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金，只得了一座钟，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她把它当掉了，而她的日子是立马就不好过了的，因为她彻底垮掉了。她的丈夫在一战的时候被弹片打中肺部，后来去世了，而自从他去世以后，她的工作就一直是她的生活。她飞快地垮下去，酗酒，回忆美好的往昔，回忆在最后那家，那个咖啡馆里，她如何认识了那儿所有的顾客，他们也认识她。有时候他们会带她上酒吧去，给她买一杯上好的波尔图葡萄酒，街上的小货郎们还会招呼，啊，是我们的安妮，给她桃子，给她葡萄啊。五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一名笑容可掬、母亲般慈祥的女招待，正是这样的女招待成就了餐馆、咖啡馆，让客人回头再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家“私密酒吧”里喝酒，直到人家打烊。然后她一个人在街上晃悠，她在自己住的那个区里没有朋友，因为她除了晚上和周日，几乎不在小区里露面。周日的时候她洗头，准备好下一周要穿的那些制服。她自己是个脏兮兮、醉醺醺的小老太，若是在街上碰到了衣着整洁、无可挑剔的伊莉莎·贝茨，她就会背过身去，盯着商店橱窗看，装作没看到她。安妮经常谈起食物。又一次，我听到了关于六十年、七十年前膳食的详情。她们家住在霍尔本区，那栋经济公寓如今已经被拆掉了，以前楼梯是石头的，有两间卫生间，楼两侧一边一个。楼里的住户理论上都该负责打扫卫生间和楼道，但是真正去做的只有两三个女人，其他的都逃避责任。父亲是个卖苦力的。他酗酒，不断地丢掉工作。三个孩子，安妮是老大。日子不好过时——这是经常的——孩子们会跑到店里去买六个鸡蛋，六便士；买前一天剩下来的不新鲜的面包，德国面包师们特意把它们留下来给穷人；讨煮羊头的汤，这是免费分给穷人的。他们抱一罐回来，母亲做点面疙瘩汤，这就是他们的晚饭。他们花六便士，从屠夫那里买油渣，回来炖着吃。还有大个的水果布丁，煮的，上面撒了糖，用来压制食欲——和莫迪记得的一样。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家人就挑最好的吃，父亲在周六晚上去参加肉品拍卖，快过期的肉那个时候拿出来卖，他半个克朗[10]就能买回一大块牛里脊，或者一条羊腿。他们吃鳗鱼、土豆，浇欧芹汁，鳗鱼是从鳗鱼店里用盆端回来的。或者他们喝浓浓的豌豆汤，汤里还加了土豆。牛奶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买的，她养了头奶牛，就养在后院的棚子里，脑袋从门上方伸出来，孩子们走进来的时候它就哞哞叫。老太太卖乳酪、黄油和奶油。她们家从菜贩子那里买“残次品”：上面有一点黑斑的苹果，或者前一天的绿色蔬菜。它们和新鲜的差不多，有的时候根本不要钱，白给他们。在面包店里，如果他们买当天的面包，那个德国女人总是会给孩子们添上点前一天的蛋糕。在市场里，一个做糖果的男人站在带遮阳篷的货摊上，在火上煮太妃糖，然后在上面撒椰蓉、核桃，或者榛子，他用小锤子把太妃糖敲开，常把敲碎落的糖渣分给孩子们。还有衣服。安妮，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个信奉及时行乐的姑娘，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她的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她那时很苗条，每周花半克朗烫一次头发，会在索霍区的商店买衣服，用分期付款的。她有一条镶黑蕾丝边的舞裙，上面缀着朵红玫瑰，警察局办舞会的时候她就穿这个去。她有一条海军蓝的裙子，白色的滚边，合身极了。她戴有面纱的小帽子，因为她的男朋友们喜欢。一条棕色的百褶裙，侧边从上到下一排扣子，扣子有勺子那么大。一件紧身风衣，翻领，蓝天鹅绒。她回忆着六十、五十、四十年前的服装，每提起一件，就会说，他们现在不做这样的衣服了。她讲到牛肉上的白脂肪时也是这样说，现在没有这样的食物了。她说得没错。我问她以前那些衣服她都怎么处理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毕竟，很少人真能把衣服一直穿到破。“我穿它们穿到腻味了为止。”她说，没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什么。“之后呢？”“那你是怎么处理你那些衣服的呢？”——她打量我的衣服，但不像莫迪那样是以专业眼光打量的。“你的衣服很漂亮，那你一直把它们穿到破为止吗？”“不会，我把它们捐给牛济会[11]。”“那是什么东西？”我解释给她听。她根本听不进去。她听不进去的不仅仅是这个：大概十年前的某一时刻，安妮的大脑就冻结了，或者说停止运作了，或者说饱和了。有的时候，我坐在那儿，听着她重复同样的故事，我会尝试给她灌输点新事物。我告诉过她我为一本女性杂志工作。她听说过那名字，但是从来没读过。她不好奇。不，这么说不对：她大脑那架机器里有一个固定模板，任何东西只要超出这个模板，就无法接纳。于是，我会说，今天我去见了一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她做的衣服是给……但我几乎立刻就必须抛开整体，转向细节，因为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出她没听进去。“我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我说，“蓝色的，上面有……”安妮经常坐在三楼她的窗边，望着大街，等有趣的事发生。除了来去匆匆的家务女工、护理员、送餐员以外，家里只有她独自一人。而直到十年前，她还从来没有缺过伙伴，她说自己根本没单独一个人待过。但是现在的人都闷在屋里，看电视，而不像当初她和妹妹那样，在街上瞎逛、冒险。两个年轻靓丽的姑娘，将整个西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们利用它，也知道如何躲避危险。若是两个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推销员上前搭讪，她们也不拒绝，会跟着他们去罗曼诺大酒店，吃一餐真正讲究的美食，然后，指望她们该有所回报的时候，她们就说，若是不介意的话，我们去一下盥洗室，就一会儿——但是她们对进出的明路暗道了如指掌，于是直到现在这些推销员的情也还没还掉呢。或者别人要带她们去音乐厅或是剧院，她们也去，散场的时候就混入人群逃之夭夭，要么编个理由钻进警察局，再要么就是闪进地铁。因为她们是好女孩，她们真的是，安妮每隔一天就要向我申明一次。她生命中的那段时光，妹妹出嫁（她真蠢）前五年，两个年轻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安妮还在做第一份工作，那些年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现在坐在这里回忆它们——它们，还有那个咖啡馆。坐在窗前朝外望，这才是她想看到的，生气勃勃、脑袋灵光、闹闹嚷嚷的人群，若是街上还有推着手推车的卖货郎和顾客讨价还价，那自然是更好啦。但是没有，现如今没有这样的景象了。至于她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对他们她可没什么好话说。但其实这些年轻人便是早年的她和她的妹妹，十来个住在街角公寓里的男孩女孩，精力充沛，黑皮肤，棕皮肤，白皮肤，肆无忌惮，小偷小摸，有的时候在这条街上溜达，这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啊。但他们看到的是窗户后向外张望的一张张老脸，这些房子里住满了上年纪的人，这个区对于他们来说太沉闷乏味了，对于安妮来说也是这样。安妮满腹牢骚，喋喋不休地抱怨，她太无聊了，日子真是枯燥乏味……可怜的伊莉莎·贝茨的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那会儿她的丈夫、她的姐妹都还在世。现在她孑然一身。她认为自己在哪里还有一个侄女，但是她把她的地址弄丢了。一个姐夫最近去世了。提到他，她叹气，愁苦。“知道吗，他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她喃喃说道，然后努力挤出来一个微笑。而她的“年轻”朋友，那个七十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在午餐中心认识的男人，移居苏格兰了。这让伊莉莎·贝茨大为震惊。经常有事情让她愤慨。认识伊莉莎·贝茨之前，我从来没有弄懂过这个词。听到什么让她震惊的消息——这是常有的事——她会十指张开，双手举到齐肩高，眼睛圆睁，大口抽气，喊道，啊，啊，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关于她失去的这个“年轻”朋友，她表示谴责，我哪会想到她是这样的人！她这话的意思，信不信由你，是她怀疑那可怜的女人嫁给那个稀里糊涂、枯柴一根的老情郎，是为了床笫之欢。楼上的安妮可不是这样的，她有的时候颇像《福尔赛世家》里那个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艾琳被强奸时她奏着手摇风琴，咧嘴笑着，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得意[12]。我们的安妮创造了一个羞涩胆怯、优雅精致、坚忍自制的人格样式，以配合她认为自己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形象，一切不快的事实在她面前都万万不可提及。比方说，她喜欢和我们说起，她父亲、母亲、丈夫经常挡住她，不让她看到街上被撞死的狗，亲戚去世的消息都瞒着她，甚至路上的送葬队伍也不让她看到，因为她是如此多愁善感，纤弱娇柔。（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哦，是的，安妮，伦敦西区漂亮的女土匪，同时也给自己打造了一种噘着小嘴、腼腆娇羞、一脸痴笑的风格，我觉得她那些情郎们看到的也是她的这一面。十有八九，那些加拿大飞行员，澳大利亚士兵，美国水手，两次大战时的战士们，还有那些推销员们，花花公子们，这些“带她出去”、给她买礼物的人，都从没见过这个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会占便宜的女人。如今她有时会忘了要面带假笑或者故作优雅，这个时候她就会眨眨眼，说，哦，我那会儿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我知道门道，我不想给人的东西从来就没脱过手。但这个女人几乎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安妮记起来要保持体面，于是她就又变回腼腆羞怯的小姑娘了，就连坐的时候，用的都是三岁小孩——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憨态可掬的呆样，那姿势在无声地说，哦，我是多么娇柔的小东西，这么可爱……我感觉安妮很认真地考虑琢磨过什么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告诉我们，而且她的故事总是被认真编辑过的。但是有的时候事实会一闪而过：广告里的一句台词，或者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然后她就容光焕发——小值夜护士，他这样唤我，那天她这样低声呢喃；然后，她记起我还在场，朝我微微一笑，半是害怕，半是得意。是的，值夜护士——哎，我喜欢坐在这里，记得我的人生的确美好。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帮老太太，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以抵御傍晚的春寒。她们刚坐大巴从哈特菲尔德回来，是教堂组织的郊游。她们中有伊莉莎·贝茨。小老太太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瞧不起莫迪的这伙人。教区牧师也在，身边是几个女助手。伊莉莎的朋友们扶着她。我意识到在她们眼里，她身体虚弱，而且越来越虚弱。我给薇拉打电话；她说：“她最后一个亲戚去世了，她最好的朋友嫁了人搬走了，她这样也不意外吧……”我又看到了莫迪，在刺眼的春光下，拖着步子困难地走着，气喘吁吁。脸色是鲜亮的黄，那种看上去像是涂了颜料的模样。我不需要打电话给薇拉问情况了。三周结束，我决定，简单说吧，少工作一点。他们喜欢我的《女帽工》。他们喜欢我的《时尚变化》。我将只做兼职，他们得找个新主编。我想要享受生活，放慢节奏……乔姬姐姐打电话来，她现在都是这个口气，小心翼翼地、态度含糊地，查验一下她不负责的妹妹。我讲话未加思索，说了我以后不做全职了，不出两分钟，吉尔就打来了电话。“简姨，”她喘着粗气，“不是真的吧，不可能吧。”我沉默着，沉默了太久。她哭起来。“简姨，你答应了的。”我答应了？我做出了承诺？我好好考虑了一番，给她写了信，鼓励她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她知道成绩以后就来找我。我几乎可以听到乔姬姐姐从北极吹来的冷气，冰冷，责难：真是的，简娜，你除了自己，从来不为别人考虑吗？又是乔伊丝：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我想我要去当顾问。”“去哪个委员会[13]当？”“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给谁？”“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代表谁？”“那些知道答案的人。”“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你丈夫喜欢美国吗？”“他正在适应。”“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那你呢，乔伊丝？”“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我可没这么说，简娜。”“我明白了。”“我就知道你会明白。”“嗯，我想你。”“我想你。”“再见。”“再见。”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我和他们说了他们得找一个新主编，我想一周只来两三天，或者只上午来。菲丽丝有怨言。她做主编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十分出成绩。我要因为菲丽丝，因为吉尔而坚持全职吗？她们的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言的质问——菲丽丝。滔滔不绝、大呼小叫——吉尔。但是大水会轻而易举地、彻头彻尾地将我淹没，就像当初它淹没乔伊丝一样。杂志社里的年轻人以可爱的漫不经心待我，这是办公室里的新风格——肯定不是我的，它是从哪来的呢？做事的效率都降低了，草率马虎。他们又开始集会了，午餐时间、咖啡时间。“哦，对不起，简娜，我们在开会。”“祝你们愉快。”我说，这个斗争我放弃了。他们无一例外全是革命者，这帮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营养充足的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花在衣服上的钱足够养活一家子。我对他们说，唔，革命之家还是包含多处宅邸的，他们嘴巴上都表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迈克尔和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认真研究洗脑技巧，宣传、使用口号、劝人皈依，等等。当然了，研究的角度是，如果这些玩意儿用在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志们身上，该如何对抗。我说：“但是你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你还有你的手下，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敌人身上——很可能就是我的身上？”“哦，简娜，别这样。”“不，要不是你和你们一伙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权力，”我说，“我倒是会觉得这挺可爱的。当然了，你们谁都熬不过十分钟。第一波就要被淘汰掉。”“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真的是。”“一个个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特质。”“啊，你自然是了解浪漫的啦，”迈克尔说，挥了挥《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校样，杂志社上上下下都在兴致勃勃地读它，“但是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严肃小说呢？他们受到了那样的剥削和压榨。”他提高声音。“这就留给你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事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承受不了，只好将它美化一下。”“逃避主义者。”可我把我那本严肃著作《时尚变化》的校样拿给他，他却没有读。这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把我归入这样一个类别：无法面对现实的老龄保守派。莫迪生病了。她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她坐在我对面，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我看到她的脸。但她改变坐姿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喘气，看到她抬手护住肚子。她小口小口地抿着茶，好像那是毒药似的，然后突然又一杯接一杯地灌，好像可以用它冲走什么。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找医生给她开药，但是医生只能估摸着开，因为她不肯去看病。她不肯去。今天我对她说：“莫迪，你应该让医生看看。”“如果你们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就照指示办。”愠怒。“不，去不去由你决定。”“那只是你说的吧。”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希望我请医生来的，但是不肯这么说。他会开新药片吗？如果某个独裁者想要征服一个民族的话，他只需要上电视荧幕说，好，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吃小白药片了。乖乖地给我吃小白药片，亲爱的……如果你问安妮，你问伊莉莎，你们在吃什么药？她们从来不会想到要这样回答：我在吃硝基安定、安定、戴奥辛、速尿灵，她们都回答说，是一种黄色的大药片，

人之将死，很多事也看得开了，晋景公同意了栾书的建议，将郑成公放回郑国。同年五月，晋景公基本丧失了料理朝政的能力，将大权交给了大子州蒲，也就是历史上的晋厉公，自己则退居后宫，当起了太上君。说来也是冤冤相报，晋景公退居二线之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恶鬼，长发及地，捶着胸脯，跳着走路（就像港片中的僵尸），追着晋景公说：“你杀了我的子孙，不仁不义。我已经请求上天惩罚你了！”晋景公躲到寝宫的门后，那恶鬼用手一推，沉重的宫门竟然应声而倒。晋景公大惊失色，又逃到内宫，恶鬼又毁掉了内宫的门户，势不可挡。晋景公汗津津地醒来，病情进一步加重。很明显，这病已经不是人力所能医了，于是将桑田（地名）的巫师召进宫来作法除妖。巫师在宫中布了一个阵，焚香沐浴，披头散发地做了一通法事，仿佛灵魂出窍，如痴如醉，打翻了几十个青铜器皿，然后用一种非人类的声调说：“这宫中有恶鬼。”“什么样子？”晋景公连忙问。“头大如斗，长发及地，捶胸顿足……”巫师的描述和晋景公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巫师还说，如果没猜错，这恶鬼必当是赵氏家族的先人，因为两年前的灭门惨案，现在来找国君报仇了。“那该怎么办？”晋景公惊恐道。巫师摇摇头，说：“您怕是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秋天麦熟。尝不到新麦的意思，自然是活不过秋天。晋景公不甘心，打听到秦国有位叫做医缓的医生，医术十分高明，专治疑难杂症，便厚着脸皮派人去找秦桓公，要他派医缓来晋国给他治病。秦国人自古厚道，不喜欢趁人之危。虽然两国仍处于交战状态，秦桓公还是派医缓即刻启程前往晋国。医缓还在路上，晋景公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小孩，其中一个说：“哎呀，那个医缓可是神医，他一来，必定会伤害我们，我们该逃到哪里去啊？”另外一个说：“我们躲到膏肓之间，他能将我们怎么样？”这两个小孩就是我们在医药广告中看到的病毒啦。古人将心脏部分的脂肪叫做“肓”，心脏与隔膜之间叫做“膏”，这两个部位针灸不到，药力也难以到达，所以后人将“病入膏肓”作为一句成语，代表无法治愈的绝症。医缓到了晋国，看了晋景公的病情，也说：“没办法治了，您的病已经在膏肓之间，下不了针，也用不了药，没办法治了。”晋景公听了默不作声，半晌，一字一顿地说：“您真是神医。”于是命人厚待医缓，将其恭送回国。同年六月，麦子成熟。公田的管理人员按照传统，给国君送来当年的新麦。晋景公突然想起桑田巫师的话，不觉火冒三丈，命人将巫师抓来，将新麦拿给他看，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今年的新麦。”“你不是说我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吗？”晋景公恶狠狠地说，用眼神示意侍卫，缓缓地闭上双眼。身边的侍卫便将巫师像小鸡一般拎起，拉到宫门之外斩首示众。当天中午，厨房用新麦熬了一锅粥给晋景公喝。说来也怪，就在晋景公举起筷子准备开动的时候，突然感觉肚子发胀，连忙让人背他到厕所去。刚蹲下，整个人就稀里哗啦地倒下来，一头栽进了粪坑，淹死了。说句题外话，如果当年有人发明了马桶，晋景公也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最冤枉的是那个背他上厕所的人。当天早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背着晋景公升上了天空。出于某种骄傲感，他醒来之后就将这个梦讲给了旁边的人听。晋景公淹死之后，人们想起他做的那个梦，便叫他给晋景公作了陪葬——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祸从口出，哪怕只是一个梦，也最好将它牢牢地放在心上，不要轻易对人说起。纵观春秋中期的历史，晋楚争霸无疑是那些年间国际关系的主题，如同美苏争霸是冷战时期的主题一般。楚国的霸业，始于楚武王、楚文王，成于楚成王，又在楚庄王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成于晋襄公，在晋灵公、晋成公年间一度沉寂，到了晋景公手中，又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平心而论，晋景公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没有颠倒众生的人格魅力，但是他踏实肯干，不喜欢瞎折腾，在用人方面基本上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带领着晋国的一班朝臣，兢兢业业地守住了祖宗留下的基业，实现了晋国霸业的中兴。晋景公死后，鲁成公觉得这是一个向霸主之国拍马屁的机会，亲自从曲阜跑到新田去参加晋景公的葬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之间没有互相参加葬礼的义务，只能赠送相应的慰问品。鲁成公这样做，自然是用力过猛，结果又是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晋国人以七年前鲁国曾与楚国秘密交往，企图背叛晋国为名，将鲁成公扣留起来，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80年三月才将他放回去。关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也觉得很丢脸，连晋景公的葬礼在什么时候举行都没有按惯例记录在案。【虚假的和谈】公元前580年三月，鲁成公灰头土脸地回到曲阜，跟他一起回来的是晋厉公的使者郤犨。双方在曲阜举行会晤，重新签订了同盟条约。有必要介绍一下晋国的郤氏家族。郤氏家族原本也是晋国公室成员，姓姬。晋献公年代，有一位叫做“豹”的公族大夫开始崭露头角，受到晋献公的重用，被赐封郤地，由此建立郤氏宗族。骊姬之乱的时候，郤豹的儿子郤芮跟随公子夷吾出逃，并帮助其回国登上君位，成为晋惠公、晋怀公年间的重臣。后来晋文公回国，郤芮不甘心失败，伙同吕甥纵火焚烧公宫，打算烧死晋文公，然而事情败露，郤芮被杀，郤氏家族由此成为晋国的罪臣。郤芮的儿子郤缺继续生活在父亲的旧封地翼城，只是身份从贵族变成了农夫。某一年冬天，晋文公的大臣胥臣臼季经过翼城，在田间发现有个农民举止不凡，一问之下，才知道是郤芮的儿子郤缺，于是向晋文公举荐，让他担任了下军大夫。郤缺文武全才，为人谨慎，做事勤恳，官越做越大，最终在晋成公年代接替赵盾做到了中军元帅，成为晋国的首席执政官。他的儿子郤克也不是泛泛之辈，在邲之战中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又接替士会成为中军元帅，并且在鞍之战中带领晋军大败齐军，为维护晋国的霸业立下赫赫战功。郤克死后，他的儿子郤锜继承家业，成为郤氏家族的族长，因为被封驹地，所以又号称驹伯；郤犨则是郤氏家族分支，号苦成氏，其祖父郤义和郤锜的祖父郤芮是亲兄弟，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苦成叔子；另外还有一个郤至，是郤犨的侄子，因为被封温地，当时的人们又尊称其为温季。公元前583年的下宫之难，赵氏家族元气大伤，赵朔、赵括、赵同等人均被杀死，郤氏家族趁机填补空缺，郤锜、郤犨、郤至都担任了要职，史称“三郤”。郤犨来到鲁国，除了代表晋国与鲁国结盟，还有一个私人任务，那就是向鲁国大夫公孙婴齐求婚。公孙婴齐的父亲是鲁宣公的同胞兄弟公子。他的母亲嫁给公子叔肸（xī）的时候，没有举行媒聘之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聘则为妻，不聘则为妾”，一个女人没有经过媒聘之礼就出嫁，那就只能算作妾。因为这层关系，鲁宣公的夫人穆姜很看不起她，说：“我才不与妾为妯娌。”等到公孙婴齐出生之后，就要公子叔肸休了她，并将她嫁给了齐国的大夫管于奚。这个女人在齐国又生了一子一女。后来管于奚去世，齐国人又将她送回鲁国，交给公孙婴齐赡养。公孙婴齐是个厚道人，将母亲带回来的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其中男孩担任了鲁国的大夫，而女孩则嫁给了大夫施孝叔，成为施夫人。不知道为何，郤犨对这位施夫人情有独钟，指名要娶她回去做老婆。晋国势力强大，连鲁成公都对郤犨唯唯诺诺，公孙婴齐哪敢得罪他？于是跑去和妹夫施孝叔商量，要他将妻子让给郤犨。施孝叔听了公孙婴齐的话，茫然不知所措。他想，这算哪门子事啊？一个外国人跑到鲁国来，看中了他的老婆就要带走，如果他看中的是国君的夫人呢，也要答应他吗？然而，这些话说也没用，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家族的生存，他只能答应公孙婴齐的要求。倒是施夫人誓死不从，她对施孝叔说：“鸟兽犹且不抛弃伴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施孝叔很是无奈地说：“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啊！如果不答应晋国人的要求，国君怪罪下来，我们全家都只有死路一条，还谈什么抛弃不抛弃。”施孝叔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施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夫妻俩抱头痛哭，洒泪告别。施夫人到了晋国，给郤犨生了两个儿子。她的命运和她母亲的命运惊人的类似，然而不幸的程度远远超过母亲。六年之后，郤氏家族灭亡，郤犨被杀，她又被晋国人送回鲁国。施孝叔亲自跑到黄河边迎接她，但是当着她的面，将郤犨的两个儿子扔到黄河中淹死。施夫人肝肠寸断，对施孝叔说：“你自己不能保护妻子而将她拱手让人，现在又不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人家的遗孤而杀死他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好结果？”于是对天起誓，不再回到施家——当然，这也是后话。相比郤犨的夺人所爱，郤至的蛮横霸道也不遑多让。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0年秋天，郤至和周王室在温城所属的鄇（hóu）地（地名）的所有权上发生争执。当时的天子周简王派王室大臣刘康公、单襄公跑到新田，请晋厉公主持公道。面对国君和天子派来的使者，郤至的态度仍然十分强横，明确表态说：“温城，是先君封给郤家的旧地，我怎可拱手让人？”刘康公还是据理力争，说：“瞧您这话说的。当年周朝消灭商朝，将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将温城和周边的田地封给了司寇苏忿生。周襄王年间，苏氏后人背叛王室，襄王便将温城赏赐给了晋文公。晋文公又将它赏赐给有功之臣，先是赏给了狐溱，后来又赏给了阳处父。因为狐家和阳家先后灭亡，才轮到郤家。您现在说什么郤家旧地哟，那原本就是王室的土地！”晋厉公在一旁听了，心想直犯嘀咕，按照这个逻辑说下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有哪一块土地原本不是王室的呢？连忙打断刘康公的话，对郤至说：“人家说得有道理，我来做个主，你让一让，别跟天子争家产了，如何？”郤至讪讪地说：“您都这么说了，我哪里敢不从？”这才极不情愿地将鄇地让给天子。郤氏家族的兴盛年代，也是晋楚两国出现短暂的和平的年代。前面提到，自公元前582年楚共王派公子辰出访晋国以来，两国关系日益缓和，双方来往不断，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那道鸿沟似乎到了必须填平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率先挥动铁锹的人。一个宋国人——华元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这个曾经因被车夫出卖而成为郑国的俘虏的人，曾经被民工嘲笑为“吹牛皮”而不恼怒的人，曾经孤身闯入公子侧的大营拿刀逼迫他签订和平协议的人，是当时国际上公认的老好人，人缘极佳。他与楚国的实权派人物公子婴齐，与晋国的现任中军元帅栾书都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听到晋国派籴伐出使楚国并获得成功的消息之后，华元感到这是一个让中原诸国摆脱夹缝中求生存的最好机会。他请示过宋共公，便先来到楚国，后又前往晋国，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两国之间穿针引线，于公元前579年正式促成了两国的和平谈判。这一年五月，晋国派士燮为代表，与楚国的公子罢、许偃在宋国首都商丘的西门之外举行了会盟，史称“宋之盟”，其盟约如下：“从今以后，晋楚两国不再以刀兵相见，坚持相同的价值观，共同救济危难，赈济灾荒。如果有对楚国不利者，则晋国去讨伐他；同样，如果有谁对晋国不利，则楚国也应该讨伐他。两国之间，使者往来，道路畅通。对那些不听从两国领导的，要想办法使其服从；对那些不来朝见两国君主的，要出兵迫使其屈服。如果违背这一誓词，请上天降罪，令其军队败亡，不能享有国家。”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争霸便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几乎所有诸侯国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与外交博弈中，有如风箱中的老鼠，两面受气，中原地区的生产也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宋之盟在当时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郑成公立刻前往晋国，高调而低姿态地听晋厉公讲述盟约的内容，表示要在晋楚两国的领导之下，为国际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在晋楚两国握手言和之前不久，晋国的宿敌秦国也向晋国伸出了橄榄枝。公元前580年秋天，秦晋两国国君相约在令狐（晋国地名）举行会盟。晋厉公先行抵达会盟地点，但是秦桓公临时改变主意，不肯渡过黄河去见晋厉公，将人马驻扎在王城（地名），派大夫史颗前往令狐会见晋厉公，举行了盟誓仪式。晋国则派郤犨到王城会见秦桓公，同样举行了盟誓仪式。自古以来，恐怕还没有这样奇怪的会盟。士燮对此评论说：“这样的盟誓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古人盟誓，必先斋戒，以示隆重和守信。在约定的地点会盟，是相互信任的起点。如果一开始就不信任，又有谁会坚守盟约呢？”秦桓公回去之后，果然将这一盟约扔到了爪哇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其实，宋之盟对于晋楚两国的意义也十分有限。公元前579年秋天，晋厉公派郤至前往楚国访问。楚共王举办了盛大的午宴招待他，并且派公子侧担任傧相。郤至按照当时的礼节，从西阶登堂入室，刚走进来，忽然听到鼓乐大作，四下一看，又没看到乐队的影子。那音乐，端庄而浑厚，郤至停下脚步，仔细聆听，发现那竟然是用来招待国君的“肆夏”之乐。所谓肆夏，原本是天子招待诸侯时演奏的音乐。到了春秋时期，诸侯相见，也越级使用肆夏之乐，但是用于招待卿大夫，还没有过先例。楚共王为了表示对郤至的重视，或者也是为了显摆，特意搞了个新花样——在正堂的地下室里安排了一支乐队，要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演奏肆夏之乐。郤至越听越不对劲，转身就往外走。公子侧连忙拉住他说：“时间不早了，寡君已经等候多时，请您入席！”郤至连忙推迟，说：“楚王不忘先君之好，惠及下臣，以这样的大礼来对待我，用肆夏之乐来招待我。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难道还有更高尚的音乐来伴奏吗？我哪里敢进去！”这话说得对，中国人从古至今最讲究的就是政治待遇，什么级别的干部就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绝对不能越级。公子侧很是不以为然：“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无非是用一支箭来互相招待，哪里用得着什么音乐？寡君等不及了，您还是入席吧！”言下之意，两君如果相见，那就是在战场上了。公子侧说这样的话，在外交场上是不负责任的，但确实是当时晋楚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表面上笑脸相迎，实际上暗藏刀兵。郤至的政治敏感性显然比公子侧高多了，他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以一支箭来互相招待，那就是两国的大灾难了，哪里是什么老天眷顾？诸侯侍奉天子之余，则互相拜访，于是有享礼和宴礼。享礼虽设酒食，并不吃喝，以示恭敬勤俭；宴礼宾主尽欢，大快朵颐，以示仁慈恩惠。恭敬勤俭，所以成礼；仁慈恩惠，所以布政，那也是诸侯用来保护自己的人民的手段。正如诗上所说，‘纠纠武夫，公侯干城’。到了乱世，诸侯贪婪成性，欲壑难填，无所顾忌，常常为了尺寸之地而驱使民众去送命，将武夫当做自己的心腹、股肱、爪牙。所以诗上又说，‘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诸侯会护卫人民，而约束自己的心腹。天下大乱，则一切都会反过来。今天听到您所说的话，我觉得是乱世之道，不可以听从。”郤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不过呢，您是主人，我是客人，客随主便，我哪里敢不听命？”于是入席就坐。回到晋国，郤至将这事讲给士燮听。士燮长叹一声道：“无礼，说过的话就不会算数，我等武夫很快又要上战场去寻死了。”话虽如此，晋楚两国至少还是维持了表面上的和平。同年冬天，楚共王派公子罢回访晋国，与晋厉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晋楚两国实现了表面上的和平，但晋厉公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公元前578年春天

