诸多复杂的心绪中,同样掩藏着担心经历这次动乱后,群臣对自己统率无能心存轻视,以及对诸多功臣功高震主后如何统御的忧虑。不过眼下能够再次回到长安,李适心中更多的还是兴奋、欣喜之情。七月十三日当李适到达长安近郊时,李晟、韩游环、浑瑊等将领率军迎接。当时十余万人马浩浩荡荡,行进在从凤翔进入长安的大道上,李适的心情固然十分兴奋,但从他这段颠沛流离的艰辛中,这位本就缺少历练的皇帝究竟能吸取到什么教训呢?因为这个问题会对大唐王朝的未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命运。分化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适因为强行平藩而引起的动乱差一点导致大唐帝国再一次被拦腰斩断,那个时候在帝国的版图上,关中地区可谓是刀光剑影。事实上朱泚在长安发动叛乱,李适出逃奉天以及避难山南的时候,河北的局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变化对李适重返长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变化主要是昭仪镇节度使李抱真促成的。李抱真是唐朝开国初年间接导致西凉李轨灭国的安兴贵后代。安史之乱爆发后,安氏家族耻与和安禄山同姓,肃宗李亨赐其姓氏为“李”,李抱真的哥哥李抱玉在代宗李豫时期,做到了泽潞节度使,大历十三年(778年)去世后,弟弟李抱真继任泽潞观察使留后之职。泽潞地区在今天的山西南部长治和晋城地区,是扼守河北、河南、山西地区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真接任之后,仔细分析当时河北的形势,认为河朔三镇早晚会生出变乱,而泽潞处在交通要冲之地,定会受到波及,应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上任伊始就颁布政策,每三个成年男子中选出一个有勇力的人,给予免除赋税的待遇,由官府发给刀剑、弓矢等武器作为乡兵,农闲时乡兵们进行军事训练,年底进行考核,按成绩进行赏罚。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李抱真训练成了一支足足拥有两万人的强劲部队,同时他还不断修造铠甲制造战具,优化武器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昭义镇的军队逐渐成为一支劲旅雄视太行山以东地区,甚至被人认为是帝国之最。田悦、朱滔等人在河北发动叛乱时,李抱真作为征讨河北藩镇的主力部队,参加了不少战斗,可是当泾原兵变的消息传到河北后,身在魏县行营征讨田悦的唐军闻讯大惊,皇帝被迫逃亡,讨伐河北藩镇的行动自然也就无法再继续,为平定河北藩镇而成立的魏县行营也被迫宣告解散。当时李怀光回援奉天,马燧退守太原,李抱真则退守太行山以东靠近泽潞两州的临洺城(今河北永年县)。李抱真虽然撤退到临洺城,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尤其当他得知王武俊并不满意朱滔对自己的态度时,李抱真果断决定利用这种矛盾来分化瓦解叛军。他让亲信参谋贾林以投降的名义前往王武俊那里进行劝降,虽然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但李抱真许诺可以让王武俊得到朝廷任命的合法官职时,王武俊还是有些动心的,就这样双方开始了秘密的往来。田悦见唐军突现一盘散沙的局面时,为了尽快消灭在河北战场上的唐军,他派使者游说王武俊,让他带领人马和朱滔一起围攻临洺城。结果这个消息被李抱真及时探听到,李抱真立即派人赶在田悦使者的前边游说王武俊,说临洺城易守难攻,轻易不会被攻破,田悦之所以让你攻打临洺城,其实是在消耗你的兵力。双方本就私下往来密切,所以王武俊听从了李抱真的话,拒绝了田悦的要求,于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八日率兵北归。直到现在为止,李抱真可以说成功分化了河北藩镇,使得田悦和王武俊开始产生裂痕,这无疑对河北的局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但随着后来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李抱真可以做得更好。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曾经派使者告诉其弟朱滔,让他在河北一定要坚持住,只要坚持住,最后兄弟俩一定会在洛阳会师(当与卿会于洛阳),而后又立朱滔为皇太弟,这让朱滔十分高兴,随后他向回纥借兵意图帮助哥哥攻打洛阳,虽然最终借来的人马不多,但至少可以壮壮士气。朱泚在长安的所作所为,让身在河北的李抱真很快得到了消息,在他看来,朱泚和朱滔的联合,让拒守在河北、山西地区的唐军有可能陷入东西夹击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李抱真再次派人游说王武俊,意图用他这颗棋子来牵制叛军。李抱真派使者为王武俊仔细分析了形势,他说朱滔自起兵起来,对待盟军很是轻蔑。本来自古以来河北地区就没有成立过国家,这片地方最多就是块封地,但现在朱滔在河北称王,在西边依仗哥哥朱泚,北边又向回纥借兵,其意图是想吞并河朔地区,这不是让王武俊老实做他的臣子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而且王武俊英勇善战,朱滔根本无法相比,本来可以做唐廷的忠臣,就是因为朝廷宰相处理问题有失误,才导致王武俊最终反叛。如果他能和昭义镇联合,共同讨伐朱滔一定会成功,朱滔覆灭,朱泚也不会坚持太久,这样还能做唐廷的忠臣。如果迟疑不决,等到诸镇人马平定了叛乱,将军再想行动那就彻底晚了。显然,李抱真是在进一步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来进行游说。他坚信自己这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语一定能打动王武俊,因为在他的话里不仅奉承王武俊贬低朱滔,而且让王武俊感觉走上反叛的道路是迫不得已,其本质还是想做个忠臣的。事实证明,李抱真的话极具煽动性,当王武俊听完这一大串分析后,他猛地拂衣而起,然后说道:“二百年的天子我都不能臣服,怎么会向那个田舍儿(朱滔)屈膝称臣呢?”自此之后,王武俊与李抱真和马燧暗中结为兄弟,但表面上依然对朱滔称臣,并派使者向朱滔祝贺朱泚称帝,进而迷惑朱滔。奉天解围后,在李抱真的建议下,李适为了孤立朱泚、朱滔兄弟,派使者前往河北地区答应赦免田悦、王武俊等人的罪过,于是田悦、王武俊等人利用这个契机答应归降朝廷。但田悦和王武俊为了自己留了后路,表面上没有解除和朱泚、朱滔的联盟。朱滔为了配合身在长安的朱泚尽快打败关中的唐军,派使者前往魏州游说田悦,让他派兵和自己一起南渡黄河进攻汴州(今河南开封),进而缓解朱泚的压力。但田悦却再三找理由不出兵,不过他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未来自己该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为此田悦秘密召集亲信幕僚商议今后的去向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幕僚许士则的一番话让他找到了方向。许士则认为朱滔和哥哥朱泚以及另一个部将朱希彩曾经一起发动兵变,杀死李怀仙后,拥立朱希彩为节度使,但没过多久朱滔又诛杀朱希彩,拥立哥哥朱泚。朱泚担任节度使后,朱滔力劝朱泚进京,事实上是为了夺掉朱泚的权力。这一连串的事情,说明朱滔是个狼子野心的人,所以田悦首先是不能信任朱滔的。既然不能信任,那么接下来就要采取应对之策。许士则建议田悦一定不要开城迎接朱滔进城,如果开城迎接,以朱滔的为人,田悦很可能会被活捉。但同时也不能生硬地回绝朱滔,可以表面上答应出兵汴州,暗中却要加紧提防。如果朱滔的人马来到,可以找借口派个部将带领少部分人马跟着朱滔出征,这样对外没有失去报德的名声,对内也不会有措手不及的隐患。许士则的建议对于田悦的现状来讲,算是上上之策,而且田悦本身已经有降唐的想法,只是迫于朱滔解围的恩情,不能公开与其决裂。恰好此时王武俊听说朱滔邀请田悦共同出兵汴州的消息后,急忙派人游说田悦不可动摇降唐的念头。在反复权衡许士则和王武俊联合利害关系的打动下,田悦终于下定决心反叛朱滔。于是他采纳许士则的建议稳住朱滔,派人给朱滔回话,表示自己会遵守共同出兵汴州的约定。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几乎在李适避难山南的同一时间,朱滔在取得田悦同意出兵的承诺后,率领范阳的步兵、骑兵五万人,回纥军队三千人从幽州南下,据史料记载当时朱滔运输物资的车辆前后绵延达到40里,在冬天的平原上卷起滚滚烟尘,可见朱滔这次出兵可谓是志在必得。于是,在关中地区烽烟不断的同时,中原地区的藩镇大战又拉开了序幕。朱滔败亡朱滔领兵南下,沿途所经过的地区王武俊和田悦表面上供应十分充足。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朱滔得知李希烈已于建中四年(783年)底攻陷汴州,并以汴州为都城,自称大楚皇帝,改元武城。汴州已经让李希烈捷足先登,所以朱滔只得改道前往田悦所在的魏州北面的永济(今河北馆陶县)。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五日,朱滔到达永济,他派使者去见田悦,让田悦按照先前的约定,率兵与他在永济会合,然后两军共同渡过黄河。田悦则按照许士则先前的建议回话告诉朱滔,说自己即将出兵的时候,遭到了手下士兵的反对,自己目前必须先要安抚住部下,所以只能调拨五千人马由部将孟佑带领出征。朱滔一听便知道田悦是在玩花活,于是怒骂田悦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田悦当时曾经许诺,朱滔替他解围后,他将把贝州赠给朱滔。不过那个时候两个人关系处在蜜月期,朱滔没有接受田悦的馈赠。但现在在朱滔看来两个人已经是形同陌路,所以朱滔立即下令围攻魏州辖下的宗城、经城和冠氏县,并同时进兵贝州。面对朱滔的来势汹汹,田悦自知难以抵挡,索性闭城固守,最终导致朱滔在田悦所辖的郡县大肆抢劫掠夺。朱滔虽然大肆侵略田悦的领地,但因为田悦据城坚守,所以魏州城暂时没有受到威胁,可是谁也想不到田悦最终没有败在朱滔的手上,而是栽在了自己人的身上。当时李适在梁州,为了安抚住田悦,特意让给事中孔巢父前往魏州安抚田悦。这是因为田悦自继任以来,好几次用兵失败,士兵战死者十分之六七,很多人产生了厌战的情绪,朝廷借机宣慰,进而增加田悦的威信。应该说朝廷的宣慰让那些产生厌战情绪的士兵再次重燃斗志,同时也让田悦欣喜不已,这至少说明朝廷是十分重视他的。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件好事情,但同样他也为田悦带来致命的伤害,那就是看到士兵们重燃斗志后,田悦放松了警惕,这就给了他那野心十足的堂弟田绪以机会。田绪为人阴险,经常犯有过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常遭到田悦的处罚,甚至是杖刑。于是田绪怀恨在心,意图伺机报复田悦,无奈田悦防范严密,没有机会下手。不过,孔巢父的到来终于让田绪找到机会。当时田悦十分满意孔巢父的宣慰,并在他到来的当晚宴请这个朝廷派来的给事中,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结束。田悦因为酒醉放松了警惕,只带着几个随从醉醺醺地返回节度使府衙,当夜他没有下令让亲兵对府衙严加防卫,从而给了田绪以下手的机会。田绪见到节度使府衙防备空虚,便召集几十个亡命徒从府衙后院的墙上打洞杀入。由于帅府没有防备,田悦又大醉而睡,所以田绪轻而易举地杀掉田悦及其母亲、妻子共计十余人,然后假借田悦的名义召见田悦最为器重的行军司马扈鄂、幕僚许士则入府议事。许士则率先走进帅府,结果被乱刀砍死,扈鄂稍迟,刚走到大门口听见许士则在府里大声惨叫,知道出了乱子,于是转身逃走召集士兵准备平乱,可是田绪早已经做好准备,当扈鄂带兵赶来时,他不仅没有躲闪,反而迎上前去。“我是先相公(田承嗣)之子,大家都受过先相公的恩惠,如果能够拥立我为主,兵马使赏钱两千贯,大将减半,士兵每人一百贯,大家放心,我的承诺五天内一定办到。”于是,在田强行扒开双腿尽情玩弄视频

                      秦王说:秦国自穆公以来的二十几位君主中,没有一位君主信守过盟约。我实在是害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早已派人带着和氏璧经小路回到赵国了。秦强赵弱,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赵国立马就把宝玉送过来。凭着秦国的强大,先把十五座城邑割给赵国,赵国怎么敢留下和氏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应被诛杀,我情愿被烹,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一下。秦王和群臣一听蔺相如这一番话,面面祖觑。有人要把蔺相如拉下去斩首,秦王说:杀了蔺相如,还是得不到和氏璧,反而破坏了秦、赵两国的关系。不如好好款待他,放他回赵国,赵王难道敢因为一块和氏璧而欺骗秦国吗?秦王最终还是在殿堂上接见了蔺相如,随后放他归赵。蔺相如回国后,赵惠文王认为蔺相如身为使臣,不使赵国受秦欺辱,保全了稀世珍宝和氏璧,于是封蔺相如为上大夫。秦国后来没有把城邑送给赵国,赵国也没有把和氏璧送给秦国。此后,秦国攻赵国,夺了石城。第二年,秦再攻赵,杀死赵军两万人,但是,赵国的元气并未受到损伤。秦、赵两国的实力基本上仍然旗鼓相当。赵惠文王在和氏璧一事的处理上,仰仗着蔺相如的机智勇敢,没有使赵国丧失尊严。秦国在和氏璧一事上没占到便宜,秦昭襄王会甘心吗?渑池会昭襄戏赵王发冲冠相如折秦翼作为一名门客,蔺相如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完成完璧归赵的使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赵惠文王非常善于纳谏,在用人上唯才是举。在秦、赵之间的第一次外交争斗中,秦赵两国打了个平手,秦国没有在赵国身上占到半点便宜。不过为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秦昭襄王并没有停止对赵国的攻击。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在绳池向赵惠文王发起了第二轮外交攻势。那么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赵惠文王又是如何应对秦国的这次挑战呢?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秦昭襄王想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进行一次友好会晤。赵惠文王害怕秦国,不想去参加这次会盟。廉颇、蔺相如两个人商议:大王如果不去,会显得赵国软弱而且胆小。于是,两位大臣极力劝说赵惠文王前去赴会,蔺相如随同赵惠文王出访。廉颇送行到秦、赵边境,临别时对赵王说:大王此行,往返时间加上礼仪,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大王三十天还没回来,请您允许我们立太子为王,以断了秦国的念想。赵王同意了这个建议。渑池相会之时,秦昭襄王饮至酒兴正浓时,突然对赵惠文王说:我私下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弹一曲瑟吧!赵惠文王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在匆忙中弹起瑟来。赵惠文王刚刚演奏结束,秦国的史官便迅速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一同饮酒,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一看情况不太妙,立即上前对秦晤襄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地打击乐,请让我给秦王捧上个瓦盆,也请秦王助助兴。秦昭襄王一听,勃然大怒,坚决不答应。蔺相如走上前,递上瓦盆,跪下请其演奏。秦昭襄王就是不肯赏脸,于是蔺相如说:五步之内,我蔺相如可以杀掉秦王!秦昭襄王的侍从一听这话,都想杀掉蔺柑如护驾。只见蔺相如圆睁双眼,大喝一声,秦昭襄王的侍从们吓得连连后退。秦昭襄王无奈,很不情愿地敲了几下瓦盆。蔺相如让赵国史官记载: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接着,秦国的大臣们挑衅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邑向秦王献礼。蔺相如不甘示弱,回应道:请你们用秦国的咸阳向赵王献礼。直到酒宴结束,秦国始终没有占到赵国的便宜。当时赵国已经部署了大批军队戒备秦国,秦国知道廉颇严阵以待,也不敢轻举妄动。廉颇和蔺相如的并肩作战终于使赵国在第二次秦、赵之间的外交斗争中没有吃亏。在绳池之会上,赵国国君赵惠文王给人留下了胆怯和懦弱的印象,给人的感觉是,赵国是依靠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才没有在秦赵渑池之争中落下风。难道赵国只凭义正词严的蔺相如就能够镇住强大的秦国吗?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赵惠文王表现出来的胆怯是个性使然,还是因为赵国的实力不如秦国呢?这次淹池之会前,秦国参与谋划了五国伐齐之战,在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的齐国被彻底打败。齐国的惨败对赵国来说利弊兼得:赵国伐齐分得了齐国的济西之地,并使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有了保障。但是,强大的齐国战败之后,赵国就成了强秦的主攻对象,秦、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渑池之会前,秦国于公元前280年分兵两路,大举伐楚。秦军击溃了楚国主力,正乘胜扩大战果。所以,在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的渑池之会时,秦军主力正陷在楚地战场上,无力顾及赵国。如果秦国此时再和赵国闹翻,秦军根本没有力量和赵国决战。因此,这次渑池之会实际上是秦国想笼络赵国,不想让赵国趁机进攻秦国的一次友好会盟。但是,即使是一次安抚赵国的友好会盟,秦昭襄王依仗着秦国的强大,也想趁机戏弄一下赵惠文王。所以,才出现了迫使赵惠文王弹瑟,并令秦国史官做记录之事。蔺相如针锋相对,也迫使秦昭襄王击缶。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值得肯定。但是,真正让秦昭襄王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是秦军主力正在楚地激战,无暇顾及赵国,所以不愿激怒赵国,以免陷入南北两大战场同时开战的不利局势之中。应当说在这两次外交之战中,秦国都没有占到上风。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的上升势头不减,赵国却因为赵武灵王的遇害而停止了崛起的步伐。所以,秦国一旦从全局上抽出身来,肯定不会放过赵国,秦、赵之间的战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赵惠文王在渑池之会上明显表现出来对秦国的畏惧心态,这与当年他父亲赵武灵王乔装打扮暗访秦国的过人胆识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公元前297年,被秦昭襄王欺骗而扣留在秦国的楚怀王逃出秦国,抄小路到了赵国,希望能借道回到楚国,赵惠文主竟然不敢收留楚怀王(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主),最后导致楚怀王又被秦兵抓回去,客死在秦国。赵惠文王性格的胆怯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大智大勇的爹爹怎么生了这么一个窝囊儿子,还搭上自己一条命传位给这个儿子?历史太会和赵国开玩笑了,而历史也太眷顾秦国了。秦赵战阏与赵奢施奇计赵惠文王虽然个性有些懦弱,但是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重用廉颇、蔺相如这样有能力的大臣良将,再加上赵武灵王留下来的赵国实力雄厚,才使得赵国在与秦国的两次外交之争中保持了尊严。可意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性格懦弱的赵惠文王竟然向秦国发起了挑战,结果引来秦赵两国之间的兵戎相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秦赵两国之间的军事之争最终结果如何呢?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赵国派了一位公子到秦国做人质,并且提出要用焦(今河南三门峡附近)、黎(今河南浚县)、牛狐交换被秦国攻占的部分赵国土地。秦国遵守盟约,按期交还了原来攻占赵国的土地,但是,赵国却违背协议,拒绝交出焦、黎和牛狐。赵惠文王说:你们交还我们的土地离赵国太远,我们也管辖不了。我们的先王有能力管理这些地方,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交换土地之事是我的臣子做的,我并不知道。秦昭襄王闻讯后,非常生气,便派中更(一种爵位)胡伤率兵越过韩国的上党,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阔(yù,玉)与(今山西和顺西)。赵惠文王立即召见大将廉颇,问他,秦要攻阏与,能不能派兵去救。廉颇回答说,路太远,而且又艰险、狭窄,很难救援。赵惠文王不死心,又召见乐乘问能否相救,乐乘的回答和廉颇一样。最后,赵惠文王又召见了赵奢。赵奢说,道远,地险、路狭,就像两只老鼠在洞里斗,哪个勇猛哪个胜(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听了赵奢的回答,立即派赵奢带兵去救阏与。赵军离开邯郸刚刚三十里,赵奢就下令:敢来为战事进谏的一律处以死刑(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驻扎在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西边,击鼓呐喊的声音把武安城中的屋瓦都震动了。赵军中有一个人听到秦军的呐喊声,按捺不住,请赵奢急速援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了。赵奢率领赵军坚守营垒,停留了二十八天,就是不向前进发,反而又增筑营垒。秦军的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装作不知道,用好酒好肉盛情款待以后把他送回去。秦军间谍把赵军的情况向秦军将领做了报告,秦将听后非常高兴,说:离开国都三十里就不敢前进了,还增修营垒,阏与肯定不是赵国的了。赵奢送走秦军间谍之后,知道自己忽悠秦军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命令士兵脱下铠甲,轻装简从急行军,两天一夜就赶到阏与。到达前线后,赵奢下令让善射的士兵在离阏与五十里处扎营军营筑成之后,秦军才知道赵军来了,立即全军赶来,要和赵军决战。一个叫许历的军士建议赵奢:放秦军进来吧。秦军没料到赵军来得这么快,现在他们赶来,士气很盛,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不然必败(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答:好。许历接着说:您下令谁就战事提意见就杀谁,现在我该接受死刑了。赵奢说:回邯郸以后再执行吧!许历又提了一个建议,谁先占领北面山头谁就将取胜,晚到的肯定失败(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立即派一万人迅速冲上北面山头;秦兵后到,与赵军争夺北山的制高点,但是,攻不上去,死伤惨重,赵奢趁机指挥士兵发动猛攻,大败秦军。秦军四散逃跑,阏与的危机解除了。赵奢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赐给他“马服君”的称号。阏与之战不仅让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多了一位可以和廉颇相媲美的名将,更重要的是赵军重创了秦军。在秦、赵战争史上,这场战役是赵军的一座丰碑。赵奢为什么能够打败秦军?首先,制造假象,麻痹秦军。赵奢是去解阏与之围的,但是,他却在离都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增修营垒,制造假象,让秦军觉得赵奢怯战,没有重点防范赵奢。这样,赵奢就取得了对秦军攻其不备的效果。为了制造假象,赵奢还下令不准就这场战事提出任何意见,违令者杀。赵奢这样做就是为了封住赵军将士的口,不要破坏他麻痹秦军的计划。其次,避其锋芒,占领高地。赵奢这次对秦作战,表现得既冷静,又善于听取意见。他开始不让人提建议只是为了麻痹秦军,等到真正对秦作战之时,他却表现得非常善于听取他人建议。许历两次进谏,都事关战事胜负。赵奢对许历的两次建议都表现得非常虚心,完全采纳。如此一来,才能避开秦军锋芒,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大败秦军。应当说,赵惠文王远不如其父雄风,但是,他善于用人,如蔺相如、廉颇、赵奢等。所以,这些谋臣良将的超水平发挥,弥补了赵惠文王的软弱,维持了赵国胡服骑射以来的强势。赵惠文王依靠着赵武灵王的业绩,依靠着廉颇、蔺相如、赵奢等一批忠臣良将,基本维护了赵国的强国地位。但不得不承认,赵武灵王时期赵国的上升势头大大减弱,这是赵惠文王的领导力、执行力、胆量、魄力远远逊于赵武灵王所致。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之所以能仍然称雄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的强大国力,以及赵惠文王善于用人、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赵国内部君臣团结一致,同仇敌汽,以大局为重,先国家而后个人,共同御侮。蔺相如原先是一个门客,因为出使秦国,完璧归赵,被提为上大夫;后又因渑池之会维护了赵王与赵国的尊严而被封相,地位超过了大将廉颇。廉颇最初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攻城野战,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蔺相如只凭三寸之舌就位高于他,这算不上什么本事,于是打算要侮辱蔺相如。蔺相如听说后,借病不去上朝,避免与廉颇正面相遇。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就调车躲避,他的家臣感到很属辱,遂请辞。蔺相如就问他们,你们说廉颇与秦王相比,谁厉害?家臣说当然是秦王厉害了。蔺相如接着说,秦王那样威风,我还当庭斥责他,羞辱他的臣子,我蔺相如虽然驽笨,难道单单会害怕廉颇将军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以大局为重。秦国之所以不敢入秦,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如果我们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先国家而后个人啊(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听说以后,深感愧疚,负荆请罪,于是,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这就是赵国历史上著名的“将相和”的故事。将相团结合作,共同抵制秦国的扩张野心,对维持两国的实力平衡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平衡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吗?赵惠文王之子赵孝成王继位后,秦、赵两强之间的较量会有哪些变化呢?第20章长平之战从晋国分出来的赵国,在五国联合破齐和胡服骑射之后,成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强劲对手。但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力量平衡并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强大的赵国因为四位君王和一场战争而痛失一流强国的地位,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路。这四位君王中的第一位是赵武灵王,第二位是赵惠文军,第三位是赵孝减王。赵孝成王在位的公元前26Z年,秦,赵两国在长平地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生死决战,战争最终以秦军获胜结束。赵军付出了四十五万个鲜活生命被坑埋的惨重代价,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秦、赵两国的力量对比,成为赵国一蹶不振的转折点。那么,赵军大什么会败得如此之惨?这场战争对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有什么重大影响呢?赵武灵王的去世使赵国中止了崛起的步伐,赵惠文王虽然缺乏赵武灵王的胆识气魄,但是他在位期间尚有赵武灵压打下的雄厚基础,加之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忠臣良将的团结辅佐,基本上维持了赵国的强势地位。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继位。长平起战事合纵失须臾赵孝成王四年(前262),秦军攻占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被攻占意味着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与韩国国都(今河南新郑)之间的唯一通道被秦国截断(野王降秦,上党道绝)。上党郡从此成了韩国一块孤立无援的飞地,既然上党郡成为一块飞地,韩国肯定守不住了,所以,韩国做了个顺水人情,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和。这本来是秦、韩两国之间的战事,但是这场战争最终把赵国给拖进来了,并且几乎拖垮了赵国,成为赵国急剧衰落的转折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国将守不住的上党郡拱手送给秦国以后,上党郡太守冯亭和他手下人商议:通往国都的道路已经被封堵了,要做韩国的百姓已经不可能了。秦兵一天天逼近上党,韩国已将我们献给了秦国。我想,还不如把上党献给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军一定会非常生气,必定要和赵国大战一场。赵国有难,一定会和韩国携手。如果韩、赵联合起来,一定可以阻挡住秦军(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于是,冯亭派人迅速赶到赵国,表达了献地给赵国的意愿。赵孝成王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和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舅父)、平原君赵胜商断此事。平阳君赵豹不同意接受上党郡,他认为这样做会激怒秦国,引发秦、赵大战,弊大于利(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赵胜则认为,平白无故得到一个郡十七座城,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要白不要,不能不接受。赵孝成王也觉得白给十七座城池不要太可惜了,于是,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封冯亭为华阳君,接受上党郡。秦国快到手的上党郡就这样被转手到赵国,秦昭襄王听说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大将王龁率兵攻占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国大将廉颇率领赵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援助上党百姓。赵军杀了秦军的侦察兵,秦军侦察兵也斩了赵军的一员副将。六月,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假如是一百斤,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沉重?假如是一百里,你会不会觉得稍显漫长?假如是一百年,你会不会觉得太过遥远?假如只用读一本书的时间,就能让1840年到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遥远,真实地回归你面前,你会不会觉得这很精彩、很有趣?……这是最乱的一百年。乱过三国,乱过五胡十六国,乱过五代十国。将军拔剑、壮士扼腕、文人投戎、学子弃医,连妓女们都深明大义、柔肠侠骨,愿化长风绕战旗。这是最凄惨的一百年。中国转眼间就从比尔·盖茨变成了杨白劳,一无所有。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上山落草是时髦的职业,到城乡结合部当农民工是最幸福的生活。这是最八卦的一百年。个性无比解放,婚姻无比自由,名人之间的情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是信仰最五光十色的一百年。唐生智信佛,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信基督,刘湘信神仙,还有人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是最迷信武力的一百年。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都喜欢用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学美国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这是最自由的一百年,普通人可以办报纸、办出版社,可以结社;草根可以骂政府、骂官员,甚至还可以骂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真相埋藏得最多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原来只是一场意外接着一场意外?民国第一疑案,到底是谁杀死了宋教仁?热血男儿袁世凯,毕生的追求就是君主立宪,可他为什么要七搞八搞,去做那短命的皇帝,让一世英名尽付东流?公车上书根本没发生过?谭嗣同临终时的诗是假的?光绪压根儿没有给维新党密诏?日本人救了维新党?李鸿章坚决支持变法?为何康有为要忙着制造伪证,还要谎话连篇?究竟是谁出卖了戊戌变法?生平未尝一胜的孙中山、曾落魄到美国刷盘子的孙中山,为什么能成为一代革命领袖?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是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超级阳光美男汪精卫拥有一段神雕侠侣般传奇的爱情,却为何做了人人不齿的大汉奸?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靠美国人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吗?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靠捡漏吗?……现在,我们将站在史实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惊险、复杂、曲折、有趣的民国。这将是一本填补民国历史空白的书。在这本书里,你将会了解一个被你遗忘的民国;认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民国;修正一个被你误解的民国;看清一个被你模糊的民国;读懂一个被你轻看的民国……故事的开始本人把故事的起点设在了道光、咸丰当政的晚清。很多人会问,明明是要讲民国史,为什么从晚清说起?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反问大家一个问题:民国是怎么来的?晚清怎么就突然走向了民国?也许有人会回答,民国的开创者都是天生的英雄,他们天生就对清朝的腐朽和麻木极度愤恨,于是顺应历史潮流,高举反清大旗,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等等。如果你也如此认为的话,必须得说,你所知道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如果你想弄清楚全部的真相,弄明白民国的来龙去脉,那咱们还得从晚清说起。首先,民国的开创者成长自晚清,民国的力量格局来自晚清,甚至连民国的病根也是从晚清带过来的。其次,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句两句能交代清楚的事。而且,晚清并不是一直走下坡路,其间还有“同光中兴”这种回光返照似的雄起。此外,晚清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它也在绕弯子地改革自救,只是数次改革如戊戌变法、晚清立宪全都以失败告终。危机已积重难返,改革已无法解决问题,革命成为唯一方案!因此,立宪派、各种各样的革命派,还有江湖豪侠,各路人马,轮番上阵,都想用自己的主张拯救中国。只可惜大家伙儿的功力不足,最终走火入魔。就在这样一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各方合力,才折腾出一个如此有趣儿的民国。第一章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

