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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国产区图片区小说区亚洲区 发布时间:2023-12-27 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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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久久精品九九亚洲精品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还是像以往那样内心充满狂喜。每次阅读这部诗歌,他都不禁因为它美妙的语言而觉得极度的快乐。但是在他的心思的另外一部分,却浮现着奥莱莉娅端端正正地坐着刺绣的图像。于是他时不时必须放下手中的书本,让自己耽溺在一些不体面的念头中。他琢磨着他到底可以用什么方法和奥莱莉娅再见上一面。当然,一旦见了第二面,她也许会变得不是那样吸引人了,这也许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即使不去偷情,他手上的事也已经够他忙的了。不过,偷情这件事也可以成为他的政治外交事务之余一件令人愉快的消遣。他的心思一下子被他的仆人安东尼奥打断了。安东尼奥告诉他巴托罗缪正在楼下,希望能见他。马基雅维里让他告诉巴托罗缪他马上就下楼,说完话他就迅速地穿上了衣服,走下楼去。“抱歉让您等了,男爵。我正在给执政团写一封信。”他轻松地撒了一个谎。巴托罗缪对马基雅维里称呼他的贵族封号用手做了一个自贬的动作,好像在说这根本不值一提。但受到如此的恭维,他还是很高兴。他带来了一个消息。厄比诺城邦中最坚固的堡垒是圣·利奥,它位于一个陡峭和孤立的岩山上,据说固若金汤。前些日子城堡正在进行一些维修,利用这个机会,一帮子农民操了武器,闯进城堡,把公爵的守卫部队全部杀死了。这一消息迅速地传到了其他村庄,于是这些得到消息的村庄也立刻造了反。当这一消息被报告到公爵那里时,他勃然大怒。很明显暴动是由马焦内那儿的一小撮阴谋分子煽动起来的。这只能说明他们已经决定向他进攻了。宫中现在乱作一团。“公爵可以调动的军队是哪些?”马基雅维里打断巴托罗缪问道。“你最好亲自过去了解这一点。”“我怀疑阁下不会允许我这么做。”“跟我走。我正要去兵营。我带你去。”马基雅维里恍然大悟,巴托罗缪并不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前来,告诉他一件根本也就无法保密太长时间的事变,他应该就是公爵直接派来送达这一邀请的。就像一个森林中的猎人听到了灌木丛下发出的动静那样,马基雅维里一下子绷紧了弦,但是表面上他还是挂着亲切的微笑。“我的朋友,如果你能随意进出兵营的话,你一定是个有权的大人物。”“不是这么一回事。”巴托罗缪回答道,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公爵任命我为负责为部队提供给养的一群公民的头头。”“你一定从中捞了不少油水。”马基雅维里狡黠地说道。巴托罗缪发出一阵大笑。“简直就是蝇头小利,如果还有那么一点利润的话。公爵不是一个你可以糊弄的人。在厄比诺由于食物供应质量差的原因,部队险些哗变。当事件呈交公爵裁决时,他发现部队的怨言确有真凭实据,于是他就吊死了三个维持会官员。”“我现在明白了,这事让你小心了。”他们骑马直奔兵营。兵营距离城里有三英里远。那里有三个连的枪骑兵。其中五十人由西班牙军官率领,另外一百人由一个为了寻求历险和名声而加入公爵部队的、来自罗马的绅士率领。每个枪骑兵均有一匹坐骑,一个骑着马驹的传令兵,和一个步兵战士,传令兵和步兵均归这个枪骑兵使唤调遣。此外还有两千五百名雇佣军,六千名公爵手下的义务兵,大约会在两天内抵达。公爵派了一个代理人去米兰,帮他在散布于伦巴第地方的加斯孔浪人中招募五百个人,同时他又派了另外一个代理人去雇佣一千五百名瑞士兵。公爵的炮兵部队是令人生畏的,目前整装待发。马基雅维里一向对军事颇有兴趣,在围困比萨城那场不太成功的战役中,他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对此他颇为自得。所以进了兵营,他睁大了眼睛观察。他向士兵和军官们问了一大堆问题,然后对所得到的回答进行分析,去伪存真,最后得出结论,公爵的力量确实不容忽视。回到城里后,他发现了一封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留给他的信。信中告诉他公爵希望在当晚八点钟见他。吃过晚饭后他打发皮埃罗去巴托罗缪家里,告诉巴托罗缪他今晚要见公爵,如果在他见完公爵之后巴托罗缪想见他的话,他们可以在金狮饭店喝上一杯酒。通过巴托罗缪,他也许有可能和他的妻子奥莱莉娅牵上线,所以就有必要先和巴托罗缪搞好关系。巴托罗缪是个爽快的人,喜欢好的谈话和好的伙伴。像这种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信任不可能不极大地满足他的虚荣心。马基雅维里去了他自己的房间,睡了一个午觉。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和塞拉菲娜再谈上一次。他认为,和皮埃罗相比,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她关于巴托罗缪还是说了不少好话。但这很有可能是出于谨慎。如果他对人性的了解还算正确的话,她一定是对那个胖男人已经给予的没有更多的感激,然而却对他没能给予的东西心中怀有更多的怨恨。马基雅维里认为自己足够聪明,可以让她说出她内心的真实感觉。当他醒过来后,他踱下楼去,似乎要去客厅的样子。一边走着,一边唱着一首佛罗伦萨歌曲的其中一段,声音稍稍地大了一些。“您在吗,塞拉菲娜女士?”当他经过厨房间的门口时,他开口说道。“我以为您出去了。”“您有一副好噪子,大人。”她说道。“一千个感谢。我可以进来待上一分钟吗?”“我的大儿子有一副好噪子。巴托罗缪大人过去经常请他过去,他们会经常一起唱歌。巴托罗缪大人是个男低音。像他那样一个庞大而强壮的人声音如此没有力量,实在是件奇怪的事。”马基雅维里竖起了他的耳朵。“我的朋友比亚乔·布纳科齐,巴托罗缪大人的表亲,和我非常喜欢一起唱歌。我没能带我的鲁特琴过来,真是遗憾!如果能让我为您唱上几首歌,将会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的儿子在这里留了一把鲁特琴。他当时想把它带走,但这是一件无价的乐器,它是一位绅士赠送给我那可怜的丈夫的,用来酬谢他为那位绅士所提供的服务。我不舍得让他带走。”“您可以让我看一下这把琴吗?”“已经有三年没有人碰过它了。我敢说有些弦已经断了。”但是她还是很快取了来,放到了马基雅维里手中。这是一件精致的乐器,用西洋杉木制成,并且镶嵌着象牙。他调了一下音,开始用低音歌唱。他不仅十分喜欢音乐,而且具备专业水准的知识。他曾经自己填词作曲。他表演完了之后发现塞拉菲娜已经泪盈于眶。他放下乐器,非常和蔼地看着她。“我实在不想让您伤感。”“这让我想起我的儿子。他远在天涯,在那些异教徒中间承担着这么多风险。”“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历练。而且,在巴托罗缪大人的庇护下,他的前程也是有保证的。”她用一种凄苦的眼神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对于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乞丐总是感激的。”她尖刻的话语让他明白,他的揣测确实八九不离十。“《圣经》向我们保证,在天堂里面,所有的情况都会倒转过来。”她冷笑一声。“为了能够有我那样的几个孩子,他可以放弃他一半的家产。”“三个太太都未能给他生下一男半女,也确实奇怪。”“你们这些男人,你们总是以为这是女人的问题。卡特琳娜夫人心里清楚得很,如果奥莱莉娅不能很快生了孩子的话,她们娘俩的日子很快就不会好过了。到那时就再也没有好衣服,也再也没有戒指和手镯了。我对巴托罗缪这个人太了解了。他是绝对不会做赔本买卖的。卡特琳娜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她正在捐一些钱给提莫提欧神甫,请他为奥莱莉娅祈祷,让她早日怀孕。”“谁是这个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他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许诺,如果奥莱莉娅生了一个儿子的话,他会赠送一幅圣母圣婴图像给他,提莫提欧神甫从他们那里骗了不少钱。他简直就是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其实他就像我一样清楚,可怜的巴托罗缪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马基雅维里了解到了比他预期更多的东西。一个简单而且美妙的计划在他脑海中闪现。他想,现在也许是时候中止这番谈话了。他悠闲地拨弄着鲁特琴的琴弦。“您说得不错,这是一把美好的乐器。能够弹奏它是一件赏心乐事。我一点都不奇怪,您不舍得让您的儿子带着它漂洋过海。”“您非常具有同情心,大人。”她说道。“如果您演奏这件乐器给您带来快乐的话,我愿意在您逗留此地的这段时间中把它借给您。我知道您会爱惜它的。”马基雅维里正在琢磨他如何才能让她主动把琴借给他——她现在连这些麻烦都给他省了。毫无疑问,他对于女人有一手。很可惜她老了,憔悴而干瘪。否则的话他也许会允许自己和她调一下情。他温厚地谢了她。“能唱上几首我的妻子喜爱的小曲,我内心十分宽慰。我和她结婚时间并不长,而她正怀着孕。和她分开是痛苦的。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是共和国的仆人,总归是要将自己的职责放在自己的感情前面。”于是,在马基雅维里离开她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让塞拉菲娜相信,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人,而且是一个好丈夫,一个诚挚的朋友以及一个诚实、可爱而又可靠的男人。第十一章到了指定的时间,公爵的一个秘书,由一群举着火把的人簇拥着,过来接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叫上了他的一个仆人,就向王宫出发。公爵出人意料地用一种温和的态度接待了他,好像两天之前在怒气中请马基雅维里打道回府这件事已经完全时过境迁了。他看上去兴致很高。他用一种毫不经意的方式提到了圣·利奥城堡陷落的事情,似乎信心满满,认为他不久就会平定在厄比诺的骚乱。然后他就用一种亲切和机密的口吻告诉马基雅维里,他叫他来是为了告诉他一些执政团的官员们会有兴趣的消息。公爵这种亲切信任的态度完全可以使马基雅维里感到十分受用,如果他是一个喜欢恭维逢迎的人的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刚刚从教皇派驻法国的使节,阿莱斯地方的主教那里收到的。在信中,主教告诉他,国王和他的宰相非常希望取悦于公爵。他们知道他需要人马攻打博洛尼亚,所以已经给在米兰的德·肖芒大人发出了指示,让他立刻派遣三百名由德·拉克雷大人统率的枪骑兵支援公爵,而且,一旦公爵有命令,德·肖芒大人必须率领另外三百名枪骑兵向帕尔马地方开拨。公爵把信亲自交到马基雅维里手中,以便他能确认信件的真伪。公爵当下心情大好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在攻下了厄比诺之后没有趁势向佛罗伦萨进发,唯一的原因就是法国人派了一支部队去保护它。从这件事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他不能指望法国人会帮他。正因为有了这个把握,那些雇佣军首领才受到鼓舞,起来造反。但是如果法国人由于尚未被人了解的原因,又一次地准备支持公爵,那么形势就变得对公爵十分有利了。“书记官大人,请听我说,”他开口说道,“这是一封给我的回信。在我写给主教大人的信中,我请求法国方面支援我攻打博洛尼亚。你现在可以看出,要对付这些流氓,我一点都不缺乏力量。他们这些小人自我暴露得正是时候。现在我知道应该提防谁,而谁又是我的朋友。我告诉你这些是为了让你写一封信给你的上级,我并没有在风暴面前低头。我有一些好朋友,其中也包括佛罗伦萨执政团——如果他们能够和我谈妥结盟条件的话。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诚意,我就和他们一刀两断,今后即使我遇到再大的困境,也不会和他们讲和。”虽说他的言辞是威胁性的,但是他用一种轻松自信的方式说出,所以听上去也就不那么具有敌意了。马基雅维里回答说,他会立刻写信给执政团,报告公爵和他分享的这一切情况。公爵于是亲切地向他道了晚安。当马基雅维里到达饭店的时候,他发现巴托罗缪在等他。他们点了加热了的葡萄酒。马基雅维里故作神秘以使得谈话内容十分重要,告诉了巴托罗缪公爵向他叙说的情况。马基雅维里私下里很明白,上述情况巴托罗缪如果不是已经了解的话,就是很快就会了解。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能够添油加醋一番也不错,所以他就告诉巴托罗缪,公爵还很亲切地提到他。当这个胖子想了解更多的细节时,马基雅维里毫不费力地编造了一些。巴托罗缪顿时面露喜色。“你已经是伊莫拉城里的第一号人物了,巴托罗缪大人。如果教皇寿比南山,公爵的事业蒸蒸日上,你很有可能成为意大利的第一人。”“我只不过是个商人,我不敢奢望这么多。”“科西莫·德·美第奇也不过是个商人,但是却成了佛罗伦萨的主人。他的儿子洛伦佐则与国王和王子平起平坐。”巴托罗缪的面部表情向马基雅维里显示,他的标枪命中了目标。“大人,听说你的太太怀孕了,确实吗?”“这是一件令我非常开心的事。她的预产期在明年的某个时候。”“你比我幸运得多,”巴托罗缪叹道。“我已经娶了三个太太,没有一个人为我生下个一男半女。”“奥莱莉娅夫人是一位强壮和年轻的女士。没有理由相信她会是无法生育的。”“那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我们都已经结婚三年了。”“也许你可以带她去洗温泉浴……”“我带她去洗了温泉浴,当那证明不管用之后,我又带她去了阿尔瓦尼奥地方的迈瑟里科地亚圣母院朝过圣,那里的圣母像非常灵验,可以使无法生育的女人怀孕,但还是没有用。你可以想像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多大的羞辱。我的敌人说我是个阳痿的人。这简直是荒唐。没有人比我更能生孩子了。我真是想不通,在伊莫拉以外方圆十英里内的每个村庄里都有我的私生子。”马基雅维里知道这是一句谎言。“你能够想像一个人运气坏到如此地步,竟然可以连续娶了三个无法生育的女人?”“我的朋友,请不要绝望。总是有可能出现奇迹的。我确信你为我们神圣的教会做了许多事功,完全有条件蒙神赐福。”“提莫提欧神甫也这么说。他每天都为我祈祷。”“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好像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们的忏悔神甫。他让我对这件事保持信心。”马基雅维里又多要了一些酒。通过精心选择的恭维,也就是向巴托罗缪请教,他可以如何与公爵进行艰苦的谈判,他很快把后者的兴致调动了起来。接着他向巴托罗缪讲了几个极其不体面的轶事。马基雅维里积累了相当多这样的黄色掌故,而且每次讲起来都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巴托罗缪被逗得大笑不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他已经认定,他这辈子还没有碰到一个比马基雅维里更有趣的伙伴。马基雅维里也认为这个夜晚过得十分有价值。他是一个凡事适可而止的人,另外他酒量也好,所以让巴托罗缪醺醺然的那点酒对他来说毫无影响。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时,他开始书写一封给执政团的信。信中讲述了他和公爵见面的经过,以及公爵目前已经支配的,以及可以随时调遣的部队。他写得非常顺畅,没有一处需要修改。写完之后他读了一遍,觉得写得非常好。第十二章瓦伦丁诺公爵习惯于工作到深夜,因此早上也没法早起。他的秘书们也就跟着公爵忙碌到很晚才休息,也就趁机睡到日上三竿。于是第二天早晨,马基雅维里午饭之前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给执政团的信也已经送出了,心想今天总算可以从容一些了。他阅读了李维的著作,一边阅读一边在书上注上他的心得,然后他拿出那把借来的鲁特琴,玩弄了一会以打发时间。这把鲁特琴的音色不错,音色深沉但是十分甜美,当他第一次试弹时即发现琴声和他的男中音十分相配。这天是个艳阳天,他坐在打开的窗户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不远的地方有人在烧柴火,发出的气味使他的鼻腔觉得很舒服。隔开塞拉菲娜和巴托罗缪两座院子的小巷是如此之狭窄,以至于背着驮篮的驴子几乎无法通过。马基雅维里从他的窗口向下望去,眼底就是那个有着水井井栏和栗子树的小小的天井。他开始歌唱。他今天早晨的嗓子不错,唱了几句后他感觉良好,于是就继续唱了下去。接着他就发现,对面房间的窗户正在被打开,他没能看清是谁在开窗,甚至连放置纸窗框的那只手都没看清。但是他感到一阵激动,因为他确信那位开窗的人除了奥莱莉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大。也就是说,孙眉不懂得政治的厚黑,甘受广东民军的怂恿,他要当民军的傀儡,把持广东的政权。这直接与孙中山的广东裁军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当然是孙中山所不能容忍的。这应该是孙眉讨不到官职的根本原因。接下来,请诸位跟我来,读一读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同盟会成员的证言——我们首先来听听胡汉民的证言。胡汉民在《胡汉民自传》里面,对于此事,是这样回忆的:“余离粤后,民军石锦泉等愈跋扈,陈竞存使魏邦平执石杀之,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益自危,其党羽四出谋去陈,先生之兄孙眉为所动,则携黄仕龙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外为反动派游说,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顺等之为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已而民军拥戴孙眉之电报纷至,先生则自为电斥之,谓:素知兄不能当此军民大任,勿误粤局。眉怏怏而去。而王和顺、关仁甫遂反竞存,以兵击之。”胡汉民的这段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我离开广东之后,民军石锦泉等人越来越不听指挥,陈炯明派魏邦平去把他给杀了,这样一来,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民军人士唇亡齿寒,感到害怕,他们于是说服了孙眉,孙眉于是带上黄仕龙等一帮人来了南京,我看他说话的语气,无非就是为那些不听指挥的民军人士(如王和顺等)说话,孙中山先生一向知道王和顺这些人的为人,于是他当场对他的兄长孙眉说:不要被王和顺这种人利用。当时民军拥戴孙眉的电报纷纷发到南京,孙中山先生回复各界:我的哥哥不能担当广东都督的大任,不要让他误了广东的大局。孙眉怏怏不乐地走了。果然,事后,王和顺、关仁甫就和陈炯明打了起来。”可见,孙眉是被广东民军利用了——广东民军不想被裁撤,于是他们想利用自己和孙眉的个人私交,在广东得以苟延残喘。再说得更明白一些:孙中山要裁军,而孙眉反对裁军。兄弟二人在这一点政见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证言。冯自由在其所著的《革命逸史》里面,是这样回忆同一件事的:“辛亥广州光复,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都督,一部同盟会员及华侨之不悦于胡陈者,乃有恢复旧兴中会之议,群拥戴德彰为首领,以与军政当局相抗衡,德彰忠厚性成,颇为所用,实则辛亥以前旧兴中会员之参与其事者,殆无一人,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民元南京政府成立,陈炯明屡言辞都督职,于是粤省党人军人及各社团各自选举都督,电请孙大总统委任,中以举德彰者为最多,南京总统府收受此项电文,前后凡百数十通,孙大总统乃电复各界,解释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辞极剀切,众乃无言,未几,德彰自粤赴宁,拟向孙大总统面陈粤政得失,从者有失意军人黄士龙等数十人,及抵南京,乃痛言让位袁世凯之失策,并指谪粤省胡陈二督施政之谬误,对于胡汉民尤责难有加,孙大总统唯力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冯自由的这篇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则大概是如下的意思:“辛亥革命之后,胡汉民、陈炯明先后出任广东都督,一部分同盟会员和华侨讨厌这两个人,于是他们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以此来和广东的军政当局抗衡,孙眉为人老实,易被人利用,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孙眉于是带上黄士龙等几十个失意(民军)军人去了南京,批评胡汉民、陈炯明,找孙中山要广东都督的官职,孙中山叫他不要干涉政治……”可见,冯自由的证言,和前面胡汉民的证言,在大体上是可以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我们梳理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历史见证人的证言,就可以得出关于本案的以下基本事实:1.清帝在辛亥革命中退位之后,广东的一些起义军面临被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裁撤的危险。2.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饭碗,这些民军人士利用私交,说服、利用了孙眉。3.民军人士的如意算盘是推举傀儡孙眉当上“广东都督”,取代陈炯明,这样就可以保住民军的地位。4.孙眉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他果断去南京找了弟弟孙中山,明言索要官职,并在言辞上攻击陈炯明。5.陈炯明在当时,恰恰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之一,是孙中山麾下难得的一员猛将。6.孙眉被人利用,要把陈炯明搞下台,就是要砍掉孙中山的一只手。不但如此,孙眉要庇护即将被裁撤的广东民军,这也与孙中山的裁军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孙中山认为孙眉只是个商人,不是干政治的料,更不能当民军的傀儡。于是,孙中山显然不能同意孙眉的政治要求。8.于是,孙中山对外界公布拒绝兄长孙眉任职,真是大公无私,理直气壮。再简化一点,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主要是以下的两点:9.面临被裁撤命运的广东民军,利用孙眉去削弱孙中山在广东的力量,以求自保。10.孙中山看透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他拒绝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因为孙眉的政治要求与孙中山的裁军规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上两点才是这起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内幕。

                      陈炯明与孙中山翻脸始末

                      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爆发了“六一六”兵变,孙中山的部下——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击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和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功过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而其中的内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天还没亮。在晓色之中,陈炯明的粤军一部,由叶举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并炮击了孙中山位于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所幸,孙中山事前已经得到通知并及时撤离了。此事之后,孙中山与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这件事在我国相当多的历史读物里,被定义为“陈炯明叛变”,读者们似乎也都有一个印象:陈炯明要杀死孙中山。可是,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陈炯明又是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叛变”的道路?对于这些,追问的人却显得很少。深究之下,史料告诉了我们:原来,在和北洋政府对抗的过程中,陈炯明主和,孙中山主战,二人在政见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反目,进而演变成军事对抗。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陈炯明的部队在进攻孙中山总统府的行动中,其目标只是“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也就是说,陈炯明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本意。这才算是这座“冰山”比较齐全的一个真面目。北洋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有点乱,如果长篇大论地细说,不但篇幅不允许,而且还可能会使各位读懵。在本文里,请允许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用最简练的语言,将本案的背景信息、来龙去脉娓娓道来。首先,我要向各位交代这个案件事发前后的中国政情背景,分为“南”、“北”两部分。先看北方。1922年初,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打赢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控制了北洋政府,两人进而指责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并逼迫他辞职。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的根据是:徐世昌这个总统,不是由第一届国会(合法国会,又称“民元国会”)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御用团伙“安福国会”所炮制出来的。这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此,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同年4月,曹锟进一步宣布:恢复1912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曹锟当时提出这个政治口号,一时很得民心,此事史称“法统重光”。(《临时约法》此前多次被北洋军阀废止)换言之,国家似乎可以重新回到“共和、民主、宪政”的正常轨道上去了。好了,我们再看南方。此时的广州,有着另外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时称“护法军政府”,它是由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陈炯明等人所控制的。孙中山当时号称“非常大总统”,为什么要称为“非常大总统”呢?这个“非常”,是不是“非常厉害”的意思呢?不是,这个“非常”,是“不太正常”的意思。因为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这个“总统”选举,在法律程序上,也有着一定的瑕疵。但是,当时的南方革命阵营认为:这是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举措”,选出来孙中山这么个总统,遂称为“非常大总统”。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广州另搞一个“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公然与北京那个世界公认的“北洋政府”搞军事对抗呢?因为,孙中山一直宣称要“护法”,护哪个法?孙中山要护的,正是1912年他自己所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换言之,北洋军阀早年废除了似乎代表“中华民国”正统法理的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那样做,是践踏共和,是践踏宪政,所以,孙中山要在广州闹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洋政府。这就是当时南、北两个政权武力对峙的特定历史背景。在不久以前,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各界,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孙中山是想给全体人民做出一个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我孙文闹革命,是为大家争民主,是为了反对独裁者。因此,只要独裁者下台,我的革命目的就达成了,那么,我孙文也可以立即下台。可是,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果真辞职下野了,黎元洪复职。这时,孙中山的头疼事儿立马就来了:由于徐世昌的下野以及孙中山之前对大众公开发表的声明,社会各界于是开始冒出了不小的声音——孙中山也应该兑现诺言,立即辞职下野。这些民间呼吁者,有胡适,有蔡元培,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为什么那么多知名人士要呼吁孙中山下野?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法统重光了,国家开始尊重约法了,恢复民主宪政了,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打内战呢?谁不希望国家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还要闹革命,那就是无理取闹了,因此,他必然要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当然,当年某些知识分子这样想,也不一定对。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在此,暂且一笔带过。可是,也是相当地出人意料:孙中山没有理会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呼吁而拒绝辞职下野。顿时,一些媒体哗声大起。孙中山在当年为了闹革命,为了反对北洋军阀集团,各种招数都使过了,这次,是话语稍微说得欠妥当了一点。其实不应该把话说死,而应该给自己留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这样,也许还不至于陷入这样被动的境地。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回忆道——有一次,段祺瑞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当然,段祺瑞的话,也仅供参考。孙中山拒绝下野之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逐渐对自己的领袖产生了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异议,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同时,陈炯明主张:应该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的“州自治”制度,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仍然坚持认为:必须要武力北伐,坚决打倒北洋政府,夺取革命政权。两人在这一点的政见上产生了分歧,于是,二人的矛盾越闹越深,闹到了1922年6月12日,终于,失去耐性的孙中山向陈炯明摊牌,他说:“你的部队(粤军)必须给我撤出广州周边三十里地之外,否则,我不跟你客气!”1922年6月14日,不服气的陈炯明,也针锋相对地示意他的部下们发表正式通电,呼吁孙中山辞职下野。在这篇名为《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通电中,陈炯明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北洋政府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经下野了,国会可以恢复了,我们的“护法”运动,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打内战了,既然你孙中山先生坚持要打内战,那么请你兑现你此前对大家的诺言,果断下野。这份《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全文如下:“广州总统府各部总次长、非常国会、海军温总司令、伍省长、魏卫戍总司令、省议会、总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教育会、报界公会、学生联合会、惠州陈总司令,南雄转送李部长、许军长、梁师长、朱总司令、彭总司令、李梯团长、赖梯团长、黄司令,暨前敌各旅团长、各区善后处、各县长、各县会、北京总统府、参众两院、国务院、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特别区都统、海军杜总司令、各护军使、镇守使、各军师旅长、云南唐总司令、四川刘总司令、湖南赵总司令、贵州袁总指挥、梧州马省长、廉州探送刘督办、钦州黄司令、北京蔡孑民先生、上海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各省各法团、各报馆均鉴:民国十稔,祸乱侵寻,袁氏称帝而有靖国之役,张勋复辟逼散国会而有护法之役,孙中山先生率海舰南来,以护法相号召,西南六省相继宣布自主,以护法相感应,六年以来,兵士亡于锋镝,人民转于沟壑,屡踬屡起,百死不悔,唯护法故也。八年海上和会,以北廷不克恢复法统之故,和议垂成而不成,当时唐代表即有和议唯一条件为恢复国会之宣言。九年岑氏取消自主,护法几濒于危殆,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屣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尊国本于苞桑之固,民国前途,实嘉赖之。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第三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第五独立旅旅长陈德春、第六独立旅旅长翁式亮、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七旅旅长谢文炳、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第二路司令陈炯光、第五路司令锺景堂,第六路司令胡汉卿、第七路司令黄强,指挥官何国梁、李荫轩,司令杨坤如、陈小岳、丘耀西、陆兰清、黄志桓、黄凤纶、冯铭楷、苏世安,副司令黄任寰、黄业兴,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醁村,副官长陈演雄,炮兵团长王惺庵,团长贺瑞廷、纪泽波、王昌期、邓桂生、杨锦献、吕春荣、饶寿平、许廷杰、陈己、林烈、苏廷有、陈凤起、林捷之、陈家威、王定季、黎生、张化如、陈绍鹏,统领李汉隆、林子超、严胜、谭启秀、李子青、吴庆恩、袁带、余六吉、罗石平、余宏锦、邓乃忠、钟子廷、杨廷芳、陈汉洲、丘可荣、钟作新、陈国华,独立旅长翟铭祺等全体官兵同叩。”孙中山当然不会理会这份电报。于是,1922年6月16日凌晨3点钟,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突然带兵包围了孙中山在观音山(越秀山)的总统府。可是,在此前的数个小时,孙中山实际上早就已经得到消息,并及时撤离了。所以,叶举等人炮轰的总统府,其实只是一个空巢,只有孙中山的一小股卫士在内坚守。孙中山则化装为一个医生,成功转移到停泊在珠江上的中山舰(当时旧称“永丰舰”)。炮轰广州之后,离粤赴沪。旋即,叶举在广州的街头,贴出了如下“安民告示”:“国会恢复,护法告终,请孙下野,

                      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李豫佞佛除了受元载和王缙的影响之外,个人生活际遇和多情的性格也有间接的影响。幼年丧母、第一任夫人沈氏离散、华阳公主夭亡、贵妃独孤氏早逝,这一切都让李豫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寄托哀思的载体。所以当元载和王缙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信奉佛教的好处后,李豫很难找出相应的理由来排斥佛教。应该说多种因素促使李豫从大历二年开始逐渐推崇佛教,甚至一度出现佞佛的局面。但随着他渐渐看透元载和王缙专权乱政,李豫瞬间对他们鼓吹的佛教产生了一丝怀疑,因为在李豫看来,如此信奉佛教的元载和王缙,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信誓旦旦所说的话完全不符,所以李豫清除元载和王缙不能不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元载和王缙彻底倒台后,李豫佞佛也就走到了尽头,开始重新回到那个所谓正统的儒道治国的道路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历史上,李唐皇帝对于佛、道二教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存在着很极端的态度,在后边我们还会详细说到。不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开始产生动摇的应该始自李豫。事实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多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三是个人的教养和性格。李豫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拥有一颗仁慈之心;一生情路波折,又让他养成了多情的性格;而时事的混乱,又使他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李豫其实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度过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李豫忽然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五十四岁的李豫病逝于长安宫紫宸殿,两天后皇太子李适正式继承皇位。继位的这天,李适刚满三十七岁,从先前的经历来看,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炼,但也非昏庸之辈,如今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个年轻的君主踌躇满志,决心大有作为。第十章初示天威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皇太子李适的继位,所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已经走向中年的帝王,有的人无比期待,有的人仍在迟疑。可以说摆在李适面前的是父皇留下来的一个不算动荡的局面,而之所以朝臣内心对李适态度不一,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即位时已经不算年轻,但先前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那个时候正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沐浴在盛世中的李适尽享安定富足的皇家生活,这种生活到十四岁时却瞬间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让大唐帝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更让李适和生母沈氏离散。前边我们说过一直到后来李适继位,他也没能找到生母沈氏,应该说失去母亲是李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也让他那年少时开朗乐观的性格逐渐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适亲身经历了马嵬驿兵变、平定安史之乱、李辅国兵变等影响帝国命运走向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在父皇李豫继位后,李适接过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但坦白地讲,由于身份所限,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讲只是个名誉职务。李适的经历如果和他祖父李亨相比,那自然是差了很远,甚至他也不如父皇李豫那样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和宫廷斗争的骇浪。史料记载李适为数不多的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十月,李适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与赶来支援唐军的回纥登里可汗会合。没想到李适就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却遭到回纥登里可汗的侮辱!当时还是雍王的李适接受父皇李豫交给的任务,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和。到达陕州后,李适知道回纥军队驻扎在黄河北岸,所以率领十余名亲兵前往北岸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见面。本来李适是带着诚意去见登里可汗的,他以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但当他来到回纥大营之外,让侍卫药子昂进去通报时,登里可汗的表现可以用傲慢无礼来形容。“你们雍王为什么不在帐前跪拜?”“我们元帅是肃宗皇帝的嫡孙,现在两宫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法不应该行跪拜礼。”面对登里可汗的刁难,药子昂不卑不亢地说道。登里可汗还没说话时,他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再次刁难说道:“大唐天子与我们可汗已经约为兄弟,所以我们可汗就是你们雍王的叔父,现在侄子来见叔叔,为什么不赶快进帐来拜见,还在外边等什么?”药子昂实在没有想到回纥的人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稍稍加强些口气说道:“我们元帅是大唐的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储君,哪有国家的储君跪拜外国可汗的道理?”没想到药子昂情急所说的话,让登里可汗大为恼怒,这一次他不再斗嘴,而是让手下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全部按倒在地一顿痛打。药子昂等人的惨叫声让身在帐外的李适听得十分真切,这也让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的他一时间惊慌失措,他本能地想到了逃跑,可是在他刚刚转身准备离开大帐时,就被回纥士兵拦住了去路。一直到药子昂等人被鞭打了一百下之后,登里可汗才派人走出大帐告诉李适,说看在他这个侄子年少不懂事的分上不予以处罚,暂时放回本营以观后效。就这样李适搀扶着浑身是伤的药子昂勉强回到唐军大营内,好几个随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由于唐军急需回纥人的援助,所以李适不得不暂时压制住怒心中的怒火,但第一次走出深宫就遭受这样的羞辱,还是让李适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定要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只要国家强盛了,对待意欲羞辱者才能以强硬的手段还击!这是通过本次耻辱的经历,李适悟出的一个对他日后行为方式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道理。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适虽然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实战之中,在父皇李豫去世以前,他都一直待在深宫之中,安心地做一个等待接替老爸皇位的储君。现在皇帝老爸突然撒手西去,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这个国家了。还在居丧期间的时候,李适为了显示自己遵守礼法,在饮食丧服等细节上十分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大臣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对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那些人,李适更是谨小慎微,生怕让那些人挑出毛病,甚至他与弟弟韩王李洄一同吃饭时,居然撤掉了酒肉,只有马齿苋一种野菜,并且不放任何调味品,以粗粝的饭食表示自己对丧礼的遵守。但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在他如此精心在意的情况下,居丧期间还是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宰相常衮的多事。很长时间以来,朝臣们因为常衮性格固执急躁而对他颇有微词,更对他亲自过问鸡毛蒜皮小事的做法不以为然。李豫的灵柩停放在大殿上,大臣们早晚都要到灵堂前致哀,这其中的细节有很大的规矩。但常衮在致哀时,却哭得特别悲伤,按说皇帝驾崩,臣子哭得悲伤应该说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君臣感情甚笃,但常衮的哭法儿实在有失身份,众人发现这位老先生哭着哭着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颇有些市井泼妇撒泼的感觉。你爹死时恐怕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现在面对新皇帝你作什么秀?当时一起在灵堂前致哀的大臣全都对常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绝大部分人只是冷眼旁观,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埋在心里,而且很多人还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准备将常衮从地上搀扶起来,但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却偏偏是个大炮筒子,看到常衮的表现后,立即当众发飙:“臣子在君主灵堂前哭泣,怎么还有让人扶持的礼节呢?”常衮听到这句话后,立即从地上站起来准备和崔祐甫理论,结果被众人拉住,才没有当场发作。崔佑甫的话犹如尖刀般深深扎进常衮的心窝中,要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诸多同僚的面子,常衮早已经和崔佑甫对骂起来。面对崔祐甫的挑衅,常衮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不久后一场关于皇帝服丧时间的论战,使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在灵堂祭拜事件的七天后,朝臣们在私下的场合讨论作为大臣究竟该为代宗皇帝李豫服丧多长时间的问题时,常衮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陛下!按照礼法臣子要为已经逝去的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我朝从高宗皇帝以来,都遵守汉朝的制度,一直到玄宗、肃宗皇帝去世才改为二十七天。臣认为至少二十七天是不能变的,虽然先帝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既然皇帝都服丧二十七天,所以朝臣也应当一样。”常衮的声音还没落地,他最讨厌的崔佑甫便站出来反驳:“常相别忘了,先帝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吏人’是包括所有的公卿大臣和天下所有的百姓,我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遗愿去做,只服丧三日足矣。”“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的,难道崔大人不明白吗?”常衮厉声问道。“现在是讨论为代宗皇帝服丧,理应考虑先帝生前的遗愿!”崔佑甫据理力争。“你……”“常相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到皇帝那里去告我的状!”言罢,崔佑甫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只剩常衮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好!我现在就到陛下那里去!”常衮冲着崔佑甫离去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然后,他便真的去面见李适。老油条常衮明白,如果他真的按照崔佑甫所说的到皇帝陛下那里去陈说两个人吵架的事情,皇帝陛下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可能会因为服丧期间心烦意乱而被治罪,所以常衮面见李适时并没有直接说和崔佑甫争执的事情,而是祭出了礼法这件利器。当然,精明的常衮更明白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定要保持淡定的态度。“陛下!今日众多朝臣讨论该为先帝服丧多长时间时,大臣们各抒己见很是热情,只有崔佑甫随便耍性子,轻议国典!”常衮坚信“轻议国典”这四个字,一定会触碰李适敏感的神经。“轻议国典?他是怎么说的?”果然,李适对常衮说的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崔佑甫说为先帝服丧三日足矣,臣却认为虽然先帝确实说过‘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话,但那是先帝体谅众臣,做臣子的万万不可失去礼节,就是因为这件事,崔佑甫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奚落臣。”常衮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并没有过于激动,似乎在用自己的淡定向李适传达一种完全就事论事的态度。“崔佑甫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事出有因呢?”“陛下!不管怎样,崔佑甫作为朝臣,也不应该轻议国典,他说的话影响实在不好,臣建议外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以树天威。”“嗯……这件事容朕慎重思考后再做决定,卿退下吧!”……应该说常衮在皇帝那里说的话,产生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陛下没有当场驳斥。不过对于常衮来讲,他并不想就此打住,他决定趁热打铁,上一封奏章,让李适下定决心外贬崔佑甫。转天,李适便收到了常衮的奏章。奏章中将崔佑甫轻议国典的事情重叙一遍,然后进一步述说崔佑甫这么做的危害,最后继续建议将其外贬为潮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奏章的落款是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常衮、郭子仪和朱泚。朱泚最初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后来其其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众人推举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以示恭顺。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李豫命他统领汴宋、淄青人马以防吐蕃。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从“同平章事”的官职来看,朱泚算是宰相班子的成员。李适看到常衮的奏章中落款是三个宰相的名字,心中不由一惊,本来想息事宁人的他开始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因为三个宰相同时建议外贬一个人还真是不多见,最终李适认为仅凭“轻议国典”就贬潮州刺史有些过重,于是他大笔一挥改为外贬河南少尹。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李适一定想不到这封奏章落款的三个人名,除了常衮是亲笔签名之外,郭子仪和朱泚居然不知道内情,更搞笑的是,这也不是常衮有意欺骗李适,完全是因为当时唐帝国的公文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最初肃宗李亨在位时,因为平叛军情紧急,所以让几个宰相轮流值班,值班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处理,由值班宰相代替休假的宰相班子成员署名上奏,久而久之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李适继位后,朝廷内实际行使宰相职权的只有常衮一人,郭子仪、朱泚都只是以军功进位宰相之职,并无对朝政的处理决断之权,所以常衮在给李适的奏章上按照以往惯例也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可问题正是出在常衮事先没有和郭子仪、朱泚沟通这件事,他本以为外贬崔佑甫是小事一桩,但郭子仪和朱泚恰恰却不这么认为。崔佑辅的被贬在郭子仪和朱泚看来有些冤枉,所以二人联名上疏李适请求从宽处理。他们的奏章递上去后,搞得李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李适询问两个人既然已经在常衮所呈的奏章上签字为什么又反悔。皇帝陛下的发问,让郭子仪和朱泚也是一头雾水,两个人害怕被治罪,立即解释说根本没在奏章上签字。直到此时,李适才明白原来这其中一直是常衮在搞鬼,盛怒之下,李适立即召见常衮询问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没想到常衮来到后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按照惯例行事。既然你是按照惯例行事,朕就偏偏打破惯例!“你这是假借他人名义欺骗朕!”常衮那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适异常震怒,他向常衮咆哮道。说完后,李适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起身退回内室,而此刻早已吓呆的常衮,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很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在李适怒斥常衮的转天,李适召见群臣亲自下诏,贬黜常衮为潮州刺史,同时即刻召回已经被贬上路的崔佑辅回来担任门下侍郎并加封同平章事,这等于是让崔佑辅顶了常衮的位置。常衮虽然先前已经预感情况不妙,但当他听到皇帝陛下的决定后,还是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没有想到原本准备留给崔佑辅的那个潮州刺史的职位,居然最终会落到自己头上,受到打击的常衮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潮州赴任,两年后转为福建观察使,于贞元元年(785年)病逝于福建。李适下达追回崔佑辅的命令时,崔佑辅已经走到了长安东边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他立即赶回长安重新接受任命,算是进入了宰相班子。服丧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虽然最初这不是李适有意为之,但从结果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李适一朝宰相班子的调整工作居然会以这么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最关键的是,崔佑辅回来后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病逝,在病重期间他向李适推荐了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做宰相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杨炎。在此之前,杨炎因为身为元载的同党,被李豫外贬为道州司马。这些年他一直远离朝廷,如果没有崔佑辅的推荐,杨炎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但现在他必须收拾行囊赶赴京城接受皇帝的陛下的任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杨炎重新回到朝廷后,居然完成了一件唐代历史甚至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杨炎制定和实施了对后世财政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税法!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杨炎从道州赶到京城,被李适破格提拔为宰相,开始了他崭新的仕途之旅。杨炎出任宰相期间的最大政绩当属实行两税法,但为什么大唐历史偏偏行进到李适这里时,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代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变迁说起。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

                      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可喜的是他们并没有报复,人们以为他们忘记了,实际上歹徒们头脑中另有打算,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如果他们把威胁变为行动,必将出现更多的不公正行为,形势更加恶化,也许会立即造成戏剧性后果,因为有两个宿舍为了掩盖私藏财物的罪行,竟然冒用其他宿舍的名义,向无辜的宿舍栽赃,而这其中一个宿舍非常诚实,第一天就把一切全都交出去了。幸好盲人会计为了省事决定把新交上来的财物通通另记在一张纸上,结果使无辜者和有罪的人全都受益,假如分别记在各宿舍的账上,那么盲人会计肯定会发现账目中的异常现象。一个星期以后,盲人歹徒们传来口信,说他们要女人。话说得就这样简单,给我们送女人来。口气不算蛮横,但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要求引起的愤怒不难想象,捎口信的人吓得昏头昏脑,立刻回去报告,说所有的宿舍,即右侧的三个和左侧的两个,包括睡在地上的男女盲人,一致决定不遵从这卑鄙无耻的命令,他们说,不能让人类的尊严堕落到这般地步,当然这里指的是女人的尊严,还说,左侧第三个宿舍里没有女人,如果要什么人对此负责的话,也不能把责任推到他们头上。回答简短而干脆,要是不给我们送女人来,你们就休想吃饭。捎口信的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各宿舍,要么送女人,要么不给我们饭吃。单身女人们,即没有男伴或者没有固定男伴的女人们,立即表示抗议,说她们不准备用她们两腿间的那东西为其他女人的男人们付饭钱,但其中一个忘记了女性应有的自尊,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倒愿意到那里去,不过,挣来的是我自己的,如果我高兴就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一定既有床睡也有饭吃,但她马上又想到其中的不利之处,这样她就必须独自忍受二十个男人疯狂的性欲,而他们个个都已经急不可耐,像二十头肆无忌惮的发情公牛。但是,右侧第二个宿舍这个女人此番轻浮的话没有白说,一个捎口信的人特别善于利用时机,抓住话头提出建议,请女人们报名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干这件差事,一般来说同一件事主动干比被迫干要容易。只是在最后一刻他想到要小心从事,谨慎为佳,才没有引用一句人们熟悉的谚语结束他发出的号召,喜欢跑的人不觉累。但即使如此,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爆发出一片抗议声,女人们愤怒的呼声四起,无情地把男人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根据她们各自的文化水平成长环境和个人特点把男人们称为下流坯,拉皮条的人,不劳而获者,吸血鬼,剥削者。其中几个女人宣布她们后悔当初出于慷慨和同情答应了男难友们的性要求,想不到他们现在竟这样来感谢她们,想把她们往火坑里推。男人们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说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你们用不着大呼小叫,活见鬼,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就能互相理解,只不过是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情况时常常有征求志愿者的习惯,我们都有饿死的危险,包括你们在内。听了这些话以后几个女人平静下来,其余的女人当中有一个突发奇想,嘲讽地问了一声,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如果他们要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你们怎么办呢,说呀,你们怎么办,让我们听听,你们怎么办;女人们兴高采烈,齐声喊叫,你们说呀,说呀。她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把男人们逼进了死胡同,无处可逃,她们为此兴致勃勃,现在她们倒想看看,男子汉津津乐道的言行一致到哪里去了。这里没有男妓,一个男人鼓起勇气说;也没有妓女,刚才提出挑衅性问题的那个女人立即反驳,就是有的话,她们也不一定愿意为了你们去干那种事。男人们狼狈不堪,无言以对,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回答能满足女人们的报复心,如果他们要的是男人,那我们就去,但没有一个男人胆敢说出这句简短而明确的话来,在心慌意乱之中男人们竟然没有想到,说出来并没有多大危险,因为那些婊子养的不想在男人身上发泄,他们要的是女人。任何一个男人都没有想到的事,似乎女人们都想到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发生这场争吵的宿舍渐渐寂静下来,仿佛她们都已经明白,对女人们来说,这场舌战的胜利无异于随后必将到来的失败,也许其他宿舍也进行了内容大同小异的辩论,因为众所周知,人类的理智往往不断地重复自身,失去理智的情况亦然。在这里,作出最后决定的是一位已经五十岁的女人,她带着年迈的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供老母亲吃饭,我去,她说。她不知道,她这句话简直是右侧第一个宿舍里一个女人的回声,因为在她之前医生的妻子刚刚说过,我去。这个宿舍女人不多,也许正因为如此,抗议声没那么多,也没那么激烈,这里有戴墨镜的姑娘,有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有诊所女接待员,有酒店女佣,有一个不知道是何许人,还有睡不着觉的那个女人,但最后这个女人太可怜了,最好不要打搅她,女人们团结一致不一定只让男人们受益。第一个失明者开始曾宣布,他的妻子不能忍受这奇耻大辱,不能把身体交给陌生人去糟蹋,无论以什么交换都不行,说妻子不愿意,他也不允许,人的尊严是无价之宝,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退让,最后会失去生活的全部意义。这时,医生问他,在我们大家所处的状况中,您看有什么生活意义可言呢,忍饥挨饿,从头到脚肮脏不堪,虱子咬,臭虫叮,跳蚤蹦来蹦去,他接着说,我也不愿意让我的妻子到那里去,但我愿意不愿意没有任何用处,她说她愿意去,那是她的决定,我知道我男子汉的自尊会受到伤害,我们的所谓男子汉的自尊在遭受这些屈辱之后不知道是否还保留着一点名副其实的东西,我知道它会受到伤害,而且已经在遭受伤害,但我无法避免,如果我们想活下去,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行事,我现在这样想,并且不打算改变主意,第一个失明者气势汹汹地反驳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娘说,别人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女人,所以您可以把您的妻子留下来供您一个人享用,让我们来供养你们,供养您和她,不过我倒想知道您以后是不是为此感到有尊严,想知道您怎样吃我们给您带来的面包;问题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开始回答了,问题是,但这句话没有说完,留在了空中,实际上他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此前他说的话只不过是些支离破碎的意见,仅此而已,属于另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意见,此时他本该把双手举过头顶,感谢命运,或者说,感谢上苍让他把耻辱留在家里,不必遭受靠别人的妻子养活的耻辱。确切地说,是靠医生的妻子养活,因为其他女人当中,除了戴墨镜的姑娘是单身自由人之外,没有任何女人有丈夫在这里,而对戴墨镜的姑娘的放荡生活我们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那半句话之后出现的寂静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出来一锤定音,使局面明朗化,因此那个必须发言的人很快说话了,这就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声音甚至没有一点颤抖,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她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能按我说的做,丈夫打断了她的话;不要耍威风了,在这里耍威风没有任何用处,你和我一样瞎;这太有失体面;你体面不体面全在你自己,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吃饭好了,如此冷酷的回答出自一个对丈夫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女人之口,实在让人始料未及。突然有人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酒店女佣,哎呀,他会吃,会吃的,可怜虫,不然他怎么办呢,笑声忽然变成了哭声,说的话也变了,我们怎么办呢,她说,听起来像是在提问,是个无可奈何而又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好像无精打采的摇头叹息,诊所女接待员也跟着说,我们怎么办呢。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剪刀,从她的眼神来看好像在问剪刀同样的问题,也许那双眼睛希望剪刀能回答说,你想用我干什么呢。但是,每件事到来都有其时机,早起的人不一定早死。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是些组织起来的人,已经决定从离他们最近的左侧宿舍的女人们开始。轮流制,这个词用得再恰当不过了,轮流制有百利而无一弊,首先,能随时知道哪些做过了,哪些还没做,就像看手表就知道这一天如何过的一样,从这里到这里我已经过完了,还差这样多或这样少的时间没过。第二,各宿舍轮完一圈,从头开始时无疑有一种新鲜感,尤其对健忘的人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右侧各宿舍的女人们可以快活了,相邻的女人们受罪我能忍受,这句话她们谁都没有说出口,但心里都这样想,确实,头一个没有我们称之为自私自利的第二层皮肤的人还没有出生,而这第二层皮比第一层厚得多,后者稍受刺激就会流血。还应当说明,这些女人现在双倍地快活,这就是人类灵魂的奥秘所在,因为她们即将遭受凌辱的威胁从各方面来看都近在眼前,这唤醒并激起了每个宿舍里的人们因长时间在一起生活而萎缩了的性欲,仿佛男人们都在趁女人们被带走之前疯狂地在她们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仿佛女人们急于在记忆中填满自愿经历的感受,以便更好地应付只要可能就加以拒绝的欺凌。人们难免会问,以右侧第一个宿舍为例,男人和女人数量上的差别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即便把男人中功能不全的排除在外,数量上也不平衡,功能不全者确实存在,例如戴黑眼罩的老人和我们不熟悉的老头和小孩大概都属于这种情况,出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他们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情。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宿舍有七个女人,包括失眠的女人和那个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正式夫妻只有两对,这样,男人的数量显然失衡,斜眼小男孩还未计算在内。也许其他宿舍女人比男人多,不过这里的习惯造就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又成了法律,即不论哪个宿舍出现问题都在本宿舍内解决。这是遵循古人的训教,而对古人的智慧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永远赞颂,他们说过,求人不如求己。因此,右侧第一个宿舍的女人们将满足与她们同居一室的男人们的需要,但医生的妻子例外,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敢于用语言或者伸出手向她提出要求。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在当面以出人意料的口气顶撞了丈夫之后算是迈出了第一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干了其他女人们干的事,虽然做得不显山不露水,非常小心。但是,也有任何理由和感情都攻不破的防线,戴墨镜的姑娘就是这种情况,不管药店伙计如何磨破嘴皮摆出千条万条理由,不管他如何苦苦哀求,都不能让姑娘就范,这就是他为当初对姑娘不恭付出的代价。不管女人们同意与否,在所有这些女人当中数戴墨镜的姑娘长得最漂亮,身段最苗条,最迷人,所有男人都对她趋之若鹜,不料一天夜里她自愿躺到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床上,老人像夏天的暴风雨一样热情地迎接了她,尽其所能做了该做的事,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实属出色,这再次表明人不可貌相,不能仅从长相和身体的灵活程度判断心念的力量。宿舍里的人们全都明白,戴墨镜的姑娘主动把自己奉献给戴黑眼罩的老人完全是出于怜悯,不过也有几个感情丰富善于想象并且曾享用过她的男人开始浮想联翩,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奖赏,一个男人正独自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个女人这时过来慢慢撩起他的被子,钻到里边挑逗他,用身体慢慢蹭他的身体,最后安静下来,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单等他沸腾的血液让因为惊喜而突然颤抖的皮肤渐渐归于平静。但这一切并非为了什么,只因为她愿意。幸运并不能唾手可得,有时候必须是位老人,而且还要戴着黑眼罩遮住永远空空的眼眶。或者,对某些事最好不要解释,仅说发生了什么,不要深究人内心的想法,比如那一次医生的妻子离开她的床,去给斜眼小男孩盖上掀开的毯子,但没有马上回去睡觉。她站在两排床中间狭窄的过道的最里边,靠在墙壁上,绝望地看着宿舍另一端的门,从那扇门进来的那一天似乎已很遥远,现在却不知会把他们带向何处。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丈夫站起来,两眼发直,像个梦游者似的朝戴墨镜的姑娘的床走去。她没有去阻拦丈夫,而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丈夫怎样掀起毯子,然后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旁边,看着戴墨镜的姑娘如何醒来,如何毫无抵抗地让丈夫躺下,看着他们两人的嘴互相寻找,贴在一起。后来该发生的发生了,一个人畅快了,另一个人畅快了,两个人都畅快了,接着是低声细语,姑娘说,啊,医生先生。这几个字本应看来荒唐可笑,但其实不然。他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确实,我们应当这样想,我们只是看到了,怎能知道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事呢。两个人躺在窄窄的床上,不会想到有人在看着他们,医生也许想到了,突然觉得心神不安,妻子是在睡觉呢,还是像每天晚上那样在夹道里走来走去呢,他问自己,刚刚挪动一下身子要回到自己床上去时,一个声音说,不要起来。一只手像鸟儿一样轻轻地放在他的胸脯上,他刚要说话,也许要再说一遍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那个声音又说,你什么都不说我反而更明白。戴墨镜的姑娘哭起来,我们太不幸了,她嘟囔着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医生先生没有过错;不要说了,医生的妻子轻柔地说,我们都住嘴,有的时候说话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愿我也能哭一哭,用眼泪把一切都倾诉出来,不用说话就能让别人明白。她坐在床沿上,伸出胳膊抱住两个人的身子,仿佛要把他们搂在怀里,然后她伏到戴墨镜的姑娘身上,在她耳边小声说,我看得见。姑娘一动不动,心里很平静,只是因为没有感到惊讶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似乎她从来到这里的头一天起就知道,仅仅由于这是一个不属于她的秘密才没有高声说出来。她把头稍稍一转,在医生的妻子耳边小声说,我早就知道,只是没有把握,但我觉得早就知道了;这是个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放心吧;我相信你;您完全可以相信我,我宁肯去死也不欺骗您;你应当称我为你;这,这我做不到。两个女人还在低声耳语,一会儿这个说,一会儿那个说,嘴唇挨着头发,挨着耳垂,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谈话,又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谈话,似乎这一对矛盾竟能融为一体,细声细语的谈话双方似乎不认识躺在她们中间的男人,而谈话的内容又在围绕这个男人进行,超越了这个由通常观念和现实组成的世界的逻辑。后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你愿意,就多在这里待一会儿吧;不,我要到我们的床上去;那好,我来帮你。她站起来,让丈夫动作更方便一些,望着沾满污垢的枕头上两个盲人的脑袋,望着他们肮脏的脸和蓬乱的头发,只有四只无用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医生慢慢站起来,摸索着可扶的地方,然后站在床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仿佛他突然间失去了空间概念,不知道身在何处,于是妻子像往常一样伸手拉住他的胳膊,但现在这个动作有了新的含义,他从来不曾像此时这样需要被别人引领,虽然他不会知道究竟需要到何种程度,只有两个女人真正明白,当医生的妻子用另一只手摸摸姑娘的脸的时候,姑娘猛地抓住她的手,拉到自己唇边。医生似乎听见有人在哭,似有若无,那声音只是慢慢流出的几滴眼泪发出来的,眼泪流到嘴角以后就完全消失,重新进入人类无从解释的痛苦和欢乐永无休止的循环。戴墨镜的姑娘就要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床上了,应当安慰安慰她,因此医生的妻子迟疑了好久才把手抽回来。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如果几小片硬面包和发霉的肉也能称为晚饭的话,左侧宿舍的三个盲人出现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门口,你们这里有多少女人,其中一个问道;六个,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出于善心,她故意没有把失眠的女人计算在内,但后者却用无精打采的声音纠正说,我们一共七个。那些盲人笑了,活见鬼,他们其中一个说,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干许多活了,另一个人说,也许最好到下一个宿舍找几个帮忙的;用不着,他们当中第三个说,看来这个盲人懂得算术,差不多每

