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干AV无码电影

来源：国产区图片区小说区亚洲区 发布时间：2023-12-27 13:19:50

字号

日干AV无码电影，始终以一个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在和平时从来不参与政治。可童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有着三分理想、一分良心的人。这挺难得的，很多时候让人热血沸腾，甚至于感觉到温暖。可是关键还剩下了六分别的，那是什么呢，答案是私利。这导致了他可以为宋朝的军事出力，在平定河湟时抗旨不遵，能为全军充当先锋，冲在最前方。也让他充满了个人私欲，像这时提出进攻西夏，抛开宋朝军队是否需要休整不说，还得看西夏国内的局势怎样。毕竟梁太后集团覆灭了，夏崇宗那娃对宋朝很恭敬，国内也渐渐恢复团结。这是开战的好时机吗？童贯不管，他需要更大的胜利，把他推向历代太监都没有达到过的权力顶峰。至于蔡京，他也变了。从最初时只为了在党争中存活下来，能平安地享受人生，到平安久了静极思动。说到底，他和所有的上位者犯了同一个毛病——屁股决定大脑。坐的位置不同了，想法就统统变了。在没有惨痛的教训发生时，只知道不断地折腾。第一步，蔡京命令王厚招降仁多保忠。理由很充分，王厚一年内扫平河湟，耀兵西夏，正是威名鼎盛不可一世的时候。仁多保忠是西夏贵族将军，地位首屈一指。毕竟他的老爹是当年西夏第一战将，攻破永乐城，造成宋朝三十万人死亡的仁多零丁。嗯，当然了，仁多零丁被宋军很干脆地砍掉了脑袋，说起来保忠先生和宋朝还真是仇深似海……但意义重大，如果能成功招降，把他拉到宋朝一边，影响无比深远。接到命令的王厚很郁闷，他很想让蔡首相能到边疆实地考察一番，把实际情况了解一下。仁多保忠是很有名，目前的职位也挺高，是卓罗右厢监军，主管前线指挥，如果真能拉过来，很可能顺手把边疆上的大批物资人员都带过来。但实际情况有出入，仁多零丁是梁氏集团里的人，永乐城大胜之后，他的军功让梁氏集团如日中天，把西夏皇族压得死死的。请问李元昊的子孙对仁多家啥感情？现在掌权的是西夏小皇帝夏崇宗，给仁多零丁的儿子一个军职就不错了，就算他有军功、有声望、有能力，也绝对没实权。招降他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王厚写了好多封信把情况如实上报，结果惹得蔡京大怒。汝只是个前线的丘八将军，只管干活儿出力当炮灰就是了，谁让你管战略部署国际形势的？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看你爸爸王韶是当年新党同仁，早把你再次撤职回国查办了。你以为打个胜仗很牛吗？！王厚无奈，只好派亲弟弟出面，潜入西夏和仁多保忠接触。还别说，仁多保忠真的受够了西夏的窝囊气，一口答应投降。可是王厚的弟弟在回来的路上，被西夏的巡逻兵抓住了。事情露馅了，王厚再次写信给蔡京，说从此之后西夏再也不会给仁多保忠兵权，招降他何用，不过一个匹夫而已。蔡京回信：汝才是匹夫，根本不知道这事儿的意义。这不是军功，这是政绩！几经折腾，仁多保忠终于招降成功。消息传来，全开封沸腾了，蔡京、童贯特意写奏章向徽宗报喜，说这是当年永乐城死敌仁多零丁的儿子，招降成功，价值极大，西夏全境震恐，导致军心散乱。我方应当一鼓作气加强操作，在各处边疆实行招降瓦解政策，把西夏的军队搞垮，之后大举发兵像对付河湟吐蕃一样，最多两年时间扫平党项。多么宏伟的计划，赵佶听得热血沸腾，爱卿们真是太敬业太爱国了，朕批准执行。并且另加一个卖点，谁招降了一个敌人，等同于阵前斩获一个首级。边疆各地的守军们一听，顿时两眼放光，还有这好事？他们举起了大笔的银子、官职向西夏人叫卖，只要过来，就是宋朝的合法臣民了，再不用只靠青盐、牲口过日子。这招儿很见效，一时间真的有很多西夏军人叛逃。但是后遗症同样可怕，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就算夏崇宗再懦弱，再想亲近宋朝，也无法忍受。一个国王，有自己的底线。西夏军队出动，在延州、渭州、庆州、镇戎军等地展开报复，最大的行动发生在河湟地区。西夏人勾结了原巴金岭城主多罗巴，反攻鄯州。这太突然了，熙河军仓促应战，被击败了，西征前军大将高永年战死。消息传进开封，赵佶大怒。他一边集结全体西军讨伐西夏，一方面追究责任，到底是哪儿出了错，让吐蕃人反咬一口？宋朝全国动员起来了，每一次与西夏开战，都是集全国之力支援西北，每一次不管输赢都会让后方元气大伤。一时间人心很动荡。蔡京、童贯很开心，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前面说过，招降仁多保忠不是军功而是政绩，从那时开始，到西夏人被激怒，都是他们为自己铺设的青云路。想升官发财，巩固地位，得到更隆重的宠信，那就得用更重大的功勋去换。功勋哪里来，用西北边疆上的人头换！只要开战，帝国的钱财、军事、物资、信符等命脉都会下放，都会掌握到他们的手里，到时他们会成为宋朝本质上的最高主宰。可是局势迅速失控了，原因是西夏人的胆子。他们四下里骚扰似的报复了几下之后，突然间心里没底，向辽国人求援，办法用到了最高规格。夏崇宗向辽国皇室求婚，耶律延禧很痛快，把妹妹成安公主嫁给了他。有这层关系后，辽国开始向宋朝施压。他们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四月里，派出使者向宋朝警告，那是我妹夫，你们抢了什么还什么，别等着辽国发兵，你们后悔莫及。蔡京、童贯慌了，倒不是怕辽国，他们是没料到西夏这么容易就了，原计划是党项人再火暴两天，他们就好派兵了，现在辽国人突然插了进来，让他们措手不及。这的确是他们失算，身在局中，他们没有看清党项人的真面目。事实上自从李元昊死了之后，西夏皇族就被宋朝人打怕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跟宋朝叫板的是梁氏集团，是夏籍华人，至于西夏的皇帝们，从两岔开始，到夏崇宗，都是议和派、亲宋派。怎么办呢，辽国人……面对这个问题，童贯转身走开，他忙着到西北练兵去，政治上的事由蔡京操心。蔡京不负众望，他想了想，叫来了一个人。这人名叫林摅，前边提过，这是他的心腹级亲信。他有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大到了宋朝一百五十年间无数朝臣，就连韩琦那样的鹰派大佬，都不敢去想，连富弼那样坚刚不屈的人，也不敢去做。同年五月，朝廷派林摅回访辽国。一路之上，林摅的谱儿大得吓死人，他不像是宋朝人，而是像刚刚穿越到宋朝的汉朝人，而且是汉武帝时期派到草原部落出使的那些牛人们。比如绝不低头永远骄傲的苏武，更比如抬着金马进大宛国求取汗血马的使者。汉廷是天穹之下最强的政权，汉人是所有种族中至高无上的存在。林摅就是这么做的，在路上随时挑刺，稍不满意立即呵斥，进了辽国皇宫，见着耶律延禧之后，姿态不仅没放低，反而更加高涨。林摅质问耶律延禧，你是怎么管理妹夫的？你妹夫这样那样的不对，那样这样的讨厌，你都不知道吗？还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帮妹夫搅浑水？你唯一应该做的，是加强对劣等种族党项人的管理，少对宋朝指手画脚，你要明白宋朝的邦交礼仪是全世界的典范，你只有学习的份儿，永远没有插嘴的资格！耶律延禧气傻了，当天他没下令把林摅拖出去砍了，因为当砍不砍是他的特色；也没有当场回骂，和林摅展开互吼，再怎么说他也是皇帝，丢不起那个人。林摅大摇大摆地走出辽国皇宫，心里一边痛快着一边发抖。他真是出了大风头了，之前无数的大使，连富弼、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等等超一流大佬都算上，加一起也没他今天这样爽。可他实在是怕啊，不仅是对辽国这个野蛮种族怕，更是对蔡京怕。蔡首相要他尽一切可能挑衅辽国，不要怕事儿大，一定要让辽国暴怒，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本着这个原则，后面的事情失控了。林摅回国时，辽国人一边按规矩派专人护送，一边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希望宋朝归还徽宗即位以来抢来的和加盖的边境堡垒。这是扎在西夏心头的一根刺，从神宗后期以来，宋朝盖了无数的堡垒逐步向西夏腹地推进，一点点地蚕食着西夏的国土。前面所说的横山、天都山等地，就是这样占过来的。可想而知，它们在宋朝的地位也同样重要。辽国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并不是一定要宋朝去做。这是个惯例，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政治有时跟街边买菜一样，大家可以随意谈价格，漫天要价可以，就地还钱也成。所以，他们很放松，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下一瞬间他们惊呆了，林摅的反应之强烈从所未见，连富弼当年拒绝宗真时都没他神勇。林同志居然抛开了外交词语，使用了非常民间的语言。到底说了什么，史书里没记载，不能乱讲，但是后果是震撼的，辽国人气疯了，即时起断绝一切服务，包括食物。唯一还提供的是饮用水，只是打开水壶，发现里边有人体排泄物……回国的路还很长，林摅一行人挨了整整三天的饿，差点没渴死，终于踏上了宋朝的土地。他挣扎着回到京城，很开心地报告恩相蔡京，任务完成了。可是，恩相面无表情，若有所思，并没有被他的热情点燃。林摅慌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奴才，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错了。一定是他搞砸了什么事，蔡恩相会在下一个瞬间暴怒，让他长途旅行，到海南岛领一份永久性居留证。他想得太多了，事情的确是有了变化，和蔡京的最初打算有了巨大的出入，但与他无关。事实上，哪怕他做得再成功，除非是把契丹人惹到派几万人尾随他砍进宋朝，不然原计划仍然作废。因为赵佶的兴趣转移了。河湟大捷之后，赵佶的心情大好。在一片歌颂声中，他找到了那几只著名的玉碗，向蔡京询问，如果使用的话，会不会被指责奢侈。之后的事前面说过，赵佶开窍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在公元1104年前后，林摅回国后不久，九鼎在铸造中，九成宫在建筑中，花石纲隐约露出了创意，艮岳还停留在上层建筑们的梦想里。在这样一片平安富贵的生活气氛里，谁会去和一伙勉强在大西北挣扎生存的党项蛮子较劲呢？于是乎，童贯的军功之梦被暂停，蔡京一伙儿想借战争之名篡夺国家命脉的举动也随之放缓。当辽国第二次派使者来谈和平时，和谈成功了，宋夏之间恢复平静。从此之后五六年间，宋朝的主旋律是物质、精神双建设。在这样的日子里，赵佶年轻、潇洒、享乐，活得很开心；蔡京以二十年党争仅存的一条漏网鱼，仅仅以这种心态，就足以让他活得私密且满足，何况他陪着赵佶玩，点拨着赵佶怎样玩，以当时全地球最富裕、最机巧、最会玩的宋朝，用全国财富去随心所欲地玩，这是何等的快活！怎么会不满足呢？！梁师成也满足，他是隐相，国家越安定，他的幕后工作做得越顺畅。相比之下，唯一痛苦的是童贯。冠盖满京华，童贯独憔悴。在这样的生活里，这样的国度里，需要一个军人吗，需要一个战神吗？而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不能成为战神，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失去男性功能的残疾人，一个走不出国都，没有地位、没有声誉的奴才！在这种煎熬里，时间到了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九月。童贯抢到了出使辽国的任务，出发前，他给自己定下了两大原则：第一，他必须做点什么，不然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到国外亮相，不仅是侮辱宋朝，更是在侮辱他本人；第二，无论如何，他不能成为林摅第二。他是军人，是西军的代表，哪个身份都不允许他受半点的欺侮。可是谈何容易，从他接受任务开始，挑衅自始至终陪伴着他。走出国门以前，老朋友蔡京对他冷嘲热讽。到了辽国之后，契丹人的反应有点诡异。几乎每个见到他的人，在没介绍之前，都对他肃然起敬，在介绍之后，都露出了怀疑、暧昧的笑容。童贯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点。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简直是一条刚健有力的大汉，从哪一点上看，都不是个太监。但他偏偏就是个太监，他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长胡子，更没办法不让人联想他长胡子、处深宫、得军功，这一系列事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隐情。这简直是巨大的侮辱！童贯大怒，他忍无可忍但还是忍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了那个目的，受什么样的委屈，他都认了。在辽国的日子里，他平静地接触辽国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深入小心地了解他们。同时把一路上经过的地理山川仔细地记录下来，时刻分析。他在做近百年来，宋朝所有军人都不敢做的事。宋朝的军事从真宗开始，一直遵循着一个原则——欲破辽国，先平西夏；到了神宗，加了一点——欲平西夏，先复河湟。现在河湟收复了，第二步是西夏，可是辽国跳了出来，总是插在宋夏之间，让宋朝畏首畏尾。那么，为什么不能颠倒一下次序呢？辽国是皮，西夏是毛，拔毛皮会动，可是剥皮的话，毛敢反对吗？拿辽国开刀，一劳永逸。童贯带着这个理想，在辽国压抑着自己，一直坚持到了回国的路上。路上经过了一条河、一座桥。在当时没人知道这条河、这座桥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太平常了。可是从这时起，直到八百余年之后，它们成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代名词，前后两次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条河在八百二十六年之后举世闻名。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记得，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月七日那一天，日本人在这条河、这座桥附近发动了侵华战争。永定河、卢沟桥。那是中国民族沉入谷底的耻辱，也是新生的中国最开始挣扎的见证。回到宋朝，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左右，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永定河还充满着河水，不像现在这样干涸。它的上方也没有长二百六十六点五米、宽七点五米、十座桥墩、十一个桥孔、一百四十条望柱、六百二十七座石狮的石体桥。桥要在七十八年之后才建造，石狮子更要在明朝时才完工。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它还只是座浮桥。走到了这里，按惯例要休息几天，因为已经到了燕云十六州，再向前就是宋朝的土地了，辽国人要在这里尽最后一次地主之谊。就在这几天里的一个傍晚，有一个辽国人悄悄地接近了童贯，和他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现场只剩下了童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神游物外，浮想联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狂喜着，也怀疑着，惊异着，更梦想着！在见到这个人之前，他所做的都是些前期工作，都是些理论上才存在的可能性。比如他收集了辽国的各方面情报，为以后进攻辽国做准备。看着很积极，其实很缥缈。他收集得再多再精有什么用呢，战争打的是实力和领导。只要宋、辽之间不开战，只要宋朝的实力超不过辽国，只要赵佶不想跟辽国死磕，那么这些收集都是无用功。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把宋朝存在了一百三十余年的恐辽症瞬间治好，契丹人这个称霸东亚两百多年的庞然巨物再也没有了威慑感。对宋朝而言，它变成了一块最甜蜜可口的大蛋糕，既松又软，随时可以去咬。吃掉它，不仅宋朝会强势崛起，他自己更是一步登天，成为北宋以来最了不起的英雄。那时，没有人会在意他是个太监，只会记得他是开天辟地似的人物。比开国之主赵匡胤更强，比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更伟大。前提是，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主观上他祈祷这件事是真的，理智上他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相信。在真正的实据显示前，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带着这个判断，他回到了国内。关于卢沟桥边的那个人，他没向任何人提起。包括死党蔡京，也包括他的皇帝赵佶。时光就此流转，一晃过去了四年。在这四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其中有一些是童贯求之不得的，比如西夏人终于送上门来。这次纯粹是西夏人主动搞事。在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也就是卢沟桥之夜过去了三年的时候，在宋、夏接壤的边疆上，有个华籍党项人忽然间给从前的老乡写了封信。这人是环州、定边寨投降宋朝很多年的党项人大首领李讹哆，信写给西夏将军梁哆唛。他说在宋朝有二十多年了，发现了个大秘密。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冬粮吃光了，新粮没运上来。这段时