                      羊群凶猛

                      咸丰这个清朝的第九任皇帝,实在是有点特殊,他虽然是个窝囊废,但是他周遭的人却很强大。他的大臣曾国藩和李鸿章、他的老婆慈禧,算上后来他侄子辈儿的光绪,再加上下面即将出场的这一位,一共五名与他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属羊人士”(你没看错,这些人全都属羊),组成来势凶猛的“羊群”,主宰了未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相信大家都不太喜欢干巴巴的传记,幸好即将出场的这位男主角,其历史档案还算有趣,请大家先看一份档案。姓名:袁世凯,字慰庭,又称袁项城外貌:身高165厘米,体重90公斤,脖子粗,脑袋大学历:中考落榜生,“不学有术”的社会大学毕业生星座:外表冷漠而内心好幻想的处女座。这与他很相符,大人物多半有臆想倾向初恋年龄:这个不太好考证,仅知道其比较早熟,十多岁就开始调戏家里的丫鬟主要行迹: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废科举;搞改革开放;建立民国;做立宪皇帝经典流行语: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浑蛋加三级!”偶像:幼时为东晋帅哥将军谢玄,希望像对方一样做花花公子中的将军,将军中的花花公子。过了而立之年,厚黑段位提高,偶像变成曹操1859年9月16日,河南省项城县袁家寨。袁家大公子袁保中的第二任老婆小刘夫人给他生下了第四个儿子。这是一个大胖小子,属羊,处女座。此人就是后来搅乱了中国半个世纪格局的“袁大头”袁世凯。大头属羊,但他的脾性可一点儿也不像一只羊,反倒像一匹狼,当然这是后话。大头出生时,袁保中的心情并不像今天医院产房外的那些父亲一样焦急中夹杂着欣喜。作为有了四个儿子、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不过,在考虑生存问题之前,袁保中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为孩子起个名字。袁保中文化水平不太高,学历是附贡(大概介于秀才与举人之间)。就这个附贡,还是他花高价钱买来的(纳捐)。他之所以肯花这么多钱,就是因为想买一个身份,提高社会地位。袁保中买来附贡学历之后,就可以在拜见县长大人时不下跪,甚至还可以和县长大人就农村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身份真是个好东西!有身份、有地位的袁保中,为儿子起名犯了难,胸无点墨的他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先给孩子起个小名:袁小四。不过,孩子他妈小刘夫人有些不高兴:在咱们这个高干家庭里,这小名儿也太儿戏了点吧!这时,一封信的到来帮袁保中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信是袁保中的叔叔袁甲三写来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叔叔我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大败反政府武装捻军,即将凯旋。袁保中大喜过望,“凯”字信手拈来。再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袁世凯”的大名新鲜出炉。好名字是有了,好的生活呢?袁小四出生的时候还真不是什么好光景,国家最高领导人咸丰皇帝正被放在火上烤,清王朝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岁月,所以袁小四的未来注定了不会平安喜乐,但却足够精彩!袁小四再次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将目光转向袁小四生活的那个时代,穿插介绍几个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件。“节俭癖”道光此时当政的咸丰皇帝算是一个苦命孩子,他从老爹道光手中接过皇位时,大清帝国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咸丰的接班局面如此糟糕,跟道光的治国能力偏低很有关系。说起这个道光皇帝,可能大部分人都对他没什么印象,其实这也怪不了别人,怪就怪道光自己与有清一代的同行们相比,名气实在太小——开国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用多说,有史书为其扬名。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由于媳妇儿董鄂妃和老妈孝庄皇后(野史称之为“大玉儿”)的原因,几乎家喻户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都被影视剧拍烂了。尤其是乾隆这位自封“十全武功”的“大清作协主席”,这位仁兄的“十全武功”似乎无人认可,倒是他毕生吟过的近四万首诗作令他成为史上当之无愧的吟诗高产冠军,只可惜吟了这么多诗,却没有一首被后人传诵。嘉庆皇帝的知名度相对黯淡一点,不过他干掉超级大贪官和珅的事迹还是比较拉风的,不仅如此,其执政后期发生的白莲教造反、天理教攻破紫禁城事件也是相当出彩。咸丰皇帝作为大名人慈禧的老公,凭借在位期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弃城逃跑的事迹,也使得自己的人气扶摇直上。同治皇帝虽然短命,不过他那厉害的老妈慈禧和死于花柳病的传说让他的曝光度急剧增加。光绪皇帝有珍妃,有甲午战争,有戊戌变法。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秀的黑白照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而且他从清朝的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再到共和国阶下囚的人生经历,给一部电影提供了素材,使得这部以他为主人公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奥斯卡九项大奖。为什么独独道光这么没名气?一来他身上缺乏被人们八卦的元素,二来他的执政成绩实在是太糟糕,很是拿不出手。对于道光皇帝,后人只是隐约记得他是个简朴的皇帝。道光刚接他爸嘉庆的班,就决心打造“节约型”社会,后世著名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就是道光刚当家那会儿的作品,该文件重点阐述了大清国目前施行节俭的必要性和实现节俭的具体操作办法。道光在文件中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道光说,办法只有一个,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从我省起。《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但行动的没有,该腐败的依旧腐败。与这些腐败的手下相比,道光的言行还是一致的,在位的几十年间,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颁布这份节俭宣言并不只是为了作秀,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史书说道光“衣非三浣不易”,也就是说道光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不仅如此,道光裤子破了也不舍得扔,补补接着穿,也不怕跌份。皇帝爱补丁,众爱卿也体贴圣意,个个都把自己好好的官服打上几个补丁,道光无意间引领起穿补丁衣服的社会潮流。道光心里这个美:举朝上下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我的榜样作用大大的啊!道光心里一美嘴上就把不住门,于是逮了个大臣拉起家常:你这补丁打得不错,花了多少钱?该大臣脑袋灵光,知道伺候皇帝的内务府常把皇帝当冤大头狠宰,要是说少了免不了被内务府的那帮人穿小鞋,于是一咬牙眼睛眨都不眨就回答了一句:三两银子!道光老兄一听又气又急:内务府那帮人给我打个补丁报了五两!以后还是把补丁交给后宫的嫔妃打吧,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手艺差点儿不打紧,关键是不用花自己一分钱。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据某些史料反映,道光连片儿汤都不敢喝,烧饼也省着吃……道光怎么会把皇帝做得如此寒酸?不是他天生吝啬,也不是他脑细胞不够用,真正的原因在这里——没钱,国家没钱,财政赤字太多,挣的没有花的多。有人不禁要问,皇帝怎么会没钱?!钱都花哪儿去了?穷光蛋皇帝是怎么炼成的历朝历代,国家财政总是避免不了走向崩溃,与其说这是一个魔咒,不如说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不妨看看清朝皇帝把钱都花到了哪里。第一,皇帝的日子过得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轻松。皇帝除了给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支付薪水,自己也要花钱,皇帝有自己的房子、老婆和孩子,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数千勤务人员(太监、宫女等)随时待命,这些人都得靠皇帝发工资。此外,还有一大群人帮皇帝花钱。他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但皇帝每年还得给他们一笔钱,给少了还不行,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皇族。一个朝代建国之初,皇族人口不会太多,皇帝的压力不会太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人口日益增多,皇帝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顺治初年,皇族不过几千人,至道光时期已好几万人,所以道光每年都得花几百万两银子才能摆平这帮亲戚。第二,腐败。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贪官污吏,这帮人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挖封建主义的墙脚——他们让朝廷的行政成本高居不下,朝廷拨下来的钱,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肚子和腰包,至于剩多少钱用于百姓那得看他们的心情。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放肆?答案是犯罪成本太低,简单来说也就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腐败收益高,腐败风险低,这可真是贪官污吏们的福利。而给这些贪污犯送福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自己!皇帝用“人治”这个神奇的武器为腐败保驾护航。历朝历代,皇帝执政的手段主要靠人治,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人治。监察制度不完善,官员任期没有限制,导致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谁的权势大,谁的官阶高,谁就说了算,官员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么好的贪污条件,谁不贪谁傻!因此,贪污不是皇帝弄几次反腐倡廉运动就能消灭的,譬如嘉庆皇帝杀掉巨贪和珅都没能刹住官员们的贪腐热情。第三,天灾。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政府的抗灾能力。譬如黄河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决口。嘉庆年间,黄河堵一个决口要花掉上千万两银子。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黄河泛滥,官员贪腐,豆腐渣工程导致黄河更加容易泛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第四,镇压农民起义。怎么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虽说农民的奋斗目标并不高——农夫(妇)、山泉、有点田。只要有一口吃的,就能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就绝不会想到造反。但现实是残酷的,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他们总是会吃不上饭,因为他们有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敌人: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官僚、商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将赚来的或剥削来的钱财用于购买土地。如此一来,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皇族一般都是最大的地主),而农民则失去越来越多的土地。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种,没有土地种就只能给地主种地打工(佃户),地主的地不是白种的,你得交租,可交完租,还能剩下多少?若赶上天灾人祸,连租都交不起,遑论吃饭?饭都吃不上了,那还不反吗?那就反了吧!只有造反才有自己的地种,才有饭吃!说到底,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就是为了一块土地!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成功地团结到广大种不上地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们随之起事!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军费近两亿两,几乎耗尽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钱就是这么花没的。国家,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国家没钱就完蛋。道光也隐隐约约地懂这个道理,但他接班时的清朝是农业社会,还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的条件,财源有限,发财无门。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功夫。但道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勤俭了一辈子,却把国家治理得更加贪污腐化。公正地说,就个人品德而言,道光带头克勤克俭、从我做起扭转浮华奢靡社会风气的行为是值得理解和赞扬的,但对国家而言,“节俭”行为背后的国库空虚意味着这个由马上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在立国近二百年后,国家机器已经腐朽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犹如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终结它生命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很快,这根稻草就到了。这根稻草就是已步入工业化社会的英国。真正的起因1840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清朝出大事了!清朝以前也不是没出过事,只是这次不一样。因为一场决定清朝国运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清朝完败。不过我们还得重