                      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99久久精品九九亚洲精品内,呼吸轻微了……连打几针,都不见好转……须藤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就没有危险了……我千呼万唤,也不见他(鲁迅)应一声……”(许广平的这段回忆文字,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我仔细读了这一章,没有发现许广平指控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毒害鲁迅一类的文字。我们来看看本案的“头号犯罪嫌疑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自己是怎样说的:“……鲁迅先生生来就不是健康的体质……四十岁左右就患了胃扩张病……四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有了肺结核病的初期感觉……他说吸烟一事要减也减不了,自己无论如何离不开香烟……到后来,减少至每天抽15根……我要是知道他去世得这么快的话,我真不该强制限制他最爱的香烟了……想起来我还觉得很抱歉……(鲁迅)先生的死,为什么会这样快呢?说起来,是从10月18日午前3点钟开始,旧病支气管哮喘发作,呼吸困难,引起心脏性喘息……终于成为不归之客人……”(须藤五百三的这篇自白文,最早发表在1936年11月15日版的《作家》第2卷第2期,而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中,2000年12月第一版,第60~65页。)可见,须藤五百三认为:1.鲁迅是病死,须藤五百三自己已经尽力医治了,没有责任。2.须藤五百三曾经强制鲁迅减少吸烟量,鲁迅勉强减少至15根/天。鲁迅在肺结核病重期间,经过须藤五百三的强制性要求,仍然每天至少抽15根香烟,可见鲁迅在得病之前,其抽烟量该有多大。须藤五百三在这篇自白文的尾部,还附上了一份《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详细地记录了1936年3月2日至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和治疗的过程,收录在上述文献《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的第63~65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它。我于此,部分摘录如下:“……本年3月2日,鲁迅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诊,当时验得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缺乏,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需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喘息发作之日症状及医治经过如下:循左肩胛上部、右锁骨上下窝及第三四肋间部、胸骨缘深处有似水泡之声响。时作咳嗽,咯痰黏稠,或少或多,发热最高在37.6°C左右,毫无知觉,泄尿无甚异常。右胸背面第7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细微,诊察上肩胛骨下边以下,询问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称并不知道。胃扩张至胸部之上,不时充满动摇之水声,并无饥饿之感,时常失眠……午前3时喘息又突然发作,午前6点半往诊。当时即以跪坐呼吸营救,病者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纤弱,尤以吸气为短微,体温,脉细左右而软弱,且时常停滞。腹部扁平,近两肺处诊听有喘呜,加以应急处置之后始稍转轻,其不稳状态亦似稍缓。午后2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乃46~52之间,脉软弱,110~114次/分钟。体温下降,为35°C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乳百公分。右肺喘呜尽去,左肺亦然,诊查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声,肋间亦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19日5时起,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5时20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那么,鲁迅是怎样结识须藤五百三这位日本医生的呢?原来是鲁迅的日本朋友,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介绍的。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生前这位好友——内山完造,是怎样说的:“……当时我立即打电话给须藤医生,须藤医生是鲁迅先生非常信任的医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医生,他答应马上去诊视,我也立即赶去鲁迅家,先生坐在藤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着,尽管这样,先生右手手指间仍然夹着品海牌香烟……我告诉他须藤医生马上就来,他说谢谢,我感觉他说这句话非常的吃力,脸色非常不好……须藤医生握住先生手腕诊视脉搏……须藤劝(鲁迅)先生:‘丢掉香烟吧……’他这才把香烟丢掉,于是,医生给先生注射……第二天早晨,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内山完造的证词,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122页。)可见,内山完造在证词里指证:1.鲁迅信任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2.须藤五百三其人品德并不坏。3.鲁迅直至死前,仍然在抽烟。4.须藤劝鲁迅丢掉香烟,这是内山亲眼所见的。5.鲁迅之死,纯属病死。读者需要注意,与日本许多侵华者不同,内山完造的确是一个亲华人士,其在战后于东京组建“日中友好协会”,1959年应邀参加“解放十周年庆典”,受到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国并葬在中国。前些年,具有内科医生背景的浙江鲁迅研究会学者周正章写了一篇《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误治真相》,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背景,分析研究了鲁迅1936年5月所拍的X光胸片、诊疗病历、用药过程,做出了他旗帜鲜明的结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对鲁迅肺病的治疗,具有不可推卸的“误诊误治”的医疗事故责任。这篇文章早已公开,读者不难寻到,其文冗长,而且医学术语众多,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哪怕我读起来,仍然十分吃力,于此暂不摘录。但是,周正章的论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释以下的问题:1.没有人逼迫鲁迅找日本医生治病,是鲁迅自己信任日本医生。2.用现代先进医疗技术的标准,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旧时代医生诊病的处方单子,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3.“误诊误判”并不等于“蓄意谋杀”。而且,须藤医生劝鲁迅“戒烟”,该行为似乎又与“蓄意谋杀”相悖。4.须藤五百三认识鲁迅并非一朝一夕。须藤自1934年开始给鲁迅一家当家庭医生。鲁迅自从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经相当严重了,须藤五百三“误诊误治”了长达4个月之后,才最终把鲁迅“治死”。如果从1934年初当周家家庭医生算起,须藤的“杀鲁”计划(如有),实施了两年多之久,可谓旷日持久,真有耐心。5.在民国时期,肺结核俗称“痨病”。“十痨九死”,当时的肺结核,就是绝症,鲁迅患上肺结核之后,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说须藤五百三明知鲁迅行将就木,日子不长了,还要“迫不及待”故意“误诊误治”,故意把鲁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逻辑合理性,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鲁迅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人,也是主张抗战的。1936年是中日关系紧张年。鲁迅不应该对日本人丧失警惕。如果信不过日本医生,就不要找日本医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医生治病,并因而被治死,那么,家属要么到租界当局报案处理,要么只好怨鲁迅太过相信日本人,还能怪谁呢?行文到此,我想,如果我们必须要从鲁迅之死一案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的话,依我看来,似乎以下的经验教训,是比较稳妥的:珍爱生命,拒绝抽烟。

                      清朝倒台的隐动力

                      清朝的倒台,起于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对清王朝的覆灭,显然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但是,人们忽视了:在清朝倒台的过程中,其实“金钱”这玩意儿,也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发展的一股隐动力。今天,我来谈谈袁世凯和奕劻、那桐、小德张的金钱游戏。大家都知道,在辛亥革命的战火中,在朝中卖力劝说隆裕太后退位的有许多人,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这么几位:奕劻、那桐、小德张。而这三个人,事实上,都是袁世凯养肥的代理人。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呢?各位看官且听我慢慢道来。在民国时代,奕劻的三个儿子分家,在分家的时候,由于财产分配不均,三兄弟吵架说气话,无意中将自己的父亲奕劻在辛亥革命前后收受袁世凯巨额钱财的历史,暴露了出来。对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清廷贵族溥佳的证言。溥佳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劻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搏、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搏因嫌分给他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奕劻)和总管张兰德(小德张)每人报效了300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由此可见,接受贿赂,确实是那些权监的生财之道……”(资料见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溥佳《清宫回忆》。)载搏上述这段气话,无意中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1.在辛亥革命时,袁世凯给奕劻送了300万两银子的贿赂;2.同期,袁世凯也给大太监小德张送了300万两银子的贿赂;3.袁世凯送钱的动机,是委托奕劻、小德张帮忙劝说隆裕太后退位。怎么样?这段历史,是不是很有趣?可别以为溥佳记录下来的载搏的话是孤证,同一件事的证人证言,还多着呢。末代皇帝溥仪,在其所著《我的前半生》第二章《我的童年》第四节《毓庆宫读书》里面,记录了奕劻收受袁世凯的钱财、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并由此断送了大清江山的事情。溥仪的证言,原话是这样的:“……我(溥仪)理直气壮地说:‘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怎么可以给个美谥,只能是这个:丑!谬!”溥仪的这段话,说的是溥仪的父亲载沣主张给已经去世的奕劻一个追封的谥号,也就是所谓的“光荣称号”,溥仪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因为溥仪认为:正是这个奕劻,收受袁世凯的贿赂,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因此这个奕劻,不配拥有一个正面评价的谥号。不仅如此,溥仪在同一章节里面,还引用了晚清遗臣梁鼎芬在侍讲日记里的这样一段文字:“……宣统九年正月初七,庆亲王奕劻死。初八日遗折上,内务府大臣拟旨谥曰‘哲’,上不可……初十日,召见世续、绍英、耆龄,谕曰: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已而谥之曰‘密’。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奕劻本有大罪,天下恨之。传闻上谕如此,凡为忠臣义士,靡不感泣曰:真英主也……”我们从转引的上述文字,可以读到作为晚清遗臣的梁鼎芬,有如下的看法:1.奕劻贪财,断送了大清江山;2.溥仪拒绝封给奕劻谥号,是英明的。我们继续来读更多的证人证言。接下来的这个证人,名叫恽宝惠,是晚清时期的陆军部主事。恽宝惠认为:是袁世凯买通了奕劻、那桐、小德张,通过这三个人对隆裕太后做了思想工作,使隆裕太后作出了退位的决定。恽宝惠的原话,是这样的:“……奕劻的灵魂,早为袁世凯所收买……奕、那之贪污受贿,早已有名,外闻流传,叫他们是‘庆那公司’……一直到袁世凯逼迫隆裕太后禅让,亦是以巨数金钱买通内监张兰德(小德张)以威胁利诱的手段而告成功……”恽宝惠的这篇证言,名叫《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参见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5-67页。再看一个证人:晚清贵族载润。载润对于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是这样认为的:是袁世凯买通了奕劻、那桐、小德张,通过这三个人对隆裕太后做了思想工作,最终使隆裕太后作出了退位的决定。我们来读一下载润的原文:“……隆裕闻革命军起,唯恐失去太后之地位与享受,初意亦在主战;后因张兰德受了袁世凯之贿,乃劝隆裕共和,谓共和仅是去掉摄政王之职权,太后之尊严与享受依然如故。隆裕信之,遂有逊位之举……隆裕与载沣皆无治国之才,而奕劻、那桐等人,又只知贪污受贿;袁世凯有见于此,乃极力拉拢奕劻、那桐与张兰德三人,对彼等大行贿赂,以满足其贪财之欲。他一方面利用张兰德哄骗隆裕;另一方面又利用奕、那,挟制载沣……”载润的这篇证言,名叫《隆裕与载沣之矛盾》,出自于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7-78页。还有一个证人:载涛。载涛是谁?载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亲叔叔。载涛对于此事的说法,和上述的证人证言也是相互印证的。载涛证言的原文如下:“……他(载沣)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拿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袁又看准奕劻、那桐平日贪得无厌,遂以大量金钱投其所好,奕劻之无钱不要,为人所共知,据闻袁前在直隶总督任内,对于庆王府中大小生日所需以及嫁娶妆奁等项,无一不悉予供给。当革命事起,十月十七日北京报纸曾登载,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估计所值在现金万万两以上……奕劻和那桐及那、袁两家彼此皆系姻亲,关系密切,他们三角勾结,袁之阴谋始得实现……袁世凯摸清这条路线,专派人密向张(小德张)联络,许以巨额金钱,叫他向隆裕施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说袁世凯如何忠心,但是各省纷纷独立,前敌军队撤不下来,外债无望,饷项难筹,若不答应民党的要求,则革命军队杀到北京,您的生命难保;倘能依从让位,则优待条件如何如何,仍可安居宫闱,长享尊荣富贵,袁世凯一切可以担保云云。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朝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二人与张兰德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那、张三人之手……”载涛的这篇证言,出自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9-83页,载涛的文章《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我们来听听最后一个证人:溥铨。溥铨是谁?溥铨就是大贪官奕劻的孙子。溥铨作为奕劻的孙子,对其祖父贪污卖国(指出卖“大清国”祖业)的行为,毫不讳言。溥铨的说法是这样的:“……盖自庚子以来,奕劻即与袁世凯沆瀣一气。他与袁接近,虽意在相互利用,然因其昏庸无能,唯利禄是视,实时时为袁所乘……”溥铨的说法,可参考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75-276页,溥铨的文章《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行文至此,笔者已经搜集了关于此事的八个证人如下:溥佳、载搏、溥仪、梁鼎芬、恽宝惠、载润、载涛、溥铨。综合这八个人的说法,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的事实:1.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袁世凯给奕劻、那桐、小德张送了贿赂;2.奕劻、那桐、小德张收受贿赂之后,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得逞。也就是说:在清朝倒台的这个过程当中,“金钱”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的一股隐动力。

                      晚清立宪

                      从鸦片战争开始,接连的战败使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了一场立宪运动,这场立宪运动到底是欺骗人民的一场虚伪大戏,还是清朝统治者的真正觉醒呢?笔者的观点倾向后者,具体原因分析如下。首先,清政府立宪运动是自觉行为。也许有不少人认为,清政府立宪是被孙文的革命党逼迫的。事实上,1905-1906年前后的时间,孙文在海外流亡,反清革命正处于低潮,并未对清政府构成有效的威胁,朝廷当时也没把孙文一伙真正放在眼内。清政府之所以立宪,是因为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俄国,这件事给予清政府前所未有的震撼。清政府认为:日本的胜利,实际上是日本政治体制的胜利。于是,清政府决定学习日本立宪,动机是稳固皇位、消除外患、弭平内乱。换言之,清政府的立宪行动,是清政府自觉、自愿、主动的行为,既然是自愿、主动的行为,那么就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第二,清政府的立宪运动,有实际行动,并非敷衍。1905年,清政府拨出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墓,是李家山发现的所有女性墓里边规格最高的一座。那些纺织贮贝器,还有播种贮贝器、四个舞俑、镏金铜鼓,都是在这里出土的。纺织贮贝器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0座,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铁器及铜铁合金制器340余件,另有大量金器、玉石、玛瑙等随葬品和装饰物。这其中,在包括纺织场面贮贝器在内的诸多器型中,女性贵族的身影屡屡出现,并且均雕装精美,仪态悠然,女性在古滇国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王鲁湘:滇王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马文斗:这个还真研究不出来。王鲁湘:但可以推测,当时在整个云贵高原,滇王的势力最强大,而且他经常会劫掠别的民族。我估计他肯定有很多的妻妾,而且在这些妻妾里头,有些人可能来自异族的女俘虏。马文斗:抢俘虏用来做劳动力,应该是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因为当时俘虏不是只俘虏一个男人,而是把整家整家的都俘虏过来,这里边应该有女俘虏作他的妻妾、宫女、佣人等。但是因为宫廷遗址还没找到,所以我们无法确认他的后宫到底有多大。王鲁湘:这里还出土了一批漆器的祖是吧,那么这批祖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生殖崇拜呢,还是某种实用器呢?马文斗:这是目前争论比较大的一块。国内的学者过去普遍认为,那几十件种祖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器物,主要用于祭祀和舞蹈。但有些外国学者,像大英博物馆的学者很早就提出,这些祖有一部分应该是实用的性工具。王鲁湘:就是后宫里头有一部分低级一点的妻妾在性寂寞的时候,拿来做安慰器的。马文斗:对,他们是对比了阿拉伯国家的后宫情况来做这个研究的。在云南,目前我们还不好说有太多的证据。不过在性关系上,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还是比较自由的。即使是现在的少数民族,也有用生殖器做舞蹈的,像彝族的播火节,男性用自己的生殖器裸体来显示他的勇猛。牛虎搏斗扣饰牛虎博斗扣饰马文斗:我觉得滇文化的动物雕塑非常有趣。它的雕刻一方面很写实、很生动自然,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示一种崇拜意识或其他思想状态。云南的蛇很多,所以多数的器具上都有蛇存在。我们现在认为,当时云南崇拜的图腾是蛇、牛和老虎这三个动物,不同的部落崇拜不同,当时的滇国就把这些图案组合起来了,这件牛虎博斗扣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张新宁:整个滇文化发现的所有动物形象当中,最多的是牛。牛是财富的象征。为什么呢?其一,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没有牛不能祭天。如果用羊头、猪头,只能是祭等级比较低的神,要祭最高的神就必须用牛。祭祀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贿赂神的过程,也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愿的过程,通过祭祀,他把自己的意愿升华成神的意志,再传达给民众。这样一来,君主的真理就变成了神的真理。王鲁湘:所谓“替天行道”。张新宁:所以祭祀过程本身就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一个环节。王鲁湘:“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嘛,祭祀被摆在第一位。张新宁:只有拥有牛,才能在统辖范围内实行最高的行政领导。而且只有拥有的牛多,才能进行多次祭祀,所以说牛本身就是财富。其二,牛本身也是食用、耕种的资源,它本来就具有直接的财富价值。然后再赋予它一定的政权、神权等象征意义,这个形式就可以一直保存到现代。今天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盖房子,房子的两端都要悬挂牛头。虎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滇民族的图腾,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现在居住在云南的彝族,也是以虎作为图腾。王鲁湘:他们自称罗罗,罗罗就是虎的意思。张新宁:如果说牛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那么虎就是人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王鲁湘:所以你看这个扣饰的造型,一头猛虎从一头健壮硕大的牛臀部后面跳上来抓住它,好像就隐喻着人应该像猛虎抓牛一样,紧紧抓住和控制财富。云南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就是崇尚自然、生动,写实、逼真。除此,它还有一个更鲜明的特色:那就是粗犷,崇尚力量。它经常表现人类社会中间的一些杀戮、征伐场面,比如把尸体的头割下来,在手里提着等,这即是某种力量的显现。而表现在动物世界里头,古人也是崇尚同一种丛林规则:弱肉强食。马文斗:我们古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就是适者生存。王鲁湘:当时人类在世界上是个少数物种嘛,生活的环境很险恶,所有野兽在某一方面都比人类要强大。马文斗:在动物里面,人不是最有力的,但是人比较聪明,他会劳动。在云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力量,即动物的凶猛和强壮程度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是它们借以生存的主要根基。王鲁湘:所以人类社会也要学习丛林原则。马文斗:古滇国人其实并不崇尚后来儒家的那些学说。王鲁湘:什么仁义道德、温文尔雅,至少在这些青铜器上,我们看不出来。马文斗:他们的生产力和文化还没发展到这个高度,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整个物质基础也达不到这个条件。在当时,他们必须卖力地狩猎、战斗才能生存下去,生存是第一要义。四、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发掘上个世纪末叶,改革开放的篝火点燃了衰落已久的文物市场,盗墓业死灰复燃。于是,李家山、石寨山这些埋藏着大量宝贝的滇国墓地就成了盗墓贼不辞辛劳的作案现场。为了及时抢救和保护这批地下文物,1995年,石寨山考古工地上再一次搭起了工棚,开始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历时40多天,先后共清理墓葬36座。蒋志龙:当时选择被盗非常严重的区域进行清理,我们把表土揭开以后,这些墓葬很快就露出来了。王鲁湘:埋的很浅?蒋志龙:非常浅。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发现有墓葬了,到底清还是不清?王鲁湘:那肯定得清了。蒋志龙:我们马上对这块三百平米的墓葬区进行清理,这才有了1995年石寨山的第五次抢救性发掘。我们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墓葬,可以早到春秋时期。通过对小墓的随葬品,包括整个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分析,我们把它定到春秋时代,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是,我们发现一座规模非常大的墓葬,就是七十一号墓。这次发现是非常偶然的。那天我们差不多快清完了,准备收工了,突然看到有个地方露出一个青铜状的棍,后来我们发现那是伞把,就是执伞铜俑的伞把。我们把伞把挖出以后,再往下面清了大约二三十公分,那个铜俑螺髻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扩方,于是发现了七十一号墓。从随葬品的组合,还有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来看,它可能是某一代滇王的墓葬,而且是比石寨山六号墓时代更早的某一代滇王。牛虎搏斗贮贝器在这片至今仍然存留着大量滇国秘密的地层之下,考古人员历经五次发掘,共清理滇文化墓葬86座,出土文物难以计数。马文斗:这件牛虎搏斗贮贝器是1995年在石寨山进行第五次发掘时发现的。你看,牛和老虎的搏斗场面非常逼真。老虎围着树跑,用树作掩体,牛不断紧逼,可见搏斗非常激烈。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场搏斗的激烈程度,并不全是直接表现,它还从树上面的动物来表现——小猴子在惊叫奔跑,鸟在惊飞。这说明创造者的构图和美术思维非常细腻,牛和老虎如果在这里单独搏斗,就会显得单调,而用树上的动物一衬托,整个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王鲁湘:气氛就出来了。牛虎博斗贮贝器马文斗:所以上面的动物都在惊飞、惊叫,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贮贝器中场景造型和美术构图最好的一件,可谓是典范之作。因为古人很少有这种立体思想,很少想到把整个纹饰作为整体场景导演出来。王鲁湘:这些滇人工匠,观察生活很细,正如前面所说,这些场景应该都是他们亲自见过的。像这样高超的雕塑写实能力,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达到的。五、追溯滇族之源从发现滇王之印到现在,神秘的古滇国依然被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它来自哪里是个谜,到哪里去的又是个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中间的几百年,它却在滇池附近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王鲁湘:奇怪的是,在滇国的青铜器时代之前,我们似乎看不到有一个过渡,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好像它突然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峰,然后又突然消失了,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马文斗:这也是目前滇国留给世人的最大谜团。一般的部族,发生发展都有考古资料的印证。但滇国没有文字,它早期的发生发展也没有记载,所以没有考古材料的旁证,这是很罕见的。中国这几年的考古是比较兴旺的,我们还动用了很多新设备,比如卫星勘测,航模拍摄等等,还是没有发现过多的滇文化早期遗址。王鲁湘:有一种解释就说,它如果没有本土文明一级一级发展的佐证的话,那就只能说它是横向移植,也就是说,它是从另一个地域移植过来的某种文化。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滇文化最有可能从哪里过来?马文斗:这种解释也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在滇文化周边,甚至整个世界的青铜文化里边,并没有发现和滇文化青铜器相同类型的文化。王鲁湘:完全相同的没有,但找得出联系的却有,比如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文化。马文斗:我们发现,只有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和云南青铜器有相近的联系。根据人类学的文化流向研究来看,云南的民族多数是草原文化民族迁徙过来的。王鲁湘:草原民族的后裔?马文斗:就是从甘肃、宁夏沿着三江并流这个文化通道,流到这里的。既然民族学上是这样的,文化人类学上这种流传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推测,有一个草原部落在当地留下来以后,结合当地的一些土著文化,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文化类型,这就是滇文化类型。滇民族的族源,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就是甘肃的草原文化的后裔。王鲁湘:到了西汉后期以后,滇文化就逐渐没有了。它是真的没有了,还是化整为零,到了我们云南更边远的地方呢?比如说到了三江流域,变成了云南现在的彝族啊、佤族啊、独龙族啊,化到这些民族里头去了。马文斗:就人种来讲,就目前当地部族的人种来讲,滇文化后来确实演化为彝族等现在的民族了。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滇文化的文化现象却没有保留下来?我们都知道,任何民族的源流都是和它的整个人种与文化一起传下来的,但为什么滇文化人种演变成了其他民族,但它文化的东西却没留下来?你看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它的纹饰习惯、器物形状等,都没有传承下来。这在其他文化类型里是很少见的,这也是一个谜。滇人留下的谜团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考古队员的身心。在云南滇中地区,大量青铜墓地的主人是从哪来的?族群的痕迹何在,生活区是什么样子的?2006年2月6日,考古专家接到消息,距离澄江县城大约三公里的金莲山发现墓葬被盗,考古队随即介入。蒋志龙:我们这几年把重点转移到了寻找滇王国时期的一些聚落上,2006年,我们发现了大量同时期的遗址,而且墓地周边也都有相对应的遗址。王鲁湘:也就是说,他生活的地方和死后埋葬的地方离得并不远。蒋志龙: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墓主人棺材的方向,很多是朝着他生活的这个遗址的,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王鲁湘:他是想死了以后仍然能看着后人在这里继续生活。这样的发现,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金莲山墓葬群保存完好的人体遗骸将成为研究滇人族群的基因库,这似乎给古滇国神秘的大门找到了另一把可能发挥作用的钥匙。然而,金莲山是否就是滇民族的生存聚落?那些腰坑里出现的累累白骨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20世纪末叶,就在考古专家的小铲子持续翻动的时候,又有人传出抚仙湖底惊现一处类似城墙的石砌建筑。有人大胆猜测,这些“石埂子”该不会就是遭受巨大自然灾害后陷落在湖底的滇王宫吧?一时间媒体蜂拥,群众哗然。新一轮的争论开始了,而那个曾经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那个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青铜王国的故事,还将在云南的大地上不断传说。发现阖闾古城苏州城西,太湖之滨,有一座江南古镇,名叫木渎。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专宠西施,特地为她在秀逸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源源而来的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河流港渎,史书记载“木塞于渎”,木渎之名便由此而来。2010年的一天,木渎镇上来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系列的惊人发现,让这个千年古镇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地人豁然醒悟,祖祖辈辈流传着的那些传说故事,原来都是真实的。也许,当尘封多年的秘密逐一解开之后,木渎将重新定位自己所承载的历史。2011年1月,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中,苏州木渎春秋都邑赫然位列其中,一座可能改写江南历史的古城遗址,渐渐浮出水面。一、真山大墓苏州自古就是春秋吴文化的中心地区。近年来,在苏州市周边发现过很多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出土的真山大墓。考古工作者打开墓室之后,发现墓主人身穿一件精美的玉甲,显得十分高贵。在苏州春秋时期发掘的墓葬中,这个墓葬的级别显然是首屈一指的。钱公麟37:这是由玉面饰、珠襦、玉甲,加阳具饰所组成的一件衣饰。大家都知道著名的金缕玉衣,而它可以说是金缕玉衣的前身。这件东西显然不是一般身份的人所能拥有的,它特别精美,我们认为,它出土的时代应当是春秋中晚期。综合它的级别和年代,我们认为这是第一代吴王寿梦墓葬所拥有的,这个墓葬也就是寿梦的墓。真山大墓玉甲衣苏州当地专家认为,真山大墓的墓主人就是吴王寿梦。不过,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在1996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距离苏州仅仅200多公里的古越国都城绍兴,发现了印山越国王陵,其规模显然比真山大墓宏大许多。也就是说,作为吴王的墓葬,真山大墓的等级至少也应该与此相当。更何况,在第一代吴王寿梦的时代,吴国国力已经不容小觑,其强盛程度,直接奠定了吴国在阖闾时代走向鼎盛的基础。王卫平38:吴王阖闾在上台以前叫公子光,他的祖父是吴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王,叫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余祭,老三叫余昧,老四叫季札。季札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深得寿梦喜爱,所以寿梦很想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是吴国最懂得礼仪制度的人,所以当他父亲想把王位传给他时,他认为这违反了祖宗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一个规定,坚决不肯继承王位。寿梦在临死以前,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和几个儿子讲好,王位兄终弟及,就是哥哥老大先当国王,他死了以后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老三传给老四。这样一来,季札就没有可以推辞的理由了吧。老三余昧去世以后,按道理应该是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还是不肯,于是就逃出去了。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就拥立老三余昧的儿子僚当了国王。僚当上国王以后,引起了公子光的强烈不满,他想: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我的父亲是寿梦的嫡长子,而我又是诸樊的儿子,那这个王位应该通过我的父亲传到我的身上,僚怎么可以当这个国王呢?他暗地里招兵买马,想找一个机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这时候,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了吴国,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著名的勇士——春秋时期三大剑客之一的专诸,最后

                        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这个25岁的小伙子在之后的数十日水上逃难中成为了孙中山的贴身侍卫,他叫做叶剑英。叶剑英,广东人,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师弟。他出身武术世家,父亲是武秀才。受家庭的影响,叶剑英从小就好武,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曾与日本教官比拼剑道。别看他此刻还不为人知,之后大家便会发现,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上都有此公的身影。还好孙中山逃得快,没过多久,总统府就挨了三炮,这就是“炮轰总统府事件”,也称“六·一六事变”。粤军就此一分为二。许崇智第二军的大部、第一军第一师的大部支持孙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师,它就是三年后的那支战斗力超强、建功最大的北伐“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班底。至于粤军余下的大部分人马,大多跟着陈炯明一路黑到底。孙先生运气真是不错,若是晚走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出手相助,不得不感叹一声: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这似乎是天命。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命令李烈钧和许崇智率北伐军回师讨贼。18日,又发了一封电报:事紧急,盼速来。这是发给蒋介石的。蒋介石是讲义气的人,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没多感叹陈炯明这厮果然反了,也不守孝了,只是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安排给了兄弟张静江,自己独自南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风暴的中心。蒋介石一登上“永丰”舰,就被委以全权,指挥海军对战陈炯明,表现十分出色。在孙中山落难之际,蒋介石捐弃前嫌前来“救驾”,尽心竭力地随侍左右,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动?孙中山遂将蒋介石引为心腹。经此一役,蒋介石昂首进入国民党军界的最高领导层。后来蒋介石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把自己如何得到孙中山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的故事,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一番。虽然书中重点突出了蒋介石本人忠诚英勇的表现和革命叛徒们阴险无耻的嘴脸,略显主观,但也不失为一部精彩的叙事性史料。蒋介石火线“救驾”之际,李烈钧和许崇智的营救行动也开始了。北伐军奉命回师攻粤,但一入广东,就有相当多的广东籍军官倒在了陈炯明的糖衣炮弹攻击之下,纷纷倒戈。加上广西桂系的沈鸿英在吴佩孚的利诱下,也带着军队落井下石。北伐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两部撤退,李烈钧一部退向广西,许崇智一部退到福建。在“永丰”舰上熬了五十多天后,孙中山连续收到坏消息:海军中的不少将领没能经受住大浪淘沙的风雨磨砺,晚节不保,英雄变狗熊,倒在了陈炯明的金钱攻势下。孙中山眼见无法扳倒陈炯明,只得率蒋介石等人借道香港,于8月初回到了皖系卢永祥势力范围内的上海。又失败了。孙中山已经算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败了。第九章孙文寻枪,国民党起

                        苏俄送枪

                        孙中山,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革命三十余年,屡败屡战。基本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一千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一千零一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他越败越勇,每当再次站起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回到上海后,尽管孙中山很疲惫,但他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所以他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能给予可靠、强有力的帮助,且能切实做到?他认为是苏俄。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不同的大国求助。其实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苏俄进行合作,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可苏俄没有答允孙中山。这很正常,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合作往往是在双方地位或实力相近的条件下进行。就好比现在你给李嘉诚写一封信,说你要与他进行商业合作,请他先赞助你一些钱,他不告你讹诈就不错了。直至1921年12月,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正式交流。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也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款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至于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尽管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做了很多努力,但孙中山已经等不及马林的回音,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苏俄的援助,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苏俄这种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世界孤立的状态。而莫斯科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越飞也给中华民国带来了好处——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赔款),但这点好处相对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之争完全不够看。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前后数次破坏俄国分裂外蒙古的图谋。但可惜的是,俄国、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分裂外蒙古之心不死,发誓要把阴招进行到底。于是,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在外蒙古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尽管如此,越飞在北京还是先后联系了两个人,毕竟人都来中国了,差旅费也花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越飞先是联系上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和唐绍仪脾性相投,翁婿二人脾气都很强硬。顾维钧对越飞说:你们先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咱们再谈建交的事情。越飞当然不会答应顾维钧,于是他转而联系吴佩孚,吴佩孚直接拒绝了越飞的提议。毕竟苏俄与西方为敌,而直系已经有了英、美两大赞助商,为了一张看不见的饼失去已有的支票可不值得。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使者肩负的任务并非说服越飞同意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苏俄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孙中山视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苏俄使者及马林等人。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到了若干重要细节。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拥有两大法宝。第一大法宝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第二大法宝是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这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他!孙中山顿悟了。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吗?而且自己一直都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致自己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可他更明白,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是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即便是能合作,对方也会提出十分苛刻的合作条件。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正式合作。击败陈炯明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在不损害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援助,就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但孙中山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调查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军队比较现实,一是其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于是孙中山派出使者去联络这些潜在的客户,幸运的是,很快就传回了好消息。以刘震寰、杨希闵为代表的不少桂系军阀、滇系军阀愿意接受收买,他们愿意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三万五千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麾下那支流失了太多英才的粤军也称不上精锐,再加上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万事俱备。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讨伐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出发!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自己的虎威?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粤境。三个月后,历经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躲到一边休养生息的陈炯明先生显然并未输得心服口服,但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杀落水狗的打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孙中山拜师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做宅男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占广东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二是雇佣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各有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孙中山总算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更可喜的是,虽然越飞同志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也很努力,但是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条约,于是失望的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有了接洽。双方就合作一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小细节。总而言之,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条件还行,可以接受,值得投资。这样的话,双方便可以合作了。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一方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还有,苏联的援助是很靠谱的。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几乎没有一个承诺得到兑现,除了一件事情——苏联在宣言中承诺的人、财、枪三大援助后来确实基本到位。其中,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的具体物质援助大概如下:军火支持:步枪约五万支,子弹约五千万发,机枪约一千挺,还有少量重炮、飞机和坦克。财政支持:约一千万卢布。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同志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中苏合作的历史上始终会留下他重重的一笔。“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宣言签订完毕后,孙中山长出一口气: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一个月后,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局面依然很困难。孙中山对广东根据地的控制并不牢靠,不仅因为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四处搞武装割据,也因为他手中没有钱,更因为这时他已56岁,疾病缠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年后他就将死于癌症。不过孙中山还是在广东组织了一个政府,名字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也没有再任大总统,而是任陆海军大元帅。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看来孙中山是真心地栽培蒋介石。此外,孙中山放弃了“护法”口号。简单说来就是,孙中山摆出了一副在短时间内不会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姿态。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先练好内功才是硬道理,只有包含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上来了,北伐才有取胜机会。不过他也仅仅是从名义上放弃对抗,实际上广东政府还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孙中山的办公所在地自然是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市长正是孙中山31岁的儿子孙科。广州市还有一支质量过得去的警察队伍,其头头(广州市公安局长)是孙中山的老乡兼老部下吴铁城。市政府财政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孙中山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只能向部分地区收税的原因前面说过:孙中山真正掌握的只有广州周边地区。但是,要养活广东政府和军队,光靠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孙中山从列强手里把广东盐税给“挪”了过来。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税应由北京政府征收,以偿还列强赔款,但孙中山管不了那么多。他是一名医生,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他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趁着苏联撑腰的大好局势,巩固胜利的果实。当然,有利害关系的英、法诸列强提出了抗议,不过也没能阻止这种“挪用行为”。“精虫总统”南边的局势渐渐明朗,但北边风云又起。“过渡总统”黎元洪干不下去了。再次出山的黎总统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已跟曹锟、吴佩孚冲突无数,处处被直系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导能力,出尽了洋相。山穷水尽的黎元洪终于心灰意冷,在留下一封“宣告自动辞职”的电报后隐居天津,绝口不谈国事,静度晚年。黎元洪辞职,最高兴的人肯定是曹锟曹三爷,因为他可以放心地实施攀登总统宝座计划了。这位仁兄相信只要舍得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于是他不惜血本,不顾心痛,明码标价收买选票——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终以近千万的投资砸出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虽说曹三爷靠明刮暗贪,积攒了不

                        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

                        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

                        些黑胡椒。他二十九岁。她三十九岁。她失去了理智。完全失去了。康瑟蕾塔不是处女。她当年如此感激不尽地接受了玛丽·玛格纳像鸽翼般伸向垃圾堆的援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在小小九岁的年龄就不得不屈从于肮脏的猥亵。但是在那只白手握住她自己的脏手之后,她再也没有结识过任何一个男性,也没有产生过那种愿望,这样的状况可能正是经过三十年独身的日子之后,她会受到这种爱的冲击的原因。他说了什么?跟我来吧?他们怎么叫你的?半配克(英制固体容积单位,1配克等于8夸脱,约等于9升。)多少钱?或者,他第二天是不是又露面了,想再买些黑胡椒?她是不是朝他走去想看得更清楚些?或者,是他朝她走来?无论是哪种情况,反正他稍带惊奇地说:“你的眼睛像薄荷叶。”她是不是吐出了“你的眼睛像是世界的初始”这句话,还是这句话只封存在她的头脑里?她是不是真的跪下来抱住了他的腿,还是她仅仅想这么做?“我会还给你篮子,不过还的时候可能晚了。打扰你没事吧?”她不记得回答过什么没有,但她的面容肯定告诉了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因为当晚他来到那儿,她也在那儿,他拿起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眼前没有半配克容量的篮子。沙,沙,沙。他们坐在他的卡车里,驶出砾石车道、狭窄的土路,然后在一条较宽的柏油路上加速,两人始终没有说话。他似乎是为了机器高兴才驾驶的:引擎的吼叫被封闭在钢铁之中;汽车偷偷摸摸地分开了近处的黑暗,又跳进了远方的黑暗——一直伸展到无法预见的地方。在康瑟蕾塔的感觉中,他开车走了好几个小时,两人仍然没交换一句话。危险,再加上必须集中注意力,他们反倒平静了。她不晓得也不在意他把车驶向哪里,或者到达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朝着不可预见的目标疾驰,坐在比把他们分开的黑夜还黑的他的身边,康瑟蕾塔让翅膀舒展开,并从石头般冰冷的子宫壁上脱离。在风对向日葵既不是帮助也不是威胁的地方,在月亮并非时间、天气、播种或收获的语言,而是一种为他们俩设计的初始世界的特色的地方。他终于放慢了车速,拐进一条勉强可以通过的小路,那儿的郊狼草刮擦着篱笆。他在路中央刹住车,准备把她抱在怀里,其实她已经投入他的怀抱了。回来的路上,他们又不说话了。他们做爱时发出的声音像是语言,表示出其语源,可实际上是无法记忆、无法控制也无法翻译的。在天亮之前,他们互相推开,犹如被捕之后,分别面临着没有假释的监禁判决。在她打开车门下车时,他说:“星期五。中午。”康瑟蕾塔站在那儿,他把车倒出去。整整一夜,她都没有片刻机会把他看清。但是星期五。中午。他们将在光天化日之下干事、干事、干事。她双臂搂在胸前,屈膝蹲下,弯着腰。她在愉悦的包裹中摇晃着,额头都触到地上了。她溜进厨房,在罗伯塔修女面前装作刚才在鸡舍的样子。“哎,怎么回事?鸡蛋呢?”“噢,我忘了篮子了。”“别以为我是好骗的,注意啦。”“没有,修女。我不会的。”“全都一团糟。”“是,修女。”“好吧,那就动动吧。”“是,修女。对不起,修女。”“什么事那么可笑?”“不,修女。没什么。只是……”“只是?”“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圣马太日。”“我说的是今天星期几。”“星期二,怎么了?”“没什么,修女。”“我们需要你的智慧。不是混乱。”“是,修女。”康瑟蕾塔抓起篮子,跑出了厨房。星期五。中午。太阳把所有的人都逼回石墙后去透透气。所有的人,除去康瑟蕾塔,还有她希望见到的那个活生生的男人。她别无选择,只有忍着酷暑,只用一顶草帽保护自己不致被太阳当作铁砧。她站在车道的小弯处,大宅子尽收眼底。这片土地像屋顶一样平坦,像婴儿的嘴一样张开着。是个暴露无遗的地方。要是罗伯塔修女或玛丽·玛格纳叫她或者要她解释,她就编些话——要么就什么也不说。她还没看见他的卡车来了但先听到了,车到了跟前又开了过去。他没有回头,但做出了信号。他的手指离开方向盘,指向前边的远处。康瑟蕾塔向右转,随着车轮的响声向前走,后来,卡车驶上柏油路,车轮声便不响了。他在路边等她。在车里,他们相互凝视了许久,认真又仔细,随后两人都笑了。他把车开到一块休耕地高岗上的一间烧毁的农舍跟前。车子碾过须芒草和繁缕,在一个破烟囱的黑洞口后停了下来。他们俩手挽手在荆棘丛中踩出一条路,来到一处浅沟。康瑟蕾塔马上瞧见了他想让她看的东西:两棵合抱生长的无花果树。当他们能够说出完整的句子时,他盯视着她,说:“别要我解释。我解释不了。”“没什么可解释的。”“我想在生活中向前走。许多人依靠我呢。”“我知道你结婚了。”“我想保持现状。”“我知道。”“你还知道什么?”他把他的食指放进她的肚脐眼里。“我比你岁数大。”他把目光从她的肚脐眼移到她的眼睛,笑着说道:“没有人比我老。”康瑟蕾塔哈哈笑。“当然不是你。”他说,“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在你出生之前。”“这么说,你就全部属于我了。”“噢,是啊。”他轻轻地吻了她,然后撑起胳膊。“我旅行过。全去过。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什么东西会拼凑成像你这样的人呢?你知道你有多漂亮吗?你看过你自己吗?”“我正在看着哪。”他们在那里约会的整个期间,树上始终没有出现无花果,但他们对蒙土的叶子的阴凉和饱经风霜的树干的护卫还是感激不尽。他带来的毯子,他们尽量躺在上面。后来,他们彼此看到了干燥的地面在身上造成的伤口和青紫。康瑟蕾塔受到了质问。她拒不回答,让问询变成了哀伤。“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会出什么事呢?没人说过我会出什么事。”“别傻了。你知道我们都会照顾你。一直都会。”康瑟蕾塔撅起嘴,装作忧心忡忡而且显得不可靠的样子。她得到的保证越多,就越要坚持离开,如她所说“自己一个人过”。这种急切大多在星期五催促着她。在中午前后。玛丽·玛格纳和罗伯塔修女在九月间外出办事去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和如今仅有的三个无精打采的学生继续打点、清理、学习和祈祷。其中两个学生,克拉丽莎和潘妮,看到康瑟蕾塔时开始窃笑。她们都是十四岁的小骨架的姑娘,长得一双善解人意的明眸,能够突然变得茫然起来。她们在这里住着就为了摆脱这地方,由于临近结业,她们的情绪都相当兴奋。近来,她们开始把康瑟蕾塔看作南方邦联的一员,而不把她视为要毁掉她们生命的敌人。她们用修女们禁止使用的语言相互耳语,她们顶替了康瑟蕾塔的职责,负责收集鸡蛋。她们还除草和洗刷。有时候,她们从教室的窗户探出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那个她们认为年龄大得足以当她们祖母的女人,不论什么天气她都要站在那里等待那辆雪佛兰卡车。“有谁知道吗?”康瑟蕾塔的拇指指甲围着那活生生的男人的乳头转圈。“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答道。“你老婆呢?”“不知道。”“你告诉过别人吗?”“没有。”“有人看见我们了吗?”“我看没有。”“那怎么会尽人皆知呢?”“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康瑟蕾塔坐起了身。“你们是两个?”“不是。”他闭上眼睛,再次睁开眼时,却看着别处,“只有我一个。”九月份过去了,一切都涂上了一层油彩:几英亩几英亩的豆蔻黄、焦橙,几英里几英里的赭黄,时而天蓝时而乌黑的铁线莲,衬着令人伤感的紫色天空。十月来临,原先长着小萝卜的地方,葫芦在膨胀。玛丽·玛格纳和罗伯塔修女回来了,被那些教士、律师、职员和牧师气得要命。她们带来的消息根本不是新闻。除去她自己之外,大家的命运全在圣皮尔那里决定了。那个决议会迟些送到。玛丽·玛格纳已是七十二岁高龄,本在考虑的问题之列,但她拒不肯换到一处宁静的家园。还有这处房产的维修问题。所有权在女资助人基金会的手里(如今落到其主席手中),因此这处房产并非归教会所有,故此,争论就在于是否要缴纳当前和追溯的税款。其实,对纳税人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新教的州里,为什么要由一伙没有男性控制的外来天主教妇女掌权并享受特殊待遇。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这片土地上尚未发现有什么自然资源,这使得基金会不可能卸掉这个负担。她们不可能说走就走,对吧?玛丽·玛格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来解释。又有一个姑娘跑了,但最后的两个,潘妮和克拉丽莎,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因为她们的前途——至少是未来的四年——呈现在她们眼前:那是在某个穿西服套装的老头子的手中成形的。她们垂下了漂亮的头,庄严地默许了;可以肯定,她们逃出这些修女的手心所需的助力已经到来了。不过,康瑟蕾塔对玛丽·玛格纳的话有些漫不经心。反正她哪儿也不去。如果有必要,她可以住在野地里,或者更好些,住进那座已经成为她心目中的家的烧毁的房子里。如今她已随他去过那里三次,在翘起的地板上摇摇晃晃地走过,鼻子里嗅的是十二年前的烟味。那周围甚至看不到一排树,感觉那房子似乎建在撒哈拉沙丘上,没遮没挡的,当年它就这样在风的肆虐中,把自身尽情烧掉了。火是不是在半夜起的,孩子们还睡在里面吗?要不就是火苗初升时,屋里没人?是在做丈夫的远在六十英亩之外的地方捆柴、烧荒、清理、播种的时候吗?是在做妻子的正在院里弯腰洗着盆里的衣物,绺绺垂发搔着她前额的时候吗?要是那样,她大概要泼出一两桶水,呼叫着孩子,冲进屋里尽量抢出些东西,把她够得到、抓得着的一切都堆到院里。他们肯定有一个铃铛、一副生锈的三角铁——一件可以敲响的东西,以警告别人这逼近的危险。丈夫到来时,烟会呛得他流泪。但只是烟呛的,因为他们不是会哭泣的人。他一定是首先顾及血脉,领孩子们到安全地带或放他们自己跑走,这时才记起他没有上财产保险。除去摊在院里的东西,全都烧光了。连房子西北角处,靠近厨房的向日葵也化作了灰烬,原先,妻子在厨房里搅拌玉米粥时是抬眼就能看到那些向日葵的。康瑟蕾塔翻看着抽屉,田鼠曾在里面咬啮过丙烷气的发票。她看到了风是如何把烧成炭的家具弄成丝织物状态。幽灵占据了人们逃跑出去的空间。一种烧成灰的人物的造型。一个八英尺高的男人,在壁炉附近盘桓。他生着牛仔那样强健的双腿和下巴,能够面对他们及时回答地产方面的问题。他抬着黑色的长手臂,手指向左指着天空——那儿有一处墙坍塌了,要求他们赶紧离开他的领地。离这个伸着手指的男人不远,淡淡地刻在墙上的是一个长着三英尺长的蝴蝶翅膀的姑娘。对面墙上刻着的人在康瑟蕾塔看来是渔民,但那个活生生的男人说不是,那更像爱斯基摩人的眼睛。“爱斯基摩人?”她问道,从脖子上把头发理到一边,“爱斯基摩人是什么样的?”他放声大笑,遵从牛仔的要求,把她拉开,跨过颓墙的瓦砾,回到那条沟里。在两棵无花果树的撑持下,他们拥抱在一起,办完了事。在十月中,他有一周没有来。一个星期五到了,康瑟蕾塔在土路和柏油路连接处等候了两个半小时。她本来要继续等下去的,但潘妮和克拉丽莎过来把她领走了。她想,他准是死了,而且没人告诉她这消息。她一整夜都辗转难眠—躺在食品间她的小床上,或在黑暗中趴在厨房的桌子上。早晨她眼看着活生生的世界随着他的不在而消散了。她胸口堵得厉害,心脏无力地跳动着。她的血管好像变成了起皱的赛璐珞管子。她胸中的沉闷迅速加重,让她无法顺畅地呼吸。最后她决定弄个明白或者找到他。在那一带,星期六是个忙碌的日子。每周一次的长途车响着喇叭,把走在县级公路中间的她轰开了。康瑟蕾塔跳到路边,继续前行,她没编辫子,散发在汽车尾气的吹拂中飘起。几分钟后,一辆油车驶过她身边,司机隔着车窗叫着什么。半小时之后,远处有亮光闪烁。一辆轿车?一辆卡车?还是他?她的心跳动着,开始把血液汩汩地送回她的赛璐珞血管。她不敢让嘴角泛起的笑容扩展到脸上,也不敢迎着慢慢驶进视线的车辆停住脚步。是啊,亲爱的上帝,一辆卡车。而且只有方向盘后面的一个人,我的耶稣。车子现在慢下来了。康瑟蕾塔转过脸来,看着车子停下,欣赏着那个活生生的男人的面孔。他从窗口探出身来,满脸微笑。“想搭车吗?”康瑟蕾塔跑着穿过马路,绕过车头,转到右侧车门处。她一到那里,车门就打开了。她爬进车,并且出于某种原因——一个女性要申斥和发泄二十四小时绝望的欲望,或至少装出样子,让他为自己对她造成的痛苦道歉、解释,以赢得她的原谅——这样的本能阻止了她,使她没有听凭她的手伸进他的腿裆。他当然是一语不发。但和星期五中午接她上车时的沉默不同。那种沉默不语充满了许诺。轻松。不言自明。这种沉默不语却是枯燥的,是一种酸涩的哑口无言。随后她注意到了那种气味。虽然一点都不令人不快,但不是他身上的味道。康瑟蕾塔僵住了。后来,由于不敢看他的脸,她便斜眼瞅着他的脚。他穿的不是黑色的高帮鞋,而是牛仔靴,这使她相信了,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个陌生人,有着和他一样的身体,却不是他。她想尖叫,想跃身出去跳到路上。要是他碰她一下,她会跟他动手的。她来不及想到其他,因为他们已经驶近通往女修道院的土路。她刚要把门打开,那陌生人却刹了车,慢慢把车停住了。他探身过来,手臂擦着了她的乳房,抬起了车门把手。她快步下车,转过身来看。他触了下他的帽檐,笑着说:“随时。随时都可以效劳。”她退着走开,紧盯着他那张脸。她虽然不想看,但还是紧盯着他的眼睛,一双纯洁但充满仇恨的大睁着的眼睛。那次事件并没有阻止无花果树下的约会。下一个星期五他来了,穿着原来的鞋子,发散着正常的气味。他们争论了几句。“他做什么了?”“什么都没做。连我到哪儿去都没问。只是开车把我送了回来。”“他做了好事。”“怎么?”“为我们俩都帮了忙。”“不是,他没有。他只是……”“什么?”“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了‘想搭车吗’,后来又说了‘随时’。像是他还要再用车送我似的。我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我。”“可能是吧。他干吗要喜欢你呢?你想让他喜欢你?”“不。噢,不,不过。”“不过什么?”康瑟蕾塔坐直了身子,紧盯着烧毁的房子后面。有一个棕色的毛茸茸的东西迅速钻进了烧成炭的装雨水的桶中。“你跟他谈起过我吗?”她问。“从来没跟他谈起你。”“那他怎么知道我是来找你的?”“他大概不知道。说不定他根本不认为你那样子是要进镇子。”“他没有掉转车头。他在向北开。所以我才以为是你。”“听着,”他说,蹲下身子扔着石子,“我们得有个信号。我没法每星期五都露面。咱们想个招儿,让你能知道。”他们没想出有效的办法来。最后,她说她每逢星期五还是要等,但只等一小时。他说,我要是没准时来,就根本不会来了。他们俩有规律的约会,在他的双胞胎兄弟露面之前,曾经把她的饥渴磨钝了。而如今约会变得没有了规律,那种饥渴又锋利了。即使如此,又有两次他把她带到了无花果树坚持生长着的地方。她当时并不知道,那第二次便是最后一次。那是在十月底,他把烧毁的房子的一部分用一条马鞍毯围起来,他们俩躺在一条军用垫被上。头顶苍白的天空正被接近的黑暗包围着,这景色他们即使观看也是看不见的。因此,当落雪让她的头发发亮、使他的湿背发凉时,他们才吃了一惊。后来他们谈起他们的处境。囿于天气和环境,他们主要谈的是地点问题。他提到向北九十英里的一座镇子,但又立刻改了口,因为没有一家汽车旅馆或别的旅馆肯接待他们。她建议就在女修道院,因为到处都可以藏身。他哼着鼻子表示不快。“听着,”她悄声说,“