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1.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公主刚安葬，立即把王诜撤职。可这不耽误王诜和赵佶之间的私人友谊。两人是宋朝宗室里的绘画高手，每天恨不能二十五个小时腻在一起。某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去一个梳头用的篦刀，当时赵佶正在踢球。高俅的机遇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看得未来的皇帝主动问他看什么，会踢吗？高俅不仅会踢，还敢下场，那天他超水平发挥，一下子把赵佶踢成了票友，每天都离不开他。从此，他成了赵佶的亲信，等到哲宗去世，赵佶登基，他跟着鸡犬升天，做到了殿前司长官。这是军职，从此之后，北宋的军队变味了。具体地说，高俅把国家的军队当成了自己的工程队，给他盖房子、修花园；当成了手工作坊，军人加工器皿，运到外地去卖；当成了跟班的，每天不去训练，陪着他东走西逛；还被他没收了军饷，没有生活来源，逼着军人们从事各种额外工作，去养家糊口。在这个过程中，北宋京师重地的禁军完蛋了，军事素质一落千丈，等到大难临头时，尽管人数众多，可毫无战斗力可言。另一方面，他显得很有人情味。他饮水思源，始终记着苏轼的推荐之恩。苏轼死后，每当苏家子弟进京，高俅都会多方照应。于是军界之外，总会说高太尉厚道，高太尉仗义，高太尉不忘本。不管怎样说，高俅不招人恨。哪怕是在军界内部，也没人对他龇牙，因为所谓的腐化禁军，烂掉战斗力之类的事，不是他开的先河。北宋一代，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时期，京师禁军百战百胜威慑内外，到了赵光义时就全完蛋了。燕云之役、雍熙北伐、君子馆惨败，这三战之后，禁军老骨头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少爷兵。每月领军粮，都雇人往家里背，废物懒惰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指望。至于让官兵干私活儿，更不是高俅的专利，真宗、仁宗时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比如哪位兵哥哥的手艺独到，做出了什么新玩意儿，哪位兵哥哥好运气，给哪位长官跑长途，赚了多少钱。这事儿太多了，严格地说，高俅对北宋禁军的伤害顶多是雪上加霜，要是把军队烂掉的帽子扣到他头上，实在是不知所谓。以上就是高俅的生平，也是他为什么是恶人榜副班长的原因。剩下的几个人就不同了，个个都是万人恨，为害的程度，最差的也是祸害几个省的角色。高俅的上一位是杨戬。之所以这样排，说实话是委屈了点，但没办法，谁让他死得早，并且徒弟太神勇呢。杨戬，北宋太监，主管御花院。通过前面说过的艮岳等超级宫殿名园的建设，我们知道，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府工作。尽管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插了手，但专职负责这类事儿的，更是红得发紫，手眼通天。杨戬只凭着盖房子修园子，在官位上就能和隐相梁师成平起平坐，到达节度使的高度。按说有了这样的名分、职权，杨戬蛮可以大打出手，和梁师成争夺一下太监里的战斗机，尝尝后宫第一的滋味了。可是他不，他很聪明，很知道进退，没去惹握着国家符印的梁隐相的麻烦。他另有爱好。自古以来，太监最爱的是钱。作为无妻无儿无女，甚至伤残身体，把祖宗也抛弃的太监，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于是，杨戬成了当时最能圈钱，也最敢圈钱的人。对于一个有权的人，什么是最来钱的东西呢？答案——土地。自古以来，土地是政府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资产。杨戬搞上了土地买卖，他成立了一个叫“西城所”的部门，专门派人下乡，到各个州县里去召集民众，核查田契。各地的百姓很配合，政府要查证，还不小跑着回家取？结果取来后，西城所的人开始问，这块地是从哪儿来的？答，父亲留下来的。好，你父亲是从哪儿搞来的？答，爷爷留下来的……以此类推，直到问及祖祖太爷以上。年代太久远，嗯，好，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你祖祖太爷给你祖太爷的！人民崩溃。上面是祖传型崩溃，有聪明的另想了别的法子，面对质问，他会说，这是我买的。好，你从谁买的？答，东村头甲。好，找东村头甲来，问甲从哪儿买的，如此类推，可以推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后边去，到那一步，就算是007邦德穿越过去，也别想找出最早的那个买主。西城所能一直追问到五代十国去。于是，人民再次崩溃。崩溃的结果是加租加税，只要定下来，以后哪怕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别想逃债。这种方法从汝州开始推广，覆盖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各大富饶区。怎样，挺狠吧，不，这只是杨戬用土地圈钱的各种办法中的一个。严格说来，还是很复杂，很笨的一个。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这样折腾，不如无中生有。西城所在全国范围内勘查哪儿有废堤、弃堰、荒山、退滩、淤流滩地等无主地段，强迫就近的农民去耕种。只要种上了，立即成了他的终身制佃户，无休无止祖祖辈辈给他交租子。到后来，他贪到了连水面上的营生也不放过，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就被他圈了进去，每条渔船都成了他的产业。估计当地姓阮的三兄弟就是被他刺激着了，去打家劫舍的。杨戬辉煌的圈钱生涯结束于公元1021年，他得病死了。但他的精神长存，又一个杰出的钱痨型太监出现，做得比他更给力。李彦出场。这是北宋太监三剑客中的最后一员，也是其中最凶残的一个。他全盘接手了杨戬的圈钱生意，操作的方式却比杨戬先进太多了，以至于连西城所都失去了意义。根本就不用去查地契的嘛，费那个劲干什么，李彦派人直接站到看好的土地上，然后大声宣布，这是无主荒地！就这么简单，谁不同意谁去死。做得最狠的一次，他派人把鲁山（今属河南）县的田地契都集中起来，当着契主的面，一把火全烧了，全县的土地都变成了“公田”。全变成了公田，公田是不交税的耶，那么原来的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涉及皇帝陛下的腰包的。李彦想了想，这样吧，鲁山县已经是我的了，不能再为难他们。把原来的税，都摊派到邻近州县去。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转换下，既保证了皇帝的腰包不缩水，还确保了他本人的腰包变丰满，这是多么完美和谐的办法！史称，被李彦看中的“荒地”居民们生活变成了这样：“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以上就是李二代的行为了，做法毫无遮掩性，连一点点的自愧心理、畏罪心理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权二代们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狗屁的法律存在！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李彦已经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吧，别，先别忙，在北宋恶人榜上他只是倒数第三而已，就算在他擅长的业务范围内，也有人比他更强。他主管的地盘在西北，宋朝时的西北算是老牌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在实际指标上，长江以南已经迅猛崛起，政治上连续出现宰执人员，如王安石、曾布、章惇、蔡京、蔡卞等人，抛开西北代表司马光先生，几乎垄断了神宗之后的宋朝权力。经济上更是一枝独秀，可以说开封城的繁华，自从宋太祖开始，就是由江南支撑的。排名在李彦之上的，就是把江南搞成人间地狱的那个人。朱冲之子朱勔。朱冲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是很有分寸的。他在刚刚有点钱之后，就乐善好施，号称灾年施粥寒天舍衣，在东南一带很有善名。直到他遇到了蔡京，成为开封御花园的官倒，为艮岳等名园项目服务，气焰才有所抬头。可就算是这样，他也很低调，一直乖乖地隐藏在蔡京等人的身后，很踏实地赚取黑心钱。朱二代不是这样，他的一切都是张扬猖狂的。彻底分析一下他的生活，才会明白当时天下最牛的富二代到了什么程度。朱勔的生活圈子分成两个，一个在江南老根据地，一个在开封京城。先说京城吧，毕竟要从低往高说，倒啖甘蔗才有味道。在京城，朱勔是快乐的代名词，注意，不是说他很快乐，是说他是整个开封官场的快乐。他走到哪里金钱就淹没到哪里，每年他孝敬给官员队伍的钱，绝对要超过赵佶开出去的工资。另外，他还是个渠道，通过他，哪怕是皇宫深处的隐秘，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因为他能随时出入宫禁，在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闲逛，甚至不需要避开嫔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花石纲的代表，他有义务有责任巡视皇帝的家，看看哪里还需要什么装潢点缀。这项工作朱二代干的是很认真的，经常得到奖励。比如某天他突然在袍子的肩膀部位绣了一只金色的手，别人问这是啥。朱勔很虔诚地说，刚刚这里被陛下的御手抚摸过……又一次他的胳膊上突然缠了一块黄罗绢，这条胳膊表现僵直，一动不动，哪怕是与人打招呼行礼，也举不起来。大家问，朱二代，你中年麻痹了？答，哪里哪里，刚刚这条胳膊的这个部位被陛下再次抚摸了一下。这是他在开封城里，表现得很舍财很快乐，并且有些小可爱。他回到江南之后，就是另一张脸了。其表现是，他在京城里所有的谦卑、可爱都成百倍地找回了平衡。先是钱，一般人认为朱家的钱是从国军库里掏出来的，他们每往京城里运送一批花石纲，就能漫天要价，把石头换成金子搬回家。这没错，但不全面。财富到了朱家，金子银子什么的都是垃圾，他们要的是皇帝级别的东西——土地。玩到最后，玩的都是土地。朱家的田产跨郡连邑，用州、县这样的尺度单位已经没法测量了，每年收上来的租子达到十余万石。接下来是地产。朱家是皇家园林供应商，自己住的地方会差吗？先是大，“甲第名园，几半吴郡”，这个吴郡可不是单指一个地界，这是说自古传下来的吴越之地里的吴，是个代名词，是江南的象征。朱家的花园，达到半个江南！至于怎么来的，有一个例子。苏州园林甲天下，孙老桥一带在北宋时更是名园，被朱勔看中了，他伪造圣旨，说是皇帝征用，强行逼迫数百户人家搬走。动迁当天，哭声一片，是北宋强拆迁的代表作了。再接下来的是权。朱勔本人的官衔很一般，在公元1120年之前，他是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这是虚衔，如果不挂上些职能部门的差使，在开封城里吃白食都能让店家打出来。两年之后，北方燕云战线出了结果，赵佶一时高兴普天大庆，宋朝官集体升职，朱勔才升到了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这还是虚衔，节度使早就没人要了，读书人顶这个衔都觉得丢人；醴泉观……一听就是个道观，多领一份工资罢了。这就是朱勔在开封城里的官方地位，如果他在赵佶的面前红度下降，那么身价立即一落千丈，没人会再答理他。可回到长江之南，他是另一个人了。在那一片广大的，比长江之北失去燕云地区的北中国还要大一些的江南之地，他的权力远比赵佶要直接。不是比赵佶大，而是更直接。整个江南的官府都是他的幕僚，像郡守一级的官，很多都是他的亲信。他所到之处，连退了休的宰执人员都得亲自出迎。他的兄弟子侄娶的都是皇家宗室之女，他的大小老婆都有官方封诰，他家里有一百五十多个人有八、九、十品武官的职称，而这些人只是给他挑水、种地、打扫院子的奴仆！而他本人每个月里总有两次必须要做的小事，烦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江南地区的省市级高官都要到朱家集合，接受他的点名……每当此时，朱勔还是相当郁闷的，因为他不得不把赵佶的画像挂起来，算是替皇帝检阅。可谁给他的权力，让他把皇帝的画像挂在他家里的？挂了，又能把他咋地？如此一来，长江以南，宋朝官方的命令几乎没有威慑力，真正掌权的是朱家，这一点连开封城里也知道。时间长了，大家为了表示认可，给朱家送了个外号——“东南小朝廷”。稳占南中国，割据半边天，如此威势，朱勔也只是二当家，他在北宋恶人榜要排在另一个人之后，那就是宋朝当红的宰执王黼。王黼，字将明，开封人。原名王甫，之所以改了名，是因为赵佶喜欢他。嗯，说来王黼也是历史名人，在东汉时举国闻名，乃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太监。宋朝的王黼是一个帅到妖孽都没法复制的大帅哥，他长得金发碧眼，面如敷粉，长身玉立，就像漂洋过海从西半球穿越到宋朝的白种人一样。这样的人让赵佶怎么能忽视呢，比他养在艮岳的各种珍禽异兽长得还特殊！细查王黼的发迹史，可以集中到两个字——捧、拆。他第一次在官场里捧的人是同学何志的老爸。何老爹名叫何执中，是赵佶刚登基时的次相，当时王黼很上进，是真材实料考上来的进士，何执中看在是儿子的同学，并且被捧得很开心的分儿上，推荐他当上了校书郎、左司谏。这是一份天大的恩情，一个小小的进士，连三甲都没入，就直接当上了馆阁人员，并且在知谏院兼职，这是多么高的起点，想想几十年前王安石、苏轼想进馆阁还得经过考试，范仲淹想进知谏院还得先到外地当好多年的地方官。何执中对后辈的提携，连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所以经常性地挂在嘴边，有事没事地向同事亲友讲讲，来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宽仁厚德。某一天，他在和亲爱的同事蔡京闲聊时也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没能等来认可的眼光、推崇的称赞，而是蔡京递过来的一份奏章。打开一看，何执中差点没气死，那居然是王黼弹劾他的“二十恶事”。这是王黼在官场里的第一拆，至于理由嘛，是因为他抱住了另一条大腿，正在帮这条大腿踢绊脚石。王黼每捧一个人，都会得到百倍的收益，每拆一个人，更会得到千百万倍的回报。这一点在北宋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失败的百分之二，其中的一例是非常完整的失败，另一例他只是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搞砸了百分之零点五。即，他敢去捧，也捧出了效果，却没法拆。那两个人捧的功夫比他深，拆的办法更是他望尘莫及的，每每他刚刚想拆，立即就被吓得浑身冷汗魂不附体。他确信，只要他真的敢动手脚，那两个人一定会让他死得非常难看。这两个人是——蔡京、童贯。蔡京为什么要让何执中知道王黼在过河拆桥呢，很简单，王黼抱上的就是蔡京的大腿，他要把何执中拆倒，好让蔡京在相位上唯我独尊。这是他的见面礼，希望这样能进入蔡氏集团，加入到瓜分宋朝天下的行列里。蔡京很高兴有人来投靠他，可绝不想让人把他当傻瓜。这个惯于过河拆桥的小子，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人可以用，却一定要能震得住。恶仆得有个恶主人。所以蔡京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下马威。王黼懂了，也怕了，从这之后他再也不敢惹蔡京，甚至蔡氏集团的其他人。于是他得到了好处，蔡京把他提到了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的位置。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长官，是宋朝言官的首领。可以说王黼一步登天，从原来的副司级升到了正部级。这是个多么大的跨度，有些人终生都别想越过，他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北宋升官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例。快速升官后王黼没心思享受，他害怕。他的身家性命、官场安全都维系在蔡京的一念之间，这样做官有什么意思？他想了想，做人得勤奋，他还得继续捧、继续拆，才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捧的第三个人是梁师成。方向正确，从概率上讲，能与宰相蔡京抗衡的只有隐相梁师成、媪相童贯两人。童贯的势力在军界，与他没关系，当此时此势，只有梁师成是他的援手。另外，捧梁师成还有些别的妙处。在官场中，王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再升上去他就是宰执官，要威胁蔡京的地位了。到那时，无论他怎样表忠心认主子，蔡京都会把他当成威胁。那么出路在何方，真的要一辈子当蔡京的马仔吗？不，坏人永远都只忠于自己，王黼的理想远大着呢。梁师成意味着一片崭新的天空，能让他肆意展翅无所顾忌。因为他和梁师成都知道，他不可能挥剑自宫变成太监，去抢隐相大人的饭碗。于是，王黼展开了他有史以来最卖力的捧人行动，他豁出去了，啥也不在乎了，为了能在精神、物质上双重打动梁师成，他以父礼尊崇梁太监，公开声称是他的“恩府先生”。历史证明他正中梁师成的要害，做太监做到梁师成的地位，人世间有什么东西还能打动他？是万两黄金还是绝世美人……呸，送太监美女，小

备立宪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终于考察完毕回国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半年多的海外考察，出洋大臣回到中国。这半年对这些人来说，确实是神奇的半年！面对着那些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他们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也终于明白了议会、执政党、在野党、君主立宪、责任内阁这些新鲜名词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见识看涨，不过你要让他们写出什么有深度、有水平的报告，那也是强人所难。即使是相对水平最高的端方，笔杆子也是不行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端方在接受慈禧老太太的召见时，很镇定地拿出了此行的成果：《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考察报告。虽然慈禧被端方忽悠过去了，但我们得揭开事实的真相——这两份报告是端方请枪手写的，枪手是梁启超。端方果然不是普通人，敢摸慈禧老太太的老虎屁股！端方他们还在考察的途中，就知道自己憋不出来什么有水平的文章。还好端方的声名不错，有很多人才愿意投奔他这个开明人物。他手下有个人称“凤凰才子”的湖南人熊希龄，毛遂自荐说：我有些人脉，愿意找枪手一试。熊希龄想到的枪手不是别人，正是在本书中已经很久没有戏份的梁启超。梁启超从戊戌政变前开始专攻君主立宪，至今已近十年，理论水平超卓。于是，熊希龄来到日本，找到了有过交往的朋友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目的：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梁启超当然愿意借尸还魂。当年政变没有成功，现在换一个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那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让慈禧吃瘪，令梁启超壮怀激烈，忍不住独上高楼，回望故里，于千万里之外缅怀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壮志未酬的兄弟们：我已经替你们收了一笔利息，至于剩下的，也会还清的！你们安息吧！……所以，等到端方回国的时候，考察报告也就写好了。除了端方，另一名出洋考察干部载泽也给老太太带回了一样特别的礼物：伊藤博文告诉他的“三个有利于”——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君主立宪有利于外患减轻、君主立宪有利于消弭内乱、慈禧看过之后觉得很有趣，她也想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在不威胁到自己权力的情况下，早日实行新制度，实现与西方接轨的新生活，保大清江山绵延万年。1906年9月1日，慈禧同意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参考日本的政改经历，颁布“预备立宪”的诏旨。预备立宪正式开始。锐意改革袁世凯完整的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二是设立国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这么复杂的动作，准备工作自然十分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促成。所以政府要搞预备立宪，一步一步慢慢来。可第一步从哪里开始？好在有一条现成的规律可以用：“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经过一番争论后，慈禧拍板决定：咱们就从官制改革入手。官制改革，即干部人事体制改革。慈禧命镇国公载泽主持干部体制改革工作。不仅因为载泽的“三个有利于”打动了她，更因为载泽是根正苗红的皇室宗亲，是她的侄女婿。不过，载泽喊喊口号、做做报告是合格的，但办事就不行了。干实活求实效这种事情，那还得交给改革家袁世凯来做。论实力，袁世凯手握北洋六镇精兵，还身兼八大要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论声望，凭袁世凯这些年的改革成绩、凭袁世凯为推动立宪而付出的努力，天下无出其右者！所以有实力、有声望的袁世凯，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是学贯中西的难得人才。现在，这些人才如张一麐、金邦平等人都是载泽的重要工作助手。更关键的是，拜托庆亲王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支持，袁世凯成功地把杨士琦同志输送到了载泽手下做提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袁世凯是官制改革的真正主持者。袁世凯在一众得力手下的协助下，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新官制改革案》。该方案内容繁杂，这里就不多说了。简单描述如下：一、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限制君权；二、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初级版本，在国会未成立前，以资政院代替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三、改大理寺为独立的大理院，作为全国高等审判机关，与行政权脱离，行政官不得干涉；四、设立行政裁判院，取代都察院，作为全国人民投诉政府的最高诉讼机关；五、取消礼部、翰林院、宗人府等冗余机构。一句话，袁世凯要限制君权，初步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可以预见，改革之后，清朝贵族的权力会受到极大削弱，满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将被打破，冗余的官员都要回家当奶爸。虽说有点大刀阔斧，但重病下猛药，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人民群众欢呼改革的声音如雷贯耳！袁世凯作为一名非常清醒的政治人物，当然能够预见到公布这份方案后他将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但他不怕。既因为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袁世凯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也因为袁世凯已对此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得很透彻：改革虽然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他相信满人大臣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所以他诱之以利，支持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所以他动之以情，不时地和端方畅谈立宪强国之梦……他相信这些人是他消灭反对声音的好盟友！因此，袁世凯开始期待即将举行的官制改革讨论会议。讨论会如期举行，袁世凯果然遭遇到他意料之中的激烈反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叫做载沣。请大家记住这个家伙，要说1906年后的中国，这位仁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载沣，光绪胞弟，现年22岁，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背叛他哥哥光绪的行为一直怀恨在心。半年前他有了一个宝贝儿子，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末代皇帝溥仪。不等袁世凯介绍完改革方案，载沣已被袁世凯意欲削弱君权的想法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狗屁不如的方案，太嚣张了，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主子！但袁世凯仍然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我知道动作是大了点，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不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国势势必不如今日之朝鲜！总之，袁世凯认为既然大家已就官制改革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步到位。载沣听到袁世凯敢和他顶嘴，更加火冒三丈，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叫道：你如此跋扈，我要替主子毙了你这个奸臣（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关键时刻，奕劻站出来做和事老，阻止了一起枪杀案的发生。除了暴走的载沣，坚决反对的还有军机大臣铁良。他反对“裁撤军机处代之以内阁”，因为内阁大臣不像军机大臣那样可以兼职。而铁良作为满人贵族中的少壮派，铁定会出任内阁大臣，所以他将同时失去财政权（户部尚书）和兵权（练兵处会办），这是他不能接受的。铁良的反对，在袁世凯眼中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袁世凯擅长用利益打倒利益，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能找到令铁良满意的利益交换筹码。但是，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征服铁良，就被一个出乎意料的对手逼向了绝境。因为精明了一辈子的袁世凯终于漏算了一回，他的对手可不只是满族亲贵。出乎意料的对手几天后，御史赵炳麟上《新编官制权属内阁流弊太多折》，对慈禧说：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赵炳麟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内阁是要受国会（议院）监督的，而现在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设立的资政院只是一个简化版的国会，没法对内阁形成足够的威慑，如果遵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官制改革，必然造成内阁总理专权。袁世凯想置君主于何处？这小子居心不良啊！赵炳麟还嫌这个理由不够劲道，又上了一个更猛的折子：太后，袁世凯在没有成立国会时先成立“责任内阁”架空皇权，主要是出于一箭双雕的邪恶目的。他在戊戌政变中得罪了光绪皇帝，因此他一直很担心皇帝复出找他算账。而现在他这么做，即便您哪天去世了，一个无权的光绪皇帝复出，那也是无法找他报戊戌之仇的。太后，咱们再往深里想想，表面上看起来他只是为了避祸，说不好避祸只是掩护他借机篡位的烟雾弹（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你要是以为这位把坏话讲到入木三分的赵炳麟是个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那你就错了，其实他只是一个打手而已。这些坏话都是他背后的高人教他说的。这位高人就是现任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的打手很多，但说坏话说得最好的肯定非赵炳麟莫属。但瞿鸿禨一介汉人，他为什么要阻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一般说来，官位显赫的朝廷大员们，极少是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而毫无能力之人，都还有那么值得一提的一面。如瞿鸿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廉洁，廉洁到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他很看不起像奕劻那么贪婪、袁世凯那么爱投机钻营的人，尽管此刻的袁世凯和奕劻正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在瞿鸿禨眼里，仁义道德第一，国家前途第二。改革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把袁世凯和奕劻这种道德不高尚的官员打倒了再说！所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不仅派出最得意的手下赵炳麟攻击袁世凯，还多次单独求见慈禧，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太后，袁世凯祸心弥天，他热衷鼓吹内阁制纯属不怀好意。内阁总理取代军机处，不仅仅是换一个名称的问题，它一旦成立，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会商决定，太后您的用人大权从此旁落。他是想削弱太后您的权力搞专制啊！万万不可批准（袁世凯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全权……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不愧是跟随慈禧多年的近臣，坏话说得有水平，半真半假，由不得人不相信。尤其是后半部分：内阁确实是一个分权的机构，慈禧确实担心到了心眼里，她什么都可以让，但权力绝对不会让。历经磨难，她才终于走到舞台中央，她喜欢现在的一切，不想失去权力！慈禧终究还是老了，在权力面前，她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西化改革思想，越来越保守！经过一夜的认真思考，慈禧发出重要指示：为了让改革继续顺利地进行，咱们在这次改革中“五不议”——军机处之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至于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就由瞿鸿禨同志和奕劻拿回去根据“五不议”原则做最后的修改吧！在瞿鸿禨完成慈禧交给他的作业之前，先来驳斥一下瞿鸿禨和他的小弟们攻击袁世凯的论据。第一，作为拥兵自重的汉人大员，袁世凯希望借立宪之机进入内阁，甚至做内阁总理的心思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要说袁世凯想借内阁实行专制那纯粹是胡扯。官制改革草案的被否，本身就说明了政治反对派的强大，一旦袁世凯所主张的责任内阁成立，虽然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会监督，但也有政治反对派实质性的制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内阁专制。第二，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了内阁专制，它也是一种比单纯的君主专制先进得多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因为根据历史经验，英、法、德、日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首相专制阶段，但它们都先后走上了自己的强国之路——罗伯特·沃波尔，英国第一任首相，在位近二十一年，英国的经济实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长足发展。黎塞留，法国首相，极端专权，在位十八年，推进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俾斯麦，普鲁士首相，擅长撇开议会，独断行事，人称“铁血宰相”，在位期间结束德国的分裂，一统德意志。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在任期间利用手中大权，打压政治反对派，但日本在他手中走上强国之路。所以，瞿鸿禨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他根本不应该用“袁世凯有心图谋内阁专制”的理由来阻挡宪政改革！好了，对瞿鸿禨同志的批判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等不及展示他的修改成果了。不过，与说坏话的本事相比，这位仁兄的业务能力就差远了。看瞿鸿禨的方案，似乎也就是照抄袁世凯的方案而已嘛，不对！他删掉了很多东西，破坏了袁世凯“削弱君权，让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本意。譬如瞿鸿禨虽然留下了内阁，但形同虚设。因为他保留了超然于内阁之上的军机处，皇帝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军机处来操纵国家大事。他自己更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臣一肩挑，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亲信林绍年给弄进了军机处。要知道即便算上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另外一名军机大臣世续，军机处一共才四人而已！如此看来，瞿鸿禨的确不贪钱财，因为他贪的是声名和权力！他与袁世凯、奕劻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权力之争！慈禧在看过瞿鸿禨的方案之后，深感贴心，颇为满意：就照瞿爱卿的方案办理吧。万民仰望的官制改革，就这样结束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结果，立宪派不满意、人民不满意，但要说最不满意的，肯定是袁世凯。因为在瞿鸿禨同志的大力推荐下，众多御史都把袁世凯当成了扬名立万的垫脚石，一顿猛踩。但他们给袁世凯安的罪名都差不多：妄图削弱君权，专权跋扈，想做曹操！舆论压力太大了！袁世凯迫于巨大的压力，他主动找到慈禧，表示自己愿意免去除直隶总督一职外的各项兼差，还说他掌握的北洋六镇除第二、四镇因“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仍须由自己掌握，其余四镇均交归国家陆军部。尽管慈禧对袁世凯热衷于“君主立宪”的居心很是怀疑，但对袁世凯主动削权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行为还是表示了高度的赞赏。总之，慈禧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袁世凯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天津。失望！愤怒！一年多以来，万般辛苦，劳力劳心、奔走呼号，却收获了如此结果！袁世凯本就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他当然要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报复对方就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既然在官制改革中被狠狠地摆了一道，那就在接下来的地方自治中找回来！再胜虽然官制改革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但也算是装了个样子，把民众勉强忽悠了过去。就这么一个样子货内阁，自然是用不上国会了，所以接下来的改革唯有地方自治。朝廷最终的决定是：从东三省入手，先行试办，然后推广全国。感谢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大力支持，负责东三省改革的大员人选，全出自袁世凯麾下，被袁世凯一家包干：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奉天（辽宁）巡抚唐绍仪。瞿鸿禨一看名单就急了：抗议，抗议，我抗议！但他也知道，光抗议是没有用的，关键还得看行动。得派人好好侦察一下，看看这四个人谁的屁股不干净！谁不干净就干掉谁！没过多久，手下就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缜密侦察，发现徐世昌、朱家宝、唐绍仪的屁股都很干净，但段芝贵的屁股有点臭！因为他的黑龙江巡抚是靠性贿赂换来的，他买来天津名妓杨翠喜献给奕劻的公子载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干得漂亮！瞿鸿禨口头奖励完手下，便找来得力干将“三霖（麟）”——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示意他们把奕劻、载振父子和段芝贵弹劾下来，破掉袁世凯和奕劻的联

