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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碰cao已满18进入离开

                      来源:国产区图片区小说区亚洲区 发布时间:2023-12-27 13: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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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碰cao已满18进入离开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李豫佞佛除了受元载和王缙的影响之外,个人生活际遇和多情的性格也有间接的影响。幼年丧母、第一任夫人沈氏离散、华阳公主夭亡、贵妃独孤氏早逝,这一切都让李豫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寄托哀思的载体。所以当元载和王缙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信奉佛教的好处后,李豫很难找出相应的理由来排斥佛教。应该说多种因素促使李豫从大历二年开始逐渐推崇佛教,甚至一度出现佞佛的局面。但随着他渐渐看透元载和王缙专权乱政,李豫瞬间对他们鼓吹的佛教产生了一丝怀疑,因为在李豫看来,如此信奉佛教的元载和王缙,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信誓旦旦所说的话完全不符,所以李豫清除元载和王缙不能不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元载和王缙彻底倒台后,李豫佞佛也就走到了尽头,开始重新回到那个所谓正统的儒道治国的道路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历史上,李唐皇帝对于佛、道二教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存在着很极端的态度,在后边我们还会详细说到。不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开始产生动摇的应该始自李豫。事实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多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三是个人的教养和性格。李豫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拥有一颗仁慈之心;一生情路波折,又让他养成了多情的性格;而时事的混乱,又使他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李豫其实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度过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李豫忽然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五十四岁的李豫病逝于长安宫紫宸殿,两天后皇太子李适正式继承皇位。继位的这天,李适刚满三十七岁,从先前的经历来看,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炼,但也非昏庸之辈,如今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个年轻的君主踌躇满志,决心大有作为。第十章初示天威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皇太子李适的继位,所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已经走向中年的帝王,有的人无比期待,有的人仍在迟疑。可以说摆在李适面前的是父皇留下来的一个不算动荡的局面,而之所以朝臣内心对李适态度不一,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即位时已经不算年轻,但先前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那个时候正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沐浴在盛世中的李适尽享安定富足的皇家生活,这种生活到十四岁时却瞬间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让大唐帝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更让李适和生母沈氏离散。前边我们说过一直到后来李适继位,他也没能找到生母沈氏,应该说失去母亲是李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也让他那年少时开朗乐观的性格逐渐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适亲身经历了马嵬驿兵变、平定安史之乱、李辅国兵变等影响帝国命运走向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在父皇李豫继位后,李适接过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但坦白地讲,由于身份所限,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讲只是个名誉职务。李适的经历如果和他祖父李亨相比,那自然是差了很远,甚至他也不如父皇李豫那样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和宫廷斗争的骇浪。史料记载李适为数不多的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十月,李适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与赶来支援唐军的回纥登里可汗会合。没想到李适就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却遭到回纥登里可汗的侮辱!当时还是雍王的李适接受父皇李豫交给的任务,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和。到达陕州后,李适知道回纥军队驻扎在黄河北岸,所以率领十余名亲兵前往北岸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见面。本来李适是带着诚意去见登里可汗的,他以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但当他来到回纥大营之外,让侍卫药子昂进去通报时,登里可汗的表现可以用傲慢无礼来形容。“你们雍王为什么不在帐前跪拜?”“我们元帅是肃宗皇帝的嫡孙,现在两宫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法不应该行跪拜礼。”面对登里可汗的刁难,药子昂不卑不亢地说道。登里可汗还没说话时,他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再次刁难说道:“大唐天子与我们可汗已经约为兄弟,所以我们可汗就是你们雍王的叔父,现在侄子来见叔叔,为什么不赶快进帐来拜见,还在外边等什么?”药子昂实在没有想到回纥的人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稍稍加强些口气说道:“我们元帅是大唐的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储君,哪有国家的储君跪拜外国可汗的道理?”没想到药子昂情急所说的话,让登里可汗大为恼怒,这一次他不再斗嘴,而是让手下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全部按倒在地一顿痛打。药子昂等人的惨叫声让身在帐外的李适听得十分真切,这也让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的他一时间惊慌失措,他本能地想到了逃跑,可是在他刚刚转身准备离开大帐时,就被回纥士兵拦住了去路。一直到药子昂等人被鞭打了一百下之后,登里可汗才派人走出大帐告诉李适,说看在他这个侄子年少不懂事的分上不予以处罚,暂时放回本营以观后效。就这样李适搀扶着浑身是伤的药子昂勉强回到唐军大营内,好几个随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由于唐军急需回纥人的援助,所以李适不得不暂时压制住怒心中的怒火,但第一次走出深宫就遭受这样的羞辱,还是让李适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定要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只要国家强盛了,对待意欲羞辱者才能以强硬的手段还击!这是通过本次耻辱的经历,李适悟出的一个对他日后行为方式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道理。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适虽然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实战之中,在父皇李豫去世以前,他都一直待在深宫之中,安心地做一个等待接替老爸皇位的储君。现在皇帝老爸突然撒手西去,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这个国家了。还在居丧期间的时候,李适为了显示自己遵守礼法,在饮食丧服等细节上十分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大臣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对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那些人,李适更是谨小慎微,生怕让那些人挑出毛病,甚至他与弟弟韩王李洄一同吃饭时,居然撤掉了酒肉,只有马齿苋一种野菜,并且不放任何调味品,以粗粝的饭食表示自己对丧礼的遵守。但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在他如此精心在意的情况下,居丧期间还是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宰相常衮的多事。很长时间以来,朝臣们因为常衮性格固执急躁而对他颇有微词,更对他亲自过问鸡毛蒜皮小事的做法不以为然。李豫的灵柩停放在大殿上,大臣们早晚都要到灵堂前致哀,这其中的细节有很大的规矩。但常衮在致哀时,却哭得特别悲伤,按说皇帝驾崩,臣子哭得悲伤应该说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君臣感情甚笃,但常衮的哭法儿实在有失身份,众人发现这位老先生哭着哭着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颇有些市井泼妇撒泼的感觉。你爹死时恐怕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现在面对新皇帝你作什么秀?当时一起在灵堂前致哀的大臣全都对常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绝大部分人只是冷眼旁观,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埋在心里,而且很多人还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准备将常衮从地上搀扶起来,但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却偏偏是个大炮筒子,看到常衮的表现后,立即当众发飙:“臣子在君主灵堂前哭泣,怎么还有让人扶持的礼节呢?”常衮听到这句话后,立即从地上站起来准备和崔祐甫理论,结果被众人拉住,才没有当场发作。崔佑甫的话犹如尖刀般深深扎进常衮的心窝中,要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诸多同僚的面子,常衮早已经和崔佑甫对骂起来。面对崔祐甫的挑衅,常衮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不久后一场关于皇帝服丧时间的论战,使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在灵堂祭拜事件的七天后,朝臣们在私下的场合讨论作为大臣究竟该为代宗皇帝李豫服丧多长时间的问题时,常衮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陛下!按照礼法臣子要为已经逝去的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我朝从高宗皇帝以来,都遵守汉朝的制度,一直到玄宗、肃宗皇帝去世才改为二十七天。臣认为至少二十七天是不能变的,虽然先帝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既然皇帝都服丧二十七天,所以朝臣也应当一样。”常衮的声音还没落地,他最讨厌的崔佑甫便站出来反驳:“常相别忘了,先帝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吏人’是包括所有的公卿大臣和天下所有的百姓,我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遗愿去做,只服丧三日足矣。”“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的,难道崔大人不明白吗?”常衮厉声问道。“现在是讨论为代宗皇帝服丧,理应考虑先帝生前的遗愿!”崔佑甫据理力争。“你……”“常相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到皇帝那里去告我的状!”言罢,崔佑甫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只剩常衮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好!我现在就到陛下那里去!”常衮冲着崔佑甫离去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然后,他便真的去面见李适。老油条常衮明白,如果他真的按照崔佑甫所说的到皇帝陛下那里去陈说两个人吵架的事情,皇帝陛下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可能会因为服丧期间心烦意乱而被治罪,所以常衮面见李适时并没有直接说和崔佑甫争执的事情,而是祭出了礼法这件利器。当然,精明的常衮更明白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定要保持淡定的态度。“陛下!今日众多朝臣讨论该为先帝服丧多长时间时,大臣们各抒己见很是热情,只有崔佑甫随便耍性子,轻议国典!”常衮坚信“轻议国典”这四个字,一定会触碰李适敏感的神经。“轻议国典?他是怎么说的?”果然,李适对常衮说的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崔佑甫说为先帝服丧三日足矣,臣却认为虽然先帝确实说过‘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话,但那是先帝体谅众臣,做臣子的万万不可失去礼节,就是因为这件事,崔佑甫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奚落臣。”常衮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并没有过于激动,似乎在用自己的淡定向李适传达一种完全就事论事的态度。“崔佑甫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事出有因呢?”“陛下!不管怎样,崔佑甫作为朝臣,也不应该轻议国典,他说的话影响实在不好,臣建议外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以树天威。”“嗯……这件事容朕慎重思考后再做决定,卿退下吧!”……应该说常衮在皇帝那里说的话,产生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陛下没有当场驳斥。不过对于常衮来讲,他并不想就此打住,他决定趁热打铁,上一封奏章,让李适下定决心外贬崔佑甫。转天,李适便收到了常衮的奏章。奏章中将崔佑甫轻议国典的事情重叙一遍,然后进一步述说崔佑甫这么做的危害,最后继续建议将其外贬为潮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奏章的落款是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常衮、郭子仪和朱泚。朱泚最初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后来其其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众人推举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以示恭顺。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李豫命他统领汴宋、淄青人马以防吐蕃。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从“同平章事”的官职来看,朱泚算是宰相班子的成员。李适看到常衮的奏章中落款是三个宰相的名字,心中不由一惊,本来想息事宁人的他开始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因为三个宰相同时建议外贬一个人还真是不多见,最终李适认为仅凭“轻议国典”就贬潮州刺史有些过重,于是他大笔一挥改为外贬河南少尹。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李适一定想不到这封奏章落款的三个人名,除了常衮是亲笔签名之外,郭子仪和朱泚居然不知道内情,更搞笑的是,这也不是常衮有意欺骗李适,完全是因为当时唐帝国的公文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最初肃宗李亨在位时,因为平叛军情紧急,所以让几个宰相轮流值班,值班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处理,由值班宰相代替休假的宰相班子成员署名上奏,久而久之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李适继位后,朝廷内实际行使宰相职权的只有常衮一人,郭子仪、朱泚都只是以军功进位宰相之职,并无对朝政的处理决断之权,所以常衮在给李适的奏章上按照以往惯例也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可问题正是出在常衮事先没有和郭子仪、朱泚沟通这件事,他本以为外贬崔佑甫是小事一桩,但郭子仪和朱泚恰恰却不这么认为。崔佑辅的被贬在郭子仪和朱泚看来有些冤枉,所以二人联名上疏李适请求从宽处理。他们的奏章递上去后,搞得李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李适询问两个人既然已经在常衮所呈的奏章上签字为什么又反悔。皇帝陛下的发问,让郭子仪和朱泚也是一头雾水,两个人害怕被治罪,立即解释说根本没在奏章上签字。直到此时,李适才明白原来这其中一直是常衮在搞鬼,盛怒之下,李适立即召见常衮询问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没想到常衮来到后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按照惯例行事。既然你是按照惯例行事,朕就偏偏打破惯例!“你这是假借他人名义欺骗朕!”常衮那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适异常震怒,他向常衮咆哮道。说完后,李适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起身退回内室,而此刻早已吓呆的常衮,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很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在李适怒斥常衮的转天,李适召见群臣亲自下诏,贬黜常衮为潮州刺史,同时即刻召回已经被贬上路的崔佑辅回来担任门下侍郎并加封同平章事,这等于是让崔佑辅顶了常衮的位置。常衮虽然先前已经预感情况不妙,但当他听到皇帝陛下的决定后,还是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没有想到原本准备留给崔佑辅的那个潮州刺史的职位,居然最终会落到自己头上,受到打击的常衮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潮州赴任,两年后转为福建观察使,于贞元元年(785年)病逝于福建。李适下达追回崔佑辅的命令时,崔佑辅已经走到了长安东边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他立即赶回长安重新接受任命,算是进入了宰相班子。服丧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虽然最初这不是李适有意为之,但从结果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李适一朝宰相班子的调整工作居然会以这么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最关键的是,崔佑辅回来后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病逝,在病重期间他向李适推荐了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做宰相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杨炎。在此之前,杨炎因为身为元载的同党,被李豫外贬为道州司马。这些年他一直远离朝廷,如果没有崔佑辅的推荐,杨炎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但现在他必须收拾行囊赶赴京城接受皇帝的陛下的任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杨炎重新回到朝廷后,居然完成了一件唐代历史甚至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杨炎制定和实施了对后世财政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税法!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杨炎从道州赶到京城,被李适破格提拔为宰相,开始了他崭新的仕途之旅。杨炎出任宰相期间的最大政绩当属实行两税法,但为什么大唐历史偏偏行进到李适这里时,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代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变迁说起。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

                      往夏姬家参加派对,因此不见任何宾客。单襄公回来之后就对周定王说:“陈国也许快要灭亡了吧。”他接着说,按照先王的遗训,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涸,正好搭建桥梁;草木凋零,应当储藏粮食;天寒地冻,则准备冬衣;寒风吹袭,赶快修整城墙和房舍。现在的陈国,十月已过,道路仍然无人修整,田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水面上既没有水利工程,也没有桥梁,这是违背先王的教诲啊!按照周朝的官制规定,外国派使者前来,边境官员要立刻向国君报告,并派专人迎接、引导、慰劳客人,陪同客人到宗庙向列祖列宗行礼献花。外交部要安排好宾馆,司徒派人服务,司空巡视道路,司寇安排保卫,膳食工作人员、马夫、工匠等人员全部到位,做到热情洋溢,宾至如归。如果是大国的使者到来,接待档次还要提高。天子的使者到了,档次更高。如果是天子本人巡视,国君必须亲自出面监督接待工作。现在我单某人虽然不才,好歹也是天子的亲戚,奉天子之命经过陈国,居然无人理睬,这是公然蔑视王室啊!更离谱的是,陈侯违背人间伦理,置夫人、妃子于不顾,带着臣子去夏家开淫乱派对,这不是侮辱‘妫’这一高贵的姓么?身为太姬之后,不穿戴我周朝的礼服和帽子,却戴着楚国的帽子招摇过市,这不是太随便么?公元前599年夏天,夏家的亭台楼阁竣工,陈灵公又带着孔宁和仪行父到夏家饮酒行乐。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因为问病或吊丧而前往卿大夫家,叫做“君臣为谑”,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行为。陈国人对此议论纷纷,有诗为证:“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夏南就是夏征舒,这是陈国的百姓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不辞辛劳地驱车前往夏家,朝夕都不休息。最感难堪的是夏征舒。他既对国君的无耻感到愤怒,又为母亲的荒淫感到羞愧,而在愤怒和羞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无奈。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要维护士的尊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甚至是狡黠,而这些都是夏征舒所不具备的。陈灵公等人一连几天在夏家饮酒作乐,猜拳行令,当然还干了更糟糕的事。酒醉半酣中,陈灵公突然对仪行父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征舒长得像你?”“是嘛?”仪行父装作端详了陈灵公半天,说:“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主公您啊!”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夏姬脸色绯红,更加楚楚动人了。这个下流的玩笑通过仆人传到了夏征舒耳朵里,这位一直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年轻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着一副弓箭埋伏在自家的马厩里,等陈灵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便一箭射穿了陈灵公的咽喉。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旁边的人都惊呆了,夏姬看看倒在地上的陈灵公,又看看从马厩中缓缓走出的儿子,脸色变得煞白。这个时候,孔宁和仪行父趁着大伙不注意,偷偷从侧门溜出了夏家的花园。他们驾上马车,一路狂奔,跑出上蔡(陈国首都)的城门,跑出陈国的边境,然后转向南方,一直跑到楚国境内。楚庄王看到孔宁和仪行父,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来送枕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枕头。自从晋成公即位,晋楚之间的争霸就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也就是郑、陈、蔡、宋几个国家。处于中国心脏地位的郑国首当其冲,陈、蔡、宋三国也不能幸免。同时,晋楚两国又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巩固各自的后方,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公元前601年,晋国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联合白狄部落发动了对秦国的进攻。有传言说晋国人俘虏了秦军的间谍,拉到绛都的闹市区公开处斩。六日之后,间谍竟然死而复生。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但也有人认为,自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总是刀兵相见,冤家易结不易解,间谍的死而复生,正是两国兵争不断的象征。同年,楚国的附庸、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舒国背叛楚国。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一举将舒国消灭,将它并入楚国的版图。自此之后,楚国的边境与吴、越的江南诸国接壤。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的国君举行会盟,三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回顾楚庄王的争霸之路,先是灭掉了庸国,稳固了楚国西北的边防;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使秦国成为打击晋国的“左勾拳”;现在又将吴、越二国纳入同盟,则东南无忧,战略布局基本成型。公元前600年九月,晋、宋、卫、郑、曹等诸侯再一次在扈地会盟,陈灵公缺席。缺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楚国达成了秘密同盟,因而懒得搭理晋国。但也有可能是,陈灵公此时正沉溺于与夏姬的淫乱之中,不想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作为此次会盟的直接成果,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陈国。不过,由于晋成公突然在扈地去世,大军尚未抵达陈国便草草收兵,无功而返。晋成公的儿子据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景公。大约就是在晋景公即位后不久,赵盾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不久之后,楚庄王又一次挥鞭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参加扈地会盟的背叛行为。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没想到,晋楚两国尚未交锋,倒是郑国人主动出击,在柳棼(郑国地名)打败了楚国部队。因为这次胜利,郑国举国欢腾,只有郑襄公的哥哥公子去疾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郑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郑国逞一时之强,偶尔打败楚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打了胜仗非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基于这种担忧,郑国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又主动与楚国和谈,请求楚国的原谅。这一举动惹恼了晋国人。公元前599年夏天,晋国又带头发动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夹缝中求生存,真是不容易,郑国人再一次妥协,转而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楚庄王不干了,于是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可怜的郑国)。这一次,晋景公派了老臣士会带领诸侯联军保卫郑国,在颍水北岸赶走了楚国人,并且驻军郑国,防备楚国的再次入侵。正当楚庄王为战争相持不下而暗自焦虑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失魂落魄地站到了他面前,向他报告了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的消息。楚国群臣中,有位担任申县县公的公族大夫,名叫巫臣,曾数次出使陈国,在陈国偶遇夏姬出游,惊为天人,只恨不能将其据为己有,久而久之,竟成为心病,于是力劝楚庄王讨伐陈国,企图借机掳取夏姬。即便没有巫臣的鼓动,楚庄王也打算好好利用陈灵公被杀这个题材,名正言顺地干涉陈国内政,以获得对陈国的绝对控制权。他好言安慰了孔宁和仪行父几句,然后表态道:“此事非同小可,寡人断无坐视之理!”公元前598年春天,中原再次陷入战火。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城。此时士会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走,两面不讨好的郑国人万念俱灰,公子去疾说:“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不以德服人而总是诉诸武力,谁打过来我们就听谁的。他们毫无信义可言,我们又为什么要信守什么诺言呢?”于是郑国再次屈服于楚国。同年夏天,楚庄王、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在辰陵举行了会盟。大子午是陈灵公的嫡长子,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之后,大子午迅速出逃,流亡国外。辰陵会盟被视为楚庄王霸业初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楚庄王派他的弟弟、时任左尹的公子婴齐率军入侵宋国,而楚庄王本人亲率楚军主力在郑国的郔城坐镇。到了冬天,楚庄王大军突然自郔城出发,直奔陈国而去。楚军进入陈国之前,楚庄王发布了《告陈国同胞,全文简洁明了,只有八个字:“无动!将讨于少西氏。”意思是,陈国的百姓不用惊慌,楚国大军是为了讨伐少西氏(指夏征舒)而来,与其他人无关。饱受战乱之苦的陈国人本来就没有斗志,看到这八个字的檄文,觉得这事确实和自己无关,于是歌照唱,舞照跳,任由楚国大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陈国的首都上蔡。夏征舒被楚国人抓住,处以车裂之刑。车裂之刑又被称为五牛分尸。确切地说,不是分尸,而是分大活人,其残酷可想而知。在《左传》的记载中,尚只有齐襄公对郑国的高渠弥使用过这种酷刑,主要是为了扬威于诸侯,同时给自己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楚庄王此举,出发点和齐襄公是一样的。处死夏征舒之后,楚庄王本人却对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动了凡念,想纳其为妾。这也难怪,按照冯梦龙的描述,男人见了夏姬,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楚庄王自然也不例外。这事遭到巫臣的强烈反对。巫臣说:“大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现在纳夏姬为妾,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就是淫邪,万恶淫为首。《尚上说,‘明德慎罚’,周文王依此建立了周朝。明德,就是推崇美好的品德;慎罚,就是有恶必除。如果发动诸侯讨伐有罪之人,自己却陷入罪恶之中,岂不是太不慎重了?请三思而后行!”楚庄王不知道巫臣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听从了巫臣的劝告。大将公子侧在一旁见了,肾上腺素激增,马上站出来说:“既然大王不要那个女人,那就赏赐给在下吧。”巫臣感叹道:“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啊。她嫁给御叔,御叔便死得早;与陈灵公私通,陈灵公便死于非命;她的儿子夏征舒因她而死;孔宁和仪行父因为她而流亡国外;陈国也因为她而被我楚军占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不祥的吗?人生在世已经不容易,你又何必惹祸上身?天下有的是美女,你又何必只在乎这一个呢?”被泼了这瓢冷水,公子侧也冷静了下来,表示放弃。但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谁都不要,未免太浪费资源,楚庄王想了半天,决定将她赏赐给连尹(楚官名)襄老。不幸被巫臣的乌鸦嘴说中,襄老得了这个宝贝,也没享用多久,便于第二年的晋楚大战中被射死,连尸首都被晋国人抢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楚庄王打着替天行道、讨伐逆臣的旗号进入陈国,处理完夏姬母子的事务之后,真实的嘴脸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此之后,陈国就不存在了,改为楚国的陈县。前面说过,自楚武王兴起以来,楚国每吞并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国家改为楚国的一个县,已成惯例。楚王既然称王,县的长官也就比于公侯,称为县公。随着楚国的扩张,楚国的县公一度多达十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大子午本来指望靠楚国的力量夺回君位,楚庄王这么一宣布,他立刻逃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可以。”“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总督的职位,并召其至京,授以大学士之位,时为1660年。次年,许其致仕,此时,洪承畴为满洲效劳已近20年了。洪承畴无疑是满族人最可贵的合作者之一,当四年之后(1665年)他去世时,被正式赐予谥号。同时,清廷接受了他关于抚靖云南的建议,命吴三桂继续进军,穷追亡命的僭越名号的明朝余部。大将军吴三桂与满洲内大臣爱星阿奉命征缅,终于在阿瓦附近捕获了永历皇帝,将之带回云南府,并在1662年6月11日用丝帛将他绞死。明朝最后的这位皇帝时年40。吴三桂以杀君之举,受封亲王,实际总督云、贵两省。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当时,满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依赖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显然并未预见到这一军事方针的危险后果。首先,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清廷实际上是授予了吴三桂及另外两位协助征服中国南部的藩王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事实上,清朝已经出现一种贵族势力的威胁,本来它担心这种威胁会来自满洲内部,但现在它却从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了。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作为其仆从的私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及顺治一直避免使他们自己的满洲贝勒得到的那种割据力量。为了维护皇权,清廷迟早得回击这个威胁。当这个时机来到时,内战注定会爆发。其次,也是更为根本性的后果,是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一点在1660年陆光旭事件中就能清楚地看到。陆光旭1651年进士及第,他在任陕西按察使时,于1660年9月上章抨击满人的腐化现象。他列举了满洲贵族处处阻格按察使的批评之事,还指责他们在各省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他们对民众竭泽而渔、僭权妄为的行为,等等。清廷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来详细讨论陆光旭的奏章。在会上,大学士、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梁清标为汉族官员的意见做了辩护。梁清标也是在明朝科举及第的。在会议的讨论之中,陆光旭提出的意见变成了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对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像陆光旭这样的按察官是否有权议论?这类敏感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满官对此的意见是:汉官不应涉足军务。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果汉官与议,而置其言于不论,辄自擅专,臣等自应甘罪。在另一方面,梁清标则认为,满汉官员对这类事务都应不受限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可以事先草拟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找出双方意见的相异之处。虽然顺治皇帝并未特别表示赞同这一方法,但当时他确实肯定了陆光旭上章论奏军务的权利,这就等于允许高级汉官参与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了。满洲贵族关于唯独他们才有这一权利的意见被否决。皇帝决定让汉人参与制订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的实际领导地位。它还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个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阶层,实行分封。当多尔衮一旦在汉族士大夫身上发现了他自己统治这一国度的关键线索,他就决心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凌驾于这些皇位拱卫者之上的食封阶层。这并不是因为封建军事精英的政府与那种儒家官僚体制两不相容。如果多尔衮当时访问过日本的话,他就可以发现确实有可能建立一个食封——官僚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军事贵族服从于一个藩国的封建律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特定的俸禄与官品。有着明确的结果与酬劳的封建义务,就这样维持了那种显然应被视作一种封建军事阶层的伦理责任。但是满、蒙及汉军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内长期担任这样一种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正因为皇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及新的汉军旗人的最高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就需要使一个完全的文职官僚体制永久存在。如果清朝的八旗贵族不想完全成为能够拥立皇帝的权臣,像当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人一样,那么,他们就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在同那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由于文职官僚体制深深地扎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中,而且在根本上由它所维系,这就转过来无情地嘲弄了武夫们永久保持权势的理想。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和官僚于一身。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清廷十分成功地支持了自己在旧归附者及新承皇恩者中的儒学盟友,结果使得军人去竭力效仿文臣。有抱负的武将凭其举重、舞戟、开弓的本领来划定等级,这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而满洲旗人,则力图成为经学家和诗人(虽不一定高明),以跻身正式的文臣队伍,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到了1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旗人已经既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了。其中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鸡度日。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早已灭亡,占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北京旗人,不是当了黄包车夫,就是做了警察,职业五花八门,但已无权无势了。这就是约3个世纪以前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

                      郑成功的进袭

                      在遥远的南方最终击败了永历帝复明军,这不仅伴随着军权向汉人手中的转移,而且标志着在长江三角洲大规模反清斗争的结束。长江三角洲仍是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摧毁了最后一个复明政权,洪承畴与吴三桂也就割断了国内怀有贰心者与皇统的联系。在沿海,还有郑成功及其海军,但当他们真正对长江地区造成威胁之时,各省的官员已使他们在江南的同伙们无所作为了。自从吴圣兆失败后,苏州南部水草丛生的太湖沿岸地区,及松江西面的泖湖,便成了小股穷苦渔民及非法居住者的领地,他们相机出动“打饷劫掠”。1654年初,这些贼徒有了一个新的首领:钱应。他参加过早年的复明起义,后来在老家潜居数年,接着又复出冒险拉起队伍。他大约召集了30人,有小船10余只,与另一个贼党陆二合伙。但这一群人总的说来还是势单力薄,不过搞些零散的劫掠而已。1656年,这伙人时来运转了。该年年初,永历政权的两个信使来到泖湖地区,一为扬州人李之椿,一为僧人丘戒。他们带来了盖有明朝玺印的空名告札十道,并一下子把钱应从本伙的首领及另一伙人的搭档,提升为明朝总兵。一夜之间,钱应及其同伙不再仅为糊口过日子,而是开始招兵买马,征集钱粮(其中有些可能是乡绅中的支持者捐赠的),准备起义了。“身一得了札付”,钱应后来回忆道,“招的人越发多了,船就有了二三百号”。钱应用捐赠之财置买兵器,以永历政府的告札指派拥有人和船的入伙者为“头目”。4月份,密使王秀甫又给钱应送来了更多的告札。关于钱应活动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南方郑成功的总部,于是这位海军将领就派王秀甫带着盖有永历玺印的黄绢告札前来,任命钱应为明朝地方官、平南将军。又许以成功之日,任命钱应为江南挂印总兵,陆二为横跨浙江边境的嘉兴总兵。钱应反应积极,王秀甫成了泖湖复明军营地与福建郑成功海军之间的信使。他从南方又带来书信,让钱应多招兵众,预备船只器械,以接应海上的进攻。王秀甫还告诉他,一旦得知吃水很深的海船已离岸出发,他就应在苏松举起反清大旗。但这预计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开始,钱应就因为在江、浙间来回袭击,此剿彼遁,而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汉军旗人、两江总督郎廷佐虽然不知道预谋的起义,甚至不了解钱应人马的目的及其规模,但仍然认定这类盗贼应该立即剿灭,便在两省同时对他们展开了攻势。第一次战役失败了,郎廷佐的军队仅将钱应水军赶出了泖湖,驱至海上。钱应的船队在海上曾经远至浙江的台州,然后又折回江南沿岸,并于途中击败一支清朝水军。郎廷佐意识到,钱应人马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遂提醒浙江巡抚封锁其南逸之路,接着动员属下的各营人马,进剿泖湖。但钱应听到了风声,及时地逃走了。郎廷佐又组织了第三次进剿。这次,他严格封锁消息,兵分九路,在泖湖外围的不同地点分别屯驻,以避人耳目,又请毗邻的两省派遣兵将这一地区团团围住。1658年2月4日,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松江有人来报告,说看见钱应人船在松江东北部的黄浦江边几个小村之中,郎廷佐立即整军进发,决定亲自指挥这一战役。当郎廷佐率部与钱应人马交手开战时,这位总督一开始十分惊异。这是一支比他原来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装备要好得多的舰队。但钱应及其部属同样大吃一惊,他们被包围在驻地之内了,自清军开始进攻,他们就完全处于守势。在混战中,钱应至少有10条战船起火,许多贼徒跳河淹死。陆二及其他几位头目被捕,包括钱应的母亲。此时夜幕降临,钱应得以率数船沿黄浦江遁去,但郎廷佐紧追不舍。而且这位清朝的总督为这次战役曾广做动员,以使钱应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几乎不可能逃脱追捕。3月17日,钱应及其余下的头目中了清军埋伏,他的部下被杀,许多人淹死了,妻子毛氏被捕。钱氏想乔装逃走而未成,被捕入狱。这样,当郑成功于1659年最终决定冒险向江南大举进攻时,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有少数人的确曾经起兵响应,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被捕入狱的约有100人。郑成功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过,他的兵力是颇为可观的,有船400只、兵25万,装备精良,多数持盾牌短剑,有些则双手操长柄大刀;上身披有铁片层叠的甲衣,以防御枪弹。郑成功也有自己的枪炮弹药,及两队黑人士兵,他们以前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使用枪炮的技术。此外,还有一大队精良的弓手,善于远射,甚至比枪手还厉害。他的盾牌手在整个东亚是最精锐的军队。守卫南京的清军主要是汉军旗兵,有500满洲兵协助他们。如果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也许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但是1659年8月4日夺取广州,并在六天后又占领了浙江以后,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一举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决定以小心推进来围困这个明朝的陪都。对南京的围攻自8月24日开始,持续了20天。起初,南京城里的人处境异常艰难,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在城中甚至发现了数百名支持郑成功的人,称为“羊尾党”。满洲将领轻率地决定要大搜捕,处死所有可能的复明分子,但被其他官员所劝阻,他们担心这将引起恐慌。尽管如此,民众一直士气颇盛。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成功的包围并不严密。有三个城门仍然可以出入,总督郎廷佐得以从周围的农村搞到一些大米,并派人向北方的满洲骑兵求援。考虑到他的士卒刚从西南远征回来,个个英勇善战,郎廷佐决定不再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9月8日,正当郑成功的士兵出来打柴之时,满洲轻骑兵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郑成功的前沿阵地,迫使郑成功将自己的大帐迁离南京。次夜,就在黎明之前,清兵马步军从南京西北面的两个城门出发,发起总攻,冲散了郑成功盾牌手组成的方阵和长刀队。失败变成了溃逃,郑成功部队退回船上,扯起风帆逃出海去。复明分子在江南对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这样被挡住了。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尽管响应郑成功的北伐而密谋复明的江南人士只有少数人,长江三角洲的士绅阶级还是遭到了北京清廷的敌视。就如在1645到1646年间,清廷官员将江南的复明分子与他们的文学党社完全等同起来一样,在1659年,他们仍然持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等量齐观式的态度。而且,文学党社的活动好像总归是体现了江南地区本身的社会复杂性。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看来到处都是难以管束的文人、腐败的士绅以及危险的盗匪。江南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似乎使得顺治皇帝实现理性统治与专制统一的意图落了空。江南、浙江、福建一直是帝国中最难统治的地区之一,相比于这一像百纳布一样拼凑起来的社会,北方的大平原和单纯的社会结构是多么的顺从而易于统治。朝廷对江南社会复杂情态的不耐烦,必定已被称为清初最杰出的谏官杨雍建感觉到了。杨雍建本身也是南京人,系海宁(浙江)人氏,但又是一位“新人”,1655年进士及第,他发誓要清查腐化违法行为,不管违法者是谁。1660年,杨雍建任礼科右给事中。主持教育与科举工作的当然正是礼部,因此,由杨雍建来处理八年前就已被禁止的士大夫党社问题,正是再恰当不过了。1660年4月,他向顺治的上奏,这一奏章,无疑是一件令江南文人党社骤然晕头转向的起诉书,它第一次就朋党问题为顺治皇帝提出了一个涉及社会根源的解释。顺治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想同朝廷中的朋党现象作斗争。杨雍建声称,宗派、朋党并非是在政府内部生成的,而是由在官僚体制之外形成的社会组织派生而来的。他说:“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最典型的旧例就是复社,它在江南有众多的成员。杨雍建坦率地承认,这些活动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其初大约是出于好名,刻印诗集,或从事其他文学活动。而且,党社本身是在同学或师生间最密切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党社何以如此地难以清除,以及何以直至现在,它们仍在江南的苏、松及浙江的湖、杭等地兴盛不衰的原因。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党社不仅与朝廷大臣结成了政治联盟,而且也为缙绅阶级在人民中赢得盟友提供了机会,阻碍着君主与其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党社成员还干扰地方行政,“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在福建,党社甚至控制地方市场,结众敛财。所有这些均属“恶习”。“皆始于儒生,而流及于市井小人”。杨雍建含蓄地警告说,此类行径,曾经导致了明朝的覆亡。即便在本朝,南方士子的党社也严重地威胁着政治稳定,将同样的扰乱政治的朋党纷争带入了清廷的朝议。处于社会最高政治中心的顺治皇帝一向在努力抑制上层中朋党的蔓延,防止它的萌生。而杨雍建认为,皇帝还应从产生朋党的更低的社会层次中,去除掉其更为基本的原因。“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杨雍建奏章意义深远。在他看来,朝廷中政治性朋党实质上是缙绅家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势力遍于一地的非正式组织相关,这类组织由地方名流把持,危险地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不仅如此,朋党还显示了一种同样的自卫能力,在明代,这种能力在损害中央政府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1636年,李进抨击了明末豪富士绅的免税特权,而杨雍建又重复了李进的观点,事实上他认为,乡居地主、城市食利者及为官居职的士大夫,一同在南方的党社之中找到了他们私人利益的表达方式。如果允许这些组织像天启、崇祯时期的缙绅组织一样活跃起来,清朝国家控制这一富庶地区经济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的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征收赋税,清朝政府就会发现自己像晚明朝廷一样软弱无力。杨雍建关于对缙绅特权阶级的政治活动实行制约的呼吁,一方面正好与中央政府限制地方贵族对其依附民的控制的努力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中央政府克服缙绅阶级对赋税征集的抵制的努力相合拍。因为既然天下业已太平,缙绅们就试图再次构筑起保护自己利益的沟堑。政府制约缙绅阶级奴役佃农权力的努力,真正开始于1660年,当时,江宁巡抚魏祯远请顺治皇帝下令禁止许多“大家”将其佃农变为“庄奴”,顺治下令完全依请照办。官方的禁令,及当

                      ,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

                      ,然后灭口?武士英关在租界看守所时,巡捕房的华人侦探黄金荣直接参与此案侦破。黄金荣先生的威名不仅在当时的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时至一百年后的今日,那也是大大有名——青帮头子,流氓大亨。而且,黄金荣跟同为一个系统的帮会大佬陈其美私交也不错。武士英后来翻供,明显是有人在他入监后教唆串供,黄金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令人深思。4月17日,案犯应桂馨和武士英被引渡到中方,关入上海检察厅的模范监狱。由于国民党坚决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刺宋案”,应桂馨和武士英并没有在这个模范监狱待上几天,就被转押至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在这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两天之后,也就是开庭前一天,武士英死在狱中。武士英翻供显然是受人唆使,现在又被灭口,显然杀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那个唆使的人。前有翻供,后有灭口,陈其美没有办法洗脱嫌疑。疑问三,袁世凯为什么要杀死应桂馨?应桂馨的死,可以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应桂馨被抓后没多久,就在陈其美的有意放水之下,在“二次革命”中逃走,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越狱》。可陈其美为何要放过应桂馨这位货真价实的“刺宋”凶手?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还是想通过应桂馨这根搅屎棍给袁世凯添些堵?根据后面发生的事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逃得一命的应桂馨来到了北京,他要找袁世凯兑现洪述祖在电报中承诺的“毁宋酬勋位”。应桂馨先生的智商显然跟他的心黑程度成反比,他的脑袋有些二百五。此时洪述祖还没有蹲大牢,刚刚发表声明说“毁宋”是他假传圣旨,不关袁世凯的事。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桂馨居然要找袁世凯索要勋位?难道你想让袁世凯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吗?这就是应桂馨不能和洪述祖分享极品坏人“荣誉”的原因:虽然够坏,但是水准不够。袁世凯对付这种流氓,向来就是一招:用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1914年1月,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将应桂馨乱刀砍死。后人都说袁世凯干掉应桂馨的动机是杀人灭口,其实这在情理上讲不通。此时,袁世凯已是杀害宋教仁的重大嫌疑犯,如果他是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派人杀掉应桂馨,难道他不怕落人口实吗?仔细想来,心虚也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道理,袁世凯应该还是明白的。再者,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实无灭口的必要。如果非要灭口,似乎选择在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上下其手的洪述祖先生效果更佳吧?疑问四,赵秉钧的死因是什么?赵秉钧的死因,也成了大家认定袁世凯杀宋教仁的证据。其实,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但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说赵秉钧是被毒杀,七窍流血而亡。这绝对是以讹传讹,因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赵秉钧是被毒死的。事实上,赵秉钧身体一向不好,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赵秉钧在去世当日(1914年2月26日)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倒下,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的说法。1998年,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亲述赵秉钧死于脑溢血,无任何中毒症状。赵秉钧之死因由此一锤定音。渔翁陈其美解决了这四个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陈其美早就知道洪述祖与应桂馨的秘密,为什么不揭露他们的阴谋?答案很简单:私欲。而私欲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权力的贪婪。论资历,陈其美比不上汪精卫和胡汉民,但陈先生有三个汪、胡二人没有的优势——他有青帮帮衬;他是同盟会光复上海的英雄;他手下有军队。凭借这种综合实力,陈其美在党内拥有了很高的地位,是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当时,国民党中的领袖排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前两个人已经淡出政坛,而陈其美作为国民党中的少壮实力派,居然被排在手中不掌武力的宋教仁之后,这是果敢坚毅、自信自负,素来信仰武力第一的陈其美很难接受的。现在有这么一个刺宋的机会让他升位,不甘居于人下的陈其美岂会放过,因此他十分幸福地充当了渔翁的角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其美“顺其自然”地让宋教仁去死,让与他陈其美所代表的激进派政见不同的宋教仁去死,顺道借刺宋把袁世凯搞臭,一箭双雕。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陈其美要让武士英改口供陷害北京政府,而后又杀人灭口。至于后来发生的“二次革命”让陈其美的算计落空,劳而无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想法不错,但实力不行。好了,除去上面的诸多推理和猜测,之所以肯定陈其美能做出这种缺德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案底的人。刺杀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凌晨,凄风冷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205房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帽檐压得很低。敲门、门开、枪响、凶手逃走。光复会领袖、“章疯子”的忠实战友、浙江军政府总参议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背后主谋是陈其美,刺客就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后来大名鼎鼎的蒋委员长:蒋介石。从此刻起,此人将占用越来越多的笔墨。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证据来自他的日记。蒋介石的日记在其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折腾到2006年才公开,其日记涉及很多个人隐私和重大历史事件。他什么人都骂,朋友、亲戚、同僚、敌人几乎都没放过。他的重要“卖国”证据——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总体看来,蒋介石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下文会多处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刺杀陶成章使蒋介石博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尽管是一桶黑金。可陈其美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俩关系很差。陈其美先生虽有革命伟人的光环,但他名声很坏。至于具体有多坏,这么形容吧:飞扬跋扈、流氓习气、腐败淫乱等跟权力、金钱、美色沾边的词几乎都跟他有关系,而大公无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形容党的好干部的词几乎都跟他没关系,玩八卦的人们甚至用性病为其冠名“杨梅都督”。陶成章很看不惯陈其美,他曾收集了陈其美同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德的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当着孙中山的面举报陈其美,并愤然指出陈其美同志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的症结所在——品行不端、道德败坏。二人因此结下梁子。更要命的是,陶成章出于为兄弟李燮和打抱不平的目的,曾多次公开反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简直是把陈其美往死里得罪。此外,陶成章的光复会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恩恩怨怨实在太多,不再多说。既为私仇,也为公怨,陈其美派兄弟蒋介石干掉了陶成章。除了陶成章,遭陈其美刺杀的人还有不少,如辛亥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友人陶骏保、立宪派夏瑞芳等。陈其美杀了这么多人,自己却安然无事,想来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大力庇护起了作用。不过,杀人者,人恒杀之。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疑案之最后结语故事终于结束了。虽然对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剖析完全尊重历史记载,但却没有办法笃定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就是刺宋案的真实全过程。或许,正是因为逝去的历史永远无法定论,所以世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解读它吧。不管怎么说,宋教仁斯人已去,太息长存。第十一章“二次革命”那点事

                      孙中山的苦恼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李烈钧,此人在接下来的革命历程中将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是极少数能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又名协和,江西人,1882年出生,是19世纪的80后。李烈钧出生于光荣的革命家庭,老爸是一名光荣的太平天国战士,因此李烈钧遗传了几分老爸的革命基因——骨子里热血得厉害,很讲义气,擅长搞人际关系。晚清民国时的革命家,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都差不多——考试成绩好,然后留洋,归国创业。似乎革命家们年少时的经历看起来不够刺激,不过也没办法,富人子女读书用钱铺,穷人子女致富靠读书。李烈钧自然也不例外。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后考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去了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当教官,由此开始积蓄革命资本的生涯。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烈钧迅速赶回老家江西,加入倒清大军,并凭着多年积攒的威望和资历担任了江西都督。话题回到孙中山得知李烈钧等人不同意自己动武的时刻。孙中山极为生气,他没有想到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可他也没有办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办?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决裂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虽说借款不多,只有两千五百万英镑,但是黄世仁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首先,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当时的百姓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可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也这么想,那就大事不妙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意欲扩军备战,纷纷兴师问罪。尤其是孙中山,还说了一些刺激袁世凯的话,比如,“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其实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借款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可国民党不这么想。袁世凯看到国民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很是恼火。最近一段时间,从内阁党争到宋教仁刺杀案再到善后借款,国民党人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因此,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诘问,他也就干脆撕破了脸皮。袁世凯非但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我现在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你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你真是决心跟老子干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你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正在拟稿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点?”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这么说,我对这话负责!”这场起因于“善后借款”的嘴仗,标志着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正式决裂。两人从握手言欢到刀锋相向,时间不到一年。既然彻底决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见。大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袁世凯先动手。他先是收回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免掉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握有军权的国民党实力都督,随后满世界通缉陈其美。袁世凯为何要特殊“招待”陈其美,难道他知道陈其美在“刺宋案”中没干好事?真实原因,不得而知。如此一来,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起而应战。7月13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战又称“癸丑之役”。两天后,黄兴赶到南京,并立即在他上次整编出来的精锐部队——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随后,黄兴赶跑江苏都督程德全,占领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随后宣布独立。由此,安徽、江苏、江西构成掎角之势,直面北洋势力。有李烈钧、黄兴、柏文蔚做榜样,广东随之宣布独立,上海陈其美、福建许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师反袁。表面上看,反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反袁联盟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一、没钱。这是个大问题,没有钱,枪炮就没有弹药,士兵就得饿着肚子,战斗就不能继续下去。二、不得民心。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已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市井平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因此,对这次由信念最坚定的国民党人以“刺宋案”、“大借款”为借口引发的内战,大部分国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一向开明的云南都督蔡锷也站出来反对:“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三、革命军力量分散,各自周围都有强敌,无法互为后援。像陈其美要应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击,广东要应付广西陆荣廷的进攻,而四川熊克武那里势小地偏,对大局无甚影响。四、革命军内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就这种水平的战斗力,能打胜仗那就是怪事。国民党在财力、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都不占优势,“二次革命”的结果可想而知。失败袁世凯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北

                      需要的是用浇水管强大的水流冲走所有粪便,然后由一队管道工人修好供水装置,接着就是水,大量的水,把一切应当从下水道流走的东西冲进下水道里,再然后就是眼睛,请给我们一双普普通通的眼睛,一只能拉着我们走的手,一个能告诉我们往哪里走的声音。如果没有人去帮助,这些盲人不久就会变成动物,更糟糕的是变成失明的动物。这不是那个陌生的声音说的,不是那个谈论世界各地名人画作的人说的,而是医生的妻子用别的词说的,夜已经深了,她躺在丈夫身边,用一条毯子蒙住两个人的头,一定要想法改变这可怕的状况,我无法忍受下去了,不能继续假装看不见;考虑一下后果吧,那样的话,他们肯定会把你变成奴隶,变成唯命是从的人,必须听所有人使唤,什么都干,他们会让你给他们送吃的,给他们洗澡,帮他们躺下,扶他们起床,把他们带到这里带到那里,给他们擦鼻涕擦眼泪,你正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喊你,你动作慢了他们还会骂你;你,你怎能让我继续看着这些惨状,眼前永远是这些惨状,而又不能动一个手指头去帮助他们呢;你做的事已经很多了;我做了什么呢,我整天最关心的是不被别人发现我看得见;有些人会因为你能看见而恨你,不要以为失明症使我们变得更好了;也没有使我们变坏;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你只要看看分配食物时出现的情况就能明白;正因为如此,一个看得见的人可以主动为这里所有人分食物,分得平均,这样就不会有人抗议,不会再有那些让我发疯的争吵,你不知道看两个盲人争斗是什么感受;争斗差不多从来都是失明的一种形式;这里的情况不同;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但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是什么人,是盲人,普普通通的盲人,既不能高谈阔论又不能怜悯他人的盲人,盲人们相亲相爱的美好世界已经结束,现在是一个严酷无情的盲人王国;如果你能看见我不得不看的事,你也会想失明;我相信,但不需要,我已经失明了;请原谅,亲爱的,要是你知道;知道,我知道,我一生都在张望人们的眼睛深处,那也许是人体还有灵魂的唯一所在,可是如果连眼睛也失去了;明天我要告诉他们我看得见;但愿你以后不要后悔;明天就告诉他们,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我没有终于也进入那个世界。她没有失明。早晨她照样很早就醒了,眼睛和从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宿舍里的盲人们还在睡觉。她想了想应当怎样告诉他们,是不是把他们所有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这桩新鲜事,也许最好悄悄地做,不事张扬,例如,仿佛对此事不大在意似的说,你们想想,有谁想得到在这么多失明的人当中我一直看得见呢,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许这样更合适,佯装确实曾经失明,现在突然恢复了视力,这种方法甚至能给他们一线希望;既然她又看得见了,他们会交头接耳地说,也许我们同样也能再看得见;不过,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他们对她说,既然这样,您出去吧,走吧,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回答说,我不能走,不能离开我丈夫,由于军队不准任何失明者离开隔离检疫地点,他们除了让我留下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几个失明者在床上动了动,像每天早晨一样,释放出整整一夜在肠胃里积累的气体,不过屋里的空气并不因此变得更加令人作呕,它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不仅从厕所飘来的阵阵臭气让人恶心,而且还有二百多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他们浸泡在自己的汗液里,既不能也不知道该怎样洗澡,穿着一天比一天肮脏的衣服,睡觉的床上沾着粪便也算不上稀罕事。而且既然许多淋浴喷头已经堵塞或已从管道上松动,既然下水道溢出的脏水流出了浴室,浸泡着地板,渗入外边石板路的缝隙,那么,被人们丢在一边的肥皂漂白剂和洗涤剂还有什么用处呢。我还想自找麻烦,这不是疯了吗,医生的妻子产生了怀疑,可以肯定,即使他们不要求我伺候他们,我自己也忍不住去洗,去擦,那么,我的力气能支撑多长时间呢,这可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活。到了把语言化为行动的时候,原来那么坚定的勇气开始消退,面对刺激鼻孔和眼睛的恶劣现实她开始崩溃。我是个胆小鬼,她气急败坏地嘟囔着,这样还不如失明呢,免得整天幻想当什么传教士。三个盲人起了床,其中一个是药店伙计,他们要到天井站好,准备取他们宿舍应得的食物。既然他们看不见,就不能说亲眼看着分,这个盒里多了一点,那个少了一点,恰恰相反,看到他们数错了不得不从头开始数,让人顿时觉得可怜,有的人生性多疑,想知道别人拿走的准确数目,这往往导致争吵,偶尔还推推搡搡,甚至打瞎眼女人的耳光,仿佛不得不这样。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准备接他们那份食物,他们根据经验建立了一个相当方便的分配方式,先把食物放到宿舍最里边,就是医生和医生的妻子还有戴墨镜的姑娘和喊妈妈的小男孩的床所在的地方,然后人们分组去取,每次两个人,从离门最近的床开始,右边一号和左边一号,右边二号和左边二号,这样按次序陆续去取,既不会惹起争吵又不会互相磕绊,当然,会耽搁一些时间,但是,等待换来的是安宁。最里边的,也就是那些离食物最近,伸手就能摸到的人,最后才能吃上,当然斜眼小男孩例外,他总是在戴墨镜的姑娘拿到她那份食物以前就把自己那一份吃完了,于是戴墨镜的姑娘那一份当中的一部分就落到了小男孩的胃里,天天如此。今天盲人们全都把头转向宿舍门那边,等着伙伴们回来的脚步声,这脚步声听上去犹豫不定,却清晰可辨,但人们突然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更像是有人轻轻跑过来,既然这些人看不见,怎么能有这等壮举呢。他们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门口,人们顾不上问别的事,你们怎么这样跑着回来了呢,外边出了什么事;三个人同时想进来报告出人意料的消息,他们不让我们拿食物,其中一个人说;另外两个接着说,他们不让拿;谁不让,是士兵们吗,不知道是谁问了一声;不,是盲人们;什么盲人,我们这里都是盲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药店伙计说,但是我想是那些一起来的人,就是最后来的那批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怎能不让你们取食物呢,医生问,以前从来没出过任何问题;他们说老规矩不算数了,从今天开始,谁想吃饭必须付钱。宿舍里发出一片抗议声,不能这样;抢我们的食物;一伙强盗;可耻,盲人欺侮盲人,我从来没想到这辈子会遇见这种事;向中士控告他们。有个人更坚决,建议大家一起去要回属于他们的食物。不容易,药店伙计说,他们人很多,我觉得是一大群,最可怕的是他们手里有武器;有武器,怎么会呢;至少他们拿着棍子,我这只胳膊挨了一下子,现在还疼呢,三个人当中的另一个说;我们去试试和平解决问题,医生说,我跟你们一起去和那帮人谈谈,这里边大概有什么误会;好吧,医生先生,我和你一起去,药店伙计说,但是,从他们的做法来看,我非常怀疑能否说服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去一趟,不能这样就算了;我和你一起去,医生的妻子说。这一小伙人走出了宿舍,那个说胳膊疼的人不在其中,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义务,留下来向其他人讲述刚才的冒险经历,食物离这里只有两步远,有一道人墙团团围住,他们手里拿着棍子,他说。几个人紧紧相随,像个小分队,在其他宿舍的盲人当中冲开一条道路。到了天井,医生的妻子马上就明白了,不可能进行任何外交谈判,也许永远不可能。在天井中间,一伙盲人把食物团团围住,手中的棍棒和床上的铁条像刺刀或者长矛一样指向外面,正与四周焦急万分的盲人们对垒,那些人试图以笨拙的动作竭力潜入防卫圈之内,有些指望在人墙上找到一处对方不小心留下的缺口,举起的胳膊挨了打,另一些往里边爬,碰到敌人的腿上,不是背上被扎就是遭脚踢。人们常说瞎打,此时正是这样的场面。其中不乏有人愤怒地抗议,疯狂地吼叫,我们要属于我们的食物;我们要求吃饭的权利;一群恶棍;这算怎么回事呀,明目张胆地抢劫;这不可能,一个人说,不知道是因为天真还是由于心不在焉,叫警察来,警察;也许他们中间有警察,人们知道,失明症不分行业和职业,不过,失明的警察是无法执行任务的,至于我们认识的那两个警察,他们都死了,掩埋他们还费了不少力气呢。一位失明的女人竟然荒唐地指望当局来恢复精神病院失去的安宁,主持正义,她尽其所能朝正门那边走去,向空中大声喊叫,来帮帮我们吧,他们想抢我们的食物。士兵们假装没有听见,中士从前来巡视的一位上尉那里得到的命令斩钉截铁明白无误,如果他们自相残杀,那更好不过了,留在这里的人会更少。失明的女人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一样扯着嗓子喊叫,几乎也疯了,纯粹是急疯的。她终于发现这样呼唤毫无用处,就停住嘴,抽泣着转身往里边走,不料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脑袋冷不防挨了一棍,倒在地上。医生的妻子想跑过去把她扶起来,但场面混乱不堪,根本迈不开步子。来要食物的盲人们已经开始仓皇撤退,他们完全迷失了方向,你踩了我,我绊了你,摔倒了,又爬起来,接着又摔倒,有的筋疲力尽,甚至不再挣扎,干脆可怜巴巴地趴在地上,疼得蜷缩着身子,脸贴着石板地面。医生的妻子吓得魂不附体,这时候,她看见盲人匪徒中有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猛地举到空中。子弹打在屋顶上,一大块灰泥掉下来,砸在毫无防备的人们的头上,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拿枪的盲人大声喊,都给我老实点,不许说话,如果有人胆敢大声说话,我就立刻朝他开枪,想倒霉就尽管来,以后不要埋怨。盲人们都一动不动。拿手枪的人接着说,照我说的办,没有商量的余地,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食物由我们来管,谁也不要想出去取,我们要在门口安排人看守,任何违反命令的人必须承担后果,食物改为出售,想吃饭的人必须付钱。我们怎样付钱呢,医生的妻子问;我已经说过,不要任何人说话,拿手枪的人把武器在眼前晃了晃,吼道;总得有人说话,我们需要知道该怎样做,到什么地方去取食物,是我们大家一起去,还是一个一个地去;这个女人在耍花招,那伙人当中的一个说,干脆给她一枪,少一张吃饭的嘴,要是我看得见,子弹早打进她的肚子里去了。然后拿枪的人又对大家说,立刻回到你们的宿舍里去,马上就走,马上就走,等我们把食物拿到里边去以后再告诉你们怎样做;那么,怎样付钱呢,医生的妻子又说,一杯牛奶咖啡加一包饼干要多少钱;这鬼女人想挨揍了吧,那个声音又说;让我来管她,另外那个人说,接着他改变了口气,每个宿舍任命两个负责人,负责收钱,收一切值钱的东西,不论什么,凡是值钱的都要收,钱,首饰,戒指,手镯,耳环,手表,你们有的都要收来,然后送到左边第三个宿舍,我们在那里住,如果你们想听朋友的劝告我就告诉你们,欺骗我们,连想都不要想,我们知道你们当中有人会把一部分值钱的东西藏起来,可是,我告诉你们,那是个最坏不过的主意,如果我们认为交来的东西不够,很简单,你们吃不上饭,那就去嚼你们的钱,啃你们的钻石吧。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一个盲人问,我们怎样付钱,是一次付清,还是每次根据吃多少现付呢;看来是我没有解释清楚,拿手枪的盲人笑着说,先支付,后吃饭,至于其他的,根据吃多少付,这要求非常复杂的会计手续,最好把一切全都送来,我们看它值多少食物,但是,我再告诉你们一次,不要企图藏任何东西,因为你们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不让你们说我们不够诚实,你们要记住,你们交出一切以后,我们要检查一次,看看在你们那里是不是还有东西,哪怕是一枚硬币,现在所有人都给我离开,快走。他举起胳膊,又开了一枪。又掉下一块灰泥。你,拿手枪的人说,我忘不了你的声音;我也忘不了你这张脸,医生的妻子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瞎眼女人话里的荒唐之处,她说不会忘记本应看不见的那张脸。盲人们尽可能快地离开这里去找各自宿舍的门,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一个宿舍里的人已经开始向难友们讲述当时的情景。现在看来,我觉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服从,最糟糕的是他们有武器;我们也可以武装起来,药店伙计说;不错,从树上折几根棍子,如果我们的胳膊够得着的高度还有一些树枝的话,还有,从床上卸下几根铁棍,虽然我们没有力气,举不动,而他们至少有一支枪;我不会把属于我的东西交给那些盲婊子养的,一个人说;我也不交,另一个附和;这件事,要么我们全都给,要么谁也不给,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医生的妻子说,另外,这里面的规矩必定会和外面强行让我们遵守的规矩一样,谁不愿意交就不要交,这是他的权利,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吃饭,绝不能靠别人吃;我们都交吧,把一切都交出去,医生说;要是有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交呢,药店伙计问;这样的话,好,他就吃别人给的吧,有人说得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了一会儿,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那么,我们指定谁当负责人呢;我选医生先生,戴墨镜的姑娘说。无须举行表决,全宿舍的人都同意了。必须有两个人,医生提醒说,还有人愿意当吗,他问;要是没有人报名,我来当,第一个失明者说;很好,那我们就开始收集吧,需要一个口袋,提包,小箱子,任何这类可以用的东西都行;我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医生的妻子说,之后马上就开始腾手提包,里边装着一些化妆品和其他小物件,当时把它们装进手提包的时候肯定想象不到会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瓶子盒子和软管当中有一把长长的剪刀,刀尖很锋利。她不记得曾经把它放进包里,不过它确实在。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来。盲人们正在等着,丈夫走到第一个失明的人床边,正和他谈话,戴墨镜的姑娘对斜眼小男孩说食物很快就会来,她已经把地上一块带血迹的纱布推到床头柜后面,仿佛还有些许无用的羞涩,想让床头柜挡住人们失明的眼睛的目光。医生的妻子望着那把剪刀,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望着它,这样,怎么样呢,就是这样望着,她想不出任何理由,真的想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会望着摊开的手掌托着的这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两片镀镍刀片都闪闪发光,刀尖很锋利。你把提包腾出来了吗,丈夫从那边问;已经收拾好了,她回答说,一面把拿着空提包的胳膊伸出去,一面用另一只胳膊把剪刀藏到背后;出了什么事吗,医生问;没有,妻子回答说,当然,她也可以回答说,没有你看得见的东西,大概你觉得我的口气不对,就是这样,什么事都没有。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来到这边,用犹豫的双手接过提包,接着说,你们把东西准备好,我们开始收了。医生的妻子摘下手表,又摘下丈夫的手表,取下耳环,还有镶红宝石的小戒指,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自己的结婚戒指和丈夫的结婚戒指没费什么劲就摘下来了,我们的手指都变细了,她想,一件件放进手提包里,还有从家里带来的钱,一些面值不等的钞票,一些硬币,都拿出来了,她说;你有把握吗,医生问,再好好找一找;值钱的东西只有这些。戴墨镜的姑娘已经把她的财产收集在一起,大同小异,多了一副手镯,少了一只结婚戒指。丈夫和第一个失明者转过身去,戴墨镜的姑娘伏下身子对斜眼小男孩说,当我是你妈妈吧,我为我们交出这些东西,这时医生的妻子后退几步,退到最里面的墙边,和别的墙上一样,那里钉着一排大钉子,大概是当年的疯子们挂他们什么宝贝东西用的。她选了够得着的最高处的那个钉子,把剪刀挂在上面,然后回到床上坐下来。她丈夫和第一个失明者慢慢朝门所在的方向走去,不时停下来收取两边每个人交来的东西,他们当中有些人嘟嘟嚷嚷地抗议,说遭到无耻的抢劫,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实话,另一些人则

                      ,都不是魏国和赵国的意愿。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两国可着劲儿互相攻击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后果吗?”对于魏国来说,后果还不仅仅是这些。前面说过,魏国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当年魏文侯进攻中山还得从赵国借道。魏、赵交恶后,赵国断绝了中山与魏国本土的交通,魏国便失去了对中山的控制。中山的原住民狄人趁机起事,赶走魏国官吏,史称“中山复国”。魏、赵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韩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抓紧时间扩张自己的地盘。公元前385年,韩国攻郑,取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又攻宋至彭城,俘虏了宋君。公元前375年,魏国伐楚,双方交战于榆关。韩国乘机入侵郑国,将郑国灭掉,并迁都于新郑。赵国继续向东北扩张。公元前377年,赵攻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省高邑)。公元前376年,赵又攻中山,战于中人,获得了中山的大片土地。公元前372年,赵国再度入侵卫国,攻取七十三个乡镇。魏武侯伐赵救卫,在蔺地(今山西省离石)大败赵军。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了。魏武侯即位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当世第一强国。但是他用人失察,逼走吴起在先,外交失误,得罪赵国在后,以至于楚国有机可乘,差点陷魏国于危亡。魏武侯死的时候,尚未指定继承人,他的两个儿子魏罃(yīng)和魏缓争夺君位,又陷魏国于分裂。当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成侯(赵敬侯之子),韩国的国君是韩懿侯(韩文侯之孙)。有人对韩懿侯说:“魏国的两位公子争夺君位,您难道没听说吗?现在魏罃得王错之助,占据上党,拥有了半个魏国,与魏缓打得不亦乐乎。您如果现在出兵,就能将魏国置于您的控制之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韩懿侯听了很高兴,于是联络赵成侯,两国联合出兵,在浊泽打败魏军,将魏罃包围。在下一步如何处置魏国的问题上,赵成侯和韩懿侯发生了分歧。赵成侯的意思是杀掉魏罃,以割地为条件,立魏缓为君。韩懿侯则想让魏罃和魏缓分治魏国,“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两人各持己见,都不能说服对方。韩懿侯一怒之下,引兵退去。魏罃趁机反攻,将赵军赶出了魏国,并且杀死了魏缓,自立为国君,即历史上的魏惠王(为什么不是魏惠侯而是魏惠王,以后会讲到)。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不禁替魏国捏了一把汗:“魏惠王之所以幸免于难,魏国没有被分裂,完全是因为赵、韩两家意见不统一。如果采用任何一家的策略,魏国必分。所以说,国君至死不指定嗣君,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三晋同盟就彻底解散了。公元前362年,魏相公叔痤讨伐赵、韩,在浍北大败两国联军,生擒赵将乐祚,取得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省翼城)、列人、肥(均在今河北省肥乡),报了当年浊泽之仇。魏惠王十分高兴,亲自到城外迎接公叔痤,要赏他良田百万亩。公叔痤拜谢了魏惠王的好意,却坚持不要赏赐,说:“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士卒用命,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下臣只是趁着敌人有所疏忽,猛击战鼓,不敢懈怠而已。”魏惠王说:“士卒们表现好,是因为您平时训练得好,那也是您的功劳。”公叔痤起身离座,正色道:“能够把士卒训练成这个样子,非下臣所能为,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功劳。”“谁?”“吴起。”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不是吴起当年打好基础,制订了一整套治军方略,魏国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呢?下臣不过是站在吴起的肩膀上,稍微尽了一点力而已。您要赏,就赏给吴起吧!”魏惠王点头称善。这时候,离吴起在楚国被杀都已经有十九年了。魏惠王命人遍访魏国,找到吴起的后人,硬是赏了二十万亩土地给他们。如果吴起泉下有知,多少会觉得是个安慰吧。第四章商鞅变法公元前362年,公叔痤在浍北大败赵、韩联军,回到安邑,未及休息,又被魏惠王派到少梁去迎战秦国人。原来,秦国自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以来,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宣布“止从死”,废除了实行三百多年的殉葬制度。公元前375年,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按五家为一伍的编制,编入国家户籍。同时推行县制,先后建立了栎阳、蓝田、蒲等县,以加强中央集权。秦国逐渐强大后,又忍不住打起了魏国的主意。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命人在武都(今陕西省华县)筑城,被秦国派兵破坏。接着秦国又在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大败魏军,这也是自吴起镇守河西以来,秦国人首次在河西获得胜利。公元前364年,秦国更是攻入河东,在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大败魏军,斩首六万。公元前362年,魏国和赵、韩战于浍北,秦国便乘机讨伐魏国的少梁。这种局面,在魏文侯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魏惠王寄希望于公叔痤挟浍北大捷之威,将秦国人赶回西方去。然而事与愿违,少梁一战,魏军大败,连公叔痤都被秦军俘虏(战后被放回)。秦军乘胜追击,攻占了庞城。这样一来,魏国的河东地区被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一线可与河内连通。一旦赵、韩联合攻魏,切断上党交通,再加上秦国的进攻,河东就危险了。魏国的首都安邑,正在河东。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将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魏国又被世人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常被称为梁惠王。“要么重用卫鞅,要么杀了他”就在这一年,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去世了。公叔痤去世前,魏惠王亲自到相府去探望。对于这位两朝老臣,魏惠王是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所谓探望,既是为了告别,也是为了听他的政治遗言。或者更直接一点说,就是想知道谁可以接他的班,成为魏国的下一任相国。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一个人:“下臣的中庶子卫鞅(即商鞅)可当大任。”所谓中庶子,即相国的侍从秘书。魏惠王见公叔痤提出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禁有些失望,说:“卫鞅吗?寡人怎么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言下之意,如果是个人才,多少会有些名气,怎么可能一直埋没在相府,连他这个国君都没听说过呢?公叔痤抓住魏惠王的手:“此人博古通今,勤奋务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又熟读先相国李悝的著作,了解魏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名为相府中庶子,实则是下臣的主心骨。国家的大事,有很多都是他替下臣出主意。下臣多次想将他推荐给您,但始终因为一己私念,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身边,所以他才没什么名气。他的才能,下臣是最清楚的,您如果重用他,必成霸业!”魏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长叹一声,示意屋子里其他人都退下,压低了嗓门对魏惠王说:“您如果实在不想用他,就杀了他吧!”“啊!为什么?”魏惠王大吃一惊。“下臣一生之憾事,就在于当年让吴起活着离开魏国,以至于让楚军横断河东,饮马黄河,几陷魏国于危亡。卫鞅的本事不在吴起之下。对于这样的人,您要不就予以重用,要不就一刀杀掉,以免为他国所用,后患无穷!”公叔痤说着,本来已经失神的眼中突然露出一道凶光。魏惠王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心想这老头子病得不轻,开始说胡话了。区区一个卫鞅,翻得起那么大的风浪?再说了,无缘无故杀掉一个中庶子,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不会说他滥杀无辜吗?他安慰了公叔痤几句,便离开了。魏惠王走后,公叔痤马上命人将卫鞅找来。卫鞅和吴起一样,是卫国人,而且是卫国公室的后代,所以在某些史书上又被称为公孙鞅。公元前361年,卫鞅不过二十九岁,是个消瘦的年轻人,却已经担任公叔痤的中庶子多年。由于长期与位高权重者打交道,他养成了一种谨言慎行的习惯,脸上鲜有喜怒哀乐,让人很难捉摸得到他在想什么。公叔痤见到卫鞅便说:“刚刚国君来过,问我有谁能够继任相国,我向他推荐了你。”卫鞅面无喜色,只是向公叔痤拱了拱手,表示感谢。公叔痤说:“想必你也猜得到,国君没有同意我的意见。”卫鞅说:“是。”“所以,我又向他建议,如果不能重用你,便把你杀掉。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你太有才了,我怕你日后为他国所用,对我魏国不利。”卫鞅没说什么,只是眼神闪烁了一下,很快便恢复正常。公叔痤接着说:“你为我服务那么多年,到我临死的时候,却不能给你一个前途,反而要陷你于险境,真是很对不住。但我必须那样说,因为我深受魏国的恩惠,又是两朝相国,必须站在魏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卫鞅说:“既然是那样,您为何又要告诉我?”公叔痤说:“于公,我建议国君杀死你;于私,我却不能看着你这样白白死掉。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魏国吧,越快越好!”卫鞅摇摇头,说:“我不走。”“为什么?你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国君不会杀我的。”卫鞅平静地说,“他既然不听您的建议重用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才能,自然也用不着杀死我。”这次谈话之后没几天,公叔痤便去世了。果然如卫鞅所料,魏惠王根本忘记了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公叔痤死后,他必须亲自打理国家事务,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迁都大梁的后续战略,他极力图谋在中原开拓领土,为此频频出访和发动战争。公元前361年,魏、赵两国达成协议,魏国将榆次和阳邑(今山西省太谷)交给赵国,同时取得赵国的泫氏(今山西省高平)。不久赵国又将旧都中牟交给魏国,以此获得魏国的繁阳(今河南省内黄)、浮水。公元前357年,魏军包围韩国的宅阳,迫使韩昭侯(韩懿侯之子)与魏惠王结盟,韩国将平丘、户牖、首垣等地割让给魏国。魏国还从韩国获得了轵道(今河南省济源)和郑鹿(今河南省浚县),从此打通太行山的交通。这样一来,魏国在中原的土地就连成了一大片,形成了十分有利的局面。在国内,魏惠王继续深化改革,励精图治。一是兴修水利,开发良田。在他的统治时期,魏国开始开凿著名的鸿沟,即从黄河开凿运河通向圃田泽(当时中牟附近的大湖),又从大梁城外开凿渠道从圃田泽引水灌溉农田,大大改良了河内的生产条件。二是加强军备,强化武卒制度。三是派将军龙贾在大梁以西修筑长城,用于防备秦国的入侵。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魏国逐渐走出低谷,再度立于强国之林。公元前356年,魏惠王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春天,鲁、宋、卫、韩四国国君联袂来到大梁朝觐了魏惠王,承认他是中原的霸主。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魏惠王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名叫卫鞅的前任相府中庶子,已于三年前悄悄离开了魏国。最大的难题:变法还是不变卫鞅是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才携带着李悝的《法经》从大梁动身前往秦国的首都栎阳(今陕西省西安)的。公元前362年,秦军攻占魏国的庞城之后,秦献公便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年仅二十一岁的太子渠梁,也就是秦孝公。秦国在春秋时期,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那就是秦穆公称霸的年代。然而自秦穆公死后两百余年,由于晋国持续强大,秦国基本上被晋国隔断了与中原的联系,只能偏安西陲,久而久之,竟然被中原各国视为狄夷。进入战国后,晋国解体,秦国趁机向东扩张,侵夺魏国的领地,又遭到吴起的迎头痛击,反而丢失了富庶的河西地区,可谓得不偿失。秦献公上台后,秦国经过一系列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几次对魏战争都取得胜利,并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然而,和东方列强相比,秦国仍然十分闭塞落后,几次局部战争的胜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魏之间力量的对比。魏国仍然控制着河西地区,而且在魏惠王的领导下,又在中原获得了广阔的战略空间,对秦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秦孝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了《求贤令》:“当年我秦国的先君穆公自岐山、雍城兴起,施行德政,振奋士气,向东平定晋国之乱,饮马黄河;向西称霸于戎狄,辟地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何等光大辉煌!然而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年代,接连几世不得安宁,国家内忧外患,被三晋夺去了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献公即位后,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就是为了东伐三晋,收复失地,恢复我大秦的光荣。寡人每念及此,便深感痛心。如果有谁能够献出富国强兵之策,我必封官加爵,列茅分土!”一时间,天下英雄纷纷涌入秦国,身形消瘦的卫鞅混迹于其中,并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第一次见面,谈了不到十分钟,秦孝公便哈欠连天,将卫鞅打发走了,而且责怪景监:“你推荐的人狂妄无知,胡说八道,有个屁用!”景监很郁闷,回来之后便问卫鞅:“你都跟主上说什么了?”“帝道。”卫鞅说,“不过看来他根本听不明白,没说几句就打哈欠了。”景监说:“什么天道地道,我一概不懂。但我要告诉你,别在主上面前故弄玄虚,要说就说点实在的,他最不喜欢别人夸大其辞、信口开河了。”卫鞅想笑又不敢笑,说:“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给他说点实在的。”景监倒也耐烦,过了五天,又安排卫鞅和秦孝公见了一面。没想到,两人聊了没几句,卫鞅又被赶出来了。不消说,景监又挨了秦孝公一通批,回来问卫鞅:“这次你又说什么了?怎么又被赶出来了?”卫鞅说:“这次我说的是王道,还是不对他的胃口。”景监说:“那咋整?”卫鞅说:“请您再给我争取一次机会,相信我,一定会让主上满意的。”过了些日子,景监果然又安排卫鞅见到了秦孝公。会见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这位客人,原来倒也有些学问,今天聊得挺开心,你让他过几天再来找我。”景监松了一口气,回来告诉卫鞅。卫鞅不觉莞尔一笑,说:“我已经摸到主上的脉搏了。”景监问:“你都说啥了?”卫鞅说:“霸道。您有所不知,帝道王道,都是长治久安之策,然而须假以时日,不可急于求成。霸道则有如猛药,药力强,见效快,然而急功近利,恐留后患。主上是个性急的人,这次我给他下了点猛药,下次再加码,直接给他说强国之道,必成大事。”几天之后,卫鞅和秦孝公进行了一次长谈。据《史记》记载,这一次,秦孝公完全被卫鞅吸引住了,听得出了神,习惯性地想用手肘撑住席前的小方几,却撑了个空,摔倒在卫鞅面前。卫鞅给秦孝公开的药,其实就是魏国李悝变法加楚国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大而言之,有四项内容:一、重视农耕,发展经济;二、奖励军功,提升军队战斗力;三、剥夺贵族特权,强化中央集权;四、废除人治,推行法治。但是,光说服秦孝公还不行。长久以来,秦国的政治把持在贵族元老手中,国家大事,甚至包括国君的废立,都是由他们说了算。例如秦怀公本来是流亡的公子,就是被贵族们从晋国迎回来当国君的,后来又被他们抛弃,遭到围困而自杀。秦简公也是从晋国迎入的。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原来也是流亡在魏国,长达二十多年,目睹了魏国的变法与强大。后来被秦国的贵族迎立为君,才将魏国的政治理念引入秦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可想而知,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准备任用卫鞅变法,必须先过国内的贵族元老这一关,而他们,对于一个从魏国来的卫国人主持大局,并且一上来就叫嚷着要剥夺他们的特权,无疑是强烈反对的。交锋在朝堂上直接展开。秦孝公说了一段开场白,大概意思是,国君的责任是守护社稷,臣子的责任是维护国君。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果秦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但是变法是大事,我怕天下人议论,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卫鞅马上说,怕这怕那,什么事都干不了,主上既然决心要变法,就不要管天下人怎么议论。而且高人行事,本来就容易遭到世俗非议;有真知灼见者,一定会受人嘲笑。蠢人等到事情发生后都弄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智者却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不可以和