                        发向上的好君主,但他没有祖宗康熙那样的好运,身边有一个像孝庄太后那样的女人支持提点自己。如果慈禧愿意充当孝庄的角色,一切当会不同。可是历史无法假设,一切都结束了。再见了,老佛爷光绪带着遗憾离开。同一天,慈禧这个掌控中国半个世纪的强悍女人,终究无法抗拒岁月的摧残,也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快咽气前,慈禧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也为了自己死后的哀荣,做了最后一次安排,发布了三项最高指示:第一项,册立3岁的娃娃溥仪为皇帝。算上同治,这是慈禧拥立的第三个娃娃皇帝。第二项,命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第三项,国家遇重大事件须请示光绪皇帝的媳妇儿隆裕太后懿旨。光绪死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也就是15日,74岁的慈禧病重去世。在长达四十八年的执政岁月里,与她共事的众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内心深处,但毫无疑问,常驻她内心深处的一定不是快乐。好了,用一句话总结她的一生吧。专权之野心永垂不朽,彪悍的人生无须解释。……1908年12月2日,中国历史上的窝囊废代言人——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号宣统。他在不恰当的时候,被搁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子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无奈的、不由自主的人生旅程。溥仪不到3岁第一次登基,三年后就将第一次退位,之后的几十年,他东跑西颠地瞎折腾,基本就干了三件事:登基、做傀儡、退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溥仪心理问题很大,属于不良少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这样回忆他的少年生活:我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我把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后来直接用铅弹打太监。再来看看溥仪的爸爸载沣。22岁时,载沣作为龙套在官制改革中出过场。但24岁时,载沣就以主角的身份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任军机大臣。种种迹象表明,已经风烛残年的慈禧老佛爷意欲将未来的江山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24岁之前载沣没有什么过人之处,26岁成为摄政王后更是一塌糊涂,那么他何以得到慈禧如此的看重?想来想去,关键原因还是血统和背景。前面说过,他老爸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他老妈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这样的血统和背景,可以给一生树敌无数的慈禧太后以安全感。这至少可以保证她之后的执政者不会为她的敌人翻案。无论如何,1908年11月,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从此成为这个末代王朝最后的、真正的领导人。心急确实吃不了热豆腐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对袁世凯而言是个不幸的消息。袁世凯的内心十分忐忑不安,他很明白,在载沣心中,自己早就已经背上了背叛光绪的罪名,以后自己恐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我该怎么办,何去何从?袁世凯熬了数个不眠之夜,终于想出来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1908年11月22日的《大公报》刊登了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报纸《东京朝日新闻》也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袁世凯在慈禧辞世刚刚一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进他的政治主张,很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这还是为臣之道吗?袁世凯一向不是这么没有理智的人,为何要在光绪和慈禧丧期就急吼吼地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宪政?第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慈禧新丧,载沣尚未建立起绝对权威,中央最高决策层空虚。以他的威望,此时进言是天赐良机。如果能速开国会,成功建立责任内阁,就能大大降低载沣借机报复他的风险!第二,为朝廷考虑。革命党四处点火,立宪派呼唤立宪的声音犹在耳旁。如果朝廷还不赶紧立宪,就可能使立宪派转投革命派,于朝廷不利。第三,袁世凯等不起了。慈禧说“九年后开始立宪”,可是再等九年袁世凯就58岁了,要知道老袁家的牛人还没有人活过58岁呢!因此袁世凯必须抓住有限的时间做出点成绩。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想抱负的政治人物,心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尽管袁世凯有诸多理由,但最终的结果却远远偏离了他的设想。因为他的这番言论掀起了轩然大波。皇亲贵戚们纷纷找到刚上台的载沣,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要教训袁世凯,让他知道天下还是爱新觉罗说了算。在清朝权贵们看来,如果让袁世凯成功立宪,按照袁世凯之前在官制改革中的表现,那么袁世凯绝不会只满足于攫取一部分皇权就收手,还会进一步去剥夺他们这些贵族的利益,这是他们最害怕的。肃亲王善耆就是他们的代表。他在载沣面前打小报告说:现在内外军政到处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以前他还畏惧老太后,现在太后已亡,这老小子认为朝中已经没人能够压制他了,是以如此的骄狂。如果您现在不下杀手,到时就会养虎为患,您自己都恐遭不测啊。这个善耆大家都不熟悉,但他家丫头却是尽人皆知,叫金璧辉,可能说金璧辉大家也不明白,换个说法吧,就是著名的“川岛芳子”。还有个叫溥伟的家伙,这位仁兄就是恭亲王奕訢的亲孙子,是皇室的极度左倾分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此时也跑过来,拿着爷爷的白虹宝刀,高喊道:我要手刃了袁世凯这王八蛋!载沣本就厌弃袁世凯,从未放弃替哥哥光绪报仇的想法。况且载沣也是人,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自己没权的时候总希望有权的人多多民主,但一朝大权在手就想搞独裁,万万不想交出权力。载沣屁股还没坐热,刚刚享受到权力的快感,袁世凯就想立宪夺他的权。就冲这一点,载沣就得给袁世凯小鞋穿。于公于私,载沣都怒了:老佛爷在的时候不都说清楚了吗?君主立宪咱们分三步走,慢慢来。袁世凯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削弱皇权,到底是何居心!载沣虽然对袁世凯动了杀机,但杀一个国家重臣毕竟还是需要安个罪名的。可问题是,袁世凯奏请立宪是尽一个国家干部的本分,是启奏、是上书,完全合情合法。你可以不同意人家的意见,但总不能直接把人家杀了吧。于是,载沣思忖再三,先找来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商议。载沣问奕劻:我要杀袁世凯,你看如何?奕劻也就当年签《辛丑条约》时还比较硬气,正常情况下都是懦弱无能的。所以当他听说一把手要杀自己的大财神兼好盟友袁世凯时,只是跪伏在地,瑟瑟发抖,却不表态。后来载沣催急了,奕劻才吭吭哧哧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反怎么办?载沣听了此言,心里咯噔一声沉了下来。得不到奕劻的支持,他只好求助另一名军机大臣张之洞,希望这个老家伙能帮自己。张之洞老爷子当然明白这是满汉权力之争,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能看着袁世凯被杀头。一是唇亡齿寒,自己作为汉人大员,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二是国有法度,岂能滥杀功臣;三是国家处于乱世,庸才治国,国将不国。因此,九个月之后就将病逝的张之洞,还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说:国家正是大丧期间,皇上岁数又小,国家本来就不稳定,这时候杀大臣恐怕有损国家稳定,后患无穷啊,还是不要杀了吧(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冯天瑜《张之洞评传》)。载沣得不到支持,借机杀掉袁世凯是不敢了,但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袁世凯。要说这载沣的政治智商也实在是不高,这么件杀人的大事,闹得满城风雨,人家袁世凯能不知道吗?袁世凯被有病1909年1月2日,寒风刺骨。袁世凯心事重重,但还是按时到军机处来上班,刚走到门口,就被当值太监拦住去路,此人正是袁世凯的人,可见袁世凯平时结下的“善缘”是很广的。这个当值太监偷偷告诉他:摄政王今天怒形于色,听说严惩的谕旨马上就要下了,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清楚,但恐怕对您不利,还是不要进去了,快想办法。生存还是毁灭,这是莎士比亚思考的问题;逃跑还是留下,这是袁世凯应该考虑的问题。留下,可能直接被抓起来杀头。逃跑,则会风餐露宿,前途茫茫。袁世凯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做一把好汉,好汉就应该不吃眼前亏。所以,跑吧!袁世凯二话没说就跑回家来,收拾行装前往火车站,投奔身在天津的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从山东巡抚升上来的)。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下车,让手下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他的办公室,也不能让人发现行踪。杨士骧这小子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浑蛋加三级!袁世凯急火攻心,以为杨士骧要在危急关头弃他而去。正在袁世凯郁闷得骂人的时候,杨士骧的亲信到了,给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也就是被免职了,不杀头。袁世凯才知道错怪了杨士骧。袁世凯长舒了一口气,立刻回京。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有名的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意思是说:你资历很高、功劳很大,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对你也不错,关系非常和谐。我们正想重用你呢,没想到你现在足疾严重到路都走不了了,你还是回家养病去吧。三天之后,袁世凯收拾好了行囊,带着一大家子在凄风之中黯然地、慢慢地走出了北京,袁世凯回望北京,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别了,北京!别了,这个曾经寄托了我无数憧憬和理想的繁华都市!我袁世凯一定会回来的。……奇怪吗?袁世凯居然什么也没做,乖乖地,没做任何反抗,就交出了所有的权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到目前为止,袁世凯绝对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所以他错过了一个选择,一个有机会成为伟人的选择。具体操作方法是:他跑路后,迅速召集心腹,调集兵马,围攻紫禁城,迫使载沣交权,挟天子令诸侯,从而实行他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到那时袁世凯何愁不能成为一代伟人!又何愁不能实现抱负!可惜啊,英雄和狗熊有时就是一念之差。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让自己掉脑袋的抉择时,是绝对不会不慎重的!被有病的袁世凯恓恓惶惶地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北京城,隐居在了河南彰德洹上(今安阳)。为了让暗中偷窥监视他的载沣更加放心,袁世凯还聘请高手为自己拍了一组休闲写真集:头顶斗笠,身披蓑衣,登船做渔夫状。照片后被送往报纸上发表。他还为此照吟了一首水平不错的诗: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袁世凯做出这种看似闲云野鹤的姿态,只有一个目的:向载沣表明他袁大官人已经无意政治,安心做一老翁矣。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恶狼。对玩政治的人来说,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载沣政治智商比较低,他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他把袁世凯赶走了,却没有做绝,军机处还留着关系户奕劻,徐世昌也仍在朝内,北洋六镇也没有大清洗……载沣的愚蠢让大清帝国的命运充满了极大的变数,这对有志于天下的英雄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可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希望取得天下的两个人,日子都很难过,而且一个比一个难过。第十六章民国神雕侠侣传说

                        四分五裂的同盟会

                        从同盟会正式成立起,到1907年为止,其间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等多次起义,过程虽然不尽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全都失败。这时,朝廷终于意识到了孙中山这个小个子书生的能量和危险性。于是发出全球通缉令,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驱逐把日本当反清根据地的孙中山。因此,日本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七千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一万元……最后,孙中山一下子收到了两万多日元的巨款,要知道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捐,所以孙中山得到的这些钱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但是,孙中山只留给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这一下,时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急疯了。“章疯子”劈头盖脸地把孙中山一顿臭骂:孙中山你小子居然敢贪污!那就别怪我不客气!骂着骂着,就把孙中山的画像砸掉了,还带着自己的浙江派(光复会)愤然退出同盟会。之后,尽管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没有乱花一分钱。但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在财务制度不明晰的时候不拘小节,此时再出来辟谣,无论如何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竟然就此四分五裂。关键时刻有人提议:让黄兴做同盟会的一把手。还好黄兴识大体、有气度,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坚决不坐同盟会的第一把交椅,他还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我们要团结,我们大家应该紧密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继续革命!可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加上内讧,再加上国人对朝廷立宪抱有希望,不仅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也使梁启超找到了打击革命党人的借口。梁启超1908年在《新民丛报》上说:你们革命党领导人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却住着高楼华屋,安然自在,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虽然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与己大有关系的自立军起义也失败了,但他的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这些革命家一旦事败就转身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就在革命党的声誉每况愈下的时候,一个27岁的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说:我要去北京,刺杀清朝高官,让世人看看,我们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汪精卫。暗杀时代在章太炎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个体户不像那些小团体有那么多的心思,而是一直对孙中山忠心追随,逃到了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南洋各地鞍前马后,竭尽赤诚,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因此,孙中山一听这个自己最为信赖的手下要去搞刺杀,就急了: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汪精卫的好朋友胡汉民也是坚决反对。对此,汪精卫回应道:革命如同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炼;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某愿意为薪。大家见汪精卫死意已决,同时也觉得这确实是挽回革命党声誉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只好同意。抟沙有愿兴亡楚,搏浪无椎击暴秦!自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开始,就不断有人上演一出出英雄悲歌,如徐锡麟刺杀恩铭、鉴湖女侠秋瑾英勇就义。他们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醒民众,可以夺取天下。为此,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精英分子,皆醉心于暗杀。就拿北大校长蔡元培来做例子吧。1904年,蔡元培叫人弄来一只猫,让它服用自己配的氰酸,猫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使用不方便,打算将其改造成固体,研究半天之后又感觉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他开始做炸药。蔡元培还认为女人搞暗杀比男人隐蔽,因此他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蔡元培自写年谱》、伍立杨《鬼神泣壮烈:清末民初暗杀论》)。所以,你也不用为汪精卫这么坚决地求死感到惋惜,毕竟那个年代是一个牺牲的年代、是一个暗杀的年代。纯情陈璧君言归正传,汪精卫开始为自己的暗杀行动找寻合作伙伴。他先是找到了四川人黄复生,还没等汪精卫吞吞吐吐地说完,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

                        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南京局势陷入混乱。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严格说来,两个月不够精确,因为有一支队伍坚持了一年。这支队伍是一群来自河南的土匪,头头外号“白狼”。孙中山、黄兴从来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时候都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们也给白狼打了一个招呼:大家一起来杀大独裁者袁世凯。白狼还真不客气,自封“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并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用游击战、运动战对付政府军,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根本招架不住。一时间,白狼的土匪军无人可挡,转战于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四省间,攻城杀官,声势很大。袁世凯眼看河南老乡白狼把造反项目越做越出色,于是紧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卫军统领陆建章:“你们立即出发,去把张镇芳换下来。我不管你们谁前堵谁后追,总之尽快剿灭白狼。”打擂的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上。半年后,也就是1914年8月,疲惫的白狼土匪军返回河南老巢时,中埋伏全军覆没。此仗打完,收获最大的当属陆建章,他一跃而为陕西省军区司令——陕西督军。提一句,陆建章的麾下有一员猛将,曾在“滦州兵谏”中作为龙套出场,此人是个大块头,也是他的内侄女婿,名叫冯玉祥。意外的结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他真的赢了吗?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好不容易赶跑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国民党,袁世凯开始头疼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各省与中央的矛盾。清朝解体后,地方各省自立山头。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希望地方分权,特别是地方财政(财权)独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权)独立。而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则希望中央集权,贯彻落实“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以解决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裁军杜绝乱源,只有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财政,袁世凯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收拾乱摊子,进而富国强兵。这个矛盾不太好调和。袁世凯同志与他的团队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解决办法:一步一步地集权于中央政府。确切地说,是集权于大总统之手。好了,下面就来看一看袁世凯同志如何具体操作此事。第十二章将独裁进行到底

                        袁世凯转正

                        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袁世凯几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举目四望,天下再无对手,但国民党尚控制国会,南方也未完全平定,所以袁世凯为了稳定政局,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也很听他话的内阁。内阁成员主要出自进步党,如内阁总理熊希龄、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周自齐(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他们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名流,因此这届内阁也被称为“名流内阁”。随着名流内阁开始运转,北洋势力逐渐稳固,国内也相对太平下来,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袁世凯也有烦心事:都折腾了一年多,还没有取得正式合法的身份,他仍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大总统。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国民党的头头们都被他以层出不穷的罪名满世界通缉,黎元洪也算听话,他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于是,为了防备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的议会阻止他当选总统,袁世凯又动起了歪脑筋。1913年10月6日,国会议员们来到选举会场,准备推选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在议员们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警的凶恶人士,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公民团”的助威声中,袁世凯终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异常兴奋,在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便一溜烟地呼啸而去,想必是去指定地点领赏了。1913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民国将武昌起义当日设为国庆节),如愿以偿的袁大总统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礼。软禁黎元洪这时的民国政府就像爬满猴子的大树,位置在高处的猴子往下看见的都是笑脸,位置在低处的猴子往上看见的全是屁股。爬在最高处的自然是袁世凯,其次就是副总统黎元洪。所以黎元洪这只猴子只需要看袁世凯的屁股。黎元洪手握三万精兵(武昌起义后由新军扩编而来),连续两次当选副总统,是袁世凯之下的第一人。虽然黎副总统在选择站队时大都选择袁大总统,但袁大总统仍然对其不甚放心。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是不可能让人放心的。因此,袁大总统在转正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服一个男人——黎副总统。但这事不好办,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只有控制得了地盘才能巩固权势。因此普通的调虎离山之计是不可行的。果然,袁总统前后数次邀请把办公地点设在武汉的黎副总统前来北京办公,黎元洪就一个字“拖”,拖到不了了之。袁大总统十分生气,遂下定决心给黎元洪来一招最狠的:霸王硬上弓。袁世凯正式下令,请黎副总统来京就职,湖北都督一职由段祺瑞担任。不过这道命令暂时没有公开,打黎元洪一个措手不及才能收到奇效。段祺瑞带着袁大总统签发的密令,领着头号心腹徐树铮和强悍的军队,坐着专列来到了武汉。北洋系统里仅有的两对金牌搭档之一:段祺瑞和徐树铮,就此进入大家的视野。至于另一对搭档,不久之后也会登场。简单介绍一下徐树铮其人。徐树铮,时任段祺瑞的总参谋长,安徽人,19世纪的80后。此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30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西合璧的优秀人才。他精于算计,业务能力很强,五个月之后,34岁的他就将成为中华民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陆军部次长)。此外,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性格特点:嚣张。大家很快就有机会从他身上领会嚣张的真正含义。话说段祺瑞到达武汉后,黎元洪给了段祺瑞很高的接待礼遇,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感动,他直接拿出袁大总统的命令给黎元洪过目,并强调说:“大总统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和副总统磋商要政,副总统应在首都办公,请立即北上。”黎元洪不傻,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还是开动脑筋,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主意奋力一搏:“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既然段总长(陆军总长)来接任,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你完成工作之后,我再行赴京如何?”黎元洪想争取时间另想办法,可段祺瑞也不是傻子,岂能让他如意,当即断了黎元洪的希望:“黎副总统不用担心,大总统催得急,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已给你备好。”黎元洪当然不想北上,可稍一犹豫,徐树铮先生的枪已经指在了他的头上。论年龄、论资历、论职位、论军衔,黎元洪都要甩徐树铮几条街,因此,除了一个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树铮这个末学后进没有在黎元洪面前嚣张的资格。但不幸的是,徐树铮同志就是那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的就是嚣张,任何一个人想要得到徐树铮同志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这是徐树铮第一次欺负黎元洪。此后的数年之中,他还将多次欺负黎元洪。但问题是,黎元洪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蛋,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喷发。可怜的黎元洪同志还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地弄上火车,即刻赴京去也。黎元洪到达北京时,袁大总统已给他安排好了住处——中南海瀛台,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此住处寓意生动,寄寓了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殷切期望。好在黎副总统的理解能力也很出众,他没让袁大总统失望,自此在瀛台过起了吃干饭混日子的幸福生活。黎元洪自保都够呛,他在武汉的嫡系军队哪里还保得住,很快就被热心的段祺瑞先生打散整编完毕。解散国民党,废除《临时约法》要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软禁了拥兵自重的黎副总统,心愿已偿,该消停了吧。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做了这么久的实习大总统,算是看明白了:孙中山给他定制的大总统基本是个空架子——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手里,行政权力由内阁掌握。这让向来喜欢强权的袁世凯十分难受,他要改造宪法,干掉这些权力掣肘。袁世凯初期的出手还算温柔。袁大总统写了一份冠冕堂皇的咨文(建议),让手下把这份咨文带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们。此时议员们正在热情洋溢地工作,加班加点,力争尽快把《临时约法》修订为正式宪法。解释一句,袁世凯提建议的行为是合法程序,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内容有些不大合适,只见报告上写着四条建议:一、由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国会没关系了。二、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和内阁没关系了。三、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四、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这份咨文的核心内容就一点:袁大总统要发挥超级劳模精神,把所有的职责一肩挑。议员们大吃一惊,袁大总统岂不是要搞总统专制?这与《临时约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万不能答应!敢于反抗袁大总统,还是需要些骨气的。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盼望着好消息的袁大总统,见等来的不是同意而是反对,顿时大为光火:“既然你们不吃软的,那就来硬的!”数天后,各省都督、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飘来,内容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指责“国会专制”,甚至还有人在电报中建议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不要搞了,把老坏事的国民党和国会也解散了吧。这些电报的内容自然都是袁大总统的心声。袁大总统以为一旦军人出马干政,国会一定就此屈服。但信仰武力至上的袁大总统没想到,世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道理:越压迫,越反抗。国会议员中有一些硬骨头——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人,他们不畏袁世凯的压力,硬是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按照袁世凯一贯的处事方式,他出面的都要名正言顺,无法名正言顺的他概不出面。这一次也不例外。袁世凯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国民党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此事的确存在。但很明显,这是袁世凯早就拿到手的情报,为何到现在才使用?原因就两个字:时机。在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袁世凯在动手之前,还需要办好一道手续——内阁同意取缔国民党的命令。内阁诸人,包括总理熊希龄在内,大都出自进步党,对老唱反调的政敌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感,于是袁总统顺利地拿到取缔国民党的命令。给我拿下这帮乱党!袁大总统一声令下,早就等着立功的军警们,直奔国民党议员们的住处呼啸而去。这时,国民党掌握的军队已被打残,道义上也吃亏,活活就是砧板上待宰的肉。四百多名国民党籍议员被一网打尽,国会就此瘫痪。国会瘫痪,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当即自行停顿,还未公布的宪法草案就此胎死腹中。取消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大总统给议员们送去了一通令人心惊肉跳的新春祝词: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国会瘫痪。各位也知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既然国会开不下去了,国家自然不能白养你们这些不干活的,所以请大家暂且回家。工资虽然没有了,但路费还是有的。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还是要开的,请各位回家耐心地等待好消息。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要解散国会,你们这些议员通通回家去吧。议员们当然不肯答应,但限于实力,只能穿街过巷,游行示威。舆论反击,杀伤力有限。闹了一阵之后,只得放弃年薪数千元的饭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路费打道回府。至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一件“正事”后,就此寿终正寝。看到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袁世凯同志这一系列提高行政效率,借势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搞独裁的做法,目的就是搞赤裸裸的专制。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错了。袁大总统可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和简单。这位兄台也知道独裁不是什么好词,他也欣赏民主,他原本也不想遗臭万年,所以面子上必须过得去,该走的形式还得走。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而

                        人之将死,很多事也看得开了,晋景公同意了栾书的建议,将郑成公放回郑国。同年五月,晋景公基本丧失了料理朝政的能力,将大权交给了大子州蒲,也就是历史上的晋厉公,自己则退居后宫,当起了太上君。说来也是冤冤相报,晋景公退居二线之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恶鬼,长发及地,捶着胸脯,跳着走路(就像港片中的僵尸),追着晋景公说:“你杀了我的子孙,不仁不义。我已经请求上天惩罚你了!”晋景公躲到寝宫的门后,那恶鬼用手一推,沉重的宫门竟然应声而倒。晋景公大惊失色,又逃到内宫,恶鬼又毁掉了内宫的门户,势不可挡。晋景公汗津津地醒来,病情进一步加重。很明显,这病已经不是人力所能医了,于是将桑田(地名)的巫师召进宫来作法除妖。巫师在宫中布了一个阵,焚香沐浴,披头散发地做了一通法事,仿佛灵魂出窍,如痴如醉,打翻了几十个青铜器皿,然后用一种非人类的声调说:“这宫中有恶鬼。”“什么样子?”晋景公连忙问。“头大如斗,长发及地,捶胸顿足……”巫师的描述和晋景公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巫师还说,如果没猜错,这恶鬼必当是赵氏家族的先人,因为两年前的灭门惨案,现在来找国君报仇了。“那该怎么办?”晋景公惊恐道。巫师摇摇头,说:“您怕是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秋天麦熟。尝不到新麦的意思,自然是活不过秋天。晋景公不甘心,打听到秦国有位叫做医缓的医生,医术十分高明,专治疑难杂症,便厚着脸皮派人去找秦桓公,要他派医缓来晋国给他治病。秦国人自古厚道,不喜欢趁人之危。虽然两国仍处于交战状态,秦桓公还是派医缓即刻启程前往晋国。医缓还在路上,晋景公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小孩,其中一个说:“哎呀,那个医缓可是神医,他一来,必定会伤害我们,我们该逃到哪里去啊?”另外一个说:“我们躲到膏肓之间,他能将我们怎么样?”这两个小孩就是我们在医药广告中看到的病毒啦。古人将心脏部分的脂肪叫做“肓”,心脏与隔膜之间叫做“膏”,这两个部位针灸不到,药力也难以到达,所以后人将“病入膏肓”作为一句成语,代表无法治愈的绝症。医缓到了晋国,看了晋景公的病情,也说:“没办法治了,您的病已经在膏肓之间,下不了针,也用不了药,没办法治了。”晋景公听了默不作声,半晌,一字一顿地说:“您真是神医。”于是命人厚待医缓,将其恭送回国。同年六月,麦子成熟。公田的管理人员按照传统,给国君送来当年的新麦。晋景公突然想起桑田巫师的话,不觉火冒三丈,命人将巫师抓来,将新麦拿给他看,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今年的新麦。”“你不是说我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吗?”晋景公恶狠狠地说,用眼神示意侍卫,缓缓地闭上双眼。身边的侍卫便将巫师像小鸡一般拎起,拉到宫门之外斩首示众。当天中午,厨房用新麦熬了一锅粥给晋景公喝。说来也怪,就在晋景公举起筷子准备开动的时候,突然感觉肚子发胀,连忙让人背他到厕所去。刚蹲下,整个人就稀里哗啦地倒下来,一头栽进了粪坑,淹死了。说句题外话,如果当年有人发明了马桶,晋景公也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最冤枉的是那个背他上厕所的人。当天早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背着晋景公升上了天空。出于某种骄傲感,他醒来之后就将这个梦讲给了旁边的人听。晋景公淹死之后,人们想起他做的那个梦,便叫他给晋景公作了陪葬——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祸从口出,哪怕只是一个梦,也最好将它牢牢地放在心上,不要轻易对人说起。纵观春秋中期的历史,晋楚争霸无疑是那些年间国际关系的主题,如同美苏争霸是冷战时期的主题一般。楚国的霸业,始于楚武王、楚文王,成于楚成王,又在楚庄王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成于晋襄公,在晋灵公、晋成公年间一度沉寂,到了晋景公手中,又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平心而论,晋景公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没有颠倒众生的人格魅力,但是他踏实肯干,不喜欢瞎折腾,在用人方面基本上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带领着晋国的一班朝臣,兢兢业业地守住了祖宗留下的基业,实现了晋国霸业的中兴。晋景公死后,鲁成公觉得这是一个向霸主之国拍马屁的机会,亲自从曲阜跑到新田去参加晋景公的葬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之间没有互相参加葬礼的义务,只能赠送相应的慰问品。鲁成公这样做,自然是用力过猛,结果又是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晋国人以七年前鲁国曾与楚国秘密交往,企图背叛晋国为名,将鲁成公扣留起来,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80年三月才将他放回去。关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也觉得很丢脸,连晋景公的葬礼在什么时候举行都没有按惯例记录在案。【虚假的和谈】公元前580年三月,鲁成公灰头土脸地回到曲阜,跟他一起回来的是晋厉公的使者郤犨。双方在曲阜举行会晤,重新签订了同盟条约。有必要介绍一下晋国的郤氏家族。郤氏家族原本也是晋国公室成员,姓姬。晋献公年代,有一位叫做“豹”的公族大夫开始崭露头角,受到晋献公的重用,被赐封郤地,由此建立郤氏宗族。骊姬之乱的时候,郤豹的儿子郤芮跟随公子夷吾出逃,并帮助其回国登上君位,成为晋惠公、晋怀公年间的重臣。后来晋文公回国,郤芮不甘心失败,伙同吕甥纵火焚烧公宫,打算烧死晋文公,然而事情败露,郤芮被杀,郤氏家族由此成为晋国的罪臣。郤芮的儿子郤缺继续生活在父亲的旧封地翼城,只是身份从贵族变成了农夫。某一年冬天,晋文公的大臣胥臣臼季经过翼城,在田间发现有个农民举止不凡,一问之下,才知道是郤芮的儿子郤缺,于是向晋文公举荐,让他担任了下军大夫。郤缺文武全才,为人谨慎,做事勤恳,官越做越大,最终在晋成公年代接替赵盾做到了中军元帅,成为晋国的首席执政官。他的儿子郤克也不是泛泛之辈,在邲之战中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又接替士会成为中军元帅,并且在鞍之战中带领晋军大败齐军,为维护晋国的霸业立下赫赫战功。郤克死后,他的儿子郤锜继承家业,成为郤氏家族的族长,因为被封驹地,所以又号称驹伯;郤犨则是郤氏家族分支,号苦成氏,其祖父郤义和郤锜的祖父郤芮是亲兄弟,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苦成叔子;另外还有一个郤至,是郤犨的侄子,因为被封温地,当时的人们又尊称其为温季。公元前583年的下宫之难,赵氏家族元气大伤,赵朔、赵括、赵同等人均被杀死,郤氏家族趁机填补空缺,郤锜、郤犨、郤至都担任了要职,史称“三郤”。郤犨来到鲁国,除了代表晋国与鲁国结盟,还有一个私人任务,那就是向鲁国大夫公孙婴齐求婚。公孙婴齐的父亲是鲁宣公的同胞兄弟公子。他的母亲嫁给公子叔肸(xī)的时候,没有举行媒聘之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聘则为妻,不聘则为妾”,一个女人没有经过媒聘之礼就出嫁,那就只能算作妾。因为这层关系,鲁宣公的夫人穆姜很看不起她,说:“我才不与妾为妯娌。”等到公孙婴齐出生之后,就要公子叔肸休了她,并将她嫁给了齐国的大夫管于奚。这个女人在齐国又生了一子一女。后来管于奚去世,齐国人又将她送回鲁国,交给公孙婴齐赡养。公孙婴齐是个厚道人,将母亲带回来的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其中男孩担任了鲁国的大夫,而女孩则嫁给了大夫施孝叔,成为施夫人。不知道为何,郤犨对这位施夫人情有独钟,指名要娶她回去做老婆。晋国势力强大,连鲁成公都对郤犨唯唯诺诺,公孙婴齐哪敢得罪他?于是跑去和妹夫施孝叔商量,要他将妻子让给郤犨。施孝叔听了公孙婴齐的话,茫然不知所措。他想,这算哪门子事啊?一个外国人跑到鲁国来,看中了他的老婆就要带走,如果他看中的是国君的夫人呢,也要答应他吗?然而,这些话说也没用,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家族的生存,他只能答应公孙婴齐的要求。倒是施夫人誓死不从,她对施孝叔说:“鸟兽犹且不抛弃伴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施孝叔很是无奈地说:“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啊!如果不答应晋国人的要求,国君怪罪下来,我们全家都只有死路一条,还谈什么抛弃不抛弃。”施孝叔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施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夫妻俩抱头痛哭,洒泪告别。施夫人到了晋国,给郤犨生了两个儿子。她的命运和她母亲的命运惊人的类似,然而不幸的程度远远超过母亲。六年之后,郤氏家族灭亡,郤犨被杀,她又被晋国人送回鲁国。施孝叔亲自跑到黄河边迎接她,但是当着她的面,将郤犨的两个儿子扔到黄河中淹死。施夫人肝肠寸断,对施孝叔说:“你自己不能保护妻子而将她拱手让人,现在又不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人家的遗孤而杀死他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好结果?”于是对天起誓,不再回到施家——当然,这也是后话。相比郤犨的夺人所爱,郤至的蛮横霸道也不遑多让。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0年秋天,郤至和周王室在温城所属的鄇(hóu)地(地名)的所有权上发生争执。当时的天子周简王派王室大臣刘康公、单襄公跑到新田,请晋厉公主持公道。面对国君和天子派来的使者,郤至的态度仍然十分强横,明确表态说:“温城,是先君封给郤家的旧地,我怎可拱手让人?”刘康公还是据理力争,说:“瞧您这话说的。当年周朝消灭商朝,将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将温城和周边的田地封给了司寇苏忿生。周襄王年间,苏氏后人背叛王室,襄王便将温城赏赐给了晋文公。晋文公又将它赏赐给有功之臣,先是赏给了狐溱,后来又赏给了阳处父。因为狐家和阳家先后灭亡,才轮到郤家。您现在说什么郤家旧地哟,那原本就是王室的土地!”晋厉公在一旁听了,心想直犯嘀咕,按照这个逻辑说下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有哪一块土地原本不是王室的呢?连忙打断刘康公的话,对郤至说:“人家说得有道理,我来做个主,你让一让,别跟天子争家产了,如何?”郤至讪讪地说:“您都这么说了,我哪里敢不从?”这才极不情愿地将鄇地让给天子。郤氏家族的兴盛年代,也是晋楚两国出现短暂的和平的年代。前面提到,自公元前582年楚共王派公子辰出访晋国以来,两国关系日益缓和,双方来往不断,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那道鸿沟似乎到了必须填平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率先挥动铁锹的人。一个宋国人——华元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这个曾经因被车夫出卖而成为郑国的俘虏的人,曾经被民工嘲笑为“吹牛皮”而不恼怒的人,曾经孤身闯入公子侧的大营拿刀逼迫他签订和平协议的人,是当时国际上公认的老好人,人缘极佳。他与楚国的实权派人物公子婴齐,与晋国的现任中军元帅栾书都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听到晋国派籴伐出使楚国并获得成功的消息之后,华元感到这是一个让中原诸国摆脱夹缝中求生存的最好机会。他请示过宋共公,便先来到楚国,后又前往晋国,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两国之间穿针引线,于公元前579年正式促成了两国的和平谈判。这一年五月,晋国派士燮为代表,与楚国的公子罢、许偃在宋国首都商丘的西门之外举行了会盟,史称“宋之盟”,其盟约如下:“从今以后,晋楚两国不再以刀兵相见,坚持相同的价值观,共同救济危难,赈济灾荒。如果有对楚国不利者,则晋国去讨伐他;同样,如果有谁对晋国不利,则楚国也应该讨伐他。两国之间,使者往来,道路畅通。对那些不听从两国领导的,要想办法使其服从;对那些不来朝见两国君主的,要出兵迫使其屈服。如果违背这一誓词,请上天降罪,令其军队败亡,不能享有国家。”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争霸便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几乎所有诸侯国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与外交博弈中,有如风箱中的老鼠,两面受气,中原地区的生产也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宋之盟在当时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郑成公立刻前往晋国,高调而低姿态地听晋厉公讲述盟约的内容,表示要在晋楚两国的领导之下,为国际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在晋楚两国握手言和之前不久,晋国的宿敌秦国也向晋国伸出了橄榄枝。公元前580年秋天,秦晋两国国君相约在令狐(晋国地名)举行会盟。晋厉公先行抵达会盟地点,但是秦桓公临时改变主意,不肯渡过黄河去见晋厉公,将人马驻扎在王城(地名),派大夫史颗前往令狐会见晋厉公,举行了盟誓仪式。晋国则派郤犨到王城会见秦桓公,同样举行了盟誓仪式。自古以来,恐怕还没有这样奇怪的会盟。士燮对此评论说:“这样的盟誓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古人盟誓,必先斋戒,以示隆重和守信。在约定的地点会盟,是相互信任的起点。如果一开始就不信任,又有谁会坚守盟约呢?”秦桓公回去之后,果然将这一盟约扔到了爪哇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其实,宋之盟对于晋楚两国的意义也十分有限。公元前579年秋天,晋厉公派郤至前往楚国访问。楚共王举办了盛大的午宴招待他,并且派公子侧担任傧相。郤至按照当时的礼节,从西阶登堂入室,刚走进来,忽然听到鼓乐大作,四下一看,又没看到乐队的影子。那音乐,端庄而浑厚,郤至停下脚步,仔细聆听,发现那竟然是用来招待国君的“肆夏”之乐。所谓肆夏,原本是天子招待诸侯时演奏的音乐。到了春秋时期,诸侯相见,也越级使用肆夏之乐,但是用于招待卿大夫,还没有过先例。楚共王为了表示对郤至的重视,或者也是为了显摆,特意搞了个新花样——在正堂的地下室里安排了一支乐队,要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演奏肆夏之乐。郤至越听越不对劲,转身就往外走。公子侧连忙拉住他说:“时间不早了,寡君已经等候多时,请您入席!”郤至连忙推迟,说:“楚王不忘先君之好,惠及下臣,以这样的大礼来对待我,用肆夏之乐来招待我。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难道还有更高尚的音乐来伴奏吗?我哪里敢进去!”这话说得对,中国人从古至今最讲究的就是政治待遇,什么级别的干部就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绝对不能越级。公子侧很是不以为然:“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无非是用一支箭来互相招待,哪里用得着什么音乐?寡君等不及了,您还是入席吧!”言下之意,两君如果相见,那就是在战场上了。公子侧说这样的话,在外交场上是不负责任的,但确实是当时晋楚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表面上笑脸相迎,实际上暗藏刀兵。郤至的政治敏感性显然比公子侧高多了,他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以一支箭来互相招待,那就是两国的大灾难了,哪里是什么老天眷顾?诸侯侍奉天子之余,则互相拜访,于是有享礼和宴礼。享礼虽设酒食,并不吃喝,以示恭敬勤俭;宴礼宾主尽欢,大快朵颐,以示仁慈恩惠。恭敬勤俭,所以成礼;仁慈恩惠,所以布政,那也是诸侯用来保护自己的人民的手段。正如诗上所说,‘纠纠武夫,公侯干城’。到了乱世,诸侯贪婪成性,欲壑难填,无所顾忌,常常为了尺寸之地而驱使民众去送命,将武夫当做自己的心腹、股肱、爪牙。所以诗上又说,‘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诸侯会护卫人民,而约束自己的心腹。天下大乱,则一切都会反过来。今天听到您所说的话,我觉得是乱世之道,不可以听从。”郤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不过呢,您是主人,我是客人,客随主便,我哪里敢不听命?”于是入席就坐。回到晋国,郤至将这事讲给士燮听。士燮长叹一声道:“无礼,说过的话就不会算数,我等武夫很快又要上战场去寻死了。”话虽如此,晋楚两国至少还是维持了表面上的和平。同年冬天,楚共王派公子罢回访晋国,与晋厉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晋楚两国实现了表面上的和平,但晋厉公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公元前578年春天

                        至关重要。排在名单首位的是蔡锷同志,此人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接下来的重要人士,是超级人气实力天团“溜须拍马无下限”的大牌成员——阎锡山先生和张作霖先生。阎锡山不仅在袁世凯出山后大力镇压革命党表明立场,还把老爹阎书堂送到北京做了人质。这么看来,我们应该从“我爸是李刚”手中收回“坑爹”一词的冠名权,毕竟远在一百年前,阎锡山先生就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对“坑爹”一词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定义。话又说回来,此法虽然凶残,但效果还可以。因为阎锡山依靠不孝的“坑爹”奇招,慢慢消弭了袁大总统对他的戒心。比起阎锡山,张作霖也不遑多让。作为百年难遇的拍马屁高人,为了让袁大总统对他放心,他隔一段时间就赠送袁大总统一个回报(主要是升官发财)惊人的大马屁。对于袁大总统想升级做皇帝的行为,他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表示: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凭此二人的种种行为,不难知道他们的请愿举动并非出自真心实意,而是出自畏惧,畏惧袁世凯拿割据一方的他们开刀。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一旦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名单中有一个叫陈宧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名单中还有之前露过脸的汤芗铭,以及一个叫陈树藩的小马屁精军阀,这两人后来都竖起了反旗。总之,这些劝进的将军,不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往上爬捞好处,没有一个人靠谱。奇怪,理论上应该靠谱的一线北洋重要干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为何不在名单中?因为这二人很不爽袁世凯。不爽的理由之一前面提过:袁世凯收回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理由,这二人并不支持袁世凯放弃共和。段祺瑞曾当面告诫袁世凯:“咱们都共和好几年了,您却要掉头当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十分危险,搞不好就要车毁人亡。”但袁世凯没听进去。段祺瑞很生气,心想你不听我的,我还不伺候你。于是掉头回家,下围棋去也。远在江苏的冯国璋,消息自然不如京城的段祺瑞灵通。他走了一些关系后,才打探到袁老大要做皇帝的消息。但他不相信英明神武的老大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于是从江苏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当面跟袁世凯确认。袁大总统具有很精湛的艺术表演功力,面对冯国璋的询问,他佯作惊异道:“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你看袁克定是一残疾人(跛腿),二子袁克文是文人(浪荡公子哥),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国璋的脑袋有些一根筋,想当皇帝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明说。若冯国璋多问几遍,凭他们的交情,也许能套出实话。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搞政治是个榆木脑袋,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位兄台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有关袁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了,那纯属谣传。以后谁敢乱说话诽谤领袖,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老大在耍他。于是,与老大的关系本就不如当初和谐的冯国璋,更加觉得老大拿他当外人,顿生异心。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北洋功臣,将成为袁世凯的大问题。不过在袁老大的积威之下,这两位做惯了小弟的人还是不敢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领头。人生就是一出戏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选。此人就是正在“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演戏的蔡锷。蔡锷的大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却从没有认真介绍过,在此补上。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跟此前介绍过的所有牛人一样,蔡锷的家境也是贫寒得不得了。从16岁开始,蔡锷就辗转于各地求学。他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先是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跟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学习新学,随后不久留学日本。这段时间,蔡锷学的都是维新致用的知识,走的是梁启超那样的路线,他想和平地改造这个腐朽的王朝。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1900年,蔡锷的老师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成立“自立军”,计划打到北京去营救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开明的光绪皇帝能给民主和自由保驾护航。可还没来得及起事,唐才常和左膀右臂们便被张之洞一窝端。唐才常随即被杀。鲜血浇醒了蔡锷,他决定改走铁血救国路线。此后,他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当军事教官。随后,全国大练新军。蔡锷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得以执掌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手下大概有四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就靠这四千人马策动云南独立,成为新任云南都督。后来的事情之前提过。蔡锷虽然反对“二次革命”,但他不像阎锡山和张作霖那样没脸没皮,舍得放下身段投靠袁世凯,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闲置到现在。当袁皇帝还是袁总统的时候,蔡锷确实对这个中国第一强力人物抱有殷切希望,觉得共和或许能在此人手中实现。可袁总统后来连出昏招,居然逆流而行做了皇帝,蔡锷遂对其彻底失望。他决定站出来阻止袁世凯,以匹夫之身去挑战袁世凯背后的国家机器。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失败,但不畏惧失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有理想、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这种人无论自己多么弱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会聆听并遵从内心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前行,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这种明知艰难险阻却一往无前、不顾小我去拯救大我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斗士。他们是可怕的,是值得敬畏的。而蔡锷正是一名伟大的斗士。幸好,蔡锷并非一人孤军奋战。表面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虽多,但站出来极力反对的也有一些,蔡锷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师徒二人秘密取得联系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云南,因为唯云南有兵可用!可现在蔡锷形同被软禁,怎么回云南?蔡锷知道,只能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再看有没有可趁之机。而要让一个枭雄信任你,不再觉得你是他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装傻充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就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刘备被曹操软禁后,天天躲在住处的后院里种菜养花,摆出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做起了全职宅男。时间久了,曹操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刘备真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大志,甘做一田舍翁?于是杀刘备的心思不再如以往坚定了。33岁的蔡锷吸取前辈刘备的经验,演起浪荡公子哥,常常出现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携手打造浪漫的文艺范儿生活。不仅如此,蔡锷还在呼吁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献媚。时间久了,袁世凯虽不相信蔡锷的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但还是稍微降低了防范的力度。其实这也就够了,一点点的松懈都可以有一个大的机会。袁世凯忙着登基一事之际,蔡锷创造出了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史料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流传度最广的文艺版本。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锷与小凤仙假装出门踏雪寻梅。途中趁监视的暗探不注意,蔡锷竖起衣领,压低毡帽,混进人丛,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自天津出海,绕道回到云南。至于第二个版本,虽不浪漫却更加可信。蔡锷没有靠小凤仙打掩护,而是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跟袁世凯请了三个月病假,理由是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因为比较满意蔡锷近期的表现,一时大意答应了,蔡锷趁机借道日本回到云南。不管哪个版本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真相,蔡锷终归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洞察力,主动创造机会,历经艰辛回到了云南。“护国战争”回到云南的蔡锷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执行与梁启超早就商定好的超高难度计划:尽云南之力,倾巢而出,占领四川。然后再倾四川全省之力,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告各界:“盛情难却,我准备做皇帝了,计划明年1月1日登基。”次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通电,号召国民进行“三次革命”,把袁世凯这个独裁者打回原形!1915年12月25日,圣诞节。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这个洪宪王朝有两处创新。一是将觐见礼由三跪九叩改为鞠躬,这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清朝皇帝们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磕,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二是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袁皇帝正为上面的两项创新感到得意之际,却收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圣诞礼物。礼物是一个坏消息: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口号是“反袁护国”,已经誓师出征。云南陆军编成第一、二、三军。蔡锷亲率以麾下四千精锐为主力的第一军自云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数是少了点,但这已是蔡锷能拿出手的全部家当。从日本匆匆赶回的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兵出广西。说是兵出广西,实际上只是防备可能来自广西的攻击。云南境内除蔡锷外的另一名实力派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看门。“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护国军起,平乱为重,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登基典礼。袁世凯见招拆招,派出三路大军进攻护国军,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击溃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壮派军官曹锟统率,其中一路由吴佩孚、冯玉祥两大猛男做先锋,入川进攻蔡锷的护国军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师(原第六镇)师长马继增率领,过湖南,进攻云南的护国军大本营,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第三路由龙觐光率领,由广东出发,借道广西,配合马继增夹攻云南。战斗首先在四川边境打响!朱德率领的护国军先锋部队在棉花坡与北洋军遭遇,小挫大意轻敌的北洋军,未来的朱德元帅在棉花坡一战成名。但北洋军因此重视起了护国军,对护国军来说,局势并不容乐观。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兵员不足、弹药严重消耗,综合实力处于下风的护国军被迫撤退,由攻转守。奇怪的是,曹锟的北洋军却按兵不动,并不乘胜追击,战事进入相持状态。曹锟明明占据优势,为何休兵不战?答案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以曹锟为首的前线军官并不支持老上级袁世凯称帝,但也不想拒绝出兵公然得罪对方,所以在击退护国军后,见好就收。可能性二,为了保存实力。可能性三,由于日本人介入战争,暂时观望一下。由于袁世凯一贯的坚定反日立场,尤其是他近年来日益向欧美列强靠拢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场,日本必除之而后快。因此在护国战争开始后,日本内阁就通过决议: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将大力赞助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宗社党为代表的反对政治势力。势头正盛的云南护国军,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军火以及军事顾问团队(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曹锟休兵的时候,马继增那一路进攻云南的军队才投入战场。这是因为湖南和云南的交通条件太不理想,路太难走。马继增率军兵临城下,而唐继尧手头的那点兵和将用来防守云南一个省实在是捉襟见肘,几乎处处是防守漏洞。云南局势危殆!陷入被动的蔡锷和梁启超开始寻找援军,四处求救。求救效果并不好,大部分人都推三阻四,不肯给个痛快话。好在有一个叫王文华的,不负二人厚望。王文华的家族在贵州很有实力,他舅舅刘显世手下有兵(护军使),跟立宪派关系也不错,是贵州的土霸王,而且刘显世还欠蔡锷一个人情——当年蔡锷派遣唐继尧帮他摆平了强大的对手,为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1916年1月27日,在王文华的策动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随后,王文华率军出贵州,对抗马继增的大军。战斗很快爆发。王文华的部队不仅战斗意志坚定,而且有未来的名人何应钦这样有潜力的将领临场指挥,而北洋军既不擅长山地作战,又是骄兵,徒具人数和装备优势。在王文华部的偷袭之下,北洋军连续小输几场。连败的马继增非常郁闷,自己瞧不起护国军,结果人家跟自己玩儿命,吃了败仗。太轻敌,太丢人。马继增先生并没有郁闷太久,因为他很快就彻底解脱了——在前线暴毙而亡。说是暴毙,其实是死因不明,可能是活活郁闷死的,也可能是自杀谢罪……这场及时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云南危机,更重要的是将“北洋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信号传达给了天下人!这之后,北洋军稳驻城池,不再冒进,王文华也不敢逼迫太甚,双方就此对峙起来。四川、云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僵持阶段。再见,结束跟辛亥革命如出一辙,主战场无战事的时候,其他各省倒是热闹起来。最热闹的肯定要算广西一份,因为袁世凯的老对手岑春煊出了一个狠招。他指使老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扣押借道广西的龙觐光,导致袁世凯的第三路大军瞬间瓦解。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连成一片,护国战争达到高潮。此时,陷入被动的袁世凯并未绝望。在他看来,得到日本支持、底牌尽出的护国军都打不过长江一线,这点小小的冲击力不足为惧!他认为只要换将,前线的北洋军一定能重整旗鼓。可换谁去?没有选择,只有段祺瑞和冯国璋。但这二人直接一口回绝袁世凯的命令不说,冯国璋还给了袁世凯一个更大的“惊喜”——冯国璋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和山东四省督军密电各省,请护国军立即取消独立,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此事史称“五将军密电事件”。北洋系统公开分裂!曾经独霸天下的北洋系统正式分裂!虽然袁世凯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且久疏战阵,而他视为倚靠的两员北洋战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又离叛而去,他的皇帝事业是真干不下去了。肯定有人要问,北洋系统不是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足鼎立吗,怎么少了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就玩不转了?这是由另外两人的性格和兴趣所决定的。之前提过,徐世昌和王士珍擅长的是谋略,与带领军队相比,他们更享受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身份和荣耀。此外,他们还时不时地退隐江湖。如此一来,这两人对军队的影响力哪比得上在北洋军营的熔炉里“烧了又化、化了又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玩不转当前局面的袁世凯赶紧找来徐世昌、段祺瑞商议。想当初,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二位。这么看来,袁世凯已经有借坡下驴的意思。果然,此二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取消帝制。祸起萧墙,人心离散,军队带不动了。失去了最大的底牌——军队,袁世凯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孤注一掷地将皇帝事业进行到底,理智和良知尚存的他决定悬崖勒马。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没有正式登基的皇帝之后,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洪宪王朝彻底关门大吉。不知道是袁世凯老糊涂了,还是众叛亲离消磨了他的敏锐,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后,张口就是一句有失水准的话:“我不当皇帝了,那我继续当总统总是可以的吧?”袁世凯想一切都回到没有当皇帝之前,重新来过。但不会有人给他这个机会。反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第一个不答应他。5月9日,孙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全国人民继续起来战斗,彻底打倒袁世凯这种不遵守《临时约法》开历史倒车的大独裁者!有人可能奇怪:孙先生怎么说得多做得少?你误会了,孙先生的动作还是相当迅猛的。关于孙先生“二次革命”后的反袁经历,下章具体再讲。老对头孙中山坚定地不放过他,之前积