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第五章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布于1645年10月11日。此前不久，多尔衮也宣布在山西没收贩卖的私茶。此令颁布于1645年9月12日。同上书第十九卷，第232—233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三十二卷，第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0页。此令颁布于1645年11月27日。?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384页。此令颁布于1647年7月18日。?同上书第四十二卷，第491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2月19日。?《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8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03页。?米切尔：《满族统治的起源》，第94页。?关于此令的撤销，见马：《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2页。?同上书，第349页。?从辽东向北京的移民浪潮接连不断。根据朝鲜的目击者记载：“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56页；又见郑克晟：《多尔衮在满族封建化中的贡献》，第1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3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3月2日。?那些在旗下服役的汉人同样将他们的土地献给满族主人，以逃避赋税。1644年政府令地方官制止这种事情。?京城周围八府的大多数土地都属于明朝皇帝或皇亲。1502年，帝国全部私有土地的1/7都落入了皇帝之手。皇庄由宦官头目管理。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41—142页。在山西，也有许多明王庄和官庄。仅大同周围即有皇戚4000人之多，然而，当大顺军经过此境时被驱走或杀死不少。参见1644年9月6日姜璜的奏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41—150页。多尔衮在北京取得政权之后，他命令，属于明朝勋贵的田地，不能让新朝的权贵或官员占用。给户部的这一命令引起震动；而明贵族却因此一度对满人表示了很大的支持。这些明朝贵族开始申报自己在京城周围的田产。一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后，大量的这种庄田被没收为旗地了；至1649年，像湖广这种地区的明朝国戚也被当作平民一样对待，甚至被迫服劳役。巴哈那于1649年7月9日奏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100页；另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8页。?这些土地不具有“封建”的性质，也就是说，旗人不是通过提供兵役而换取土地所有权的。田主死后，田地并不转授他人，参见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64—67页，莫卧儿的授田制度可以作为比较。?1638年，满族旗人除了壮丁大约还有56825人，1735年有89735人。至18世纪晚期，满八旗有约6万名士兵，蒙古八旗兵1.7万人，汉八旗兵2.4万人。八旗士兵及其家属总共约10万人。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61页。?1645年6月8日，多尔衮接到了大量“土寇”的奏报。他让其大臣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农民变成了不法之徒。10天后，他收到了给事中李士焜的奏书。李在其中谈到：都城周围300里内，大多数土地已为旗人所占夺，而旧日居民被迫为盗。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8—49页。关于政府的救济措施也见同上书，第54—55页。有些被夺去产业的人最后落居于辽东。1653年的安置流民法规定：凡有能力招徕一定数量流民，在盛京安居乐业者，习文者授县丞、主簿，习武者授把总。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23—124页。?这里关于圈地的叙述，根据的是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35—340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65—71页；马伯乐：《明朝的灭亡》，第189—191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背景和意义》，第46页；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第四卷，第10页。大面积受此影响的府有：顺天、天津、保定、河间、仓州、永平、宣化、真定和德州。此后几年中，这些地区都成了盗贼活动的主要地区。从理论上说，土地或是皇族或旗人的庄田，或是以六垧为额授给旗人以代替原来每月的钱粮供应。1647年，这种授田数量在法律上永久化了。但军官可以另外得到60垧。1649年，从辽东新迁至的民人法定每人授田五垧。而在1650年，这种五垧的授田扩大到了原来的旗人。实际上，直到1669年夏，当康熙皇帝亲令停止圈占和授田时，圈地活动才告结束。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8、157页。?最初，土地被满人圈占的汉民或许可以得到其他地方的土地作为补偿，并免税一至两年。他们也可以在清明与重阳两个节日里回到被圈田地上扫墓。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6页。?满族进京几年以后，老百姓的牲畜十分缺乏。一头水牛值银20两；一头大水牛值银可达30两。因此，湖南便以人代牛，六或七名男人牵犁耕田，每日可犁三至四亩。劳动强度很大，田却犁得很浅。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5页。?1647年5月2日，多尔衮听从户部建议，禁止“带地投充”，同时也不许畜奴。《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7—368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卷，第1页。然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直至顺治帝亲掌政权时才被最后制止。周藤吉之：《清初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2—3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84—89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46页。?多尔衮把直隶最东北部的最好田地给了他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虽然这些田地原来应留给镶黄旗与正黄旗。多尔衮将永平府作为他嫡系的居住区，其目的在于借此控制经山海关进出东北的要道。两个黄旗分别居住在北京的北部；西部为两个红旗；南部为两个蓝旗。在鳌拜的怂恿下，在1666年正白旗与镶黄旗交换了土地。他是想把东北较好的土地给他自己所在的镶黄旗。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55—5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70—175页；凯斯勒：《康熙》，第46—4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31页。?彭鹏：《中藏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0页。?例如，1653年永平和保定遭受洪水袭击时，许多满人轻易地抛弃了田地，宁愿靠政府赈济的米谷过活，也不愿亲自耕种。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2页；也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97页。?村松祐次的《中国北方的满族旗地》中有详述。西人甚至贷款给旗人，要他们以旗地为抵押。1751年1月7日，户部奏报，有些西人暗中成了旗地的受押人。傅乐淑：《1644—1820年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188—189页。?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始终对那些逼人为奴者及窝主处以放逐、充边的惩罚。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28—329页。?甚至在满人离开辽东以前，他们就与旗内的“包衣”发生了冲突。这些汉人秘密地结成帮伙。1642年，有这样一群人逃离了清朝控制地区，随后转至山西。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页。据报在1644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逃亡包衣。逃民如此之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兵部特设一个机构负责追捕之事。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93页。?例如，1649年5月6日的诏令，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3—34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6页。勒索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0页。?孙襄的生平见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69页（第一九○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此令颁布于1648年10月5日。尽管这激起了一时的怨恨，但清朝的这种种族分隔，制度在较长时间看也许减少了种族间的冲突。“内城”中的原有财产被没收或出卖了；尽管这些被征用的人户享有免税三年的特权，但仍会造成很大的生活困难。然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太监们（他们控制着租给商人的官建的商业街道）和锦衣卫的权贵（据16世纪初的调查，他们拥有京城大多数货栈店铺）。他们从皇城中搬迁一空，可能倒为汉人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过去在宦官权贵的权势下，他们被剥夺了这种机会。关于晚明的北京，威克兰《万历朝的北京》一文随处可见。至于内城旗营的居住区，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3页；第四十六卷，第535页。汉旗仍留在内城，每旗负责看守一门（如，正黄旗守正阳门，镶黄旗守东直门与西直门，等等）。谈迁：《北游录》，第347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1页；又见林语堂：《京华烟云》，第2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京都那些负责守卫库房、巡护官衙的胥吏和随从，被允许住在官署之中。准许汉民白天来访此区，但不准过夜。后来，由于需要有人提供副食日用品，商人与店主便被允许在“鞑子城”居住了。又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7页。?这里主要是对事实上的联姻的承认。1648年10月6日，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八天后，摄政王对于种族通婚作了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同上书第四十卷，第46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21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最初建立驻防旗兵的有：北直隶的顺德，山东的济南、德州、临清，江北地区的徐州，山西地区的路安、平阳和蒲州。?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24页（第一八六卷，第4—5页）。?张申道：《有城墙的都市的形态》，第92页。?郑天挺：《探集》，第175—176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22、149页。?鲁很快升为总兵，在帮助收复陕西延安后，在家乡负责清军北直隶真定的防务《贰臣传》第十卷，第7—8页。山西、江南、陕西、甘肃的绿营兵组建于1645年；福建、两广、贵州与云南的绿营兵也分别在1650、1651、1658、1659年组建。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36—42页；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8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0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8—3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2页。清朝在北京统治的第一年里，任命的巡抚中满人稍多于汉人；但是，在1645年与1651年之间平均63％的巡抚是汉人。1652年后，满人巡抚的比例又有上升，至1658年升至70％。至1669年，80％的巡抚是满人；1674年，90％的巡抚是满人。1690年，满人巡抚的比例又逐渐下降；至18世纪后期，达到了满汉各半。参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然而，在征服中国南部的过程中，这种控制招抚官员的方式被迫放弃。需要把他们派到离都城更远的地方去，给他们更大的机动性，所以，控制也因之松弛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三藩”埋下了祸根。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39—40页。?当大顺军队过固关，向北京进发时，曾有意或无意地堵塞了居民水井。所以，在他们向西撤退时，落入农民手中的散兵游勇便被砍断了左手，作为报复。边大绥：《虎口余生记》。?陈永福即是常被认为是射瞎李自成一只眼睛的人，尽管实际上这是他的儿子陈德在1641年3月21日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射中的。当1642年10月开封府被洪水淹没时，陈设法乘船逃脱了；尔后，当1643年明朝官军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争夺潼关最后大决战时，他继续在孙传庭麾下指挥一翼。而在李自成击败孙、进入陕西后，陈率领几千最亲信的部队逃往山中。由于白广恩的苦劝，陈最后还是投降了起义军，尽管他认为他伤了李自成一目，会被其杀死。在他首次拜见李自成时，李宽恕了他，因为那天的战斗双方都在拼死相斗。陈的这一行动对许多同时降于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震动很大。张守常：《陈永福》，第64—6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7页；谢国祯：《南明史略》，第40—41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61—163页。?仅在大同就有918个这种“堡”和约100关卡。那里的守卫仔细检查行人的口音，以确保危险人物处于控制之中。作为1449年土木之变的后果之一，为了防御蒙古再次南下劫掠，明廷做了极大的努力去加强宣府与大同的军事堡垒。“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该省北部紧倚长城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社会；大量的力量用于防御，并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0—271页。这些城堡与烽火台一直存留至今，或依倚山岭，或俯瞰平川。?《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38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10页。?吴惟华是原朱元璋麾下的一位著名的、后来封为伯爵的蒙古将领的后裔，在北京投降了多尔衮，并在进攻山西时被任为汉军首领。最后，吴升为一名总兵，并被封为侯爵，加太子太保。《贰臣传》第九卷，第7—9页。至于给叶臣和巴哈那的命令，参见《世祖实录》，1644年7月17日和8月4日，第五卷第58页和第六卷第65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2页。?同上书第七卷，第81、83页。?同上书第七卷，第79、82页。然而，尽管几乎所有重要的明朝军队都承认了清政权，但是，吴惟华仍没有足够的兵力（他自己只有1200名骑兵，加上200名官员和扈从），使他敢于进攻守卫在太原城的陈永福和大顺军。《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7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8页。马国柱是较早的降臣之一。1632年，他就向皇太极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计划。《清史稿·马国柱传》；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27页。?他建议，为了表示对学问应有的尊崇，政府应在已经平定的地区举行科举。同时，应该接纳更多的贡生以扩大考试名额，对于擅长地方军政事务的官员的推荐应有明文规定。这样，吏才与学问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立国之本了。过去教师通常是生活中失意的老者才去作的，而今天，应该从年富力强的人当中选拔，当给予官禄。忠孝清白、德行卓异者应受到褒扬，清寒之士应该给予俸禄，应试者应发给盘缠并在京城提供专门的旅舍。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这份奏书只注有顺治元年，没有月、日。1644年9月2日，曹还奏请在辽东