                      超碰cao已满18进入离开到身边了,她会怎么样?哭着喊着求饶吧。呵呵,肯定是这样!于是,劝降通知书送出,郭药师等人边打边等。之后,他们等来了一个大麻烦,萧干突然出现,这人居然带着三千人火速杀回了幽州城里,和怨军打起了巷战!这就是萧太后的反应,她接到恐吓信不仅没吓倒,反而派人向良乡方位的萧干求援。这是个有种的女人,哪怕刀快砍到了脖子上,都选择硬挺。查一下辽国的历史,是凡叫萧太后的,从来都是强人。当然,除了耶律洪基的老婆……回到幽州城里,萧干突然回援,打乱了怨军的阵脚。萧干的部下们眼睛都红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怨军也好,汉人也好,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现在抢进他们的家里来了!按平时的战斗力来衡量,他们远远不是怨军的对手,何况怨军里还有杨可世等万人敌,同时人数比怨军少了一倍。可这时情急拼命,怨军居然被他们打得节节后退,从城中心赶向了迎春门来路。郭药师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暗暗心喜。萧干回来得好,从大局上看,这是辽国人真正的败招,只要他们能再挺一会儿,宋军就将掌控全局。萧干在良乡以一万人对抗十万西军,本就力不能支,现在为了应付怨军偷袭,抽调三千人回援,良乡方面的力量立即薄弱。刘延庆指挥全军强攻,很可能一击即破。幽州城里,萧干看似占尽上风,实际上只是他突如其来,打得怨军不知所措罢了。按原计划,很快刘光世就将率领生力军来接应,那时里应外合,萧干必将与幽州城一同陷落。之后,整个燕云地区动荡,其余十三州望风而降……千秋伟业,至此大定。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间,宋、辽两国的命运掌握在刘氏父子的手里,他们的意愿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动,哪怕刘延庆按兵不动,只要刘光世能率军接应,那么一切就将水到渠成。命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处等着宋朝,光明、荣耀、失去近两百年的民族守护城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只需要刘光世出现。但是,在刘光世的一生中,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出现,他的习惯动作是消失。幽州城不是他第一次玩消失的地方,公元1122年也不是他第一次掌握全民族命运的时刻,鬼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总会掌握到那么重要的东西,但他就掌握到了。接着就放弃了……那一天,刘光世没有出现在幽州城里,他和那些约定好的生力军都不知去向。怨军陷在了幽州城里,他们名义上的敌人是三千名辽军,比他们少了一半还多,可你能相信像幽州这样大的历史名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会全城沉默,任凭几千个敌人随意杀戮吗?满城都是敌人,怨军节节败退,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城门,只不过城门被关上了,重兵把守,他们抢过去攻了好几次根本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只好打起了城墙的主意。他们用绳子系在城头上,一个个顺了下来。勉强活着逃出城的,只剩下了几百个人,而且都没了马。他们徒步逃生,从小路回到了大营。偷袭失败了,士卒不算,连大将高世宣都死在了幽州城里。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此一役,宋军只是没占着便宜,对比辽国,萧干军队死的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奔波,已成疲军,而刘延庆的大营始终平稳,无论是战力还是物资,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点,刘延庆自己知道,所以他敢挺在良乡附近等消息;萧干也知道,这让他很绝望,他是很能打,但是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万兵力,总是以一敌十,敌二十,次数多了也会死人的。但是他必须得赢……绝望中,他冷静了下来,仔细回想,他找到了宋军的破绽。接战两次了,宋军本来大胜的机会,为什么会输?问题都出在主将的身上,第一次是童贯猪油蒙了心,不该退一定要退,不能打一定要打,等于是他玩死了西军;第二次,纯粹是刘氏父子的无厘头表演秀,刘爸爸行军像旅游,大平原上被偷袭,刘儿子玩失踪,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失去。很好,萧干有了个非常荒诞、近于无聊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再一次冒险,带着人出了幽州城。这等于把幽州的城防又扔了。他悄悄地绕过了宋军大营,出现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之后就是等,这么点兵力一直等在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直到等到宋军的运粮队出现。这期间他很幸运,没人发现他们,很显然刘延庆把巡逻队都关在了大营里,全体关门睡大头觉。在这种危险地段,萧干带人冲了出来,把宋军的运粮队给劫了,临走时很不小心地透露了一个军情——辽军集结了三倍于宋军的军队,已经在良乡周边形成了包围圈,只等晚上举火为号,就一起围攻,把宋军全歼。这个军情迅速地传到了刘延庆的耳朵里,刘延庆第一时间震惊了。天哪,狡猾的辽国人,万恶的辽国人,居然不声不响地给他挖了这样大的坑!今天晚上就围攻吗?那么危机迫在眉睫了吗?怎么办……他绕着圈子想办法,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其实多简单,简单得接近无聊,非常的荒诞,辽国只剩下燕云十四州了,连主城幽州都被攻进,萧干只能抽调三千人亲自回援拼命,哪儿还能再变出来三十万辽军?如果能这样,还会坐视宋军入境吗?早就在白沟那儿隔河阻击了。这些刘延庆想不到,他完全被自身的安危给吓着了,粮道被断,军情突然,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他慌了,当这一天晚上,夜幕下突然间火光四起时,他真的像是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辽国骑兵冲锋时的马蹄声。撤退,立即撤退!刘延庆以最严厉的军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令全军不顾一切、扔掉一切地火速逃跑,来不及带的各种战略战备物资,全部就地烧毁。这一夜火光冲天,其中绝大部分是宋朝人自己点的。这片大火里烧的绝不仅仅是些帐篷、器械之类的东西,而是宋朝自熙宁变法以来积累的所有家底。其中最重要的是军粮。“……自熙、丰以来,所蓄军食尽矣。”——《三朝北盟会编》刘延庆管不了这些,在他心里,自家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没命地跑,驱赶着士兵们和他一起跑,跑了一夜之后终于到了白沟。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看来危险终于逃过去了,前面就是国境线,过河就会安全。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更大的危险。辽军杀到了。他昨晚并没有幻听,火光骤起时真的有马蹄声响起,萧干真的率军冲向了他们。只是由于实力悬殊,萧干没有直接动手,他一直尾随在宋军的背后,直到宋军跑了一夜心力交疲时才发动攻击。这时前有白沟界河,后来辽军铁骑,十万宋军一夜奔逃,局势恶劣得无以复加。之后的事儿还用说吗,宋军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才渡过白沟,回到了宋境。第二次北伐结束。这一次宋军败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要再说什么士气了、荣耀了之类的事,每一个士兵都郁闷到要死。纵观全局,他们根本不是辽国人打败的,是被辽国人吓败的!老子不是吓大的,是被吓死的!这样的屈辱,完全是上层彻底腐烂的恶果。西军纵然勇武又怎样,全军都是万人敌又怎样,只要有童贯、刘延庆、刘光世这样的大领导在,他们都得败,都得死,都得屈辱。这一战过后,物资没有了,军力丧失了,士气都泄了,这还只是自身的损失。看外面,辽国人、女真人都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事实,堂堂宋朝,如此庞然巨物,居然只是银样镴枪头,是个纸老虎。哈哈,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调整政策,肥肉就要有肥肉的待遇。尤其是女真人,他们再不把宋朝当成战略伙伴了。以上仍然只是损失的一部分。北伐燕云更大恶果要在两个月之后,以及两年半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那时的宋朝才会自食其果,欲哭无泪。第十七章如此复燕云两个月之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亲征燕云。金军终于杀过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必将发生的事,可当它真的发生时,仍然让人发抖。准确地说,是辽人吓得发抖,宋人气得发抖。恨啊,当初为了占便宜,抢先发动攻击,本想着一触即溃,把燕云抢到手,从此有了北方防线。谁知徒劳无功,损兵折将。最要命的是,两次大战也把辽军搞得元气大伤,这时金军杀过来,简直是标准的下山摘桃子。前思后想,宋朝是个多么好的裁缝啊,给金国做了嫁衣裳。后悔是没用的,恐惧也是没用的,时间走到了这一刻,宋朝人只能站在边境线上眼睁睁地看着,而辽国人很痛快,萧德妃的坚定不见了,萧干的神勇没有了,前途无限远大光明的耶律大石也消失了,整个辽国嫡系集团意见空前统一。逃跑。完颜阿骨打离着燕京城还有好远的路,辽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离开幽州,从古北口逃离燕云地界,一路向西,去寻找逃得更远更彻底的天祚帝耶律延禧。金军的燕云之役,几乎没动刀兵,是直接骑马进的城。进城之后,全体金军的头都晕了……太幸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之城吗?他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繁华,哪怕此前他们占领了辽国五京中的四京,也没见过这样的世界。燕云十六州是特殊的,它有辽人的特色,更多的是宋朝的色彩。它是当时辽国的最南端,是最接近宋朝文明程度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还是风采,都几乎与宋朝同步。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女真人沉醉在燕云十六州的桨声灯影里,每天逛逛街、杀个把人、抢些花姑娘、做做抄家游戏,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当然,心情舒畅中,他们也做了两件正经事。第一,派人向西追辽国人。这件事必须要办,但不必急了,辽国人已经彻底玩不出花样,是实际上的亡国之人,就差灭种。第二,比较麻烦,但充满了乐趣和幻想。女真人把眼睛投向了南方。在贫困中幻想着富贵是种折磨,在富贵中向往更大的富贵则是种享受。而当向往可以像幻想一样无限升级,升到哪一步都能变成现实的话,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女真人吧!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年尾,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之间,女真人的生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心想事成。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想要什么,都会得到。这是多么神奇,这是怎样的快乐。事情要从阿骨打逼近幽州城说起。军队在行动,使者们更忙碌,赵良嗣跑前跑后,他的任务太重大了,要在宋军败了的前提下保证金军履行合同。这太难了,之前说好了的,是两军夹击共同出力,金军才让出燕云的部分地区,现在金军单方面搞定,有充足的理由大把的机会不认账。果然,金国人再没了好脸色,他们的使臣叫蒲家奴,一见面就把赵良嗣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赵良嗣只能听着,人家说得条条在理。比如两国约好了进攻,宋朝白白让金国等了半年;金国使者到了开封,什么事也不谈,晾在一边耗时间;比如宋朝突然出兵,想钻空子占便宜等等,现在打输了才想起盟友,你们把金国当傻子耍吗?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拿钱来!除了当初说好的只给南朝六州二十四县,每年照旧收整个十六州的岁币之外,这六州二十四县里只给宋朝汉人的财产,其他的奚、契丹、渤海等族的人口财产全部归女真人。这太苛刻太模糊了,只要在执行中稍微黑心点,就能把那些州县里的人口财产全搬光。但人在矮檐下,宋军败得太狼狈了,赵良嗣无话可说,只能同意。这只是第一阶段。金军进入燕云之后,幻想开始升级,第一次,他们不满足于岁币了,要租税。租税,也就是税收,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土地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住人,能够产生税赋,如果连这个也要舍弃的话,土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金国人给出的理由是,燕云是我们打下来的,是我们的财产,所以税赋都是我们的。现在连土地带租税都给你们,实在亏大了。要是单给租税都不同意,你们马上走人,燕云的事再也不要谈了。赵佶很紧张,燕云一定要得到……好吧,同意给租税。本以为这样金国人就满意了,没想到金国的使者临走前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话。——南朝陛下,燕云是我们在去年年底打下来的,所以岁币嘛,应该从去年开始算。年底……是不是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九秒之前攻占的燕云呢?时间差打到了这地步,真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怎样的铁算盘种族。这还是七八年前纯朴的北方原始土著居民吗?看来大规模的抢劫生活真的很锻炼人!当年,这位使者只是随口一说,四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立即到手。宋朝的皇帝居然一点折没打,要一年就给一年,一点没含糊。金国人带着意外的兴奋回去了,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阿骨打,于是三个月之后的交割现场变了味道。金国人先是挑剔宋朝的国书写得不正规,里边有好多字看不懂。宋朝人郁闷,这是当代伟大的书法家赵佶亲笔写的,你们这帮刚认字的土匪看不懂,难道是书法家的错吗?可是根本说不清,宋朝的使者来回换了四次国书,才算过关。这只是开始。金国人又说,辽国是女真人的死敌,燕云地区有很多辽人逃到了宋朝境内,比如赵温讯、李处能这样的大臣。在交割前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死敌……好吧。宋朝交了,却没想到赵温讯刚进金营,完颜宗瀚亲自出现,奉为上宾,给了好大的官职。还没完。金国人换上了一张笑脸,说辽国的天祚帝、萧干、耶律大石等人还没抓到,这时归还燕云,实在是给宋人留下了隐患。这样吧,金国替你们抓,可是粮草有问题。二十万石。宋朝也答应了。粮食运到,金国人再提新条件,说辽国的怨军郭药师部八千人在宋朝,这也是死敌,一定要交出来。这一次宋朝不干了,这是难得的战斗力,说什么也不能给。两方一顿协商,最后宋朝以幽州城辖区内一百五十贯以上家产的共三万余户人家为代价,“买”下了怨军。时间接近四月,交割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宋朝人到了幽州城下,望着丢失两百多年的故土根本来不及感慨,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幺蛾子迎面而来。第一,之前谈好的租税落实了数额,每年一百万两白银。这和每年的岁币不发生关系,于是宋朝得回燕云区域的六州二十四县之后,每年要交给金国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多吗?还有下文。金国人提出,这每年一百万两的租税不能用钱来交割,要用实物。这一条才是狠的,才是内行话。宋朝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在捣鬼。只有他们这些和宋朝打了百十来年交道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的学问。如果每年只给钱,那么生产力落后的金国拿着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钱币一点用都没有。钱对老百姓有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意义,只有物资才是根本。于是,他们只能拿着宋朝给的钱,和宋朝做生意。这也是之前宋、辽两国的边贸合作方式,宋朝每年交出去的岁币,都能通过榷场赚回来。现在金国不要钱,要物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的侥幸,想想每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的窟窿,这得用什么才能去填平?!狠、毒。但是不答应吗,那么之前的让步努力难道全白费了不成?想了想,宋朝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西京。对此,金国人也挺大方,现将原话照搬一下:“皇帝言宋皇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说,何辞以拒?然其民却待迁去。”只给空城,不给居民。赵良嗣一听就火了,他问:“只给空城,我们要来干什么?”金国人狡黠一笑,说:“其实很简单,俺们皇帝只是想让你们再出点血,犒赏三军而已。”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但事实如此,只能伸头等刀。为了西京,宋朝又一次性地给了二十万两。这些都做完后,金国人沉默了,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了再想,也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再拖再敲诈。于是,金国人收兵走人给宋朝让地方。这时,据金军进占燕云已经过了近半年之久,以幽州城为例,已经面目全非。能杀的全杀了,能抢的全抢了,能烧的也都当篝火在某些快乐的夜晚烧光了……就是这样,金军在临行前还掳掠“中原士大夫之家妹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酣歌宴乐,唯知声色之娱”。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领宋

                      印法币。待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收拾这个被双方搅和得异常混乱的金融体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共产党这边的边币却非常坚挺。史家通常认为,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金融体系崩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

                      结语

                      对于军统和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殊难评价其功绩。既因为秘密战线的斗争极具复杂性: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直到今天,众多史料还矛盾重重,有些史料认为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也因为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边与自己的同胞作对,一边与国共两党以及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譬如逮捕川岛芳子的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昨天还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以“谋反、投敌、贪污”等罪名秘密处决。譬如曹锟的长孙女婿、刺杀汉奸张敬尧的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之前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譬如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昨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隔天就被捕了,并落水当了汉奸,成为同事的制裁对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忍辱负重更是一种牺牲,因为这个过程更加残酷,更加痛苦。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国家、为理想、为信仰而放弃爱情家庭、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斗士。也许他们的名字少有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最后,简单交代一下那些曾在本书中出现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的结局。抗战胜利前,徐恩曾因走私军火,被“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世风流的戴笠在征服了最后一个女人——上海滩影后胡蝶之后,带着一堆谜题,于1946年3月一个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日子,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戴机撞戴(岱)山,雨农(戴笠的字)死雨中。76号的丁默邨于抗战胜利两年后被执行死刑。特高课这边,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被第一个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被判处死刑。杀出个黎明第九章铁血远征军,杀出个黎明

                      猎杀1941

                      随着中日两国在各条战线均进入僵持阶段,时间也悄然来到了1940年年底。1940年9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订攻守同盟,是为轴心国。1941年6月,德国全力进攻苏联。“二战”之初,被德军“闪电战”(充分利用飞机和坦克的速度优势,集中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击破的国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给希特勒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觉:闪电战可以包打一切。所以希特勒对付苏联的战术还是闪电战。可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再高明的战法,也有它的弱点。闪电战的弱点就是它过于注重速度和成功率,一旦不能快速“劈”死对手,就会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陷入拉锯战。一旦进入拉锯战,汽油、弹药、衣服和食物等补给跟不上的“闪电”部队,就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那些被闪电战击破的国家与苏联相比,从国土上来说,都缺少战略纵深,从武器装备来看,都缺少空中优势。苏联的这两个特点,都能克制德国的闪电战。战争的进程果然印证了这一点。开战之初的一个多月里,苏联红军死伤无数,西部国门大开,德国人长驱直入,直抵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城下。此刻,德国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比痛苦且漫长的鏖战!此前,德国人只用一个多月就拿下苏联国土数百万平方公里,毙伤苏联军队数百万。但对付列宁格勒这样一座小小的城池,他们居然花了近九百天,自己死伤五十多万,造成对方军民死伤近两百万,最终还是未能拿下。在誓死捍卫祖国和家乡,一波接一波冒死冲锋的苏联人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闪电部队”被冻结在了西伯利亚的寒流中。当然,如果把时间定格在进军列宁格勒之前,德军是天下无敌的,谁也不看好被揍得落花流水的苏联红军还能翻盘。德国的成功刺激到了日本,日本人嚷着“不要误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口号,在这一年中向中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局部进攻。中日双方各有胜败——如“土木系”二号人物罗卓英指挥的“上高会战”的大胜、何应钦指挥的“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总体说来,日本赢多输少,但赢得并不轻松。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将到来。中日战争打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外,中国的另一大作战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这个优势就是人多。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几场大仗下来,中日双方都紧急招兵以继续作战。中国的新兵虽然和以前一样缺乏训练,但日本的新兵较之以往通过了层层选拔、得到了足够训练且身经百战的老兵差距更大。所以,中国的人口优势终于转化成了胜势。除了人口劣势之外,日本本国贫乏的资源也使其无力支持长期消耗战。而且由于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存在,日本人“以战养战”也成妄想。尤其是在德、意、日结盟后,美、英公开地支持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使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的石油储备已经捉襟见肘,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一途了。但是,日本人想出了破解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彻底疯狂。彻底疯狂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不用思考自己能不能做到,只管听天由命,放手一搏。日本人决定做三件事:第一,彻底摧毁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打破其对日海上封锁。第二,占领东南亚,以获取那里富庶的战争资源。第三,进入缅甸,摧毁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掐死中国。于是时间定格在1941年12月7日,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日军彻底摧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此时的蒋介石一定难抑喜悦之情,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十年的孤军奋战终于告一段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日本自掘坟墓,把顶级强国美国拖下水,日本人疯得实在是太及时了!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对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宣战。中国加入轴心国的对立面——同盟国,与美、苏、英站到了一起。几天后,日本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稍提一句,德国、意大利之前已经对欧洲各国都宣过战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上演。

                      北上还是南下

                      按照正常逻辑,鉴于苏联国力不如美国,那么日本北上与德国合作,先搞垮苏联再谈其他似乎更加合理,可为何日本人选择南下?其实,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日本还是选择南下,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原因一,兵力不足,风险太大。别看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其实这都是表面功夫。就像德国和苏联也签了互不侵犯协定,还不是照打不误。所以苏联根本信不过日本,仍在远东屯兵近百万。如此看来,日本若想攻打苏联,按照苏联人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军队派少了根本就是白搭。可军队又不能凭空冒出来,那么打苏联的军队从何而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简单了解一下1942年前后日军扩编之后的兵力分布,情况大概如此:本土驻军(数目不详,大概少于四十万)、海军(约三十五万)、驻守东北一带的关东军(约八十万)、与国军在关内正面战场对战的“中国派遣军”(约一百万)、驻守朝鲜、台湾的日军(约十万)。如果与苏联开战的话,关东军肯定跑不掉。当然了,这也正是关东军所期待的。但关东军主力北上,整个东北将处于真空状态。战争进展顺利的话,一切好说,若一旦受阻甚至失利,试问凭借关东军在东北留下的那点残兵,如何抵挡得住百万苏军南下占领东北?既然如此,日本势必派兵填补关东军留下的真空地带,保护东北这块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可是从哪里派兵?唯有拆东墙补西墙。可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本土的驻军,甚至朝鲜和台湾的驻军,都要抽调去东北驻防。但问题是,中日现在已形成相持局面,日军连发动大规模战役都已是力不从心,如果再将关内日军抽调去东北,又拿什么来防备中国军队的骚扰和反击?难道要放弃这几年来已经占领的中国土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时中国未定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只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结局。因此,从兵力上说,与其勉力北上,还不如趁苏联和德军无暇他顾之时,抽调一部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精锐,配合海军南下开辟另一个战场。退一步讲,即使日本配合德国出兵北上,由于苏联西南部的工业区已落入德国之手,所以日本人若想消灭苏联和捞好处兼顾,就得瞄准苏联内迁的工业区如西伯利亚工业区乃至乌拉尔工业区。可问题是,那里靠近苏联国土的腹心,距日本本土甚至是中苏边境都极为遥远,以日本的战略储备状况——极缺石油,军队能不能打到那里还是个问题。不得不说,日本人没在东北发现大庆油田实乃万幸,否则日军以战养战,其破坏力是亚洲人民难以承受的。综合看来,北上对日本来说风险太大。原因二,国策。日本是个岛国,跟英国一样,非常重视海洋防卫。日本由此确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大帝国的国策,决定将主要力量向太平洋扩张。但是,南下也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美国。日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先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然后趁美军无力插手亚洲的这段时间,打通东南亚通道,迫降国民政府。等美国实力恢复到能够进行干涉的时候,日本已经掌控了大局,消化了足够多的利益和足够大的地盘,具备了和美国对抗的实力。想法虽好,但实现起来有些问题。因为日本人找错了对手,一个是被打倒无数次,却永远不会趴在地上的中国,一个是被打成重伤,却依然能够战斗的美国。选择这样的对手,只能说是日本的悲剧。

                      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

                      没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掣肘,日军随即挥兵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去也!为快速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同时向多个国家发动了攻击。关于日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经历,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地名、沦陷时间、死伤——日军杀死杀伤对手的人数。其实,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关岛、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英美殖民军也做了抵抗,只可惜他们抵抗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日军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这一点在菲律宾和新加坡战场表现到了极致。七万五千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武器,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仓皇而逃。一千余日军伤亡换来驻新加坡英军八万余人举起白旗。实际上,英美殖民军的实力不是很差,只是腐败得太重,懦弱了太久,血性全无,冲一下便轰然倒塌。日本迅速将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罗织到了自己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石油、天然气、煤和粮食等紧缺战略物资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紧接着,日军进入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准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切断滇缅公路,进而通过缅甸进攻云南,拿下云南进攻重庆。缅甸是一个孱弱的国家,光靠自己,绝无可能扛住日本的侵袭!而它的宗主国英国,此时正被德国按在欧洲和北非狂扁,根本无暇他顾。即使有暇,英国人最先要保住的,也是其在亚洲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印度。其他类似缅甸的这种小殖民地,只能由其自生自灭了。至于同盟国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失去了太平洋舰队之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它想在短期内恢复曾经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英国都无力发兵援救,缅甸该怎么办?前面说过,中国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已经只剩下西南的桂越、滇缅两条公路。而此时法国人已经投降了,日本作为轴心国,作为胜利的一方,顺其自然地接收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桂越这条国际通道也就被日本堵住了。因此,中国的对外通道只剩下滇缅公路。一旦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持久抗战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决定命运的时刻,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来得稳妥。所以中国决定自己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自己的生命线。蒋介石大出血,一口气准备了三个军,他自己的棺材本第五军也在其中。远征军组织完毕,随时准备兵发缅甸。发兵前,蒋介石也曾征询英国人意见:WhatcanIdoforyou?英国人回复:No,Thanks.娘希匹,英国人自己不出力,居然还不让我中国出力?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英国人有四条强大的理由说No。理由一,英国人自己还没有想好守不守缅甸。理由二,在缅甸还有不少英军,应该跟日军有得一拼。理由三,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第三国军队进入其殖民地,万一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了怎么办?理由四,实在瞧不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百年前,他们在鸦片战争中随便派两艘军舰就能把清军给灭了。这坏印象便一直留存了下来。可惜,英国远非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国,实力早被雨打风吹去,剩下的也就是表面风光和所谓的绅士风度了。在缅甸的数万英军,面对欧洲人口中的“三流军队”——日军的疯狂进攻,败得毫无绅士风度,一路狂窜。直到日本人一路追到了缅甸首都仰光,英国人这才知道着急,急呼中国远征军入境协防。可是为时已晚,日军已经深入缅甸,缅甸主要城市都已沦陷。英国人的自私和自负,令中国远征军错过了大好时机。尽管如此,远征军还是决心马上出兵。

                      远征军入缅

                      与此同时,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把缅甸、泰国、越南、印度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此外,同盟国还空降了两个大牌领导。一个是美国人史迪威中将,出任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优点很多。他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个“中国通”。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学历不错,只是缺乏作战经验,但做事认真、性格坚强,是一名很有职业精神的军人。他还有一个好靠山——马歇尔,马歇尔时任美军陆军总参谋长,既是总统罗斯福的军师,也是拯救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伴随这些优点的,是他的一个大弱点——性格缺陷,此人极其强势,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别人甚至是领导反对也没用。所以他跟领导的关系很差劲,从他给众领导取的外号就可见一斑——蒋介石是“花生米”(意为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罗斯福是“老软脚蟹”。此人来到“中缅印战区”上班后,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自居,自认使命是“监督”中国抗战,行事十分高调。其带兵打仗的本事另说。其实,让美国人派一个参谋长过来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的本意是弄一个听话的“传声筒”过来,方便找美国人弄些免费的战略物资和低息贷款,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请回了一尊牛气冲天的菩萨。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山大中将,出任战区英军总司令。此人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也算是个人物。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但卫立煌因故未到,无法入缅。蒋委员长后来才发现人事安排失当,改派陈诚的忠实小弟罗卓英前去代理,副司令则是昆仑关一战成名的杜聿明。大家也看出来了:领导全是大牌,关系错综复杂——杜聿明要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听中将史迪威的指挥,中将史迪威与中将亚历山大不知道谁听谁指挥,特级上将(蒋介石自封)蒋介石则在重庆遥控指挥。尽管指挥体系一片混乱,那也只能打了,毕竟中国抗战的生命港口——仰光已经悬于一线。1942年3月初,远征军匆忙入缅。这

                      损于吾国?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急乘此时长驱直捣……”“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于是皇太极坚定地主和,在与明朝议和的过程中,皇太极为增加更多筹码,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十万攻打毛文龙的东江镇。东江镇,就是鸭绿江以东地区,这一带是明朝大将毛文龙所控制,紧贴后金腹地,只要有东江镇在,皇太极就不可能安枕。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于是后金军穿上朝鲜人的衣服来到东江镇的铁山,由于敌人穿的是朝鲜服装,一开始没有引起毛文龙部下的重视,等到后金军发起进攻时,已经晚了。铁山都司、毛文龙的养孙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皇太极不像努尔哈赤那样残忍好杀,此番出兵前皇太极特意嘱咐不可乱杀,所以攻陷铁山后,后金军没有遵循此前努尔哈赤时代每攻陷一座城市就大屠杀的惯例,而是说:“我们此番出兵只要杀毛文龙,你们各安生业。”随后,后金铁骑因为冬天冰冻得结实,从冰上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毛文龙大喝一声:“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说罢冲向了敌军,毛文龙所部面对武器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后金军,毫不畏惧,浴血拼杀。毛文龙身先士卒,左右臂、身上,中了三箭,犹浴血拼杀,此时天上下起冰雹,于是双方只得罢兵。当晚,毛文龙派兵夜袭后金军,后金人数数倍于毛文龙,压根儿没想到毛文龙敢派人来夜袭,不曾防备,被杀得大败。后金军毕竟来了八万人(袁崇焕上奏说是十万),而云从岛的毛文龙所部只有不到三万,一场胜利无法改变力量对比,云从岛上有一千多以前被毛文龙所部生擒后归降的女真人,他们想趁机里应外合干掉毛文龙。这一切自然骗不过毛帅,一天毛文龙的几个亲兵公开向他禀报,说这一千多女真降卒一个个身穿铠甲,形迹可疑。毛文龙将计就计,推说:“他们是要为我出战,不必怀疑。”说罢将几个女真降卒首领叫来,问道:“我最近几天吩咐每天给你们每人酒一瓶,肉一斤,你们收到了吗?”其实毛文龙哪下过这种命令,岛上饿得都快人吃人了,怎么可能每天一人一斤肉,故而这几个人自然回答没有。毛文龙假装大怒,把负责伙食的人叫来打了三十军棍。这几个女真降卒头目见状,都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要造反的情况没有被毛文龙察觉,于是放心睡去。当晚,毛文龙派人将几个降卒头目斩首,而后把一千多以前投降的女真人“俱行砍杀”,里应外合计划失败,后金军最终没能攻陷云从岛,后金将领阿敏大怒,一看,打毛文龙我打不过,我也不能白来,于是去打朝鲜人,朝鲜人这才叫自作自受,本来想把祸水引向别处,不成想祸水还是来了。阿敏率军攻入平壤,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给后金军朝鲜人军服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明熹宗认为,朝鲜跟明朝唇亡齿寒,于是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由于没粮食,只能吃战死的人的尸体(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但毛文龙依旧死战不退。在相持阶段,皇太极要派军队支持在朝后金军,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毛文龙,毕竟东江军在后金的间谍太多了。由于朝鲜北部多崇山峻岭,冬日大雪封山,后金援军只能从冰封的黄海海面过来,于是毛文龙派兵将海上冰面全都凿开,所有船只一定接受管制。此番天助毛帅,没有发生觉华岛之战那样冰面被凿开后又被冻上的情况,皇太极的援军于是只得望洋兴叹。随着天气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斩六千余后金军。用《鞑靼战纪》的话说,阿敏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八万后金大军险些全军覆没,毛文龙大获全胜。在胜利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铁山等此战沦陷的全部失地,而此时赴朝作战的后金军并不知道铁山已被毛文龙夺占,撤兵时还大摇大摆地经过铁山,毛文龙派项选伏兵铁山,后金军路过时火炮齐发,最终将后金在朝鲜掳掠的金银财宝全都截住,后金残兵败将此番只得空手而回。由于1627年是丁卯年,此战史称“丁卯之役”,镶蓝旗几乎被全歼。对此,登莱巡抚孙国祯评价说: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丁卯之役”是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来,大明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毛文龙战时说:“职惟知尽忠报国,决不肯偷身自免!”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一书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上,记载着“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力遏狂锋之毛文龙”。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后金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原来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毛文龙和袁崇焕,很巧合地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今天,读到这些记录,实在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一个是立功异域,一个是歌颂宦官。虽然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官员都在给魏忠贤修生祠,所以袁崇焕也并不该受到太大指责,无非跟风而已,但这些官员里绝不包括毛文龙,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毛帅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朱溶《表忠录》)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该因此事就太歌颂毛文龙,毕竟,毛文龙在鸭绿江那一带,朝廷根本管不到他,他不给魏忠贤修生祠,也没什么,而袁崇焕就不同了,各地都修,他不修就要倒霉了。丁卯之役失败后,皇太极继续跟明朝议和,重新坐到谈判桌前。皇太极提出,明朝出五万两黄金、五十万两白银、五十万匹绸缎、五百万匹绫罗给后金,后金以十颗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两张黑狐皮、十张元狐皮、两千张貂皮、一千斤人参作为回报,自己的地位可以比明朝皇帝低一级,书写文书时自己的名字低于明朝皇帝,但要高于其他明朝所有臣子,从此两家和好。和好后,明朝每年给后金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绸缎、三十万匹绫罗,后金每年给明朝十颗东珠、一千斤人参、五百张貂皮为回报。从此明朝与后金两家就不再战了。皇太极也不想想,自己的八万大军在朝鲜被毛文龙揍成这样,他还有什么资格找大明要钱呢?袁崇焕把皇太极的议和条件扣下,压根儿不往上报。皇太极见议和无果,写信到处在辽西张贴:若我不愿和好,贪财好杀,则尔等理应尽忠死守,以报国恩。现我只愿和好,你南朝皇帝不肯,不惜将死兵伤,不顾国脉民命,父子离散,天地荒芜,一无挂碍,藐视将士如草芥,驱之必死。尔等应何去何从,不待我言自当知晓。皇太极跟明朝打起了心理战,与此同时,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军六万进军辽西,真正的军事战也要打响。锦州成为第一个目标。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这太监不错,是个好人)准备不足,于是决定先与皇太极议和,以拖延时间,探听虚实,他俩派人跟皇太极谈判,皇太极说:“尔欲降则降,欲战则战!”没有谈判余地。十二日,皇太极挥军攻城,攻城主要依靠两种器械,云梯和楯车,楯车前面说过,这里不再详述。后金的云梯叫筒梯,就是云梯上蒙好几层牛皮,呈筒状,人往上爬,有牛皮保护,可防箭镞,对于小的滚木礌石也都能扛得住。但后金军的攻城器械肯定是干不过大明的红夷大炮的,后金军死伤惨重,而此时城内的日子其实更不好过,守军也死伤惨重,快顶不住了,只是皇太极不知道。皇太极也想速战速决,他打起了攻心战,他写信给纪用和赵率教,说:“如果你真的勇猛的话,为什么不出城决战?现在你们就像野獾钻进洞穴里,藏了起来,嗷嗷叫还挺自得,以为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而不知猎人拿铁锹一铲,就把你们办了。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你出城一千人交战,我就派十个人跟你们打,我跟你谁胜谁败,胜负立决。如果你自知守不住这座城,那就应该弃城而去,城内人民我都会放他们走,不杀一人,不然的话,你就把城内所有金币、牲畜给我们,我也可以退兵,此外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清太宗实录》)城内纪用和赵率教强挺着表现出镇定,根本不鸟皇太极,于是皇太极还真没耐心了,除留一部兵力在此,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率主力军攻宁远。那么就在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期间,袁崇焕在干什么呢?五月十六日,袁崇焕给赵率教写的一封信被皇太极截获,信中说“(大明)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我不时进兵。”袁崇焕写这封信有两个打算,他知道皇太极把锦州围得水泄不通,这封信很可能被皇太极截获,他想诈一下皇太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援兵。而万一这封信要是送到城内,他也想以此来让赵率教、纪用心理有希望,好能多撑些日子。但才打了五天,袁崇焕心中的胜利信心就没了,五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奏说:“敌人对锦州的包围如铁桶一般,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腰截断为两股。敌人积累连战连胜的气势,而我军积贫积弱,十年来战栗不定,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个‘守’字。让我军主动进攻的话,力所不及。而且宁远、杏山、松山、塔山四城是山海关的屏障,若宁远守不住则山海关必危,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用四城的守军来救锦州,只能发奇兵逼之。”(《明熹宗实录》)换句话说,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虽然锦州被围了,但宁远是绝对不能出动主力前去援救的,因为根本打不过对方。因此袁崇焕面对皇太极六万大军,只派了四千人去救援,无异于羊入虎口。但宁远城内的满桂(蒙古族人)违背袁崇焕的命令,自己带一支部队出城去救锦州,最终为锦州得以坚守立下大功。在袁崇焕刚派出四千人之后,他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此行决一死战,或可得志。若彼分番迭攻,而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明熹宗实录》)袁崇焕的意思是这次跟后金决一死战,也许有可能成功,如果敌人轮番攻击,那么锦州必然沦陷,然后敌军全军来打宁远,宁远坚守也难了,换句话说,袁崇焕对于宁远、锦州能否守住根本没底。袁崇焕在奏折中还说:“如果敌人退去,是靠皇上的威灵,万一锦州守不住,则宁远必然被围攻,这是心腹大患,现在应该急调蓟州、宣府的军队赶来山海关作为救援宁远的援兵,此外要速给军粮,有粮食才能行军快。现除调将遣兵之外,更别无他法。”由此可见,袁崇焕都慌到什么地步了。到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打宁远的第一天,袁崇焕在奏折中说:“如果锦州失守,敌人必然以围困锦州的军队围困宁远,宁远孤掌难鸣,很快也会失守。敌军乘胜而下,就会兵临山海关,与其届时倾天下之兵与敌人在山海关会战,何如现在与其在宁远锦州决战?臣的意思是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赶紧来援。宁远城内守军三万五千人,兵士精而武器锐,满桂和孙祖寿两位将军既可以分别驻扎于宁远城的前后来御敌,也可以在宁远城的左右来御敌……骑兵步兵并进,与敌人决一死战。然后让援兵与锦州城内守军联合奋击,足能令敌人片甲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殉敌,则敌无不克。”袁崇焕的意思是为了宁远,把辽东明军全部搭上,跟后金军拼了,这是在拿明朝东北国防力量的最后一点家底在赌呀!明熹宗很快否决了袁崇焕的提议,发昏当不了死,于是袁崇焕只得完全靠自己来守住宁远了。为抵御后金军,袁崇焕除“凭坚城以用大炮”外,还布兵列阵城外,同后金骑兵野战争锋。他派李春华率两百人在城外掘壕沟作为屏障,总兵孙祖寿守西面,总兵满桂(他在增援锦州的时候英勇作战,但寡不敌众,战败退回)、副将祖大寿守东面,自己亲率一支部队出发,准备迎战。因为袁崇焕明白,此时害怕已经没有用了,干脆就拼他一下子,或许能守得住。此时皇太极率军来到宁远城下,见城上旌旗不整,无声无息,说:“这是袁蛮子驻守的城池,难道没有防备吗?必然有诈。”他话音未落,一支部队打着一杆大旗“袁”出现在他的眼前。皇太极下令迎战,不一会儿这股明军后退。满桂的军队上前,他背靠城垣列阵,士气高涨,严阵以待。皇太极见满桂离城垣近,自己的骑兵难以驰骋,于是令军队退到山冈,以观明军动向。但没多长时间皇太极还是沉不住气了,他与贝勒阿济格要攻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鉴于第一次宁远之战的教训,都劝他不要打。他说:“皇考打这没打下来,我连打都不打,怎么扬我国威?”说罢,他率军进攻明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来不及披铠甲仓促跟从作战。满桂率军迎战,两支骑兵在宁远城下展开了激战。皇太极认为,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的对手,明军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用骑兵,正好,可以用自己的八旗铁骑废了明军。且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伤害自己的军队。而事实上,皇太极还是不知道明军大炮的射程,此时明军的红夷大炮的最大射程是1830米,袁崇焕的战术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炮轰击后金的后续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轰击他们的后队,截断援军,前面跟自己骑兵作战的后金骑兵永远是那些人,而后面的后金骑兵上不来,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整个宁远城下,草木燃烧,硝烟弥漫,只见纷纷扬扬的尘埃中,后金的骑兵和他们身上的战刀被红夷大炮的炮弹炸到空中,又从半空中陆续落下来,东一堆西一堆的,有的是断臂,有的是断腿,有的是半截尸体,黄澄澄的泥土上,一摊摊后金军的鲜血在凝固。在火炮轰击的同时,明军关宁铁骑与后金八旗铁骑在城下血战,明军铁骑抡起铁制大棒来呼呼作响,碰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些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后金军死伤惨重,明军铁骑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孙承宗、袁崇焕几年来苦练精兵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此时的明军骑兵已经与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军骑兵截然不同了,这一切都因为关宁铁骑的横空出世。两军共有上万人混战厮杀,劲风卷着尘土像流动的烟雾,增加了战场的悲壮。明军铁骑带着鲜血的战刀闪烁着一道道寒光,刀锋闪过,满地是八旗军的尸体,被砍下的

                      的社会活动,没有午餐会之类的,和摄影师的会议也取消了——铁路上闹罢工,火车停运。我对乔伊丝说不如回家工作,她说她就留在办公室里,没问题。她告诉我她家里日子现在不好过:她丈夫想要离婚,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正在和律师们谈。但是她在办公室里很高兴,虽然以前日子好的时候她有很多工作也是在家里做的。回家的时候我去了莫迪家,发现她房里坐着一位叫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人,来自她所谓的“老年医学会”。第一眼我们就互相了解了:我们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风格,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形象。她坐在裹了一身黑衣服的莫迪对面的椅子上,身子前倾,面带微笑,风度迷人,幽默风趣。“但是,福勒太太,有好多事我们能够帮助你的,可你不合……”不过她咽下了“合作”,换了“让我们做”。“您是哪位?”她问我,用的还是一样可爱,甚至有些逗笑的口气,但是她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便换了我们这类人之间使用的亲密、民主的说话方式(但今天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这些语气上的不同),对我说:“您是个‘好邻居’吗?可没人和我说过这个。”“不是,”我说,“我不是‘好邻居’,我是福勒太太的朋友。”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从大概十个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最主要的是我说朋友时没用双引号,直到那时我才想到我们这种人不和劳工阶级交朋友。我对于福勒太太可以是很多种东西,包括“好邻居”,但不是朋友。她坐在那儿,抬头看我,眨巴着眼睛,火光映在她的头发上。浓密柔软的金发,满头的大波浪,小鬈发。我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弄出那精心设计的凌乱感。她粉嫩的脸,大大的蓝眼睛,抹着灰色和蓝色的眼影,搽了粉。她绒绒的白色毛衣,她灰色的麂皮裤,她深蓝色的麂皮靴,她……我心想,要么是“救济业”的薪水比我原以为的多,要么是她还另有收入。我站在那里,那是完全不和谐的一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很突兀,无法被轻易消化。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以一个时尚业女编辑的眼光在审视她,谁知道呢,她说不定和她的“形象”其实相去甚远。这期间她一直在思考着。“福勒太太,”她说着起身,脸上挂着好看的微笑,散发出友爱和圣灵之光,“好吧,你不肯去医院。我自己也不喜欢医院。但是我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每天早上来一趟,还能派一个家务女工来,还……”“这些我都不要。”莫迪说道,别开脸,恶狠狠地捅火。“那好吧,记着你都能得到什么。”她说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叫我跟着她出去。那时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背后议论莫迪,还是对赫米奥娜说:“不,我们就在这里谈。”我很懦弱,我跟着赫米奥娜走出了房间。“我叫……”诸如此类的信息,她向我介绍了她的身份资历,等着我说我的。“我叫简娜·萨默斯。”我说。“或许您是她的邻居?”她问道,口气中有些恼火。“我是后来喜欢上福勒太太的。”我说。这总算是说对了,这话让她情不自禁地长舒了一口气:这下子类聚群分规则恢复正常了。“是的,”她声音很大,“你说的没错,有些老人家,他们可爱得很,实在……”但是她的脸在说莫迪可一点儿也不可爱,正相反,是个毫不随和的老厌物。我们站在那条可怕的走道里,周围是沾了好几层煤灰的油腻的黄色墙壁,鼻腔里是贮煤室飘来的猫尿味,眼前是通往外面世界的那扇颤巍巍的破门。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了。“我有时候来看看福勒太太,”我说,“帮她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这么说,好让她知道别指望我会帮她做她那份工作。她又舒了一口气。“唉,幸运的是,很快这里就要拆迁,会给她安排新房的。”“什么!她不知道这事!”我发现我的声音透着恐慌,莫迪听到这话会有的那种恐慌。“她当然知道了。这地方已列入计划好几年了。”“但是这房子属于某个希腊人什么的。”“啊,不,不可能!”她刚开口的时候挺斩钉截铁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又想了一下。她胳膊下夹着鼓鼓囊囊的一个文件夹。她把手袋挂在门把上,抽出文件夹,翻开。一张列着待拆或重建房屋的清单。我已经知道她搞错了,想知道她是会承认,还是会掩饰。如果她承认,那我就给她打满分——因为这是两个职业人士间的较量。我们较量,不为福勒太太——可怜的莫迪——而是为了争谁更有权威,尽管我已明确拒绝了权威。她漂亮的双唇叼着一支圆珠笔,单腿站着,文件摊在抬起的那条腿的膝盖上,皱着眉头盯着那些纸张。“啊,我要回去再好好查查。”她说。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被扔开了。哦,她那表情我再清楚不过了!暗自做了决定,再不管某事,脸上却要摆出一副自信干练的样子!她准备离开。我问:“如果我能劝得动她,她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照顾?”“家务女工,当然啦。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试过一次,黄了。‘好邻居’,但是她不想要……”她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狐疑的眼神,然后接着说,“她没有资格接受上门送餐服务,因为她自己能行,我们又人手紧张……”“她都九十好几了。”我说。“其他好多人也九十好几呢!”“但是你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来?”“可是她说她不想要护理员。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他们也得合作啊!”她很得意地甩出这话,扳回一局。她三步并作两步爬上台阶,钻进一辆红色的福特Escort,走的时候还朝我挥了挥手。很高兴终于摆脱我了。大大的笑容,她的肢体语言在说,这帮外行,真是烦人!我懊悔地回到莫迪身边,因为我在背后谈论她了。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一言不发。终于:“那么,你们最后怎么决定的?”“福勒太太,我觉得你的确应该享受几项他们的照顾服务,为什么不呢?”她的脑袋在颤抖,那张脸简直可以去演“邪恶巫婆”了。“我想要上门送餐,但是他们不给我那个。”“不要家务女工?”“不要。他们给我派过一个。她说,你的真空吸尘器呢!大人物啊,不能用地毯清扫器。她坐在那儿,喝我的茶,吃我的饼干。我派她去买东西,明明多走一步就能省一便士,但她就是不肯,别人要多少钱她就付多少钱,我买东西花的钱比她少多了,所以我叫她不用再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我听到自己的语气有点不同了。因为之前我可惭愧了:看着赫米奥娜,也就是看着我自己,摆出那种刻意谦恭的优雅姿态,就好像她——就好像我!——边做还边欣赏着自己的表演:我做得多好!我多么讨喜,多么善良……我努力不要让语气掺上那种味道,努力保持直率、质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接受提供给你的服务。你不舒服的这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那个护理员就可以要,先从这个开始。”“我要护理员做什么?”她问,还是别过脸。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既每天来两趟,我为什么还要她?还有:但是你为什么要来呢,这又不是你的工作。还有,这个是最强烈的:求你,求求你了。如果我面对的是赫米奥娜那样的人,我丈夫,乔伊丝,乔姬姐姐,我会说:“真是个感情敲诈犯,这个罪名你可别想逃掉。”我们这种人鼻子灵,能嗅到好处,不管是获得还是给予。离开的时候,我已经答应继续早晚各去一次。还答应给“他们”打电话,说她不要护理员。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冷冰冰、气鼓鼓的,她气急败坏是因为她软弱无助,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该指望我做太多,还因为……现在我坐在这儿,自己也觉得抓狂。给困住了,这是我的感觉。我一晚上都泡在浴缸里,思考。思考我真正在乎的。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是在办公室,是那份工作。我从十九岁就开始工作了,而且一直在为同一份杂志工作,就因为这个,我习以为常了,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生活。杂志还没改版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经历了三次变动,而且我可以说第二次变动的起因部分在我。乔伊丝和我做成的。我在这儿的时间比她还长: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来做制作经理的,那时我已经在那儿干了十五、二十年了,每个部门都待过。如果这杂志社里还有谁能配得上杂志化身的称号,那个人就是我。而我居然对这一切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我不能就因为莫迪·福勒而置我真正在乎的于不顾。我会去慕尼黑的,不像我今天说的,只逗留两天,而是要按惯例待满四天,而且我要告诉她,她必须同意让护理员过来。周五在慕尼黑今早去看莫迪。她坐在椅子上,瞪着没生火的炉子,裹着一身黑色破布,缩在那黑壳子里。我给她弄来了煤,煮了茶,喂了猫。她看起来浑身发冷,但是烧得脸通红。她咳了又咳。我对她说:“福勒太太,我要去慕尼黑,要去四天。”完全没有回应。我说:“福勒太太,我得走了。不过我会给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打电话,说你必须要一个护理员。就干到我回来。”她继续瞪着冰冷的炉子。于是我开始生火——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她只好强迫自己爬出温暖的小窝,慢慢地、慢慢地放进一片一片的纸头,一根一根的木柴,一个引火物,生起火来。我看看周围——没有报纸,没有多余的引火物了,空无一物。我出门去商店,回来的路上发现她门外的街边有一辆建筑废料倒卸车,里面有不少小木条,拆除的墙上卸下来的旧板条——她就是收集这些做引火物的。我装满了一购物袋的木条,明知自己这一身时髦打扮,这么做该有多奇怪。我做这事的时候,偶然抬了抬头,发现好几个窗户里都有人在看我。年老的面孔,老太太们。不过我没时间细细观察,只能拿着木板和买回来的东西往回冲。她又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坐在如今燃得正旺的炉火前。我不知道护理员生不生火。我问:“护理员会不会给你生火?”她不回答。我有点生气了。和她一样苦恼。这局面实在是荒唐透了。但又没法改变。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说:“我会打电话请护理员的,求求你不要把人家赶走了。”“我才不要什么护理员呢。”我站在那儿,忧心忡忡,因为我已经迟到了,今天是开会的日子,而我从来没有迟到过。我也为她忧心。而且生气。而且愤恨。但是她又叫我牵挂,我很想张开双臂把那团脏兮兮的老东西搂在怀里。我想扇她一巴掌,使劲摇她。“为什么这么抵触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以为你受到什么威胁啊……它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你有没有去过医院?”“嗯,两个冬天以前。圣诞节。”“怎么了呢?”她现在腰板挺得笔直,瘦削的下巴扬着,一副好斗的样子,她的眼睛里有恐慌和愤怒。“不是,他们挺和气的。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给你塞药片,塞了又塞,塞了又塞,你感觉你的思想给弄没了。他们待你像小孩子一样。我不想要……”然后加上了一句,口气间似乎想表示一点公平,偏偏这么做却流露出更多意思,她原本不想表示出来的意思,“……那里有一个小护士。我咳嗽的时候她会按摩我的背……”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掉转眼光,我知道她想让我给她按摩背部。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哎,”我说,“没人会逼你去医院的。”她说:“有了上次那事,他们哪还会再收我。”突然她哈哈大笑起来,一脸机灵,很享受的样子。“你做了什么?”我问,很高兴可以和她一起大笑。“我自管自走人了!”她咯咯笑,“是的,我受够了。在那儿吃得太好我都便秘了,他们倒没少给我吃的,这我得承认。吃了那些药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是自己了,每分每秒都在变。我说,我的衣服呢?他们说,福勒太太,天气太糟糕了,你不能回家,会要了你的命的。外面是在下雪。我说,你们把我的衣服拿来,不然我就穿着你们的病号睡衣走。于是他们只好把我的衣服拿来了。他们气得不肯看我,也不和我说话。我走到大堂里,对看门的人说,给我叫辆出租。我那几个钱在病房里被偷了。但是我准备对司机说叫他看在上帝的分上送我回家——如果现在这年头还有人知道上帝的话。但是接待台有个女人,她对我说,你搭我的车吧,亲爱的。于是送我回了家。我现在还时不时想起她来。那些对我好的人我都会想,真的。”然后她朝我展颜一笑,欢乐的笑容,灿烂极了,小女孩般的笑容。“就算这样,我还是得去慕尼黑。四天都不能来,而你很清楚你根本没法照顾自己。我要听到你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需要护理员。我待你很认真的,没把你当小孩!如果你说不要护理员,那我就什么也不做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让我叫一个护理员来。护理员又不是世界末日。”“那还有那些药片呢?”“好吧。但你得明说,说你不要我打电话叫护理员。”然后,我实在不顾一切了,加了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莫迪,理智一点吧。”我意识到我喊了她的教名,但是她没发火。她耸了耸肩膀。“看来我别无选择了。”我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吻她,她把脸凑过来,我亲了一下。我出门,在门口挥了挥手,但愿没有显得“讨喜可爱”。我开会迟到了。头一次。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例会赋予了这本杂志生命力。这是我的主意。待会儿我会写一份分析,这能帮我理清思绪,因为我知道我的思绪需要理清,关于杂志社、工作、一切一切。今天下午这儿只有我一人:乔伊丝在家,因为我在德国期间她得时刻坐镇办公室。我试着去查政府社会服务处的信息。那些分发给消费者的宣传手册,《养老抚恤权利》之类的东西,我手里都有。不,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过了一会儿,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要找到“那个人”。如果这条规则对我们这类工作管用,十有八九它就哪里都适用。(莫迪说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但是她说的是另一回事。)乔伊丝和我一直在运用这条规则。很久以前,我们发现,如果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就得找到一个部门或一个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或者负责此事,或者是了解此事,或者——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名副其实。唉,赫米奥娜肯定不是这样的人。绝不是。赫米奥娜这样的人也是少不了的,哪怕就只因为另一类人实在太少呢:倒不是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或者是百无一用,而是他们不重要。想要搞清如何给莫迪弄到她真正需要的,真能帮上她的是什么,我不能靠赫米奥娜。但是今天下午我给她打了电话——她不在——留了言说福勒太太要一个护理员,要用五天。然后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忽然一惊,于是我叫秘书给赫米奥娜打电话,后来叫乔伊丝的秘书也给她打电话。可不能留下她无人照看,四天呢。周三首先,我去看莫迪前的精神状态。我中午从慕尼黑飞回来,直接回到办公室,重新充足了电,精力充沛,状态良好。我实在喜欢出这样的差。我喜欢的是我的雷厉风行。我喜欢让事情运转起来,知道该如何做。我喜欢他们认得出我,给我开我的房间,记得我的喜好。周末一直在见朋友。呃,“朋友”,其实是工作上打交道的人。然后周一和周二,博览会。我喜欢的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吃只吃到适量,喝便多一口都不喝,几乎不睡觉,整天东奔西跑。我完全清楚应该如何展示自己,如何利用这个形象。我看到自己去观看时装表演,周一早上,坐下,人们微笑着互相打招呼:与此同时,我回到了十五年前,用那时的那双眼睛,以我现在,我三十岁时的方式,看着那些事业有成、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些工作的女人们。我羡慕她们,希望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我审视她们,细致地审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时我找的是她们忽视了什么,有什么迹象显示她们最终将被别人取而代之,我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认真打量过的这些女人里,最终只剩下一个,不过也还有一些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留在圈内。四天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会导致我最终被踢出局,或者留在办公室里做些简单的活儿,换了别人——谁?——来出这种差。我看不出有什么。只是年纪渐渐大了?和这可不相干!是我终将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暂时这么觉得。我回到办公室时

                      饿极了也不会去吃乌头(一种植物,有剧毒),因为这玩意儿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但是很快会让人丧命,和饿死也没什么区别。”齐威王点点头道:“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苏秦说:“大王可知道当今燕王的夫人是谁?”“不知道。”“是当今秦王的女儿。”苏秦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只见他眉头一皱,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但很快掩饰过去。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易王,还是燕文公年代的事,因为那时候燕易王还只是公子,这件事在诸侯之间没有引起关注。苏秦接着说:“燕国虽然弱小,可燕王好歹也是秦王的女婿啊!您为了贪那点蝇头小利,不惜得罪强大的秦国,值得吗?秦王一怒,命令燕国为先锋,发动大军从北方征讨齐国,您这和饿了吃乌头有什么区别?”苏秦连吓带骗,齐威王却被镇住了,问道:“那寡人该怎么办才好?”“那还能怎么办,把城还给燕国呗!您想想看,燕王不费周折收回十座城,必然高兴,与齐国更加亲近;而秦王知道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归还燕国十座城,也一定很高兴,这是化敌为友的做法,也是取得天下人心的好机会啊!”齐威王就这么被忽悠着,把十座城池还给了燕国。苏秦完成使命,哼着小调回到燕国,本以为燕易王会大大地奖赏他,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张冷若冰霜的脸。原来,就在他去齐国的时候,有人对燕易王说:“苏秦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并暗示苏秦很有可能与太后私通,给先王戴过绿帽子。对于燕易王来说,先王的绿帽子不是大事,但是被人说出来,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他用一句“休得胡说”封住了来人的嘴,心里却留下了一个疙瘩。苏秦回来,他也没给好脸色,而且让人给苏秦带话说:“以后您就在家歇着吧!”苏秦死皮赖脸找上门去,对燕易王说:“我本来是东周的一介平民,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劳,您却在宗庙里接见我,在朝堂上以礼相待。现在我为您收复了十座城池,您本来应该更亲近我,却让我坐了冷板凳,想必是有人在您面前说我是个无信小人,是吧?”燕易王应了一声,不置可否。“其实人家说得对,我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苏秦突然这样说,“可是我不守信用,乃是您的福分啊!所谓忠信,不过是说一个人洁身自爱,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讲不了那么多忠信的。我去游说齐王,难道不是在欺骗他吗?我把老母亲扔在雒邑,难道不是不孝吗?假如有像曾参那样孝顺、像伯夷和叔齐那样廉洁、像尾生那样守信的人来侍奉您,您会觉得怎么样?”曾参是个大孝子;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君的儿子,互相让贤,不继承君位,后来周朝灭商,他们也不肯出来做官,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下;尾生则是古代的大情圣,与女朋友在桥下约会,女孩子没来,大水却来了,尾生抱着桥柱子不肯离开,结果被淹死。燕易王说:“这样的人,寡人求之不得啊。”苏秦冷笑一声:“像曾参这样的人,连离开父母在外面住一夜都不干,您又怎么能够让他不远千里来为燕国服务呢?像伯夷这样的人,宁死也不食周粟,他能为您到齐国去坑蒙拐骗?像尾生这样的人,为了一个女人而守信至死,您认为他能有办法说服齐王退还给您十座城池吗?他们那种忠信,都是假忠信,只不过贪图自己的好名声。而我的忠信,是真正的忠信,因此才会得罪您。”燕易王说:“不对,不对,这世上哪有因为忠信而获罪的人啊?”苏秦说:“有个人到远方为官,他的妻子在家里和别人私通。那个人将要回来的时候,妻子和姘头商量着要用毒酒毒死他。他的侍妾听到了两个人的密谋,但是又不敢说出来,只好装作打翻了酒壶,把酒都洒在地上了。那人大怒,打了侍妾五十鞭子。您说,这个女人对上保护了男主人,对下也没有泄露女主人的机密,自己却挨了一顿鞭子,难道不是因为忠信而获罪吗?我现在的境遇,难道不就是那位侍妾的境遇吗?”燕易王说:“那您还是官复原职吧!”苏秦赶紧谢恩。燕易王又问道:“您刚刚举那个例子,如果发生在宫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苏秦一听,面若死灰,不敢回答。不久之后的某一天,苏秦悄然离开了燕国。他给燕易王留下一封信,说:“下臣在燕国,不能提高燕国的地位;如果到齐国工作的话,倒是能让燕国受到天下诸侯的重视。”燕易王看了之后,轻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苏秦就这样来到了齐国,并且在齐国定居下来。燕国的危机:禅让岂能随意燕易王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公元前323年,燕易王参加了魏国组织的五国相王。从此,燕君不称侯爵,而称为燕王。公元前321年,燕易王去世,太子哙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燕王哙。明眼人可能很快会发现问题——燕王哙不是一个谥号。一般而言,史书上都会用谥号来称谓天子诸侯,如周显王、秦惠王、燕文公等。一个诸侯,如果没有谥号,那就意味着他连个盖棺定论都没有,这是相当不同寻常的。燕王哙信任一个名叫子之的人,任命他当了相国。子之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官吏,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就像商鞅刚到秦国时的情况一样,传统贵族对于子之这种政治暴发户十分反感,他们在太子平的领导下,处处掣肘,和子之对着干。蓟城中两股势力斗得不亦乐乎。太子党占据高位,把持了朝中所有重要的职务;相党群众基础扎实,提拔了大量基层干部。然而,最重要的力量一直在摇摆不定——燕王哙本人对于应该支持儿子还是相国,或是和稀泥,或是各打五十大板,始终拿不定主意。子之有他的秘密武器。苏秦在燕国的时候,和子之关系很好,两个人结为了儿女亲家。苏秦的弟弟苏代与子之的关系也不错。公元前318年,苏代作为齐国使者出访燕国,燕王哙问了苏代一个问题:“齐王为人如何?”这里的齐王已经是齐宣王,刚刚即位两年,工作业绩不明显,是以燕王哙有此一问。苏代说:“不是霸主之才。”燕王哙说:“为什么?”苏代说:“因为他对有能力的大臣不够信任。”燕王哙听了,若有所思。就为了这几句话,子之送给了苏代黄金百两,供他在燕国开销。苏代又找到一个名叫鹿毛寿的人帮忙。鹿毛寿是位方士,以炼丹导引之术深得燕王哙信任,能够随意出入燕王宫中。他对燕王哙说:“天下人都说尧贤德,是因为他大公无私,能够把天下让给许由,而许由又没有接受,尧因此有禅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没有失去天下。如果大王提出要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大王也就和尧齐名了。”据《庄子》记载,许由是古代的贤人。尧曾经打算将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出来了,烛火还有什么意义?雨季来临了,何必要浇水灌溉?有您这样的圣人,我为什么还要占着君位?我越看越觉得自己比您差远了,一定要把君位让给您,由您来统治万民。”许由听了,赶紧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说:“快别说这样的话,把我的耳朵都弄脏了!”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如果我还要去取代您,是为了名声吗?所谓‘名’,不过是‘实’的影子,您难道是要我去追求虚幻的影子吗?鸟儿在林中筑巢,也不过是要一根树枝;鼹鼠在河里喝水,最多也不过是填饱肚子。我一个人自由自在,要天下干什么呢?厨师即便不干活,也轮不到尸祝祭越过樽俎来替代他啊!”尸祝即祭祀官,成语“越俎代庖”,便是出于这个典故。燕王哙听了鹿毛寿的话,果然宣布将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子之。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秦孝公就曾提出要让商鞅即位,魏惠王也说过要惠施代他为王,但那就像是“找个时间请你吃饭”一样的客套话,说的人装作很认真,听的人装作很惶恐,拼命推辞,最后不了了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子之毫不客气地接受了燕王哙的让贤,还要求燕王哙将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收回,由他重新任命。这样一来,子之就真的成为了燕国的主人,连燕王哙在他面前都必须俯首称臣。想必这也是自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以来,中国权力交接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太子党和相党的斗争,至此胜负已定。但是下这个结论显然为时过早——子之虽然在燕国南面称王,却不能得到诸侯的承认。连中山这样的小国都对这件事表示极度愤怒,有当时文物“中山王方壶”铭文为证:“燕君子哙,不辨大义,不忌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也,寡人非之!”简而言之,以臣代君,得不到周天子的承认,乃是大大的倒行逆施,寡人表示强烈的抗议!中山的相国也赶紧站出来表态。作为臣子反而对君主发号施令,真是令人发指。如果要我和敬爱的国君并立于世,与诸侯相会,这样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这一年,正是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的那年,燕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没有如约参加伐秦的军事行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当时孟轲已经回到齐国,有人问及他对燕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他的回答是:“假如你喜欢一个人,就私自把君主赐给你的官爵俸禄转赠给他,而他也欣然接受,可以吗?”言下之意,燕国的爵位是周天子封的,没有经过周天子同意,当然不能随便送人。孟轲的话说得有道理,但是不难看出,他耍了一个花招,避开了“以臣代君”这个敏感点。而且还有一句潜台词:只要周天子同意了,以臣代君也未尝不可。要知道,齐国现在的王室田氏,正是买通了周天子,“以臣代君”而上位的。齐宣王与无盐女的故事孟轲回到齐国,约是公元前319年的事。与此同时,淳于髡、邹衍等人也回到了齐国,和孟轲一道,继续在稷下学宫讲学。从那个时期开始,稷下学宫进入全盛时期,最多的时候有学者上千人。他们坐而论道,著书立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一切,得益于齐宣王的筑巢引凤政策。据《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七十六人,都被赏赐了宅第,而且享受上大夫的待遇。那个年代临淄的房价虽然不高,一人一套单门独户的大院子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上大夫如果搁到今天,至少也是个正厅级。司马迁不无嫉妒地写道,这些人啥事都不干,成天发牢骚,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资,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战国策》中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颜斶(chù)的学者来见齐宣王。齐宣王坐在堂上,很亲热地说:“快过来。”意思是,靠近一点,咱们好说话。如果是现在的一些学者听到政府官员这样召唤,肯定会满脸堆笑,弓着身子快步上前。颜斶却一动也不动,只说了三个字:“您过来。”是你要跟我说话,不是我要跟你说话,当然是你过来。齐宣王本来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左右一看不对劲儿,赶紧低声呵斥颜斶:“大王是君,你是臣。他可以要你过去,你怎么可以要他过来?”颜斶大声说道:“我如果过去,人家会说我趋炎附势;大王如果下来,人家会说他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得趋炎附势之恶名,不如让大王得礼贤下士之美名。”齐宣王恼怒地说:“那你说,到底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颜斶不假思索:“当然是士人尊贵。”这种论调,齐宣王还是第一次听说。朝堂上的人都为颜斶捏了一把汗。只见齐宣王愣了半晌,才问道:“你这么说,有根据吗?”“有。”颜斶说,“那年秦军进攻齐国,秦王下令,有谁敢在柳下惠坟墓五十步以内的范围内砍柴,格杀勿论!同时又说,有谁能够砍下齐王的头,就封他为万户侯,赏金千镒。这说明君王的脑袋,还不如士人的坟墓啊!”齐宣王被说得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护主心切,纷纷跳出来指责颜斶:“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国,重视礼乐,四方仁义智士,仰慕大王的贤德,莫不争相投奔;四海之内,莫不臣服。现在齐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乃自古以来最好的时代。士人本事再大,也不过是匹夫,徒步而行,耕种为生;没本事的,只能住在穷乡僻壤,做做看门人的工作。所以说,士人是十分低贱的。”颜斶冷笑了一声道:“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大王为什么要自称寡人?”大伙都愣住了,不知道颜斶葫芦里卖什么药,不敢轻易接茬。颜斶轻蔑地环视了他们一眼,说道:“大王贤德,天下皆知,不用你们提醒我。可即便是尧,也有九名助手;舜,有七位师友;禹,有五位亲信;汤,有三名辅政大臣。尧、舜、禹、汤之所以成为尧、舜、禹、汤,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借助士人的力量。从古至今,还没有光靠虚名就能成就大事的人。因此君王不应羞于向别人请教,更不应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学习为耻。老子说得好,‘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这就是为什么君王都要自称孤,自称寡人。孤、寡是指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诸侯们却用以自称,就是为屈己尚贤,难道你们不懂吗?”齐宣王在堂上听了,长叹一声,道:“君子岂可侮辱?今天的事,完全是寡人自取其辱。以后就请颜先生待在寡人身边,出必同车,食必同桌。寡人有什么问题,直接向颜先生请教。”颜斶这才朝齐宣王作了一个揖,说:“吃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粗茶淡饭,我也如同吃肉一般津津有味;出行我也不愿坐车,我喜欢慢步缓行,安步当车。我要说的话,刚刚已经说完了。采不采纳,则是大王的事。就此告辞!”说完拱拱手,飘然而去。后人将“安步当车”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经历了这件事后,齐宣王对待学者的态度更加谦逊,求贤之心也更加强烈了。淳于髡听说这件事后,主动向齐宣王推荐人才,一次便给他推荐了七个。齐宣王又高兴,又怀疑,对淳于髡说:“寡人听说,如果方圆千里之内可以发现一位贤人,那么天下的贤人就会肩并肩排在你面前;如果上下百代之内可以出现一位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就会脚挨着脚向你走来。今天您一次就给我推荐了七位人才,是不是太多了一点?”淳于髡笑道:“大王没有听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如果我们去洼地寻找柴胡、橘梗,休说短短几天,只怕几辈子也寻不着;但是如果到山上去找,很快就可以找到好几车。在下不才,但是只与贤才为伍,与我交往的,都是品德高尚、才智非凡的人。我向您推荐人才,就像在河里舀水一样简单,您怎么能够嫌多呢?七个只是开头,今后我还要向您推荐更多的优秀人才。”齐宣王赶紧向淳于髡道歉,并感叹说,原来世间从来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发现!于是下令广开言路,允许平民百姓进宫进谏,建议一经采纳,给予重赏。无盐女钟离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宫的。据《列女传》记载,钟离春是无盐(今山东省东平)人,生得“广额深目,高鼻结喉,驼背肥颈,长指大足,发若秋草,皮肤如漆”,因为这副尊容,年过三十还是个黄花闺女。但这不妨碍她关心国家大事,也就是齐宣王后宫无主的大问题。她一路风餐露宿,从无盐来到临淄,虽然在宫门口遇到了一些阻挠(不是因为她是平民,又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实在长得太吓人),但还是成功地进到了宫里,见到了齐宣王。在介绍过自己的来路之后,她说道:“民女愿入后宫,以备洒扫。”所谓以备洒扫,是谦虚的说法,表面上说是到你家擦擦桌子,扫扫地,实际上就是要嫁给你做老婆。齐宣王听了,差点晕厥,两旁文武和殿上的宫女都抿嘴偷笑。人说后宫佳丽三千,齐国后宫的美女即便没有三千,至少也有三百,个个如花似玉,青春无敌。眼前这女人长相就不用提了,年龄自称三十,看起来倒有五十,就算真的让她扫地擦桌子,地和桌子都不一定乐意,她居然要进宫当王后,这内心得多强大啊!齐宣王先是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但是想来想去,实在没法用什么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左看看右看看,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殿上殿下跟着便笑成一片,声震屋瓦。唯有钟离春面不改色