                        99久久精品九九亚洲精品背叛我、羞辱我……”卡伦频频抽咽,努力调整情绪,“你是我这辈子唯一信任的人。我心里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使得你……让你不能再治疗我,这点我能明白。真的。可是,如果没有你,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只是好害怕失去你。”好一场考验!我想,卡伦首次有机会感受到何谓“信任”。难怪她吓坏了。在此同时,我和卡伦的治疗关系可能因某些改变而产生变化:我应征了三所教学医院精神科主任的职位,有的在城里,有的在郊区。我不管接下哪份工作都能继续卡伦的治疗,但我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在哪一区落脚,我担心如此变动会扰乱她的情绪。我不知道我的面试结果将对卡伦造成何种影响,但除非我有了周密的计划,否则我不会泄露半点口风。根据她的遗失时间的病史与童年受虐经历,我汇总得到一个假设:卡伦患有多重人格障碍(但究竟是哪个人格来见我,目前我并不清楚)。治疗期间,卡伦偶尔会提到其他受虐孩童,我怀疑他们可能都是她的分裂人格,各自拥有独立经历,但在卡伦的记忆中,她把他们都当成别人。又或者,这些记忆只是受虐或性受虐儿童衍生的某种想象(极具想象力的幻想),但受虐者本身却认知其为真实事件?尽管我理解这些故事很可能全是她捏造出来的(但我无法理解她如何想出如此性变态的情节?),但她在录音带中极具说服力的陈述方式仍深深影响了我的判断。虽然叙述过程令她极不自在,她还是竭尽所能描述记忆中的一切。我告诉卡伦,我听了录音带,也了解她受创的严重性。我并未要求她详加描述任一特定事件,因为我不想让她以为我对某一受虐事件特别有兴趣,并借此催促她提供更多细节。在这关键时刻,我最不想做的就是直接告诉她该往哪儿走。我总是希望她能领头带路,自己决定方向。不幸的是,卡伦给我这盒录音带后就一直想自杀。我们每两天通一次电话,每周见面治疗一次,我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如何进行危机处理这两件事情上。有一天,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假如录音带上说的全是真的,那么也许她不止计划自杀,也打算杀我灭口——她曾受过警告:不得泄密。“你有想过必须连我也一起杀掉吗?”某次治疗时,我问卡伦。她似乎吓了一大跳,好像做坏事被逮到了。“有人警告过我,如果我把秘密告诉别人,就得把那人给杀了。我还记得他们曾经教我怎么做,”卡伦浑身发抖,极度恐惧,“这让我害怕对别人提起这件事,想都不敢想。”她停下来,然后又继续,“我从来没有真的……我是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人。我常常想,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我真的说出来了——那么我会自杀。反正我原本就该死。”“你现在是成年人了,”我提醒她,“尽管这些感觉仍然鲜明,像刚发生过一样,但它们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他们叫你必须杀掉我,杀死你自己,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发现他们的秘密,好让这些恐怖的秘密活动可以持续进行下去。但是,你把秘密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承担你的秘密,并不会让你遭遇危险。”卡伦弯下身子,低头掩面哭泣,长久以来无法说出口的重担,此刻终于卸下来了。第二部分身第9章克莱尔的信时间是1993年10月初,厚厚的云雾覆盖整座城市,遮蔽了视线,于是湖滨大道的车流与几艘停在门罗港上下飘动的船只全都看不见了。卡伦意兴阑珊地出现,直接走向椅子,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察觉有事不对劲,但她等了好几分钟才开口说话。有些时候,我必须等很久才能盼到一句话。若在这时出手帮她,反倒可能害她偏离原本令她挣扎的主题。看神情,卡伦似乎有话想告诉我;她开口,又突然陷入沉默,望向窗外。最后,她终于说话了:“我一直在……发作……我都说这是‘转换’。”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两眼仍盯着窗外。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继续往下说。“我常想不起来某些时段发生过什么事……时间从几分钟到几个月都有,长短不一,”她再次停顿,“比方说……我不记得我曾经跟我丈夫有过性关系。”卡伦羞红了脸,但表情困惑,“我知道一定有。孩子都生两个了。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卡伦终于转头看我,“我几乎没有性的感觉。”“发生‘转换’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很高兴她终于提起这件事了。但我必须让她以自己的步调,用自己的方式慢慢说。“唔,我的时间不见了。我记得,刚开始那一瞬间,我会觉得很虚弱,接下来就什么都记不得了,待我回过神,我会很累,全身仿佛被抽干一样,等这种感觉过去,我就恢复正常了。大概是这样。”我想,卡伦经历的正是“分离”或“神游”状态——两者只是名称不同,实际上都是类似进入催眠的恍惚状态,而她也不会记得这段时间发生过的事。问题是,在卡伦毫无记忆的这段时间内,她做了什么?我很惊讶她很少提起这件事,因为这种状况肯定让她苦恼又迷惑。但我认为,她必须信任我到某种程度,才可能把秘密说出来。卡伦自己对“转换”一事似乎也不甚了解,至少不比她告诉我的多多少。然而,她却有办法通过其他特殊方式,告诉我更多她自己并不知道的过去。到了11月,卡伦开始间接地透露她不为人知的内在生命。她在一封日期为1993年11月7日的信上,记述了一场梦境。我在跟你通电话。我们决定找一天带我妈一起来。走进电梯,我开始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这些人也跟我一起进了你的办公室。你开门让我和我妈进去,但我不懂,你为什么让这群人也进了办公室,却不跟他们说话?然后,你开始跟我妈说话,但我记不得半个字——因为我忙着(简直忙昏头了)注意屋里的其他人。有个男孩站在你旁边,对我妈吐舌头,有个女孩窝在你腿上,渐渐睡着了。两个10来岁的孩子吵着谁要先跟你说话,还有个小宝宝蜷曲在办公桌旁。一个女人骂我妈是婊子,一个女人坐在你的办公桌上,嘲弄我妈说的每一句话,还有一个女人在打扫、整理你的办公室。这次治疗感觉乱哄哄的。但是听他们说话时,我觉得自己早就认识这些人了。你的镇静令我吃惊,你竟然完全不受他们的吵闹干扰。我不记得这个梦最后是怎么结束的,但是,当我从梦里醒来,我觉得好安详,我甚至咯咯笑了起来。“当你回忆起这个梦,”我问,“你会想到什么?”卡伦耸耸肩说不知道,但她觉得这些人很好玩,而且感觉一点都不陌生。“我认为,屋里的人代表不同面的你,还有你对我和你母亲不同的感觉。”我怀疑,当卡伦“遗失时间”或发生“转换”时,她会以另一个人格出现。我不太想告诉卡伦我真正的想法——梦里出现的人代表她的不同人格,以及,我为她下的诊断是“多重人格障碍”;但我认为这一天就快到了,因为卡伦自己在治疗时提起这些影像和她的“伙伴们”。她正推着我们前进。隔天,我收到一封信。邮戳日期是1993年11月5日——卡伦做梦前两天,而我收到信的日期是11月7日。信封上的寄件地址是卡伦家的地址,信纸是普通三孔活页纸,内容以铅笔写就。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克莱尔。我7岁。我住在卡伦里面,可是我一直都在听你说话。我想跟你说话,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说。我跟詹姆斯、莎拉一起玩游戏,也会唱歌。我不想死。你可以帮我绑鞋带吗?克莱尔我并未立刻打电话给卡伦,同她讨论。我等了好几天,整日苦思该如何向她提起这件事。卡伦有办法一次消化这么多信息吗?毕竟她每天都想自杀,状况已极为严重。我担心这是否已超过卡伦能承受的程度,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克莱尔,卡伦还有多少不同的人格?我必须把焦点集中在卡伦身上,注意她的反应、她的问题、她的行为举止,还有她的安全。我搜集多重人格障碍的资料已有好一段时间,论文、专题研究、教科书、会议摘要等无一放过,几乎摆满一整个书架。在这些数据中,引用频率最高的是弗兰克·W·普特南医生所写的《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与治疗》[1]。书中写道,引发多重人格障碍最普遍的原因是童年遭受性虐待,其中以施虐过程残暴,施虐者以物体、捆绑、烧伤、割伤等方式凌辱受虐者,或逼迫其参与“黑弥撒”[2]者为主。这些描述符合卡伦的状况。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也常表现自杀与自残倾向,另外还有头痛、晕眩,以及无知觉、失去听觉等歇斯底里症状。在卡伦的个案中,双腿曾经受缚、受鞭打部位出现莫名疼痛也属症状之一。关于多重人格障碍的病因及症状,各路作者们几乎是英雄所见略同。普特南在书中记述,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不会轻易表现症状,因为他们害怕被贴上“疯子”的标签,但其中一名人格可能挺身而出,借由写信等各种方法与治疗者联系。另外他还提到很重要的一点:若不同人格之间提出要求或疑问,尽可能不要为任何一方保守秘密。克莱尔的信即是所谓的秘密。卡伦再度踏进诊所时,我已准备好让她看那封信了。我决定在治疗咨询一开始就切入重点,尽可能争取更多时间处理信件的问题。“我一直在想你之前曾告诉我,你脑袋里会出现不同声音,”我说,“尤其是晚上上床前特别严重。还有上次你提到好几个人跟你一起来我办公室的那个梦。我在想,你身上是否还有其他我们并未意识到的状况?”我尽可能小心翼翼提起这个话题,但卡伦似乎渐渐明白事有蹊跷。她看起来很不自在,忧心忡忡,但我仍硬着头皮说下去。“我收到一封信,想拿给你看。”卡伦僵住,神情惊恐。“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我小心地把信和信封递给她。卡伦读信,再看看信封上的地址;她的脸越来越苍白,闪过一抹恶心作呕的表情,看起来好像快昏倒了。“这封信或许是一条线索,让我们了解长久以来困扰你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试图让她知道,我是真心想跟她一起面对、处理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思考了好一阵子,我认为你得的是一种叫‘多重人格障碍’的问题,”我说。既然我说了,她也别无选择,只得明明白白听我说个清楚。“根据你遗失时间的经历,还有你压根儿不记得自己曾写过这封信——你的表情告诉了我——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好了,现在该我闭上嘴,换卡伦上场了。卡伦在发抖,她看着大门,似乎随时准备夺门而出。她的脸色苍白,闪过好几种情绪——困惑、恐惧、屈服。慢慢地,她开始放松,原本惊慌、恶心的神情转为悲伤与接受。“我没料到会是这样,我没有心理准备,”终于,她轻声开口。“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帮你准备好面对答案,”我说,“但我认为这封信是个明显征兆,显示部分的你想公开这种状况。”“我了解,”卡伦说。我再次坐好,等待。“过去我总以为这些声音是我想象中的朋友,”她停下来,然后更轻更柔地说道,“有时候,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来说一点也不重要。”我不太确定她这句话的意思。“你听过这个病名吗?你看过《心魔劫》这部电影吗?”“没看过,但我听过片名。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向避开这种类型的电影。”卡伦一副感觉自己被剖开、暴露在众人前的模样。她扭过头望向窗外,我看不见她的脸;良久之后,她转回来看着我,苦恼且心灰意冷。“你能帮助我吗?”卡伦终于问道,“还是我已经没救了?”“我非常想尽一切力量帮你,”我设法清楚、直截了当地表明我的心意。卡伦闭上眼睛,大大吐出一口气。“每个人都有几种不同的性格面向。但是在你身上,这些性格各自独立,分属不同部分的你,而且他们并未完全意识到彼此存在。”卡伦认真思索我的话,然后抬头看我。“我总觉得纳闷,为什么我常常没有感觉?”“也许某些事件或线索能解释这种状况。我们可以一起探索这个部分,”我说。我想尽可能常用“我们”、“一起”这些字眼,强化卡伦“她有我这个伙伴”、“我会坚定支持她”的印象。“我很高兴我们能讨论这件事,”她柔柔地说。咨询时间结束,但我仍担心这次谈话对她造成的冲击。“你可以自己回家吗?”“我想应该可以。”我请她晚上打电话给我。我担心——超过我平常担心她的程度——她会再度伤害自己。她茫然、颤抖地离开。希望一切渐入佳境,我想。※※※※自克莱尔的信曝光以来,卡伦似乎更加意识到其他部分的自己,傍晚和夜间尤其明显。卡伦说她偶尔能察觉不同部分的她会用不同方式来扮演她的角色。她能感觉到意念转换的瞬间,现在她甚至偶尔能旁观自己如何行事。她说除了想伤害自己的那个部分之外,这种感觉其实不会太吓人。昨晚,她听见(或感觉到)一个男性的声音,这个声音叫她不要再跟我说话,否则她会受到伤害。当她开始生气——这很少见——她听见同一个声音教她如何生气。每到晚上,她会听见许多声音七嘴八舌讨论当天的事件,其中有些她甚至毫无印象;这种讨论似乎是让“大家”同步更新信息的方法。“这种感觉就像,”她试着解释给我听,“我上床睡觉,换其他人出来活动。甚至连白天的例行家务——像煮晚餐、打扫、开车送小孩上学——感觉也很陌生,因为这些工作都是‘其他部分的我’替我完成的。我知道这些事我已经做过好几千次,但我有种感觉,好像我不曾真正做过这些事情。”卡伦讲得很快,身体前倾,指手画脚,跟我分享这一切似乎令她颇为宽心。“你还感觉到什么吗?”“我可以同时看书、看电视、听音乐——不同的我可以各自专注于他们自己的活动。”她停下来,表情变得有些悲伤。“有时候,我觉得以前告诉你的那些虐待事件其实不曾发生过。我可以把记忆告诉你,但与这些记忆相关的感觉却不属于我,属于其他部分的我。”卡伦望着窗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最近你觉得怎么样?”她回过头说,“最近我常常觉得腿很痛,但我认为应该不是真的有问题。”她停下来,头偏向一边,仿佛正在听人说话。“我脑袋里的婴儿哭声消失了。”“婴儿的声音?你听见几种不同的声音?”“我想大概有6种吧。”“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试图掩盖我的恼怒。但失败了。“我怕你会觉得我疯了,怕你会放弃我。”她抱歉地抬抬肩膀,怯懦地微笑。6种声音。谁的声音?我纳闷。早在专业训练初期,我曾见过为数不多的几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卡伦是我自己遇到的第一个。我意识到我有多兴奋(我竟能遇到这种病患),但我必须自我克制,集中精神,继续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她,否则我很可能搞砸整个治疗过程。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并不打算改变做法。我不会因为她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就偏离标准精神治疗技术。话说回来,这些声音说了些什么?6个!真的只有6个吗?※※※※有一天,卡伦问我万一她在咨询时发生遗失时间的事情,让我看见,并且和不同的她说话,届时我会怎么办?卡伦为此踌躇不定。尽管我不确定我会怎么做,但这种可能性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坦白说,我也有点害怕,因为我并不真的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读过多重人格障碍的相关资料,也上过催眠课,然而我不曾在这类个案中用过催眠术。卡伦温顺、有礼又勤恳,总是带着歉意,但其他人格是否也如此安静受制,我没半点把握。到目前为止,每次我都遵照一套名为“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疗”的标准技术为卡伦进行治疗。这套技术将我放在“接受者”的位置——无论卡伦提到什么我都照单全收,不能指引她朝任何特定方向联想。因此她说的每一件事发自内心,我也能借此接近导致她痛苦的潜意识中心。如果让病人随心所欲,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常能下意识地描绘出自我治愈的最佳途径。我觉得这是我们之所以能成功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然而,借由催眠方式与卡伦体内的“其他人”对谈,则将我带进一个全新的领域。下次见面时,卡伦给我几张纸,上头列出

                        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的年代,这种友谊委实为稀罕之物。其次,从国家利益上来看,寤生已经在鲁隐公身上进行了巨额的感情投资,不仅奉献了泰山脚下的一座祊城,还将郑国将士用鲜血换来的郜、防两城也做了人情,赢得了鲁隐公乃至整个鲁国的尊重,使鲁国成为了郑国的坚强盟友。现在,随着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这些感情投资会不会付诸东流,鲁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与郑国友好合作,还是反目成仇,转而成为宋国的盟友?都是让寤生感到揪心的问题。第三,暗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不但王室的影响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诸侯的权威也屡屡遭到卿大夫阶层的挑战,前几年卫国的弑君悲剧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鲁隐公又死于非命,怎能不令同为诸侯的寤生感到兔死狐悲?鲁隐公的死,还得从鲁国的上一任君主鲁惠公说起。鲁惠公的元妃(嫡妻)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孟子没有生育,而且很早去世,鲁惠公便又续弦娶了宋国的另一位公主声子,声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虽然是续弦,声子本人的地位却不高,没有被立为嫡妻,反倒是鲁惠公后来又娶了另一位宋国公主仲子,成为了正牌的国君夫人。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位仲子公主,可以说生来就是注定要嫁到鲁国去当夫人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手掌心清清楚楚地写着“为鲁夫人”四个字。既然是天意,仲子长大成人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鲁惠公这个老头子,并且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轨,也就是公子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轨被立为大子。但是,公子轨还没有成年,鲁惠公就去世了。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垂帘听政的说法,仲子也不好抱着个娃娃南面称君。鲁国的群臣们商议了一下,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决定先立息姑为君,替公子轨代理国事,并且约好,等到公子轨长大之后,再将君位奉还给他。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隐公是他死后的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公子轨也已经十四岁。按照当年的约定,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鲁隐公愿意按照约定奉还大政,退居二线吗?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不愿意的。艺人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尚且频频出镜,不愿退出舞台,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国君?大夫公子翚,也就是当年不听鲁隐公号令擅自率军参与围攻郑国的那位仁兄,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国君的大好时机,于是偷偷地跑去找鲁隐公,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请让我杀掉公子轨,您就不用考虑退位的事了!”当然,公子翚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成之后,鲁隐公任命他为鲁国的大宰。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相同,大宰一职在别的国家也许并不重要,但在鲁国就是首席执政官,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鲁隐公听了公子翚的建议,先是一愣,继而大笑。他对公子翚说:“这些年来,因为轨还年幼,寡人才勉为其难,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正打算尽快将君位奉还给他,因此早就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营造宫室,准备退位之后就去那里养老了。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去哪里看鱼,应该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了吧?”公子翚讪讪而退。从鲁隐公宫中出来,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如果鲁隐公将这件事告诉公子轨,等公子轨即位,还不把他整死?公子翚辗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公子轨的府上,对公子轨说:“昨夜国君将我召入宫中,交给我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公子轨冷冷地看着他。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与他那位憨厚的哥哥完全不同,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旁人难以揣测的冷漠。“他……他要我将您杀死,并许诺我当太宰。”“那你为什么还来告诉我?”公子轨眼中掠过一丝惊慌,但很快掩饰过去。“您是先君的世子,鲁国的君位本来就应该是您的,我不效忠于您,难道效忠于他?”公子翚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他说得如此义正辞严,以至于自己都深受感动,差点流出了眼泪。听他这么一说,公子轨连忙正襟危坐,双手作揖恳求道:“请大夫救我。”“他既然不仁,您也不必有义。为今之计,只好先下手为强,我愿为您刺杀息姑……只不过,事成之后,您当上了国君,请别忘了我的功劳,封我为大宰。”公子翚说。“唔。”对于公子翚的要求,公子轨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宫中禁卫森严,大夫打算在哪里下手?”“宫禁当然森严。”公子翚迟疑了片刻,“您想必也知道,每年秋天,他都要出宫祭祀钟巫,在别人家里过夜吧?”公子轨长长一揖到地,说:“那就托付给大夫了。”原来,鲁隐公还在当公子时候,鲁国与郑国发生过战争。鲁惠公派他带兵入侵郑国的狐壤,结果打了败仗,被郑国人俘虏,囚禁在大夫尹氏家中。鲁隐公以重金为许诺,买通了尹氏,并且在尹氏家族供奉的神祗钟巫面前发誓,只要能够平安回到鲁国,一定在鲁国树立钟巫的神位,年年祭祀。钟巫是位什么样的神,史料没有任何记载。大约当年的名门望族,都有古时流传下来的家族之神,钟巫便是尹氏的家族之神罢。鲁隐公在尹氏的帮助下逃回鲁国,将钟巫的神位也带回了鲁国,当了国君之后仍然信守承诺,每年都为钟巫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公元前712年十一月,鲁隐公再度祭祀钟巫,并在大夫寪(wěi)氏家中住宿,接受了寪氏的招待。当天晚上,公子翚派刺客潜入寪氏家,将鲁隐公刺死。当然,这笔账被算到了寪氏头上,寪氏全家都遭到杀戮。鲁隐公死后,公子轨在公子翚的扶持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鲁桓公。对于哥哥鲁隐公的死,鲁桓公没有任何愧疚之意,甚至没有按国君的礼节为鲁隐公举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但是,对于鲁隐公的盟友郑伯寤生,鲁桓公倒是毕恭毕敬,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新郑通报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鲁桓公为什么急于讨好寤生?因为他的上台并不光彩,鲁国朝野对于鲁隐公的真正死因都心存怀疑,大家虽然敢怒而不敢言,心里面却不约而同地认为鲁桓公就是幕后真凶。在这种情况下,他急于得到王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郑伯寤生的承认显得尤其重要。另外,郑国和鲁国是盟友关系,如果他上台之后不及时向郑国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寤生必定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猜疑,很有可能利用其王室卿士的身份,打着为鲁隐公报仇的旗号,联合齐僖公对鲁国进行武力干涉,这是鲁桓公最怕看到的事情。鲁桓公的巴结正中寤生下怀。寤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坐地起价的好机会,于是派使者前往曲阜,一方面承认了鲁桓公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向鲁国人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当年我国承诺在许田祭祀周公,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请贵国务必答应。”前面说过,郑、鲁两国交易祊与许田,祊已入鲁,许田却一直赖着未交给郑国。鲁隐公在位的时候,寤生对这件事绝口不提,等到鲁桓公一上台,他便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提醒鲁国人,现在该将许田移交给郑国啦。有求于人的鲁桓公没法拒绝这一要求。公元前711年三月,两国国君在卫国的垂地举行了会晤。鲁国正式将许田割让给郑国,而寤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不但没有要求鲁国支付利息,反而加送了一双玉璧,作为与鲁桓公初次会晤的见面礼。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郑伯以璧假许田。”假,就是交易。按照这种说法,许田不是郑国人主动要去的,而是郑伯用一双玉璧交换的。鲁国人爱面子,可以说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鲁国人爱面子,郑国人就给面子,两国元首在垂地的会晤极其愉快,有甚于鲁隐公的年代。一个月之后,两国元首又在越地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誓言是:“渝盟,无享国!”意思是,谁违背了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大名之间签订盟约,仍基本采用这一誓言,可见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同年冬天,寤生对鲁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受到鲁桓公的热情款待。此时距鲁隐公之死刚好一年。一年的功夫,昔日的朋友已成旧鬼,而蓄谋杀死朋友的人,又成为了觥筹交错的新朋友——这真是应了邱吉尔先生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就在这个堪称“鲁郑蜜月”的冬天,在郑国的宿敌宋国,发生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件事,如果刊登在《壹周刊》之类的八卦杂志上,或许很合适。但它竟然煞有介事地记载在《左传》这样严肃的史书中,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父督,既不姓华也不姓华父,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古人名字连读,所以称为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宋戴公是宋殇公的曾祖父,所以华父督是宋国的公室成员,论辈分则是宋殇公的叔伯辈。孔父嘉,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司马孔父嘉。和华父督一样,孔父嘉也是名字连读,字孔父,名嘉。这个人在历史上因为两件事而出名,第一,他的老婆很漂亮;第二,他有一位后人,名丘字仲尼,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夫子。华父督看见孔夫人(姑且这样称呼她,虽然并不准确),可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后人无从得知当时孔夫人是否与他眉来眼去,但华父督已是三魂不见了七魄,以至于回家之后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是他只能想,只能独自辗转反侧,不敢去找孔夫人,因为孔夫人的老公不好惹,是宋国的国防部长,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深受国君信任的红人。但是啊但是,孔夫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她的娇好面容和曼妙身姿在华父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如醇酒一般被珍藏,而且偷偷发酵。一个月之后,公元前710年的正月,饱受相思之苦的华父督断然作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派人袭击了大司马府,杀死了孔父嘉,将梦寐以求的孔夫人抢到了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不只是一个八卦新闻,而是一桩政治丑闻了。宋殇公得到消息,勃然大怒。色胆包天的华父督这才想起害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带人杀入宫中,将宋殇公也杀掉了。如果说,鲁隐公之死曾经给寤生带来过一丝不安的话,宋殇公之死带给他的则全都是重大利好。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没多久,华父督就向郑国派出了使者,请求郑国将公子冯送回宋国,继承君位。使者同时也向寤生表达了结束两国之间的争端、睦邻友好的愿望。公子冯被送到郑国,是公元前720年的事,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因为有寤生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十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苦,他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也不怕仇人动用数个国家的部队来取他的性命。但是,当宋国来的使者跪在他面前,举着群臣联署的文书,请求他回国当国君的时候,他反倒是吃了一惊,仿佛不相信命运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逆转。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保护人,而寤生正一脸慈祥,如同老父亲一般看着他。他没有理会使者,反倒是跪倒在寤生面前,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没有您,我又怎么能够苟延残喘至今?这次有幸回国,得以延续祭祀祖先,宋国世世代代臣服于郑国,不敢有二心。”寤生微微一笑,将公子冯扶起来。他相信公子冯此时说的是真话,但他也明白,真话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别看公子冯现在感恩戴德,等到回国南面为君,能够在他寤生有生之年臣服于郑国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谈什么世世代代?公子冯回国之后,在华父督等人的拥戴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庄公。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宋等国元首在宋国的稷地举行了高级会晤。会晤的主题,一是“以成宋乱”,也就是对宋国发生的弑君事件表示谅解,各国承诺不干涉宋国内政,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二是承认宋庄公继承君位的合法性,认可他为宋国的最高领袖;三是确立华父督在宋国的首席执政官地位。“宋乱”之所以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宋殇公自即位以来,十年之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从战争的起因上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斩除公子冯;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连年的战争使得宋国的人民疲惫不堪,早就无法忍受了。而孔父嘉作为大司马,对这些战争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难辞其咎。这两个人的死,在宋国朝野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大伙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庆幸这连年征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第二,公子冯原来就是宋穆公的大子,继承君位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他在外流亡了十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第三,在华父督的操纵之下,宋国花了大本钱,对齐、鲁、郑、陈等国进行贿赂,用金钱收买国际承认。以鲁国为例,宋国送给鲁桓公的礼物中就包括“郜大鼎”这样贵重的礼器。郜国是姬姓小国,很早就被宋国吞并,因此郜国的大鼎也成为了宋国的器物。公元前713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讨伐宋国,郜被攻占,又成为了鲁国的领地。自古以来,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宋庄公将郜大鼎送给鲁国,等于是承认了鲁国对郜的主权。鲁桓公对此喜不自禁,郜大鼎运到曲阜后,派人将它安放在大庙之中。这一举动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夫臧哀伯(臧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将作为贿赂的大鼎放在大庙,以此向官员和民众炫耀,百官必定以此为榜样。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官员的邪恶,是由于索贿受贿成风。郜鼎放在大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昔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将九鼎迁到自己的首都,尤且受人诟病,现在您竟然将代表弑君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这番话很有道理。可是,臧哀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鲁桓公不也正是通过弑君才上台的吗?用这番道理来教育鲁桓公,岂不是变相地掌他的嘴?【挑战权威的尺度:有礼、有据、有节】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铁杆盟国,宋国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友好邻邦,南边的陈国是姻亲,许国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同盟谋划进攻宋国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从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出兵,南侵郑国。寤生起兵抵抗入侵。半个世纪之前犬戎大军血洗镐京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北戎军的战斗力,寤生不敢等闲视之。他私下对公子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戎人以步兵为主力,而我军以战车为主力,我很担心戎兵穿插于我战车之前后,扰乱我军阵势。”战车是当时中原各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一辆战车加上一定数量的步兵,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战车具备冲锋的力量,而步兵起到掩护的作用,攻防兼备,类似于现代的坦克加步兵组合。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战车冲锋的速度过快,将步兵远远扔在后面,前后脱节,不能相互照应。另外,战车不是骑兵,不能灵活转身,必须跑到开阔地才能掉头,一次冲锋过后,战车找不到自己的步兵,反而被敌人的步兵围攻,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寤生久经沙场,对于战车的弱点当然了如指掌。他担心,戎军步兵的战斗力强于中原的步兵,如果郑军战车的一次冲锋不能有效击溃戎军,则很有可能被戎军分割蚕食,导致全军失败。对此,公子突回答道:“戎人轻率而无秩序,贪婪而不团结。如果打了胜仗,就在战场上为了争夺战利品互不相让;如果打了败仗,只顾各自逃命互不相救。我军可以派出一支部队作为诱饵,与戎军接触之后,扔下少量装备,佯作逃跑,戎军见有利可获,必定追击。我军事先埋伏下三路伏兵

                        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清朝不亡,天理何在!失败并不是结束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一、用于军事现代化。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第八章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甲午战争惨败,慈禧老佛爷的生日照过不误,不过紫禁城内山呼万岁的呼声也没能掩盖住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举国激愤。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42岁的张謇,那个当年与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甲午战争前夕,一名年轻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傅相书》,洋洋洒洒近八千言,开头一段四平八稳,奉承完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博学多才、日理万机,又说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亲爱的祖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套话完毕,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说写得不错,以拳拳爱国之心、流畅的文笔,说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看完了《盛世危言》的孙中山。这个孙中山可不是一般人,现如今,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且都是该市最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不过需稍作提醒的是,孙中山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中山”是后来逃亡日本所用化名“中山樵”中的两个字。不过鉴于世人早已熟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因此在本书中就姑且采用“孙中山”这三个字吧。至于孙先生的故事,还是从一份档案讲起。姓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又称孙中山籍贯:广东自我评价:洪秀全第二代表作:三民主义、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成功秘诀:虽然偶尔被失望绊倒,但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另类成就:超级旅行家。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法、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马来西亚、两次到泰国、十五次到日本……总计行程达二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要下水捕鱼捉虾、上山砍柴放牛,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每日以泪洗面。这差不多也成定律了。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基本符合。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佃户家庭,家境艰难,至少祖上近三代都是贫农。幼时跟着父亲以捉鱼捕虾、打柴放牛为生。等停下来不干活的时候,孙中山就去村口听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人吹牛皮,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英勇地抗清,自己是怎么跟着带头大哥洪秀全为穷苦人争公平……听着听着,孙中山就把洪秀全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如果孙中山没有一个叫孙眉的亲哥哥,也许他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孙眉,一个听起来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他年少时就远涉重洋打工,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不想后来居然成功了,真的成了一名富豪。在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资助他去美国檀香山读书,这次经历改变了孙中山的一生。自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被美国的强大深深震撼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他也渐渐地萌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美国的民主宪政很好,终有一天,他也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另外,他对美国的铁路之发达也是念念不忘,他坚信,只要在中国修上一定数量的铁路,中国的经济也会腾飞。带着这些拯救神州的想法,他在留美五年之后回到了广州,随后又去香港求学,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学医。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终于加入了倾心已久的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光阴荏苒,孙中山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年。漂泊在外的这些年固然孤单了点,可是孙中山也结交到了像陆皓东、郑仕良、陈少白这样的好友。几名对现实不满的愤怒青年时常一起煮酒论英雄,纵论天下时事。渐渐地,孙中山的思路和想法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当然这几个好友也成了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不过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暴力革命的,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谁又愿意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呢?1894年上半年,孙中山拜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发现书中的道理远比自己在美国的所得深刻,于是就写了那份前面讲过的《上李傅相书》,可惜那份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看到了,懒得作秀,便没有回信。总之,这篇寄托了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二先生的傲慢,他想:既然清朝不给我等汉人机会,不理会我等的善意良言,我等就反了它,创立一个属于我等的理想国度。于是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兴中会最早的会员当然是陆皓东、陈少白、郑仕良等人。眼看组织势单力孤,作为广州三合会龙头的郑仕良自然是义无反顾,将帮会中一些有心造反的好汉们也拉来入会,形成了兴中会最初的班底。也就是说,兴中会实质上就是几个知识分子领着一帮绿林好汉闹革命。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这些绿林好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总不能空手闹革命吧。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兼并了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肯定有人奇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要“驱除鞑虏”,实行大汉族主义吗?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个口号绝不狭隘。本书前面也讲过满汉矛盾很深,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从来都没有认为彼此是一家人。所以基于当时的背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异族统治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话题回到孙中山先生身上。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筹集活动经费,策划武装起义,可惜成绩惨淡,一次都没有成功,在朋友们心里落得了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印象,朋友们称其为“孙大炮”。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孙中山先生都在思索救国之道,所以暂且搁下他,先讲一讲别的故事。根本不存在的康氏“公车上书”尽管孙中山上书的结果很不理想,但是这表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已然觉醒,维新思潮已有星火之象,大势已不可逆转。人心可用,四海鼎沸,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要爆发了!还好大家都是读书人,比较本分,知道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上书进言,来释放政治激情!与孙中山稍有区别的是,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进言皇帝。但政府不会允许什么人都能直接把建议或意见递交给皇帝,要不然皇帝得忙死,估计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不会有。因此得有一个机构替皇帝处理此事,将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才递给日理万机的皇帝,这就是都察院。都察院制度始于明代,清朝觉得还不错,也拿来接着用,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但是权力应该比纪委要大。都察院养了一种人,这种人叫御史,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其中的佼佼者有张佩纶、张之洞、翁同龢等人。虽说明清两朝的御史都是以找茬为职业,不过到了清朝,御史们已经远远不如前辈在明朝混得那么风生水起了。这主要是清朝的君权比明朝更集中造成的,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打个比方吧,明朝皇帝是运动员,经常和御史互掐,但是清朝皇帝是裁判员,指挥下面的御史掐别人。介绍完都察院,现在回过头看看1895年都察院正面对的大事。这一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遭到了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大批得到内幕消息的现职官员已经发难了。这些人主要是京官,他们从4月14日起,接连上奏,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反对自然是无效的!条约签订后,待在北京考试的大批公车们才知道消息(简单解释一下,公车这个词,是为了纪念国家以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因此公车也可以肤浅地理解为举人、士子)。公车们义愤填膺,开始联名上书,截至5月8日,共计上书三十一份,联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公车八十人上书。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上书”始末。不对吧?大家熟知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去哪里了?答案是没有!翻遍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可以肯定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其实,现在流传的“公车上书”故事大都是采纳自康有为自己出品的《公车上书记》。换句话说,康有为是在说谎。那他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装成改革旗手?其实这都是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时,为了吸引海外侨胞给自己投资而刻意量身打造的光辉形象。不过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他还伪造过一份证据,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话又说回来,那些现职官员、公车们的进言,朝廷采纳了吗?这批人的进言总体可以分为四大内

                        鸟儿歌唱、荡荡秋千、在草丛中玩耍的年龄了吧?还有她父亲去参加时髦的宴会,上剧院,那是什么时候?我提问,但是她不想理出事情的先后顺序,她脑中有色彩鲜艳的图像,这是她自己描绘的,这几十年一直沉浸其中。不知是在哪栋房子里,她父亲走进来,对她母亲说:“你这邋遢黄脸婆,除了啜泣还会不会做点别的什么?”然后打了她。但他后来就再也没这样做过,因为莫迪冲向他,拼命打他的腿,于是他哈哈大笑,把她高高举起,对妻子说:“你要是有点她的脾气,就不会是个窝囊废了。”然后转身找他的情妇去了。接着母亲会叫莫迪捧着罐子去那酒吧,站在众人面前,说要散装的健力士黑啤。“没错,我必须站在那儿,让大家都看到我,这样她就会惭愧了。但她才不惭愧呢,她才不会呢,她会叫我钻过吧台,去后面的小屋,屋里暖和得不得了,我们的脸都和烤牛排似的。那是她毒害我母亲,然后因为懊悔而开始憎恨我之前的事了。”到这里为止我上面写的都是扼要的重述,是个小结。从现在开始,只要有可能,我每天都要记。今天是礼拜六,我上街采购,回家后又工作了两小时,然后去看F太太。我敲门的时候没人回应,于是我顺着她那陈旧的楼梯走上来,回到街上,看到她弓着背走过来,推着她的购物筐。在我眼里,她就和我第一天见到时是一个样:驼背的老巫婆。挺吓人,鼻子几乎碰到下巴,浓密的灰眉毛,脑袋上趴着一顶没形状的黑帽子,帽子底下露出乱七八糟的几撮白发。她喘着粗气走到我面前。我向她问好,她不耐烦地晃晃脑袋,一言不发地下了台阶。一言不发地打开门,然后进了屋。我差点就转身走人了。但还是跟着她进屋,也不等她邀请,走进生了火的那间房。我听到她东忙忙西忙忙,过了好久,大概半个小时吧,才进来。她的老黄猫跟进来,蹲在我脚边。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摆着她的棕色茶壶,还有饼干,很友好,面带微笑。然后她拉上脏兮兮的窗帘,打开灯,给火里添上煤。桶里没有煤了。我从她手中接过桶,沿着走廊走到贮煤的地下室。那里黑咕隆咚,没有灯。一股猫骚味。我把煤扒进桶里,拎了回去,她伸手来接桶,没有道谢。事后总结、扼要重述的缺点在于,你会漏掉两人见面时的各种细小摩擦。我可以说,一开始她不高兴,然后不生气了,我们很快乐地喝了一顿茶,然后她和我讲了……但我们两人之间那些喜乐、愤怒、烦躁等情绪的转换呢?——哦,好多的愤怒呢。我站在台阶上,她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很生气,很有可能她也挺来火,心里想着这人还有完没完!后来和猫在房里枯坐时,我简直怒火中烧,心想,好呀你就是这样感谢我的!但是望着炉火一明一暗,听着窗外的雨声,怒气也就渐渐化成了欢喜。另外,每次拿起脏兮兮的杯子,还得把嘴巴靠上去的时候,我都感觉糟透了;闻到她身上那一阵阵刺鼻的甜味时,我也没好气;还有看见她有时候看我的表情,以前的怒火就又会燃起来……每一次见面,情绪都是好一番上上下下。她和我讲了她的一次夏日假期。“当然了,你们这些姑娘现在的那种暑期度假我没福气享受。你们现在觉得那都是理所当然的!女帽店停了我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还会再要我。我疲惫不堪,筋疲力尽,那个时候我吃不上好的,因为他们付给我的薪水实在少得可怜。布莱顿海边的一家宾馆登了广告招女佣,我就去应聘。广告上说,第一流的宾馆。请附推荐信。我没有推荐信,我从来没在别处做过仆佣。这种事我母亲想都不会想的。我给他们写了封信,然后收到回信叫我去,说是路费已付。我收拾收拾我的小包袱,就上路了。我知道没什么问题,这能从她的信里读出来。那是一座大房子,离大路有点远。我穿过门前小道,心里想,哎呀,我现在还不是在这儿干活的呢!女管家开门让我进去,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她说皮维特夫人这就见我。嗯,我告诉你,她是我这辈子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最善良的。我常常想起她。你明白的,当一切都糟得不能再糟了,你觉得走投无路时,但总会有人,总有那么一个人……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喏,莫迪,你说你没有经验,我欣赏你的诚实。但是我们是有教养的人,所以我要有教养的姑娘。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干活?现在就行,我说。我们都笑出声来,后来她告诉我,对于我她也有一样的感觉,知道我来了以后不会有什么问题。女管家把我带到顶楼。那里有一个厨娘,一个厨房里干粗活的女工,一个跑腿的男孩,两个女服务员,还有四个负责客厅和卧室的女佣。我就是女佣之一。我们住在那所房子的一间阁楼里,里面摆着两张大床,两人合用一张床。我要到第二天早上才上工,于是我就跑到海边沙滩上,脱掉鞋子。那片海真是可爱。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就没见过大海了。我坐在沙滩上,看着深色的大海上下起伏,真是快乐极了,快乐极了……然后我往回跑,穿过夜幕,什么都能吓我一跳,因为勒脖杀手嘛……”“因为啥?”于是这里她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那是当时报上登的恐怖新闻,有一个男人,一碰上孤身一人的姑娘,就会把她勒死……这与她和我说的其他事完全不搭调,但莫迪那会儿——现在也一样——就是这样,有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受虐欲,倏地冒了出来,然后又消失了。不管怎么说,她哆嗦着跑啊跑,穿过夜幕,穿过黑乎乎的花园,勒脖杀手那热呼呼的鼻息就喷在她脖子上,然后管家打开房门,说着,啊,莫迪你回来了,我还为你担心来着呢,不过夫人说,不用担心,我知道她会在哪儿……“你知道吗,我经常经常想这事,为善这么容易,干吗人却要为恶?那大房子里的一切都是和善的,里面的所有人,包括宾客们,无人不友好、不耐心、不温和。这都是因为她,皮维特夫人。所以说,人为什么不善待彼此呢?“她给我留了晚饭,可好的一顿晚饭呢,我吃饭的时候她就坐着陪我。然后我上楼睡觉。房子里光线昏暗,楼梯平台上点着煤气灯,不过天顶上还有光亮,屋里另有三个姑娘,啊,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们大半个晚上没睡,躺在床上互相讲故事,鬼故事啦之类的,我们讲勒脖杀手吓唬对方,我们吃糖果蜜饯,哈哈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六点就得起床。等到早餐的时候我都饥肠辘辘了,不过她,皮维特夫人,她给我们的早餐和旅馆客人吃的是一样的,更可贵的是,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她来厨房了,她要确认我们吃到了早餐。我们有大盘的麦片粥,真正的牛奶,然后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挑熏鲱鱼或者黑线鳕,或者鸡蛋,是煎是煮是炒是蒸全凭我们喜欢,还可以放开肚皮吃吐司、橘子酱、黄油,有的时候她和我们坐在一起,说,我喜欢看年轻人吃东西。你们可要吃饱了,不然就干不了活啦。那里每一餐都是这样的。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吃得那样好过。然后……”“那你都干些什么?是重活吗?”“嗯,大概算是重活吧。不过那会儿我们都知道该如何干活。我们六点前起床,把楼里的壁炉都清扫一遍,生上火,接着我们把大餐厅打扫得窗明几净,然后把茶和饼干给客人们端到房里去。接下来我们打扫各个公共休息室,所有东西擦得明亮锃光。做完这个我们吃早餐。然后打扫一间间卧房,彻头彻尾地清扫,不放过一个地方,皮维特夫人可不允许打马虎眼。然后我们和她一起插花,或者擦银器和玻璃。然后我们吃午饭,食物棒极了,客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午饭后我们回阁楼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做针线的时候我们会嬉笑打闹。她不介意。她说她喜欢听我们嬉闹,只要我们不误了活计就行。然后我们下楼,安排下午茶,一托盘一托盘的面包、黄油、蛋糕、点心,我们四个给客人端茶送水,女接待员们下午轮休。之后轮到我们休息,我们去海边,在沙滩上玩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客人们去剧院或者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四个女佣会看着他们的婴儿和孩子。我可喜欢做这个了,我喜欢小孩子。我们都喜欢这个差事。然后很晚的时候,十点左右,有一顿丰盛的晚餐,蛋糕、火腿,应有尽有。我们都是周日或者周六下午休假。哦,真是美好的时光。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心情愉快,长胖了好几斤,衣服都穿不上了。”“后来呢?”“后来,秋天将要来的时候,旅馆就停业了。皮维特夫人找我,对我说,莫迪你留下来吧。冬天的时候我都在另一处海边做生意,在尼斯,法国。她想要我和她一起去。但是我说不,我是一个制帽女工,我是干那行的。不过不能和她走,我可伤心了。”“你到底为什么不跟她去?”我问道。“你真够机灵的。”她说,“没错。是因为劳里。我离开伦敦,去了布莱顿,没说我在哪儿,这样他就会更在乎我了,他也的确如此。我下火车的时候,他就等在那里,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的。他说,你回来啦?如你所见,我说。明天你来同我散步,他说。哦,是吗?我说。“于是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没有嫁给那个德国人。我嫁错了人。”听到这话我皱了皱眉头,她说:“你是不是也嫁错了人?”“没有,”我回答,“他娶错了人。”这话逗得她好开心,她倒进椅子里,一双棕黄色皱巴巴的老手攥着膝盖,大笑不止。她的笑声年轻、鲜活,完全不是老太婆的笑声。“哦,哦,哦,”她大声说道,“我还从没这么想过呢。嗯,劳里觉得他娶错了人。但谁是他该娶的那个女人?他和我们谁也没待久过。”这就是今天下午了。我到六点才告辞。她把我送到门外,说:“谢谢你帮我拎煤。千万别介意我,亲爱的,别介意我的行为方式。”周日我去看了《白鸦》。我发现我和莫迪,以及那些女佣是一样的——我喜欢被惊吓。电影结束以后,我回到家里,做我周日晚上一贯做的事,确保下周要穿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做美容护理。我发现我一整天都是一个人过的,我周末一般都是这样。独来独往,隐士一般。直到弗雷迪去世后我才意识到我是这样的。他喜欢我们差不多每周办一次正式的晚餐会,于是我们邀请他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太太,我叫来单位的姑娘们,一般还有乔伊丝和她丈夫。我准备的食物堪称完美,弗雷迪调酒。我们宴会办得好极了,很是自豪。现在这些都烟消云散,一去不复返了。葬礼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同事和朋友。我有时想自己能不能再办几场完美的小晚宴,又觉得实在懒得操心。在单位,在大家眼里,我是一个自信独立的能干女人,生活充实。朋友,周末,娱乐活动。我每周都去参加三四场午餐聚会,酒会,为杂志办的招待会。我不喜欢这样,也不讨厌这样,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认识几乎所有人,我们都互相认识。然后,如果我不和乔伊丝一起吃晚饭讨论问题的话,下班后我就回家,买外卖,接下来——我的夜晚就开始了。我去浴室,在那里待上两三个小时。然后看会儿电视。周末我独自过。你该怎么形容这样的人呢?但是我不觉得寂寞。要是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有人对我说我能这样过日子,不想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一定得想要有点什么不同的吧?我要去和乔姬一起过个周末。我会再尝试的。今天我没去找莫迪,我觉得要去的话就有点太过了。我坐在这里,坐在床上,写这些,心里在想不知她有没有指望我去,是不是觉得失望。周一我下班后去了她那里一会儿,带了点巧克力。她似乎有点冷漠疏离。我昨天没去,所以生气了?她说昨天天太冷,她没出门,感觉不好。我回家以后,在想她是不是想要我去帮她采购。但是,毕竟在我闯进——撞进——她生活前,她也一直过得挺好。周二乔伊丝说她和丈夫闹了矛盾,孩子们又添乱,不想去慕尼黑参加服饰博览会,我能不能去?尽管我通常挺喜欢出这种差,这次却有点犹豫:我意识到这是因为莫迪。我觉得我这想法实在有点疯狂,于是我说我能去。我下班后去看莫迪。炉子里火苗蹿起老高,她浑身发烫,怒气冲冲。是,她是不舒服,但是不,不用麻烦我照顾她。她好无礼,不过我还是进了厨房,厨房里一股馊饭馊菜、馊猫粮的味道,我发现她没什么可吃的了。我说我去帮她买东西。我现在看得出来哪些情况下她其实很高兴我做这做那的,但又觉得有伤自尊。她低下自己瘦削的小下巴,嘴唇有一丝颤抖,无言地盯着炉火。我没问她要买什么,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她在背后喊要给猫买鱼。我买了一大堆东西,摆在厨房桌子上,煮了一点牛奶,端给她。“你应该在床上躺着。”我说。她说:“那接下来你就该把医生叫来了。”“哎,那很可怕吗?”“他会把我送走的。”她说。“送哪里去?”“医院啊,还能有什么地方?”我对她说:“你把医院说得好像是什么监狱似的。”她说:“我有我的想法,你保留你的意见。”就那一会儿,我看出来她真的病得厉害。我不得不努力说服她,安排她上床躺下。我四处看看,想找件睡衣,然后终于意识到她不用睡衣。她穿背心和内裤睡觉,裹一件旧羊毛开衫,用一枚漂亮的石榴石领针别住领口。她很难受,因为我看到了她的床不干净,内衣也弄脏了。那股甜腥味非常浓烈:我现在知道那是尿骚味。我把她在床上安顿好,给她泡了杯茶,但是她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会全尿出来的。”我环顾四周,发现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其实是个便桶,就把它挪到床边。“谁来倒?”她质问道,火冒三丈。我走出厨房,去看卫生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窄小的水泥小屋,老式无盖马桶,一根破损的金属链子,下面接了截绳子。那地方干净,但是很冷。怪不得她咳得厉害。现在的确冷,二月份——但只有想到她,想到莫迪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天有多冷,我去的其他所有地方都暖气充足,密不透风。如果她离开那么旺的炉火,出门去上厕所……我对她说:“我上班前会来一趟的。”我坐在这里,在床上,泡了澡,把身上每一寸都搓过了,也洗了头发,一边写一边琢磨我怎么就和莫迪走到了这一步。周三我订了去慕尼黑的票。下班后去看莫迪。医生来了。思林医生。一个老先生,烦躁,没耐心,站在门边,我知道他这是想离屋里的热气和臭气远些,屋子正中间站着个怒气冲冲、冥顽不灵的小老太,好像是站在行刑队前一样,他正在和她说话。“我不去医院,我不去,你不能逼我去。”“那我就不来看你了,你不能逼我那么做。”他大声喊道。当他看到我时,语气变了,放松了些,做最后的努力,他说:“你要是她的朋友,就告诉她,她应该住院。”她惊恐万状地看着我。“福勒太太,”我说,“你为什么不肯去医院?”她背过身,谁也不理睬,拿起拨火棒,猛劲地捅炉火。医生看着我,屋里的热气和心里的怒气烧得他满脸通红,然后他耸了耸肩,“你应该去住养老院,”他说,“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你不能逼我。”他怒气冲冲地大喝一声,走到过道里,叫我跟上。“和她说呀。”他说。“我知道她应该住院,”我说,“但为什么该去养老院?”他又气又——我看得出来——累,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你看这事,”他说,“看看这档子事。我会给政府社会服务处打电话的。”说完便走了。我回到房里,她说:“我看是你和他安排好的吧。”我把我的原话复述给她听,我说话时,她一直在咳嗽,抿着嘴,胸部上下起伏,眼里泛着泪光,用拳头后部在捶胸。我看得出来,她根本不想听我说。周四上班时我弯去了她那儿。她已经起床了,穿戴整齐,坐在火炉前,发烧,满脸通红。她的猫饿得直嚎,没人给它喂食。她的便桶满了,尿臭扑鼻,我把它端出房倒了。我拿了一只干净的碗,给猫喂了食。我给她泡了茶,烤了几片吐司。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不看我,又羞愧又难受。“你应该装部电话。”我说,“没有电话,这实在荒唐。不然我可以从办公室给你打电话。”她没接话。我去上班。今天没有我需要参加