成深情地凝望了身旁这匹曾经陪伴自己转战千里的忠实伙伴最后一眼，果决地将马缰交给自己拼死救出的洪天贵福：幼主，赶紧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李秀成问自己：我走不远也走不快，在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几天后，曾国藩在囚牢里面见到了力竭被俘的伤痕累累的李秀成。曾国藩没有出言讽刺这位多年的对手、这位令数万湘军丧命的敌人，只是劝他“下海”，投降吧。曾国藩其实也就是按照成王败寇的老套路走一下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么低劣的诱供技术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李秀成的回应却让他很吃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秀成戴着脚镣写下了一份后世称之为《李秀成自述》的手稿，并将其交给了曾国藩。因为手稿中多少流露出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不满情绪，以及一些吹捧曾氏兄弟并希望他们收降自己部众甚至为敌人清朝着想的字句，所以很多人据此认为李秀成投降清朝了。谬矣，大谬！一个一等王爵、位高权重的太平军总司令，还需要靠投降博取金钱富贵吗？一个在天京陷落死战突围后将自己的宝马让给幼主的忠臣，一个双手浸染满洲贵族、八旗子弟鲜血的将军，还会天真地认为朝廷可以容他活命吗？一个深刻反思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重臣，难道还不能据实且不过分地评论几句自己的领袖人物吗？一个败给了值得自己尊敬的对手的军人，难道不能给对手几句褒扬吗？一个负责的领导者，还不能放低姿态为跟随自己厮杀多年的部下求一条生路吗？一个心有不甘而又力难回天的能者，一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帝国主义才是首要敌人（要防鬼反为先——《李秀成自述》）的人，难道没有资格考虑一下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究竟去往何处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李秀成都是不可能投降的，最多只能责其态度不够大义凛然。现在想来，李秀成之所以写下这份令他尴尬的手稿，无非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李秀成料想到自己身陷敌手，恐难苟命，与其闭口缄默身死，被清史唾为碌碌反贼，与草寇为群，不如借机将自身十余年投身天国的经历自述下来，算是对自己一生波澜壮阔的事业的得失总结。一个坦然面对人生得失的人是不可能怕死的。写完手稿一天后，李秀成微笑着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死而足愿，欢乐归阴！1864年8月，李秀成被曾国藩就地处死，时年42岁。10月底，洪天贵福被俘，随后被处死。至此，称霸南方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灭亡。虽说太平天国灭亡的剧情很俗套，但这场农民起义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清朝虽然没亡，但也被狠狠地扒掉了一层皮，这场战争消耗掉了清朝太多太多的力量，使得后来的那些真正有能力推翻一个朝代的英雄们有更多的机会跟这个朝廷掰掰手腕。这场绵延十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紫禁城里的慈禧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真的赢了吗？她是胜利者没错，却绝不是最大的获益者。最终的赢家是趁势而起掌握兵政实权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大臣集团。前面说过清朝的国策就是压制汉臣，所以汉臣若想走正常的流程掌权，除非清朝满人高层集体精神病。曾国藩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得在某些重要关头创造出杰出的成就，机会与能力缺一不可。太平天国都灭亡了，那北面的捻军也就撑不了多久了。第三章非主流少年袁世凯

穷山恶水出“彪民”

无事。现在，他如果将齐国的公主娶回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齐国是大国，又是郑国的盟国，齐国公主不可能屈居妫氏之下，势必被立为嫡妻，这是妫氏难以接受的，也是世子忽不忍心看到的。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这是收录于《诗经·郑风》中的一首名为“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人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北戎军被打败后，齐僖公慰劳前来救援的各国大夫，给大家发放牛、羊、猪、黍、梁、稷等牲畜和粮食，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齐僖公请鲁国的大夫为大家排座次。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僖公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鲁国的前任国君鲁隐公便是排座次的高手。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元前712年，山东的两个小诸侯——滕侯和薛侯同时来到曲阜朝觐鲁隐公，因为排座次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薛侯认为，薛国在周朝先受封，理应排在前面。滕侯认为，滕国世代为周朝的卜官之长，而薛国是异姓诸侯，滕国应当排在前面。薛侯姓任，相传是黄帝的后裔。夏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奚仲的人担任了夏朝的车正（交通部车马司司长），建立了薛国。滕侯姓姬，周朝初年由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建立。在这场争执中，薛侯强调他源远流长，滕侯则强调他根正苗红，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鲁隐公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派人对薛侯说：“承蒙您和滕侯屈尊来看望寡人。周朝有句谚语说，山上的木头交给工匠丈量，宾客的礼节由主人加以抉择。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相会，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寡人如果到薛国拜访您，也不敢与任姓诸国的国君争夺位置。您要是给寡人一个面子，就请您让一让滕侯，让他排在前面吧！”一番话说得薛侯心悦诚服，于是让位于滕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政治智慧。但并不是每一个鲁国人都有这种智慧。公元前706年，当那位不知名的鲁国大夫欣然接受齐僖公的任务给大伙排座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鲁国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事前沟通，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郑国的世子忽排到了最后。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挑起战事的是郑伯寤生，战争的对象是多年来情同兄弟的鲁国，开战的理由是四年前鲁国大夫排座次不公，侮辱了郑国。有意思的是，寤生这次攻打鲁国，事先还派人到齐国请求支援。要知道，齐僖公正是这件事的肇事者啊！如果不是他耍了个心眼，将排座次的事交给鲁国人去办，鲁国人又怎么会得罪郑国人呢？按理说，齐僖公这时候应该出面当个和事佬，摆平郑鲁两国之间的矛盾。毕竟，一方面事因齐国而起，另一方面鲁桓公是他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斡旋一下嘛。可是，齐僖公见到郑国的使者，二话不说，就答应派兵支援，并且还主动提出，可以叫卫国一道参与此事，共同讨伐鲁国。卫国与郑国为敌多年，公元前707年的濡葛之战中，又参加讨伐郑国的王军。齐僖公在这个时候要卫国人参与郑国的战事，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卫宣公主动提出来的。濡葛之战后，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中原诸国“莫非郑党”，连齐国都唯其马首是瞻，卫宣公又怎么会不识相？逮着这个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希望能够给郑伯擦上一次鞋。齐、卫、郑三国联军包围了鲁国的郎城。《春秋》写到这事，是这样表述的：“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解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对此，《左传》又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寤生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爵位高的人排到前面，怎么着？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地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这也是寤生最后一次领兵出征。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新郑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郑庄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寤生生于新郑的首席权贵之家，是父亲郑武公的嫡长子、社稷的法定继承人。然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没有得到母亲武姜应有的爱护，反而数次被建议废为庶子。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使得他精于计算且深藏不露。当上国君之后，他的亲弟弟京城大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密谋反叛，群臣都对此表示担忧，而他总是安之若素，放长线钓大鱼，直到段做出实质性的反叛行为，才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破，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寤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春秋乱世的前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你征我伐，中原战乱频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惹事，不怕事，不怕碰硬，但也不硬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四国联军围攻东门、五国联军割禾夺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城堡之中，甘当缩头乌龟，以不变应万变，适时抛出一点小诱饵，转瞬间将敌人的攻势化为乌有。轮到他反击的时候，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威逼与利诱共举，时而把酒言欢，时而刀兵相向，紧紧抓住矛盾的关键，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同时转化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有效地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增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寤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胜。他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无论是打宋国、打卫国、打王军、还是打北戎，他都稳操胜券，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他的领导之下，郑国军中人才济济，既有世子忽、公子突这样的帅才，也有颖考叔、原繁、高渠弥、祝聃这样的猛将，还有祭仲这样的综合性人才，这些人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冲锋陷阵，将郑军打造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中原各国中首屈一指。寤生行事果敢，收放自如，在重大问题上能把握一个“度”字，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濡葛之战中，他果断迎击王军，将天子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战后又及时派人向天子致以慰问之情，安抚天子那颗多次受伤的心。虽然两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成见，他却成功地应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把王室玩弄于股掌之上，将王室当做自己党同伐异的金字招牌，在外交与战争中灵活运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寤生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非常人所能及。他能够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包含了多少狡诈与智慧，被人沿用至今；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那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寤生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虽然没有称霸，却已经具有霸主的实质。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基础之上，郑桓公和郑武公泉下有知，当为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寤生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答案是肯定的。郑庄公七月下葬。按照规矩，郑昭公虽然已经执政，却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正式即位。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隐居宋国的公子突忽然潜回新郑，发动了政变。郑昭公仓皇出逃到卫国。十二天之后，公子突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郑厉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云突变的现场导演，竟然是深受郑昭公信任的祭仲；而它的幕后总策划，就是曾经在郑国客居住过十年的宋庄公——这两个人，一个是郑庄公的老臣，一个曾受郑庄公多年恩惠，现在联合起来颠覆了郑昭公的政权，开启了郑国的动荡年代。历史，仿佛给郑庄公开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玩笑。祭仲为什么会背叛郑昭公，转而扶持郑厉公呢？《左传》解释说，郑厉公的外公雍氏家族在宋国很有权势，他们对宋庄公施加影响，派人将祭仲引诱到宋国，绑架起来，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祭仲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同时，宋庄公又派人将公子突也抓了起来，逼他立下字据，答应事成之后送给宋国一大笔贿赂。结果祭仲就暗中将公子突带回了郑国，发动了政变。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刚上台的时候就被宋国人绑架？要知道，在任何年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左传》所言，祭仲是被人引诱到宋国才被绑架，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引诱到数百里之外的国境，而不被人察觉呢？第二，就算是祭仲在宋国受到威胁，不得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当他回到郑国，还有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公子突发动政变吗？第三，最令人疑惑的是，公子突本人似乎对这场政变并不积极，也是被人拿着刀子威逼才参与其中。这样一场你不情我不愿的政变，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改换了新郑的主人呢？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祭仲这一段故事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算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本来这个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上过大学之后，我不小心又看到了一本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这本书对祭仲其人其事都持褒扬的观点，甚至将他上升到“贤相”的高度，认为他是“知权”的典型。所谓“权”，并不是指权力，而指为了达到某种善良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离经叛道，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为此，《公羊传》也对祭仲为何被宋国人绑架作了一番推演，说祭仲是外出办事，途经宋国而被绑架。宋国人拿刀架在祭仲脖子上的一刹那，祭仲明白，他现在面临选择：如果他不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必然灭亡，郑昭公也不得好死；反之，如果他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不至于灭亡，郑昭公也不用死，再过一些日子，他还可以想办法让郑昭公回来，将公子突赶走。经过这番思想斗争，祭仲决定不顾自己的名声，忍辱负重，与宋国人合作。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祭仲不和宋国人合作，郑国为什么就会灭亡？郑昭公就不得好死？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汪精卫的文章，将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也视为不顾名声而保全中国之举。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汪精卫这么聪明的人会认为，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保全中国？扯远了，就此打住，让我们带着各种疑问，继续关注这些人物的命运罢。公子突——现在应该叫做郑厉公，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郑庄公是两种性格。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就这样，每次他都能给父亲提出独到的建议，而郑庄公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否则以他的智商，又有郑庄公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权谋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郑厉公想不通：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