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万历四十五年还用物资赈济努尔哈赤统治下受灾的女真地区（朱诚如《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可仅仅到第二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就公开起兵反明。这些人绝不是用仁义就能感化的。四，谋款斩帅。指的是袁崇焕跟后金暗中议和，斩杀毛文龙。（按：这条准确地说，应该是袁崇焕并未跟后金暗中议和，杀毛文龙也并非跟后金议和的成果。这一条前文已详述，在此不多言。总之，这条的确可以看作袁崇焕的罪行。）五，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按：这条不能坐实，事实证明袁崇焕为了阻截后金军，的确尽力了，绝非“纵敌”，但敌人的确长驱了。）六，顿兵不战。这是指袁崇焕在蓟州让后金军不战而越过。（按：这一条不能坐实，并不是袁崇焕不战，而是后金军绕着走，根本就没碰上。）七，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按：这是说袁崇焕将进京勤王的各路援兵遣散，纯属污蔑。）八，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喇嘛的身份是僧侣，所以可自由穿梭于明清双方，在当时经常充当非官方的使节，这是指袁崇焕坚持要求入城，并暗地里潜藏能通融后金的使节，妄图将其带入北京以促成议和之局。说的是袁崇焕欺瞒朝廷，背地里力图议和。（按：这一条并不完全对，不能坐实。）综上，袁崇焕的八条罪名，成立的有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看来崇祯杀袁崇焕要比袁崇焕杀毛文龙靠谱得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十二条罪名，没有一条能坐实。那么这三条大罪至于判死刑吗？其实单凭擅杀毛文龙这一条就够判死刑的了，但就当时情势而论，正是用人之际，而袁崇焕通过两次宁远之战，也可见他的确有守城的才能，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可是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1630年9月22日），崇祯却下令在西市处死袁崇焕，刽子手将袁崇焕的肉一寸一寸割下，共割了一千五百刀，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围观的人因为都认为是袁崇焕把皇太极招来，使北京城遭遇兵灾的，所以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有的从刽子手那儿抢到一块肉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有的争抢刚开膛的肠胃就烧酒喝，还有的没抢到肉的就用斧子剁碎他的骨头。（张岱《石匮书后集》）当晚，月光照在西市，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地上一片片暗色，一些野狗在此闻闻嗅嗅，有一只狗正在舔木桩上已经干涸的黑褐色血迹，那是袁崇焕的血。袁崇焕死后被抄家，“家无余赀”。袁崇焕家所有的女人，包括袁崇焕的妻子，在当天晚上都遭到了明军士兵的强暴。第二天，稍微有点姿色的女人全数卖给了妓院，男人则发配到遥远的边疆充军。袁崇焕的弟弟和妻子则被发配到三千里外的崇山峻岭，给不识字的野蛮人当干粗活的奴隶。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被敌朝——清朝皇帝乾隆平反。《清高宗实录》第一一七零卷，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二月初四日记载：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关于乾隆给袁崇焕平反的原因，前面写毛文龙时已详述。乾隆为了无限拔高袁崇焕，便伪造了许多“历史资料”，如《明史》中的一些资料等，而当今许多歌颂袁崇焕的学者的资料来源也就是《明史》，再加上对其他一些东西断章取义，而本书中袁崇焕、毛文龙这部分的资料来源为温体仁《明熹宗实录》、佚名《崇祯实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计六奇《明季北略》、朱溶《表忠录》、汪辑《崇祯长编》，这些资料大多数都是袁崇焕同时代人，或袁崇焕刚死时明末的原始资料。如今袁崇焕的所谓“文韬武略”和“战功”，主要是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被乾隆平反后逐渐“出现”的，谁真谁假，到底应该采信哪种，不言自明。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也就是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崇祯杀害忠良而自取灭亡，这样汉人自然会把明朝灭亡的责任都推到崇祯身上，对明朝的惋惜和依恋就会立刻淡化，甚至有人会痛恨崇祯这个自毁长城的亡国之君，如此一来，崇祯反倒成了唾骂的对象。这就是乾隆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却给袁崇焕平反的原因。我对袁崇焕的态度是复杂的，根据大量史料还原袁崇焕真相后，我既反对歌颂他，也反对把他贬得一文不值，网上有一副写袁崇焕的对联：上联：糜烂一炮，龟守两天，修三城堵四门不动如山，大放言平辽五年，索饷则累死六部，赴援则遣散七军，终落得传首九边，原本十分现眼。下联：顿兵十日，逼款九重，丢八魂七魄转进如风，私斩帅欺瞒六宫，纵敌便过城五里，市米便资盗四方，谁教汝议和三心两面，当真一点不冤。这副对联写得就有些过分了，真实的袁崇焕绝非“十分现眼”，他的死也并不是“当真一点不冤”。袁崇焕的一生无非就是辽东的军事，咱们就通过袁崇焕守辽东的军事战略来对袁崇焕盖棺定论吧，袁崇焕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他的战略是以宁远、锦州为重点，修复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市）、小凌河（凌海市东南）各城，形成能互相支持的纵深防御，控制辽西走廊。那么他这套战略对吗？现在部分明清史家信誓旦旦地说袁崇焕修的这道防线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都没能突破，关键是用得着突破吗？由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后金没有东江镇这个牵制，可以远距离作战。如此一来关宁锦防线（山海关、宁远、锦州）变成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后金军分别于1629年、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先后五次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等于袁崇焕的战略部署完全白瞎了。袁崇焕之于锦州，使我不禁想起辽沈战役中的蒋介石，锦州问题上，袁崇焕和蒋介石很像。袁崇焕留下锦州这个巨坑害得孙承宗后来二次守辽都跟着栽了跟头，洪承畴更是在松山之战一败涂地，而蒋介石却不信这个邪还要在锦州决战，结果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里的那场塔山阻击战就使其失败。蒋介石当时在塔山地区的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势，其海陆空优势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最后仍然没有突破塔山防线而增援锦州，可见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地形是多么适合阻击，锦州和宁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容易被切断，由此可见锦州确实是个易攻难守之地。因此，对于锦州，袁崇焕应该是放弃锦州，这样可以等敌人来犯宁远时，我军绕到锦州去切断敌人后路（事实上孙承宗就是这么构想的）。可袁崇焕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明军放到锦州去让后金切断后路。综上，袁崇焕的军事战略完全错误，军事战术嘛，很不错，前文两次宁远之战已说，在此不再多言。政治上嘛，居然把毛文龙都杀了，而且己巳之变的作为也充分证明他没有政治头脑。袁崇焕自己都在奏折里承认，他在跟皇太极的谋略较量中，完全陷于被动。他在蒙古闹饥荒时卖给蒙古人粮食，想让蒙古人跟自己一拨，结果蒙古在之前就倒向后金了；他希望朝鲜作为牵制后金的力量，皇太极就去打朝鲜，把朝鲜办了；他布置了关宁锦防线，看似天衣无缝，可皇太极绕着走，使他的防线全白设了。等于说，明朝有没有袁崇焕，都会灭亡，或者说正因为袁崇焕的存在，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导致后金失去了东江这个牵制，于是多次大举入侵。假如没有袁崇焕，毛文龙就不会死，后金后方就会有所顾忌，而按照毛文龙的套路，后金早晚会崩溃。此外，正由于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其部下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带着海军和红夷大炮投奔了清廷，最终使得明朝有的清朝全有了，战争中明朝完全不占优势。由此，绝不是因为崇祯杀了袁崇焕才导致明朝灭亡的，而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当然，再补充一句，袁崇焕绝不是汉奸，那些所谓的暗中议和的书信，也不过跟毛文龙当初和后金“议和”的意思一样。最后再说两个问题：袁崇焕的长相和历史人物对袁崇焕的评价。袁崇焕同时代的人都记载说袁崇焕很丑，袁崇焕的朋友钱龙锡在崇祯三年的折子中称：“崇焕初次陛见时，臣见其容貌丑陋。”这个折子是《崇祯长编》里有记载的，袁崇焕的朋友都这样说，说明袁崇焕的确长得不好看。可是到了乾隆年间，袁崇焕却化身美男子，现在网上流行的袁崇焕的画像，皮肤白皙，容貌俊美，很多人都对这画像膜拜。找到像素比较大的画像，可以看清上面写明画像作于乾隆戊寅年。乾隆年间的人，如何得知袁崇焕相貌，当是乾隆给袁崇焕平反后，命人所作，意在美化袁崇焕。毕竟长得不帅是不适合做偶像的。袁崇焕其人，当时人对他的评价很低，张岱《石匮书后集》说：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小猴子），而性极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魔也。五年灭寇（五年复辽），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呜呼！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实际是一百四十年），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比秦桧？黄道周：“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持五年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此外许多对袁崇焕的恶评，前面写毛文龙时列了许多，不再赘言。当时人大力歌颂袁崇焕的少之又少，程更生是其中之一，他在《漩声记》中说：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莱，崇焕手辟之也；一城之垒，一堡之堞，崇焕手筑之也。试问自有辽事以来，谁不望敌于百里而逃？敢于敌人画地而守、对垒而战，使敌望风而逃者，舍崇焕其谁与归？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爱钱，而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惜死，而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不避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推心置腹也。程更生如此歌颂袁崇焕，因为他是袁崇焕的部下，跟袁崇焕一起参与了北京保卫战，程更生对袁崇焕过誉了，但是他能够在袁崇焕墙倒众人推时不落井下石，也算难能可贵。由于朝鲜人恨毛文龙，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所以朝鲜人对袁崇焕评价很高，李晚秀《哀袁都督》写道：君不见，满洲小儿惊褫魂，大明都督身姓袁。铺冰城外呕血台，至今炮声天地掀。岳家军散黄尘涨，杜邮剑寒碧血翻。遽令皂旗长驱入，长城坏矣谁为藩？莫道一着枉拔毛，吾皇自有椎髻言。又不见熊公（熊廷弼）眼光空如炬，北来骑劫鹿豕奔。自从乾隆为袁崇焕平反后，到清末，为了弘扬汉民族的民族精神，袁崇焕被层层拔高，成了与岳飞、于谦齐名的民族英雄。《康有为全集》第十本的最后一篇《袁督师遗集序》，是康有为对袁崇焕的评价：赐白起杜邮之剑，闻淮阴钟室之囚，庶斛律凉风之杖，行武穆金牌之召，则古今人莫不垂涕。然此不过人主刻忌寡恩，于国之存亡无关焉。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这段话写的是战国时秦将白起在杜邮亭被秦昭襄王赐剑自刎，西汉韩信在未央宫被囚后最终被杀，北齐名将斛律光被北周以反间计杀害，岳飞被宋高宗一天之内十二道金牌召回班师，都是中国古代最让人痛心的武将被杀的故事，但康有为认为这四个人虽然重要，但他们的死都比不上袁崇焕之死对于国家社稷存亡的关系之大。康有为还认为袁崇焕文笔极佳：“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袁崇焕的文笔是否非常好呢？我们看几首他的诗词就知道了：《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戎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生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不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偕弟煜夜坐等有作》忆到乡关百事愁，挑灯细语不能休。人心此时将何恃，予骨他日望尔收。画里青山长入梦，镜中白发已盈头。但求烽火今平息，得遂闲身及早抽。《入狱》北阙勤王日，南冠就絷时。果然尊狱吏，悔不早舆尸。执法人难恕，招犹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黄河》河水奔流去，暄腾万马声。源从天上落，性本地中行。独处真须激，清来自太平。济川吾有愿，击楫动深情。康有为以圣人自居，能被他佩服的人不多，他能如此歌颂袁崇焕的文笔，也足见袁崇焕的确文笔极佳。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自然也歌颂袁崇焕，梁启超说：“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广东）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现在广东的袁崇焕祠堂写有这样一副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一看这副对联就知道是根据《明史》来对袁崇焕做出的评价，这幅对联的作者叫张伯祯，他是康有为的弟子，当时有一首诗讽刺他：“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张沧海就是张伯祯。所谓“乱替人家认祖宗”指的就是张伯祯通过篡改袁氏家谱，把袁世凯写成了袁崇焕的后代。1915年2月21日，北京《亚细亚日报》的《京尘见闻录》就登载了张伯祯的成果，“迄今大总统遭际时会，肇造民国，功德茂焉。顷其宗人重修族谱。其始祖原籍广东东莞县，且有祖山，葬于宝安县属，其地名擎天一柱。缘七世祖崇煜公，于明末清初流寓河南，遂占籍为项城人，宗派遂分。渊源所自，实始东莞。闻已遣长老赴粤调抄族谱，以明宗系之所由来云云。”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袁世凯是袁崇焕后裔，袁崇焕的弟弟袁崇煜是其七世祖，袁崇焕遇害后迁至河南，几百年后河南项城出了个袁世凯。张伯桢又用“左安法隐”的笔名，发表了《袁崇焕轶闻记》，说袁崇焕死后，有一方外人过其乡说：“今日杀袁者清，他日亡清者必袁。”意思是现在用反间计杀害袁崇焕的是清朝，他日灭亡清朝的人一定姓袁，果不其然，袁世凯灭亡清朝。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胡说，袁崇焕死时清朝还叫后金，袁崇焕死了六年后才改名叫清朝。袁世凯洪宪帝制时，袁崇焕作为袁世凯祖上的名人，自然也要追封皇帝，张伯祯为袁崇焕想好了“肇祖原皇帝”的庙号。袁世凯还派专使赴东莞致祭督师，祭文落款署“十九世孙某”。等于说袁世凯自称袁崇焕的十九世孙，可见袁世凯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可能是袁崇焕的几代孙，前面《亚细亚日报》还说是七世孙呢，现在又十九世孙，袁崇焕1584年出生，袁世凯1859年出生，当中隔了二百七十五年，十九代意味着十四年一代，虽说古人结婚早，可连续十九代每代都十四岁当父亲，的确有些早了。当然，这一切很快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而化为泡影，袁崇焕的庙号也没用上。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袁崇焕的名声并没因为袁世凯而遭殃，歌颂他的人依旧很多，直至今日。比如金庸《袁崇焕评传》中说：袁崇焕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是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的性格好像一柄锋利绝伦、精利无俦的宝剑，只要出剑匣就会发出弯道光芒，屠龙杀虎，终于寸寸断折。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有什么高学历，甚至经过李敖先生的考证，蒋介石所持还是日本某军校的假文凭。但这都没有阻碍这几位大人物日后的治国平天下。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成绩不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别放弃努力，通向成功的路绝对不止一条。但是，当时的袁小四看不到这么远，只能盯着独独没有自己名字的榜单，暗自发狠：我一定要废除这该死的科举考试！难以想象，这个想法后来真的实现了。几十年以后，袁小四实现了这个千年以来有人敢想却没有人敢做的复仇计划。不过没有正规学历始终是袁小四心中的痛。后来慈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起他的简历时，没有正经科举功名的袁小四面红耳赤。读书没读出名堂来，令袁小四汗颜和懊恼，但并没有令他绝望，父祖两辈从戎发迹的鲜活故事犹如一只无形巨手，将他推上另一条升官发财之路。于是，他把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发誓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结交一批同道，等待一个机会考场失意，情场得意。在家族的安排和牵线下，18岁的袁小四与财主家的女儿于小姐洞房花烛夜了，很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袁克定。同年，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降临到了袁小四的身上：叔叔袁保恒要到河南赈灾，袁小四作为秘书跟随，在旁协助公务。小四很珍惜这次机会，他知道自己没有高学历，如果还没有工作经验的话，恐怕以后真的是不太好找工作。此话并不夸张。在那个年代，县太爷的师爷都得是秀才以上学历，更别说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幕僚了，那些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可以说，学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现在。小四熟读《自乂琐言》，又有叔父的耳提面命，理论结合实践，做事干练的小四很得叔父的欢心。当然，这次实习也为他日后外交、练兵、维新、办实业、颠覆清朝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诅咒，又见诅咒！1878年，目前老袁家的第二大牛人袁保恒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1岁。这个世界少了一名负责任的官员，19岁的袁小四则失去了一个非常关心他的长辈。仍是这一年，家大业大的老袁家开始闹分家，袁小四赶回项城参与分家，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儿子，得天独厚地拿了一笔丰厚的家产。他把家迁到了河南省淮阳县的一间大院里，过起了安静的富二代生活。淮阳是他叔祖父袁甲三逝世之地，他一直很佩服袁甲三，所以在分得家产以后就来到了淮阳。在淮阳自家的大宅院里，袁小四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精研细读，给自己充电。尤其是《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和《资治通鉴》这类管理阶层的必读宝典。第二件，打造自己的班底。他组织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实际上就是收养了一群穷书生做他的智囊团。在这一群穷书生里，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此人之于袁小四就好比张良之于刘邦、孔明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这个牛人是谁？牛人叫徐世昌。鉴于徐世昌对于袁小四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多说两句。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此人足智多谋，思维缜密，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非凡的实干精神，是一名特级行政管理人才。最难得的是，他更喜欢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为人处世圆滑，是一个相当低调的大才。所以他的命很长，活得也很滋润，人送外号“水晶狐狸”。徐世昌还是一个艺术家，擅长山水松竹，“嵩山四友”中就有他一个。从艺术功力上说，若把他放在今天，那也是有资格享受政府津贴的人。袁小四与徐世昌既是老乡，又非常有共同语言，于是就在这个院子里撮土为香、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小四多了一个“菊人大哥”。在小四的资助下，有才的菊人大哥果然高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在今后的岁月里，菊人大哥将用奇谋、忠诚等形式的正能量来回报小四的资助之恩。到了这个时候，文武兼备的袁小四那熊熊燃烧的小宇宙就要爆发了。不过他还在等待一个机会。我是属于乱世的，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一飞冲天。袁小四这么想。第四章谣言逼出来的洋务高潮

汉人生猛上位

联特工说”。其中，“苏联特工说”出自于脱启明所著的一本《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系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书中转引了据说是来自于苏联特务机关的人事档案资料。该书似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我通过挖掘日本方面的史料，又发现，传统的“河本大作说”，证据仍然相当充分、相当扎实，其可信性仍然是压倒性的。在这一方面，证据十分充足，为免繁冗，我在此，只列举其中几条关键的史料如下：谋杀张作霖的第一号嫌疑人——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本人，在1953年4月11日于中国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内所写的一份笔供，很清楚地承认了自己谋害张作霖的事实。河本大作的供词，收录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文译文，是这样的：“……当时，（张作霖）东北军败退出关，（日本）关东军依据东方会议的决议，准备对东北军进行缴械，但是，依照当时的规定，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要首相田中义一的一种特殊背书令，而田中义一由于受贿（收了张作霖的钱）的关系，和张作霖是一伙的人，所以，他迟迟不肯签字，于是，关东军就这样错过了对东北军缴械的最佳时机。因此，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感到极度的不安，并对关东军表示了非常的不满。如果晚一点儿再缴械，就可能要与东北军发生直接的火拼了，而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暗杀掉张作霖，并以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暗杀张作霖的决定，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所作出的。皇姑屯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答应（我）承担实际爆破的任务，并最终是由东宫铁男操纵爆炸装置，将张作霖给炸死的……”熟悉中日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河本大作的自供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和行为逻辑的。不但如此，河本大作在（暗杀张作霖之后）回日本期间，私底下对他的好友小矶国昭承认过自己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这一条史料，相当的关键。据日本军人小矶国昭在其《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小矶国昭在东京车站接他，河本大佐当时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自己是杀死张作霖的凶手。《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这个证言，转引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写的资料《满洲事变》。还没完，还陆续有证人。当年身在东北与河本大作打过不少交道的日本侨民菅原宪亮的证言也表明张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划谋杀的。菅原宪亮在回忆文章《奉天特务机关长》里面，有一份这样的证言，收录在史料《土肥原秘录》中：“……我在奉天（沈阳）一家日本商业公司当经理……当时，日本侨民在满洲的权利受到（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侵害，几乎已经陷入绝境。我向关东军的河本大佐参谋诉苦，请其设法帮助（日本侨民）解脱困境。河本大佐苦思焦虑、研究对策，终于拟定了一个计划（即炸死张作霖）。我从一个买卖人的角度，极力支持这一计划。土肥原贤二也深知此情，并预祝这一计划的成功……计划逐步实现，皇姑屯车站终于响起了震天的爆炸声。我赶赴现场，只见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奉军（东北军）士兵……”其实这还不算，还有更多的证人。依据曾经担任日本驻华公使、亲历了中日战争的重量级战犯重光葵回忆：张作霖的确是被河本大作谋杀的。而且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是为了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日本陆军省当时认为：与其公开本案的真相并公开处罚责任人，还不如让本案永远留在云里雾中，日本可以糊弄国际舆论，逃脱道义的谴责。重光葵的这份证言，出自重光葵所著的《日本侵华内幕》（又名：《昭和之动乱》）。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相当日本战时的军部）编写的正史《大本营陆军部》，也是这样记录的——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中国对《大本营陆军部》这本日本史料进行了摘译，出版了《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一书，分上、下两册。书中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因为（首相）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对（张作霖）东北军进行缴械，关东军私自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该案不但主谋人是河本大佐，而且，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村冈长太郎也参与了策划……”换言之，日本政府官方，对于“河本大作谋杀张作霖”的说法，是予以了正式承认的。不但如此，还有日本战犯城野宏、伪满洲国汉奸臧式毅、日本军人仪我诚也也都留下了文字，共同指出同一个事实：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这些人的证言，大同小异，在此不赘述。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案，不但有凶手河本大佐的自供状，还有相当多的人证：菅原宪亮、小矶国昭、重光葵。此外，还有更多的证人：城野宏、臧式毅、仪我诚也……相当多的证人证言，共同指向河本大作本人。可是，我们毕竟又无法忽视脱启明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该书所主张的“苏联特工暗杀说”，毕竟列出了据说是摘抄自苏联特务机关人事档案的有力证据。事实上，当年的张作霖，的确是狠狠地得罪过苏联。首先，苏联立国之后，苏联国内的反叛残余——效忠沙皇的白俄军队逃亡到东北被张作霖收留，苏联抗议多次，无果而终，怀恨在心。其次，张作霖派人搜查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共产党人。对于此，苏联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也就是说，苏联的确存在报复张作霖的充分理由。可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任何谋杀案件的认定，都需要举证。既有日本人自称是凶手，也有苏联人自称是凶手，张作霖这个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综合苏联、日本两方面的现有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认为本案不能排除有如下的可能：1.河本大作和苏联特工，都有暗杀张作霖的计划。2.河本大作抢先成功实施了暗杀，苏联特工晚了一步。3.苏联特工获悉张作霖死讯，回国谎称是自己所为来冒领功勋。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设。可是，这样的假设，就目前而言，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日本、苏联双方都有人“争当杀死张作霖的凶手”这样的怪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的档案里面，会留下苏联特工自述杀死张作霖的记录。大家也一起来琢磨琢磨？

吴佩孚暴毙内幕

女人——慈禧。一、叶赫那拉氏慈禧慈禧出生于满洲镶蓝旗一个官宦世家。她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留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相当于现在部里的一个司局长，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屡有升迁，最大职位做到安徽省的一个五品道员。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小名叫兰儿。惠征是官场中的老手，经常走南闯北，往来各地，兰儿跟着父亲，从小就学会了随机应变的本领。兰儿的父亲惠征病死于安徽安庆任上。随后兰儿随母亲返回北京老家。兰儿十八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族，始终不能接近皇帝。叶赫族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就是仅剩一女子，也要颠覆满洲。”故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但兰儿长得确实迷人，不仅能歌善舞，而且通晓各地音律，特别是江南民曲。有一天，兰儿看到咸丰帝在圆明园的花丛竹林中散步，便故意躲在树林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歌声把咸丰帝吸引住了，他循着歌声的方向慢慢地走到了兰儿身边，发现兰儿长得很标致，就看上了她，封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很会猜测皇帝的心思，甜言蜜语，得到了咸丰帝的宠爱，又被封为懿嫔，过了不久，那拉氏就生了皇子载淳。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这回得了儿子，非常高兴，马上把那拉氏封为懿妃，过了些日子又封为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因为咸丰帝经常生病，不能料理国事，有时就让那拉氏代笔批阅。从此，那拉氏能和皇帝议论国事，谁也不敢得罪她。皇后钮祜禄氏因为没有生儿子，凡事都让懿贵妃三分，其他嫔妃就更不在话下了。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这时，咸丰帝因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又急又气，不久就病死了。机遇、胆识和手腕，使她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二、辛酉政变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八个大臣：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芮、匡源、杜翰、焦祐瀛，其中以肃顺为首。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其他成员还有淳亲王奕宗、醇郡王奕譞、钟亲王奕惠，以及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这三股势力都想执掌朝政大权，彼此争斗着，哪股势力能够同帝后相结合，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从咸丰承德断气之时，三股权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先拥立载淳继位为皇帝，改年号为“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为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当然，叶赫那拉氏并不满足，她的目的是要掌握朝政大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肃顺等人早就受到咸丰帝的信任，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们对那拉氏也早有戒心，不让她干涉朝政。这样，那拉氏就把八大臣恨上了。她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钮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同时也对八大臣对自己的限制不满，听了那拉氏的话，就说：“可咱们手中没有实权，不掌握军队，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那时刚三十岁，本来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咸丰时，被免去了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等要职，成了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但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咸丰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外逃到了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却让恭亲王奕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当奕听到咸丰死时任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名单中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时，更是旧怨新恨，汇聚在一起。想往承德奔丧又遭拒绝，奕正在家里发牢骚的时候，侍从们递上了那拉氏的密信，奕拆开一看，顿时喜出望外，认为夺取大权的时机来了，他紧张地进行了一番准备，就快马加鞭地到承德奔丧去了。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奕说：“六王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奕说：“本王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肃顺等人这才知道恭亲王是接到太后懿旨而来，毕竟他是咸丰帝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人伦之道是不能不讲的，于是无话可说了。奕第一日哭灵，第二日便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又竭力阻挠，但奕又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做小叔的劝慰一下，也不可以吗？平常百姓还有个婚丧嫁娶，难道皇上的家事你们也要管吗？”正说话间，一御前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只好躲过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城作部署。不久，醇郡王奕譞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的奏折。于是，两宫太后就着御史董元醇的奏折召见八大臣。肃顺反对说：“大清朝从来没有太后听政的先例，而且先皇有遗诏，太后不能擅自更改。”那拉氏说：“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听吗？”肃顺大声说：“我们是奉命协助皇上，不能听太后的命令。”接着，双方争吵起来，那拉氏连哭带嚷，八大臣也高声议论，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抱着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八大臣从那拉氏那里出来，立刻发出指令，驳回了让太后听政的建议，并规定大臣的奏折上，只能写皇上，不准写“皇太后”字样。那拉氏知道，没有兵权就不可能掌权。她便和奕一起，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百官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么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从小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这时，恭亲王奕早就做好了政变的准备。他对那拉氏说：“万事齐备，只等太后降旨了。”果然，就在当天，朝廷上下掀起了一片要求太后垂帘听政的声浪。掌握兵权的胜保说：“事到如今，非皇太后临朝听政执掌权柄不可。否则，没有办法安定人心，维持政体。”文武官员们看到生死大权都已操在奕、胜保等人手里，谁也不敢出面反对，王公大臣照例到皇宫去给小皇帝请安。那拉氏突然拿出早已写好的以小皇帝名义发布的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人逮捕。载垣、端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事先安排好的侍卫就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把他们按倒，押送监禁了。那拉氏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路上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已经晚了，他刚刚睡下，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门，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政变成功了，由于这一年是旧历辛酉年，所以叫“辛酉政变”。在向王公大臣宣布八大臣的罪行会上，那拉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肃顺等人如何不遵法度，怎样欺侮她和小皇帝，说得活灵活现。她还说：“先皇根本没有让这些人赞襄政务，这是肃顺等人私自搞的鬼把戏，那先皇的遗诏是假的。”小皇帝载淳也按照那拉氏预先教好的话说：“这些人忘恩负义，应该杀头。”最后，恭亲王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那拉氏和奕等商议，决定把他们最恨的肃顺斩首，命载垣、端华自杀，其他五人分别充军或者革职。接着，那拉氏和奕安排载淳登上皇帝的宝座，废除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同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三、辛酉政变获胜的原因和影响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重大的冲突，它胜利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顾命大臣对慈禧和奕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着“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但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而两宫太后与奕却有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即能生效的有利条件。其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咸丰帝的灵柩同行，从而提前返回争取了时间，同时利用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往皇宫，其间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再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人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推到当时主政的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和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恭亲王奕的权谋智慧，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时，恭亲王奕成了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既由皇族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就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的最大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又遇上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上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政局如同处于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于是开始了同治新政。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在此时进行。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然而，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差太远，没有使中国走出困境，基本上只是为中国的未来播下了一些种子，却没有收获；而同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却一下子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中国强大的儒家专制文化传统、几位中兴大臣之间的内耗、国民的素质低下等等都是。在所有阻碍中国复兴的原因中，经过“辛酉政变”登上清朝权力巅峰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的个人因素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但是，她在综合素质上仅仅只能算是一个“小市民”，一点也不具有雄才大略，她至多只能算是一个贪权的、充满心机的女人，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一辈子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根本上应该用来干什么。为了稳住自己的大权，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的几大朝臣势均力敌，相互内耗，而这却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慈禧将皇权紧紧抓在个人手中，达到了清朝权体制的顶峰。她为了永远垂帘听政，同治死后，又立了一个六岁的儿童做皇帝，当光绪快要成人亲政时，她为了独掌朝纲，先毒死慈安皇太后，进而又免去奕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的职务，使奕重新成为一个闲散的亲王。光绪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就被慈禧掌控在手里，或被作为显示自己威严的权杖，或被看作御座上的玩偶。她表面上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即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为傀儡。戊戌变法被她镇压后，光绪被囚禁起来，慈禧又重新出面训政，她到老死也不让光绪掌权，竟有意把光绪毒死。她把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贪恋政权到变态的地步。也不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常在重华宫漱芳斋办事、看戏、传膳，没有协同治国的文化谋略，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也培养成了废物。她独裁中国四十八年，使中国失掉了一次次变革图强的机会。慈禧是这样一个贪恋皇权、善于玩弄权术，而实际上没有一点政治远见和经国大略的女人。由这样的女人统治中国近五十年，是我之民族的悲哀。【点评】辛酉政变是慈禧权力的顶峰。她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纯粹是一种偶然，根本不是那种时势造英雄、应运而生的英雄豪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女人竟主宰了中国命运近五十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这里面，历史的偶然性又转化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其戏剧性和悲剧性令人感慨回味不尽。第十七章晚清中兴四大臣在晚清中国专制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期，崛起四位中兴大臣，他们凭借才能剿灭农民起义，开启洋务运动，企图力挽中华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纲常名教的覆灭。一、湘军头子曾国藩曾国藩，生于1811年，原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五岁开始在家塾随父亲读书，后在长沙府应试中举，名列第七。1834年，毕业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年底进北京参加会试，一连两次均落第。1838年，再进北京参加会试，终于中第三十八名进士，然后入翰林院，成为主和派重要人物，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并被穆彰阿改名国藩。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步入仕途。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从韩愈、周敦颐、朱熹到陆象山、王阳明的思想，他都一一探究过，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位道学家”。这一时期，他虽不曾飞黄腾达，也还一帆风顺，只十几年工夫就升任为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起来后，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披袍挂甲，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柱石。1853年，他接到督办团练的上谕，赴长沙就职。到职后曾国藩以罗泽南等人的“湘勇”为基本力量，成立一个大团，镇压湖南境内各地的农民暴动。他采取乱世重典的方针，杀人如草芥，被时人称为“曾剃头”。他在督办团练、镇压起义的同时，开始实行他早在1851年就萌生的计划，即训练一支有别于满清绿营军队和地方团练的新式武装，这就是湘军。鉴于当时官军的腐败无能，他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方法：首先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对招募士兵，他主张要在山区和偏僻地区招募，认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对招募军官，则主要招聘绅士、文士充任，并有具体标准：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怕死，三要不计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其次他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仿效明代戚家军的办法，以营为单位，下设四哨，每哨又辖四队，层层管辖，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布防；在治军方面，他又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营制”、“营规”，并把封建的纲常名教编写成通俗的民歌，对士兵进行教育，控制军队的灵魂。湘