                        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除大力营造北京皇城,疏通京杭大运河外,各精锐部队也陆续北移,对于最南方的安南,益发鞭长莫及。此时在安南,朱棣又用人不当,派亲信太监马齐镇守,敲诈地方贪墨成性的马齐,闹得安南百姓怨声载道。张辅北归后,安南各地小规模的反抗始终未停过。接替张辅的李彬,人品还算好,但懦弱无能,守土还算尽职,但未有张辅之才。永乐十六年一月,安南清华府土官巡检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再次举起了反抗明王朝的大旗,这就是越南历史书上至今大为宣讲的“兰山会盟”。关于黎利,中越两国史料评价各有不同,明朝的史料称他是“逆贼”,越南的史料称他是“民族英雄”,但两国史料都承认一个事实:他是安南历次叛乱的所有领袖里,最有才能,也最得民心,人品也最好的人。曾多次作为使节出使安南的永乐时代名臣李琦就在后来给明宣宗的奏折里赞他“礼敬贤才,优恤百姓,行事睿智果敢,行军谋而后动,德行才能,皆为胡(胡家父子)、陈(简定,陈季扩)等逆贼所不及也”。如此评语,确为英雄。观其履历,他出身平民,却自幼好学,原是跟从陈季扩叛乱的“金吾将军”,因为陈季扩的亲信暴虐害民而与之反目,在爱子河会战前投奔张辅,因助明军剿灭陈季扩有功,被封为清安土官。张辅走后,“镇守中官”太监马齐在当地暴虐害民,黎利的小女儿也被马齐拐走,卖到皇宫为奴婢,从此下落不明。深仇大恨下,黎利于永乐十六年一月会盟各地安南“土官”举兵。明安南督师李彬无能,加上镇守太监马齐大肆采办珠宝,激得当地民众反抗四起,所以李彬虽然东征西讨“日不暇给”,兵乱却越剿越大,黎利之势越剿越强。消息传到京城,此时张辅正协助朱棣筹谋继续北伐蒙古的事宜,着实走不开身,加上太监马齐欺上瞒下,于是朱棣命令李彬“戴罪征剿”。可怜李彬,之后几年被黎利数次以奇计杀败,损兵无数,在永乐二十年“忧惧而死”。这几年明朝之所以未像以往一样火速调兵平叛,是因为此时明朝国内正发生“山东青州唐赛儿起义”,加上用兵蒙古的“战略重点”,三线作战,力不从心。永乐二十年李彬“牺牲在工作岗位”后,朱棣才遣精兵,以荣昌伯陈智挂帅南征,这支明军能打,接连在昌东、甘林之战击败黎利,逼得黎利逃往老挝求援。继而明军与越南、老挝联军在老挝农巴力大战,明军调重炮轰击,“大破之”,斩杀1万5千余人,老挝国王吓破了胆,立刻向明军请和,并答应交出黎利,谁知黎利抢先一步逃走,躲入越南俄乐山区中,其残部化整为零,开辟“抗明根据地”,联合当地山民同明军打起了游击。陈智才能终比不得张辅,之后两年屡次围剿,却劳而无功,双方再次陷入了相持。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意图“和平解决”,派人册封黎利为清化知府,黎利拒不从命,而安南辖区的乡民也纷纷起事,响应黎利。一年后,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再遣精兵,撤换了在此地苦战多年的陈智,启用成山侯王通为帅征剿。宣德元年二月,王通进剿俄乐山,遭黎利部将黎善伏击,损失5000人,交趾按察司陈洽战死。这场小败把王通吓破了胆,竟私自与黎利议和。接连受挫下,明宣宗改派安远侯柳升为帅,会同曾征剿安南的老将沐晟,从广西、云南分两路进兵,起7万大军征剿。可同是“燕王旧将”柳升的才能比张辅差太远,宣德二年九月,柳升在倒马坡战役中遭黎利包围,损失1万余人,其本人阵亡,随行的都督崔聚和工部尚书黄福整顿残兵继续进军,再次被打败,几乎全军覆没,二人双双被俘。值得一提的是黄福,他之前曾多次在安南各地做知府,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受百姓爱戴,今天越南民间,还有不少有关他为民做主的“清官戏”。这次明宣宗派他重回安南,也是为了“攻心”,谁知事与愿违,被俘后的黄福受到黎利的优礼,黎利亲自请他“上座”,并叩拜说:“倘大明官员都如阁下,我又怎能会反?”此外,对于被俘的明军官兵以及明朝百姓家属,黎利也下令优待,伤者施药救治,死者敛尸厚葬,有愿归国者更发放路费,礼送出境。曾有其亲兵擅掠明朝官民,黎利闻讯大怒,斩亲兵8人,并训道:你等此种作为,与天朝(明朝)阉官何异?大明“公公”,成了越南军民的“反面典型”,足见马齐对安南祸害之深。种种“善举”下,明军“攻心”不成,反倒“被攻心”,驻安南各地明军士卒“逃亡者十之四五”。而受命从云南进兵的沐晟,得知柳升败讯,竟不战而逃。先前同黎利私自讲和的王通,此时连战连败,仅存2万残兵,连同数万明军家属百姓,被黎利重兵围困在东都(今越南河内)。至此,安南之局,已然不可收拾。百般无奈下,明王朝只好旧话重提,重议杨士奇一直力主的“册封安南”之策,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及英国公张辅拼命反对,张辅更亲自请缨,自请10万兵马,誓一年内讨平黎利。但近20年来安南这场“降而复叛”的拉锯战,已让明宣宗君臣厌倦,大学士杨荣的话更一针见血:“国家之安危所系,在北不在南,”终让明宣宗下了弃安南的决心。是年十月,明宣宗遣礼部侍郎李琦(即永乐时代多次出使安南的那位)为使臣,到安南宣布赦免黎氏罪过,并册封黎利拥立的原陈氏王朝宗族陈蒿为安南国王。在此之前,被围东都的王通已私自和黎利议和,得到不再进犯的允诺后,黎利将被围安南的2万明军尽数放回。之后明宣宗正式弃安南,废明朝设在安南的三司,明朝驻安南各级文武官员,各镇军队,以及百姓家属总计8万3千人尽数撤回。一年后,陈蒿死,明宣宗顺水推舟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期间,仿中国制度开科取士,推广儒学,并学习朱元璋的“垦荒令”“军屯制”,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明英宗正统元年,黎利病死,其子黎元龙被明英宗正式册封为“安南国王”,这就是历史上的越南黎氏王朝。其后,两国虽在嘉靖时代又发生摩擦,但和平相处终成主流。第十章蒙古和明朝是啥关系一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六月九日,新疆伊犁河察林河畔,离乡背井飘零一个多世纪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冲破沙皇俄国层层阻击经行万里,终在清军的接应下,成功返归中华怀抱。当年十月,清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被誉为“东归英雄”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册封其为“卓理克图汗”,其部落各大小首领也分别按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等爵位一一册封。其部落全族分六路,分别被安置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伊犁尤都勒斯草原以及博斯腾湖等地,繁衍生息至今。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壮怀激烈的“土尔扈特万里东归”。这壮怀激烈的故事中,有一个今人已然忽略的细节:乾隆于承德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时,渥巴锡先后送上两件礼品,一是其随身腰刀,表达土尔扈特部永不反叛之意,此事亦成为千古美谈;第二件礼品格外特殊——明永乐七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册封前土尔扈特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的“永乐印”。送上此物,即表达归附中华之意。这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情节,既意味着清朝从此继承了明朝对土尔扈特的统治,也同样揭开了素来为人关注不多的,明朝初期蒙古诸部落的变迁情况。二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北伐,一举攻克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仓皇北逃,明朝统一中原。但元王朝依然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占据着新疆东部、甘肃西部、青海北部、内蒙古、外蒙古、东北三省以及今天俄罗斯阿穆尔省的广大地区,并在元顺帝过世后,历经元昭宗腊哈失里、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两代君主,史称“北元”。这期间,明朝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动三路北征,傅友德的西路军五战五捷,连克甘肃、内蒙西部、新疆东部大片土地,驱逐北元在这一地的势力范围,中路军徐达部和东路军李文忠部在进兵北元国都和林(今蒙古国杭爱山)时受挫,但也杀伤北元军甚多。其后十多年,明朝设九边,广置卫所,以守为攻步步进逼。洪武二十年,明军再举大兵,以15万兵攻辽东,迫降驻守辽东的北元太尉纳哈出,招降20万人,并令北元“盟友”朝鲜改辕易辙,成为明朝附属国,一举“断北元之左臂”。一年后,明军命蓝玉统15万大军北征,在捕鱼儿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大破北元“中央军”,俘虏北元皇室宗族及军队8万7千人,获得元王朝的“传国玉玺”。只身逃亡的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在土刺河被北元宗亲也速迭儿杀死。洪武二十六年,也速迭儿正式成为“北元可汗”,但没多久就病逝,随后,“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后人)争夺可汗的内战持续数年,到明建文四年,非“黄金家族”的鬼力赤夺取了可汗位,取消了“元”的称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至此,“元”作为一个政权,成为历史概念。在连年的内战中,蒙古分裂成三大部,即明朝史书中所谓的鞑靼、瓦剌、兀良哈。先说鞑靼,即由“黄金家族”统帅的蒙古部落联盟,其势力范围主要包括今天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永乐元年,鞑靼“太保”阿鲁台杀鬼力赤后,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拥立从帖木儿帝国“政治避难”回来的忽必烈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此后阿鲁台“挟可汗以令诸侯”,自任“太师”执掌大权,一面频繁骚扰明朝边境,一面与西部的瓦剌相互攻杀。从洪武末期的朱元璋到永乐初年的朱棣,皆曾多次派使者赴鞑靼处招抚,却被置之不理。瓦剌,又称“卫拉特蒙古”,元朝时称翰亦刺,最初居住于俄罗斯叶塞尼河流域,元朝时逐渐南迁,定居在今阿尔泰山山麓至色愣格河一带,共分为三大部,分别是辉特部及其首领秃孛罗,绰罗斯部及其首领马哈木,客列亦锡部及其首领太平。其中的客列亦锡部,即是后来土尔扈特的前身。深通“远交近攻”的明王朝,自洪武末年开始便频频向瓦剌三部派遣使节,永乐七年,明朝册封辉特部首领孛罗为“太平王”,绰罗斯部首领脱欢为“顺宁王”,客列亦锡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渥巴锡归还给乾隆的“永乐印”,即是由此而来。其后,“顺宁王”马哈木渐成其中最强一支,逐渐掌握了瓦剌大权,并与东部的鞑靼长期内战,两家相互攻杀不休的同时,也意图借助明朝的力量。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不久,鞑靼、瓦剌同时遣使入贡,朱棣热情接待,其后又利用经济手段大力拉拢蒙古各部,永乐六年朱棣下令在西北设置多处“马市”,用以招募蒙古部落,他还在边境划拨土地,招抚归降的蒙古人。永乐七年,先是鞑靼“国公”阿滩布花率部归降,继而鞑靼“丞相”暂卜率众3万归附宁夏,朱棣皆“宴厚劳之”。明军还时不时在边地招募蒙古人从军,授予官职且赐予汉名,即使偶尔出现归附后叛乱的情况,朱棣的态度也相当宽容。永乐八年,蒙古归附首领虎保误信流言,率部叛逃,朱棣禁止明边军追杀,并派使者骑快马追上虎保,宣布赦免其罪过,并表示“来去自由”,感动得虎保最后率部南归,后被安置在甘肃临洮一带定居,此后为保卫边疆出生入死,终生对大明忠心耿耿。怀柔之下,终明一世,蒙古人南下归附的事件史不绝书,朱棣的永乐时代尤其多。至于蒙古三部中力量稍弱的兀良哈,实为朱元璋时代归附大明的辽东纳哈出部“整编”而来,其属地以嫩江为中心,包括今天西辽河和老哈河一带。明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在当地设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又称“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原为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所统辖,后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立功颇多。战后,朱棣将宁王南迁至江西,把原属宁王的大宁地区(今内蒙古宁城)尽数划拨给兀良哈三卫,并于永乐三年在吉林开原设立马市,开展贸易。同瓦剌三部在永乐朝接受明朝册封相比,他们早在之前的洪武朝,就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明永乐十一年,数次遭明王朝沉重军事打击的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接受了明朝“和宁王”的册封。至此,从朱元璋到朱棣,历经40年苦心经营,鞑靼、瓦剌两部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从而建立了蒙古各部相互牵制且由明朝“垂拱而治”的统治体系。终明一朝,蒙古高原风云变幻,这个体系虽偶被打破,却始终未变,最终演变成了清朝的“盟旗”制度,这个体系也意味着北元时代相对于明朝是“外国”的蒙古各部落,如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所言,变成“明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三维持这个平衡的方式,除了明王朝的怀柔政策外,也有各大势力相互征战中的此消彼长。这一时期的战争,可谓是明蒙战争与蒙古各部内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自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瓦剌与鞑靼开战以来,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占尽优势的鞑靼节节胜利,志得意满下,阿鲁台对明朝也极其傲慢。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以祝贺本雅失里继任可汗为名,谴礼科给事中郭骥(即曾被帖木儿扣押近十年的那位大明使臣)至鞑靼“王庭”和林出使,送还往年交战的俘虏,并赠送彩币等物,且在国书中说“可汗王朔漠,彼此可相安无事”,极力表达和平诚意,孰料阿鲁台竟将郭骥斩首,大明使团中仅随军百户李咬逃回。阿鲁台随即整顿兵马,准备南侵为明朝“屏障”的兀良哈三卫。消息传来后朱棣震怒,九月派淇国公邱福率10万精兵远征,孰料大军行至克鲁伦河后,邱福不听副将李远劝阻,率数千亲兵脱离大部队冒进,遭鞑靼军围歼,邱福阵亡,随后鞑靼军乘胜追击,10万明军大溃,副将王聪、李远、火真皆战死。败报传来,朱棣决意雪耻,次年正月下诏亲征,集结50万大军,于二月十三日出居庸关北进,大军一路扫荡漠北,鞑靼部坚壁清野,远撤避战。经过周密侦查,五月终于在成吉思汗家乡斡难河捕捉到鞑靼军主力。五月中旬,朱棣与本雅失里在斡难河决战,朱棣身先士卒,率麾下亲兵冲锋,本雅失里大溃,仅带7人逃窜,朱棣随即下令将捕获的蒙古俘虏全部释放,并发放口粮。“攻心”下各蒙古部落纷纷来降,六月八日,朱棣军于飞云堑围困阿鲁台,阿鲁台以“请降”为缓兵之计。朱棣将计就计,先假意与阿鲁台谈判,继而发动突袭,以柳升的神机营火器轰炸,追杀百余里大破阿鲁台。七月三日,大军返归开平。至此,明朝的第一次北征,以重创鞑靼而结束。战后,永乐八年十二月,阿鲁台遣使谢罪,贡献马匹,并借机恳请朱棣允许他迁至辽东管辖女真部落。朱棣想用阿鲁台牵制瓦剌,故拒绝了阿鲁台的请求,但表示既往不咎。同年十二月,朱棣遣使将阿鲁台流落在明朝,失散近20年的哥哥和妹妹送回,从此两家关系渐近。但彼时瓦剌首领马哈木借机坐大,不但吞并了许多原属鞑靼的领土,更捕获了斡难河战后逃跑的蒙古可汗本雅失里。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五月,马哈木杀本雅失里,并派使臣向明朝“邀功请赏”,朱棣深感马哈木“此奴骄矣”,双方裂隙日深。次年马哈木又派使者向明朝交涉,要求明朝归还投奔到甘肃、陕西等省的瓦剌部落,朱棣派宦官海童出使瓦剌,当面申斥马哈木罪过,双方关系日益恶劣。阿鲁台趁机在同年连续5次遣使入贡,七月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马哈木闻之大怒,频繁发兵攻打阿鲁台。十一月,马哈木大破阿鲁台,借机兵抵饮马河,意图彻底平灭鞑靼,统一漠北。为不使马哈木得逞,朱棣“决意讨之”。经悉心准备,次年三月十七日,朱棣率50万大军再度北进,特命皇长孙朱瞻基(即后来的宣德皇帝)随行,马哈木以诱敌深入计,派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明军,且战且退,意图引诱明军深入作战再行围歼,朱棣一路向北,于六月一日抵达忽兰失温,马哈木已在此地集结瓦剌三部最精锐的数万骑兵。六月七日决战打响,瓦剌军屯于高山上,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朱棣命神机营以火器轰击,继

                        就此终结,皇甫侁虽然平乱有功,但由于擅杀皇子,被李亨罢官且永不叙用。这场叛乱虽然就此平定,但李亨似乎不想就此终结这件事儿,李璘虽然死了,但李亨始终不放心那些早已经外逃的李璘部将,所以接下来将是大规模的清洗。在这场清洗中,被李璘株连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季广琛、浑惟明、冯季康等人全都没有逃过惩处,但这些人和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人相比简直就是小人物。在李璘做着割据江南的美梦,顺长江东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在李璘的身旁,由于长期不受朝廷的重用,所以他投靠了李璘担任其幕僚。李璘兵败后,这个人由于怕受牵连一路逃到彭泽(今江西彭泽),但依然被地方官发现后捉了起来,投入了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中。这个人就是始终怀揣“天生我才必有用”信念的大诗人李白。天才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依然成谜,一种说法是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另一种说法是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五岁随父迁至绵州的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实际上是同宗,应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但也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因为被灭族而搬至西域,但这种说法并没什么翔实的证据。二十五岁之前的李白一直没离开过蜀地,年少时博览群书,喜作辞赋,尤其喜好道教的神仙传说。当时他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圣地,而青城山更是道教的十大洞天之一,李白经常到这些深山之中去寻师问道。大约在十八岁时,他隐居在蜀中大匡山读书,跟着山中的隐逸道士学习纵横之术,并游历剑阁、梓中等地,由于蜀中多崇尚任侠之风,所以青年时期的李白是在漫游求仙和任侠中度过的。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时期的蜀中游历以及自身崇尚神仙传说的缘故,使李白在年轻时期形成了一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这种性格对于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样也让他在政治道路上一路荆棘。二十五岁时,李白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他西出三峡,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登庐山、游越州、历襄阳,大河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时他也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不久便在湖北安陆定居,与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完婚。此后的十年中,李白以安陆为中心,又展开了将近十年的漫游与干谒之旅,所谓“干谒”,是古代的一种诗体,是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李白的性格使他不屑与那些十年寒窗的书生同场竞技,他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上仕途。但遗憾的是,李白的干谒之路并不顺畅,一直未得人赏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他曾给当朝名士韩朝宗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来推荐自己,但诗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却是如石沉大海。十年不成功的干谒之旅,让自负的李白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失望。由于备感前途暗淡,失望之下的李白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当时的名士孔巢父隐居于徂徕山。李白本以为他的一生会就此隐居下去,不会再有成就功名的机会,但这个世界往往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李白隐居没多久后,或许因为他曾经在各地留下的名声,或许是因为某些人不经意的举荐,李白曾经写过的干谒诗被李隆基的妹妹玉真公主看到,玉真公主对李白的诗文相当崇拜,正因为如此,当时四十二岁的李白得到了玉真公主的引荐。天宝元年(742年)从长安传来一纸诏书,宣李白进京朝见皇帝陛下。在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白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他甚至在告别妻儿准备进京时,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留恋之情,而是发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得意之情,在他看来,求取功名对于自己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想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白低估了走政治道路的凶险,求取功名对于他来讲颇有些“行路难”。李白到了长安后,李隆基给予了他很高规格的接待,对于这一点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有过记载: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应该说李隆基对于李白这样一位压根就不了解的平民百姓,能够给予这样规格的接待已经完全可以用礼遇隆重来形容,而李白也正是凭借李隆基超乎自己想象的接待规格,从而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李隆基的重用。不过事实上,李白或许过于自信了,不可否认的是李隆基对李白诗文的欣赏。但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其实也是看在妹妹玉真公主的面子上,换句话说,李隆基其实是在给玉真公主面子,和李白并没多大关系。事实证明,高规格的接待过后,李隆基只让李白做了个翰林待诏。所谓翰林待诏,就是待在翰林院里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职责,如果皇帝陛下高兴想起您老人家了,把你叫来写写诗文,让皇帝陛下娱乐一下,仅此而已。如果皇帝陛下能够天天想起你,让你陪在身边撰写诗文,这对于李白来讲,倒不失是一份合适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是,皇帝这个工作不能只是娱乐,尤其对于李隆基而言,缔造开元盛世绝不是写写诗文、听听戏曲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渐渐的,李白对自己翰林待诏这份工作产生了厌倦之情,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才能干这么个差事,实在有些大材小用。然而李白并不是李林甫那种实干型的人,甚至连张九龄那种能够认真干事的作风也不具备。他在翰林院里一共待了三年,因为性格的原因,除了表达不满之外,丝毫没有任何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想法,即使是在李隆基有限的几次宴请他时,他也没有抓住机会让皇帝陛下重用自己,而是表现出了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态度。所以,李白的才能只能算是文才,他实在不具备政治才能,李隆基还是颇为识人的,他知道李白这种人也就是仅供娱乐,让他去独当一面干实事儿,那还是洗洗睡吧。李白就是在这样一种苦闷、怀才不遇的境遇中度过每一天,三年后他终于因为自己那狂妄的性格得罪了朝中权贵,被李隆基赐金放还。就这样,李白收拾行囊,抱着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离开了长安城,他坚信自己的未来依然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或许李白不会想到在李隆基给予他诸多金钱让他离开长安时,身在长安的这三年居然是李白人生的顶点,自此之后他的人生境遇开始每况愈下。天宝三年(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不得志的杜甫,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的诗文已名扬全国,而杜甫虽然风华正茂,却依然默默无闻。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李白希望凭借诗文扬名立万然后得到重用,杜甫希望致君尧舜上,而高适则是希望求取高官厚禄。三人虽然各有大志,却理想相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友情不会长久,这年的秋冬之际,三人分手告别,各自向着自己的理想之路前进。李白只身前往齐州(今山东济南)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使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相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自此之后终生再未相见。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准备重访江东,他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途到了会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书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品味了这里的历史内韵。离开会稽后,李白前往金陵,在那里遇见了崔成甫。由于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所以更加意气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从离开长安到游历江南,李白的人生道路又经历了第二个十年的漫游生活。虽然在此期间他有时居无定所,有时困顿潦倒,但他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相反在和众多友人的聚会游玩中,他更是对大自然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可以说虽然此时的李白有些落魄,但却是他一生中最为休闲和欢乐的时光。这种生活状态一直到他投奔永王李璘为止。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南下江西在庐山隐居起来。由于当时庐山属于永王李璘的管辖范围之内,当李璘听到李白来到江西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庐山去请这位自己早就仰慕已久的大诗人出山来辅佐自己。李璘的盛情邀请让李白充满了感激之情,尤其是对于李白这样的性情中人来讲,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居然有人能够欣赏重用自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璘的邀请,连夜赶往江陵面见李璘。坦白地讲,对于李璘的野心,李白全然不知,而且李璘邀请李白出山也是以平叛为理由。当李璘率兵东巡、坐船顺江而下的时候,李白就站在李璘的旁边,他本以为这次远行一定会在李璘这里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为此他甚至在船上望着百舸争流、千帆竞进和旌旗蔽日,不禁喜极而泣,诗兴大发,一口气即兴地写下了《永王东巡歌》等十一首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第二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笑谈胡静沙。在诗中李白自比东晋的宰相谢安,希望自己能够在国家危难时刻,协助李璘积极平叛,力挽狂澜。但遗憾的是,随着李璘的兵败,李白才如梦方醒,然后连夜慌慌张张地逃到了彭泽,却被地方官抓住投进了监狱。李白当时虽然不是什么高官,但由于他早已经名声在外,算是个文化名人,所以他被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亨那里,当然他的那句“为君笑谈胡静沙”也传到了李亨的耳朵里。而正是因为这句诗,李亨决定不赦免这个自己老爸曾经礼遇隆重的天才诗人,原因在于从李白的这句诗中,李亨感受到了李白对于李璘的忠心。而事实上,那不过是李白一时兴起的即兴之作,甚至连李白自己可能也没有当回事。李白就这样被当成了李璘的同党受到处置,要不是因为他曾经在长安待过三年,结交过一些官场上的朋友,恐怕早已经人头落地。时任宣慰大使的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在李亨面前极力为李白开脱,更有传说郭子仪也从中斡旋,总之在众多人的全力营救下,李白被免除了死刑,乾元元年(758年)被判为长期流放夜郎。乾元二年(759年),李白行至巫山,当时李亨立广平王李俶为太子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又重新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重获自由身的李白首先回到了江夏,没过多久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后世的人们或许认为李白的一生实在过于充满传奇色彩,但他最后的死法实在过于平淡,所以虚构出了李白是因为醉酒后,看见水中的那皎洁的明月,一时兴起想要捞起水中的月亮,然后溺水而死的故事。上述这种死法固然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李白最终病死这的确是事实,但无论哪种死法,我们都不能否认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李白这一生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唐诗中李白这个名字无论如何是永远不能绕开的。杜甫对其诗歌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赞其“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以其天才般的想象力形成纵横恣肆的文风,那排山倒海的气势,让世人为之惊叹,从而更加衬托出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和倨傲达观的性格。但不无遗憾的是,李白一生未能获得重用,他的政治生命没能激活,这让他的心中始终存有苦闷之情,而他那豪迈的诗句终究掩饰不住一颗绝望的心。坊间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李白的故事,看他如何不将那些达官显贵放在眼里,总是显得那么超凡脱俗,看众多美女对他倾心仰慕,然而他总是将高傲的头颅扬起,不屑理睬那些庸脂俗粉。很多故事都将李白描绘成了一个圣人,但真实的李白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人,一个心灰意冷的老年人,一个一生都在无奈中挣扎、宣泄的灵魂。只有他那首《将进酒》中的诗句,能让我们看到了他从未放弃希望的信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坚守太原永王李的叛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在其发生的过程中牵扯了李亨不少精力,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对付叛军,甚至让安史叛军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在李亨集中精力对付李的同时,身在博陵的叛将史思明联合上党(今山西长治)的蔡希德、大同的高秀岩和范阳的牛廷,四路大军共计十万人马一同进攻太原,企图占领河东地区,进而打通通往朔方、陇右的道路。驻守太原的李光弼由于精兵强将已经被抽调到李亨那里,所以手下的人马并不多,仅剩下团练(地方武装)不足万人。面对史思明等人四路大军十万之众,当时太原守城的士兵极为恐慌,唯恐城池不保,纷纷向李光弼建议要加固城防,试图据城死守。面对众人的要求,李光弼并没有正面肯定或是否定,但他心里明白,加固城防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太原城方圆四十里,加固城防不仅工程浩大,而且时间紧迫,劳师动众非朝夕可成,估计还没等开工,叛军就已经拍马杀到。身经百战的李光弼明白,若想守住太原城,单纯的防守一定是死路一条,应该在防守的同时,选择合适的战法,积极主动的捕捉战机进攻叛军,由被动防御变为主动防御。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李光弼决定除了加固城防之外,再利用太原当地多黄土的优势,动员城中所有人制作土坯数十万个。对于李光弼的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可是等到叛军大举攻城后,他们才对李光弼的想法钦佩不已。十万叛军很快就到达了太原城下,在此之前史思明等人已经摸清了李光弼的底细,所以上来二话没说就开

                        国的热土上追梦、筑梦、圆梦,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年力量和科技智慧。据了解,作为面向全球青年高层次人才的峰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以“汇聚天下英才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由中国科协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共同主办,自2019年“落户”温州以来已连续5年举办,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为期两天,聚焦“青年创新聚力可持续发展未来”年度议题展开峰会各项活动。中新网11月11日电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期,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开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安全守护”专项行动,全面守护中小学生培训安全。针对舞蹈、体育等以身体训练为主、较易出现伤害风险的培训活动,特在此做出校外培训安全提醒“五不要”:一不要在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培训。孩子培训需要相关专业防护。在亮面瓷砖和水泥地等场地进行训练、未充分热身整理进行训练、无保护进行高危险性训练、疲劳状态下训练等,会增加孩子受伤风险,应该避免。二不要过早对孩子进行过强柔韧训练。孩子身体发育过程有不同阶段,需科学练习。过早过强的柔韧性训练可能产生孩子器官发育不良、肌肉发育缺陷等问题。三不要过度对脊椎和腰部做外力挤压。孩子存在个体成长差异,过度进行外界受力、按压、拉伸等关节、脊椎、韧带训练,可能发生骨骼错位变形、关节疼痛等,严重的会影响骨骼生长和发育。四不要做过高难度系数的训练。练习身体腾空翻转、下腰、掰腿、劈叉等动作需有系统化的专业训练基础,并在专业人员指导和成人看护下进行,不适合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专家建议未满10周岁的儿童慎做“下腰”等脊椎、腰部身体训练,避免出现伤害。五不要让孩子练习与身心健康不符的内容。教学表演内容应符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所选作品避免出现暴力、血腥、色情等少儿不宜的内容,要积极培育孩子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教育部等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要理性看待校外培训,根据孩子自身兴趣爱好、年龄特点、身体状况等,综合考虑是否参加培训或选择哪种培训项目,不盲目、不跟风,要随时关注孩子身体情况,如有不适切勿勉强坚持;要选择合规的培训机构,看机构办学许可和营业执照是否齐全,师资队伍和课程教学是否规范,场地设施是否安全合格等,务必选择正规机构,为孩子的身心健康多一份安全保障。中新社深圳11月11日电(记者郭军)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11日在深圳市8个球场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32支球队(大陆球队20支、台湾球队12支)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进行80场比赛,角逐大学组、U18组、U15组和U12组共4个组别的冠军。本届总决赛共有840名选手参加。赛事期间将开展“选手之夜”、参访交流、观看无人机表演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据悉,本届总决赛首次将交流活动和比赛穿插进行,比赛以外交流的时间大幅增加。两岸大中小学选手切磋球技,结交朋友,通过棒球运动交流增进“两岸一家亲”。据了解,经过6年努力,目前深圳多所大中小学开展棒球运动,越来越多学生棒球社团应运而生,棒球运动已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本届总决赛前推出“2023海峡两岸少棒深圳训练营”,邀请台湾优秀棒球教练到深圳培训、指导、交流,共同提高两岸棒球运动水平。对于本次比赛,海峡两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员会执行长徐勇充满期待。他表示:“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让两岸学生相聚相识、意义重大,为两岸学生搭建更好的平台,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比赛成为好球友、好伙伴、好兄弟。”“期待能在这次比赛中拿到冠军。”开赛第一天虽然阴雨不断,但抵挡不住台湾选手参赛的热情,来自台中北势中学二年级的蔡政谕,虽然是第一次来大陆参加比赛,但对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信心满满。蔡政谕的教练陈衍瑞告诉记者,这次带了16位队员前来参赛。其中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来大陆比赛,他们感到很新鲜也很亲切,“适应得比较快。”陈衍瑞说,大陆的棒球运动发展很快,实力不断增长,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与大陆球队切磋的机会。在大陆执教超过7年的台湾棒球教练欧立诠告诉记者,这是他连续第四次带队参加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他认为,这样的参赛机会非常难得,两岸学子可以累积比赛经验,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日前发布10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数据显示,2023年10月1日至31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病毒感染重症病例209例、死亡病例24例,均为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10月1日至13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热门诊(诊室)诊疗量相对稳定,波动处于13.3万至15.1万之间。之后波动增加,10月30日上升至20.5万,10月31日为19.6万。10月,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就诊人数比例有小幅波动。第四十周(10月2日至8日)为4.5%,第四十一周(10月9日至15日,4.1%)稍有下降后连续增加,第四十三周(10月23日至29日)为5%。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从2023年第四十周的8.7%持续下降至第四十三周的4%。10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报送7646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涵盖73个进化分支。主要流行株为XBB系列变异株,占比前三位的分别为XBB.1.9及其亚分支、XBB.1.22及其亚分支、XBB.1.16及其亚分支。根据采样日期,XBB及其亚分支的占比持续高位,2023年第四十周为99.6%,第四十一周至第四十二周保持在99.7%左右,第四十三周为100%。中新网乌镇11月11日电(张煜欢)11月10日,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下称乌镇峰会)正式落下帷幕。今年,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名嘉宾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国别数创历年来新高。十年前,一“网”情深的故事从这座江南水乡落笔。如今,以乌镇峰会为契机成立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已吸引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互联网领域的机构、组织、企业及个人加入成为会员。十年来,为什么乌镇峰会能成为世界互联网发展的“聚光灯”“主舞台”?到今年,世界互联网诞生已有五十余载,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也即将迎来第30个年头。乌镇峰会的十年,恰好见证了中国在世界互联网跑道上,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先的历程。从“人人互联”到“万物互联”,十年前,世界互联网发展来到新阶段,数字经济成各国谋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网络空间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领域。领跑,是在顶尖领域实现突破,在网络空间命运体中共享成果。2015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互联网+”行动计划,世界互联网的“创意集散地”来到了中国。从2016年起,乌镇峰会连续七年举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已发布超110个世界范围内的领先科技成果项目,涵盖量子计算、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高性能芯片等众多前沿科技领域。今年该活动升级为“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致力于为时代凝聚起更大科技价值。除了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的成果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发布展示、“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十年来,乌镇峰会不断以行动促进数实融合,极大推动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各类产业相结合,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崭新动力。十年来,以乌镇峰会为媒,中国更在发展中与世界共享机遇,于数字领域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在东南亚,中国企业助力泰国打造东盟首家5G智慧医院;在拉美,中国与巴西、厄瓜多尔等国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创新合作;在非洲,中国与国际电信联盟合作启动技术援助及培训项目……今年的乌镇峰会上,《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蓝皮书发布,进一步关注欠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情况。“非洲互联网之父”尼·奎诺在今年乌镇峰会期间表示,同中国进行交流对话,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多地参与和发展技术。“我们期待着向中国学习,同时也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其中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评审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看来,乌镇峰会正进一步成为互联网技术创新发展的驱动者、新时期国际科技合作的示范者。同命运,共呼吸。中国正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让互联网之光照进更多角落、造福更多民众。关注挑战共创和平安全发展中充满机遇,更带来挑战。近年来,携手应对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挑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网络安全是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主线,信息安全是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构建多元协作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亦需久久为功。历经十年发展,乌镇峰会已成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重要平台。在去年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黑客如何利用“AI换脸”破解线上银行的人脸核验系统等网络安全场景,聚焦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主题,诸多企业就网络安全保障作相关展示。作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中国,随着互联网行业褪去青涩进入成熟期,反垄断、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系列政策逐步填补监管盲区,日益完善的制度框架和行为监管,为其铺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面对数字世代的重重挑战,中国更与世界携手,不断探索全球化治理路径。2020年9月,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制定全球数据安全规则提供了蓝本;同年11月,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进一步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今年的乌镇峰会的前沿数字技术创新与安全论坛上,嘉宾们再次就前沿数字技术发展背景,共议安全风险应对之策;在数据治理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论坛上,专家就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开展思维碰撞……在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稳定、共同推动网络秩序公正合理等方面,与会嘉宾达成了广泛共识。十年间,中国持续推动构建和平、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乌镇峰会亦营造起公平开放安全绿色的网络生态,这份中国担当赢得了越来越多认同和支持。“过去十年乌镇峰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互联网的进步,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缩影。”世界互联网大会副理事长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乌镇峰会对于全球互联网安全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随着峰会的国际参与度逐年提升,会议的全球声誉正在稳步建立。在应对互联网带来的种种挑战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也在不断重塑,人类文明一脚迈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如何在网络空间搭建增进文明对话的新平台,成为新的全球课题。从首届乌镇峰会开始,中国就在不断探寻这一时代答案。十年探索,乌镇峰会始终以行动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提升“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数字公共服务水平,增进网络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探索出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的新方向、新模式和新方案,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多维度、多向度的时空支撑,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充分展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十年携手,乌镇峰会进一步推动世界变成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互联网大会拥有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会员。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已从互联网领域的国际盛会发展为常设国际组织,更好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和国际互联网的共享共治,乌镇峰会也由此升级为国际组织年会。十年积淀,乌镇峰会凝聚共识、搭建平台,始终坚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从概念文件到行动倡议,再到实践案例全球开花,把思想共识化为具体行动,更好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网上精神家园,实现“文明共生”。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当前,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在今年的乌镇峰会上,就如何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更加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中国携手世界话前路、谋未来。“展望未来,乌镇峰会将始终致力于搭建全球互联网共商共建共享平台,积极开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新格局,续写下一个十年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新华章。”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说。信息时代,互联网承载人类梦想,关乎民众福祉。从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乌镇开始,这座江南水乡小镇的“命运齿轮”就已在悄然间开始转动。如何让互联网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心向“网”之的小镇故事,未完待续中新网婺源11月11日电(徐雪莹)第十五届健康中国论坛·乡村康养(婺源)主题论坛11日在江西婺源举行,主题为“和美乡村,幸福婺源”。本次论坛由中央统战部、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指导,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北京同心共铸公益基金会主办,婺源县人民政府、中国健康好乡村组委会承办。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副会长安七一致辞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了城市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站到世界前列。到了2035年,中国完成乡村振兴目标,实现了农村的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安七一表示,这次从北京来了300多位专家,在最美乡村植入健康乡村的元素。乡村振兴需要大家一起想、一起干,在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的路上,以乡村发展为抓手,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健康中国。在论坛上,“赋能乡村康养——系列基金揭牌仪式”接连进行。此次论坛还向乡村康养事业参与者发出《中国乡村康养倡议书》,呼吁“打造一个健康、美好、富有活力的乡村康养生态圈,为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做出我们的贡献”。此外,《中国乡村康养白皮书(2023)》也在本次论坛上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席教授李曰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工程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崔永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等专家在论坛上做专题报告。此次论坛为期两天,还包括美丽乡村调研、三甲助三农·婺源爱心义诊等多项活动。中新网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徐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2021-2022)颁奖典礼11日在北京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主旨报告环节,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凌明发表了题为“北京世界遗产的创新实践”的主旨演讲。凌明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实践案例,提出“以北京老城为核心、线性文化带为总览、国家公园为驱动”的综合保护体系。他指出,综合保护体系的建设是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和保护工作的强化,不仅维系了文化遗产本体的历史价值,也为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游览及教育环境。同时,北京通过“理念引领”“成果惠及”和“资源服务”三种理念,将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发展、文明互鉴的重要支柱。通过提高本地居民遗产保护活动的参与度,提升“

                        也俛首焉,又风俗之一变也。”《太仓风俗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士大夫为时局所迫,“杜门谦退,苦身自约,渐不为闾巷所尊矣。”引自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5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0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另一个这种异想天开的阴谋的例子涉及到祁彪佳的两个儿子:祁班孙与祁理孙。他们俩皆因收藏珍本书籍和参加无休止的聚会而闻名遐迩。“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35页。大约是在1660年,这两位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个名叫魏耕的冒险家相遇了。此人是杭州湾南岸慈谿县的一个布衣,在安徽北部建立了一个称为亳社的秘密团体,并暗中散布说,他打算将该地所有的明朝忠臣重新联合在一面旗帜下。祁氏两兄弟兴奋地将他邀至他们的田庄。然而魏耕只有在其欲望得到满足时才会显得愉快、有礼,兄弟俩也就只好用美酒、妓女和剑谱取悦于这位亡命之徒。他们对此甚感厌恶,但为“忠义”之故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最后,到1662年,清政府将魏耕列入通缉名单,兄弟俩也被以同谋罪逮捕入狱。祁家为营救他们俩而上下打点,结果弄得倾家荡产。理孙死在狱中;班孙被放逐辽东,于1677年设法重获自由,遂回到江苏削发为僧。谢国桢:《党社运动》,第235—236页;也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6页。?1656年,正负责编纂太祖和太宗二帝《圣训》的吴伟业,请求归乡以葬其继母张氏。1657年阴历二月,他抵达太仓。科场丑闻爆发后,他写了几首诗寄托对他的几位遭到惩罚的朋友的痛惜之情。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62—66页。?吴伟业:《圆圆曲》,见其《吴诗集览》第七卷上,第9页。越女,即西施。她是公元前5世纪越王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夫差为之倾倒,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她则将此情形秘密告知了越王。夫差被越军打败后自杀。西施最后知道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也自杀。“屉廊人”指的是在空旷的白色大理石长廊中漫步,并用陶罐敲出银铃般悦耳声响。“羽”和“宫”是五声音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阶。?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4页。?其例见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十五卷下,第13页。吴伟业的诗始终反映出一种负罪感,因为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在1644—1655年间以身殉国,而他却没有自杀。例如:“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吴伟业:《遣闷诗》,引自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弘储是江南著名高僧三峰的弟子。?吴伟业:《吴诗集览·谈薮》上,第2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78页。邓尉山在吴县西,灵岩山在该县南,紧靠太湖。赵尔巽:《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肯定有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理解明朝的衰亡。对南明政权的失败表示同情的人也相当普遍。《桃花扇》于1699年秋在北京上演,直到1700年春仍场场爆满,许多观众泪流满面。作者孔尚任当时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城遗老,灯施酒阑,唏嘘而散。”见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22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和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1页。宋濂是明初政治家,曾做过元朝的官。人们对他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极感兴趣。宋濂被视为在异族统治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人物。吴伟业认为他的文章登峰造极,恰逢圣贤之君。即出仕于朝,助创大业,这正是那些草泽隐逸之士,执守斯文,翘首以待圣人之起,并由此而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与业绩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斯文”出自《论语·子罕》第五章,孔子的意思是,贤君既没,文化必将保存于贤人之中。)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2页。?《谈孺木墓表》。见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3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0页。另一著名画家龚贤,感叹道:吾等实乃“小人”;如僧人之避肉欲。西尔伯格德:《龚贤柳林中的自画像》,第8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1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54页。在许多同类的例子中,明朝忠臣有意引起对13世纪的画家龚开或文学家邓牧等南宋“遗民”的怀念。邓牧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何惠鉴:《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第93—95页。?当然,有些人确实想在入清后继续他们在明代就喜欢的活动。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作者、冒襄的同乡李渔,仍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墨客。清军入关后,他的剧本常由他的戏班在达官贵人家中演出。1657年游历北京后,他回到南京,在南城门附近建了一座有名的芥子园,并开起了书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6页。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对入仕清朝仍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6—331页。?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2页。?这一客观记述其历史的要求是17世纪40年代庄廷鑨编纂明史的主要动机。然而,这部私修的《明史纪略》因使用明朝正朔和直呼清朝先帝之名而过多地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结果,1663年,编者与出版者共有70人被杀,其家属被发配东北为奴。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81—282页。?这次特科考试是1678年2月宣布的,此时“三藩之乱”已经爆发,康熙帝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其举行是在1679年4月,应试者共有152人,中举者50人。其中80%(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这或许是唯一公正的考试。《南疆绎史》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明朝忠臣子孙的这次成功是上天报偿为明朝殉难者的一种方式。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41页;凯斯勒:《康熙》,第15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97页;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8、329页,及其《康熙时期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资助》;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1680年,黄宗羲致书于刚刚被任命为明史馆监修的大学士徐元文,要求为他的儿子在史馆中谋一职位。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4页。?实际上,1679年的特科考试恰好是在招揽下一代学者的时候举行的,因而为编修《明史》提供了一批史学家。这些参与编修《明史》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初几乎都只有10岁或15岁。斯特鲁弗:《康熙时期的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性资助》,第16—17页。?编修《明史》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心灰意冷的清初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以公开的和分析的方式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机会。“《明史》的编修决定性地结束了汉族士绅阶级中重要分子的顽固态度,并恢复了他们对清廷作出的尊重其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许诺的信任。”凯斯勒:《康熙》,第166页;又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41、153—154页,及其《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36页。?对具有治国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最为尖锐。他们出于对明朝的感情不能接受清朝的官职,但又不能忘怀作为进士所承担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自我修养不过是清静无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便是学问或“汉学”。即使最入迷的学者——像黄宗羲一类的历史学家,或顾炎武一类的文献学家——也肯定对其撰写的著作同其拒绝参与管理的社会之间的差距产生过痛苦的疑虑。当然,这就是他们著述如此之多的原因。关于这一矛盾的透彻研究,见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5页。顾炎武的确想努力将个人为一个王朝效力同为保存一种文明所必需的共同努力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条中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引自暮泊:《中国文化与天下观念》第六卷第十期,第9页。于是,顾炎武终于放弃了面对紧要关头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承担起一种共同的义务,即趁全面重建之机,使天下趋于合理。?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英雄道德观”与“常人道德观”的差异十分相似。见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382页。当然,以前也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即许多官员选择了恪守职责的道德,而抛弃了那种极端的道德。例如:赵孟頫(1254—1322)是宋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他在宋朝任过职,后来又接受了元朝的官位。有人将他斥为叛徒,然而他正是这样一位高于此类吹毛求疵的伟大政治家。莫特:《元朝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36—238页。许衡(1209—1281)据说曾这样为自己与元朝的合作进行辩护: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做。据说宋朝忠臣刘因尖刻地回敬道: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此为荣。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58页。无论如何,在13世纪和14世纪由于元朝和明朝的建立,“忠”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样,17世纪也出现了一场脱离具有宋代理学特征的“非理性的绝对效忠”观念的运动。恪守职责的道德观比容易被接受的千篇一律的史书编纂——特别是清代的史学——更为盛行。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第29页;又见刘子健:《岳飞与中国忠君传统》,第297页。富于理性的历史学家墨子刻,试图孤立地观察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他称这种“趋势”为天下一家的现实主义,并使韦伯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种“趋势”使更早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中断了“新儒家通过逻辑推理和圣贤的造诣去追求‘内心’改造”的运动。墨子刻:《对建立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看法》,第9页。我认为,这种“趋势”在清初实际表现为抛弃“英雄道德观”而转向“常人道德观”,而追求英雄主义的冲动和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直到19世纪初公羊学派复兴之时才被重新恢复。关于后一观点,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101—114页。?格雷:《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的创作》,第195页;麦克莫兰:《爱国者与激进派》,第159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43—44页。?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82—86页。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的讨论,见林:《人与思想》,第205—207页。王夫之认为,形而上的道离开具体环境就没有生命力,任何“道”都只是一种有形的“气”之道。他并未将形而上的道归结为纯粹的关系调理模式,因为像“仁”这样一种绝对规范具有超越具体环境的优先权。而“孝”和“忠”一类道德原则的存在,则是由于它们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关于王夫之对适应实际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考所作的区分,见布莱克:《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性质、思路和表述》,第277—280页。关于王夫之的“调理”概念,见麦克莫兰:《王夫之与新儒家传统》,第438—43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114页。?比利特:《王夫之两探》,第156页。?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和方以智,彼得森写道:“他们都关心考证。他们都趋向于用考证方法去研究历史。这种方法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只有抓住伦理学、政治学、地理学、语言学或其他学科具有开拓意义的能动性,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他们都通过强调历史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来证明他们厌恶乃至反对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即存在一种能够、也应当向人们揭示的根本不变的统一性。彼得森:《苦果》,第12页。在我所说的王夫之思想中的“联系论”与清初传统的绘画风格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正如高居翰所指出的,传统派通过竭力仿效董其昌来保持元代风格,而董其昌运用的在元代风景画中常见的那种构图法,就是用按规范画法画出的各个部分来构成画面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便是构图的基础。”高居翰:《清初画界的正统运动》,第174页。高居翰还注意到,对各种规范的局部画法的运用是极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部画法都能在以前的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致使传统派的作品在整体上并未离开前人创造的价值,而只是在旧的价值之间寻求新的相互关系。结果是“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如同“巴赫的逃赋格曲一样复杂、正规和抽象。”同上书,第176页。这样,我们赞赏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是因为他们作为画家的成熟和技巧的完美,而非他们的独立性。在其早年经历中,他们总结了董其昌画派的构图原理,但到中期“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同一条有害的道路,安于墨守成规和创作呆板的千篇一律的风景画”。同上书,第171页。?杜维明

                        ,或者越来越累。“你现在想回小房间吗?”我问。卡伦点点头。“你何不挥挥手、说再见,让他们知道你很快会再回来?”我可以从卡伦的表情看出来,她正在执行我的指示。“你可以关上门,把门锁好,回到小房间好好放松。”卡伦松懈下来。我给她一点时间调整。“我从5倒数到1,然后你就会回到这间办公室,跟我在一起。5……4……3……2……1。”卡伦缓缓睁开眼睛,仿佛她已睡了好几个小时。她看起来困扰而烦乱,眯起眼睛适应屋里的灯光。另外,她似乎也有点尴尬。我对她微笑。“怎么了?”她害羞问道。“你记得什么?”我问。“我不确定。我记得我在看一样东西,但不记得那是什么。”“我想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说,“你不但看得见你体内的其他人格,还能描述给我听。大体上,他们似乎都挺友善的。”大家都很自制,霍尔顿也成功控制住“坏脾气”,为此我真的很高兴,也大大松了口气。卡伦虚弱地微笑。整个催眠过程不过才15分钟,但感觉似乎过了很久。“我想我们有个不错的开始,”我说。几分钟后,卡伦起身走向大门,神情仍略显茫然。我重重靠上椅背,跟她一样茫然。[1]英文书名为:DiagnosisandTreatmentofMultiplePersonalityDisorder。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89年出版。——译者[2]亦称追思弥撒,安魂弥撒,因举行仪式时神父穿黑衣,故名黑弥撒。——译者[3]指美国政府于1965年设立的两种医疗保险计划之一,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以及医生账单和其他健康照顾账单的补充保险。——译者第二部分身第10章自我介绍再见面时,我们又试了一次催眠;但这次进行得并不顺利。卡伦一直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无法自在放松。她频频皱眉,连眉心都挤出纹路。她无法深入催眠状态,但或许是我太急躁了。她说克莱尔有话想告诉我,但她却不出来。我想可能是我太紧张,连带感染到她。我一再试图让她安心,告诉她克莱尔什么时候想出来都行,如果她太害怕,往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出来跟我说话。几分钟后,我决定终止催眠。我必须确定我能给卡伦一个安全、平静、值得信赖的环境,使她顺利体验催眠状态。我发誓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又到了诊疗时间。这次卡伦晚到10分钟,泪汪汪地进门。她快步冲向椅子,一副不太认得这是什么地方的模样,并且告诉我她一度找不到诊所在哪儿。她的情绪相当激动,但她并不明白为什么。我提议,假如我们可以跟她体内的其他人对话,说不定能找出问题所在。她同意,也很高兴能暂时脱离目前的痛苦。我一如往常引导她放松,要她深深进入自己的内在。一旦她彻底沉浸于催眠状态中,脸上的表情即刻开始迅速变换,同时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声音轮流发言。“好痛!”“他死,我们就得死!”“其他人出生了!”“唯有你死,疼痛才会消失!”“他说这是神的旨意。”“她这辈子都希望他死掉,所以她才必须先杀死自己。”卡伦正在跟自己对话,又或者是她的分身们一起跑出来对我说话。她时而尖叫,时而咕哝,有时像警告,有时又像在预告未来。这一切令我毛骨悚然。我告诉卡伦(她仍处于催眠状态)或任何可能听见我说话的人:她不需要死。我坦白对他们说,她不需要跟随父亲走上死亡之路;就算没有她父亲,她照样可以活下去。她将因此获得自由,不需要害怕。她没有响应,但我看得出来她渐渐放松,当我引导她脱离催眠状态,先前的激动情绪已不再出现。我不知道刚开始到我办公室的是哪一个她。我想继续催眠治疗,但陆续发生的事件打乱我的安排。卡伦的父亲在一周后过世了。也许和父亲过世有关,卡伦开始写信给我。虽然我说是卡伦,但我怀疑这其实是团体合作的成果。第一封信以圆润的草写字体写就,日期是1994年5月14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爸葬礼那天,我很晚才起床,感觉有些迷惘。无论睡着与否,我都在遗失时间。我们之中有些人总是静不下来,焦躁不安。在教堂时,我觉得头晕,没办法专心进行弥撒。之后,我开车前往墓园,但于追思过程中再度遗失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轮流忙进忙出,评论、关照各种状况;我冷眼旁观,看着这一切在我眼前发生。追思弥撒持续约15分钟,但这也是我听“他们”说的。卡伦博:“Szeretlek!”(匈牙利语,意为“我爱你”)克莱尔(对霍尔顿说):“你确定他在里面吗?这会不会又是他的伎俩之一?那里面一定很黑。你确定我们不会受伤?我还是很害怕。”霍尔顿:“他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他死了,不会回来了。记得贝尔医生说的吗?‘世界上没有鬼。’”“坏脾气”:“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腐烂!我们去把棺材打开来看看,确定他在里面。”西德尼:“我可以拿那个十字架吗?有圣水保护他吗?”卡伦1:“我知道他还是会伤害我。他不曾说过一句抱歉。他怎么能不道歉?也许天主不曾要他做任何事。说不定错的人是我。”桑迪:“好难过。我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我觉得好沮丧。他一直很爱我。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朱莉:“我还是很痛。我感觉不到我的腿,我无法呼吸。我想死。”卡伦2:“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如果我们愿意尝试,我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凯瑟琳:“他必须以这种方式死去,很难过。他还没向自己和其他人认错,他完完全全被否定了。我想不到有谁真的爱他,而我也不会想念他。我还有好多琐事要处理。时间紧迫,得走了。我得去登讣文。”卡伦3:“为何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们为什么要哭?他们不觉得解脱了吗?这里只有不到20个人。根本没有人在乎。”这封信似乎概略呈现卡伦——或者说全部的她——对父亲过世的情绪反应。我注意到卡伦身上的人格不仅能独立运作,卡伦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的观点也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都相当令我着迷。两天后,卡伦寄了一张谢卡给我,感谢我在她父丧期间的支持。她在谢卡最后写道:“虽然我感觉终于卸下千斤重担,但我同时也觉得好害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请你千万不要放弃我。”※※※※除了那个“到诊所接受咨询”的卡伦,还有其他人格也在向我求救。根据邮戳,她在前面那封信的两天前曾写了另一封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迈尔斯说不可以跟你说话,因为你会伤害我们,他说你会笑我。我想跟你说我的事。我出生在1967年10月29日,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有人伤害卡伦。卡伦在那天就死了,然后我出生。莎拉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因为天主说,假如你想上天堂,就要先做这件事。你可以阻止那个男人吗?克莱尔迈尔斯?谁是迈尔斯?显然克莱尔还陷在往日被男人伤害的记忆里,认为他们随时都会跑出来伤害她。※※※※卡伦父丧后,她身上又陆续浮现几个独立人格,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症状:疹子发了又退、退了又发,全身无力,腿部肿胀疼痛(显然是朱莉的毛病),但只持续数分钟,还有持续发作的头痛。医生为她安排核磁共振显像检查,想找出原因。桑迪说她“脑袋肿起来了”。卡伦的部分人格——尤其是朱莉和桑迪——与她的父母特别亲近,因此父丧再加上母亲远赴匈牙利度假令她们伤心欲绝,心力交瘁。她们渴望再次经历痛苦与羞辱,借此重建与双亲的联系。因此,卡伦表示她会故意激怒丈夫,逼他吼她打她。她说一直有人告诉她,受苦是应该的,唯有通过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才能维持与父母的亲密关系。现在他们都不在了——父亲亡故,母亲在匈牙利,因此部分的卡伦试图承受更大的痛苦,希望象征性地与父母重聚。6月14日,我又收到一封信。这次是凯瑟琳写的,笔迹跟之前的信都不一样。女性字迹,大写字母第一笔都会出现一个小圈圈(卡伦不曾这么写过),“r”的写法也比较老式。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凯瑟琳,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我负责照料所有孩童,维持卡伦正常运作也是我的职责。我不是没有痛苦,但我尽可能好好应付。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现许多我并不明白的阻碍,但这些问题并非不公平的意外,这是我的选择。我生于卡伦1岁那年。卡伦17岁时,是我促使卡伦离家、离开父母的。1977年,我接管她的秘书工作。我们这个系统有好几个小孩:7岁的克莱尔,迈尔斯8岁,西德尼5岁,卡伦博2岁,朱莉13岁,还有卡伦1。霍尔顿和我把这些孩子管得好好的。他们每个人都曾受过严重伤害。我想尽我所知向你解释他们存在的理由。克莱尔(7岁)虽然她已7岁,但她的年纪永远不会改变。她诞生于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那天,她父亲一边祷告,一边拿十字架凌辱她,同时还为她浇圣水,驱除她体内的魔鬼。卡伦无法应付这种痛苦,因此创造出克莱尔。克莱尔需要温暖,需要爱。迈尔斯(8岁)迈尔斯无法相信任何人,但是贝尔医生,他渐渐对你产生好感。迈尔斯乃是为承受愤怒而生。他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迈尔斯出现在1967年,一出生就是6岁;1969,也就是他8岁那年,当虐待事件开始时,他就停止长大了。迈尔斯是男生,他讨厌生在女性身体里。若被他逮到机会,他可能会伤害你;万一你先伤害他,那他就更有可能伤害你了。西德尼(5岁)西德尼需要别人注意他,因此他以偷窃博得大家开心。为了保护卡伦不受伤害,他撒谎。西德尼也会耍诡计骗人。他喜欢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找乐子。西德尼诞生于1962年,当时卡伦3岁。她父亲吓她,害她拉大便在裤子上,于是她父亲逼她吞下自己的大便。西德尼是为了替卡伦抵挡父亲虐待而出现的,但他总摆出一副不曾为她做过任何事的模样。卡伦博(2岁)生于1960年,出生时已两岁。卡伦博不懂英文,只会匈牙利语。她的头和腿经常痛得厉害。卡伦进行血管瘤切除手术期间,卡伦博听见双亲想放弃她,送给别人领养。从那时候起,她便替卡伦承受痛苦——卡伦假装听不懂英文,卡伦博因而诞生。卡伦的父亲掐她,用胶带捆住她的手脚并封住她的嘴,想置她于死地的时候,都是卡伦博承受了这些痛苦。手术后,卡伦博也被她父亲往墙上甩。卡伦博很丑,脸上有瘤,没有人爱她,而且大家都喜欢取笑她。没有人愿意拥抱她。朱莉(13岁)朱莉一出生就是13岁,当时是1970年,她父亲把她借给朋友玩性游戏。那年卡伦11岁。朱莉很怕男人,怕黑,一看见血就恶心想吐。朱莉有气喘病,没办法好好呼吸;另外,她也不能走路。朱莉为消除卡伦的记忆而存在。她非常非常痛苦。朱莉快要死了。卡伦1(10岁)1969年,卡伦10岁时,卡伦1出现了。卡伦1非常敏感,也很害羞。她希望永远都不要长大,永远都这么瘦小不起眼。她经常剧烈头痛。她很孤单,觉得没有人喜欢她——也包括你,贝尔医生。她用纱布紧紧缠住卡伦的胸部,导致刚发育的胸部痛得不得了。她极度害怕噪音,也常常受到惊吓。她瞧不起父亲和祖父,她祖父常戴小丑面具吓卡伦,虐待卡伦。卡伦1痛恨小丑和圆点花样。我希望这些信息多少能帮助你治疗卡伦。不过,虽然我完全理解,也信任你使用这些信息的方式,但我认为卡伦可能还没准备好。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好好谈一谈。尽管我能听见卡伦听见的一切,但她完全不了解我的想法,也不知道我会采取哪些行动。你诚挚的凯瑟琳这一次,我听从凯瑟琳的建议,并未拿信给卡伦看。卡伦对信上所写的,对他们的保护行动一无所知,我无法确定她何时才有能力承受这一切。这个迈尔斯令我不知所措,他好像有点危险,无法预测。另外几名人格——特别是朱莉和卡伦博——似乎是某种痛苦承受体,若能多了解他们一点,不知会发现什么?我对卡伦的了解又更进一步,但也更吓人。※※※※1994年7月,卡伦表示她可能在一天中经历多次人格分离。也许她一向如此,只是她现在比较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格转换了。由于卡伦大多时候都处于人格转换的混乱状态,她越来越没办法掌握自己,集中意识。7月底最后一次治疗时,卡伦无法控制地哭个不停,于是我只好结束谈话。她头痛,心里也痛,最近的经历令她沮丧且精疲力竭。凯瑟琳的信寄到两天后,我又收到另一封信。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这么晚才写信给你,但我最近一直很忙,抽不出空来写信。你也知道,咱们这里头有太多问题要处理,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在你的帮助下顺利解决。卡伦实在太需要帮助了。感谢天主,有你在外面助我们一臂之力。她已无力胜任药店的工作,我也决定不再出手帮她。现在是迈尔斯和西德尼在顶着,但他们根本做不来。迈尔斯完全不会安排工作,西德尼一天到晚偷东西。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我要说发生在里面的事。最近迈尔斯很活跃,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想尽办法抹煞你对卡伦的治疗成果。但迈尔斯逐渐明白自己赢不过你,并且第一次好好冷静下来。我相信他开始喜欢你了。请你继续努力。我和霍尔顿会尽可能掌握每个人的活动和任务,但是真的很困难。你诚挚的凯瑟琳有凯瑟琳这样的盟友在卡伦体内跟我配合,真好,而且迈尔斯也喜欢我。以前他挺难弄的,能跟他改善关系,降低卡伦自残的可能性,这点非常重要。我开始收到其他分身的来信。通信对我帮助很大。他们多半会把信直接寄给我,偶尔也请卡伦转交(卡伦不会拆开来看)。如果卡伦在车钥匙旁发现其他分身写的信,她会带来给我。这次克莱尔的信有些心神不宁,却也解释了卡伦前次何以仓皇结束咨询。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上次我哭着跑出你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我要付钱才能跟你说话。我好难过。我觉得你不想跟我说话了。现在我好想死。克莱尔两天后,另一封来自卡伦家、以铅笔写就、字迹紧密规矩的信寄到了。我必须承认,我总是不安又兴奋地等待每封信到来。这封信上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迈尔斯,8岁,黑头发、蓝眼睛。我很坏,任何你想得到的最恶劣的话我都说得出来。我很冷酷,个性阴沉。除非我们聊到跟邪教有关的事,否则你不会听见我的声音。大多时候都是其他人代替我发言,主要是霍尔顿和西德尼。霍尔顿说,我说的话一般人很难接受,所以我得闭上嘴巴,别人才会喜欢我。我一直很痛苦。他们说我很坏,把我归类为坏人。他们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们会回来杀死我和我爱的人。我代替卡伦参加那些邪教仪式,这样卡伦就不会痛苦了。我除了我自己,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部分:爱丽丝帮我分隔邪教与非邪教的生活,卡尔则负责应付日常状况。现在我累了。迈尔斯我找出以前卡伦描述她身上11个人格的信来研究。现在又多了迈尔斯、爱丽丝和卡尔,一共是14个。我怀疑卡伦的分裂人格不止这些,但究竟有多少?最近这一阵子,卡伦体内的人格开始逐一浮现,而书信似乎是他们与我沟通的最佳桥梁。照这样看来,大家都想帮我——甚至包括迈尔斯。依照“标准精神治疗技术”(不给病人指示或施与压力,也不触碰病人)进行治疗最主要的好处是,我得以在“大家”观察我如何治疗卡伦的状况下,和每一个独立人格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数日后,我收到两封信(装在同一只信封里):一封来自凯瑟琳,一封来自霍尔顿。他们俩继续为我上课,尽力协助我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也就是他俩所在的世界。我渐渐分得出两人的字迹了。凯瑟琳在信中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希望你已收到我寄给你的整套资料,也希望这些资料多少能派上用场。如我之前向你承诺过的,我想再详细解释这里面的其他人。朱莉安15岁,她是咱们这个大家庭里最甜美可爱的一个。她精力充沛,迫