                      剩下的啤酒倒在西尼卡的手上。“唔,”西尼卡对她朋友说,“这儿烧得慌。”她举起双手挥舞着。“我想我弄错了,”吉恩说,“我以为你是我在伍德劳恩认识的一个人呢。”西尼卡笑了。“没关系。谁都会出错的。”那朋友说:“现在好了,瞧。”西尼卡和吉恩相互看着。她的手干净了,没有血了。只有几条也许会留下伤疤的口子。“棒极了!”“咱们走吧。”“好的,再见。”“吉恩!”“再见。”杰克脚踩着油门,眼望着后视镜,说:“那是谁啊?”“一个我以为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当时我住在伍德劳恩的那些公寓里。那儿有贫民区。”“什么贫民区?”“在伍德劳恩。”“在伍德劳恩从来没有什么贫民区。”杰克说,“那是毕肯。现在也拆了,不过从来不在伍德劳恩。毕肯才是那地方。紧挨着游戏场。”“你有把握吗?”“当然有把握。你弄错了,丫头。”在大海的宁静中,一个像炭一般黑的女人在歌唱。她身边是个年龄比她小的女人,把头枕在唱歌女人的膝头上。伤残的手指捋过茶褐色的头发。所有海贝的色彩——小麦色、玫瑰色、珍珠色——全都融进了那年龄小些的女人的面孔里。她祖母绿的眼睛仰慕着镶在碧蓝中的黑面孔。在她们周围的海滩上,海中的废物泛着亮光。在一只破凉鞋的附近,丢弃的瓶盖闪烁着。一台没电的小型收音机和平静的海浪嬉戏着。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派达德的歌唱出的这种安慰,尽管歌词激起的回忆是谁都不曾有过的:在别人的陪伴下走向年老;吃着刚出炉冒着热气的面包,分享着谈话;为了驻守在家而回家的鲜明喜悦——为了开始的爱而回归的轻松。当大海汹涌着将一浪又一浪的海水送上岸时,派达德看着到底来了什么。或许是另一艘船,但是不同的船,正在驶向港湾;船员和乘客,罹难的和获救的,都颤抖着,因为他们都有一段时间郁闷不乐。如今他们要歇息一下再去肩负他们生来就要去做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里,在天堂中。任性而为或许李漼当上皇帝实在太过容易,或许是他曾经得不到父皇的宠爱,所以当上皇帝伊始,他便有一种小鸟挣脱牢笼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后,国家的一切对于李漼而言便不再重要,由于失去制约,李漼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嬉戏游乐,进而开始懈怠政事。据史料记载,李漼当时主要沉溺音乐和宴游,每个月要在宫内设宴十几次,席间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通宵达旦地观看优伶演出而不知疲倦。殿前供奉乐工常有五百人,李漼每次看完演出兴之所至,便随手赏赐乐人优伶动辄上千贯钱。长安附近风景名胜中的行宫,是李漼经常光顾的地方。例如长安附近的曲江池,自从玄宗李隆基时期以来,上百年间是李唐皇族首选的游乐之地。曲江池更是李漼的最爱,而且一旦想去曲江池,李漼说走就走,相关部门只好随时在行宫内做好音乐、饮食和住宿的一系列准备,进而恭候李漼的随时出现,搞得其他皇族成员也在府邸随时准备好鞍马以便陪同出行。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每次出行,皇族成员、相关部门人员以及神策军等十多万人陪同(“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钱财耗费无数(“所费不可胜数”)。对于一个帝王而言,喜欢宴游娱乐倒是无可厚非,即使是李世民、李隆基、李纯等开明之君也没有丢掉宴游娱乐活动的传统,但他们对于帝国的政事还是没有荒废。反观李漼对于政务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程度,例如从咸通四年(863年)处理张议潮建议收复凉州的事宜中,就可以看出李漼一朝是多么昏庸。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就抽调驻守河西、陇右的精锐边军到中原地区平定叛乱,吐蕃趁唐朝边防空虚之机,出兵攻占了河西走廊地区。直到沙州人张议潮在大中二年(848年)率领当地人起义,赶走吐蕃人,成功收复了沙州和瓜州(今甘肃安西)。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张议潮又先后收复伊州(今新疆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廓州(今青海贵德)、兰州(今甘肃兰州)、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八州大片土地。为此,李忱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辖河西地区。李漼即位后,张议潮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绝对安全,决定继续收复失地,准备向凉州进军。张议潮将自己准备收复凉州的计划上报朝廷,希望朝廷能够出兵协助自己,但李漼对于此事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依然过着宴游无度的荒淫生活。为此,左拾遗刘蜕上疏劝谏,认为吐蕃已侵占凉州很长时间,如今张议潮主动提出收复凉州,皇帝陛下不应该不闻不问,这样会严重挫伤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的积极性,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立即下诏肯定张议潮为国尽忠的壮举,并立刻发兵增援张议潮。应该说,张议潮在收复八州之地后,对于收复凉州可谓志在必得,但由于长年驻守边境,也使得他对于朝廷局势的变化知晓甚少。宣宗李忱曾经对他的全力支持,使得他本能地认为新皇帝李漼一定会继承先皇的做法。可是收复凉州的计划递上去后久久没有回音,张议潮敏锐地意识到,新皇帝李漼和先皇李忱是完全不同的人。就在张议潮计划收复凉州的奏疏上报朝廷十天后,李漼突然做了一件唐朝历代皇帝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参拜历代先皇的陵墓,美其名曰“历拜十六陵”。事实上,唐朝历代皇帝的陵墓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全都参拜过来至少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谁都知道李漼是借着拜陵的名义,再一次大搞旅游项目,但人家名义是祭拜历代先皇,所以朝臣们也都不好说什么,于是只得勉强随行。当张议潮得知皇帝李漼全然不理自己的建议时,他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由衷地发出了“国势日衰”的哀叹。不过张议潮始终没有忘记先皇李忱对自己的恩德,所以他怀着报答朝廷的心理,依然决定兴兵收复凉州。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张议潮带领蕃汉联军七千人,经过一番血战,成功收复凉州,而后又在咸通七年(866年)六月成功收复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所以河西地区的人不断歌颂张议潮的功绩,今天在流传下来的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中,有着称赞张议潮的诗句: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不过,当时张议潮虽然为朝廷收复众多失地,但由于皇帝李漼对国事的日渐懈怠,对于张议潮的功绩,朝廷内竟然没有人为他申理,幸好张议潮治下的沙州之地在当时算是个独立王国,张议潮并不在乎朝廷如何对待自己。可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已经看出,李漼在位时期对于政事已经到了日渐荒废的地步。置国家主权不顾是李漼荒废朝政的一个典型标志,事实上在朝廷内部,由于李漼的懈怠,导致宣宗李忱吏治清明的局面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其标志就是滥施官赏。例如在对待令狐绹之子令狐滈的入仕与升迁问题上,李漼就表现得十分随意。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李漼即位之后,就将令狐绹罢相改任河中节度使。令狐绹辅任宣宗李忱十年,既无突出政绩,又没有拥立李漼之功,所以被罢相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他被罢相的导火索还是源于其令狐滈,由于令狐绹教子无方,导致令狐滈一方面仰仗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仰仗与驸马郑颢是姻亲,长期“骄纵不法,货贿盈门”,使得朝臣对其颇为不满,但因为令狐绹权势炙手可热,所以谁都不敢摸令狐滈的老虎屁股。当时令狐滈不仅贪污腐化,而且利用父亲的身份地位,随意插手科举考试的录取、官员任免诸多事宜,以至于众人称他为“布衣行公相之权”,谓曰“白衣宰相”。等到李漼即位后,很多官员看到弹劾令狐绹的机会已经到来,纷纷上疏揭发令狐滈招权纳贿之事,最终导致令狐绹被罢相。但是令狐绹溺爱儿子的本性依旧不改,到任河中后立即上疏以儿子令狐滈“避贤罢举”为理由,要求让儿子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进而正式取得入仕资格。按照唐朝的科举考试规定,参加科举考试者首先必须要经过州县或国子学的推荐,而且相关部门上报应试者名单的截至时间是在当年十月,称为“解碟尽十月”。而令狐绹被罢相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因此令狐滈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解碟,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李漼认为已经罢免了令狐绹的宰相之位,如果再拒绝其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请求,显得不近人情,于是“屈朝廷取士法为滈家事”,特意下了一道敕文加以批准同意令狐绹的请求,从而为其开启了科举入仕的门户。李漼在敕文中宣称令狐滈虽然参加了科举考试,但考试过程一定要严肃公平。然而,在转年的科举考试中,主持考试的是曾经受令狐绹推荐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裴坦。裴坦对于令狐绹当然怀有感激之情,因此毫不犹豫地录取了令狐滈,同时还包括前户部尚书郑瀚的孙子、前宰相裴休的儿子、前宰相魏扶的儿子等人。当时谏议大夫崔瑄上疏弹劾裴坦,认为这是典型的徇私舞弊行为,希望皇帝陛下要求御史台严肃查处此事。但李漼并不为所动,这件“皆取名臣之子”的科举考试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咸通四年(863年)十月,李漼诏令擢升令狐滈为左拾遗。左拾遗这个官职虽然品阶不高,只有八品,但因为在皇帝身边负有谏诤的重任,所以是个职责重大的官职。但是,纵观令狐滈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位。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分别上疏表示反对,认为令狐滈是“无解及第”,所以不应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两个人似乎忘了令狐滈参加科举考试是皇帝李漼亲笔点名批准的,说令狐滈是“无解及第”,在皇帝李漼看来,这等于是在变相讽刺自己。所以刘蜕、张云的结局可想而知,李漼一道诏书将他们贬出京城。通过李漼毫无章法的任命和升迁官员,可以看出,宣宗李忱的“大中暂治”的局面正在一点点地被李漼无情地毁坏,而且从个性角度来看,李漼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到了放纵至极的地步,靡财好色甚至是滥杀无辜。骄奢残暴李漼宴游无度所带来的一大弊害就是浪费国家的大量钱财,在自己的女儿同昌公主的出嫁、丧葬问题上,因为李漼过度地靡费钱物,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最终导致李漼大开杀戒,为他的皇帝生涯再次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昌公主是李漼的宠妃郭氏所生,当时备受李漼的宠爱。同昌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后,李漼挑选了出身进士世家的韦保衡作为女婿,并让他们在咸通十年(869年)正月完婚。同昌公主出嫁之日,皇帝李漼倾尽宫中珍宝作为陪嫁,并在广化门赐宅一座,窗户都用各种珍宝加以装饰,用水晶、玳瑁等材料造床,饰以金龟银鹿。用五色玉雕琢成器皿什物,并赐给金麦银粟数斗。卧房内用珍珠连缀而成的连珠帐,紫色花纹玳瑁花斑的却寒帘,有以七种宝物装饰成鹧鸪花纹的鹧鸪枕,翠羽装饰的翡翠匣,还有上面绣着三千鸳鸯以及奇花异叶的神丝绣被。除此之外,在李漼赐给同昌公主所有的陪嫁之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瑟瑟幕和纹布巾。瑟瑟幕是指颜色如瑟瑟,宽三尺,长一百尺,轻巧虚薄防雨布。将瑟瑟幕向着天空全部打开,上面纹路舒朗,很像碧丝从中连接,即使天降暴雨也不会沾湿。纹布巾洁白如雪,光软绝伦,即使用上几十年也不会沾上尘土。这两件珍品都是波斯商人进贡朝廷的,李漼将两件珍品赐给同昌公主作为嫁妆,可见对这个爱女的宠爱之情。不幸的是,次年同昌公主暴病而亡。李漼为此哀痛不已,突然间失去爱女的打击让他顿时失去应有的理智,将罪过迁怒于翰林医官韩宗召和康仲殷二人,不仅杖杀韩、康二人,而且将其两家宗族百余人尽皆下狱,进而招致朝官们的非议。时任宰相刘瞻鉴于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指使谏官上疏劝谏。但谏官们全都害怕被治罪,结果无人响应,刘瞻无奈之下只得亲自上疏劝谏,说同昌公主死得过于突然,医官们来不及反应,所以不是医治不及时所致。而且他为韩、康二人辩护,说他们因为医术高明备受人们称赞,两个人也想在为同昌公主治病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医术进而证明自己,无奈实在是无力回天。他在奏疏的最后说皇帝李漼崇信佛教,应该以慈悲为怀,立即释放韩、康二人的族人。刘瞻将奏疏递上去,回馈给他的却是一封罢相外贬的诏书。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郑文在起草罢免刘瞻的诏令时,有表述刘瞻“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的不置私产,为政清廉的句子。当时另一名宰相路岩纳赂受贿,看后觉得郑文是在指桑骂槐,心中颇为不快,当即向皇帝李漼进言,说郑文是故意褒奖刘瞻。李漼得知后果然大怒,责骂郑文是“过为美词”,最终将郑文贬到距离长安五千五百里的梧州(今广西梧州)担任刺史。因刘瞻罢相事件被牵连的还有京兆尹温璋,温璋是一个比较精明强干的官员,在担任京兆尹之前曾任武宁节度使。当时徐州军中有号称“银刀军”的骄悍士卒横行不法,温璋到任后为政严明,所以被那些骄悍的士兵所不容。他们竞相排挤温璋,而且皇帝李漼对藩镇历来姑息,为了息事宁人,便将温璋调任。担任京兆尹后,温璋依旧严于执法,这样一个难得的尽职尽责的官员却因为在劝谏李漼的奏疏中同样因为过分为刘瞻辩护,而被贬为振州(今广东崖县)司马。贬书下达的当天晚上,温璋发出了“生不逢时,死何足异惜”的无奈叹息,于当夜在自己的府邸中自杀身亡。温璋之死在朝野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为帝国失去如此精明强干的官员而惋惜,也有很多人因为温璋之死而颇为怀念宣宗李忱在位时的清明政治。但是温璋的杀身成仁并没有唤起李漼的悔悟,相反余怒未息的李漼继续扩大打击力度,又以“与刘瞻亲善”的罪名,将御史大夫孙瑝、右谏议大夫杨知至和高湘、礼部郎中魏筜、朝议大夫张颜、崔颜融等人悉数贬到岭南地区。咸通十年(869年)九月,驸马韦保衡又联合宰相路岩诬陷刘瞻与医官同谋,误投毒药以致同昌公主死亡,后世的元朝史学家吴三省在读到《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述时,批注说:既然是同谋,就不可能是误投。但就是如此蹩脚的诬陷手法,李漼竟然深信不疑,下诏贬黜刘瞻为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咸通十二年(871年)正月,李漼下令安葬同昌公主,场面甚是浩大。据《旧唐书?懿宗传》记载:(李)诏百僚为挽歌词,仍令韦保衡自撰神道碑。《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百官内司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出殡之日,李漼和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亲临长安外郭城西的延兴门哭送,葬礼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依旧是《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李)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开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馨。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安葬同昌公主是李漼在位时期浪费钱财的标志性事件,同样同昌公主之死,导致李漼大开杀戒,宰相刘瞻也因为此事被贬,也使得这件事成为一起政治事件。而事实上李漼即位之初,曾在《即位大赦文》中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表示今后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进谏直言,即使是没有官职的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投匦的方式进谏,自己一定会认真阅读。但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始终是拒谏饰非,而且经常对进谏者滥施刑罚。如前所说,李漼即位伊始,就将令狐绹罢相,取而代之的是宰相白敏中。但是白敏中刚刚接任,就因为入朝时不小心从台阶上栽倒摔伤了腰,连续四个月无法理政,并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可是由于李漼对政事懈怠,看到白敏中挂名宰相而不能理政也不着急,但不予批准,因此遭到右补阙王谱的强烈反对。王谱上疏劝谏李漼,认为皇帝如果失去宰相,犹如身体失去臂膀。况且李漼是新君即位,担任宰相的人必须时刻听从皇帝的召唤,甚至不离皇帝左右。而白敏中的身体状况显然

                      娘说,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我开始着急了;我们去找找,医生的妻子说,两个女人手拉着手走了。十来分钟以后她们回来了,原来是找到了一个诊室,里边有个附属的卫生间。偷车贼已经从厕所里出来了,不停地嚷着天气太冷,腿上的伤口疼。他们按来时的次序重新排好队,现在比原来省事多了,没有出什么事故就回到了宿舍。医生的妻子巧妙地帮助他们找到了各自的床。还在宿舍外边的时候,她就像在谈一件大家都清楚的事一样提醒他们,找到各自床位最简便的方法是从入口开始数床。比如我们的床,她说,是右边最后两张,就是十九号和二十号。第一个走进夹道的人是偷车贼,他几乎光着身子,瑟瑟发抖,腿上还有伤,这理由足以使人们让他先进去。他从一张床前走到另一张床前,手在每张床下摸索着箱子,等终于认出了自己的行李,便大声喊道,我在这里,接着又补充一句,十四号。哪一边,医生的妻子问;左边,偷车贼回答,他再一次恍惚感到奇怪,好像医生的妻子没有问以前就知道了答案。第一个失明者接着进来了,他知道他的床在同一边,与偷车贼的床只隔一张。现在他已经不怕在离偷车贼很近的床上睡觉了,从对方的连连叫苦和叹气声中可以判断出他的腿伤势不轻,简直难以动弹。走到床边,他说,十六号,左边,说完就和衣躺下了。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低声请求说,帮帮我们,让我们离你们近一些,在另一边,你们对面,这样我们会好过一些。四个人一起往前走,很快便安顿下来。几分钟以后,斜眼男孩说,我饿了;戴墨镜的姑娘小声说,明天,明天我们吃饭,现在你睡觉吧。说完,她打开箱子,找出在药店买的那小瓶药水,摘下眼镜,把头向后一扬,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开始点眼药水,并不是每滴药水都落到了眼里,但是,如此精心治疗,相信她的结膜炎很快就会痊愈。5我必须睁开眼睛,医生的妻子想。她在夜里曾几次醒来,透过合着的眼皮发现这宿舍半明不亮的昏暗灯光,但现在似乎看到一点变化,是另一种光亮,可能是似有若无的晨曦,也可能是牛奶般的海水浸没了眼睛。她对自己说,数到十,数完后就睁开眼睛,这样说了两次,两次都数完了,可还是没有睁开。旁边床上传来丈夫深沉的呼吸声,还有不知道谁在打鼾,那个人的腿现在怎么样了,她心里问,但她明白,此时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同情和怜悯,而是想掩饰另一种担心,想不必睁开眼睛。过了一会儿,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简单地睁开了,她本人并没有下决心。窗户从墙半腰开始到离屋顶一拃的地方结束,天要亮了,泛蓝的模糊光线通过窗户钻进屋里,我没有失明,但说完她吃了一惊,从床上半直起身子,对面床上戴墨镜的姑娘可以听到她讲话。但姑娘还在睡觉。她旁边靠墙的那张床上,小男孩也在睡。她像我一样,医生的妻子想,把最安全的地方让给他,我们可能是最不堪一击的屏障,只不过是路上的一块石头,甚至都不能指望让敌人绊一跤,敌人,什么敌人,这里任何人也不会进攻我们,即便我们在外边杀人越货,也不会有人来抓我们,那个偷车贼从来不像在这里这般安全和自由,我们离开世界太远了,过不了多久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连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楚说不出来了,对我们来说,名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没有哪一条狗是通过人们给起的名字认出和认识另一条狗的,它们通过气味确认自己和其他狗的身份。在这里,我们是另一种狗,通过吠叫和说话声相互认识,而其他方面,长相,眼睛,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通通没有用,仿佛不存在,现在我还看得见,可是,能到什么时候呢。光线有了点变化,不会是夜晚又回来,可能是天空被云彩遮住了,推迟了白天的到来。偷车贼的床上传来一声呻吟,莫非伤口发炎,医生的妻子想,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为他治疗,什么也没有,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小小的事故都可能酿成悲剧,这可能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让我们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完蛋,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医生的妻子从床上下来,伏到丈夫身边,想叫醒他,但又没有勇气把他拖出梦境,让他知道自己仍然失明。她赤着脚,踮着脚尖走到偷车贼的床前。偷车贼正睁着眼睛盯着什么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医生的妻子小声说。他把头转向传来声音的一边说,不好,腿疼得厉害。她刚想说,让我来看看,但及时闭上了嘴,这太冒失了,倒是偷车贼没有想到这里除了盲人以外没有别的人,像几个小时以前在外边一样,仿佛有位医生在对他说让我看看这个地方,他不假思索便把毯子撩了起来。即使在昏暗中,眼睛稍稍能看到点东西的人也能发现毯子被血濡湿了,伤口像个黑洞,四周已经肿起来,绷带也松开了。医生的妻子小心地把毯子放下,然后摸了摸那人的前额,动作又轻又快。他干巴巴的皮肤热得烫手。光线又变了,是云彩飘走了。医生的妻子回到自己的床上,但没有躺下。望着正在咕咕哝哝说梦话的丈夫,望着灰色毯子下面一个个模糊的人影,望着肮脏的墙壁,望着等人来住的空床,她心情平静,希望自己也同样失明,穿过这些东西可见的表象,深入其中,深入闪着白色的永远失明的世界。突然,从宿舍外面,可能是从这座精神病院两排房子中间的天井,传来激烈的吵嚷声,滚出去,滚出去,离开这里,滚,不能留在这里,必须服从命令。嘈杂声时高时低,一扇门咣当一声关上了,现在只能听到悲伤的抽泣,和有人因绊倒发出的不难辨别的响声。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他们把头转向入口那边,不用看就知道是失明者们要进来了。医生的妻子站起来,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她会去帮助那些新来的人,对他们说句安慰的话,并把他们领到床边,告诉他们,请记住,这是左侧七号,这是右侧四号,不要弄错,对,我们这里一共六个人,昨天来的,对,我们是第一批,名字,名字有什么要紧,其中一个,我觉得是偷了东西的,另外一个,是被偷的,有个戴墨镜的神秘的姑娘,不时往眼里点治结膜炎的眼药水,我都失明了,怎么知道她戴着墨镜呢,你瞧,我丈夫是眼科医生,她到他的诊所去看过病,对,我丈夫也在这里,谁都逃不过,啊,对了,还有一个斜眼的小男孩。但实际上她没有动弹,只是对丈夫说,他们来了。医生下了床,妻子帮他穿上裤子,没有关系,谁也看不见,这时候失明者们开始进屋了。医生提高嗓门说,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我们这里有六个人,你们一共多少人,不要着急,大家都会有地方。他们不知道一共多少人,可以肯定,从左侧的宿舍被推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互相摸到过,有的还碰撞过,但还是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他们都没有带行李。他们在那边的宿舍醒来发现自己失明并因此而叹息的时候,屋里的其他人连想都没想就立即把他们赶了出来,甚至没有给他们时间与一起前来的亲友告别。医生的妻子说,你们最好报报数,每个人说说自己是谁。新来的失明者们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过总得有人开头,这时两个男人同时说话了,这种事经常发生,两个人又同时停下来,结果第三个男人先开始了,第一个,他停了一下,似乎要报出名字,但嘴里说出的却是,我是警察。医生的妻子想,他没有说叫什么名字,也知道名字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个男人开始自我介绍,第二个,他也照第一个的样子说,我是出租汽车司机。第三个男人说,第三个,我是药店伙计。接着是个女人,第四个,我是酒店佣人。最后一个也是女人,第五个,我是办公室雇员。她是我妻子,我妻子,第一个失明者喊起来,你在哪儿呢,告诉我你在哪儿;在这儿,我在这儿,她一边哭着回答,一边颤颤巍巍地沿着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往前走,眼睛瞪得很大,两只手在空中与流进眼里的牛奶色的大海搏斗着。男人倒比较有把握,朝着妻子的方向走过去,你在哪儿,在哪儿,现在声音很低,像是在祈祷。一只手碰到了另一只手,两个人立刻拥抱在一起,成了一个人,亲吻寻找亲吻,有时候吻空了,因为不知道对方的脸,眼睛或者嘴在哪里。医生的妻子搂着丈夫哭泣起来,仿佛她也刚刚和丈夫重逢一样,但嘴里却说着,我们多么不幸啊,真是灭顶之灾。这时候人们听见斜眼小男孩说话了,他问,我妈妈也来了吗。戴墨镜的姑娘坐在他的床上,赶紧小声说,她会来的,不用担心,一定会来的。在这里,每个人真正的家就是睡觉的那块地方,因此人们不应当感到奇怪,新来的人关心的第一件事像他们在另一个宿舍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一样,就是挑选床位。毫无疑问,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最合适的地方是在丈夫旁边,第十七号床,有第十八号床把她和戴墨镜的姑娘隔开。同样,大家都设法尽量在一起,这也不会令人吃惊,因为这里的人相互之间有着许多关系,其中一些人已经知道,另外一些正要挑明,比如药店伙计就是卖给戴墨镜的姑娘眼药水的那个人,自称是警察的人在街上遇到了失明的偷车贼,当时他正像个迷了路的孩子一样啼哭,至于酒店女佣,戴墨镜的姑娘大喊大叫的时候是她头一个进入房间的。但是,可以肯定,并非所有这些关系都会大白于天下,要么是因为还没有机会,要么是由于人们想象不到它们的存在,也许问题更简单,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敏感和触觉。酒店女佣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看见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就在这里;关于药店伙计,人们知道,他接待过别的戴着墨镜去买眼药水的顾客;任何人都不肯莽撞地向这位警察检举在这里的偷车贼;司机会发誓赌咒说,最近几天他从来没有载过一个失明的人。当然,第一个失明的人已经小声告诉妻子,宿舍里有一个人是偷了他们汽车的浑蛋,你想想,事情就这么巧,但他已经知道那个可怜虫腿上伤势很重,便宽容大量地说,对他的惩罚足够了。而他的妻子呢,因为失明而十分伤心,因为找到了丈夫而大喜过望,一时间悲喜交加,看来这两者不像油和水一样不相溶,现在她竟然想不起前几天说过的话,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这是她的原话。如果说心中还残留一点火气搅乱她的心境,那么,在听见受伤的人痛苦地呻吟说,医生先生,请帮帮我吧,她那点火气也就完全消散了。医生让妻子拉着手小心地摸了摸伤口的边沿,没有任何办法,就是冲洗也无济于事,伤口发炎既可能是因为被鞋后跟刺得太深,而鞋跟曾与街上和此处的地面接触,也可能是由于这里的腐水,从年久失修的水管里流出的几乎是死水,浑浊不堪。听到呻吟声,戴墨镜的姑娘已经站起身,她数着一张张床走过来,向前探着身子,伸出手,摸到了医生的妻子脸上,后来又不知道怎么摸到了受伤者那烫人的手,她沉痛地说,请原谅,全怪我,我本不该那样做;算了吧,那人回答说,生活中会有这种事,我也做了不该做的。扩音器里又传来那严厉的声音,盖过了偷车贼说的最后几个字,注意,注意,现在通知,饭以及卫生用品清洁用品已经放在门口,盲人们先出去拿,受传染者等待通知,注意,注意,饭已放在门口,盲人先拿。受伤的男人发烧烧糊涂了,没有听清所有的话,以为囚禁已经结束,现在命令他们出去,于是身子动了动想站起来,但医生的妻子制止了他,您要到哪里去呀;没有听见吗,他答道,说让我们盲人们出去,不错,是让我们出去,但是是去拿饭。受伤的人泄气地啊了一声,觉得腿上的伤口又钻心地疼起来。医生说,你们留在这里,我去;我也去,他的妻子说。他们正要走出宿舍,刚刚从另一排房子里来的一个男人问,这个人是谁;第一个失明者回答说,是位医生,治眼睛的医生;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趣的事,出租车司机说,凑巧让我们碰上了唯一一个一点儿用都没有的医生;凑巧也让我们碰上了一个把我们拉不到任何地方去的司机,戴墨镜的姑娘讥讽地回敬了一句。盛饭的盒子放在天井里。医生请妻子把他带到门口去;干什么;我要告诉他们这里有个人伤口发炎,情况严重,而这里没有药;你不记得那通知吗;记得,不过,也许面对这具体情况;我怀疑会有什么不同;我也一样,可是,我们有义务试一试。在大楼外面的平台上,白天的光亮照得医生的妻子头昏脑涨,倒不是因为光线太强,天上乌云滚滚,也许要下雨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不习惯光亮了,她想。就在此刻,大门那边一个士兵对他们喊道,站住,向后转,往回走,我得到命令,可以开枪,他马上用枪瞄准他们,用同样大的声音喊道,中士先生,这里有几个家伙想走出来;我们不是想出去,医生赶紧否认;我劝你们真的不要这么想,中士边说边走过来,出现在大门的铁栅后面,问道,出了什么事;一个人腿上受了伤,有明显的发炎症状,我们急需抗生素和其他药品;我得到的命令非常清楚,出,任何人都不准出,进,只让食物进;如果炎症恶化,可以肯定一定会恶化,他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这与我无关;那么请您通知您的上司;听着,瞎子,现在是我通知你,你和那个女人要么现在立即回到原来的地方,要么挨枪子儿;我们回去吧,妻子说,没有任何办法,他们也没有过错,害怕得要死,还要服从命令;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这违反人道主义原则,你还是相信为好,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怎么,你们还在那里,中士喊道,现在我数三下,如果数到三你们还没有从我眼前消失,可以肯定的是,你们想回也回不去了,一,二,三,这就对了,我是出于好意,接着他对士兵们说,就是对我的亲兄弟也一样,但他没有说清指的是谁,是指来要药品的人呢还是指腿上伤口发炎的人。宿舍里,受伤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去要药品了;你怎么知道呢,医生问;我估计是,先生您是医生;非常遗憾;您是说他们不会送药来;对,啊,就是这样。食物正好是五个人的量,有瓶装牛奶和饼干,但计算份数的人忘记了杯子和盘子,也没有刀叉和勺子,可能午饭才带餐具吧。医生的妻子把牛奶送给受伤的人,但他呕吐了。司机表示不满,说不喜欢喝牛奶,问是不是有咖啡。几个人吃完以后就上床睡觉去了,第一个失明者准备带妻子去各个地方走走,认认路,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人出去。药店伙计请医生先生和他谈谈,希望医生先生说出对这种疾病的成熟的看法。我不认为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疾病,医生一开始便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然后非常简单扼要地谈了谈他失明之前所做的研究。隔着几张床,司机也聚精会神地听着,等医生介绍完毕,他说,我敢打赌,这是因为从眼睛到脑子的通道堵塞了;真愚蠢,药店伙计气愤地嘟囔着说;谁知道呢,医生忍不住微微一笑,实际上眼睛只不过是透镜,或者说是摄像镜头,真正看到东西的是大脑,和放映电影是一个道理,如果真像那位先生说的通道堵塞了;就和汽化器一模一样,如果汽油到不了那里,发动机就不能工作,车就不能开走;您瞧,再简单不过了,医生对药店伙计说。医生先生认为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呢,酒店女佣问道;至少要到我们看得见的时候;这会是多长时间呢;坦率地说,我认为没有人知道;是暂时的呢,还是永远的;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女佣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还想知道那个姑娘后来怎么样了;什么姑娘,药店伙计问;酒店里那个,给我印象太深了,她像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那样,一丝不挂,站在房间中间,只戴着一副墨镜,大声喊着说她瞎了,一定是她把这瞎病传染给我的。医生的妻子抬头一望,看见姑娘慢慢把眼镜摘了下来,尽量不让别人发现她这个动作,然后,一边把眼镜塞到枕头下面,一边问斜眼小男孩是不是想再吃块饼干。自从来到这里后,医生的妻子头一次感到她像是在显微镜后面观察几个生物的行为,而这些生物根本没料想过她的存在,她突然觉得这种做法卑鄙无耻。既

                      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

                      他安一个欺君之罪,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狐偃做这番表演,是正话反说,给重耳打预防针:过去的事就过了,以后可不许借题发挥!自古伴君如伴虎,狐偃这样小心谨慎,完全不是多余。重耳当时很激动,接过玉璧来直接扔到黄河里,说:“我如果不与舅舅同心同德,有如此璧!”这里说明一下,狐偃与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是本家,重耳尊称其为舅舅,并不代表狐偃就是他的亲舅舅。秦军渡过黄河之后,连取令狐、桑泉、臼衰三城。晋怀公派兵在庐柳迎击秦军。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重耳了。秦穆公派大夫公子絷(zhí)前往晋军大营,对晋军将领说:“贵国公子重耳在我军中,请让路。”晋军闻言立刻拔营起寨,退到了郇(xún)城。在郇城,秦、晋两军将领和狐偃举行了三方会晤。几天之后,重耳带着自己的随从人员进入晋军大营,接管了晋军。紧接着,重耳挥军东进,以和平进军的方式,占领了曲沃,进入绛都,并在武宫(祭祀晋武公的大庙)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成为了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回顾晋文公的流亡与回国之路,前面一段艰辛险阻,长达二十年之久;真正进入晋国之后,却势如破竹,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大功告成。打败晋惠公父子的并不是晋文公,而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让我们也赠给晋惠公父子吧。前面曾经提到,当初晋献公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叫人算过一卦,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的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怀公,也就是大子圉在秦国做了六年人质之后,抛弃怀嬴逃回晋国,最后被晋文公派人杀死在高梁。晋文公上台之后,采取一系列宽厚的政策,迅速稳定国内政局。然而,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总觉得晋文公会找机会迫害他们,于是密谋,想纵火焚烧公宫(天子的宫殿称王宫,诸侯的宫殿称公宫),刺杀晋文公。吕甥、郤芮都是智商极高的人,但是和晋惠公在一起混久了,难免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刻薄推及到别人身上,以为天下人都和自己一样刻薄。吕甥、郤芮找到寺人披,要他执行这一阴谋。在他们看来,寺人披曾经两次受命追杀晋文公,与晋文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是最佳人选。但他们没想到,寺人披这边接受任务,那边就跑到宫里去告密了。一开始寺人披也没说明来意,晋文公也不愿意他,只派人对寺人披说:“当年先父派你到蒲城来杀我,命你第二天到达,你第一天就到,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夷吾又派你到翟国来刺杀我,给了你三天时间,你第二天晚上就到了。虽然是奉命行事,你也未免太积极了。当年你在蒲城砍断我的衣摆,那衣服我还留着做纪念呢。现在我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快走吧!”寺人披说:“我以为,您既然能够回国为君,必定懂得为君之道;如果不懂,马上又会有大难临头。自古以来,君命如山。为君主铲除心腹大患,就应当全力以赴。当年您在蒲城、翟国,我就是把您当做蒲人、翟人来对待,并非针对您个人有什么意见。您现在当上国君了,难道以为身边就没有类似的蒲人、翟人了吗?齐桓公被管仲射了一箭,仍然任命管仲为相,您如果不向他学习,我又何必死皮赖脸地要见您呢?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离您而去,不在乎多我一个。”晋文公听了很惭愧,于是命寺人披觐见。晋文公上台的第二个月,公宫果然发生大火。吕甥、郤芮带着政变的部队包围公宫,却没有找到晋文公的尸骨。后来得到消息说,晋文公早就偷偷地跑到秦国,此时正和秦穆公在王城饮酒作乐呢。晋文公知道吕甥、郤芮要叛乱,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跑到秦国去“避难”,自有其深思熟虑:第一,晋文公回国不久,国内必定藏有受晋惠公父子之恩而对其不满的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引蛇出洞,诱使他们冒出头来,然后一棒子打死。这样,既可以斩草除根,又可免于非议,与当年郑庄公诱使共叔段叛乱是同一条计策。第二,他希望继续借助秦国的力量来稳定国内局势。吕甥、郤芮找不到晋文公,已经慌了神,得知他在秦国后,马上带人到黄河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进行伏击。这两个人的下场,据《左传》记载,是“秦伯诱而杀之”。晋文公再一次在秦国人的护送下回到了绛都。这一次,他不但把怀嬴这个宝贝给带回来了,还带回了秦穆公赠送的三千名秦国壮士。这些人将负责公宫的守卫和绛都的治安,如同梵蒂冈的瑞士卫队一般忠心耿耿,而且不会被收买。这件事之后,晋文公正式确立怀嬴为第一夫人。不久,翟国也派人将季隗送到晋国,但是请求将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留在外婆家抚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翟国人要将伯倏和叔刘留下,而是晋文公指使翟国人这样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出现继承权争端。前面说过,晋文公在翟国的时候娶了季隗,而将季隗的姐姐叔隗嫁给了赵衰做老婆,叔隗生了赵盾。晋文公回国之后,又将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赵衰,并且为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赵姬高风亮节,她主动要求赵衰将叔隗和赵盾接回晋国来团聚。赵衰哪里敢啊?一再表示推辞。赵姬很严肃地说:“您得到了国君的女儿就喜新忘旧,这样的品德如何服众?我不想您被人唾骂,必须把他们接回来!”叔隗和赵盾被接到晋国后,赵姬又以赵盾有才为由,强烈要求将赵盾立为嫡子,将来继承家业,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之下;同时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夫人,自己甘居其下。在那个年代,公卿的妻妾和子弟为了争夺继承权,往往打得头破血流,像赵姬这样舍己让人的,还真不多见。我只能给她两个字的评价:聪明!当年晋文公等人自翟国出来,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携款潜逃,导致他们差点饿死在卫国的郊野。后来头须又将所携款项全部用于迎接重耳回国的事业(由此可见,晋文公尚在流亡途中,晋国就有地下党在活动,密谋迎接他回国),也算是将功抵罪。晋文公当上国君之后,头须又来宫室求见。晋文公借口自己在洗头发,避而不见。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洗头的时候,俯首躬身,心在上头在下,位置颠倒,难免说出反常的话,也难怪我见不到主公。但是请你转告主公,身为国君而记恨一介匹夫,恐怕会使得大家都不敢亲近他。”晋文公听到这话,立刻派人把头须叫回来,接见了他。与晋惠公父子的斤斤计较相比,晋文公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晋文公开始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众人,按照功勋大小,有的赐以封地,有的赐以官爵。当年狐偃、赵衰等人不惜血本买的这只潜力股,现在终于涨停了。跟着晋文公流亡的人中,有一位做饭的壶叔。他也跑去找晋文公,抱怨说:“您都赏了三批人了,还没轮到我,是不是把我这老头子给忘了啊?”晋文公咂吧着嘴说:“哪里敢忘啊?我现在还惦记着你在路上给我煮的野菜汤,那味道叫一个美!只不过,我赏赐群臣是有等级的。用仁德教育我,不让我犯政治错误的,受上赏;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帮助我回国的,受中赏;在战场上拼死效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受下赏。你是为我个人的生活服务的,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等这三种人赏赐过后,就轮到你了,别着急啊!”晋文公这话被传出去,晋国上下无不受到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晋文公赏过上、中、下三种人,也赏过了壶叔这种后勤人员,独独忘了在树林中给他献过肉羹的介子推。介子推自己也不以为意,对母亲说:“先君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主公在世了。惠公、怀公刻薄寡恩,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因此遭到国内外的遗弃。老天不抛弃晋国,必定会派人主持大局,所以主公回国,也是天意。而跟着主公流亡的这些人,竟然认为是他们的功劳,不是很搞笑吗?拿人家的财物,尚且叫做偷盗,何况贪天之功为己有?做臣子的以自己的罪行为义举,当国君的还赏赐他们的罪行,上下一起自欺欺人,我很难和他们相处!”虽然后世对介子推的评价历来很高,我对他这番话却很不以为然。晋文公回国自然是天命所赐,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甚至是督促他,他八成还睡在齐姜的绣榻之上,做着他那恍恍惚惚的春秋大梦呢,怎么有可能坐在绛都南面称君?介子推的老母亲挑着簸箕里的米虫,劝他:“那你多少也向主公说一下,求得一些赏赐,否则就算死了也不会被记得。”介子推态度很坚决:“明知不对,我怎可以学他们争名夺利?君子总不能食言而肥吧。”“那你好歹提醒主公一下嘛!”介子推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米灰,说:“没这个必要,我还是归隐田园吧。”于是母子俩收拾了家当,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沉吟了半晌,对赵衰说:“寡人确实是忘记了介子推,对不住他。”赵衰面色凝重,欲言又止:“有件事情,不知该不该讲?”晋文公点点头。“当年在卫国,介子推献给您一碗肉羹,您知道是什么肉吗?”晋文公咽了口口水,摇摇头。“那是……他从自己大腿上切下来的一块肉。”晋文公一下子站起来,失魂落魄般看着天空,一言不发,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掉。后来他派人去寻找介子推,一直没找到,只好将绵上(地名)虚封给介子推,说:“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失,表彰善良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晋文公打听到介子推隐居的地方,亲自跑到去他,结果介子推得到消息,带着母亲逃到山里去了。晋文公想,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令放火烧山,结果火一下蔓延数十里,连烧三日不熄,但介子推没有出来。火熄之后,大家进山察看,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相抱在一起,被烧死在深山之中。这事传出来,人人尊敬和怀念介子推,以后便在他被烧死的这天纪念他。这天就在每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因为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的,大家在这天都不忍心生火做饭,宁愿吃冷食,所以这天又被叫做“寒食节”。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但是早就植根于中国人的感情与文化中。我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无正史和野史之分,所谓“故事纯属虚构,唯有感情真实”,不是吗?【驱虎赶狼,玩的就是心跳】公元前636年,也就是晋文公即位的那一年冬天,王城雒邑发生了一件大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再一次勾结少数民族进攻雒邑,周襄王逃亡到了郑国。《春秋》这样记载这件事:“冬,天王出居于郑。”天王即天子,这里之所以用“出居”而不用“出奔”,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逃到哪都不能算是逃,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是前往某地居住。王子带上一次勾结戎人进攻雒邑是在公元前649年,事情败露后,周襄王震怒,王子带逃到齐国寻求庇护,在齐国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公元前638年,天子消了气,这才接受大夫富辰的建议,将王子带召回了雒邑。周襄王眷念兄弟之情原谅王子带,王子带却一直没放弃争夺王位的念头。但他这一次勾结狄人进攻雒邑,周襄王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事情的起因与郑文公有关。公元前640年,郑国的附庸滑国背叛郑国而亲近卫国。郑文公派兵讨伐滑国,滑国人表面上认罪投降,等郑军一撤,马上又投入卫国人的怀抱。郑文公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没想到滑国人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气恼不已,第二次派兵征讨滑国。滑国向卫国求助,卫国则向周王室求助。因此,受周襄王的委托,周朝大夫伯服、游孙伯来到了新郑,请求郑文公与卫、滑两家坐下来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周襄王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郑文公见到两位大夫,先是毫不客气地给他们算了一笔旧账,说当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上任天子周惠王夺回王位,在庆功宴会上,周惠王赏给虢公酒爵,而只赏给郑厉公铜镜,厚此薄彼,完全没搞清楚谁的功劳最大。接着又埋怨了一通现任天子周襄王,说他也不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一味帮着卫国和滑国说好话,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难道能够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吗?发完这通牢骚,郑文公仍然不解恨,干脆把两位大夫强行留下来,软禁在新郑城内。不难看出,自从抱住了楚成王的大腿,郑文公说话办事,气也粗了,腰杆子也硬了,耍起无赖来,颇有乃祖郑庄公的遗风。周襄王本来只是想当个和事佬,没想到郑文公不但不给面子,还把他这个好心劝架的人打了一巴掌。王室虽然衰落,但把他派去的大夫给扣押起来,也未免太无礼了。天子越想越生气,决定叫人好好修理一下郑文公。他对大夫富辰说了自己的想法。富辰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打算请哪位诸侯出兵?”周襄王掰着手指头说:“齐、宋、鲁、陈、蔡都是郑国的邻国,我想给这几位诸侯都写信,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怕只怕他们谁也不敢出头揽这个活儿。您想想看,前年宋襄公讨伐郑国,被楚国人打得差点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当今天下诸侯,畏楚如畏虎,而郑伯又狐假虎威,还有谁愿意惹这个麻烦?”周襄王沉默了半晌,报复出气的念头不断,脑子转到抽筋说:“你说的也是实话,那我不找诸侯出面,找狄人出面总可以吧?”“狄人倒是不怕楚国人,可是臣以为不妥。身为天子,首先要以德服人,其次要充分利用亲族之间的感情巩固统治,还要将这种亲情推广开来,与异姓贵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自我周朝建立以来,姬姓诸国就是王室的坚固堡垒,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姬姓诸国就算相互之间有矛盾,也要一起抵御外族的侵略。您因为小事就要抛弃对郑国的亲情,人们会怎么看呢?况且郑国与王室同为周厉王的后代,又为周平王东迁立下汗马功劳,还曾帮助您的父亲周惠王平定王子颓之乱,在姬姓诸国中,与咱们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而狄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是我们应该紧密团结起来防范的对象。您现在反倒想利用狄人的力量来对付郑国,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富辰这话很有道理,然而没有注意劝说的艺术。周襄王正在气头上,你还一味说郑国的好话,完全不批评郑文公扣押天子使臣的非礼行为,自己打又不敢打,打也打不过,请别人来打,你还要上纲上线,将一顶顶责任大帽子全部扣到周襄王头上,周襄王能接受么?周襄王当然不能接受,他派大夫颓叔和桃子前往狄人居住的地方,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狄人历来对中原虎视眈眈,总想着冲进来烧杀劫掠,现在周天子主动引狼入室,又何乐而不为呢?公元前640年夏天,狄人大举入侵郑国,攻占郑国的陪都栎城,给了郑文公一个沉重的打击。周襄王很感激狄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作为报答,他派颓叔和桃子为迎亲使臣,娶了狄人首领的女儿隗氏为妻,还打算立其为王后。这一计划又遭到富辰的反对:“现在狄人自恃有功于王室,必定贪得无厌,而您还推波助澜,居然要立隗氏为后。您难道不知道,妇人最难对付,您对她过于亲近,她就会胡思乱想;您对她疏远,她就会有怨言。用这种方式报答狄人,必有后患。”周襄王老早就厌烦了这些手下的嘱咐和劝告,干什么都畏首畏尾,毫无身为天子的豪气,他上次尝到甜头,这回坚持立隗氏为后。在那个年代,找老婆就是找岳父,就是找靠山。他也许认为,将隗氏立为王后,狄人从此就成了自己的靠山,甚至可以借助狄人的力量发动“礼乐征伐”了吧。不幸被富辰言中,隗氏当上王后没两年,就送给周襄王一顶绿帽子——和从齐国流亡回来的王子带发生了奸情。发生这种事情,周襄王当然不能忍受,但他没有处罚王子带,仅仅处罚了隗氏,废除了隗氏的王后之位,并将她赶到温城去住。狄人对此非常不满。当时派去迎娶隗氏的颓叔和桃子也很不

                      曾攻击过葡萄牙人。艾伦·伊萨克曼和巴巴拉·伊萨克曼:《作为境外居民的普拉泽罗斯人(Prazeros)》,第19、35—36页及注5。?参阅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297—339页。?努尔哈赤还命令达海将明朝的法典和一些军事著作译为满文。达海并于1632年为旧满文增加了圈点,从而在可能也是境外居民的额尔德尼创造的书面语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规范的新满文。1629—1630年间,当满族军队进入中原并兵临北京城下时,正是达海用汉文写了那些布告和文书。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3—214页。《朝鲜实录》中有几封信件涉及一个汉人,此人主管努尔哈赤与其他国家的往来文书。达海正肩负此责,因此这是达海出身汉族的铁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6—60页。清史学家们从罗思·李博士那里受益匪浅,因为她在利用满文老档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她的博士论文便是本章剩余部分赖以成立的基础。她所利用的满文老档是1905年由内藤虎次郎在沈阳首次发现的,其中一部分在1955—1962年间,以《满文老档》为题公诸于世。这些档案都是1778年的抄本,所载为1607—1626及1626—1636年间的史事。神田信夫等学者已用罗马字母为这批史料加了注音,并译为日文。《满文老档》公布后,原本又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发现了,并于1969年以《满洲旧档》为题发表出来。这批档案皆出自当时的满人之手,无圈点,其中有些文书还附有几种译文。尽管“对历史研究来说,原本与抄本只有少数重要的出入”,罗思·李博士还是在其讨论清初历史的开拓之作中同时查阅了这两种版本。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页。?努尔哈赤令曰:“凡都费阿拉时归顺之尼堪,皆视同诸申。”费阿拉在1603—1609年间是努尔哈赤的都城。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9—30、190页;铁玉钦:《论清入关前都城城廓与宫殿的演变》,第3页。费英东就是一个被同化的汉人。他是有名的神箭手,1595年归附努尔哈赤,娶努尔哈赤之女为妻,拜为将军。费英东之子图赖是位凶猛的勇士,1637年曾率清朝禁军(护军)攻打锦州。图赖受封昭勋公,其妻是满族觉罗氏,他们的女儿就是日后顺治帝的孝康皇后(原文如此——译者)。因此康熙帝是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兼有满、蒙和汉族血统。《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53—5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2页。据《明实录》1385年的一条记载,明军至辽东后,见当地女真捕获俘虏而“奴之”。和田清:《明初女真社会的变迁》,第92页。?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页,及其《探微集》,第9—1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5页。?这些奴隶的法律地位与罗马或德国奴隶多少有些不同。一方面,他们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买卖和继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拥有财产和承担债务。汉族奴隶可以相互提出诉讼,对他们不能随意杀害。郑天挺:《探微集》,第88—89页;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4—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3—55页。?满族人仍以狩猎获取食物、衣料和用于交换的皮毛,但16世纪后期,谷子、小麦和高粱已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粮。佟佳江及苏子河沿岸,甚至山坡和山顶,都被农民垦为耕地。大约1600年以后,满族首领开始向各牛录(由300人组成)征收劳役地租,每牛录出10名壮丁和4头耕畜从事耕作。同时,满族贵族也使用战俘耕种自己的田庄。1618年征服辽东后,这种田庄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但其规模仍然较小。1625年后,这些田庄成了人为划定的村庄,平均拥有9—13名壮丁。每个贵族都拥有许多这样的庄。例如,1634年,代善之子便拥有23个庄和503名耕奴。庄头通常由各庄的富户充任。郑天挺:《探微集》,第4、18页;李燕光:《1644年以前满族的社会经济形态》,第142—14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页。1619年,努尔哈赤令其官员“据界藩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吞并辽东后,他又令汉人俘虏剃发并就地耕种,而未将其屠杀。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9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6页。战俘中的工匠和手艺人通常都被赦免,并得以免除租税和徭役,获得足够的食物和奴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0—111页。关于这一时期满族人的商业活动,见郑天挺:《探微集》,第18—19页。“万历初,贩貂皮、人参、松板以为利”。《万历武功录》第十一卷,引自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起初,女真人向汉人换取铁农具。但15世纪70年代他们学会了将犁铧锻为刀剑的方法,于是明朝和朝鲜都下令禁止铁器出口。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0页。努尔哈赤手下有50多名铸工——其中多数是满族人。见《探微集》,第5—6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69—70页;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2页。?1587年,满族人在赫图阿拉附近的蓝哈达建起了第一座都城。该城又称宁古塔,四周有石质城墙。努尔哈赤的男姓亲属居于城中,同时有2万户精锐武士驻扎城外。北门附近居住着兵器匠和铁匠,南门附近有制造弓箭的工匠;东门外有努尔哈赤的18座仓库;包括130多间装满粮食的粮仓。莫东寅:《明未建州女真》,第5、84—85页;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2—3页。?1605年,努尔哈赤令部下学会晾晒和储存人参,以防腐烂。即使这样,1609年熊廷弼下令禁止与满族贸易后,两年中仍有100多斤人参腐烂变质(它们在内地零售市场原可换取等量的白银)。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86—87页。人参贸易的收入肯定相当可观,因为到17世纪20年代,后金已拥有充足的白银。强化价格管理,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0—33、105—108页。?魏源在《圣武记》第一卷中,称早期满族国家为“城居猎手之国”。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4页;和田清:《论开国者清太祖崛起的有关问题》;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4页。就更大范围而言,明朝后期东北经济迅速发展,西北则日趋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东南地区迅速繁荣、西北成为边远地区所引起的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当时,满族地区南部土地肥沃,北部有丰富的黄金等贵金属矿,森林地带则有取之不尽的毛皮资源。由于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东北在万历年间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当时内地市场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对貂皮、人参一类商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由于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城市,满族社会日趋复杂。农耕逐渐取代狩猎而成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经济欲望也随之增长了。当17世纪的经济危机困扰中国大陆时,东北地区也受到影响,并且可能对刺激满族的军事征服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东北的气温变得更加寒冷;1605年前后,辽东的霜冻季节比常年提前了15—20天,粮食产量势必因之下降。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满文《满洲实录》载:“那时,处处国乱……贼盗如蜜蜂,纷纷而起,自称汗、贝勒、大人,每嘎山(里)立为领主,每穆昆(亲族)立为长,互相攻打,兄弟同志相杀,族多力强者征伐弱者,甚乱。”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2—73页。历史学家郑天挺认为,这次社会动乱的内在原因是,满族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多样化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满族奴隶制陷入危机。当然,部分地区的骚乱是由于1573—1576年间,李成梁决定将其大本营从孤山移至宽甸,即今新宾县(原文如此——译者),当时为建州女真的主要农耕区,从而加剧了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从1585年起,汉族移民便在那里垦荒,并同当地土著发生过冲突。郑天挺:《探微集》,第6—7、21—23页。?尼堪外兰原是努尔哈赤的父、祖的奴仆(诸申)。郑天挺:《探微集》,第6页。?这些契约注有首领姓名、所属纳贡人数目及其在规定时间内所能提供的贡品数额。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页。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这种制度创造了一种也许属于前封建主义的新权威。“这种权威的新的特性,看起来似乎与首领的功能有直接关系。汉族人将他们视为其部落的代表,以便为汉族社会和满族部落社会的和平共处提供制度和常规。汉族人将其视为中间人这一事实,加强了首领对其部落的权威。于是世袭原则得到强化,从而使首领家族得以永远保持其权威,而使其他部落成员永远屈居臣属地位。这种情形非常有利于部落首领发动反对外来统治的反叛。此类边疆现象可能是封建主义的来源之一。这些现象在藏族历史中表现得颇为明显。将其同其他地区的边疆史——例如苏格兰高地部族的历史——加以比较,将是十分有益的。”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6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89页,及其《探微集》,第4页。?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可追至猛哥帖木儿,他被元朝封为千户,奉命统治松花江地区,且世代传袭。努尔哈赤之父、祖皆被明朝拜为地方官,并曾三次随李成梁进京。薛虹:《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0—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7页。以上及下文所述细节多引自和田清:《清太祖崛起》、《明初女真》及郑天挺:《清入关前》。?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96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0—113页。?关于满族人利用婚姻联盟的问题,见郑天挺:《探微集》,第56—61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6—79页。?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分掌大权。1611年,努尔哈赤杀舒尔哈齐。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页。埃尔文极为轻视满族骑兵的作用,说他们在作战时只充当预备队,位于披重铠执利刃的前锋部队和披短甲执弓箭的二线部队之后。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107页。但也有人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看法,即这些骑兵在战斗中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既能凶猛地冲破明军阵地,又能迅速避开强敌。满族八旗兵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亲军,皆为满、蒙马步弓箭手,负责保卫皇帝;骁骑,皆为骑兵弓箭手;前锋,多为满、蒙马步弓箭手,也有一部分使用云梯、火枪和火炮;护军,有马步弓箭手和火枪手;步军,皆为步兵弓箭手。郑天挺:《探微集》,第173—174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18页。?关于努尔哈赤招纳蒙古部落首领的问题,见匡顿:《游牧帝国》,第282—28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4页。?弗朗兹·米切尔认为,“八旗”制度是由汉人创议建立的,而戴维·法夸尔则强调这一制度受到蒙古的影响。虽然努尔哈赤身边当时确有一位重要的汉官,名叫龚正陆,但无迹象表明是他导致了八旗制度的形成。戴维·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4页。?1621年以后,后金军队的名称皆用汉族名称,满、汉官吏的职位名称也是如此。而“旗”则是有意用来表达一种兼有军政和民政双重性质的组织。1630年,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清太宗实录》第七卷。引自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21页。这种旗的组织,也是将松散的女真社会置于其统治者更为直接的控制之下的一种政治手段。一部可怕的战争和生产机器形成了,其代价是普通部落成员对汗的从属关系进一步加强了,汗可将他们从一个贵族名下拨归另一个贵族。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4页;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5—27、58—5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2—14页;戴维·M·法夸尔:《早期满洲国家的蒙古因素与汉因素》,第12—14页。?“谙班”(amban)意为“大臣”。贝勒原指女真各部落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原贝勒的后嗣仍可使用贝勒头衔。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11页。?此时,满族人也懂得了世袭继承权的原则。为了检验其长子的能力,努尔哈赤于1613年将大权委托给褚英。不久,褚英诸弟(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和皇太极)奏称,褚英逼他们立誓反对努尔哈赤。1615年,努尔哈赤遂将褚英处死。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8页。?五大臣全是努尔哈赤穆昆的成员,包括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安费扬古和扈尔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页。?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8—199页。1594年,努尔哈赤与喀尔喀蒙古通婚。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良好。?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3页。?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1—123页。?17世纪10和20年代是北极光频繁出现的时期,当时欧洲出现了观赏极光的热潮。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119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7页。?这被1605年的宽甸事件所证明。当时李成梁企图撤回满族统治区的全部汉族居民。郑天挺:《探微集》,第22—23页。中国、朝鲜和蒙古在满族文献中都被称为“固兰”(gurun),即国。除版图大小、财富多寡不同之外,它们基本上受到同等看待。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9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1—35页,1609年8月30日条。?弹劾熊廷弼的是兵科给事中朱一桂。当时熊廷弼提出,朝中“言官”大多不切实际,以为打败夷狄易如翻掌。他强调说,边防状况实际很糟,而边将要求授权同夷狄进行随机应变的谈判,又受到言官不负责任的非难。《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5—43页,1609年9月8日条;第二八三卷,第20页,1609年12月27日条。?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页;又见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49—50页。此时,努尔哈赤确实公开承认了明朝皇帝的主权。郑天挺:《探微集》,第17页。?早在1615年,努尔哈赤就担心赫图阿拉一带粮草不足,而这一地区已经推广了精耕细作。“我国素无积储,虽得其(明朝)人畜,何以为生?”努尔哈赤问道。1615年征服叶赫,及1618年攻占辽东,可能使其粮草紧张状况有所缓和。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36页。迫使满族寻找新的粮草来源的压力,肯定因“小冰河时期”的异常寒冷而有所增强。在20世纪的“小冰河时期”,即1923—1954年间,黑龙江水域从11月中旬便进入封冻期,比正常年份至少提前了两周。当时黑龙江流域的无霜期只有80天(江北)到140天(江南),农作物一年一熟都很困难。17世纪,松花江和辽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大清满洲实录》,第196—199、201

                      你们家入股的?看来都得求着你们家是吧?刘:……可能也有这么点关系。他就仗着他们认识的买卖人,能做买卖的。你不了解他们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内务府的旗人。据我的观察,他们什么也不会干。就只是知道吃,喝,玩,没有别的。周总理讲得对,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但是现在比较起来,这是我的观点啊,这八旗子弟没能耐,没本事,到现在还能有口饭吃,他毕竟都有文化。他都念过书,就仗着能写几个字能画几笔,就那也比现在的高干子弟强,实在不行不就变成画家了么,到时候卖字也能挣钱,他不就指着这吃饭了嘛。定:增家和那家的关系怎么样?刘:当然是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都是皇帝的臣子。要说和,全和,但究竟是面和还是心和?也都是互相利用。增家和那桐家也不是特别过密。我见着庆王府的人,说那家呀,比庆王府还阔哪。见着那家的人,又说我们哪儿比得了庆王府啊。你想就这样关系。两个姑太太一个姑奶奶,三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了,这种关系他还那么说。总而言之,那家跟增家这两家为什么这么有名啊?因为他们败落得晚,太长了。北池子袁家,那名气可太大了,比那家、增家的名气还大,为什么有人不知道呢?比他们完得早啊,当然最后还是“文化大革命”才完的,可是已经名气就不行了。谁都知道金鱼胡同那家,也是沾了金鱼胡同的光,谁不知道和平宾馆那儿是他们家呀。其实那桐官不是最大的,可就是因为他确实底儿太厚了,换句话说就是搂的民财太多了。庆王府为什么说那家比我们还阔呢。那家最后败落是到“文革”。定:您说这王府,跟增崇家、那家,还不是一回事儿吧?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刘:他们的区别啊,也是派别。毛泽东有话,“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一样。定:您毛选还学得不错。刘:一样。甭管什么时期都是,内务府内部的斗争相当激烈。定:你家什么时候去的天津,是北京政变以后吗?刘:那倒不是,因为我们解放前在天津有一个别墅,我父亲在那儿养老以后,把所有的财权和掌家全都交给我大哥,让他管理北京的家,就带着我到天津住了,我在天津住了7年,一直住到我父亲死在天津。注304我父亲在天津养老,跟铁良离得近,他们也串门,一块儿打牌呀,聊天呀,老是这几个人。满清完了以后,这些个清朝的遗老遗少,都在天津的租界里边,保险哪,都在天津呢。住在天津这七年期间,我经常去的是铁良家,铁良的大儿子穆伯实是我的开蒙老师,那时候我正好还不认字呢,字号,一包一包的一百张,这边有画,那边有字,人之初,性本善,是他教我的。定:还有谁家?刘:还有的就都提不上喽,我说得上来的也都没落了。

                      3.我们家全变成旗派了

                      刘:我不是旗人,我是汉族。定:您不是说您在旗人里头有好多亲戚关系吗?刘:过去这个社会,像我们这个年岁呀,最有意思的是,最讲究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结果全都是什么姻亲呀,联姻哪。老在那个堆儿里头,有的还是骨肉还家,这个姓又回去了,他就不愿意找外边的人,几代一下来,可不全是亲戚?我大哥活到82岁死的,我跟我大哥相差30岁。梁夫人那是嫡母,不是我的生母,是我大哥的母亲,哎呀这梁家了不起,可以说是北京六里屯最大的地主,地也多也有钱也开买卖,六里屯在朝阳区。他们家不是旗人。我是属于庶出。我的母亲姓郭,是我父亲的一个侧室,二太太,这叫庶母,所以我小啊。过去老家庭嫡庶的关系可太大了。我描写我母亲呢,她得侍候我大哥的母亲,这是她的本分,侍候我父亲更是天经地义了。反正比使唤丫头强一些,她有个名分就是了,在下人面前她还是主人。但是她在主人里头,在主人与下人之间。同时,她并不是净侍候这老二位,包括我四个姐姐,都得她侍候,还都专有奶妈看妈,都有下人。她还不如我大嫂,我大嫂是长门长媳,她是执掌家政的。(我母亲)只是不侍候晚辈,比如我大嫂生的我这个侄子侄女,那她不管,到她生日他们照样得给她拜寿给她磕头。但是到她自己本人生日,给老爷太太都得磕头。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我们就哥儿俩。我大哥是老大,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还有五个姐姐,死了一个,就剩四个姐姐了。我姐姐现在都没有了。我这辈现在我是最大的了。满汉许可结亲以后,我四个姐姐有两个都嫁的是旗人。还有我的侄女,我的大哥的二女儿,是嫁给庆王府载振的儿子。所以说我的二侄女是庆亲王载振的小儿媳妇。郭松义:你们刘家同满族结亲是在民国以前还是以后?刘:民国以后。你像我二侄女跟我同岁。去年我这二侄女,就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八十整寿,我去了,带着我的老大,和这个姑爷,碰上庆王府的好多人,都去给这四太太做生日去了。定:去年(即2000年)?刘:去年啊。定:去年这些人还这么活跃哪?刘:那!都去了。金莉珊注305的儿子给办的。载振的弟弟叫载伦,伦五爷早就死了,伦五爷的夫人还活着呢,也是天下绝色的美女,也八十多了。满汉能通婚是由宣统出宫才开始。没有明文,皇帝一逊位……注306我大姐是没出阁就死了,二姐给的是一个姓王的,不是旗人,搞金钱业的,是我祖父的同伙吧,他们合资开过买卖。我二姐出阁的时候他们已经败落了。三姐给的是汉军旗,金店李家,他是开金店的。定:金店李家也挺有名的是吧?刘:也是比较,在北京提起来跟我们家差不多。现在我那外甥是他家唯一的一个啦,在台北,我们四十多年没见了。他现在每年回来一次,他七十八,比我大,我还得陪着他玩去。他们一直就是汉族,满清不是完了么,好多满族都改汉族了。现在爱新觉罗一吃香,把汉族又改了满族了,改了满族还不同意,能改爱新觉罗又改爱新觉罗。所以我最佩服启功,启功完全是凭人家是书法家,谁知道启功是皇室呀,是爱新觉罗呀。他就凭本事。我四姐给了同仁堂乐家。给了他(乐曙青)五大爷。他父亲行六。我的四姐是他(乐曙青)的大妈。我四姐夫叫笃周,乐笃周。他们也不是旗人。最后我的五姐。我五姐给的是真正在旗的。北京有名的金王家。北京有三王,金王银王老醯儿王,这个你要究根,我讲不出来。金王是给皇上看金库的,他们这个金厂子,好家伙36亩地,我这个五姐夫在奉先殿当差,内务府的,注307他们一直住在东不压桥那个福祥寺,注308那是他的铺面。王府井饭店知道吗,首都剧场对过儿?这是金王家最大的棺材铺,叫元顺木厂,七间门脸儿。注309当初不知道怎么来的,房子并不多,它就为的是放木料啊。解放以后改成汽车修理。乐曙青(以下简称乐):他们管他外号叫金大头,这主儿脑袋大。刘:老醯儿王是山西人,在北京有几十家银号。山西人什么买卖他都能开,山西人最能理财,到现在也是这样,有钱哪。那是在我们家晚期了,北京银号都是山西人来的。定:可是没你们家大?刘:对对对对。我五姐比我大十几岁,解放以后七几年死的,活到快八十岁了。现在只有她儿媳妇还活着。我也是满汉联姻。我爱人也是旗人,伊尔根觉罗氏,老姓姓赵。当时也是黄带子,皇室的,有战功,进关的时候,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北京鼎鼎大名的仓赵家,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0为什么叫仓赵家呢,他们虽然属于铁帽子王了,但是革过带子,后来又恢复了他的官,但是不承认他是铁帽子王了,没有世袭罔替了,所以就给找个差事,是管皇上的粮仓,也是内务府,结果就叫出名了,叫仓赵家。到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民国了,到民国北京的粮店差不多都是他们的,公字号粮店,北京是公和昌,公和通,公和经,全是他们的,不算外县,内城里头十八家。我结婚的真正的媒人是我五姐,就是金王家,因为金王家跟他们都是内务府的。还得说这跟满洲的结亲,我还是借了满洲人的光。所以像我结婚哪,一直到我侄子,娶的都是旗人,我们家里干脆全变成旗派了。定:您哥哥是几个孩子?刘: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死得早。二儿媳妇是奚啸伯的侄女。奚啸伯又是个北京旗人,是满洲人,下海(唱戏)了。我们家跟那桐家有亲戚关系是属于下一代了,是我侄女嫁了庆王府的关系。可是我们跟那桐的关系不是因为这个,起先我们就跟那家有来往。那家一直跟庆王府是换婚,是不解之缘,一直解不开,庆王府是专门娶那家的女儿。由姑姑带侄女,全过去。定:他们家两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的儿子。刘:岂止两个,是老辈儿的两个姑太太。一个给的是载振的大儿子,叫溥钟,他们是溥字辈儿的嘛。第二个是溥锐,二儿子,娶的也是那家的姑太太,这是姐儿俩嫁哥儿俩。这个老四叫溥铨,可不是现在北京这个溥佺,这是立人儿,他们是金字边。现在也没人了,前年故去的,是我的侄女婿,亲侄女婿。现在还挺好,在天津的那个,有时候笔会的时候还过来呢,恭王府那儿。这是一个,他的侄女,那家小一辈的老大,又嫁给钟大爷的儿子,姑做婆。这个人还在,并且我们还见得着。她叫金莉珊。增家跟那家也是亲戚,那桐的女儿给的秦老胡同增家,是增崇的儿媳妇,他们结的亲。到解放后也是藕断丝连,增鹤峯(察奎垣)的媳妇,是那家的二姑娘,那桐的二孙女儿,也七十多了。定:岳效鹏跟张寿崇家什么关系?乐:张寿崇的弟妹,是岳效鹏的女儿,叫岳维珍,我叫她岳大姐。不是我们的乐,是山岳的岳,岳效鹏是岳潜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岳潜斋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岳效鹏是张寿崇弟弟的岳父。注311岳家就在金鱼胡同后头,差不多半条胡同都是他的房子。定:原来金鱼胡同是不是也差不多都是那桐家的房子?乐:应该是从西口到东口都是他的房子。刘:特别解不开的原因就是,他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尤其他们王府。王府的规矩太大呀,一般的家庭不可能,礼节他都不懂,他也不适合。至于儿女联亲的原因,还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不愿招个不知根不知底儿的儿媳妇,或者嫁出去给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女婿。他还是为他的地位。这些子女也都是牺牲品。我这侄女为什么一来就哭,也是哭了半辈子,她就认为是为了结交庆王府,为了扩大你们自己的势力,就把我给了庆王府,当然一说跟庆王府结亲别人都认为了不起呀。注312定:她过得并不愉快?刘:那当然是呀,王府的规矩跟皇宫里差不多。原来我那侄女不能随便回娘家,王爷还活着哪,王爷不发话你能随便回娘家么,就是整个儿圈到深宫院不能自由哇。虽然是吃喝不愁,使奴唤婢,但她心情不一样。都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到解放以后就好多了,到时候随便回娘家,说走就走了。庆亲王最小的一个亲孙女,现在就在北京,住在丽泽桥那儿,她管我侄女叫四婶,我都比她长两辈儿。她嫁给了钟寿民。钟家也是旗人,也是我们的老亲,书法家。字写得不错。我们还有来往。定:那你们家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都学了一套满族的规矩?刘:唉,对,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半汉半满。一般的办事完全是按着清朝的规矩。穿衣服也差不多。所有认识的这些人,到这儿来行人情的也好,都是满人多。满人得占百分之七十,除了这些我们买卖的同人是汉人多,做买卖的、朋友,汉人有,亲戚里边全是旗人。定:那你们家汉族的规矩还留的有什么呀?刘:……唉,现在还真说不上来了。我们就等于完全按旗礼了,因为我们跟旗人的关系太多了。每天反正老接触这个旗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也是旗人。还是围绕着刚才我说的,我们圈里这些人是盘根错节,关系网,这网你撞不破,这么多代都撞不破,一直到现在,虽然社会变更,制度也变更了,但还是盘根错节,观念也改不了。我们盘根错节的原因就是这一个原因。所以现在我看电视剧,尤其是爱新觉罗的电视剧,个个我瞧着不顺眼,没有一个真像的,有好多明显就不对。导演权力最大了,导演是外行,他不听你的,你看现在一来就大喊“喳”,没有,宫里没有说“喳”的,都是zhe,那么答应。我们都亲耳(听)到过的,还不能太大声儿。另外两把头梳得不对,旗装嘛,好多讲究,比如说老有这么一个围巾,这一个条儿,这掖过来,这一个人寿字,有的是燕字虎,都有讲究,只有慈禧太后能够有万寿字儿,你宫女不能戴这个,包括建筑,房脊,都有讲究,不够品级不能用那种脊。对于这个,我去旗人家里太多我都懂得,御史他真参哪,不符合你的品级你不能用。定:你们家就不回宁波那边去了?刘:我就没回过老家。定:您一口北京话了。刘:地地道道的北京话。什锦花园——北洋军阀吴佩孚住过的明成国公适景园旧址(定宜庄摄于2006年)