知道恐怕会受到重罚。这可是自己眼下最想要的东西。伸夫又翻看了一下就赶快合起书来，真心感谢岛野的好意。八初中生里的明星有两种类型。第一类自然是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如果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连模样也长得帅，那就近乎完美了。而且，如果能以“我没怎么用功”的态度跟所有的同学都轻松交谈的话，那就更受欢迎了。不过，这类明星多为态度严肃认真的孩子，因为老师的评价也很高，所以或许堪称体制派明星。与此不同，学习成绩较差的所谓反体制派中也有明星。他们大都附属于差生团伙和不良少年团伙，是校方加以注意的学生。他们既然标榜为反体制派，就要不分好歹地反驳一切，直言不讳地提出异议并博得喝彩，搞些奇思异想的恶作剧引得同伙们哄堂大笑。其中还有人早已俨然混世魔王，貌似深知男女和世间之事，得到一般同学们的仰视。岛野君正是这种反体制派团伙中的明星。他父亲就曾经是帮派分子，而他自己也是留着大人发型、猫腰驼背，架势就像帮派中的喽啰一样。当然，在那个年代，不管是什么样的不良学生，都不会对老师施加暴力。即使因为做坏事暴露受到训斥，也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落后生或许更善于看场合行事，也显得更有大人样。总而言之，通过接近岛野君，伸夫感到心情振奋起来了。伸夫以前在优等生团伙中也有好几个亲密朋友，而接近不良团伙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对方又是在那个团伙中都被刮目相看的岛野君。在接近岛野君之后，伸夫感到自己突然变得强大起来。虽说如此，他却不想直接加入他们的团伙。就算被他们接纳，以伸夫的膂力和魄力根本不能与之匹敌，倒不如还像上次那样，在岛野考试不会做题时悄悄告诉他，以这种方式助他一臂之力较为妥当。伸夫为自己能给岛野君提供帮助感到高兴。虽说膂力和魄力尚有不足，但在学习方面却多少有些自信。只要从这方面接近岛野君，伸夫既不失体面，也不会被卷入他们的团伙。这且不说，岛野君给他的书确实充满了刺激性。那本书封面只在淡粉色软纸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既无作者名称亦无出版社名称。而且书页用的是草纸誊印版，多处还有手绘插图。虽然号称书籍，却是只有三十页的所谓自制手册。可是，书的内容却从开头就充满了性描写，而且从第一页就直接进入男女秘事。虽说封面上写的“源平盛衰记”，可里面却几乎没有历史方面的内容，全都是平清盛[3]以各种方式与朝臣家的公主及戏子发生关系。甚至还有源赖朝、源义经和静御前[4]登场，反复多次地发生淫荡行为。伸夫虽然以前也看过几本黄书，即使标题和目录特别抢眼，但关键的性爱场面却含混不清。与其相比，这本书从男女对话到淫声浪气都描述得十分逼真，充满了冲击力。伸夫回到家里开卷阅读，于是浑身冒汗脑袋发胀，根本无法着手学习。“原来如此啊……”伸夫一口气读完书后发出感叹。男女在做那种事时会说这种枕边话，做这种淫荡事，发出这种尖叫！那些以前只是在想象中考虑的事情突然以天然的色彩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伸夫惊讶不已。“真够刺激呀……”伸夫嘟囔了一句，随即想起了岛野君的面孔。“那小子们总是在看这种书啊……”他们常常在上课时传看书籍，大都是在历史、社会等老师不会指名提问的课堂上，就把那些可疑书本压在课本或笔记本下边偷看。伸夫他们也隐约有所耳闻——那都是特别黄的黄书。不过，那种书绝不会传到一般同学手上，大都是在以岛野君为中心的七八人团伙之间。伸夫虽曾想看那些书却没能说出口，因为如果说出“让我看看”并真的看了的话，就等于加入了他们的团伙。伸夫想看那种书却害怕加入他们的团伙，就在远处望着他们偷偷看书的情景。尽管如此，依然偶然会有团伙之外的人偷看到那种禁书，安井君也是其中之一。他可能是在暗中巧妙地讨好他们，并在上课时偷偷传看。“真够刺激！看着看着脑袋就不对劲儿了，根本听不见教书先生的声音。”安井君难掩兴奋地说道，“看过那个，就觉得街上卖的黄书简直没法儿看了。”安井君明明只是扫了几眼，可说起话来就像成了大人。伸夫只是默默地听着，虽然真想知道具体的内容，可在周围吵吵闹闹的课间休息当中，那种事情就是问了也未必能说得清楚。而且，伸夫看到安井君越来越得意，心里也很窝火。真想有一天不受任何干扰好好地看看……这个希望现在终于得以实现，而且结果比想象中更富于刺激性。那小子们上课时看的就是这种书呀！伸夫刚开始读时浑身血涌上头，别的什么都顾不上考虑了。可他们却边读边嗤嗤偷笑，合起书来还坦然自若地谈论。明明是同龄人，可为什么他们就能坦然自若呢？岛野君的态度更令伸夫惊奇，只有他从未在上课时看过那种书。虽然其他同伙看得入迷，可他却要么若无其事地听老师讲课，要么交抱臂肘打盹。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看腻了黄书，所以对此几乎不屑一顾。那小子到底是与众不同。伸夫对岛野君那种成年人般的态度钦佩有加，同时对岛野所营造的帮派圈子感到了几分向往和畏惧。九从伸夫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到毕业的一九四九年，正是日本处于战后最混乱的时期。粮食匮乏，大米实施配给制，无论去哪里都是凭票供应。流浪汉屯聚街道，车站的长凳总是被他们占据。由于在澡堂里稍好的鞋子和毛衣都会被偷走，所以必须收进衣筐锁在存衣柜里，然后把带皮圈的柜门钥匙套在手腕或脚腕上。街上几乎没有路灯，偶尔在市区装上灯泡，可当天就会被偷走。自行车失窃事件频发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即使是在如此贫困的环境当中，人们的性欲却不会衰减。不，岂能衰减，在贫穷中崛起时，性的欲望总是更加强烈。伸夫清楚地看到出卖肉体的女子是在上初二的时候。从薄野[5]的繁华街尽头南五条一带向东向西几百米，都可以看到那些女子就站在街边的暗处。在黄昏稍迟时经过那里，就能看见烫了头发、脖间缠着花哨纱巾的女子们倚在路灯下抽着烟招呼过路的男人。据说她们多数都是以占领军为交易对象的娼妇，但好像也有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因为伸夫曾听朋友说，他跟父亲一起路过那里时，父亲还被那些女人叫住过。“在大白天都有人跟占领军亲嘴呢！”依然是消息灵通的安井君如此告知伸夫。伸夫每次听到这些情况，都会禁不住诱惑想去那个有站街女的地方看看。亲嘴到底是怎么搞的？说实在话，伸夫还没有看到过现场实况。听说在外国经常搞这种事情，但他还没跟老外打过交道，而且父母当然也不会当着他的面搞这个。即使伸夫不在场，父母也不可能搞这个。“上次吧，还有个女人在我眼前撩起裙子穿袜子呢！”女人露出光腿穿袜子的姿态实在够刺激。当然，这种程度的动作姐姐似乎也会做，可姐姐的样子看了却不会引起兴奋。“那些娘们儿来回溜达，好像都有自己的地盘呢！”伸夫听安井君这样说，心里就期待他带自己去，可安井君却根本没那个意思。虽说如此，伸夫却不愿主动请求安井君“带我去吧”。学习方面暂且不论，一旦在性方面向对方求教，感觉就像从此拜在了对方门下。如果学习落后还能努力赶上，但性知识落后的人可能一生都抬不起头来。九月底的星期天，伸夫趁上街去了一趟薄野。时间已过五点钟，周围有些昏暗，风有些凉。从站前大街下去，走过五条时行人骤然减少，前方只能看到街角杂货店的灯光和“三和旅馆”的红色霓虹灯。霓虹灯的斜对面是稻荷神社，神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前面向右拐是在昏暗中延伸的石墙。听安井君说，占领军的“伴伴女郎”就在沿墙路边。可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却看不到那种打扮的女子。是不是时间太早？伸夫环视周围继续向前，这时右边小巷里出来一个女子。她的头发烫得像蜘蛛窝，肩挎皮包走向站前大街。伸夫目送那个女子远去，后边一辆人力车疾驰而来，又有个女子提着篮子在瑟瑟凉风中缩着肩膀走了。周围普通民居之间似乎坐落着几家旅馆，却不见行人来往，只有秋风穿过夜幕降临的街道。难道安井君说的不是这里吗？伸夫有些扫兴，再次环视周围，却见街角杂煮店旁暗处站着两个女子。其中一个右手夹着香烟，另一个把左脚轻轻蹬在石阶上。在昏暗中也能看到她们涂着浓厚的口红，身穿花哨衣服，显然不是普通女子。两人刚才像是在谈论什么，当伸夫走近时就停下来望着这边。伸夫顿时感到恐惧，随即快步离开她们。径直走了四五十米回头再看，已经不见那两个女子的身影。伸夫怀着一半放松一半被忽悠了的心情朝行人较多的电车大街赶去。说实在话，伸夫并不清楚所谓“卖淫”究竟是怎么回事。看过几本黄书以及厕所涂鸦之后，他明白了男人和女人干的事情，女性身体局部的解剖图也记得很清楚，甚至能随手画出图来。但是，说到在现实当中去找女人买春，他却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交涉，在房间里只有两人时该怎么做。即使他知道要把自己那个东西插入女性的下体，但具体步骤却无从知晓。他独自去观望伴伴女郎也只是出于对她们外貌的好奇心，近乎于去动物园观看珍禽异兽。当然，他丝毫不想接近对方。虽说如此，他对受到对方的藐视却有些不满。自己确实还只是个初中生，但至少也该打个招呼吧？可她们却向自己投来充满狐疑的目光，似乎在说一个小屁孩怎么误撞到这种地方来了？虽说如此，可如果她们真的打了招呼，伸夫也许会一溜烟地逃走。因为他仅仅被两个女子盯着看，就会感到后脖颈被抓住一般惶恐不安。伸夫更加佩服能够花钱找那种妖艳女子买春的男人了。自己一看到那种女人就吓得抱头鼠窜，而成年男人真能摁住那种女人满足欲望吗？倘若没有相当的胆量和勇气根本做不到。如果自己真能做那种事情的话，感觉该会有多棒呀！伸夫即使真的看到了伴伴女郎，依然仅仅感到她们都是另一个遥远世界的女性。伸夫即使拥有足够买春的金钱，也是只看一眼就感到满足，憋闷的欲望重又返回孤独而谨慎的自慰世界中去。确实如此，如果是自慰的话就不必那样操心费神，也不必考虑对手如何。只有自慰是不会受到任何人打扰的、仅仅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从初二那年秋季开始，伸夫对自慰开始产生疑问了。其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做这种事情会使学习成绩下降。这种担心并非刚刚产生，从初识自慰起就存在于大脑的角落里，只是当时被意外的快感冲昏了头脑，无暇思考其善与恶。然而，如今却已不同于当初，最可怕的就是自慰行为带来的昏昏沉沉的虚脱感。当然，在射精的瞬间会产生升天般飘飘欲仙的快感，可到达巅峰之后的抑郁状态却相当严重：突然浑身无力、眼皮沉重，仿佛坠入十八层地狱的空虚感笼罩全身。在昏沉之中感到惶惑不安，好像以前所学的东西全都忘掉，记忆力再也不能恢复。事实上伸夫第二学期的成绩明显开始下降。当然，这也未必能够完全归咎于自慰行为。伸夫在暑期常去游泳场，还帮母亲外出采购粮食，在自家小院里帮着做农活。他对很多事物都产生了兴趣，博览群书、初次观剧，观看职业棒球比赛也相当投入。虽然诸多原因都有关联，但自慰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夜晚，独自在房间里触摸那个部位，学校的事情就变得无关紧要，消失在远方。而且在自慰之后浑身瘫软，需要休息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精力开始学习，有时嫌麻烦就直接睡觉了。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可小觑，其实在某本书中就载有关于自慰使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的自白文章。岛野君他们学习成绩较差或许就是因为自慰过度……伸夫还有一个担心——过度玩弄会使阴茎发育迟缓。伸夫还没跟同学们比过，在小学低年级时做的那些事情暂且不提，上初中后就不能再搞那种儿戏了。不过，在澡堂和游泳场的更衣室里，他却偷看过同龄伙伴的那个物件。乍看上去自己的似乎跟他们没什么两样，虽然不大也不算太小，也就跟普通人一样。但是，根据某本书中介绍，男性最重要的是勃起时大小如何，跟平时的状态没太大关系。还有一本书中介绍，把明信片卷起的状态就是日本人阴茎的标准尺寸。伸夫重新观察自己裆间翘起的物件。看样子并没有明信片卷起来那么大，毕竟现在还是初中生。再过四五年高中毕业时，应该能够达到标准。不过，另有书中介绍“太早过度自慰对阴茎发育不好”。这是真的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早熟的岛野君他们就应该都比较小。但是，伸夫认为他们的并不算小。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他们的同伙相原等人曾夸口说“因为太大碍事还得用兜裆布勒紧”。难道这些记述都是为了劝阻自慰行为？就像小时候有人想阻止就吓唬说“刚吃完饭就躺下会变成牛”一样。但尽管如此，写那种事仅仅是为了劝阻吗？虽说是黄书，却也是较为正统的《夫妻生活》花边新闻，所以未必是虚构。如果它不再长大该如何是好？想到这里，伸夫愈发忧心忡忡了。尽管在现实当中不可能与女性发生关系，但伸夫还是希望长得更大些。这个愿望并非现在刚刚产生，懂事之后的男孩应该都有。不过，那个部位的体毛发育却并不迟缓……近来去澡堂时就会看见同学们都开始捂着下体，从更衣室到浴池、从浴池出来坐在池边都一定要用汗巾捂住下体。这既有阴茎长大的原因，更是由于阴毛也开始长出。在自己那个部位长出体毛之后，少年不知何故会产生既骄傲又害羞的奇妙感觉。在切实感到自己由此终于接近成年人的同时，又觉得那个部位变得猥亵不堪。“哎，你那儿长出来了吧？”在一个月之前，安井君曾经这样问过。当时，伸夫只是含糊地点了点头。虽然他想明确回答“长啦”，又觉得安井君接下来会说“那就让我看看”。他还感到突然问起长毛的安井君总爱暴露别人的弱点，心里便有些不快。“岛野君吧，说他那儿已经漆黑一片了。”“你真的看见了？”“是相原君说的，所以不会有错儿！”伸夫想起当时的对话就独自点了点头。果然是早摆弄的家伙长毛也早……尽管比不上岛野君，但伸夫长毛的时间与常人相仿，所以他那个物件的大小或许也与常人相仿。伸夫如此安慰自己，但仍未完全放下心来。“再不能做那种事儿了！”伸夫在心中告诫自己，却几乎没有信心严格实行。十初中时代给伸夫心中留下了几段性的回忆。那些事在当时还模糊不清，并不觉得具有什么意义，仅仅感到有些奇怪，因此没有产生过深入思索的冲动。然而，心中感到奇怪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且长期留在记忆当中。所以，从这一点来看，那些事本身确实印象深刻。明确地讲，那个时期伸夫非常胆小。家里房子本来并不很大，可他晚上却不敢独自去厕所。另外，在冬天傍晚独自留守家中时也会忐忑不安，感到会被雪的魔力抓走。他白天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撒欢闹腾，看上去实在想象不出一到晚上就会如此怯懦。母亲常常叱骂他说“亏你还是个男孩子……”。确实如此，在大四岁的姐姐和小七岁的弟弟眼里，他简直太软弱了。可是，在那个时期伸夫脑袋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可怕东西。例如，他在夏祭期间去杂耍戏棚看到了地狱图画和妖怪，在书中读到了鬼故事，听大人和同学们讲了奇怪现象，还有对死亡世界的胡思乱想……林林总总交织重叠。当伸夫晚上进被窝之后，它们就像养熟的小兽般悄悄来到枕边。小弟之所以能满不在乎地自己去厕所，是因为他年纪还小真不知道那些惊悚故事。而姐姐似乎由于女性所特有的迟钝，对惊悚故事不屑一顾。可是，伸夫在上初中后见闻骤增，也随之听到了很多惊悚故事。而且，他一旦听过便轻易不会忘掉，还会从中展开更加恐怖的想象翅膀。明明胆小却越想看更可怕的东西，于是变得越来越胆小。伸夫记得，当时听说有的家庭全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他还感到特别羡慕。因为如果大家睡在一起，即使深夜有强盗潜入也不会害怕。而且厕所离得很

日干AV无码电影界上，还发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乾隆二十年（1755），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都使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在天空亮了起来。而这时的乾隆正陶醉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辉煌之中。乾隆六十年（1795）会试，各省上报八十岁以上参加会试者一百一十六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九十二人，乾隆听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对参加会试的这些老人大加赏赐，乾隆借兴教尊老之名，正在粉饰他的太平盛世。乾隆这种对西方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浑然不觉，更突出地表现在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访华中。2.英使马戛尔尼访华18世纪中叶，英国进人产业革命时期，随着蒸汽机被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在海外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由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英国注意的目标。但此时的中国，对海外贸易有很多限制，外贸港口只有广州一处，远远不能满足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需求。为改变这一状况，扩大对华贸易，英国政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派使节喀塞卡特前来中国，但未到达即病死途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又派出更高级别的使团来中国，全权特使为富有外交经验的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使团以向中国皇帝祝寿为名，于这年八月初十从英国朴次茅斯起程，经大西洋、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然后由浙江、山东沿海北上，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抵达天津大沽口。随行人员包括副使司当东及军事、技术人员等七百余人，并带有英王致乾隆帝的信件和各种礼品，包括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图册、车辆、武器、船只模型及各种丝织品，价值总共一万三千多英镑。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开始十分重视，乾隆帝多次为此颁布谕旨，命令沿海各省，如英国使船过境、泊岸，应派官员迎送犒劳。马戛尔尼一行到达天津时，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从保定来到天津负责接待。英国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北京。到北京后，留下部分技术人员在圆明园和大内安装所带仪器外，其余人员随马戛尔尼赴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此时，双方在使团谒见乾隆帝时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以往，西方国家派使团到北京，也常就谒见皇帝的礼节与中国政府发生争执，甚至因此而陷人僵局，使访问失败。此次英国使团来访，清廷仍然妄自尊大，将其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理应匍匐在自己脚下，坚持要求使团成员见乾隆时要行磕头礼。而当时已成为西方“海上霸主”的英国也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同时，皇权专制已经在西方没落，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已经在西方流行，再向专制帝王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已经被认为是愚昧的象征，因此，英国使节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要求。使团到达热河，争论仍未解决，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甚至以“全减其供给”相威胁。最后，双方总算达成妥协，马戛尔尼等以见英王之礼谒见乾隆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动作。乾隆终于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使团，随后，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英国方面的要求，希望乾隆同意他们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在给英国国王写的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的信中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域森然，即使岛屿与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贷行之事。”“此与天朝法制不合，断不可行。”这几句话，至今还有人认为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大义凛然，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康熙向传教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雍正、乾隆是如此反感孔子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现在这些观念都化为了乾隆的骨髓，乾隆王朝表面繁荣的外衣下，内部已经开始腐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了，他们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未能实现。但是，他却看穿了乾隆盛世虚华的外衣下，已经腐败衰弱的肌体，它就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虽然在体积和外表上强于邻船，可一旦由“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对一种落后文明的崇拜，使清王朝的大厦出现了凶兆。【点评】乾隆承接祖、父们的基业，终于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最大繁荣；而他的灵魂也完全被华夏古老的君主专制文明所同化、所陶醉，看不到外面新世界的滚滚潮流。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第九章曹雪芹与《红楼梦》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它繁荣的顶峰，然而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积聚，盛世的外衣下面潜伏着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开始流传着一本小说，揭露了官僚、贵族们的奢侈糜烂生活，它就叫《红楼梦》。开始，人们还弄不清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曹雪芹，原名曹沾，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没有确切的资料，有一种说法：《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去世的那年（1715，康熙五十四年）正是曹雪芹出生之年。一般认为，不会太早于此，也不会太晚于此。曹雪芹的祖上为汉人，远祖曹锡远曾任明代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后成为努尔哈赤的俘虏、奴隶。其子曹振彦被编入旗籍，崇祯七年（1634）转入多尔衮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军中“佐邻”，后随清军入关，护驾有功，成为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这在当时是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才享有的殊荣，对一个汉族出身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才有可能被选入宫中，当幼年康熙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寅又给幼年康熙当伴读。康熙登基后，立即委曹玺以重任，派他到江宁当织造，而且此职从此后不再三年一换，成了曹家世袭的官位。江宁（即现在南京）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官，是个赚钱的差使，官阶虽然不高，地位却十分重要。整个康熙时期，曹家三代都受着优厚的待遇和特殊的信任，康熙五次“南巡”，有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家于是成为江宁的“百年望族”。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颙接替了这个官职。雍正帝继位后，因为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的职，还下令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懂事，看到家庭遭到这样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打击。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生活越来越穷，家庭的灾难也接二连三发生，到后来，父亲曹颙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也更加困难，他只好搬到北京西部，盖了几间简陋的茅屋，饥馑度日。当初，曹颙是个殷勤好客之人，且与英国商人有直接往来。有一英商菲立普就应曹颙之请为他的工厂传授纺织工艺，并在曹家宣教《圣经》，纵谈莎剧，虽然不敢说曹雪芹接受了什么影响，但这种家庭气氛对开阔他的视野当不无作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收藏书十余万卷，曾主持编刊过《全唐诗》、《佩文韵府》等，是颇具江南风雅的人。这个家庭背景对聪慧异常的曹雪芹来说，无异于“天助”。家道衰败以后，曹雪芹二十岁左右，开始为生计奔波，他当过小吏、教师，以至舍夫，他对曾经的荣华生活已不抱幻想。即使挣得祖上般的富贵，也会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他对仕途的蔑视程度，是没有经历幻灭的其他文人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唯一不改的是吟诗作画、饮酒听曲的嗜好，甚至“杂优伶中，以串戏为乐”。曹雪芹的物质生活虽然凄楚悲凉，但气质上兀傲的豪气却是各类人中均少见的，他既没有那些当鸟吏鳖官的奴气，也没有粗鄙无文者的野气和贱气。他倜傥不群，感情舒展，人格的光彩反而因这种特殊的经历而愈发自由闪烁，他不想再得到什么，他也不怕再失去什么，他疏朗诙谐，雄辩健谈，傲骨嶙峋。他最亲近的朋友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敦敏、敦诚兄弟和私塾先生张宜泉。敦敏、敦诚兄弟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阿济格在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他们是比曹雪芹更位高跌重的人，对人间世态的体会当是心心相印的。他们三人都很欣赏魏晋名士的风骨，尤其推崇阮籍，曹雪芹曾字“梦阮”，敦诚亦有诗“懒过稽中散，归于阮步兵”。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诗充满“新奇”，敦诚曾称赞曹雪芹的诗“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唐代诗人李贺是有名的“鬼才”，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列，人称诗鬼，其诗意奇拔诡异。曹雪芹的画和他的人一样，也充满奇气，敦敏有首《题芹圃画石》诗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篱。醉余奋扫如篆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曹雪芹一生的生活境遇从荣华的贵族生活到赤贫文化人，胸怀旷世之奇情奇才，万千抑塞愤懑从胸中呼出，历时十年，化作了惊世灿烂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一块通灵的玉石来到人间豪门贾府，体会人世的荣辱兴衰、爱恨恩怨、黑暗腐朽，最后由色悟空，仿佛红楼一梦。这部对人世绝望的不朽巨著，似乎正是对危机四伏的乾隆盛世的一个文学预言，也是对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一个文学性总结。《红楼梦》问世以后，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欢迎，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在1842年就有一部分被译成英文，此后，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意文、日文、越南文、荷兰文等译本陆续出现，不下几十种，并且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学科，被称为“红学”。【点评】似乎是曹雪芹特殊的生活经历产生了《红楼梦》，然而这种特殊的经历正是专制王朝吃人本质的逻辑必然，专制伦理体系使每个人都生活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失去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弥漫世间的只有伪善、世故、野蛮与丑恶。第十章大贪官和珅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权力，同时也接过了盛世外衣下的一连串危机，其中最紧迫的是和珅问题。历史上的和珅官到侍卫大臣、议政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人们印象中的和珅，是一个油头滑脑、阿谀逢迎、机关算尽、不学无术的奸臣形象，在人们的眼里，他没有什么才能，只会阿谀逢迎，因而不断遭到像刘墉、纪晓岚这样正直大臣的捉弄。其实并非如此。一、出身满洲，聪明机敏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比乾隆小三十九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父亲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十岁左右，有幸进入皇宫里的咸安宫官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二十一岁参加顺天府乡试，没考中举人。但由于其出身满洲正红旗，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给他提供了接近乾隆的机会。但乾隆的侍卫很多，为什么会欣赏一个低等侍卫呢？据野史笔记记载：有一次，乾隆要出巡，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侍卫吓得不敢吭声，和珅却在一旁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这句话给乾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有一次，乾隆在轿子中边行进边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在轿旁跟班的和珅脱口而出接上，乾隆由此很喜欢他。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到山东巡视，和珅随从。乾隆喜欢乘一种骡驾驭的小车，每行十里，更换一次，其快如飞。有一天，和珅碰巧跟这种小骡车随侍。在路上，乾隆看见和珅，问：“你是什么出身？”和珅回答说：“文员。”乾隆又问：“你下过场赶考吗？”和珅说：“庚寅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乾隆又问：“什么考题？”和珅说：“孟公绰一节。”乾隆又问：“现在能背你做的文章吗？”和珅于是一边行进一边背诵，流畅异常。乾隆于是说：“你的文章也中得。”乾隆同和珅的这次谈话，成了和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和珅得到乾隆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二、精明干练，拉帮结派和珅是一个既有学问又善权术的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又亲善热情，广结善缘，办事干练，成绩突出。乾隆用兵西藏和喀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和喀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并把事情办理得很好。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十一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査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了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由于在这次办案中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在回京途中，就被乾隆提升为户部尚书。和珅依靠乾隆掌握了朝中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把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但福长安本人没有什么本事，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溜须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三、联姻皇亲，投上所好乾隆喜欢和珅，给和珅六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年方五岁的小女儿皇十女和孝公主指配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十公主被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下嫁完婚。下嫁时，乾隆赐给大量财物，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从此，和珅与乾隆的关系，不仅是主仆君臣关系，而且是姻亲关系。和珅在朝二十多年，重要的升官和封爵达五十次之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和珅善于揣摩乾隆心思，投其所好，博得其欢心。乾隆一生喜爱做诗，和珅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下工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经常与乾隆和诗，历史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文档。乾隆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书法，他写的字酷似乾隆的御笔，乾隆后期有些诗匾题字，干脆交由和珅代笔。乾隆崇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颇有研究。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说和珅同乾隆一起“修持密宗”。乾隆是老人，喜欢别人奉承照顾，和珅就陪伴在乾隆左右，对皇上服侍照顾，体贴周到。比如朝鲜《李朝实录》载：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乾隆咳嗽吐痰的时候，他就马上端个痰盂去接。乾隆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宁寿宫及花园，以作退闲颐养天年之所。他六次南巡，沿途建了三十座行宫，花费巨大，乾隆大寿，举万寿大典和千叟宴等事，都是和珅总管的。和珅能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奢欲。总之，和珅同乾隆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难以言明的密切关系。乾隆的宫女、嫔妃、太监都没有文化，不能同他交谈诗文、书画、佛经，也不能帮他处理军