                        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地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金庸《袁崇焕评传》虽然大多用的是清朝篡改的历史资料,从而对袁崇焕过于溢美,写得不够客观,但他在该书的结尾对于袁崇焕的悲剧的最后总结却是发人深省的,金庸说: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民主,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中国古代,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杀人如草不闻声,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和平的权力交接,有的只是不断变换的流氓打天下,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志演义》开篇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三国志演义》里的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只有把天下真正由天下人当家做主,而不是被人“为民做主”,只有实现了民本位,而不是专制帝国的“民为本”,这一切悲剧才能彻底不再重演!第十五章一个川妹子的传奇明朝辽东局势可以力挽狂澜者:熊廷弼,被魏忠贤陷害斩首后传首九边;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孙承宗,由于过于劳累,身体越来越差,经常便血,不能骑马,难以大用了。除此三人外,最可用的就是袁崇焕了,结果被崇祯一千五百刀剁了。辽东局势已经糜烂。就在己巳之变的前一年,陕西发生大饥荒,最终导致明王朝的终结者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如果说同时面对两线作战,本已虚弱的明王朝很捉襟见肘的话,那么贵州的奢安之乱更是让明朝三线作战了。还好,一位美女军事家横空出世,她在平定奢安之乱中立下大功,最终使得明朝由三线作战变为两线作战,她就是前面己巳之变中进京勤王的中国最美女军事家秦良玉。秦良玉,字贞素,1574年出生,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她文武双全,善骑射,通诗文,且长得很漂亮(仪度娴雅)。根据重庆官方对秦良玉所遗留下来的蓝缎平金绣蟒袍测定,其身高186cm左右。秦良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亲尤其爱她,认为虽是女孩子,也应学习武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四川一带经常战乱,如果不会武艺,就只能“徒为寇鱼肉”。1599年播州(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发动叛乱,史称播州之乱,这是秦良玉军事生涯的开始,在平叛战争中,秦良玉初露锋芒,“连破金筑七塞,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1613年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被太监邱乘云诬陷,冤死狱中,对于秦良玉这样的世袭土司,朝廷的规定是如果父亲死了,儿子继任,如果儿子年幼,就让妻子来继任。少数民族不像汉族那样只能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不能让女人担任政治职务。1621年沈辽之战,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后,四川土司永宁(治所在今四川省叙永西南、辖境相当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和儿子奢寅上奏,自请调马步兵两万援辽,明熹宗一看,正愁东北没有精兵呢,少数民族骁勇善战,能为朕分忧再好不过。但明熹宗没想到的是,奢崇明的军队不是平乱的,而是造反的。奢崇明派遣部下樊龙、张彤在从自己的地盘出来后,并不是沿途跟当地交涉行军,而是直接走到哪杀到哪,九月十七日他派兵进攻重庆,很快占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连战连胜后,奢崇明、奢寅父子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四川简阳)、新都、龙泉(四川成都东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此时成都守军只有两千人,布政使朱燮元指挥成都保卫战。奢崇明父子的叛军用皮革作掩护蒙在战车上向前推进,朱燮元下令开炮,战车被明军火炮击毁。于是叛军手拿干柴填满护城河,建起土垒,形状类似竹屋,叛军躲在土垒下,一方面躲避城上的滚木礌石,一方面在此用弓弩向城上射箭。朱燮元在城上用竹子做成帘子的形状,以抵挡叛军箭镞,到了夜晚,朱燮元派勇士缒城而出,火烧用干柴做成的土垒,将土垒下的叛军全部烧死。第二天,叛军四面架起望楼,与城墙一边高,通过望楼攻城,朱燮元依然是火攻,派人出城放火,将望楼烧毁。就这样,叛军占不到丝毫便宜,相持数日后,又来了几千叛军援兵,他们推着一个状如大船的东西,高一丈多,长约五百尺,里面有好几层,最上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披头散发,手拿宝剑。这种武器载数百人,士兵拿着弓弩和有毒的箭镞,前面用牛牵引,后面有人推着。城上守军见状,大为恐慌,朱燮元说:“大家别怕,这是吕公车,我有办法破它。”之所以这种武器叫吕公车,是因为其最早原型是由吕尚,也就是姜子牙所造。周文王讨伐商纣王死党崇侯虎的时候,周文王姬昌初战不利,大臣毕公高说:“我看这城外树木很多,不如砍下建造高车,把整根的粗大木头放在车上,等到半夜时候,悄悄地把车推到城边,每车用二十名壮士推动木头,去撞击城墙,不管它多么坚固,也一定会撞倒。”周公姬旦说:“如果敌军在城上把矢石抛下,我车上壮士不是要受伤么?我有一个办法,索性把车造得极高,高到超过他的城墙,可以临城俯视他们。车上壮士,各执戈矛弓箭,到了城边,并力和城上守军交战。他们保卫自己还来不及,怎么有工夫去抛矢石?”姜子牙说:“车上还可以再设两个搭钩,等到车到城边,便用搭钩钩住城堞,车上壮士就可以跳上城去。”于是周文王把这三个人的建议综合一下,建造了这种新式攻城武器,由于这三个人里姜子牙(吕尚)最有名,所以这类武器被后世称作吕公车。朱燮元一眼识破叛军这种武器属于吕公车的范畴,在战场上,对于一种大家没见过的新式武器,如果没有人能站出来貌似很懂地说出关于这种武器的情况,那么士兵很容易被吓得不知所措,而只要主帅一下子把这种大家没见过的武器讲出门道,顿时就会稳定军心。士兵们跟着朱燮元这样靠谱的统帅自然会备感踏实,有这样一种安全感,再大的敌人也能战胜。面对吕公车,朱燮元下令运来一批大木头,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套巨索,转索就能运动杆,通过这种类似抛石器的武器,发射千斤巨石,打出两个巨石后,吕公车就被砸坏了,而后朱燮元下令用巨石砸前面牵引吕公车的牛,牛被砸得疼痛不已,掉头就要跑。朱燮元一声令下,明军从城中杀出,最终大破城外叛军。可是,毕竟城内守军只有两千,越战越少,而城外叛军有两万,朱燮元派兵突围,请求美女军事家秦良玉和贵州巡抚发兵。此时奢崇明与朱燮元都在争取秦良玉,足见秦良玉的作用。秦良玉对奢崇明派来的人说:“你没听说过我们秦家世代忠良吗?我的哥哥秦邦屏、秦邦翰都在剿灭奴贼(努尔哈赤)的战斗中殉国了,只有我弟弟秦民屏从辽东归来,现在他的战创已经痊愈,我们姐弟当效死报国!”说罢拔剑砍死了奢崇明派来的人。秦良玉派兵四千进驻南坪关(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庆叛军归路,又分兵守忠州(今重庆忠县),秦良玉自统精兵六千自重庆沿江西上。贵州巡抚李标也派兵救援朱燮元。十月至十二月,秦良玉和李标共消灭叛军一万余,先后收复遵义等地。吴炽昌《客窗闲话》中记载了秦良玉与叛军作战的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敌人来了,秦良玉率军千人,每人拿一张可一发十矢的弩,她率这些弩兵射退了敌军,随后乘胜进军,接连收复三百里土地。她在此建立大寨居中,派亲兵在周围建立小寨,拱卫大寨。她将人民中强壮的挑出来进行军事训练,在达到人和后,她在地利上下功夫,在寨外挖掘壕沟,壕沟里放有毒的蒺藜,上面铺上不结实的板子来隐蔽。在壕沟周围设置机关,一旦敌人踩上,机关就发射有毒的箭镞。在寨边的屋子里,她把老花镜和近视镜摞在一起,装在筒中,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望远镜,本来寨就在高处,再如此设置,两眼5.2的能看清百里外的人马,这就是观察哨。然后为了让情报传递快,她用长绳把寨边的观察哨里悬挂的铃铛与寨内连接,在观察哨的士兵把观察到的情况写下来后,一摇铃就有人听见声音,从而过来取情报,这个观察哨被秦良玉称作“天观”。怎么样,这个女人不寻常吧?——更绝的还在后头!秦良玉懂物理,根据固体传声最快的原理,她在地上放陶器,让人用耳朵伏在上面听,这样的话几十里外的人喊马嘶都能听见。听见后报信的方法与观察哨一样,这个东西被秦良玉称作“地听”。除此之外她还派大量间谍打入奢崇明内部,以获取情报。防御做得差不多了,该准备进攻了,秦良玉苦练精兵,她发明了一种先进的阵法——连翔阵。这种阵法是每名士兵拿一个喷筒,把用毒药煮过的细沙晾干后放入筒中。每支拿喷筒的队伍都有弓弩手护卫。交战时先把喷筒中的有毒的沙子往敌人眼睛里洒,敌人眼睛疼得睁不开后弩兵用箭射死敌人。此外秦良玉还对营寨做了其他设计,做的什么设计呢?一会儿仗一打起来您就明白了。秦良玉在军队、地利、情报、阵法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时,敌人才来进攻。不知奢崇明是怎么搞的,也许他是一直害怕秦良玉吧,居然在秦良玉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派兵发起进攻。奢崇明估计秦良玉在这一带设了机关,于是让叛军驱赶着牛羊驼马在前,土车在中,叛军在最后。走到壕沟时,动物们踩在板子上后掉进壕沟被蒺藜扎死,有的动物踩上了机关,于是中箭而死。叛军将动物的尸体和土车用来填平壕沟,随后踩着被填平的壕沟冲入寨内。此时秦良玉率军撤退,并留下大量粮食,叛军争抢粮食。不久营寨地震,顷刻间寨塌了,粮食中的火箭、火球射出来,叛军死了几千,争着往外冲,此时秦良玉在寨外的兵将叛军堵截后全歼。这是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秦良玉最大的一场胜利。在中国古代,女人受着三从四德的约束,在外面独当一面的人很少,像秦良玉这样的传奇女军事家就唯此一人了。张怀渭《题秦太保良玉传》:红妆玉貌秦将军,团花袍蹙金麒麟;横戈革檄东南征,三十万众箭飞蚊。奢酋播州昆冈楚,白杆所到山岳分;燕山十月雪风颠,披裘徒念征夫寒。速寄冬衣千五百,天家不费司农钱;九重诗到字龙虎,平台拜赠天颜欢。归来万马求蚕丛,夺得汝才大纛舞;归巫之山贼所营,下瞰我军如建瓴。本兵不恤全蜀倾,巡抚巡按安足云;将军扫境怒目嗔,帐下女儿皆铁甲;纵横风雨矗三峡,扼十三隘谁力争;一腔血洒蚊龙匣,鼎湖弓剑散人间。回首恩波四十年,金瓯破碎石柱存;江天北望空涕涟,当时杖剑皆如此;那有幺麽不可止;呜呼,巾帼中有奇男子。秋瑾:其一: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其二: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其三: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媚。吾骄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用美国作家米勒的话来形容秦良玉的事迹再恰当不过,“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秦良玉的事就说到这。另一边,朱燮元在秦良玉连战连胜之时,也继续着此前的胜利。他诱使包围成都的叛军头目罗干象反正,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罗干象为内应,又遣部将设伏诈降,诱奢崇明至城下,再败其军,成都解围。历时将近四个月的成都保卫战胜利结束。朱燮元乘胜出城追击,先后收复资阳、内江、简州、泸州等四十余州县,明熹宗升朱燮元为四川巡抚。就在成都刚刚解围的时候,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土同知安邦彦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很快率军杀到贵阳城下,叛军包围贵阳,相持数日,贵阳城中粮绝,于是吃糠麸,糠麸吃完了,吃草,草吃完了,吃战死的将士的肉,死人吃完了,就杀活人,甚至吃亲生骨肉,连贵阳知县周思稷都自杀了,以自己的肉来作为军粮。贵阳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贵阳被围一年后,新任贵阳巡抚王三善才为贵阳城解围。一年下来,贵阳四十万百姓仅剩两万多人。之所以贵阳一直没有被解围,是因为秦良玉率军去收复重庆了,朱燮元率军去收复四川的失地了,自然没人管贵州了。天启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秦良玉所部收复重庆。至1623年叛乱被平定,奢崇明父子俱受伤而逃,投奔安邦彦。明熹宗令废奢崇明父子原先管辖的永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其地。在奢崇明父子被平定之后,还来不及对此二贼首斩草除根,朱燮元就要投入对安邦彦的围剿战争。由于战争涉及四川、贵州多支军队,指挥不灵,叛军屡战屡胜,解了贵阳之围的王三善被叛军斩杀,安邦彦所部发展到十万人。1628年新继位的崇祯任命在平叛中一直表现突出的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军务,并任贵州巡抚,一切大权交给他。1629年朱燮元在永宁之战歼灭叛军主力,安邦彦、奢崇明被杀(此前1626年奢寅已经被部下杀死)。至此奢安之乱(奢崇明、安邦彦之乱)被彻底平定。奢安之乱叛军共被斩首两万八千人,被俘一万两千六百人,明军阵亡两千六百八十八人。奢安之乱是压垮明朝的第一根稻草,奢安之乱时的明朝还要与后金作战,两线作战力不从心,刚平定奢安之乱,就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李自成、张献忠相继崛起,最终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第十六章蝴蝶效应:婚外情导致明朝灭亡?就在奢安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河南、山东、山西遭受了千年不遇的水灾、旱灾、蝗灾。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赤毒的太阳更像个超级大火炉,烧烤着这早已经不起煎熬的大地,使得万物都要窒息。太阳把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毫不留情地吸干了,干涸无水的河床,令人窒息的空气,数以万计的难民,在烈日下忍受着煎熬。“水啊,水啊!”到处有人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一个个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大地上,布满瘦弱干瘪的尸体,他们或蜷缩,或俯卧,或仰躺,但脸上都是不甘心的神情。他们有的被晒死,有的被饿死,有的饿得不行直接自杀。死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苍蝇爬满腐烂的尸体,密密麻麻,叫人恶心。尸体发出恶臭,热气往上升

                        部分的记忆,不过,一想到有人付钱给她父亲只为虐待她,而她母亲又常常向她要钱,还有桑迪认为她必须给母亲钱好让她喜欢她……卡伦可能也不希望变成必须付你钱,你才会喜欢她。”“我能了解她的苦恼。”“我一直很努力和霍尔顿合作,维持这个家。但卡伦真的是没救了,她非常需要帮忙。”“你说的‘卡伦’通常是指哪一个?”“噢,抱歉。我指的是卡伦3,就是一开始被我们选来见你,也是你最常见到的那一个。”“我总觉得好奇。为什么是卡伦3来见我,而不是你?”“我们大家都在卡伦3身上。她应该是最有可能跟你建立良好关系的人。”“你在她身上,所以卡伦是主体啰?”“不是,不是主体——这很难解释,真的,不过这只是她的工作。”“我懂了。”但我不确定我真的懂了。“你能再多描述一点有关你和卡伦的互动给我听吗?”“嗯。每到傍晚,我和霍尔顿会找卡伦说话,趁她入睡之际让部分记忆渗入她的意识里;我们借着这种方式让她知道当天发生过的事。”“她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出现?”“其实是我和霍尔顿决定谁出来。我们俩几乎都是一起行动,一辈子都在保护她。卡伦出来时,我们通常不会去干扰她、打断她,直到她想进来。然后,霍尔顿或是我——通常是霍尔顿——会派某个人出去。有时候,我们俩忙着照顾里面的孩子们,无暇顾及外面的状况,这时桑迪或其他人就会出来。如果派孩子们出去,我们会一直跟孩子们说话,指导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了。”※※※※“我没办法睡,”卡伦嘀咕,“晚上我的脑袋里有太多人在说话了!有好多事要安排……一直安排!”“他们在安排什么?”“噢,就是谁隔天要做什么一类的。昨天晚上,我在凌晨2点醒来,结果竟然发现我在打电话订目录上的东西!我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根本没睡!”“那些晚上出现的声音都在说什么?”“每个人报告自己的事:接到哪些电话,约了什么人,赴了哪些约会,负责哪些差事。”“其他人现身时,你有办法参与吗?”“不参与,但我可以在一旁看着。有点像看电影。我坐在后座,不能说话。”※※※※“迈尔斯和我喝了一杯玛格丽塔葡萄酒——迈尔斯想喝,”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卡伦如是说,“可是迈尔斯不能喝酒。酒精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不一样。要是换我出来,我一定会用不同方式处理。酒精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却会让迈尔斯很不舒服,昏昏欲睡。”卡伦指手画脚地飞快说道。“我们聊过吗?”我问。眼前这位感觉起来不怎么熟悉。“聊过,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曾突然出现,代替卡伦来过这里,但你没发现。还有,我比卡伦乐观多了。”我想,这解释了我先前的疑虑:有好几次,我觉得卡伦的精神沮丧已有明显进步,但隔周再见面时却发现严重性不减反增,你该怎么开抗抑郁剂给这样的病人?“我已经出来一整个礼拜了。”她突然转头,研究身后的时钟,这座钟暂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的心情轻快活泼。“您是?”我问。“霍尔顿称我为‘卡伦2’。”“噢,是你啊。为什么选这个礼拜出来?”我问。“这得从滑冰表演说起。我们的座位跟另一家人完全重复,但他们的经理很粗鲁无礼……”卡伦滔滔不绝描述事发过程,极尽详尽之能事。她越说越起劲,眼看就要占去大部分时间,我决定喊暂停。“你看起来精神相当好。”“噢,我没什么问题啊!”她微微转了转头。“跟我聊聊你的事。你是何时诞生的?”“我在卡伦4岁或5岁时出现,我是为了快乐、开心生活而来的。我在21岁那年停止长大,所以现在也是21。当年决定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是我,因为我爸妈实在太坏了。我不想继续忍受下去。”“后来呢?”“我找到一份秘书工作,我和凯瑟琳、安3人一起合作。我的数学很好,凯瑟琳会打字,安负责跟老板交涉。对了,遇见乔希,跟他约会,最后嫁给他的人也是我。我跟他处得很好,他没那么差劲啦。”想结婚的不是卡伦1吗?但卡伦2却说是她的主意。“乔希怎么看待你们的人格转换?”既然我不曾跟卡伦2好好聊过,我决定利用机会打探消息。“有时他会生气,因为他不知道卡伦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偶尔也挺喜欢这样的,因为桑迪和我会帮他做事。还有,就算他很气我们,我们似乎也不会记得。”有趣。同一事实,观点却完全不同。卡伦2的不受拘束和健谈令我喜出望外,因此我决定继续问她问题。“你们都在晚上交换信息对吧?怎么操作的呢?”“嗯,这么说吧,聊天是成长的开始!”她用强调的语气开场,然后飞快地说了起来,“霍尔顿管它叫‘说故事时间’。不过呢,我可以在外头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假如我愿意的话,要我待一年也行。我不喜欢跟别人共享时间。”“你在什么状况下才会想回去呢?”我得趁她换气时赶紧提问题。“假如我觉得很累,没力气,或者无所事事,觉得很无聊,才会换其他人出来。嫁给乔希那天,走红毯的时候,我有点动摇。我心想:这个决定正确吗?其他人也反对我这么做。来到圣坛前,好几个人轮流跑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昏倒3次。但我决定完成仪式,一直待在外面。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真的没有那么坏。”“他会打你,这又怎么说呢?”我问。“你在说什么?”她问得有些惊讶,“别开玩笑了。”“抱歉,别放在心上。很高兴跟你聊天。”我想卡伦2真的被保护得好好的,不曾受到伤害。※※※※卡伦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不是她一贯的出场方式。我什么也没说,静静等待。卡伦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是霍尔顿,贝尔医生。卡伦没出来。最近压力太大了,卡伦应付不了。我们努力把事情做对,但真的很难。我们没办法睡,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跑出来;现在大伙儿被睡眠不足弄得又是发抖又是恶心头晕的,有些人已开始头痛。我们吃了阿司匹林,但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效。”霍尔顿已分身乏术。卡伦进步有限,因为我们的治疗总是被不断冒出的新危机打断。每个礼拜,我得花好几个小时跟卡伦通电话,听她描述当天不怎么愉快的经历。这对我来说也是种压力。我尽可能在哄孩子上床之后才接她电话,但我却得眼睁睁看着妻子一见我又在通电话,问我对方是谁却一再得到相同答案时,浑身就紧绷起来的反应。“先不管这些麻烦事。最近有人共享时间吗?”我问霍尔顿。“卡伦2允许其他人跟她共享了,但仅限于部分时间。凯瑟琳偶尔也愿意共享,但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了解。”我不想逼他,但我想鼓励他,或者是她,他们,不管是谁都好。“不过,照顾‘连连’的时候,我们确实一起共享时间。”“噢,那只鸟啊?你们怎么照顾它?说来听听吧。”“嗯,卡伦首先走向那只鸟,然后——就像她在这里做的一样——她退后,让其他人轮流出来几分钟;感觉就像大家接力完成照顾‘连连’的任务,只在身份转换时短暂停顿一下。”“照顾期间,大家会共享时间吗?”“只有一点点,但卡伦会看着一切进行。凯瑟琳和我负责帮助几个小的。”“你们以前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是指共同分担一项工作。”“没有,这是第一次。”“这几天,究竟是什么事让卡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噢,老天,”霍尔顿说,“对卡伦来说,她的生活像个超级大谎言。她必须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现在她偶尔会遇到人走上前来,找她聊天。她压根儿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对方显然跟她很熟,所以她得勉强应付,直到认识此人的人格出现为止。”“该负责的人格没有马上出现吗?”“对。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凯瑟琳和我可能忙着照顾孩子,没注意到该派谁出去。”“看样子,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卡伦。”“她无时无刻不受到照顾,”他说,“我们尽力而为。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她连睡着时都受到保护:她的噩梦会自动分配给其他人。假如她不小心踢到脚趾头,她只会痛一下子,然后马上有别人出来顶替,承受痛苦。不过,我没办法随时控制换谁出来。如果轮到桑迪或西德尼现身,他们俩总会给我惹一堆麻烦。桑迪很不受控制,常有意外之举;她总是吃个不停。”“就是她害卡伦变胖的?”我问。“对。她当自己是个胖女孩儿。我们有些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女性身体。”“你也很难接受吗?”“嗯,这样说吧:真是该死的,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迈尔斯讨厌化妆,而我没办法穿高跟鞋走路,不过卡伦2看起来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你能跟我聊聊卡伦博吗?”“卡伦博诞生在极度的痛苦中,同时也是受伤最重的一个。她只是婴儿,但她父亲却用胶布封她的嘴,让她不能哭叫。他还会用针戳她。这些针孔怎么都会消失的,不会被发现。有次她父亲用针戳那颗肿瘤,结果流了一大堆血,于是他再也不敢这么做了。”霍尔顿垂下头,叹口气,这段恐怖往事并非叹气主因。他叹气纯粹是因为他累坏了。几分钟后,桑迪出现。她靠在椅子上,懒洋洋的,小腹突出,似乎没半点自觉。她不会不好意思,也不会不自在。“据我了解,大家对吃东西和花钱有些意见,”我说。我知道,桑迪听我这么说铁定不高兴,但是我的种种忧虑——卡伦的问题、桑迪扮演的角色、我自以为有能力为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还有疲倦——使我不假思索便提出这项指控。“我已经尽量节制了,”她两手一摊,“可是一看到想要的东西,我就想非拥有不可。”她扭过头去不看我。“反正,我也不是真的很在乎。”“可是其他人不想变得这么沉重,这么不灵活,”我说。又是一项错误。我竟然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指责她!我应该闭上嘴巴,好好听桑迪说就行了。“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真的有其他人存在,”桑迪被惹毛了。“这些‘其他人’令我很不舒服。只要我出来,没人能逼我回去。我想变成唯一的一个。也许我会一直出来,再也不回去了!”“我能帮你什么吗?”我试图挽回,试着与她结盟,寻求善意。“嗯。我想变成大人。我18岁,但是我想在各方面都继续长大。”“你的几个伙伴也有相同的愿望呢。我已经跟他们说,我会帮助他们,所以说不定我也能帮你哟。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吗?”有时候,这种小小的诱惑手段实在令我汗颜,但此时此刻,我急着修补关系,其他一概不重要。桑迪颇为振奋地同意了,然后我又和总是很可爱的西德尼聊了一会儿。接下来,我发现出来跟我说话的是卡伦1。“卡伦没办法让莎拉好好喝母奶,”她说,“这让她想起自己有胸部,还有男人欺负她的事。我没有胸部。我不想要胸部。”10岁大的卡伦1用受伤、反抗的眼神注视我,警告我不准贸然伸出援手。“莎拉问卡伦月经的事,所以我干脆不让卡伦有月经。只要我想要,我就能阻止一切。”“怎么停?”我问她。“我就是有办法。”“还有什么是你能办到的?”“我知道我们就要有小孩的时候,我也想阻止。我用力打我的肚子,不让小孩出生。”“成功了吗?”“没有。现在莎拉也要受伤了。”“谁会欺负莎拉?”“卡伦的爸爸。他以前就试过。那个祖父也会。”“他们都死了,”我打断她说话,“卡伦的父亲、祖父,曾经伤害你的人都死了。”“你骗人。”“是真的。不会有人欺负莎拉了。那些男人都死了。你也再不需要担心胸部和月经了。”“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去问凯瑟琳,她会告诉你这全是真的。”我再次施展最可靠的计谋:孩子们都相信且信赖凯瑟琳和霍尔顿。一旦大多数或所有独立人格再也不受过去的阴影威胁,剩下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创伤能否愈合了。※※※※1995年8月初,我们相识的第6个夏天。卡伦说她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点用也没有,”她哀怨地说道,“我只拥有一小部分的人生。”听她这么说,我突然不太确定今天是否该进行催眠。我们越来越不常跟“她”相处了。在这一刻,她仿佛真的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我为自己不像过去那样花时间与她相处向她道歉,但我认为,我们只是暂时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其他人身上,然而此时此刻,这件事却非做不可。她说她能理解,于是我们一如往常进入催眠阶段。朱莉安首先出现。她向我解释每晚“聚会”的意义。“我们借着聚会告诉大家——特别是卡伦——一天之中发生过哪些事。我已经把昨天的事写下来,准备告诉你,但我忘记带了。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做的:早上,乔希揍卡伦,迈尔斯出来,打回去。乔希去上班之后,大伙儿一起去宠物店;看完店里的鸟儿大概得花15分钟。每次只能有两到三个人共享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看,若要摸就得轮流来。照顾‘连连’也一样,大伙儿得轮流出现。稍晚,乔希回家,卡伦3会在乔希开始揍安的时候出来,出其不意踹他好几脚。然后卡伦3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试图消化这一天的古怪事件,并尝试计算乔希一共揍了卡伦几次,还有哪些人可能遭到殴打。“我趁卡伦晚上睡觉时告诉她这些事,”朱莉安继续,“这样她什么都知道啦。”她停下来,扬起头看看我,“贝尔医生,假如我们全部融合在一起,我会死吗?”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我从来不曾仔细想过这件事。“不会,”我说,“我不认为你们有哪一个会不见了,会死掉,不过,你有可能不再只是你自己,”我再补上一句,“独立、完全分割的自己。”她思索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解答她的疑惑,或者是我的疑惑。※※※※9月初,我接到不同人格来电。录音机有一段“霍尔顿女士”的留言,说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莎拉摔断手臂,乔希把账算在卡伦头上。隔天,詹森打来,他说他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失去意识了。迈尔斯跟乔希起争执,乔希掐他脖子。几天后,安现身,把局势稳下来;她出来的时候,乔希比较愿意放他们一马。迈尔斯打来电话说他喉咙痛,他想杀了乔希。他想起以前虐待他们的人会掐他们,阻止他们尖叫。他不敢去警察局,因为乔希说警察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会杀了他。我告诉迈尔斯,乔希只是虚张声势,他跟警察没有半点特殊交情。卡伦应该,也绝对要报警才行。迈尔斯这才松了口气,破涕为笑。克莱尔曾经在一场葬礼上看见躺在棺材中的婴儿。她说,那些男人曾让她穿上白纱裙装,然后把她放进棺材里。克莱尔问我,婴儿是不是那些人杀死的?于是我只好告诉她“死产”的意思。凌晨1点,我接到“爱丽丝·奥弗希尔”的电话。她说她想自杀。她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似乎吓坏了。我说我能帮助她。她知道我同时也在帮助其他人,于是同意让我催眠。催眠后,我请凯瑟琳现身。凯瑟琳向我道歉,对爱丽丝擅自现身感到相当愤怒,她说爱丽丝还没准备好,仍需要妥善保护。挂断电话后,妻子背过身去,握拳用力捶枕头,捶了好几下,仿佛是枕头令她睡不好似的。我清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感受来自卡伦还有诸多分身那无路可退、一点也没有减轻的负担。这阵子,我的婚姻出现许多复杂难题,而卡伦则是另一个难题。下班后,我理应给卡伦多一点限制,这样对我或多或少有点帮助。然而,我害怕这么做会对卡伦造成不良影响——她今生遇到的每个人都令她失望,我不能让她再失望一次。※※※※1995年10月初,我与西娅首度会面。她高举双手遮脸,极度惊恐,一副随时可能被打的模样。“我觉得我们会死,”西娅说。“你在保护自己吗?”我意指她举起的两只手,而非她的开场白。“我怕你会打我。”“怕我打你?”“大家都打我。可是克莱尔说你人很好。我不喜欢医生。”“医生怎么了?”“沃尔什医生讨厌我。他任由他们伤害我。他把我留在医院,然后医院的人也对我做不好的事。那些针啊什么的。”西娅仍以手遮脸。“你还是很怕我会打你吗?”“不怕。”“那你怎么一直挡着脸?”“我不想被你看见我脸上那个又大又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爱新觉罗·恒煦(金光平)先生遗像注18但是我父亲对法律是非常地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念书的人……他是一个性情很和平,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愿意捣乱。这法律老打官司老吵架,跟他性情非常不相合,所以他主要是继承了家里这个史学、文学、语言学,所以他就把家里这三样继承下来了。他尤其好搞语言学,因为我祖父不是会音韵么,家里原来又有满、蒙文的底子,还有藏文。但我祖父他藏文底子不行,主要是满、蒙文的底子。我父亲的蒙文也不是太好,反正就能大体知道,主要是满文,他看用英文解释满文的书,比中国讲满文的书要清楚,这是语言学。历史学是他平生的一个爱好。他特别想研究本民族,想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肃慎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之后想一直到满洲,这您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把二十四史这些个传,都标点了。《金史·本纪》他都标点了,那时候请那么些个专家标点二十四史,我也没言语,其实他都标点过了(笑)。注19他下过功夫标点,下的功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过去(从事)研究的一些专家呀,他总是非常的尊敬,总是肯定这些个人,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自己还没学会呢就先批判,那时候还不叫批判呢,就说不要先评人家,没有学好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评人家,所以最好是看人家怎么学的先跟着人家学。他长期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培养,他主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除去我上学让我把功课学好了以外,在晚饭后闲聊天的时候不谈别的,就谈这个。晚上不是得用功,白天不是得有事情吗,在晚饭后闲聊天主要聊什么呢?就聊这个语言文学跟历史,把我们作为谈话对象,跟我们谈这个。问我们的志愿将来干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啊,实际上是我父亲这么培养起来的。我父亲那个成长呢,主要是上辈积累的这些东西。同时在语言学这方面,根本的,满文他有,蒙古文他有一半,藏文他只能瞧着那经啊他能认识,同时他英文能成,日文凑合,主要是我祖父鼓励他用新的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受的这些影响,但他考虑的不是法律,他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定:旧学,但是用新的方法。金:他考虑的是旧学,就这点哪,他和我祖父的指示不太一样。定:那他的女真文是自学的还是家传的?金:(笑)我父亲呢,我这是跟你们三位说,他为人很好,处事也很好,但是他背着一个什么锅呢,他背着镇国公的一个锅,清朝的镇国公。注20那时候,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注21以后,做事就很困难了。民国十七年以前他在蒙藏院工作,民国十七年以后也可以说在解放以前,他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也没闲着,他的消遣是什么呢?他的消遣就是治学(笑)。因为家里那时候书还有,除了家里有书之外,天天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注22么,几乎没事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边,他把从明代的《女真译语》,不管是柏林本的,东洋文库本的,他几乎全都抄录下来了,还有罗福成、罗福颐他们整理过的汇编,所以他整个把时间全搁到那儿了。注23上午在那儿,回家吃完午饭之后他还上那儿去。在那儿,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孙贻弓先生是他一个老朋友,所以去善本部也还方便,他整个99久久精品九九亚洲精品

                        石盘,一个长长的身躯,嗯?两个身躯,一细一粗,怎么还毛茸茸的?一时间我被脑中的景象弄得不知所以,莫炎见我楞在那里不由也嗅了嗅,眼中的愕然竟似比我更吃惊。“里面是什么东西?”我晃了晃脑袋,“难不成是个巨型毛毛虫?”莫炎没有答话,脚下一个箭步冲进洞去,平时冷静的他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冲动?心下疑惑我紧跟了进去。洞里的空间非常之大,应该是整个桫椤根系中最大的部分。洞中有个数十米的凹坑,但却并不很深,坑底正中放着一个石磨台子似的东西,在它边上正盘着一条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那东西忽地摆动了下头部,发出一阵低沉的喘息,这声音正是我之前听到的。两人手中的矿灯齐齐照去,一条手臂粗细的暗红色蜈蚣正趴在那只蛇形生物的身上,数百只短脚牢牢地攀附着,钳子似的口器似乎在啃咬着那东西的头部。我惊讶的发现那东西头部上竟长着一对枝杈的长角,扭动的身躯下面隐隐是两对酷似鸟类的爪子,这东西是……龙?!“咝~~”莫炎的口中发出了一声高频的鸣叫,蜈蚣听到鸣叫立刻停了下来,抬起上半身向我们这里晃动了两下,恐怖的口器猛地大张开来。“分头散开,小心它的毒液。”莫炎低声说着身子闪向一边。蜈蚣查觉莫炎的行动,身体一扭爬了过来,我立刻向另一侧闪去,蜈蚣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转又爬向我这边。莫炎那里又是一声鸣叫,蜈蚣半途停下开始左右顾盼了。就在它迟疑的时候,我和莫炎已站在了凹坑的两侧遥遥相对。正想聚出利刃之类的东西将蜈蚣碎尸,却惊觉自己是身处根系洞穴之中,这里不但无法提炼金属,就连聚集黄土也成了问题,木克土的特性生生将黄土隔阻在了外围。莫炎手中没有像平时那样闪现出火光,看来他也已无法使用灵火,阴阳无界局的五行限制已将我们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蜈蚣左右摆动了下头部,伏下身躯在地上转起了圈,数百条腿一起爬动间速度越来越快。莫炎在对面做着什么手势,落下的矿灯歪斜地照射着有些看不清楚。转动中,蜈蚣的头部猛然抬起,口中喷射出一蓬乌色的汁液,在身体飞转的带动下,那汁液横扫一圈袭向坑外。这才明白莫炎的手势是让我趴下,反应中急速卧倒,一片散发着腥臭气味的液体从头顶掠过,喷洒在身后的洞壁上发出一阵滋滋声。抬头观望中,那只大蜈蚣正昂着脑袋得意地嘶叫着,似乎以为我俩已经被毒液击中。莫炎悄然爬起身来,双手急速挥动,一道银色长索直射而出,经过大蜈蚣直立的身躯时却画出了一条弧线盘卷地射向洞壁。笃地一声,长索一端牢牢地钉在了洞壁上。“抓住,绞断它!”莫炎大吼着向一侧跑去,我脚下狂奔着跑向洞壁上钉着的那根长索。大蜈蚣似乎明白了我们的用意,脑袋一摆,整个身躯用力甩动。飞身扑上,堪堪抓住莫炎钉在洞壁上的长索,一股大力自长索上传来,我双手死死拉住脚下已被拖动数尺。莫炎见状大喝一声,手抓长索,身形奋力向后仰去。两相用力之下,噗地一声,数米长的大蜈蚣竟被长索生生绞作了两段。那断裂的身躯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不住地四处爬动。急急爬动中两截身躯撞在了一起,头部那半截竟狠狠地咬住了另外半截,一阵猛烈地抓挠撕咬下两截身体顿时支离破碎。拭了下额头的冷汗,我慢慢站起身形,身后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愕然转身间,一张满是诡笑的面孔出现在眼前——老田?!十四、初窥奇局如果说老田的突然出现只是吓了我一跳的话,那么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却是让我不寒而栗了。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手下不由自主地摸向腰间的户撒刀。老田并没有理会我的行为,干瘦的身躯靠在洞壁上,脸上的笑容仿佛凝固了似的,直直的双目间似乎已没有了视线。我小心地碰了一下老田的身体,触手间还有些许体温,但却有些僵硬的感觉。此刻莫炎早已来到了身边,他用矿灯照了下老田的脸部,又凑近嗅了嗅。“他吃了毒参茄。”莫炎伸手在老田腰畔的布袋里摸索了起来,“可以令人假死的中药。”随着一片豆角般的植物塞入嘴中,老田的鼻间渐渐有了呼吸,诡异僵直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几分钟后他的喉头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下次少吃点。”莫炎拍着老田的背脊道,“小心弄假成真了。”老田咳嗽着向我们摆手,脸上一付一言难尽的表情,大口喘息着说明了情况。掉入子坑时他被树枝挂住昏了过去,醒来后便用蝎虎绳下到坑底,无意间进入了这里。一眼看见巨大的蜈蚣,老田顿时吓了个半死,转身正想逃走,却被那两只巨型蛞蝓挡住了洞口,情急之中他服下了身上带着的毒参茄假死,以逃过大蜈蚣的注意。我有些偷笑,这种做法等于是对着死亡把自己打晕,他就不怕永远没人下来?“那只蜈蚣死咯?”老田后怕地问道。“自己把自己咬死了。”莫炎走到坑边,“这条龙不知还能不能活。”“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我忍不住问道,那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果然是龙。“是龙有什么奇怪的?”莫炎像看外星生物似的看着我,“难道你不是中国人?”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这和国籍扯不上关系,任何人看到这条龙都会和我产生一样的疑问,何况边上还有个下巴快掉到地上老田做参照呢。爬下凹坑,我们慢慢接近石盘,那龙安静地躺在地上,喘息声依旧沉重,但却比之前少去了痛苦的感觉。细细打量下,它的身长在十米左右,浓密的短毛替代了传说中那金光闪闪的鳞片,身体下的脚爪长得有些像鸟类,头部一对长角如鹿角般枝丫。它的头转动了一下,整个脸部呈现在面前,阔长的样子比传统造型短了一些,但完全就是画卷中那副模样。灯光下我忽然发现它的双眼竟是两个黑洞,凝结在眼眶周围的黑色痕迹似乎是干涸的血液,附近有几处明显的灼伤,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烧瞎了眼睛。“南浔之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时蜕骨于旷泽之中。”我想起了《拾遗记》中的记载,“这条应该就是记载上的毛龙吧。”毛龙似乎听到了我的语声,粗大的鼻孔急促抽动了几下,忽然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悠长的吟叫,那声音高亢浑厚在洞中不住回响,这就是龙吟吗?正在惊叹龙吟的韵律时,莫炎却一把将我和老田拉退了数尺。蓬地一声,毛龙甩动的尾部狠狠地砸在了方才我们站立的位置,地上顿时出现了一道凹沟。一击不中,毛龙并没有继续攻击,而是喘息着扭动了下身体,缓缓地盘在了石盘的周围。“恢复的倒是很快。”莫炎咦了一声,“可惜被废了。”“被废了?”我听着有些迷糊,刚恢复过来就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可在莫炎嘴里却成了废掉的龙。“眼睛是龙的死穴。”莫炎微微地叹了一声,“瞎眼的龙等于被废了一半。”说话间毛龙抬起头又是一声长吟,尾部卷住石盘盘基,上半身盘起扭曲地盖住了石盘,两只前爪牢牢扣在石盘上,头冲着我们张开了大口,爪下的石盘发出一阵咯咯裂响。毛龙要毁石盘!大脑反应出一个念头,我一拍莫炎,手中拔出户撒刀绕着石盘快跑起来,跑动中不时地挥舞手中的砍刀发出阵阵风声。毛龙的眼睛已经瞎了,只能凭嗅觉和听觉判断敌人方位,再加上身中蜈蚣毒,我如此吸引它的注意便可以给莫炎争取机会。银色长索在掌上一勒,殷红的血水立刻溢了出来,莫炎将血水迅速涂抹在长索上。他在一端绞了个活套,看准时机挥手套住了毛龙的颈部,双脚拉开马步,手下用力一收,将长索在自己的腰间绕了几圈。说也奇怪,毛龙被银色长索套中之后并没有大力挣扎,而是顺着莫炎的拉动爬下了石盘,似乎十分在意那套在颈中的长索。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斗,不曾想却如此简单便制服了毛龙。莫炎牵拉着长索慢慢靠近,一只手伸进了毛龙颈上的绳圈,稍稍用力拉动,毛龙轻摆了一下头颅,驯服地趴在了地上,硕长的身躯盘成一圈,口中发出低低的声响。“驯养的毛龙。”莫炎抚看了一下毛龙的颈部,那里套着一道巴掌宽金色脖圈,上面依稀有些图案,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产物,斑驳得已是无法辨认。毛龙的头顶上被大蜈蚣咬出了一个不小的伤口,虽然没有大量出血,但创口的颜色黑红相间,显然是中了蜈蚣的剧毒。“老汉年轻时听村里的长辈说起过毛龙,不过传说这龙是百毒不侵的哦。”老田这会才缓过神来,“那条大蜈蚣咋就能降住毛龙哈?”“那不是一般的蜈蚣。”莫炎指着地上的蜈蚣碎片道,“是被人用毒药养大的。”我和老田面面相觑,巨大的毒蜈蚣,从未见过的毛龙,这两种传说中才会出现的生物并存在洞穴里,而且都是经人驯养的,这个存放龙脉石盘的地方到底还有什么秘密。莫炎拿出一把银色的小刀,轻轻地在毛龙的伤处挑了几下,毛龙大声低喘起来,浓浓的腥气顿时散开,伤口溢出一股乌色的气雾。莫炎手下不敢怠慢,自背包中掏出一个罐头瓶,打开瓶盖将一瓶的液体全部倒进了伤口。毛龙身体颤动了几下,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四只脚爪深深地抓入地面,却没有挣扎或疯狂的举动。约摸十分钟后,莫炎松开手,在毛龙的背脊上轻拍了几下,那毛龙身体一扭绕着四周缓慢地爬行了几圈,突地昂首长吟,尾部一摆速度加快了起来。我难以想象它竟能如此迅速的行进,如果换作是进攻的话,只怕我们早就横尸当场了。“它应该没事了。”莫炎走到石盘边上,“现在该处理一下这里了。”取出灵骨之匙,我快步向他走去,在接近石盘的时候却瞥见地上遍布着两指粗细的空洞,那些空洞穿透地面直通深邃的下层,隐隐间能感觉到一丝水流声。石盘看上去平平无奇,青石雕就的巨大盘面覆在一块圆柱形的石墩上,盘的侧边有两两对称的四个石环,上面被磨的十分光滑,整个石盘上没有任何的文字或图案雕刻。“连孔都没有,怎么用灵骨之匙打开石盘?”我端详了半天始终找不出其中的诀窍。“亦凡兄弟,莫急哈,会不会在钥匙上有什么讲究咯。”老田见状安慰我道。“钥匙的秘密早已经出来了,不是这钥匙作怪,我们也不必那么辛苦。”我挥动着手中的灵骨之匙激动道,老田的话让我再次联想到S身上的山鬼巫,艰辛到此总不能前功尽弃啊。“钥匙给我。”莫炎盯着我手中的灵骨之匙,眼睛一亮,伸手拿了过去,在矿灯下翻看着。忽地眉毛微微一挑,转手用小刀刀尖在灵骨之匙的一侧轻旋了几下,反手在掌上倒出一截白色的东西。仔细看去,那白色东西是一根比灵骨之匙略短的筒状物,一头封死,一头开孔,里面粘着些灰色的粉末,想来S身上的山鬼巫就是蛰伏在这里的。莫炎并没有在意这个东西,而是拿起了灵骨之匙。我这才发现,取出筒状物后,灵骨之匙上面的凹槽有四处是镂空的,莫炎正用手指按住这些镂空处,将它凑近唇边。嘬唇鼓腮,抬起一只手指,悠长的声响从灵骨之匙中传出,这东西居然是个骨笛?!笛声响起,正在一旁舒展筋骨的毛龙猛地停了下来,循着笛声缓步来到石盘边上,昂起脑袋静静听着。莫炎按住镂空处的手指逐个抬起,笛声的音阶也逐节上升。就在第三个音阶响起时,毛龙一摆身躯爬上了石盘,四只脚爪牢牢扣住了侧边的石环。莫炎手下不停,第四个音阶立刻响起,悠长尖锐的笛声中,毛龙长吟连连,硕长的身躯前后向着两个方向大力扭动起来。隆隆声响不断,那石盘在毛龙身体的带动下缓慢而沉重地转动着,一片震动中巨大凹坑的一侧缓缓塌陷了下去,露出一个十米见方的大洞。洞中漂浮着一条奇怪的船,外形像是那种可以容纳下三四人的小船,但船舱却被完全封闭,仅有一个圆形翻盖敞在那里,看来是用以出入的。船头系着一根粗大的金属链条,一头垂在水中,不知长短。毛龙爬下石盘进入洞中,入水间摇头摆尾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盘游片刻之后,它抬头向我们长吟了一声,尾部轻轻拍打着船体,似乎在催促我们上船。“跟它走。”莫炎小心地踏上船体,钻入舱内。我和老田迟疑了一下,相继跟上,踏上船体,才发现这船竟是金属铸就的,外面蒙了一层像是皮革一类的材质。毛龙衔起船头的链条,拉动了两下,链条另一端露出一个硕大的金属环。将金属环咬在嘴中,毛龙再次用尾部拍打了一下船体,我们将圆形翻盖拉下盖好,莫炎仔细看了看盖内的一个把手,用力拧动了一下。噗地舱盖一紧,整个小船立刻被密封了起来。我不觉有些惊讶,这完全就是一艘以毛龙作为动力的古代潜水艇啊!船身一抖,猛地向下沉去,船舱内温度骤然下降,似乎已进入了水中。舱内空气储存并不多,我心中下意识地有些紧张,希望毛龙带我们去的地方不要太远,也别是没有空气的地方才好。船身下沉一阵后便改作直行,前进的速度十分之快。莫炎一言不发地端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老田则是有些不安地四处张望,虽然在密闭的船舱内根本看不到外界的任何东西。一阵上浮的感觉传来,重力提升的作用令大脑充血,我不禁有些晕眩。这时,船体突然转了一个向,毛龙的拉力使得上升的速度渐缓了许多,舱内众人的不适也逐渐减轻。随着颠簸渐渐平静,莫炎打开了头顶的翻盖。钻出船舱,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由惊叹。船身浮动在一片水域中,头顶是半球形的高拱岩石洞顶,石壁上线状地长着一些发光的灌木类植物。“洞冥草?!”我不禁失声叫道,发着幽幽蓝光的植物正是传说中的洞冥草,据说它的光芒可以照见鬼物,但这并不是让我吃惊的原因。“的确是洞冥草。”莫炎用长索取回一枝看了看。“难怪天坑会有阴阳无界局。”我恍然道,“原来是引龙局的开局部。”从周边寒冷的温度可以发现,洞内的水流是来自阴阳无界局的寒水,而照当时在水中上升时间估算的话,这个洞应该是在某个山的山腹内。寒水至阴,加上可通幽冥的洞冥草,在这个山腹石洞中便形成了一个地上冥河局,这是一种人为模仿地下深层环境的局势,主要用来安置聚合一些较为特殊的地气。“在天坑脉眼布下阴阳无界局,使龙脉地气在不受五行干扰损害的情况下进入地脉。之后再转入地上冥河局,令龙脉地气在此聚集蓄势。”我由衷感叹道,“引龙局中最难开头的遁龙部,居然被这位高人如此巧妙运用。”引龙局是上古风水局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大局共分遁龙、盘龙、卧龙、潜龙和升龙五个部分,除去最后的升龙部是单局外,其余四个部分都是由两个相邻的局组成,引龙五部内含九局,恰恰符合了九五之数。被引龙局引导到指定方位的龙脉地气,不但能保持原本的良好气脉更是凭添了一份王者命数。无意间我们竟进入了这神秘的引龙局,虽说现在发现的只是开局的遁龙部,但却也找到了龙脉去向的重要线索。“不过这里只是遁龙部。”莫炎向洞穴的深处望去,“盘龙部的出口你能找到吗?”“如果让毛龙继续拉船的话,我想是可以找到的。”我看了一眼在水中不再行进的毛龙,“不过,看样子它最远也只来过这里,除非你会驱龙,否则我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刚才的骨笛叫驯龙笛。”莫炎冒了一句,“是我们饲虚一派失传的东西……”他的话让我明白了刚才的缘由,他的银色长索叫作伏龙索,和那驯龙笛并列为饲虚一派的绝技。可不知何时驯龙笛却从饲虚一派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伏龙索流传到了莫炎手里。虽然莫炎知道这两样东西的用法,但却从未有机会使用,只是在继承衣钵的时候听到过而已。“难怪你那么注意毛龙。”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疑问,“它一般能活多久?”“初生三尺,千年一丈。”莫炎打量着水中的毛龙,“至少有千岁了。”看来其中的渊源不是一时半会能弄清的了,这个引龙局布下也有千年之久了,世间万物本就神秘莫测,千岁毛龙虽然惊人却也不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莫炎拿起驯龙笛吹出一段音律,水中的毛龙摆尾游来,一口衔住铁环,转向来路,身子轻轻拍打着船体示意我们进去。操弄着笛子,莫炎反复试了几次,毛龙的反应依旧如前。看来它的确只能游到这里,估计将它留在石盘洞穴的人只是将它作为守卫和摆