                      4.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注313

                      刘:我们跟乐家的关系就是我四姐的关系。我们住在马大人胡同,他们住在什锦花园,前后胡同,中间由扁担胡同穿起来。他们乐府上的人,我经过三代,都是少白头,我姐夫也是少白头。乐:笃周(刘的四姐夫)他是留法的,洋派,他从法国回来以后跟您(指刘)的四姐结婚。结婚完了以后他就到祁州去买药,祁州药市。结婚就三个月,一百天,我大妈(指刘的四姐)就故去了。得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刘:为什么跟乐家结亲,这个他(指乐曙青)都不知道。这得讲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四姐比我五姐大两岁,我五姐是最小的,她不是给了金王家么,这金王家原先要的是我四姐,就是他(指乐)的大妈。为什么后来要了我五姐呢,金王家这个老头相亲的时候,看中了我这个五姐了,看中这个妹妹了,因为我四姐有一个龅牙,这嘴唇上头有点鼓,有一个牙长到上边了,就看不中。这么样就跟媒人说,我瞧这妹妹好,不要姐姐,这媒人就为难了,就说哪儿有妹妹先出阁,不好跟我父亲说呀。老头非说,你要是能够说,我就娶他这个妹妹,结果没辙,金王家又有钱又有势。介绍人我估计也是在北京挺有名的,跟我父亲一提,说我跟金老说了,瞧中了您这五姑娘了,您这四姑娘他说有个龅牙。我父亲说那不行,哪儿有先把妹妹嫁出去的,北京这封建家庭就这样吧,姐姐得先走,不能让妹妹先出阁。第一次不同意。这金老头不干,跟媒人说你非得把这事给我办了,我非要他那个小五不可。这样媒人没办法,媒人当然也是有点关系吧,有点压力吧,就磨烦我们这个老头儿,就是我父亲,说您真要答应哪,四姑娘包在我身上,我给您找一个比这金王家还得有名的,他全包上了。弄得我们老头没辙,勉勉强强答应了,很勉强这门亲事。为什么我写这东西不能往出拿呢,有好多后人还在,我怕引起麻烦,实际我讲的啊都是事实。最后妹妹先出阁,可是姐姐心里很不高兴,虽然那时候是封建婚姻,也没见面,但是都知道。她由小时候就喜欢在旗的,就愿意跟王府啊,内务府的这些旗人打交道,愿意梳两把头啊,请大安哪,她就喜欢这个,所以她眼瞧着妹妹坐花轿走了,就不高兴。妹妹走了没有一年,果然媒人真做到了,说我给您这四姑娘找的比金王家还出名,是同仁堂乐家,同仁堂乐家跟您刘家比起来,名望不小吧,完全是门当户对,您还有什么说的,您给不给吧?我父亲当然挺高兴,但是就有一个顾虑,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我们结交的全是内务府的、清朝的这些官僚和旧家庭。乐家那时候比较新,他(指乐曙青)五大爷那时候留法。(对乐)包括你那个二大妈注314,你那二大妈还跟我跳过舞呢。最后是一条命啊,把我这四姐命要了。她一听说给乐家,她也有耳闻,说乐家跟咱们不对派儿。据说我父亲一跟她说她就不乐意,那天起就哭,一直哭到

                      超碰cao已满18进入离开自愿承担了这一重任。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观点。谈迁:《国榷》,第6100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4页。史可法也许还考虑到应当离开刚刚度过皇位继承危机的朝廷,因为他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当他动身去扬州时,曾上疏弘光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马士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7页;《明史》,第305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据一条史料记载,史可法为摆脱高杰的软禁,不得不扮成一名道士。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3页。?黄得功还打算护送其族人黄蜚,此人已从淮安抵达江边,担心高杰会在途中打劫其船队。顾苓:《金陵野钞》,第7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史可法在竭力恢复扬州地区的秩序时,得到祁彪佳(1602—1646)的大力帮助。祁彪佳是绍兴著名藏书家的后代,曾任苏州和淞江巡抚。南京失陷后,他投河自尽。1776年被追赠官爵谥号。他的儿子也有两人是南明忠臣。?用文秉的话说:“刘孔昭无所畏。”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南京是明朝的陪都。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6页。?为取得云集南京士大夫的支持,弘光帝下令,凡被放逐或被迫致仕的官员皆恢复其原来的品秩,其中三品以下者可酌情授官。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张慎言最初曾举荐赵南星为官并弹劾冯铨,1625年,张慎言又遭到冯铨的弹劾,并一度被放逐。1628年崇祯帝即位时,他官复原职,又先后出任工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明史》,第3089—3090页。高弘图也曾因攻击魏忠贤而被迫辞官,并和张慎言一样,在崇祯时得以官复原职。高弘图不是真正的东林党人——过去有人这样攻击他——但仍被视为对东林党抱有同情的人。同上书,第3080页。姜曰广也曾因交结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明史》,第3090页。刘宗周颇具盛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1621年,这位浙江绍兴人刚刚就任礼部仪制主事时,就上疏弹劾魏忠贤和臭名昭著的客氏。这又使他在东林党人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声望极高,所以尽管他是宦官势力的劲敌,却未遭到诋毁惩罚,1623年仍被拜为太仆少卿。此后不久,他因病致仕,回到绍兴附近的蕺山讲学。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宗羲。1629年,刘宗周重返仕途,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不久,又回到绍兴,在山阴县的石匮书院讲学。1636年出任崇祯朝的工部左侍郎。1642年,正是复社鼎盛之时,刘宗周升任左都御史。同年,因反对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为官而被革职。1644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他回到浙江。杭州巡抚对其“兴兵勤王”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所以,年已67岁高龄的刘宗周便召集杭州士绅领袖,相约自募义兵。此后不久,崇祯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救援北京虽为时已晚,组建义兵以保卫南方仍是必要的。于是,刘宗周返回杭州,继续致力于战备之事。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8—31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55—15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533页。?6月14日,福王作为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在杭州接到任命的时间大概是6月22日。刘宗周拒绝了任命并于6月24日返回绍兴。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320页。?此疏在他的朋友中传看,疏中指出导致明王朝衰亡的四条弊政:专任刑罚,破坏了统治艺术;朋党相争,使人才流散,得不到重用;过分奢侈,挫伤了将士之心;官员腐败,毁了百姓的希望。?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20—321页。?侯方域在北京时被誉为少年名士。1633年其父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是倪元璐的门生,因在试卷中用字犯讳,没有步入常规仕途。但他结识了许多青年士子,1640年在其家乡商邱创建了“雪苑社”,被认为是复社的分社。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6页。该社又称“雪园社”。?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1页;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65页。?侯恂战败后,先率众向南撤至河南南部,后又北上,进入山东曹州,寻求刘泽清的保护。但其部下与惨遭战乱之害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侯恂遂于1643年被劾入狱。李自成进京后,将其释放,并以刑罚相逼,迫其同意出任大顺政府尚书之职。谈迁:《国榷》,第6060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明清之际的河南》,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91—292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序》,第2页。?“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于。”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章,第1页(此段引文出自《壮悔堂文集·侯朝宗公子传》中,胡介祉撰文——译者)。侯方城于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国任湖广总督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方以智则通过了这次会试,进士及第(他表面上说无心功名,却暗中应试),随后,他回到南方。南明政权建立后,方以智也想参加,但发现自己因与复社有染而颇受猜忌。事实证明,阮大铖一旦复出,对复社成员将十分不利。彼得森:《苦果:方以智与思想变迁的动力》,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3页。陈贞慧也试图加入南京政权,由于他与周镳过往甚密,又曾参预起草反对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所以于1644年10月14日被投入监狱。后被释放。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页。冒襄于1644年5月下旬在家乡如皋得知北京陷落,虽然当地士绅纷纷离开了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但冒襄及其家属,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却留下未走,直到听说当地驻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在南下长江的旅途中,他们几乎落入当地土匪手中,后来在一位朋友家中避难又险遭袭击。他们丢失或花费了大部分家资,好歹还是活着返回了如皋。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66—74页。?孔尚任:《桃花扇》,第51页。《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浪漫(“销魂”)的题材,是因为孔尚任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曾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同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龚贤、费密以及其他人交谈。《桃花扇》完成于1699年,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09页。?侯恂曾为左良王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于是被视为能驾驭这位粗鲁将领的为数不多的文官之一。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31页。?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初于辽东从军,17世纪30年代,率军镇压河南、安徽农民军主力时,声名大振。1644年,他与张献忠多次交锋,并屡屡获胜。这位明将后被封为“宁南伯”。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1页。?谢国桢指出左良玉手下有8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很难令人相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5页。比较可靠的估计见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左良玉手下最著名的农民军降将是马进忠,有关他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他在河南中部之南阳的活动。他曾一度与张献忠联合,攻打中原北部,1639年降明,1643年归左良玉部。《明史》,第2950、2955、2957、3064—3065、3145页。?弘光帝确曾指派官员去攻打四川境内的张献忠。张献忠入川时,一直闲居于四川老家的原礼部右侍郎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王应熊又将被劾之后也一直家居的原宁夏榆林右参政樊一蘅召来相助。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对保卫四川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一位名叫马乾的知州召集起乡绅,自称摄巡抚。王应熊和樊一蘅一面指责马乾,一面却被迫逃到遵义,继而又躲进深山,最后败死其间。南京政府便承认了马乾的巡抚身份。清军杀死张献忠后不久,马乾收复了成都和重庆。他自己后来也为抗击清军而战死在重庆。《明史》,第2865、3132—3133、3319页。?袁继咸,江西人,是一位出色的文官。1636年,因魏忠贤同党诬其受贿而下狱。后经太学生群起请愿而获释。1640年任湖广参议时,因未能阻挡张献忠对襄阳的进攻而被流放。其后经吴甡推荐,朝廷又将他召回,授江西、湖北、应天、安庆右佥都御史,驻九江。就在那时,他与左良玉结下了友情。袁继咸:《浔阳记事》,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48—949页。?尽管皇上亲自相请,左良玉仍拒绝加入弘光政权。所以袁继咸致书左良玉,提出了上述要求。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解学龙,扬州人。1625年作为东林党人被弹劾。崇祯即位后将他召回,但不久,又因他支持黄道周而将其投入监狱。弘光帝登基后,他同许多政治犯一道应邀参政。后来,他被马士英革职除名,回乡后,死于扬州大屠杀。《明史》,第3090—3092页。?叶廷秀(1625年进士)在北京时官至户部主事,曾经上疏,为卷入早期党争的黄道周鸣冤,并因此被贬放福建,直到北京陷落前夕才被重新召回。后来,任唐王政府中的兵部左佥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后,他出家为僧。《明史》,第2892—2893页(《明史》中记其在弘光政权中任佥都御史——译者)。?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皇上及在场的大臣都大为震惊,遂取消了当日的其他议程。文秉:《甲乙事案》,第4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8页。?张慎言的辞呈于7月13日获准。由于家乡山西已被农民军占领,他无法返回,只能客居安徽,后来病死在那里。谈迁:《国榷》,第6113—6114页;《明史》,第309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7页。张慎言曾反对马士英竟召阮大铖身着官服入朝。?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209—2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0、54页。斯特鲁弗指出“正人君子”集团出于党争的目的,利用选官制度中的缺陷,排挤政敌(斯特鲁弗:私人通信)。?黎杰:《明史》,第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1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页。马士英因阮大铖曾向周延儒说情,让自己出任凤阳总督,故极力荐举阮大铖入朝。?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1—71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1—52页。马士英也持同样观点。7月12日他上疏称:“魏忠贤之道非闯贼可比。”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页。?《南明野史》,引自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5页。马士英举荐阮大铖的日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7月9日、10日、12日、13日等等。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阮大铖实际上于7月11日入朝。谈迁:《国榷》,第6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8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6页;谈迁:《国榷》,第6116—6117页。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是罗万象、尹民兴和左光先。左光先是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之弟,后来被阮大铖逮捕并短期监禁。《明史》,第2777页。当时一份较典型的奏章评论说(御史詹兆恒语):“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引自黎杰:《明史》,第200页。类似例子见《明史》,第960、3087、3318—3319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1—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6—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页。吕大器(此时被公开指责为不赞成拥立福王的人)于7月30日辞职。后被唐王请出,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他尚未到任,唐王政权就垮台了。于是,吕大器又前往广东,拥立永历为监国。后来病死于广东。《明史》,第3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姜曰广于10月9日辞职。谈迁:《国榷》,第6146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姜曰广后在金声桓手下任职,1649年因抗清失败而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4页。高弘图要求去监管漕运,但却命他回内阁供职。1644年11月4日他终于辞职,由于无法返回山东老家,只好留居南京一带。南京降清后,他在一座破庙中悬梁自尽。谈迁:《国榷》,第6110—611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4页,《明史》,第308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2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1—4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人们指责钱谦益,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而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51页。?刘宗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明史》,第28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主张收复失地的人们常将自己比作南宋的爱国之士。他们把史可法比作李纲,把马士英比作完全自愿地放弃北方失地的卖国贼秦桧。因此,他们反对“两立”之说。所谓“两立”,即指两个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大体相当,又都声称有权统治全国,因而产生的二者并存的局面。正人君子们拒绝考虑北方的清朝与南明像从前的金朝与南宋那样共存的可能性,关于“两立”,见罗伯特·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7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1页。?赵光远于1635年被洪承畴调到汉中。他在阳平一带抵御张献忠,被南明政权任命为川陕总督。《明史》第2724、2981、3511、3513页。其他各城守将也都被赐予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张缙彦曾参预迎接李自成入京,并为大顺政权效过力。大顺政权垮台后,他逃回河南。尽管张缙彦有此污点,弘光帝还是任命他为河北、山东、河南总督,承认了他在惨遭战火蹂躏的河南的权力。这一任命曾引起争议。后来,张缙彦被列入北都从贼诸臣的名单。但马士英(他可能接受了贿赂)拒绝正式弹劾他。于是,这位总督得以逍遥法外,后经洪承畴举荐归降清朝。张缙彦为一己私利而降,1660年因在浙江任职时被指控写了一首自吹为英雄的词而被流放。后死于流放地宁古塔。顾苓:《金陵野钞》,第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4—35页;《明史》,第3494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1页。?关于19世纪豫北“寨”的情况,文献中有一些精彩的描述。这些寨的墙皆用土筑成。方圆3~5里。寨内通常有一座高大的瓦房,和一座石砌的用来扼

                      塞克勒(ArthurSackler)收藏中,有一本万寿祺的收有6幅国画和12幅手迹的文册,时间记于1650年,题目是《山水花卉法书册》。这些画的风格严谨而含蓄,笔法不夸张,甚至让人有点捉摸不透。第一幅画是一个河景,在近景中有枝条稀疏的小树,一个戴着宽边帽的老翁孤单单地坐在一个小船上。一条河岸的不太清楚的虚线在他身后延伸。在另一幅题为“秋林倚仗”的画里,一个文人站着注视一个草棚,他背对观众,头发上结着一个结,这样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空旷凄凉和道家的寂寞。?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0页。?同上书第三卷,第29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29—30页。?比阿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3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7页有一幅万寿祺的画像。?一份未署名的18世纪朝鲜传纪作家谈到了万寿祺的伟大“气节”。《皇明遗民传》第二卷。?按照归庄的说法,万寿祺的家是往来南北的江南文人们的一个主要下榻之处,文人常常聚在他的房子里高谈阔论。《归庄集》,第316页。?这并不罕见。公开宣布自己的忠君复明信仰并自豪地称自己为“大布衣”的画家龚贤,曾为有名清朝官僚王士祯画了一幅极有名的作品:《峰亭景色》(意译)。当然,还有许多忠君倾向的画家聚集在周亮工周围,他是苏州乡绅,帮助过清人平定中原各省。以后他成了南京学人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威尔森:《龚贤》,第10—1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陵(死于公元前40年)是汉朝的一个将军,后来投降了匈奴。苏武(死于公元前60年)作为使者被汉武帝派往匈奴,遭匈奴监禁达19年之久,当时他被送到荒原中,在那里他靠着吃雪活了下来。后来他被送到更远的贝加尔湖附近去牧羊。与在匈奴朝廷做官的李陵相反,苏武坚决拒绝匈奴的官职。因此当两人见面时,面对苏武忠诚的忠君情操,李陵感到无比的羞愧。五年后,在公元前86年汉帝国和匈奴议和,苏武获准回到了中国。出于对他气节的敬重,李陵送给了他一件临别礼物。他也可能给苏武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个人的悔恨之情与对忠君之士的尊敬之意。这封信收录在《文选》中,明代的每一位科举考生都读过它。但这封信可能是梁代江淹(444—505)的拟作。惠特克:《李陵—苏武信件作者考证》,第566页;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84—685页;鲁赫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第134—135页;许寿裳:《中国民族志士简史》,第27—3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5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四卷,第10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5—137页。?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该职看得,刘文炳、郭君镇,久通贺、孙诸贼,蜂屯蚁聚,逆我颜行。抚则违命,剿则遁逃,劳我兵力,费我军需。二十年来,荼毒生灵。秦中士庶,莫不欲食肉寝皮。《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虽然阿济格及其将领们在1645年春声言,自大顺军被逐出西安之后,河北、山西和陕西已经“平定”,但这几个省的形势还远未稳定下来。例如,位于北京与大同之间的宣化府,有自称“皇天清静善友”的会党起兵反对新朝。男女信徒们在精通拳脚的拳师带领下,击退了朝廷军队;当巡抚张鸣骏捕捉住肇事首领,马上就有其他好汉起而代之。这一教派还在邻近的山西煽动暴乱。山西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暂时停止了对大顺逆贼高九英的军事行动,以便根除该省西北宁武一带的“善友会”。当高九英部接受宁武守将的招安而平息下来之时,总督高勋、李鉴却还继续在该省东南部镇压其他教派,并统统视之为善友会。虽然有几个清朝官员认为那儿的农民善良本分,其他人却称他们是“作崇”的“妖贼”。于是李总督命令手下人马对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民间宗教团体成员的人格杀勿论,攻入并摧毁被官府认作信徒活动中心的“堡”。成千个要塞因此被毁坏了。与此同时,一个类似教派的叛乱也在陕西省府西安附近的西部发生了,尽管他们与善友会的起义不一定有联系。诚如该省总督相当简洁地向多尔衮报告的那样:一日臣方坐署,喧传有数龙自天而下。少顷乡约首送前龙,视之,乃《皇极》妖经一卷也。“经”背后的“妖”是一个叫做“胡寿龙”的宗教预言家。据说胡寿龙借“焚祝”之名,“煽惑”人民,聚众2万余,号清光元年。总督一听说这个虔诚的千年福派聚众起事,就派兵下乡,迅速斩杀或驱散了胡寿龙的“妖党”分子。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在陕西无情杀戮的这位总督是刑部左侍郎、总兵孟乔芳,他在锦州围攻战中也曾是这样的勇猛异常。1644年,孟乔芳随多尔衮南下中原,次年初,除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其所领之部皆为精兵,包括一直为多尔衮所倚重的内大臣何洛会镇戍西安之部,以及新近投降的副将任珍的和州戍兵。然而,即使这些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都感到要控制陕西,真是异常困难。明朝时期,陕西省包括了古代中国的心脏地带和其外的部分中亚地区。现在分立的甘肃和宁夏两省那时候还在一个总督的管理之下。对于在“河西”(当时称甘肃走廊为河西走廊)旅行的汉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他乡异国。不仅城镇紧闭,像城堡一般,与中东和中亚的城市一样同乡村截然相分,而且居民种族各异。到17世纪中叶,一个种族混杂的群体在陕西西北及青海湖周围的湟中定居下来。他们有说蒙古语的喇嘛教土人,有信奉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西藏人,有信奉伊斯兰教或非伊斯兰教的汉人,有说土耳其语和说藏语的穆斯林萨拉儿人,有蒙古族血统的说藏语的穆斯林,有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以及穆斯林土人。这些民族中有许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东西之间的商队贸易为生。自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后半叶衰亡以后,中亚的游牧团体——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对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城市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开始攻击去土耳其斯坦途中的商队。此后不久,欧洲与东方海运贸易的扩展,使得商业联系向别处转移,结果在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这一地区日益受到蒙古人侵扰。自奥都拉什德(1533—1565年在位)死后,察哈台汗国及其在喀什噶尔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使局势恶化。内地草原游牧民族逐渐汉化,在经济生活上变得越来越依靠于西北定居人口。他们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更加贪婪的竞争。在湟中地区,当地的蒙古土人统治者(他们是由明朝皇帝敕封的“土司”)抵抗着西藏喇嘛教寺院为土地和食物而日益严重的侵扰蚕食,到16世纪90年代,土司和喇嘛之间的世仇与战争使这里惨遭蹂躏。不过,由于西宁的蒙古土司的权威来自明皇室的敕封,所以在17世纪叛乱四起之时他们仍旧忠于明朝。他们在1642年击溃了一次藏人的反叛,并于同年抗击了李自成对西宁的进攻。虽然蒙古土人在1644年歼灭了李自成大军的一支主力部队,甘肃走廊的“夷狄”却没能在大顺军立基陕西之后顶住他们。在大批人口遭到杀戮之后,肃州被占领了,接着西宁遭到了洗劫,许多土司被杀。所以,当阿济格把李自成赶出西安时,蒙古土人就迅速成为满清的同盟者,总督孟乔芳以及阿济格再一次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与蒙古土人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孟乔芳驱逐李自成后,立即遭到仍然留在陕西省内的许多军队的激烈反抗。其中最大的,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7万人的军队,由一个名叫孙守法的前明朝副都统指挥。孙守法为陕西人,智勇超群,他在西安南部的终南山上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忠明政权。1645年5月底6月初,他奉明室秦王的第四子为汉中王(汉中是终南山西南地区的治所)。孙守法麾下的副将贺珍也是前明将官,他率领3000义勇从终南山出发,渡过渭河,进攻凤翔府。复明党进攻凤翔得胜后,许多人纷纷响应,揭竿而起,武装反对新地方当局。孙守法的新盟友中最强大的是武大定,他从前统帅明朝在六盘山区的固原驻军。孙守法相信只要有武大定的帮助,就可以夺取只有700清兵的防守薄弱的省府。1646年1月底2月初,忠明分子下西安东南山地前来围攻省城。可是2月20日,由孟乔芳亲自指挥的一支援军出人意料地赶到了。孟总督突破了孙守法防线,进城安辑官民。他留何洛会守城,自己则先以新近招降的汉军小心地从两翼侧击忠明武装,然后用八旗兵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击。成千的忠明分子被杀了,余众四散逃跑。孟乔芳的部将追击溃逃的义军。李国翰率部东进,杀死了来自渭南的由一裨将率领的1000多名义军战士,并越过山西蒲州附近的边界,攻击刘文炳的义军队伍;何洛会则向北追杀西安起义的其他残部。这位内大臣在追击中长驱深入山西,1646年4月25日,在大同附近的山阴击败光山伯刘体纯。这一战役后,何洛会声称斩杀义军2.2万余人,包括复明领袖孙守法。可是,孙守法那时实际上正躲藏远在南面的兴安附近的山里。在那儿,孙守法与已经占山为王的当地寨主结为同盟,在武大定等人帮助下企图东山再起。然而,孙守法还未能得手,孟乔芳就访得了他的行踪。一支骑兵找到了他的营地。虽然据说孙守法击毙数十人,清兵最后还是围杀了这个反清领袖。孙守法的头颅被带回西安,但是他的死既没有导致其部队的离散(武大定暂时逃入四川,然后在固原建立反抗基地),也没有给东南部带来和平(贺珍继续与长期控制那一地区的土寇诸寨结盟抵抗)。在孟乔芳的领导之下,清朝几支不同的军队已成功地集结起来了,成为一支统一的配合默契的劲旅。这样一支劲旅在共同作战时几乎无坚不摧,正如陕西战役的节节胜利所显示的那样。但如果分散军队,让他们离开集营的城市去扩大对乡村的控制,收效却微乎其微。何洛会虽能把贺珍主力赶出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乡村地带,但刘文炳仍然轻而易举地逃避捕获近一年之久。他带着他的1000人马“往来狂逞”,煽动其他土寇反抗当地政府,“声势愈炽”。当何洛会试图在西安北部和东部肃清反叛之时,孟乔芳的其他两名将领承担起维护清朝对陕西西部统治的任务。刘芳名和马宁有不少共同特点:这两人都是宁夏人,都曾是甘肃的前明戍将,现在则是隶属于汉军正白旗的清朝将官。总兵刘芳名和副将马宁首先进兵固原,并迅速攻占了它,将武大定赶出城去。然后他们移兵巩昌,官道从巩昌弯向西北,前往黄河与甘肃走廊。就在巩昌,传来消息说宁夏守卒在北部发动兵变,杀死了巡抚焦安民。刘芳名立即带兵亲往宁夏,发现叛变者是由他们的两名副将王元与马德所煽动的。刘芳名假装默许既成事实,委派马德任盐池主将。此地今在宁夏,沿长城与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相对。但实际上,刘芳名意在对两个叛将分而治之。一当马德离去,刘芳名就故作信任,打消了王元的怀疑,然后要求王元率部出宁夏城攻击附近的一伙匪盗。刘芳名趁机伏兵袭击,捉住王元并以谋反罪将其斩首。马德依旧未受处罚。反叛者吸取了教训。1647年春天,马德放弃盐池,企图西迁到贺兰山以躲避一时,并沿路掠夺军资。在兰州西面的红古城附近,马德碰见了寇渠贺弘器。两股叛军合兵一处,声势转盛,便回兵穿过陕北,袭击延安北面的安定城。一个名叫王一林的土寇首领也起来响应,使他们的声势更为浩大,并杀死了驻守延安的参将张纪。清军兵分两路反击。一路在刘芳名率领下追赶王一林与马德,在固原北部的预望城追上了叛军,杀死王一林。马德策骑逃跑,但被追兵俘获。刘芳名下令对他处以磔刑。另一路由马宁、张勇和刘友元指挥,攻击马德的同伙贺弘器。这场战役却拖了很久,因为虽然贺弘器在初战中即被击毙,他的同伙们却依然在陕北占据着许多堡垒。不过这些叛乱堡垒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包围和攻克了。一名首领被招降,余人都被杀死。在王一林起兵的延安一带,盗匪活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斯的复明分子刘文炳就在那儿轻易地煽动起暴乱,并靠着自己熟知地形,躲避了追捕。新任陕西巡抚雷兴决心斩草除根。1647年4月,他命令满洲镶蓝、正红两旗军队对延安周围地区的一切游匪、义军施行有组织的剿灭战。满洲兵一般不屑于计算斩级人数,不过他们对缴获的兵杖、盔甲、家畜确有记载。许多游匪逃入深山老林,躲过了屠杀。但是这一次刘文炳没能幸免。4月30日他和一些贺珍余部,以及一些“伪”巡检和带有明朝印信的地方官一道,最终被捕获了。巡抚雷兴洋洋得意地报告说:今于三月十五日会发满汉官兵,出塞设奇埋伏,分路前进。七日之内,遇敌于七里川,斩级于白村梁家,再追于蓝庄沟,四面格斗;而贼首刘文炳已被活擒,郭君镇及诸贼首,亦被剿洗殆尽。获过马、骡、牛、驴、器具、小厮,悉照数留营充赏。其文炳已经囚解省,四月初五日……戮首分尸;并君镇首级高杆悬示。到1647年夏天,清军已能对陕西中心地区发号施令了,并控制了连接延安和西安之官道的两侧地区。不过,直到孟乔芳部队控制了陕西东南的汉河高地,即兴安与汉中周围地区之后,省会的安全才真正得到了保证。

                      山地的“带发”人

                      许多攻击西安和延安的复明力量,最初都是在山地形成的,那儿绵亘着海拔1500—3000公尺的森林茂密的山脉。由于地势崎岖不平,由于山地位于四省交界之处,这里长期以亡命之徒的巢穴及其不安分守己的居民而闻名。“人皆带发,负险观望。”陕西东南最主要的反抗者是孙守法的前副手、复明分子参将贺珍,他的8万人马在1645年夺取了凤翔,并于同年冬天进攻西安。此刻他控制着汉河高地的兴安城。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清统治之下,1646年12月,总督孟乔芳派遣参将任珍、王平率兵进讨。1647年初,参将王平到达兴安,贺珍弃城退往西面的汉中。根据王平的报告,贺珍在板桥企图回军反击,但被王平的满汉部队打得大败,3000多名反抗者被杀,另有1500人向清军投降。参将王平声称,在被杀的反贼中有贺珍本人。但搞不清是王平认错了,还是当时另外有人自称“贺珍”,根据中央政府的档案,贺珍至少在名义上从这次所谓的死亡中逃生了。至1648年12月19日,即几乎两年之后,巡抚黄尔性报告说贺珍企图封锁渭河的漕粮运输;次年4月,贺珍队伍还在东南与参将任珍打仗。于是,作为一种一般的称呼,“贺珍”继续被用来指称1645—1646年最初进攻西安的兴安义军。贺珍所部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秘密民众武装,与兴安地区绝大多数装备简陋的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手下主要是土寇。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密林里结寨而居,每寨有10—15个男人,与其妻儿、家畜一道生活。寨常常建立在庙宇周围,彼此遥为声援。各寨虽然相对独立,但是经常联合拥立一位较强大的“王”或“侯”,后者向寨主们发布委任状,任命他们为义军的参将或游击。有时“王”会与周围的寨子组成突击队,到山谷里的农村去搜寻粮草。例如,李奎就不时地带领镇安地区分散的山寨成员外出劫掠,并且十分恰当地自称为“扫地王”。不过尽管偶尔有侵掠邻近村庄的举动,这些群居的土匪似乎受到了民众的保护。起码,官府爽快地承认,当官军刚露出一点儿攻打山寨的迹象时,情报就会立即被传到义军那儿,于是他们就放弃在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陶寺遗址龙盘王鲁湘:它和蛇更接近一点,嘴里还吐出长信子,这个信子变成了很多分叉的样子,肯定已经夸张了。王巍:对。我们注意到,这种盘只在大墓当中出,而且一个墓只出土一件,因此,我们觉得它可能有表明等级身份的意义。王鲁湘:这一定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是一个相当高的身份的标志。这个身份好像在几代中间都是相同的吧。王巍:这九个大墓不是同时期的,父辈、儿子辈、孙子辈都沿用这样一个传统。王鲁湘:我大胆猜测一下,这是不是当时他们这个所谓龙族的族徽呢?陶寺遗址陶鼓王巍:有这种可能。出土的物品还有用陶土做的鼓9,很高,最高的有1.8米以上,每个墓里有一件。另外还有石头做的扁平的罄,可以悬挂着敲击。鼓和罄这些东西跟一些仪式有关,而这些东西只出现在大墓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墓的墓主人不是一般的富人,他应该拥有军事权力。拥有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就意味着墓主的身份非同小可。但墓主究竟是谁,考古人员依旧无法找到有据可循的答案。如果墓主的身份是尊贵的,那么之前发现的扰坑又该如何解释?王巍:这个大墓墓棺的部分被捣毁了,我们发掘的时候尸骨是零乱的,但是随葬品并没有被拿走。按常理来说,盗墓肯定是为了拿东西,可盗墓者并没有拿这个墓葬的随葬品,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个墓捣毁了。王鲁湘:那是不是发生了一场革命啊?王巍:这种现象在中型墓中也有,这就表明曾经发生过动荡。王鲁湘:让人感到很惊骇的是,陶寺遗址出土了很多好像是被处置的尸骨,其中有一名女性青年,她的样子好像非常痛苦。她的神情让我想到宫刑,那个时期已经有这种刑法了吗?王巍:文献记载,舜的时候制定了一些刑法,但我们还缺乏实际的证据。我们在陶寺遗址的高等居住区附近发现一了个大沟,沟里面有好多层,一层里边有十几个人的人头,有的人头被打穿了,甚至有剥头皮的现象,非常残忍。对于这种现象,现在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住在城内部的一个阶层对另一阶层的惩罚,这些人是被处罚的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生活在陶寺中期大城的人与外来集团进行的战争所导致的,因为这些尸骨和大城废弃基本同时。可以说,陶寺中期大城废弃的时候伴随着一场动荡。王鲁湘:至少是一次大的社会动乱。王巍:这个动荡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社会阶层已经分化到很严重的程度:王要控制整个社会,不会仅仅用和平的方式,他可能也会用暴力的手段。王鲁湘:过去儒家对上古三代做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描写,但是从陶寺考古发掘看,上古社会也有很残忍的一面。王巍:是的。在后来的很多研究中,人们对于温情脉脉的上古传说发出了质疑。考古人员也试图在不断地勘察和研究中找到史前的真相。对于陶寺,有人说是尧的天下,也有人说是舜的城邦,层出不穷的假设在大墓出土之后依旧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何努:把考古材料和文献对应起来,一直是我们的向往,但也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因为直接的对应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确切地说,我们很希望陶寺是尧或舜的都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我并非完全否定这种可能,但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来佐证这个结果。都城有几个要素:有城墙,有宫殿,有王陵,还应该有礼制建筑。宗教礼制建筑无非是大的祭天、祭地的地方,这个比较好找,其重点部位也有章可循。这样大的一个都邑聚落,其布局和规划都是和它的宇宙观有关系的。我在研究过长江中游屈家岭城址、湖北天门十家河城址后,发现在他们的宇宙观当中,东南部是一个天的位置,西北部相对来说应该是地的位置。因此,祭天的场所有可能在城址的东南郊。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2003年3月底,考古人员对陶寺中期小城进行了复探,果真在城的东南方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建筑。何努: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个建筑的形状应该是很规矩的,或者是长方形,或是正方形,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但这个建筑既不方也不圆,似乎在平面上是一个梯形,这是非常奇怪的。还有,我们寻找夯土建筑,是以夯土作为基准来判断,而这个建筑外面虽有一个夯土的条带,中间却是生土,这令我们非常迷惑。2003年4月,为了再探究竟,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解剖。何努: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挖到了关键部位,不久就发现了一道弧形的墙,我们立刻明白,以前所谓的梯形恐怕不对,这个建筑至少应该是半圆形。而后我们在弧墙上又发现有几道槽,土质虽然是夯土,但比旁边的夯土要软一些,颜色也不太一样。一开始我们只发现了两三道槽,并没有足够重视,但随后的一场春雨,把比较干的工作面打湿了,雨过天晴我们再刮平面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槽、缝,而且这些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正对着遗址东南部的塔儿山。这样的发现,振奋着在场的所有人。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这个奇特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上古时期的天文观象台,为了进一步考证,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有步骤地观测。何努:2003年的12月22号是冬至,我们提前一天去看,结果大失所望。我们认为太阳走到最南端,应该进入最南边的一号缝,结果日出的时候离一号缝还差得非常远,根本就进不了一号缝,所以一号缝是不可能进行日出观测的——第一个设想被否定了。12月22号冬至那天,我们寄希望于东二号缝,结果发现日出也进不了这个缝,这下我们心里又彻底凉透了——恐怕天文观测的这种推测要落空了。在悲观情绪的笼罩下,一个月后,即1月21日大寒当天,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观测。何努:大寒是2004年的除夕,这一天非常冷,滴水成冰,是那一年当中最冷的一天。可是,那一天的观测结果是最令人振奋的,我们竟然在东三号缝看到日出了,这证明我们的推测应该还是正确的。我们的心潮起伏跌宕、时好时坏,一会儿是绝对的绝望了,一会儿又重新燃起希望。对于这一发现,天文学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尚书·尧典》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被无数次引用,就是“历象日月星辰,竟授人时”。“历”是计算,“象”是观测,也就是说,观测和计算太阳、月亮、星星运转的天象,来制定立法颁布给臣民,让他们安排农业生产、宗教祭祀等一系列活动。《尧典》的这句名言被当作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高水平的代表,但疑问就在于《尧典》到底能早到什么时候。很多学者认为,《尧典》所记载的天文学,只代表了中国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并不能代表四千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水平;而我们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在四千年前,《尧典》所谓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已经存在。王巍:古观象台的发现应该说是令人非常震惊的。英国有一个巨石阵,很多人都认为它与天象观测有关,但天文学界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观测点。比如说,我看这个天象的时候从这个缝望过去,然后看另一个天象从另一个缝看,这样的话就有比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弱点。我们古观象台的观测点是固定的,而且我们也找到了观测的圆心,天文学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圆心可谓一锤定音。否则,他便说你的观测是要不停地移动的。王鲁湘:这个随意性太强了。王巍:所以说,我们这个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可以确证的天文遗迹里面最早的一个。英国的巨石阵也是四千年左右,后来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可惜观测点不固定,而我们的遗址不但有固定的观测点,而且年代也更早一些。五、夏文明的推想王鲁湘: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比较侧重于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于是我们把文明的兴衰更多归结为社会文明内部的一些原因。而西方学界有时候则倾向于认为人类文明更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我们的探源工程是不是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王巍:是的。从中国的范围内看,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很多地区原来的强势文化衰落了,比如说良渚、红山、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等。接着它再出现的文化人口很少,文化的发达程度显著地减弱,这反映了一种由盛转衰的情况,而且不仅仅在一个区域。王鲁湘: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王巍:所以我就探索变化的原因,结果发现环境因素非常重要。总体来讲,尧、舜、禹这个时期的北方地区总体偏干旱,气候波动很大,而南方是偏涝的,我们称为“南涝北旱”。长江、黄河下游的很多遗址都是在崮堆上,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王鲁湘:良渚文化就是在堆起来的土山上头。王巍:这恐怕就是为了防止水患的,水患对当时的人们有很大的威胁。王鲁湘:也就是说,很多古代文明的急剧衰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变化。王巍:我觉得不能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仅仅归结为环境,但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大洪水曾导致整个遗址被淹没,然后人们有可能有组织地对洪水进行一些抵御。中原地区对洪水的抵御恐怕是它崛起的原因之一。陶寺遗址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城时期,始终是以粟和黍作为主要农作物,但也有水稻的栽培,而且还有非常零星的小麦。水稻的出现我们倒没有觉得太意外,让我们意外的是小麦开始在这个时期被引进了。小麦的产量比小米高得多,所以说陶寺时期的农业应当有了相当的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的发展是文明的基础,我们这次的发现印证了这个理论。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剩余,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于是一部分人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王鲁湘:开始有了社会分工。王巍:脱离了农业,从事手工业、管理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起源是文化起源的前提。我们这次在动物考古学方面也有很重要的发现: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时候,绵羊开始出现在中原。绵羊的出现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因为它是西来的东西。王鲁湘:麦子、绵羊从西亚来,说明这时候和那边已经有一种文明的通道。王巍:这些同时在中原地区出现,是很值得思考的。我们还发现了砷铜合金的青铜。一般来说,青铜是铅锡合金,但还有一种青铜是砷铜合金,这个砷青铜很早就出现在西亚地区。我们原来认为中国没有砷青铜,但在陶寺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砷青铜,它的冶炼技术应该是从西亚那边传来的,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亚文明接触的最早记录了。在对陶寺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对中原文化日渐强大并流传至今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剖析。王巍:为什么周围地区相继衰落,而中原地区却还在继续崛起,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诞生呢?我觉得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虽然环境因素相同,但中原地区在粟和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水稻,后来又有了小麦,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更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旱的话可以收获粟和黍,涝的话可以收获水稻。王鲁湘:就是说他们总会有些收成。大禹治水成功地让上古时代的淮河流域水流顺畅,永不闹灾。在众多的史前传说里,对诸神给予的帮助,大禹一直心存感激。他命人在会稽山修筑了九鼎,在九州标注出猛兽、邪神、厉鬼出没的区域,以使中原地区的百姓在出行时与神灵互不干扰,趋吉避凶。有专家分析说,这些互敬互畏的祭祀之风,也是中原文化得以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其宗教色彩极其浓厚。贵族的随葬品有琮10、璧等宗教器物,而且,贵族还被埋在祭坛的附近。王鲁湘:因此整个社会是一个神权社会。王巍:辽西的红山文化也是如此,随葬了很多玉器,还建有女神庙,宗教色彩也非常浓厚。而尧舜禹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则有了更多的世俗色彩,在宗教方面的真正投入并不多。就处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来讲,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反观长江下游地区,那里的先民遇到自然灾害,只得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求神,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世界上有些古老文明的衰落,包括玛雅、印加,好像都有这种经历。王鲁湘:这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尺度,即它有一些祭祀,但是没有淫祠。王巍: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国家政权阶段,这种组织不仅在抵御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十分有效的,在军事力量方面更有决定性的意义。军事力量的强大有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舜禹时期将很多曾经强势的部族,如三苗等,给流放了,靠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我觉得,环境变化是一个大的背景,而它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处理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平衡点、高度的组织化导致的军事力量的强大,才是中原文化最终延续发展的主要原因。探源工程开展至今,也只是刚刚开始,用“任重而道远”形容并不为过。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文明相比,华夏文明自然毫不逊色,这是我们骨子里难以抹杀的骄傲。对过往文明的追溯和拷问,探源工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对远古时代的思索,必定会推动这样的勘查在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上演下去。良渚的神灵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究竟诞生在哪里?1929年12月,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头骨,让我们触摸到了这片土地上远古人类的存在,但是这些原始人从何时、何地开始出现了社会、出现了国家、出现了文明,我们的答案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中去寻找。以浙江省杭州市东北部的良渚镇命名的良渚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古代遗存。它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区域,包括了现在的杭州、苏州、上海、无锡、嘉兴等地区。一、发掘前奏良渚地区最早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36年,一个当时年仅24岁,名叫施昕更的良渚青年,开启了日后一系列发掘的序幕。王鲁湘:牟先生您好,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当时施昕更先生是出于什么考虑想到要到良渚这一带来进行考古调查呢?牟永抗11: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界出现了探索中华民族历史问题的热潮。这时国内历史研究对传统文献产生了一些怀疑,希望能够从另外的渠道来获取新史料,以正确地解读我们国内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有些学者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考古学,从而与我们传统的以“证经补史”为主的经史学并立,形成了探索古代的两条道路。当时的探索重点是黄河流域,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以后,江南的一些有识之士考虑要把一些先进科学运用到本地来,于是在三十年代创立了西湖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是学生物的董聿茂12先生。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在今浙大玉泉校区内)建造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遗址进行试掘。施昕更先生当年是西湖博物馆地矿部的一个助理员,他参加了那边的试掘,发现古荡出土的几件古器物在他的家乡附近也发现过。施先生于是回家乡正式做调查,当时就发现了一些陶器跟石器。他知道这一带的农民有挖玉的风气,但是这些玉跟这些陶器和石器是什么关系,他还不很清楚,而且也没有挖到。王鲁湘:实际上这个地方发现古玉的情况是自古有见。牟永抗:是的。我们在刚才提到的杭州古荡地区发掘汉墓时,发现过两组玉器。这说明至少在汉代,就有人开始搞考古收藏。以后我们在湖州

                      以及俱乐部里的两三个妇女谈过。众说纷纭,纠缠不清,甚至支离破碎,因为情绪远远超过了事情本身。还因为一些年轻人通过嘲笑埃斯特小姐手指的记忆,侮辱了所有的上一代人。他们没有客气地暗示埃斯特可能弄错了,而是号叫着:字句看都看不见,甚至不能顺着那一个个没法发音的字母读出来,怎么可能记得住呢?“她看见那些字句了吗?”小辈们问。“比那还强呢!”老一辈们叫道,“她感觉得到。把手指放到字上,摸得到!”“她要是瞎子,先生,我们可能会相信她。那可能是盲文。难道她是什么五岁的孩子,从坟墓里爬出来,站在墓碑前读不出自己的碑文?”双胞胎皱起了眉头。弗利特想到他岳母出了名的宽宏大量,从座位上跳起来又只好踌躇不前了。早些时候,那些卫理公会的人曾经笑话过浸礼会教众之间的意见分歧。五旬节派的教徒们放声大笑。但时隔不久,所有教派中的年轻人就开始说出对那些词句的看法。每一派中都有人属于要离开黑文重建家园的十五户人家,或者与他们沾亲带故。大炉灶并不属于某一个教派,而是属于所有人,所以大家要在卡尔瓦里山露面。米斯纳牧师说,是要商讨一下。那天气温很低,园中香馥扑鼻,大家在七点半集合时,气氛融洽,人们只是一味好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米斯纳讲完开场白。也许是年轻人过于紧张,由卢瑟·比彻姆的儿子罗约尔和迪斯特里开始,他们说起话来声音刺耳,以致妇女们都尴尬地低头看着她们的小笔记簿,男人们则震惊得忘了眨眼。要是年轻人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说话的声音轻一些,表现出教养,大家或许会感觉好得多。但他们不想讨论,只想发号施令。“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会告诉我们要始终胆战心惊。要‘小心’上帝。要永远逃避躲藏,随时探头探脑向外窥视,以防他准备好向我们抛出什么,让我们老老实实地趴着。”“跟人说话时要说‘先生’。”萨金特·波森说。“对不起,先生。可这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有勇气走自己的路,平地建起一座镇子,他们不可能那样想。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迪肯·摩根打断了他的话。“你说的那人是我祖父。别再说什么先前的奴隶了,那样好像他没有别的身份了。他还是前副州长,前银行家,前副执事,以及一整串别的‘前’。他没有走他自己的路,他是整整一伙走他们自己路的人中的一员。”那男孩看到米斯纳牧师的眼神,便坚定了。“他生在奴隶时代,先生,他曾经是个奴隶,对吧?”“不是每个生在奴隶时代的人都是奴隶。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只有一种意思,先生。”迪斯特里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谁也不知道!狗屁不懂!”哈珀·朱里叫嚷着。“喂,喂!”米斯纳牧师插话说,“兄弟们,姐妹们。我们在上帝的居所召集这次会议,为的是找出——”“是他的居所之一。”萨金特咆哮着说。“好吧,他的居所之一。但无论是在哪个居所,他都要求进去的人懂得尊敬。我说的到底对不对呢?”哈珀坐了下去。“我对我的用词表示抱歉。对他。”他说着,指了一下天。“这可能会让他高兴,”米斯纳说,“也可能不会。不要只对他尊敬,朱里兄弟。他对各种各样的不敬都是要告诫的。”“牧师。”普立安牧师站起了身。他肤色黝黑,身体瘦长而结实——满头白发,仪表堂堂。“我们在这儿的人有个问题。你,我。每一个人。问题就在于我们一些人讲话的方式。成年人当然要用适当的语言,可是年轻人—他们说话更像是顶撞而不是谈话。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罗约尔·比彻姆实际上没让这位牧师说完。“如果没有回嘴,那还叫谈话吗?你们根本不想让我们说话。如果你不同意正在说的内容,任何谈话都是顶嘴……先生。”所有的人都被那男孩的厚颜无耻弄得不知所措了,他们简直没听清他的话。普立安对罗伊(“罗约尔”的昵称。)的父母——卢瑟·比彻姆和海伦·比彻姆视而不见,慢慢转过脸去对米斯纳说:“牧师,你能让这孩子老实点吗?”“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米斯纳问道,“我们在这儿不只要说,也要听嘛。”人们与其说听到了不如说感到了喘气声。普立安眯起眼睛,正要作答,迪克·摩根已经走出那排座位,站到了通道里。“好啊,先生,我一直在听,而且我相信已经听到了需要听的内容。现在,你们都听我说几句吧。其实意见很接近。没有谁,我是说没有谁,打算改动大炉灶或者把它叫作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谁打算把我们祖辈修造的东西弄成一团糟。他们用双手这样一块砖一块砖地砌起来。”迪克直视着罗伊,“他们挖土——不是你。他们搬灰浆桶——不是你。”他转过头,面对着迪斯特里、赫斯顿·普尔、卡琳·普尔、罗卡斯·桑兹、琳达·桑兹,“他们调制灰浆——不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为大炉灶制作结实的砖时,自己的住处却是棍棒和草皮搭的。你们明白我说的这些话吗?而且我们尊重他们为修造大炉灶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那些砖一块块地传递得再小心不过了,传递的人——是人,听见了吗,不是奴隶,不管先前的还是别的什么——自己做的砖。告诉他们,萨金特,拆卸时有多么谨慎,我们又都是多么仔细,我们是怎么一块块地包裹所有的砖。告诉他们,弗利特。你,西赖特,你,哈珀——你们跟他说,我是不是在撒谎。我和我兄弟举起了那块铁。我们两个人。要是有什么字母剥落了,赖不着我们,因为我们用草包着它,就像那是咩咩叫的小羊羔。所以要听明白我的话,谁也不会在时隔八十年之后冒出来宣称比那些当初经过吃苦受累才懂得道理的人知道得还清楚。你们对我可以不管不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你们要是认为可以不尊重自己从没干过的事,你们就该麻烦了。”二十来个不同的“阿门”声为迪克的声明加重了分量。他的陈述本来可以结束进一步的争论,可是米斯纳竟然说:“在我看来,迪克,他们没有不尊重。他们正是因为确确实实知道大炉灶的价值,才想给它一个新生。”这第二次向年轻人立场的倾斜引起一阵窃窃私语,继而上升为乱哄哄的吼叫,只是为了听清对手如何应对才平息下去。“他们什么都不想给大炉灶。他们要毁弃它,把它变成他们打造的东西。”“大炉灶也是我们的历史,先生,不光是你们的。”罗伊说。“那就像它那样作为吧。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大炉灶已经有历史了。它不需要你们去打扮它。”“等一等,迪克,”理查德·米斯纳说,“想想刚才说过的话。忘掉命名——给大炉灶命名的事。眼下的问题是弄清楚那上面的铭文。”“铭文?铭文?我们谈的是神谕!”普立安牧师伸出一根优雅的指头,指着天花板,“‘当心他皱起的眉毛。’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可不是建议,这是命令!”“唉,不对。并不是那么清楚,”米斯纳说,“原文是‘……他皱起的眉毛’,里面没有‘当心’。”“你没在场!埃斯特在呢!开始的时候,你们也都不在!埃斯特在!”阿诺德·弗利特伍德晃着右手以示提醒。“她当时还是个婴儿,她完全可能弄错。”米斯纳说。这时弗利特站到了通道里迪克的身边。“埃斯特一辈子从来没在那种事情上弄错过。对于黑文和鲁比,该知道的她全知道。她来看望我们时还是在我们有马路之前呢。这个镇的名字还是她给起的,妈的。对不起,女士们。”迪斯特里神情紧张,几乎要落泪了,他伸出一只手问道:“请原谅,先生。‘是皱起的眉毛’怎么就错了呢?‘是他皱起的眉毛’?”“你可不是上帝,孩子。”内森·杜波列斯边摇头边和气地说。“不是要成为他,先生;是成为他的工具,他的公正。作为一个族群——”“上帝的公正是他独有的。要是你不照他的话去做,怎么会成为他的工具?”普立安牧师问道,“你得服从他。”“是的,先生,我们正在服从他。”迪斯特里说,“如果我们遵从他的谕示,我们就成了他的喉舌,为他惩恶扬善。作为一个族群——”哈珀·朱里制止了他。“原文是‘当心’,不是‘是’。当心的意思是‘留神,这权力是我的,习惯它吧’。”“‘是’意味着你把他撇在一边,你有了权力。”萨金特说。“我们就是权力,只要我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听听他说的!你听见了吧,牧师?这孩子该挨抽。这个渎神者!”不出所料,斯图亚特作了最后的发言——或者说,至少大家都记得他是最后说的,因为正是他的一番话使会议终止。“听我讲,”他说,因为嚼多了“蓝孩”而嗓音浊哑,“如果你们,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忽视、改变、去掉或增加大炉灶灶口处的词句,我就把你像半睁眼的蛇一样,把头打掉。”多薇·摩根被她丈夫的威胁话语吓得浑身发冷,只能看着地板,不知道他的损失现在会以什么可见的形式出现。几天之后,她依旧想不好哪个人或哪一方是正确的。在和包括斯图亚特在内的人讨论时,她趋向于对听到的话都同意。她要把这一情况告诉她的朋友——在他回到她身边时。斯图亚特和多薇驱车从会场回家的路上,对于到哪里去有些小小的分歧,其实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一路向牧场驶去。牧场如今已被压缩成一个仅供参观的地方,因为天然气开采权已经卖掉了,不过在斯图亚特的心中,那里是家园——在那儿,假日里他的美国国旗会飘扬;在那儿,他的退伍荣誉证书嵌在镜框中;在那儿,只要他一露面,本和古德肯定会摇着尾巴缠住他。他们在圣马太街上的那栋小房子——被取消了赎回权的抵押品,这对双胞胎兄弟从未再出售过——对多薇来说越来越是家了。那儿离她姐姐近,离卡尔瓦里山、妇女俱乐部也近,还是她的朋友挑中来看望她的地方呢。“就在这儿让我下车,斯图亚特。剩下的路我自己走。”“你打算去找死啊。”“不会的。晚上这会儿凉快,感觉挺好的。”“丫头,你在找罪受。”他话虽然这么说,可还是在她下车前拍了拍她的大腿。多薇沿中央大街慢慢走着。她能看到远处大炉灶附近六月节(非洲裔美国人庆祝获得人身自由的节日。)野餐时悬挂的灯笼。四个月过去了,却没人把灯笼摘下来收好以备来年再用。如今,那些灯笼为昏暗中别的自由欢庆活动提供光亮——只有一点点,只是勉强够用。她的左侧是那家银行,虽然不如那几座教堂高大,却似霸占了整条街。双胞胎兄弟谁也不想再像黑文银行那样只占二层一个楼层,而联谊会总部占了一半。他们不想让车辆以任何理由进入楼区,除了来银行办事。他们祖父拥有的黑文银行之所以垮台,有一系列原因,斯图亚特坚持认为其中之一就是联谊会要在那里开会。“分散了注意力。”他就是那么说的。在她右侧,再向外走三条街,紧靠帕特丽莎·贝斯特住宅的,就是多薇教过书的学校,当时牧场上的住宅正在修建但尚未竣工,不过索恩在那儿任教的时间更长,因为住得很近。帕特(“帕特丽莎”的昵称。)如今独自管理着学校,并由米斯纳牧师和安娜·弗拉德教授黑人历史和课余打字的课程。学校一侧种的花卉和蔬菜是帕特自家住宅门前花园的延续。多薇向左拐进圣马太街。月光照亮了白色栅栏,那些歪歪斜斜的围栏勉强拢着里面的菊花、毛地黄、向日葵、大波斯菊、玉簪花,而薄荷和银王亮丝草则从板条底部的缝隙中挤出栏外。夜空如同一只漂亮的壶盖,把芳香拢在下面,保存着,强化着,不让一点点微风将其带走。花园中的斗争——胜利,失败,依旧挣扎——大多已然结束。它们斗争了十年,是在一九六三年突然开始的,那时候人们有闲散的时间。一九五○年鲁比建成时,这群妇女都是二十多岁,在十三年之中,她们眼瞅着从未梦想过的补助金日益增加。她们买了柔软的手纸,用起毛巾而不再使用破布,以及专用的洗脸香皂和特制的婴儿尿布。在鲁比的每个家庭,各色家用电器抽啊、吸啊、流啊,种种声音响个不停。这一下就有了时间:因为不需要向灶膛里添柴而省出了十五分钟;因为不需要在搓板上搓洗床单和外衣而省出了整整一小时;因为不需要拍打地毯、晾晒窗帘又省出了十分钟;因为批量购买和保存食品可以省出两小时。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乐不可支,得意之情不亚于妇女。出售活畜或打包的肉食,在单位重量计价的基础上加价五倍,由此他们换来了家荣华牌电器、约翰·迪尔牌农用机械,换来了菲尔科牌电子产品和费希博德汽车。钢件上的白瓷、皮带、阀门和胶木零件使他们大为满意,而家用电器的种种响声则为妇女赢得了时间。黑文的那些肮脏院落,经过精心洒扫,成了鲁比的草坪,最终又全部成了花圃,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了时间去照看。种些不能入口的植物的乐趣和习惯蔓延开来,花圃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交换和分享一根剪枝、一块根、一两个球茎,简直像掠夺土地般狂热。做丈夫的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而且对小萝卜收获太少或甘蓝、甜菜的菜畦太短感到失望。妇女们仍在后园里种菜,但园中的作物却一点点地像是花卉了—就是说劳作靠的是愿望而不是需求来驱动了。蝴蝶花、福禄考、玫瑰和牡丹占去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广大的空间中默默地开放,吸引了新的蝴蝶飞行几英里来到鲁比产卵。它们的蛹悬在洋槐下的隐秘之处,在那里加入了在荞麦和苜蓿果上啜食了数十年的蓝色和硫磺色蝴蝶的行列。从漆树中吮吸营养的红色群体与新来的喜爱宝石花和旱金莲的奶白色群体竞争。巨大的有黑色条纹的橙色翅膀在三色堇和紫罗兰中翻飞。蝴蝶如同园中争奇斗艳的岁月一样,在那个凉爽的十月夜晚消失了,但其活动踪迹却保留着——丰硕、负荷过重的庭院,层层串串的虫卵。隐藏着。等待春天的到来。多薇摸着沿路的尖桩,迈步上了台阶。她在前廊迟疑了一阵,想回去看看索恩,姐姐比她离开会场要早。索恩让她惦记。一段时间她似是很脆弱,让人不敢提及五年前她儿子们的夭折。或许索恩和多薇有同感——有两个而不是一个丈夫的重负。多薇站住脚,随后改变了主意,去开门。或者确切地说是想要开门。门又锁上了。斯图亚特最近的一些做法让她气恼:把家门锁得仿佛是银行。多薇敢说,她家是鲁比唯一锁门的一家。他怕什么呢?她拍着朱蕉花盆下面的盘子,取出了万能钥匙。在第一次之前有一种迹象,后来就再没有了。当时她在楼上,整理那座小小的取消赎回权的抵押住宅,稍事停顿中向卧室的窗外一瞥。树下的浓荫如画般宁静。七月。干燥。气温在摄氏三十八度。不过,敞开窗户总会使空置了一年的房间有些新鲜空气。她着实费了点时间—这儿拍一下,那儿拉两下——但总算把窗页一路提到头,再俯身向外看园中还剩下什么。从她在窗内所处的位置看去,树木遮住了大部分后院,她只好向外探身越过树冠去看。这时,一只大手伸到一个硕大的口袋深处,再把一把花瓣撒向空中。大概是这么回事吧。蝴蝶。一溜柿色翅膀形成的颤动的高架通途横跨常绿的树冠——然后便消失了。后来,当她坐在树下的摇椅上时,他走了过来。她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而且从他的面容看不出当地人的模样。起初她以为是哈珀的儿子米努斯,他时常喝得醉醺醺的,而且曾经是这宅子的主人。但这人直挺挺地快步走着,似是赶着去赴什么迟到的约会,正穿过这个院子抄近路到一处地方。他大概听到了她的摇椅轻微的吱呀声。也许他不知道这么穿行是否安全。反正他一回头瞅见她,便微微一笑,还举起一只手致意。“下午好。”她打着招呼。他改变了路线,走到她的坐椅前。“你从这附近来吗?”“挺近的。”他说,可他的嘴唇并没有动。他该理发了。“我刚才看到一些蝴蝶。在那上面。”多薇指着说,“是橙红色的。挺亮丽。以前从没见过那种颜色。就像我小时候大家常说的珊瑚色。有点像南瓜的颜色,不过更浓一些。”她当时真的不

                      所以它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互影响,正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交融互动,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不断地创造发展,同时又有传承。因此,我觉得成都平原这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特别重要的贡献。王鲁湘:那么在这样一个序列中,金沙遗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我刚才说了,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它去哪里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谜团,而金沙遗址则为我们解开了。金沙遗址具有王都级的规模,我们怀疑这个地方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祭祀点。最早发现的是祭祀区,现在我们正在发掘祭祀区北边大约500米左右的宫殿型遗址。就我们所知,金沙遗址的范围已经达到五平方公里。我们由此知道,在距今大约3200年到2800年左右这个时期,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高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正好把三星堆消失以后的一个时段给接起来了,它充实并从新确立了我们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对此,无论何种积极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史。王鲁湘:好像到现在为止,三星堆遗址除了发现两个大型的祭祀坑以外,其他遗迹的考古发现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吧?王毅:我想三星堆肯定还会有重要发现,它有城墙,而且有些区域文化堆积特别丰富,只不过因为它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因此发掘它是受限制的。金沙遗址正好处在城市的中心,城市要建设,我们考古学家必须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从这种角度看,考古学家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从2001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掘几十万平方米,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集中的发掘,这种机会是弥足珍贵的。王鲁湘:现在大家都可以断定,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或者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对三星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青铜文化,像面具啊,人像啊。另外,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还有大部分象牙。这些东西在金沙遗址也大量出现,但是相对而言,金沙的大型青铜器件好像比较少,而且很多青铜器不是整件,而是一些构件。这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确实还没完全到位,从金沙目前出土文物的现状你可以感觉到,金沙确实是刚刚发现,它应当还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土。从器物类型来讲,几乎凡是三星堆有的,金沙都会有,但是,三星堆那么巨大辉煌的青铜器在金沙竟然没有发现,这是很奇怪的。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就感觉到金沙一定会有大型器物,只不过在于考古学家有没有机会。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的残件、构件,而且它的祭祀区在探测时有强烈的金属反应,也就是说下面肯定有巨大的文物。但考古学家不能以一种挖宝的目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有一个研究。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金器,也有象牙,而金沙的金器和象牙数量更为巨大,是中国那个时期出土金器、象牙件数最多的遗址,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文化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是有变化的。王鲁湘:这种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比如鸟箭鱼的纹饰,在三星堆是出现在一个金杖上面,而在金沙遗址则出现在冠带上面,金杖和冠带同样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构成部位不一样了,图形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人头的形状。三星堆曾经出土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金沙则只出土了一个小立人,它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器物的某个构件。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种祭祀跟金沙的祭祀是不一样的,三星堆的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全放到一个坑里。王鲁湘: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变。王毅:可能是巨大的政治变化造成了三星堆那种特殊的祭祀,但是金沙是很多一个一个的小坑,是常规性的。金沙有些祭祀坑很小,两米宽,几十厘米深,但却埋藏了金面具,是非常非常的隆重,所以说三星堆的文物情况跟金沙是有差别的。跟三星堆相比,金沙文物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仅有继承,而且也有创造。王鲁湘: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东西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与殷商的东西更近一些,器型比较大,线条比较锐利伶俐、方正,显得杀气更重一些;而金沙的东西开始由方变圆,由粗变细,变得更和谐、柔润,弧线更明显。再比如青铜人像和金面具的人像,三星堆出土的给人感觉更夸张,不太像真人,倒更像神,尤其它的两个嘴一直裂到脸后;而金沙面具的嘴已经像我们正常人的嘴的宽度,颅形也更接近正常人,这跟今天成都平原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一些。王毅:你说的非常有意思,三星堆的那些东西还是显得比较狰狞一些,夸张一些;金沙出土的好多文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创新是不是达到了很特别的程度,还是需要进行研究。王鲁湘: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出现,但是更精细化,更雅致化了。特别是那件有六个翅膀的浮雕小玉件,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绝品,而这种精细性在成都平原保持下来了,使蜀地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精细手工业的核心地区之一。比如三星堆的玉璋,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冷兵器的感觉,可是金沙出现的居然是袖珍的、用作吊坠的那种玉璋,已经完全是装饰品了。所以说,工艺的精致化在金沙时期可谓达到了极致。王毅:对,我们后来发现的遗址当中再也没有发现像金沙这么精细的东西。另外,金沙文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更完善。在金沙遗址发现过两件石磬,其中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件,而且声音非常好。王鲁湘:昨天我在馆里面听到的背景声,朱馆长告诉我就是这个石磬敲打出来的录音,我当时还以为是金属敲打出来的。王毅: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时它的祭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地方濒河,靠近河边搭了一个很大的祭祀台,罄声庄重。金沙还有从大到小的成体系的石璧,它到底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还是乐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金沙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场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的不断复原,形成了对金沙文化的整体认识。与三星堆所相比,金沙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量,在有些领域要大得多。文化的交流王鲁湘:根据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金沙时期是金石交响的文明。它的金有两种,一个是真正的黄金,再一个就是青铜;石的话,有玉也有石,比如石磬、石璧。与中原相比,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黄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从整体上来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对黄金产生一种崇拜。可是世界其他的一些文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黄金时代,用黄金来做最神圣的东西,以及和天地沟通的媒介。西亚、地中海、玛雅文明都是这样,恰恰在东亚不是。然而在东亚的成都平原却发现一个例外——金沙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对黄金有一种崇拜的感情,并赋予黄金神人一种沟通的功用。金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还是自身就是原发的?王毅:你所谈的问题考古学家一直在思考。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也使用金器,但还没有成为主流,人们对青铜的酷爱是远远超过黄金的。但是三星堆和金沙这样一个文明传统却出土这么多金器,这确实与众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这个区域的位置肯定有关系。第一,这个地区当时肯定是产黄金的,而且是天然金,不是冶炼金;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天然金是不容易的,我称此为“产地优势论”。其次,这个区域跟周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它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跟中原不完全一样。尽管这种交流的路线、时间、阶段特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从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东西方之间确实是存在交流的。比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的通道,我们认为就跟从四川到云南一直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金沙、三星堆器物上海贝的造型也是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南方尽管山川阻隔非常厉害,但它可能有另外一个交流的孔道,这个交流孔道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与复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变化。很多人正在探索,在中国的西南是不是存在一个跟西亚相连接的孔道。王鲁湘:它还不止这一条孔道。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了成都平原作为一个盆地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它是有多条通道与外边联系的,比如刚才说的向南通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而岷江也是一条通道,由此顺流而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通到西亚;由嘉陵江可以直达汉中,过秦岭就和关中地区联系起来了。当然长江也是一条通道,这样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就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通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某种方式使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特别注意到,我们馆里摆着一件玉钺,它与河南二里头和陕西陶寺的造型一样,只不过是形态略小一点。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件东西是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过来的。还有那件特别漂亮的十节玉琮,完全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是长江下游的文化。王毅: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因为贸易关系交换来的,但这种如此高档次的东西,应该是统治阶层才具有的。王鲁湘:对,它们都是国之重器,不可能做贸易交流,一定是政治交流的东西。王毅: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蜀国的各种交流事件。武王联合诸侯伐纣的时候,蜀国也是联盟的一分子,这个蜀应该就是成都平原的蜀。其他甲骨文当中还有征蜀、入蜀、蜀人献穷宝的记载,由此可见,古蜀国与当时中原的商、周王朝有很多的联系,而且是在高层之间。那时候人们靠天吃饭,如果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便会进行迁徙。他人的迁来可能给蜀地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文化,所以说蜀文化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就。金沙有卜甲,也有卜骨,但是中原用腹甲,这里则用背甲,正好反过来。所以,金沙跟中原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又有意跟中原不完全一样。金沙的青铜器和玉器有符号,有图像,但就是没有刻字。对金沙的文化,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视野来思考,要考虑到在整个东亚文化当中它与其他文化发生的交流,以及与西亚、东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金沙遗址玉璋王鲁湘:在金沙出土的大量玉器中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叫玉璋的玉器。在中原出土的玉器中,其实很少看到璋,但是三星堆以及金沙都有大量的璋,从微型的到大型的,应有尽有,而且成为古蜀国玉器最具个性的一种形态,这是怎么回事呢?王毅:其实不仅仅是玉璋,玉琮在金沙也数量巨大,有十几个,在其他遗址中能出一两件就不得了了。中原那个时期的青铜器一般是鼎、簋、爵这些东西,而金沙则是青铜罍、青铜尊,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礼乐制度。这种礼乐制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创造的,另外一部分是对其他文化加以改造,甚至是对其借鉴的某一个方向进行无限放大形成的。当然,它有自己的思考,不是全盘借用。它在礼乐制度方面就吸收了商、周王朝行之有效的尊卑有序的体系。其实从今天来看,凡是跟周边发生剧烈的文化碰撞、不断吸收周边文化的文明,它的创造能力就特别强;如果它跟周边的交流终止了,或者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它就开始衰落了。三星堆到金沙这段时期,它频繁地与周边文化相碰撞,所以很快就有一种新的创造能力出现。而它之后的开明王朝就出现问题了,开明王朝时的蜀国自以为是,竟然嘲笑秦国是东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最终被秦国灭掉。所以从三星堆到金沙,再到以后蜀国的消亡,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王鲁湘:其实文化就是在交往中间不断发展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都搞不清楚它们的源流关系了。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用玉器做的牙璋。《周礼》记载,玉璋在古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礼器,上拜天下拜地,中间拜四方。而玉璋中,这类有V字刀刃状的又被称作牙璋,是玉璋中的极品,也只有权力在握、地位尊贵的人才能以它祭天拜地祈福。牙璋的形状也很像两个牙齿绑在一起,我由此有一个联想:我们南方人经常把偶尔吃一顿好东西叫做“打牙祭”,我搞了这么多年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弄清楚“牙祭”的词源在什么地方。我在金沙找到了依据:用牙进行祭祀就叫做“牙祭”,而且这个璋的形状就是两个牙捆在一起,或者是野猪牙,或者是象牙,璋下面的旋纹就是捆绳的形象。人们开始用真实的野猪牙或象牙进行祭祀,但是到后来玉越来越贵重,人们可能认为玉比真实的牙更能博得神的欢心,于是牙璋就出现了。牙璋最先的使用地一定是在我们古蜀国,但是后来到了周朝,这样一种来自于蜀国的特殊祭祀仪式就被纳入到周朝礼制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礼制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这个联想推理有一定的根据没有?王毅:你的说法有些很有道理。其实我们所有祭祀的器物,都是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你说的金沙的这个獠牙跟金沙的玉璋之间的关系,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还不确定,但我觉得你这种解释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三千年前的金沙人留下这么个东西就是让你猜。金沙完全可以用你的说法做广告。考古的期望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古蜀王的历史,只是一些文献记载的简略片断,而这些简短的记载也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让人半信半疑。从开明王朝以上至蚕丛王怎么会有三万四千岁呢?蚕丛为什么是纵目?鱼凫王是如何得道仙去的?杜宇王为何又化成杜娟鸟?鳖灵王怎能死而复活?凭这些文献记载,难以弄清古蜀历史的真实面貌,也许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当我们真正找到蜀王墓葬的时候,那些文明的碎片将告诉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王鲁湘:现在金沙的考古发掘,从面积上来说只是揭开了一角,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仅仅才揭到第八层,下面可能还有七八层,而且更精彩的东西好像都在下面,所以金沙的考古发掘,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做下去。那么以后,金沙考古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惊奇呢?王毅:金沙遗址从发掘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只是属于考古学家思考的问题,而且是好多老百姓都在关心的问题。目前金沙真正的发掘不到十分之一,但这不到十分之一的范围却出土了三千多件玉器、象牙、金器。那么对于剩下的十分之九,我们如果有计划地进行发掘,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重大发现,再出几万件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老祖先的遗存,我们是不可以轻易处置的,我们的保护技术如果没有达到保护状态,不可以轻易动,我们已经遇到过象牙难以保护的问题。我觉得考古学家还是不要只想满足个人的发掘欲望,有些发掘,还是等技术水平提高了再说。我们现在正在发掘北边跟金沙遗址的最高统治者活动有关系的一个遗迹。作为金沙文明的最高统治者,它还会有墓地,我们现在还没找着。如果每一个地方在动工之前,考古工作者都先去进行文物勘探,埋在地下三千多年的蜀王陵墓总有一天会被找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金沙遗址那个时代的文化状况,我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更深。王鲁湘:三星堆留下了一些谜,金沙遗址又留下了一些谜。成都平原更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可能会解答一部分的谜,但是又会带出更多的谜,而这恰恰是考古工作者的乐趣所在。王毅: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不过今天考古学家走到哪里,我们的媒体就跟到哪里,所以说,考古学家所做的考古,已经不是单纯的考古行为了,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行为。也许,考古学家和公众一起进行研究,要比考