                      剑推到背后去。这样、剑柄向下,剑锋向上,秦王就可以从下部朝上向前抽剑,便会有足够的空间让秦王顺利地拔出长剑。一旦秦王拔出长剑,手持短小匕首的荆轲就完全处于劣势了一。因此,荆轲尚未接近秦王,秦王的长剑就砍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一下子瘫倒在地。受伤的荆轲孤注一掷,奋力将匕首投向秦王,结果没有击中,只击中了他旁边的柱子。又怒又惊的秦王上前连刺荆轲八剑。荆轲此时知道大势已去,倚着柱子,放声大笑;用最能侮辱人的方式,叉开双腿(由于古代中国衣服的形制,又开双腿,即意味着“走光”,对对方是最大的侮辱),大骂秦王(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今天之所以让你小子保全小命,完全是因为我想劫持个活人,逼你立个契约,以回报太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左右的人此时也一拥而上,杀死了已经身受重伤的荆轲。第2章有心为报怀权略可在於期与地图每读至此,我都不禁在想:如果秦舞阳能够上来帮助荆轲会怎么样呢?如果陪同荆轲前来的不是秦舞阳而是荆轲最知己的那位朋友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荆轲的剑术再精到一些呢?如果荆轲投掷匕首的技艺像小李飞刀一样呢?如果秦王的动作再慢零点几秒呢?如果荆轲的动作再快零点几秒呢?如果秦王的衣袖扯不掉呢?如果御医夏无且想不起来用药囊砸荆轲呢?如果我猜想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历史将会怎样呢?按照《史记》的这段记载,荆轲与秦舞阳应该是同时上殿,既然捧着督亢地图的是秦舞阳,因此,负责展开地图的也应当是秦舞阳,而且秦舞阳有十三岁就杀人的英勇历史,照此推断,担当刺杀任务的应当是秦舞阳。但是,秦舞阳一进秦廷就在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让秦王嬴政多了个心眼,只准荆轲奉图上殿,秦舞阳不能上殿。虽然荆轲替秦舞阳作了解释,但是,秦舞阳在关键时刻的意外表现还是让整个计划大打折扣,功亏一篑。为什么呢?第一,秦舞阳因为形迹可疑不能上殿,这使得千斤重担只能由荆轲一人承担了。如果两人能一块行动,成功的几率肯定远远高于一人行动的几率。第二,从整个行动来看,秦舞阳负责持凶劫持秦王,荆轲的任务只是忽悠秦王。现在秦舞阳根本上不了殿,忽悠秦王与劫持秦王的双重任务必须由荆轲一人来完成,这就叫“双肩挑”,二人分工协作,尚无把握一定能成功,何况现在是由荆轲一人来完成呢?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荆轲表面上非常豪放不羁,曾在集市上与人一会儿高歌,一会儿大哭,好像很粗枝大叶,其实他做事十分精细。在刺杀秦王一事上,他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才能靠近秦王,二是助手。所以,他向太子丹索要樊於期的人头与督亢地图,因为樊於期的人头是一张进入秦宫的通行证,督亢地图则是燕国投降的标志。荆轲还考虑了助手。他在太子丹为他准备好匕首和助手秦舞阳之后,还迟迟不出发。那么他在等什么?等朋友!这位朋友史书无载,但是;这位朋友一定是荆轲非常信任的,一定是比秦舞阳更为可靠的杀手!荆轲对自己的剑术当然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化境的剑术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出向题,所以,他坚持要等自己亲自挑选的朋友;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路远失期。太子丹又一再催逼,甚至于怀疑荆轲不敢去了,这才激怒了荆轲。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之中,在素衣白马的目送卞,他匆匆带着秦舞阳头也不回地上路了。荆轲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太子丹为自己装配的帮手秦舞阳外强中干,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百密一疏啊。荆轲被当场杀死了,但是,秦王嬴政看着殿上荆轲的横尸,呆坐了很久很久没有出声,心中的惊吓伴随着他,后怕缠绕着他(秦王不怡者良久)。这场虚惊可能使秦王嬴政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死亡,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一只脚踏进鬼门关。事后,秦主论功行赏,御医夏无且理所当然地被赏了黄金二百镒。秦王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无且爱我,才会想起来用药囊砸荆轲。”(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后来,夏无且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好友公孙季公与董生,他俩又详细地给司马谈讲述,这件事就被写进峪史记·刺客列传》(根据刺秦时间和司马迁存世时间推测,《史记·刺客列传》应为其父司马谈所写)。于是、“荆轲刺秦王”成了中国历史上万人注目、千年流传的历史故事。直至今日,各种影视、文学作品还在不断演绎着这段历史。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博浪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千古伟业。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遭遇到六国反秦势力的顽强抵抗、原因非常简单,嬴政灭六国虽然客观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主观上却是他想当天下的霸主。因此,他成为六国的公敌。既成天下的公敌,想杀他的岂止是一个荆轲、荆轲只是当时众多想行刺秦王嬴政且最终几乎得逞的一人,荆轲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的反秦力量。秦始皇一生遇刺多次,荆轲刺秦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在荆轲刺杀秦王后不到十年,嬴政又经历了至少两次暗杀。一次可以视为荆轲刺秦王的后续。荆轲死后,秦王嬴政追杀荆轲余党时,荆轲密友高渐离逃亡。一后来,高渐离在为人打工时,对其所服务的这家主人的一位客人的击筑水平多次进行点评,点评之事传到了主人那里,于是主人让高渐离击筑。高渐离高超绝伦的击筑技艺让倾听的受众无一不刮目相看。于是,高渐离重新击筑,再次走人公众的视野,声名大噪。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嬴政也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听说了此人的高超技艺,便下诏召见高渐离。嬴政不但喜欢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等本土音乐,更喜欢郑、卫之地的异国之音。一个人的偏执与爱好有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高渐离入宫后不久就被秦始皇身边的人认出。秦始皇酷爱高渐离的技艺,舍不得杀他(可见掌握一门技术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便熏瞎了他的双眼,让他为自己继续演奏。日子慢慢过去,高渐离逐渐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一日,他用藏铅的筑掷向秦始皇,企图砸死他。高渐离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行刺的,自然命中率很低,没有成功(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皇帝,不中)。这一次秦始皇杀了高渐离,从此不敢再接近六国之人。但是,即使秦始皇不接近六国之人,仍然免不了被刺。后来成为刘邦手下重要谋士的张良在韩国被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变卖家产,收买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也未能成功。由此可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曾经遭遇不止一次的行刺。因为,灭掉六国、统一中国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一项千秋伟业,故其遭到六国的顽强抵抗也是必然的。其中,荆轲刺秦王是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刺杀秦王行动。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让战国纷争的局面继续下去,对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失去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第3章易水年年流不尽荆卿代代名不消从古至今,对荆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作《史记二刺客列传》,荆轲始终被视为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看看历代咏叹荆轲的诗篇就可明白。“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陶渊明),“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白云上人英),这些诗句都高度赞颂了荆轲的侠义精神。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个叫鲁句践的游戏,发生争执。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嘿而逃去),之后不再见面。荆轲刺杀秦王的消息后来传至鲁句践那里,鲁句践深感后悔。这件小事,说明荆轲不好冲动,而是一个办事沉着冷静的人。荆轲不是一个愤青,也不是殉国志士,是一位侠义英雄,所以,他刺秦王绝非一时冲动。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地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荆轲的侠义精神。第二种观点:愚蠢之人,匹夫一个。这一观点最先提出者是汉人扬雄,发挥其观点者是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扬雄认为荆坷不能算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强盗罢了(荆轲,君子盗诸)。司马光进一步认为,荆轲就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的豢养之恩(“豢养”二字让人黯然神伤),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就能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起来,明摆着就是一个傻瓜。朱熹也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其勇、其事何足挂齿,不值一谈(柯匹夫之勇,其事不足道)。所以,荆轲之举绝不是“义”士,而是一位愚蠢之辈。第三种观点:雇佣者。这是今人提出的。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只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以命相还,充当了职业雇佣杀手。第四种观点:反动派。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因此,秦始皇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名副其实的时势英雄。因此荆轲刺秦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荆轲刺秦王是自不量力的蛙臂当车。他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是荆轲的幸运。荆轲是最幸运的刺客,但并不是最伟大的刺客。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荆轲是反动派。刺客以为杀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历史走向或改变两个集团军力量的对比,这是不可能的。刺杀最多能做到的是延缓六国的覆灭,但绝不可能改变历史走向。元人郝经《咏荆轲》诗说:“纵使杀一秦,宁无一秦生。”讲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即使荆轲刺杀了秦王嬴政,秦国还会推举出一位新的继位者,新国君凭借秦国的优势照样可以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这一派认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不可取。这个信条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恩于己或信任自己,但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否是正义之举,刺客们对此都缺乏理性分析。所以,荆轲代表了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派的垂死挣扎。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在解读荆轲这位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不提当代两部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两位著名导演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了两千多年前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张艺谋的《英雄》套用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框架,但是,其中的刺客连名字都不叫荆轲。残剑、飞雪、如月三人曾联合起来刺杀秦王,但以失败身亡而告终。最后只有无名获得了秦王的信任,得以打入秦宫内部。无名怎样获得秦王的信任呢?无名练就了“十步一杀”的独门武功,这种武功可以在十步之内迅速置对方于死地。无名杀死了著名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获得了接近嬴政十步的机会。但就在无名接近秦王决定下手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自己试图刺杀的秦王嬴政其实也是一位“英雄”;因为,嬴政要统一天下,给百姓带来和平。在《英雄》中,张艺谋借残剑之口说,我们不能再刺秦王了,因为刺了秦王,天下会更乱,受苦的还是百姓。不如让秦王顺利地灭了六国,天下从此就太平了,人民也就安居乐业了。所以,在《英雄》这部电影中,英雄必须是和平的代言人。只有追求和平的人,只有为和平而战而死的人,才能算得上英雄。无名为赵人安宁想刺杀秦王,是英雄;残剑为“天下”太平不杀秦王,也是英雄。他们的行为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平。长空舍身保无名,是英雄,残剑不杀秦王,使其取“天下”之大义,是英雄;秦王临危不惧、“刺客”当前识英雄,是英雄;无名不计个人恩怨、不计赵国一国的得失,着眼整个天下的太平,留得英雄秦王,性命,成就天下大同伟业,自己却背负“刺客”骂名,走完万箭穿心的生命旅途,是天大的无名英雄。这种解读是当代艺术家对“英雄”的一种诠释。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较之张艺谋的《英雄》更贴近《史记》中的荆轲。陈凯歌认为,荆轲在那样一个历史潮流中去刺秦王,不是出于一个概念、一种简单的民族大义,或者只是为燕国、只为太子丹本人,他是自发、自觉地去刺秦王的民族英雄。陈凯歌给荆轲的定位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荆轲以杀人为职业,他经历了职业杀人者良知觉醒的过程。荆轲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用寻求生路的方式去证明。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荆轲与秦王嬴政呢?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赞扬是出于对一种对抗暴力的侠义精神的赞扬。侠为名节,为尊严,为知己者死。“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一诺千金,不负知己。自古艰难唯一死,而荆轲却从容赴死,悲壮苍凉,感动千载。在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中,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其次,我们不能因为承认秦王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就简单地否定荆轲的行为。如果这样简单化地看问题,屈原为了楚国不被秦国吞并,多次抗争,直至沉江殉国,不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如果这样看,屈原岂不也成了反动派?秦国要统一天下,楚国也要统一天下,齐国也可以统一天下,主观上要统一天下的并非只有一个秦国,我们不能因为最终是秦国统一了天下,就把所有曾经想统一天下的各国反秦志士都说成是反动派。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大英雄”的观念:秦王嬴政统一夭下,是时势英雄;荆轲刺秦王,是侠义英雄;屈原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终生,自沉泪罗,是悲情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荆轲因刺秦王而死,是侠义英雄,被荆轲在大殿上追杀得绕柱而逃的嬴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开创统一帝国的鼎鼎大名的秦始皇。秦始皇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留下的谜团最多:第一,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还是子楚?第二,秦始皇到底长得什么样?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如司马迁《史记》所写的那样吗?所以,这位千古一帝是一位让人说不尽的皇帝,他既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创者。因此,要说清楚这位皇帝,必须先说清楚这个时代,说清楚秦国的崛起之路。因为,秦王嬴政毕竟是站在秦国先君的肩膀上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的。那么,秦国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崛起的呢?第4章襄公立国秦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正是这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他先后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东方六国。然而,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家族为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六百年。秦始皇的丰功伟’业自然要浓笔重抹,他的先辈们的不懈奋斗亦不能小觑。秦始皇的祖上并非显赫家世,但因一技之长得到了周孝王的任用,业务精湛,深得周王赏识,被封为卿大夫,遂有食邑,从此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但是,多年以后,秦始皇的祖上并没有继续实现太大的作为。随着周室的衰微,尤其是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周幽王时代,秦始皇家族抓住了历史机遇逐渐兴起,被封为诸侯,在形式上获得了与东方诸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虽然当时秦始皇家族并没有太多的土地,但是却获碍了周王“尊王攘夷”、攻伐西戎大片土地的正义号令。面对强天、善战的西戎,到秦穆公时,秦始皇家族才最终称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而这完全得力于一个人的援助。那么,一秦始皇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抓住了怎样的历史机遇?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帮助秦穆公称霸西戎?复续赢氏祀非子获食邑据历史记载,在秦始皇继位之前,秦国的先君有三十五位,秦始皇是第三十六位。从有确切时间记载的秦庄公开始到秦始皇嬴政继位的时间将近六百年,而这六百年恰恰是中国的西周、东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11世纪的

                      奔赴由侯方岩防守的玉台。不过已经太晚了。4月18日归德已被多铎攻陷。在随后的几天里,有更多的在拜尹图、韩岱和尼堪指挥下的满蒙军队汇集到这个城市,为渡淮而集结力量。1645年4月30日,这支因淮阳军阀最近投降而更为壮大的大军,开始沿黄河南岸移动,然后南下直奔淮水,到5月8日,固山额真阿山指挥的蒙古骑兵夺取了横过泗州淮北的桥梁。与此同时,在豪格的支援下,准塔的军队占领了洪泽湖东面的黄河南岸,并且迅速向淮安挺进。

                      进攻扬州

                      史可法仍然希望南明的防卫可以守住淮安,刘泽清部已从抗击左良玉的战斗中撤回来了,正驻守在那里。刘准备在淮安外10里远的黄河、淮水和清水交结处扎营,并集结了4万部队和1000只战船。准塔的部队开离徐州,水陆并进,沿江而下,在与淮安的南明主力接触之前,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由刘泽清的一个部将指挥的先头部队。在淮安,准塔把他的部队分成两部,小部分军队被派遣渡过清水,从刘泽清防线的侧后翼进攻,而同时主力部队从正面进攻。这两支部队成功地在刘泽清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而把正在准备入城的部队与淮安城分割开来。混乱之中,刘泽清和他的一些家丁(侍从)想乘船逃走。当他往船上装运家财时,他自己的部下却开始四散逃命了。于是刘泽清偷偷溜回了淮安城,借以藏身。但他很快就被抓获,送到了准塔面前。准塔接受了他的投降,并封他为三等子爵。这个城的百姓也归顺了新的清统治者。不久,准塔又上报说,巡逻队已经平定了附近地区,而且凤阳和庐州地区也已投降。当准塔驻军淮安的时候,多铎的主力对扬州发动了进攻。在史可法调军进入阵地之前,盱眙已经陷落;现在他已从白洋河退了回来,把他的3万部队撤到扬州防线。他们的到来,成为加在扬州上百万或更多的老百姓身上的巨大负担。尽管史可法向他的部队训了话,告诫他们各当其责,不累百姓,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不仅占用普通老百姓的住房,而且抢劫食物、奸淫妇女(尽管百姓已把城中妓女送给了他们的长官)。不过,他们也不得不忍受来自城内的拥挤——来自像瓜洲等地的难民,他们被高杰部队的散兵游勇搅得人心惶惶——希望躲过这场灾难。事实上,史可法甚至想在扬州狭窄的城墙内集结更多的士兵,并且还“急檄防河诸镇兵赴援”。这很少有人响应。刘泽清已经投降了准塔。很快,运河地区的两个指挥官李栖风和张天禄也步其后尘,而他们本是应该守卫扬州前沿阵地的。响应史可法号召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义肝侠胆、决意抵抗的庄子固。他12岁时就杀过人。作为老资格的勇士,他高举“赤心报国”的大旗,在归德—徐州地区招募自己的军队。当得知史可法的处境后,庄子固率领他的队伍以最快速度及时奔赴扬州,参加了这个城市的最后决战。但是他的队伍只有700人,能发挥的作用就像史可法的卫队一样,却并不是真正有实力的守军。然而,尽管像庄子固这样的战士明确表达了对史可法和南明事业的忠诚,但毕竟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最终史可法不得不依靠刘肇基指挥的防守部队,再加上他自己带来的部队,其士兵总数有近4万人。在所有扬州当地官吏的帮助下,史可法在余下的极短时间里开始夜以继日地布置城防工事,特别是在城墙建造木制炮台。但是,时间转瞬即逝。5月12日,多铎的先锋部队——由韩岱、阿济格、尼堪和杜尔德指挥——在扬州北部20里长的战线上安营扎寨,并且开始抢夺船只,没收老百姓逃跑的工具。没过几天,到5月23日,成千上万的清军开到了扬州城下。前明将领李遇春举着豫王(即多铎)的帅旗来到城下,叫喊要史可法出来答话。史可法一出来就痛斥他的变节行为,这个叛徒却大声反问道:“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无益也!”

                      史可法与多尔衮

                      要求史可法考虑与新的清王朝合作的建议,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以前的建议不太露骨,其措辞也显得很委婉巧妙。最为明确的呼吁来自多尔衮,他在去年秋天,即1644年10月,让一个叫唐起龙的军官把一封信交给了史可法。这封信表明多尔衮最后下决心征服南方——是清人宣传攻势的一份杰作。它打着“正义”的旗号,这原是当满人第一次听到崇祯皇帝遇难和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时,范文程向多尔衮建议的。不过草拟这封由多尔衮签字的信件的是一个南方变节者:前复社成员、诗人李雯。因而,较之范文程主要强调满人誓报明帝死难之仇的捉刀之作,这封呼吁信更能巧妙地打动史可法敏感的神经。李雯的信件强调多尔衮本人知道史可法的名望:予向在沈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这封信后面的要点是,明主在南京继位有违《春秋》大义——它禁止在弑君者受到惩罚之前登基继位。李雯接着指出,正当清王准备发动讨伐李自成的战斗时,这种行为造成了多么大的问题:夫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王,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仁人君子,当如何感恩图报……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此殊为不可。再者,汝等知否,汝乃为“弱主”卖命耶?这种论调并不陌生,确实,这是在1644年秋天,清之所有宣传里反复申述的中心思想。但其独具匠心之处又在于,李雯写给史可法的这封用心良苦的信,并不赞成阎尔梅一类人所提倡的那种极端原则。在援引了为清朝效力的吴三桂和受到尊敬的其他明朝官员的例子以后,多尔衮的信补充说道: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有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很有可能,史可法在自己的营帐中对那些激进分子们也讲过这一类话语。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要求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仅仅追求那种使个人留芳千古的诱惑,以及对原则信仰怀有私心的献身;相反,为百姓服务和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在道德操守与灵活权变之选择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然而因为这些充满忠告的建议是由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已经降清的人提出来的,因此,史可法自己的腰板挺了起来。在答复多尔衮的信中(这封信可能是李雯的文友侯方域起草的),史可法耐心地驳斥其提到的关于皇统和分裂的谬说的每一个论点,建议以同盟者的身份与清相处,并且请求他们的合作以反对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封信中,史可法甚至通过左懋第的和谈使者答应与满人谈判,把他们当作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但是当谈到接受满人做他的新统治者以及背叛明朝时,史可法抛弃了他可能有过的其他想法,在那篇后世学童都熟知的文章中,他义正辞严地说: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1644—1645年冬初,史可法的这个措辞强硬和带有挑战意味的回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表明了史可法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生死选择,而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个人内省。然而,从那以后,史可法发动反攻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和史可法最初接到多尔衮信件的时候相比,满人已经更像是天下的争夺者了。现在敌人已经兵临城下,史可法的努力显然已经失败了,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且更为矛盾的是,如果现在改变他的主意的话,将会加重他的失败。选择“政治家”式的权变方法将会使人们嘲笑他以前的正义情感,会加强他失败时的绝望无助。对史可法来说,在他尚可以与满军将领平等地会谈时,与敌人缔结和约还算容易一些。然而到了现在,动摇意味着不幸。毫不犹豫地接受命运已是唯一的选择。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同于阎尔梅速战速决的主张,史可法看来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持久的策略。不过就个人而言,当这种结局日渐临近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失败承受了剧烈的感情痛苦。为保卫扬州,他采取了完全的防御性战略。他已不能冲锋陷阵,与敌人面对面厮杀了,而只能留在城内,坐以待毙。他写信给家人说: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太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六日)法寄。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几乎默默地准备着他的死亡。随后他写道,他的失败可能会损害他的名节:“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而与此同时,置生死于度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他曾引用孔丘弟子曾子的话私下对他的幕僚应延吉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天,史可法站在扬州城防工事上,在众人面前俯视着满军使节李遇春,他对这个叛徒义愤填膺的回答表明他外在的锋芒多于内在的淡泊。李遇春质问史可法,为什么要为一个并不信任他的皇帝卖命,随后,又用更为同情的口吻劝道:“何如遨游二帝以成名乎?”无疑,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劝诱;即自愿地接受新皇帝,那么你就会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属于你的帝国了。但是,史可法却被这种要他放弃个人正义感的露骨请求激怒了,他拉弓搭箭,一箭就射倒了李遇春。从那以后,每当那些乡民带着多尔衮有礼貌地请求史可法投降的信件来到扬州时,不是信使被杀掉,就是信件被一烧了之。史可法已经迅速地变成那个艰难时期的英雄人物。就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言,我们在《桃花扇》中那个戏剧人物身上就可看到其雏形:“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他将与扬州共存亡。用其作者的话来说: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

                      扬州十日屠

                      史可法的“深更泪”并没有能保住扬州。满人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显然是很坦率的: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喻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就时间而言,从5月13日开始的、到5月20日以攻破扬州城而告终的这场攻城战,无疑是短暂的。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这种武器和中原地区的炮手们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清军就了解了这种葡萄牙重炮的重要性。的确,当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这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1645年5月20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步兵一涌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直射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很明显,此时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者便开始恐慌起来。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然后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坍陷了,那些守城士兵如果没有被压死,也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了。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管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图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记载了随后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韁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满人。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认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一两天前,史可法曾面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史可法请求把他带到他们的指挥官那里去。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王多铎那里。日记作者王秀楚几天以后这样描写豫王说: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骑马而来。身穿精美之锁甲护胸,坐骑华饰,多人随从,虽为满人,其体貌甚伟俊,下巴突出,前额宽大,其随员中有多名扬州人。是为满人总督和皇帝之叔父豫王。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们,多铎在20日审问史可法时什么打扮,但是有一点是容易想象的,即在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满族王侯和粗壮、面色阴晦、仍然穿着带有血迹衣服的中原将军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据温睿临关于他们见面的记载,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史可法回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于是下令杀害他。在《清世祖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世祖实录》给人一种有计划地处死这批人的印象,实际上是骗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着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那些叛徒领着清兵在这座商业城市中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