进行自我保护，不像我是靠外在，服饰、发型之类。她看上去糟透了，一团糟。除此之外，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这系列文章，讲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服饰如何折射时代精神。他们想要更多。我一再自贬，却似乎不顶用，甩不掉这个任务。我以前绝不会想到我能给一份严肃的社会学杂志撰写文章的，现在可好，我写上了。所以为了这个，我天天六点就起床。我每晚都去看莫迪，如果去不了的话一定让她预先知道。我到她那儿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接下来我会去买东西，稍微帮她洗洗刷刷，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听她说话，听她说话。有的时候她故事讲得好，哈哈笑，知道自己让我开心了。有的时候，她嘀嘀咕咕，凶巴巴的，不看穿着漂亮衣服坐在那儿的我。我添置了整一套的新衣服，贵得疯狂，我把它当作我抵御混乱的壁垒。她欠过身来，摸我裙子的丝绸料子，可不是那种廉价中国货，不是。她抚摸我的裙子，然后抬头看我的脸，叹口气，因为她知道我的东西质量有多好，谁能知道得更清楚呢？然后她会别过她的小脸，抬手捂住双颊挡住脸，盯着炉火看。不理睬我。然后她猛地回过神来，轻轻笑一声，原谅了我：那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但其实她并不想知道，我的世界她受不了，她只是想说话……“然后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他说，现在你有他了，你根本不在乎我。于是他拿上他的工具就走了。我当时不信他会走掉。我等着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好几年。我落到那种境地，没钱付房租。我去找诺罗夫斯基夫妇，去求他们——啊，太难了，我以前从来没向他们讨过什么。是这样的，先前我说我要结婚了，她好好折磨了我一番，逼我通宵工作，尽量在让我走之前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结果两年以后，我又来了。哎，她帮了忙，让我知道自己欠了她的情。作坊里换了个女工头。作坊也不是原来的作坊了。比方说，我再也没有心情唱歌跳舞了。我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约翰尼。她倒不坏，但这不是我想给他的。我上班的时候一直记挂着，担心得难受，她给他吃药了吗？喂他喝牛奶了吗？他身子弱，一直有点咳嗽。不过我的钱还够养活我们娘儿俩。但是我住那屋的人说要收回我的房子。他们不要小孩，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真想要的，是那些漂亮的蓝色和金色。于是我只好来这里了。这里的女房东不介意小孩，不过她说我得让他保持安静。那个时候我住在顶楼，背阴面的小房子。房租便宜，窗外就是绿树，很美。但是我缺钱，缴这个费那个金的，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去找姑妈，但她也不过是在勉强维持生活。她说，去找你父亲吧。但是他之前说过，我要是嫁了劳里，就不要再进他的门。他说对了，头一遭……我有没有和你说起过我的婚礼？”莫迪坐在那儿，哈哈大笑，笑了又笑，然后拉开一个抽屉，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娇小的女人，戴一顶硕大的缀花帽子，穿一条整洁的紧身裙。“没错，”她说，“我看上去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团糟。之前我一直在说，好，不行，好，不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不行，他就死缠烂打，于是我说好，他就会说，我看是哈里（那会儿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追我）不要你了吧，于是我就会说，不行。不过终于有一次我们都说了好。我向芙洛表姐借了她最好的帽子和她做礼拜时才用的手套。那件衣服是我自己的。我给父亲捎了信，说我周日结婚。他到姑妈家来，劳里当时也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如果你嫁给他，那你就别再见我了。哎，事实上，到那会儿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没见过他了。我说，至少来参加我的婚礼吧？“那天早上的劳里比任何时候都糟糕，脸色阴沉，一副苦相，牢骚不断，一副要爆发的样子。我们和姑妈一起走去教堂，一路都在吵架。父亲在那儿，穿着他的高级条纹西装，戴着礼帽，他真会穿衣服！她也在，她越发胖了，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我实在忍不住心里要幸灾乐祸。她穿紫着黑，插着羽毛，不过那会儿我已经识货，知道什么是真正高档货，什么不是，我看得出她一文不值，我们都不会请她进作坊。不过那天我也一文不值，我本可以从作坊借一顶帽子结婚的，但是我不想欠诺罗夫斯基夫妇的情。于是我们就这么结婚了，赌着气，互不理睬。婚礼结束后，有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然后父亲领着她朝马车走去，我追上去，问，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但是你才结的婚啊，她说，她真的是吃了一惊，也难怪。而父亲说，这就对了，你回家来，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我钻进马车，把劳里撂在教堂了……”说到这儿，莫迪哈哈地笑了又笑，是她那种有力的、女孩儿般的笑。“我在家里逍遥了一阵，把我该吃的份儿都吃回来了，我想，啊，我是有个丈夫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谢谢啦，不过我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于是就回去了，走时父亲说，不要再进我的门了。我也的确没再进过他的门，因为之后不久他就中风死了。他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葬礼。“不过我姐姐参加了，没错。突然地，她就开始到处炫耀自己，买新衣服，搬进了一栋更好的房子。我知道父亲给我俩都留了遗产，于是我去找她，问，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哪里？她不敢正眼看我。你怎么觉得会有东西留给你？她说。你从没来探望过我们，不是吗？但是谁把我赶走的？我说。我们大吵一架，她对我大喊大叫。我去找我姐姐，是下了好大决心才去的，因为她一直待我不好，我说，波莉，我的那份遗产呢？她拿了，我姐姐说。你得请一个律师。唉，我怎么请得起？请律师是要钱的。我和劳里那会儿正恩爱，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可喜的变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穷困潦倒，什么都缺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我姐姐，她一定是告诉她了，因为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房东说一个插羽毛穿红衣的胖女人来过，给我留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些我母亲的衣物，仅此而已，还有她的旧钱包，里面有两个几尼[5]。我从父亲手上就继承了这些。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了。”莫迪的艰难时日“我拼命干活，拼命干。我那时天天一大早就起床，送约翰尼去保姆那儿，然后去工作，一整天的工作，六七点才下班。然后我回去接约翰尼，到那儿时她经常不高兴，因为我到迟了，而她急着甩掉他。等我回到家，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给两人吃。当时我的工资很低。诺罗夫斯基太太一直没有原谅我当初结婚走人而后又回来这件事。我不再是宠儿，她总在找机会扣我的工钱，或者让我做那种得耗人家两倍时间的帽子。是这样的，我们是按做的活拿工钱的。而我干起活来就没法打马虎眼。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做，不然我心里不舒服。然后我们下岗。夏天多数时我们都下岗。哦，那会儿没有什么劳动保障，没有养老抚恤金，什么都没有。她会说，走的时候带上你们的考勤卡，把地址留下来，有活儿了我们再联系你们。“就快要打仗了，一触即发，日子很艰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存了一点钱，但是不多。约翰尼不去保姆那里了，就在家里，这倒是不错，因为在我工作的日子里，几乎看不到他醒着的样子，但是怎么保证他的吃喝呢？女房东说，不行，房租不能赊账。我一直付房租，但是我往往晚上只喝冷水，好省出杯牛奶给约翰尼。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那是个漂亮的夏天。我饿得发疯。我会去各个花园里，看有没有鸟儿们吃剩的面包。但是这法子其他人也想得出来，于是我就第一个到，到处晃荡，别人丢面包喂鸟的时候，我就装作没看到。有一次我对一个老太太说，我比那些鸟更需要它。那就自己赚啊，她说。我一直忘不了那话，一直忘不了。因为根本找不到工作。我试过找一个清洁工的活，但是他们不许我带着个孩子做保洁。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然后劳里突然回来了，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正躺在床上，搂着约翰尼，我实在是头晕难受。哦，好一通大闹，好一阵折腾！首先，不想也知道，是一通咆哮。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搬了家？然后是，你知道我不会让你缺吃少穿的！那证明给我看啊，我说。于是他转身出门，抱了一堆食品杂货回来。我只要有饼干茶叶和干豌豆之类可以保存的东西就行了，但是不，劳里是劳里，他买的全是花色蛋糕和火腿。于是我吃了，约翰尼吃了，然后他又带我们去上馆子。我是你爸爸，他对约翰尼说，那小家伙自然是很高兴。然后，他走了。明天就回来，他说，可我一连几个月都没再见到他。“与此同时，我是彻底跌到谷底了。我去找救济署。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理事会，里头全是势利的先生、女士，你站在那里，他们会说，你既然缺钱用，那为什么不把你脖子上的挂坠小盒卖了——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你有什么个人财产吗，我们不收留有资产的人。有资产！你说你有个年幼的儿子，他们说，那你就应该要求你丈夫付抚养金。你没法给他们那种人说清楚劳里是哪种人。最后，他们说我可以一周领两先令。那会儿还是盛夏，一时半会儿夏天还不会过去。他们派了个人来查看。我把所有东西都当了，只留了一条毯子给约翰尼，我就盖着外套睡。他来我们房里。床上有床垫，但是没有床单，一张木桌——就是这里这张，你喜欢的这张。一个架子，上面摆着点糖，半块面包。他站在那儿，穿着考究，打量着我和约翰尼，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把能变卖的都卖了？我的确是都卖了，连母亲留下的坠盒也卖了。然后他凑上前来，指指这个……”莫迪给我看了一根深色的长木棍，她用这个开合窗帘，“这个呢？他说。那我怎么开窗帘、关窗帘？我说。你是不是指望我把窗帘也卖了？我是不是连床都该卖了，打地铺？“那时他有一点惭愧，但也就一点点，为他不得不做的事惭愧，那可不是他的工作。而我就是这样领到了我的一周两先令。”“那钱够过日子吗？”“知道你只要多少钱就能过日子，你一定会惊讶的。约翰尼和我，我们吃面包，他有一点牛奶可喝，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秋天，诺罗夫斯基夫妇给我捎信说他们会接着雇用我，但是薪水要降。因为时世艰难。比他们开的工资少一半的活儿我都肯干。慢慢地，我最终从当铺把被子、毯子赎了回来，好过冬，我赎回了枕头，然后……有一天，我到保姆那里时，发现约翰尼不见了。劳里来过，把他带走了。我尖叫哀求，但是她说他是孩子的父亲，她不能拒绝把孩子交给他的父亲——我疯了，飞奔着穿过大街小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我病得厉害。我躺在床上，我不在乎，我觉得我要死了，十分欢迎死亡。我丢了诺罗夫斯基夫妇那边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他们这条路算是彻底堵上了。等我能起床后，我找了个保洁工作挨过难关，这下我不带孩子了，他们肯雇我。我攒够了钱，就去找律师。我问，我怎么才能把孩子抢回来？但是你的丈夫在哪儿呢？他问。我不知道，我回答。那叫我怎么帮你？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得登广告找他，他说。但是在哪儿登呢？我说。没有别的寻人方法了吗？有的，不过贵，他说。而我手头紧得很，我说。“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伸手在我身上到处乱摸，他说，很好，莫迪，如果想要我帮你的话，你知道该做什么。我拔腿就跑，拼命地跑出那办公室，从此再不敢走近任何一个律师。“而这段时间里，劳里带着约翰尼在英格兰西南部，和他当时的女人在一起。很久之后，当我再次见到约翰尼时，他说她待自己很好。他的父亲待他可不好，他父亲很快就又走人了，找了另一个女人，他永远不可能待在同一个女人身边。不，这个女人把他养大，而他不知道自己有母亲，他不知道我的事。直到最近他才晓得的，不过这个我下次再告诉你，下次。想想这些事，我就火冒三丈，心烦意乱，而我今晚本是想和你说好玩的事的，我喜欢回想的一段时光，一段不错的时光……”一个美好回忆莫迪走在商业大街上，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几顶帽子。那些帽子那么难看，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她走进店里，对正在做帽子的一个女人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帽子吗？那个女人回答，不知道，她是个寡妇，继承了一点遗产，就想自己做帽子卖。那，莫迪说，那你得学习如何做帽子，就像学擦地、学烤面包一样。我可以教你。她一开始有点恼火，但她倒还真想学。“我那一阵子常去她的店，她给我看她做了什么，我会让她把它全拆了，或者给她做一顶完整的帽子，我的技艺还没丢掉呢，现在也还在手上，这我知道。嗯，是的，我能从你的表情里看出你在想什么，你猜对了。没有，她没有付报酬给我。但是，你知道，这个活儿我喜欢极了。当然了，那不像在诺罗夫斯基夫妇那儿，不是伦敦西区，有了不起、真正的绫罗绸缎，只有些便宜货。尽管如此，我们两人一起，还是做出许多漂亮帽子，她因此小有名气。不久以后，因为做出了招牌，她把店卖了——但其实真正的招牌是我，而那可没写在哪份合同里，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一个美好回忆莫迪为汉默史密斯抒情剧院的一个女演员工作。她愿意忍受每天去一个小时回一个小时的路程，因为那个女人实在好脾气，总是哈哈笑着，总在说笑话。“她一个人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自己工作。啊，那些可怜的女演员们，她们的工作累得很。我会给她做好饭，到时候热热就能吃，或者一大盘好沙拉，把她壁炉里的火点上，回到家时想着她回到房里，看到一切安排得温馨妥当，该有多开心。有的时候，日场演出结束后，她会说，坐下吧，莫迪，和我一起吃饭，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可该怎么办。然后她会和我讲戏院里的事。她不是个明星，她是他们所谓的性格演员。嚯，她的确是有个性。然后她死了。死于什么？我难过得很，根本不想知道。猝死。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消息，她死了，突然就死了。于是我就没再回去了，尽管我其实还有两周的工钱没拿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么问，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理清她的经历，搞清楚时间。“什么时候？哦，是大战之后的事了。不是，是另外那场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莫迪口中一战就不是一场战争。她那时为约翰尼担心得要死，因为她觉得丈夫会去参军，这样一来约翰尼会上哪儿去呢？她到“部队去”，向他们打听，问他们知不知道一个叫劳里·福勒的人，他们说：可他是从英国哪个地区来的？“情急之下我顾不得了，双膝跪了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我就跪了下去，四周都是军官。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我哀求。他们很尴尬，也难怪。我痛哭流涕，眼泪流得哗哗的。他们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到时候通知你。“我每天都在等邮差上门，很久很久以后，来了一张卡片：我们未能找到劳伦斯·福勒。原因是，他不是在英格兰，而是在苏格兰参的军，因为那会儿他在苏格兰和一个女人同居，他要从她身边逃走。”喏，这就是这一个月去莫迪那儿的情形，写下来就是这些！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对自己说，我太累了，太累了，我去不了，但我还是去了，那个晚上是什么情形？我比往常迟了一个小时。我站在那摇摇欲坠的门外，笃笃地敲门，然后嘭嘭地捶门。楼上许多窗户里有人探头探脑。终于她开了门，站在那儿，整个一小泼妇，蓝眼睛里怒火熊熊。“你要干什么？”“我来看你啊。”她尖声叫道：“我没时间，拖着腿穿过这个走廊去拎煤，够糟的了。”我对她说——听到自己的话我也吃了一惊——“那见鬼去吧，莫迪。”然后我扭头就走，没有回头看一眼。我其实没有真正发火，就好像是在念剧本台词。那晚我也没觉得担心，拿这空余的时间好好地泡了一把澡。第二天，我刚敲了第二下她就开门了，说：“请进。”她侧过身子，别开那张苦着的脸。后来她说：“你不必把我的胡说八道当回事。”“我要当回事，莫迪，我当然要当回事。不管你说什么，我得认定