                      你们家入股的?看来都得求着你们家是吧?刘:……可能也有这么点关系。他就仗着他们认识的买卖人,能做买卖的。你不了解他们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内务府的旗人。据我的观察,他们什么也不会干。就只是知道吃,喝,玩,没有别的。周总理讲得对,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但是现在比较起来,这是我的观点啊,这八旗子弟没能耐,没本事,到现在还能有口饭吃,他毕竟都有文化。他都念过书,就仗着能写几个字能画几笔,就那也比现在的高干子弟强,实在不行不就变成画家了么,到时候卖字也能挣钱,他不就指着这吃饭了嘛。定:增家和那家的关系怎么样?刘:当然是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都是皇帝的臣子。要说和,全和,但究竟是面和还是心和?也都是互相利用。增家和那桐家也不是特别过密。我见着庆王府的人,说那家呀,比庆王府还阔哪。见着那家的人,又说我们哪儿比得了庆王府啊。你想就这样关系。两个姑太太一个姑奶奶,三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了,这种关系他还那么说。总而言之,那家跟增家这两家为什么这么有名啊?因为他们败落得晚,太长了。北池子袁家,那名气可太大了,比那家、增家的名气还大,为什么有人不知道呢?比他们完得早啊,当然最后还是“文化大革命”才完的,可是已经名气就不行了。谁都知道金鱼胡同那家,也是沾了金鱼胡同的光,谁不知道和平宾馆那儿是他们家呀。其实那桐官不是最大的,可就是因为他确实底儿太厚了,换句话说就是搂的民财太多了。庆王府为什么说那家比我们还阔呢。那家最后败落是到“文革”。定:您说这王府,跟增崇家、那家,还不是一回事儿吧?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刘:他们的区别啊,也是派别。毛泽东有话,“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一样。定:您毛选还学得不错。刘:一样。甭管什么时期都是,内务府内部的斗争相当激烈。定:你家什么时候去的天津,是北京政变以后吗?刘:那倒不是,因为我们解放前在天津有一个别墅,我父亲在那儿养老以后,把所有的财权和掌家全都交给我大哥,让他管理北京的家,就带着我到天津住了,我在天津住了7年,一直住到我父亲死在天津。注304我父亲在天津养老,跟铁良离得近,他们也串门,一块儿打牌呀,聊天呀,老是这几个人。满清完了以后,这些个清朝的遗老遗少,都在天津的租界里边,保险哪,都在天津呢。住在天津这七年期间,我经常去的是铁良家,铁良的大儿子穆伯实是我的开蒙老师,那时候我正好还不认字呢,字号,一包一包的一百张,这边有画,那边有字,人之初,性本善,是他教我的。定:还有谁家?刘:还有的就都提不上喽,我说得上来的也都没落了。

                      3.我们家全变成旗派了

                      刘:我不是旗人,我是汉族。定:您不是说您在旗人里头有好多亲戚关系吗?刘:过去这个社会,像我们这个年岁呀,最有意思的是,最讲究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结果全都是什么姻亲呀,联姻哪。老在那个堆儿里头,有的还是骨肉还家,这个姓又回去了,他就不愿意找外边的人,几代一下来,可不全是亲戚?我大哥活到82岁死的,我跟我大哥相差30岁。梁夫人那是嫡母,不是我的生母,是我大哥的母亲,哎呀这梁家了不起,可以说是北京六里屯最大的地主,地也多也有钱也开买卖,六里屯在朝阳区。他们家不是旗人。我是属于庶出。我的母亲姓郭,是我父亲的一个侧室,二太太,这叫庶母,所以我小啊。过去老家庭嫡庶的关系可太大了。我描写我母亲呢,她得侍候我大哥的母亲,这是她的本分,侍候我父亲更是天经地义了。反正比使唤丫头强一些,她有个名分就是了,在下人面前她还是主人。但是她在主人里头,在主人与下人之间。同时,她并不是净侍候这老二位,包括我四个姐姐,都得她侍候,还都专有奶妈看妈,都有下人。她还不如我大嫂,我大嫂是长门长媳,她是执掌家政的。(我母亲)只是不侍候晚辈,比如我大嫂生的我这个侄子侄女,那她不管,到她生日他们照样得给她拜寿给她磕头。但是到她自己本人生日,给老爷太太都得磕头。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我们就哥儿俩。我大哥是老大,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还有五个姐姐,死了一个,就剩四个姐姐了。我姐姐现在都没有了。我这辈现在我是最大的了。满汉许可结亲以后,我四个姐姐有两个都嫁的是旗人。还有我的侄女,我的大哥的二女儿,是嫁给庆王府载振的儿子。所以说我的二侄女是庆亲王载振的小儿媳妇。郭松义:你们刘家同满族结亲是在民国以前还是以后?刘:民国以后。你像我二侄女跟我同岁。去年我这二侄女,就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八十整寿,我去了,带着我的老大,和这个姑爷,碰上庆王府的好多人,都去给这四太太做生日去了。定:去年(即2000年)?刘:去年啊。定:去年这些人还这么活跃哪?刘:那!都去了。金莉珊注305的儿子给办的。载振的弟弟叫载伦,伦五爷早就死了,伦五爷的夫人还活着呢,也是天下绝色的美女,也八十多了。满汉能通婚是由宣统出宫才开始。没有明文,皇帝一逊位……注306我大姐是没出阁就死了,二姐给的是一个姓王的,不是旗人,搞金钱业的,是我祖父的同伙吧,他们合资开过买卖。我二姐出阁的时候他们已经败落了。三姐给的是汉军旗,金店李家,他是开金店的。定:金店李家也挺有名的是吧?刘:也是比较,在北京提起来跟我们家差不多。现在我那外甥是他家唯一的一个啦,在台北,我们四十多年没见了。他现在每年回来一次,他七十八,比我大,我还得陪着他玩去。他们一直就是汉族,满清不是完了么,好多满族都改汉族了。现在爱新觉罗一吃香,把汉族又改了满族了,改了满族还不同意,能改爱新觉罗又改爱新觉罗。所以我最佩服启功,启功完全是凭人家是书法家,谁知道启功是皇室呀,是爱新觉罗呀。他就凭本事。我四姐给了同仁堂乐家。给了他(乐曙青)五大爷。他父亲行六。我的四姐是他(乐曙青)的大妈。我四姐夫叫笃周,乐笃周。他们也不是旗人。最后我的五姐。我五姐给的是真正在旗的。北京有名的金王家。北京有三王,金王银王老醯儿王,这个你要究根,我讲不出来。金王是给皇上看金库的,他们这个金厂子,好家伙36亩地,我这个五姐夫在奉先殿当差,内务府的,注307他们一直住在东不压桥那个福祥寺,注308那是他的铺面。王府井饭店知道吗,首都剧场对过儿?这是金王家最大的棺材铺,叫元顺木厂,七间门脸儿。注309当初不知道怎么来的,房子并不多,它就为的是放木料啊。解放以后改成汽车修理。乐曙青(以下简称乐):他们管他外号叫金大头,这主儿脑袋大。刘:老醯儿王是山西人,在北京有几十家银号。山西人什么买卖他都能开,山西人最能理财,到现在也是这样,有钱哪。那是在我们家晚期了,北京银号都是山西人来的。定:可是没你们家大?刘:对对对对。我五姐比我大十几岁,解放以后七几年死的,活到快八十岁了。现在只有她儿媳妇还活着。我也是满汉联姻。我爱人也是旗人,伊尔根觉罗氏,老姓姓赵。当时也是黄带子,皇室的,有战功,进关的时候,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北京鼎鼎大名的仓赵家,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0为什么叫仓赵家呢,他们虽然属于铁帽子王了,但是革过带子,后来又恢复了他的官,但是不承认他是铁帽子王了,没有世袭罔替了,所以就给找个差事,是管皇上的粮仓,也是内务府,结果就叫出名了,叫仓赵家。到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民国了,到民国北京的粮店差不多都是他们的,公字号粮店,北京是公和昌,公和通,公和经,全是他们的,不算外县,内城里头十八家。我结婚的真正的媒人是我五姐,就是金王家,因为金王家跟他们都是内务府的。还得说这跟满洲的结亲,我还是借了满洲人的光。所以像我结婚哪,一直到我侄子,娶的都是旗人,我们家里干脆全变成旗派了。定:您哥哥是几个孩子?刘: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死得早。二儿媳妇是奚啸伯的侄女。奚啸伯又是个北京旗人,是满洲人,下海(唱戏)了。我们家跟那桐家有亲戚关系是属于下一代了,是我侄女嫁了庆王府的关系。可是我们跟那桐的关系不是因为这个,起先我们就跟那家有来往。那家一直跟庆王府是换婚,是不解之缘,一直解不开,庆王府是专门娶那家的女儿。由姑姑带侄女,全过去。定:他们家两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的儿子。刘:岂止两个,是老辈儿的两个姑太太。一个给的是载振的大儿子,叫溥钟,他们是溥字辈儿的嘛。第二个是溥锐,二儿子,娶的也是那家的姑太太,这是姐儿俩嫁哥儿俩。这个老四叫溥铨,可不是现在北京这个溥佺,这是立人儿,他们是金字边。现在也没人了,前年故去的,是我的侄女婿,亲侄女婿。现在还挺好,在天津的那个,有时候笔会的时候还过来呢,恭王府那儿。这是一个,他的侄女,那家小一辈的老大,又嫁给钟大爷的儿子,姑做婆。这个人还在,并且我们还见得着。她叫金莉珊。增家跟那家也是亲戚,那桐的女儿给的秦老胡同增家,是增崇的儿媳妇,他们结的亲。到解放后也是藕断丝连,增鹤峯(察奎垣)的媳妇,是那家的二姑娘,那桐的二孙女儿,也七十多了。定:岳效鹏跟张寿崇家什么关系?乐:张寿崇的弟妹,是岳效鹏的女儿,叫岳维珍,我叫她岳大姐。不是我们的乐,是山岳的岳,岳效鹏是岳潜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岳潜斋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岳效鹏是张寿崇弟弟的岳父。注311岳家就在金鱼胡同后头,差不多半条胡同都是他的房子。定:原来金鱼胡同是不是也差不多都是那桐家的房子?乐:应该是从西口到东口都是他的房子。刘:特别解不开的原因就是,他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尤其他们王府。王府的规矩太大呀,一般的家庭不可能,礼节他都不懂,他也不适合。至于儿女联亲的原因,还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不愿招个不知根不知底儿的儿媳妇,或者嫁出去给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女婿。他还是为他的地位。这些子女也都是牺牲品。我这侄女为什么一来就哭,也是哭了半辈子,她就认为是为了结交庆王府,为了扩大你们自己的势力,就把我给了庆王府,当然一说跟庆王府结亲别人都认为了不起呀。注312定:她过得并不愉快?刘:那当然是呀,王府的规矩跟皇宫里差不多。原来我那侄女不能随便回娘家,王爷还活着哪,王爷不发话你能随便回娘家么,就是整个儿圈到深宫院不能自由哇。虽然是吃喝不愁,使奴唤婢,但她心情不一样。都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到解放以后就好多了,到时候随便回娘家,说走就走了。庆亲王最小的一个亲孙女,现在就在北京,住在丽泽桥那儿,她管我侄女叫四婶,我都比她长两辈儿。她嫁给了钟寿民。钟家也是旗人,也是我们的老亲,书法家。字写得不错。我们还有来往。定:那你们家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都学了一套满族的规矩?刘:唉,对,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半汉半满。一般的办事完全是按着清朝的规矩。穿衣服也差不多。所有认识的这些人,到这儿来行人情的也好,都是满人多。满人得占百分之七十,除了这些我们买卖的同人是汉人多,做买卖的、朋友,汉人有,亲戚里边全是旗人。定:那你们家汉族的规矩还留的有什么呀?刘:……唉,现在还真说不上来了。我们就等于完全按旗礼了,因为我们跟旗人的关系太多了。每天反正老接触这个旗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也是旗人。还是围绕着刚才我说的,我们圈里这些人是盘根错节,关系网,这网你撞不破,这么多代都撞不破,一直到现在,虽然社会变更,制度也变更了,但还是盘根错节,观念也改不了。我们盘根错节的原因就是这一个原因。所以现在我看电视剧,尤其是爱新觉罗的电视剧,个个我瞧着不顺眼,没有一个真像的,有好多明显就不对。导演权力最大了,导演是外行,他不听你的,你看现在一来就大喊“喳”,没有,宫里没有说“喳”的,都是zhe,那么答应。我们都亲耳(听)到过的,还不能太大声儿。另外两把头梳得不对,旗装嘛,好多讲究,比如说老有这么一个围巾,这一个条儿,这掖过来,这一个人寿字,有的是燕字虎,都有讲究,只有慈禧太后能够有万寿字儿,你宫女不能戴这个,包括建筑,房脊,都有讲究,不够品级不能用那种脊。对于这个,我去旗人家里太多我都懂得,御史他真参哪,不符合你的品级你不能用。定:你们家就不回宁波那边去了?刘:我就没回过老家。定:您一口北京话了。刘:地地道道的北京话。什锦花园——北洋军阀吴佩孚住过的明成国公适景园旧址(定宜庄摄于2006年)

                      4.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注313

                      刘:我们跟乐家的关系就是我四姐的关系。我们住在马大人胡同,他们住在什锦花园,前后胡同,中间由扁担胡同穿起来。他们乐府上的人,我经过三代,都是少白头,我姐夫也是少白头。乐:笃周(刘的四姐夫)他是留法的,洋派,他从法国回来以后跟您(指刘)的四姐结婚。结婚完了以后他就到祁州去买药,祁州药市。结婚就三个月,一百天,我大妈(指刘的四姐)就故去了。得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刘:为什么跟乐家结亲,这个他(指乐曙青)都不知道。这得讲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四姐比我五姐大两岁,我五姐是最小的,她不是给了金王家么,这金王家原先要的是我四姐,就是他(指乐)的大妈。为什么后来要了我五姐呢,金王家这个老头相亲的时候,看中了我这个五姐了,看中这个妹妹了,因为我四姐有一个龅牙,这嘴唇上头有点鼓,有一个牙长到上边了,就看不中。这么样就跟媒人说,我瞧这妹妹好,不要姐姐,这媒人就为难了,就说哪儿有妹妹先出阁,不好跟我父亲说呀。老头非说,你要是能够说,我就娶他这个妹妹,结果没辙,金王家又有钱又有势。介绍人我估计也是在北京挺有名的,跟我父亲一提,说我跟金老说了,瞧中了您这五姑娘了,您这四姑娘他说有个龅牙。我父亲说那不行,哪儿有先把妹妹嫁出去的,北京这封建家庭就这样吧,姐姐得先走,不能让妹妹先出阁。第一次不同意。这金老头不干,跟媒人说你非得把这事给我办了,我非要他那个小五不可。这样媒人没办法,媒人当然也是有点关系吧,有点压力吧,就磨烦我们这个老头儿,就是我父亲,说您真要答应哪,四姑娘包在我身上,我给您找一个比这金王家还得有名的,他全包上了。弄得我们老头没辙,勉勉强强答应了,很勉强这门亲事。为什么我写这东西不能往出拿呢,有好多后人还在,我怕引起麻烦,实际我讲的啊都是事实。最后妹妹先出阁,可是姐姐心里很不高兴,虽然那时候是封建婚姻,也没见面,但是都知道。她由小时候就喜欢在旗的,就愿意跟王府啊,内务府的这些旗人打交道,愿意梳两把头啊,请大安哪,她就喜欢这个,所以她眼瞧着妹妹坐花轿走了,就不高兴。妹妹走了没有一年,果然媒人真做到了,说我给您这四姑娘找的比金王家还出名,是同仁堂乐家,同仁堂乐家跟您刘家比起来,名望不小吧,完全是门当户对,您还有什么说的,您给不给吧?我父亲当然挺高兴,但是就有一个顾虑,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我们结交的全是内务府的、清朝的这些官僚和旧家庭。乐家那时候比较新,他(指乐曙青)五大爷那时候留法。(对乐)包括你那个二大妈注314,你那二大妈还跟我跳过舞呢。最后是一条命啊,把我这四姐命要了。她一听说给乐家,她也有耳闻,说乐家跟咱们不对派儿。据说我父亲一跟她说她就不乐意,那天起就哭,一直哭到

                      己的部分删改了。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第18页。?尽管这个法令颁布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但在1645年后,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的当地士人不能在京城拥有高官却是事实;只是到了1660年6月这项法令才被正式取消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03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1645年为江南秀才举行了乡试,考官为刘肇国(湖广人)和陈可拱(北直隶人),试题选得很稳妥。第一题是“其养民也”,取于《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第二题是“君子而时”,取于《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这种责任伦理显然是王朝当时的要求。?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在16世纪和19世纪之间,海宁陈氏家族共出了208名举人、进士和三名大学士。参见《清代名人传略》,第906页。满族入侵本身也许促进了这种地区差别。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跋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从此以后,北人俗称南人为“岛夷”;而南人则称北人为“索虏”,因为农奴常将其头发缠成辫子。芮沃寿:《隋朝》,第28页。据陈洪范在1644年10月所称,特别是北京的北方籍的降清官员总是闭门不出,由于害怕被斥为明朝叛臣而不敢与南人有任何联系。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军官的才能或许更受朝廷欣赏。这里所说的长于政务者与长于礼仪者两类人之间的区别,乃是根据《周礼》中的“六艺”划分的,即射、御、数为一类;礼、乐、书为另一类。?关于官阶的变动,参见孙甄陶:《清史述论》,第16—21页。?谈迁在《北游录》第375页中对举人有过描述。1644年,所有的参将都普迁为侍郎。然而,其中许多正在京城之外作战,其职衔不过是一种荣誉。但是,早在1638年皇太极任命的满汉参政们实际上掌握着各部以及都察院与理藩院的实权。因而,内三院的大学士绝大多数是汉人和汉军旗人,而新的官僚体制中的上层官位则是由满人与汉军旗人所占据。在省级官僚中,汉军旗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1646年,任命了八名巡抚,其中三名是普通汉人,五名是汉军旗人;在1644年至1645年任命的九名总兵中,有三名是普通汉人,六名是汉军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2—33、42—43、93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多尔衮对“衙蠹”的痛恨可以与明太祖对吏胥的猜忌相比拟,虽然不如他那么酷烈。史墨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经验教训》对此论述甚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56页。同时,多尔衮警告说:“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定治以国法不贷。”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3页。1644年6月28日,根据范文程的建议,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法令,声称对于那些被指控受贿的官员将严加惩罚。范常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贤。庶官有一眚者,悉请湔擢。”同上书第一卷,第414页。6月28日的法令见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集”,第6页中有复制件。?《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8页。根据当时人说,顺治朝廷的鞭刑使用比崇祯朝还多。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另见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9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4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又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朱姓是明朝皇族。?根据一个朝鲜目击者的报告:北京周围的乡村由于1644年的清军入侵而惨遭蹂躏。城市周围几百里内所有的田野都遭到了战马的践踏,以致寸草不见。在城内,劫掠、盗窃与谋杀常常发生,人们对此已是司空见惯。由于他知道,清朝可能要向朝鲜人征求米谷,所以,他在给其朝廷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京城的仓廪或是空空如也,或是只剩下一些腐谷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页。但是,不久,新政府便能充实其仓储了,所以赈济制度也恢复了。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书第五卷,第58页。关于宋权的赋税改革建议,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4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卫周祚也强烈要求减轻赋税(这里他的名字误写为“周寅”),见《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6—18页。?关于满人准备回辽东的“谣言”,最初也许是由那些想回辽东故土的旗人首领们所制造的。阿济格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告诉多尔衮,他们在辽东攻占汉民区时所遇到的那种至今仍为之至为懊悔的种族对抗,今天又出现了;他担心有朝一日汉人会推翻满人的统治,并将满人统统杀光。因此,对他们而言,回到山海关或盛京比留在燕京要好得多。多尔衮根本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而今民心未定,在此紧要关头轻易抛弃北京、返回东土,是不行的。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4—11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5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李佳白《北京的第一个满洲皇帝》中记述甚详。?《世祖实录》第八卷,第2页;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56页,尽管多尔衮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但是他的顾问们自然知道“正闰”和“伪定”在编年史上的含义。前者被汉代史学家用来评价秦朝,它统一了中国,但又如此短命,以致不能认为它合法地据有过“天命”。第二种是宋代学者周密所提出的,指像隋这样的王朝,虽然它结束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由于不行德政,所以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用方孝孺的话说,这样的王朝只有“变通”,但没有维持统治的合法基础。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1—16页。?次年,在清政府命令顺天府各州、县派100名匠人去修建宫殿后,居民们才进一步确信,清廷意欲久居于此。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6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11页。17世纪20年代,满人使用了宦者,特别是在贝勒家。1621年努尔哈赤命令贝勒,他们家中的男仆要自幼阉割,以防他们与宫女发生性关系。郑天挺:《探微集》,第94—9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清朝沿袭了明朝御史制度,并通过把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从而实现了监察与规谏功能合一的发展趋势。每个汉人御史相应地配有一位满人御史。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8—2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67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整个1644—1645两年,西山的“土寇”使从山西运来的煤船无法抵达京城。为首者名叫刘自升(按应为刘自什——译者)。政府派了1300名人马,奔赴该区,将刘自什擒执处决;并责令各处乡长维持地方秩序。《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又见谢国桢:《清初农民》,第52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又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页。废除加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但它或许有赖于政府盐税收入的多寡。在清统治初年,政府大约一半的盐税收入是在内务府中任官商的山西商人所缴纳的。山西商人在清征服初期的财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山西商人是范永斗,其家族与满人和蒙古进行贸易达八世之久。在成为内务府皇商之后,范永斗及其家族获允在科尔干(即张家口)建立了王侯般的府第,并在大发横财。除了贸盐之外,范还与外商进行交易。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第1—2页;佐伯富:《山西商人》,第282页。在理论上来说,明朝额外加征赋税或许已经被废除了,但事实上许多地区仍在征收。1654年8月11日,湖广总督祖泽润的一份奏报很清楚地表明,三饷仍在湖南征收。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5页。应当注意的是,新政府废止衙门额外摊派的希望是多么的不现实。在15世纪晚期,大多数在京供职的官吏都享有俸禄。在16世纪70年代,他们的俸禄有了一些增加。但是,所增极少。他们的薪俸虽然增加了,但它仅仅相当于上涨的物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吏都不得不寻找其他财源。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5—176页。?“明朝政府的财政制度反映了这样意图,即在其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这种集中程度之前,就要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强行建立一个野心勃勃的集权制度。”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13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22页。?例如,开垦荒地、复民旧业的整个计划是那些被派往农村,并非常熟悉明朝制度和地方状况的前明官员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出自合作者的、自下而上地提出的政策。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又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1—12页。?参见刘子健:《宋代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源:行政问题》。?在次年孙襄转到吏部任同样职务时,也表现出了在合理化建议方面的同样才干。他建议,应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正规的管理,以鼓励人们安于职守、尽职尽忠。他也向上奏请,那些驱赶民众流离失所,并抢夺其财产的守军应当受到处罚。见何绍基:《安徽通志》第一九○卷,第1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八卷,第8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3—2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1644年以后,清政府对两淮盐场的政策,既有守旧的一面,又有改良的一面。新政权在制定盐法时还是以明朝制度作为根据的。同时,通过废除纳银入边、换取盐引的制度(许多人不赞成这一制度),使官营制度合理化了。但是,清政府也鼓励商人投资,对船商采取更受欢迎的政策,尽管直到三藩平定之前,政府的各种捐税一直是盐商的一个沉重负担。最后,在1667年,新统治者通过任命24名富商为“总商”,负责盐场到汉口这样的销售中心的食盐贩运,把鼓励与支持盐商的愿望,与控制食盐运销体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墨子刻:《清朝政府的商业组织能力》,第24—25页;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2—3页。至于山东盐区,可参考韩素瑞:《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第20页。?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六卷,第3页;第二十八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1644年上谕:尔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户籍与财产登记,以代替以前的每十年一次的做法。由于没有多少材料需要编改,1647年后,编册改为每五年一次。参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73页。?《赋役全书》最终是被编成了,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对赋役额数的重新估定,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全国土地清丈。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仍然未能在档案中发现1651年前任何一年的政府收入统计数字。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1—122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新政府也临时发行过纸币,但它仅仅通行了10年左右。王业键:《1644—185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0页。?由于政府的预算出现了赤字,因而清朝初年多尔衮亲笔写信给朝鲜国王请求援助,便不奇怪了。例如:1644年冬,他写道:“适军需孔亟,尔今秋量所得米粟,可运送燕京,以助国用。”《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米粟运至的时间是1644年9月5日。?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清军与北京前此的占领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禁抢劫;如果旗人偷窃财物或在纠纷中杀人,那么他们将被迅速严惩。清朝驭军甚严。如果有一人被杀,就要让十名士兵偿命;如有一狗被杀,则以一名士兵偿命。参见陈济生著:《再生纪略》第二卷,第33—34页。?尽管天花非常容易蔓延,但它“越过”大路、河流或运河却常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些地理上的特征,同时也是职业或生活习惯相同的社会集团的自然界限。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免疫力较高时。狄克逊:《天花》,第301—316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类》,第146、194—195页;德乌特希曼:《天花的生态学》,第7—8页;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5、34页;兰格:《詹纳之前的天花免疫》,第112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32页。中国有一种把天花屑片吹入鼻子以获得免疫力的办法,这在16世纪已很流行。李约瑟等:《中国古代的卫生学和预防医学》,第466页。?多尔衮死后,这种严格分隔便松弛了。代之而起的是,当一户染上天花,官员便把房屋周围80步以内封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入疫区。1655年又有一场严重的流行病,但政府设法将它控制于南海城区,不准任何人出入,直至此病消失。谈迁:《北游录》,第355页。关于成立一个特殊防区的效果的讨论,参见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8页。?《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14—15页。清室诸王的代理人如同前代太监们所做的那样,在北京城门继续征收关税,即使是只携带一袋米进城的农民也得于此交税。参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8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7—349页。只要旗人统治着社会,汉人便会想办法冒充满人。在东北尤其如此。这里的移民们一直在努力归化为满人。在20世纪拉铁摩尔便遇到过这种人。他认识一个河南人,年轻时去了东北,并学会了满人一切行为举止习惯。当拉铁摩尔问他的儿子——一名军官,为什么他的父亲说话像一个满族人时,他回答说,他父亲年轻那会儿,一个“明人”想在这块地上发迹是十分困难的。满人把持一切,而且迫害明人。在齐齐哈尔、他的居住之处,有一个每年两次的驱逐明人的习惯。所有渗透进来的汉人都有可能被赶走,并且常遭鞭打和抢劫。当然,许多人回关内了,但是只有模仿满人,学得与他们一模一样,才有安全感,不被发现。所以,在我的父亲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便加入了八旗,并与一位满族姑娘结了婚,而且始终受到与满人一样的待遇。在我长大时,做旗人已没有什么好处了。因此,我便变得与同时代其他年轻人一样了。参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62—63页。?《世祖实录》第十九卷,第241页。这一命令颁

                      ?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八百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才没有,要钱随便给。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程里。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点盖好。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它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步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叹,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费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作马又如何?以赵佶的艺术品位,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于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要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富饶的南方,碍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他姓朱。第七章疯狂的石头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当时他在杭州待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流连忘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流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材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好,就见一下吧。见面后,他发现与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几千方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朱财富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是在他回京前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顿好,跟着他就走了。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五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瘪呢?朱冲能!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蔡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到这时,朱冲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冲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冲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一百五十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三十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三十年就这样,一百五十年又如何?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做佣工,才能勉强活命。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犟、不安分。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那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邻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于是,生意长盛不衰。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需。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一旦身份变为顾客,即便是上位者,也要随行就市。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接下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装修艮岳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是它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这样重大的任务,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朱冲的儿子。这人很传奇,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居然混到了和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大佬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蔡蛀虫是帝国首相,拥有官方话语权;童蛀虫是武装太监,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梁蛀虫身为帝国隐相,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很简单,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唯独没包括财。小朱同志填补了这块空白。这孩子叫朱勔,当他走到前台后,号称最有钱的宋朝人集体倒霉了,远不是多几种税、催得狠这么简单。采买,第一步是领钱。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给皇帝办差更得拿工资,而且是先拿。朱勔先到国库里支银子,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在艮岳工程的浩大影响下,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拿到钱后坐船过长江,两浙湖广,整个南方的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比如太湖石,某块超级巨大,造型神奇,朱勔专门造了一艘巨舰运进了京城。赵佶一见大喜,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并且封这块石头为“盘古侯”。有爵位的石头。某块灵壁石,高、阔均两丈有余,上千人抬不动,运进京城时得把城门拆了才成。赵佶认为这是神物,亲笔写了六个大字:“卿云万态奇峰”。以一条金带悬石挂上。成仙的石头。华亭(现上海市松江县)悟空禅师塔前一株唐朝桧树,枝叶纷披冠盖庞然,连华亭都没法运出。怎么办,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起,树倒船翻,全船人淹死。以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采办的种类按特点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得差不多了,朱勔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人间。话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皇帝的喜好是风向标,全民学习。这时赵佶爱装修园林,江南方面跟风的人风起云涌。比如浙江一个叫卫清叔的人,他的花园里有座假山。这座“假”山连绵二十余亩地,各处风景点盖了四十多座亭子。退休的侍郎俞子清更上层楼,他的“假”山起伏延展,上边有一百多个峰点,高的达到二三丈。都不过分修饰,保存原有山野风韵,其间犀株玉树,森列密布,“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其他中小户人家,积累一百五十余年平安富足之后,这类东西也不少。朱勔怎么会忘记、放过它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应该搜集起来,献给皇帝。这个过程显示出了朱勔的功夫,首先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您家有,那么恭喜了,朱勔的手下们会不请自来破门而入,在该东西上盖一块黄帛。这就是御贡品了。谁也不准动,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至于损伤是否存在,伤到了什么程度,与该户主人对朱勔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直接挂钩。如果贡献值不足,那么说有伤就有伤。没伤,轻轻推倒摔碎了,这回有伤没?验过伤,该御品进入保护待运期。要一直由原主人保存,直到各种选定的御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起运时,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不管该御品多大,搬运工从来不走门,都是把墙拆掉,进行立体搬迁。那一天全城轰动,无数的墙被推倒,无数的屋子倒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该御品搬走了,屋子里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装修还有第二关。从原产地把东西置办齐了,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宋朝一百五十余年经营,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开封相通,运粮的、运菜的、运各地特产的,早已形成了规律。朱勔作为装修特派员,本是有专用船只运工的,可是他搜集的东西太多,悄悄地说,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他家、蔡京家、童贯家、梁师成等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插了一脚,各家都有大花园的,捎带一些不是很正常吗?于是,朱勔手里的运输工具不够了。不够?简单,放眼望去,河面上都是船,每一艘都是大宋子民的,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从这时起,华夏大地上最恐怖的一个词出现了,叫“花石纲”。纲,指政府指派奉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花石,特指赵佶在这段时期在江南大地收集的自然艺术品,自从花石纲出现,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甚至是海运中,各类运输工具只要在朱勔搞运输时被看见了,立即就被抓到一块,原来的事都放下,统统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向京城进发。总结一下,上面的搜罗控制在自然界、人间社会两方面,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朱勔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觉得仍然有对皇帝尽忠的地方。艺术是什么?范围太广了,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式的。朱勔的心思就动在后一种里,作为神州共主,难道只向活人收税吗?为什么死了的埋进坟里的就可以免交?不管你是先秦的还是五代的,只要还在汉族的地盘上,就别想幸免,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不管是谁的坟墓,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货色都运进京城,搬到皇帝的多宝阁里,这才是气派,才是修养,才有品位!艮岳就在这三种举

                      有按手印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建立的其他组织全都有他。孙中山8月在广州号召护法的时候,程潜就已起身偷偷回到湖南,发动湖南驻军起义。作为在湖南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程潜在部队中很有些人脉,将领大都跟他很熟。像手头有些兵力的刘建藩和林修梅就是他的老战友。机缘巧合的是,程潜此次回来重点公关的赵恒锡,是谭延闿的人。偏巧谭延闿此时被段祺瑞强行下岗,于是他示意手下可以造反。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老首长同意,程潜的面子也要给,就造反意思意思吧,只要成功之后多给些好处就行!9月26日,程潜在衡州宣布独立,成立“湘南护法军”,自任总司令。军力除了刘建藩、林修梅两人率部响应外,还有几支慕名而来的小股队伍。10月6日,刘建藩、林修梅与北洋军的王汝贤、范国璋在湖南衡山短兵相接,打响了“护法战争”的第一仗。南军输得很干脆,被北洋军大败,丢掉了衡山、邵阳等地。消息传到南北双方大本营后,双方的反应自然有所不同。段总理自信地大臂一挥:打过湖南去,解放大西南!孙中山这边旗开得败,自然是一片紧张。最紧张的还要数陆荣廷先生,他怕段祺瑞一鼓作气打到广西,于是命令小舅子谭浩明急行军,务必三日内赶到湖南支援。谭浩明并没有耽误太久,四天后,护国联军先锋抵达湖南,局势顿时扭转过来。一来双方兵力差距太大,差不多四个联军士兵揍一个北洋军士兵;二来确实没有北洋士兵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尤其是他们的领导王汝贤、范国璋,根本就是毫无战意,原因下面解释。蒋介石的预言得到了印证。护国联军在与湘南护法军联络过后,双方同时从湖南南部发起反击。几天后,联军收复所有的失地,北洋军后撤。联军乘胜追击,占领长沙后又占领岳阳,将前线推进了好几百里。屁股都没有坐热的湖南一把手傅良佐见势不妙,迅速抽身逃走。14日,近期连续收到坏消息的段总理再度收到坏消息:王汝贤、范国璋先斩后奏,直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此二人的主张立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管你什么“护法”还是“统一”,谁主和、谁不打仗、谁不扰民老百姓就拥护谁。毕竟在普通人的心里,自在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段祺瑞PK冯国璋是不是觉得王汝贤和范国璋的表现莫名其妙?这是有内幕的,此二人之所以停战通电有两个原因:一来联军势头很猛,一旦交战,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王汝贤他们担心就此败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在那个年代,这些兵头子都认为军队是自己的私产,跟国家没有半毛钱关系。二来中央有人让他们故意这么做。此人自然就是冯总统,王汝贤和范国璋是冯掌门的直系弟子。冯总统本就是在段总理的高压之下才勉强同意“武力统一”计划,而段总理消除异己又不稍加掩盖,直接指挥直系部队打头阵。于是,先后两次被欺负的冯总统爆发了,暗地里通知手下先意思意思打几仗,卖段总理一个面子,然后找机会宣布议和。直系的不合作令段总理十分不爽,可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头。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全国各地有样学样。虽说都是真心抢地盘,而不是“护法”,但大家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唐继尧看见陆荣廷出了风头,迅速出兵祸害四川去也。而北京政府则任命在护国战争中趁势而起的四川本地军阀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对抗唐继尧。刘存厚麾下的两个日后横行四川的军阀就此粉墨登场,他们是刘湘以及刘湘的叔叔刘文辉。未来的名人杨虎城也在陕西打起了“护法”的旗帜,趁机招兵买马,为将来称雄一方的大事业赶紧添砖加瓦。段总理想搞“武力统一”,结果搞成这个样子,打仗成了打脸。于是,面子挂不住的段总理怒不可遏地找到冯总统:“我是责任内阁总理,却不能行使权力,作为陆军总长却不能指挥军队,我不当了,你另请高明!”冯总统一听:“好啊,我接受你的辞呈。”段总理刚转身,冯总统就请到了老兄弟王士珍继任总理兼陆军总长,然后高举“南北和谈”的大旗,下令南北停战议和。孙中山看见北边内讧,甚是高兴,命令前线各军乘胜前进,务求护法之完全胜利,“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可是,各路军阀就陈炯明比较听话,继续整军,打算为孙中山开辟一块根据地。至于其他的人,都无视这个光杆大元帅的意见。唐继尧他们一开始去打这一仗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保住地盘,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那还不偃旗息鼓?约法和国会与这帮军人实在是没有太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此次南军的胜利跟北洋军的内耗脱不了干系,并非是用绝对的实力打败北洋军。如果日后北洋军团结起来,南军的这点家底都有可能赔进去,所以见好就收才是王道。于是,陆荣廷和唐继尧根本没把孙中山的命令当回事,马上附和了冯总统的停战命令,大家各自停手。唐继尧还低声下气地跟冯总统商量:“以后我不打湖北,北洋军也不打湖南,咱们永远不动刀兵,好不好?”唐继尧想割据一方自立为王,路人皆知,但他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他打得到湖北去吗?孙中山非常生气,他想打,可人家不理他,他还真没办法。可段祺瑞就大为不同:冯国璋敢给我下绊子,以为我段祺瑞不当总理不当总长,就奈何不了你吗?在段祺瑞的指示下,徐树铮同志亲自出马策划,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十三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两次召开“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向南方开战。冯国璋在得知天津会议的结果后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他还真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这么高的威望。其实也不奇怪,武人好战是天性,不战哪有机会建功立业?你跟他们谈什么和平统一?再者,段祺瑞有日本人出钱出枪,可以给这些武夫以实惠,而你冯国璋能给这些武夫什么好处?冯总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尤其是他的赚钱模式很有特色。冯总统为了给自己创富,连中南海的金鱼都给捞起来卖了,一时间北京各饭馆都以“总统金鱼”作为压轴菜,而且他还把中南海当作鱼塘给出租了,佩服吧?想想看,在中南海钓鱼,多拉风的待遇!虽说冯总统致富有门,可他并不慷慨,反而十分抠门,是一只铁公鸡。因此,这些武夫从冯总统这里拿不走一分钱的好处,不给他面子也实属正常。但段祺瑞和徐树铮就不同了,他们知道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徐树铮用日本人送的一批军火收买了关外的张作霖(史称秦皇岛截械事件),请他发兵关内(山海关),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这批军火可不少,足够装备约两万人的部队,算是一个超级大礼。然而张作霖另有想法,让我拿好处可以,卖命不干。既要拿到好处,但也不能真的出兵攻打南方,进而得罪直系。所以张作霖点派了几支部队,让他们出关折腾折腾做做样子,但不要动真格地替皖系上战场送死。简单来说,张作霖的妙计就是出兵虚张声势一番。这样既满足了皖系的要求,自己又拿到了好处,也不会真正得罪直系,皆大欢喜。冯总统得知张作霖搞小动作的消息后非常不安,头一次对来北京当大总统有了悔意:若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折腾,不知道有多快活!冯总统当机立断,跑路,回江苏!说干就干,冯总统立马宣布“南巡”,考察民生,还谎称往返最多不过七天,让大家就在总统府等他的好消息。没想到,三天后,大家就在总统府看见了“南巡归来”的冯总统,他是被段祺瑞的兵马从半道堵回来的。在冯总统下不来台的关键时刻,北洋老大哥徐世昌出马,给小兄弟送下台的台阶来也。他劝冯国璋说:“华甫啊,你看你们都做了什么事,现在北洋都快分家啦!你们分家了谁最高兴?看见没有,现在南方这帮小子都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更何况以后呢?如果他们举兵反抗政府都得不到严惩,那国家还有希望吗?”势不如人的冯国璋觉得这席话十分有道理。南方和北洋属于敌我矛盾,而自己和段祺瑞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理由不帮自己人。出于这种考虑,冯国璋主动向段祺瑞示好,不仅授予段祺瑞“对德参战督办(总指挥)”的职务,还让王士珍把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让给了段祺瑞的手下段芝贵。对于冯国璋的任命,段祺瑞大度接受。由此,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南军大败段祺瑞和冯国璋暂时统一了思想认识:武力统一全中国。作战计划也很快拟好:调集驻扎各省的皖系、直系两大系统组成三路大军。三路大军齐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消灭南方反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第一路司令是直系的曹锟,以北洋第三师为主力,由湖北进入湖南,目标是迅速攻下湖南,然后挟得胜之威制伏两广。第二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怀芝,以北洋第五师为主力,由江西进入湖南,协同第一路拿下湖南之后便进入四川,进而制伏贵州、云南两省。第三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敬尧,以北洋第七师为主力,配合前两路作战,是预备部队,属于跟在前两路屁股后面捡漏的。还有一支偏师,由冯玉祥指挥,角色定位是“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国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太像样的仗,往往没开打一会儿,一堆墙头草就倒向了更加强大的一方,然后就是口水仗,接下来就是议和,之后战斗结束。但愿这一次他们能玩出些新花样。1918年2月6日,曹锟率军到达湖南前线。北边和解了,南边的内斗却没有结束。因此南方联军的布阵比较奇葩:谭延闿的手下赵恒惕驻岳州,刘建藩驻平江……陆荣廷则在后方充当预备队。所谓预备队,就是见大事不妙则脚底抹油。陆荣廷已经意识到,即将爆发的湖南战争就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赌博,与其拿自己的部队去填这个无底洞,倒不如全身而退,保存自己的实力要紧。战争迫在眉睫,而真心抗战的,其实只有林修梅、刘建藩手下的湘军子弟兵,谁让湖南是他们的老家呢?1918年春天开始的这场仗,纯属一边倒,南军很快就被曹锟率领的第一路军打得丢盔弃甲。表面上看起来,这场大胜应该归功于曹锟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说曹锟领导有方没错,但打仗并不是曹锟的特长,他之所以能打胜仗另有原因。曹锟是个好人,从其外号“曹三傻子”便可见一斑。他待人宽厚,老实听话,粗看上去又憨又傻,甚至有些缺心眼。但就这么一个“傻子”,手下却有一个特别能征善战的心腹爱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傻人有傻福”。曹锟的这个心腹爱将之前已经数次出场,只是没来得及好好介绍。他叫吴佩孚,字子玉,中过秀才,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乃北洋军中的后起之秀,是个用兵天才。吴佩孚毕业于保定军校,当年他在保定军校学习近现代战争知识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专研课外书《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普通人读这些书学到的是故事,但他学到的是各种妙计的变化应用。日俄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先生从军校挑出一帮学生精英前往战场观摩取经,顺便搞些情报,而吴佩孚正是其中一员。从实际表现来看,吴佩孚搞军事情报很有一手,并因此得到了曹锟的赏识。从此便跟着曹锟南征北战,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成长为一员干将。吴佩孚性情刚直,作战勇猛,是一名急先锋。他率兵直进,在两个月内连克岳阳、长沙、衡阳诸城,以一个师的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联军,打得联军只能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吴佩孚凭借此战奠定名将之名!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人民都以为这一次中国铁定统一。总理王士珍也是这么认为的:是时候退位让贤了,本来出山也只是救救火而已,自己跟冯国璋、段祺瑞关系都不错,帮谁都不太好,现在两个人一团和气,自己的使命应该就此结束。更何况要是自己赖着不走,也许会被段祺瑞的手下给弄下去,与其难堪地离开,还不如大度地让贤。告别权力的巅峰总会有些许的不舍,王士珍告诉自己:“我有过‘北洋之龙’的辉煌历史,灿烂过,也没留下什么遗憾,归去吧。”辞职的王士珍终于回到了河北正定的老家,没了军政纷扰,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段祺瑞在王士珍离职后毫不客气地接过了总理的宝座,这算是第三次上台。然而,段总理一上台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出了一个无数亡国昏君都使用过的绝招:任人唯亲。按道理来说,军人就应该按功论赏。在攻占湖南的战斗中,吴佩孚先生战功最为卓著,理应得到最高奖赏——湖南督军的位子,可段总理把这个位子赏给了自己的手下张敬尧。如此看来,段祺瑞的胸怀和格局实在不高,带兵打仗远比搞政治适合他。段祺瑞此举让曹锟和吴佩孚十分不满。吴佩孚可不是愿意闷头吃亏的软蛋,他在占领衡阳后就停步不前,不打了。吴佩孚消极怠工,令段祺瑞的面子十分受伤。就在这个不幸的时刻,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又在段祺瑞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张怀芝看见曹锟、吴佩孚立下如此大功,十分不服气,于是带着手下的喽啰们跟着湘军刘建藩的屁股一路狂追,他要抢些功劳回来。所谓“穷寇莫追”,张怀芝的饥不择食反而激发了湘军拼死一战的斗志。贪功冒进的张怀芝,想都没想就钻进了刘建藩专门为他布置的战场——一个多是小山小丘、沟渠水塘,道路泥泞不堪的地方。张怀芝没有地利,士气也不如对手,被刘建藩的伏击战揍趴下了。张怀芝大败,从湖南一路逃到湖北。段祺瑞的第二路大军就此瓦解。然而刘建藩犯了跟张怀芝同样的错误,穷寇莫追,他却孤军深入,想趁机跟在张怀芝的屁股后面夺回更多的地盘,取得更大的功劳,结果被新任湖南军区司令张敬尧的大军包围,全军覆没,刘建藩战死。这场连续反击战结束后,湖南的形势算是初步稳定下来。南北停战段总理眼巴巴地盼着北洋军继续南下,却连续收到坏消息。先是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觉得段总理他老人家处事不公平,偏袒自己的孩子,于是带着司令部于5月底返回天津,撂挑子不干了。接下来,败军之将张怀芝于6月初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巢济南。他这次出差非但没捞到好处,还损兵折将,实力大损。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收兵休养生息。至于最坏的消息,要数段总理的老部下弄出的乱子。嚣张惯了的徐树铮干了一件缺德事,小徐为了帮助老首长段总理立威,杀掉了反对段总理“武力统一中国”的陆建章。陆建章咱们之前提过,背景很深,既是天津小站的元老,又是冯玉祥的伯乐兼半个岳父,还是直系将领——此刻是曹锟的高级参谋。徐树铮的这一次疯狂算是捅了马蜂窝,惹下大祸。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兔死狐悲。陆建章在北洋系统中的好友岂肯吃亏,自发自觉地站出来一拥而上,不仅要求停战,还要求严惩徐树铮。至于当事人之一的冯玉祥,除了发誓杀掉徐树铮为提拔自己于微末的陆建章报仇之外,还当即撤军罢工,从此对皖系阳奉阴违。段总理仍然主张继续进攻,但他的意见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1918年6月中旬,直系与桂系代表单方面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既是迫于形势,也是为了保住小徐同志,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即使段总理再心不甘情不愿,暂时也不得不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孙元帅被驱逐这边直系和皖系钩心斗角,那边滇系、桂系也没消停。滇系、桂系的老板唐继尧、陆荣廷心里十分不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无兵无饷,老老实实在总统府喝茶看报不就完了?可孙中山老想着指挥滇系、桂系干活却不给好处。于是这两人决定不跟着孙中山混了。陆荣廷和唐继尧通过气之后,就开始想办法驱逐孙中山。1918年1月底,程璧光被刺杀。这起暗杀事件的背后主使一直是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出城迎战,并打败乐从训,然后乘胜追击,将乐从训团团包围在内黄(今河南内黄)附近。乐从训只得向身在汴州的朱全忠求援,并告诉朱全忠,他派去魏博镇买粮的部将雷邺也是被牙兵们所杀。此时朱全忠正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筹集粮草,准备攻打秦宗权,接到乐从训的求援信后,立即领兵前往滑州,并派部将朱珍前去援救。朱珍自白马渡河,接连攻克黎阳、临河、李固三镇,兵临内黄城下,并打败魏州牙军,解救了被包围的乐从训。但是乐从训当时不听朱珍劝告,一心想夺回魏州城,便移兵洹水。罗弘信派牙将程公信出兵袭击乐从训,将乐从训斩杀,牙兵们回城又处死了乐彦祯,将其父悬挂城门示众。而罗弘信不想与强大的朱全忠结仇,因此派使者带着重金厚礼慰劳汴州军队,并请求修好。朱全忠本不想主动插手魏博镇叛乱事宜,但此次出兵损失不大,而且由于罗弘信的主动修好,使得朱全忠得到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补充,实力进一步增强,也为他接下来进攻秦宗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全忠从魏博镇退兵后,便发起了对秦宗权的进攻,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城南大败秦宗权,并攻克其北关门。针对秦宗权当时固守蔡州城中的现状,朱全忠将众将分为二十八个营寨,将蔡州城团团包围。八月三日,朱全忠攻克蔡州南城,次日因为粮草不济,蔡州城破在即,于是留下朱珍继续攻打蔡州,自己则领兵回到汴州。十二月,秦宗权的部将蔡申丛见秦宗权大势已去,于是囚禁秦宗权,向朱全忠投降,第二年秦宗权被押解长安处死。至此,曾经致使江淮地区陷入战火的秦宗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灭掉了秦宗权,朱全忠开始得以全力对付时溥。文德元年(888年)九月,朱全忠自蔡州退兵后,派朱珍领兵五千护送刘瓒前往楚州(今江苏淮安)赴任刺史。当朱珍等人行至时溥的辖地时,时溥派兵前来阻击,朱珍将其击溃,并乘势攻下了沛、滕二县,朱、时二人由此开始交兵。在看到汴州军接连攻取自己的两个县后,十一月,时溥亲率七万大军屯驻吴康县,试图对朱珍采取大规模的进攻。不过,在还没有准备好时,朱珍先发制人,打败时溥的徐州军队,时溥被迫从吴康县撤退,结果临近的宿州被朱珍攻克。龙纪元年(889年)六月,朱珍攻克萧县,在此和时溥形成对峙局面。本来这种对峙局面,是有利于军事实力强大的朱全忠一方的,但朱全忠此时却犯了和先前李克用一样的情绪冲动的毛病,导致大将朱珍被处死,并以部将庞师古代为指挥全军。不过,庞师古的能力和朱珍相比差了很多,时溥趁机进兵击败庞师古,收复了徐州周边的大部分失地。时溥虽然利用朱全忠的错误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他十分清楚,自己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双方力量相差有些悬殊。为了防止朱全忠大兵压境,时溥决定向李克用求援,可是李克用虽然和朱全忠是仇敌,但此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派了部将石君和带领五百名士兵增援。面对如此少得可怜的增员人马,时溥不敢和朱全忠进行正面交战,而是出兵攻取砀山。朱全忠得到消息后,派其子朱友裕领兵一万奔赴砀山,在那再一次打败徐州军队,并生擒石君和。后来即使在李克用、李匡威、赫连铎联手讨伐朱全忠时,朱全忠依旧没有停止对时溥的进攻。大顺二年(891年)十月,朱全忠攻陷宿州,一个月后又兵临徐州,迫使时溥的骁将刘知俊带领两千人马投降朱全忠。因此时溥的实力进一步削弱,而其辖地的经济状况更为糟糕,由于连年征战,徐、泗、濠三州的农民几乎是颗粒无收,再加上水灾严重,境内十分之六七的农民因饥饿而死。在这种情况下,时溥不得不向朱全忠求和,而朱全忠答应得十分干脆,并告诉时溥,如果想议和,就必须移驻其他地区才行。对于这个要求,时溥满口答应。于是,朱全忠向朝廷奏请将时溥转到其他藩镇,另派一名心腹将领驻守徐州。皇帝李晔当即下诏,让宰相刘崇望为感化节度使,让时溥担任太子太师。可是当刘崇望走到华阴时,时溥因为担心朱全忠反悔,害怕日后会加害自己,于是他又决定坚守徐州,刘崇望被迫只得返回长安。时溥决定继续对抗朱全忠,在看到李克用指望不上后,他开始向兖州的朱瑄、朱瑾求救。景福二年(893年)二月,朱瑾带领两万人马出兵援救徐州。朱全忠令其子朱友裕和大将霍存前去阻击,二人合力在石佛山下打败兖州军队。朱瑾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兖州,朱友裕担心朱瑾会有埋伏,所以并未追击。时溥在朱全忠的攻击下,据守徐州城不敢出战。汴州军队将徐州城团团包围,不过,因为时溥防守严密,汴州军队连续攻打了几个月毫无进展。通事官张涛写信给朱全忠,认为攻城之所以不顺利,是由于出兵的日子不好。朱全忠认为有道理,于是便想撤兵回去,准备选个良辰吉日再来攻打。就在朱全忠准备撤兵时,谋士敬翔坚决反对,他认为连续攻城已有数月,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徐州城虽然还没破,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也许再坚持一下就可攻下,万万不可在如此关键时刻半途而废。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敬翔阻止撤兵,或许朱全忠和时溥的战争就不会继续下去。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敬翔的建议,并亲自到徐州城下督战,继续攻打徐州城。终于,又经过了十几天的连续攻城后,时溥走投无路,率领族人登上城内的燕子楼自焚而亡,徐州就此为朱全忠所有。徐州之战结束后,朱全忠并没有停止扩张的步伐,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兖、郓二州。在刚刚攻打徐州城完毕后,朱全忠马不停蹄地全力对付山东的朱瑄、朱瑾兄弟,他让庞师古的人马稍事休息,就调转兵锋攻打兖州,屡次击败朱瑾。乾宁元年(894年)二月,朱全忠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郓州,朱瑄闻讯后,与朱瑾一起领兵直奔鱼山截击朱全忠,以求速战速决。朱全忠整军迎战,两军在荒草之中展开对决,时值西北风骤起,朱全忠让士兵们放火,浓烟立即向兖郓军队扑去,汴州军趁势攻击,朱氏兄弟大败而归,死亡万余人。朱瑄眼见对抗不过朱全忠,也立即向李克用求救,而李克用和先前援救时溥一样,也只是派出五百名士兵,由部将安福顺、安福庆率领前往增援。乾宁二年(895年)正月,朱全忠派朱友恭领兵攻打兖州的朱瑾,并将兖州团团包围。朱瑄得到弟弟被围的消息后,立即领兵赶来救援。朱友恭在高梧设下伏兵打败朱瑄,生擒安福顺、安福海。李克用眼见二将被擒,而且兖州形势极其危急,立即派出得力部将李承嗣带领万余名沙陀骑兵前往兖州救援。而朱友恭看到作战勇猛的沙陀骑兵到来后,急忙撤兵回到汴州,李克用见汴州军队撤兵,于是也撤回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双方暂时偃旗息鼓。八月,朱全忠卷土重来,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兖州,他让士兵埋伏在梁山,然后到郓州城下挑战。朱瑄出城迎战,结果进入朱全忠的埋伏圈,大败而归。十月,朱全忠又让葛从周进攻兖州,齐州刺史朱琼投降朱全忠,兖州的处境更加危险,为了迅速解除兖州的危机局势,朱瑄派大将贺环、柳存率领一万人马袭击曹州以解兖州之围。朱全忠得到消息后,自兖州率领骑兵连夜追赶,于次日拂晓时分,追上朱瑄的人马,将其杀戮殆尽,并生擒了贺环、柳存及其部下十多名将领。第二天,朱全忠又回到兖州城下,让士兵用绳子捆住贺环和柳存等人在城下绕行,并对城内高喊,说朱瑄已经失败,让城内的守军立即投降。朱瑾则利用这个机会,写信给朱全忠诈降,朱全忠信以为真,亲自到延寿门与朱瑾对话。朱瑾当时表示愿意献出印符,不过条件是让朱全忠的部将,也是朱瑾的堂兄朱琼到自己这边来取。朱全忠答应了朱瑾的要求,让朱琼前往对方阵营。朱瑾当时立在桥上,让其部将董怀进躲在桥下,等到朱琼一上桥,董怀进忽然从桥下跃出,将朱琼挟持进兖州城,然后士兵们升起吊桥,兖州城重新进入戒备之中。不一会儿,朱琼的人头被士兵从城墙下扔出,朱全忠见被骗,而且兖州城防备严密,一时间难以攻下,于是只留下葛从周继续包围兖州城,自己领兵返回汴州。朱全忠撤退后,朱瑾依旧闭城不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内粮食开始出现短缺,并逐步到了财尽力竭的地步。乾宁四年(897年)正月,朱全忠企图一举吞并兖郓之地,命令庞师古、葛从周向郓州发起猛攻。朱瑄见汴州军队兵锋甚锐,躲在城内不敢出战,将护城河灌满水,试图凭此守住城池。正月十五日,庞师古带领大军在郓州城西南安营扎寨,命令士兵拆毁民房,用房木架设浮桥,五天后浮桥铺成,他利用夜色率军渡过浮桥攻城。朱瑄慌忙弃城逃奔中都,葛从周领兵在后追赶,将朱瑄一举擒获,押解其前往汴州,最终将其斩首。郓州城破后,朱全忠听说朱瑾在丰、沛一带寻找粮食,兖州城只有大将康怀贞据守,便派葛从周领兵攻打兖州。康怀贞得知郓州已经失守,而且汴州军队声势浩大,自料难以据守,便开城投降了葛从周。二月三日,葛从周进入兖州城,擒获朱瑾的家人,朱瑾回来后发现城头已经变换旗帜,只得被迫率众投奔杨行密,兖州就此也被朱全忠占有。至此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郑、滑、濮等州,全都归朱全忠所有,而朱全忠也就此成为唐末的第一大藩镇。实力消长晋汴角逐之初,李克用在军事上占有一定优势,然而经过几年的征战,情况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朱全忠实力大增,相继吞并了滑、孟、兖、郓、徐等州,而李克用的势力范围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实力明显不如朱全忠。在兼并地盘的过程中,双方都采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是李克用自剪羽翼,李存孝、康君立等大将相继死去,大大削弱了李克用的军事实力。朱全忠在实力增强后,想要与李克用一决雌雄,为此,他和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深相结交,共同对付李克用。乾宁三年(896年)正月,李克用派部将李存信带领一万人马援救朱瑄、朱瑾,并向罗弘信借道通过。朱全忠派人告诉罗弘信,说李克用时刻想要吞并河朔,等到他撤兵时,会顺道灭掉罗弘信,于是罗弘信发兵三万将李存信打败,李存信被迫退守洺州。自此之后,罗弘信投向了朱全忠的阵营,与李克用彻底决裂。朱全忠与罗弘信结盟时,他正在与朱瑄、朱瑾兄弟打得难解难分。为了防止罗弘信抄其后路,每次罗弘信送来礼物时,朱全忠都当着使者的面大肆夸奖罗弘信智勇双全,并表示自己和罗弘信的关系,绝非其他藩镇可比,以显示两人的关系极为亲密。四月,李克用为了报复罗弘信,发兵攻打魏博镇,在洹水附近斩杀魏博军队万余人,乘势逼近魏州。朱全忠见状将葛从周从兖郓前线调回增援,于是晋汴军队展开激战。李克用在进攻葛从周的时候,汴州士兵在阵前挖了许多陷阱,激战的过程中,李克用之子连人带马掉进陷阱里,被汴州士兵生擒。李克用驰马相救,结果马被绊倒,也险些成为阵前俘虏。李克用救子心切,向朱全忠表示求和,而朱全忠为了加深李克用与罗弘信之间的矛盾,没有答应李克用的请求,而是将李克用之子交给了罗弘信,结果罗弘信将李克用之子杀掉。朱全忠用借刀杀人之计,不仅让李克用深受丧子之痛,更将罗弘信牢牢的掌控在自己手中,形成与李克用势不两立之势。为了彻底孤立李克用,朱全忠又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结盟,让刘仁恭会和魏博军队共同攻打李克用。皇帝李晔见朱全忠日益强大,想调解一下晋汴之间的关系,于是派太子宾客张有孚为河东、汴州宣慰使,劝二镇停止互相攻伐。李克用想趁机收兵,但是碍于首先屈服的面子,便让王镕去说服朱全忠一起停战。此时朱全忠的势力正盛,没有同意李克用的意见,并于九月份在青山口与李克用的军队展开激战,结果河东军队连连受挫,而李克用当时又是屋漏偏遭连雨天,就在青山口之战进行的过程中,李克用得到消息,大将李罕之发动叛乱。李罕之投靠李克用后,始终得不到信任。王行瑜被灭后,李罕之请求担任邠宁节度使,可是李克用却拒绝了李罕之的请求,奏请部将苏文建为邠宁节度使,李罕之因此很不高兴。后来他又请求李克用赐给他一个小镇以养老,李克用也是没有回应,而且每当藩镇出现空缺的职位,李克用从不让李罕之接任,李罕之一直闷闷不乐。乾宁三年(896年)十二月,昭义节度使薛志勤去世,郁闷之下的李罕之在没经过李克用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领兵进入潞州,然后才为李克用送信,告诉他自己担心潞州会发生叛乱,所以先行来到潞州镇守。李克用接到信件后勃然大怒,派人前去斥责李罕之,不过这种做法,反而将李罕之推向了朱全忠的阵营。面对李克用的斥责,李罕之毫不犹豫地投降了朱全忠,并将河东守将马溉和泌州刺史傅瑶押解到了汴州。虽然后来李克用动用大军平定了李罕之,但李罕之的叛变,使李克用的实力进一步下降。现在朱全忠俨然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对胆敢与之争锋者坚决予以武力征讨。光化二年(899年)正月,幽州的刘仁恭出动十万大军征讨河朔地区,攻占贝州后残忍地将城中百姓屠杀,然后又继续进攻魏州。当时魏州刺史罗绍威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大将李思安、张存敬率兵前往营救,刘仁恭之子刘守文和部将单可及率领精兵五万对李思安发起进攻,李思安事先在清水河右岸布下伏兵,然后领兵迎战刘守文。双方刚一交兵,汴州军队在李思安的带领下,佯装败退逃走。刘守文不知是计,带领人马在后追赶,在追到内黄时,李思安突然掉头迎战,幽州军队猝不及防,单可及战死。此时葛从周带领八百骑兵赶来增援,大败幽州军队,接连攻克八寨,而后向刘仁恭中军大营发起了强劲的攻击,面对来势凶猛的汴州军队,刘仁恭父子烧营而逃,很多士兵来不及逃跑,只得跳入永济渠中求生。据史料记载,当时魏州至沧州的五百里间“僵尸相枕”。刘仁恭此次出兵河朔,倒是为朱全忠继续扩张地盘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欲乘大败刘仁恭之际,出兵征讨李克用,派部将葛从周和氏叔琮分兵进攻河东。李克用派大将周德威首先迎战自马岭进兵而来的氏叔琮,这一战氏叔琮打得并不顺利,手下部将陈章被斩杀,而且损失了三千人,氏叔琮弃营而逃,葛从周闻讯也急忙撤兵而走。这次征讨李克用失败,让朱全忠明白了虽然李克用实力已经下降,但也不是轻易可以征服的,他现在所要做的是继续扩大地盘,争取灭掉除李克用之外的所有藩镇,所以他将目光继续瞄向了幽州的刘仁恭。光化三年(900年)四月,朱全忠派葛从周率领兖、郓、滑、魏四镇联军十万人攻打幽州。刘仁恭被迫硬着头皮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痛恨刘仁恭的忘恩负义,拒绝出兵救援。不过其子李存勖却建议李克用利用这个机会重振军威,因为现在朱全忠已经是一家独大,如果再失去刘仁恭,朱全忠将会继续做大做强。李克用听从了李存勖的建议,派大将周德威领兵五千前去救援,六月间刘仁恭领兵五万抢攻沧州,葛从周在老鹀堤进行阻击,打败刘仁恭,斩杀三万人,刘仁恭被迫退守瓦桥。刘仁恭在汴州军队的两次重创下,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出兵中原。于是,朱全忠将兵锋指向了镇州的王镕,借口是镇州与河东素有往来。在朱全忠的指挥下,汴州军队很快攻克临城,并渡过滹沱河,攻打镇州南门。当时朱全忠也亲临前线,驻扎在元氏,王镕自知抵挡不住汴军,便派判官周式到朱全忠那里请和。以前朱全忠多次向王镕示好,王镕全都置之不理,所以这一次朱全忠拒绝了王镕的请和。不过,周式为朱全忠分析了当下的形势,他认为镇州是兵家必争之地,王镕主动请和,是为了百姓着想,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齐桓公、晋文公式的霸业,不可以一味地穷兵黩武,况且王镕家族在镇州已经经营了五代人,不仅深得民心,而且人人愿意为其效命,如果朱全忠执意攻打镇州,恐怕