                      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

                      北伐孙传芳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

                      败仗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

                      惨胜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

                      公卿骨”。与黄巢经历完全一样的还有洪秀全,四次参加科举失败后洪秀全也赋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扫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平乐如何。”于是创立了拜上帝会,最终建太平天国,走上造反道路。但毕竟不是所有参加科举失败的人都会去造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与袁崇焕一样,十几岁就中了秀才,但之后的九年中三次落榜。最终他放弃了考举人的梦想,开始立志从医,在历经二十七年的潜心钻研后,终于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吴承恩考秀才时成绩优异,但考举人时首战名落孙山,之后连战连败,直到四十岁时,他才补得一个岁贡生。于是吴承恩不再参加科举,而是写出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吴敬梓二十三岁考取秀才,再往后就什么也考不上了,于是他把自己一生考科举所见所闻写成了《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十九岁中秀才后,参加乡试,屡试屡败,“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到老也没有考中举人。左宗棠二十岁就考取了举人,但此后三次考进士都没考上,多亏他生逢乱世,最终从军建功立业,这就是本书第五卷、第六卷要写的了。袁世凯参加科举考中秀才后,两次乡试失败,他堂叔看了袁世凯的文章后说袁世凯天分不高,前途不大。袁世凯于是将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然后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就在落第后的郁闷期间,他的叔叔天津海关道袁保恒带袁世凯去见李鸿章,几句话工夫李鸿章就要给袁世凯官职,袁保恒说:“我侄儿年纪小,并无才学,大人如果给他差使,怕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你真这样看不起你侄儿吗?我看他将来功名事业恐怕在你百倍以上呢!”于是李鸿章派袁世凯去朝鲜带兵,最终袁世凯成了近代枭雄。成功其实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以上科举失败者的遭遇与心理袁崇焕都体验过,但袁崇焕没有放弃,我不一定能证明我能,但起码我要彻底证明我不行,我才会死心。失败对于懦夫而言是绊脚石,对于强者而言则是垫脚石,没有多次失败,就不会有破茧成蝶的那一刻。先后五次参加会试,那就是说袁崇焕先后五次从广东来到北京,读万卷书袁崇焕已然通过科举复习而做到,而行万里路在此过程中也做到了,以明朝的交通状况,袁崇焕在广东与北京之间往返五次,其旅程未必比徐霞客要少。人生有三境界:看清人生,看透人生,不看破人生。看清人生靠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透人生靠的是阅人无数,不看破人生则要靠一种心性,一种胸襟。袁崇焕通过科举生涯已经完成了看清人生,至于看透人生与不看破人生,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实现。1619年,三十五岁的袁崇焕终于中了进士,最后参加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名,达到了学业的巅峰。袁崇焕在广西藤县参加高考,查《藤县志》,整个有明一代共二百七十六年,广西藤县只有五人中进士,平均五十五年才出一名进士,也就是说全县大约两代人才出一名进士。可见袁崇焕的出类拔萃。历史上没有记载袁崇焕的入学年龄,假设他七岁入学,到如今三十五岁,为了科举已经奋斗了整整二十八年,然而他却还没有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丝毫的贡献。其实袁崇焕还算是幸运儿,中国古代有太多的人因为科举而“一生事业总成空”。道光时广东三水县考生陆云从到一百岁才考取秀才,一百零三岁进京参加会试,道光皇帝怜其年老,恩赐他在国子监为官,不久他就去世了。康熙年间广东顺德考生黄章已经一百岁了,他还让他的曾孙提着灯笼带路进考场,灯笼上写着“百岁观场”四字。多少年轻人皓首穷经最终熬到白头都没能考中啊!但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进步和稳定的贡献几乎是压倒性的,正因为有科举,从根本上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时代,除了唐朝时科举考中还需要名人推荐外,宋朝开始出身寒门的人也有通向巅峰的机会了。正因为有科举,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避免了阶级固化,比如跟秦桧的孙子秦埙同一届考试的日后南宋大词人张孝祥就是“奋起荒凉寂寞之乡”的穷棒子出身,但他力压被秦桧内定的秦埙而成为那一届的状元,正是科举让底层的人们看到了公平,给了最底层人民凭着自己的寒窗苦读赤手空拳爬向巅峰的机会。正因为有科举,才有了士绅阶层,他们在农村倡导着晴耕雨读,倡导着忠孝传家久,有这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乡绅在农村维持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平衡。正因为有科举,才选拔出来一系列非常优秀的精英,房玄龄、贞观年间军事家侯君集、白居易、杜牧、韩愈、柳宗元、颜真卿、刘禹锡、李商隐、寇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范仲淹、韩琦、王安石、曾巩、秦桧(虽曰奸相,也堪称精英)、朱熹、陆秀夫、刘伯温、张居正、于谦、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史可法、徐光启、严嵩(理同秦桧)、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至于说张九龄、王维、文天祥、吕蒙正、陈亮、杨慎、张謇更是状元郎,全国第一名。正因为有科举,才使得在民主制度诞生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儒学保持了作为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地位,从而对政治的稳定性产生巨大的维护作用。北宋汪洙作《神童诗》更是成为激励矮穷矬通过科举变身高富帅的一剂良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考中进士的袁崇焕此时的心情绝对没有《神童诗》里这般轻松,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开始,对袁崇焕而言,考中进士既是个人学业生涯的胜利结束,也是从此为国事殚精竭虑的开始。就在他中进士的当年,大明萨尔浒之战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从此明与后金辽东混战进入白热化。但此时辽东的局势显然还无法让袁崇焕插手,1620年,袁崇焕被任命为邵武知县。乾隆年间的《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在百姓家着火后曾亲自上房救火,身为地方官在百姓房子着火后亲自救火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朝觐是明朝定制,朝觐就是京外的地方官员,每三年由布政使率其府、州、县正官到北京,接受朝廷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八类:(1)称职,(2)平常,(3)老疾,(4)罢软,(5)贪酷,(6)才力不及,(7)素行不谨,(8)浮躁浅露。对待接受考核的官员的方法有五种:(1)称职者晋升,(2)平常者复任,(3)老疾罢软无功者闲住,(4)浮躁和才力不及者调离,(5)贪酷者为民。就在这次考核期间,广宁之战明朝惨败,广宁沦陷,在广宁失陷的第四天,御史侯恂觉得袁崇焕是个人才,提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明熹宗采纳侯恂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不会想到,从这一刻起,以后八年间,他在辽东的故事会被后人争论将近四百年。拂去历史的沉沙,我们会发现要还原袁崇焕的这八年岁月殊非易事。第九章大搏杀袁崇焕赴辽东上任,途中写下《边中送别》这一壮丽篇章:“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到了辽东后,袁崇焕发现,原来这片北国边疆土地,这片饱受异族蹂躏的土地,这片不知经历多少战火与鲜血洗礼的土地竟这样如诗如画,美不胜收。长空透明如镜,黑土辽阔无垠,高粱红艳似火,谷穗灿黄如金,野花开遍山野,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再加上头顶不时有大雁掠过,传来几声清脆的雁鸣,更令袁崇焕兴奋不已,这一切使袁崇焕深深地爱上了东北这片土地,他在心里树立了一个信念: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不能让女真在辽东肆虐。袁崇焕来到辽东后,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以宁远为基地,积蓄力量,收复辽东是上策。宁远位于山海关外二百里,居辽西走廊中部,在锦州与山海关之间,三面环山,东临大海,扼辽西走廊咽喉之地。宁远城东面为首山(以形似“人首”而得名),西面为螺峰山,两山相对,中间的通道最窄处仅有一百米宽,后金如果要沿着辽西走廊进攻山海关,必须由此经过。只要坚守宁远,后金就不可能来到山海关前。此外距宁远十五里有觉华岛,该岛筑有坚城,可以储存粮料、器械。为什么将物资储存在海岛呢?因为后金骑兵不能过海,相对安全;而且离宁远很近,便于补给;同时可以和宁远城互为犄角,彼此援应。袁崇焕的上级辽东经略王在晋与袁崇焕的观点不同,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建一座城池,以拱卫山海关,反对在宁远屯重兵驻守。袁崇焕因为王在晋不支持自己,于是越级上告,将奏折直接写给内阁首辅叶向高。袁崇焕一心为国,想要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显然是好事,但从此他多次越级做事,不按朝廷政令套路出牌,最终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做一切事情眼睛里要有上级,背着自己的领导越级奏事,事成之后领导脸上无光,自然今后会找机会收拾你,事败之后更是会让自己里外不是人。对于人情世故很不明了的袁崇焕,最终还是因此栽了大跟头,当然,这是后话。叶向高不懂军事,拿不准袁崇焕和王在晋谁的观点正确,于是跟明熹宗的老师、兵部尚书孙承宗商议。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同时担任帝师和兵部尚书的孙承宗是明朝第三个出将入相的人,前两位分别是开国大将徐达和嘉靖年间的杨一清(曾以大学士身份总督三边军务)。孙承宗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孙承宗来到山海关考察辽东防务,此时山海关除旧城外,还新修建了新城。孙承宗与王在晋谈话,孙承宗问:“你的新城建成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孙承宗:“照你这么说,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在晋:“是。”孙承宗:“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踩吗?”王在晋:“新城离旧城那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修旧城干什么?”孙承宗:“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呀?”王在晋愣了,半天才说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营寨,接应败退的部队。”孙承宗怒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这不是让他们做好准备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营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进关内,京城永无宁日!”此时孙承宗已经下定决心,不支持王在晋的意见,而后他又亲自实地考察,最终明智地支持袁崇焕的意见,由此开始在宁远筑坚城。在修筑坚城的同时,袁崇焕也采购了许多红夷大炮。该炮是英国发明的加农炮,时常在中国沿海做生意的荷兰人的船上都配备这种火炮,当时明朝称荷兰为红夷,他们以为这种炮是荷兰人发明,故名红夷大炮。因清人避讳“夷”字,更名红衣大炮。该炮装炮身的木板成蓝色,炮身呈微红色,重500千克,口径100~130毫米,可一下攻击17~29个人,最大有效射程1830米。一看这个射程就知道这种火炮靠谱,此前明军的火炮射程都是几百米,只要这几百米内没有把后金铁骑炸死,敌人就冲到眼前,那么让炮兵与骑兵徒手格斗,无异于屠杀,这也是明军此前屡战屡败的原因。自从有了红夷大炮,1830米的距离内,无论有多少后金铁骑,都会被炸得血肉横飞。红夷大炮不装准星、照门,而用铳规决定发射仰角,铳规“以铜为之,其状如覆矩,阔四分,厚一分,股长一尺,勾长一寸五分。以勾股所交为心,用四分规之一规分十二度,中垂全线以取准”。此炮作为长身管远射圈的重型火炮,与西方同时期的长炮属于一个类型。当时明朝用于红夷大炮发射的炮弹有三类:开花弹、实心弹、霰弹。开花弹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0.6厘米,直径3厘米,台面中间有直径约0.4厘米的圆形小孔,在小孔里插上药捻就行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是由铁或铅筑造而成,少量是由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命中的话非死即残。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组成,射击时可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霰弹有致命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此后正是通过红夷大炮打出去的开花弹将八旗铁骑炸得血肉模糊。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朝大放异彩的开花弹,到鸦片战争时中国竟无人知晓,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开花弹。左宗棠在西北平叛时从明代炮台遗址挖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欺凌”。那么开花弹日后究竟是如何失传的呢?本书会为您揭开真相。除了配备红夷大炮这样的先进武器外,最核心的士兵方面袁崇焕也绝不懈怠,袁崇焕每日练兵,关宁铁骑就在此时开始打造。袁崇焕在辽东、在宁远的一切部署都有孙承宗做坚强后盾。孙承宗在辽东选拔培养重用了袁崇焕、满桂、赵率教等一批很能打的将领。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招募训练了十几万辽军,收复了四百余里曾被后金军队占领的失地,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了数十万战争难民,营造了一条令后金军队望而生畏的关宁锦(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鉴于孙承宗对辽东国防的杰出贡献,魏忠贤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的阵营,故进行过多次试探,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不久,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他要以帑金十万两犒军,以此来收买孙承宗,被孙承宗拒绝,至此魏忠贤和孙承宗就算闹翻了。是年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战败。魏忠贤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令手下弹劾马世龙,并连带着在山海关的孙承宗一块参了。孙承宗知道,由于阉党的存在,已经容不下他,他多次请辞,被明熹宗批准。孙承宗辞职以后,高第被明熹宗任命为辽东经略、兵部尚书。高第一介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关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1622年到1625年,孙承宗、袁崇焕尽全力打造宁远这座城池,让其固若金汤,苦练精兵,期待着收复辽东;而努尔哈赤这四年怎么没动静了呢?原来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这四年努尔哈赤已经焦头烂额,寝食难安,然而袁崇焕日后却把他杀了,关于他与袁崇焕的恩怨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论从未停止。究竟是袁崇焕杀他自毁长城而成历史罪人,还是他本就该杀,袁崇焕为国除害,崇祯误杀袁崇焕才自毁长城,扑朔迷离的真相就要从他本人说起。他的名字叫毛文龙。毛文龙,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出生,他相貌奇伟,小时候曾有一个相面的人对她

                      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很简单,依附秦国。”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齐威王说:“我不相信。”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寓言大师庄子惠施在哪?惠施在宋国。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假如,假如。”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会的。”“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

                      墓,是李家山发现的所有女性墓里边规格最高的一座。那些纺织贮贝器,还有播种贮贝器、四个舞俑、镏金铜鼓,都是在这里出土的。纺织贮贝器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0座,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铁器及铜铁合金制器340余件,另有大量金器、玉石、玛瑙等随葬品和装饰物。这其中,在包括纺织场面贮贝器在内的诸多器型中,女性贵族的身影屡屡出现,并且均雕装精美,仪态悠然,女性在古滇国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王鲁湘:滇王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马文斗:这个还真研究不出来。王鲁湘:但可以推测,当时在整个云贵高原,滇王的势力最强大,而且他经常会劫掠别的民族。我估计他肯定有很多的妻妾,而且在这些妻妾里头,有些人可能来自异族的女俘虏。马文斗:抢俘虏用来做劳动力,应该是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因为当时俘虏不是只俘虏一个男人,而是把整家整家的都俘虏过来,这里边应该有女俘虏作他的妻妾、宫女、佣人等。但是因为宫廷遗址还没找到,所以我们无法确认他的后宫到底有多大。王鲁湘:这里还出土了一批漆器的祖是吧,那么这批祖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生殖崇拜呢,还是某种实用器呢?马文斗:这是目前争论比较大的一块。国内的学者过去普遍认为,那几十件种祖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器物,主要用于祭祀和舞蹈。但有些外国学者,像大英博物馆的学者很早就提出,这些祖有一部分应该是实用的性工具。王鲁湘:就是后宫里头有一部分低级一点的妻妾在性寂寞的时候,拿来做安慰器的。马文斗:对,他们是对比了阿拉伯国家的后宫情况来做这个研究的。在云南,目前我们还不好说有太多的证据。不过在性关系上,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还是比较自由的。即使是现在的少数民族,也有用生殖器做舞蹈的,像彝族的播火节,男性用自己的生殖器裸体来显示他的勇猛。牛虎搏斗扣饰牛虎博斗扣饰马文斗:我觉得滇文化的动物雕塑非常有趣。它的雕刻一方面很写实、很生动自然,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示一种崇拜意识或其他思想状态。云南的蛇很多,所以多数的器具上都有蛇存在。我们现在认为,当时云南崇拜的图腾是蛇、牛和老虎这三个动物,不同的部落崇拜不同,当时的滇国就把这些图案组合起来了,这件牛虎博斗扣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张新宁:整个滇文化发现的所有动物形象当中,最多的是牛。牛是财富的象征。为什么呢?其一,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没有牛不能祭天。如果用羊头、猪头,只能是祭等级比较低的神,要祭最高的神就必须用牛。祭祀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贿赂神的过程,也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愿的过程,通过祭祀,他把自己的意愿升华成神的意志,再传达给民众。这样一来,君主的真理就变成了神的真理。王鲁湘:所谓“替天行道”。张新宁:所以祭祀过程本身就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一个环节。王鲁湘:“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嘛,祭祀被摆在第一位。张新宁:只有拥有牛,才能在统辖范围内实行最高的行政领导。而且只有拥有的牛多,才能进行多次祭祀,所以说牛本身就是财富。其二,牛本身也是食用、耕种的资源,它本来就具有直接的财富价值。然后再赋予它一定的政权、神权等象征意义,这个形式就可以一直保存到现代。今天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盖房子,房子的两端都要悬挂牛头。虎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滇民族的图腾,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现在居住在云南的彝族,也是以虎作为图腾。王鲁湘:他们自称罗罗,罗罗就是虎的意思。张新宁:如果说牛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那么虎就是人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王鲁湘:所以你看这个扣饰的造型,一头猛虎从一头健壮硕大的牛臀部后面跳上来抓住它,好像就隐喻着人应该像猛虎抓牛一样,紧紧抓住和控制财富。云南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就是崇尚自然、生动,写实、逼真。除此,它还有一个更鲜明的特色:那就是粗犷,崇尚力量。它经常表现人类社会中间的一些杀戮、征伐场面,比如把尸体的头割下来,在手里提着等,这即是某种力量的显现。而表现在动物世界里头,古人也是崇尚同一种丛林规则:弱肉强食。马文斗:我们古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就是适者生存。王鲁湘:当时人类在世界上是个少数物种嘛,生活的环境很险恶,所有野兽在某一方面都比人类要强大。马文斗:在动物里面,人不是最有力的,但是人比较聪明,他会劳动。在云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力量,即动物的凶猛和强壮程度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是它们借以生存的主要根基。王鲁湘:所以人类社会也要学习丛林原则。马文斗:古滇国人其实并不崇尚后来儒家的那些学说。王鲁湘:什么仁义道德、温文尔雅,至少在这些青铜器上,我们看不出来。马文斗:他们的生产力和文化还没发展到这个高度,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整个物质基础也达不到这个条件。在当时,他们必须卖力地狩猎、战斗才能生存下去,生存是第一要义。四、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发掘上个世纪末叶,改革开放的篝火点燃了衰落已久的文物市场,盗墓业死灰复燃。于是,李家山、石寨山这些埋藏着大量宝贝的滇国墓地就成了盗墓贼不辞辛劳的作案现场。为了及时抢救和保护这批地下文物,1995年,石寨山考古工地上再一次搭起了工棚,开始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历时40多天,先后共清理墓葬36座。蒋志龙:当时选择被盗非常严重的区域进行清理,我们把表土揭开以后,这些墓葬很快就露出来了。王鲁湘:埋的很浅?蒋志龙:非常浅。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发现有墓葬了,到底清还是不清?王鲁湘:那肯定得清了。蒋志龙:我们马上对这块三百平米的墓葬区进行清理,这才有了1995年石寨山的第五次抢救性发掘。我们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墓葬,可以早到春秋时期。通过对小墓的随葬品,包括整个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分析,我们把它定到春秋时代,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是,我们发现一座规模非常大的墓葬,就是七十一号墓。这次发现是非常偶然的。那天我们差不多快清完了,准备收工了,突然看到有个地方露出一个青铜状的棍,后来我们发现那是伞把,就是执伞铜俑的伞把。我们把伞把挖出以后,再往下面清了大约二三十公分,那个铜俑螺髻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扩方,于是发现了七十一号墓。从随葬品的组合,还有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来看,它可能是某一代滇王的墓葬,而且是比石寨山六号墓时代更早的某一代滇王。牛虎搏斗贮贝器在这片至今仍然存留着大量滇国秘密的地层之下,考古人员历经五次发掘,共清理滇文化墓葬86座,出土文物难以计数。马文斗:这件牛虎搏斗贮贝器是1995年在石寨山进行第五次发掘时发现的。你看,牛和老虎的搏斗场面非常逼真。老虎围着树跑,用树作掩体,牛不断紧逼,可见搏斗非常激烈。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场搏斗的激烈程度,并不全是直接表现,它还从树上面的动物来表现——小猴子在惊叫奔跑,鸟在惊飞。这说明创造者的构图和美术思维非常细腻,牛和老虎如果在这里单独搏斗,就会显得单调,而用树上的动物一衬托,整个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王鲁湘:气氛就出来了。牛虎博斗贮贝器马文斗:所以上面的动物都在惊飞、惊叫,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贮贝器中场景造型和美术构图最好的一件,可谓是典范之作。因为古人很少有这种立体思想,很少想到把整个纹饰作为整体场景导演出来。王鲁湘:这些滇人工匠,观察生活很细,正如前面所说,这些场景应该都是他们亲自见过的。像这样高超的雕塑写实能力,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达到的。五、追溯滇族之源从发现滇王之印到现在,神秘的古滇国依然被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它来自哪里是个谜,到哪里去的又是个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中间的几百年,它却在滇池附近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王鲁湘:奇怪的是,在滇国的青铜器时代之前,我们似乎看不到有一个过渡,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好像它突然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峰,然后又突然消失了,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马文斗:这也是目前滇国留给世人的最大谜团。一般的部族,发生发展都有考古资料的印证。但滇国没有文字,它早期的发生发展也没有记载,所以没有考古材料的旁证,这是很罕见的。中国这几年的考古是比较兴旺的,我们还动用了很多新设备,比如卫星勘测,航模拍摄等等,还是没有发现过多的滇文化早期遗址。王鲁湘:有一种解释就说,它如果没有本土文明一级一级发展的佐证的话,那就只能说它是横向移植,也就是说,它是从另一个地域移植过来的某种文化。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滇文化最有可能从哪里过来?马文斗:这种解释也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在滇文化周边,甚至整个世界的青铜文化里边,并没有发现和滇文化青铜器相同类型的文化。王鲁湘:完全相同的没有,但找得出联系的却有,比如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文化。马文斗:我们发现,只有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和云南青铜器有相近的联系。根据人类学的文化流向研究来看,云南的民族多数是草原文化民族迁徙过来的。王鲁湘:草原民族的后裔?马文斗:就是从甘肃、宁夏沿着三江并流这个文化通道,流到这里的。既然民族学上是这样的,文化人类学上这种流传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推测,有一个草原部落在当地留下来以后,结合当地的一些土著文化,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文化类型,这就是滇文化类型。滇民族的族源,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就是甘肃的草原文化的后裔。王鲁湘:到了西汉后期以后,滇文化就逐渐没有了。它是真的没有了,还是化整为零,到了我们云南更边远的地方呢?比如说到了三江流域,变成了云南现在的彝族啊、佤族啊、独龙族啊,化到这些民族里头去了。马文斗:就人种来讲,就目前当地部族的人种来讲,滇文化后来确实演化为彝族等现在的民族了。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滇文化的文化现象却没有保留下来?我们都知道,任何民族的源流都是和它的整个人种与文化一起传下来的,但为什么滇文化人种演变成了其他民族,但它文化的东西却没留下来?你看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它的纹饰习惯、器物形状等,都没有传承下来。这在其他文化类型里是很少见的,这也是一个谜。滇人留下的谜团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考古队员的身心。在云南滇中地区,大量青铜墓地的主人是从哪来的?族群的痕迹何在,生活区是什么样子的?2006年2月6日,考古专家接到消息,距离澄江县城大约三公里的金莲山发现墓葬被盗,考古队随即介入。蒋志龙:我们这几年把重点转移到了寻找滇王国时期的一些聚落上,2006年,我们发现了大量同时期的遗址,而且墓地周边也都有相对应的遗址。王鲁湘:也就是说,他生活的地方和死后埋葬的地方离得并不远。蒋志龙: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墓主人棺材的方向,很多是朝着他生活的这个遗址的,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王鲁湘:他是想死了以后仍然能看着后人在这里继续生活。这样的发现,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金莲山墓葬群保存完好的人体遗骸将成为研究滇人族群的基因库,这似乎给古滇国神秘的大门找到了另一把可能发挥作用的钥匙。然而,金莲山是否就是滇民族的生存聚落?那些腰坑里出现的累累白骨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20世纪末叶,就在考古专家的小铲子持续翻动的时候,又有人传出抚仙湖底惊现一处类似城墙的石砌建筑。有人大胆猜测,这些“石埂子”该不会就是遭受巨大自然灾害后陷落在湖底的滇王宫吧?一时间媒体蜂拥,群众哗然。新一轮的争论开始了,而那个曾经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那个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青铜王国的故事,还将在云南的大地上不断传说。发现阖闾古城苏州城西,太湖之滨,有一座江南古镇,名叫木渎。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专宠西施,特地为她在秀逸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源源而来的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河流港渎,史书记载“木塞于渎”,木渎之名便由此而来。2010年的一天,木渎镇上来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系列的惊人发现,让这个千年古镇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地人豁然醒悟,祖祖辈辈流传着的那些传说故事,原来都是真实的。也许,当尘封多年的秘密逐一解开之后,木渎将重新定位自己所承载的历史。2011年1月,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中,苏州木渎春秋都邑赫然位列其中,一座可能改写江南历史的古城遗址,渐渐浮出水面。一、真山大墓苏州自古就是春秋吴文化的中心地区。近年来,在苏州市周边发现过很多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出土的真山大墓。考古工作者打开墓室之后,发现墓主人身穿一件精美的玉甲,显得十分高贵。在苏州春秋时期发掘的墓葬中,这个墓葬的级别显然是首屈一指的。钱公麟37:这是由玉面饰、珠襦、玉甲,加阳具饰所组成的一件衣饰。大家都知道著名的金缕玉衣,而它可以说是金缕玉衣的前身。这件东西显然不是一般身份的人所能拥有的,它特别精美,我们认为,它出土的时代应当是春秋中晚期。综合它的级别和年代,我们认为这是第一代吴王寿梦墓葬所拥有的,这个墓葬也就是寿梦的墓。真山大墓玉甲衣苏州当地专家认为,真山大墓的墓主人就是吴王寿梦。不过,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在1996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距离苏州仅仅200多公里的古越国都城绍兴,发现了印山越国王陵,其规模显然比真山大墓宏大许多。也就是说,作为吴王的墓葬,真山大墓的等级至少也应该与此相当。更何况,在第一代吴王寿梦的时代,吴国国力已经不容小觑,其强盛程度,直接奠定了吴国在阖闾时代走向鼎盛的基础。王卫平38:吴王阖闾在上台以前叫公子光,他的祖父是吴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王,叫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余祭,老三叫余昧,老四叫季札。季札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深得寿梦喜爱,所以寿梦很想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是吴国最懂得礼仪制度的人,所以当他父亲想把王位传给他时,他认为这违反了祖宗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一个规定,坚决不肯继承王位。寿梦在临死以前,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和几个儿子讲好,王位兄终弟及,就是哥哥老大先当国王,他死了以后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老三传给老四。这样一来,季札就没有可以推辞的理由了吧。老三余昧去世以后,按道理应该是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还是不肯,于是就逃出去了。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就拥立老三余昧的儿子僚当了国王。僚当上国王以后,引起了公子光的强烈不满,他想: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我的父亲是寿梦的嫡长子,而我又是诸樊的儿子,那这个王位应该通过我的父亲传到我的身上,僚怎么可以当这个国王呢?他暗地里招兵买马,想找一个机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这时候,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了吴国,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著名的勇士——春秋时期三大剑客之一的专诸,最后