近，如果兄弟多的话总会有一个陪着同去。虽然听说那是由于住房紧张不得已而为之，但伸夫却希望自己家也变成那样。然而，伸夫家是父母弟弟在一起睡觉，伸夫跟姐姐在二楼睡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不愿接受这种就寝方式。父母堪称全家的顶梁柱，而且都是大人应该无所畏惧，所以根本无需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倒是出于守护孩子们的考虑，父亲跟自己和弟弟、母亲跟姐姐在一起睡觉才合适。“为什么爸爸和妈妈要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呢？”伸夫很想提出这个问题。他倒不是因为想歪了或为了嘲讽，而纯粹是为了从夜晚的恐怖中逃脱。但不知什么原因，伸夫无法说出口。虽然心里觉得奇怪，可到了跟前却支支吾吾，犹豫到最后只说声“好羡慕弟弟呀”就沉默不语了。如果问到“为什么沉默”他会穷于应答。这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和顾虑，只是隐约感到后面的话不该说出而已。尽管如此，伸夫仍曾一度跟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寝。客厅隔壁就是卧室，记不清是因为偶然钻进铺好的被窝自然睡着，还是因为自己卧室的蚊帐破了，他只在父母旁边睡过一夜。反正伸夫那天夜里睡在父母旁边，偶然醒来就听见有人在说话。也不知是在深夜还是在清晨，总之天还没亮确切无疑。他立刻明白那是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可详细内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他隐约记得母亲像是在诉说身体不适，父亲提议去哪里放松静养一段时间。伸夫没能忘记的是父母说悄悄话的奇妙感觉，虽然就在身边，却像来自天外一般甜蜜而柔和。伸夫以前从未听过父母这样说话。父亲柔声细气，简直不像男人的嗓音，而母亲则像是几分扭捏几分撒娇。伸夫一时感到身边说话的不是父母而是别的男女，闭住眼睛浑身紧绷。他就在那种状态中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父母依然以平常的嗓音进行平常的对话。然而，在伸夫的脑袋里却留下了深夜半睡半醒之间听到的男女对话声。对话内容并不清楚，只有语气的温柔感觉萦绕脑海挥之不去。那果真是父母的声音吗？会不会是在做梦？虽然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毫无疑问就是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另外，那次确实是在清晨。因为被尿憋醒去厕所时，房檐下的牵牛花正沐浴朝阳，所以毫无疑问。因为时间还早，伸夫突然改变主意想回到被窝里去，就拨开了父母卧室的隔扇门。正好母亲已经起来，于是伸夫猛地钻进了母亲的被窝。“好暖和！”伸夫喜欢在早上钻进父母的被窝。他为寻求母亲留下的体温刚刚钻进被窝，脚下就触到了冰凉如水的东西。“好凉！”伸夫嘟囔着缩回双脚，随即推开了被窝。这时，本应熟睡的父亲睁开了眼睛，正在更衣的母亲回过头来。“湿了嘛！”伸夫眼前的褥单有些皱皱皱巴巴，中间的位置还有一小片潮湿。伸夫一时以为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尿床了。“怎么搞的，还尿床？”伸夫欲言又止。父母根本不可能尿床，而且即使尿床也不可能只这么一小片。伸夫在一瞬间想到这些，但并不意味着他已醒悟到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不知何故，他感到不能再问下去。伸夫慌忙闭嘴，随即躺下盖上被子。他缩起双脚尽量不去碰那片潮湿。如果可能的话伸夫真想逃出被窝，可刚刚钻进来又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如果马上离开的话，“湿了”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伸夫为了表示他毫不介意，就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他在被窝里一直睁着眼睛，母亲已经脱掉睡衣换上了和服便装，而父亲依然若无其事地躺着。过了片刻，母亲拨开隔扇门出去，旋即拿着报纸进来放在父亲枕边。“伸夫，赶快起来！”就像被这呼唤声拯救，伸夫赶紧从有些腥臊味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十一说实在话，伸夫对父母已有性关系难以置信，他不认为在现实中父母发生过各种黄书中所描述的淫秽行为。然而，既然父母已经有了孩子，这毫无疑问就是那种行为的结果。以前伸夫曾被安井君问到姐弟几个，他在回答时感觉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即便这是事实，他也不愿想象父母之间曾经发生过性关系。然而，这毕竟是伸夫的一厢情愿。客观地考虑，既然父母都是普通人，理所当然会有正常的性关系。可是，与其说他不能坦率地接受这个事实，莫如说他根本不愿意这样想。当然，他对跟弟弟年龄隔了七岁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也曾问过此事。“其实还有一个，可是因为妈妈身体太弱就拿掉了。”母亲十分自然地回答，伸夫点了点头。不过仔细想来，那不就是人工流产，即黄书中经常出现的“堕胎”吗？由于自己的年龄跟弟弟隔了七岁，因此不能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也不能恪尽兄长的情分。想到从小就怀有的不满就是由此导致的结果，伸夫忽然悲伤起来。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母亲也做过书中所写那种令人羞臊不堪的手术。黄书中以“妇产科医院里哭泣的女人”为题，对接受手术的女性的实际状态进行了描述。即便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想必母亲也曾以那种姿势接受过手术。伸夫一想到黄书中描述的场面就呼吸急促起来。他想说“只有妈妈与众不同”，但实际上自己的年龄跟弟弟相隔七岁，而且母亲本人也如此说明，所以他没有理由予以否定。虽说此事与自身无关，但伸夫只是想想便感到脸上发热。“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伸夫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母亲实在可恨。“做这种事情还能算是妈妈吗？”伸夫不由得怒火中烧，连看到母亲的面孔都会心生反感。“爸爸也真是的！”他的激愤情绪又指向了父亲，骤然感到父母都是不够纯洁的人，甚至不想跟他们说话。可是，父母丝毫没有觉察到伸夫的情绪，照旧若无其事地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伸夫走下楼去，却见父亲正在悠然自得地喝茶看报纸。“怎么啦，不想吃饭吗？”听到母亲问话，伸夫一声不吭地走过餐桌旁进了厕所。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嘟囔：“真是个怪人呀！”母亲这样说就让伸夫更加反感了。“我才不怪呢！明明是自己做了奇怪的事情。”伸夫想这样说，可又觉得即使在众人面前说出来母亲也不会接受。而且，此话一旦说出，恐怕愤怒就会失去威力。愤怒毕竟也只是在伸夫自己的脑袋里发酵才能够成立。“妈妈根本不可能理解。”伸夫心里嘀咕着又沉默不语了。虽说如此，不过当时伸夫可能对母亲逆反心理过强，常因琐碎小事动怒发牢骚。稍稍争吵几句，一旦理屈词穷就干脆板着面孔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伸夫虽然也想与母亲和睦相处，可心底涌起的冲动却驱使他对抗母亲，感到体内就像翻腾着黏稠炽热的岩浆，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爆发。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但又克制不住。这倒也并非有什么理由，就像潜藏于体内的能量不可遏阻地点燃了怒火。爆发的目标大都是针对母亲。虽然这是因为母亲离自己最近，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是出于对母亲恃宠而骄的心理。总而言之，他觉得母亲的一切都令人愤怒、不可宽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例如，在相册里贴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虽说是出生于明治年间，可母亲的娘家却相当富裕，还供她上了札幌的女校。在照片中，她身穿据说是当时流行的黑色斗篷，精心编好的发辫垂在肩头，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一只手搭在扶手椅上。在另一张照片中，母亲就像个大正时期的摩登女郎，头戴白色贝雷帽，身穿白色裙装，手中拿着网球拍。与母亲相比，父亲却俨然一个穷学生。在所有的照片中，他要么穿着黑色的学生装，要么穿着脏兮兮的睡衣。姨母了解母亲的年轻时代，她看着相册向伸夫介绍：“你妈那会儿可是个大红人儿哦！”虽然姨母这样说，可伸夫却还是搞不明白。从大正时代起就穿得这么时髦，想必一定引人注目，但说到怎么走红他却无从想象。“因为她皮肤白、眼睛大嘛！大家都叫她‘好美姑娘、好美姑娘’。”“那、她交游很广吧？”“虽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还是有很多喜欢她的人哦！”“后来呢……”“后来的事情最好直接去问你妈啦！”姨母开玩笑似的笑了，伸夫却不由得郁闷起来。自己的母亲年轻时美貌出众、受到男人们追捧，听到这话感觉倒也不坏，自己也是男孩，所以希望母亲永远美丽。但是，一想到母亲跟其他男人也很亲密，伸夫就高兴不起来，并突然觉得母亲太随便，就连在当时十分别致的名字“好美”都令他厌烦。“这张照片挺漂亮的吧？”姨母说的是母亲左手臂上搭着那件斗篷、右手扶着立柱的照片。如果说漂亮也确实漂亮，但对于伸夫来说母亲就是母亲，不愿把她想象成一个吸引男人目光的女人。“因为你爸太老实啦！”“那不挺好吗？”伸夫突然想为父亲辩护，并感到穷得从夏到冬只穿一件立领制服的父亲更加亲近。“我觉得我爸特棒！”“所以你妈就跟他结婚了吧？”这么一说伸夫又搞不懂了。实际上他无意了解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对于男孩来说，自己的父母怎样相识并非愉快的话题。姐姐倒是满不在乎，总想听那种事情。伸夫却实在搞不明白姐姐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因为爱做梦或爱浪漫。但尽管如此，连自己父母的事情都想刨根问底可就太不知趣了。那种事情只是听听就会羞臊不已，如果刨根问底的话，恐怕连自己出生的事情都会变得历历在目了。伸夫做出已经厌烦的样子，把目光从相册上挪开并站起身来。不过，与其说是已经厌烦莫如说只是心情变得沉重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实在不想知道父母的秘密。父母永远是父亲与母亲，而不能是男人与女人。一张照片一段对话乃至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父亲与母亲。然而，那似乎只是一个少年不想面对现实的天真愿望。在半夜偶然听到难以置信的温柔对话，清晨钻进被窝发现褥单潮湿，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相差七岁的事实，还有时髦的母亲和朴实的父亲的照片，刨根问底都会牵扯到男女秘事。伸夫还不想直面这种现实，只希望父母是与性无缘的透明存在。然而，自己心中与日俱增的、对性的好奇心却不许他继续天真。虽然他在大脑中要求父母既单纯又透明，可暴走的身体却打碎了天真的梦想。在这种矛盾的状态当中，焦躁的伸夫对自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态度粗鲁感到惊讶不已。十二伸夫虽然对性的关注有增无减，但并非仅仅沉迷于这种事情。当然，以自慰为中心的性遐想已扎根于生活之中无法割舍，但沉迷于其中的时间并不很长，每天顶多一小时，有时即使加上阅读色情书籍也就是两小时左右。其他大半时间都耗费在校内活动和户外游戏当中。一旦走出家门在灿烂阳光下见到同学，性的世界就急速远去，他也会回到快乐玩耍的普通少年。那个时期伸夫特别热衷于滑雪。所幸他家就在札幌西区的山边，步行到滑雪场只需十分钟，即使爬到稍陡的中级雪道也就用二三十分钟。滑雪场可以说就像自家庭院，周六周日自不必说，即使在平日也能去滑雪。从学校到家的距离远达三公里，放学后步行到家早则三点钟，有时就过四点了。在天短的冬季，虽然暮色已开始降临，他也照样扛起滑雪板出门。即使在阴天周围一片昏沉时，雪道仍因反光而发亮。滑雪的人已寥寥无几，剩下的人也都随着天色渐黑走光了。而伸夫却仍然继续滑雪，直到市区华灯初上、看不清坡边的沟壑为止。伸夫上初三时每天早上去学校前就要先滑一阵，放学回家后还要去滑。当时，伸夫家的附近有家名叫“佐藤”的理发店，店主的长子“武师傅”是梳扎日式发髻的高手，还曾获得过全国锦标赛亚军。他平时少言寡语，给伸夫理发时一声不吭，在冬季期间不太来店上班。伸夫崇拜这位武师傅，偶尔在滑雪场相遇，对他滑雪时的华丽身姿看得入迷。伸夫心想，即使赶不上武师傅，也要通过全运会的札幌区预赛让大家刮目相看。可是，这个愿望在上高中的同时完全破灭了。其原因之一就是上高二时施行了学区改制变为男女同校，伸夫对一位同班女生萌生了爱意。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上高三时开始忙于高考复习。不过，他在上高一时确实对滑雪十分着迷。在雪后初晴的星期天或光线渐暗的平日下午，当他登上坡顶向下滑行时，脑袋里就不会有丝毫的性遐想。这时，那个双目充血地看着黄书沉湎于自慰行为的少年就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当时的伸夫体内确实存在着两个少年：一个在以滑雪运动宣泄全身能量，而另一个则关在自己房间里浑身燥热地沉浸在淫亵的遐想当中。虽然后面那个少年出现的时间要短得多，却并不能因此而予以轻视。莫如说正因为时间较短，其浓度更加根深蒂固。不过，热衷于滑雪的少年与性意识萌发的少年并非没有相互关联的时候。在初三那年的寒假中，他曾跟朋友樱田君去滑雪用品店“山崎”打工。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安稳下来，在繁华区已有两三家体育运动用品专店开张。虽然“山崎”与之相比是新开张的小店，但因为能与自己酷爱的滑雪运动近距离接触，所以伸夫就去那里应聘打工了。不过，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所谓“山崎滑雪用品店”与纯粹的体育运动用品专店稍有不同。首先，这家店位于站前大街的南端，来往行人不是很多。当然，这里毕竟还是在薄野区内，所以还算比较热闹。但基本上也是从傍晚开始，而且多数都是在酒吧和舞厅上班的人。店主是个三十五岁的微胖男子，据说是因为胞兄就在隔壁经营杂货店而在此开店，可他对生意并不十分热心。店内是三十三平方米的狭长水泥地板间，虽然号称滑雪用品专店，却只在门口两侧立着二三十条滑雪板，而且其中一半都属于妇女儿童专用。一般说来，此类商店总会有滑雪运动选手出入，可在这里却完全看不到，来往的都是身穿夹克衫貌似经纪人的男子。从店内中段到里面是兼做安装金属件和滑雪板边刃的操作间，而老板总是坐在中段简易火炉前的圆椅上朝店外观望。晴天时的周六周日暂且不说，在下雪的平日里几乎没有顾客，因此伸夫和朋友为了排遣无聊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可是，老板却显得无忧无虑，就坐在炉前烘烤着裆胯，偶尔跟顺路进店不明来历的男人们谈笑风生。这位老板依然叉开双腿，用手隔着裤子咯吱咯吱地挠着裆胯。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即使面前有顾客也满不在乎。所以，他的裤子前面总是有些发亮。“那家伙是得了阴虱病。”伸夫和樱田君在背地里说坏话，可店主本人却根本不当回事，照旧叉开腿面朝店门口坐着。由于商店位置的关系，到了傍晚就会有住在附近的陪酒女郎经过门前，老板看到熟悉的面孔就快活地打招呼并相互调侃。看样子因为在当地长大，他的面子相当广。伸夫曾经见过老板的太太，某天傍晚她独自一人走进门来。伸夫以为她是普通顾客就说了声“欢迎光临”，可太太一声不吭径直朝坐在里边的老板面前走去。伸夫惊诧不已，太太跟老板吵了两三句就出门走了。“这老婆子真烦人！”伸夫听到老板嘟囔才知道那女人是他太太，可他在老板太太走了之后还盯着门口。她是不是来抗议老板在外边搞女人呢？少年伸夫费尽心思也就能想到这一步。但是，老板太太那头巾下紧咬嘴唇强忍愤怒的苍白面孔令他久久难忘。老板怎么忍心让那么漂亮的人悲伤呢？伸夫忽然对态度傲慢的老板感到无法容忍。可是，老板却照旧满不在乎地一边烘烤裆胯一边拔鼻毛。女人再怎么漂亮都会被厌倦和嫌弃吗？在半年前，伸夫曾听母亲说起过邻居年轻夫妻的事情。那对夫妻姓高田，丈夫在电气公司工作，最近在外面另有新欢就不回家了。发展到这一步会有怎样的过程？伸夫虽然无从推测，但只是听了母亲说的情况，就觉得不能容忍那位高田叔叔。高田阿姨伸夫也认识，身材高大并不太漂亮。可是，那位阿姨毫无疑问是个女人，所以应该拥有那种书中所写的淫猥而富有魅力的阴部。既然叔叔能够随意地接触那个部位，他怎么还会厌倦呢？既然他能随意做那种事情，有家不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太可惜了……”伸夫曾经这样想过，如果给了