说通过颜真卿的努力，进而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平原郡的城门之南，所有人共推颜真卿为反抗叛军的盟主。在如此危急局势下，河北、河南地区对叛军的反抗终于形成了体系，逐渐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安禄山一定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窘境，当他回味过来时，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晦暗的景色。安禄山！你的血腥屠杀换回来的终将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气节颜真卿在河北的大动作不仅惊动了安禄山，同时也让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大为惊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河北诸多州县陷落于叛军之手，让李隆基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无奈地发出“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感叹。现在颜真卿的横空出世，让李隆基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颜真卿的模样，但他知道颜真卿起兵后，还是兴奋地对朝臣说了一句话：“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一个曾经在朝为官被排挤出去的人，一个让自己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居然会为自己尽忠到底，当李隆基知道颜真卿在河北的举动后，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忠臣。感慨良久的李隆基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颜真卿，为此他派出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从山西东下河北作战。郭子仪受命出征后，先是在单于都护府的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军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安禄山手下大同军使高秀岩的叛军，继而攻克了河东道的静边（今山西右玉）军，又在河曲（今山西永济）第二次打败高秀岩，最终一直打到军事战略要地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进而打通了东进河北的道路。当颜真卿知道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之后，他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安禄山无暇东顾的情况下，颜真卿果断向西急速收复领土，试图与在山西的郭子仪会合。但就在此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噩耗，他的哥哥颜杲卿被安禄山无情地杀害！颜杲卿在常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但因时间仓促仍不具备公开举兵的条件与时机。鉴于安禄山准备西进潼关直指长安、颜真卿在河北公开举兵以及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为了牵制与阻滞安禄山西进的速度，配合颜真卿在叛军后方的作战，颜杲卿决定提前举兵。此时恰巧安禄山派遣手下的部将高邈回到幽州去征兵，以解决河南境内兵源不足的问题，颜杲卿决定举兵的时候，高邈已经完成了征兵的任务，正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在颜杲卿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突袭机会。当即，颜杲卿任命部将冯虔率领五千人马在槁城设伏，突袭半路经过的高邈。突袭高邈的过程十分顺利，顺利得甚至有些出乎颜杲卿的预料，在将高邈押进牢房的同时，颜杲卿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安禄山的部将何千年从东都洛阳回范阳督粮，于是又一举擒获何千年。擒获高邈并没有为颜杲卿带来什么，但擒获何千年却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何千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在面对颜杲卿的时候，他为了保住性命，向颜杲卿献上了自己的计策：“现在太守想要效忠大唐，开始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做得很好，现在更应该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看太守的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叛军真要是打过来，恐怕难以应对。您应该把城外的河沟挖得深深的，城墙的壁垒筑得再高一些，不要同叛军硬碰硬，等到郭子仪的朔方军来到后，合力一同进攻叛军。现在我建议您发檄文到赵、魏之地，让他们切断通往范阳、幽州等地的要道，对外宣扬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很快就会通过井陉，并游说正在攻打饶阳的张献诚，明确告诉他，他手下的那些人全都是地方的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即将到来的朔方军，这样饶阳之围即可解除。”何千年一番长长的话语，让颜杲卿不住地点头，于是他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事实证明，何千年的计策确实是个好计策，张献诚在听到朔方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顿时大为惊恐，立即解散了人马，饶阳之围顿解。不仅如此，当时河北诸多郡县，除去范阳、卢龙、渔阳、密云、汲、邺六郡仍效忠安禄山之外，十七个郡县全部宣布归顺朝廷，至此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人马已经达到二十万以上。应该说颜杲卿采纳何千年的计策，一度使得河北的战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河北不仅是安禄山的老巢和兵源、军需补给的战略大后方，同时又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颜杲卿在河北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对于准备西进攻打潼关的安禄山来讲，无疑增添了诸多难度，从某种角度而言牵制了叛军。话复前言，何千年的计策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前边说的是有利的结果，接下来要说说不利的结果，而这个不利的结果恰恰让颜杲卿送掉了性命。叛军西进潼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洛阳筹划他的登基大典，当他听到颜杲卿在常山居然连续捉住他的两员大将，并大有光复河北的意图时，让他十分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安禄山决定派部将史思明、李立节统领藩、汉混合步骑攻打常山，又派部将蔡希德统兵一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出兵增援史、李二人，共同形成对常山的重兵合围之势。这里着重提一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中的“史”指的就是史思明。史思明，初名崒干，宁夷州突厥人，与安禄山为同乡。天宝初年，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跟随安禄山讨契丹，任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他作为先锋平定河北，被禄山任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手下拥有八万人马。既然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就说明史思明和安禄山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叛乱的最初阶段，史思明算是安禄山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由配角变成了主角，这一点在后边我会详细说到，暂不赘述。事实上，史思明和李立节围攻常山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颜杲卿由于匆忙地暴露了自己，还未来得及加固城防，史思明和李立节就已经兵临城下。无奈常山城中兵寡将少，难以抵抗，颜杲卿不禁心急如焚，急忙之中派人杀出重围前往太原向太原尹王承业求救。然而王承业拒不出兵，他的理由是太原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自己现在自顾不暇。就这样，颜杲卿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但颜杲卿刚烈的性格，让他绝不甘心就此投降，他率众坚守危城，在势单力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常山城破，颜杲卿与袁履谦巷战力尽，不幸被俘。颜杲卿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并不理解自己如此优待颜杲卿，为什么这个人依然反水。所以他下令将颜杲卿押解进洛阳，自己要亲自审问这个人。“你本来是范阳一个小小的户曹（官名），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官名），没过几年又提拔你当太守，我可是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安禄山看到五花大绑的颜杲卿时，怒气冲冲地开口问道。“为什么要背叛你？你个杂胡！皇上如此恩宠你，你又为什么背叛皇上？”虽然被五花大绑，但颜杲卿并不屈服，怒目圆睁高声对安禄山喊道。安禄山本想用气势压住颜杲卿，但颜杲卿这突如其来的反问，让安禄山瞬间哑口无言。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颜杲卿继续向他开炮：“安禄山！你本来不过是营州放羊的杂胡，皇上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对你恩宠至极，皇上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居然兴兵作乱，涂炭生灵。我家累世为唐臣，官位都是大唐所赐，绝不是你安禄山提拔的功劳，怎么可能跟你这个乱臣贼子为伍，我为国讨贼，只恨未能亲自切下你的脑袋！杂胡狗！为什么还不赶快杀我？”颜杲卿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以至于眼睛已经血红。安禄山此时已然气急败坏，在颜杲卿骂完后，他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指着颜杲卿恶狠狠地说道：“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将他绑在柱子上，给我一刀一刀割他身上的肉！”顿时，士兵将颜杲卿从地上架起，拖着他向殿门外走去。“狗贼！我做了鬼也要找你索命！哈哈哈！”“一定要将他割上三千六百刀，解我心头之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冻彻人心骨，一个忠义气节之士的灵魂在寒风中傲然不屈，苍茫大地间飞舞的雪花，仿佛在为他悲号哀叹。值得一提的是，与颜杲卿一同赴死的还有太守袁履谦，以及颜氏一门忠烈三十余人。四百多年后，另一个铁骨铮铮之人文天祥用一种近乎膜拜的情感来抒发对颜杲卿的怀念，一句“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让世人对颜杲卿的气节更为深深折服：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想到此处，不禁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当颜真卿知道其兄颜杲卿以及颜氏一门三十余人被安禄山残酷地杀害后，颜真卿几乎昏厥过去。但颜真卿是一个比颜杲卿性格更加刚烈的人，那一刻他握紧拳头，强忍住悲痛，努力地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在他看来，悲痛绝不是反击安禄山的方法，将河北义军的势力无限扩大，才是对哥哥最好的告慰。颜真卿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河北变成埋葬安禄山叛军的坟墓。但就在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河北义军风起云涌之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传来。长安的门户——潼关，不幸失守！第二章灵武称帝胶着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迫不及待地称帝。这个腰腹肥硕的杂胡，此时终于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称帝后的安禄山虽然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范阳起兵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打进长安城清除杨国忠。安禄山十分明白这是他能聚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口号不能丢。所以在首次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虽然忙于应付河北的混乱局势，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潼关的进攻。经过他持续的进攻，终于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攻陷潼关。事实上，潼关作为长安的门户，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李隆基对于潼关的防守也十分重视，调派名将哥舒翰承担潼关防守的重任。之所以潼关最终不幸失陷，完全是由于大唐高层的内耗所致，这其中有李隆基昏庸偏执与自以为是，也有杨国忠的弄权固位与排斥异己，更有哥舒翰的公报私仇与因小失大。在此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大唐的确是损失了两员良将，此举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致使李隆基一时之间无将可派。但潼关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李隆基明白叛军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其他骁勇善战的将领一时间来不及征调，所以李隆基想到了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本是西突厥哥舒部落人。按突厥的习惯，他们常常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他的父亲是哥舒部落的首领，叫做哥舒道元，曾经做过唐安西都护府的副都护。哥舒翰的家族世居安西，而哥舒翰也生在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天宝五年（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很快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哥舒翰自幼就通读《左氏春秋》、《汉书》，所以极富智谋。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吐蕃凭险据守，唐军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哥舒翰大怒，限三日内破城，否则斩杀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哥舒翰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不可否认，哥舒翰兼具智慧与军事谋略，而且当时都流传着赞颂哥舒翰的诗歌：“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始终沉湎于酒色。李隆基想到哥舒翰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震边陲的名将因为长期沉湎酒色，导致自身瘫痪，已经在家休养了十个月之久。按说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李隆基本不该再让他强行带兵。但此时情况危急，最关键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在李隆基看来，目前情况下，只有哥舒翰是最好的人选。可是哥舒翰虽然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多大起色，只能站起身来慢慢行走，更别说行军打仗。因此对于皇帝陛下交给的重任，哥舒翰坚辞不受。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皇帝陛下从实际出发，切身考虑一下他这个半残废之人的身体状况。但李隆基似乎不为所动，而且抛给了哥舒翰一句狠话：“高仙芝、封常清叛逆，卿不可效仿！”哥舒翰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果还不识趣儿，那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万般无奈之下的哥舒翰只得接受了皇帝陛下的任命。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哥舒翰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潼关。临行前，李隆基在勤政楼亲自为哥舒翰送行，并让文武百官到长安城郊为大军壮行，可以说李隆基对哥舒翰寄予了厚望，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至此全部系于哥舒翰一身。大军进入潼关后，哥舒翰基于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依然采用先前高仙芝、封常清定下的重兵聚关坚守的策略来与叛军对抗。当时哥舒翰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真正经过战场上血与火洗礼，灵与肉考验以及生与死较量的士兵并不多，只有少数来自河西、陇右等一直跟随哥舒翰征战的士兵训练有素。最关键的是，哥舒翰此次是硬着头皮来到潼关，以他身体状态来看，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无奈之下，哥舒翰准备将军务托付给他比较信任的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田良丘全权处理。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的文弱书生，如此危急的局势之下，这么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让哥舒翰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只得将军队分开，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另一个部将李承光掌管步兵。事实上，从哥舒翰到达潼关的那一天开始，守军的内部就展开了派系之争，王思礼是哥舒翰带去的，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李承光却是高仙芝的部下。高仙芝被冤杀让李承光一直耿耿于怀，哥舒翰虽然功勋卓著，但李承光并不服气。这是因为哥舒翰到达潼关后，治军不能保持公正，对待自己带去的部下十分宽厚，但对待先前高仙芝的部下则十分严厉。这样一来，潼关的守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大敌当前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全力对付叛军，搞得将帅不和，军队没有斗志。天时不利加上人和不谐，如此一来，唐军所能仰仗的只有地利了。潼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考虑到潼关守军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哥舒翰采取坚守的策略还是十分得当的。哥舒翰的设想是，利用潼关的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或者说让郭子仪、颜真卿的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战区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出关给予叛军致命的一击。为了让李隆基充分了解潼关的局势，不至于像猜忌高仙芝和封常清那样猜忌自己，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详细说明了之所以闭关固守的原因，得到了李隆基的充分理解。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哥舒翰始终没有主动出战过。这期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曾经率领叛军再次来犯潼关，甚至运用计谋让部将崔乾佑仅带不到五千老弱病残之兵驻扎在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象，暗中却在陕郡周围部署精锐部队，想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然而哥舒翰也是身经百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诱骗，他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哥舒翰在潼关与安禄山形成了胶着状态，其实谁都明白，随着各地反抗叛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种胶着状态无疑对唐军是有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舒翰一定会有机会和叛军一决高下。然而正当两军在潼关处于紧张的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开始出

答还是第一次。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次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不知道大导演陈凯歌会不会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这是先辈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拐弯抹角居然跟黄兴还扯上了点关系。没有开玩笑，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话题回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情：一、李鸿章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刘学洵、卜力、孙中山三人组团忽悠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鸿章的高参（幕僚）之中有一位叫做刘学洵的兄台。刘兄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确切地说是进士的学历加大富豪的身家，在当地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刘兄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刘兄策划了多年，也没找到什么反清复明的机会，直到李鸿章搞“东南互保”与慈禧唱对台戏，这才让他发现了从中起事的机会，所以他找到了两个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第一个人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港督）英国人卜力。卜力为何要蹚这摊浑水？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被联军追得满世界逃跑，这让卜力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第二个人是刘兄的老乡孙中山。刘兄忽悠老乡孙中山说：联合李二先生一起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是个很好的点子，你不试一试吗？孙中山当然要试试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会试一试！李鸿章虽然身体的硬件已经老化了，但好在脑袋还没有生锈，刘学洵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孙中山的实力他都很清楚。因此，他用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再联想到之前的东南互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二、李鸿章绕了一大圈，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找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卖国谈判团”中还有一位超级大才子辜鸿铭先生。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你会做什么？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会选择在最后的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而李鸿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10月，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世纪大拍卖”开始了！如狼似虎的列强代表，提出议和谈判的七项原则：一、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二、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三、赔银十亿两，十年还清；四、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七、如何割地的事情他们内部还没有商量好。李鸿章觉得，除了第四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列强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要是要求太过分，我们四万万人民也不怕流血！李鸿章手中根本没有牌，他只能装，装作成竹在胸，装作泰然自若，装作有理有据，装作词严理正。总之，他一个人和十多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丝尊严。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好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聋作哑，声东击西，说好说歹，插科打诨……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居然把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上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二、赔款数额远低于十亿两；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这个重大成绩其实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多次把血呕到谈判桌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原来李鸿章已然病入膏肓，属于带病上阵。列强一看，跟他们谈得来的李鸿章要不行了，于是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李鸿章豁出去了，他说：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联军谈到赔款数额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副手庆亲王奕劻顶上去继续谈。奕劻坐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胆怯无能的奕劻了，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谈了一年，都快把李鸿章谈死了，连原本没有血性的奕劻也生出了血性。联军沉不住气了，只好做出妥协：我们不割地了，也不杀慈禧了，就赔款吧，你们中国人不是号称四亿五千万吗？一人一两吧！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让李鸿章和奕劻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汇报的时候做了很阿Q的说明：一人一两，以示侮辱！鉴于《辛丑条约》中的有些内容对下文有不小的影响，特归纳出来：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结清；二、划定使馆区——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三、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四、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两年，如觉有必要还可延期；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六、派出使节去对德、日“谢罪”，为死在义和团手里的德国大使立牌坊。李鸿章与联军代表谈判的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盼了将近一年，慈禧终于盼来了李鸿章发过来的“协定草本”电报。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后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奕劻虽然手在抖，但还是很讲义气地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亲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不过李鸿章也没有力气签完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虚弱无力的、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医生立刻赶来诊断救治：肃毅伯的胃血管破裂。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发出了最后一封奏折，结合不久之前他上奏给慈禧的折子，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嘱：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转的希望。在百年前的中国，李鸿章居然已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振聋发聩，着实可敬！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1901年11月7日，京郊贤良寺，李鸿章早上一醒来，就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所以他让家人给他穿上寿衣，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正巧以前的老部下周馥（大实业家周学熙的老爸）来看他，可他来得有点晚，李鸿章已经到了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但仍睁着两目，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周馥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告诉我吧。李鸿章的嘴唇在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眼眶有泪水溢出。周馥又说：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完成吧，请你放心！李鸿章的嘴唇仍然在翕动，没声音。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可敬！可惜！可悲！李鸿章弥留之际显然还有话要说。人在长时间沉默后，总是想说点话的。在李二孤独上路的时候，估计他最想说的应该是：“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慈禧当天就知道了李鸿章的死讯，她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是啊，陪她一路前行的小伙伴们——曾国藩、奕訢、李鸿章全都去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她背黑锅，日子还怎么过？慈禧念起了李鸿章的好，给李鸿章办了国葬，给老李封侯，还给老李建纪念庙堂（祠），这待遇肯定是清朝汉族官员第一人。史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国家重臣（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清史稿·李鸿章传》）。但是，民间可不这么认为。李鸿章签订完《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可也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性格过于软弱，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毫无疑问，人民都喜欢硬气的人，尤其是硬气的权臣或统治者。不论对与错，李鸿章那些看似软弱的主张与行为，无疑让很多人误解他、讨厌他！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卖国。其实李鸿章应该不想卖国，也没有这个资格。理智点看，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公司。其股民由满洲贵族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职业经理人。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和光绪，李鸿章只是个跑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杀头都算便宜你了！“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不用多说。可奇怪的是，国人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地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其实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持，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她更卖国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更多的是针对李鸿章的。慈禧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是谁叫李鸿章是大清朝的那张脸？背黑锅、挨唾沫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责任和义务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只身入京赶考时的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当年白衣飘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生，不幸地站在了一个衰朽不堪的舞台上，毕生致力，满腔热血，也没有换来“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只得到了一声声骂名，一捧捧凄凉！无论如何，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李鸿章时代结束了。他对这个时代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这个时代所局限。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也有局限和狭隘……第十一章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歪打正着建起的清华园