                      小男孩咧开嘴笑着说。“看他们在空中晃来晃去挺好玩的。”“皮埃罗。”“我在这里,大人。”“过来,孩子,带我们去巴托罗缪大人那里。”重新上路后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紧闭着嘴唇,以至于他的上下唇合成了一道冷峻的直线。他默默地走着,企图琢磨瓦伦丁诺公爵心里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就因为盗窃了几件银器这么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把两个有用的士兵吊死?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惩罚上述这件违法情事,一顿板子足够了。确实,人命对于公爵来说就像草芥一样,但是看到他是如此急切地谋求获取伊莫拉人民的信任,而不惜开罪于加斯孔部队的指战员们,还是令人难以置信。马基雅维里这下子真的是糊涂了。他确信当天晚上公爵审案子的时候他在现场这一点正是公爵所需要的,否则的话,公爵完全可以等到他与佛罗伦萨使节洽谈完毕再开始审理盗窃案。他是不是想向执政团显示,他并不受法国人控制,尽管他面临他手下将领的阴谋叛乱,却仍然毫无畏惧,不怕得罪他们?还是,整个场景的根本用意就是用来传递那个由公爵本人亲口说出的赤裸裸的威胁:即这两个士兵可以等到他们到了佛罗伦萨再进行销赃?但是谁又可以猜出那个无情并且狡诈的脑子里想的是些什么呢?“这就是您要找的房子,大人。”男孩突然说道。马基雅维里送了一枚硬币给那个流浪孩子。于是这个孩子一蹦一跳地跑开了。皮埃罗抬起了门上的铜环,让它落下。里面没人答应,皮埃罗又敲了一下门。马基雅维里注意到,这座房子十分雄伟,一看就知道是殷实人家的豪宅。二楼客厅的窗户并不是预想中的油纸糊的,而是镶嵌了玻璃,这足以表明,主人的家财丰厚。第八章马基雅维里并不认识巴托罗缪·马泰利,但是他接到指示要和巴托罗缪联系上。他在这个小城市中是个有地位的人,担任着市政府参事的职位,也是一个财主。他在伊莫拉的城边上拥有土地,在城里也有几处房产。他的父亲通过和近东一些地区做生意发了财,他本人年轻时也在士麦那[1]生活过好几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佛罗伦萨有了渊源,因为佛罗伦萨人一直和近东有着贸易往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散居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城市中。巴托罗缪的父亲曾经和一个出身于佛罗伦萨名门的商人合伙经营业务,最后娶了这个合伙人的女儿。巴托罗缪还是比亚乔·布纳科齐的远亲——他们两人的外祖母,虽然已经过世好久了,是亲姐妹。这也正是比亚乔拿来说服马基雅维里此行带上皮埃罗的重要理由之一。这层关系可以使马基雅维里更容易和这个有用的人套上近乎。并且,巴托罗缪可以是个非常有用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伊莫拉城里有头有脸的人,他还是促使这个城市不战而降的一伙人的头儿。于是,公爵,作为一个善于慷他人之慨的人,赐给了巴托罗缪一处带有男爵头衔的不动产。马基雅维里是从那个喜欢讲话,多嘴多舌的理发师那里听到这些的。他还听说,巴托罗缪虽然装出一副平常的样子,私下里却对自己新获得的这个头衔喜不自胜。公爵也信任他,心里清楚巴托罗缪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会辜负公爵的信任。公爵请他筹办了几次商务活动,他都令人满意地完成了任务。公爵行事诡秘,但很有可能巴托罗缪会知晓一切可以被了解的内幕。马基雅维里有信心,可以略施小计,将他知道的情况统统地套出来。市政厅手里也抓着巴托罗缪的软肋——他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两套位于佛罗伦萨的房产。如果他不合作的话,一场意外的火灾可以轻易地烧毁其中的一处房产。如果这一点尚不足以威慑他的话,执政团方面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办法,让他在近东的生意遭受损失——他的这些在近东的生意是他很重要的利益。“有朋友当然是件好事。”马基雅维里思忖着。“但是让他们明白,他们一旦做事情不够朋友的话,你自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报复,同样也是一件好事。”一个仆人把门打开了。当马基雅维里自我介绍,要求面见他的主人后,他开口说道:“男爵已经在等您了。”他被带进了一个庭院,上了一段露天的楼梯,进了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这个房间一看就知道是被主人用来作书房的。他们等了一两分钟以后,巴托罗缪阔步闯了进来,用热烈的气氛和言语欢迎他的客人。“我听说您来了,尼科洛大人。我一直在热切地等待着您。”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胖子。一头长头发从前额向后梳,一副黑色的大胡子,红脸膛,因为有汗珠挂在脸上而熠熠发亮,双下巴,腆着一个硕大的肚子。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瘦得像栏杆一样的人,并不喜欢胖子。他曾经说过,在意大利,没人能吃成胖子,除非那个人掠夺孤儿寡母,榨取穷人的膏血。“比亚乔·布纳科齐写信告诉我您要来了,一个信使昨天把信捎了过来。”“是的。信使本来就计划来伊莫拉,比乔亚就让他顺便捎带了这封信。这是皮埃罗·贾科米尼,[2],我们那个好伙伴比亚乔姐姐的儿子。”巴托罗缪发出一阵清楚而响亮的笑声。他伸出手臂将男孩子搂了过去,顶在了他自己的大肚子上。他亲吻了皮埃罗的两颊。“这么说来我们是表亲呢!”他用一种洪亮饱满的声音大声说道。“表亲?”马基雅维里不禁嘴里嘟哝着。“难道您不知道?比亚乔的外祖母和我的外祖母是亲姐妹。她们都是卡罗·佩鲁齐的女儿。”“奇怪。他可从来没有向我说起过。你知道这件事吗,皮埃罗?”“我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马基雅维里不过是在否认他了解此事。当然事实上,他非常清楚巴托罗缪和比亚乔的表亲关系。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原则之一就是,除非有好的理由,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掌握多少情况。他很高兴地看到,皮埃罗领会得十分快,没有一刻的迟疑。真是一个不错的孩子。巴托罗缪请他们坐下。房间里没有壁炉,但房子中央放置的一个火盆驱走了屋里的寒意。他询问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那些他由于生意的原因经常访问的朋友。马基雅维里就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给予了回答。他们从一个话题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不久话题就转到了刚刚当选为终身正义旗手的皮埃罗·索德里尼身上。“他是我很好的朋友。非常诚实和可靠的人。”马基雅维里说道。“正是按照他的意愿我被派来出使伊莫拉。”他早就打定主意,让巴托罗缪知道,他本人是受到共和国最高首脑信任的。“我非常高兴见到您。您尽管放心,我会尽全力提供您所需要的服务。我曾要比亚乔带一匹细亚麻布来,但是我猜这次您走得急,可能没能带来吧?”比亚乔是个有求必应的人,因此所有的人都喜欢差遣他做这做那。和其他人相比,马基雅维里用起比亚乔来就更加没有节制。“正好相反,”他回答道,“比亚乔特意关照我将这匹布带来。不过它现在正在我的仆人那里。他们要今天晚些时候才到伊莫拉。”“我的妻子正在为我做一些衬衫。她向修女们学习过绣花。我敢说在绣花这方面伊莫拉城里还没有谁能赶得上她。她简直是个艺术家。”马基雅维里的心思正忙活着。他试图了解眼前是个什么样的人。粗放,快活,多血质的样子,让人不难想像他非常喜欢大吃大喝。笑起来满脸开花,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声如洪钟。在外露的快乐态度和坦诚友善下面是否掩盖着一个敏锐和算计的头脑,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他有着一个精明商人的声誉,据说极其善于讨价还价。马基雅维里将话题转到了伊莫拉和这个城市当前的状况上。巴托罗缪大大地将公爵颂扬了一番。他严格地执行了伊莫拉在投降时和他达成的条件,他为了支付占领这座城市所需要的开支而征收的税赋也完全合乎情理。而且,公爵还建议将所收的税赋的一大部分用于伊莫拉的市政建设,使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美好和庄严。因为伊莫拉是他最近才获取的这个城邦的首府,他正在起草蓝图,准备为他本人建造一所新的宫殿,一个供商界人士聚会的会馆和一个为穷人而开设的医院。城市里秩序井然,犯罪几乎销声匿迹了,司法能迅速地获得执行,且收费低廉。穷人和富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商业很繁荣,贿赂和腐败也停止了。公爵本人对这一带乡下的农业资源十分感兴趣,下达了指示,要大家尽全力发展农业生产。部队则是驻扎在城外。总的说来,城市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希望这一切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马基雅维里高兴地说道。“但是一旦公爵的那些将领们推翻了他,把部队开进城来,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巴托罗缪发出一阵大笑,还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心里清楚,没有公爵,他们毫无权力。他们会和公爵妥协的。相信我,这一切都会像一阵风吹过,什么也不会改变。”马基雅维里不能够确定,巴托罗缪是完全相信他自己刚刚所说的话,是在努力地去相信这番话,还是只不过说出来,希望马基雅维里能够相信。马基雅维里也还没能断定,这个人到底是个蠢人还是一个精明的人。这种表面的坦诚,热情,真诚的气氛和那双含笑友善的眼睛之下也许隐藏着什么。马基雅维里换了一个话题。你方才说你将很愿意帮我一些忙,我十分感谢。你可以告诉我我在哪里可以找一个地方,让我、皮埃罗和我的仆人住下吗?”“我真是希望您求我另外的事,而不是这件事,”巴托罗缪声震屋宇地大笑起来。他说道:“公爵的宫廷成员,那些趋炎附势的人,诗人,画家,建筑师,工程师,还有那些从公爵其他领地过来出差公干的人,商人,卖这卖那的小贩,被赚钱的机会所吸引,蜂拥到这座城市,整个城市简直没有一块空地了。”“我不想在这里不必要地逗留,但是我肩负着执政团的使命。我在一个修道院的房间里是无法履行我的使命的。我必须为我的皮埃罗和仆人们找到住的地方。”“我会问一下我的岳母。她对这种事情了解得比我多,我现在就去找她。”他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他请客人们跟着他去另一个房间。他把大家带到了一个相比之下宽敞得多的房间,墙壁上装饰着十分漂亮的油画,房间里还有一个壁炉。女眷们正坐在炉火旁,做着手里的活计。当客人们走进房间后,她们起身,在客人们微微鞠躬之后,也有礼貌地还了礼。其中一个是个长相不错的中年妇女。“这是我的岳母,卡特琳娜·卡佩罗夫人。”巴托罗缪介绍着说,“这是我的太太。”他的太太年轻得简直可以做他的女儿。按照当时的习俗,她的头发,从原来自然的黑色染成了金黄色。但是这么一来就和她黝黑的意大利妇女们所特有的皮肤不相称了。于是她就在她的脸上,脖子上和胸脯上扑了厚厚的一层粉。她那金黄色的秀发和她那双黑亮俊美的眼睛形成的对比非常地强烈。她的眉毛被修剪成一道细线。她有着一只小巧而笔直的鼻子和一张可爱的樱桃小口。她一身淡灰色的装束,包括一条长裙,波浪一般飘动着的袖子,一副非常适合她瘦削身材的紧身胸衣,胸开得比较低,呈现出正方形的形状,显示出她雪白的胸部和年轻饱满的乳房的轮廓。在她的美丽之中有一种处女的特质,但同时又有一种成熟的美,两者结合起来,十分令人倾倒。马基雅维里,虽然脸上不动声色,但在他十分乐于称之为内心的地方,出现了一阵奇怪的涌动。“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他对自己说道。“我会愿意和她共赴巫山。”当两位妇人在给客人们搬椅子时,巴托罗缪向卡特琳娜夫人解释了马基雅维里的难处,之后又补充说明,他发现皮埃罗还是一位他所从来未能谋面的表亲。当听说这层亲戚关系时,两名妇女都向皮埃罗露出了笑容。马基雅维里很高兴地发现,巴托罗缪妻子有着一口好牙齿,细小,整齐而且洁白。“先生们需要不需要用些点心?”卡特琳娜夫人问道。她的穿戴非常像她的女儿,但是颜色稍微深一些。而且,因为通常人们认为一个体面的,上了年纪的妇女是不应该染发和在脸上敷粉的,她就没怎么化妆,以本色出现在众人面前。但是她有着一双和她的女儿一样的,俊秀的眼睛。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马基雅维里回答说他们已经吃过早饭了。但是主人坚持他们至少要喝一些酒。“奥莱莉娅,去吩咐一下尼娜。”巴托罗缪对他的妻子说道。年轻的妇人走了出去。于是巴托罗缪向自己的岳母重复了一遍马基雅维里的要求。“这不可能。整个城里都没有一间空房间了。不过等一等——因为尼科洛大人是贵宾,这位年轻人又是你的表亲,也许塞拉菲娜会愿意接待他们。她一直拒绝招收房客,前些日子我还说她来着,我说当人们为了一块巴掌大的安身之地愿意支付任何代价时,还让她那间房间空着真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巴托罗缪解释说,塞拉菲娜女士是他在近东的一个代理人的孀妇,她现在所住的房子也是属于他的。她最大的儿子在巴托罗缪在士麦那的办事处工作,她另有两个孩子和她住在一起,一个将来要做神甫的儿子,外加一个十四岁的女儿。正是为了这一双儿女,为了不让他们受到坏人的影响,她才决定不出租她的那间空房间。“不过如果是你开口的话,她是不会不答应的,孩子。”听到卡特琳娜女士叫那个胖男人为孩子,旁人听起来都觉得怪怪的。因为她只不过比他年长两到三岁而已。“回头我带你们过去,”巴托罗缪说道。“我确信这个可以办得到。”奥莱莉娅回来了,身后跟了一位女仆。女仆手里端着一只巨大的金属食品盘,上面放了一些玻璃杯,一瓶葡萄酒和一碟肉脯。奥莱莉娅坐了下来,重新开始做她手里的针线活。“尼科洛大人给你带来了亚麻布,亲爱的,”巴托罗缪说道,“这样你就可以帮我做衬衫了。”“你还需要新衬衫?真是只有上帝才知道。”卡特琳娜说道。奥莱莉娅微笑一下,但是没有开口。“让我给您看,我的太太绣花绣得多好。”巴托罗缪走近奥莱莉娅,拿起她正在做的绣品。“别这样,巴托罗缪,这些是女人用的东西。”“如果尼科洛大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女人衬衣的话,现在也是时候让他好好看上一眼了。”“我是一个已婚男士,奥莱莉娅夫人。”马基雅维里微笑着回答道。他脸上的微笑使他瘦削的面容变得稍稍讨人喜欢了一些。“瞧瞧这针线活多漂亮!设计多么精巧!”“这些图画是她亲手制作的吗?”“当然了,她是一位艺术家。”马基雅维里恰到好处地赞美了一下,然后将衣服还给了她。她谢了马基雅维里,明亮的眸子里闪着笑意。当他们用完肉脯,饮了一杯酒之后,巴托罗缪建议带他们去见那个叫塞拉菲娜的孀妇。“她的房子就在我们房子的后面。”他说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跟着他下了楼梯。他们穿过了一个小小的庭院,庭院里有一口井,井口是一围用石头凿出来的井沿。庭院中还有一棵栗子树,入秋以来第一次霜降之后,树叶就掉下来散落在地上。最后他们来到一道门前面,门背后是一条窄窄的巷子。“我们到了。”巴托罗缪说道。这条荒芜的巷子向马基雅维里预示着,他的客人几乎可以完全不被人注意地来拜访他。巴托罗缪敲了敲门,一会儿工夫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瘦高个子的女人,深灰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有着一双警惕的眼睛,头发则是已经花白了。在看清是谁敲的门之后,她狐疑的神色立刻变成了热情洋溢的欢迎。她请大家到屋里面坐。“这位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大人,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厅的首席秘书,共和国向公爵大人派遣的使节,这位年轻人是我的表亲皮埃罗,我的好朋友和表亲比亚乔·布纳科齐的外甥。”塞拉菲娜把他们带进了一个客厅。巴托罗缪就说明了他们的来意。塞拉菲娜脸立刻就沉下来了。“唉,巴托罗缪大人,你是知道的,我拒绝了所有要租房子的人。你看看,我家里有两个年轻的孩子。要住的人又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生人。”“我知道,我知道,塞拉菲娜。但这两位我可以担保。皮埃罗是我的表亲,他可以成为你儿子路易吉的朋友。”谈话继续

                      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张寿椿兄妹三人1964年的合影(张寿椿提供)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师大上生物系,上了两年以后,没事非得要抗日去,跟着一个同学,还加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对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战干团,注246好在在战干团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当了小学老师,在北池子小学,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厂小学。他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还在,每年大年初二我还回娘家呢。(4)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张:他们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爷爷屋的孩子都不上学,我的堂姐妹没有上学的,他们有钱,念私塾吧,有的学点英语可能,连庆王爷的重孙女儿什么的,也全不上学,就是我们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我们第一因为单根单兄弟,我父亲独生子,下边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亲受他们家(指母亲的娘家)影响。我母亲父亲就培养我们上学。我这档案年龄和我实际年龄差两岁,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档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两个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两年学,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让我去,还是不知为什么给我报晚了,她都上几年级了,我这么大才上学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属兔的,实际我是牛尾。我上的是分司厅小学注247,那时候是第三模范小学,特别好,我就得益于这个小学。后来到女二中,市立中学,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过去在东不压桥,解放后就搬到东直门内了,现在不是叫东直门中学么,区重点。我1940年小学毕业,高中毕业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国民党来接管吧。我上中学的6年里,每周是3节英语3节日语,结果两个哪个都没学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全出的英语卷子,那哪儿成啊,答得不好,结果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考上北洋大学,注248其他都没考上国立大学,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辅仁的,有上中国大学的,我上的是中国大学。我们家还有一倒霉事儿呢,搬到骑河楼我们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间我们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间,我跟我父母住一个勾连搭的,勾连搭就是这房跟那房套着,套着有五六间,至少有相当于四间房吧。除去住房,我们还租点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结婚,结婚我就出来了。结果北京市盖妇产医院,在骑河楼啊,正好用我家那块地儿,国家政府给征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给占了,本来把一溜儿北房出租了,我母亲还能靠点房租。那会儿不像现在呀,一平米给几千,六千还是七千,那会儿才给了多少钱?13间房子给了2600块钱,你就说相当于现在的26万也少啊,2600块,怎么办呢?得留点钱搭着过日子,还得买房啊。老想买房,不想租房。这一买房就买得不好了。那时我当老师,教数学课,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运动这个那个的,也顾不过来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这房,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个小独院,自己弄了个小厕所,四间里头有三间正经房,洋灰顶花砖地,两明一暗,暗与明之间是花玻璃隔断,有点像小洋房样儿,还算比较讲究的。四间之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可能看上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冲着门儿啊,就搁着一个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还是怎么回事儿,从搬那儿起这家慢慢儿慢慢儿就不顺。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张家摆放在客厅的清代太师椅(定宜庄摄于2003年)不着对象,最后人家给介绍一个小学老师,就是现在我这嫂子,那时候他已经是39岁还是40岁,反正1961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母亲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亲就故去了。我母亲一直到死还有一个保姆,我哥哥主要负担,我给三分之一吧。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过去我家70多间房,缩成3间房,搬到这儿,外屋那两明一暗哪,两明的一间全摆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写字台,还有一对硬木的太师椅,条案,条案上面有小案。这些东西都散架了,就搁床底下,后来他没了,我帮着收拾去,我嫂子他们都不要,一堆棍儿要它干吗,我拉回来又存了两年,后来我说咱们得花钱把它们整起来,趁我活着不管怎样把老家具摆一摆。我就拿来一个茶几,这两把太师椅,这是清朝的,一对。那屋还一对藤屉子的小椅子,一个茶几,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爷爷做官,从南方弄来的。有一个花梨的画案给我儿子拉走了。我就一儿一女,1950年生一个,1952年生一个。我后来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是西城政协委员,西城政协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还办过外语出国人员培训班。1984年在我三哥寿崇支持下办了个满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参加我的开学典礼,给了一点补助。这个满文班只有19人报名,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儿子跟着我报满族了,注249孙子也报满族了,这个孙子就等于是我们夫妇两家的后代。


                      附录一那桐后人的部分血亲和姻亲关系图注250●〇圆圈代表女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三角代表男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
                      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
                      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秦老胡同内保留至今的门鼓石(定宜庄摄于2006年)本书作者与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鸿举摄于2006年)至于此外还有的,是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继禄与奎俊,亦均为清末的内务府大臣。这里有一个躲不开的名词,就是内务府。它不由得让我推测,是否这所谓的八大宅门,就是由八个内务府世家构成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是否清末在京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门儿”之外,就是由这些内务府大臣囊括着的呢?这是以攻读清史满族史为业多年的我,在做这个北京口述史的题目之前,也未曾认真想过的问题。奎垣先生已于2007年逝世。奎垣(以下简称奎):我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别瞧我这么大岁数,知道的已经很少。我已经没赶上了。我爷爷叫增崇,我父亲存耆,下面就是我。定:“当铺刘”家的后人说您父亲叫索尧生,我说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存耆,也说是增崇的儿子,那到底哪个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见到世怡先生,他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众笑)。奎:尧生是号,后来都用正式名字,不用号了。定:我还听说存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增鹤峯,是您吗?奎:实际就一个,是我,鹤峯是我的号。我一般不用了。从前用的时候也从未冠过增字,增是我祖辈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乱了么,当时习惯是不允许的。现在到哪儿都是名字了,奎垣。满族习惯就是说名字,指名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后我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就没改姓察。由我这儿数,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学士,察哈拉氏。从索柱起发的家,就从这里立祖,所以以后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谱)我瞧见过,就一张白纸,写一串人名,旁支都没有。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晓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明代中期已逐渐失传。努尔哈赤兴起后,建州与朝鲜、明朝的来往公文,由一个名叫龚正陆的汉人用汉文书写,在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时,则用蒙古文,一般女真人既看不懂,又听不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文,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皇太极时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当时,东北亚满一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除满洲外都没有文字。满文记录下了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并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后来耶稣传教士通过满文“四书”、“五经”翻译到西方。因此,努尔哈赤主持创制满文,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和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4.创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创建八旗制度。女真人狩猎时组成狩猎小组,每十人立一个总领,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大箭的意思;额真,意为首领),后来这个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的牛录额真成为一级官员,牛录成为最基层的组织。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努尔哈赤便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了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个甲喇额真设一固山额真。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添四旗,在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后来又逐渐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统称八旗,实际上是二十四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它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家庭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成为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成了清朝的一个核心社会制度。5.促进满族形成建州女真的统一,女真各部的统一,东北地区的统一,满族的融合,各部的联姻,八旗的创建,满文的创制,使得新的满族共同体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满族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海西女真为主体,吸收部分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朝鲜人等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发诏谕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续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满洲族的名称正式出现。满诸人洲族初为东北边隅小部,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到今天已发展成千万人的大民族。其肇兴的领袖,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6.建立后金政权创大业者,必立根本。如果一个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不能创建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王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范式,登上汗位,建立后金,从此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为其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子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四月,又改元崇德,国号大清。从天命元年(1616)到宣统三年(1911),共历二百九十六年。努尔哈赤“经始大业,造创帝基”,为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7.丰富军事经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四十四年,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17世纪前半叶,不仅是中国一支最富战斗力的军队,而且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骑兵。努尔哈赤统率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之战、乌碣岩之战、哈达之战、辉发之战、乌拉之战、抚清之战、萨尔浒之战、叶赫之战、开铁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十二次大捷,其中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堪称战争史上的精彩之笔。他在军队组织、军队训练、军事指挥、军事艺术等方面的作为,都可圈可点,特别是对许多军事原则,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重视侦察、临机善断、诱敌深人、据险设伏、巧用疑兵、用计行间等,都能熟练应用并加以发挥,史称他“用兵如神”,丰富了中华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8.制定抚蒙政策自秦汉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央王朝的北部边患。为此,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明朝徐达和戚继光为巩固边防,也大修长城,但都不能完全解决边患。明代京师两次遭北骑困扰,明英宗甚至成了瓦剌兵的俘虏。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观猎、赈济、朝围、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部民的联系与辖治。特别是其联姻不同于汉、唐的公主下嫁,而是相互婚娶,真正成为儿女亲家。这是历代中央政权(除元朝外)对蒙古治策的重大创新。中国古代社会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难题,到清朝才算得以解决。后来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这种抚民固边政策,其初始者就是努尔哈赤。9.推进社会改革努尔哈赤在其四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推进社会改革。在政权机制方面,他逐步建立起以汗为首,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并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后金社会的军民统制起来。而后,他又创立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八贝勒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举废国汗,即实行贵族共和制。但此制度在努尔哈赤死后未能实施。在经济机制方面,他先后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缩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女真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在社会文化方面,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10.决策迁都沈阳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但遭到贝勒诸臣反对。其理由是:近来正在修建东京辽阳,宫宅已经建好了,老百姓的住所还没有最后完工,本来年景就不好,迁都需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对此,努尔哈赤说:“沈阳乃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而且在浑河、苏克苏浒河的上流,伐木顺流而下,用来造宫室、烧柴,都不可胜用。时而出去打猎,山上兽多,河中水族,也可捕而取之。朕筹划此事已经成熟了,你们不要再考虑了。”可见,努尔哈赤是综合考虑了历史与地理、社会与自然、政治与军事、民族与物产、形胜与交通等因素,从而做出迁都沈阳的重大决策的。从此,沈阳第一次成为都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促进了辽河地域的经济开发,并带动了整个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使“满洲民国富”。三、努尔哈赤成功之谜努尔哈赤经过十二次大的战役,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成为后金大汗,他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一位教练经过研究认为,一个运动员取得世界大赛的金牌,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六个因素,当然这些因素有主有次。那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功,更是需要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努尔哈赤的成功,一个前提无疑是他苦难生活的磨砺,继母的寡恩,使他养成了自立的性格;马市的交易,使他大开眼界,广交朋友;祖父、父亲的蒙难,刺激他毅然摆脱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了王者的征服之路。但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他实现了“四合”一天时、地利、人和与己合。首先是天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可以理解为“上天”、“天命”、“天道”、“天意”、“天时”等,这里说的天,主要是“天时”。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是个概数,三百年也会有王者兴。明末清初,中国历史的“天时”,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世界上,俄国尚未东越乌拉尔山;葡萄牙到了澳门尚未对明朝形成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女真东面的朝鲜,外祸内乱,衰落不堪;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北面扈伦,彼此纷争,贝勒落马;南面大明,南倭北虏,内忧外患,极度腐败。总之,努尔哈赤处在了三百年一遇的大天时。同时,努尔哈赤在战争中还善于利用天时。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原因之一就在于得天时。当时赫图阿拉地区大雪封山,江河冰冻,明军四路出师,长途跋涉,山路崎岖,丛林密布,冰雪封路。没能按原计划如期合围赫图阿拉,后金熟悉地形,便于设伏,分路出击。努尔哈赤巧妙利用天时,在明军形成合围之前,集中兵力,逐路击破,夺得了胜利。再说地利。地利主要指地形、地势、地域。赫图阿拉是一个山水环绕、气候温湿、土地肥沃的宝地,那里西距抚顺二百里,既为关山阻隔,利于暗自发展,又有大路通达辽沈,利于驱兵进取。努尔哈赤在这里建立并扩大基地,是深有战略眼光的。这个基地后来发展成东到日本海,东北到库页岛,北跨兴安岭,西到青海,西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广大领域。这里有粮食、皮毛、人参、林木、矿藏,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是大的地利。努尔哈赤不仅在战略上善于利用这种大的地利,而且在战术上善于利用小的地利。以沈辽之战为例,明军本来依靠沈阳、辽阳两城,占地利,努尔哈赤在平原攻城,不占地利,但努尔哈赤设计将城里的明军诱出城外,进行野战,发挥骑兵特长,变不利为有利,取得了胜利。再次是人和。人和主要是指人际关系的和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以后金努尔哈赤为一方,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帝为另一方。明朝皇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点,是一个“分”字:分而弱之,间而治之。分则弱,合则强。努尔哈赤针锋相对,采取了一个“合”字。他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便是典型的“合”字方针。这里再举两个例子:其一是关于叶赫老女的事。叶赫老女是叶赫贝勒布扬古的妹妹,可能长得比较漂亮,为了联络建州,十三岁就许给努尔哈赤了。但是许完之后并没有把她嫁过来,而是随后又许给了哈达的贝勒,辉发的贝勒,乌拉的布占泰,结果这三个部落被努尔哈赤灭掉了。布扬古又把妹妹许给了蒙古喀尔喀达尔汉贝勒的儿子,叫莽古尔岱,建州得到这个消息后,贝勒们非常气愤,认为这个女人许给努尔哈赤已经二十年了,现在又把她许给莽古尔岱,真是奇耻大辱,要发兵把她夺回来。努尔哈赤却说:“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可以打他,可为了一个女人打他不好,这个女人许配给我,我都没有那么生气,你们那么生气干什么?”结果三十三岁的叶赫老女就嫁给了蒙古的莽古尔岱。这件事情反映了努尔哈赤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艺术。还有一件事,努尔哈赤率军攻打翁科洛城,被对方的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一直流到脚面。努尔哈赤继续坚持战斗,这时又有一个叫洛科的人,一箭射到了努尔哈赤脖子上。那支箭带反钩,努尔哈赤往下拔箭,立刻血流如注。他拉着马缰从马上摔下来后就休克了。后来攻下翁科洛城,鄂尔果尼和洛科都被抓到了。部下要对他们施以乱箭穿胸之刑,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努尔哈赤却说:“两军对垒,他们是为自己的主人来射我,这样的勇士太难得了。”于是努尔哈赤不仅给两人松了绑,还都授了官,别人一看,原来射他的人都可以宽宥,都可以授官,那他自己的人,只要做出成绩就更可以做官,更可以升官了!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调和人际关系,使大家同心协力,在战场上勇敢杀敌。最后是己合。虽有天时、地利、人和,若没有己合,事业也不会成功。己合主要是胸怀开阔,心境豁达,能够把握自己。这是一个人要取得事业成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联军三万,分三路向建州古勒山而来。过了浑河之后,晚上军队支灶做饭,灶火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遍布四野,探骑回报时脸色都变了。当时努尔哈赤兵不满一万,建州官兵,人心惶惶,努尔哈赤得到报告时已经是晚上,但他听后却像无事似的打着呼噜睡着了,妻子赶紧把他推醒说:“敌人大兵压境了,你怎么还睡觉啊?你是方寸乱了,还是害怕了?”努尔哈赤说:“要是我方寸乱了,害怕了,我能睡得着吗?起先我不知道这九部联军什么时候来,老是惦记这事。现在知道他们已经来了,心里就踏实了。”说完,努尔哈赤又呼呼地睡去。第二天早晨,他带领众贝勒等先祭堂子,然后统军出发,一举夺得了古勒山之战的胜利。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己合,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然而,正当他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命运却让他意外地遭遇到了明朝的书生袁崇焕,从而使他的喜剧人生不得不在悲剧的氛围中谢幕。四、宁远兵败努尔哈赤一生经历过许多重大战役,一直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大败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了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因兵败失地而被斩,王化贞也因兵败弃城而丢官。随后明朝廷派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出关赴任,巡察边关,整治部队,储备粮草,积极防御。他任用袁崇焕修筑宁远城,加强战备整整四年,没有大的战事。然而,由于孙承宗是东林党的领袖,与以后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不两立,虽然身为帝师、大学士,但在党争中也受到排挤,辞官回家,接替他驻任辽东经略的是阉党分子高第。高第上任后,采取了消极防御策略,命令山海关外的兵力全部撤到关内。但身为宁远道的袁崇焕却拒不从命。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军在辽西失陷广宁后最重要的军事堡垒,后金军要进攻明朝首当其冲的就是宁远城。袁崇焕率领万余兵民,独守孤城宁远。他将新从海外引进的西洋大炮安放在城上;将城外的商民、粮草搬到城内,焚毁城外房舍,坚壁清野;安排百姓巡逻放哨,运送火药,实行军民联防;他还亲自向官兵下拜,刺血宣誓,激以忠义,官兵都决心与袁崇焕同生死,共患难。袁崇焕一切布置妥当,静待敌人来攻。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八旗军,号称二十万大军,渡过辽河,如入无人之境,向孤城宁远猛扑而来。此时,守城者袁崇焕,四十二岁,进士出身,还从没有指挥过作战,打过仗。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命离宁远城五里安营,横截山海之间的大路。努尔哈赤先礼后兵,放回被俘汉人捎劝降书给袁崇焕说:“献城投降,高官厚赏,拒绝投降,城破身亡。”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兵猛力攻城,城垛上,箭像倾盆大雨一样射来;悬牌上,矢镞密集得就像刺猬皮。后金兵攻城不下,努尔哈赤命士兵冒死凿城挖洞。袁崇焕迅速下令动用早就准备好的大炮,向后金军的队伍猛烈发射,炮声响处,只见一团团冲天的火焰腾空而起,后金兵士一下子被炸得血肉横飞,七零八落,留下的也被迫后撤。努尔哈赤对这种新引进的西洋红衣大炮一无所知,不知道它的来源、特点、性能和威力。第二天又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继续攻城。袁崇焕登上城墙高处的瞭望台,沉着地监视观察着后金军的行动。直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才命令炮手瞄准敌人密超碰cao已满18进入离开

                      是做吃做喝。我跟我二叔学的拉胡琴儿。您知道燕守平注203吗?京胡高手,全国第一把。燕守平拉胡琴,我二叔给伴二胡。后来“文化大革命”,我拉过全本的《沙家浜》,因为我们房管局有《沙家浜》剧组。《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有《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玩儿呗也是。定:您祖父后来一直跟您家生活?何: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我父亲养着。我父亲是80多岁去世的。定:您妈妈是旗人吗?何:旗人哪!端方您知道吗?他们大排行,端五爷,端方行五,我太姥爷行二,端锦是行六。我妈管端方叫叔爷。端方、端锦俩人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镇压去了。端方像定:对呀,后来端方给杀了,端锦也给杀了。何:一块儿就义。要说老姓啊,是托克忒氏,要说汉姓啊,简姓陶。定:其实端方才冤呢,这人其实特进步。何:我妈结婚的时候,连五太太全来了。我姥爷管端方应该叫五叔。这是我太姥爷啊,我姥爷呢,叫荣连,到我母亲呢,就叫秀珍了,都指名为姓。他们的后人就没有联系。后来我母亲拿着毕业证书出去找不着工作,就因为叫秀珍,就这个是旗人,不给。后来怎么办呢?也没有姓,说我老太太娘家老姓姓王,干脆咱们就姓王得了,就这么指东说西,就姓了个王。定:荣连是干吗的?何:吃喝玩乐。我就听说呀,小时候没少挨打,后妈,就说他出去啊,跟人一块儿斗蛐蛐儿,回来啊磕膝盖上边有土,肯定是老师罚跪来的,有土,哎哟,这就一顿打。本身他也好玩儿。那会儿为什么怀塔布注204跟他们熟啊?我姥爷那会儿给他挎刀,当什么呢?当噶什哈。噶什,您知道吗?我给您写,一般俗念就念郭什。给怀大人呢,就当郭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哪,他不学无术,会什么呢?玩马。定:玩马?这马怎么玩儿啊?何:他那马骑的,邪行了。说有一次也不是谁啊,蒙古的,给皇上进贡,进了一匹烈马,这烈马给了谁呢?给了怀塔布了,这马啊,没人降得住,谁打算上去啊,没门儿,还没到那儿呢,这马“乓”一踢就给踢跑了。有人就说了,说荣连,你不是会骑吗,你看看怎么样。他说我试试,也不知是怎么着,他就冲这马比画比画吧,一不注意,“咵”地一下,上去了。这马直撂蹦儿,可是怎么蹦,他始终就摔不下来。说行,管理人说配上鞍子,他说我带它遛遛去吧,配好鞍子。他不是住东厂吗,出来,从美术馆,再往东,东四,朝阳门,朝阳门外神路街,那儿有个庙嘛。定:东岳庙。何:快到东岳庙了,这马坏呀,突然就撒起欢来,吔——就快,照着一个旗杆哪,拿那肚子就往上一贴,我姥爷就往上一吊,一吊,“咵”,行了,没事儿,那马啊,一下,就老实了。就把马拉回去了。我听我姥爷说,那时候天哪,正冷,怀大人瞧着,我姥爷把那马拴到马桩上了,把衣服往腰里一系,把小辫往脖子上一绕,拿马鞭子就一边打一边骂呀,把那马打得“咴咴咴,哟哟哟——”一下就打过来了,打那儿起,那马,特好使了。定:那他是有能耐呀,你们说人家好吃懒做。何:那他这是玩儿呀,也是跟着八旗子弟一块儿出去玩儿。有玩蛐蛐儿的,那一块儿玩儿去。有玩鹦鹉的,有架鹰的。这是玩马的。当初那会儿,他文化素养不是不行么,说在家逛荡不行啊,端方出头跟怀塔布嘀咕着,说让他挎刀,这么着就当郭什。可是一到辛亥革命呢,就吹啦。定:也不能再玩儿马了。何:玩儿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啦。后来听说是出去做买卖,死在外头了。定:哎哟,他几个孩子啊?何:一共是3个孩子。我一个大舅,一个二舅,还一个是我妈。那大舅啊,4岁的时候就死了。大舅怎么死的?他小时候淘气,扛着一个浆秆儿,扛枪似的。定:什么秆儿?何:就是秫秸秆儿,玉米秆儿。看那边拴一匹马,他拿那个秆儿捅马屁股去了。那马一扭屁股,“叭”这么一踢,就把他踢昏了,昏了以后就发高烧,死了。听说呀,事先都有预兆。他小名叫七一儿,奶奶婆呀,71岁的时候有的他,他的奶奶,就是他的祖母,71岁的时候生的他,那会儿他都吃上钱粮俸米了。他说话有点儿咬舌儿,要盛饭吧,跟我姥姥说:“奶奶,盛得满满的”,管我姥姥叫奶奶,旗人不是叫奶奶么,说干吗盛那么满呢,吃完再盛,“嗨,没日子吃了。”他老说这话,就是出这事之前。后来死了给我姥姥哭的。后来好些人还给她做工作,有个尼姑,说:“你别哭他啦,上辈子你该他的,他坑你来了。”慢慢慢慢地把这事给放开了。后来之后又有了我舅舅。我舅舅1956年死的,高血压,他属猪的。他也赶上吃钱粮俸米了。定:你妈妈后来还行?何:老太太喜欢唱单弦。为什么我也喜欢唱啊,就是受我母亲影响。我母亲还能唱京剧,1958年不是群英会么,我母亲是积极分子啊,北京饭店请客吃饭,她上台演出,唱《四郎探母》。定:唱公主?何:唱老生。好像说,这满族人的家庭,爱学习的多。定:比较讲究精神追求。(笑)何:我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纳闷儿。你看我那几个弟弟什么的,他们不会,像我们家那些工尺谱什么的,他们都不会。我奶奶就说,我那几个弟弟啊,他们哪个都不着调。我奶奶管他们叫什么呢,管他们叫土鳖。定:您几个弟弟?何:我3个弟弟呢,还有一个小妹妹。我老爱打听事,他们这些人,他们不打听事。连我婶她们娘家的事,他们自己不知道,都上我这儿问来:“我们老家是怎么回事儿?”我说听我婶儿说,她娘家是干什么的?她娘家是保皇粮的,运粮河上,保镖的,镖行,白粮金家。定:他们是汉人还是旗人?何:回人。定:他们老家在哪儿?何:通州啊。一说白粮,白粮就等于是皇粮。老百姓的粮也不是叫军粮还是什么粮。白粮金家他们姓金啊,都是练武的,练刀练枪。他们家那姥爷练的功夫叫“云中踏”,夜里12点的时候,估计这人都有病,夜里12点才开始练呢,蹲得挺好,弯着腰,蹲裆骑马式,拿手,就慢慢慢慢轻捞,捞到什么时候?你听着,这水能响了,这功就出来了。定:这都什么啊,神了吧唧的。何:您就当故事听。那老太太什么都跟我说,她娘家的事也跟我说。他们家一个特点,就是男性活的岁数都挺短,练武出身么,练过了力了。我那婶儿死的时候68岁,她是属鸡的,比我母亲小3岁,今年要活着得九十五了吧。定:他们怎么娶一回民呢?何:那会儿呀,我叔呀不是会摔跤还爱拉胡琴么,正好我婶她那姐夫就是摔跤拉胡琴,这么着,说干脆我把我小姨子说给你吧。定:他们那生活习惯能一样吗?何:生活习惯就随他们家了。所以我跟一般回民要侃起山来,我比回民还回民。定:您那婶也按时上清真寺什么的?何:她不去。反正她挺虔诚的。家里有什么事,乜贴事,上礼拜寺。后来搬到城里头来住宽街,上东四清真寺。

                      3.北京人及其他

                      何:我还跟您说,这第一代的北京人是谁?牛街的回族人。为什么?因为当初啊,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从阿拉伯弄了好些个小青年儿,东打西打,其中一部分人打到哪儿?就是牛街,到最后那个是元什么宗来的,把他打跑了,这些回族人他没带走,就留在北京了。他们算第一代。第二代北京人,就是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到了北京了,说皇上吃菜怎么办呢?就从山西洪洞县大量移民,移到北京菜户营。在这儿扎下来以后,专门给皇上种菜。菜户营这人是第二代北京人。第三代北京人就是咱们,满洲。咱们都是抱着老太罕龙尾巴过来的。我分析得有没有道理啊?定:挺好玩儿的。何:我跟您说,这府门头,原来啊,东城,够称上几个府门头的,不多。你看东厂胡同怀家,就是怀塔布家,那算。定:还有麻花胡同继家,秦老胡同增家,金鱼胡同张家。何:还有一家,文董家,还有仓赵家,头上都有一个封号似的。定:咱们说的都不是府门儿,是宅门儿。何:我没赶上过,我听家里老人说,这宅门进去,不是就进它这院子,您得进那垂花门。外头有几间房子,那是下人住。定:传达室。何:除了传达室之外,有水房,有赶车的,拴马的,他们这些人的房子,也是干干净净,都弄得好着哪!进了影壁之后,才见了垂花门,里面这是一溜廊子,东西廊子。这下多大的雨都不用张伞,直接就进了屋子了。这咱们都没赶上。还有说乾隆他妈梳大两把头,这不对。她头发没这么多,再有西太后,头发没那么多,梳小两把头。头发多的时候梳大两把头,根据头发多少来定两把头。定:那我们不懂,我以为头发不多了可以用假发代替。何:不行不行,小两把头就是小两把头。西太后到晚年就小两把头,有重大的仪式,她就不是两把头了,就戴钿子了。珍珠拴成的小盆儿似的。您到内蒙古,王爷福晋什么的戴的那珠子,那叫钿子。公共场合非常隆重的时候,就戴钿子了。这女同胞后头啊,这叫燕尾儿,过去那梳头刘,给宅门儿啊,给宫里头啊,经常梳头,那会儿他也上我们家来,说这头发呀,梳的时候怕梳得不好,怎么办呢,拿那长头发纫上一根大针,这针可扎不着你啊,把头发缝上它,那燕尾儿规规矩矩的,可好看了。还有汉军旗人梳喜鹊尾儿。定:怎么这汉军旗人和满人的发式还不一样?何:有的汉军旗人啊,她为省事。还有一种,也是汉人,有钱的汉人,梳苏州撅,还有一个名字叫搭拉苏,也是它。这都是清朝那会儿梳的头。北京的事儿,这犄角旮旯儿的故事啊,我自个儿都在写。地坛抓蝎子的事儿您知道吗?定:不知道。何:地坛逮蝎子的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逮蝎子,一天啊来一老头:“干吗哪?”“逮蝎子。”“逮蝎子卖钱。”“我呀,给你点儿钱,做个小买卖吧,别逮了,太损。”“哎。”给了点儿钱,不少,几百几千吧,没做买卖啊,胡花乱花,花没了,花没了又逮蝎子去了,草高啊,第二天一看,那小伙子浑身都肿了,光着脊梁死在那儿了。有人说,那个老头是蝎子精,把小伙子蛰死了。这是地坛的故事。马莲的故事我给你讲过,忘啦?定:不记得了。何:也是八旗兵,镶黄旗啊,说那操场啊,老年间不长马莲,说马莲是地门的钥匙。那八旗兵天还没亮呢上那儿遛弯,一瞅怎么长出马莲来了?嘿……一把拔下来了,说这是地门的钥匙,真的假的啊?他随身带着火镰呢,唰唰唰,点着了,“轰”,开了一扇大门,看见一小驴儿啊拉着一个磨盘,在那儿轧黄豆呢,桌子上搁着瓶子罐子的,什么都有,小伙子就纳闷儿,这小驴拉着磨轧黄豆干什么呀,这时候地门就要闭了,他不能白来呀,抓了一把黄豆就跑出来,地门“咵”地就闭上了。他一看这黄豆,全是金豆子。别人就说,你看你这命啊,就是把金豆子,那茶壶茶碗,你要抓出来全是金的。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这儿多极了……
                      下编宅门儿本书序言提到,满洲和蒙古的王公亲贵曾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清代江山,是清朝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中人与清皇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分,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专门管理皇族事务亦即皇室家事的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互相独立,不相统属。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三旗是从皇帝亲自统率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亦即“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Booi,满语,即家的、家人之义)中挑选组成的,称为“内三旗”,与“外八旗”之间,恰似内务府与外廷的关系。内务府旗人既然是皇帝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就比外廷朝臣更亲近、更特殊。清代外任肥缺如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均用内务府旗人,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书中选择来做访谈的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他们不断提到并与之结亲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除了满洲王公贵族之外,蒙古王公也是与爱新觉罗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的部分。蒙古诸部是满洲统治者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满蒙通婚则是“怀柔蒙古”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被清廷提到一代国策的高度。因此,本书把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之后仍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列入到宅门儿之中。至于不是由于通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并入此类。
                      一、最要紧的是门第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时间:1999年1月19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张宅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与老北京人谈天,常提到旧日京城有“八大宅门”,但我迄今未听到谁能把这八家说全。反正有两家是必提的,一个是金鱼胡同那家,一个是秦老胡同增家。而其中的金鱼胡同那家,尤其是旧日“大宅门”的代表。“那”不是代词,是姓,读nā音。那家,指的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邸。那桐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注205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注206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它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和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可称一时之盛。这一切都使那家花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注207那桐的行迹在清代官书文献中记载甚详,即使私人生活甚至逸闻野史,也有诸多材料出版,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成败一概不作评价。我在这里,就像前面对清朝皇族子弟一样,是将他和他的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展示的。我关心的是处于这个既不同于汉族官僚,也不同于八旗外廷文武官员的、独特的内务府旗人圈子中的人,以及他们这个圈子形成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就是经过这百年大起大落的兴衰之后,他们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旧日荣华所具有的记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凭借通婚建立起的极其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中又尤以他们与王府之间的婚姻最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互通姻娅,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组合的重要方式。细察内务府世家的婚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网络保存及伸展相互间的势力,是政治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如这篇口述提到的那桐两个女儿与一个孙女分别嫁给庆王奕劻两子一孙的姐妹嫁兄弟与“姑做婆”婚姻,以及一个口述中提到的索家姐妹分别嫁与醇亲王(光绪之弟、宣统之叔)府载涛、载洵兄弟家的婚姻等等,都提示我们内务府臣僚与皇室王公间存在的“主子”与“奴才”特殊的紧密关系,亦可见形成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圈具有的特别狭小的特点。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展示的,一是身处其中的家族中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张寿蓉说“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就是一语中的的一例。二是我做口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倾覆并且势力不再的时候婚姻网的仍然延续,这既表现了他们这个家族与社会圈子相对于政治的变迁要较为滞后和紧密,也表明了他们虽屡经

                      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先声。1926年,邓小平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终于离开了让其刻骨铭心的法国。此时已经22岁的他,手下有一个16岁的小伙伴,此人叫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五十年后,二人几乎同时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把手,几乎同时在海峡两岸发动改革,改善国计民生,开创历史新纪元,不得不令人感叹人生境遇之离奇。说远了,接着讲冯玉祥吧。虽然冯玉祥被众多不太尊重史实的影视文学作品刻画成了和李逵、鲁智深一样的江湖大老粗,但实际上,冯玉祥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聪明人。在宁汉分裂之后不久,与宁汉双方关系都还过得去的他就以第三方力量出场,主动进行调停。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在制止国民党内斗的同时,也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更加重要。宁汉双方都给了冯玉祥面子,很快达成合作意向。毕竟表面上大家在“剿共”问题上已没有任何冲突,至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私下慢慢斗争解决。南京方面欢迎汪精卫到南京执政,汪精卫也愿意去南京赴任。但他提出一个极有个性的条件——他可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但不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与蒋介石不能共存,蒋介石必须下野滚蛋。汪精卫本不是斤斤计较之人,他如此做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之前的背信弃义——蒋介石不等汪精卫开四中全会,就开始武力清共,汪精卫据此认为两人无法合作。当然了,汪精卫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蒋介石吃了败仗,威信大跌,所以他趁现在形势于己有利,对蒋介石落井下石。蒋介石当然不肯屈服于汪精卫施加给他的压力,可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的盟友新桂系不支持他,在关键时刻撤了梯子。据史料反映,蒋介石曾指示李宗仁和白崇禧:和汪精卫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但是二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拒绝的理由看似很高尚:我们主张宁汉顺利合作。虽然这个理由看似无懈可击,但蒋介石明白了这个理由背后的深意:新桂系已经尾大不掉,自己指挥不动了。8月中旬,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蒋介石的这个做法还算聪明。于公,牺牲自己,避免国民党内部纷争,保全北伐基业,树立自己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于私,如果真打起来,不仅要对付汪精卫,还要防备新桂系背后捅刀子,打败仗的概率就跟买彩票中不了奖一样高,很容易声威扫地。此外还有一点,他自己主动下野,可以大大缓解儿子蒋经国在苏联的危险处境。蒋经国是1925年去莫斯科留学的,看来蒋介石当年也没料到自己会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要不然也不至于愚蠢到把亲生儿子送到苏联当人质。“四·一二政变”之后,已经在苏联成为共青团员的蒋经国马上宣布与父亲决裂,指责老爸叛变革命,加入声讨蒋介石的队伍。可即便如此,蒋经国还是被贬到了西伯利亚当了一名不受待见的小兵,算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了苏联。这一境况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后才得到改善。1937年,蒋经国与患难中相识相爱的白俄罗斯媳妇蒋方良历经周折,转道回国。他回国后,就开始积极辅佐父亲大人,未见任何隔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蒋经国在苏联宣布与父亲决裂实际是权宜之计,不这么做的话,他能否活命就很难说。就在蒋介石辞职后不久,在西伯利亚当兵的小蒋又重新回到了莫斯科,虽然依然是人质,但莫斯科的环境可比西伯利亚好得多。

                      宋蒋联姻是因为爱情?

                      下野的蒋介石自是有些落寞孤寂,不过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蒋介石,正好腾出时间去好好思考并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严格意义上讲,蒋介石已先后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夫人毛福梅,不识字,小脚,他们是封建包办婚姻。那时的蒋介石还只是一个15岁的冲动少年,毛氏则大他好多,虽然两人有蒋经国这么一个孩子,但他对毛氏并没有爱情。第二任夫人姚冶诚,本性善良,原来是一个妓女。这段婚姻算是蒋介石一时冲动下犯的错,他实际上不怎么喜欢姚冶诚。他的小日记本里记有大量对姚冶诚不满意的地方,说对方只会打牌,自己生病时得不到对方的照顾和关心……第三任夫人是前面提到过的陈洁如,是蒋介石花费了相当精力才搞定的一个少女,但他依然不是很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陈洁如的消费观有问题——不会持家,爱逛街,喜欢追求奢侈品。寻寻觅觅,蒋介石最后看中了宋美龄。世人都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政治联姻,其实得纠正一下,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1922年,两人初识于在孙中山家中举办的一次联谊性质的聚会。之后四年,在已婚男士蒋介石的努力追求下,二人从普通朋友关系发展到情愫渐生。蒋介石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无数次提到宋美龄。诸如“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今日思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梅林(美龄)不置也”,“与三弟(宋美龄的别称)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等等。19世纪的80后的情话,肉麻程度丝毫不输于20世纪的80后。想不到平时不苟言笑的酷哥蒋校长,竟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不过,蒋介石娶宋美龄所面临的阻力可不小。除了大姐宋霭龄特别想把小妹美龄嫁给蒋总司令强强结合之外,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哥哥宋子文和母亲宋太夫人都反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恋爱关系。宋庆龄和宋子文此前一直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清共政策,自然不希望小妹嫁给他。而宋太夫人则对蒋介石的复杂情感史和婚姻忠诚度有所担忧:蒋介石有妻有子不说,还有妾有情人,我的三丫头岂能嫁给如此一个有复杂婚史的男人?于是,两人的婚事就被一拖再拖。蒋介石为了抱得美人归,拿出浑身解数,想了几个奇招,才说服“美妹”的娘家人。奇招一,1927年8月,蒋介石把现任夫人陈洁如忽悠到了美国读书,这一去就是五年。等后来陈洁如归国时,生米已煮成熟饭,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奇招二,蒋介石写了一份内容比较虚假的婚姻状况说明,在销量极大的《申报》上连登三天,内容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这当然是一个面子工程,给宋家人看,尤其是给外界人士看,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堂堂宋氏豪门三小姐岂能嫁得不清不楚!蒋介石登报声明后,立即向宋美龄求婚。令人感动的是,在蒋介石事业陷入低谷兼未禀明女方母亲兄姐的情况下,宋三小姐居然接受了求婚。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或许也掺杂了些许女性容易泛滥的同情心吧。求婚成功的蒋介石,怀着喜悦、忐忑兼具的复杂心情东渡日本,探望了在神户看病的宋太夫人,用自身表现争取到了宋太夫人的允婚。需要解释一下,本来信佛的蒋介石在跟宋三小姐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而不是像一些小道消息说的,是为了追求宋美龄在婚前就加入的。1927年12月1日,蒋宋顺利完婚。蒋介石成功抱得美人归,可汪精卫就惨了。

                      血战龙潭

                      1927年8月中旬,汪精卫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宣布正式迁都南京,结束了武汉为期八个月的首都历史。汪精卫以为蒋介石一走,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可到了南京才发现,李宗仁和白崇禧拥兵自重,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要说李宗仁、白崇禧有野心也是正常的,毕竟权力是一个好东西,保住甚至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已成了接近权力之人最大的乐趣,少有人能够例外。野心勃勃的李宗仁为了压制汪精卫,把国民党的极右派——西山会议派又给请了回来。因为新桂系属于半道参加革命,只有军权,在党内没有相对应的地位。汪精卫之前已经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蒋介石也宣布他们是非法组织,结果李宗仁先斩后奏,单方面宣布撤销有关一切处分。然后才报告汪精卫说:汪主席,我们已经处理完了撤销处分事宜,现在咱们全党讲究团结合作,你也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吧。李宗仁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激怒了汪精卫:你们的做法不合程序,必须由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要说到打仗,李宗仁肯定是一把好手,但要论搞政治权谋,他的水平还差得太远。他属于那种有三分颜色就敢开染坊的人,完全不打算对汪精卫妥协。就在李宗仁和汪精卫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一场北伐以来最大的危机正向他们步步逼近。1927年8月25日拂晓,长江南京段江岸,晨雾迷茫。久违的孙传芳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忙着指挥手下们偷渡长江。这位兄台贪黑起早,辛苦加班,职业精神的确可嘉,只可惜职业蓝图比较邪恶,因为他此次过来是为了把南京国民政府一网打尽。尽管孙传芳有干爹可以借钱借兵,但为了彻底干掉北伐军,前后数次大败亏输的孙传芳,毅然决然地选择倾家荡产,投下血本,再干一票,最终凑得约六万人马。为了保证这趟不白来,孙传芳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他选择的进攻时机很不错。北伐军刚在徐州吃了一个大败仗,士气低落;蒋介石的下野令黄埔系军队失去主心骨,军心不稳;李宗仁正忙于搞内讧,注意力分散;野心家唐生智根本没打算停止东征,依然陈兵长江,威胁南京西侧,李宗仁必须分兵防守。再者,他选择的登陆位置十分要命。这可能跟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有关,因为只有对对手的兵力布置了然于胸,才能找到最合理的登陆位置。当时,桂系第七军主力布置在南京西面防备唐生智,黄埔第一军主力驻守在南京东面的沪宁铁路一线。第一军的兵力部署方案是蒋总司令下台之前决定的,因为这一方案既能防备北方的张作霖南下,也可以让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一带的他更有安全感,总体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针对北伐军的这种兵力安排,孙传芳做了详细地研究和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传芳发现了北伐军的一处防守疏漏——南京东侧的龙潭镇一带。这可是一个便于他搞破坏的最佳登陆位置。龙潭四面多山,一旦占据这几座山,便可将其打造成易守难攻的堡垒,镇上还有一处要害位置——龙潭火车站,一旦占据它,就能切断京(南京)沪(上海)铁路(即沪宁铁路),就能切断北伐军东(黄埔系)西(桂系)方向的联系,有利于迅速拿下南京。最后,孙传芳的临门一脚非常犀利。躲猫猫想不被发现都很难,更别提策划六万余人参与的偷袭。要想不被发现,或尽可能晚地被发现,其难度不言而喻。好在孙传芳的自然地理知识和数学水平很不错,他选择了最合适的天气——浓雾和时间——人最容易犯困的凌晨,也选择了最合适的渡江地点——离他的登陆位置龙潭镇航渡距离最短,这样可以保证其主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渡过长江,用时越短,被守军发现的几率越低。顺便一提,为了不被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发现,他还拿钱收买了这支海军的头头——海军司令杨树庄,跟对方建立了统一战线。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显然,孙传芳在“知彼”上干得相当不错。实际上,孙传芳也相当“知己”:自己最精锐的北洋第二师已被北伐军打残,其他部队的战斗力又一般,若正常交手,绝对不是北伐军的对手。为了尽量挖掘手下们的战斗力,他特地向前辈项羽学习了能将软蛋和怂人逼成拼命三郎的绝技——“破釜沉舟”,只让士兵带了几天的干粮,待士兵渡过长江后就把船只悉数运回北岸交大刀队看管。准死不准退,进攻!由于孙传芳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以至于在其拿下了龙潭火车站及其周围的制高点之后,被突如其来的敌人打懵了的北伐军才完全回过神来。最危急的时刻到了。胜可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望!败则南京政府覆灭,北伐军的主力黄埔系和桂系都将不复存在!南京城闻风震动,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人心惶惶,收拾行李,准备逃难。连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不例外,他也打算带着南京附近的第一军跑路了。据说这是因为老上级蒋介石在走人之前叮嘱过他: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保存好第一军的实力。关键时刻,李宗仁找上门来了。他没办法不过来。白崇禧出差去往上海搞军费,黄绍竑留在广西看家,实在是无人可以商量。再者,情形如此危急,桂系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容易完蛋,必须得让第一军出力作战,勠力同心,共同解决孙传芳。虽然何应钦的脸皮比较厚实,但当着李宗仁的面逃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桂系和黄埔系的两位巨头统一认识后,认真分析完当前形势,就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李宗仁指挥桂系悍将夏威和李明瑞率第七军主力攻击龙潭车站附近的栖霞山一带的敌人,何应钦亲自指挥第一军反攻龙潭车站。两路大军同时从西向东发起反攻,理论上够孙传芳喝一壶的!但现实是,两路大军分工配合,通力协作,牺牲巨大,进展却不大。这是由两大原因造成的。一来孙传芳的军队占据的大都是制高点,第七军的反攻属于仰攻,难度很大。二来孙传芳占领了龙潭火车站之后,第一军被其切割成了东、西两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战斗力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西部,并非第一军主力,在孙传芳的优势兵力面前,在被“破釜沉舟”逼成拼命三郎的敌军面前,第一军着实占不着便宜。说来也是凑巧,战争爆发时,从上海打道回府的白崇禧正乘坐火车朝龙潭车站方向而来,走到半道,刚好赶上大战,白崇禧遂下车就近指挥东边的第一军主力,由东向西攻击龙潭火车站。就这样,北伐军打出了完美的反攻。南京城一边的北伐军向东攻击,白崇禧指挥东线的第一军向西攻击。北伐军会攻龙潭,夹攻孙传芳。六天六夜的硬仗之后,战争结束。尽管第一、七军伤亡达八千余人,遭受北伐以来最大的伤亡,但是孙传芳的军队也被消灭成了十位数。北伐军在此战中的表现足可彪炳史册!认真说起来,在这场战争中,北伐军实在没有拿出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所能依赖者,只是敢于拼命的意志和善打硬仗的战斗力而已,不过这正是王牌部队的特质——拥有绝对的实力,善于打硬仗,善于啃硬骨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权谋之术都会不堪一击。毕竟谋略虽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当然了,获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还要有些运气。若无白崇禧碰巧赶上大战,后果很难说。北伐军是赢明白了,不知道孙传芳输明白了没有。通过孙传芳此战过后不久皈依佛门的表现推断,他应该是输服气了,也应该输明白了。在此战中,孙传芳连偷袭和“破釜沉舟”之计都用上了,不可谓不狠,但他忽视或者故意忽视(想赌一把)了最重要的一点:后勤补给。在没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的条件下,玩破釜沉舟必须速决速胜,因为孤军深入,士兵大都是轻装上阵,所带弹药和食物有限,用完就没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放空枪吧?龙潭战役打了六天六夜,孙传芳的士兵早就吃光了随身携带的食物,饿得嗷嗷叫,连草根都是好东西,至于喝水,一江血水向东流,怎么喝?己方体力不济不说,对手还是决心和意志不在之下而实力尤在之上的北伐军,孙传芳输得不冤。此外,孙传芳应该找唐生智同学算算账。这哥俩之前商量好了,相约共攻南京,但唐生智爽约了,因为这个能力只够当蝉的人却想着当黄雀,结果使得李宗仁将防备唐生智东进的那部分桂系军队调入战场。话又说回来,以唐生智同学的人品,不出兵实属正常。他没在孙传芳溃败之时落井下石,就已经算得上人品爆发了。龙潭一战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问鼎天下的基础。龙潭战役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南京北伐军从此再无真正的对手。可能有人会说

                      直登上正堂,跪倒在赵盾面前说:“大臣陪君主吃饭,酒过三杯,已经违反礼制了!”赵盾此时已经有点醉意,但是一听提弥明的话,马上反应过来,顾不上礼节,跟着提弥明就往外跑。提弥明这一搅局,完全打乱了晋灵公的计划。他一边呼唤甲士,一边将伏在自己脚下的恶犬放出,直扑赵盾。狗跑得飞快,赵盾主仆还没跑出宫门,就被追上了。提弥明是晋国有名的勇士,挥起醋钵大的两个拳头,三下五除二就将狗打死。到了这个危急关头,赵盾仍不忘耻笑晋灵公:“弃人不用,而用狗,再猛又能把我怎么样?”主仆两个一边与宫中护卫搏斗,一边往外撤。晋灵公埋伏的甲士也逐渐围过来。提弥明一看势头不对,一把将赵盾推开,要他快走,自己冲入敌群中,被围殴致死。赵盾亏得提弥明拼死相救,一个人脱身逃出宫门,刚拐过一个街角,又遇到另一伙宫中甲士,约有五六个人,拦在他面前。赵盾心想,这下完了,前有阻截,后有追兵,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关了。奇迹果然出现,这伙宫中甲士中,突然有个人拔出佩剑,将自己身边的两个伙伴砍倒,又提起长戟刺杀另外两人。赵盾还没回过神来,那人一伸手,拉着赵盾就跑,而且一直跑到赵府门口。直到这时候,赵盾才看清那人的脸,但仍然不知道他是谁。那人笑道:“您难道忘了桑下饿人吗?”赵盾猛然省起,数年前他去首山(地名)打猎,在一片桑树林中休息,见到这个名叫灵辄的人。当时灵辄躺在树下,奄奄一息。赵盾问他怎么回事,回答说,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心生怜悯,于是让人拿了一盒食物给他。灵辄狼吞虎咽,但是只吃了一半,而将另一半包起来。赵盾觉得很奇怪,问道:“既然三日没吃饭,为何不将食物吃完?”灵辄回答说:“我出外求学三年,刚刚回到家乡,还没见到自己的母亲,也不知道她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留下这一半食物,等见到她了,好给她吃。”赵盾心生感慨,觉得这个人至少是个孝子,于是要灵辄将剩下的食物吃完,而且又送了一竹筒饭食和一块鹿肉给他,让他拿去孝敬母亲。灵辄后来应征入伍,成为了晋灵公的甲士。等到晋灵公阴谋袭击赵盾,他就挺身而出,救了赵盾一命。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赵盾想把灵辄留下来,又问他现在的住处,想登门拜谢,灵辄笑笑,朝赵盾作了个揖,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赵盾虽然逃出险境,但是他与晋灵公的矛盾已经白热化,绛都他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出逃,逃到了山里边。当然,从后面发生的事看,赵盾的出逃也只是他的策略之一。以赵家的势力,就算与晋灵公对着干,也绝对占上风。赵盾在山里呆了没几天,赵穿就在绛都发动军事政变,将晋灵公杀死在桃园。得到这个消息,赵盾又连夜赶回绛都,主持大局,派赵穿将晋文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黑臀从国外接回来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成公。晋国的史官记载这件事,写道:“赵盾弑其君。”而且在朝庭上公示。赵盾看了,连忙找到史官说:“您写错了吧,弑君的不是我,是赵穿啊!”史官直视着对方,恭恭敬敬地回答:“没错,写的就是您。您身为晋国的执政官,虽然已经逃亡,但是没有越过边境,所以赵穿弑君的时候,您仍然是执政官;而且,就算是赵穿干的事,您回来之后,也没有提过要治赵穿之罪,不写您弑君,又该写谁呢?”史官的话说得很明白,赵穿弑君,幕后主使就是赵盾,罪无可遁。赵盾听了,也没办法反驳,只得自我解嘲说:“哎呀,‘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戚’,这句诗写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啊!”“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出处不明,大概意思是,正是因为我有所怀恋,所以带来忧愁啊!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赵盾一回绛都就派赵穿前去迎接公子黑臀,无疑是想将赵穿调离这个是非之地,而且让他迎主有功,好免于弑君之罪的处罚。赵盾既然这样护着赵穿,又怎么能抱怨人家怀疑他是弑君的幕后主使呢?后来孔夫子评价这件事,也发了一番感慨:“董狐,是古代优秀的史官,记载历史无所隐瞒。赵盾,是古代优秀的大夫,为了礼法而宁受委屈。可惜啊,如果他逃亡出境了,就可以免除弑君的恶名了。”按孔夫子的说法,如果当时赵盾逃到国外,就没有弑君的嫌疑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倒是很新鲜,赵盾越了境,就不能遥控授意赵穿杀人了吗?“礼”这玩意儿,还真是古板得可以!回顾一下,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开始驱逐“群公子”,公族势力大受打击,出现了“晋无公族”的局面。晋成公即位后,深感公族势力薄弱带来的不安定,于是想办法重新扶持公族。但是这数十年间,公族子弟已经散落飘零,将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晋成公下了一道命令,将公室的土地授予众卿的嫡长子,而视他们为公族。又将众卿的其他嫡子叫做“馀子”,将众卿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叫做“公行”。这样的话,晋国又出现了所谓的公族、馀子和公行。赵盾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强权,请求将他的同父异母弟弟赵括也列为公族:“赵括是君姬氏的爱子,如果不是因为君姬氏,我还在狄人部落中呢!”君姬氏就是赵姬,也就是赵衰的小老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赵姬让位于叔隗的故事,在此不赘述。晋成公当然不敢对赵盾说不。但既然赵括成为了公族,赵盾便不好再占一个公族指标了。于是,这一年冬天,晋成公任命赵盾为公行之官,而任命赵括为公族之官。至此,晋国的内乱暂告一段落。第三章楚国称霸【问鼎天下:楚庄王的醉翁之意】晋成公上台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晋国再一次发动对郑国的战争,打到了郑国的郔(yán)城。这一次,郑国选择了和谈,晋国见好就收,派士会到郑国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晋国在这个时候进攻郑国,是钻了楚国人一个空子。这年春天,楚庄王出人意料地率领大军北上,讨伐居住在伊水流域的陆浑戎族。伊水流域自古是周王室的领地。周平王东迁的年代,周朝大夫辛有办事经过伊水流域,看见当地的人民披头散发,在野外举行祭祀先祖的活动,就预言道:“不出一百年,这个地方就要变成戎族人的地盘了,因为这里的人们已经放弃了周礼。”到了周襄王年间,由于王室内乱,戎族多次入侵雒邑。秦、晋两国为了替王室解决这一麻烦,想出了一个“以戎制戎”的主意,于公元前638年将原本居住在今天甘肃敦煌一带的陆浑戎族迁到伊水流域,使之成为王室抵御戎族入侵的一道屏障。秦、晋两国如何诱使陆浑戎族从敦煌迁到伊水流域,史书上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陆浑戎族迁居之后,与晋国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也确实为周王室抵御其他戎族的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以戎制戎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赶走了狼而引来了虎。随着晋国势力的衰弱,失去羁绊的陆浑戎族对周王室的威胁也日益明显,成为了王室的一块心病。自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来,欲成霸业的诸侯,都将讨伐“四夷”作为建功立业的重要手段。齐国曾经北御狄夷,讨伐山戎;晋国大败赤狄、白狄,俘获其部落首领;秦国则讨伐西戎,向西开辟千里疆土。而楚国,多年以来被视为蛮夷之国,在“尊王攘夷”的主题中,是被“攘”的对象——这也是楚成王文治武功,纵横中原,却没有被视为霸主的重要原因。到了楚庄王的年代,楚庄王认识到,如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就不能满足于征服陈、郑、蔡、宋几个弱国,也不能以打败晋国这样的大国为傲,而是要向周王室抛出橄榄枝,在“勤王”这件事上博个头彩。因此,楚庄王选择了陆浑戎族作为对象,不远千里率兵北上伊水流域,给了陆浑戎族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算是给了周天子一份见面礼。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楚军能够跑到伊水流域打击戎族,也就能够直接威胁到晋国的南部边境,对晋国也是一次军事威慑。打败陆浑戎族之后,楚庄王意气风发,将大军带到雒邑城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当时的周天子是新上任的周定王。对于楚国人的举动,他既是欣慰,又是担忧。欣慰的是楚国人千里迢迢来勤王,虽然没有彻底将陆浑戎族清除出伊水流域,但已经让王室上下感到非常满意;担忧的是楚国人历来强悍,又有南方蛮夷的野蛮习气,数万虎狼之师停驻在雒邑城外,很难说会发生什么问题。考虑再三,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往楚营慰劳楚庄王,并且犒赏楚国三军。王孙满既然被称为“王孙”,自然也是王室的后裔。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秦军经过王都雒邑,当时年幼的王孙满站在雒邑北门,看到秦军行为举止轻浮,便预测说,秦军必然失败。后来秦军在回师途中,经过殽山的时候,果然被晋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王孙满因此被认为有先见之明。楚庄王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了王孙满,酒足饭饱之后,楚庄王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听说当年大禹铸有九鼎,夏、商、周三代相传,以为国宝,现在收藏在雒邑的王宫之中。不知道这九鼎的形状、大小、轻重如何?请您介绍一下。”所谓鼎,通俗地讲,就是青铜做的大煮锅,一般有三足两耳,主要用来煮肉。但是,在华夏文明中,鼎被赋予了远远超过炊具的意义,鼎被作为象征王权、君权的“礼器”而代代相传。大禹所铸的九鼎,更是象征天下九州统治权的至高礼器,在秦始皇的“玉玺”出现之前,九鼎就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楚庄王问这个问题,看似勤学好问,实际上有其深意。王孙满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听出了楚庄王话中有话,于是回答说:“夏、商、周三代相传的,是德,不是鼎。”这叫先声夺人,先给楚庄王这个南蛮一闷棍:你连提问的前提都搞错了,接下来就好好听我的教训吧。王孙满接着说:“当年大禹统治天下,他的后人建立夏朝,夏之‘德’方兴未艾,命九州的地方长官贡献金属,铸造了这九个大鼎,将远方山川奇异之物绘铸在鼎上。九鼎具备天下的物象,好让民众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妖。所以华夏子民开辟疆土,进入山林河流,不畏惧种种不祥之物,也不会遇到妖魔鬼怪,因此天下和谐,承载上天的庇佑。后来夏桀昏庸无道,夏之‘德’也就此衰落,不配再拥有九鼎,所以九鼎被转移到商,承载了商朝的国运六百余年。再后来,商纣王暴虐,导致亡国,九鼎从此被转移到我大周王朝。由此可知,只要一个国家的‘德’完美光明,九鼎再小也重如泰山;倘若一个国家的‘德’奸邪昏乱,九鼎就算再大,却轻如鸿毛。上天英明,赐福于下界,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年我先君周成王将九鼎安置在王城,曾经举行隆重的卜筮,说周朝能够传三十世、七百年,这就是天命。现在周之‘德’虽然有所衰败,然而天命没有更改,九鼎的轻重,不是您所能打探的。”楚庄王听了,嘿嘿干笑两声,说:“我只是好奇,只是好奇……”同年夏天,楚军再一次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与晋国和谈的举动。同年冬天,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生存的郑穆公去世了。郑穆公是郑文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郑文公的妾室,被称为燕姞。据《左传》记载,燕姞还未生育的时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神仙将一束兰花送给她,说:“我是你的祖先伯倏,如果你生了个儿子,就以兰为他命名,因为兰是国中第一香,人们必定爱他如兰。”过了没多久,郑文公果然与燕姞同床共枕,生下了一个儿子,遂取名为兰,也就是郑穆公。郑文公当时还有大子华、公子臧、公子士、公子瑕和公子俞弥等儿子,但这些公子的下场都很悲惨。其中大子华因企图依靠齐桓公的力量掌握郑国的政权,被郑文公觉察,由此失宠,后来还被郑文公诱杀于南里(地名);大子华被杀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宋国,被郑文公派刺客诱杀于宋国边境;公子士在出访楚国的时候,被楚国人用毒药杀死;公子俞弥体弱多病,很早就去世;公子瑕逃到了楚国,后来跟随楚成王讨伐郑国,不小心在“周氏之汪”中翻车,溺水而亡。而燕姞所生的公子兰,很早就出逃到了晋国,后来受到晋文公的照顾,在晋国的武力扶持下,回国当上了大子,并且在郑文公死后顺利即位,成为了郑穆公。据说,郑穆公去世之前,正好是兰花枯萎的季节,他哀叹道:“兰花死了,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因兰而生的啊!”于是命人将枯死的兰花收割下来,然后才撒手而去。郑穆公死后,大子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灵公。楚庄王得知这个消息,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春天,派使者给郑灵公送去一份奇特的礼物——一只巨大的山龟。楚庄王希望通过乌龟外交来拉拢郑国,没想到给郑灵公带来了杀身之祸。郑国地处中原,山川湖泽远不如楚国多,加上开发过度,奇禽异兽早就不见踪迹。看到楚国人送来的这只大龟,郑灵公感觉非常稀奇。但是,稀奇归稀奇,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即使是看到恐龙,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到了后世,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就省略了,直接问味道如何了。所以,郑灵公收到大龟,就下令将它杀了,炖一锅龟肉,分给左右近臣吃。为了增加这次聚餐的戏剧性,他还故意保密,事先不让大家知道要吃什么,只是派人叫大家来宫中开会。大臣们三三两两赶到公宫,其中公子归生和公子宋同行。公子宋突然感觉自己的食指在动,于是将手抬起来,给公子归生看。“以往只要我的食指一动,必定有美味品尝。”他开心地说。现代人说“食指大动”,想必就出自公子宋的这句话。到了宫中,正好看见厨房的大师傅在分解那只大龟,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这一笑不打紧,正好被郑灵公看在眼里,他就纳闷了,这两个家伙见了这只大龟,也没惊叹两句,反而相视一笑,仿佛一切尽在预料之中?郑灵公越想越不爽——包袱还没抖开来,就被人家事先知道,当然不爽。于是他拦住公子归生,问他们笑什么。公子归生如实相告。郑灵公一听,立马就有了个捉弄人的主意。到了开餐的时候,一群人围着煮龟的大锅啧啧称奇,流了一地哈喇子,他突然宣布:大伙尽管放开肚皮吃,唯独公子宋不能吃。公子宋一听就愣了:“为,为什么?”郑灵公拉下脸来,抬高了音量说:“不许你吃,就是不许你吃,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公子宋看了郑灵公一眼,一言不发,走到大锅旁边,用食指蘸了蘸锅里的汤,放进嘴里美美地吮了一口,然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堂。公子宋想的是,说啥也不能亏待我那根神奇的食指啊。但是,这一举动使得年轻的郑灵公十分恼怒,一场闹剧骤然升级,郑灵公看着公子宋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要杀了他!”公子归生大吃一惊。吃罢大乌龟,他立刻跑到公子宋的府上,将郑灵公的话告诉了公子宋。他希望公子宋重视这件事,及时到宫里向郑灵公认个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公子宋听到公子归生的警告,一点也不吃惊,反而很镇定地对公子归生说:“既然如此,我不如先杀了他,以免后患。”公子归生心里一沉,说:“别这样吧。畜生老了,人们犹且舍不得杀它,何况是国君?”公子宋也不争辩什么。没过几天,朝野之间突然出现奇怪的传闻,说公子归生要弑君自立,谋朝纂位。这自然是公子宋做的好事,既然他的想法让公子归生知道,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就杀了公子归生,以保守秘密;要不就拉公子归生下水,逼他造反。公子宋选择了后者。谣言越传越烈,而且郑灵公似乎也相信了谣传,对公子归生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公子归生有口难辩,干脆加入了公子宋的阴谋,成为了公子宋的同党。公子宋于同年夏天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郑灵公。《春秋》记载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解释说,公子归生在郑国主政多年,然而权谋不足以制止