                        措中逐步地完善着,比如从太湖、灵壁运来的石头摆在了艮岳的四周;石旁植有蟠木瘿藤老树异花,随山势曲折蜿蜒,凿石成路,从山脚直到峰顶,号为朝天磴;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峰凌如削,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名为飞来峰。植梅最多处名梅岭,种丹杏最多处叫杏岫;增土垒石,中间留隙穴栽黄杨的山坡叫黄杨岭;于山崖险处种丁香,称为丁香嶂;以红石砌山其下种椒兰,名为椒崖;在山之尾部增土成坡,植柏树万株,枝干柔密,搓之不断,树叶结成幢盖、鸾鹤、蛟龙之样,命名为龙柏坡。沿艮岳西行,栽竹成林,林外用清一色的紫色石堆积成山,山北放置一蓄水柜,山顶凿挖深池,每当赵佶前来游玩,命水工在山巅放水,形成瀑布,命名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凡此种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仍然不够。景物虽美,都是死物,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才能变成人间仙境。于是,找来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这老儿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一个多月以后,鸟儿们熟了,他一叫就来,赶都不走。这时,可以请赵佶来观赏了。当赵佶来时,一声清啸万羽腾空,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仿佛万鸟朝凤。从此,这里叫做来仪所。这时,又有能人巧匠把众多的油绢做成绢囊,加水润湿,挂在山崖之间。这样,每天早晨的晨露纤云都浸入其中,附于绢囊之上。当赵佶再来,一齐把绢囊打开,顿时雾气氤氲朦胧生花,十步之外山崖隐现,百步之内不辨从人,在若隐若现之间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非复人间之境也。如此享乐,尚人间否?尚有憾乎?答曰有,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身外之趣而已,作为顶级的欣赏家,终极的艺术追求者,赵佶怎么会满足呢?有道是艺术的终极是宗教,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第八章神仙大卖场有一首诗把人类的追求层次从低到高地排列了一遍,从无例外,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坠入其中,无从逃避。它很著名,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以这首诗为准,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他想要成仙,想要超凡,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可是宗教太多了,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时,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宗教各式各样,连传说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选哪个呢?自然是道教,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曾经怎样信过,有这种光辉先例,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大人在哲宗时期进京大显神通,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另一件事就非常惊人了,据说有一天刘宗师默默无言,一动不动,皇帝派人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当他终于起身,到赵佶面前后,赵佶问他:“搞什么,这么久才来?”刘宗师说:“刚才上天散步去了,本来很快就回来,可是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榜上是明年开科考中的贵人名单。俺多看了一会儿,所以来迟了。”赵佶问:“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写下来,藏进这只小盒子里,明年放榜见分晓。”第二年春榜发放,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柯棐。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发现里边有张纸,上边写着“二草二木”。全都没话说了,完全正确。由此,刘宗师的地位确立,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接下来,赵佶也变得灵异了。他先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扶摇九天,登上了一处仙宫。里边的神仙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该神仙做道士打扮。赵佶把这个梦郑重地告诉了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心领神会,向下边层层通知。可是效果不大好,没多少人震惊。事后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他自己做了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可信度不高。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规模太小了,经过真宗造神运动的宋朝人免疫力太高,导致无动于衷。怎么办呢?聪明的赵佶想了想,什么都没再说,也没再做什么,直到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的十一月,某天按惯例他要盛装出行,去圜丘祭天。当天仪卫盛大,臣子俱全,赵佶乘玉辂出南薰门,奔圜丘。刚刚出城,赵佶忽然遥指前方,问身边一个年轻人:“蔡爱卿,你看玉律园之东若有楼台重重,是何处也?”蔡,是著名的小蔡。蔡京的长子蔡攸。蔡京有很多儿子,蔡攸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走老爹的门路才搭上了皇帝,在赵佶还是皇子时,他就博得了未来皇帝的好感。当年赵佶出宫,经常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那青年见到他之后会立即下马,拱手立在一边。久而久之,赵佶问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说这是蔡承旨的公子。蔡攸之名,就在此刻进入赵佶的心里,算是半个贫贱之交。这时,小蔡心领神会,回答说:“臣看见了,云间的确有楼台隐隐数重,仔细再看,它们都离地有数十丈高。”“是吗?爱卿你视力很好,还看到了什么,有人物吗?”“有,有道教的童子举着幡幢节盖,保持队形在云间行走出没,臣能看见他们的眉目神情,历历如在眼前。”四周大臣侍卫们听了,齐声高呼万岁,神仙真的下凡了,只是我们太蠢,只有皇帝和蔡攸有仙缘,所以才看见。于是,赵佶在这里修建了道观,取名“迎真”,并作《天真降灵示现记》。从这时起,宋朝再一次刮起了全国性的道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道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成为中国正朔朝代里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赵佶就是那个合一体。首先他是皇帝,可他宣称除了神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爹。该爹是玉皇大帝,简称上帝。他是上帝的元子,即长子。在天上的官儿叫神霄帝君,因为爱中原这片土地,在天上往下看时,发现茫茫大地上全是光头,即佛教信徒,心里实在有气,才主动要求降生下来,拯救黎民百姓。在他的嘴里,佛教叫“金狄之教”。金,五行中西方属金,这是方向感,指向了天竺古印度;狄,夷狄外族,带有鄙视性,源于中央华美之族的优越感。堂堂中华贵嗣,怎能剃光了头,向异族的神灵膜拜?简直是数典忘祖!于是,赵佶以教主加皇帝的合一体身份,给道教信徒加持了若干光环。先是要学习,赵佶要求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挖掘道教知识遗产,谁能上缴孤本、珍品的道教典籍,立即升官发财。典籍由官方指定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最后合成一部万寿道藏。据传说,《九阴真经》就是这次抢救典籍运动中的副产品……接着还是要学习。宋朝的州学、太学等各级学府从此多加了一门科目,大经,或者小经。学子们任选一经,仔细钻研,学好了有奖。大经,指《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指《庄子》《列子》。学习中,道士们发达了。他们有了身份,从低到高分二十六阶,品级和朝中士大夫官阶相等。有阶即有权,他们见到官员时,可以不必施礼,不必俯首。这就不只是分庭抗礼了,简直是出乎其上。有权即有钱。道士们在全国各地大修神霄宫,宫观使不再由官员们兼职,都由教中兄弟们担任,于是宫观职的丰厚工资都成了自留田。最后是一项终极特权。无论谁犯了什么罪,除了反宋反赵反人类,只要加入道教,立即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在这个过程里,和尚们倒足了大霉。先是名字改了,和尚叫德士,佛叫金仙,菩萨叫仙人,罗汉叫无漏,金刚叫力士,僧伽叫修善。接着住的地方没了。各地要盖神霄宫,官方的说法是由各地的道观改修,可在实际操作时,有二十六阶官身在手的道士们笑嘻嘻地拦住了装修工程队。何必奢侈浪费呢,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再怎么修能搞出什么花样?你们到四周转转,实地测量一下,找到最大的那座佛寺,把里边的和尚赶走,在那儿改建神霄宫……再有就是原来的衣服穿不得了。赵佶说过,他在天上时就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光头来气,连带着袈裟、法冠、锡杖等东西也不顺眼。这些都要改。改成半道士模样。头上要戴星冠,但不许有日月星辰图案,只是一顶乌沉沉的帽子。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用根带子勒在脖子上。可帽子下边就没法处理了。正牌的星冠下边是冠巾,配着道士们飘逸的长发,显得潇洒漂亮。可和尚是光头啊,这怎么搞?和尚们有办法,他们戴上了假发。在假发上梳成发髻别上簪子,离远了看非常和谐,没一点破绽。以上种种,只是常规设施,在民间、官场的层面上实施。怎么说呢,一句话,都是给凡人们定的规矩。人之上有神,在凡间之上的境界里,才是赵佶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当年的法令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挟阴阳卜祝及诡怪诞妄之术,得先生处士之名,官视正郎,恩数越于道流。”也就是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官员要高,比普通的道士要高。高到什么程度,以最高的那个人在京城的遭遇为例说明。说到神仙、特异功能,现代社会应该不陌生。中华大地上曾经雨前蚂蚁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特异人士,他们能隔空发功给人治病,可以聚众开会引发气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又哭又笑且歌且舞,更可以透过近百米的河水看见河床上的一只罐头瓶子。如此等等,让人大开眼界,觉得身为人类真是荣耀,的确是万物之灵。但翻看宋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时隔近千年,各项神奇功能不仅没有发展,居然还倒退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灵异的时代。根据记载,只有先秦、始皇、汉武等几个极特殊的时代才能超过它。但精确计算的话,上面这些还各有不足。与宋朝相比,先秦时代各种传说、诸般神奇的确更炫目,但史料不精确,基本上没有证据;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寻找仙方,派人渡海,看着很壮举,但境界实在太低。长生,本就是仙法中最低等、最初步的层次。秦始皇找仙方,被方士嘲笑,气得大开杀戒;渡海找蓬莱岛,结果人员一去不复还,搞出了个疑似徐福传人的日本国……至于汉武,他在这方面是微缩版的始皇,嬴政大哥干过的他都干了一遍,在他身后西汉还能再挺几代人,算是相当不简单了。之后连唐朝都算上,统统没有宋朝的神仙风光。在赵佶的时代里,各路货色应有尽有,说哪一种,都有代表人物。预言类,有前面说过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曾经预言第二年春榜的前两名名字。这很帅,但很儿科,灵异界人士都能说点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其中跨度最远、预言最准的一个,叫张虚白。张虚白掌管太一宫,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他的宫里由赵佶亲自下令增设宏道、真学、会宾、隐真四堂。又造庵堂、小轩,名字都由赵佶亲笔题写。是什么让赵佶这样看重他呢,因为他经常喝酒。张虚白是典型的酒后吐真言的人,每当喝醉,他都会突然卧倒,躺在赵佶的大腿上,喃喃自语,说一些云山雾罩的话。这些话,在某些天之后都会应验。更有甚者,某一时刻他一高兴,会直接说在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极其罕见了,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推背图》《烧饼歌》或者外国灵异界杰出人士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也都是用图片、用诗歌等暗语晦涩地暗示一下将来而已。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并且百分之一百准确。但张虚白做到了。他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是多年以后,辽国崩溃的消息传进开封,金国人宣称抓住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这时赵佶问张虚白:“这事儿真假,你怎么看?”张虚白当时正巧喝醉了,他躺在赵佶的大腿上,缓缓地说:“天祚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待陛下,已经很久了。”这句话让周围的大臣集体出汗,耶律延禧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而赵佶当时刚刚获得宋朝历代皇帝最高成就奖,达到的高度连开国之君赵匡胤都比不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张虚白居然把这样的皇帝预言成第二个耶律延禧,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简直是恶毒的诅咒!换谁都得把这妖人踢出去,不砍头也毒打一顿,去去晦气。可赵佶只是一笑,他拍拍张虚白的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张虚白的预言是否正确。在唐朝时,有过一段神仙佳话,唐明皇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非常想念,找来方士去寻找,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杨贵妃的踪迹。这位方士很神勇,他不仅在海外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来了一些当年李、杨两人的私密话语,让当事人无法怀疑。很牛吧,宋朝也有,而且更上层楼。濮州(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人王老志,本是个地方小官,后来弃官学道,神仙得不得了。在山东老家时有人找他麻烦,结果突然间脚下陷了一个深坑。坑底里露出了斗大的鳞甲,吓得前来找麻烦的人掉头就跑。跑出五里后,头顶上雷霆剧震雨雹俱下。他能随时操纵人间祸福了。王老志进京之后,刚巧赶上赵佶的爱妃刘氏病死了,赵佶悲伤之余请他进宫,询问刘贵妃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王老志说,刘贵妃是天上的紫虚元君,现在已经魂归道山,重修正果,但通过他,赵佶能和刘贵妃对话。赵佶将信将疑。另一位贵妃乔氏问,自己曾和刘氏很好,现在刘氏还想她吗?王老志没说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的居然是一年前乔、刘两人和赵佶在一起时说的私房话!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是个全能型神仙,号称无所不能。据记载,赵佶时代某年非常罕见地干旱了。这不是乱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天气也一样的特异。中华大地上,风调雨顺了好多年,全国出产丰富,五谷丰登。这次罕见的干旱让赵佶不爽,决定派重量级选手一次搞定,在灾祸的苗头初发时就摁死它。于是,王仔昔出场,为了隆重气氛,赵佶御赐了一张黄纸,以便王神仙画符。那一天万众瞩目,王神仙提起朱砂笔来,笔走龙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小符,却没按正常程序当场烧掉,和上天的神仙沟通。他突然转过了头,向旁边送纸来的御使说:“把符拿走,放水里煮开了洗。”“啊?”御使蒙了,神仙在说什么,这是祈雨好吧,又不是熬汤喝!他拒不接受,说:“皇上要你祈雨,你这么搞全拧了!”王神仙却大怒,厉声喝道:“少废话,马上拿去!”于是,御使只好持去。符送到了赵佶的面前,徽宗陛下在迷茫中突然灵光一闪,进而冷汗直流。他一边派人把符扔进水里烧开,一边叫来了一个爱妃。该爱妃正害红眼病,看着跟兔子似的,多少御医都治不好。等符水烧开之后,洗了一会儿,居然立即痊愈。什么是神仙,这才是神仙。能体谅领导辛苦,为领导着想的,才是真正有用的神仙!王仔昔改善了赵佶的生活,这很可贵,但终究不算太难能。因为治病救人、未卜先知,都是神仙的初段本领,下面出场的这位才是神仙里的上层人物。修道者以虚御实,万事皆空,逐渐修炼下去,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中华道教的普及型纲领,在这之上,每个时代总有些修道界里的个别人物搞特殊。他们信奉的是“修而优则反”。这实在是没办法,就像手里抓着一大麻袋的金元宝,要是不花出去,实在让人心痒痒。这些金元宝,就是世俗凡间的人心。修道达到一定层次,总会有大量的信徒。信徒,是最忠实的追随者,就算在无神论成为主流的现代,都不断有人被蛊惑,何况是封建时代?于是,教徒多了,难免不造反。如汉朝的张角,清朝的洪秀全。这类人物在赵佶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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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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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持生活。1365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100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这样,卫所制度一方面表现出朝廷有决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权力,同时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潜力。世袭的军士会因其身份相同而形成牢固的个人联系,因此必须尽力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密,并对整个军队组织加以严密的行政控制。各卫之事务由三司分掌:都指挥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臣手中。当卫所军队被征调作战时,其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15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却出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据史载,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明末统治者越来越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于卫所制度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从其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后,对拥兵驻守今关外之承德(热河)的兄弟宁王心怀疑惧。1403年他令宁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将这一战略要地交给了曾支持他发动政变的蒙古兀良哈部。同时,他还撤回了驻守河套北部的军队,并加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这等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1462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刺首领也先俘获后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尔部之手。不过,明朝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当它逐渐控制塞北的时候,以及1390年后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袭扰中原的近60年间,明军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鲜边境的东北地区。成祖曾亲率大军五次出塞;16世纪40年代,内阁首辅夏言又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1547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自此,人们对夏言的进攻之策丧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严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1570年,张居正(万历时升任内阁首辅)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这种策略也不是无懈可击。有人曾指责张居正,说他声称自己对阿勒坦汗的措施有利于中夏,是“虚辞以欺君父”;说今日把中华之丝绸绮绣变成了夷狄的日常服装,名为互市,实为姑息养奸。边防的筹划者以贸易特权贿买夷狄,夷狄反过来却用兵威敲诈我们。严嵩则被人们视为奸臣的典型,常与李林甫(勾结鞑靼出卖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桧(1141年出卖爱国将领岳飞的宋朝大臣)相提并论。然而,对北方部落所实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边地驻军的膨胀,从而使明朝的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尽管世袭军户日渐减少,军官数量却不断增加。14世纪末,京师驻军只有大约2700名军官,到15世纪中增至3000名,除禄米外,每年还要领取饷银48万两。此类开支在不断增长。到16世纪末,正规军已达120万人,仅基本开支——如果全额供给的话——就需白银2000万两。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征招募兵,以弥补世袭军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饷银为18两,若在边地则外加5两,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贴。1492年,明朝颁行开中制度,鼓励商人运粮至边防,换取盐引回内地兑盐经营。但这一制度1500年后便逐渐废止,致使边地米价迅速上涨,每担(60公斤)值银5两。边地所需军饷当然也要随之增加:1500年为5万两,1573年增至280万两,1586年又增至360万两。这项庞大开支,需由太仓府库支付。16世纪80年代,地方每年向太仓纳银,其白银储备通常能保持600万两。但由于边地军饷不断增加,16世纪末为征讨鞑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乱和帮助朝鲜抗击倭寇,又花去1200万两,太仓储银也很快消耗殆尽。至1618年,太仓储银只剩下了12万两。就在这一年,后金大败明军,攻占了抚顺,明神宗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的50万两赤字。(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300多万两。)为应付这些不断增长的开支,明朝又开始加派赋税。1619年,加派辽饷,税率约为9%,除京畿皇庄外,全国各地都要交纳。由此额外征银520万两,但仅够支付辽东一边18万军队和9万战马的费用,而无法顾及九边中的其余八边。此后几年中,整个边地军费仍在持续增长。米价也不断上升。从1520年到1620年,米价翻了一倍;从1620年到1644年,又上涨了20%。1630年,明朝又提高了辽饷税率,向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进一步搜刮,但仍入不敷出。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此时,明朝关外驻军的编制,同原来的卫所已大不相同。甚至内地军队,也由照例任职10到12年而不迁转的将领直接统辖。中央的都督府已失去权威,变成纯粹的文书处理机构。旨在实现相互牵制与平衡的三司分权的地方军事制度,也被指派督察官员去“巡抚”某一地区的做法所取代。1550年后,这些巡抚又成了常设的地方长官。巡抚之上又有总督军务,通常由文职大臣充任,但在其辖区内兼有财权和军权。在沿边各地,这些总督又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长官。当关内军队不再由昔日的军户充任,而代之以募兵时,东北地区仍存在军户,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山东和山西的移民,但此时他们已与辽东人大致同化了。这些辽东军户或经商,或务农,但主要身份仍是军士,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武人阶层。其将领皆父子相袭,朝廷的任命不过是例行程序;下级军官统领着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又与其上级军官形成依附关系。朝廷在如何对待这些武人家族及其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些大臣,像16世纪80年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17世纪初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稳定边防的唯一办法是承认甚至鼓励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另一些大臣,尤其是都察院官员,则反对这种将导致权力分散的作法;明末国子学的官员还将他们比作唐末的军阀。只要明朝不对东北作过多干预,辽东武人便依然忠于朝廷;但中央集权却因此而削弱了。当然,严格的文化归属观念——夷夏之辨——一直占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边地武人逐渐发现,夷狄部落的军事首领比明朝皇帝的文职大臣与他们更相投合。事实上,作为边民,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汉族边民与夷狄部落之间,并无明确界线,因而双方相互同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明朝最早的卫、所,多由蒙古人组成。同样,1369年在甘肃被明军击溃的元朝军队中,也有汉族士兵。直到16世纪,还常有汉人投奔蒙古,为其充当顾问,或从事外交活动。嘉靖年间,投奔蒙古向阿勒坦汗寻求保护的白莲教徒便多达数万。在东北,满族的前身女真人中也有许多汉人。其中一部分自然是战俘,另一部分也可能是自愿归附满族的明军逃兵。他们的同化,一方面反映了满族对接受其文化的外族人,包括居住在今朝鲜北边、西伯利亚和吉林省山林中的朝鲜人的接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辽东居民所固有的善战、强悍等独特品格有关。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实际上已成为境外居民。他们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界线,终于失去了汉族的特征,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满族人,而与其同胞反相去较远。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有证据表明,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卒于1632年),就是一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还有迹象说明,在日后发展为八旗的满族军队中,有16个纯粹的汉人牛录。1623年,努尔哈赤下令,对1619年以前加入满族的汉人同其后加入满族的汉人要区别对待,前者应视同满人,这表明他们被满族生活方式所同化已达何等程度。努尔哈赤的此项决定还表明,在所有实际意义上,这些已被同化的汉人牛录都被视同于满族军队。不过,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移民满族地区的汉人,大多未被吸收为满族部落成员,而是由战俘沦为奴隶。在满族统治下的蒙、汉人中,被“收”为“民户”、从而与满族人处于同等社会地位者,和被“获”为“人畜”、并分赐将士充当奴隶者,处境大不相同。后者被称为“包衣”,其经济功能大不一样。其中一部分完全是满族人的家奴。另一部分则在努尔哈赤及其他满洲贵族自1596年创立的由庄头管理的拖克索(田庄)中从事耕作。在满族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过程中,他们的最大贡献,或许就是促进了满族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在15世纪末,正是汉族和朝鲜的战俘,向女真传授了用从内地和朝鲜偷运来的铁制造兵器的技术。1599年以后,满族人甚至学会了开矿冶铁。17世纪初,有数百名外族工匠在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制造弓箭、铁器和盔甲。赫图阿拉城也是在汉族工匠的帮助下建造的。所用资金,可能是用毛皮、宝石、人参等从内地和朝鲜换来的。汉族包衣在人参贸易中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7世纪初,人参加工技术有了新的进步,使人参贸易获得重大发展。这些经济上的成就,使努尔哈赤在16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东北城居各部落争夺军事霸权的斗争中,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当时,满族地区的霸主是哈达部首领,他控制着海西地区的一个部落联盟,其中著名的部落有叶赫、乌拉、辉发和浑河。哈达首领的权威得到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承认,并被其授予都指挥使的头衔。海西以东的鸭绿江沿岸有另一群部落,当时多称为建州女真,他们也受哈达统辖,但不大顺服。16世纪80年代初,建州女真联合当地的其他小部落,试图摆脱哈达,并将矛头指向已同多数大部落一样转入城堡生活的叶赫。李成梁注意到这一不安定迹象。1583年,他决定在一个名叫尼堪外兰(满语:意为“汉人外郎”)的明朝境外居民协助下,出兵干涉。

                        努尔哈赤的崛起

                        明朝对付女真的一般策略,是尽力维持各部落的均势,防止其中某个部落成为独霸东北的势力。维持均势的手段,通常是对所有部落都公正地给予贸易优惠,同时将一个明朝官衔授给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让他作为临时领袖去维持和平。这一策略若能很好地贯彻,明军便只须每年冬季从开原等镇开进草原,以“烧荒”为名,深入女真各部,接见其首领,并赐给他们食物、酒、布匹和化妆品等等,而不必进行更多的干涉。但眼下,一个完整的部落联盟似乎就要崩溃了。李成梁感到有必要进行直接干预。在尼堪外兰的怂恿下,李成梁出兵镇压了一个以哈达为敌的部落,并且——也许是出于误会——杀死了建州女真爱新觉罗家族的祖父和父亲。这个家族的长子努尔哈赤,虽然很快便获准去继承其父的都督头衔和一批战马,但1583年,这位年轻的首领还是向境外居民尼堪外兰发动了复仇战争。1586年,努尔哈赤消灭了尼堪外兰,这使他成为这一联盟之主的合适的候选人。然而,他既不是哈达部也不是叶赫部之人,因而未必能最后登上霸主宝座。不管怎样,到1589年,那位明朝辽东总兵决定授他为都指挥使,承认了他在鸭绿江流域的最高权位。努尔哈赤本人则已作为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领,建起了自己的城寨,并违心地同叶赫、哈达结为姻亲。他还将本部丁壮训练成一支凶猛的骑兵部队,用自己田庄的收入向他们提供粮草和兵器。由于努尔哈赤势力的增强,他同其他部落的关系随之恶化。1591年,叶赫首领纳林布禄决定摊牌,遂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纳林布禄便率领哈达、辉发部,向努尔哈赤发动了进攻。两年后,在浑河岸边的扎喀一带,双方展开了决战。结果,努尔哈赤大获全胜,消灭纳林布禄4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不久,努尔哈赤又巩固了与西方蒙古的联盟,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导权。在较短时间内,他吞并了哈达(1599),击溃了辉发(1607)接收了乌拉(1613),消灭了叶赫(1619)。努尔哈赤的军事胜利,特别是对其他部落集团的吞并,使他感到有必要为部落联盟建立一个将从根本上改变东北地区力量对比的新的组织形式。原先,努尔哈赤指挥作战,是通过女真族传统的由10到12名丁壮组成的小型狩猎单位进行的,他们大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属于同一个哈拉(氏族)或穆昆(亲族);否则就是同一个发尔嘎(falga,里)、嘎山(寨)或后屯(hoton,镇)的居民。在1599—1601年间,对哈达的征服,及对其所属部落的吞并,至少在原则上使努尔哈赤有必要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组织形式。1601年,努尔哈赤根据蒙古旧制设计了一种新的制度,规定每300户组成一牛录(汉语称佐领),由一名牛录额真统领。其后又渐渐发展出五牛录为一甲喇(或称参领)、五甲喇(原作“十甲喇”,误——译者)为一固山(或称旗)的制度。总共四固山,各有不同旗色(黄、白、蓝、红),分别由一名固山额真(或称都统)统领。至1614年,牛录增至约400个,当然不是每牛录都有300户。1615年,这些大多世袭其位的首领被正式授予官职及其所统部众;原来的四固山也增加了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色,而成了八固山。与此同时,又在八旗之上设置了谙班(大臣)和贝勒(王)。谙班之职始设于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为对付图谋篡位的太子褚英,而求助于他的五个义子。1615年,努尔哈赤任命这五个最亲近的支持者为五谙班(五大臣),而将其在世的四个儿子封为和硕贝勒。不久,又增设了四小贝勒。于是,每固山都由一名贝勒总管。各贝勒都将其固山视为己有,但他们直接统辖的只有各固山中的巴牙喇(护军)。实际掌握各固山之军政大权的,仍是努尔哈赤任命的固山额真。因此,八旗制度是大汗努尔哈赤对全部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和各贝勒之贵族特权的一种调合物。努尔哈赤以称汗的方式,获得了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他在1607年得到这一称号。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使臣在巴约特部贝勒恩格德尔率领下,前来拜谒努尔哈赤,向他叩头,并称他为

                        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三以上讲了些研究文化问题所应保持的几种心习和态度。此下再略谈有关讨论文化问题的其他方面。首先谈到所谓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但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此层骤似颇难说,但以浅显例言,如骑者易坠,操舟者易溺,歌唱者易失音,演剧者易失态,历史上亦尽不乏其证。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近几十年来,中国病痛主要亦出在政治方面。若说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新科学不生根,这些话也都对。但这些只是外在短处,我们尽可设法补救,或说迎头赶上。所以老不能如此,则正为内在有病。此一病,从中国近代历史讲来,显然仍是政治病。若使政治上没有病,我们想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该不是做不到。故我说,所谓文化精神,应指其特殊长处。而所谓文化病,则正亦出生在其特殊见长处,而不在其短缺处。若要把别人长处来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但文化体系譬如一七巧板,只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头鸟,或一个老人,或一艘船,或一所屋子,或其他种种拼法,可成种种形态。只在此七巧板中,一块位置变动,其余各块也得随着全部变。此处可见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之不易。在文化传统大体系中,从外面加些微影响,亦可使整个文化体系改头换面。当知别人长处与自己长处,骤然间未必能配合上。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则别人长处亦将不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为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志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但所谓西化,究向西方哪一国哪一民族的文化模型来化呢?这其间也得有别择,仍须有步骤,否则如何全盘地化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终是件危险事。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附录略论治史方法一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

                        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

                        书写,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3)雍正是否更改名字?有人认为,康熙遗诏传立“胤祯”(皇十四子原名),因“胤禛”与“胤祯”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后将《玉牒》的名字更改。雍正又命十四弟改名允禵,这就是“玉牒易名”说。学术界对雍正改名看法颇不一致。有一种改法又认为,皇四子叫胤禛,皇十四子叫胤祯,雍正做了皇帝,便命十四弟改名允禵,以示避讳。总之,康熙临终前立皇十四子允禵继位说,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康熙晚年没有立储,雍正登位前康熙没立“储位”,因而不能说雍正继位是“篡位”。3.无诏夺位说基于雍正奉遗诏继位,有许多矛盾解释不清楚,其说难以自圆,而雍正改诏篡位,真正有力的证据也显得不足,于是有人认为雍正是无诏夺位。雍正登位,是因为他在皇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皇位争夺斗争,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前前后后四十多年,结果,皇太子党失败,皇八子党也失败,皇四阿哥党胜利。雍正继位,是正取?还是逆取?历史没有留下记载,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再不会对雍正逆取皇位做出记载,康熙生前未立皇位继承的遗诏,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暗示皇位继承的文献。不过,从康熙去世雍正继位开始,就出现了皇位出自篡夺的异闻传说,为此雍正还亲自撰写了一本书——《大义觉迷录》,对各种流言进行驳斥,想为自己洗刷不白。风遗尘整理校对。二、冷酷残忍的皇帝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越描越黑,留下了许多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那么,雍正的上述罪名是否成立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1.雍正是否毒死父皇?有一种说法:康熙是喝了胤禛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这话以伦理、法理、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似乎不大可能。2.雍正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广。雍正生母乌雅氏生了三个儿子:胤禛、允祚(五岁死)、允禵。据传,雍正继位后,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上。乌雅氏眼看亲生儿子允禵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当时人们将雍正生母之死同他囚禁胞弟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3.雍正是否屠杀兄弟?雍正帝继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当时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雍正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大阿哥允禔,康熙时就因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父皇,被夺封爵,幽于府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对雍正来说,允禔早就是一只死老虎,不足为虑。雍正十二年(1734)死。二阿哥允礽,是被康熙帝废了的太子,禁闭在咸安宫。雍正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死。三阿哥允祉,是一个不热衷皇位、一门心思编书的人。雍正继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将允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私下发了些牢骚,雍正知道后,又将其爵位剥夺,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死。五弟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仍借故削其封爵。雍正十年(1732)死。七弟允祐,雍正八年(1730)死。八弟允禩,是雍正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雍正继位后,视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禩心里也明白,常忧忧不乐。对此,雍正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禩为亲王,允禩的福晋对去祝贺的人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我担心的是不要被杀了头。”这话传到雍正的耳朵里,便将允禩的福晋赶回了娘家。不久,雍正又借故命令允禩在太庙前跪了一昼夜,随后又削去了他的王爵,高墙围禁起来,并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意思是“猪”。允禩受尽折磨,终被害死。九弟允禟,同允禩结党,为雍正所不容,被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并改允禟名为“塞思黑”,意为“狗”,不久给允禟定二十八条罪状,押往保定,命直隶总督幽禁之。允禟在保定监狱备受折磨,最后,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十弟允[礻我],也因党附允禩,为雍正所恨,夺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才开释,后死。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继位时,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又借故将其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不久,又再降为国公,乾隆继位后才被晋封为亲王。十四弟允禵,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祯”,因此,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继位时,先不许他进城吊丧,后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父皇的景陵,继而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十五弟允禑,康熙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即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允祥,被雍正封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允礼,被雍正封为果郡王,又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和允礼早年加入过“雍亲王党”,所以受重用。雍正登上皇位后,不仅对骨肉同胞刻薄寡恩,而且对大臣也毫不容情,突出的例子便是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从小就好耍枪弄棍,不安心读书,父亲年遐龄望子成龙心切,给他请了好几位教书先生,希望他能好好学习,将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谁知都被他给气走了。后来总算请来了一位能文能武的先生,这才把年羹尧镇住。在这位先生的教育下,年羹尧文武兼学,没过几年,居然也学了一身本领,参加科举考试,竟然中了进士。然而,年羹尧的志趣却不在这里,他生性好动,好结交绿林豪杰,凭一身武功和才识,身边聚集了不少拜把兄弟。后来,年羹尧结交上了四皇子胤禛,从此成了胤禛的心腹。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后,娶了年羹尧的妹妹作侧室福晋,胤禛继皇位后,又册封年氏为贵妃,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年羹尧在康熙时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有军功。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病逝,由第四子胤禛继位。由于康熙十四子允禵曾是雍正的皇位竞争对手,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时,允禵以抚远大将军身份坐镇西宁。雍正为防不测,曾密令年羹尧就近监视允禵。这样,允禵虽然不满于雍正继位,却因受年羹尧牵制,无法调动军队向东夺位。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妹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在康熙去世和雍正继位过程中,隆科多的功劳在于防止留居北京的众皇子作乱。康熙的儿子众多,这些人又各结党羽,而在反对雍正继位的问题上又都联合了起来,雍正当时在北京十分孤立。隆科多时任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辖兵一万多人,负责保卫皇帝,维护京城治安。由于他拥戴雍正,在他手中军队的威慑、弹压下,众多的兄弟才没敢兴风作浪。外得力于年羹尧,内得力于隆科多,雍正便顺顺当当地登上了皇位。继位之初,他对年、隆二人褒奖有加,宠信异常。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掌握整个西北地区的边防大权以及人事、财政大权,还直接参与朝中重大政务的决策。雍正甚至不顾君臣关系体统,称年羹尧为自己的“恩人”,说什么“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之臣民也”。竟然以对年羹尧的态度,作为判断子孙臣民忠孝的标准。隆科多则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参与处理重大事务,是雍正在中央的左右手。雍正夸他是“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两年左右,雍正便变脸了,说什么“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朕甚恶之”,并直接向年羹尧发出警告:“外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明显地暗示他不会有好下场。果然,不久便命令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令,调任杭州将军,并威胁说:“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虽然年羹尧并没有“负”他,雍正还是不依不饶,撤了他的官,并公布了他的九十二条大罪,说他这九十二条罪状,可以将年羹尧处死三十多次,但对他法外开恩,令其“自裁”(自杀),又斩其子年富,其余十五岁以上的儿子都充军极边。在整治年羹尧的同时,雍正也向隆科多下了手。虽然隆科多受赐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但仍被定四十一条大罪,命令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年羹尧和隆科多二人,对雍正来说,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对他们自己来说,则是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泰极否来,自酿成祸。从对待同胞兄弟和近臣上可以看出雍正性格的两面性,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他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当然,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而应站在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方面做了哪些贡献。三、承上启下的改革雍正元年(1723)是清朝入关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雍正盛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雍正在位十三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其改革举措主要有:1.整顿吏治康熙治政,标榜宽仁,到了晚年,由于身患中风,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对康熙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于是在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就马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了十一道谕旨,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贷,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悖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又命令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巡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下属勒索地方,后又把户部库存亏空的二百五十余万两白银叫历任堂司官员赔补。接着又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的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对于这一改革,《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有史家也评论说:“雍正的整顿吏治,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胃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这说明了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2.设立密折制度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设立密折制度加以完善,只有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一百多人,雍正朝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和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雍正朝对奏折运转的处理程序,规定“阁臣不得与闻”。这就避开了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3.设军机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责:每日晋见皇帝,商议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批示;奉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折”字样,由兵部捷报处收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划机要。后来设立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时撤销,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军机处的设立,使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既不容皇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4.改土归流在云、贵、川、粤、桂、湘、鄂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大土司进行管辖。雍正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而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一改革,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西南的民族问题,到雍正时得到解决。5.摊丁入地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后,实行“盛世滋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要缴纳丁银。雍正实行丁银摊人地亩的制度,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另外,又使社会人口急剧增长,到道光年间,中国人口已突破四亿人,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6.废除贱籍制度中国古代有一种贱籍制度。贱籍就是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这类人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类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户,广东蛋户,安徽伴当、世什,江苏丐户等。绍兴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的后代,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兼带卖淫等活计。陕西、北京的乐户,系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安徽的伴当、世什,地位比乐户、惰民更悲惨,如果村里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什,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以捶打。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些贱籍,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人正户。7.设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太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八岁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又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用什么办法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是清朝建立一百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优选,明之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最后,雍正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放进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既有利于在皇子中优选,又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雍正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

                        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在外使馆经费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学堂经费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内外警厅经费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步军统领衙门经费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五万圆第二款附属局厂经费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大总统府经费三十万圆第四款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及审计处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议院经费一百万圆第六款清室优待费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税务处及学堂经费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各税务衙门经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各旗俸饷俸米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保护清陵俸饷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禁卫军饷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拱卫军饷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武卫左军饷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第七款武卫前军饷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院厅监狱经费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学校局馆经费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场所经费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各所经费六万圆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育才费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附:特别用款印刷局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挪垫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价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件:整顿盐务》整顿盐务用款概算一收盐运盐基本金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盐厂三百万圆一整理场产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五百万圆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挺身为父报仇的侠女,她的名字叫施剑翘。此人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故事首先得从施剑翘的父亲——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猛将施从滨讲起。1926年,正值军阀混战的年头,施从滨和孙传芳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开战,施军兵败、被孙军追赶。施从滨开着铁甲车狂奔,要夺路过桥,但是,桥上挤满了自己手下的兵,逃命要紧,施从滨把心一横,开着铁甲车,径直从自己的战士身上辗了过去,当场撞死、撞飞许多人。有的士兵被铁甲车压断一条腿,大声哭喊,场面十分凄惨。尽管开着铁甲车狂奔,施从滨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在孙传芳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施从滨放下武器,投降了。被俘之后,施从滨的态度相当配合。尽管如此,孙传芳还是将俘虏施从滨杀死,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示众。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名叫施剑翘。父亲施从滨的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痛。施剑翘立志:杀死孙传芳,为父亲报仇。施剑翘原想依靠男人为父亲报仇。不久,有个男子跟她说:“我同情你!我为你的父亲报仇!”施剑翘很感动,立即嫁给了他,并生下儿女。然后,施剑翘不断催促丈夫为父亲报仇,可是,这位丈夫却在婚后食言了,再三推搪,就是不去。施剑翘也要求过自己的弟弟(施从滨的儿子)动手为父亲报仇,可是,弟弟也不愿意。无奈之下,施剑翘不得不决定:亲自动手。当时,施剑翘和杀父仇人孙传芳,同时都住在天津。冤家路窄。孙传芳居然有个女儿名叫孙家敏,和施剑翘的大儿子在天津法租界“培才幼儿园”是同班同学!施剑翘准备好手枪之后,找借口和孙家敏小朋友套近乎,初步摸清了孙传芳的部分生活规律。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靠近孙传芳的机会。有一次,施剑翘到天津“居士林”,给死去的父亲烧香倾诉,边烧边哭。一位老和尚看她可怜和她谈话。无意中,老和尚透露了惊人的情报:孙传芳下野之后,皈依佛门,竟然是本寺的常客,常来“居士林”烧香念佛!施剑翘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施剑翘到“居士林”守候多日,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等到了孙传芳的出现。施剑翘不动声色,趁孙传芳念佛的时候,朝他的后脑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身亡。枪声响起之际,“居士林”的信众们吓得满堂乱跑。施剑翘不慌不忙,当场散发印制好的传单。施剑翘在传单里坦言:“……小女子我是为父亲报仇……”随后,施剑翘抱着必死的决心,镇定自若地拨打警察局的电话,报案自首。很快,警察来了,将她带走。笔录之后,还见了记者。施剑翘属于自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为父亲报仇,开枪打死孙传芳并入狱之后,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政府大员都同情她,并为她到南京说情。全国舆论也为施剑翘说情。(注意:孙传芳下野之前,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军事敌人之一,故国民党人一般不同情孙传芳。)南京国民政府在考虑之后,动用了极少动用的特赦权,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就是民国侠女施剑翘的真实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问题,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确是很多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张作霖身边人的证言,于此整理一下,对于对张作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许有一点参考的价值。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有财以开赌场为生。有一天,张家的狗用嘴巴拉扯着张有财的老婆(张作霖的母亲)往外跑,一直跑到了树林里,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村子里传说张有财是被一姓王的赌徒给杀的。原因是那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场里输了钱,张有财说要人家的老婆抵债。人家当真了,急了,就动了杀心。关于张作霖父亲的这段资料,出自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中赵兴德(赵兴德是张学良的表兄)的回忆。张作霖小的时候,本来是个读书郎,如果能将书读下去,也许人生的路会不一样,可是,他天生并非读书的料。张作霖12岁时,家里没钱供他念书,经过托人说情,和私塾先生谈成了这个方案:张作霖给私塾先生做饭,作为报酬,张作霖就可免费上学。有一次,私塾先生批评小张作霖,不料老先生因此被张作霖给暴打了一顿。动手打了先生之后,张作霖知道这书再也念不成了,他对别人说:“人,干点儿啥都能混一口饭吃!这书,我不念了!”打了人还不算,次日,张作霖回到私塾,拦住各位同学,不准他们上学,肆意扰乱私塾的教学秩序。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就霸气外露,这人注定是当枭雄的料。关于张作霖求学、退学的这段史料,也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兴德的《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张作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辽宁海城一家名叫“杜家店”的旅馆里面打工,干的是伺候住客,帮住客牵饮牲口的工作。如同今天酒店里帮住客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英文职称为“Bellboy”。有一次,张作霖欠下赌债,生了邪念,他偷了一个住客的一头驴,卖掉了,不久,张作霖被人告发,“杜家店”的老板立即找来打手,将张作霖暴打至晕厥,然后将张作霖扔到苇塘当中。张作霖侥幸不死,醒来之后,决定落草、投匪,于是,他投奔了当时的著名胡匪(土匪)杜立山。张作霖投奔土匪杜立山之后,不久就在清政府的一次剿匪行动中,被官府抓到了。那时的张作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小,又没有人来指认他有血案啥的,结果当官的仅仅把张作霖打了一顿板子,就放他走了。张作霖被放走之后,不思悔改,继续拉帮结匪,后来又和张景惠匪帮结合,逐渐壮大。关于张作霖从社会底层青年落草为匪的这段史料,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庸声的《张作霖的起家》一文。再后来,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沙俄以此为理由,侵占了东北全境,给张作霖提供了真正成气候的机遇。那时,东北全境被俄军侵占之后,清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关门打烊了。东北大地出现了无政府的“治安真空”状态。张作霖作为土匪,这时找到了一笔更大的,而且是比较“正当”的业务,那就是:收取各个村子的保护费,保护各个村子免受土匪侵扰。换言之,张作霖瞅准了机遇,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保安”,而且还是一家“大型保安公司”的“老总”。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作霖这股武装力量被清政府招安,他本人就此成为了清军的一个地方将领。关于张作霖从土匪改行当保安,再被清政府招安的这段历史,诸位可参考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出自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赘述。第三章深挖内幕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

                        洛阳只有一百七十里的距离,是洛阳的重要屏障,汝州的失守顿时引起东都洛阳的一片恐慌。为了稳定住东都洛阳的局势,朝廷派谏议大夫杨授前往洛阳进行宣慰,并下了一道《宣慰东都官员敕》。文中不得不承认唐军镇压起义军的不利以及王仙芝、黄巢势力的迅猛发展。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同时帝国的东南部农民起义的烈火也是熊熊燃烧,其中浙西地区因为经济富庶,更是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该地区的王郢起义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乾符三年(876年)六月,皇帝下诏以左神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行营诸道招讨使,征调诸道人马共计一万五千人前往镇压。一直到转年二月,王郢相继攻陷望海镇(今浙江望海)之后,又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皇帝李儇得知消息后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出水师助剿。不久后,镇海节度使裴璩诱降王郢的部将朱实及其部众六千余人,收缴兵器二十余万件,极大地削弱了王郢的实力。王郢被迫收拾余众专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果在攻城战中不幸中流矢身亡,起义最终失败。王郢起义虽然不到一年即宣告失败,但因为其地处帝国财税供给的重要之地,导致江淮地区供应关中的物资明显减少,因此在面对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时,唐军明显进展不力,甚至是节节败退。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儇在《宣慰东都官员敕》中特别提到要赦免敕王仙芝、尚君长(王仙芝部将)罪行,实行招安之策,但是并未奏效。王仙芝依旧一路征战,继续四处攻城略地,先是攻克阳武(今河南原武),接着围攻郑州,关东的州县地方守军全都畏惧出战,只求保卫各自的城池。因此王仙芝得以纵兵四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而调集前来平叛的诸道人马十分贪财,在追击起义军时,碰到起义军故意丢在路上的辎重,都争相拾取,进而贻误战机。所以王仙芝继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攻下申州、光州、随州,占据安州稍作休整后,又分兵围攻舒州、进击庐州、寿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王仙芝的义军势如破竹,但身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的宋威却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曾经对副使曾元裕说,当年庞勋起义失败,康承训却获罪,现在如果成功剿灭王仙芝,自己会不会也会和康承训的下场一样,不如留着王仙芝的起义军,以战养战,如果王仙芝成功登基,自己就会成为功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威每次带兵追击起义军一段路程,就会停止不前,等待观望,最后干脆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滞留不前,曾元裕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新州)一带拥兵观望。乾符三年(876年)十一月,王仙芝攻下郢州、复州;十二月又接连攻下申州、光州、庐州、寿州、通州、舒州六州之地。此时宰相郑畋上疏皇帝李儇,要求撤换宋威、曾元裕,建议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副使。宰相郑畋是个依附宦官的人,父亲郑亚担任桂管观察使时,与担任监军的宦官西门思恭颇有交情,曾经请托西门思恭有机会关照儿子郑畋。后来西门思恭进京当上了神策军中尉,郑亚死后,他履行诺言将郑畋接到长安,视为自己的亲侄并加以教育。不过,由于郑亚是李德裕的同党,卷入了牛李党争,而在宣宗李忱在位时期,是牛党势力执政,因此郑畋受到牵连,加上当时宦官专权一度被压制,所以郑畋的仕途颇为不顺。一直到唐懿宗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令狐绹被罢相后,郑畋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经由刘瞻的引荐,郑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担负替皇帝起草诏文敕令的责任。前边我们说过,刘瞻在咸通十一年因为劝谏懿宗李漼囚杀医官一事而被贬,郑畋也因起草刘瞻的贬官制文措辞不够严厉,而同样被贬官,直到皇帝李儇即位后才重新征召其入朝加以重用,并于乾符四年(877年)七月提拔为宰相。此时,西门思恭担任右威卫上将军,虽然仍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田令孜的存在,西门思恭远远达不到大权独揽的境地,而且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对于郑畋来讲,其实缺乏田令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平时受皇帝李儇信任的,依附田令孜的宰相卢携就时时处处压制郑畋,以至于郑畋曾经要称病回乡务农。不过,这次皇帝李儇眼看王仙芝的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帝国有崩盘的迹象,所以不得不采纳郑畋的建议,撤换了宋威和曾元裕。鉴于帝国财力的匮乏,朝廷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的诱降活动。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与时任宰相王铎是门生和座主关系,而王铎又是王镣的堂兄,所以裴渥试图救出王镣,以报座主的知遇之恩。王镣也在王仙芝的义军内部,不断怂恿王仙芝,由他出面与裴渥建立联系,双方约定罢兵休战,裴渥则答应王仙芝向朝廷奏求官职。对于这样的条件,王仙芝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他带着三十多名心腹入城与裴渥进行谈判,裴渥大摆筵席款待王仙芝,席间与王仙芝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随后,裴渥将与王仙芝达成协议的奏状呈送朝廷,朝廷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除了王铎之外,其他几位宰相都反对赦免王仙芝。他们认为当年庞勋声势那么浩大,最终还是被朝廷成功镇压,现在王仙芝虽然声势也是不小,但终究还是无法和庞勋相比,如果赦免其罪过,恐怕会助长他的气焰(“赦罪除官,益长奸宄”)。但是王铎因为堂弟王镣身在王仙芝的义军之内,救弟心切的他一再坚持要赦免王仙芝。最终皇帝李儇考虑帝国财政的困难,便同意了蕲州方面与王仙芝达成的协议,加封王仙芝为左神策押军兼监察御史,并派宦官作为特使,带着授官文书前往蕲州。王仙芝接到文书后,十分高兴,蕲州之战暂时陷入停战状态。不过,此时以黄巢为首的一些将领坚决反对王仙芝接受招降,黄巢甚至怒斥王仙芝不顾牺牲农民军的利益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黄巢等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王仙芝只好放弃接受招降的企图,领兵继续攻打蕲州,裴渥被迫逃往鄂州,王镣则继续被义军囚禁。蕲州虽然最终被农民军攻下,但朝廷的诱降还是对农民军的团结起到破坏作用。蕲州之战后,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返曹、濮地区,另一支由王仙芝、尚君长带领继续在江北活动。在朝廷逐渐调集大军加紧军事镇压的情况下,起义军一分为二,显然分散了力量,可以说同时也为其前途埋上了一层阴霾。乾符四年(877年)二月,王仙芝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一个月后,黄巢攻下郓州(今山东郓城),并打死天平军节度使薛崇。皇帝李儇眼看情况不妙,连忙发布《讨草贼诏》,同时继续对王仙芝等义军首领再次进行招降。不过,这次李儇的口气有些强硬,他在诏书中列举了庞勋和王郢起义失败身死的事例,又列举朱实等人投降朝廷受封赏的事例,希望王仙芝等人能够识时务尽早归降朝廷,在诏书的最后李儇也号召上至朝廷官军,下至地方豪强武装共同联手镇压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此时,在宰相卢携的支持和推荐下,宋威又重新被任命为诸道招讨使,作为镇压起义军的统帅。朝廷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起义军的步伐,使得王仙芝与黄巢等将帅又感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黄巢在四月间与曾经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一带)的尚让会合,而后王仙芝也带兵北上与其会师,七月间,起义军在王仙芝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兵力发动围攻宋州之战。宋州濒临汴水,既是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又是洛阳和汴州的东南屏障,宋威重新上任后驻守在这里。前边我们说过,皇帝李儇下密诏让徐州、泗州等地派精兵巡护漕运,而现在起义军围攻宋州,旨在切断运河通道,当时朝廷出动平卢、宣武、忠武三道人马堵截起义军不住,于是宋州被包围。宋州的局势顿时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下,就在宋威龟缩在城内一筹莫展时,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出动本部七千人马,由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前往救援,经过激烈拼杀,张自勉暂时解除了王仙芝对宋威的合围之势。后来宰相郑畋称赞崔安潜是“解宋州之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这也说明,取得宋州之战的胜利,对于朝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蕲州之战和宋州之战是王仙芝起兵以来,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是一胜一败,不过蕲州之战使得起义军内部产生分化,而宋州之战则是以起义军撤围告终。所以对于王仙芝和黄巢等人来讲,起义军未来的形势依旧不明朗,而且在宋州之战中,义军内部因为具体的战术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也使得宋州之战后,王仙芝和黄巢再次分兵作战。分歧王仙芝和黄巢第二次分兵作战后,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攻下安州(今湖北安陆)和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带兵救援,半路遭到王仙芝的伏击,也兵败身亡。李福被迫上疏朝廷请求增援,皇帝李儇派左卫威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赶赴驰援。王仙芝不等官军援兵到来,转道挥师攻击郢州、复州等地。十月间拥兵蕲州、黄州的崔元裕以逸待劳,击败前来进攻的王仙芝,斩首四千,取得大捷,暂时挫败了王仙芝的进攻势头。在官军和起义军互相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产生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任用宋威而产生争论。当张自勉带领忠武军七千人马解了宋州之围后,宰相卢携、王铎主张将张自勉所率的兵马划归宋威指挥,但是另一位宰相郑畋却不同意,而且不肯签署奏章。为此双方争执不下,都以辞职互相要挟,皇帝李儇本就驭臣无术,不能裁决是非,只是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郑畋除了坚持反对将张自勉的七千忠武军划归给宋威之外,还揭发宋威对于战场形势是报喜不报忧,王仙芝上过请降书,宋威却是隐瞒不报,是典型的欺罔朝廷行为,而且在辖地内声名狼藉。郑畋的意见是立即罢黜宋威,但卢携极力为宋威辩护,最终因为卢携乃是宦官田令孜阵营的人,所以皇帝李儇没有采纳郑畋的意见。可是宋威这边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师出无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急于寻找机会立功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宋威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他让王仙芝的义军高层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招讨副使、监军杨复光派人再次招安王仙芝。杨复光是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左神策中尉杨玄价的养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善于言谈。他十分清楚王仙芝不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而事实证明,王仙芝在接到杨复光的招降信后,派部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赴长安请降。宋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兵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伏击尚君长等人囚送长安,然后谎称是自己半路遇到尚君长等人交战后生擒的。杨复光得知消息后,上奏朝廷说明尚君长等人确实是奉王仙芝之命进京请降的,而且认为宋威有意破坏自己的招降大计,请求朝廷将其治罪。面对宋威和杨复光两方面的不同汇报,皇帝李儇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派人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结果却是无法查清。最终皇帝李儇出于震慑义军首领的考虑,诏令将尚君长等人斩首于长安东市的狗脊岭。尚君长是王仙芝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跟随王仙芝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他的死激起了王仙芝极大的愤怒,于是他立即展开报复,对荆南地区(今湖北江陵一带)发起猛攻。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文人,不懂得用兵之道,当有人报告王仙芝已经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手下人谎报军情,依旧不加防备。当时正值隆冬时节,汉水狭浅,王仙芝带领大军顺利渡过汉水。乾符五年(878年)正月一日,大雪纷飞之时,正当杨知温接受诸将的新年祝贺时,王仙芝领兵突至江陵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外城。杨知温的部下急忙固守内城,双方战至日暮,他一直龟缩在府内不敢外出,后来在将领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已出来巡视,看到士卒们冒死守城,杨知温认为守城有望,立即派人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得到消息后,亲自带领全镇之军以及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赶赴救援,在荆门一带击败王仙芝的外围人马,王仙芝得知消息后,担心遭到杨知温和李福的内外夹击,于是领兵撤离江陵。江陵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陵差点失守,让朝廷为之大惊。朝官们纷纷上疏,指责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宋威骗杀尚君长等人造成的。刚好另一位招讨副使曾元裕此时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大败王仙芝,并消灭数万义军,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因此皇帝李儇下诏二次将宋威免职,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同时由于朝廷与南诏在乾符四年(877年)初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状态,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于是朝廷就将镇守西川的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以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事实证明,朝廷对于战局的人事调整安排十分正确。一个月后,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皇帝李儇得到加急奏报,曾元裕在蕲州的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与王仙芝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曾元裕不仅大败义军五万人,而且王仙芝阵亡战场,部将尚让带领残部投靠了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势如破竹王仙芝的阵亡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当时朝廷十分明白,黄巢是个更加厉害的对手,而且很快他们就领教了这个当年的落地秀才的本事。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成功收编王仙芝的残部后,黄巢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同时仿效唐制置官署。黄巢和王仙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性格和经历的不同,黄巢反抗朝廷的决心比王仙芝要更加坚决。他的上述做法就表明了他与唐朝势不两立,意图推翻李唐皇族统治取而代之的决心。得到王仙芝的死讯后,黄巢并没有心生胆怯,他挥师北进,再次攻占沂州和濮州,但在此之后却屡次被官军击败。因此摆在黄巢面前的就是如何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为了缓解紧张的军事压力,他写信给天平军节度使张褐,诈称想要投降朝廷。张褐看到黄巢的请降信后,立即上报朝廷,皇帝李儇十分高兴地下诏加封黄巢为左卫将军,让其率众到郓州城下集中解除武装。黄巢利用这个机会摆脱长江中游的官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对抗朝廷。三月间,黄巢沿黄河西岸一路流动作战,自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南奔袭二百多里外的汴州,又从汴州奔袭三百五十里直扑宋州,先后攻打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和阳翟(今河南禹县),摆出即将攻打洛阳的态势。阳翟隶属河南府,距离洛阳已经很近,朝廷闻讯急忙部署防务,皇帝李儇下诏征调河南镇人马一千人,与宣武、昭义两镇人马两千人赶赴洛阳守卫,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当东都应援防遏使,统辖三镇兵马,并允许刘景仁在洛阳就地募兵两千人。当时曾元裕屯兵荆南地区,皇帝李儇诏令其领兵驰援东都洛阳,又调义成镇人马三千人加强洛阳东面一线的河阴以及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的防务。虎牢关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轩辕关在今天河南偃师东南的轩辕山上,连接巩县和登封两县,历来控扼要地;伊阙关在今天洛阳市南的伊阙山上,是启闭东都的一扇重要门户。由于东都洛阳军贮不足,皇帝李儇下诏向商旅富人借用大量钱谷,以供数月之费用,又不得已拿出五份“殿中侍御史”和十份“监察御史”的空明告身,赏赐给能够出钱捐助国家的富户,这无形中就开启了售卖官衔的例子。(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即便如此,由于连年干旱以及蝗灾不断,加上战乱不已,农民已经无力缴纳赋税,国库已经严重亏空,主管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岩无计可施,三次上表请辞,表示自