乔年被吓得面如土色，响过后尸体脑门飞出一条赤色小蛇，蛇头上有角，下巴上有胡须，腹部长有四个脚，面部闪闪发光，俨然一条龙。小蛇飞起来，腾空数十丈，向太阳乱叫，大有吞噬日光之势，飞起数十丈后就坠落下来，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跌倒在地乱滚，转眼化作一团血水。汪乔年目瞪口呆，下令焚尸，尸骨一阵恶臭，十里外都能闻到，最后他把李自成祖坟的所有棺材都焚毁。关于挖李自成祖坟的这段荒唐故事出自明末吴伟业《鹿樵纪闻》，吴伟业的来源是《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报》，塘报是上交内阁的军事情报，边大绶想必是不敢撒谎，这个塘报出自边大绶所写《虎口余生记》中，内容仿佛《盗墓笔记》，但既然有这段记载，我就不妨把它写出来供大家一看，蛮有意思的，这段记载堪称中国历史最邪乎的一页。李自成得知祖坟被刨后大怒，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二打开封后，汪乔年被调到襄城，李自成率军攻陷襄城，把仇人汪乔年的头砍下，敲破脑壳，用吸管喝他的脑髓，并将一百九十个书生的鼻子和脚砍下当陪葬。李自成祖坟被刨后，与罗汝才率军五十万二打开封，但仍久攻不下，于是让妇女露出阴部，倒立，向城上骂街，称之为阴门阵，开封守军找来全城和尚，让他们脱光衣服，站在城垛上，称之为阳门阵。这当然不是个事，双方都觉得现眼，于是两个阵都撤了。（此据清初彭孙贻《平寇志》）高名珩派精兵三千坐在筐里，趁夜色用绳子从城墙缒下，杀死了一批在睡梦中的农民军。李自成恼羞成怒，令在城四周筑起四座高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每座高台上都有大炮瞄准城内。高名珩针锋相对，在城上修筑一道小城，明军可躲在小城后对农民军射击，农民军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就这样打到正月初一，这天李自成认为高名珩会过年，于是下令猛攻，可高名珩早料到李自成这手，他令士兵把芦苇柴草点燃后向攻城敌军扔去，农民军许多人被烧死。李自成于是接着打地道战，高名珩这次不用“万人敌”了，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连军粮都很难保障（因为开封附近的粮食都被他搞到城里了），他决定玩点软的，于是派士兵对挖墙脚的农民喊话：“你们吃饭了吗？”农民：“到哪去吃呀？”明军就向他们扔食物，农民军于是动摇了，有许多挖着半截墙角就倒戈了，李自成于是把有限的军粮保障给打地道战的士兵吃饱，这样农民军倒戈人数大大减少，高名珩的日子不好过了，眼看城墙被打开几个缺口，高名珩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下令：谁将一袋土放到城下缺口处，赏一块银圆。结果李自成的进攻又白费了。正月十三，李自成埋好地雷，一声巨响，黑烟腾空，城外碎石乱飞，李自成自己的部下又被炸死不少，城墙却没有崩断。此时左良玉率军来援开封，李自成有被反包围的危险，他率军撤退。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三打开封，做长久围困的打算。崇祯派左良玉等各部二十五万援军，一万辆炮车增援开封，此外崇祯还把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三年的孙传庭释放出来。孙传庭在监狱这三年没法读书看报，新闻联播之类的也看不到，他还以为李自成是十八骑败走商洛的阵势，便跟崇祯说：“给我五千精兵足能破贼。”等孙传庭到河南后，见李自成已有几十万人，便大为后悔，向崇祯承认错误，把所需兵力扩大四倍，说：“没有两万精兵的话没法破贼。”崇祯看后大怒，下诏说：“你不是说五千人就够吗？怎么又要两万人了？现在就给朕剿贼，不可拖延。”与此同时，崇祯下诏让孙传庭斩杀与李自成同为米脂人的贺人龙，理由是崇祯认为贺人龙跟李自成是老乡，因此作战不力。崇祯是个具有女性化思维的、想当然的皇帝，他的许多无端猜忌最终自毁长城，也葬送了大明。贺人龙在剿灭李自成的作战中屡战屡胜，杀人如麻，人称“贺疯子”，此时却被崇祯处斩。贺人龙的死讯传到李自成的部队后，农民军纷纷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就在崇祯令孙传庭在河南与李自成鏖战时，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战死，崇祯调孙传庭去陕西代行其职，救援开封的任务不再由孙传庭来做。救开封的各路援军集中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李自成为不让援军与开封守敌合为一股，于是他在开封和朱仙镇设置两个包围圈，分割敌军，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长百里宽一丈六尺的壕沟。这样一来他既切断敌军粮道，又切断敌军退路。李自成的布置使明军很危险了，但就是这样，明军内部还貌合神离，号令不一。李自成抓住时机兵分两路，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部，打草惊蛇，另一路牵制最强的左良玉部。在击溃虎大威部后李自成两路合兵，左良玉更难以脱身，李自成对左良玉发起了冲锋。左良玉人马损失过半，拼命向西南突围，李自成故意放开一条路，让明军溃逃。左良玉退了几十里后来到了壕沟边上，马过不去，士兵只得弃马过壕沟，仓皇逃命。李自成伏兵此时出击，把明军打得人仰马翻，尸体填满了壕沟，二十五万明军全军覆没。此时开封城内断粮，有明军半夜缒下城去“摸营”，有的人一出去就投了起义军，不再回来；有的去附近的村中将百姓杀死，把头提回来，先向高名珩报功领赏，然后重价卖给别人吃。因恐被人们认出面孔，故意在被杀者的脸上和头上乱砍几刀，诡称是格斗被杀。然而后来到底露了马脚，不仅有人认出来是郊外的亲戚和相识，不敢声张，还有人看见有的死人头不长胡子，耳垂上带有窟窿眼，显然是用妇女的头混充贼人首级。不久高名珩已经明白实情，禁止兵丁们半夜再缒城“摸营”。夏季开封城连降暴雨，街上满地泥泞，坑洼的地方都积满了臭水。街上很少行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简直不似人间。原来一些荒凉的地方堆满白骨，黄昏以后有磷火在空气里飘荡，现在白骨也被水淹没了。过去开封房子很多，如今人死房空，空房又被拆毁当作柴烧，空旷的地方也更多了。偌大一座开封城，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猫也被吃光了。甚至飞鸟都已经绝迹了。每一次飞鸟来到，总是被人们设法捕获，或用弹弓打死；又因为城中没有粮食，连青草和虫子都被人吃光了，所以久而久之，鸟再也不飞来了。据白愚《汴围湿襟录》记载，城内因粮绝，有人剥下树皮吃，有人剜草根吃，甚至有人捞粪便中的蛆吃。——莫非当时人就知道蛆体内含蛋白质？开封城内有人为生存结伙杀人，靠吃人肉延续生命，有人家境稍好就杀自己的仆人吃，更惨无人道的是父母杀自己的子女吃。一个叫黄澍的人的妻子在分娩后吃包子时看到一小截人的手指头，当场就被吓死，这个女人还没被深埋就被别人吃了。由于李自成下令“攻得开封城，不留一个人，就是笤帚头，也得剁三刀”，城内无人投降，在严重断粮的情况下坚决抵抗。九月，开封巡抚高名珩密令决黄河水灌李自成，可是这个消息被李自成潜伏在开封城内的内应得知了。李自成于是把军营移到高处。当时下大雨，瓢泼般雨水从宛如无底黑洞的天空倾泻下来，汇入奔腾咆哮的黄河，盖过了千军万马的呼声。突然，随着两声震天动地的闷雷，决口了，汹涌的黄水狂暴地奔流而出，直奔开封，水没淹李自成，反而倒灌开封城。黄河之水天上来，水声如雷，哭号声如潮。城内仅钟楼、鼓楼和王府露出水面，形似孤岛。水声中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号声。开封居民在浩劫后由百万人减至两万人。洪水退后，城内到处是人的尸体，鼓起的死尸泡在发绿的污水里，在太阳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红头苍蝇在尸堆里嗡嗡飞舞，乌鸦从这具尸体跳到那具尸体上，专门啄死人的眼珠，野狼也跑进大街叼吃骨肉。《汴围湿襟录》记载了开封被淹后的惨景：“老稚男妇，形如傀儡。奄奄气息，病骨伶仃，苛倒卧道旁荒草中，或投宿古庙破寺内，药饵无从，汤水难得。时值初冬，又死十三。昔日富贵殷实之家，顿成他乡流离之鬼。坏土何厝，钱纸谁焚？闻金人破汴，宋室南渡，未有如此惨也！”高名珩最终弃城而逃，李自成也不想要开封这个烂摊子，于是率军撤退。至此明朝在河南再无重镇可守。明朝汜水知县周腾蛟说：“汴城（开封）不守无河南，河南不守无中原，中原不保，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大势甚可忧危也。”他说得没错，仅仅两年之后，大明王朝就灭亡了。拿下开封后，李自成集团对于下一步战略产生分歧，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礼政府侍郎（李自成将六部设为六政府）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截断南北漕运，后乘机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提出：金陵在长江下游，从此北伐战线太长，难以胜利，而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不如先取关中，关中为闯王桑梓之地，且秦都百二河山，以此建国立业，然后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军京师，进可攻，退可守，方为万全之策。李自成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从河北直接北伐，风险太大，左翼山西陕西，右翼山东都有明军。打下金陵后北伐很可能就是日后太平天国的翻版了，顾君恩的建议最为稳妥，从陕西出发，两翼无敌，最终李自成靠此战略打下北京。李自成率军西进入陕西，在陕西郏县与鲁山之间和孙传庭大战，将孙传庭打得大败，此时，明朝在河南湖北就只剩汝宁的杨文岳兵团和襄阳的左良玉兵团了，左良玉在朱仙镇之战中损失惨重，不足为虑，于是李自成进攻杨文岳，拿下汝宁，李自成攻克汝宁后把汝宁的所有官员绑在大树上，然后调来几尊大炮对准官员开炮，这些官员无不被炸得粉身碎骨，尸体狼藉。攻克汝宁后，李自成继续南下，攻陷南阳，直抵荆州（湖北江陵）。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接连攻克湖北钟祥、湖南常德，斩杀罗汝才，吞并了罗汝才的部队，至此，成为起义军中名副其实的老大。吞并罗汝才后李自成攻占襄阳，在此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数年征战，江淮鱼米之乡“数千里内，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而后李自成北上杀回陕西，崇祯三番五次令孙传庭与李自成决战。大臣张凤翔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崇祯不听，非要孙传庭迅速与李自成决战。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李自成险些被生擒。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久经沙场，他知道该如何稳住部下，他说：“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很快，李自成派刘宗敏率军断了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军心大乱。此前孙传庭发明了“火车”以剿贼，这种“火车”在上面安装火炮和甲仗，用马来拖挽，作战时，既可用来开炮攻击，也可排列起来当拒马，阻挡敌方骑兵，宿营时则环列在营帐外，用作屏障，用以护营自卫。孙传庭总共造了三万辆“火车”，但由于时间仓促，质量不好，能用的还不到一万辆。粮食不多了，孙传庭决心拿出“火车”阵在郏县对李自成来个绝杀。李自成面对孙传庭的“火车”阵，排出新阵型：最外层是参战不久的新兵，第二层是久经战阵的步兵，第三层是精锐骑兵，第四层是决胜骁骑，第五层是铁甲部队。一番血战后，孙传庭勉强冲破李自成的第一层，此时已经死伤一半，好不容易冲到第二层，却由于孙传庭的部下都是新兵，第一次目睹如此惨烈的杀戮，不少人崩溃了，大小便失禁，更有人吓呆了，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败了”，一下子炸了锅，离此处乘胜进攻，明军四万人战死，“火车”全部被摧毁。惨败过后，孙传庭羞愧得要跳进黄河自尽，但被人抱住，身边人说：“公一身系国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尚可为。”此战史称“郏县之战”，而后李自成乘胜进军，在潼关与孙传庭决战。孙传庭真忠烈之士，在预备队打光后，勇冲敌阵，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据《明史·孙传庭传》：“传庭死而大明亡矣。”随着孙传庭殉国，大明能战之将仅剩吴三桂一人。明末大文豪屈大均在得知孙传庭的死讯后赋诗曰：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常生大河间。行人郏县踟蹰久，泪洒斜阳匹马间。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满门忠烈！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怀疑他未死而降贼，竟不予抚恤，崇祯的做法彻底寒透了将士的心。李自成大军兵临西安城下，城内藩王秦王朱存枢身为陕西人却有着山西人一样的抠门，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怒。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手中。而后李自成接连攻取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尽数是李自成的天下，大明朝的灭亡进入倒计时，然而就在此时，崇祯的头号敌人皇太极却突然暴卒。第二十章“过劳死”的皇太极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九日，太阳缓缓落下，黑夜降临了，忙碌了一整天的皇太极回到清宁宫东暖阁，坐在南炕上休息。今天，皇太极向土默特部的甲喇章京等人赐给银两，与皇后一起召见远嫁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女儿固伦公主等人，还从第五次南侵获得的战利品中选取最好的绸缎和财物，赏给固伦公主和各位福晋。当皇帝十八年来每天睡眠时间也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皇太极的每一根寒毛都是战栗的，他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他在南炕上坐着，慢慢闭上了眼睛。突然间，头上的青筋一阵抽搐，皇太极瞬间感到头痛欲裂……时间到了八月九日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端坐而崩”。此前皇太极的身体早已报警，身体过于肥胖的他穿上铠甲骑在马上，让胯下的千里龙驹都只能每天行五十里，过于肥胖的身躯让他的心脏负担极大，现代医学数据统计，肥胖者心脏病发病率为普通人2.4倍。1641年松锦大战时皇太极每天都在流鼻血。1642年九月，皇太极最心爱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日后孝庄的姐姐）去世，皇太极大恸，不吃不喝，突然昏迷，说话语无伦次。十二月皇太极出去打猎时“圣躬违和”，还没打猎就回来了。1643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因“圣躬违和”而没有参加新年朝贺典礼。三月，皇太极“圣躬违和”，大赦天下（实际只是东北）。四月，皇太极“圣躬违和”，患“风眩”。长期的积劳成疾，加之过于肥胖，最终将皇太极送上了黄泉路。由于皇太极暴卒，压根儿没有指定接班人，于是大清皇位的交接问题顿时剑拔弩张。此时最有实力问鼎龙椅的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多尔衮有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铎和阿济格的支持，掌握着正白旗和镶白旗，豪格掌握着皇太极此前亲掌的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此外，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统领正红旗和镶红旗，济尔哈朗统领镶蓝旗。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人齐聚崇政殿，共同商讨继承皇位的人选。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一进来就感觉不对，殿内外都是豪格的正黄旗、镶黄旗的士兵，一个个虎视眈眈，手握剑柄，随时准备动手。此时，如果多尔衮稍有不慎，两黄旗士兵就会拔刀将自己乱剑砍死。于是多尔衮进入崇政殿后一言不发，处于沉默状态。此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坐不住了，他见多尔衮没有胆量站出来说当皇帝的意图，自己便起身大吼：“多尔衮，如果你不愿意当皇帝，那就我来当，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里！”多尔衮很巧妙地否决了多铎：“太祖遗诏里提到的除了你外还有豪格。”言外之意是太祖遗诏上的名字不能作为太宗死后继承人的依据，一句话一石二鸟，同时否定了多铎和豪格。多铎于是提出让代善来继位。代善论年纪最年长，论实力他和儿子岳托拥有正红旗和镶红旗，然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建立起合纵抗秦的联盟。当然，像韩国这样处境尴尬的国家，要联合其他诸侯抗秦非常不易。事实上韩国主观愿望上是希望联合抗秦，但是，常常是在事秦和抗秦之间东堰西倒，摇摆不定。我们看看韩国历史上的两次败仗。第一次是岸门之战。韩宣惠王十六年（前317），秦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打败韩军，还俘虏了韩国的将领。韩国急了，相国公仲对韩王说：盟国实在靠不住。秦国早就想征伐楚国了，大王可以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名城，和秦军一块伐楚。这样，我们韩国只失了一座城，但是，既避免了秦国的继续侵略，又可以从伐楚中得到好处（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张仪为和于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于是派公仲与秦国讲和。楚王知道后非常担心，召见陈轸（zhěn，枕）。陈轸说，秦国早就想攻楚了，假如秦国得到韩国一座名城和韩国的资助，秦、韩合兵攻楚，这当然是秦国梦寐以求之事，所以，楚国一定会受到伤害。以我之见，我们先在全国加强警戒，然后发兵声言救韩，把战车开到路上，造成一种救韩的巨大声势。然后，派出使臣，带上重礼，让韩国相信大王是真心救韩。韩国一定非常感激大王，这样就不会帮助秦国攻楚，即使派兵参战，也不会为伐楚尽力（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已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韩国要是听了我们的意见，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大怒，秦、韩之间的怨恨就会加深。韩国结交了楚国，必定会慢待秦国，这样就可以利用秦、韩两国的矛盾解救楚国之难。楚王听了陈轸一番话，龙颜大悦。于是，楚国在全国加强警戒，大张旗鼓地摆出救韩的姿态。然后楚王派出使臣，带着重礼到韩，对韩王说，楚国已把全部军队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地同秦国作战，楚军将为韩国死战。韩宣惠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立即停止派公仲到秦国议和。公仲认为这样不行，以实力侵犯韩国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救韩国的是楚国。靠着楚国援韩的虚名，和强秦绝交，一定会犯大错。何况楚、韩不是兄弟之国，又不是盟国。我们有了联秦攻楚的迹象，楚国才放出风声救韩，这只是一种计谋。况且大王已经派人把联合伐楚的打算通报秦国了，现在反悔，欺骗强秦，轻信楚国，肯定要吃大亏（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公仲劝告，和秦国断交。秦国大怒而进攻韩国，两国大战，楚国的救兵却一直没来。宣惠王十九年，秦军在岸门大败韩军，韩国只好派太子仓到秦国做人质求和（太子仓质于秦以和）。从这件史实来看，韩国最大的军事威胁是秦国。韩国并非不想联合抗秦，但是，韩国始终不能组成抗秦的联盟。这里既有韩国自身的因素，也是因为其他诸国各有各的打算。比如楚国，它只想瓦解秦、韩结盟，并不想真正援助韩国。宣惠王是继韩昭王之后的国君，凭借着韩昭王用申不害变法的基础尚且不能有效地合纵抗秦，何况是此后的其他韩国国君。如此，韩国被迫投入秦国怀抱，成为秦国的盟国。宣惠王二十一年，韩国同秦国一起攻楚，打败楚将屈丐，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韩国帮助秦国打败了楚国，只能使秦国的力量更加强大。楚国的削弱，’意味着秦国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走得更决。第二次是伊阙之战。韩釐王三年（前293），韩、魏联军抗秦，在韩伊阙（河南洛阳东南）与秦决战。此时，韩、魏两国军队的人数是秦军的两倍。但是，韩、魏两军都不想担任主攻，相互观望。秦将白起利用这个机会，猛攻魏军，率先击溃了魏军。魏军一败，韩军不攻自破。这一仗韩、魏联军战死二十四万人之多，位居战国时期历次战争死亡人数的第二位。韩、魏联合抗秦，竟然还相互推诿，不愿自己承担主攻任务，又怎么能够不败？合纵之所以难以成功，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心力不齐，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国最终成为秦国的附属国，日渐削弱，苟且偷安。所以，韩最终被秦灭亡是在所难免的。如上所述，韩国的灭亡是由于地处诸国包围当中，发展空间有限，变法图强又没能真正落到实处，发展合纵抗秦，各国又貌合神离，难以成事。这几个原因互相制约，造成的合力最终将韩国推向覆灭的深渊。三家分晋之后建国的韩国就这样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进程中第一个被灭掉的国家。那么，秦王嬴政灭韩之后的利剑又会指向哪个国家？这个国家又是怎样被秦国灭亡的呢？第18章赵武灵王晋国一分为三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晋国如果不分裂，统一中国也许只能成为秦国一厢情愿的梦想。秦王嬴政第一个吞掉韩国之后，又把矛头对准了赵国。不过，赵国的实力不容小觑，早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曾一度想把秦国给灭掉。赵武灵王这位叱咤风云的国君，以推行胡服骑射而名垂史册，赵国也因为他的改革而成为战国时期的一个强国。如果不是赵国的失误，统一中国的首选之国或许当属赵国。可是赵武灵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推行胡服骑射八年之后却突然退居二线，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权力，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举措几乎给赵国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么赵武灵王究竟是如何推行胡服骑射的？他为什么要退位交权呢？赵武灵王的退位交权又给秦国的统一之路带来了怎样的契机呢？胡服骑射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名雍，继位于公元前325年，是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八代国君，此时正值秦惠文王的晚年，秦国的强大已经完全彰显。不过，此时的赵国也因赵武灵王的改革而强大起来。赵武灵王对赵国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字：胡服骑射。什么叫“胡服骑射”呢？简单来说就是改穿胡服，招募骑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共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初步推行胡服骑射；第二次是赵武灵王二十四年，进一步深化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业，面临着很多困难。第一，改变文化习俗艰难。赵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赵国君臣的服装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和赵国周围的胡人服装相差极大。服饰历来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原各诸侯国一向高谈华夷之辨，看不起夷狄之邦，对夷狄文化也持排斥态度。赵武灵王要抛弃中原服饰，改穿胡人服饰，阻力肯定非常之大。所以，赵武灵王对自己的胡服骑射有很大的顾虑，所谓“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改变祖宗法制的建功立业一定会受到世俗的反对。赵武灵王深知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涉及文化习俗的改革，更是举步维艰。第二，王公大臣们反对。赵武灵王推行胡服，也遇到了王公大臣们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也是出于对夷狄文化的排斥。对此，赵武灵王抓了两件事，一是在大臣中争取支持，二是在公族中争取支持。赵武灵王正式颁布胡服令之前，先召他的臣子楼缓做工作，他对楼缓说，赵国目前四面有敌而内无强兵，因此，“我欲胡服”，楼缓毫无保留地支持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接着又找了老臣肥义，肥义是元老，也是赵武灵王幼年继位时的托孤大臣。肥义不仅全力支持赵武灵王的改革，而且进一步打消赵武灵王胡服改革的心理障碍。肥义一方面用赵国历史上的赵简子、赵襄子两位先贤来激励赵武灵王，另一方面对赵武灵王讲：“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顾忌天下人的议论，什么事也干不成。肥义特别强调“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因为“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一般的人对成大事往往缺乏超前意识，只有智者才能看到事情的未来。赵武灵王深知推行胡服困难重重，所以，他必须取得赵国公族的支持，特别是他的叔叔公子成的支持。公子成在赵国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力，赵武灵王先派了一位大臣去看望公子成，并对他说：“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但是，公子成认为中原文化远胜蛮夷文化，因此不支持穿胡服。赵武灵王为了胡服改制成功，亲自到公子成家中做工作。他对公子成说了四点：第一、从目的上看，服装是为了方便使用，礼仪是为了方便成事（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第二，从现实来看，赵国面临着燕国、东胡八楼烦、秦国、韩国、中山等国的包围，生存环境恶劣。如果不“变服骑射”，无法应付四面之敌。第三，从历史上看，赵简子、赵襄子都是在应对戎狄之中获得发展的。今天的“变服骑射”，其实是继承简、襄之功业。第四，从“国际关系”上看，中山国对赵国危害极大，必须“变服骑射”以报此仇。公子成对赵武灵王继承简、襄之志非常赞赏（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立即同意穿胡服上朝。在取得叔叔公子成和重臣肥义的支持后，赵武灵王立即颁布胡服令，宣布臣民改穿方便的胡服，抛弃宽袍大袖的汉服。从赵武灵王经过多方工作后再发布胡服令来看，他是一位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懂得“变服骑射”的重要，也深知“变服骑射”的艰难。既然赵武灵王知道阻力这么大，他为什么还要提倡“胡服骑射”呢？目的有三。其一，拓边扩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武灵王自己也说：“虽驱世以笑我，胡地、电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驱世”，就是整个国家的人。不管因为我穿胡服有多少人嘲笑我，只要能拥有胡地和中山，我不怕任何人的嘲笑。其中，“吾必有之”四个字显示了赵武灵王北拓胡地、内灭中山的决心。赵国建国以来，曾经多次想向中原发展，但是，这种努力收效甚小。因为赵国向中原腹地的扩展必然要和韩、魏、齐诸国发生冲突，各国都会全力阻止赵国向中原腹地扩展。不过，赵国南北两部分中间有一个“千乘之国”的中山国，而北部是广袤的胡地。如果能够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国的领土就会大大扩展，而且不会和中原各国为争夺土地拼得精疲力竭。赵武灵王想攻战胡地、中山，根本目的是为了与秦国争夺统一天下的机会。赵武灵自己穿上胡人衣服，缩小了赵人和胡人的心理差异，增强了胡人对赵人的认同感，便于双方融为一体，这对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赵国非常有利。当时，赵国周边的胡人如东胡、林胡、楼烦都是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做法使林胡、楼烦归顺赵国。林胡王献马，楼烦王骑兵接受改编，吸引了大批胡人加入到赵国的军队中，大大增强了赵军的战斗力。其二，洗刷羞耻。赵武灵王三年，赵国和韩、魏、燕、中山四国国君相互称“王”，目的是为了和当时的秦、齐、楚三个大国相抗衡，加强五国之间的联系。这样，赵武灵王也就成为赵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国君。但是，赵武灵王八年发生了一件事，让赵武灵王一下改变了称呼。原来，这一年韩、赵、魏、燕、楚五国联合，以楚国为首领，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国打得大败，赵武灵王对这次失败感到格外羞耻，他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丛此，赵武灵王“令国人谓已曰君”（《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九年，韩、赵、魏三国联合进攻秦国，又遭惨败，赵国士兵被杀八万人之多（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入万级）。连续的失败使赵武灵王痛感赵国需要改革。其三，不改则亡。战国和春秋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各国为了生存都在谋求变法图强，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等等。变法后的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显著，实力提升最快。强秦已经成为赵国最大的威胁，而且赵国腹地还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山，正如赵武灵王自己所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赵国是一个四战之地的国家，东西南北每一个方面都需要应付外敌。赵国现有的弱势如果不改变，就会被四边的国家一步步蚕食。赵国已经到了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危险境地。赵武灵王十九年施行的“胡服骑射”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当年派兵攻击中山，拉开了消灭中山国之战的序幕。第二年，赵武灵王招募胡人军队，建立原阳骑兵训练基地，同时发动对中山国的战争，前后历时十二年，终于灭掉了“千乘之国”中山。灭中山使赵国南北领土连成一片，极大扩大了赵国的领土，增强了赵国的实力。“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天下莫能害。”在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同时，赵武灵王于二十年，率领新建的骑兵军团，向西攻打胡地，使赵国“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向西扩地千里这一年，正当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继位，而且，秦昭襄王也是赵武灵王派兵从燕国护送回国才当上秦国国君的。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但是，赵国在赵武灵王的统治下迅速成为东方的大国、强国，成为日后秦始皇统夯天下的最大障碍之一。赵雍立庶禅位赵章篡权身亡赵武灵王（赵雍），所推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拓展了赵国的疆土，壮大了赵国的实力，而且使赵国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推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已经取得了与秦国一争高下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可是就在人们瞩目赵国如何进一步强大之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正当壮年的赵武灵王突然废掉了太子赵章，禅位给小儿子赵何。赵何就是赵国历史上的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在传位幼子之后，自称“主父”，并派曾经辅佐先王与自己的两朝元老肥义做惠文主的相邦和傅（国君之师）。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这事还得从赵武灵王十六年说起，那年，赵武灵王外出游玩，梦见一位美少女一边弹琴一边唱歌。第二天，赵武灵王和大臣们喝酒之时，多次提到那个美梦。他手下一位臣子吴广听赵武灵王反反复复地说这件事，就动了心思，他通过赵武灵王的夫人（正妻）把自己的女儿孟姚献给了赵武灵王。为了和赵武灵王的美梦相符，吴广与赵武灵王的夫人串通好，说自己的女儿叫“娃嬴”（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因为，赵武灵王梦中的那位美少女就姓嬴。赵武灵王得到孟姚之后，觉得她就是自己梦中的美少女，因此非常宠幸她。后来孟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赵何。孟姚病逝于赵武灵王二十五年，出于对孟姚的怀念，赵武灵王废掉了长子赵章的太子之位，立幼子赵何为太子。此时的赵何只有十岁左右。前太子赵章虽然被废，但是，赵章年长，又多次带兵，很有能力。赵何还是个小娃娃，在政治上远不是前太子赵章的对手。为了让年幼的赵何能够在自己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于是，赵武灵王就在自己壮年之际宣布退休，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辅佐幼子赵何。这是赵武灵王壮年退位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自己从繁杂的国事中解脱出来，专门攻占胡地，便于从北面的云中、九原袭击秦国（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有一次，退位的赵武灵王假扮成使者使秦，当时秦国国君是秦昭襄主，他不知道这个使者就是赵武灵王，但是交谈以后，秦昭王发现这个使者相貌奇伟，言谈举止极有风仪，不像是做臣子的，于是派人追赶，而赵武灵王早已到了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迎战栗腹；一路由乐乘任主帅，迎击卿秦。结果，赵军大败燕军，杀了挑起这场战事的燕国丞相栗腹，俘虏了卿秦、乐间。燕国本应帮助赵国对抗秦国，这样，赵国就会成为一道屏障，保护燕国不受秦国兵燹之灾。但是，燕王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自以为赵国长平之败以后，兵力大损，想趁秦火打劫，结果，损兵折将。这时赵孝成王在做什么呢？他导演的长平之战几乎毁掉了赵国，因此，赵孝成王应当深知赵国的劲敌是秦而不是燕。但是，赵孝成王也像燕王一样，不识大体。打败燕国之后本应当立即修补赵、燕关系，全力对付秦国，赵孝成王反倒得理了，在其后的两年中，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燕国。趁燕国战败之机，连续三年兵伐燕国：赵孝成王十六年（前250），赵国派廉颇伐燕；十七年，再伐燕国，包围了燕国国都；十八年，协助魏国攻燕。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抓会。秦趁赵、燕两国大战之机，出兵伐赵，首先是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接着攻古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晋阳是赵国早期的都城，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晋阳被占，赵国在山西的门户洞开，秦军可以轻松地从西边进攻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的被占，则让赵国大片土地落入秦国手中。直到此时，赵孝成王才醒悟过来。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燕两国议和，双方交换土地，燕、赵矛盾得以缓解。赵孝成王主次不分，在长平之战、邯郸之战之后，并没有对内休养生息，对夕旷交朋友。对燕国的趁火打劫进行必要的打击是必须的，但是，在教训了燕国之后，应当适可而止，不应当和燕国又打了四年之久。燕国确实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不识大体，但是，赵孝成王应当明白赵国的大敌是秦而不是燕，赵国的主要矛盾是秦、赵矛盾而不是燕、赵矛盾。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后，赵国应当全力应对秦国随时可能发动的新进攻。结果，却放过主要敌人秦国，举全国之力打击了团结对象燕国。抓住比赵国还弱的燕国穷追猛打，不但失去了一个盟友。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让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失之大矣？最终的后果是兵力进一步消耗，国土进一步丧失，亡国之日加速到来。第四；疆域锐减。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疆域快速减少。国土是国之根本，失去国土，国家必然灭亡。为什么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国土快速减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秦攻占，二是封地给人。先说秦国攻略赵地，这是赵孝成王时期赵国国土快速流失的主因。长平之战以后，秦军攻取了赵国的武安、太原，赵国在西部、南部丧失了大片国土。前文讲过，秦国趁燕、赵大战之机，攻占了原赵都普阳，占领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第二年又攻占了整个上党郡，设置了太原郡。赵国在西部的土地大都丧失。再说赵国以地封人。赵孝成王面临秦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封地给他人，以救赵之急。这种分封有两种情况：一是讨好秦国，二是封给有功之士。前者如赵孝成王十七年吕不韦被秦封为文信侯，权势熏夭。赵国为了讨好吕不韦，主动把赵国的河间封给吕不韦。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使吕不韦非常高兴，但是，这种卖地求和的短视之举只能加速赵国衰弱的进程。后者如封信陵君。邯郸之战以后，为了报答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孝成王把赵国重镇郁（今河北高邑）送给信陵君为汤沐邑（收取赋税的私邑）。如果说赵国的这两种失地，属于特殊情况，虽不可取，亦属无奈之举。但是，赵国拿土地换取他国将领则显得非常荒唐，毫无可取之处。赵孝成王元年，燕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孝成王竟然拿出赵国士兵浴血奋战夺得的济东三城，送给曾经大败过燕军的齐将田单，让他率兵攻燕。济东三城包括五十七座城邑，这等于把赵国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土拱手送给了齐国。这件事受到了赵国大将赵奢的严厉指责。赵奢找到主拿赵国国政的平原君，质问他：赵国拿出“覆军杀将”夺得的五十七邑送给齐国，只为了得到一个田单，值不值？难道赵国真的就没有人了（国奚无人甚也）？为什么不让我赵奢领兵？我赵奢曾经因犯罪在燕国待过，燕国也曾任命我担任过上谷（今北京怀柔）郡守。燕国的地形，我熟得很。百天之内我赵奢就可以把燕国摆平，如果用田单，他还没有把部队集合起来呢（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举燕矣）。面对赵奢的质疑、平原君无话可说，只好敷衍道：将军不要计较了，这事我已经和赵王说过了，赵王也已经答应了，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将军释之矣，仆已言之仆主矣。仆主幸以听仆也，将军无言已）。赵奢说：您做得太过分了。您之所以以大量土地换取田单，就是因为田单为齐将，齐、燕两国有世仇。我倒不这样看，如果田单笨，他根本就打不过燕军；如果田单聪明，他绝不会率赵军和燕国交战。二者必取其一，田单是齐国大将，他怎么会让赵国做大做强？如果赵国强大了，齐国还能称霸吗？田单率领赵国的军队一定会打消耗战，把燕、赵两国都拖得精疲力竭，他才率兵回来。平原君无话可说，但固执不改，田单后来的作为完全在赵奢的预料之中。田单曾经用火牛阵大败燕军，但这并不等于只有田单才能打败燕国。赵国此时有廉颇、赵奢等一批名将，赵孝成王一概不用，偏偏用赵国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换一个不可能为赵国尽心尽力的齐将田单，如果不是赵孝成王脑子进水了，他可能这样做吗？此事又牵涉平原君。平原君在邯郸之战的危急关头，求助信陵君，出访楚国，请来救兵，又散家财以助战，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平原君的做法很不明智，出如此高价去请齐国的田单这个馊主意他也想得出来。赵奢问到他头上，他虽无话可说但仍然不愿承认错误，反而以赵孝成王已经答应为由，请赵奢不要再管。改口所失去的无非是面子，但是赵国土地这个“里子”可是保住了。现在，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岂非糊涂虫？以上我们讲了赵国灭亡的四大原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四大原因汇聚在一起，赵国强盛时的“太行为城漳为池，丛台歌吹青云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这四大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昏君庸主，因为这四大原因都和赵国君主息息相关。赵国一共产生了十三位国君。真正对赵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的唯有赵武灵王一人而已，此前此后的赵国国君多为昏庸之辈。但是，赵武灵王前明后暗，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连自己生命都无法保障，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明君。所以说，赵武灵王是兴业之主，赵惠文王是守业之主，赵孝成王是毁业之主，赵王迁则是亡业之主。秦亡六国是嬴政统一大业的重要篇章，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讲赵国之亡，只想说明一点，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秦国的崛起，二是六国的衰落。一方面是秦国的崛起和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六国的衰亡和代代昏君。一盛一衰，最后导致嬴政统一六国。赵国由强到弱的历史，最能说明六国衰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国灭亡了，这是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又一辉煌战果。那么，秦王嬴政的第三个目标将会锁定哪个国家呢？第23章水灌大梁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终于拿下了最顽抗的赵国。赵国灭亡后，秦王嬴政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把进攻的自标对准了魏国。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最难对付的赵国都已经拿下，攻占其他国家当然是势如破竹，水到渠成。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前225），嬴政派大将王责率兵攻魏。王贲看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地势低洼，便引汴河之水灌大梁，经过三个月的河水浸泡，大梁城墙崩塌，城外养精蓄锐等候多日的秦兵潮水般涌进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魏国成为秦王嬴政继赵国之后第三个消灭的诸侯国。魏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为什么也如此轻易地被秦国灭掉了呢？魏国也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魏国的强大，缘于两点：一是魏国在七雄之中最早实行变法。魏文侯是魏国的开国之君，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他重用李悝、吴起施行变法，开战国诸国变法之先河，国力迅速增强；二是三家分晋之时，赵取其北，韩取其南，魏取其中，魏国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拥有如此优势，并曾经强盛一时的魏国，为什么面对秦国的军队反而手足无措，被一场大水轻易地灭亡了呢？这缘于魏国当时的衰弱！那么，魏国究竟因何而衰弱呢？魏国衰落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魏国人才的大量流失。战国时期，韩国出思想家，如申不害、韩非；赵国出名将，如廉颇、赵奢、李牧；魏国在韩、赵、魏三国之中人才最多，不但有名将，而且有思想家，还有政治家、谋略家。但是，魏国的人才战略却非常失败。人才只有在诸侯国国力的上升期与鼎盛期才容易发挥其最大效益。韩非是先秦最杰出的法家代表，他的法家思想比商鞅更完备更深刻，但是，商鞅出现在秦国的上升时期，因此，商鞅的作用在秦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韩非出现在韩国灭亡的时期，尽管韩非的思想比商鞅完备、深刻得多，但是，韩非已经无力回天，因为此时的韩国已处在灭亡前夜。所以，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益，才能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都无法将效益发挥至最大化。魏国人才战略失败最重要的表现是人才的大量流失。公叔进谗吴起南奔魏国流失的第一个重要人才是吴起。吴起是魏国前期最优秀的人才、他兼有两种身份：一是名将，二是政治家。作为名将，吴起能征善战。魏文侯初年，闻说文侯爱才，吴起来到魏国。魏文侯不了解吴起，就问大臣李克（李悝）对吴起的评价。李克回答，吴起这个人贪财好色（贪而好色），但是说到用兵打仗，即使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打不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军，攻打秦国。果然，吴起一举攻克五城。魏文侯就以这五城设立西河郡。吴起为什么能打败强大的秦军呢？吴起领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号陶大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当年吴起为儿子的父亲亲口吸脓，不久，孩子他爹就战死疆场了。现在，吴起又为儿子亲口吸脓，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战死在哪儿啊！所以，我才忍不住痛哭（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深受将士拥戴，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郡（西河指今陕西、山西交界一带）太守，抗拒秦国和韩国。作为军事家、吴起善于带兵打仗；作为政治家，吴起也深知对百姓施德政的重要。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魏武侯曾经和吴起一块儿泛舟于黄河，魏武侯看着滔滔的黄河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这可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不在于地势险要。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伊阙山在它之南，羊肠坂在它之北。因为不施仁政，所以商汤驱逐了夏桀。殷封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商纣王不施仁德，武王灭了他。所以，国家的稳固在于给百姓施恩，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您不施德，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武侯回答说：讲得好（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多）！这番话出自一位名将之口非常不易！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没有一个人讲得出这种话。所以，吴起不但是一位名将，更是一位政治家。有这样将相兼得的人才，岂不是魏国的福气吗？可惜，魏国的这种福气并不长久。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魏文侯去世之后，武侯即位，公叔出任魏国国相，并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公叔畏忌吴起的才华，想把吴起赶走。公叔的仆人知道了他的心思以后说，赶走吴起不是个难事。公叔问，怎么才能做到呢？仆人说，吴起是个有骨气又好名望的人。您可找机会先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才，但是，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秦接壤，我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魏的打算。魏武王一定会问怎么办，您就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这样可以试探出吴起的心思。魏武侯答应之后，您再找个机会请吴起和您、公主一块儿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看见公主这样傲慢，肯定不会娶公主。公叔就依此计而行，吴起目睹了公主这么轻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下嫁公主的要求。魏武侯开始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吴起受魏武侯怀疑之时，正在西河太守任上。魏武侯派人召他，吴起被迫离开西河。望着西河，坐在车上的吴起潸然泪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吴起的随从说，我知道您放弃天下就像甩掉鞋子一般，非常潇洒，为什么今天离开西河您会流泪呢？吴起回答：你不懂。魏武侯如果能让我在西河施展才华，我可以让他称王；可如今他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之地很快就会落入秦国的手中，魏国的力量恐怕从此就会削弱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到了楚国；帮助楚悼王施行变法，楚国很快强大起来，巍国却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魏国的河西之地不久就落入秦口国手中，矣起的预言成为现实。吴起对魏国非常有感情，并不想禽开魏国，但是，最终还是被人陷害而被迫离开。那么，魏国被秦所灭，仅仅是由于一个吴起被迫逃离所造成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卫鞅不见用范雎几敝死魏国流失的第二个重要人才是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我们在“孝公变法”一篇中讲过，商鞅（当时叫卫鞅），年轻时，曾被魏相公叔痤在临终前郑重推荐给魏惠王。公叔痤明白无误地告诉魏惠王，此人乃奇才！要么重用他，要么杀了他，绝对不能让此奇才出境。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是病中说胡话，既不重用商鞅，也不加害商鞅。结果在魏国无用武之地的商鞅到了广招人才的秦国，帮助秦孝公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实力急剧上升，多次打败魏国；魏国国力空虚，实力大减，被迫割河西之地给秦，以求短暂平安，而且魏国也被迫离开安邑，迁都大梁，而此时的魏惠王才后悔没有听公叔痊的话（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然而，他即使肠子都悔青了也于事无补了。所以，商鞅离魏至秦不仅是魏国最重大的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导致了魏国的衰落和迁都。魏国流失的第三个重要人才是范雄。范雎之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讲过。范雎是战国中后期的顶级人才，就是因为他在随同上级到齐国出差时受到齐王的重视和优待，结果，回国之后被以通敌罪诬陷，被打断肋骨，满地找牙。如果他不装死，当场就没命了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那天屋里是一股煮糊了的鱼的味道。我们站在一条昏暗的长走道里。我们沿着走道走进“厨房”。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除了在我们的“贫困档案”上，诸如拆迁的房子之类。这房间是走廊的延伸，摆着一个陈旧的煤炉，油腻腻、黑乎乎的。还有一个陈旧的白瓷水池，裂痕纵横，被油渍糊成了黄色。一个陈旧的水龙头，上面裹着破破烂烂的布，滴滴答答地一直在漏水。一张好看的旧木桌，上面摆着陶器，都“洗过”，但是还是脏兮兮的。墙上污渍斑斑、潮湿。整间屋气味很重，难闻极了……她把面包、饼干、猫粮一一放好，自始至终没看我一眼。商品包装和罐头上干净鲜亮的色彩，放在那么可怕的地方。她很难为情，不过不准备表达歉意。她口气随便却又透着些恳求地说：“你到我房里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我进的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陈旧的铁炉，燃着火。两把古老得难以置信的结实的扶手椅。有一张好看的旧木桌子，上面铺着报纸。一张堆满衣服和包袱的长沙发。地上有一只黄色的猫。到处都肮脏、昏暗、阴森、可怕。我想起来，每当我们写到装潢风格、家具和色彩，都会说品位在变化，说我们会把旧东西扔掉，说我们对一切都感到腻烦。可世上还有这么一个厨房，如果我们把它的照片刊登出来，读者会寄钱来捐助的。福勒太太端来一只棕色的旧茶壶，两只挺漂亮的瓷杯和茶托。用那脏兮兮的杯子喝茶，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怎么说话，因为我不想问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而她正哆嗦着显示自尊、自傲。她一直在抚摸那只猫——“我的小可爱，真漂亮”，生硬又讨好——然后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有自己的店，后来我们在圣约翰森林[4]有一栋房子，我知道好日子应该是怎么回事。”我告辞的时候，她说：“那你是不会再来了吧？”说话时还是不看我。而我回答：“如果你请我的话，我就来。”她没有看我，但是脸上微露笑意。于是我说：“我周六下午来喝茶，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哦，合适，真的，我觉得合适。”那一刻，我俩很亲近：就是这个词。但她依然骄傲，不想开口邀请，转过身背对着我，开始抚摸猫咪：哦，我的小东西，漂亮的小东西。当晚回到家，我满心恐慌。我做了承诺，把自己卖了。我满心厌恶。我的衣服和头发里满是那酸臭肮脏的味道。我洗了澡，洗了头，打扮一新，拨了电话给乔伊丝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我们在阿尔弗里多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聊了天。我当然没提福勒太太，但我一直在想她：我坐在那儿，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或洗碗工都当不上。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玫瑰和康乃馨，还有一个抹了真正奶油的蛋糕。我自我感觉很好，这也传染了她——她挺高兴，但是我其实做过头了。她那儿没有可以装花的花瓶。我把花放在一个白搪瓷缸里。她把蛋糕放到一个裂口的大盘子上。她故意摆出一副冷淡的姿态。我们各自坐在铁炉的一边，炉子上放着只棕色的茶壶，在加温，火苗太热了。她穿着一件丝质衬衫，白底黑点。真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漂亮的、带花纹的伍斯特茶壶，但是有裂痕。她的裙子是质量很好的厚毛料，但是污渍点点，皱巴巴的。她不想让我看她的“卧室”，但是她在“厨房”里时，我偷偷看了一眼。有一些家具很不错：书架，五斗橱，然后是一个廉价的梳妆台，还有一个衣柜，像只刷了漆的货箱。床上有一条老式的被子，鼓鼓的，是印花布质地的。我看出来，她不在这张床上睡觉，而是睡在隔壁，在我们坐着的这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房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垃圾，看上去应该是破布、成捆的报纸，你能想到什么那儿就有什么：她不想让我看见的就是这些啦。我们吃蛋糕时，她说：“噢，这是真奶油。”然后她告诉我，以前每到夏天的时候，她和姐妹们就会被送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去。“夏天时，我们整天待在屋外。热辣辣的、可爱的夏天，不像现如今的夏天。我们个个晒成咖啡色，跟太妃糖似的。那老太太有一间小木屋，但是没有厨房。她在院子里搭了个尖茅草棚子，下面支一个三脚架。她还有一口用链子拴着的大铁锅，我们的饭就全用那口锅做。她先放一块牛肉，然后在周围铺上胡萝卜和土豆。她把布丁包在一块撒了面粉的布里，放进去一起热。我以前总是很纳闷，为什么布丁尝起来是果酱和水果的味道，却没有肉的味道，当然啦，这全是因为那块布上的面粉。她会给我们每人一只大汤盘，让我们坐在台阶上，我们先吃肉和蔬菜。然后她把布丁上的布剥下来，里头的布丁结了硬壳，厚实甜香。她给我们一人一块，就放在刚才吃肉的盘子里——不过我们已经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和洗过的一样。然后她说，走吧走吧——然后她用那口锅烧水洗盘子，之后再清洗自己。我们则跑到田野里去采花。哎呀，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那些事。”“你那会儿多大？”“小孩子。我们都还是些孩子。我们每个夏天都去——好几个夏天。这都是我可怜的母亲去世前的事了，嗯。”整整一个下午，她就在和我说那位老妇人，慈祥和蔼的老妇人，还有那小木屋，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的一个小砖棚里，还有那些个炎热的夏日。她说，我听。直到七点我才离开。回到家里，我生起火来，心里想着该打扫下卫生了。我一个人坐着，想起福勒太太，独自一人，敞口的壁炉前火光闪闪。我开了一个菜汤罐头，看电视。接下来的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一小盆非洲堇，又带了一个蛋糕。一切都还是原样：炉火、黄猫、她脏兮兮的白底黑点丝质衬衫。她不想说话，我以为这是因为上周六她一连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没停歇。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一直到我起身要走的时候，那原因才冒了出来。“你是个好邻居吧？”她说。“我希望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我笑着说。“啊，那他们是不是在试用你？”我不懂，她也看出来我没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市政府会雇佣一些妇女，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让她们到街上随便找个老人，然后去和他们喝杯茶，或者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她们不用做太多，只需时不时照料他们一下。这些人叫“好邻居”，她们所得的报酬很少，因此根本不是因为钱才做这事。我特意让办公室查过才知道了这些。第三个星期六，我给她带了些水果，但是发现这东西带错了。她又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才提起她牙不好，没法吃水果。“你能吃葡萄吗？香蕉呢？”她幽默地回答，退休金不包括葡萄。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退休金的事，说煤要多少钱，食物要多少钱，还有“市政府那个说话不通过大脑的女人”。又一次，我做了听众。我还没把事情都拼到一起。我意识到，一时半会儿，我是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得越过我的无知，我的经验缺乏，以及她的沉默，她的愤怒——现在我看清了，她目光灼灼，一开始你会以为一定是因为欢乐，甚至是一丝戏谑，其实是她胸中燃着的怒火——阻碍我的还有她感受如何，她的秉性，以及我感受如何，我的粗鄙。“市政府的那个女人”，一个叫罗杰斯太太的，让她，福勒太太，找个家务女工。但是那个家务女工是个骗子，什么活都不干，不肯给她洗地板。那个家务女工和现在的年轻姑娘是一个德性，懒骨头，太了不起，不屑于干活。她，福勒太太可没太了不起，得自己干活。她自己把煤从走廊的这头扛到那头，她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一直扫到她那些刷子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她怕会失火。她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着，讲那些社工，家务女工，还有——一个“好邻居”，那人大发慈悲来过一次，然后说我该找家养老院住着了，我对她说，好走不送。“但是，福勒太太，我俩是在药店里碰上的。我怎么会是个‘好邻居’——我是说，那种公务员呢？”“她们还有啥事不干？”她说，口气很凶，也有点不安，她怕我觉得受了冒犯，再也不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手里做着件事，这样的事我见人在舞台上演过、小说里写过。她当时系着一条破旧的条纹围裙，是煮茶的时候围上的。她站在那里，用双手给它打褶子，然后松手让它自己展开，接着再打褶。“要不要我平常日子也来？”我问。“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她说，然后忍不住加了一句，“而且你也能多赚点。”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几乎倒抽了口气，因为她并不想这么说，她想要相信我不是公务员，不是拿钱办事，而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她的人。周三下班后我去看她，给她带了一份我们的杂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它是那么的光滑平整，那么的精明——这就是它的形象定位。但是她从我手上接过杂志，脸上有着小姑娘般狡黠的笑容，脑袋稍稍一扬——当初是姑娘甩发，如今只剩这个姿势——说道，“哦，我可喜欢这些了，我喜欢看他们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已经七点了，我有点不知所措，怕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她什么时候吃晚饭？或者上床睡觉？桌上有报纸，上面摆着一瓶甜黑啤，还有一只玻璃杯。“那瓶我已经喝过了，不然我就请你喝了。”她说。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发现拉上窗帘，点上电灯后，这房间看上去挺温馨，不再那么脏兮兮、阴森森的了。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揪着污垢不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评判人？她不觉得污渍、灰尘，甚至馊味贬损了自己。我下决心不去注意，但是我忍不住，也忍不住地要评判她，我一直在评判她，拿脏兮兮的房子评判她。我看见电源开关是破损的，找了个理由去了下“厨房”：老旧的电线铺在墙上，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开关，在电灯上面，她很难够到。她读着那本杂志，满脸愉悦满足的微笑。“我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我说。她一松手，杂志啪地合上。她坐在那儿瞪着我，又是那种眼神，好像是在理清头绪，弄明事理。“是吗？那你为什么……”但是她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没法开口说自己是副主编。我说：“我负责打字，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这话也不假。“这是很要紧的啦，”她说，“就是训练。你和一无所成之间隔着的就是它了。它，还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那晚她讲的是自己费了多大劲才住进这房子。一开始她住在顶楼的背阴角，是一个房间，但是她看中的是地下室这一套，一心想要，便耐心等待，精心谋划，最后终于把它拿到了手。他们赶不走我，想都甭想。她说起这事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其实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的事了。她讲到那会儿她没钱付房租，如何一便士一便士地攒，却被人偷走，两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啊，偷钱的是住在一楼的那个坏女人。于是她再攒钱，终于有一天，她去见房东，说，你让我住到下面去吧，我现在有钱交租了。他对我说，可是以后的房租呢？你不过是个女帽店打工的，不是吗？我说，那事你让我自己来操心。什么时候我交不出租金，你就赶我出去。“我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一次都没有过。但是我饿过肚子。我老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你有自己的房子，你就拥有一切。没有，那你就是条狗，什么都不是。你有自己的房子不？”——我回答说有，她狠狠地点头，愤愤地，说道，“这就对了，好好守住它，这样啥都奈何不了你了。”福勒太太的“套房”要交租，每周二十二先令。按新币制的话大概是一镑，当然了，她脑子里是没有新币制的概念的，她算不过来。她说这房子是“那个希腊人”战后买的——后来那场大战，你知道的，不是之前那场——花了四百镑。现在它值六万镑。“他想撵我搬出去，这所房子的肮脏钱就到手了。但是我也是有一两招的。这地方一直是我的，一直是。如果他不来，我就去电话亭，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你怎么不来收房租？”我太无知了，我对她说：“但是福勒太太，二十二先令根本不值得他跑一趟来收啊。”她眼里唰地燃起怒火，脸色惨白，看起来可怕极了。她说道：“你这么看吗，是这样吧？是不是他派你来的？但租金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就这么规定的，我会付的。啥都不值，是吧？它就值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上面三层的住户都是爱尔兰人，小孩子，进进出出的人，纷杂的脚步声：福勒太太说，“她”晚上故意把冰箱门弄得砰砰响，让她睡不着觉，因为“她”想要这间房子……福勒太太生活在噩梦之中，时时想象着自己在遭难受苦。她和我说了她那场十年保卫战，就在一战之后，不是新的这场大战，“那个诺丁汉来的婊子”想抢她的房子，而她……她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没有什么没做过，故事听上去就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住在楼上的是一对爱尔兰夫妇，有四个孩子，我在楼梯上见过那位主妇。“老太太怎么样？”她问，她那对蓝蓝的爱尔兰眼睛看上去疲惫而孤寂，因为她的丈夫要抛弃她，显然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我总想下去拜访，但是我去了她却一点都不高兴，所以我就不去了。”我给福勒太太看有“女性形象”的那期《莉莉丝》。她礼貌地接过来，把它摊在膝上。杂志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我才想起那些“形象”里少一个老妇人。我和乔伊丝说了看到她后的一系列反应：首先，惊讶。然后是震惊，脑袋和眼睛的一系列动作说明，她在提醒自己，有危险。然后，她好像，这么说吧，关了自己的电源，神情茫然，眼睛不看我。她叹了口气：“哦，但是为什么呢？那不是我们读者年龄段的人。”我在她身上看着我自己，说道，“她们都有母亲或者祖母啊。”我们有多害怕年老：我们都不敢正眼瞅瞅！“不。”她说，还是有些茫然，有一丝出神，好像她是要恰如其分地处理一个她琢磨过很久很久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不，总的来说，不要吧。不过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关于老年亲戚的专栏。我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她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多复杂啊：愧疚，松了口气，还有——还在那儿呢——惊讶。她脑子里有一处一定在想，简娜这是怎么了？那笑容里还有一丝恳求：不要威胁我，不要！然后，她本来是要坐下来，和我讨论再下期的杂志，顺便喝杯茶的，但是她说，我得赶紧走了。然后她就赶紧走了。我刚刚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两人中，乔伊丝是创新者，是打破旧习的人，她会把我们才编排好的一期杂志扔进字纸篓，从头开始，熬个通宵，要搞成那个样儿；乔伊丝表现的像是——她就是——一个冲动、锐气逼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简娜，传统而谨慎，保守而小心——这是我的形象，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但我们之间却经常碰上这样的情况，一直有这样的情况。乔伊丝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读者不会喜欢的。”我呢，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读者——其实也包括所有其他的读者——所能接受的要比给他们的多得多。我会说：“乔伊丝，要不我们试试吧？”但往往，不管我要建议的是什么，最后都进了我标着“太难”的档案夹，我会把它留在我桌上，希望乔伊丝能看到，然后能——我是这么希望的，但一般都落了空——让她再考虑考虑。那些“形象”。（a）十二三岁的女孩。在她身上我们花费的功夫最多。我们否决了上百张照片，最后让迈克尔去拍了乔伊丝的侄女，她实际上十五岁了，但是看上去挺孩子气。我们要的是一种健康、率真的性感，绝无性感少女洛丽塔那样的挑逗意味，我们特意避开了那种。这是希望小姐。（b）十七岁左右的姑娘，强调的是独立和自信。你仍然依附父母，但是已经做好了离巢的准备。（c）有你自己的生活。二十五六岁。按我们自己的经验，那些独立生活、与人合租公寓、努力保住工作的女人们总感觉如履薄冰，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漂亮又脆弱的形象。需要一个真命天子，但是没有的话自己也能过。（d