                      哩。来,来,来,来,让我搀着你。事情已经干了就算了。睡去,睡去,睡去。(下。)医生她现在要上床去吗?侍女就要上床去了。医生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上帝,上帝饶恕我们一切世人!留心照料她;凡是可以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随时看顾着她。好,晚安!她扰乱了我的心,迷惑了我的眼睛。我心里所想到的,却不敢把它吐出嘴唇。侍女晚安,好大夫。(各下。)第二场邓西嫩附近乡野旗鼓前导,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及兵士等上。孟提斯英格兰军队已经迫近,领军的是马尔康、他的叔父西华德和麦克德夫三人,他们的胸头燃起复仇的怒火;即使心如死灰的人,为了这种痛入骨髓的仇恨也会激起流血的决心。安格斯在勃南森林附近,我们将要碰上他们;他们正在从那条路上过来。凯士纳斯谁知道道纳本是不是跟他的哥哥在一起?列诺克斯我可以确实告诉你,将军,他们不在一起。我有一张他们军队里高级将领的名单,里面有西华德的儿子,还有许多初上战场、乳臭未干的少年。孟提斯那暴君有什么举动?凯士纳斯他把邓西嫩防御得非常坚固。有人说他疯了;对他比较没有什么恶感的人,却说那是一个猛士的愤怒;可是他不能自己约束住他的惶乱的心情,却是一件无疑的事实。安格斯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暗杀的罪恶紧粘在他的手上;每分钟都有一次叛变,谴责他的不忠不义;受他命令的人,都不过奉命行事,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忠诚;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尊号罩在他的身上,就像一个矮小的偷儿穿了一件巨人的衣服一样束手绊脚。孟提斯他自己的灵魂都在谴责它本身的存在,谁还能怪他的昏乱的知觉怔忡不安呢。凯士纳斯好,我们整队前进吧;我们必须认清谁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人。为了拔除祖国的沉痼,让我们准备和他共同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列诺克斯否则我们也愿意喷洒我们的热血,灌溉这一朵国家主权的娇花,淹没那凭陵它的野草。向勃南进军!(众列队行进下。)第三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麦克白、医生及侍从等上。麦克白不要再告诉我什么消息;让他们一个个逃走吧;除非勃南的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害怕的。马尔康那小子算得什么?他不是妇人所生的吗?预知人类死生的精灵曾经这样向我宣告:“不要害怕,麦克白,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加害于你。”那么逃走吧,不忠的爵士们,去跟那些饕餮的英国人在一起吧。我的头脑,永远不会被疑虑所困扰,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被恐惧所震荡。一仆人上。麦克白魔鬼罚你变成炭团一样黑,你这脸色惨白的狗头!你从哪儿得来这么一副呆鹅的蠢相?仆人有一万——麦克白一万只鹅吗,狗才?仆人一万个兵,陛下。麦克白去刺破你自己的脸,把你那吓得毫无血色的两颊染一染红吧,你这鼠胆的小子。什么兵,蠢才?该死的东西!瞧你吓得脸像白布一般。什么兵,不中用的奴才?仆人启禀陛下,是英格兰兵。麦克白不要让我看见你的脸。(仆人下)西登!——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我看见——喂,西登!——这一次的战争也许可以使我从此高枕无忧,也许可以立刻把我倾覆。我已经活得够长久了;我的生命已经日就枯萎,像一片雕谢的黄叶;凡是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从和一大群的朋友,我是没有希望再得到的了;代替这一切的,只有低声而深刻的咒诅,口头上的恭维和一些违心的假话。西登!西登上。西登陛下有什么吩咐?麦克白还有什么消息没有?西登陛下,刚才所报告的消息,全都证实了。麦克白我要战到我的全身不剩一块好肉。给我拿战铠来。西登现在还用不着哩。麦克白我要把它穿起来。加派骑兵,到全国各处巡回视察,要是有谁嘴里提起了一句害怕的话,就把他吊死。给我拿战铠来。大夫,你的病人今天怎样?医生回陛下,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思虑太过,继续不断的幻想扰乱了她的神经,使她不得安息。麦克白替她医好这一种病。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吗?医生那还是要仗病人自己设法的。麦克白那么把医药丢给狗子吧;我不要仰仗它。来,替我穿上战铠;给我拿指挥杖来。西登,把骑兵派出去——大夫,那些爵士们都背了我逃走了——来,快——大夫,要是你能够替我的国家验一验小便,查明它的病根,使它回复原来的健康,我一定要使太空之中充满着我对你的赞美的回声——喂,把它脱下了——什么大黄肉桂,什么清泻的药剂,可以把这些英格兰人排泄掉?你听见过这类药草吗?医生是的,陛下;我听说陛下准备亲自带兵迎战呢。麦克白给我把铠甲带着。除非勃南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对死亡和毒害都没有半分惊恐。医生(旁白)要是我能够远远离开邓西嫩,高官厚禄再也诱不动我回来。(同下。)第四场勃南森林附近的乡野旗鼓前导,马尔康、西华德父子、麦克德夫、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洛斯及兵士等列队行进上。马尔康诸位贤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安枕而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孟提斯那是我们一点也不疑惑的。西华德前面这一座是什么树林?孟提斯勃南森林。马尔康每一个兵士都砍下一根树枝来,把它举起在各人的面前;这样我们可以隐匿我们全军的人数,让敌人无从知道我们的实力。众兵士得令。西华德我们所得到的情报,都说那自信的暴君仍旧在邓西嫩深居不出,等候我们兵临城下。马尔康这是他的唯一的希望;因为在他手下的人,不论地位高低,一找到机会都要叛弃他,他们接受他的号令,都只是出于被迫,并不是自己心愿。麦克德夫等我们看清了真情实况再下准确的判断吧,眼前让我们发扬战士的坚毅的精神。西华德我们这一次的胜败得失,不久就可以分晓。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悬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大家奋勇前进吧!(众列队行进下。)第五场邓西嫩。城堡内旗鼓前导,麦克白、西登及兵士等上。麦克白把我们的旗帜挂在城墙外面;到处仍旧是一片“他们来了”的呼声;我们这座城堡防御得这样坚强,还怕他们围攻吗?让他们到这儿来,等饥饿和瘟疫来把他们收拾去吧。倘不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也倒了戈跟他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尽可以挺身出战,把他们赶回老家去。(内妇女哭声)那是什么声音?西登是妇女们的哭声,陛下。(下。)麦克白我简直已经忘记了恐惧的滋味。从前一声晚间的哀叫,可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听着一段可怕的故事,我的头发会像有了生命似的竖起来。现在我已经饱尝无数的恐怖;我的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再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使它惊悚了。西登重上。麦克白那哭声是为了什么事?西登陛下,王后死了。麦克白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一使者上。麦克白你要来播弄你的唇舌;有什么话快说。使者陛下,我应该向您报告我以为我所看见的事,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起。麦克白好,你说吧。使者当我站在山头守望的时候,我向勃南一眼望去,好像那边的树木都在开始行动了。麦克白说谎的奴才!使者要是没有那么一回事,我愿意悉听陛下的惩处;在这三哩路以内,您可以看见它向这边过来;一座活动的树林。麦克白要是你说了谎话,我要把你活活吊在最近的一株树上,让你饿死;要是你的话是真的,我也希望你把我吊死了吧。我的决心已经有些动摇,我开始怀疑起那魔鬼所说的似是而非的暧昧的谎话了;“不要害怕,除非勃南森林会到邓西嫩来;”现在一座树林真的到邓西嫩来了。披上武装,出去!他所说的这种事情要是果然出现,那么逃走固然逃走不了,留在这儿也不过坐以待毙。我现在开始厌倦白昼的阳光,但愿这世界早一点崩溃。敲起警钟来!吹吧,狂风!来吧,灭亡!就是死我们也要捐躯沙场。(同下。)第六场同前。城堡前平原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麦克德夫等率军队各持树枝上。马尔康现在已经相去不远;把你们树叶的幕障抛下,现出你们威武的军容来。尊贵的叔父,请您带领我的兄弟——您的英勇的儿子,先去和敌人交战;其余的一切统归尊贵的麦克德夫跟我两人负责部署。西华德再会。今天晚上我们只要找得到那暴君的军队,一定要跟他们拚个你死我活。麦克德夫把我们所有的喇叭一齐吹起来;鼓足了你们的衷气,把流血和死亡的消息吹进敌人的耳里。(同下。)第七场同前。平原上的另一部分号角声。麦克白上。麦克白他们已经缚住我的手脚;我不能逃走,可是我必须像熊一样挣扎到底。哪一个人不是妇人生下的?除了这样一个人以外,我还怕什么人。小西华德上。小西华德你叫什么名字?麦克白我的名字说出来会吓坏你。小西华德即使你给自己取了一个比地狱里的魔鬼更炽热的名字,也吓不倒我。麦克白我就叫麦克白。小西华德魔鬼自己也不能向我的耳中说出一个更可憎恨的名字。麦克白他也不能说出一个更可怕的名字。小西华德胡说,你这可恶的暴君;我要用我的剑证明你是说谎。(二人交战,小西华德被杀。)麦克白你是妇人所生的;我瞧不起一切妇人之子手里的刀剑。(下。)号角声。麦克德夫上。麦克德夫那喧声是在那边。暴君,露出你的脸来;要是你已经被人杀死,等不及我来取你的性命,那么我的妻子儿女的阴魂一定不会放过我。我不能杀害那些被你雇佣的倒霉的士卒;我的剑倘不能刺中你,麦克白,我宁愿让它闲置不用,保全它的锋刃,把它重新插回鞘里。你应该在那边;这一阵高声的呐喊,好像是宣布什么重要的人物上阵似的。命运,让我找到他吧!我没有此外的奢求了。(下。号角声。)马尔康及老西华德上。西华德这儿来,殿下;那城堡已经拱手纳降。暴君的人民有的帮这一面,有的帮那一面;英勇的爵士们一个个出力奋战;您已经胜算在握,大势就可以决定了。马尔康我们也碰见了敌人,他们只是虚晃几枪罢了。西华德殿下,请进堡里去吧。(同下。号角声。)麦克白重上。麦克白我为什么要学那些罗马人的傻样子,死在我自己的剑上呢?我的剑是应该为杀敌而用的。麦克德夫重上。麦克德夫转过来,地狱里的恶狗,转过来!麦克白我在一切人中间,最不愿意看见你。可是你回去吧,我的灵魂里沾着你一家人的血,已经太多了。麦克德夫我没有话说;我的话都在我的剑上,你这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形容你的狠毒的恶贼!(二人交战。)麦克白你不过白费了气力;你要使我流血,正像用你锐利的剑锋在空气上划一道痕迹一样困难。让你的刀刃降落在别人的头上吧;我的生命是有魔法保护的,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人可以把它伤害。麦克德夫不要再信任你的魔法了吧;让你所信奉的神告诉你,麦克德夫是没有足月就从他母亲的腹中剖出来的。麦克白愿那告诉我这样的话的舌头永受咒诅,因为它使我失去了男子汉的勇气!愿这些欺人的魔鬼再也不要被人相信,他们用模棱两可的话愚弄我们,听来好像大有希望,结果却完全和我们原来的期望相反。我不愿跟你交战。麦克德夫那么投降吧,懦夫,我们可以饶你活命,可是要叫你在众人的面前出丑:我们要把你的像画在篷帐外面,底下写着,“请来看暴君的原形。”麦克白我不愿投降,我不愿低头吻那马尔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贱的民众任意唾骂。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下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二人且战且下。)吹退军号。喇叭奏花腔。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洛斯、众爵士及兵士等重上。马尔康我希望我们不见的朋友都能够安然到来。西华德总有人免不了牺牲;可是照我看见的眼前这些人说起来,我们这次重大的胜利所付的代价是很小的。马尔康麦克德夫跟您的英勇的儿子都失踪了。洛斯老将军,令郎已经尽了一个军人的责任;他刚刚活到成人的年龄,就用他的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证明了他的勇力,像一个男子汉似的死了。西华德那么他已经死了吗?洛斯是的,他的尸体已经从战场上搬走。他的死是一桩无价的损失,您必须勉抑哀思才好。西华德他的伤口是在前面吗?洛斯是的,在他的额部。西华德那么愿他成为上帝的兵士!要是我有像头发一样多的儿子,我也不希望他们得到一个更光荣的结局;这就作为他的丧钟吧。马尔康他是值得我们更深的悲悼的,我将向他致献我的哀思。西华德他已经得到他最大的酬报;他们说,他死得很英勇,他的责任已尽;愿上帝与他同在!又有好消息来了。麦克德夫携麦克白首级重上。麦克德夫祝福,吾王陛下!你就是国王了。瞧,篡贼的万恶的头颅已经取来;无道的虐政从此推翻了。我看见全国的英俊拥绕在你的周围,他们心里都在发出跟我同样的敬礼;现在我要请他们陪着我高呼:祝福,苏格兰的国王!众人祝福,苏格兰的国王!(喇叭奏花腔。)马尔康多承各位拥戴,论功行赏,在此一朝。各位爵士国戚,从现在起,你们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在苏格兰你们是最初享有这样封号的人。在这去旧布新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些因为逃避暴君的罗网而出亡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召唤他们回来;这个屠夫虽然已经死了,他的魔鬼一样的王后,据说也已经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帮助他们杀人行凶的党羽,我们必须一一搜捕,处以极刑;此外一切必要的工作,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别先后,逐步处理。现在我要感谢各位的相助,还要请你们陪我到斯贡去,参与加冕大典。(喇叭奏花腔。众下。)注释三女巫各有一精怪听其驱使;侍候女巫甲的是狸猫精,侍候女巫乙的是癞蛤蟆,侍候女巫丙的当是怪鸟。西纳尔是麦克白的父亲。指睡前所喝的牛乳酒。当时法国裤很紧窄,在这种裤子上偷材料的裁缝,必是老手。阿契隆(Acheron),本为希腊神话中的一条冥河,这里借指地狱第三部《重生》以国共合作北伐为开端,描述了近代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由统一再度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重点突出了1931到1945年十四年间英勇抗战、抵御外辱的历史风云人物,以激越悲壮的语调讲述了以黄埔军人、地方热血军阀为主体的铁血军人们的英雄豪情,以幽默深沉的笔法还原了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张学良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再现了中华民族儿女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奋起自救的精彩往事。蒋记王朝第一章风起两广

                      挑衅,迎战!

                      孙中山北上之后,谭延闿和樊钟秀继续率军北伐。这两人交出的成绩单大不相同。谭延闿亲率的湘军在北伐战场屡战屡败,被迫退回广东。而稍早出发的河南籍武林高手樊钟秀,则创造了奇迹。他率领麾下的数千河南子弟兵横行五省,转战数千里,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打到了河南南部,也算是回家了。孙中山北上未归,樊钟秀回不来,谭延闿新败,广东大本营内部有军阀搞武装割据,对于永不安分的陈炯

                      ,然后灭口?武士英关在租界看守所时,巡捕房的华人侦探黄金荣直接参与此案侦破。黄金荣先生的威名不仅在当时的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时至一百年后的今日,那也是大大有名——青帮头子,流氓大亨。而且,黄金荣跟同为一个系统的帮会大佬陈其美私交也不错。武士英后来翻供,明显是有人在他入监后教唆串供,黄金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令人深思。4月17日,案犯应桂馨和武士英被引渡到中方,关入上海检察厅的模范监狱。由于国民党坚决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刺宋案”,应桂馨和武士英并没有在这个模范监狱待上几天,就被转押至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在这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两天之后,也就是开庭前一天,武士英死在狱中。武士英翻供显然是受人唆使,现在又被灭口,显然杀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那个唆使的人。前有翻供,后有灭口,陈其美没有办法洗脱嫌疑。疑问三,袁世凯为什么要杀死应桂馨?应桂馨的死,可以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应桂馨被抓后没多久,就在陈其美的有意放水之下,在“二次革命”中逃走,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越狱》。可陈其美为何要放过应桂馨这位货真价实的“刺宋”凶手?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还是想通过应桂馨这根搅屎棍给袁世凯添些堵?根据后面发生的事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逃得一命的应桂馨来到了北京,他要找袁世凯兑现洪述祖在电报中承诺的“毁宋酬勋位”。应桂馨先生的智商显然跟他的心黑程度成反比,他的脑袋有些二百五。此时洪述祖还没有蹲大牢,刚刚发表声明说“毁宋”是他假传圣旨,不关袁世凯的事。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桂馨居然要找袁世凯索要勋位?难道你想让袁世凯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吗?这就是应桂馨不能和洪述祖分享极品坏人“荣誉”的原因:虽然够坏,但是水准不够。袁世凯对付这种流氓,向来就是一招:用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1914年1月,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将应桂馨乱刀砍死。后人都说袁世凯干掉应桂馨的动机是杀人灭口,其实这在情理上讲不通。此时,袁世凯已是杀害宋教仁的重大嫌疑犯,如果他是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派人杀掉应桂馨,难道他不怕落人口实吗?仔细想来,心虚也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道理,袁世凯应该还是明白的。再者,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实无灭口的必要。如果非要灭口,似乎选择在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上下其手的洪述祖先生效果更佳吧?疑问四,赵秉钧的死因是什么?赵秉钧的死因,也成了大家认定袁世凯杀宋教仁的证据。其实,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但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说赵秉钧是被毒杀,七窍流血而亡。这绝对是以讹传讹,因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赵秉钧是被毒死的。事实上,赵秉钧身体一向不好,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赵秉钧在去世当日(1914年2月26日)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倒下,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的说法。1998年,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亲述赵秉钧死于脑溢血,无任何中毒症状。赵秉钧之死因由此一锤定音。渔翁陈其美解决了这四个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陈其美早就知道洪述祖与应桂馨的秘密,为什么不揭露他们的阴谋?答案很简单:私欲。而私欲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权力的贪婪。论资历,陈其美比不上汪精卫和胡汉民,但陈先生有三个汪、胡二人没有的优势——他有青帮帮衬;他是同盟会光复上海的英雄;他手下有军队。凭借这种综合实力,陈其美在党内拥有了很高的地位,是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当时,国民党中的领袖排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前两个人已经淡出政坛,而陈其美作为国民党中的少壮实力派,居然被排在手中不掌武力的宋教仁之后,这是果敢坚毅、自信自负,素来信仰武力第一的陈其美很难接受的。现在有这么一个刺宋的机会让他升位,不甘居于人下的陈其美岂会放过,因此他十分幸福地充当了渔翁的角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其美“顺其自然”地让宋教仁去死,让与他陈其美所代表的激进派政见不同的宋教仁去死,顺道借刺宋把袁世凯搞臭,一箭双雕。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陈其美要让武士英改口供陷害北京政府,而后又杀人灭口。至于后来发生的“二次革命”让陈其美的算计落空,劳而无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想法不错,但实力不行。好了,除去上面的诸多推理和猜测,之所以肯定陈其美能做出这种缺德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案底的人。刺杀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凌晨,凄风冷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205房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帽檐压得很低。敲门、门开、枪响、凶手逃走。光复会领袖、“章疯子”的忠实战友、浙江军政府总参议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背后主谋是陈其美,刺客就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后来大名鼎鼎的蒋委员长:蒋介石。从此刻起,此人将占用越来越多的笔墨。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证据来自他的日记。蒋介石的日记在其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折腾到2006年才公开,其日记涉及很多个人隐私和重大历史事件。他什么人都骂,朋友、亲戚、同僚、敌人几乎都没放过。他的重要“卖国”证据——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总体看来,蒋介石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下文会多处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刺杀陶成章使蒋介石博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尽管是一桶黑金。可陈其美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俩关系很差。陈其美先生虽有革命伟人的光环,但他名声很坏。至于具体有多坏,这么形容吧:飞扬跋扈、流氓习气、腐败淫乱等跟权力、金钱、美色沾边的词几乎都跟他有关系,而大公无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形容党的好干部的词几乎都跟他没关系,玩八卦的人们甚至用性病为其冠名“杨梅都督”。陶成章很看不惯陈其美,他曾收集了陈其美同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德的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当着孙中山的面举报陈其美,并愤然指出陈其美同志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的症结所在——品行不端、道德败坏。二人因此结下梁子。更要命的是,陶成章出于为兄弟李燮和打抱不平的目的,曾多次公开反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简直是把陈其美往死里得罪。此外,陶成章的光复会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恩恩怨怨实在太多,不再多说。既为私仇,也为公怨,陈其美派兄弟蒋介石干掉了陶成章。除了陶成章,遭陈其美刺杀的人还有不少,如辛亥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友人陶骏保、立宪派夏瑞芳等。陈其美杀了这么多人,自己却安然无事,想来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大力庇护起了作用。不过,杀人者,人恒杀之。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疑案之最后结语故事终于结束了。虽然对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剖析完全尊重历史记载,但却没有办法笃定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就是刺宋案的真实全过程。或许,正是因为逝去的历史永远无法定论,所以世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解读它吧。不管怎么说,宋教仁斯人已去,太息长存。第十一章“二次革命”那点事