是做吃做喝。我跟我二叔学的拉胡琴儿。您知道燕守平注203吗？京胡高手，全国第一把。燕守平拉胡琴，我二叔给伴二胡。后来“文化大革命”，我拉过全本的《沙家浜》，因为我们房管局有《沙家浜》剧组。《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有《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玩儿呗也是。定：您祖父后来一直跟您家生活？何：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我父亲养着。我父亲是80多岁去世的。定：您妈妈是旗人吗？何：旗人哪！端方您知道吗？他们大排行，端五爷，端方行五，我太姥爷行二，端锦是行六。我妈管端方叫叔爷。端方、端锦俩人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镇压去了。端方像定：对呀，后来端方给杀了，端锦也给杀了。何：一块儿就义。要说老姓啊，是托克忒氏，要说汉姓啊，简姓陶。定：其实端方才冤呢，这人其实特进步。何：我妈结婚的时候，连五太太全来了。我姥爷管端方应该叫五叔。这是我太姥爷啊，我姥爷呢，叫荣连，到我母亲呢，就叫秀珍了，都指名为姓。他们的后人就没有联系。后来我母亲拿着毕业证书出去找不着工作，就因为叫秀珍，就这个是旗人，不给。后来怎么办呢？也没有姓，说我老太太娘家老姓姓王，干脆咱们就姓王得了，就这么指东说西，就姓了个王。定：荣连是干吗的？何：吃喝玩乐。我就听说呀，小时候没少挨打，后妈，就说他出去啊，跟人一块儿斗蛐蛐儿，回来啊磕膝盖上边有土，肯定是老师罚跪来的，有土，哎哟，这就一顿打。本身他也好玩儿。那会儿为什么怀塔布注204跟他们熟啊？我姥爷那会儿给他挎刀，当什么呢？当噶什哈。噶什，您知道吗？我给您写，一般俗念就念郭什。给怀大人呢，就当郭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哪，他不学无术，会什么呢？玩马。定：玩马？这马怎么玩儿啊？何：他那马骑的，邪行了。说有一次也不是谁啊，蒙古的，给皇上进贡，进了一匹烈马，这烈马给了谁呢？给了怀塔布了，这马啊，没人降得住，谁打算上去啊，没门儿，还没到那儿呢，这马“乓”一踢就给踢跑了。有人就说了，说荣连，你不是会骑吗，你看看怎么样。他说我试试，也不知是怎么着，他就冲这马比画比画吧，一不注意，“咵”地一下，上去了。这马直撂蹦儿，可是怎么蹦，他始终就摔不下来。说行，管理人说配上鞍子，他说我带它遛遛去吧，配好鞍子。他不是住东厂吗，出来，从美术馆，再往东，东四，朝阳门，朝阳门外神路街，那儿有个庙嘛。定：东岳庙。何：快到东岳庙了，这马坏呀，突然就撒起欢来，吔——就快，照着一个旗杆哪，拿那肚子就往上一贴，我姥爷就往上一吊，一吊，“咵”，行了，没事儿，那马啊，一下，就老实了。就把马拉回去了。我听我姥爷说，那时候天哪，正冷，怀大人瞧着，我姥爷把那马拴到马桩上了，把衣服往腰里一系，把小辫往脖子上一绕，拿马鞭子就一边打一边骂呀，把那马打得“咴咴咴，哟哟哟——”一下就打过来了，打那儿起，那马，特好使了。定：那他是有能耐呀，你们说人家好吃懒做。何：那他这是玩儿呀，也是跟着八旗子弟一块儿出去玩儿。有玩蛐蛐儿的，那一块儿玩儿去。有玩鹦鹉的，有架鹰的。这是玩马的。当初那会儿，他文化素养不是不行么，说在家逛荡不行啊，端方出头跟怀塔布嘀咕着，说让他挎刀，这么着就当郭什。可是一到辛亥革命呢，就吹啦。定：也不能再玩儿马了。何：玩儿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啦。后来听说是出去做买卖，死在外头了。定：哎哟，他几个孩子啊？何：一共是3个孩子。我一个大舅，一个二舅，还一个是我妈。那大舅啊，4岁的时候就死了。大舅怎么死的？他小时候淘气，扛着一个浆秆儿，扛枪似的。定：什么秆儿？何：就是秫秸秆儿，玉米秆儿。看那边拴一匹马，他拿那个秆儿捅马屁股去了。那马一扭屁股，“叭”这么一踢，就把他踢昏了，昏了以后就发高烧，死了。听说呀，事先都有预兆。他小名叫七一儿，奶奶婆呀，71岁的时候有的他，他的奶奶，就是他的祖母，71岁的时候生的他，那会儿他都吃上钱粮俸米了。他说话有点儿咬舌儿，要盛饭吧，跟我姥姥说：“奶奶，盛得满满的”，管我姥姥叫奶奶，旗人不是叫奶奶么，说干吗盛那么满呢，吃完再盛，“嗨，没日子吃了。”他老说这话，就是出这事之前。后来死了给我姥姥哭的。后来好些人还给她做工作，有个尼姑，说：“你别哭他啦，上辈子你该他的，他坑你来了。”慢慢慢慢地把这事给放开了。后来之后又有了我舅舅。我舅舅1956年死的，高血压，他属猪的。他也赶上吃钱粮俸米了。定：你妈妈后来还行？何：老太太喜欢唱单弦。为什么我也喜欢唱啊，就是受我母亲影响。我母亲还能唱京剧，1958年不是群英会么，我母亲是积极分子啊，北京饭店请客吃饭，她上台演出，唱《四郎探母》。定：唱公主？何：唱老生。好像说，这满族人的家庭，爱学习的多。定：比较讲究精神追求。(笑)何：我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纳闷儿。你看我那几个弟弟什么的，他们不会，像我们家那些工尺谱什么的，他们都不会。我奶奶就说，我那几个弟弟啊，他们哪个都不着调。我奶奶管他们叫什么呢，管他们叫土鳖。定：您几个弟弟？何：我3个弟弟呢，还有一个小妹妹。我老爱打听事，他们这些人，他们不打听事。连我婶她们娘家的事，他们自己不知道，都上我这儿问来：“我们老家是怎么回事儿？”我说听我婶儿说，她娘家是干什么的？她娘家是保皇粮的，运粮河上，保镖的，镖行，白粮金家。定：他们是汉人还是旗人？何：回人。定：他们老家在哪儿？何：通州啊。一说白粮，白粮就等于是皇粮。老百姓的粮也不是叫军粮还是什么粮。白粮金家他们姓金啊，都是练武的，练刀练枪。他们家那姥爷练的功夫叫“云中踏”，夜里12点的时候，估计这人都有病，夜里12点才开始练呢，蹲得挺好，弯着腰，蹲裆骑马式，拿手，就慢慢慢慢轻捞，捞到什么时候？你听着，这水能响了，这功就出来了。定：这都什么啊，神了吧唧的。何：您就当故事听。那老太太什么都跟我说，她娘家的事也跟我说。他们家一个特点，就是男性活的岁数都挺短，练武出身么，练过了力了。我那婶儿死的时候68岁，她是属鸡的，比我母亲小3岁，今年要活着得九十五了吧。定：他们怎么娶一回民呢？何：那会儿呀，我叔呀不是会摔跤还爱拉胡琴么，正好我婶她那姐夫就是摔跤拉胡琴，这么着，说干脆我把我小姨子说给你吧。定：他们那生活习惯能一样吗？何：生活习惯就随他们家了。所以我跟一般回民要侃起山来，我比回民还回民。定：您那婶也按时上清真寺什么的？何：她不去。反正她挺虔诚的。家里有什么事，乜贴事，上礼拜寺。后来搬到城里头来住宽街，上东四清真寺。

3.北京人及其他

与老北京人谈天，常提到旧日京城有“八大宅门”，但我迄今未听到谁能把这八家说全。反正有两家是必提的，一个是金鱼胡同那家，一个是秦老胡同增家。而其中的金鱼胡同那家，尤其是旧日“大宅门”的代表。

“那”不是代词，是姓，读nā音。那家，指的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邸。那桐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注205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注206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它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和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可称一时之盛。这一切都使那家花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注207

那桐的行迹在清代官书文献中记载甚详，即使私人生活甚至逸闻野史，也有诸多材料出版，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成败一概不作评价。我在这里，就像前面对清朝皇族子弟一样，是将他和他的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展示的。我关心的是处于这个既不同于汉族官僚，也不同于八旗外廷文武官员的、独特的内务府旗人圈子中的人，以及他们这个圈子形成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就是经过这百年大起大落的兴衰之后，他们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旧日荣华所具有的记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凭借通婚建立起的极其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中又尤以他们与王府之间的婚姻最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互通姻娅，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组合的重要方式。细察内务府世家的婚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网络保存及伸展相互间的势力，是政治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如这篇口述提到的那桐两个女儿与一个孙女分别嫁给庆王奕劻两子一孙的姐妹嫁兄弟与“姑做婆”婚姻，以及一个口述中提到的索家姐妹分别嫁与醇亲王(光绪之弟、宣统之叔)府载涛、载洵兄弟家的婚姻等等，都提示我们内务府臣僚与皇室王公间存在的“主子”与“奴才”特殊的紧密关系，亦可见形成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圈具有的特别狭小的特点。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展示的，一是身处其中的家族中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张寿蓉说“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就是一语中的的一例。二是我做口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倾覆并且势力不再的时候婚姻网的仍然延续，这既表现了他们这个家族与社会圈子相对于政治的变迁要较为滞后和紧密，也表明了他们虽屡经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这些长着世故的眼睛、一身肌肉梆硬的农场小伙子，扭摆着身体，还打着响指。赫斯顿唱着歌来伴舞。两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路过，她们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些跳舞的女人。其中一个留着怪异发式的女人问小女孩能不能借一下车子。后来又有一个也提出了要求。她们沿中央大街骑着车子，根本不管风如何吹动她们的印花长裙或者用力蹬踏板时胸脯如何显得鼓胀。一个在下坡时把脚架到了车把上。另一个骑在车把上，布鲁德则在她身后骑在车座上。还有一个穿着世上最短的粉色短裤，两臂抱在胸前，坐在一条板凳上。她那样子像是喝醉了。她们都喝醉了吗？小伙子们都笑着。安娜和凯特端着盘子走到索恩花园的边上。“哪一个？”安娜悄声问。“那边那个，”凯特说，“就是那个穿着破布的。”“那是件露背背心。”安娜说。“露背背心？依我看像是运动背心。”“她就是跟K.D.厮混的那个？”“对。”“我认识那个。她来过我店里。另外那两个是谁？”“我闹不清。”“瞧。比莉·狄利亚过去了。”“自然啦。”“噢，得了，凯特。别管比莉了。”她们用勺子把土豆色拉放进嘴里。在她们身后，爱丽丝·普立安走过来，边走嘴里还边咕哝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嘿，爱丽丝大婶。”凯特喊了一声。“你们长这么大可见过这样的场面？我打赌你们没法在这整群人中看到一个乳罩。”爱丽丝在风中按住帽顶，“你们干吗都笑啊？我看不出这里边有丝毫可笑之处。”“没有，当然没有。”凯特说。“这可是婚礼，记得吗？”“你说得对，爱丽丝大婶。我说过你没错。”“你们怎么会喜欢有人在你们的婚礼上跳这种恶心的舞呢？”爱丽丝明亮的黑眼睛端详着安娜的头发。凯特表示同意地点着头，同时紧抿起嘴唇，微笑再休想挤出来。安娜在这位严厉的牧师太太面前竭力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心想：亲爱的耶稣，我要是嫁给理查德，绝不会在这镇子里待上一小时。“我要去叫牧师来亲自制止这个。”爱丽丝说，随后便坚定地朝索恩家走去。安娜和凯特等了很久才放声笑出来。安娜心想，不说别的，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挽救了这一天。没有什么比别人的罪孽更能用来消遣了。年轻人错了。是她皱起的眉头。说到这个，理查德到底跑到哪儿去了？理查德·米斯纳跪在地上，为他的火气和处置不当而气恼。他经惯了坎坷，善于应对不和，却无法缓解他当前的愤怒及看似的根源。他热爱上帝到了痛苦的地步，尽管这同一种爱有时使他大声笑出来。他深深地尊重他的同事。他们几世纪来恪尽职守。布道，呼喊，舞蹈，歌唱，吸收，争论，劝说，请求，命令。在一片发动了反对他们和他们群体的无休止战争的土地上，他们的热情像熔岩一样，要么燃烧，要么积郁。一场目标或奖赏都不光彩的胆怯的战争；一场靠胜利者的怯懦和谎言才得以维持的无原则的战争。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印刷品中，他和他的兄弟们始终是喜剧的核心，是那柄假刀选定的后背。他们遭到死囚的咒骂，还受到皮条客的嘲弄，甚至像守财奴似的抱怨教堂的捐款盘。不过，经过这一切，即使圣灵似乎正在溜走，只要必要，他们会用牙咬住不放；只要需要，他们会用双手死死攥住。他们奉上圣灵，送到等着遭诅咒的房子里，到白人教众跑光了的教堂里，到有被子的帐篷里，到深谷和空地上的原木堆里，在唯恐律法看到、只靠月光照明的斗室中低声祷念它。在树后和茅屋中为它祈祷，他们的声音在狂吼的大风中益发勇敢无畏。从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到店面，从朝圣的洗礼教徒到废弃的电影院；穿着锃亮的皮鞋或破旧的靴子，坐进残破的汽车或林肯大陆轿车，吃得丰盛或营养不良，他们都要让他们的灯火低低地摇动，或像流星般闪亮，把岁月的黑暗穿透。他们把白人的唾沫从黑孩子的脸上抹掉，把陌生人藏起来不让武装分子和警察抓走，传递起救生的信息比报纸还快、比收音机还好。他们在病床上留意着眼睛和嘴巴里的死亡气息。他们在引导孕育着生命的女儿走向婚礼之前，把哭泣的母亲的头按在他们的肩头。他们为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落泪，与地方行政官讲理。激起全体教众的尖叫。欣喜若狂。坚信不移。你难道不知道，死就是生；你难道不知道，每一条生命都是神圣的；你难道不知道，都在他的目光里。尽管他们被邪恶的景象震惊，可还是熟悉它那嘴脸。然而，真正的奇迹在于上帝的仁慈所采取的惊人的外形和实质：受迫害时的福音；人们被禁止参与竞争的巧胜；那些不让靴子践踏在自己身上的人们——那些使约伯（《圣经》人物，历经磨难仍坚信上帝，故英语中有“即使以约伯的耐心也无法忍受”的俗语。）的耐心看起来像不安的人们的凛然正义。满目破败时依旧优美。理查德·米斯纳深知这一切。不过，无论他的知识和尊严多么完整无缺，此时他内心的震颤都是控制不住的。普立安用手指捅开了一层薄膜，里面包着对复仇的强烈饥渴，一种他需要理解以获得缓解的饥渴。时代终于对他产生影响了吗？在马丁·路德·金遇害之后升起的孤凄，潮涌似的缓缓爬上来的孤凄，如今正在冲刷着他吗？或者，是眼巴巴地看着一个讨厌的总统迟到的降尊纡贵造成的灾难吗？是那漫长、不明智的战争侵染了他吗？表现得如同一种蛰伏的病毒刚刚苏醒，如今却又要残破地收场吗？和他同在高中橄榄球队的所有人都死在战争中了。十一个魁梧的小伙子啊。他们都是他佩服的人，他向往像他们那样。他现在是不是笑话他们无益的死亡？那是这刚刚冒出头的对暴力的饥渴的根源吗？或者，是鲁比的原因吗？是有关这座镇子、这些人的什么事激怒了他？他们与其他居民区的人只在两处地方有所不同：美丽和隔绝。他们人人都很俊美，有些人更是英俊超群。除去三四个人以外，他们的肤色都黑得像煤，身材健美，眼神让人琢磨不透。所有的人对外界都保持着一种冷冰冰的怀疑态度。在其他方面，他们则和一切小型黑人居民区的人相似：自我保护，热爱上帝，节俭但不吝啬。他们既储蓄也消费；喜欢把钱存在银行，也喜欢好东西。他刚来的时候，以为他们的弱点很普通，他们的不和很正常。他们为邻居的成就感到欣喜，欢笑着嘲弄懒惰和松懈。或者说过去如此吧。如今呢，似乎他们原先对陌生人冰冷的谨慎，越来越经常地用在彼此之间了。这是他的贡献吗？他不得不承认，没有他在这里，也许不会有争论，不会有画出的那个拳头，不会有关于大炉灶上磨掉的文字的吵嚷。不会有对他召集十几个年轻人开的会议的警告。当然也不会有商人间公开的敌对，更不消说身体上的对抗了。而且绝对不会有逃跑的人。不会有喝酒的事。米斯纳即使看到了他在镇子解体中的作用，仍然不满意。为什么这样顽固、这样恶毒地反对在黑人事务中维护权利，扩展作用呢？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最懂得纯粹意志的必要性，勇气和忠贞获得的奖励。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最理解被扭曲的权力的机制。是吧？他们一次又一次毫无挑动意味地从他们的故事包里掏出先辈的事，他们祖辈和曾祖辈的事，他们父亲和母亲的事。危险的对峙，机灵的躲闪。忍耐性、智慧、技巧和力量的证明。交好运和遭凌辱的故事。可是为什么没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可讲呢？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他们闭口不谈。没什么可说的，继续向前。仿佛往昔的英勇事迹已经足够让他们依靠着走进将来。仿佛，他们想要的是复制品而不是孩子。米斯纳跪在那儿希望能求得答案。他的问题清单并没有扩展。因此他仍做着他做惯了的事情：恳求他在他晚些时候满心激动地出席婚礼招待会时，陪伴着自己。有了他的陪伴，他的怒气平息了。他离开教区牧师住所踏上中央大街时，能够听到他的陪伴者的轻微呼吸声，但没有一句忠告或安慰的话。他正走过哈珀药房时，看到大炉灶近旁聚集了一群人。从人群中爆出一声加大油门的引擎吼叫声，同时冲出一辆凯迪拉克。转眼之间，汽车掠过他身边，他在乘车人当中认出了两个是女修道院的妇女。等他走到摩根家的院子里，那群人已经散了。喝糖水的孩子正跌跌绊绊地和斯图亚特的牧羊犬赛跑。大炉灶那儿没人了。他迈进索恩和迪克宅子的那一刻，当即看出人们个个都喜气洋洋。米努斯走上前来拥抱他。普立安、阿诺德和迪克打断了他们的深谈，同他握手。加里两口子在唱二重唱，背后是一支合唱队。因此，看到杰夫·弗利特伍德与几个星期前他拔枪相向的人——刚刚完成婚礼的新郎，一起开怀大笑，他毫不吃惊。只有新娘看上去有点别别扭扭的。凯迪拉克车里的沉默并非尴尬。车里的人谁也没有对那些穿西服套装的男人有过高期望，所以她们被迫离开那地方时，并不感到意外。“把自行车还给这些小女孩。”一个人说。“离开这儿吧。”另一个说，满嘴嚼着烟。曾经笑着给她们加油的小伙子们一语不发地遵从命令走开了。只有一个七英尺高的人看了一眼，摇了下头。她们对这样解散都没有生气——也许有轻微的流露，但并不明显。开车的女人从未见过一个压着怒气不发作的男人。坐在前排乘客座上的人认为，她那令人生厌的性感形象大概刺激别人把她想到歪道上去了。第三个人真的很是开心了一番，她坐在后座上心想，虽说她知道生气是什么样子，却不知道生气会有什么感受。她一向遵命行事，所以当那男人说“还给这些小女孩”时，她面带微笑地还了自行车。第四个乘客对遭到驱逐倒是心怀感激。这是她到女修道院的第二天，也是没和任何人开口讲话的第三天，除去今天一个叫比莉什么的姑娘过来站到她身边的时候。“你没事吧？”她身穿一件贝粉色长裙，头上没戴显眼的帽子，而是插着一朵小黄玫瑰，“帕拉斯？你没事吧？”她点了点头，克制着不要发抖。“你在那边会很安全的，不过我会过去看看你是不是需要什么，好吧？”“好的。”帕拉斯低声说，随后又道了声“谢谢”。就是这样。她微微张开嘴唇，说了两个字，没有流进黑水来。她仍然感到彻骨的寒冷，但黑暗的潮水已经退去了。就这一时吧。当然，在夜间又会回来的，她也会重新泡进里边——尽量不去想是什么东西在脖颈下面游动。她注意的是水面，以及舔着水边的手电筒光，然后便越过黑色的闪光向远处潜去。希望，希望在下面触到她的东西是乖乖的小金鱼，就像她五岁时父亲买给她的那样。要么是色彩艳丽的热带虹鳝，天使鱼。可千万别是鳄鱼或蛇。这是一座湖，可不是什么沼泽地或者圣地亚哥动物园的水族馆。漂过这片水，耳语比他们的呼唤更近。“这儿，小姑娘，这儿，小姑娘。小猫，小猫，小猫”，听着很远；可是，“把手电筒给我，不要脸。那是她吧，让她去吧，说不定会淹死呢，没法子”，这些话溜进了她耳后的皮肤。帕拉斯瞪着车窗外那么平稳的天空，那么毫无特色的景色，几乎觉不出自己是在一辆行驶着的汽车里。吉姬嚼着的泡泡糖气味和她喷出的香烟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这儿，小姑娘。这儿。”帕拉斯以前曾听过这样的叫法。那是很久以前她度过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在自动扶梯上。上个圣诞节。话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说的，此时她能够在脑海中回想起的细节比初次见那女人时更多了。她头顶的头发用一个红色的塑料发夹夹起，原先应该是向后梳的蓬松的小发束，或者，如果再长上两三英寸，就会是发卷。事实上两者都不是，只是由小女孩用的发夹扣住的一束头发。另有两个发卡，一个黄色，一个氖紫色，把两股指头粗的发丝束在两边的太阳穴处。她黑黑的光滑面孔颇值得夸耀，两颊上圆饼干大的猩红色胭脂完全是见所未见的，品红色的唇膏弯弯地勾到嘴唇之外，黑色眉笔描出的眉梢指向颧骨。她佩戴的其他饰品都是炫目又叮当作响的：白色塑料耳环，铜手镯，喉部的彩色珠子，以及许多别的来自她随身携带的袋子的东西，那是两个BOAC手提袋和一个香烟盒形状的金属丝编织袋。她身上穿着白色的纯棉露背背心和红色小短裙。她那双短腿上套的长筒袜是肉桂色的，让人觉得和黑人妇女的腿很匹配。她穿着高跟鞋跑动起来真是一道景观。她胳膊内侧的皮肤和小而坚实的腹部暗示她大概四十岁，但说她是五十或二十岁也未尝不可。她在上升的自动扶梯上跳的舞，她那摆动的臀部、摇晃的头部，让人想起过去时代灯光黯淡的双人房间里的慢步，而不是一九七四年的电子音乐舞步。她可以在世界各地给牙齿镶金：牙买加的金斯敦，密西西比州的克里斯蒂安隘口，亚的斯亚贝巴或者华沙。令人晕眩的金光成了她微笑时的特征，给人一种严肃的印象，而这正和她的服饰给人的印象相反。大多数人的目光都从她身上移开——低头看着脚下移动的金属楼梯，或者打量着把百货公司点缀得五彩缤纷的圣诞节装饰。加利福尼亚的圣诞节本来就是一年中的一大乐事，而这一次看得出更是非比寻常。天空灿烂，热气翻卷着人造雪，堆积到绿金两色和粉银两色的花环上。帕拉斯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勉强没有在向下移动的扶梯上滑倒。她不明白这个搽胭脂、镶金牙的女人何以让自己如此神魂颠倒。她们完全是两路人。帕拉斯耳垂上吊着的是十八克拉的钻石耳环，脚上的靴子是手工制作的，牛仔裤是名牌，皮带上的咬扣是制作精细的银饰。帕拉斯有点惊慌地磕磕绊绊下了自动扶梯，她奔向大门，门外卡洛斯在等她。那个反叛的女人唱歌般的声音伴随着充满商店的圣诞颂歌传出来：“这个小姑娘。想要小姑娘，小姑娘啊。”“玛——维——斯！”玛维斯不愿看她。吉姬总是要丑化她的名字，把声音拖长，就像她那黏糊糊的泡泡糖扯成的一根丝。“你就不能一小时超过十英里吗？好人！”“这辆车该换新的风扇皮带了。我不会超过四十英里的。”玛维斯说。“十。四十。简直像走路了。”吉姬叹着气说。“也许我该在这儿把车停下，让你看看走路是什么样子。愿意我这么做吗？”“别拿我寻开心了。把我拉到那个懒汉那儿……你刚才看到那家伙了吗，西尼（“西尼卡”的昵称。）？米努斯。就是和我们在一起时吐了自己一身的那个人。”西尼卡点点头。“不过，他没说什么有意思的话。”“他也没阻拦他们。”吉姬说，“吐了那么多，我把那脏东西擦净了。”“康妮说他可以留下来的。我们都参与了清洁工作，”玛维斯说，“不止你一个。而且没人拖着你。你不一定非去不可。”“他有震颤性谵妄症，会高声叫嚷的。”“关上你那边的窗户，行吗，玛维斯？”西尼卡说。“后座那儿风太大吗？”“她又发抖了。我想她觉得冷。”“现在是三十二度呢！她到底怎么了？”吉姬瞥了一眼那发抖的姑娘。“我要不要把车停下来？”玛维斯问道，“她可能又要吐了。”“不，别停车。我来搂住她好了。”西尼卡把帕拉斯搂在怀里，抚摩着她起了鸡皮疙瘩的双臂，“也许她晕车了。我原以为这次婚庆活动会给她提提神呢。看来反倒更糟了。”“那座该死的蠢镇子让谁都作呕。我没法相信那就是他们所说的婚庆活动。高声叫嚷的竟然是圣歌！”吉姬大笑着。“那是婚礼集会，不是迪斯科舞会。”玛维斯擦着脖子上的汗珠，“再说，你只是想再见见你那可爱的小伙子。”“那个傻瓜？”“对。就是他。”玛维斯笑着答道，“如今他结了婚，你想要他回来。”“要是我想要他回来，就能让他回来。我想要的是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你已经这么说了四年了——对吧，西尼？”吉姬张开嘴，但没有说话。是四年吗？她觉得是两年。但至少有两年是用来与那讨厌鬼K.D.厮混了。她让他和自己保持那么长时间的关系，是因为他许诺过要赚够钱把她带走吗？要不就是有别的承诺让她待在那儿？就像树木要在冷水附近滋长。“是啊，唉，我现在算是讲现实了。”她告诉玛维斯，而且