交的时候，南方的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为何如此平静？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吗？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孙中山甚至与段祺瑞达成了和平协议，他要为闽南“护法根据地”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孙中山在革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要想赢，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所以他很在意那支在名义上听命于自己的部队——粤军。尽管从本质上看，粤军还是一支雇佣军。自从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率领粤军在福建南部成功开辟了一块拥有二十六个县的“护法根据地”之后，陈炯明便在孙中山一个接一个的命令或建议下，一边扫荡被击溃的北洋军残部，一边利用并不充裕的经费——孙中山的金钱支援和地方上缴的税收大肆扩军，终于将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编成两万多人的两个军。回首当年靠几十上百人的会党跟数十倍于己的清军干仗时的惨不忍睹，来自粤军的这些变化是非凡的，是可喜可贺的。但问题是，孙中山对这支军队的司令陈炯明不太满意。陈炯明虽说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同盟会会员，但并没有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而且陈先生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至于他信仰什么，下文再说。所以孙中山对他并不放心，要不是陈其美死得早，司令的椅子肯定轮不到他坐。因此，孙中山派了四个人去分陈炯明的权，他要掌控这支部队。这四个人就是之前提过的邓铿、朱执信、许崇智和蒋介石。邓铿有领导才能，但过于方正。朱执信革命斗志旺盛，但过于勇猛激进。许崇智能力还行，但革命斗志不甚昂扬。至于蒋介石，才能自是四者之中最高，但过于意气用事。军事人才的问题，令中山先生十分头疼。但与用人相比，眼前有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怎么养活这支军队？这简直伤透了孙中山的脑筋，说到底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搞钱。说到弄钱，要按孙先生以前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四处募捐。可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孙中山的革命项目似乎越做越差，远不如那些军阀做得出色。这让当年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那些老朋友作何感想？估计孙中山自己都不好意思上门再提钱的事。所以说，毁灭友情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许最彻底的一种就是借钱。这一路失败过来，连老朋友都不再信任孙中山，更何况他人？因此募捐这条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况且募捐来的钱实在太少，根本不敷使用。看看人家段祺瑞，赞助一拉就是数千万美元。有了这种心理，孙中山便把目光转向了他最靠谱的理财顾问——张静江。“民国吕不韦”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富三代，爱冒险，好交友，擅长搞对外贸易，其生意遍及美、英、法三国，十分有钱。由于当时没有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因此大家都搞不清楚他身家多少。好在有一个标尺可供我们研究他的有钱程度，这个标尺就是吕不韦，因为张静江被称为“民国吕不韦”。吕不韦可是战国时代的超级富豪，完全有实力去竞争那个时代的首富名头，所以张静江应该也是一个超级富豪。不过与吕不韦相比，张静江更加热心直率，这一点在他帮助孙中山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来。1906年初，未到而立之年的张静江在去新加坡（也有说去法国）的轮船上与孙中山邂逅，主动提出为其筹集经费。孙中山起初完全不在意张静江的话，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大忽悠，一年之后孙中山实在弄不到钱了，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没想到张静江竟然如数汇来。从此以后，张静江就充当起孙中山的钱袋子。他跟孙中山约好，汇款的暗号是ABCDE，譬如A代表一万，那么E就代表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D或者E，让他穷于应付。虽然如此，张静江还是一一兑现承诺。据后来统计，张静江这一辈子赞助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几近百万银两之巨。这些钱可不是贪污来的灰色收入，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后来国民党定都南京，张静江又为蒋介石募集军饷，往来奔波。最神奇的是，他在当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时，手上只有十余万元公款，却建成了价值五千多万元的基础设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弄钱有办法。如此一个搞经济的天才，为什么对革命如此尽心竭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外号“民国吕不韦”找到答案。吕不韦先生最擅长什么？政治投资。秦始皇嬴政他爸嬴异人（子楚）于落魄之际邂逅了吕不韦。别人都看不起这个在赵国当人质的落难王孙，但吕不韦看到了他身上的巨大价值（此奇货可居），于是不惜血本，四处活动送礼，打通各种关节，成功将其送回秦国登上王位。最终，吕不韦在嬴异人父子身上收获了回报——权倾天下的秦国宰相的位子。权有了，钱也就有了。因此，张静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他是一个会投资的商人，是一个会搞政治的商人，他懂得利用政治地位去获得更广阔的舞台以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他陪伴孙中山走过了无数次的失败——从同盟会时期的诸次起义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在孙中山孤独无助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不离不弃。所以，他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待其亦师亦友，屡屡为其雪中送炭，甚至在陈其美死后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凭借高超的经济能力、忠诚的立场、准确的眼光以及无悔的付出，他后来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人才中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一员，孙中山称他“革命圣人”，蒋介石当他“革命导师”。孙中山的突破刚才说到孙中山向张静江求助。孙中山问张静江，如何才能快速搞到大量的钱。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张静江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想了很久，才答复孙中山：做证券交易吧，炒股票，当股民，这个来钱快。孙中山对于资本运作是不大在行的，于是将此事交给张静江和一个叫戴季陶的人负责。戴季陶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此人跟蒋介石的关系很铁——同窗、同袍、同嫖，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隐秘，并因此结为兄弟。此外，这位仁兄的身份也是相当复杂，他是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的御用随从秘书，却又在后来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半道退出，终究还是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话题回到中山先生炒股票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第一家综合性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了，主要股东里有一名叫做虞洽卿的超级大富豪。当时正在提升自我修养的蒋介石，也对经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找到大哥张静江，表示自己想为革命炒股，想在这里实践刚从马克思等人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张静江不能不给义弟面子，于是干脆给了他一笔钱，帮助身无分文的蒋介石成为交易所的股东。就此，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部门（恒泰号）干起了经纪人，帮助投资者买卖股票。开始的一年多，交易所盈利很不错，连蒋大经纪都赚了很多钱。当然，交易所的相当一部分利润都被用来建设粤军和闽南护法根据地。可到了后来，一些商家眼红跟风，导致交易所资金短缺，两年之后关门大吉。交易所垮了，麻烦也就来了，股票变成废纸，股票持有人上门逼债，股东蒋介石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投在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做了门徒，才摆平了那些债主。蒋介石这两年的路走得不太顺，内心常常惆怅。心烦的时候，他就找一些莺莺燕燕谈谈心解解愁，着实放荡了几番。好在他没有忘记曾国藩和王阳明同志的名言警句，总能在即将彻底堕落的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让我们暂别在沉沦与救赎之间挣扎的蒋介石先生，先来关注一下孙中山先生。做生意不可能稳赚不赔，而且光靠一个交易所也不够花，于是孙中山想到了结交强援。曾经的好朋友日本是指望不上了，因为日本已经看上了其他强力人物，那就把目光投到美国人、德国人身上吧。不管成功与否，先派人联络了再说。孙中山为钱殚精竭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改组中华革命党。不过孙中山需要一个得力帮手，因为他整日劳顿都还忙不过来。孙中山心中的理想帮手是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次护法运动中短暂现身之后，又返回法国跟陈璧君过上了逍遥二仙的生活。这让孙中山很是生气：革命尚未成功，怎能如此颓废！好在汪精卫有一个好处——只要是孙中山召唤，总是随叫随到。于是，孙中山一封电报就把他从法国叫了回来。神雕侠侣回归，且看他们夫妇搅出怎样的风起云涌。找对了得力帮手后的孙中山干起活来确实轻松多了。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注意此党并非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两个字：“中国”。这一次，孙中山去掉了按手印宣誓效忠的那一套，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些年的经历，教会了孙中山一个道理，胜利不是靠宣誓效忠得来的。随着众多有志青年纷纷入党，孙中山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回想过去的这一年多，确实走得很顺，可是来年情况又会如何？内斗就在孙中山对未来充满了疑虑的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之狗”、直系掌门、前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抛下了他的北洋兄弟，独自奔赴极乐。他的死的确称不上重于泰山，却也很要命。因为直系、皖系在“五四”中的一番暗战，将关系本就势如水火的两派逼到了火拼的边缘。如果冯国璋还在，以他的妥协艺术和江湖地位，也许还能控制事态。可是冯国璋一死，直系掌门由曹锟接任，而曹掌门最得力的干将是吴佩孚。这两个人可都是吃不得亏、得势不饶人的爷，偏偏皖系掌门段祺瑞、核心弟子徐树铮也都强势得不行。针尖对麦芒，直皖两派之间的火拼已经不可避免，就看何时爆发、因为什么事件爆发。很快，时机就到了！还记得护法战争结束后，吴佩孚驻守在湖南衡阳的事吗？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年过去了，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待得十分不耐烦。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吴佩孚的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受不了潮湿闷热的南方气候。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吴佩孚受不了一个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张敬尧。一来这个家伙是皖系门下，老给吴佩孚小鞋穿。二来这个张敬尧是个人渣，坏得流脓，无恶不作，湖南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他的祸害，连毛泽东都曾代表湖南人民跑到北京找徐世昌总统告状。吴佩孚以前也提过撤兵的事，可段祺瑞没批准。但是这一次，吴佩孚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撤回北方，他不想看段祺瑞的脸色，也不管政府是否批准。当然，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吴佩孚按照正常办事流程，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撤防北归”。段祺瑞见吴佩孚不听话，异常愤怒，立刻回电，给吴佩孚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藐视中央，你不守军人纪律！吴佩孚眼见段祺瑞不肯上道，也就彻底撕破了脸，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回电痛骂中央领导段祺瑞：你穷兵黩武，卖国求荣，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已经决定北撤，不可更改！吴佩孚不仅嘴巴骂得痛快，行动也很痛快。1920年5月，吴佩孚率军从衡阳前线北撤。吴佩孚前脚刚走，赵恒惕后脚就到，跟在吴佩孚屁股后面“收复失地”。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吧？那是当然，赵恒惕已经投靠吴佩孚，两人合伙演戏罢了。张敬尧欺压百姓和手下的本事过硬，但打仗的本事平平。赵恒惕的湘军只用了十几天就拿下了湖南。这么看来，当初段祺瑞以一己之私，将湖南交给张敬尧这个大草包，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决定。彻底撕破了脸皮，吴佩孚完全没给段祺瑞留面子。面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士可杀不可辱，何况段祺瑞还不是一般的士。他一直是一个只准自己欺负别人不让别人欺负自己的狂士，所以段祺瑞下定决心给吴佩孚几分颜色看看。吴佩孚的老上级新任直系掌门曹锟，自然早就得到了内幕消息——吴佩孚的通报。可他非但没有埋怨吴佩孚给自己找麻烦，还乐呵呵地站出来给吴佩孚擦屁股。因为曹锟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上位当大总统的机会。他也想尝尝大总统的滋味。不过曹掌门和吴猛将知道自己实力并不占上风，打起来不见得能赢，怎么办？两人想到了“军阀混世三要诀”之首——拉人下水，能群殴就绝不单挑。人多力量大，若是实在打不过，大家一起完蛋，拉一个垫背的即便输了心里也好受一些。可拉谁呢？还真有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张作霖。反皖联盟张作霖不是一直跟段祺瑞合作得挺愉快吗，怎么又成了反段祺瑞的上佳合作人选？这事跟徐树铮有关。成也徐树铮，败也徐树铮。具体地说，是因为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友谊破裂了。破裂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钱这个东西，用得好是蜜，用不好是刀。上次张作霖拿了徐树铮的好处却出工不出力，耍了徐树铮一把，这伤到了徐树铮的自尊。徐树铮决定把场子找回来，于是他动用手段把中央拨给张作霖的军费私自扣下了几百万。一来给张作霖一个教训，二来用之扩充自己的军队。可张作霖岂是肯吃亏的人，立刻在段祺瑞那里告了徐树铮一状。段祺瑞不能不给“东北王”面子，以免破坏统一战线，于是让徐树铮把训练好的军队分张作霖一部分，以了结此事。徐树铮再度吃下闷亏。两人就此闹翻。徐树铮本就心胸狭隘，不太讲道理，谁敢和他过不去，他就一定要解决对方。现在，徐树铮的机会来了。直系要跟皖系开战，徐世昌邀请张作霖先生来北京充当和事佬，帮助直皖双方清醒清醒，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说事。可是没有人想得到，胆大包天的徐树铮居然以“吃大餐叙旧情”的名义摆下鸿门宴，要杀张作霖。还好张作霖的鼻子跟古龙笔下的陆小凤大侠一样机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在关键时刻借尿遁逃走。据史料反映，徐树铮后来又暗杀了张作霖两次，但无一成功。因此，面对直系的邀请，张作霖有拒绝的理由吗？直系、奉系为了对付利益上的共同敌人，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反皖联盟。短命的直皖之战曹锟和张作霖要动手，不就是给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以借口吗？段祺瑞苦等这个机会久矣。直皖双方的战前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时间很快进入了7月，这些日子，中国北方的天空中，战争乌云密布。根据“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做婊子也得立牌坊”推演出来的政治形象美化大法“做人可以无耻，但不能不要脸”，直皖双方决定打出“正义”这个金字招牌。因为一旦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自己不但行为无耻还不要脸，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着实不好应付。曹锟、吴佩孚给自己的“讨逆军”安了非常正义的出师口号——段祺瑞、徐树铮卖国媚外，实为汉奸，今日之战，是为救国而战！是为民族而战！是为和平而战！张作霖也非常配合盟友，他通电全国说：我奉军将东出潼关，与讨逆军会合，协力清除段祺瑞、徐树铮此等卖国贼子！段祺瑞不甘示弱，部队起名“定国军”，比“讨逆军”还威风，出师的理由也算正义——吴佩孚勾结南方，背叛中央。因为吴佩孚收了唐继尧和陆荣廷控制的广州政府给出的三十万开拔费用之后才率军北撤。互喷口水的花把式玩过之后，双方都已筹备完毕，接下来唯有真枪实弹大干一场。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开始。河北涿州及高碑店一带是主战场。双方在这块还算宽阔的地带上投入了十几万的兵马捉对儿厮杀。直系三路出击，总兵力近五万人，分别由西路吴佩孚、中路王承斌、东路曹锳统领。皖系的对阵也很工整，西路总指挥段芝贵，中路总指挥陈文运，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共领军六万余人。总体来说，皖系兵力占优。可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兵力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兵员素质、统帅的指挥艺术往往更关键。头两天的进攻是试探性的，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太多，吴佩孚小胜段芝贵，徐树铮小胜曹锳，陈文运与王承斌各有胜负。战争在7月1