                      孙中山的苦恼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李烈钧,此人在接下来的革命历程中将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是极少数能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又名协和,江西人,1882年出生,是19世纪的80后。李烈钧出生于光荣的革命家庭,老爸是一名光荣的太平天国战士,因此李烈钧遗传了几分老爸的革命基因——骨子里热血得厉害,很讲义气,擅长搞人际关系。晚清民国时的革命家,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都差不多——考试成绩好,然后留洋,归国创业。似乎革命家们年少时的经历看起来不够刺激,不过也没办法,富人子女读书用钱铺,穷人子女致富靠读书。李烈钧自然也不例外。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后考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去了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当教官,由此开始积蓄革命资本的生涯。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烈钧迅速赶回老家江西,加入倒清大军,并凭着多年积攒的威望和资历担任了江西都督。话题回到孙中山得知李烈钧等人不同意自己动武的时刻。孙中山极为生气,他没有想到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可他也没有办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办?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决裂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虽说借款不多,只有两千五百万英镑,但是黄世仁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首先,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当时的百姓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可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也这么想,那就大事不妙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意欲扩军备战,纷纷兴师问罪。尤其是孙中山,还说了一些刺激袁世凯的话,比如,“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其实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借款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可国民党不这么想。袁世凯看到国民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很是恼火。最近一段时间,从内阁党争到宋教仁刺杀案再到善后借款,国民党人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因此,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诘问,他也就干脆撕破了脸皮。袁世凯非但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我现在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你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你真是决心跟老子干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你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正在拟稿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点?”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这么说,我对这话负责!”这场起因于“善后借款”的嘴仗,标志着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正式决裂。两人从握手言欢到刀锋相向,时间不到一年。既然彻底决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见。大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袁世凯先动手。他先是收回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免掉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握有军权的国民党实力都督,随后满世界通缉陈其美。袁世凯为何要特殊“招待”陈其美,难道他知道陈其美在“刺宋案”中没干好事?真实原因,不得而知。如此一来,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起而应战。7月13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战又称“癸丑之役”。两天后,黄兴赶到南京,并立即在他上次整编出来的精锐部队——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随后,黄兴赶跑江苏都督程德全,占领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随后宣布独立。由此,安徽、江苏、江西构成掎角之势,直面北洋势力。有李烈钧、黄兴、柏文蔚做榜样,广东随之宣布独立,上海陈其美、福建许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师反袁。表面上看,反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反袁联盟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一、没钱。这是个大问题,没有钱,枪炮就没有弹药,士兵就得饿着肚子,战斗就不能继续下去。二、不得民心。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已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市井平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因此,对这次由信念最坚定的国民党人以“刺宋案”、“大借款”为借口引发的内战,大部分国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一向开明的云南都督蔡锷也站出来反对:“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三、革命军力量分散,各自周围都有强敌,无法互为后援。像陈其美要应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击,广东要应付广西陆荣廷的进攻,而四川熊克武那里势小地偏,对大局无甚影响。四、革命军内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就这种水平的战斗力,能打胜仗那就是怪事。国民党在财力、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都不占优势,“二次革命”的结果可想而知。失败袁世凯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北

                      船也争相靠近敌船,然后以“五梅花”战术,五艘战船围攻敌一艘战船,澎湖海面炮火矢石如雨,烟火蔽天。战至下午,南风大作,清军处于上风,各船扬帆疾进,分割围歼敌船,锐不可当。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清军大胜,共击毁郑军大小战船一百九十艘,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而清军仅亡三百二十九人,伤一千八百余人。刘国轩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逃回台湾,自此郑军主力全部覆没。郑克塽见澎湖失守,精锐丧尽,无力抵御清军,只得遣使赴澎湖请降,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军到台湾受降。康熙统一台湾后,又开府设县,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3.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清军入关后,黑龙江一带屡遭沙皇俄国的侵扰。当时清政府忙于攻取江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无暇顾及东北黑龙江一带,给沙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致使沙俄先后占据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他们在这些地方修建碉堡,建立殖民地,强征当地居民的赋税,甚至向清朝发布外交文书,要清朝皇帝向他们称臣,无理要求中国每年向沙俄进贡白银四万两和丝绸等物品,这一切都遭到了康熙帝的严词拒绝。沙俄于是又增兵雅克萨,修筑更多的堡垒据点,并扩大侵略范围。三藩平定后,国内政局基本安定。康熙帝认为应适时出兵黑龙江,给沙俄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回盛京沈阳拜谒太祖、太宗陵寝之机,亲自到边境调查情况。他乘船沿松花江北行,询问由黑龙江逃回来的百姓,打听那里的情况,听到百姓对沙俄的愤怒与咒骂,康熙知道民心思归,不为沙俄所用,这是击败沙俄、保卫边境的有力保证。经过实地了解,康熙帝对出兵黑龙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回京后,为了更好地掌握沙俄的实际情况,康熙帝又派都统郎坦率领几百名健卒,化装成猎人,深入雅克萨一带侦察敌情,勘察地形交通。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郎坦取得了可靠的材料,绘制了地形图回到北京。为了永保边境的长治久安,康熙认为必须在边境建城驻兵,屯田开荒,修筑水路、公路,以加强同内地的联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派兵驻守瑷珲等地,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派户部尚书伊桑阿到吉林督造船只,修通水路,扩建陆路,使边境与北京的联系几天就可以通达。康熙帝还谆谆告诫萨布素,要关心和保护好边民,加强军民团结。经过两年的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陆军水军一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开到雅克萨城下,把雅克萨围了起来,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土山,让兵士站到土山上往城里射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拉到城南。哪知清军却在城北隐蔽地方放了火炮,趁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击中,燃起了大火。第二天清晨,清军又在城下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头目吓得慌了神在城头扯起了白旗投降。攻下雅克萨后,康熙帝告诫萨布素要警惕沙俄军队卷土重来。果然,沙俄军不久探听到清军拆了雅克萨城堡后,便出城回到瑷珲城的消息,马上又回到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于是康熙命令萨布素率军第二次进攻雅克萨,这次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最后沙俄头子托尔布被击毙,士兵死亡百分之九十,清军重新夺回了雅克萨。随后,康熙致书沙皇,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沙皇因两次受挫,看到想用武力霸占黑龙江流域毫无希望,只好答应谈判,谈判中,沙皇代表果洛文使出浑身解数,耍尽了无赖手法,清朝代表索额图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最后,果洛文害怕再赖下去,将失去在黑龙江一带的所有地方,只好接受了中国代表的方案。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了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4.三征噶尔丹,善治蒙古《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沙俄政府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当时,除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漠北和漠西蒙古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部族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又野心勃勃地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接着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名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以为有沙俄在背后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攻漠南,气焰十分嚣张。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康熙帝决定亲征噶尔丹。1690年,康熙帝兵分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自己带兵坐镇指挥。右路清军先接触到噶尔丹军,经过激烈交战,打了败仗。康熙帝又命令左路军福全进行全力反击。噶尔丹把几万名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那里地形复杂,后面有树木掩护,前方有河流阻挡,他又把上万头骆驼绑住四脚,使它们躺在地上,再在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躲在箱子后面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但清军用炮火很快就把驼城打开了一个缺口,然后步兵、骑兵一齐冲杀过去,福全又带兵绕到山后对其进行前后夹击,直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就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自己带领残兵到漠北去了。回到漠北以后,噶尔丹表面向清政府表示屈服归顺,暗地里却又重新招兵买马,准备伺机反扑。1694年,康熙帝让噶尔丹前来会见,准备订立盟约。出乎意料的是,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四处扬言自己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清朝,推翻其统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揭露告发。1696年,康熙帝忍无可忍,决定第二次御驾亲征。清军兵分三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飞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军约定同时夹攻。康熙帝的中路军率先到达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噶尔丹在山头上看见清军黄旗飘扬,军容整齐,吓得连夜拔营撤退。康熙帝一面派兵在后面紧紧追击,一面通知西路军飞扬古在半路上截击叛军。噶尔丹带兵逃到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昭莫多原是一片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重要战场。飞扬古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处设下埋伏,派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事先埋伏的地方。随着一声号角,清军从山上向叛军发起进攻,飞扬古又派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进行前后夹击。叛军被打得惨败。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出。隔了一年,康熙又带兵渡过黄河第三次亲征。这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旺阿拉布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都纷纷投降,并表示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见此时自己已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杀。至此,历时十三年的噶尔丹之乱被彻底平定,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并编喀尔喀蒙古为四十九旗,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同时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实行有效管理。从秦、汉的匈奴到明朝的蒙古民族难题,终于为康熙所解决。对此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句话,很值得国人回味。5.康熙定藏西藏自唐朝时就与中原关系密切,作为附属国的西藏与内地年年来往,互通婚姻,到元明时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清初时,漠西蒙古的和硕特部顾实汗迁往青海并与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对统治西藏的藏巴汗不满,由顾实汗出兵,杀死藏巴汗与达赖、班禅共管西藏。不久,顾实汗病逝,达赖五世也圆寂,大权落入第巴桑结手中,他想立自己心中的达赖六世,对达赖五世的圆寂密而不报,但他想立的这位达赖却是一个风流倜傥、不守佛规的青年。这引起了对第巴桑结不满的拉藏汗的气愤,拉藏汗把此事上报了清廷,第巴桑结非常恐慌,结果事发,竟被拉藏汗所杀。拉藏汗掌权后,首先把第巴桑结所立的达赖六世押往北京,请清廷处置,结果在北去的途中达赖六世病死了。拉藏汗想立一个自己心中的达赖七世,但青海方面也立了一个达赖七世,双方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是假的。康熙帝为慎重起见,特派侍郎赫寿去协助拉藏汗处理此事。过了几年,双方又上奏康熙帝,都要求自己的达赖坐床。为免出意外,康熙帝让青海的达赖到北京,但青海不答应,不顾拉藏汗的反对,擅自让自己选的达赖坐床。由于达赖真假之争,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这就给准噶尔部的策旺阿拉布造成了可乘之机。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策旺阿拉布出兵西藏,两军相战两个月之久,拉藏汗兵败被杀,策旺阿拉布占领布达拉宫,大肆抢劫,连寺庙也没能幸免。康熙帝得知策旺阿拉布进兵西藏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西藏社会秩序,消灭策旺阿拉布,康熙帝排除主和派的意见,下诏封青海达赖为七世达赖,废除拉藏汗所立的七世达赖,并命第十四皇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藏。清军将领延信带大队人马迎头痛击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前有强大清军的围剿,后有藏民及喇嘛兵的袭击,首尾不能相顾,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很快被清军击败,逃回伊犁,后又归顺清朝。清军击败策旺阿拉布后,进人西藏,安定社会秩序,延信将达赖七世从青海接到西藏,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成千上万的喇嘛藏民拥到布达拉宫,朝拜七世达赖,延信当众宣读皇帝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政教合一,由达赖和班禅统一管理,达赖负责前藏,班禅负责后藏。从此,中国西南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6.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下令禁止,但禁而不止。康熙帝下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7.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修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而后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兴建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为颐和园)和圆明园,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了高峰,特别是康熙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将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以及保持王公大臣们勇猛、强悍人生风范的教育机制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更是古今中外园林建设的稀世奇葩。康熙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不堪。看着这片受到中国历代帝王十分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偌大的一个国家,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中原的防线又在哪里呢?康熙帝经过谨慎思考,得出了以下结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明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现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康熙希望能筑一条无形的长城。为此,他来了个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这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胁作用。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就有与清廷进行各种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了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热河行宫和它周边的寺庙群,也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了这一片园林、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就是康熙大帝超越秦汉唐宋帝王的高超政治智慧。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8.兴文重教,编修典籍康熙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把当时一大群冷眼旁观不与清朝合作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也感动了。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代帝王竟然比明朝历代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工夫,他不仅主持修《明史》,还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对朱熹哲学钻研很深,常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满文字书),文化气魄铺天盖地。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以上还只是“国学”,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谙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就达到了这一点。康熙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命耶稣传教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原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于是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功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于是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孔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三十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召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照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比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十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造的,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这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汉魏故城内城北墙遗址王鲁湘:徐先生,这应该是内城的北墙。徐金星42:对。现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城墙,一般的地面上保存有一到两米。这个北墙,尤其是东北角那一段,保存得最好,大概有六七米高的样子。王鲁湘:从这个墙向南,可以看到宫邸万重次第开;向北呢,可以看到邙山春夏秋冬的各种自然风景。徐金星:好多外国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城墙,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撼——他们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王鲁湘:而且是一座由人工设计规划的庞大城市。一千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那真的是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一个都城,现在全部化为了农田。徐金星:所以司马光在路过这个城的时候,就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那样无限深深的感慨。王鲁湘:古今兴亡之事,就这汉魏洛阳故城了。徐金星: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使用汉魏故城作为都城。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这个都城了。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如果从它的中期算的话,算到北魏是五世纪,那就是距离现在1400多年了。说它是千年古城,是没有问题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营建洛邑的,正是周武王本人。初得天下的他为了能有效统治中原大地,曾计划在夏商两朝的旧都洛阳兴建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可惜武王第二年不幸病逝,这一遗愿便交给了其子成王和辅政的周公。此后几年中,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占卜和兴建,洛邑便在周公的主持下宣告建成。那么,西周初年营建的这个洛邑,是否就是汉魏洛阳城的前身呢?王鲁湘:我们说“周公营洛邑”,他在洛阳这个地方建了两个城对吧,一个是王城,还有一个叫成周。徐金星:周公营建洛邑,这个已经是定论。当时营建洛邑是营建了两座城还是一座城,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是两座城。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在汉魏故城那儿发现了西周的城,但是年代上只能推到西周中期,它是不是西周初期周公营造的城,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学者以为,应该是周公初年营建的城。王鲁湘:总而言之,在汉魏洛阳故城我们已经发掘到了周的城墙。徐金星:对,现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魏洛阳故城的创建之始。洛邑两座城池建成之后,周成王亲临这里举行落成典礼,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入王城太庙。从此,王城便作为天子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的所在,而位于东边的成周城则作为军事重镇,迁入被征服的殷商大小贵族,并镇以成周八师,以防不虞。王鲁湘:周灭了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成了周的国民,但是这部分国民并不太服从周政权,被叫做顽民。这些顽民你又不能杀了他,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安置了,据说就是安置在这个城里头。徐金星: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啥疑问了。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安排在成周,应该就是汉魏故城这儿,然后还给他们训话:你们的祖上怎么怎么不好,你们的国亡了,现在迁到洛阳来,你们要好好劳动、好好干活等等。这些不服周的殷商顽民,以前基本是王公贵族,从未参加过劳动,但是这些人也自有一番生存之道。他们在商立国之前,已经很会做生意了。后来国家亡了,他们还是喜欢做生意,后来这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王鲁湘:对,我们现在常说商业、商人这些词,这个“商”本来是商民族、商国、商朝,结果变成现在组织货物流通、交易的专业术语了。徐金星:因为周代就是两都制了,因而有这样的传说,当时这些人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洛阳,来往于东西做买卖,所以“买东西”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周公营建洛邑大约五百年后,东周的周敬王在公元前516年将国都从原来的王城迁至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从此正式成为国家都城。上世纪初,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北部,一个叫做金村的村庄附近,一大批精美至极的东周时期文物惊现于世,证明了这里曾是具有显赫地位的东周帝都。王鲁湘:中国搞考古的、收藏的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金村啊,这里出土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极品。徐金星:对。大墓的位置大概就在村的东部这一块。上世纪的1928年,这地方下大雨,有个地方被冲塌了。王鲁湘:墓地陷下去了。徐金星:是的,陷下去以后就发现古墓了。当时河南省会在开封,开封有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怀履光43,他得到消息就赶来了。到这以后呢,他就组织当地村民大规模地盗墓,搭棚立灶,盗了好多年,一共盗了八座大墓。然后用马车装到洛阳东站,转运到上海,大部分文物都因此被盗往国外了,国内存的很少。王鲁湘: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博物馆里头都有金村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出土地不太清楚,由于精美程度很高,就被疑是出自金村的。我看到有些刊物是这样说的。徐金星:这个墓出土的文物非常非常精美,好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对这个墓的时代无法确定。后来唐兰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东周大墓,他的说法逐渐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东周大墓,因为洛阳在东周时做过国都,那时的几个王应该埋在这里。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创建,直到隋炀帝另建隋唐洛阳城,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岁月风霜,它的几度兴废也见证了周秦汉魏的王朝更迭。作为古代“天下之中”,兵家必争之所,这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也随着统治者的改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现存汉魏故城的勘测,人们发现,除外郭墙建于北魏之外,内城墙和宫墙遗址的规模和形制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修缮或者增筑而成的。考古勘测表明,最早修建的西周夯土城墙位于现在内城的中心,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3公里,基本呈方形。从勘测图上不难发现,这座方城是以后历朝历代扩建增筑的一个基础。徐金星:西周方城向北扩展以后,便是当时的东周城了。王鲁湘:就是由方一点的城变成一个长方一点的城了。徐金星:对了,稍微长方一点。这是第一次扩建。然后到了秦始皇秦代的时候,吕不韦封在洛阳,他又向南面扩,这样又更长一点了,形成了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九六城”。历史上称它为“九六城”,这个基本上成定制了。王鲁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拍,而且每一个朝代建城的城郭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故城像一棵树一样,有一个生长的年轮。这个年轮最里头的那个小圈,就是当时西周建的那个城,后面再一圈就是汉魏晋,最后到北魏,就是大的那一圈了。徐金星:这个城啊,沿革时间之长和沿革之复杂都是非常罕见的,比起其他城来说,它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意义。秦代,吕不韦将洛阳扩建为“九六城”之后,这座城市的规模基本形成。此后西汉、东汉、曹魏、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基本都是在该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改变的只是城中建筑和宫殿的布局。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在国都的选定问题上,长安并不是汉高祖最初的选择。徐金星:刘邦说,天下我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好,所谓“吾行天下多也,唯见洛阳”。他本来就想把国都定在这的,后来有一个和张良齐名的著名谋士娄敬,建议把国都迁到关中去,不宜在这儿。王鲁湘:据说娄敬给刘邦献三策,其中一策就是一定要定都到长安去。徐金星:虽然他把国都迁走了,但洛阳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人研究了,西汉当时洛阳的人口比长安多八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人口多就证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达。后来到了东汉,干脆就把这儿做国都了。二、东汉洛阳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九六城”中大兴土木,起高庙,建社稷,修宫室。汉魏洛阳城迎来了它第一个辉煌的高峰。有记载说,城中各种殿堂楼阁遍布,宫殿之间有架空的飞阁相连,远在40多里外的偃师都能望见,足见这座东汉紫禁城的壮丽恢宏。刑徒墓地徐金星: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对洛阳进行建设,到他的儿子汉明帝的时候,国家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了,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原来的洛阳城以南宫为主,即以南边为都城的重心。自汉明帝开始营建北宫,由此出现了南北两宫并重的局面。再后来,便以北宫为主,到北魏的时候,就只有北宫,南宫荒废了。中国都城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隋唐的洛阳城,宋的洛阳城和元明清的洛阳城,都把都城的重心放在了北边。王鲁湘:今天汉魏故城内城遗址的正南偏西方向,有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让人惊骇的是,行经这条路沟的村民和路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现人的遗骨残骸,当地老乡因而把这里称为“骷髅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掘后得知,这大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埋葬了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古代刑徒从事着修筑城池宫殿、建造陵墓、开渠挖河、修路架桥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牛马不如,很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而且往往是全国征发,数量巨大,动辄十万、数十万。所以,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让人们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洛阳城,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修建了当年那些恢宏的宫殿。东汉刑徒墓地墓砖1964年,刑徒墓地的一角被发掘开,在不到两千平米的范围内,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22座刑徒墓坑。根据专家对骨骸的观察分析,绝大多数属青壮年男性。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部分还有骨折和残留的刀痕,可见当年的劳作是怎样的繁重和苛酷。值得安慰的是,人们还在部分墓坑中发现了刻有简明铭文的墓砖,上面有一些死亡刑徒的信息,算是给了这些死者一个交代。张玉芳44:这个砖上写着“右部无任,乐安博昌”,“乐安博昌”是他家的地名。“永初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物故”,是说他的死亡日期,物故就是死的意思。王鲁湘:反正就是累死的吧。张玉芳:差不多。根据考古发掘推测,他们死后埋葬时,都是一排一排地被埋到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坑,正好把人装下去。王鲁湘:然后这个砖就压在他的尸身上头?张玉芳:一般都是在胸部或在侧面,等于是给死者留了一块石头作纪念。王鲁湘:可以说,汉魏故城主要的筑城劳动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刑徒。张玉芳:对,就跟现在差不多,相当于给政府白干。王鲁湘:从这些墓葬砖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啊。张玉芳:这是一种见证:第一,汉魏故城是劳动人民修建的;第二,当时的工程非常艰苦,那么多人修了那么多年,不停地修,才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东西。王鲁湘:汉魏故城确实是一座最伟大的东方之城,可是实际上是建在很多刑徒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所以有人说,古代充满了阶级斗争什么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玉芳:对,这就是阶级压迫的见证。当年发掘刑徒墓地时,正值“文革”前夕,于是这些累累白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控诉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典型罪证。此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和比对,人们逐渐了解到刑徒砖上铭文的含义。“左部”或“右部”是刑徒所属的管理机构,“无任”或“五任”是指刑徒是否掌握有技能,而其后的郡县名称则是刑徒来洛阳之前所属狱所的地名。此外,“髡钳”、“鬼薪”等4种名称均为刑徒所负的刑名,以髡钳最高,是五年刑。最后就是刑徒姓名和死亡日期。东汉太学熹平石经刘秀在位期间,除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城池宫殿,还在城南的洛河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学和被称为“三雍”的三座皇家礼制建筑,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久负盛名。时至今日,虽然洛河早已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部分遗址,但在汉魏洛阳故城之中,仍有一处名为太学的村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太学村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刻有经文的石碑残块,经确认,这些就是文献记载中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他们都曾立于太学之中,供天下学子观览临摹。王鲁湘:徐老师,太学里还有外国留学生,是吧?徐金星:有啊。太学规模大的时候,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到流沙。新疆那时候叫西域,也有学生到这里来,还有高丽的。王鲁湘: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学生?徐金星:书上记载说,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余人。王鲁湘:三万余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到一起也就是两万余人。徐金星:东汉太学的学生,超过世界上很多名牌大学。王鲁湘:那时候太学里头主要设置什么课程?徐金星: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经典,为政府培养儒家的治国人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全国文史方面的大家都集中在这,都在这学习或者在这当老师。像班固的父亲班彪就在这儿教书,培养了好多学生。王鲁湘:蔡邕呢?徐金星:蔡邕也跟太学有关系。当时各种经书的版本不一致,蔡邕他们几个人上书,把儒家的经本校勘、统一后就刻上石碑,立在太学的讲堂前。那个石碑就是蔡邕写的,蔡邕的书法相当好。王鲁湘: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吧,是熹平年间搞的,相当于国家颁布的标准版本。当时天下仕子都到这里来抄。徐金星:抄的人非常多。书上记载说,车马都把道路填塞了。有些人家专门为这些从外地来抄书、上学的学生提供食宿,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旅馆业。王鲁湘:就是由于抄石经,在这个太学的周围产生了一批第三产业。天文观测台东汉灵台遗址东汉时期,在太学的一旁,