                      掉了两京,而唐军却大有平定叛乱的决心和实力,所以他劝史思明不如弃暗投明,重新归顺唐朝。史思明经过仔细的思考后,同意了耿仁智的建议,立即派部将窦子昂奉表入长安,同时率领十三郡共计八万人马归顺了唐朝。面对史思明的突然易帜,当时身在长安的李亨大喜过望,他没有追究史思明先前所做的一切,而是立即册封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并对其七个儿子逐一加官进爵,又派宦官李思敬和随同窦子昂一同前来的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旨,命令史思明即刻统兵讨伐安庆绪。按说史思明归顺大唐本来是件好事,但当时唐廷内部很多人对于史思明这种态度产生了怀疑,这其中既有很多势利小人,也有建立诸多功勋的名将。李光弼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在史思明刚刚宣布归顺唐朝时,李光弼就不断上疏李亨说史思明人面兽心,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今天归顺,明天就有可能重新造反。所以此人绝不能留,希望李亨能够早日除掉这个祸害。我们知道李光弼和史思明曾经交手不少,太原之战中要不是李光弼战法得当,恐怕早已经被史思明打得去见了上帝,所以李光弼的建议不排除有泄私愤的可能。可问题的关键是李亨的确动心了。在以李光弼为首的“倒史”派的不断劝说下,李亨派出快马为前往范阳的宦官李思敬和乌承恩送去密旨,让他们到达范阳后伺机除掉史思明,事成之后许诺加封乌承恩为范阳节度使。就这样,李思敬和乌承恩改变了初衷,带着皇帝的密旨,开始了一段并不成功的范阳之旅。之所以说是不成功,不仅因为没有除掉史思明,反而让史思明再度反叛,平叛的形势更加严峻起来。而坏事者正是那个不起眼的乌承恩。乌承恩是平卢军使乌知义之子,曾经做过信都太守,而乌知义当年曾经是史思明的老领导,颇为信任史思明。后来哥舒翰丢掉潼关,乌承恩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念及旧恩收容了乌承恩,等到安庆绪兵败逃到河北,乌承恩积极劝说史思明重新归顺唐朝,当时叛军中不少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想改旗易帜,而乌承恩就是其中之一。史思明派遣部将窦子昂进京上表时,乌承恩一同随从前往长安。坦白地讲,这是乌承恩梦寐以求的事情,一直到他在前往范阳的路上接到李亨的密旨后,乌承恩觉得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将除掉史思明的任务交给自己,的确是慧眼识人,因为自己是史思明颇为信任的人,他坚信史思明无论提防谁,也不会提防自己的。然而事实证明,乌承恩低估了史思明的智商。到达范阳后,乌承恩和李思敬首先宣读了李亨的圣旨,但其态度上让史思明总是感觉有些诡异,原因是乌承恩前往京城之前,对自己可谓是毕恭毕敬,但这次回来后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有些陌生和隔阂。生性多疑的史思明从细节处查觉到了乌承恩的变化,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部下将乌承恩住处的床用帷帐裹了起来,然后让亲信躲在床下监视乌承恩的一举一动。为了打探到乌承恩此行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史思明让自己帐下的乌承恩之子前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史思明十分明白,父子之情是可以让乌承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更何况乌氏父子是久别重逢。事实证明,不出史思明所料,乌氏父子见面后格外激动,嘘寒问暖过后,渐渐转入正题,乌承恩将自己此番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全部告诉了儿子,当然这一切也被藏在床下的史思明亲信听了个正着。于是,史思明下令将乌承恩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乌承恩虽然竭尽全力想要逃跑,但终究寡不敌众而束手就擒。在史思明的严刑逼供下,乌承恩说出了全部实情!当乌承恩说完后,史思明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愤怒之情,相反却失声痛哭,我们不能否认史思明归顺唐朝的诚心,但或许他没有想到,在那个特殊时期,一日为贼,终生都难以翻身,更何况他差一点毁掉了大唐的江山。“臣以十三万之众归顺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史思明痛哭过后,向西跪拜然后自言自语般地大声发问,然后他下令将乌承恩父子杖毙在自己面前。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史思明下定决心,今后和大唐彻底决裂,即使今后身首异处,也决不反悔。史思明的二次反叛虽然是乌承恩坏了整个计划,但乌承恩毕竟是执行者,而身在长安的决策者李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李亨的内心也并不赞同李光弼所说的建议,但平定叛乱他需要李光弼这样身经百战的人,李亨错就错在他把军事上的事情试图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结果是适得其反,更何况史思明不是个容易骗的人,派出乌承恩这样的小角色出手对付他,那简直是马路上发传单——白给。在逮捕乌承恩后,史思明迅速囚禁了宦官李思敬,然后伪造了李光弼给乌承恩的密信,自己全当不知道是李亨的意图,上疏请求李亨诛杀李光弼。李亨看完奏疏后,知道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于是将全部责任推到了乌承恩的身上,说乌承恩是一派胡言,这绝不是朝廷的意思,现在杀掉乌承恩实在是除去了一大害。可怜的乌承恩就这样做了冤死鬼,李亨本以为这样能自圆其说,会瞒过史思明的。但史思明刚刚看完他的书信后,另一封朝廷处决投敌官吏罪状的文书,摆在了史思明面前。当史思明看到陈希烈、达奚珣、张均等人全都被处死之后,史思明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皇上不顾他们的死活逃往蜀中避难,而到头来他们也难逃一死,更何况我们这些追随安禄山反叛的人,今日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如和大唐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有活路。”史思明一边对手下人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砸向了桌面。终于,他下达命令,十三万大军从现在开始重新对大唐宣战。一时间,平叛的形势再次陷入了严峻的局面,摆在李亨面前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邺郡之战史思明二次叛唐的消息传到长安城后,李亨对自己没有坚持立场的做法懊悔不已。但他知道事已至此,懊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在详细梳理自己的思绪后,决定首先从离自己最近的安庆绪下手,拔掉这颗眼中钉,然后再剑指北方的史思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在收复长安将近一年后,李亨决定出兵攻打占据邺郡的安庆绪,他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以及平卢节度使董秦等率步兵二十万为主攻部队;同时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泽璐节度使王思礼率领所部辅助进攻。在出征之前,李亨担心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元勋功臣、资历相当,恐怕难以相互协调统领,所以对本次出征没有设统一的指挥元帅,只派出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监督协调全军。李亨作为平叛最高指挥者,很长时间以来对安禄山拥兵太重尾大不掉因而反叛心有余悸。这种惨痛的教训让他本能地对各个节度使并不能完全放心,而且李光弼和郭子仪资历相当,无论用谁做主帅,只能会引起另一方的嫉妒和不满,从而不利于整个战局,所以李亨想出了让宦官监军的点子。宦官监军制度,从唐朝建立开始即有,但设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职位,却是从李亨开始。对李亨来讲,扩大宦官权力来节制各军,是一种无奈的做法。但李亨并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安排完全是一种维护自己私利的做法,我们先不说宦官鱼朝恩的为人如何,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单是君龙无首、群将无帅这一点,就让唐军在邺郡之战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进而严重阻碍了整个平叛战争的顺利的进行。十月五日,郭子仪率兵自杏园(今河南汲县)北渡黄河,进逼获嘉(今河南获嘉),经过一番强攻,击败叛军安太清部,顺利拿下获嘉。十月七日乘胜向卫州进逼。与此同时,鲁炅率部自阳武(今河南原县),季广琛、崔光远各率本部人马从酸枣(今河南原阳东北)分别渡过黄河向卫州挺进,同李嗣业所部在卫州城下与郭子仪顺利会师。当时安庆绪见卫州城下大军云集,如果卫州失守,那么邺郡危在旦夕,遂决定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率领七万大军分三路星夜驰援卫州。面对安庆绪来势汹汹,郭子仪立即采取对应之策,一方面派三千弓箭手埋伏在军中,另一方亲自带领三百名步兵主动迎击安庆绪,及战,郭子仪假装败退,将安庆绪的中军引入到弓箭手的埋伏圈内,然后下令左右开弓,安庆绪大军遂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郭子仪趁势率部追击,擒杀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唐军一鼓作气攻克卫州,安庆绪不得已败退回邺郡。十月十五日,随着李光弼、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率兵赶到,唐军九大节度使形成了对邺郡的合围之势。安庆绪在如此危急之时,实在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对敌之策,他明白如果自己硬着头皮出城应战,那绝对是以卵击石。但就此缩在城里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只好厚着脸皮派部将薛嵩杀出重围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救。安庆绪担心此前的过节会让史思明见死不救,所以薛嵩临别之际,安庆绪叮嘱薛嵩,一定要告诉史思明,如果他来相救,自己可以让出皇位。事实证明,安庆绪的这个承诺是十分有效的,让出皇位这个条件对于史思明来讲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也是他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更何况史思明已经发誓和大唐彻底决裂,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面对安庆绪的求救,史思明没有犹豫,并答应立即发兵十三万南下援救。但狡诈的史思明见到唐军兵强马壮,并不想一上来就做冤大头,毕竟安庆绪只是口头许诺,而且他也不想重蹈安庆绪兵败的覆辙。所以他并没有贸然轻进,只是派部将李归仁率领一万人马作为先头部队驻扎在邺郡之北的滏阳(今河北磁县),与安庆绪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此时,唐军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者,崔光远看到叛军在魏州兵力薄弱,于是擅自脱离合围邺郡的唐军,率本部人马攻克魏州(今河北大名)。史思明看到魏州虽然被攻陷,但崔光远立足未稳,兵力单薄,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决定分三路兵马围攻魏州,试图效仿当年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替安庆绪解围。十一月二十九日,崔光远在奋力坚守魏州城十三天后,终因寡不敌众撤出魏州逃往汴州。史思明占领魏州后,杀死城中百姓将近三万人,虽然从整个战局来讲,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一定影响或改变整个战局,但由于魏州位于邺郡之东,史思明可以从邺郡的东、北两方对唐军施加压力,从某种意义上牵制了唐军对邺郡的围攻,使其无法做到全力以赴,速战速决。最关键的是,唐军无统一节制的弊端至此开始显现出来,真正的大仗还没有打,已经损失了崔光远一路兵马。史思明攻陷魏州后,并未乘胜挥师,而是按兵不动,甚至在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初一,筑坛于魏州城北,祭告天地,自称大圣燕王。面对史思明的这种做法,唐军内部很多人认为史思明失去了进取之心。而李光弼却认为这是史思明在麻痹唐军,应该趁着唐军势众趁势拿下邺郡,只要邺郡一破,史思明必定孤立无援,唐军进而合围,必能平定叛乱。应该说身经百战的李光弼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的计策也确实是各个击破安史叛军的万全之策,但这个计策却遭到了监军宦官鱼朝恩的反对,鱼朝恩的理由是:魏州新败,唐军应该休养生息以利再战。鱼朝恩作为监军宦官,虽然不具体指挥打仗,但却有在皇帝面前弹劾九大节度使的权力,所以他一开口,很多人不再言语。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一直到乾元二年(759年)的四个月里,唐军数十万大军在鱼朝恩的干预下,居然在邺郡城外和安庆绪形成了对峙局面。当时也有人不听鱼朝恩的指令,独自率兵攻打邺郡,这个人就是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可事实证明,李嗣业虽然陌刀使得好,但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急躁之下的李嗣业在攻城中不幸被流矢所中,当即阵亡。四个月的时间,九大节度使居然在邺郡城外寸步难行,而且损失了崔光远、李嗣业两路人马,这让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人十分难堪,更让远在长安的李亨十分不满意。为此李亨下诏要求围攻邺郡的各路人马要同心协力,尽全力拿下邺郡,早日凯旋而归。在我看来这也只是李亨的一种美好愿望,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郭子仪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下定决心要拿下邺郡,为此他们商议改变进攻方式,在邺郡城外驻垒二道,挖壕三重,准备堵塞漳河水淹邺郡。最初的效果十分不错,邺郡城中的井泉悉水满溢出,城中的守军只好构栈而居。安庆绪从冬天一直坚守到春天,虽然艰苦异常,有时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四千文钱,士卒们甚至用水淘墙土中的麦秸和着马粪喂马,很多人虽然想出城投降,无奈水深阻碍无法出城,所以只能坚守待援。对于唐军来讲,其实这本是个绝好机会,但其内部悉认为邺郡很快就会被攻克,所以产生了骄傲松懈的情绪。从水淹邺郡以来,唐军没有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全力的围攻,各路人马都是单打独斗,这样就使兵力完全分散,反倒是安庆绪集中优势兵力,打退了很多次唐军的小波攻击。围城四个月,依然未能奏效,这不禁让唐军士兵开始显出疲态,战斗力无形之中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史思明抓了这个机会,上演了一出咸鱼翻身的好戏。唐军包围邺郡的四个多月中,史思明始终处于一种观望状态,看到唐军迟迟不能拿下邺郡且逐渐出现疲态,史思明决定开始向唐军出手。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史思明率兵从魏州向邺郡进发,在距离邺郡五十里处安营扎寨,然后精选五百名骑兵,每天前往邺郡城下骚扰唐军,如果唐军和他们交战,这些人就飞速地撤回自己的营中。唐军前边要围困邺郡,后边要提防史思明的骚扰,这种“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策略,让本就疲惫不堪的唐军更加雪上加霜。唐军劳师远征,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军需物资的供给线畅通无阻。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军的物资补给绝大部分从要从江淮地区运来,而史思明占据的地方正好是扼守通往江淮的要道,要说史思明切断了唐军的生命补给线一点也不为过。所以,摆在唐军面前的是要速战速决!为此,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不顾宦官鱼朝恩的阻挠,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三月的时候结束这场战役。三月六日,唐军以步骑数十万,布阵于邺郡北边的安阳河之北。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前来交战,最初唐军误认为这是一股流动部队,所以产生了轻敌之心。没想到史思明却来个猛烈的冲击,唐军猝不及防死伤甚众,淮西节度使鲁炅中箭负伤,郭子仪率军负责押阵,还没来得及上前接应,忽然狂风大作,霎时间天昏地暗,即使咫尺之隔,也无法分清敌我,双方无奈之下只得各自退兵。郭子仪为了确保东都洛阳的安全,下令砍断河阳桥,然后向南撤退。由于唐军无统一节制,不仅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就连撤退都是一团乱麻,各节度使率领本部人马争相向南撤退,兵士沿途大肆抢劫掠夺,胡作非为,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的人马纪律较为严明。唐军在无组织、无纪律一团草式的撤退下,到了洛阳城的阙门方才停下脚步,商议该往何处去。当时很多人认为唐军新败,士气低落,不如暂时放弃洛阳,退守陕州和蒲州。但都虞侯张用济却认为陕州和蒲州军需物资极度匮乏,应该坚守河阳,只要唐军各路人马团结一致,打败叛军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最终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支持下,唐军决定退守河阳以利再战。事实证明,张用济只说对了一半,退守河阳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唐军在无统一节制这种建制下,是不可能做到团结一心的。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十八日,唐军退至河阳,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唐军和叛军没有在进行过正面交锋。倒不是因为双方都无心恋战,而是因为邺郡之战后,史思明和安庆绪再次发生了内讧。内讧史思明得知唐军撤退的消息后,就于沙河(今河北邢台)整顿兵马,驻扎在邺郡南面。在此之前,安庆绪曾经出城

                      …绕了半天弯子,就是不正面答应纪武公的请求。纪武公再迟钝,也看出鲁桓公在齐僖公面前说不上话,转而请求鲁桓公到天子面前说几句好话,再请天子出面做齐僖公的工作。但是这个要求鲁桓公也没敢答应,他和群臣们商量了半天,想出了一个曲线救纪的办法:由鲁国牵线搭桥,促成了周桓王与纪国公主纪姜的婚事。按照鲁桓公的想法,纪武公既然成了周桓王的岳父,齐僖公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要给天子一点面子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鲁桓公对齐僖公的畏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高明的主意也未能挽救纪国。若干年后,齐国还是吞并了纪国,而王室对此也没敢发表任何意见。力求明哲保身的鲁桓公自然也未能确保鲁国的平安,公元前702年冬天,郑庄公借口鲁国人在排座次的问题上侮辱了郑国,悍然发动战争,联合齐、卫两国包围了鲁国的郎城,史称“来战于郎”。接着,两位小霸相继去世,郑庄公于公元前701年去世,三年后齐僖公也去世了。齐僖公去世后,公子诸儿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齐襄公对鲁桓公这位妹夫也不太友好,公元前695年夏天,两国因为边境小事发生冲突,齐国军队便入侵了鲁国边境。鲁国边境长官派人跑到曲阜报告情况。鲁桓公这回果断地一拍桌子:“边境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阵线,防备突发事件。敌人来了就要全力应战,还请示什么?”鲁国边防军这才展开反击,与齐军在奚城发生战斗。在双方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公元前694年春天,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前往齐国拜访齐襄公,一方面是为了协商解决两国边境冲突,另一方面是周天子要将女儿嫁给齐襄公,指定他为主婚人,因此要与齐国方面商量有关操办婚礼的事宜。国家元首出访,第一夫人作陪,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强烈反对。大夫申濡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女各有夫,男各有妻,互不亵渎,就叫做有礼。如果违反这一伦常,必定会出问题!”鲁桓公明白申濡说得不错,不过他想,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兄妹见面自然温情许多,谈国事谈家事想必也轻松不少,万一谈崩了,还有个顺虎毛降火的救星呢,说不定很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加上文姜嫁到鲁国来十余年了,趁此机会让她回国看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就这样,文姜便跟着鲁桓公来到了齐国。对于文姜来说,齐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如同十几年前一般亲切,只不过所见到的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尤其是她那位当了国君的诸儿哥哥。文姜与诸儿并非一母所生,然而自幼在一起玩耍,感情笃深,到了十五六岁年纪,一个青春萌动,一个情窦初开,竟隐然有了相恋之意。据说当年文姜出嫁,诸儿曾以诗相赠:“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诗的意思是,桃花如同红霞般美丽,虽然种在我的家门口,我却没有采摘,现在飘落于地,真是让人唏嘘!文姜亦以诗相和:“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桃花每年都会盛开,就算是今年不采摘,难道来年春天都不开花了吗?千万记住我的叮咛啊!——这是哥哥妹妹的离别诗吗?一晃十余年过去,文姜由花季少女变成了风韵少妇,比往日更多了一分妩媚,一分娇艳,一分性感;而诸儿也由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变成了一呼万应的大国诸侯,比往日更多了一分成熟,一分稳重,一分威严。两个人一见面,齐襄公(诸儿)的眼睛都看直了,而文姜也不胜娇羞,眉来眼去之间,已然有了暧昧的情愫。只有鲁桓公仍然蒙在鼓里,这也难怪,戴绿帽子的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实情的。齐襄公与鲁桓公在泺(luò)地相会,宾主相谈甚欢,该消除的误会都消除了,王室与齐侯家的婚事也谈妥了。齐襄公很高兴,邀请鲁桓公夫妇再到临淄去住上一段时间,鲁桓公喜滋滋欣然应允。到了临淄,齐襄公与文姜便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个人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想想看,文姜十余岁出嫁到鲁国,算起来已有三十来岁了吧,三十来岁是女人最漂亮的年龄,因为她知道青春正从发丝间滑走,所以要拼了命来绽放自己。而齐襄公呢,虽然他有三宫六院,但自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何况偷的还是自己的妹子?用郭德纲的话说,“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如果要兰陵笑笑生来写这个故事,肯定写得激情四射。而鲁国的史官显然没那个兴致,只写了干巴巴的四个字:“齐侯通焉。”通就是通奸,你要是不研究文言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鲁桓公虽然迟钝,在临淄住的日子一久,对文姜与齐襄公的迎来送往也心知肚明了。当时齐国人写了一首诗:〖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这首名为“敝笱”的诗收录于《诗经·齐风》。破鱼篓儿横在水坝上,只见鱼儿互相追逐,快乐得像云像雨又像水。只不过,齐襄公和文姜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鲁桓公的痛苦之上。再老实的人也不甘心戴绿帽子。武大郎得知自己的老婆与西门庆有染之后尚且怒发冲冠,威胁潘金莲说,要叫他的兄弟武二回来收拾这对奸夫淫妇。鲁桓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只能任由别人摆布,但还是可以找机会向文姜发一通脾气,责骂她不知廉耻。但这一骂,骂出问题来了:文姜跑到宫里,向齐襄公狠狠地告了他一状。文姜向齐襄公哭诉,也许只是觉得委屈,想在情人那里撒撒娇,获得一些额外的安慰。但是这位齐襄公听了之后,做贼心虚,担心闹成国际丑闻,立刻作了一个决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位吃醋的丈夫。这一年的四月初十,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在宴会上,齐国群臣不停地给鲁桓公敬酒。鲁桓公心情郁闷,正好借酒浇愁,很快被灌得烂醉如泥。宴会过后,齐襄公令公子彭生驾车将鲁桓公送回宾馆。彭生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走到半路略施手脚,将鲁桓公肋骨拉断。鲁桓公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薨”了。《春秋》简单地记载:“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而《左传》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说:“(齐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翻译成白话:齐侯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鲁桓公死在车里。一桩证据确凿的谋杀案,鲁国的史书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遮遮掩掩呢?那是因为:第一,鲁桓公带着文姜去齐国访问,本来就是一件“非礼”的行为,他本人应该对此负责任;第二,鲁桓公正月访问齐国,四月被杀,整整在齐国流连了三个多月,不理国内政事,虽然情非得已,但也不可原谅;第三,鲁桓公的死事关国家级绿帽子,所谓家丑不可外扬,鲁国人写起这段历史,总是感觉难堪,难以下笔。鲁桓公死得暧昧,当时鲁国的群臣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更暧昧。他们给齐僖公发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外交照会,大概意思是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非但没有回国,还稀里糊涂地死在贵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抬不起头,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齐襄公收到这份照会,倒是毫不含糊,将公子彭生当作替罪羊给杀了,算是给了鲁国人一个说法。大子同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庄公。鲁桓公死后,文姜一来留恋与齐襄公厮会的快乐,二来也无脸回鲁国见人,干脆在齐国定居下来。《春秋》和《左传》频频记载了那些年间文姜与齐侯私通的丑事:“十二月,夫人姜氏与齐侯相会于禚地。”(庄公二年)“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庄公四年)“夏天,夫人姜氏进入齐国军中。”(庄公五年)“春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防城相会。”(庄公七年)“冬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谷城相会。”(庄公七年)……这哪里是偷情,简直就是明火执仗!我有点怀疑,鲁国人是不是派了一支跨国狗仔队,专门盯着文姜,一有信息就直接向鲁国的史官报告,然后记录在案。又或者鲁国上下已经对文姜产生了浓厚娱乐兴趣,将其所作所为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让她遗臭千年,以至于忘记了这位文姜还是现任主君的亲娘。鲁国人对这对奸夫淫妇的愤恨,由此可见一斑。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是鲁庄公,既要忍受丧父之痛,又要顺应国民的情绪,埋藏对母亲的思念,实在是难为他了。公元前690年,十七岁的鲁庄公偷偷越过边境,前往齐国的禚(zhuó)地与齐襄公会猎。说是打猎,实际上还是想探望一下自己的生母文姜。鲁国的史官对此不满,因此在《春秋》上记载:“冬,公及齐人狩于禚。”越过边境去和齐国的人打猎,当然是“非礼”的行为。然而,母子之间的舐犊之情,又岂是一个“礼”字所能泯灭?公元前689年,齐、鲁等国联军讨伐卫国,“夫人姜氏如齐师”,一方面是为了和齐襄公相会,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吧。既贪恋肉体的欢愉,又思念他乡的儿子,这位绝世佳人文姜分身乏术,难以两全。《左传》在“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之后,紧接着又记录:“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读起来宛如一首带着淡淡忧伤的小令。较之齐姜的乱伦,她姐姐宣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回顾一下,当年州吁谋杀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弟弟公子晋出逃到国外。后来州吁政权垮台,卫国人又将公子晋接回国,立为新君,也就是卫宣公。然而这位卫宣公,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左传》记载了他的一桩风流事:“卫宣公烝(zhēng)于夷姜。”夷姜是卫庄公的小妾,按辈份是卫宣公的庶母。“烝”则是特指以下淫上,也就是晚辈与长辈通奸。春秋时期,诸侯娶十几个小老婆是很正常的事,而诸侯的精力有限,加上年事已高,小老婆久旷,难免成为怨妇,被诸侯的儿子偷偷“烝”掉的事情时有发生。至于诸侯死后,新君即位,既继承老爸的江山也继承老爸的美人,就更不足为奇了。卫宣公和夷姜通奸,夷姜为卫宣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急子。卫宣公对夷姜倒也不错,即位之后,立夷姜为夫人,立急子为大子,并且任命大夫公子职担任急子的老师,负责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卫宣公既然立急子为大子,就想替他娶一个好老婆,于是向齐僖公提亲,齐僖公正想加强对卫国的控制,也欣然答应,于是将女儿宣姜嫁到卫国去做大子妃。没想到,卫宣公这老头子一看到宣姜就傻了眼,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儿子的婚礼不办了,儿媳妇带回自己的寝宫去享用!新台有泚(zǐ),河水瀰(mí)瀰。燕婉之求,籧(jǔ)篨(chú)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这首名为“新台”的诗收录于《诗经·卫风》。卫宣公将儿媳妇抢到手之后,为了讨新人欢心,就在黄河岸边建立了一座亭台,成天与她在这里嬉笑游乐。卫国人民对国君的行为深感不齿,写了这首诗进行讽刺,大概意思是:新建的楼台光鲜明亮,河水潺潺从它旁边流过,美丽的人儿哟,竟然嫁给了丑陋不堪的糟老头。老头丑是丑点,然而生育能力尚在。短短数年之间,卫宣公和宣姜生了两个小孩,大儿子叫做公子寿,小儿子叫做公子朔。他将公子寿交给大夫公子泄调教。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人老珠黄的夷姜眼看着本来应该成为自己儿媳妇的女人霸占了自己的老公,不免又想起自己的老公原本是自己的儿子(名分上),已经去世的公公又是前任老公……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只觉得了无生趣,神经也发生错乱,于是找了一根绳子自缢而亡。夷姜死后,宣姜理所当然成为了卫国的第一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也逐渐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宣姜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卫国的君主,而一个现实的障碍摆在了她面前:夷姜虽死,急子却仍然是卫国的大子。如果不除掉这位原来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公的人,她的希望就只能落空。小儿子公子朔很理解宣姜的心情。大儿子公子寿自幼接受公子泄的教育,满脑子仁义道德,反倒对宣姜的想法感到难以接受。在公子寿的眼里,急子是一位性格温和、为人宽厚、知书达礼的兄长,总是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飘然物外地观察着周围的世界。这样一个人,难道自己非要取而代之,甚至不惜伤害他的生命吗?公子寿时常这样问自己,然后摇摇头,自我解嘲般笑笑。公子寿的仁爱并不能浇灭宣姜心中争权夺利的火焰,眼见卫宣公日益垂垂老矣,她和公子朔决定赶紧行动。她在卫宣公面前诬告急子,说某一天公子朔与急子喝酒,急子喝得醉眼惺忪,借着酒性,竟然呼公子朔为儿子,而且拍着胸脯说:“你母亲原是我妻子,你便称我为父,也是理所当然。”树怕揭皮,人怕揭脸,卫宣公做贼心虚,最怕人提起他筑台纳媳的往事。听了宣姜的诬告,他恼羞成怒,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决定除掉急子。这一年冬天,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宣姜与公子朔预先派刺客埋伏在莘地,准备刺杀急子。这个消息被公子寿得知,连忙跑去给急子送行,兄弟两人在黄河边摆酒话别。公子寿向急子透露了宣姜的阴谋,劝他赶快逃离卫国,以免遭到不测。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安身?但是胖乎乎的急子听了公子寿的话,只是摸着肚皮,淡然一笑:“出使齐国是父亲委派的任务啊,如果弃父命于不顾,还要儿子干啥呢?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哪里是没有父亲的,如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倒是可以逃到那里去。”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笑话急子的迂腐,但不能笑话他的乐天知命。这是生于乱世的人对于荒唐乱世的无语抗争,视死如归的姿态令人心生敬意。公子寿不再说什么,举酒敬急子。三杯两盏下去,急子酣然大醉。等到他醒来,才发现公子寿已经穿了他的衣服,带走了他的仪仗,替他前往齐国出使去了。公子寿走到莘地,埋伏在那里的刺客远远看见一行人举着大子的仪仗过来,以为就是急子,于是一拥而上,驱散随从,将公子寿杀死。杀死之后才发现认错了人,正在郁闷呢,只见急子匆匆忙忙追上来,大声呼喊道:“我才是你们要杀的人,快来杀我!”既然送货上门,刺客们也不手软,又将急子杀死。《诗经·卫风》中有一首名为“二子乘舟”的诗,据说是卫国人为哀悼公子寿与急子而作:〖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二子”自然就是指公子寿与急子。从卫国前往齐国是否乘舟而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当我读到这首诗,首先想起的是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事论事,我想再加上一句:高尚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宣姜处心积虑要杀死急子,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没想到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个结果显然并不是她想要的。当她听到公子寿被误杀的噩耗时,哭得死去活来。她始终未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怎么就不值得体谅,公子寿连同父异母的兄弟尚且不忍背弃,那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难道就可以理所当然?也许她隐约领会到了公子寿慷慨赴死的一片苦心,乃是希望用自己的死为母亲减少一丝罪孽。当然,仅仅是也许。这场政治谋杀的最大获益者是人小鬼大的公子朔。急子死了,哥哥公子寿也死了,接下来卫国君主的宝座,理所当然要由他来继承了。公元前700年,卫宣公去世,公子朔即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卫惠公。但是卫国人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反而更加怀念急子和公子寿。公元前696年十一月,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急子的同胞弟

                      ,遣使向李克用请降,可是李克用根本不理会,带领大军包围邠州。当时王行瑜登上城楼,向李克用哭诉说之所以会迫使皇帝流亡在外,并不是自己的过错,而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所为,请李克用讨伐凤翔,自己愿意到皇帝陛下那里负荆请罪。王行瑜哭得痛哭流涕,但李克用根本不为所动,反而讽刺王行瑜不用那么谦恭,说自己受诏讨贼,不是只有王行瑜一个人,还会有其他人做伴,王尚父(王行瑜)不会感到寂寞。李克用这种不阴不阳的态度,让王行瑜彻底绝望,在感觉招架不住李克用的进攻后,王行瑜携带家眷弃城逃跑。李克用率领大军进入邠州,王行瑜逃到庆州时,最终被部将所杀,并传首京城。李克用讨伐靖难大获全胜,在处理完邠州的各项事务后,便率领大军返回渭北。十二月十三日,皇帝李晔为了表彰李克用的救援之功,加封李克用为晋王,并为李罕之加上侍中的头衔,任命李克用的大将盖寓为容管观察使,李克用的其他将佐和子孙全都加官晋爵。面对皇帝陛下的恩赐,李克用派书记官李袭吉入朝谢恩,并趁机劝皇帝李晔诏令自己讨伐李茂贞,以绝朝廷后患。此时皇帝李晔的心情很是矛盾,他当然痛恨李茂贞、韩建的嚣张跋扈,恨不能立即将他们清除掉,然而他更担心一旦李克用灭掉李茂贞和韩建,其实力将会更加强大,接下来就会将目标对准自己。可是他又不愿放弃这次除掉李茂贞和韩建的机会,李晔左思右想,始终拿不定主意,便召集大臣商议此事。大臣们对于出兵讨伐李茂贞和韩建这件事,态度也是不一,有人认为不能让李克用一家独大,那样朝廷会岌岌可危,而也有的人认为李克用忠心可嘉,不会为难朝廷,断然不可放弃这次的机会。大臣们的意见再一次让皇帝李晔犹豫不决,不过,考虑到李克用毕竟是朝廷无法节制的藩镇,为了避免日后的祸端,李晔下诏表彰李克用的救难之功,却不同意他出兵讨伐李茂贞的请求。李晔给出的理由是这次藩镇作乱,以王行瑜的表现最为显著,而李茂贞和韩建已经认识到错误,而且对朝廷的贡赋没有中断,所以朝廷应该罢兵休战以利民生。在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李克用立即明白皇帝陛下是在戒备自己,但李克用实在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只得取消了攻打李茂贞和韩建德计划,但心中对此却是愤愤不平。按照惯例,立有大功的河东军将们应该入朝觐见皇帝陛下,但皇帝李晔当时对沙陀军心存疑惧,竟然下诏让李克用可以不用入朝觐见。因此河东军的将领们心中颇为不满,很多人都劝李克用强行入宫,李克用对此犹豫不决,不过他的心腹大将盖寓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盖寓认为,先前王行瑜等人侵扰京城长安,以致皇帝陛下流亡在外,如今皇帝陛下虽然已经回京,但人心尚未安稳,如果现在强行入宫朝见皇帝,以李克用的实力来看,恐怕又会引起混乱。盖寓最后为李克用送上了两句话:“人臣想要尽忠,看他是否能够勤于王事,不在于是否入朝觐见,请三思而后行。”盖寓在很早的时候就追随李克用,由于机敏聪慧,善于揣摩人的心理,所以很受李克用的器重,并逐渐成为其心腹,在河东镇内盖寓的权力几乎和李克用相当,就连朝廷和邻近藩镇的使者对其也是恭敬有加。朱全忠曾经多次离间李克用和盖寓的关系,但盖寓始终深受李克用的信任。现在盖寓劝李克用不要入宫,让李克用顿时豁然开朗,于是他上疏朝廷,说自己因为统率大军,所以不敢入朝觐见,而且担心部下士卒会侵扰百姓,就此领军北归。不过,李克用刚刚回到河东镇,李茂贞就恢复了往日的骄横之态,并立即兴兵扩张地盘,河西很多州县如凉州、瓜州、沙州、肃州等地先后被其攻占,可谓一时间搞得波浪滔天。李茂贞再次兴兵作乱,让皇帝李晔颇为惊惧,同时他也认识到只是依靠藩镇的力量来对抗藩镇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再次开始组织禁军,希望拥有一支时刻忠于自己的军队。流亡华州皇帝李晔饱受流亡之苦,尤其是漂泊莎城之后,深刻地认识到朝廷禁军腐败虚弱的现实,使他渐渐丢掉了先前削藩的幻想,但是为了保持朝廷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他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增强禁军的战斗力。因此,自石门镇回京后,李晔决定在左、右神策军之外,重新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于是便招募了数万人,设置了安圣、振宸、保宁、宣化等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朝廷军队的战斗力。不过,皇帝李晔的这个举动,使得李茂贞深感不安,在李克用没有撤兵之前,李茂贞对朝廷表现得极为恭顺,但是李克用一撤兵,他便恢复了骄横跋扈的本来面貌,在李茂贞看来,皇帝李晔招募军队,是为了讨伐自己,因此他对朝廷的怨恨不断增加,日夜操练兵马,并扬言要带兵进京申冤。李茂贞要进京的消息传到长安后,饱经战乱之害的长安军民惶恐不安,很多人选择逃进山中避难,京城一时间为之一空。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晔急令通王李滋、覃王李嗣周分别领兵驻守京城周围,又令延王李戒丕屯守三桥以阻挡凤翔军。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李茂贞趁机上疏,诬陷延王李戒丕无缘无故兴兵攻打自己,所以只能领兵入朝请罪。李茂贞强硬的态度让皇帝李晔很是害怕,于是他一方面命令三王做好迎战准备;另一面火速遣使向李克用求援。乾宁三年(896年)六月,李茂贞领兵向京畿地区发起进攻,覃王李嗣周领兵迎战,双方在兴平的娄馆相遇。由于朝廷禁军刚刚重新组建,还没来得及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刚一交锋禁军便全线溃败,凤翔军乘胜追击进逼长安。李茂贞大兵压境,皇帝李晔唯一的希望就是盼望李克用尽快赶来救援,然而当时李克用正在和朱全忠打得难解难分,自顾不暇,无力出兵相救,形势危急之下,眼见禁军招架不住李茂贞的进攻,皇帝李晔决定再次出逃。当时蜀中地区已经成为王建的独立王国,关中地区的藩镇没有一个可以依靠,对于李晔来讲往哪里逃是个头痛的问题。延王李戒丕建议到太原避难,而且为了避开华州的韩建和同州的李继塘,他又建议从鄜州渡河前往太原。李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认为也只能逃往太原,于是命令延王李戒丕先到太原告知李克用,然后启程前往太原。七月十二日,李晔君臣仓皇逃离京城长安,一路向鄜州奔去,于次日到达渭北。韩建闻讯后,派其子韩从允前去迎接皇帝陛下,想将皇帝李晔请到华州。不过,李晔因为韩建当初对朝廷贡赋不足,而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因此婉拒了他的请求。李晔虽然不愿意到华州受韩建德钳制,可是又不敢公开得罪韩建,于是任命韩建为京畿都指挥、安抚置及开通四面道路、催促诸道纲运等使。韩建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接二连三地遣使奉表请求李晔临幸华州,而且言辞极为恳切。面对韩建的再三请求,皇帝李晔有些动心,韩建虽然曾经藐视过朝廷,但李晔内心还是不希望远离京城长安,所以当他到达富平后,就派宣徽使元公讯前往华州召韩建到自己的行宫,当面商议去留问题。韩建得旨后,第二天便赶到富平,见到皇帝李晔立即匍匐在地,哭着对李晔说,现在藩镇个个嚣张跋扈,又岂止李茂贞一人,如果皇帝陛下远离长安的宗庙园陵,到偏远地区避难,一旦渡过黄河,今后就再无回到长安的可能。如今华州虽然兵力微弱,但凭借地形优势,完全能够自守,自己在华州已经经营了十五年,可谓是兵强粮足,而且距离长安不远,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暂时留在华州,以作重新回京的打算。韩建诚恳的态度让皇帝李晔十分感动,于是他同意了韩建的请求,下令大队人马调转方向前往华州。七月十七日,皇帝李晔到达华州,韩建将自己的镇国军府让给皇帝陛下作为行宫,自己则搬到龙兴寺处理政务。皇帝李晔留在华州暂时算是安定下来,接下来他开始着手建立流亡政府。虽然明知道朝廷虚弱,已经无力削藩,但他依然对帝国的前途抱有一丝希望,渴望得到一个贤明之臣辅佐自己渡过眼前的难关。李晔在即位之初所建立的宰相班子,其成员已经所剩无几。曾经备受器重的张浚和孔纬,在征讨河东失败后,迫于李克用的压力,已经被逐出朝廷。而杜让能、韦昭度虽然称得上是良相,但因为各种原因相继被害身亡,剩下的刘崇望已经年老体衰,不堪重任。大顺二年(891年)以后提拔起来的崔绍玮、徐彦若、李溪、崔胤等人,其中不是平庸之辈就是奸佞小人,唯有李溪还能得到李晔的信任,却又被李茂贞、王行瑜杀害。值得一提的是,首席宰相崔绍玮在朝廷内结党营私,勾结藩镇残害大臣,乾宁二年的时候已被皇帝李晔处斩;崔胤则善于耍弄阴谋,趋炎附势,是崔绍玮的死党。有鉴于此,皇帝李晔决定对中枢机构进行调整,清除奸佞小人,提拔忠实可靠者主持朝廷政务。七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下诏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为武安节度使,就此将其逐出朝廷,次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扆为宰相。陆扆,字祥文,浙江吴郡人。光启二年(886年)考中进士,曾经随僖宗李儇流亡兴元,李晔即位后,担任过蓝田尉、左拾遗、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职。文思敏捷,词句优美,对时政的见解也很是中肯,深受皇帝李晔的器重,景福二年(893年),李晔一怒之下想要兴兵讨伐李茂贞,陆扆就劝阻说,现在时局动荡,不应该再和靠近京城长安较近的藩镇结怨,如果出兵讨伐凤翔,就会使其他藩镇产生觊觎朝廷之心。这次皇帝李晔提拔陆扆为宰相,显然是看中了其政治才能,而且他坚信有了陆扆的辅佐,朝廷的局势会一点点地好起来。然而让李晔想不到的是,虽然他依然信心很足,但在当时朝廷受制于藩镇的情况下,皇帝尚且受制于人,无论谁出任宰相都于事无补。事实证明,在不久的将来,李晔还会像从前一样,在藩镇的逼迫下,将宰相逐出朝廷。李晔初到华州的时候,韩建表面上还算客气,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不把皇帝陛下放在眼里,而且宰相们因畏惧其权势而不敢处理政务,这其中也包括陆扆。李晔无奈之下,只得下诏让韩建主持朝政。不过,韩建因自己是一介武夫,文化较低,担心在朝堂上闹出笑话,于是上表推辞不受,李晔最终只得收回诏令。事实上在韩建看来,自己是否把持朝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在自己手中,自己可以利用这个皇帝号令全天下。当时韩建利用皇帝李晔的名义,向各地方发布文告,命令各地将贡赋运往华州。李克用接到文告后,十分气愤地将文告掷于地上,并怒骂韩建,正所谓枪打出头鸟,早晚有一天会被李茂贞等人灭掉。李克用当然也只是发发脾气,毕竟皇帝陛下在人家手中,李克用是不能乱来的,但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朱全忠则表现的和李克用完全不同,虽然接到文告的时候,他正在和朱瑄、朱瑾兄弟作战,无法分身插手其中,但他却利用当时朝廷人事的变动,为自己在朝廷内安插一个自己的代理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三年(896年)七月,宰相崔胤因为曾经依附崔绍玮,在韩建的建议下,被逐出朝廷。崔胤不愿意到地方任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向朱全忠求助,劝他在洛阳营建宫殿,将皇帝陛下迎至东都洛阳。朱全忠认为,虽然目前情况下夺取帝位不太现实,但他可以在朝廷内找个自己的代理人,一点点地将朝政掌控在自己手中,所以他选中了崔胤。他和河南尹张全义一同上表,请求皇帝李晔迁都洛阳,并声称要用一万人马前去迎接。在表文的最后,朱全忠大肆夸奖崔胤,说崔胤是个大忠臣,皇帝陛下不应该听信谗言将其逐出朝廷。朱全忠的表文虽然是献给皇帝李晔的,但韩建明白这也是在给自己一个下马威。面对强大的朱全忠,韩建自叹不如,于是只得采取折中的办法,上奏请求重新起用崔胤为宰相,同时让皇帝李晔派使臣前往汴州,劝朱全忠不要带兵迎驾。韩建心生恐惧,朱全忠见目的已经达到,便上奏皇帝李晔,表示同意韩建奏请继续留下崔胤的请求,继续为崔胤增加印象分。崔胤就这样得以继续在朝廷任职,九月十七日,皇帝李晔再次任命崔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对朱全忠感恩戴德,自此之后两个人结交更深。崔胤复相后,十分痛恨陆扆先前取代自己,于是便在皇帝李晔面前诬陷陆扆是李茂贞的同党,同时让朱全忠也上奏请求罢免陆扆。就这样担任宰相仅仅两个月之久的陆扆,在朱全忠和崔胤的压力之下被罢相,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被贬为硖州刺史。李晔刚刚任用一个贤明之臣,就在藩镇和佞臣的运作下,被迫远离自己而去,这让流亡华州的李晔心情十分苦闷。他盼望自己能够早日回到京城长安,能够在那里按照自己意志重新整顿朝纲,但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回去,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给出确切的时间。当时李晔为了排泄内心的烦恼,经常撰写诗歌来抒发郁闷依旧的心绪,其中有两首词最能反映他当时向往回到京城长安以及矛盾的心理状态:(一)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二)飘飘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思梦时时睡,不语长如醉,早晚是归期,苍穹知不知。从两首词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皇帝李晔对京城长安的无限向往,以及对自己身置窘境的无奈与辛酸。可是他一定想不到,流亡华州不仅仅让他犹如傀儡一般,更让他的诸王兄弟惨遭屠戮,其原因在于皇帝李晔制定的亲王典兵制度。诸王之死本来大唐帝国的宗室诸王自李隆基天宝年间起,就不再插手军务,基本上算是退出了政治舞台,只有代宗李豫在位时,宗室亲王曾经执掌过军队。由于李茂贞日益嚣张跋扈,皇帝李晔即位后时常想要兴兵讨伐,但因为朝廷中没有可用的武将,而且藩镇的武将很难节制,因此李晔便效仿先祖代宗李豫以宗室亲王典兵。不过,皇帝李晔实行亲王典兵的制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景福二年(893年)五月,李晔以覃王李嗣周执掌禁军,负责征讨李茂贞,但最终征讨失利,李茂贞带领大军威逼京城长安,亲王典兵就此宣告终结。乾宁二年(895年)随着时局的动荡以及帝国经济的严重破坏,京城长安的治安情况越来越糟糕,盗匪猖獗至极点,就连宫中的物品都是接连被盗,甚至还有盗墓贼偷掘皇室陵寝。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皇帝李晔再次想起起用宗室亲王执掌军队,一方面负责宫廷守卫;另一方面使其出使四方安抚藩镇。不过李晔的这个想法,遭到了宰相和宦官们的一致反对,他们的理由是给予亲王们兵权会不利于皇帝李晔。由于反对的人众多,李晔只得打消这个念头。乾宁三年(896年),李晔重新组建禁军,设置了安圣、保宁、捧宸、宣化四军。宦官和藩镇都想拥有四军的指挥权,而李晔创建四军就是为了抑制藩镇和削弱宦官,当然不会将军权交给他们,虽然宰相是李晔可以依托的对象,但唐代又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在李晔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只得再次建立亲王典兵制度。乾宁三年(896年)二月一日,李晔以通王李滋味开府仪同三司,统管诸道军事,覃王李嗣周、延王李戒丕等亲王分别统率禁军。亲王典兵制度的建立,不可否认在当时条件下起到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可以掌握一支自己能指挥的军队。不过,皇帝李晔的这种做法,让藩镇们感到十分不安,尤其是李晔前往华州时,四军随之同行,让韩建尤为惊恐。从李晔到达华州的第一天起,韩建便处心积虑地想要解散李晔组建的四军,进而除掉掌兵的诸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韩建分步骤地采取措施,分化瓦解四军。乾宁四年(897年)正月,他命人上疏皇帝李晔,说城防将张思行等人联名告发睦王、济王、韶王、通王、彭王、韩王、仪王、陈王密谋杀害自己,并要将皇帝李晔劫持到河中。当时皇帝李晔和诸王的关系非常好,李晔明白这封奏疏背后的指使人就是韩建。虽然他当时没有想到韩建最终的目的是想破坏

                      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南京局势陷入混乱。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严格说来,两个月不够精确,因为有一支队伍坚持了一年。这支队伍是一群来自河南的土匪,头头外号“白狼”。孙中山、黄兴从来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时候都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们也给白狼打了一个招呼:大家一起来杀大独裁者袁世凯。白狼还真不客气,自封“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并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用游击战、运动战对付政府军,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根本招架不住。一时间,白狼的土匪军无人可挡,转战于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四省间,攻城杀官,声势很大。袁世凯眼看河南老乡白狼把造反项目越做越出色,于是紧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卫军统领陆建章:“你们立即出发,去把张镇芳换下来。我不管你们谁前堵谁后追,总之尽快剿灭白狼。”打擂的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上。半年后,也就是1914年8月,疲惫的白狼土匪军返回河南老巢时,中埋伏全军覆没。此仗打完,收获最大的当属陆建章,他一跃而为陕西省军区司令——陕西督军。提一句,陆建章的麾下有一员猛将,曾在“滦州兵谏”中作为龙套出场,此人是个大块头,也是他的内侄女婿,名叫冯玉祥。意外的结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他真的赢了吗?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好不容易赶跑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国民党,袁世凯开始头疼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各省与中央的矛盾。清朝解体后,地方各省自立山头。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希望地方分权,特别是地方财政(财权)独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权)独立。而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则希望中央集权,贯彻落实“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以解决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裁军杜绝乱源,只有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财政,袁世凯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收拾乱摊子,进而富国强兵。这个矛盾不太好调和。袁世凯同志与他的团队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解决办法:一步一步地集权于中央政府。确切地说,是集权于大总统之手。好了,下面就来看一看袁世凯同志如何具体操作此事。第十二章将独裁进行到底

                      袁世凯转正

                      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袁世凯几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举目四望,天下再无对手,但国民党尚控制国会,南方也未完全平定,所以袁世凯为了稳定政局,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也很听他话的内阁。内阁成员主要出自进步党,如内阁总理熊希龄、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周自齐(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他们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名流,因此这届内阁也被称为“名流内阁”。随着名流内阁开始运转,北洋势力逐渐稳固,国内也相对太平下来,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袁世凯也有烦心事:都折腾了一年多,还没有取得正式合法的身份,他仍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大总统。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国民党的头头们都被他以层出不穷的罪名满世界通缉,黎元洪也算听话,他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于是,为了防备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的议会阻止他当选总统,袁世凯又动起了歪脑筋。1913年10月6日,国会议员们来到选举会场,准备推选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在议员们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警的凶恶人士,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公民团”的助威声中,袁世凯终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异常兴奋,在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便一溜烟地呼啸而去,想必是去指定地点领赏了。1913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民国将武昌起义当日设为国庆节),如愿以偿的袁大总统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礼。软禁黎元洪这时的民国政府就像爬满猴子的大树,位置在高处的猴子往下看见的都是笑脸,位置在低处的猴子往上看见的全是屁股。爬在最高处的自然是袁世凯,其次就是副总统黎元洪。所以黎元洪这只猴子只需要看袁世凯的屁股。黎元洪手握三万精兵(武昌起义后由新军扩编而来),连续两次当选副总统,是袁世凯之下的第一人。虽然黎副总统在选择站队时大都选择袁大总统,但袁大总统仍然对其不甚放心。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是不可能让人放心的。因此,袁大总统在转正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服一个男人——黎副总统。但这事不好办,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只有控制得了地盘才能巩固权势。因此普通的调虎离山之计是不可行的。果然,袁总统前后数次邀请把办公地点设在武汉的黎副总统前来北京办公,黎元洪就一个字“拖”,拖到不了了之。袁大总统十分生气,遂下定决心给黎元洪来一招最狠的:霸王硬上弓。袁世凯正式下令,请黎副总统来京就职,湖北都督一职由段祺瑞担任。不过这道命令暂时没有公开,打黎元洪一个措手不及才能收到奇效。段祺瑞带着袁大总统签发的密令,领着头号心腹徐树铮和强悍的军队,坐着专列来到了武汉。北洋系统里仅有的两对金牌搭档之一:段祺瑞和徐树铮,就此进入大家的视野。至于另一对搭档,不久之后也会登场。简单介绍一下徐树铮其人。徐树铮,时任段祺瑞的总参谋长,安徽人,19世纪的80后。此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30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西合璧的优秀人才。他精于算计,业务能力很强,五个月之后,34岁的他就将成为中华民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陆军部次长)。此外,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性格特点:嚣张。大家很快就有机会从他身上领会嚣张的真正含义。话说段祺瑞到达武汉后,黎元洪给了段祺瑞很高的接待礼遇,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感动,他直接拿出袁大总统的命令给黎元洪过目,并强调说:“大总统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和副总统磋商要政,副总统应在首都办公,请立即北上。”黎元洪不傻,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还是开动脑筋,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主意奋力一搏:“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既然段总长(陆军总长)来接任,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你完成工作之后,我再行赴京如何?”黎元洪想争取时间另想办法,可段祺瑞也不是傻子,岂能让他如意,当即断了黎元洪的希望:“黎副总统不用担心,大总统催得急,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已给你备好。”黎元洪当然不想北上,可稍一犹豫,徐树铮先生的枪已经指在了他的头上。论年龄、论资历、论职位、论军衔,黎元洪都要甩徐树铮几条街,因此,除了一个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树铮这个末学后进没有在黎元洪面前嚣张的资格。但不幸的是,徐树铮同志就是那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的就是嚣张,任何一个人想要得到徐树铮同志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这是徐树铮第一次欺负黎元洪。此后的数年之中,他还将多次欺负黎元洪。但问题是,黎元洪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蛋,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喷发。可怜的黎元洪同志还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地弄上火车,即刻赴京去也。黎元洪到达北京时,袁大总统已给他安排好了住处——中南海瀛台,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此住处寓意生动,寄寓了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殷切期望。好在黎副总统的理解能力也很出众,他没让袁大总统失望,自此在瀛台过起了吃干饭混日子的幸福生活。黎元洪自保都够呛,他在武汉的嫡系军队哪里还保得住,很快就被热心的段祺瑞先生打散整编完毕。解散国民党,废除《临时约法》要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软禁了拥兵自重的黎副总统,心愿已偿,该消停了吧。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做了这么久的实习大总统,算是看明白了:孙中山给他定制的大总统基本是个空架子——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手里,行政权力由内阁掌握。这让向来喜欢强权的袁世凯十分难受,他要改造宪法,干掉这些权力掣肘。袁世凯初期的出手还算温柔。袁大总统写了一份冠冕堂皇的咨文(建议),让手下把这份咨文带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们。此时议员们正在热情洋溢地工作,加班加点,力争尽快把《临时约法》修订为正式宪法。解释一句,袁世凯提建议的行为是合法程序,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内容有些不大合适,只见报告上写着四条建议:一、由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国会没关系了。二、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和内阁没关系了。三、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四、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这份咨文的核心内容就一点:袁大总统要发挥超级劳模精神,把所有的职责一肩挑。议员们大吃一惊,袁大总统岂不是要搞总统专制?这与《临时约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万不能答应!敢于反抗袁大总统,还是需要些骨气的。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盼望着好消息的袁大总统,见等来的不是同意而是反对,顿时大为光火:“既然你们不吃软的,那就来硬的!”数天后,各省都督、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飘来,内容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指责“国会专制”,甚至还有人在电报中建议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不要搞了,把老坏事的国民党和国会也解散了吧。这些电报的内容自然都是袁大总统的心声。袁大总统以为一旦军人出马干政,国会一定就此屈服。但信仰武力至上的袁大总统没想到,世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道理:越压迫,越反抗。国会议员中有一些硬骨头——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人,他们不畏袁世凯的压力,硬是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按照袁世凯一贯的处事方式,他出面的都要名正言顺,无法名正言顺的他概不出面。这一次也不例外。袁世凯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国民党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此事的确存在。但很明显,这是袁世凯早就拿到手的情报,为何到现在才使用?原因就两个字:时机。在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袁世凯在动手之前,还需要办好一道手续——内阁同意取缔国民党的命令。内阁诸人,包括总理熊希龄在内,大都出自进步党,对老唱反调的政敌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感,于是袁总统顺利地拿到取缔国民党的命令。给我拿下这帮乱党!袁大总统一声令下,早就等着立功的军警们,直奔国民党议员们的住处呼啸而去。这时,国民党掌握的军队已被打残,道义上也吃亏,活活就是砧板上待宰的肉。四百多名国民党籍议员被一网打尽,国会就此瘫痪。国会瘫痪,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当即自行停顿,还未公布的宪法草案就此胎死腹中。取消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大总统给议员们送去了一通令人心惊肉跳的新春祝词: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国会瘫痪。各位也知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既然国会开不下去了,国家自然不能白养你们这些不干活的,所以请大家暂且回家。工资虽然没有了,但路费还是有的。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还是要开的,请各位回家耐心地等待好消息。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要解散国会,你们这些议员通通回家去吧。议员们当然不肯答应,但限于实力,只能穿街过巷,游行示威。舆论反击,杀伤力有限。闹了一阵之后,只得放弃年薪数千元的饭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路费打道回府。至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一件“正事”后,就此寿终正寝。看到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袁世凯同志这一系列提高行政效率,借势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搞独裁的做法,目的就是搞赤裸裸的专制。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错了。袁大总统可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和简单。这位兄台也知道独裁不是什么好词,他也欣赏民主,他原本也不想遗臭万年,所以面子上必须过得去,该走的形式还得走。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而

                      那是你的真心话。”然后,过了几天,她显得生硬沉默。“出什么事了,莫迪?”“我不干,我不离开这里,他们强迫不了我。”“这次是谁来了?”“她来了。”“她是谁?”“好像你不知道似的。”“哦,你又来了是吧?我在给你下套是吧!”“当然是了,你们都这样。”我们扯着嗓子冲着对方大声嚷。我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但是我从来没有、自打不再是孩子起就没有这样吵过架:心中不觉得怨恨,也不觉得愤怒,甚至有点享受地吵架。不过我知道对于莫迪来说这一点都不享受。她事后会痛苦的。“那是不是说还有别人来看过你?”“是的。”“她叫什么?”蓝眼睛里怒火烧得正旺,她说:“罗杰斯,博杰斯,普洛杰斯,大概这么个名吧。”然后,接着,“他们不能强迫我搬家,是吧?这房子是私产吧?”我派人去查相关信息。如果政府宣布公寓必须拆除,那她就非得搬不可。拿如今的任何住房标准来看,这房子都该禁用了。而拿任何人道主义标准来讲,她都该住着不动。我想要联系这个罗杰斯太太。我知道我可以给“社会福利局”打电话问,但事情不该这么发生——啊,才不是呢!你得让事态自己发展,想抓住什么,你就必须在正确的时机出手。前几天,我发现那两个老太太又在等我。博尔斯太太和贝茨太太。裹着大衣和围巾,不过她们的帽子上插了花,缠了亮色的缎带。春天了。“哦,你真是四处奔忙呢,”贝茨太太说,“莫迪·福勒怎么样?”“还老样儿。”“罗杰斯太太问起你来着。”“你知道她打听什么吗?”“哦,她人可好了,罗杰斯太太,四处奔忙,就和你一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就等着在哪里撞见这个罗杰斯太太了。又过去了五个星期。什么都没变……但一定有什么变了的。办公室里还是老样子,和乔伊丝相处还是那个样,和莫迪相处还是那个样。不过我见过薇拉·罗杰斯了。在人行道上碰上的,她正和那两个老太太说话。她们喊我,她转过身,脸上挂着急于示好的笑容,穿过街道,来到我身边。她是个个头不大的瘦姑娘。我本来真的是要写:12号尺码。我什么时候才能说起某人时不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穿什么?最近菲丽丝问,我姐姐是什么样子。我回答说,她穿高品质的针织套装、高级鞋子、羊绒衫。菲丽丝笑出声来,那种笑法仅仅一年前还正是我想要的效果。薇拉站在我面前,站在冷风呼呼的人行道上,脸上挂着急切、热情、歉疚的笑。友好的棕色眼睛。粉色的指甲油,不过有些脱落。没错,这当然能反映出她的某些方面了:她工作过度。衣服是耶格旗下的低端产品,好看,但不动人。我知道“关键人”就是她了。不需要做太多铺垫,我们开门见山。我说:“我一直希望能碰上你。”她回答:“是的,我非常想和你谈谈福勒太太的事。”我说:“她害怕得很,怕她会被强制搬迁。”她说:“是的,但这个事我们可以稍微拖一拖。”我说:“另一方面,对她最有用的是送餐服务。”她说:“是这样的,她能动,能四处走动,所以其实没有资格……不过如果你觉得……”我说:“要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做饭了,她只能随便吃点什么度日。”她哈哈笑起来。她说:“我一定得告诉你一件滑稽事,上周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去看我负责的一个人,她九十四岁了。耳聋,有关节炎,但是她什么事都自己做,烧饭、清扫、采购。我就站在那儿,看她准备午餐。一个肉馅饼,苏打水泡卷心菜,然后是奶油蛋糕。我对她说,你不吃新鲜的东西,沙拉啊水果啊的?什么?她冲着我喊。”薇拉讲得津津有味,但是她也有些焦虑,生怕我觉得这不好笑,有一两次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好像在说,哦,我希望你能笑。“你一定得吃水果和蔬菜,我对她喊。你需要维生素。每次我来看你,都看不到一丁点儿绿色菜,苹果也没有,橘子也没有。而她回答,什么?什么?什么?但我知道她其实听得见。后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后,她说,你上次说你多大来着,亲爱的?然后我就想起自己身上这里疼那里痛的,而我是打小吃健康饮食长大的。”于是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她看起来松了口气。“我得回家陪老头子了,”她说,“我来安排送餐的事。不过如果能安排一个我们都有空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谈一次。”说完她沿着街跑到一辆黄色大众前,钻进去,灵巧地驾车汇入了车流。莫迪对于每天中午送来的午餐十分开心,尽管其实那真不是什么好饭。淡而无味,做得很不怎么样。我已经意识到每件事在她心中的分量。是的,我以前就知道,但不是真正清楚,直到我告诉她她上了送餐服务名单,看到了她的欣喜。她一遍又一遍地谢我。“呐,你做到了,她可不行,她才不行呢,不行!”“你向她提要求了吗?”“有什么用,我提得还少吗,但是他们说我需要的是家务女工。”“你的确需要啊。”“啊,唉,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就说出来啊!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没有你也行。”“哦,莫迪,你真是不好伺候。家务女工怎么不好了?”“你请过吗?”听到这话我放声大笑,然后她也笑出声来。夏日将至。自从上次我坐下来记这倒霉的日记以来,又都发生过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不想半途而废。我和薇拉·罗杰斯见过好几次,我们聊了天——在人行道上,还有一次忙里偷闲,抽了半个小时在一家咖啡馆一起吃了快餐饭。我们说话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忙得很。有一次她问我是怎么和莫迪产生的联系,听了我的解释后,她叹了口气:“我原本指望你真的是个‘好邻居’来着的。我认识一个人,也许她肯接受‘好邻居’帮助。她不好相处,但是她很孤独。”这其实是个请求,委婉、尴尬地表达出来,但是我回答说一个莫迪就够我受的了。“啊,是的,的确是。”她立刻说。我告诉她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于是她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好像我自己已经搞懂了似的!我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与莫迪拴到了一起?我说:“我喜欢她,真的喜欢她。”“哦,是的,她很不错,不是吗?”薇拉衷心表示,“而有些人,你真的想把他们掐死。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常觉得自己简直恶毒,我觉得自己必须喜欢他们所有人。但是,我和哪个难伺候的臭老太待上一个小时,一点进展也没有,那时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暗想,老天爷啊,我总有一天要揍她一顿,总有一天。”“啊,莫迪也经常让我有这种想法。”“是的,但还是有其他的感觉吧。”“是的,是有。”我告诉莫迪薇拉有多喜欢她。她摆出一副气愤、被戳痛了的表情,不理我。“可莫迪,为什么啊?”“她压根不帮忙,手指都不动一下。”“可是你不告诉她你要什么,她怎么帮你?”“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没人来烦我。”“你看,是了吧!”“是的,我就是孤零零地自个儿待着,除了你会来。”“薇拉·罗杰斯要探视的不止你一个人,她有时候一天要走访十家或者更多,她还要打电话安排事情,让人做事情。我每天都能见你,所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他们得硬把我抬出去,到那会儿我还要大声地嚷嚷。”“她是站在你这边的,她正在想法让你不用搬。”“她就跟你这么说说。他们今天又来了。”“谁?”“你知道他,那个希腊人,怎么说的?你可以住一个房间,我们先搞其他房间。等我们弄完了,你就可以搬回来。那么尘土飞扬、乱七八糟的,叫我一直受那种罪!他们改造房子,一弄就得好几个月。”“那,那一定是那个房东了,是吧?”“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都是串通好的。”我在那家印度小店里东看西看待了好一会儿,这时店主帕特尔先生开口说:“福勒太太昨天在街上又叫又喊的。”“是吗?她说什么了?”“她一直在大叫,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们哪个来给我弄热水、安浴缸了?我没有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你们哪个来了?我这辈子都没有热自来水、没有浴缸,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们要是敢再来我就叫警察了。”帕特尔先生说得很慢,严肃、关切的眼睛盯着我的脸,我不敢笑。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责备、严肃,说道:“当初我在肯尼亚,在我们不得不离开之前,那会儿我以为这个国家里人人都很富足。”“那现在你明白了吧。”但是他还有话要说,另一个话题。我等着,拿了几袋饼干,又放了回去,研究起一罐猫粮来。终于,他开口说:“以前,我们印度人,我们是不会让我们的老人沦落到这种地步的。但是现在——我们那儿事情也在变。”我觉得我个人有义务道歉。最后,我说:“帕特尔先生,不会有太多人像福勒太太这样了。”“我店里每天都来六七个。都像她,无人照料。我这只一家店而已。”他的口气听上去像是在指责我。他在指责我的衣着、我的风格。我与这家小小的街角店铺格格不入。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冤枉我了,从货架上拿了一块蛋糕,莫迪喜欢的那种,说:“把这个给她。”我们的眼神又撞上了,这次感觉不一样:我们惊慌,我们害怕,这一切我们无法承受。八天之前的事儿。乔伊丝最终可能还是要去美国。那个女朋友做了人工流产。老公杰克很受打击:他是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的。他这一阵子算是经历了某种崩溃吧,乔伊丝一直在安慰他。这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后来她告诉我:“他好像是一直很希望我们能再生一个孩子。”“你以前知道吗?”“呃,我知道他不反对再要一个,但不知道其实他这么想要。”“如果你这以前知道呢?”“会的,我觉得我会要一个的。”“于是现在你们就在互相责怪?”“嗯。”乔伊丝叼着一根香烟,眯着眼睛,一张接一张地举起照片打量。这张行,那张不行。她又染了头发,不过看上去还是灰扑扑的。双手没有做过保养。她看上去五十岁。她身上有一种古怪、女巫似的气质。我对她说过:“乔伊丝,你得换换风格了,现在这显得太年轻了。”而她回答:“等我明白自己到底走不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该选哪个了,是吧?”乔伊丝时刻都处于快要哭出来的状态。一个词、一句笑话、一个口气——她会猛地扭过头来,眯起眼睛,盯着我,盯着菲丽丝,盯着任何一个“惹事”的人,眼泪涌上来。但是她甩甩脑袋,把眼泪甩掉,装作什么事都没有。我和菲丽丝现在都心照不宣:说话时,我们每一个音节、词汇、建议,都再三斟酌,免得乔伊丝突然控制不住,又哭起来。后来。多久?我忘了。有几天了。乔伊丝今天告诉我,她对杰克这样说,你的问题是,你想把目前这种状况带到美国去。家、子女、同情、宽慰你的妻子——还有女朋友,另摆一处。你没法选择。这就是你为什么难过成这样。而他对她说,她是铁石心肠。还有四个月他就得动身。他早应该和那边说明他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子女。“也许最后他是一个人去呢。”我若有所思地说,忘了不该刺激她。她吃了一惊,飞快地扭过头来,她如今常这样。她皱着眉头,身子往前探,盯着我。我的老朋友乔伊丝,她在千里之外,躲在什么黑暗的地方,探头打量我,心想这个哇哇乱叫的白痴是谁?“一个人!”她说,听上去像一个尖刻的女教师。“为什么不呢?”“你这人缺了点什么,我一直就这么说的。”她冷冰冰地说,给我定了性。“也许缺了点什么的是你。”我和她说了莫迪·福勒的事,说她到现在已经独身一人过了差不多六十年。我说话的时候乔伊丝站起身,拿起包,公文夹,收起桌上的东西来。“你怎么认识她的?”我告诉她了。乔伊丝听着。“内疚感,”她终于开口,“内疚感。如果你想让内疚感左右你,那是你的事。”她朝门口走去。我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讲讲这事,好好地讲,我真的很想。我想谈这件事。”她说:“哦,现在不行。”夏天了。不过我可没看到太多夏天的迹象。乔伊丝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应该有一个月了。实际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让办公室里眼下的实际情况正式化了。我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在医院,这样的场景:乔伊丝的丈夫、两个孩子、丈夫的前情妇、她的新男友。乔伊丝躺在床上,真身到了某个黑暗的地方,从那里打量着这一屋子的人,记起来该微笑的时候就笑一下。现在他想要她去美国了,但是她说自己没力气考虑这事。不过,她当然会去的。因为这些情况,我在莫迪那儿待得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一天不落都去。她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她了。但是她的感觉是,我让她失望了。我坐在那儿,努力忍住不去看手表,而她只回忆不好的往事。我说:“和我说说你带约翰尼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发现了黑莓,拿它们做了馅饼的事吧?”但是她叹着气,坐在那里,苍老的手指上下摩挲着自己(肮脏)的裙子。然后她和我讲……她姐姐波莉,有七个孩子,每次坐月子都喊莫迪去照顾她。莫迪每次都很高兴,甚至会放弃当时的工作,去姐姐家,照料一切,一忙就是几周,而且不止一次是连续照顾了好几个月。然后,莫迪说,每次都一样,姐姐忌妒起来,因为莫迪爱那些孩子们,他们也爱她。她寻一个理由:你教唆我的孩子和我对着干,你想要勾引我丈夫。这可能吗,莫迪说,那个讨厌的吝啬鬼,我给你们做牛做马,他还嫌我吃了你们的。要是我拿了一小块肉到盘子里,他就会说,莫迪大驾光临,我们周日得多买一点牛肉。而与此同时,我一天给他们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在前后两个宝宝出世之间的间隔期里,莫迪得不到姐姐的任何音信,不过莫迪不担心:总是会又有一个宝宝的,这点我知道,因为他终归得做他不能不做的那件事的。现在莫迪经常谈论性的问题,看得出来,那在她生活中曾很重大又很糟糕,而这件事她从来没弄明白过,也从没摆脱过它的折磨。她说她的丈夫,当初还把她当女王待的时候,也还是会像只老虎一样扑到她身上,就像野兽一样。她说她不明白,一分钟前还情意绵绵,下一分钟他们的爪子就扎了上来。她的丈夫找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梗在她心里:为什么?莫迪只和一个男人睡过,她那个糟糕的丈夫。她知道世上有女人喜欢这个,说这话的时候她看着我,神情有些拘谨和羞怯,担心若是我知道她好奇我是不是“那样的”,我也许会觉得被冒犯了。但是,她有过其他经历。有几年,楼上有一个和她做了朋友的女人,这个女人“喜欢这个”。她以前会和莫迪谈,说她一整天都在等夜晚到来,因为夜深时另一段人生就开始了,那才是她真正的人生。莫迪告诉我:“她告诉我他们完事以后,她得睡在他背后,这样她就可以握着他的玩意儿。那个玩意儿……”莫迪提高声音,恶心、诧异、难以置信,几乎都要哭出来,“是的,那是因为尊重,她告诉我。”莫迪坐在那里,惊愕不已,这个问题困扰了她三四十年。突然:“我才不会那样满足他们呢,那是他们用来打你的棒子!”听到这话我笑出声来(我其实一点都不自在,心里在想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的话差不多算是个总结吧,至于我们美好的性生活,我和弗雷迪,那不相干)。她说:“我一直在看你的表情呢,看得出来你不这么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而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成天到晚的性、性、性,我有的时候想,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疯了?”我笑了又笑。她也笑。但那是一种狂乱、不舒服的笑,和她那种我喜欢听的女孩的笑截然不同。莫迪直到今天还管她那差劲的丈夫叫“我男人”,能使得她如此的——?——力量真是巨大。半个世纪里,她见过他的次数也就半打。有一天,有人敲门,门外站着她的丈夫。但这个年轻人说:“妈妈?我是你的儿子约翰尼。”“哦,那就进来吧。”她说,“是这样的,我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在这之前我成天焦虑烦躁,病态得很。有一次到了非去看病不可的地步,医生对我说,福勒太太,你要么找到你的孩子,要么把他忘了,不然不行啊。我怎么找得到他?他搞不好在天涯海角,在美国,在非洲的廷巴克图!慢慢地,我的确把他忘了。而他现在就站在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了败仗,退回厦门。而这时,清军已占领福建大部分地方,他们用严密封锁的办法,要福建、广东沿海百姓后撤四十里,以断绝对郑成功的粮草供应,想困死郑成功。郑成功无论在哪里招兵筹饷,都遇到了困难,于是决定向台湾发展。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末年,欧洲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并修建城堡,向台湾人民勒索苛捐杂税。台湾人民不断反抗,遭到了荷兰侵略军的残酷镇压。郑成功少年时曾随父亲到过台湾,亲眼看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早就想收复台湾。这下,他决心赶走荷兰侵略军,命令将士修造船只,筹集粮草,准备渡海出战。恰在这时,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来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并送给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布置等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进攻台湾的信心更足了。1661年三月,郑成功叫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二万五千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越过台湾海峡,叫何廷斌给船队领航,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了台湾岛。郑家兵从天而降,打了荷兰人一个措手不及。躲在城堡里的荷军头目派了一百多个兵士向郑军冲来,郑成功一声号令,率兵士把敌军紧紧围住,杀了一个敌将,其余敌兵顿时吓得四处逃散。荷军又调动一艘最大的军舰“赫托克”号领着三艘战舰,气势汹汹地开了过来,想阻止郑军船只继续登陆,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他的六十艘战舰把“赫托克”号团团围住,一齐开炮,把“赫托克”号击沉,另外三艘荷兰船见此吓得调头就逃。荷军遭到惨败,龟缩在台湾城(今台湾东平地区)和赤嵌城(今台南地区)两座城堡里不敢出来应战。他们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今爪哇)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并许诺说:“只要你们肯退出台湾,我们宁愿献上十万两白银表示慰劳。”郑成功一扬眉毛,威严地说:“台湾本来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收回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如果赖着不走,我们就坚决地把你们从这里赶出去。”郑成功喝退荷兰使者后,又下令派兵猛攻赤嵌城。赤嵌的敌军还想负隅顽抗,一时攻不下来,这时一个当地人给郑成功出主意说:“赤嵌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切断水源,敌人就会不攻自乱。”郑成功接受了这个主意,切断了水源,果然不出三天,赤嵌的荷兰人便乖乖地投降了。盘踞在台湾城的荷军企图继续顽抗,等待救兵,准备做最后的挣扎。郑成功采取了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了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1662年,荷军头目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至此,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我国台湾长达三十八年(从1624年到1662年)的历史宣告结束。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赤嵌城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辖天兴、万年二县,又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在经济上,郑成功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大力推行垦荒屯田,在很短时间里,使台湾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郑成功为收复台湾、建设台湾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年仅三十九岁就病逝于台湾。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台湾各族人民在全岛建郑成功庙五六十座,其中延平郡王祠(又叫开山王庙)最为著名。公元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郑成功后代归顺清朝,次年,清政府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五、李定国大西南抗清在隆武帝建立政权时,当时在绍兴还有一个鲁王朱以海建立的另一个南明政权,清军先后消灭了这两个政权后,便兵分三路向大西南进攻。当时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式耜等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年号永历,历史上称他永历帝。1647年十一月,明将何腾蛟依靠大顺军余部的力量,在全州大败清军,瞿式耜率兵在桂林也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南明军声势大振。但是,由于永历政权内部的不团结,导致贻误战机,湖广和广西又被清军占领。过了两年,何腾蛟兵败后在湘潭被俘,惨遭杀害,瞿式耜也在桂林被清兵攻陷后就义。随后,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南农民起义军又在西南继续抗清十多年。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张献忠的义子中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牺牲以后,留下五六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后来他们派人和永历帝取得了联系,一道联合抗清。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但孙可望却不把抗清这件大事放在心上,他把永历帝牢牢控制在手里,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行。李定国却一心准备抗清,他在云南花了一年时间训练了三万精兵,加紧制造武器盔甲,又找了一批能够驯服大象的人,组成了一支象队,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李定国出兵进攻清军,他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湖南,连战连胜,收复了几座重镇。接着,又兵分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主帅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但双方还没有交战,清军士兵就吓得四下逃散。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督阵到严关和明军对垒。李定国大军一到,前面是高大威武的象队,后面是雄气昂扬的士兵,大象阵的怒声吼叫,把清军战马吓得到处乱窜。忽然天又下起大雨,电闪雷鸣,象群趁势一冲,清军大败而逃,明军奋勇追击,杀得清军一败涂地。孔有德撤进桂林城,紧闭城门。李定国把桂林城紧紧包围起来,日夜猛攻,明军乱箭如雨,在城墙上防守的孔有德前额中了一箭,孔有德见大势已去,便放起一把火,投到火里自杀了。永历帝得到李定国大胜清兵的捷报后,非常高兴,下令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接着李定国又带兵打下永州、衡阳、长沙,逼近岳州。清廷大为震惊,连忙派亲王尼堪带兵十万反攻长沙。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便主动撤出长沙,而在到衡阳的路上设下伏兵,准备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尼堪亲自率兵追击,中了明军的埋伏,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尼堪当场被明军士兵砍死。李定国的节节胜利,引起秦王孙可望的妒忌,孙可望假意邀请李定国去共商国是,想暗中加害于他,李定国发现孙可望的诡计后,只好带兵离开湖南,回到云南。孙可望想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亲自率军到湖南进攻清军,却打了个大败仗。孙可望想逼永历帝退位,自己做皇帝,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除掉李定国,于是就亲自带兵十四万进攻云南。他没有想到,手下的将士早就恨透了他的分裂活动,双方刚开始交战,将士们便纷纷倒戈奔向李定国一边,孙军很快全军瓦解。孙可望逃回贵阳,又遭到留守贵阳将士们的一致反对,走投无路,最后逃到长沙投降了清军。永历政权经过孙可望的叛乱投敌,力量大为削弱。1658年,清军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率领,分三路进攻云南、贵州。李定国令军队分三路进行阻击,均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回昆明。永历帝听到这个消息,和几个亲信官员惊慌失措地逃往了缅甸。永历帝逃往缅甸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不断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南明政权。他接连十三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永历帝却不敢回来。1661年十二月,吴三桂带领十万清兵开进缅甸,强行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将他带回昆明,一到昆明,永历帝便被吴三桂下令勒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这时便彻底灭亡了。李定国艰苦抗清十多年,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最后忧郁病死。【点评】清兵入关统一中原的历史充满了征服与反征服的悲壮故事,涌现出了像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这样一些饱含民族气节、永远光照后世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像吴三桂那样的民族败类。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农民起义军的骄傲自满,缺乏政治智慧与谋略,各将领之间的不团结,各自为政,内讧不断,这些都注定了他们的最终失败。清朝虽然最终统一了中原,但明显带有一种野蛮性,没有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只不过又使华夏大地进入了新一轮的君主专制的轮回,最终被华夏古老的文明所同化。而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新文明的曙光,这就为中国近代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第四章清初三先生在明清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大致有这样几种表现,一种是归顺清朝;一种是与清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当了“隐士”;再有一种就是出于对祖国、民族深挚的爱,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整理文化遗产,探求人类的正确思想,培养一代经世致用的人才。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三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历史上把他们合称为清初三先生。一、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生于1610年,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一位重要的东林党人,与东林党核心人物杨涟、左光斗往来甚为密切。1626年因与宦官魏忠贤的斗争被削去御史官职,后被害死在狱中。少年的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决心要为父亲报仇。1627年明熹宗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得到魏忠贤被崇祯帝处死的消息,黄宗羲携带利锥,星夜赶赴北京,决心找那些杀害他父亲的阉党报仇雪恨。黄宗羲到达北京后,虽然他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魏忠贤已被赐死,但魏忠贤的一些余党仍逍遥法外。黄宗羲上书崇祯帝,要求斩首直接杀害他父亲的凶手许显纯、崔应元和李实等人。一天,在审堂上对质的时候,黄宗羲满腔怒火冲腾而起,手拿利锥,刺得许显纯遍体流血连喊饶命,崔应元吓得面无人色。经黄宗羲据理力争,许、崔二人被判处死刑。当年一手捏造黄宗羲父亲罪名的李实听到这个消息,赶忙给黄宗羲送来三千两白银,希望黄宗羲对他免于追究,可是黄宗羲一点儿不为所动,再次上书崇祯帝,揭发李实的罪恶行径,最后李实也被发配充军。黄宗羲的行动,轰动了整个京城,赢得人们的一片赞誉,连崇祯帝也夸奖他是一位“忠臣孤子”。随后,黄宗羲回到家乡发愤读书,抄书。家乡的世学楼、澹生堂以及南中的千顷堂、绛云楼的藏书,他都认真地一一看过,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读完了“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等巨著。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底,也使他更加看清了明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命运。崇祯三年,他加入了在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一复社。这是一个与奸臣党斗争的文人联合组织。黄宗羲与顾宪成之孙顾杲作为发起人,联合贴出了声讨第二个魏忠贤式的人物——阮大铖的《南都乱公揭》,一下子轰动了南京。阮大铖刚要跃跃欲试、仿效魏忠贤的丑恶阴险的嘴脸暴露无遗,只好躲起来,再也不敢公开活动。崇祯死后,阮大铖的死党马士英辅佐朱由崧在南京称帝,阮大铖又出任弘光帝政权的兵部尚书。他一上台便抛出一个名叫《蝗蝻录》的黑名单,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黄宗羲不幸被捕。后因提审延期,在1645年清军攻进南京后,黄宗羲得幸逃脱出来。这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坚持抗清,黄宗羲集合起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起兵响应,他被任命为鲁王政权的监察御史,从此踏上了八年抗清的艰辛历程。鲁王政权中主持军务的孙嘉绩、熊汝霖等人是一帮没有指挥才能,更不敢率兵出击收复失地的书生。黄宗羲处处受到这帮庸人的节制操纵,不能有所作为。1646年六月,清兵进入浙东,鲁王南逃。黄宗羲率领五百名残兵在四明山结寨固守,抵抗清兵的进攻,但终因力量单薄而被打败了。为了躲避清朝统治者的悬赏通缉,黄宗羲置身于深山草莽之中。在食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创作完成了《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新推交食法授时历》、《西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测圆要义》等一些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著作,为我国科技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亡命的日子里,他得知鲁王在建跳,曾再度投奔鲁王的帐下,但这时鲁王的政权已晚景凄凉了,一帮愚蠢的将领左右着鲁王,连提一句建议的机会也没有,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于是他决定回乡“毕力于著述”。1661年康熙帝即位,清朝统治已稳定下来,这一年黄宗羲也结束了武装抗清的斗争生活,从此避居乡间,专心著述。1663年,著名的《明夷待访录》问世,在这部书中,黄宗羲提出了两大著名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其一,他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快乐”的思想,严斥君主专制制度,书中字里行间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该书后来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有力思想武器。其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商人经商一直受到抑制,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行业,致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社会发展缓慢。黄宗羲敢于向传统的愚昧专制思想挑战,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远见卓识的。1665年,黄宗羲收徒讲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都出于他的门下。1667年,他又恢复了他的教师刘宗同创办的证人书院。黄宗羲讲学注重教给学生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强调读书必须实用。他教学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历法、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有一百多人拜他为师,这时,他已是一个学生满天下的学者了。1678年,康熙为了笼络汉族地主,开博学鸿辞科取士,命令三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推荐人才。掌院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了黄宗羲,但被黄宗羲婉言辞谢了。两年后,清政府聘请他任《明史》编修的顾问,他以气节为重,再次力辞。康熙没有勉强,只是要求他把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著作全都抄送入京。虽然黄宗羲没有直接参与《明史》的修撰,但《明史》的修成,也凝聚了他许多心血。比如《历志》,虽不是他执笔,却是经过他的审阅才定稿的。另外,他让自己的儿子黄白家参加了史局。1676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明儒学案》。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明代二百多位学者的著作系统排比,阐明每个学者的学术渊源,学说宗旨及演变。评论公正,分析深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创。晚年他又完成了《宋元学案》,使七百年间儒苑门户一目了然,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杰出的贡献。黄宗羲晚年仍然非常勤奋,每天读书不完成规定的卷数绝不休息,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编撰了四百八十二卷的《明文海》这部巨著。1695年,黄宗羲与世长辞。死前他留遗嘱,要求家人在他死后“于次日安葬,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旌幡纸钱一概不用”。这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最大的轻蔑,也是他唯物主义认识观的彻底表现,他以特有的铮铮风骨,昂扬的战斗性格、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为自己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二、顾炎武与《日知录》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父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子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放弃了科举,通读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理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在跟清兵激战二十一天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