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三以上讲了些研究文化问题所应保持的几种心习和态度。此下再略谈有关讨论文化问题的其他方面。首先谈到所谓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但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此层骤似颇难说，但以浅显例言，如骑者易坠，操舟者易溺，歌唱者易失音，演剧者易失态，历史上亦尽不乏其证。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近几十年来，中国病痛主要亦出在政治方面。若说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新科学不生根，这些话也都对。但这些只是外在短处，我们尽可设法补救，或说迎头赶上。所以老不能如此，则正为内在有病。此一病，从中国近代历史讲来，显然仍是政治病。若使政治上没有病，我们想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该不是做不到。故我说，所谓文化精神，应指其特殊长处。而所谓文化病，则正亦出生在其特殊见长处，而不在其短缺处。若要把别人长处来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但文化体系譬如一七巧板，只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头鸟，或一个老人，或一艘船，或一所屋子，或其他种种拼法，可成种种形态。只在此七巧板中，一块位置变动，其余各块也得随着全部变。此处可见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之不易。在文化传统大体系中，从外面加些微影响，亦可使整个文化体系改头换面。当知别人长处与自己长处，骤然间未必能配合上。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则别人长处亦将不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为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志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但所谓西化，究向西方哪一国哪一民族的文化模型来化呢？这其间也得有别择，仍须有步骤，否则如何全盘地化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终是件危险事。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附录略论治史方法一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

。下面举一些例子：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廷还要亲”。肉麻死了。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作“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四邻环绕欲逐逐，失权割地无时止，这等人儿还昏昏，如梦如醉如半死。吁嗟乎!我国精华渐枯竭，奈何尚不振衣起?无心无肝无脑筋，支那大魔首推此。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国人》的诗，在这首诗中，闻一多曾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这还不算呢，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鲁迅在日本住旅馆，要登记姓名、籍贯。鲁迅写下：周树人。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如果鲁迅写中国，会造成混淆，结果鲁迅写下‘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认为是贵客，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2.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3.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歧视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扶清灭洋”里的经济诉求

“善后大借款”与镇压革命党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先声。1926年，邓小平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终于离开了让其刻骨铭心的法国。此时已经22岁的他，手下有一个16岁的小伙伴，此人叫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五十年后，二人几乎同时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把手，几乎同时在海峡两岸发动改革，改善国计民生，开创历史新纪元，不得不令人感叹人生境遇之离奇。说远了，接着讲冯玉祥吧。虽然冯玉祥被众多不太尊重史实的影视文学作品刻画成了和李逵、鲁智深一样的江湖大老粗，但实际上，冯玉祥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聪明人。在宁汉分裂之后不久，与宁汉双方关系都还过得去的他就以第三方力量出场，主动进行调停。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在制止国民党内斗的同时，也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更加重要。宁汉双方都给了冯玉祥面子，很快达成合作意向。毕竟表面上大家在“剿共”问题上已没有任何冲突，至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私下慢慢斗争解决。南京方面欢迎汪精卫到南京执政，汪精卫也愿意去南京赴任。但他提出一个极有个性的条件——他可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但不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与蒋介石不能共存，蒋介石必须下野滚蛋。汪精卫本不是斤斤计较之人，他如此做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之前的背信弃义——蒋介石不等汪精卫开四中全会，就开始武力清共，汪精卫据此认为两人无法合作。当然了，汪精卫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蒋介石吃了败仗，威信大跌，所以他趁现在形势于己有利，对蒋介石落井下石。蒋介石当然不肯屈服于汪精卫施加给他的压力，可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的盟友新桂系不支持他，在关键时刻撤了梯子。据史料反映，蒋介石曾指示李宗仁和白崇禧：和汪精卫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但是二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拒绝的理由看似很高尚：我们主张宁汉顺利合作。虽然这个理由看似无懈可击，但蒋介石明白了这个理由背后的深意：新桂系已经尾大不掉，自己指挥不动了。8月中旬，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蒋介石的这个做法还算聪明。于公，牺牲自己，避免国民党内部纷争，保全北伐基业，树立自己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于私，如果真打起来，不仅要对付汪精卫，还要防备新桂系背后捅刀子，打败仗的概率就跟买彩票中不了奖一样高，很容易声威扫地。此外还有一点，他自己主动下野，可以大大缓解儿子蒋经国在苏联的危险处境。蒋经国是1925年去莫斯科留学的，看来蒋介石当年也没料到自己会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要不然也不至于愚蠢到把亲生儿子送到苏联当人质。“四·一二政变”之后，已经在苏联成为共青团员的蒋经国马上宣布与父亲决裂，指责老爸叛变革命，加入声讨蒋介石的队伍。可即便如此，蒋经国还是被贬到了西伯利亚当了一名不受待见的小兵，算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了苏联。这一境况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后才得到改善。1937年，蒋经国与患难中相识相爱的白俄罗斯媳妇蒋方良历经周折，转道回国。他回国后，就开始积极辅佐父亲大人，未见任何隔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蒋经国在苏联宣布与父亲决裂实际是权宜之计，不这么做的话，他能否活命就很难说。就在蒋介石辞职后不久，在西伯利亚当兵的小蒋又重新回到了莫斯科，虽然依然是人质，但莫斯科的环境可比西伯利亚好得多。