                      寒冬。吴起正在惊奇,只见公主昂首挺胸,面若冰霜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七八名同样面无表情的侍女。公叔痤连忙迎上去,将公主迎到主座旁边坐下。公主根本没有正眼看公叔痤,倒是朝着吴起行了个礼,说:“贱妾听说相国宴请贵客,便忍不住想来看看,原来请的是河西太守,失敬了!”吴起连忙答礼。公主与吴起寒暄了几句,话锋一转,对公叔痤说:“相国宴客,怎么不将那姐妹俩也叫来弹唱一曲?贱妾听说,吴太守在河西,食则与将士同灶,住则与将士同席,恐怕没见过那么精致的女人。相国居然藏着掖着,未免太不厚道。”公叔痤脸色大变,道:“什么姐妹俩?我没听明白。”公主嫣然一笑,说:“真是丢人呐!堂堂相国,居然在内人面前装疯卖傻。”公叔痤头上的汗都出来了,兀自嘴硬道:“我哪里装了?”公主“哼”了一声,道:“是,你没装,想装也装不了,因为贱妾已经叫人将她们卖出去了,而且是卖给代地的狄人,相国想再见到她们,估计是不太可能的了。”言毕一阵大笑。公叔痤听了,面如死灰,眼睛怔怔地看着公主,不知道说什么好。公主却若无其事,又跟吴起说了几句话,才起身告辞。公叔痤看着公主的背影离去,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对吴起说:“惭愧惭愧,见笑见笑!”吴起也擦了一把汗,说:“吴起从军以来,大小数十战,所见敌将无数,尚无一人比得上相国夫人的威严啊!”两个人又喝了一阵,方才散去。第二天一早,吴起进宫觐见魏武侯。魏武侯问了一些河西的情况,便道:“寡人听说太守自夫人去世,一直忙于军务,不曾续娶,可有此事?”吴起说:“是。”魏武侯说:“既然如此,寡人想将一女嫁与太守为妻,不知太守意下如何?”吴起一听,昨夜在公叔痤家见到的场景立刻浮现眼前,不禁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道:“下臣岂敢!”魏武侯说:“您是河西太守、魏国的有功之臣,有什么不敢?”吴起只是摇头,不肯接受。魏武侯见他拒绝得干脆,心下已经有七八分怀疑:看来吴起果然有异心,这等送上门的好事都不要。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想说,魏武侯这个人的智商委实不怎么高。想想看,即便吴起有异心,就不能娶公主了吗?一个女人能对他有多大约束力?休老婆、杀老婆的事他都干过,甩老婆还不是小菜一碟?从另一个方面讲,吴起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自古以来,夫妻间吵架的事,真真假假,分分合合,戏台上跨马插旗刀兵相见,卸了妆就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能当真吗?情商,情商太低了!公叔痤第一步见效,第二步立刻跟上。他指使王错等人在朝中不时散布一些吴起的小道消息,污蔑吴起里通秦国,图谋不轨。信任这玩意儿,有如堤坝,只要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便会逐渐扩大,直至整座堤坝崩溃。魏武侯对吴起有怀疑在先,又听了这些人的谗言,基本上相信吴起是要造反了。吴起那方面,当然也感受到了朝廷的不信任。公元前387年冬天,魏武侯又派人前往河西,宣召吴起进宫。吴起知道此去意味着什么,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命车夫驾着车,朝着楚国奔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车到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吴起突然命令停车,回首河西,潸然泪下。车夫安慰他:“以您的本事,舍弃天下,就像扔掉一双破鞋那么简单,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如此留恋呢?”吴起说:“我自从投奔先主以来,大小七十六战,大胜六十四次,未曾输过一阵,为魏国辟地千里。如果主上信任我,让我尽自己的才能,我就能帮他成就霸业。如今他却听信小人的谗言,逼我离开。这河西的大好江山,很快就会落入秦人之手,魏国也要衰落了,我怎么会不难过?”说完这些,吴起拍了拍车夫的肩膀,说了声:“走罢!”再也没有回头。大雪纷飞,很快将那两行浅浅的车轮印掩埋。三晋同盟出现裂痕对于吴起的离去,魏武侯虽然多少感到意外,却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多严重的事。他很快将这件事抛诸脑后,跑到浊泽(今河南省禹州)会见了来访的齐国权臣田和。田和此次来访的目的很简单,当年他同意齐康公陪同三晋觐见天子,成就了魏文侯当诸侯的梦想,现在该轮到魏国帮他实现梦想了。魏武侯同意了田和的请求,派出使者前往雒邑,请当时的天子周安王封田和为诸侯;又派人到各国游说,争取其他的诸侯的支持。既然有三晋的先例,又有魏武侯说项,王室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感到太为难,于公元前386年爽快地册封田和为诸侯(即齐太公)。田氏取代姜氏,正式成为齐国的统治者,完成了“田氏代齐”的大业。田氏代齐,对于赵国来说,是不乐意看到的。三晋列为诸侯那年,赵国在相国公仲连的主持下,也进行了改革。公仲连向赵烈侯(赵籍)推荐了三个人——第一个是牛畜,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大谈王道,被赵烈侯任命为“师”,负责礼乐教化。第二个是荀欣,他的特长是发掘人才,知人善用,被任命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第三个是徐越,他善于理财和考核,被任命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评官员成绩。不难看出,赵国的改革和魏国的改革一样,一方面通过儒家的“仁义”和“王道”拢聚人心,一方面推行法家的治国理念,走的是儒法结合的路子。通过改革,赵国也逐渐富强起来。在三晋屡次对楚作战中,魏、韩两国都获得了郑、宋等国不少土地,唯独赵国由于地处北方,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久而久之,赵国对三晋同盟便产生了不满。公元前387年,赵烈侯去世,其子赵敬侯(赵章)即位;韩文侯去世,其子韩哀侯即位。赵敬侯一上台,便将首都从河南的中牟迁到河北的邯郸。迁都的目的,自然是要加强东扩的战略,以齐、卫两国为目标,获得更多土地。这个时候,魏武侯和田和打得火热,还支持他当诸侯,赵敬侯能高兴吗?同盟之间的裂痕在悄悄地产生。不久之后,魏武侯又亲手将这个裂痕拉得更大。公元前386年,赵敬侯的弟弟赵朝作乱,企图推翻赵敬侯,自立为君。赵敬侯虽然“好纵欲”,但是“明于所以任臣”,在几位重臣的协助下,迅速扑灭了叛乱,赵朝被迫逃亡魏国。如果魏文侯在世,必定会以三晋同盟的大局为重,拒不收留赵朝。但是魏武侯显然不这样想,他将赵朝事件当作干涉赵国内政的大好题材,不但收留了赵朝,还派兵协助赵朝围攻赵国新都邯郸。结果,魏军在邯郸城下被赵军击溃。不消说,这一战彻底打掉了赵、魏两国的交情。公元前383年,按捺不住对领土的向往,赵敬侯大举入侵卫国,采取“蚁附”战术围攻卫国首都帝丘(今河南省濮阳)。所谓蚁附,顾名思义,就是如同蚂蚁一样密集攀附城墙。《孙子兵法》第三篇第二条记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fénwēn,用于攻城的战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yīn,堆成的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攻城已经是下策,不顾己方伤亡的蚁附战术则是下策中的下策。为了表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赵军还在帝丘北面修筑了刚平城,作为部队修整和储粮的基地。情急之下,卫国派人向魏国和齐国求援。魏武侯真不愧对谥号中这个“武”字,亲率大军前往解救,大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卫军在齐军和魏军的帮助下,攻破刚平城,并顺势攻入赵境,又攻破赵国旧都中牟的外城。赵敬侯顶不住了,派人向楚国求援。此时距魏武侯率领三晋联军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正好十年。改革的代价很惨重让时间回到公元前387年,吴起踏上楚国领土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楚悼王听说吴起来到楚国,感觉就像天上掉下个宝贝来,亲自跑到边境去迎接,并任命他为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守。一年之后,又升任其为令尹,主持楚国军政大局。进入战国后,中原各国均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三晋和齐国都设立了相国,执掌国家政务。秦国稍晚一点,但也于公元前309年设立了丞相。唯独楚国一直沿用旧制,始终没有设立相国,而是以令尹为最高军政长官。若从权力上讲,令尹比相国更大。吴起在魏国求之不得的东西,楚悼王很爽快便给了他,同时交给他的是一项谁都意料得到的任务——变法吧,把楚国变强大!这个春秋时期老牌的霸主之国,在对三晋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已经尝尽了耻辱。即便你的祖上曾经富过,即便你地大物博,即便你挥汗成雨,投鞭断流,如果总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你很快会领教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解除这一魔咒的唯一办法是改革。吴起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知道,他在楚国进行变法,比当年他的师兄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要艰难十倍。因为魏国是一个新兴国家,白纸上画图,尽可挥洒自如。而楚国,这个老牌的霸主,就像一辆已经不合时宜的重型战车,即便是让它稍微改变一下方向,都必须大费气力,何况是要拉着它走一条从未走过的上坡路。吴起发现,楚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大臣势力太大,享有特权的贵族太多,他们“上逼主而下虐民”,严重削弱了国君的权力,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楚国“贫国弱兵”,成为一个虚胖的巨人。楚国要强大,必须先向特权阶级开刀!但是,在任何年代,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是反击。据《说苑》记载,吴起变法前,曾经到息县(今河南省息县)拜访当地的名宿屈宜臼。屈宜臼问吴起将如何治理楚国,吴起向他说了三条方略。第一,“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精简政府机构和官员,削减贵族的俸禄,而且改变贵族的世袭制,一般情况下只许传爵三世,三世之后,即为平民。第二,“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楚国地广人稀,把旧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奴隶迁往荒凉之地,要他们开荒种田,发展经济。第三,“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训练士卒,扩充军备,一待时机成熟就争夺天下的霸权。屈宜臼听了,毫不客气地说:“我听说善于治国的人,不改变旧法,不改动常规。您现在这样大动干戈,要平均楚国的爵位和俸禄,减损富人的财物,有没有想过要得罪多少人?我还听说,武力是凶器,争斗违反道德,您却要用武力来争夺天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怕自身难保!”屈宜臼是当时楚国较为流行的道家学说的代表。众所周知,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反对用任何积极的政策来改变现状,唯愿天下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以此消除战争和不幸。所以,也不要简单地认为屈宜臼是在替既得利益者说话,他之所以反对吴起变法,主要是因为世界观根本不同。真正对吴起变法有切肤之痛的,是广大的楚国贵族。吴起变法就像一股强烈的风暴掀开了他们的屋顶,将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特权与财宝席卷而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楚悼王坚定地站在吴起的身后,楚国的百姓似乎也不太反感这位来自魏国的变革家。而吴起那种说一不二的作风,以及关于他如何残忍的种种传说,也使得大家不敢触其锋芒,以身试法。“绝不能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家族的私利而损害国家的利益,不能让谗言掩盖忠心,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规范,公而忘私,为了国家的富强,可以不计毁誉,一心一意为君王服务。”“要杜绝一切私下交易,禁止任何裙带关系,扎扎实实改变楚国的风气。”“不许游说之士进入楚国,不许任何人妖言惑众。”随着一系列严厉的法令被颁布推行,楚国的风气为之一新。官场上那种私下请托的现象不见了。原来贵族子弟凭借着门第关系就能进入官场,现在则必须凭借真才实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吴起上台不过两年,楚国政府收入激增,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大大提升。公元前384年前后,吴起亲率楚军“南收杨越”,将楚国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今天的江西省南部、湖南省西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古老的楚国,再一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公元前382年,当赵国使者将赵敬侯的求救信送到楚悼王面前的时候,楚悼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嘲弄的笑容。十年前三晋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国,十年后赵国为了对付魏国而向楚国求援,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啊!他正想检验一下吴起改革之后楚军的战斗力,洗刷多次被三晋打败的耻辱。公元前381年春天,吴起率领楚国大军北上救赵伐魏。楚军先头部队深入魏国腹地,渡过黄河,直逼河东重镇州城(今河南省温县)。魏武侯连忙调兵遣将,在州城以西布下防线,防止楚军长驱直入,威胁首都安邑。就在这时,尚未渡河的楚军主力突然转向东面,出其不意地攻破大梁西北重镇梁门,屯兵林中(梁门之北),饮马黄河,拦腰切断了河内与河东的联系。赵国抓住这个机会,猛攻魏国的河北地区,火攻棘蒲(今河北省魏县),取得大胜,接着南下河南,攻克黄城(今河南省内黄)。一时之间,河内危急,河东危急,河南危急,魏国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秦国再趁火打劫,出兵进攻河西的话,魏国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然而秦国没有进攻。这倒不是因为秦国人厚道,而是因为河西被吴起治理多年,固若磐石,秦国人不敢轻易进攻。不知道魏武侯此时有没有对当年逼走吴起感到一丝悔意。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人十分后悔,这个人就是公叔痤。此后二十年,这种悔意将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正当吴起踌躇满志,准备攻克大梁,攻取安邑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夏天,楚悼王突然去世。吴起不得不放弃进攻,撤军回国。魏国获得了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不久之后,楚国的没落贵族又给魏武侯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吴起再也不会成为他的噩梦。所谓没落贵族,就是那些因为吴起变法被剥夺了财产、限制继承权,甚至被发配到不毛之地开荒种田的人。他们趁着吴起参加楚悼王葬礼的机会突然发难,用弓箭射死了吴起。据《史记》记载,吴起为了躲避箭矢,跑到楚悼王的灵堂,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但那些人全无顾忌,照射不误,将吴起和楚悼王都射成了刺猬。据《吕氏春秋》记载,吴起被射中之后,强忍伤痛朝楚悼王的灵堂跑去,说:“让你们看看我的用兵之道!”没等那些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拔出箭矢,插在楚悼王身上,叫道,“有人用箭射大王的尸体!”大笑三声,气绝身亡。吴起以这种方式报复了谋害他的人。依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肃王(熊臧)即位后,追究射尸责任,诛杀贵族七十余家。至于吴起,虽然他为楚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楚肃王却对其不甚感冒,反而认为他扰乱了朝纲,导致了国内的乱局。为了安抚广大贵族,吴起的尸体被拉出来施以车裂之刑。关于吴起这个人,历史上褒贬不一。褒者,一是称赞其用兵如神,如尉缭子说:“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曹操也曾说:“(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二是肯定他作为改革家的功绩,蔡泽这样记述:“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韩非子也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言下之意,自从吴起死后,楚国便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雄起过。批评吴起的,多是对其为人不屑。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这样写道:“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宋人徐钧也嗟叹:“兵书司马足齐名,盟母戕妻亦骇闻。”总体来说,后人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吴起留给魏国的遗产魏、卫和赵、楚之间的这场混战,从公元前383年到公元前379年,持续了整整四年,给魏国和赵国带来严重的创伤。数十年后,苏秦谈起这场战争,不无感慨地说:“刚平被破,中牟被毁,黄城被克,棘蒲被烧

                      强行扒开双腿尽情玩弄视频御医车让、谢筠等人就经常留宿宫中,难免会发生事端。崔胤想来想去最终同意了刘季述等人的请求。于是,刘季述便带着千余名禁军士兵直闯后宫,并趁机将太子李裕挟持,然后以皇后的名义下令,说昨日皇帝李晔砍杀宫女和宦官,是因为御医车让、谢筠劝皇帝杀人以消灾,实属大逆不道之罪,现在鉴于皇帝昏庸,决定让太子李裕监国。刘季述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崔胤,崔胤当时担心刘季述等人大开杀戒,所以只得违心同意。而后刘季述以崔胤等宰相的名义写好联名状,请求太子李裕监国,并命令禁军士兵分布朝堂之上,然后召集文武百官入朝,让他们在联名状上签字。百官迫于刘季述掌控禁军的压力,被迫在联名状上签字。刘季述将太子李裕护送到紫廷院,接受君臣的朝贺。从刘季述直闯后宫到百官朝见太子李裕,前后不过两个时辰的光景,皇帝李晔居然被宣告终结了皇帝生涯,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当时皇帝李晔住在乞巧楼,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做完拥立太子李裕监国的事情后,立即带兵包围了乞巧楼,刘季述让禁军士兵在宣化门外等候,自己和王仲先等人进到乞巧楼逼迫李晔退位。可是刘季述等人刚刚进去,禁军士兵便大声喊叫着冲进宣化门,见人就砍。皇帝李晔闻听喊叫声不断,立刻从床上栽了下来,就在他刚想爬起来逃走时,刘季述等人已经闯了进来,一把将李晔按在了椅子上。“坐下!”刘季述对李晔发号施令说道。李晔惊恐地看着刘季述等人,他不知道这伙宦官直闯自己的寝殿,究竟目的何在。就在刘季述等人进入乞巧楼的时候,宫女们急忙跑到后宫,将情况报告给了何皇后。何皇后慌忙赶来,见刘季述将皇帝李晔按在椅子上,于是她请求刘季述等人不要伤害皇帝李晔。“军容不要惊吓了陛下,一切事情全都交付您全权处理。”刘季述将百官的联名状拿出,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厌倦国事,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现在朝野上下都希望太子监国,请您到东宫休养去吧!”刘季述说完后,将联名状丢在李晔面前,然后直勾勾地看着他。李晔看着眼前的联名状彻底惊呆了。他没想到只经过了一个晚上,局势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他更不明白,为何昨日还和他开怀畅饮的刘季述等人,为何今日态度竟如此。“昨天还和你们一起畅饮,朕只不过是多喝了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李晔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并非我们所为,乃是南衙百官的意思,实在是众意难违啊!还请陛下暂时到东宫避一避,待局势稍稍安定之后,我们会想办法迎接您回来。”刘季述的话虽然说得很是婉转,但谁都明白其隐含的意思是李晔今天必须要走。“陛下!您就按军容所说的办吧!”何皇后见势不妙,立即劝李晔说道。李晔被逼无奈之下,取出传国宝玺交给了刘季述,然后换了衣服与何皇后一起坐上御撵,跟随刘季述等人到达了少阳院。然而,到了少阳院后,刘季述开始凶相毕露,他历数皇帝李晔的多项罪名,然后亲手锁上院门,并用铁水将锁孔熔固,派左军副使李师虔率领守卫少阳院,随时监视李晔的行踪,李晔就这样被刘季述软禁起来。十一月七日,刘季述假传圣旨,诏令太子李裕即位,更名为李缜,尊李晔为太上皇,何皇后为太皇太后,更名少阳院为问安宫。刘季述明白自己的做法是倒行逆施,很是不得人心,为了稳定局势,他一方面假传诏令为相关人员加官晋爵,凡是参加此次软禁皇帝李晔行动的,全都官升一级;另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开始大开杀戒,凡是得宠于皇帝李晔的左右亲信以及宫人、方士、僧侣等全部杀掉。据史书记载,当时宫内每天都在杀人,为了恐吓心怀不服的人,刘季述命令白天用十辆大车将尸体运出宫外,而每辆车只运一两具尸体,以此震慑朝臣。当刘季述软禁皇帝李晔,并在宫内大开杀戒时,消息迅速传播出去,在藩镇之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由于藩镇们的目的不同,所以对待此事的态度也是不同。重登帝位刘季述等人软禁皇帝李晔的消息迅速传播,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例如,退休离朝的左仆射张浚当时闲居长水,闻听此事后义愤填膺,马上到洛阳去见张全义,劝他出兵长安解救皇帝李晔,同时又给各地藩镇写信让他们出兵勤王。当时无棣有个进士名叫李愚,此时正客居华州,他也上书韩建劝其出兵讨伐刘季述等人,但无论是张全义还是韩建,都认为新君已经即位,皇帝李晔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全都不肯发兵相救。不过,那个时候正在定州和李克用交战的朱全忠,在闻听皇帝陛下居然被一伙宦官软禁后,立即从定州回到大梁,准备插手干预此事。刘季述闻听朱全忠突然返回大梁,准备插手朝中事务,于是立即采取主动,派养子刘希度前往大梁,答应将大唐的江山社稷让给朱全忠。然后以皇帝李晔的名义发布文告,又派供奉官奉本前往大梁,声称皇帝李晔已经同意退位。朱全忠十分清楚刘季述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所在,但他当时并无称帝的意图,看完文告后,心中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召集幕僚商议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当时多数人表示刘季述囚禁皇帝,实属大逆不道,劝朱全忠不要和刘季述等人来往,甚至有人提出,朝廷无论发生什么大事,作为藩镇都不应该参与其中。只有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认为,现在皇室发生患难,这是为汴州争霸天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朱全忠就是唐朝的齐桓公、晋文公,国家的生死存亡都寄托其一身。刘季述不过是个宦官,竟然敢囚禁皇帝,朱全忠应该立即兴兵讨伐,而且一旦新君地位稳固,则朝廷大权会重新落入宦官手中。李振的话让朱全忠彻底醒悟,于是他立刻下令刘希度和李奉本,并派李振到长安探听虚实。李振回来后向朱全忠汇报,说长安城内人心不稳,人们对刘季述囚禁皇帝陛下一事表现了极大的不满,看来宦官集团难以控制局势,建议朱全忠出兵长安,帮助李晔重登帝位。不过,就在朱全忠积极准备出兵的时候,朝廷内部已经有人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李晔被软禁事件,为本来就不愿意侍奉朝廷的地方藩镇找到借口。太子李裕虽然即位多时,但藩镇们的供奉却迟迟不到,致使朝廷的财政状况更加拮据,军费及各项开支难以维持。当时神策军中尉王仲先苛刻明察,早就知道军中积弊甚多,贪污侵吞财物现象十分严重,如今朝廷财政困难,他便清查军中物资,发现贪污侵吞者即施以酷刑,并限期偿还,搞得军中人人自危。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时任左神策军指挥使,他曾和部将董从实盗取军库钱五千缗,王仲先查出此事后,当众羞辱他们,并催促他们尽快还钱。孙德昭本就对刘季述、王仲先等人软禁皇帝李晔一事感到愤愤不平,再加上自己被王仲先羞辱一番,更加痛恨宦官集团。后来崔胤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便派判官石戬主动亲近孙德昭,意图拉拢孙德昭共同迎立李晔复登帝位。石戬亲近孙德昭的策略,就是主动请他筳饮,而孙德昭每次喝醉后都痛哭流涕,深以皇帝李晔被囚为耻。石戬见孙德昭忠于唐室,便鼓动他杀掉刘季述和王仲先等几个宦官,迎立皇帝李晔复位,并告诉他这其实是宰相崔胤的意思。面对宰相大人的拉拢,孙德昭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当石戬将孙德昭愿意效力的消息告诉崔胤时,崔胤大喜过望,立即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写上手谕让石戬交给孙德昭,并告诉他联合的人越多越好,事成之后将奏请皇帝陛下给他加官晋爵。作为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在禁军中有着良好的人脉,得到宰相大人的手谕后,他立即联合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等人,决定在新年的第一天展开行动。天复元年(901年)正月一日清晨之际,王仲先早早入朝,当他来到安福门时,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孙德昭,忽然从角落里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下了王仲先的脑袋。然后他快速赶到问安宫,手敲门环高声呼喊告诉皇帝李晔已经将砍杀王仲先,请皇帝陛下出来犒赏将士。最先听到喊声的是何皇后,问安宫连日来死一般的寂静,为何今日忽然有人高喊,而且说已经诛杀了王仲先,这不禁让何皇后有些怀疑是谁在搞恶作剧。不过她还是将信将疑对外边说,如果真的已经剪除逆贼,就请将其首级扔进来。孙德昭立即按照何皇后所说的,返回安福门外割下王仲先的人头,将其带到问安宫扔了进去。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见到王仲先的人头后,才相信孙德昭所说的话,于是让孙德昭撬开问安宫的大门,与何皇后一起走出来。宰相崔胤得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百官到李晔面前道贺,然后发布命令让周承诲与董彦弼领兵急速捉拿刘季述、王彦范等人。安排完一切后,崔胤和文武百官将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迎上长乐门楼,等待周、董二人的消息。没过多久,周、董二人就将刘季述和王彦范五花大绑地带到皇帝李晔面前,李晔本想斥责二人几句后,将两个人押往大牢,可是没等他开口,宰相崔胤就让两边的军士手起刀落砍下了两个人的首级。刘季述和王彦弼虽然已死,但皇帝李晔并没有就此事完结,他诏令将参与囚禁自己的刘季述、王彦范、王仲先、薛齐偓四人满门抄斩,又处死其同党二十余人,同时赦免了太子李裕的罪过,让他继续回到东宫当太子。从正月三日开始,皇帝李晔对营救自己的有功之臣论功行赏,任命立下首席功劳的孙德昭为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并赐名“李继昭”。次日又以崔胤为司徒,崔胤坚辞不授,建议加封想要出兵援救的朱全忠,最终李晔加封朱全忠为东平王,同时任命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名“李彦弼”,一同加封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一起留京宿卫,时人称之为“三使相”。李晔经历这场变乱后,想要借此机会解除宦官干政的弊政,于是在论功行赏过后,他首先对典章机要的枢密使权力加以限制。他发布敕文说,近年来宰相在延英殿奏事时,枢密使在两旁侍候,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与宰相们争论不休;事后又利用权力之便假传圣旨,更改诏令,不断扰乱朝政。他规定从现在开始恢复宣宗李忱在位时的制度,待宰相奏事完毕,枢密使才可以进殿受命。李晔颁布限制枢密使权力的敕文,让宰相崔胤隐约嗅到了皇帝陛下解除宦官干政的决心。在崔胤看来,宦官干政的最大障碍不是枢密使权力最大,而是宦官们掌管着神策军,手中握有兵权。所以他联合诸多文官不失时机地上疏皇帝李晔,请求解除宦官的兵权,将神策军交给宰相们统领。奏疏中写道:“本次祸乱的根源,都是源于宦官典兵之制,请让崔胤主管神策左军、陆扆主管神策右军,这样一来宦官们就不会再作乱,而且藩镇们也不敢再犯上作乱,国家才会稳定。”这封奏疏虽然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奏疏中明确了掌管左、右神策军的人选,这会让皇帝李晔担心刚刚解决宦官典兵的弊政,接下来又要面对宰相典兵的弊端。而且唐朝自建立之日那天起,就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让李晔就此更改古制,这实在是不可能的。面对这封奏疏,皇帝李晔虽然觉得颇为不妥,可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反驳,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不过,此时李茂贞正在长安奏事,听到崔胤想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的消息后,大骂崔胤是军权尚未到手,便有剪除藩镇之心,于是他上疏李晔坚决反对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皇帝李晔十分明白李茂贞的态度其实就是全体藩镇们的态度。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决定多听听意见,于是他又召见“三使相”商议此事。“三使相”本就是宦官一党,先前只是和刘季述等人有矛盾,所以才解救皇帝李晔脱离险境,事实上其内心并无匡辅王室之心,依旧想遵循旧制。所以三个人一致表示将禁军交给南衙宰相掌管,势必要进行较大调整,不如交给北司的宦官掌管更为便利。李晔见这件事情阻力较大,于是便告诉崔胤,说禁军将士都不愿意受其节制,因此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神策军中尉,并提拔宦官袁易简、周敬容担任枢密使。这次被软禁事件过后,使得李晔充分认识到如果想让帝国重归正途,自己首先必须要振作起来,所以他一改先前的颓废状态,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雄心壮志。为了稳定民心和恢复经济,他开始注意地方官吏的选拔,并免除了京畿地区贫民的一年赋税,而且在其复位后所发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时弊的办法,尤其在敕文的最后,李晔表达了“进忠贤以启正途,黜邪佞以惩覆辙”的决心。但是李晔或许过于乐观,在当时朝廷内部局势不稳,外有藩镇不断作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政令可以说是不出宫门,要想使国家重新回归正途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皇帝李晔所颁布的赦文中的改革办法,到最后全都成为一纸空文,一场动乱之后,朝廷内除了赏了几个有功之臣和诛杀了几个作乱的宦官之外,一切还是老样子。不过对于李晔来讲,虽然朝廷暂时进入平稳状态,但因为他拒绝将禁军兵权交给崔胤等人掌管,因此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向他悄然袭来。而这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终结了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国运。再次出逃在解救皇帝李晔的过程中,虽然“三使相”始终冲锋在前,但谁也不能否认崔胤在其中的联合之功,所以崔胤以除逆之功得到了皇帝李晔信任与器重。崔胤历来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并以彻底消灭这个集团为己任,本来计划除掉刘季述等人后,自己掌握禁军,但因为阻力重重而未能如愿,于是便想借助藩镇的力量来对付宦官。此时李茂贞正要辞别回归本镇,崔胤以朝廷局势未稳为借口,请求他留兵宿卫京城长安。事实上,李茂贞对此求之不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李茂贞留其养子李继筠带领三千人马驻守京城长安。不过当时左谏义大夫韩偓认为这个做法可能会招致新的动乱,多次向崔胤提议请凤翔兵回归本镇,而崔胤拒不接受,他给出的理由是凤翔兵不想返还本镇。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崔胤的这种回答立即激起了韩偓的强烈反应,他反问凤翔兵宿卫京城长安,是谁主动请求留下的,崔胤无言以对。事实证明,崔胤留下凤翔兵,不仅无助于他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正像韩偓所预料的那样,最终造成了一场祸乱。崔胤自以为凤翔兵可用,便急于对宦官下手,天复元年(901年)四月,崔胤建议为宦官害死的官员平反昭雪。于是,皇帝李晔下诏为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中被仇士良冤杀的王涯等十七家平反。事实上崔胤这是在舆论上为剪除宦官做好准备。紧接着崔胤又收回宦官手中的曲酒专卖特权。曲酒专卖始于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文宗李昂在位时为了限制宦官特权一度解禁,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六年九月,又在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官店负责酒类专卖,以代百姓缴纳酒钱,上缴度支以充军用。杨复恭担任神策军中尉时,向度支借卖曲一年之利以供军需,从此便不肯还给度支。崔胤为了限制宦官特权,允许卖酒者私自造曲贩卖,这样一来左、右神策军先前所造的酒曲,就必须尽快减价卖出,因为崔胤规定过了七月便不准再卖。崔胤开放曲酒贩卖制度不仅剥夺了宦官的财权,而且也损害了一些藩镇的利益,由于凤翔镇也在禁止之列,而李茂贞不愿意放弃这一聚财之路,所以崔胤在利益上与李茂贞形成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俨然破裂,甚至成为仇敌,当时李茂贞不断上疏争辩,而其三千兵马此时还在京城长安,这让崔胤感到当初实在是引狼入室。他见势不妙,便暗中通知朱全忠,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进京援助自己。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靠山,崔胤便不再害怕,于是他加紧了剪除宦官集团的步伐。闰六月,崔胤再次秘密上奏皇帝李晔尽快下诏铲除宦官,宫内事务可以交由宫女们暂时掌管。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宦官们当时可谓是手眼通天,通过设在皇帝陛下身边的耳目,宦官对崔胤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当时韩全诲背着崔胤面见皇帝李晔,流着泪哀求