                        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卡伦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正坐在云霄飞车上,笔直坠入万丈深渊;虽然我也在同一列车上,但我察觉自己仅能轻轻划过问题表面,无法触及她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她这个星期心情好,下星期又跌落谷底;她想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但云霄飞车一会儿急升,一会儿俯冲,我们俩有能力应付吗?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其目的只是为了等待,目睹真相自动呈现。在卡伦的云霄飞车上,我感觉自己被蒙住双眼,看不见前方的景象。我发现,如果你放手让病人主导,他们对自己的故事都有一套无意识但精准的叙述方式,一次揭开一层纱。实习期间,我得到最棒的忠告是:治疗师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倾听、了解病人,如此而已。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逼他们改变,更非与他们分享自己。了解病人才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对病人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就能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心得。这种洞察力可以让治疗师保持耐心,免除不少麻烦。我想多了解卡伦潜意识的感受,以及她目前还没有勇气吐露的秘密。因此我告诉她,把梦境记录下来或许能有帮助。经过谨慎解析,梦境多半能精确指出病人目前存于潜意识的矛盾,与现阶段某些症状的源头。卡伦照我的指示做了。于是下一次见面时,她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从一栋高楼疾速坠落。停不下来,无法控制。我越来越接近地面。我看见底下的车子和人群,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是谁把我推出窗外?还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我似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想我应该在闹市区,从某办公大楼掉下来。我试图控制自己,但我做不到。就在我即将撞上地面的那一刻,我吓醒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汗流浃背。我很慌乱。我得抓着床稳住自己,因为我还在坠落。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一般认为由过去的片段、现在的片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医疗片段(医患关系)这三个元素组成。医患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让治疗师有机会植入改变的契机;而过去与现在的片段则与医疗片段相互辉映。对于卡伦,目前我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梦反映了你对疗程频率增加以及跟我越来越熟识的恐慌与焦虑,”我说,“你从办公大楼掉下来,感觉像我这栋楼,这是因为你对我越来越敞开心胸,觉得自己渐渐失控了。”这是云霄飞车的另一种象征。下一则梦境显示她的恐惧又加深了。我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好几个医生联手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每个医生都戴着面具,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医生先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刀,痛得像在受烙刑。他们还在笑,笑里带着羞辱。然后医生看看我的脚,说:“她用不着这东西。”然后就把脚剁了,往肩头后一扔。接着他剜下我的心脏,“你没有心,没有感觉。”他继续大笑。我快死了,每个人都想拿走一部分的我。我试着逃跑,但我无法挣脱束缚。没有人帮我。我吓醒,余悸犹存。每次听到病人的梦里出现“医生”,我总会不自觉地竖耳倾听。就某种程度而言,病人梦里的医生通常代表我。这也是一种了解病人对我的真正感受的方法。“我想,这次的梦透露更多你对我的惧怕,”我说,“你担心万一接受治疗,让我‘划开’你的心房,你只会更受伤,更无助。”卡伦剖腹产的手术过程与这则梦境相似,随之而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等我再见到卡伦,她又交给我一些琐碎的记忆片段。她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开始治疗前,我先读了几页。我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躺在台子上。我怕黑。有好多手在摸我,全身上下到处乱摸。我在哭。求求你不要碰我!那些手还是继续摸。我听见笑声,男人的笑声。求你放过我!我爸逼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色情片。他要我学会取悦男人的正确方法。他说他在教我。我在祖父家的前廊上。我玩芭比娃娃。我8岁,或者再小一点。祖父叫我进房间去。他摸我。我没有反应。他威胁我,要扔掉我的芭比娃娃。我听不见他说话。我不在那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抚弄我,然后开始______。我注意到最后一则末端的空白。我不知道空白代表什么意义,但我决定让她暂时留白。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全是真的吗?我很谨慎,不曾要求卡伦告诉我这些事,或者暗示她是否有过此类遭遇;然而,这段回忆竟以如此写实且事无巨细的方式呈现出来,反倒令我信服。我认为其可信度极高。然而,就治疗的实际层面来看,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存在于卡伦内心的影像。对卡伦来说,这些影像,还有影像带来的感受都是真的。儿时记忆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扭曲、重组、替代和修改。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卡伦,也知道儿童性侵害案件时有耳闻,但是跟一个曾经历这种磨难的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仍令我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断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只需要了解卡伦的想法和感受就行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就够了。[1]美国实习医生一般住院实习期满后的高级实习期。——译者[2]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系美国人查尔斯·埃姆斯设计。——译者第一部苟且偷生第3章遗失时间1990年7月,卡伦首次深入描述自己“遗失时间”的经验。她说,上次过年时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她发现自己出现在赌场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有时手上的钱变多,有时变少;最后她丈夫和朋友终于找到她,而她的皮包里竟然有2500美金——刚开始她身上只有25美金!所以她必须找借口解释她去了哪里,还有她为什么没躺在床上——因为稍早她曾表示自己头痛,想在房间里休息。卡伦曾告诉我她很健忘,或者她常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以前她也曾提到自己会无法交代某段时间的记忆,我注意到了,但当时我认为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那天她首次提到她有“遗失时间”的毛病:仿佛她“不在现场”,时间断断续续的。接下来几个星期,卡伦告诉我越来越多这些片段的细节:“有一天,我出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却在购物中心‘醒来’。”她对自己的疯狂行径既困惑又愧疚,“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不去杂货店,跑去卡森城购物中心帮我儿子买帽子。我不太记得买东西的经过,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她稍作停顿。“又有一天,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互助会结束之后,我去吃晚餐,但我完全不记得晚餐的任何细节,只记得回过神已是隔天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头痛得要命。”显然,卡伦有分离症——意即她的意识在某段时间是分离的。部分的她处于现实,部分的她脱离现实。其实我已怀疑好一阵子了,但我还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种分离症。她曾告诉我,她害怕专注、局限于单一问题,因此我决定让她主导,由她决定何时告诉我这些片段。我不想操之过急,唯恐自己无法分辨她是否只是为了讨好我而捏造她的故事。再次见面时,她说她和丈夫起了争执。她把女儿留在外婆家过夜,但她丈夫为此大发雷霆。她一拳挥向丈夫的脸,但她却没有动手的感觉。他回敬她好几拳,导致她最后被送进医院;但她也不记得进医院的事。她丈夫全身都是淤青。她说她遗失时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她接到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俩是上周五晚上认识的,但她不记得见过此人。她去看电影,却记不起部分情节。她说,其实她也不太记得6岁到10岁之间的事。天主教学校的修女曾说她中邪了,还在她头上洒圣水。卡伦描述的分离状态似乎跟着她大半辈子了,状况时好时坏。她问我她何以遗失时间,我说这可能是她应付痛苦的一种方式。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怀疑,但现在我真的无法给她更好的答案。1990年8月,卡伦开始经常性地遗失时间,或者现在她比较愿意告诉我了。星期四晚上,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小刀。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周五晚上,她大约遗失4到5个小时的时间。以下是她写给我的字条:现在是凌晨2点,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座城市。这里没有房子,看起来很荒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找人帮忙?还是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熟悉的景物?我不能打电话给我先生。他不会明白的。我独自一个人,我好怕。现在我在加油站,那里有位小姐。待会儿我去问她。那位小姐很帮忙。她告诉我这里是蒂莱公园,现在我知道我人在哪儿了。我们会平安到家的。她用“我们”,这个词颇值得玩味。她明明独自一人,却说“我们会平安到家”。她说她突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是在食品店采购时发作的。她在晚上8点半离家,清晨2点“醒来”;车上没有买来的东西,皮包却少了15美金。当她发现自己其实离家不远,她觉得欣慰又庆幸。现在,卡伦告诉我的事例已足供我判断,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MPD),个人认为“多重人格”比较能贴切描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一辈子没见过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尽管有不少“一头热”的治疗师暗示某些人可能有多重人格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表示自己曾治疗过这类病例),但我想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应该极为罕见。知道卡伦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倒还简单,难的是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她,告诉她真相,她的反应让我害怕。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给她另一个寻死的理由,逼她走上绝路。我想等她更进入治疗状况,再告诉她这种可能性。此时此刻,我要把重心放在加强彼此信任关系和处理她的经常性危机这两件事情上。※※※※卡伦常告诉我,她会因为自己很“坏”而迫切想惩罚自己。她表示,她最近一次伤害自己约莫是在3个月前。她无法忍受亲生父亲曾经侵犯她、伤害她的事实。她甚至认为这辈子再也不想被男人碰了。她说,她曾经想切掉自己的阴部。我观察她叙述时的神情,我认为她太冷静了。一个人认真时多半会异常的冷静,因此,切掉部分身体的这个念头着实令我害怕。我必须弱化她自残的念头。我说:“最近你开始告诉我过去曾遭受的虐待,所以熟悉的痛苦渐渐离你而去,这导致你迫切地想找东西代替它。”我试着告诉她,她之所以自残说不定真有道理可寻。两天后,1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

                      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

                      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

                      水而死。局势到了这一步,哥舒翰纵使有天大能耐也不可能挽回败局。当时他完全顾不得依然被困在隘道中的唐军,慌乱中只带领数百骑亲兵仓皇逃回潼关。至此,哥舒翰所统率的号称二十万的大军,经过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崔乾佑并没有因为这一战的胜利而放过哥舒翰。六月九日,崔乾佑率领大军进攻潼关,哥舒翰的残兵败将抵挡不住叛军的猛攻,坚守半年的潼关最终还是被攻陷。哥舒翰无奈之下只能继续西逃,逃到灵宝外围的关西驿时,哥舒翰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张贴榜文继续招募兵勇,争强好胜的哥舒翰坚信只要招募到兵马,自己依然有重新夺回潼关的希望。不过,让哥舒翰想不到的是,他虽然贴出去了募兵榜文,但并没有招来自己的希望,相反自己却即将陷入绝境。晚节不保在哥舒翰张贴募兵榜文的一天后,一名番将带领着百余骑兵包围了哥舒翰所在的驿站,这名番将的名字叫火拔归仁。火拔归仁是哥舒翰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此之前他一直跟在哥舒翰的身边。他包围驿站的时候,哥舒翰正在自己的房内查看地图,火拔归仁等人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断了哥舒翰的思绪。“将军!听说崔乾佑带领叛军已经到了!”火拔归仁见到哥舒翰后,慌张说道。火拔归仁的话顿时让哥舒翰大吃一惊,他迅速站起身来,抽出佩戴的宝剑说道:“来得正好,反正早晚我还得杀回去,你们先跟我出去和他拼个鱼死网破。”说完后,哥舒翰就冲出了房间。然而当哥舒翰走出驿站左右环顾时,并没有发现叛军的影子。他心中颇感疑惑,正要回身问火拔归仁是怎么回事时,只见火拔归仁等人伏地叩头说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和叛军交战,不想全军覆没,有何面目再见皇帝陛下,将军难道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等建议将军随我们一起东行吧!”哥舒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居然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更明白火拔归仁所说的“东行”是何意。此时哥舒翰虽然内心十分恼怒,但坦白地讲,他能理解火拔归仁所说的话,所以火拔归仁说完,他没有当场大发雷霆。火拔归仁的话没有错,哥舒翰十分清楚如果不夺回潼关,自己死罪难逃,即使夺回了潼关,自己也会被治罪,况且是否能够夺回潼关,哥舒翰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身为大唐的臣子,这么多年来哥舒翰对大唐可谓忠心耿耿,如果让他投降叛军,哥舒翰宁可现在一头撞死。面对着跪在地上的火拔归仁等人,哥舒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仰天长叹道:“我身为大唐的臣子,怎么能投降叛军呢?”言罢,再睁开眼时,哥舒翰已经是泪流满面。“既然如此,将军不要怪我们无情无义了。”火拔归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几个随从已经从身后用绳子套住了哥舒翰,然后很多人一拥而上将哥舒翰扑倒在地,可以看出火拔归等人是有备而来,意图是就是能劝降最好,劝降不了就拿下。哥舒翰就这样以一种很悲屈的方式,被火拔归仁擒拿后投降了叛军。当安禄山在自己的“皇宫”内见到这位昔日的宿敌后,从前的敌意与仇恨,在一瞬间被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欣喜与得意所替代。安禄山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对跪在他面前的哥舒翰问道:“将军以前经常轻视我,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面对安禄山讽刺式的发问,哥舒翰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之情,但此时他依然并未屈服,朗声说道:“我成为你的俘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哈哈!杀你易如反掌,朕绝对不会保留你的全尸,只是可惜你再也喝不到好酒,玩不到漂亮的女人了。”安禄山的语气虽然不重,但他知道酒和女人是哥舒翰的死穴所在,只要抛出这两个撒手锏,哥舒翰立即就会服软。事实果然不出安禄山所料,此时从前那个骁勇善战、叱咤疆场的哥舒翰在听到“酒和女人”后气节立即丧失,居然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人。为了保住性命,为了得到他想要的“酒和女人”,他立刻摇尾乞怜般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颜真卿在河北,希望陛下留下臣的性命,臣愿意以尺书招降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投降。”“好!这么做就对了!”安禄山听哥舒翰说完后大喜过望,亲自为哥舒翰松绑,然后加封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安禄山看来,有了哥舒翰这面大旗的号召,唐朝的那些能打的将军们就会立即投奔自己。然而事实证明,哥舒翰不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名望,安禄山也过高估计了哥舒翰的作用。身为唐臣哥舒翰名望甚高,但现在变节成为安禄山任命的“伪官”,哥舒翰已经声名扫地。他发出招降信后,没有一个人愿步其后尘自辱清名。相反,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却纷纷回信斥责哥舒翰贪生怕死,鲜廉寡耻。哥舒翰招降失败,让安禄山不禁大失所望。看到哥舒翰没有了利用价值,他立即罢免了哥舒翰的所有官职,然后将他软禁起来。总的来说,安禄山对待哥舒翰还是不错的,没有要哥舒翰的性命,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就不同了。一年后,安庆绪兵败逃离洛阳前,将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哥舒翰杀掉。哥舒翰一世的英名与功业,只因一念之差而晚节不保,毁于一旦,不禁让人为之惋惜。当时由于潼关失守,致使河东、华阴等潼关附近的郡县尽皆望风而降。至此,唐朝苦心经营和构筑多年的潼关防线顷刻间烟消云散,土崩瓦解。对于安禄山而言,就在潼关防线失守的时候,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叛军,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获得了长驱直入关中,继续扩大战果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使逐渐陷入绝境的河北,战局迅速为之转变。刚刚取得山西、河北大捷的郭子仪和李光弼闻听潼关失守后,感到本部孤立无援,所以迅速退出河北战场,率部据守太原。而颜真卿虽然坚持在河北抵抗,但已然成为孤军,因此唐朝于潼关失守前在河北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丧失殆尽。最关键的是,潼关的失守致使京师长安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身在长安的李隆基以及诸多朝臣完全没有防备。仓皇出逃六月初九,夜。就在潼关失守后的整整一个时辰内,京城长安始终没有看到“平安火”,所有人全都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所谓“平安火”原指边境报警的烽火,开元二十五年,因为大唐帝国边境无事,所以李隆基下令停止烽火。安禄山叛乱后,为了解各地区的战况,恢复烽火设置,用烽火报平安,每天初夜的时候,放烟一炬,站站传递,表示前线太平无事。可是六月初九这一天,潼关方向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很多人觉得潼关可能出了大问题。李隆基每天最关心的就是潼关方向的平安火,今天没有平安火,让他的心中不禁七上八下。事实上,早在六月初九的下午,哥舒翰已经提前派特使向李隆基告急,不过在特使还没到长安的时候,潼关已经失陷。所以李隆基下午接见哥舒翰特使的时候,虽然知道潼关已经危在旦夕,但并不知道潼关已经落入叛军之手。一直到夜里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李隆基开始不安起来。在他看来,潼关很可能已经被叛军占领,焦急之下的李隆基立即召集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臣认为哥舒翰无能,抵御叛军不利,致使潼关战况不明,现在京城防务空虚,为了以防万一,臣建议暂请陛下巡幸蜀中。”杨国忠没等在场的人开口,便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事实上他早有前往蜀中的想法,一来因为他出身蜀中,二来因为安禄山起兵打着清除他的旗号,为此他必须考虑自己的退路,现在京师长安岌岌可危,杨国忠此时将让皇帝陛下巡幸蜀中之计说出来,他坚信李隆基一定能够同意。“嗯!朕觉得此计可行,力士你说呢?”李隆基缓缓地点点头,然后征求站在一旁高力士的意见。“老奴也觉得杨相说的计策有道理,老奴全听陛下做主!”高力士躬身回应道。如果抛开杨国忠的私心不谈,单从安全角度考虑,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并非下策。因为当时长安守备空虚,如果坚持固守,李隆基恐怕会像后世的宋徽宗一样做了俘虏,而蜀中物阜人丰,表里江山,内外险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的同时,他并没有决心留下有生力量组织官民反击叛军,以期未来能够收复长安,只是后来在半路上突发的那场兵变,改变了客观结果。皇帝已经和宠臣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是该通知百官了。可是在转天的朝会上,当杨国忠通知前往蜀中的事宜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臣不同意就这样放弃长安,应该即刻招募长安城内的勇士联合朝官率家僮坚持守城抵抗叛军。”当时百官听到潼关失陷,皇帝陛下决定前往蜀中时,全都乱了方寸不敢发表意见,上百名朝臣全都站在原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不敢应对,只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声表示反对。说话的人时任监察御史,名字叫高适。世人知道高适,大都认为他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的领军人物,世称“高常侍”,其诗作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事实上,高适的经历颇为曲折,尤其是仕途之路更是布满荆棘。年少孤贫,喜欢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二十岁西游长安,功名未就而返。开元二十年去蓟北,体验了边塞生活。其后漫游梁州、宋州等地。天宝三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识,三人同游梁园,结下亲密友谊,成为文坛佳话。天宝八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五十岁才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年,因看不惯张九皋鞭挞无辜的老百姓和不愿意逢迎权贵而辞官,之后再次返回长安。次年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掌书记,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以后仕途较为顺利,但诗文创作逐渐减少。在高适提出反对前往蜀中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哥舒翰的身边,哥舒翰领大军出潼关作战的时候,没有让他跟着一同出战,而是让他回到了长安。在略显寂静的朝堂之上,高适的反对声显得十分刺耳,让李隆基和杨国忠以及诸多朝臣感觉十分不悦。“叛军即将入关,已经来不及筹划任何事了。”杨国忠立即驳回高适。“今日的局面又是谁之过呢?”高适依然不屈服,厉声反问道。面对高适的反问,杨国忠沉默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安禄山的叛乱其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在杨国忠那里,毕竟安禄山是公开打出清除他的口号的。但杨国忠凭借皇帝的庇护,虽然不至于到被众人兴师问罪的地步,但脸再大的人也会有羞愧之心。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杨国忠一直活在尴尬中,现在高适不留情面的反问让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下台。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李隆基那里,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出头庇护自己。但此时的李隆基精神状态颇显颓废,虽然依旧端坐在那个宝座之上,但长期以来对国事的懈怠,使得他很想逃避大臣们之间的论战,大臣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他已经听了几十年,此刻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贵身份,李隆基恨不能抬起屁股躲回自己的寝宫。所以,当杨国忠看他的时候,李隆基将眼睛闭上,显然他不想为杨国忠辩护,也不打算处理高适。杨国忠终于愤怒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毕竟去蜀中的决定是皇帝陛下最终决定的,现在李隆基居然将自己晾在了这里,这让杨国忠十分不爽。所以接下来他只有靠自己来圆这个场面。“人人都说安禄山要造反已经很多年了,陛下也是知道的,但陛下从前并不信,今天这种局面并非是宰相的过错。”一时间,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杨国忠居然将责任推到了皇帝那里。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李隆基那里,很多人猜想皇帝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怒。但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赶快筹划去蜀中的事情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皇帝陛下这种慵懒的反应,似乎让朝臣们很是茫然。从皇帝陛下那懒散的神态中,所有人全都感觉出这个帝国已经开始江河日下。据史料记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一日的这一天,长安城内市井萧条,人心惶惶,不知所以,人们已经预料到这个繁华的城市很快将会为叛军所有。但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拥有无上权威、威风凛凛大唐皇室虽然决定巡幸蜀中,但他们离开长安的方式,却是那么让人匪夷所思。六月十二日,李隆基登上勤政楼,百官上朝者仅十之一二,朝堂之上清冷无比,李隆基正式下诏巡幸蜀中。这天晚上长安兴庆宫内依旧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但是在宫内除了巡防的金吾兵、当值宦官、各院嫔妃外,却看不到皇帝陛下、杨贵妃、杨国忠以及高力士等人的身影。此时太极宫后的玄武门城楼上,宰相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及高力士、太子李亨等人悄无声息地守候在卧于楼堂中凉榻上的李隆基身旁。而在玄武门与西苑重墙宽阔的石坪上,近两万羽林军融于夜幕之中,他们在等待着皇帝陛下的命令。今夜李隆基决定将悄无声息地离开长安。夜!伸手不见五指!从禁苑内传来寅时三刻的报时梆子声,高力士向杨国忠、陈玄礼等人一一颔首,三人一起领着众人跪下,杨国忠向李隆基低声奏道:“臣等恭请圣驾幸蜀!”“启驾!”李隆基的声音依旧显得那么慵懒,在听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众人搀扶起李隆基,走下玄武门城楼,三军早已经跪伏道旁,等待皇帝上马,贵妃乘舆。……六月十三日,黎明。皇城兴庆宫内外上朝的百官,依旧按着宫内报时的梆声,纷纷吹灭手中的烛火,将残烛交给收烛的工役,然后从笏袋中取出朝笏来,微拂袍脚靴尖上的尘埃,准备在宫门启开时依班入宫。、、当……当……三声景云钟响,打断了朝堂门前众人的寒暄声,朝官们再度正冠捧笏,面向宫门方向肃立,一队金吾兵手执金瓜玉斧走向宫门,又默默散开守卫宫径。在朝官们很长时间的盼望后,宫门终于打开了。走在最前边的导引金吾兵及上朝的百官们却发现了让他们着实惊讶的场景。没有皇帝,没有贵妃娘娘!终于,有人听清了呼喊声:“平安火不至,陛下不在南内受朝!”这句话说得通俗一点,其实就是:皇帝陛下已经抛弃你们这些无用的大臣,早已经逃之夭夭。于是,人群中开始大乱!当时从宫内里涌出的惊慌逃命的人流,眨眼之间窜到大街之上,惊动了长安城南北大街、五条东西大街几万户人家,男女老少立即奔出房门,人们拥挤着、哭闹着。一时间,大唐京城天翻地覆!就在六月十三日清晨长安城乱作一团的时候,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族以及众多近臣在两万禁卫军的护卫下,已经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身后那伟岸的城墙已经让他们无暇去追忆曾经繁华的过去,此刻他们只想逃离这即将布满战火硝烟的是非之地。所有人的脸上全都带有一丝愁云,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此刻,大唐帝国前途与他无关,皇帝老儿是个什么状态,他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蜀中后,如何摆出自己的威风,让蜀中父老知道他胡汉三威风八面地回来了。然而,命运最终让杨国忠的生命定格在了一片荒山之下,在长安城陷入一团糟的时候,行走在前往蜀中道路上的李唐皇族,即将要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马嵬驿兵变六月十四日,李隆基的大队人马到达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两天来,三军将士随从护驾,一路上晓行夜宿,忍饥挨饿,疲惫不堪。很多人已经是满腹牢骚、怨气冲天。这次李隆基前往蜀中,虽然名曰“幸蜀”,事实上谁都知道是在逃跑,所以一路上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八面,走到哪吃到哪。但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使许多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在充满艰辛、危险、苦难甚至吉凶未卜的征途面前望而却步,甚至是偷偷地离去,当时就连李隆基身边很是信任的宦官头目袁思艺也是不辞而别。所以,出现牢骚、产生抵触情绪并不足为奇。据史料记载,当一行人马到达马嵬驿的时候,很多士兵实在忍无可忍,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刀剑出鞘,气氛剑拔弩张。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可以死在

                      7日这天分出了胜负。皖系在西路主战场和中路都遭遇了重大失败,直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首先是西路,吴佩孚诱敌深入,搞人际关系和行政工作远胜带兵打仗的段芝贵脑袋一热就中了圈套,孤军深入,在松林店遭遇吴佩孚的伏兵,全军覆没。然后是中路,直系王承斌的炮火直接击中了皖军中路指挥陈文运,陈文运重伤,在卫兵的护送下做了逃兵。领导跑了,指挥系统瘫痪了,小兵们的抵抗也就只能停止了。最终,大部分人选择投降。一天后,18日,张作霖的奉军开到涿州,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加入战斗,张作霖总算没有浪费自己精于算计的特长。剩下的战斗就是一边倒,徐树铮的东路军被直军、奉军各个击破,皖系士兵或投降,或溃散,不复成军。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口水仗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四天,从14日打到17日就基本结束。败因,倒台有人或许会问,段祺瑞的军队不是挺牛的吗?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军饷也最为优厚,军中干部也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为何会一败涂地?民意之类的借口就不说了。段祺瑞的军队综合素质是不错,唯独缺乏实战经验。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都一定要经历战争,即使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的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当,但一旦受挫,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致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小时候看电影,国军长官吃了败仗,面见上司时总喜欢说一句话: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对手的厉害,虽然说有点抬高自己,但对直皖之战来说,这确实是事实。皖系的对手很强大,尤其是吴佩孚的北洋第三师,这可是一支有着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老部队。从成军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再到护法战争,可谓是身经百战。而且吴佩孚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军事素养不仅胜过徐树铮,更是远超段芝贵诸人。直皖这一战将段祺瑞的精锐嫡系部队“边防军”(参战军)完全消灭,虽说还有一些省的督军算是段祺瑞的旧部下,但毕竟不是徐树铮这样有直接关系的铁杆手下。脱离了直接关系的部队,时间久了指挥不动在所难免。说了这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段祺瑞再也不是过去的段祺瑞,势力大减,虎落平阳。这场战争的主角段祺瑞,此刻正静静地伫立在庭院中,夏夜的微风轻轻拂过,能让他更好地思考未来的路,不过他肯定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两鬓又添了几丝斑白。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但段祺瑞的成功不是白来的,他以一介草根攀上帝国权力的顶峰,早已明白了“舍得”的要义——拿得起放得下。因此他明白,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放下还可以活命,继续拿着则可能会死。所以段祺瑞决定把该放下的都放下——军队不要了,权力不要了,荣誉也不要了。19日,段祺瑞命令前线士兵停战投降,然后自请辞去所有职务,褫夺所有勋章。曹锟、吴佩孚包括徐世昌都很欣慰,这个强势得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家伙终于下去了,就让他在天津老死吧。他们确实不能把段祺瑞怎么着,徐世昌是他多年的兄弟,曹锟是他多年的同袍,就连吴佩孚在名义上也算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学生,更何况他对民国也有过功勋。不过段先生的铁杆手下徐树铮、段芝贵等人的下场不是很好,被全国通缉,四处逃窜。而安福系列产品——安福国会以及由安福俱乐部成员掌权的机构也被全部解散。皖系势力几天之间便烟消云散。还好,没有一个人被判死罪。说实话,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相当宽容,很多不用死的人都死不了。反倒是之后上台的国民党喜欢搞白色恐怖,自由度越来越低。尚武的段祺瑞垮了,民国的春天还远吗?第七章广东风云

                      分赃

                      直系、奉系击败皖系之后,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何分赃?尤其是重中之重——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力已经被前辈曹操验证过了,任何野心家都想如法炮制,但现在“天子”只有一个,“曹操”却有两家,这该如何是好?两派实力相当,谁也不比谁强太多,因此两派商量出来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相互妥协,各退一步。比如,这一部门你占了,另一部门就得给我。当然,直系比奉系出的力多一些,得到的甜头也就多一些。但总体来说,两派对政府的控制力相差不远,不至于失去平衡。至于总统,两派一时没有太好的人选。再者,让哪一派的人做总统都不能让另一派服气。因此,只好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徐世昌继续把傀儡总统这份受气的工作做下去。不过有一件事是两派都自动忽视的,那就是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以前段祺瑞还搞个“安福国会”耍一耍,走一走形式,现在曹锟和张作霖连形式主义都不走。孙中山这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多次要求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扫灭桂系和滇系,他还想再次北上“护法”。同为革命家,陈炯明这个人就比较现实。他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又不是下棋,输了可以再摆一盘。打仗打输了之后,大部分情况是再无翻身的机会。当然孙先生这种“不怕输,输不死”的特例不在考虑之中。因此陈炯明并没有听从孙中山的调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中山虽然很窝火,却也无可奈何。陈炯明不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还不到行动的时候,并非他不想率队返乡,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一个让他能大展宏图的机会。机会历史进入1920年春的时候,陈炯明的机会出现了。此事还要从滇系和桂系控制的傀儡政府——广州军政府讲起。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彼此都不放心对方,担心对方控制军政府,于是都想方设法在广东安插自己人和驻扎军队。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岑春煊同志就是陆荣廷先生的正牌利益代言人,广东督军莫荣新也是陆荣廷的小弟。相对陆荣廷而言,唐继尧在广东的势力就弱势一些,毕竟这位仁兄在护法战争时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事后分赃时捞的好处自然就少一些。即便如此,唐继尧也安排了一支滇军驻扎在广东。事实上,这支滇军——靖国联军第六军,并不是唐继尧在护法战争时派驻广东的,而是当年护国战争期间李烈钧同志带入广东的,本是作为一支偏师协助友军吸引火力。后来袁世凯众叛亲离在郁闷中死去,这支军队便一直留在广东。至于留在广东不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唐先生看上了富饶的广东。唐继尧坐镇云南,遥控指挥这支军队代表他在广东发言,日子过得十分舒坦。就在这种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唐继尧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在打这支军队的主意。此人叫做李根源,他曾参加同盟会,曾在云南发动辛亥革命,也曾参加护国战争,算是一位老革命家。但此人的政治立场不太坚定,常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更换老板。像这一次,他就打算投靠桂系的陆荣廷陆老板混口饭吃。1920年2月,李根源拜会了广东督军莫荣新先生。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李根源高度评价了莫荣新为广东省繁荣富强所做的杰出贡献,示意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靖国联军第六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指莫荣新)指挥才是。莫荣新则肯定了李根源为推动两方在军阀领域建立互信合作所作的贡献,并让对方协助自己吞掉这支军队再立新功。接下来,两人开始实施蚕食这支军队的计划。在桂系的运作之下,李根源当上了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军长),并逐渐用自己人取代唐继尧的亲信出任军官。面对桂系的挖墙脚行为,视枪杆子如命的唐继尧做出激烈反应:解除李根源的军长职务,宣布靖国联军第六军由自己直接指挥,暂时由李烈钧代理。回望当年,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三人协力发起护国战争,也算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因此尽管李烈钧是孙中山的人,唐继尧也还算信得过对方。再者,尽管孙中山不承认广州军政府的合法性,但李烈钧还在军政府上班,任总参谋长,替孙中山照看军队,避免孙中山人走茶凉。面对唐继尧的反击,李根源自然不肯束手待毙,于是拉出一部分忠于自己的人马跟李烈钧麾下以朱培德(朱德司令的同学和好友)为首的滇军打了起来,随后陆荣廷暗示莫荣新参战,唐继尧也派出部队增援,事情越闹越大。好在岑春煊和稀泥的本事仍在,在他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李根源免职,滇系退出广东。广东从此桂系一家独大,军政府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跟桂系的广西总部功能重复不说,还得花钱养一帮闲人,太不值得。况且,战争期间军政府的官员们已经跑的跑、逃的逃,军政府只剩一个空壳。尤其是财政部部长伍廷芳,逃跑的时候还把剩下的一百多万现金也卷走了,后来献给了孙中山。人没了,钱没了,广州军政府随之瓦解,“非常国会”分崩离析。粤桂第一战广东局势一片混乱。在一旁已经观察了很久的陈炯明,终于下定决心出手:陆荣廷和唐继尧你们俩要当螳螂和蝉,就别怪我当黄雀!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派遣廖仲恺为钦差大臣,敦促陈炯明趁此良机率领粤军杀回广东,还承诺给予军费支持——孙中山刚刚拿到伍廷芳的那笔“赞助”。陈炯明虽然理财能力不行,但搞钱的歪点子不少,他派人给福建督军李厚基传话:你老兄如果给我一笔开拔费,我就即日起兵回广东,把我的地盘让给你,你看如何?李厚基十分愿意花钱送走这尊瘟神,于是陈炯明又拿到一笔钱。1920年8月6日,陈炯明高喊着令士兵热血沸腾的口号“打回老家去”,兵发广东!粤桂战争就此爆发!莫荣新先生统率的桂系军队这些年在富饶的广东养尊处优,积极吸鸦片,积极干坏事,就是不积极训练,本就不强的战斗力再度下降。而在福建卧薪尝胆两年、时刻盼望打回老家的粤军,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时时警惕,处处小心,刻苦训练,远非吴下阿蒙。更何况,桂系军队有不少官兵都是广东人,还有曾经支持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担当将领,内部并不稳定。因此,桂系军队被粤军打得满地找牙。战争开打两个月之后,受孙中山派遣,蒋介石重归粤军。因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请了病假,这次不是因为喝花酒伤身,而是在战斗中负伤。于是蒋介石任代理军长,率军节节胜利,尤其是在攻克最艰险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略要地——惠州、广州的战役中,再度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美中不足的是,粤军未能全歼桂系驻广东的部队,留下大患。不是粤军不够勇猛,而是桂系的三位年轻人表现得太出色,他们亲自断后,带领部下拼死阻击粤军,使桂系大军残部得以冲出重围。这三个年轻人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用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为战友们赢得了生机。在蒋介石已经做到一军之长的时候,未来十分生猛的“李猛仔”李宗仁还是营长,而军事奇才“小诸葛”白崇禧、上马领军下马管民的黄绍竑不过是连长。但不要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而轻视他们,这三个人将在五年之内一统广西,将桂系打造成西南最强大的势力。粤军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这并不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欣赏。他写信赞道:自陈其美去后,既忠于党又懂得军事还能率军打胜仗的同志,就只有你了。话里话外掩盖不住溢美之意,不过接下来话锋一转:你性格太过刚硬,与那些小人合不来,但是党对你期望很高,希望你能控制脾气,为革命事业将工作做下去,不要再动不动就负气出走。这番话表露出孙中山渴望蒋介石替他掌握粤军的急迫心情,但愿蒋介石不会让他失望。桂系跟滇系关系已经破裂,没了后援,在广东又打了败仗。事情到了这一步,陆荣廷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10月底,陆荣廷宣布取消军政府,取消广东独立。陈炯明你赢了,地盘归你,我陆荣廷走!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粤桂之间的第一仗,孙中山获胜。奇人陈炯明获胜的真是孙中山吗?想知道答案的话,那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广东的现任军政一把手“残仔明”先生。1920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这道命令似乎有些问题。当年孙中山离开广东时,已经辞去了自己在军政府的相关职务,那他现在是以什么身份任命陈炯明?“残仔明”也觉得有问题:在福建的这两年,我只是有事才向你孙中山汇报一下,说汇报是给面子,其实就是通报一下,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做主。我通过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才率兵赶走桂系,如今正是兵强马壮大展宏图的时候,你却出现了,我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好?“残仔明”与其他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军阀有所不同,他不是一介武夫。陈炯明,字竞存,是一个新式大学生,是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的高级知识分子。当年他做广东省议会议员时,曾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等多项有想法、有益于民生的提案。而且,陈炯明不同于那些只知道扩充自己地盘的粗鄙军阀,他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是中国最早看好苏俄社会主义政体和美国联邦共和制政体的人。在当时,这两个国家尚未显现出明显高人一筹的实力,而陈炯明却已经开始了对这两种政体的探究,尽管很粗糙,但已属难能可贵。陈炯明一边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感到兴奋,甚至和列宁同志通信请教问题,表达政治抱负;一边他又认为共和应该是全体人民参政议政,不应该由某一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他一边欣赏社会主义,一边又觉得应该用美国的联邦共和制来统一中国,也就是他一直主张的“联省自治”。矛盾吗?不矛盾,政治很复杂,可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各位也看出来了,陈炯明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完全不一致。就算是好得蜜里调油的恋人,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目标不一致的时候都得选择痛苦地分手,何况孙先生与陈先生还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麻烦大了!矛盾在陈炯明的“不盼望”中,孙中山抵达广州。孙先生不是来广州旅游的,他还是来“护法”的。不铲平专制腐朽的北京政府,不统一中国,就不能停止革命。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孙中山当然要和广东省一把手陈炯明谈一谈,多交流沟通,才能促进合作。没想到孙中山刚起了个头,陈炯明就反驳道:我一贯的政治主张是“联省自治”,而非武力统一中国,再者,我们就占据广东一省,兵力财力都不足,有什么实力去支撑统一中国的战争?说到这里,得强调一下,孙中山之前想借助德美两国财力发展自己的计划破产了。德国成了一战的战败国,自己都保不住,哪还有能力管别人。而美国支持的直系正如日中天,有什么理由给直系扶植一个对手?听完陈炯明的这番话,孙中山怒了:粤军可是我当初千方百计给你争取来的,这本来就是革命的武力,岂是你陈某人的私产,广东是革命的基地,干革命事业岂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资源准备北伐!蒋介石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他也在一旁帮腔,还把设计好的先征广西继而北伐统一全国的计划讲给陈先生听。可陈炯明根本听不进去。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此后又做了几次努力——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正式的军事会议上,但他的计划和理由根本不为陈炯明所接受,于是蒋介石一气之下又离开了广州。孙中山的那封信白写了。陈炯明非但无视蒋介石的计划,他还反问孙中山: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只会偏离共和。因为暴力得到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而我们发动革命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保境息民”,让老百姓过几天安宁日子吗?孙中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

                      99久久精品九九亚洲精品剑推到背后去。这样、剑柄向下,剑锋向上,秦王就可以从下部朝上向前抽剑,便会有足够的空间让秦王顺利地拔出长剑。一旦秦王拔出长剑,手持短小匕首的荆轲就完全处于劣势了一。因此,荆轲尚未接近秦王,秦王的长剑就砍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一下子瘫倒在地。受伤的荆轲孤注一掷,奋力将匕首投向秦王,结果没有击中,只击中了他旁边的柱子。又怒又惊的秦王上前连刺荆轲八剑。荆轲此时知道大势已去,倚着柱子,放声大笑;用最能侮辱人的方式,叉开双腿(由于古代中国衣服的形制,又开双腿,即意味着“走光”,对对方是最大的侮辱),大骂秦王(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今天之所以让你小子保全小命,完全是因为我想劫持个活人,逼你立个契约,以回报太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左右的人此时也一拥而上,杀死了已经身受重伤的荆轲。第2章有心为报怀权略可在於期与地图每读至此,我都不禁在想:如果秦舞阳能够上来帮助荆轲会怎么样呢?如果陪同荆轲前来的不是秦舞阳而是荆轲最知己的那位朋友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荆轲的剑术再精到一些呢?如果荆轲投掷匕首的技艺像小李飞刀一样呢?如果秦王的动作再慢零点几秒呢?如果荆轲的动作再快零点几秒呢?如果秦王的衣袖扯不掉呢?如果御医夏无且想不起来用药囊砸荆轲呢?如果我猜想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历史将会怎样呢?按照《史记》的这段记载,荆轲与秦舞阳应该是同时上殿,既然捧着督亢地图的是秦舞阳,因此,负责展开地图的也应当是秦舞阳,而且秦舞阳有十三岁就杀人的英勇历史,照此推断,担当刺杀任务的应当是秦舞阳。但是,秦舞阳一进秦廷就在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让秦王嬴政多了个心眼,只准荆轲奉图上殿,秦舞阳不能上殿。虽然荆轲替秦舞阳作了解释,但是,秦舞阳在关键时刻的意外表现还是让整个计划大打折扣,功亏一篑。为什么呢?第一,秦舞阳因为形迹可疑不能上殿,这使得千斤重担只能由荆轲一人承担了。如果两人能一块行动,成功的几率肯定远远高于一人行动的几率。第二,从整个行动来看,秦舞阳负责持凶劫持秦王,荆轲的任务只是忽悠秦王。现在秦舞阳根本上不了殿,忽悠秦王与劫持秦王的双重任务必须由荆轲一人来完成,这就叫“双肩挑”,二人分工协作,尚无把握一定能成功,何况现在是由荆轲一人来完成呢?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荆轲表面上非常豪放不羁,曾在集市上与人一会儿高歌,一会儿大哭,好像很粗枝大叶,其实他做事十分精细。在刺杀秦王一事上,他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才能靠近秦王,二是助手。所以,他向太子丹索要樊於期的人头与督亢地图,因为樊於期的人头是一张进入秦宫的通行证,督亢地图则是燕国投降的标志。荆轲还考虑了助手。他在太子丹为他准备好匕首和助手秦舞阳之后,还迟迟不出发。那么他在等什么?等朋友!这位朋友史书无载,但是;这位朋友一定是荆轲非常信任的,一定是比秦舞阳更为可靠的杀手!荆轲对自己的剑术当然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化境的剑术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出向题,所以,他坚持要等自己亲自挑选的朋友;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路远失期。太子丹又一再催逼,甚至于怀疑荆轲不敢去了,这才激怒了荆轲。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之中,在素衣白马的目送卞,他匆匆带着秦舞阳头也不回地上路了。荆轲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太子丹为自己装配的帮手秦舞阳外强中干,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百密一疏啊。荆轲被当场杀死了,但是,秦王嬴政看着殿上荆轲的横尸,呆坐了很久很久没有出声,心中的惊吓伴随着他,后怕缠绕着他(秦王不怡者良久)。这场虚惊可能使秦王嬴政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死亡,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一只脚踏进鬼门关。事后,秦主论功行赏,御医夏无且理所当然地被赏了黄金二百镒。秦王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无且爱我,才会想起来用药囊砸荆轲。”(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后来,夏无且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好友公孙季公与董生,他俩又详细地给司马谈讲述,这件事就被写进峪史记·刺客列传》(根据刺秦时间和司马迁存世时间推测,《史记·刺客列传》应为其父司马谈所写)。于是、“荆轲刺秦王”成了中国历史上万人注目、千年流传的历史故事。直至今日,各种影视、文学作品还在不断演绎着这段历史。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博浪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千古伟业。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遭遇到六国反秦势力的顽强抵抗、原因非常简单,嬴政灭六国虽然客观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主观上却是他想当天下的霸主。因此,他成为六国的公敌。既成天下的公敌,想杀他的岂止是一个荆轲、荆轲只是当时众多想行刺秦王嬴政且最终几乎得逞的一人,荆轲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的反秦力量。秦始皇一生遇刺多次,荆轲刺秦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在荆轲刺杀秦王后不到十年,嬴政又经历了至少两次暗杀。一次可以视为荆轲刺秦王的后续。荆轲死后,秦王嬴政追杀荆轲余党时,荆轲密友高渐离逃亡。一后来,高渐离在为人打工时,对其所服务的这家主人的一位客人的击筑水平多次进行点评,点评之事传到了主人那里,于是主人让高渐离击筑。高渐离高超绝伦的击筑技艺让倾听的受众无一不刮目相看。于是,高渐离重新击筑,再次走人公众的视野,声名大噪。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嬴政也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听说了此人的高超技艺,便下诏召见高渐离。嬴政不但喜欢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等本土音乐,更喜欢郑、卫之地的异国之音。一个人的偏执与爱好有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高渐离入宫后不久就被秦始皇身边的人认出。秦始皇酷爱高渐离的技艺,舍不得杀他(可见掌握一门技术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便熏瞎了他的双眼,让他为自己继续演奏。日子慢慢过去,高渐离逐渐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一日,他用藏铅的筑掷向秦始皇,企图砸死他。高渐离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行刺的,自然命中率很低,没有成功(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皇帝,不中)。这一次秦始皇杀了高渐离,从此不敢再接近六国之人。但是,即使秦始皇不接近六国之人,仍然免不了被刺。后来成为刘邦手下重要谋士的张良在韩国被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变卖家产,收买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也未能成功。由此可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曾经遭遇不止一次的行刺。因为,灭掉六国、统一中国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一项千秋伟业,故其遭到六国的顽强抵抗也是必然的。其中,荆轲刺秦王是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刺杀秦王行动。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让战国纷争的局面继续下去,对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失去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第3章易水年年流不尽荆卿代代名不消从古至今,对荆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作《史记二刺客列传》,荆轲始终被视为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看看历代咏叹荆轲的诗篇就可明白。“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陶渊明),“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白云上人英),这些诗句都高度赞颂了荆轲的侠义精神。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个叫鲁句践的游戏,发生争执。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嘿而逃去),之后不再见面。荆轲刺杀秦王的消息后来传至鲁句践那里,鲁句践深感后悔。这件小事,说明荆轲不好冲动,而是一个办事沉着冷静的人。荆轲不是一个愤青,也不是殉国志士,是一位侠义英雄,所以,他刺秦王绝非一时冲动。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地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荆轲的侠义精神。第二种观点:愚蠢之人,匹夫一个。这一观点最先提出者是汉人扬雄,发挥其观点者是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扬雄认为荆坷不能算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强盗罢了(荆轲,君子盗诸)。司马光进一步认为,荆轲就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的豢养之恩(“豢养”二字让人黯然神伤),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就能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起来,明摆着就是一个傻瓜。朱熹也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其勇、其事何足挂齿,不值一谈(柯匹夫之勇,其事不足道)。所以,荆轲之举绝不是“义”士,而是一位愚蠢之辈。第三种观点:雇佣者。这是今人提出的。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只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以命相还,充当了职业雇佣杀手。第四种观点:反动派。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因此,秦始皇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名副其实的时势英雄。因此荆轲刺秦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荆轲刺秦王是自不量力的蛙臂当车。他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是荆轲的幸运。荆轲是最幸运的刺客,但并不是最伟大的刺客。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荆轲是反动派。刺客以为杀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历史走向或改变两个集团军力量的对比,这是不可能的。刺杀最多能做到的是延缓六国的覆灭,但绝不可能改变历史走向。元人郝经《咏荆轲》诗说:“纵使杀一秦,宁无一秦生。”讲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即使荆轲刺杀了秦王嬴政,秦国还会推举出一位新的继位者,新国君凭借秦国的优势照样可以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这一派认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不可取。这个信条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恩于己或信任自己,但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否是正义之举,刺客们对此都缺乏理性分析。所以,荆轲代表了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派的垂死挣扎。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在解读荆轲这位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不提当代两部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两位著名导演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了两千多年前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张艺谋的《英雄》套用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框架,但是,其中的刺客连名字都不叫荆轲。残剑、飞雪、如月三人曾联合起来刺杀秦王,但以失败身亡而告终。最后只有无名获得了秦王的信任,得以打入秦宫内部。无名怎样获得秦王的信任呢?无名练就了“十步一杀”的独门武功,这种武功可以在十步之内迅速置对方于死地。无名杀死了著名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获得了接近嬴政十步的机会。但就在无名接近秦王决定下手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自己试图刺杀的秦王嬴政其实也是一位“英雄”;因为,嬴政要统一天下,给百姓带来和平。在《英雄》中,张艺谋借残剑之口说,我们不能再刺秦王了,因为刺了秦王,天下会更乱,受苦的还是百姓。不如让秦王顺利地灭了六国,天下从此就太平了,人民也就安居乐业了。所以,在《英雄》这部电影中,英雄必须是和平的代言人。只有追求和平的人,只有为和平而战而死的人,才能算得上英雄。无名为赵人安宁想刺杀秦王,是英雄;残剑为“天下”太平不杀秦王,也是英雄。他们的行为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平。长空舍身保无名,是英雄,残剑不杀秦王,使其取“天下”之大义,是英雄;秦王临危不惧、“刺客”当前识英雄,是英雄;无名不计个人恩怨、不计赵国一国的得失,着眼整个天下的太平,留得英雄秦王,性命,成就天下大同伟业,自己却背负“刺客”骂名,走完万箭穿心的生命旅途,是天大的无名英雄。这种解读是当代艺术家对“英雄”的一种诠释。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较之张艺谋的《英雄》更贴近《史记》中的荆轲。陈凯歌认为,荆轲在那样一个历史潮流中去刺秦王,不是出于一个概念、一种简单的民族大义,或者只是为燕国、只为太子丹本人,他是自发、自觉地去刺秦王的民族英雄。陈凯歌给荆轲的定位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荆轲以杀人为职业,他经历了职业杀人者良知觉醒的过程。荆轲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用寻求生路的方式去证明。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荆轲与秦王嬴政呢?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赞扬是出于对一种对抗暴力的侠义精神的赞扬。侠为名节,为尊严,为知己者死。“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一诺千金,不负知己。自古艰难唯一死,而荆轲却从容赴死,悲壮苍凉,感动千载。在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中,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其次,我们不能因为承认秦王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就简单地否定荆轲的行为。如果这样简单化地看问题,屈原为了楚国不被秦国吞并,多次抗争,直至沉江殉国,不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如果这样看,屈原岂不也成了反动派?秦国要统一天下,楚国也要统一天下,齐国也可以统一天下,主观上要统一天下的并非只有一个秦国,我们不能因为最终是秦国统一了天下,就把所有曾经想统一天下的各国反秦志士都说成是反动派。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大英雄”的观念:秦王嬴政统一夭下,是时势英雄;荆轲刺秦王,是侠义英雄;屈原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终生,自沉泪罗,是悲情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荆轲因刺秦王而死,是侠义英雄,被荆轲在大殿上追杀得绕柱而逃的嬴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开创统一帝国的鼎鼎大名的秦始皇。秦始皇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留下的谜团最多:第一,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还是子楚?第二,秦始皇到底长得什么样?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如司马迁《史记》所写的那样吗?所以,这位千古一帝是一位让人说不尽的皇帝,他既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创者。因此,要说清楚这位皇帝,必须先说清楚这个时代,说清楚秦国的崛起之路。因为,秦王嬴政毕竟是站在秦国先君的肩膀上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的。那么,秦国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崛起的呢?第4章襄公立国秦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正是这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他先后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东方六国。然而,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家族为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六百年。秦始皇的丰功伟’业自然要浓笔重抹,他的先辈们的不懈奋斗亦不能小觑。秦始皇的祖上并非显赫家世,但因一技之长得到了周孝王的任用,业务精湛,深得周王赏识,被封为卿大夫,遂有食邑,从此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但是,多年以后,秦始皇的祖上并没有继续实现太大的作为。随着周室的衰微,尤其是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周幽王时代,秦始皇家族抓住了历史机遇逐渐兴起,被封为诸侯,在形式上获得了与东方诸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虽然当时秦始皇家族并没有太多的土地,但是却获碍了周王“尊王攘夷”、攻伐西戎大片土地的正义号令。面对强天、善战的西戎,到秦穆公时,秦始皇家族才最终称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而这完全得力于一个人的援助。那么,一秦始皇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抓住了怎样的历史机遇?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帮助秦穆公称霸西戎?复续赢氏祀非子获食邑据历史记载,在秦始皇继位之前,秦国的先君有三十五位,秦始皇是第三十六位。从有确切时间记载的秦庄公开始到秦始皇嬴政继位的时间将近六百年,而这六百年恰恰是中国的西周、东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11世纪的

                      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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