宋蒋联姻是因为爱情？

血战龙潭

进行教育改良。《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6—57页。孙上书的时间是1644年8月30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清政府深刻地认识到重建驿递制度的重要性。驿传使各个城市联结为一个网络，而统治者正是通过它来统治帝国的。至晚明，驿递制度实际上被私商所控制了（至1629年，只有20％的交通是官办的）。1647年，多尔衮警告了那些利用国家驿传谋私的人。同时，他调拨了地方的一部分人力、物力以资助这一体制的建设。但是，这只是恢复瘫痪的交通管理和复杂的地方税收体制的艰巨计划的一个开端。文献对此的详细记载，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第1—60页。关于明代驿递制度的衰败，参见星斌夫：《明代的运输》，第2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皇太极与多尔衮都赋予御史以很大的进谏之责，但当给事中或监察官员直言抨击皇帝的过失时，他们却也常常为之恼怒。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罗思·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35页。1644与1647年间，御史们31次上疏陈述改进行政管理之策，多尔衮（勿论他性格如何）只反对过其中的三项建议。然而，他却驳回了他们的许多通常是缺乏证据的告发、检举。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3—84页。孙承泽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受到惩罚，事实上，1647年他又被擢为兵部侍郎了。《贰臣传》第十二卷，第28—29页。?张若麒，山东人，1631年进士。1642年与满洲人作战中国谎报战绩，遭人检举，论死系狱。后为李自成所释，并委以御史，负责山海关军事重镇。此后，降于多尔衮，任为顺天府丞。《贰臣传》第十二卷，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然而，霸州县在1647与1649年间一直屡遭“贼匪”的袭击。《贰臣传》第八卷和《世祖实录》；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55页。从该世纪60年代初开始，沿大路和运河两岸植了树，但是茂密森林已不复存在，至少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两侧是如此，只有清东陵周围仍有森林?《贰臣传》第十卷，第29—31页。在接受清廷的宽赦之前，唐通在一片石被图赖这位攻陷过松山的英雄所战败，《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信送出之日为1644年9月6日。?同上书第八卷，第96页。1644年10月15日，唐通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页。?金砺和雷兴的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和《文献丛编》第三辑，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2—5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7页。?同上书第一卷，第16页。?方大猷，浙江人，1637年进士，也是曾为李自成效过力的明朝官员之一，南明因此将他定入逆案。所以，他不可能返回本省，只得留在北京，加入了多尔衮的政府。他被授任盐法道，然后随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8月被擢为该省巡抚。《贰臣传》第十二卷，第9—1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正如方对他的上司所解释的那样，山东的离心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官兵刚从一个“平定了的”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原地区便又爆发了动乱。除非向该省多派兵力，否则要控制该省是不可能的。?《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为了避免北京出现与主抚派意见对立的主剿派，杨允诺“贼匪”，只要他们“纳马匹、纳器械、塞其洞穴、毁寨撤营”，即可招安。尽管清兵设法让那些放归故里的战俘充当传声筒，广为传播朝廷的赦免允诺，但“招抚”仍然只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政策。杨方兴坚信，任何起义军都不能赦免。他认为，“屡抚屡叛，视若儿戏……必非一抚所能收拾者也。职一莅任，即思先剿后抚”。《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上书的时间为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7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6页。李率泰是李永芳的二儿子，与清朝公主结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4—48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3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页。?同上书第十三卷，第148页。满旗与汉旗人派往山东与河南驻防，标志着前述八旗驻防制度的开始，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页。多尔衮主要依赖汉军旗人充当山东文官人选。1644与1649年间，有14人被委以该省的按察使和税使，其中有9人是汉旗旗人。在济南府，1644与1648年间的五任府丞中，有3人是旗人。该府6县的24名县官中至少有6名是汉旗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93页。?这也许是“高等级行政区划分”的结果。根据施坚雅所说：“将直隶的一部分远伸向这一中心地区的南部，其后果之一，是割裂了位于两省之间的开封和东昌两府的都会与区镇贸易体系，并把大名府（直隶之南部）的乡绅豪强的利益与直辖省而不是与河南或山东紧密联系起来。该省是大名商人的利益之所在。”施坚雅：《城市和地方等级体系》，第343页。?1640年，“土贼”袁时中起事于饥民之中，即是突出的一例。袁本人来自大名，但是他率领的“土贼”劫掠了整个河南北部，并参加了尔后杀死他的李自成的部队。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程定恒：《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页。赵二良是一个土匪，他的忠明思想是后来产生的。在他举起弘光旗帜起兵不久，即杀死了一名乡绅领袖和100多名县官属吏。于是，清丰知县组织了乡勇以抵击赵的进攻。起义后来被总兵土国宝所镇压。关于大顺军的进攻，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66页。?《明清史料》丙编，时间是1644年9月9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时间为1644年9月23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7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时间是1644年10月8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6页。?同上书，第67页。?沈文奎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六，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64页。“绿林”指土匪或歹徒。?例如，1648年秋，鲁国南的官军消灭了一支打着明王朝旗号的起义军，见《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461页。上奏时间是1648年9月23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直至1656年，顺德地区始终没能得到清的完全控制。本府官军“掘壕挖沟，周围七里，弭盗安民，地方赖之”。乾隆版《顺德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爱松古的事迹见《清史稿》。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6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2—14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0月20日。又据上书第十卷，第118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1月11日。据叶臣言：在后一次出兵中，招抚了太原附近地方的居民，并将5州、20县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陈永福在保护李自成撤退中牺牲。张：《陈永福》，第6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6日。石还接受了几名明朝军官和3000名士兵的投诚。?《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12日。?同上书第十二卷，第138—13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5年1月3日。朝廷给军队的训谕是：“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在此，以言抚慰之，申戒将士，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1页。像在辽东一样，一个前明官员的投降往往是他以前的将领和朋友推荐的结果。例如董学礼，降于李自成时是明朝的一个副将。大顺军首领命令他驻防于河南怀庆府，它近于山西南界。当多铎的人马经过山西，南下至河南北部时，董防守失败了。1644年10月下旬，他迅速撤至潼关。然而，在他再次进入大顺军的中枢地区之前，他收到了一封清廷的邀降书。他接受了这一邀请。董的降清举动大大地鼓动了其他前明将领的投降。例如，董的一位老友陈之龙（江西举人），在董学礼的推荐下被授以御史之职。当起义军攻占陕西之时，像其他众人一样，陈投降了李自成，并担任了宁夏节度使。在董学礼投降清朝后，陈收到了这位他以前上司的来信：解释归附后的情形，并请他也参加新朝。陈欣然应允，随即向阿济格表示归降之意；陈被清廷委以三边总督的重任（三边包括陕西北部的榆林，陕西中部与西部的固原以及宁夏与甘肃）。次年，陈之龙进京陛见，正式任为御史，被授以安徽凤阳总督大权。《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2页。关于董学礼之降，见《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贰臣传》第十卷，第32页。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阿济格的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由于这里的穆斯林、藏人和蒙古人的影响是那样的大，因而他们甘愿降清也就并不奇怪。这里可以说是操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例如，南一魁，原明朝官员，陕西人，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最后，南成了汉军镶红旗人。《贰臣传》第十卷，第10—1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页。李过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据当时人记载，李自成的谋臣、算命先生宋献策，在延安被捕入狱。由于一位捕俘他的满人对他的神奇才干十分赏识，这个矮子成了一名旗人，卒于1662年。谈迁：《北游录》，第386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但是，直至1645年1月19日，多铎的前锋同潼关守兵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小规模战斗。而此时，李自成正在从西安调兵加强此关的防御。?《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156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李命令田见秀殿后，并要他在与后卫撤离时毁掉此城。但西安居民很幸运，因为田没有这样做。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页。?根据一种详细记述，李自成部还有13万人。斯特鲁弗：《南明》，第27页。?顾山贞：《客滇述》，第92页。?图赖是一个极卖力的追击者，策马日夜兼程。《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99页。河南的明朝官员，如曾与张献忠部和地方“贼匪”作战多年的徐起元，迅速地接受了清朝统治，并为清军装备船只以待长江作战之需。然而，直至1647年5月12日，长沙才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30名官员、3500名士兵投降湖广巡抚高士俊。《贰臣传》第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370页。?采取这一决定是在1645年5月30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210页。?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16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第207—209、496—498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7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61页。?第七章南京的陷落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孔尚任：《桃花扇》，第312页1644年12月，多铎派遣图赖和他的远程骑兵部队去试探南明在睢州的防卫情况。在那里有4万到5万明军，其指挥官是以镇压了1622年山东白莲教而闻名于世的许定国。这时，他听说那个省的许多官吏和绅士已经归顺了满族政权，而且还得知，那些前明官吏在他们死心塌地地投降以后得到了清政府的礼敬，遂暗中与多铎通款，表示愿意与睢州将领李际遇一起投降，以换取恩赦。多铎小心翼翼地作出了反应，坚持要许定国在进一步谈判之前，把他的儿子送来作人质。这样，许定国转而决定就地对满族人进行进攻。1645年1月初，在丢失了宿迁一带的黄河北岸之后，史可法命令高杰收复归德和开封附近的地区，并保卫开封和洛阳之间的虎牢关。在那里，高杰不仅能够阻止满族人，而且可以进而越过黄河，实现光复中原的民族愿望。根据这个计划，高杰驱马北上，渡过淮河，赶到睢州。然而当他接近许定国的营部时，却听到风传，说许定国的儿子已经被当作人质送往多铎的军营。由于怀疑不定，高杰派遣了几名使者，要求许定国立即亲自来解释这些事情。高杰和许定国之间素无好感。当高杰还是一个起义军的时候，他的部队曾经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仍然不过是一个强盗。如今高杰的部队已接近睢州，许定国很担心以前那封信的后果。于是，许定国在城外10里的地方跪见了这位前叛军首领。他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那封信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释然，便接受了许定国请他们进城的邀请，并且受到了盛情款待——依照迎接明朝将帅和显贵的礼仪。1645年1月8日，高杰和他的卫队来到了许定国的营部，并且受到热情的欢迎。他似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许将军的宴请。然而，当他们坐到宴会桌旁时，他和他的卫队突然遭到了许定国士兵的袭击，并被杀得

丰满人妻熟妇乱又仑精品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李亨在得知张巡等人被害的消息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亲自下诏对睢阳保卫战中立下功劳的众将给予嘉奖：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南霁云为开府仪同三司、灵州大都督，又优恤其子孙，免除睢阳三年的赋税徭役。同时封张巡之子张亚夫为金吾将军，许远之子许玫为婺州司马，并在睢阳修建祠庙，以不时凭吊张巡等众人英灵。事实上，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事迹能够流传到今天，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翰，时任监察御史。在张巡等人被害后，并不是所有人全都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很多人认为张巡死守睢阳不肯撤离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与其在城中杀人而食，不如弃城以求东山再起。有鉴于此，李翰专门为张巡撰写了传记呈献李亨，他认为很多人不知道睢阳的战略地位对于大唐帝国的重要性，所以胡乱发表议论。张巡坚守睢阳孤城，是为了保住江淮的物资供应基地，在城内杀人而食，实属于无奈，并非张巡的本意，希望皇帝陛下不要听信。李亨看完李翰为张巡撰写的传记后，下令将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事迹写进国史中，以让千秋万代明晰张巡等人的功勋。千百年后，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早已经远去，但张巡等人表现出的那种赤胆忠心、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依然被人们称颂，他们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将千古流芳，永垂青史。有的人活着，但犹如死了一般。而有的人死了，却仍如活着一样，让人们永远不能忘记。光复两京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以唐军失败告终，但由于张巡等人的奋力抵抗，不仅粉碎了叛军南下江淮的计划，更让身在凤翔的李亨喘了一口大气。郭子仪在清渠之败，让安庆绪找到了进攻睢阳进军江淮的机会，但他在睢阳投入了过多的兵力，致使无暇再率兵西进顾及凤翔。事实上，睢阳之战进行得最为惨烈时，客观上也是李亨最为轻松的时候，虽然他无法替睢阳解围，但他却利用睢阳战事颇紧，叛军无暇西顾的时候，决定收复长安。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就在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时候，李亨命令唐军主帅广平王李俶和副帅郭子仪率领各路人马出扶风直奔长安，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趁机收复长安。九月二十七日，唐军在长安城西四十里处安营扎寨，稍事休整后李俶决定迅速开战。在他的指挥下，唐军在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县南）以北、沣水以东摆开阵势，前后绵延三十里，宛如一条长龙。当时郭子仪吸取了此前清渠之败的教训，为了避免第二次遭到安守忠步骑兵夹击，郭子仪特意加大纵深部署，增强侧翼的掩护，以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郭子仪自己坐镇中军形成首尾呼应。面对唐军布下的阵势，安庆绪派出部将李归仁率领十万人马出长安城迎战，在唐军北面布下阵势，一场事关双方胜败，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大会战至此正式开打。及战，李归仁率先出阵挑战，唐军前军在李嗣业的率领下急速冲杀过去应战。李归仁故技重演佯装败逃，将唐军诱至其阵前，然后叛军迅速合围，致使唐军措手不及，一时间阵脚大乱。幸好在危急时刻李嗣业一声疾呼，稳住了阵脚，然后脱下战袍裸露上身，手执战刀一边高呼冲锋，一边杀入敌阵，长刀挥处叛军人马死伤无数。叛军见到李嗣业勇猛无敌，一时间有些心虚，所以包围圈开始逐渐散开，李嗣业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唐军手执战刀排成横队，如一面墙一样，开始向叛军反攻。在怛罗斯之战中，李嗣业率领的陌刀手阵形，曾经让大食人尝尽了苦头。这一次面对叛军同样不例外，渐渐的唐军的反攻开始显露出威力，在这些陌刀手的进攻下，叛军开始向后撤退，但李归仁显然并不甘心就此失败，唐军进攻的时候，他下令自己的主力部队向后撤退，尽量不和李嗣业率领的陌刀手进行正面交锋，然后他又下令让埋伏在东侧的骑兵部队从唐军前军的侧面绕到背后，准备突然发动冲击。事实上，李归仁确实找到了破解陌刀手阵形的办法，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骑兵刚一开始移动时，就被唐军的探马发现。于是探马急报郭子仪，郭子仪果断下令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领回纥精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从叛军骑兵的侧部迅速迂回到其后方突然杀出，结果叛军惊慌失措四散而逃，仆固怀恩几乎全歼叛军的骑兵部队。在双方骑兵交战的过程中，李嗣业率领陌刀手依然冲击着叛军战线，当得知仆固怀恩的骑兵打败了叛军骑兵后，他下令让陌刀手阵形分成两段，其中一段继续冲击叛军的防线，达到吸引叛军注意力的目的，另一段从侧面迅速绕到叛军背后，与大军前后夹击叛军。刹那间，战场上万马奔腾，刀剑撞击声不绝于耳，士兵的喊杀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这场血战从晌午时分一直持续到夕阳西下，最终以唐军大获全胜告终，共歼灭叛军将近三万人。这场战役对于唐军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歼灭了多少叛军，而是在叛军大败后的当天夜里，如惊弓之鸟的叛军守将安守忠、李归仁、田乾真各率本部人马仓皇逃出长安，退保陕郡。至此，长安又再次回到大唐的手中。九月二十八日，李俶和郭子仪率领各路大军高奏凯歌进入长安，京城百姓倾城而出，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唐军重新回到这座本应属于他们的城池。这一刻很多人已经等了很久很久，当他们看见唐军那迎风招展的旌旗时，很多人甚至喜极而泣，口中始终重复“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的话语。九月二十九日，重创叛军与收复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凤翔，李亨知道后高兴得热泪盈眶，当天即派宦官啖庭瑶前往蜀中向李隆基报捷，同时命令尚书左丞裴冕先入长安，告慰诸位先帝并代自己安抚百姓。唐军虽然收复了长安，但广平王李俶和郭子仪并没有在长安过多停留，经过三天的休整后，他们留下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率领人马踏上征程，准备乘胜一举收复东都洛阳。从长安出来后，郭子仪率领前军人马首先攻打潼关，歼敌五千旗开得胜，继而又接连收复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弘农（今陕西灵宝）二郡。进入十月又攻下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上洛（今陕西商县）二郡，唐军挟带收复长安的勇猛，一路势如破竹地逼近到洛阳附近的陕郡。唐军的行进速度如此之快，的确出乎安庆绪的意料，还在唐军攻打上洛的时候，安庆绪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丢了长安已经让他很是不爽，无论如何洛阳是必须要保住的。为此他急忙征调驻守洛阳的叛军，由严庄率领倾巢而出陕郡，与从长安败退过来的安守忠、李归仁等部会师，合力抵抗唐军。就当时的叛军实力来讲，虽然刚刚丢掉了长安，但防守陕郡的力量并不薄弱，安庆绪派出的人马加上安守忠、李归仁等部的人马，加起来将近有十五万人，所以说唐军这一仗并不轻松。十月十五日，李俶和郭子仪率领唐军进至曲沃城（今河南灵宝东北），安庆绪得知消息后，命令严庄带领人马主动应战，于是双方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展开了一场遭遇战。新店地势险要，山高壁陡峰回路转，叛军依据这种地势依山布阵，准备和唐军决一死战。及战，叛军由于居高临下，在唐军刚刚进入山区时，叛军从山体两侧发起猛烈的冲击。和先前在长安沣水旁一样，唐军开始处于不利境地，尤其是前军士兵死伤无数，不得不且战且退。叛军乘胜下山追击，唐军前军基本上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不成样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原本在唐军中军侧翼的回纥军忽然绕道南山之下，在叛军的后方排成箭阵，这下让叛军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回纥部落由于士兵身强体壮，善于骑射，而且骑兵突袭的方式很特别，是唐军陌刀阵的“骑兵加强版”，所以中原的士兵和回纥骑兵交手时从内心会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回纥至矣！”人群中不知道是谁高喊了一声，就是这一声高喊，开始让叛军阵脚大乱，先前对唐军前军的冲击逐渐转变为叛军人马四散惊逃。而唐军这边的郭子仪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有利时机的，他重整唐军人马和回纥军前后夹击趁势大败叛军，严庄、安守忠等人只得率领人马放弃陕郡退守东都洛阳。对于安庆绪而言，洛阳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严庄逃回洛阳后，向安庆绪报告了前方的战况，应该说新店之战安庆绪几乎将自己的老本搭了进去，当得知自己彻底血本无归之后，他不禁开始慌乱起来，在他看来，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自己很有可能被唐军围歼在洛阳城里，所以安庆绪决定撤出洛阳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安庆绪此时最现实的想法。十月十六日夜，安庆绪见大势已去，遂趁黑夜率领余部从洛阳南门奔逃而出，直往河北而去，在那里他将继续进行最后的殊死挣扎。十月十八日，唐军成功进占洛阳城，继成功收复长安后，沦陷叛军之手一年零十个月的东都洛阳也重归李唐王朝。唐军在新店之战中，能够成功反败为胜，回纥援军居功至伟，但天底下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在回纥援军尽力帮助李唐王朝收复两京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了条件，他们的条件是两京收复后，大唐要允许回纥援军在两京之内大肆劫掠三天。先前收复长安后，回纥由于考虑到洛阳还没有收复，所以他们尚且能够收敛。但这一次成功收复了洛阳，他们不再有所顾忌，争先涌进洛阳城进行长达两昼夜的疯狂抢劫，最后在郭子仪的强烈要求下，李俶凑足了锦缎万匹送给回纥，方才止住回纥的抢掠行为。无论是李亨还是李俶或许都未曾想到，正所谓成也回纥败也回纥，回纥这个名字与藩镇和宦官一样，居然在未来会成为李唐王朝的心腹大患，而且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不过当时在李唐上层决策者看来，即使让回纥兵抢掠一番也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尤其对于时刻想证明自己的李亨来讲，毕竟成功收复了两京，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十月二十三日，李亨率领人马回到了京城长安，很多人本以为李亨会继续扩大战果，向依然占据河北的安庆绪发起最后的进攻，但出人意料的是，李亨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长安城内搞起了封赏。先是大肆封赏有功之臣，而后便是对回纥的奖赏，全然忘记了身在河北的安庆绪依然具备较强的实力。事实证明，李亨的这种贻误战机做法，又给了安庆绪苟延残喘、重整旗鼓的机会，而唐军在不久后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功成身退唐军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重创叛军，接连收复两京，除了前方将士前仆后继英勇作战之外，叛军内部的混乱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当时身在凤翔的以李亨为核心的唐廷空前稳定。凤翔朝廷的稳定为收复两京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它不仅避免了当时朝廷内部同室操戈、自毁长城的内耗与纷争，而且也让后方朝野内外同心同德，竭尽所能地支持平叛。可以说，两京的迅速收复正是这种“合力”所产生的巨大效应。这种效应的产生李亨固然当居首功，但我们依然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名字，这个人就是李泌。李泌一出山便利用自己的才智成功保障了广平王李俶的安全，为李俶后来能够继承太子之位奠定了基础。李泌不是那种权势欲很强的人，在他刚出山那会儿，就曾经告诉过李亨等到两京收复后有意重隐山林。只是那个时候由于平叛任务重，李亨没有将李泌的话放在心上，一直到收复长安后，李泌重提旧话，李亨方才重视起来。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当李亨听到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收复长安的消息后，他喜不自胜，在欣喜之余他一边让贴身宦官带着自己亲笔写的上表前往蜀中报告太上皇李隆基，恭请太上皇还京。一边急招行军长史李泌回到凤翔。李亨告诉李泌自己已经派出宦官准备迎回太上皇的消息，而且李亨有意在李隆基回来后，自己重新回到太子位置继续做一个臣子。但李亨的这种想法为李泌所反对。在李泌看来，如果太上皇李隆基看过李亨的上表后，一定是不敢回来的。因为李泌明白，李亨的这种态度虽然很是恭谦，但在太上皇李隆基看来，这明显带有一种讽刺。这等于是在说李隆基能够重新回来，完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是以皇帝名义写的上表，虽然他现在是皇帝，但面对太上皇的时候，皇帝这个身份还是收敛些比较好。虽然李亨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李泌作为旁观者看得却是十分清楚。于是，李泌让李亨急速召回已经派去前往蜀中的宦官，然后利用群臣的名义，重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贺表，然后重新入蜀恭迎太上皇李隆基回来。对于李泌的提醒，李亨心怀感激之情，这件事情办完之后，李亨当晚将李泌留在宫中宴饮并同榻而眠。当夜君臣二人畅谈甚欢，李泌趁着这个机会再次提出了重隐山林的请求，君臣二人由此展开了一番颇为生动且充满玄机的对话。“陛下！臣现在已经报答了陛下的知遇之恩，臣想要重新归隐山林，恳请陛下恩准。”李泌趁着君臣二人氛围和谐的时候，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李泌的请求让李亨有些始料不及，虽然此前李泌曾经提过这件事，但他始终没当回事，今天当李泌再次提出这个请求时，李亨开始不解地问道：“朕与先生这些年来风风雨雨，患难与共，现在已经到了同享荣华富贵之时，不知先生何故想要离开朕？”“臣有五条理由不能留下来，所以恳请陛下能体谅臣的苦衷，允许臣离去吧！”显然，李泌早已经考虑好能够说服皇帝陛下的理由。“哦？五条理由？朕愿闻其详！”“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发迹太奇，此五条理由所以臣不能留也。”李泌说完后，翻身下床跪倒在李亨面前。看到李泌态度如此坚决，李亨明白今夜如果针对这个话题无休止地讨论下去，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于是他伸手试图搀起李泌，然后笑着说道：“夜已经深了，先生先与朕安歇吧！这件事情以后再谈好吗？”“陛下现在与臣同床而眠，臣的请求尚且不能答应，更不要说日后在朝堂之上了，臣还敢能够有所请求吗？陛下如果现在不答应臣离去，这与杀死臣无异！”李泌没有理会李亨的搀扶，依然跪在地上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下李亨愣在了原地，他没有想到李泌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这让他颇为惊诧，于是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道：“没想到先生对朕还有这样的疑心，朕怎么可能杀死先生呢？先生难道真将朕当成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越王勾践不成……”“陛下！您误会了！”李泌打断了李亨的话，然后抬起头来动情地说道，“臣正是知道您不能杀死臣，臣才斗胆要求离去归隐，如果陛下真要杀死臣，臣还敢如此直言吗？更何况杀死我的不是陛下，而是那五条理由啊！陛下过去待臣如此之好，臣遇事尚且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况现在两京已经收复，臣还敢直言吗？”言罢，李泌重新叩头在地。李泌的话语让李亨忽然想起此前不久他没有听从李泌先出兵攻占范阳的建议，这可能让李泌有些失落。“朕明白了，你是不是因为朕没有听从你先出兵攻占范阳的建议，而耿耿于怀？”“不！臣不是因为这件事，其实臣是因为建宁王李倓的事！”“建宁王？先生你应该知道建宁王是朕的爱子，在艰难之际立下大功，朕心中有数，可惜他受到小人的教唆，想要谋害广平王李俶，图谋太子之位，朕从江山社稷出发，不得已忍痛除掉他，这些先生都是知道的啊。”李亨的语气似乎开始急促起来。“陛下！建宁王如果真的想要谋害太子殿下，按说太子殿下应该憎恨他才对，可是每次太子殿下与我谈起建宁王时，都失声痛哭，说建宁王冤枉，现在臣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所以才敢将此事向陛下说明。”李泌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建宁王曾经夜晚偷摸广平王的门，是想要害死广平王的啊！”“陛下啊！这都是居心不良的奸佞之徒所进的谗言，建宁王孝友聪明，怎么可能做如此不仁不义的愚蠢之事呢？再说陛下过去想任用建宁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我请求陛下任用广平王的，如果建宁王真想谋害广平王，他应当对我恨之入骨才对。但他却认为我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西安事变”

三个“反骨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