                      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纷纷表示抗议,却遭到了大肆诛杀。据史料记载,在几天之内被朱泚杀掉的李唐皇室的王子、王孙多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朱泚在源休的建议下,开始向奉天进攻。此时身在奉天的李适身边仅有不到万余人保护,当得知朱泚叛变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到河北向攻打田悦的唐军告急。结果马燧率领人马回救奉天,由此开始了奉天保卫战。十月十日,朱泚留下李忠臣守卫长安后,亲自率领大军向奉天进军。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危急,急忙各自带领三千人马援救奉天,走到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正好与朱泚的大军不期而遇。论惟明本想和叛军交战,但却被韩游环阻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游环迅速带领人马绕过朱泚的大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但即使是这样,由于目标太过明显,在韩游环和论惟明刚刚进入奉天后,朱泚率大军已经到了奉天城下。叛军将奉天城围得水泄不通,韩游环见固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率军主动出击,在东门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朱泚的人马声势浩大,韩游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招架之功,无奈之下被迫退回城中。朱泚趁机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唐军在城墙之上抵挡着叛军的攻城,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唐军接连打退叛军的几次攻城,但叛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守城将领浑瑊见死守不是办法,于是利用城内几辆装有干草的大车,命令士兵们推车塞住城门,然后点燃干草,顿时城门之下烈火熊熊,趁着这个机会浑瑊带领士兵趁着火势直冲朱泚的中军大营,叛军万没想到唐军会直冲过来,顿时阵脚大乱,被迫后撤30里安营扎寨。唐军虽然勉强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并没有解除叛军对奉天的包围之势。而且守卫奉天的唐军兵力远不及朱泚人多势众,如果就这样守下去,奉天城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迫于奉天城形势危急,李适急令距离奉天较近的灵武镇留后杜希全带领人马入援。杜希全即将到达时,李适召集朝臣商议杜希全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才能避过朱泚的大军进入奉天城内。当时浑瑊认为奉天城西北的漠谷道险谷峡,叛军容易在那里埋伏,不如从乾陵北面绕过,行军到奉天城东北扎营,这样可以与城内遥相呼应。但卢杞却认为,从乾陵边上通过,会惊扰陵寝,现在奉天危急,杜希全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谁也拿不准,所以一定要谨慎。生性本就多疑的李适最终还是采纳了卢杞的建议,让杜希全从漠谷行军。但事实证明,朱泚早已经在通往奉天的各个要道埋下伏兵,其中就包括漠谷。十一月三日,杜希全带领1万人马经过漠谷时,遭到了朱泚人马的伏击。叛军用弓弩巨石在山上向峡谷内的杜希全的人马进攻,杜希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到榷州(今陕西彬县)驻扎,第一波援救奉天的人马就这样在李适和卢杞君臣二人的猜忌之下,被朱泚轻而易举地打败。奉天城从十月初被围到十一月初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粮食已经基本耗尽,李适派人出城打探敌军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朱泚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这期间叛军也曾几次攻城,但均被唐军打退,后来朱泚干脆来个围而不打,目的就是想困死李适。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一月八日李怀光领兵5万从河北启程赶赴奉天援救,渡过黄河后在朱泚身后的蒲津城驻扎。与此同时,身在河北助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也带领人马赶来援救。由于叛军将奉天通往关东的道路封死,所以李晟只能翻越太行山的飞狐关(在今山西涞源县),昼夜兼程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从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进驻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在朱泚的西侧形成威胁。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领兵三千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成功偷袭朱泚在要道埋伏的守军后,进占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着朱泚围攻奉天之际,领兵从潼关收复长安东侧的华州(今陕西华阴县),成功扼制住了朱泚大军东去的要道,朱泚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却因为分兵太少的缘故未能得手。从战略角度来看,潼关和华州的成功坚守,对于阻断朱泚与身在河北、河南战场的田悦、王武俊等人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于各路援军的援救,唐军在战略上渐渐对朱泚形成合围之势。朱泚十分清楚奉天城对于每一路人马的关键意义,如果奉天陷落李适被俘,则意味着唐军无论有多少路援救人马也是白搭。所以他不顾留守长安的李忠臣的一再求援,决定集中全力攻陷奉天,为了攻陷奉天朱泚将可以利用上的攻城利器全部用上,但由于李适曾经对奉天城加固,使得朱泚一连五次的进攻均被打退。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改变策略,由先前的集中攻打一门,改为分兵攻打各门,其中着重攻打南门。韩游环知道朱泚是想分掉奉天城的兵力,于是率领人马在城东北部严密布防。转天叛军利用云梯开始向城墙逼近,朱泚为了防止出现首次攻城时遭遇的火攻,提前让士兵用浸湿的毯子覆盖在云梯上,并悬挂水囊防止城上投下火种,叛军人多势众,爬上云梯开始登城,守城将士拼命向下射箭和投掷火炬,但因为朱泚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对云梯基本没有损伤,与此同时叛军在奉天城各门均采用此种方法攻城,本就兵力极少的守城唐军不得已与登上城头的叛军展开肉搏战。身在行宫之内的李适隐约可以听见厮杀声,这位缺少历练的皇帝担心城将陷落,不禁痛哭起来。虽然守城的士兵一次次大量砍杀已经登上城头的叛军,但由于连日作战伤亡极大,看起来奉天城似乎危在旦夕。就在这危急存亡关头,李适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进驻蒲津的李怀光正在向奉天急速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怀光的到来让李适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发布诏书鼓舞奉天军民坚守城池,告诉他们李怀光带领人马即将前来援救,在这样的一种鼓舞下,奉天城始终在坚守,终于在五天后迎来了李怀光的人马。李怀光率军从蒲津关直指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沿着关中平原北面向西突进,十一月二十日,进抵奉天以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由于其行军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了朱泚的预料,所以其在要道埋伏的人马被李怀光成功偷袭,进而形成李怀光与奉天城对叛军的夹击之势。直到现在为止,叛军围攻奉天城一连四十余天也已经呈现出疲态,所以在得知李怀光前来援救后,朱泚担心受到前后夹击,所以不得已下令撤回长安。值得一提的是,朱泚撤走的时候,奉天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如果李怀光再晚到两天,奉天城定会陷落。李适被困奉天是他平生最危险的关头,由于他在对待河北、河南藩镇的决策上浮躁冒进,从而犯下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错误,使自己几乎陷于绝境,更让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来第二次险遭覆没。奉天城解围后,很多朝臣纷纷上表向李适祝贺,但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却上疏李适,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患还在前头。”事实证明,贾隐林的眼光十分独到,他所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变为现实。第十二章动乱余波避难山南李怀光从河北迅速率兵入援解救了奉天之围,使得李适转危为安,这让李适十分高兴。但李怀光生性鲁莽,在从河北向关中进军的途中,经常对手下人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都是奸佞之徒,现在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等到解了奉天之围面见天子时,一定请求诛杀他们。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宰相卢杞等人的耳朵里,由于李怀光手握重兵,所以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很惧怕李怀光。奉天解围之后李怀光认为自己立下大功,皇帝李适一定会用最高礼仪接见自己。而李适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卢杞等人却担心李怀光见到李适后,会真的请求皇帝陛下诛杀自己,所以卢杞、赵赞一起面见李适,开始为李怀光挖坑。“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确实立下了大功,现在朱泚士气低落,如果能让李怀光一鼓作气收复长安,则可以一举平定叛乱。但现在要是让李怀光觐见陛下,他在奉天停留时间过长,等到朱泚做好了防守长安的准备,再想收复恐怕就不容易了啊!”李适刚刚摆脱奉天之围的尴尬处境,生性急躁的他无时无刻不惦记长安的情况,听到卢杞等人的建议后,李适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过多思考,就下诏告诉李怀光不必觐见,迅速领兵进驻长安西面的西渭桥,和神策军将领李晟共同收复长安。李怀光收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彻底愤怒了!作为郭子仪的老部下,李怀光在李适即位后逐渐冷落郭子仪的情况下,心中始终存有心结。虽然李适并没有用“站队”的概念来看待李怀光,依然重用他,但性格直率的李怀光依然为老领导郭子仪打抱不平,认为郭子仪受到冷落是因为卢杞、赵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他始终想为郭子仪报仇,所以才说出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的话语。现在皇帝陛下居然都不和自己见上一面,这让李怀光十分恼怒,而且感到前途黯淡,于是在简单整顿兵马后,李怀光离开了奉天,在长安西郊咸阳屯兵不动。进驻长安西郊后,李怀光迟迟没有收复长安的意思,他向李适上疏陈述卢杞等人的卑劣行径,希望李适能够警醒。诸多朝臣也纷纷上疏,认为现在国家动荡卢杞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李怀光和诸多朝臣的努力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适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白志贞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赵赞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按说李适已经做出了姿态,但李怀光在咸阳足足屯兵两个月,丝毫没有向长安进军的迹象。这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朱泚在长安重新稳定住阵脚,将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看到朱泚逐渐强大,让逼迫皇帝的李怀光内心十分不安,在他看来,目前皇帝还需要自己平叛,所以自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如果朱泚一旦败亡,自己定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开始有了叛唐之心,秘密地与朱泚开始联系。李适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动兵,多次派使者前去督促,但李怀光总是找理由推三阻四,让李适十分不满。为了防止出现变故,李适让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人马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统辖。但李晟察觉出李怀光有异心,上疏请求李适让自己移军长安西渭桥驻扎,却并没有得到李适的批准。不过李适这次吸取了一些先前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立即动怒,而是让翰林学士陆贽去咸阳宣慰李怀光。名为宣慰,实为窥探。应该说陆贽很好地完成了李适交给的任务,回来后为李适提出了一个对后来战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建议。陆贽在宣慰李怀光的同时,他看到了李怀光虽然按兵不动,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每次部下提出迅速进兵长安的建议时,都会遭到李怀光的痛斥,而且对于李晟的到来,李怀光显得十分轻视。陆贽认为现在皇帝李适已经对李怀光十分容忍,但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对李适实乃大不敬,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节制他,一味姑息求安,恐怕最后变故难测。现在李晟请求移兵,李适应该赶快同意,否则李晟的人马定会被李怀光兼并。陆贽的建议得到了李适的批准,于是李晟得以从咸阳撤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晟的人马挽救了再一次深陷困境的李适。李适对于李怀光的态度可谓是十分矛盾,他意图前往咸阳督军各镇收复长安,却被李怀光认为是效仿汉高祖游云梦。所谓汉高祖游云梦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报韩信谋反,结果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巡游云梦泽大会诸侯,等到韩信前来拜见的时候,一举擒获韩信。李怀光认为李适前来咸阳恐怕也怀有当年刘邦的想法,所以加紧了叛唐的准备,在给李适的各种奏疏中言辞颇为不逊。李怀光的态度让身在奉天的李适大为惶恐,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决定前往咸阳的想法让李怀光忧虑。在李适看来,李怀光越来越不敬的态度,恐怕是他怀疑有人在自己面前进谗言,为了打消李怀光这种顾虑,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二十三日,特地下诏升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他免死铁券。李适本以为外贬卢杞等人和升迁李怀光的官职,会让安抚住李怀光,但事实却是当使者到李怀光那里宣读诏书和赐给铁券时,李怀光愤怒地将铁券扔在地上,然后说了句彻底与朝廷决裂的话:“皇上难道怀疑我吗?人臣造反赐给铁券,怀光没有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这是要我造反啊!”使者连夜回到奉天将李怀光的态度告诉李适,李适听后大为惊讶,他本来指望自己一连串的忍耐,会换来李怀光的悔过,但却事与愿违。现在的局势是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的可能,但李怀光如果回师反攻奉天,那将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李适产生了离开奉天的想法。当时韩游环在奉天掌兵,韩游环是李怀光的老部下,所以李怀光派使者和韩游环联络,想让他在奉天叛变,充当自己的内应。一直对唐廷忠心耿耿的韩游环上报李适,并建议李适名义上继续提升李怀光的官职,但罢去其兵权,让各军将领不再受他的调度,这样即使李怀光发动叛乱,危害也会减轻,但对这个建议,李适始终摇摆不定。李怀光动员韩游环造反,可是迟迟等不到这个老部下的行动。于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准备派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让他在奉天城中充当内应。可是赵升鸾也将李怀光的计划报告给了奉天城中的浑瑊,鉴于李怀光距离奉天实在太近,浑瑊建议李适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梁州即是今天的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南坡和大巴山之间,当时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栈道相连,可谓是险阻异常,而且距离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其实是不想去梁州的,但在朱泚和李怀光的双重压力下,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较好的退路,所以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前往梁州避难。离开奉天城的那一天,当走到渭水河准备南渡的时候,李适遥望京城长安的方向,不住的对身边的大臣哽咽地说道: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言罢李适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谁都明白李适是在比喻自己未来可能会像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偏安一隅,其实朝臣们心中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平定叛乱重回长安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犹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李适及其诸多朝臣的心上。李适在前往梁州的路上一度想效仿先辈李隆基避难成都。如果不是神策军将领李晟极力劝阻,恐怕当时大唐帝国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收复长安李适在李怀光的威胁下前往山南避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留在长安的诸多唐朝官员顿感唐室复兴无望,纷纷出来投靠朱泚,可以说朱泚在长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经营得有模有样。反观李怀光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威逼皇帝李适避难山南之后,他的许多部下认为李怀光实属大逆不道,所以纷纷背叛了他,其势力日益弱小。先前朱泚看到李怀光实力强劲还颇为忌惮,等到李怀光犹如秋天的蚂蚱时,朱泚于是用皇帝的身份给李怀光下诏,将他当作自己的臣子。面对朱泚的欺辱,李怀光十分愤怒,但苦于实力无法与之相抗,于是烧掉军营向东进发,抢掠关中东部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等十二个县,最后撤到黄河东岸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驻扎。李怀光和朱泚反目,对李适是个好消息,但当时很多军队不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就是跟随李适一同前往山南,能留在关中坚持抗敌的只有神策军将领李晟。李适在前往山南的路上时,让李晟的部将向其传达口头诏命,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希望李晟能够跟随自己前往山南护驾。但李晟接到口谕后,却哭拜在地说道:“长安是京城,是大唐的根基所在,如果都跟随陛下去避难,那谁来收复长安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复长安迎回皇帝。我们不能否认李晟的决心,也不能否认李晟的兵马之强壮,但其四周皆

                      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二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学精神。因此西方哲学只是一种纯真理纯知识之爱好与追求。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格是接触义,若不和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即得不到知识,即不能应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齐、治、平,亦即不能说是心正意诚了。三由上说再推申,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应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功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在先秦诸子中,学术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庄老,对人类心性方面极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历史经验。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视人群治平实践,他常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又好称引《诗》《书》,是其颇重历史经验之证。但不甚通达人之心性,则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我们如能循此条理来治中国学术史,便易于把握。如汉、唐学术偏重在实践方面,宋明时代则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说汉唐人只重实践,不讲内心修养。亦非说宋明人只讲心性,而无人事实践。不过在畸轻畸重之间,各有不同而已。四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五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六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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