                      光的红色头皮。她体型硕大,穿了一件咖啡色和白色相间的克林普纶衣服,贴身裁剪,很紧,难看极了。她的手肥硕,有些发红,指关节肿得发亮。她走路时要拄拐杖。她九十六岁了,完全能再活上十年。他们吃了又吃,吃了又吃,我们都吃了又吃。而吃得最多的要属莫迪,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低垂着眼睛,有条不紊地吃着,什么都不剩下,她慢条斯理地把每一点面包渣吃完,让我们大家等着。而他们都舒服地围坐在摆满菜肴的桌边,脸上是盛气凌人的笑容,摆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说着莫迪姨婆做过这个、莫迪姨婆做过那个来打趣她。她一句话也不接。吃完饭,她对我说:“现在我们该走啦。”然后,她直视姐姐,提高声音说,“既然我已经把你吃了个倾家荡产。”儿女们不安地讪笑,孙子辈们饶有兴味。那些不在场的曾孙辈们大概从来没听说过莫迪姨婆。女族长只是微微一笑,女王一般,淡漠冷酷。她说:“我按老规矩,给你烤了一个好吃的小圣诞布丁,你带回去吧。”“我倒记不得去年有过,前年也没有过。”“唉,小姨。”一个外甥女说。女族长朝一个年轻人点头示意,他端来一个白色小钵,递给莫迪。起先莫迪想要把它撂下,但是最终把它递给我:“拿着。”我端起那个小布丁,那个量也许能喂几只麻雀吧。我们一大队人慢吞吞地朝我的车走去,速度要看莫迪的。哦,在那晚秋的阳光下,她看起来面色多黄、多糟糕。那一家人也看到了,明白过来。这些高大魁梧、朝气蓬勃、活得滋润的家伙看着她,黑黑的一小团,家族的替罪羊,突然感到冷飕飕的。他们恐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高声音,喊道:“小姨,再见,改天再来玩!”“没错,”她姐姐吩咐,“下次再找个星期天,让你的‘好邻居’带你来。不过这次要提前打招呼,把时间留足了。”她已打定主意不去弄明白莫迪不会再来了这个事实。她对我说:“莫迪能有一个‘好邻居’真好。我都和她说过上百遍了,你得要一个家务女工,我是这么说的。”于是用这个方法,莫迪的家人终于抹掉了她的这项成就: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爱她的人。而我真的是爱莫迪的。她坐在我身边,哆嗦,呜咽,我心疼极了。我对她说:“莫迪,那帮人一百个都抵不上你一个,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也一直比他们好得多得多。”于是我们驱车回家,一路无言。一整个下午我都陪着她,给她煮茶,给她烧晚饭,悉心照料。但是她无精打采,痛苦伤心。第二天,她真的大不一样了。那是三周前。自从那天起,便每况愈下。一周前,她开始讲小时候。有一次他们带她去参加圣诞前夜的教堂礼拜,她从此忘不了马厩里的圣婴,还有那些天使们。我让我的秘书找找哪里可以去做礼拜,要不太费事的。最后我选择了莫迪家街那头的一个教堂,这样她就不用走太远的路了。过去一周里,她一直在讲——这也是她第一次讲——自己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去参加过的教堂礼拜,但明显地,花花公子先生和他的情妇,还有那位可怜的妻子对宗教没多大兴趣。她讲的是教堂里的歌声,教堂有多漂亮,玻璃彩窗,“木头发出的好闻的味道”,鲜花。昨天晚上,我带她开了一百码左右的车程去那个教堂,车开得很慢很慢。我可以看出——又一次看出——她身体又垮下去多少,因为我带她去她姐姐家不过是五个星期前的事,可现在车子轻轻一动她就会不舒服。我扶她下车,和她一起走进教堂。从外面看,那不过是一栋平常的、让人愉悦的小建筑,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从我们走进入口时开始,我便透过莫迪的眼睛来看。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凝视,抬眼看屋顶的阴影,然后视线投向圣坛上耀眼的烛光。圣坛的一边,是躺在摇篮里的漂亮婴儿,还有天使们,披着红色和蓝色的袍子,戴着金冠,跪在马利亚身边,马利亚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年轻姑娘,粉红的双颊,笑容甜美。东方三博士站在附近,手里捧着裹了金纸和银纸、系着鲜红缎带的礼物。四周,在闪闪发光的柔软稻草上,是一只只小羊羔。还有一条真的狗,是教区牧师的,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小猎犬,卧在羊羔中间。哦,真漂亮,莫迪叫道。人们闻声转过身,看到这个年迈、驼背、身着黑衣的丑老太婆站在那里,微笑,颤抖。于是他们也微笑,屋里只有温柔模糊的烛光,谁也看不出她病得有多厉害,皮肤有多黄。我们沿着教堂坐椅间的通道往前走,走得极慢,因为她没看路,而是盯着圣坛边美丽的布景。我们在最前面一排坐下,可以看到那条听话的狗微微地喘着气,还被烛火熏得暖洋洋的,于是不住地打哈欠。哦,太可爱了,哦,太漂亮了,哦,我的小东西,我的小狗狗,莫迪啜泣着,伸出手来。狗看到她这样,就往她那儿去,但是廊柱后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人低低地喝了一声,它就又卧回羊羔间去了。礼拜式平常得很,我确定那个布景很俗气。这一切让她累得筋疲力尽,我服侍她上床,给她倒了杯热牛奶,她的猫躺在她身边。可爱,可爱,我可爱的小东西,她喃喃低语,我离开时,她微笑着,对我微笑,对着那猫微笑,对着自己的回忆微笑。但是……她得住院。上周医生来过了,而且不是坏薇拉叫他来的。他告诉她,自己估算着,莫迪差不多“适合”去医院了。他来了,看到现在的情况,说如果不去就要过圣诞节了,她应该立即住院。不过他施恩,宽限她一周。我们知道她进去就不会再出来了。她知道吗?哦,不,两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简直是一场噩梦。莫迪成天怒不可遏,大发脾气。薇拉·罗杰斯不在,她外出参加培训了,而既然她得有个敌人,我就成了那个敌人。有一天晚上,她当着我的面摔上门,把我关在外面,第二天才让我进去,她脸色惨白,眼睛里冒着熊熊怒火。“莫迪,”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我们面对面坐着,炉火熄了,房里冰冷,猫饿着肚子,烦躁不安,大声号叫。我指望她会投降,像往常一样,猛地一扭头,傲慢地抬起下巴——然后叹气,抬手遮住脸,没一会儿,细小的声音,通情达理的口气,向我解释。但是不,她愠怒地坐在那里,下嘴唇噘着,瞪着眼睛。我连哄带劝,但是没用。我现在不大确定,我能不能再看到我的莫迪了,因为毫无疑问,这个莫迪现在有点神经失常。这个问题我琢磨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容忍人们的某些怪癖、怪脾气,不把那称作神经失常。那,到底什么是神经失常?过得和现实脱节,这肯定算吧?莫迪对着自己唯一一个朋友大叫大嚷、大发脾气,把我当作敌人,这就算不上理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和现实脱节了,一切都是一场可怕的闹剧,我不能对她说,莫迪,你得了癌症。我想到了妈妈,我想到了弗雷迪。我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想不通,那两人可以说,我得了癌症,但莫迪却不能,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教育?胡说八道!可是我妈妈、我丈夫去世前,没有一时一刻和所发生着的一切脱节。那会儿脱节的是我!而薇拉又不在,我没法问她……问什么?各种各样我需要知道的事情。我管不了莫迪的事了。不管她去不去医院。薇拉回来了,我们把莫迪送去了医院。我不得不安排住莫迪隔壁的那个女人帮她喂猫,她说我不能指望她会收留它,不如把它送去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吧?我把莫迪的房子彻底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会散发恶臭的东西——马桶,厨房。我找到了藏起来的肮脏衬裤和内衣,终于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里了。做这事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就好像把莫迪扔掉了。我的确是在想,她为什么得经历这一切,这漫长、肮脏、悲惨的死亡过程?她若是能在睡梦中死去,该多好。但是她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什么权利这样想?她住在我们最新的大医院里,住的是四人病房,用的是最好的现代药品,接受着最好的现代护理。周围的人都小心翼翼,给她充分的独处机会,举止谨慎、讨喜。那个可怜的莫迪,一个脸色蜡黄、怒气冲天的小老太太,就是这样,坐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垫着靠垫,别人给她送餐送药,她什么都不做,就成天发火、反抗、嘟囔、诅咒……可尽管这样,他们还都喜爱她。真的。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训练有素,但不是这样的。每个护士都和我说过,莫迪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气质。小医生也对我说,“你是怎么和她交上朋友的?”他是真的想知道,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莫迪的那种气质。“她很可爱。”病房的男护士说,他刚花了二十分钟劝莫迪吃药。那是止痛剂。这还只是药性相对温和的一剂药,而到时候,她身上的疼痛会越来越厉害,那就得用药性猛烈的药剂,非用不可。但是莫迪说,这让我意识模糊,弄得我一脑子糨糊。她熬着不吃,直到她愤怒地啜泣一声,猛地把头扭向桌上的杯子,这是告诉我她肯吃药了。我每天下班后去看她,待两个小时。“噢,你终于来啦。”莫迪说。然后,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她说:“要走,是吧?”然后她转过脸去,不看我。轻松了,不用给她洗澡、搓衣服(得保证它们大致干净);不用坐在她对面,强压下怒火、沮丧、怨恨,听她对我恶言相向。她的家人已经来过了,那个部落,医院一次放两三个进来看她。“你们是来看我死了以后会给你们留什么的吗?”她问,“你们还不清楚吗,多少年前你们就把我的东西都拿光了。”“哦,小姨!”外甥、外甥女们这样说。而女族长则质问:“莫迪,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这是什么话。”莫迪说,转过脸不理他们。他们说再见,小姨;再见,莫迪的时候,她也不搭理。我提出申请,要提前结束全职。现在我一周去两个整天,根据需要灵活安排;智囊团晨会的时候去半天;我还答应在杂志交付印刷前的那几天中,再去一天半。菲丽丝请我和她一起吃午餐。这是一个正式邀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现在和吉尔形影不离,吉尔黏上菲丽丝了,所以想找几分钟单独谈一谈都不容易。我以为她是想要我给些关于杂志社的建议,也许还有些关于吉尔的,但是她让我乱了阵脚,她说查尔斯想娶她。我根本没想过这个可能,我坐在那里,拿餐巾轻轻擦嘴,啜了几口酒,想要争取一点时间。我在想,我之所以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是因为这实在太荒谬了。那是我的第一反应,而现在我在这儿记日记(午夜时分),我依然觉得那个反应是正确的。我几乎是立刻就恢复了正常,坐在那儿,集中注意力听她说,表现出满满的同情,努力让自己不要对这一切太过挑剔,反复暗暗对自己说,众所周知,我不具备在这方面做评判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结过婚,“缺了些什么”。但是她怎么能嫁给查尔斯,或者准确地说,如何维持这段婚姻?他要离婚,有三个孩子,所以要花在他们教育上的费用简直惊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得靠菲丽丝维持、供养。孩子们会怎样?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一个个出现,而她坐在那里,焦虑地欠着身子,穿着柔软的衣服,真是个漂亮的小东西。我以前怎么也想不到要称她为漂亮,但她如今的确是漂亮。润泽的头发,晶亮的眼睛,在餐厅深色木墙的映衬下,她好像在熠熠生辉。她想要建议。唉,我现在可是知道了,没事不要随便给人建议。我想要知道,若是结婚,她要承担起什么来,对此她心里有多清楚?归根结底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吗?而她说的,是她和查尔斯一起管理杂志,合作得多么好,一切多么轻松顺利:她讲啊讲啊,不停地谈工作,她的眼睛期待地盯着我的眼睛,因为我没有说,哦,菲丽丝,你真是疯了,或者,这真是好消息。我就让她这么一直一直讲下去,我自己不怎么插话,只偶尔提供几句显示处世智慧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储备一大堆这样的话,碰上这种别人指望你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情况,就好应付了。到我们用餐结束的时候,她第一次提到了如果结婚,他们要不起孩子,因为她得工作,而她也不知道自己对于孩子是个什么想法。她不时地瞥我一眼,一脸期许,好像觉得就算这谈话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也还有可能说,哎呀,那当然了,你一定要嫁给他!但是我确实开口问了个问题,语速飞快,态度尴尬,你想提一个和当前谈话氛围不大契合的话题时,就会这样。我问的是:“但是你的妇女解放集会,那一类的东西,怎么办?”她目光躲闪,微笑着,漫不经心地说:“噢,他不介意我做什么,其实,他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这实在是答非所问。我听到自己神经兮兮地哈哈笑,那情形,就好像是谁讲的笑话没爆响。查理也邀请我共进午餐。他想和我说说他的麻烦。他觉得娶菲丽丝,把自己的过去强加给她,这不公平。对于娶菲丽丝的事,他又有新考虑了?我扩大储备,又备好了这样的话:你一定得严肃、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走你认为最好的路!还有,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这顿饭根本就是一场长达两小时的个人独白,我偶尔穿插一点上面那些话。我们在餐厅外道别的时候,他感谢我给了他好建议。菲丽丝太聪明了:几天前,当我们道别的时候(在餐厅外),她涎皮赖脸地对我咧嘴一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该怎么做呢,这样我就可以把错全赖在你身上了!”看来,至少这两个人有可能出于惯性结了婚;若真这样,到头来,要是这段婚姻居然是个成功……?我原指望着现在有时间了,可以让我的衣服达到水准。保持我的风格,真不是个轻松活儿。我站在镜子前,穿着自己最好的套装。蜜黄色,柞蚕丝。我的包。我的手套。我的鞋子。臀部上方不够平整,但没法解决。翻领的边沿看上去不够灵动。两颗扣子松了。鸽灰色的缎质衬里上有一根线头冒出来了。我的鞋子面上起了皱。我的手套不理想。我所有的丝袜上都有抽丝的地方。怎么办?全扔了,重新来!但不行啊,问题是,就算我现在有时间保持我的风格,我也没兴趣保持了。我最近想起来,科莱特的,或者说是“亲爱的”[15]的莉亚以前迎接老情人时,告诉他,自己换了一身套装,系了漂亮的蕾丝褶裥,一身盛装,去什么场合都可以。而让他伤心的(让科莱特伤心的?),是她不再在乎这些费时费心的奢华打扮了。但是我不会不修边幅的,我不会。若是因为没有精力而邋遢,那就是掉进了老年的陷阱——毕竟,我才五十多岁,还不是退场的时候呢。我的风格需要费时、费心、注重细节,如果我不再在乎它了,那我就要想个什么聪明点子,折衷一下。在考虑这些的同时,我捐了好多衣物给慈善商店,还让我的裁缝按原样翻做了一些衣物。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我们花大量时间讨论布料、扣子、衬里。她很惊讶,接到我的信以后打电话给我,她真正想问的是,你居然叫我把那款浅灰毛料套装照样再做一身出来,料子在邦德街就能买,你这是不再感兴趣了吗?——是的,我亲爱的,的确是这样的,我失去兴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好歹是介绍了菲丽丝给你。我还会请你再帮我做那款棕色的女衫裤套装,那款黑色的中国绉纱衬衫,那款米色的丝绸裙。过了多久了?我想大概有两周了吧。每天我都去病房看莫迪。你好,我说,你怎么样,和大家一样,微笑、友好;而若是站在她的角度上看,我知道她觉得这态度是伪装,是欺骗,就像一场噩梦——她就这样被我们捉住了,是我们的囚徒,我们用虚假的微笑包围了她。可这些是她自己逼出来的。我渴望她能不再躲在那张愠怒、充满敌意的蜡黄面孔后面;我渴望和莫迪本人交流,哪怕只有一会儿。但是她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狂怒、自己的猜忌里,从这个牢笼里向外张望,看着我那可憎的讨喜微笑。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每当走进病房,我的脸就自动摆出了这副表情。实在是煎熬,实在是糟糕!我现在是在讲我的煎熬,不是莫迪的。明显,我还是自私的,但是我相信,如今这个每天在病房陪莫迪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尽管时间是永远不够长,每次我离开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被

                      战死面不能先割地求生存,这都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过错(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熊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如今大王失去数百里的土地,丢掉几十座城市、而魏国的兵患却不能解除,这是因为大王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能先把地送给秦国。如今秦国强大,天下无敌;魏国弱小;战败已成定局。如果大王能听我的话,国家亏了地,但不至于伤害国家的元气;大王委屈了自己,但不至于再遭苦难。因为我们可以此阻止以吕不韦为首的主战派对魏国的进攻。如今的秦国,从一般老百姓,尸到朝堂之上的大臣,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支持嫪毐,还是支持吕不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如果大王先割地送给秦国,那就成为嫪毐的功劳了;委屈自己而尊奉秦国,也是因为嫪毐。大主这是以整个国家在支持嫪毐,嫪毐这一派肯定会战胜吕不韦这一派。这样;秦国王太后赵姬肯定会赞赏大王。秦国王太后感谢大王,大王算是交了一个天下最值得交的朋友。大主通过嫪毐而结交了秦国,天下的人都会弃吕不韦而支持嫪毐,那么,天王因吕不韦屡攻魏国的冤仇就报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谬氏?天下必合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战国策》的这段文字透露了四点信息:第一,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是秦国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第二,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的矛盾广为人知;第三,吕不韦集团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则未必;第四,嫪毐集团由于得到王太后赵姬的支持,所以,显得比吕不韦集团更有实力。从上面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吕不韦一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秦国的统一战争、是秦国政坛上著名的主战派。魏国之所以要主动献地给秦,就是想扶植嫪毐这一派。如果吕不韦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至少不是一个铁杆主战派。因为嫪毐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根本就不懂得为秦国谋利益,嫪毐所知道的仅仅是依靠王太后支持疯狂地攫取权力,扩大自己这一派的势力。但是,嫪毐集团和吕不韦集团没有一个是秦王嬴政所能容忍的!嬴政要的是自己独揽朝纲,他岂能允许两个政治集团瓜分他手一中的权力?既然嫪毐本人已被车裂处死,那么,吕不韦也必须得死。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总裁一个都不能留!所以,吕不韦的被迫自杀有着深刻的背景。吕不韦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样,终归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吕不韦精心策划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精心辅佐了秦王嬴政。吕不韦全力支持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吕不韦犯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吕不韦一生中第二个重大错课就是不自觉地超越君权。吕不韦没有想过,他在秦王嬴政继位之后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者说,吕不韦精于获得权力,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要一个经过艰苦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放弃权力非常不易,但是,这又是任何一个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学会的。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逐步开始了向中央集权的转变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君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不管是谁,不管你与国君是什么关系,你的权力都不可能长期超越君权。谁越位侵占了君权厂谁就会遭到只允许自己独操大权的君王的杀戮。吕不韦与秦王嬴政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即使吕不韦和嬴政有血缘关系,嬴政同样会除掉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我们在“穆公东扩”中讲过,晋文公重耳就是靠杀死启己的侄子晋怀公当上晋国国君的。所以,吕不韦在嬴政继位之后,应当立即还政,及时引退,低调做人,韬光养晦、全力解散多年为相形成的政治集团。这样,才能让嬴政放心,也才能自我保全。可是,吕不韦没有这样做。嬴政举行加冠礼后,吕不韦应当立即引咎辞职,退居乡里。但是,吕不韦也没有这样做!等到秦王嬴政将吕不韦驱逐出朝,让他回到河南封地去时,吕不韦清醒了吗?依然没有!何以见得呢?“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就是明证。这说明吕不韦不甘寂寞!这也是人性的必然,要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一下子销声匿迹,自甘寂寞,难!六国使者“相望于道”,这些使者一个个都是吕不韦的催命鬼!他们的到来让秦王嬴政刚刚放下一点的心又悬起来了。如果吕不韦去六国为相,为六国服务,对秦国一肯定极为不利!这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敌所用,秦王嬴政能愿意吗?秦王嬴政只能将吕不书全家迁到更偏远的地方。这只是秦王嬴政除掉吕不韦的第一步,下面更严厉的惩罚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吕不韦终于因自己政治上的两大失误走向了死亡。我们从秦王嬴政对赵姬、吕不韦的出手中可以看出,秦王嬴政非常果断、残酷,天生就是一个长于执掌朝纲的铁腕人物。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敢于软禁,对自己的“仲父”敢于流放,因为他需要从王太后、相国手中夺回属于他的政治权力。司马迁写秦王嬴政性格“刚毅”,算是看透了嬴政。吕不韦以德治国秦始皇果决寡恩吕不韦的被逼自杀对秦王嬴政来说当然是心中最痛快的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却极为严重。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的国富兵强,变法之后的秦军也成了著名的虎狼之师。商鞅变法给秦国军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每位军人上战场就想斩掉敌方的人头,因为有了人头就可以晋升爵位,爵位又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发动的战争动辄杀戮数十万人。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军也向外大规模扩张,但是,这些攻城略地的战争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秦王政二年,麃(biāo,标)公攻占魏国卷(今河南原阳),斩首三万(麃会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秦王政三年,大将蒙骜攻占了韩国十三座城市(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秦王政五年,大将蒙骜攻占魏国二十座城市,建立了极具战略地位的东郡(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但是,这些战争都没有杀戮十几万人的历史记录,只是在攻占魏国卷时“斩首三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史书没有记载,不过,看看《吕氏春秋》就会明白。秦国可以靠军功、爵位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士兵的作战激情,培养出一支雄壮之师;但是,秦国在推进统一六国的战争之时,一味的斩首必然意味着六国的拼死抵抗!六国虽弱,最终要被秦国所灭,但是,他们也有生存权啊!他们也不甘心亡国啊!虽然六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是天下由动乱走向稳定的需要,但是,这种进步是要六国付出亡国的代价的。六国能甘心吗?本已不甘心亡国,又将在战败之后遭受屠杀,所以六国之人必然要拼死抵抗。反正是死,战亦死,降亦死,为什么不战而降呢?所以,商鞅制订的军功爵制面临着一种尴尬:不适应统一六国的战争现实。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明确提出:治理天下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这个根本就是孝道(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吕氏春秋》一书中大讲儒家的德教,强调以德为本的礼乐教化,强调嬴取民心的王道仁政。这是对商鞅纯粹的法家思想的有力反拨。正是因为有了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才出现了吕不韦主政期间秦国对六国攻城略地而不出现大量杀戮的现象。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秦军的统一战争受到的拼死抵抗大大减少。吕不韦的政策中不仅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成分,也是先秦时期道、法、墨、名各家思想的综合。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他的治国蓝图的全面反映,这种治国思想与秦始皇的方略是相悖的。伴随着吕不韦离开秦国政坛和吕不韦的自杀而亡,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的思想当然不会为秦王嬴政所喜欢了。秦王嬴政既然逼杀吕不韦,他的身边就缺少了一位像吕不韦一样精明能干的助手。但是,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君王,身边都不乏精明强干的人才。谁能够在吕不韦之后代替他呢?谁能够成为秦主嬴政未来的主要助手呢?第13章李斯为政秦王嬴政继位的煎九年,一直是吕不韦主政,秦王嬴政十二年,由于嫪毐事件的牵连,吕不韦被迫饮鸩自杀,嬴政从此失去了治国的一个关键助手。抛弃了吕不韦的嬴政要完成轰轰烈烈的统一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得力助手,在这种背景下,嬴政起用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李斯。在李斯的辅佐下,嬴政一步步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创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嬴政之前三十余名国君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秦王嬴政的统一大业中,李斯功不可没。这个来自楚国上蔡闾巷中的小人物,究竟是如何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呢?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究竟做了哪些贡献呢?仓中鼠领悟人生西入秦初露锋芒在逼迫吕不韦饮鸩自杀之后,秦王嬴政选取的主要助手是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经在郡里做个小吏。有一次,李斯上厕所,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得很差,而且一看见人和狗就吓得狼狈逃窜。后来,李斯到官府的粮仓里,看见仓里的老鼠,住大房子,没有惊扰,吃得好,住得好(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大生感慨:一个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仓中鼠的理想,显露了李斯不甘贫贱、一心向上爬的愿望。不少学者指出,李斯的“老鼠哲学”是自私哲学,确实非常正确。但是,李斯的“老鼠哲学”并非全无道理,平台对于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确实非常重要。这是李斯对人生的有效领悟。“仓中鼠”的理想使李斯不再甘当一个小吏,他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李斯辞去官职,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宣讲孔子的学说,但是,他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改造。荀子的思想比较接近法家主张,主要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国家才能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他各国也在走下坡路,而秦国在西边正蓄势待发,他决定到秦国去。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统一天下(欲吞天下称帝),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只能遭人耻笑。这是李斯对人生意义及荣辱问题的总看法,是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他积极进取、乘时建功的动力,也是他日后陷入罪恶渊薮的源起。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斯准备入秦之时,正是秦庄襄王子楚时期,强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日趋显明。李斯选择入秦,显示了李斯对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敏锐判断。但是,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好赶上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成了秦王。李斯刚到秦国,嬴政年幼而没有接管权力。权力在王太后赵姬和吕不韦手中。所以,精明的李斯立即投奔吕不韦,做了吕不韦的门客。此时的吕不韦已是相国兼仲父,地位如日中天。李斯是有才之士,一个人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最终是无法隐瞒得住的。所以,李斯很快被吕不韦发现、重视(不韦贤之),提升为郎(侍从),并因此得到了接触秦王嬴政的机会。一次,他对嬴政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抓住时机。秦穆公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一天天衰落,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这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眼下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方不能错过。季斯的这番见解得到了嬴政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第二次见到秦王嬴政的时候,李斯又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要两手并用,一方面要使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惜金钱,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就是一方面用兵,一方面用钱,用这两种武器对六国双管齐下。这种策略有点像现代美国惯常使用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不过早了一千多年。嬴政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很奏效。这样,李斯又被嬴政从长史提拔为客卿(六国之人在秦担任的高级顾问)。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身为客卿、意气风发的李斯要大展宏图之时,遭遇了驱逐门事件。郑国修渠耗秦力嬴政恼怒逐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件被免职,归食邑洛阳赋闲。就在这一年,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的六国之人。秦王嬴政的逐客令来势凶猛,一时间,在秦国的六国人士纷纷逃离秦国。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注重网罗天卞人才,为什么刚刚掌权的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六国人士呢?原来秦王嬴政的逐客令和一个国家有关。这个国家是韩国。韩国和秦国相邻,位置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因此,它注定是阻挡秦国东扩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秦国从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六国总方略之后,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蚕食,国土面积不断缩水。濒临绝境的韩国想到了一个消耗秦国国力的办法,就是让秦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战国后期,虽然铁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生产之中,但是,和今天相比,战国时期的生产工真仍然显得十分简陋,生产力水平也很低下,实施重大工程往往要举国之力。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这样,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韩国认为秦国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爱干这类“傻事”。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间谍,到秦国来诱使秦国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这个间谍是谁呢?他的名字也比较有意思,叫郑国。韩国为什么选郑国到秦国当间谍呢?因为郑国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水利专家,他的施工设计合理,修好后的郑国渠可以成为秦国富农政策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对于秦王很有吸引力。秦王嬴政因此动了心,同意修建这条三百多里长的水渠。这条水渠由西向东,横跨渭北高原,一旦修好,可以灌溉关中四百多万亩土地。特别是这条水渠含有大量泥沙,用泥沙淤灌盐碱地,可以彻底变盐碱地为良田。因此,这条水渠可以大大强化关中的抗旱能力,大面积地改造关中的盐碱地,增加耕地面积,使关中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水渠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国渠”。但是,正当郑国渠修建得如火如荼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秦王嬴政听说郑国是个韩国间谍,勃然大怒,要杀郑国。不过,郑国非常坦然地对嬴政说,我开始确实是作为韩国间谍来秦国的,但是,这条水渠修好之后,的确能给关中农业带来巨大效益,这对秦国是非常有利的。《史记·河渠书》在评价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时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是说郑国渠使秦国关中成为千里沃野,从此再没有灾年,秦国因此更加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话说得稍显夸张,但是,郑国渠对于秦国稳定国内经济、增强经济基础,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秦王嬴政听了郑国的解释,觉得郑国的话讲得有道理,就恢复了他的修渠工作,让郑国把活干完。郑国渠虽然继续修,但是、郑

                      号称呼,少有真名: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神一元(也叫神一魁)、老回回(马光玉)、不沾泥(张存孟)、红军友、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闯塌天(刘国能)、破甲锥、邢红狼、乱世王、混天王、显道人、乡里人、活地草、革里狼、左金王、曹操(罗汝才)、关索、混天星、过天星(张天琳)、独行狼、蝎子块、一字王、射塌天、混十万、可天飞、混天飞、点灯子、王老虎、金翅鹏、一条龙、满天星、混天猴、上天龙、马老虎、独头虎、上天猴、黑煞神、飞山虎、一只虎、撞天王、翻山鹞、整齐王、紫微星、托天王、十反王、小秦王、混世王、上天王、一连莺、一盏灯、钻天哨、开山斧、一座城、通天柱、爬天王、抓地虎、滚地龙、滚地狼、紫金梁(王自用)。看着这些名字,想必您已经眼花缭乱了,这些人当中真正需要您记住的其实只有两个人,李自成和张献忠。张献忠,陕西延安人,他跟李自成同年出生,1606年的一天,他父亲所在的村子一个叫罗自颖的人做梦,梦见帝君说:“把天煞星带上来!”小鬼押着一个又高又瘦,脸色微黄的厉鬼前来,帝君说:“我命你投胎到张禄家中,不得有误!”厉鬼应声,忽然不见。罗自颖醒了,他去村子里打听,果然有一个叫张禄的人生了个儿子,十二年后罗自颖见到了张禄的儿子,这个人与罗自颖在梦中梦见的一模一样,他又高又瘦,面微黄,外号黄虎,他就是张献忠。张献忠小时候也念私塾,他天生力大,经常欺负同学,没一个人不恨他,罗自颖想打死他,但每当产生这个念头,准备第二天打死他时,头天晚上肯定做梦,梦见有人说:“张献忠是来应劫数的,切莫为难他。”罗自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此事出自许啸天《明代宫闱史》。这种故事其实无非是后来张献忠在四川大开杀戒后好事文人编出来的,不足为信。张献忠年轻时说:“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于是他参军了,他刚当兵就犯了死罪,在行刑前将领陈洪范看张献忠相貌威武,于是放了他,但张献忠知道,自己在军队混不下去了,就在此时,1628年陕西大旱,发生大饥荒,民变四起,张献忠也加入其中。崇祯皇帝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等各路农民军。由于刚刚经历前面我们讲过的己巳之变,各路精兵都在北京一带,杨鹤便主张对农民军以招抚为主,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崇祯也深知农民正因为没饭吃才造反,于是同意了杨鹤的意见。神一元、点灯子、满天星等人全都接受了招抚,当然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自然是坚定的“革命派”,依旧与明军作战。不过神一元等接受招安者也都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而崇祯只拨款十万两白银赈济,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根除问题。在此情况下,朝内“主战派”压倒了杨鹤这样的主和派,指责杨鹤花钱却干不成事,崇祯于是将杨鹤罢官,任命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文韬武略,他一上来就剿灭了几股拒绝招安的农民军,而后神一元等人降而复叛,洪承畴正愁不能解决这些人,于是借机来个一勺烩,将神一元所部攻灭,神一元、可天飞等人被杀。洪承畴本着“你不投降我灭了你,你投降我杀了你”的原则,将陕西农民起义军基本剿灭,农民军于是逃到山西。崇祯四年(1631年)不沾泥向洪承畴投降,其部下因为洪承畴杀降,大多不愿投降洪承畴,于是跟着李自成走了,李自成率所部投奔了高迎祥的农民军。1632年,李自成率军在晋南一带活动,1633年李自成等各部进至河北磁州一带,崇祯调左良玉和曹文诏两面夹击农民军,左良玉仗打得一般,真正厉害的是曹文诏。此时任山西总兵的曹文诏本来是熊廷弼的部下,熊廷弼死后成为孙承宗的部下,己巳之变时他参与收复了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皇太极走后他就被调来镇压农民军,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千关宁铁骑。除一千关宁铁骑外,崇祯调拨给他的只有两千人,曹文诏就拿这三千人与山西的二十多万农民军交战。曹文诏率三千人与上天龙的一万多人开打,上天龙被斩杀,一万多人全灭。而后曹文诏率军三千与混世王两万人交战,混世王被斩杀,两万人崩溃。接下来曹文诏面对的是农民军中人数最多的紫金梁等各部,他们在一起有七万人,曹文诏十五天内七战七胜,斩杀六万人,紫金梁战死,其残部万人尽归李自成,至此李自成已有两万多兵力。之所以曹文诏如此能打,其实无须多交代,因为有关宁铁骑!在明军围剿下,李自成等各路农民军转移到河南怀庆、济源、涉县、林县等地,明军左良玉等各部将其包围,此时农民军东西北三面是明朝大军,南面是黄河天险,于是高迎祥、张献忠、闯塌天、李自成、罗汝才、薛仁贵(外号)、刘备(外号)、鞋底光、满天飞、逼上路、一块云、三只手等各部都投降了。曹文诏当然力主要把这些农民军全部干掉,然而就在此时,皇太极率军南侵,于是曹文诏被调到大同去抵挡皇太极了,这下农民军起死回生了。农民军投降后,明军自然不知道他们是诈降,不少士兵还与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里军靴、棉衣、兵器等卖与对方。李自成等各部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休整一番,往年河南境内的黄河是不会冻冰的,而这年冬天一反常态,河面冰坚如石,农民军纵马狂奔,整部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一下子出现在中原大地。这种天气原因导致其中一方喜从天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不只一次发生。1276年,忽必烈派大军攻陷临安,灭亡南宋时,宋恭帝带着文武大臣出降。宋恭帝与元军约定的受降日期为钱塘江大潮涨潮的日子,想借大潮将元军卷走,与元军同归于尽,不成想连续三天大潮不至。1646年清军大将博洛率军从杭州向南明鲁王朱以海的部队进攻,来到钱塘江边,清军无船,可是一向水深浪急的钱塘江这年却突遇数十年不遇的大旱,江中许多地方都干了,于是清军骑兵直接冲过钱塘江。再比如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经淮河时也没有船,但赶上淮河旱灾,而且大军所过之处正好是当年淮河水最浅处,于是大军徒步渡过淮河。总之,天气的确数次改写了历史,但许多事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李自成等各部在黄河北岸处于坐以待毙的状态,大军合围后很容易将其全歼,只要农民军被歼灭,东北女真不可能灭掉大明的。总之,明朝就这样因为天气原因错过了第一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李自成各部死里逃生,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作战经验,中原四战之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以河南为中心,向东杀进安徽,向南杀进湖广,向西杀进四川。由此,局部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全面战争。河南跟陕西一样有灾情,当地饥民大量投奔了农民军,农民军实力更加壮大。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为改变各省明军互相观望的态势,任命陈奇瑜为五省总督,负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明军对农民军的围剿。陈奇瑜一上任,对农民起义军的围剿立即就有了起色,李自成被迫转移到汉中,陈奇瑜在汉中车厢峡包围李自成,赶上连下四十天大雨。车厢峡四面是悬崖峭壁,号称猿鹿无径,人根本无法攀登,明军从山上砸下巨石,投掷火把,李自成所部死伤惨重。而连续四十天的大雨则使得李自成部队的弓箭因湿透而松散,刀枪生锈,战马因为没有草料而死亡过半。李自成不得已乞降,陈奇瑜居然同意了,四年前神一元降而复叛,一年前在河南黄河北岸农民军降而复叛的教训仿佛就在昨日,而陈奇瑜居然没有吸取任何教训,还真的以为李自成是真心投降。陈奇瑜派人来接收整编李自成的队伍,每100名农民军陈奇瑜就派出一人来登记,李自成这些“投降”的部队走到宝鸡县时突然翻脸,将这些监降官或杀头,或割耳,或捆绑,一百个杀一个还不容易?势不可当的李自成率军再次杀回河南。此时河南的各路农民军已有二十万人,声势浩大,“大旗飘扬,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连营数十里”(乾隆年间修《嵩县志》)。只要李自成被歼灭,张献忠难成大事,而后金在东北孤掌难鸣,那么大明是不可能灭亡的,由于陈奇瑜的手软,大明错过了第二次免于灭亡的机会。得知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消息,崇祯大怒,将陈奇瑜撤职,任命洪承畴当五省总督。大家都知道洪承畴能打,于是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这十三家农民军在荥阳开会,讨论农民军如何与洪承畴作战的问题,史称“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了联合作战、分兵迎敌的战略方针,就是把农民军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出击和明军作战,把农民军的主力放在明军兵力薄弱的东面,也就是安徽。李自成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同意,一致决定就以此战略方针指导作战。李自成、张献忠进攻安徽,张献忠攻安徽白水,刚打下来,还没来得及抢劫,就有人来报说李自成率军赶到,张献忠说:“咱拼死把城攻下,他是来赶现成的吗?”随后他下令关闭城门,在城内将所有年轻女人奸淫,李自成兵临城下后见城门紧闭,大叫开门,张献忠的部下在城上喊道:“张将军有令,城内正在厮杀取乐,不准任何人马进城,必须把城中人杀尽才能开门。”李自成大怒,要攻城,被谋士牛金星阻止,这是李自成与张献忠的第一道裂痕。但张献忠此时其实对李自成还是不愿翻脸的,张献忠曾对汪兆龄说:“李自成英雄也,不好酒色,粗茶淡饭,能和部下同甘苦。咱老子喜欢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还喜欢玩娘们,所以人家骂老子酗酒耽色。很多地方老子比不上李自成,只怕他真当了皇帝,咱老子还在穷忙呢!”正月十五,张献忠选定这个大家都在闹元宵的日子,派兵化装后打着进香的旗号大摇大摆就进入了凤阳城,而后一声号炮,火光冲天,凤阳被攻陷。张献忠进入凤阳后一把火将朱元璋祖坟烧毁,又一把火烧了三十万棵树。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长得俊俏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饮,张献忠就让这些小宦官为他吹吹打打,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张献忠索要。张献忠不给,李自成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张献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让兵士把小宦官们鸡奸后送给李自成。李自成看见小宦官们个个捂着屁股,很是不爽,而后问乐器在哪儿,宦官们说张献忠给砸了。李自成大怒,拔剑把十二个小宦官全捅死了。从此李自成跟张献忠彻底撕破脸。就因为十二个小太监和乐器就跟除自己外实力最强的农民军撕破脸,我们可以据此说李自成对音乐热爱?当然不是,由此事足见李自成难成大事,他可能一时成为弄潮儿,但终究只是历史过客。凤阳祖陵被毁,崇祯震怒,令洪承畴与农民军决战,但农民军却兵分三路,李自成率军离开安徽,一路向西,杀进陕西,转入甘肃,明军大将曹文诏战死,而后李自成回师率军攻破咸阳,进逼西安。张献忠率军攻入湖北,其他各路部队渡过黄河北上进入山西。崇祯此时意识到,大军进入河南,农民军就进入陕西,大军进入陕西,农民军则进入河南湖北,总之是抓不到农民军主力,于是改变战略,采用划分战区重点围剿的方针。崇祯任命卢象升为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四川五省总督,负责中原战事,任命洪承畴负责陕西、甘肃战事,此外还任命孙传庭为陕西巡抚,与洪承畴一起围剿起义军。这样布置果然见了成效。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三人各有千秋,洪承畴文韬武略,擅长以谋略取胜,卢象升和孙传庭则分别苦练精兵,卢象升打造的部队叫天雄军,天雄军士兵由于都是老乡、朋友、兄弟、家人等等,往往一个人战死,就可以激发大部分人的愤怒,所以战斗精神极强,一旦遇上敌人,就紧紧咬住打到底。孙传庭打造的部队叫秦兵,专门募集出生于秦岭的人当兵,或许是受了秦岭的气候影响,秦兵骨子里就秉承着一种彪悍的个性,正如秦兵的山歌所唱:“山歌子来把山头,阎王见我也发愁。孔夫子见我就下马,皇帝见我也低头。”卢象升的天雄军、孙传庭的秦兵与袁崇焕的关宁铁骑并称为大明末年最能打的三支劲旅。崇祯九年(1636年)陕西巡抚孙传庭将高迎祥困在秦岭一带,秦岭通向关中平原只有三条道:东面的子午谷通道,全长六百多里,出口就是西安;中间的骆谷通道,全长四百多里,出口即武功;西面的斜谷通道,全长五百多里,出口即陕西郿县。昔日诸葛亮每次北进中原都是纠结在这三条道上,高迎祥选择走子午谷,这条道虽然最长也最艰险,但是只要杀出,就可直扑西安。孙传庭早有预料,他在子午谷的出口处黑水峪设伏,高迎祥一出子午谷就遭到了孙传庭秦兵的伏击,闯王高迎祥被俘,送到北京后凌迟处死,农民军蝎子块率所部投降,孙传庭杀蝎子块全部降者,其余各部农民军推举李自成为闯王。“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的口号,使李自成的农民军所过之处备受拥护,与此同时李自成还打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旗号,就这样,他越做越大。卢象升也屡战屡胜,“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一次作战中卢象升额头被射中一箭,卢象升拔出箭镞接着打,砍杀敌军数人。于是农民军中盛传卢象升“遇即死,不可犯”,碰见卢象升就得死,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农民军称卢象升为“卢阎王”。假如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三人一起,农民军被扑灭只是时间问题,然而1636年皇太极率军大举南侵,自喜峰口入关,连克昌平、宝坻等十六座城池,于是崇祯急调卢象升率天雄军驰援,这样的话,中原地区起义军的压力减轻,农民军复振。1637年杨鹤之子杨嗣昌(此人字文弱)上奏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看起来十面网密不透风,而实际上织网需要人,需要大量能打仗的士兵,这就需要钱。崇祯丝毫不考虑这些,病急乱投医的他就觉得能说会道的杨嗣昌有旷世之才,于是启用他为兵部尚书。杨嗣昌到任后,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熊文灿在福建任上,用大量金银财宝招抚了郑成功他爸,也就是大海盗郑芝龙,关于郑芝龙的详情我们后面再说,这里只说熊文灿。崇祯曾派太监去考察熊文灿,熊文灿设宴招待,席间太监说到中原“流贼”祸乱,熊文灿酒壮怂人胆,借着酒劲说道:“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带兵剿贼,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太监一听话已至此,便露出了真面目,“我来此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吾觉熊公有旷世之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一句话,让熊文灿酒醒了大半,然而为时已晚,皇帝的钦差太监足以代表皇帝,经太监奏报,崇祯任命熊文灿总理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1637年八月,张献忠在与熊文灿部下左良玉在南阳激战时,被左良玉一箭射中眉心,张献忠拔出箭镞,脸上鲜血如注,他忍着剧痛拈弓搭箭,要射死左良玉,结果左良玉先下手为强,又一箭射中张献忠的手指。十指连心,张献忠疼得不行,左良玉纵马前来一刀砍中张献忠的脸,此时张献忠部下孙可望救驾,才杀退左良玉,不然天杀星张献忠此时就能毙命了。(《流寇长编》第十卷,戴笠著。此戴笠乃清初人,非军统之戴老板。)张献忠死里逃生,逃往麻城,而左良玉的不断进攻最终打残了张献忠的部队。此

                      起手擦了擦眼睛,因为眼前一片模糊,但她没有吃惊,知道是由于眼中的泪水。她接着往前走。来到天井,靠近通往外边围栅的门口,朝外望了望。大门后面有一盏灯,映出一个士兵的身影。马路对面,一座座建筑物全都一片漆黑。她走到台阶前的平台上。没有危险。即使士兵发现了人影,也只有在她下了台阶,靠近那另一条无形的线时才会开枪,而且事前还要警告一次,对士兵来说,那条无形的线就是他的安全边界。医生的妻子早已习惯了宿舍里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因而对现在的寂静感到奇怪,这寂静似乎占据了这虚无的空间,仿佛整个人类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一盏亮着的灯和看守着这盏灯,看守着她和其他眼睛看不见的男男女女们的一名士兵。她坐在地上,背靠着门框,姿势和她在宿舍里看到的那个瞎眼女人一模一样,眼睛也望着前方。夜晚天气寒冷,风沿着大楼正面吹来,这个世界上似乎不可能还有风,不可能还有漆黑的夜晚,这句话她不是为自己说的,而是想到了盲人们,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白天。灯光下又出现了一个人影,大概是士兵来换岗,没有新情况,后半夜要回帐篷里睡觉的士兵会这样说,他们想象不到这扇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枪声没有传到外边,一把普通手枪发不出多大声响。一把剪刀更发不出什么响动,医生的妻子想。她没有问自己,其实问也徒劳无益,这个想法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只是奇怪它来得非常缓慢,好像第一个字就出来得晚了,后面的字更加磨磨蹭蹭,最后她才发现这个想法早已在那里,在一个什么地方,只差用语言表现出来,如同一个躯体在床上寻找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被窝,只是为了在里边躺下睡觉一样。士兵走到大门口,尽管逆光,可也不难发现他在朝这边观望,大概察觉到有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影,灯光太弱,他看不出是只有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双臂抱着双腿,下巴贴在膝盖上,这时士兵用手电筒朝这边照了照,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女人,她正在站起来,动作慢得就像她刚才的那个想法一样,但士兵不可能知道她的想法,只知道那个人动作慢得好像永远也站不起来,他心里害怕,一时间曾问自己是不是应当拉响警报,过了一会儿又决定不拉,只不过一个女人,离得又远,无论如何,应当有所防备,先瞄准她,要瞄准必须先放下手电筒,就是这个动作让手电的光线正好照在他的眼睛上,好像把他的视网膜灼伤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等到恢复了视力的时候,那女人已经消失了,现在这个哨兵不能向来换岗的人说没有新情况了。医生的妻子已经来到左侧的走廊里。这里也有盲人睡在地上,而且比右侧人还多。她慢慢朝前走,不发出一点儿响动,赤脚粘在黏糊糊的地上。看看前两个宿舍里面,看到的和预想的一样,一个个人影躺在毯子下面,也有一个盲人睡不着,气急败坏地说着他睡不着,还能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发出断断续续的鼾声。至于这一切散发出的气味,她并不感到奇怪,整栋大楼里没有别的气味,全是人们的身体和身上穿的衣服的气味。拐过一个弯,到了通向第三个宿舍的那段走廊里,她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一个人,也是一个哨兵。他手里拿根棍子晃来晃去,动作缓慢,像是要拦截某个企图靠近的人。这里没有盲人睡在地上,所以通行无阻。门口的盲人继续单调地摇晃着棍子,似乎不知劳累,其实不然,几分钟以后他把棍子换到另一只手里,重新开始摇晃。医生的妻子沿着另一侧的墙壁往前走,小心地不碰到它。棍子画出的弧形到不了宽阔的走廊中央,谁看见了都会想说,这个哨兵拿着一条没有子弹的枪在站岗。现在,医生的妻子正好站在盲人的前面,可以看到他身后的宿舍。里边的床上并不是全都有人。他们有多少人呢,她想,又往前走了一点儿,几乎到了棍子晃动的边界,停在那里,盲人转过脸,对着她所在的方向,仿佛发现了什么异常,一声叹息或空气的颤动。这个人身材很高,双手很大。他先是手拿着棍子往前伸了伸,飞快地扫了一下前面的空间,接着又跨了一小步,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医生的妻子担心盲人已经看见了她,只是在寻找进攻的最好位置,那双眼睛没有失明,她惊恐不安地想。但它们是瞎的,当然是瞎的,和生活在这些屋顶之下这些墙壁之内的所有人同样瞎,所有人都一样,都是盲人,只有她例外。那个人压低声音,像窃窃私语似的问,谁在那里,而没有像真正的哨兵那样大喊一声,过来的是什么人,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回答是,好人,然后他回答,请便吧,但这样的对话没有出现,他摇摇头,像是在回答自己刚才的问话,胡言乱语,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人,这时候全都睡了。他用另一只手摸索着退到门边,因为自己说的这句话而放下心来,两只胳膊垂了下去。他困了,等伙伴来换岗等了好长时间,但他必须等到那个人听见内心响起责任感的声音,自己醒来,因为这里没有闹钟,即使有也没法用。医生的妻子小心翼翼地靠近另一边门框,朝里边望去。这个宿舍没有住满。她飞快地数了数,觉得屋内大概有十九个或者二十个人。在宿舍最里面,她看见一些饭盒摞在一起,空着的几张床上还放着一些,这在意料之中,他们不会把收到的所有食物都分配出去,她想。盲人哨兵好像又一次显出不安的样子,但没有做出任何要调查一下的动作。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宿舍里面传来一声咳嗽,吸烟者那种剧烈的咳嗽。哨兵急切地转过头去,终于可以去睡觉了。但躺在床上的盲人没有一个起来。哨兵坐到挡住门的那张床的床边上,动作缓慢,仿佛怕别人当场抓住他擅离职守,或者彻底违反哨兵必须遵守的所有规矩,开始他还点着头打了一会儿瞌睡,但很快就身不由己地坠入睡河,在沉入河底的时候他一定想过,没关系,谁也看不见。医生的妻子把里边睡觉的人又数了一遍,连哨兵计算在内一共二十个,至少能带回去一个准确情报,这次夜间出动没有白费,不过,我仅仅是为了这个来这里的吗,她问自己,但又不想找到答案。盲人哨兵头靠在门框上,睡得正香,棍子滑到地上,也没有发出声响,这是个被解除武装没有进攻能力的盲人。医生的妻子故意把眼前这个人想成偷食物的贼,想成抢劫理应属于别人的东西的贼,想成从儿童嘴里夺取食物的贼,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能对他感到蔑视,更没有一点儿恼怒,而只是对这个睡成一摊烂泥的躯体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怜悯,他脑袋向后仰着,青筋暴突的脖子伸得老长。从走出宿舍以来她头一次打了个寒战,仿佛石板地把她的脚冻得结了冰,仿佛她的双脚在燃烧,但愿这不是在发烧,她想。不是发烧,只是太疲倦了,想把身子蜷缩起来,眼睛,啊,尤其是这双眼睛,望着身体里面,更里面,更里面,直到大脑最深处,在那里,看得见和看不见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肉眼难以区分的。慢慢地,再慢一些,她拖着身体往回走,到她所属的地方去,到像梦游者一样的盲人那边去,对他们来说她也是个梦游者,无须再装作盲人。两个热恋的盲人已经不再手拉着手,都侧着身子蜷缩着睡着了,为的是保存热气,女人缩在男人的身体形成的凹处,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还在手拉着手,男人的胳膊搂着女人的身体,手指和手指交叉在一起。宿舍里面,那个睡不着的女人依然坐在床上,等待身体的疲劳最终战胜头脑的顽强抵抗。其他人似乎都睡着了,有的蒙着头,仿佛在寻找不可能有的黑暗。戴墨镜的姑娘的床头柜上摆着那小瓶眼药水。眼病已经治好了,但她不知道。11如果为歹徒们记录非法所得账目的那个盲人幡然悔悟,决定带着他的盲文板,厚纸和盲字笔弃暗投明,来到这一边,那么可以肯定,他现在应该正在撰写一篇既富于教益又生动感人的编年史,描写遭受掠夺的新伙伴们如何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忍受着其他种种痛苦。文章一开始就会说,在他离开的那一边,那些掠夺者们不仅把正直的盲人赶出宿舍,自己占据整个空间,为所欲为,而且还禁止左侧另外两个宿舍的人使用所谓卫生设施。写到这里他会评论说,这种无耻的专横行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急不可耐的人们全都涌到右边的厕所,任何没有忘记这里早先状况的人们都不难想象其后果。他会告诉人们,只要在围栅里边走上几步就会绊在盲人身上,他们有些在腹泻,有些则里急后重,蜷缩着身子,觉得能痛痛快快排泄出来,结果却白费力气。如果善于观察,他不会不刻意记录下人们吃得少而排得多这一明显的矛盾,它也许能表明人们常常提及的著名的因果关系至少从数量角度来看并不总是可信。他还会说,这时候歹徒们的宿舍里大概塞满了饭盒,而在这里,倒霉的人们马上就要堕落到不得不去肮脏的地上拣面包渣。盲人会计也不会忘记自己要以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谴责盲人压迫者们的罪恶行为,他们宁肯让食物烂掉也不送给非常需要的人。或许某些食物能存放几个星期不变质,而另一些,尤其是熟食,不马上吃掉,就会酸腐或者发霉,人不宜再食用,如果这些人还算人的话。这时候,我们的盲人编年史作者会改变内容,但不会改变主题,极为伤心地写道,这里不仅有因为营养不良或消化功能紊乱造成的肠胃系统疾病,除了失明,来到这里的人并不都个个身体健康,有些人看上去还好,但现在和另一些人一样,患上了不知道如何传进来的重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五个宿舍里已经没有一片阿司匹林给他们退烧或者减轻头痛,从女士们手提包的里袋找出来的几片在很短时间里就吃完了。慎重起见,我们这位盲人编年史作者对于近三百人当中许多人在如此惨无人道的隔离检疫中忍受的其他病痛不再分别记述,但他不能不提到其中有两位癌症晚期患者,当局在追捕盲人过程中不想考虑什么人道主义,把他们带到这里,甚至说法律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对所有人同等对待,而民主与特权水火不容。不幸的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位医生,仅此一位,而且还是我们最不需要的眼科医生。这时候,盲人会计已经被这人间惨状和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把盲字笔扔在桌子上,伸出颤抖的手去摸他在履行记录这世界末日的编年史作者的义务时放在旁边的那片硬邦邦的面包,没想到面包没有了,原来已被另一个盲人偷走,可见那位盲人在饥饿之中嗅觉多么灵敏。于是,盲人编年史作者背弃了促使他来到这边的义举,背弃了无私无畏的冲动,决定返回左侧第三个宿舍,如果还来得及,在那里,虽然他对歹徒们的胡作非为义愤填膺,但起码不至于挨饿。确实如此。每当负责去取食物的人带着很少的东西回到各宿舍的时候,宿舍里总是爆发出一片愤怒的抗议声。常常有人建议组织起来,举行大规模集体示威,提出的理由确凿有据,说人多势众,并且以颇为辩证的口气断言,只要有决心就能做到,一般来说,只要众人同心协力就无所不能,在某些情况下力量会成倍增长,直至无穷大。但是,只要有较为审慎的人客观地衡量一下此建议的利弊,提醒那些热心人注意手枪往往产生致命的后果,人们的情绪很快就又冷静下来。走在队伍前面的知道那边有什么在等待他们,审慎的人会说,至于后面的人,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吓得屁滚尿流,那么我们相互踩压致死的人会比被打死的人还多。其中一个宿舍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并告诉了其他宿舍,他们仍然派人去取食物,但不是原来那几个曾遭到对方训斥的人,还由那些人去显然不合适,而是一伙新人,并且人数更多,比如十个或者十二个,代表所有人齐声向对方表示不满。于是征求志愿者的工作开始了,但是,或许由于谨慎小心的人们发出的警告起了作用,哪个宿舍报名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数都不够。感谢上帝,在得知做出上述决议的那个宿舍派出的征讨队有何下场之后,人们觉得当初表现出的意志薄弱简直算不了什么,甚至无须为之脸红,显然谨慎从事才是合理的对策。敢于前去的八条好汉遭到一阵棍棒的迎头痛击,失魂落魄地逃了回来。不错,确实只开了一枪,但这一次子弹不是像前几次那样朝高处打的,去提要求的人们都能作证,他们赌咒发誓地说,分明听见子弹贴着脑袋嗖地一声飞过。至于当时开枪者是否真的要杀人,我们以后也许能明白,眼下暂且对此表示怀疑吧,也就是说,要么这一枪只不过是警告,虽然确实是严重警告,或许歹徒首领对示威者们的身高估计错误,把他们想象得矮了一些,而第二种猜测更令人不安,就是错在把示威者们的身高想象得比实际高,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对他杀人的意图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现在,暂且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放在一边,关注一下整体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绝属偶然,但确实幸运的是,示威者们自报家门,说出了他们是某个宿舍的代表。这样,只有那个宿舍受到三天没有饭吃的惩罚,不过,他们运气不错,不是永远断绝供应,毕竟,谁敢于咬给他东西吃的人的手,永远不能得到食物也是天经地义。胆敢造反的宿舍的盲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在三天时间里只得沿屋乞讨,说可怜可怜他们,给块面包皮,如果可能,给一点儿佐餐的肉或奶酪。不错,他们都没有饿死,但不得不听尽风凉话和讽刺挖苦,你们既然想出了这种主意,就只能靠喝西北风活着;要是我们当初听了你们的鬼话,现在会是个什么下场;不过,最难听的话是,你们忍着吧,忍着吧,这比咒骂更刺耳,还不如被羞辱呢。三天的惩罚期终于过去了,人们以为会开始新的一天,不料,对四十名造反盲人所住宿舍的惩治并未结束,因为先前勉强够二十个人吃的食物现在更少了,不足以让十个人果腹。可以想象,他们多么气愤,多么恼怒。不过痛心归痛心,事实总是事实,看到饥饿难忍的人们要来抢夺食物,其他几个宿舍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是应当履行人类休戚与共的古老义务,另一方面是同样古已有之的法则,即仁爱始于家。就在这个时候,歹徒们传下命令,再次让他们交钱和贵重物品,认为向他们提供的食物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付的财物,而且歹徒们说,对交上的物品估价已十分慷慨,高于实际价值。各宿舍都焦急地回答说,他们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收集起来的东西全都立即交上去了,以及,这个理由确实让人羞于启齿,他们说刻意无视各宿舍交纳的价值不同,一概而论作出决定是不公正的,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无罪之人不应当替有罪的人获咎,因此不应当切断那些尚有余额的人的食物供应。显然,任何一个宿舍都不知道别的宿舍交了多少,但每个宿舍都认为自己有理由继续得到食物,而别的宿舍预付的钱财已经用完。值得庆幸的是,潜在的冲突胎死腹中,歹徒们断然决定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命令,如果在估价方面有什么差别,那也是盲人记账员的秘密。各宿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的甚至动了手。一些人怀疑有些自私自利居心不良的家伙在收集钱财时隐藏了一部分,靠那些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交出一切的人供养。另一些人则援引之前集体提出的理由为自己争辩,说已经交出去的钱财还够自己吃许多天,如果不是被迫用来供养寄生虫的话。盲人歹徒们一开始就曾发出威胁,要来搜查各个宿舍,惩办违规者,结果是各个宿舍内部先实施了这一行动,好盲人对付坏盲人,还有心地歹毒的盲人。没有搜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发现了几块手表和几个戒指,从男人身上搜出的比从女人身上搜出的还多。至于宿舍内部进行的惩办,只不过是推搡一下,有气无力地打一耳光还没有打中,听到最多的是咒骂,有的属于自古以来用来斥责他人的句子,例如,竟然偷到你亲娘头上来了,想想看,仿佛这种或者更为严重的无耻行径只有到所有人都瞎了的时候才干得出来,瞎了眼睛,也就失去了自尊。盲人歹徒们接收交去的钱财时威胁说,要对他们

                      超碰cao已满18进入离开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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