也俛首焉，又风俗之一变也。”《太仓风俗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士大夫为时局所迫，“杜门谦退，苦身自约，渐不为闾巷所尊矣。”引自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5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0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另一个这种异想天开的阴谋的例子涉及到祁彪佳的两个儿子：祁班孙与祁理孙。他们俩皆因收藏珍本书籍和参加无休止的聚会而闻名遐迩。“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35页。大约是在1660年，这两位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个名叫魏耕的冒险家相遇了。此人是杭州湾南岸慈谿县的一个布衣，在安徽北部建立了一个称为亳社的秘密团体，并暗中散布说，他打算将该地所有的明朝忠臣重新联合在一面旗帜下。祁氏两兄弟兴奋地将他邀至他们的田庄。然而魏耕只有在其欲望得到满足时才会显得愉快、有礼，兄弟俩也就只好用美酒、妓女和剑谱取悦于这位亡命之徒。他们对此甚感厌恶，但为“忠义”之故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最后，到1662年，清政府将魏耕列入通缉名单，兄弟俩也被以同谋罪逮捕入狱。祁家为营救他们俩而上下打点，结果弄得倾家荡产。理孙死在狱中；班孙被放逐辽东，于1677年设法重获自由，遂回到江苏削发为僧。谢国桢：《党社运动》，第235—236页；也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6页。?1656年，正负责编纂太祖和太宗二帝《圣训》的吴伟业，请求归乡以葬其继母张氏。1657年阴历二月，他抵达太仓。科场丑闻爆发后，他写了几首诗寄托对他的几位遭到惩罚的朋友的痛惜之情。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62—66页。?吴伟业：《圆圆曲》，见其《吴诗集览》第七卷上，第9页。越女，即西施。她是公元前5世纪越王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夫差为之倾倒，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她则将此情形秘密告知了越王。夫差被越军打败后自杀。西施最后知道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也自杀。“屉廊人”指的是在空旷的白色大理石长廊中漫步，并用陶罐敲出银铃般悦耳声响。“羽”和“宫”是五声音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阶。?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4页。?其例见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十五卷下，第13页。吴伟业的诗始终反映出一种负罪感，因为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在1644—1655年间以身殉国，而他却没有自杀。例如：“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吴伟业：《遣闷诗》，引自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弘储是江南著名高僧三峰的弟子。?吴伟业：《吴诗集览·谈薮》上，第2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78页。邓尉山在吴县西，灵岩山在该县南，紧靠太湖。赵尔巽：《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肯定有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理解明朝的衰亡。对南明政权的失败表示同情的人也相当普遍。《桃花扇》于1699年秋在北京上演，直到1700年春仍场场爆满，许多观众泪流满面。作者孔尚任当时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城遗老，灯施酒阑，唏嘘而散。”见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22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和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1页。宋濂是明初政治家，曾做过元朝的官。人们对他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极感兴趣。宋濂被视为在异族统治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人物。吴伟业认为他的文章登峰造极，恰逢圣贤之君。即出仕于朝，助创大业，这正是那些草泽隐逸之士，执守斯文，翘首以待圣人之起，并由此而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与业绩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斯文”出自《论语·子罕》第五章，孔子的意思是，贤君既没，文化必将保存于贤人之中。）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2页。?《谈孺木墓表》。见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3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0页。另一著名画家龚贤，感叹道：吾等实乃“小人”；如僧人之避肉欲。西尔伯格德：《龚贤柳林中的自画像》，第8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1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54页。在许多同类的例子中，明朝忠臣有意引起对13世纪的画家龚开或文学家邓牧等南宋“遗民”的怀念。邓牧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何惠鉴：《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第93—95页。?当然，有些人确实想在入清后继续他们在明代就喜欢的活动。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作者、冒襄的同乡李渔，仍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墨客。清军入关后，他的剧本常由他的戏班在达官贵人家中演出。1657年游历北京后，他回到南京，在南城门附近建了一座有名的芥子园，并开起了书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6页。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对入仕清朝仍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6—331页。?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2页。?这一客观记述其历史的要求是17世纪40年代庄廷鑨编纂明史的主要动机。然而，这部私修的《明史纪略》因使用明朝正朔和直呼清朝先帝之名而过多地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结果，1663年，编者与出版者共有70人被杀，其家属被发配东北为奴。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81—282页。?这次特科考试是1678年2月宣布的，此时“三藩之乱”已经爆发，康熙帝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其举行是在1679年4月，应试者共有152人，中举者50人。其中80％（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这或许是唯一公正的考试。《南疆绎史》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明朝忠臣子孙的这次成功是上天报偿为明朝殉难者的一种方式。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41页；凯斯勒：《康熙》，第15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97页；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8、329页，及其《康熙时期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资助》；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1680年，黄宗羲致书于刚刚被任命为明史馆监修的大学士徐元文，要求为他的儿子在史馆中谋一职位。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4页。?实际上，1679年的特科考试恰好是在招揽下一代学者的时候举行的，因而为编修《明史》提供了一批史学家。这些参与编修《明史》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初几乎都只有10岁或15岁。斯特鲁弗：《康熙时期的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性资助》，第16—17页。?编修《明史》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心灰意冷的清初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以公开的和分析的方式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机会。“《明史》的编修决定性地结束了汉族士绅阶级中重要分子的顽固态度，并恢复了他们对清廷作出的尊重其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许诺的信任。”凯斯勒：《康熙》，第166页；又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41、153—154页，及其《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36页。?对具有治国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最为尖锐。他们出于对明朝的感情不能接受清朝的官职，但又不能忘怀作为进士所承担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自我修养不过是清静无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便是学问或“汉学”。即使最入迷的学者——像黄宗羲一类的历史学家，或顾炎武一类的文献学家——也肯定对其撰写的著作同其拒绝参与管理的社会之间的差距产生过痛苦的疑虑。当然，这就是他们著述如此之多的原因。关于这一矛盾的透彻研究，见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5页。顾炎武的确想努力将个人为一个王朝效力同为保存一种文明所必需的共同努力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条中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引自暮泊：《中国文化与天下观念》第六卷第十期，第9页。于是，顾炎武终于放弃了面对紧要关头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承担起一种共同的义务，即趁全面重建之机，使天下趋于合理。?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英雄道德观”与“常人道德观”的差异十分相似。见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382页。当然，以前也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即许多官员选择了恪守职责的道德，而抛弃了那种极端的道德。例如：赵孟頫（1254—1322）是宋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他在宋朝任过职，后来又接受了元朝的官位。有人将他斥为叛徒，然而他正是这样一位高于此类吹毛求疵的伟大政治家。莫特：《元朝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36—238页。许衡（1209—1281）据说曾这样为自己与元朝的合作进行辩护：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做。据说宋朝忠臣刘因尖刻地回敬道：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此为荣。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58页。无论如何，在13世纪和14世纪由于元朝和明朝的建立，“忠”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样，17世纪也出现了一场脱离具有宋代理学特征的“非理性的绝对效忠”观念的运动。恪守职责的道德观比容易被接受的千篇一律的史书编纂——特别是清代的史学——更为盛行。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第29页；又见刘子健：《岳飞与中国忠君传统》，第297页。富于理性的历史学家墨子刻，试图孤立地观察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他称这种“趋势”为天下一家的现实主义，并使韦伯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种“趋势”使更早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中断了“新儒家通过逻辑推理和圣贤的造诣去追求‘内心’改造”的运动。墨子刻：《对建立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看法》，第9页。我认为，这种“趋势”在清初实际表现为抛弃“英雄道德观”而转向“常人道德观”，而追求英雄主义的冲动和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直到19世纪初公羊学派复兴之时才被重新恢复。关于后一观点，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101—114页。?格雷：《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的创作》，第195页；麦克莫兰：《爱国者与激进派》，第159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43—44页。?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82—86页。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的讨论，见林：《人与思想》，第205—207页。王夫之认为，形而上的道离开具体环境就没有生命力，任何“道”都只是一种有形的“气”之道。他并未将形而上的道归结为纯粹的关系调理模式，因为像“仁”这样一种绝对规范具有超越具体环境的优先权。而“孝”和“忠”一类道德原则的存在，则是由于它们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关于王夫之对适应实际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考所作的区分，见布莱克：《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性质、思路和表述》，第277—280页。关于王夫之的“调理”概念，见麦克莫兰：《王夫之与新儒家传统》，第438—43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114页。?比利特：《王夫之两探》，第156页。?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和方以智，彼得森写道：“他们都关心考证。他们都趋向于用考证方法去研究历史。这种方法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只有抓住伦理学、政治学、地理学、语言学或其他学科具有开拓意义的能动性，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他们都通过强调历史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来证明他们厌恶乃至反对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即存在一种能够、也应当向人们揭示的根本不变的统一性。彼得森：《苦果》，第12页。在我所说的王夫之思想中的“联系论”与清初传统的绘画风格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正如高居翰所指出的，传统派通过竭力仿效董其昌来保持元代风格，而董其昌运用的在元代风景画中常见的那种构图法，就是用按规范画法画出的各个部分来构成画面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便是构图的基础。”高居翰：《清初画界的正统运动》，第174页。高居翰还注意到，对各种规范的局部画法的运用是极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部画法都能在以前的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致使传统派的作品在整体上并未离开前人创造的价值，而只是在旧的价值之间寻求新的相互关系。结果是“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如同“巴赫的逃赋格曲一样复杂、正规和抽象。”同上书，第176页。这样，我们赞赏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是因为他们作为画家的成熟和技巧的完美，而非他们的独立性。在其早年经历中，他们总结了董其昌画派的构图原理，但到中期“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同一条有害的道路，安于墨守成规和创作呆板的千篇一律的风景画”。同上书，第171页。?杜维明

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亩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酒肉里都有毒。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需要的是用浇水管强大的水流冲走所有粪便，然后由一队管道工人修好供水装置，接着就是水，大量的水，把一切应当从下水道流走的东西冲进下水道里，再然后就是眼睛，请给我们一双普普通通的眼睛，一只能拉着我们走的手，一个能告诉我们往哪里走的声音。如果没有人去帮助，这些盲人不久就会变成动物，更糟糕的是变成失明的动物。这不是那个陌生的声音说的，不是那个谈论世界各地名人画作的人说的，而是医生的妻子用别的词说的，夜已经深了，她躺在丈夫身边，用一条毯子蒙住两个人的头，一定要想法改变这可怕的状况，我无法忍受下去了，不能继续假装看不见；考虑一下后果吧，那样的话，他们肯定会把你变成奴隶，变成唯命是从的人，必须听所有人使唤，什么都干，他们会让你给他们送吃的，给他们洗澡，帮他们躺下，扶他们起床，把他们带到这里带到那里，给他们擦鼻涕擦眼泪，你正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喊你，你动作慢了他们还会骂你；你，你怎能让我继续看着这些惨状，眼前永远是这些惨状，而又不能动一个手指头去帮助他们呢；你做的事已经很多了；我做了什么呢，我整天最关心的是不被别人发现我看得见；有些人会因为你能看见而恨你，不要以为失明症使我们变得更好了；也没有使我们变坏；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你只要看看分配食物时出现的情况就能明白；正因为如此，一个看得见的人可以主动为这里所有人分食物，分得平均，这样就不会有人抗议，不会再有那些让我发疯的争吵，你不知道看两个盲人争斗是什么感受；争斗差不多从来都是失明的一种形式；这里的情况不同；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但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是什么人，是盲人，普普通通的盲人，既不能高谈阔论又不能怜悯他人的盲人，盲人们相亲相爱的美好世界已经结束，现在是一个严酷无情的盲人王国；如果你能看见我不得不看的事，你也会想失明；我相信，但不需要，我已经失明了；请原谅，亲爱的，要是你知道；知道，我知道，我一生都在张望人们的眼睛深处，那也许是人体还有灵魂的唯一所在，可是如果连眼睛也失去了；明天我要告诉他们我看得见；但愿你以后不要后悔；明天就告诉他们，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我没有终于也进入那个世界。她没有失明。早晨她照样很早就醒了，眼睛和从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宿舍里的盲人们还在睡觉。她想了想应当怎样告诉他们，是不是把他们所有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这桩新鲜事，也许最好悄悄地做，不事张扬，例如，仿佛对此事不大在意似的说，你们想想，有谁想得到在这么多失明的人当中我一直看得见呢，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许这样更合适，佯装确实曾经失明，现在突然恢复了视力，这种方法甚至能给他们一线希望；既然她又看得见了，他们会交头接耳地说，也许我们同样也能再看得见；不过，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他们对她说，既然这样，您出去吧，走吧，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回答说，我不能走，不能离开我丈夫，由于军队不准任何失明者离开隔离检疫地点，他们除了让我留下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几个失明者在床上动了动，像每天早晨一样，释放出整整一夜在肠胃里积累的气体，不过屋里的空气并不因此变得更加令人作呕，它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不仅从厕所飘来的阵阵臭气让人恶心，而且还有二百多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他们浸泡在自己的汗液里，既不能也不知道该怎样洗澡，穿着一天比一天肮脏的衣服，睡觉的床上沾着粪便也算不上稀罕事。而且既然许多淋浴喷头已经堵塞或已从管道上松动，既然下水道溢出的脏水流出了浴室，浸泡着地板，渗入外边石板路的缝隙，那么，被人们丢在一边的肥皂漂白剂和洗涤剂还有什么用处呢。我还想自找麻烦，这不是疯了吗，医生的妻子产生了怀疑，可以肯定，即使他们不要求我伺候他们，我自己也忍不住去洗，去擦，那么，我的力气能支撑多长时间呢，这可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活。到了把语言化为行动的时候，原来那么坚定的勇气开始消退，面对刺激鼻孔和眼睛的恶劣现实她开始崩溃。我是个胆小鬼，她气急败坏地嘟囔着，这样还不如失明呢，免得整天幻想当什么传教士。三个盲人起了床，其中一个是药店伙计，他们要到天井站好，准备取他们宿舍应得的食物。既然他们看不见，就不能说亲眼看着分，这个盒里多了一点，那个少了一点，恰恰相反，看到他们数错了不得不从头开始数，让人顿时觉得可怜，有的人生性多疑，想知道别人拿走的准确数目，这往往导致争吵，偶尔还推推搡搡，甚至打瞎眼女人的耳光，仿佛不得不这样。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准备接他们那份食物，他们根据经验建立了一个相当方便的分配方式，先把食物放到宿舍最里边，就是医生和医生的妻子还有戴墨镜的姑娘和喊妈妈的小男孩的床所在的地方，然后人们分组去取，每次两个人，从离门最近的床开始，右边一号和左边一号，右边二号和左边二号，这样按次序陆续去取，既不会惹起争吵又不会互相磕绊，当然，会耽搁一些时间，但是，等待换来的是安宁。最里边的，也就是那些离食物最近，伸手就能摸到的人，最后才能吃上，当然斜眼小男孩例外，他总是在戴墨镜的姑娘拿到她那份食物以前就把自己那一份吃完了，于是戴墨镜的姑娘那一份当中的一部分就落到了小男孩的胃里，天天如此。今天盲人们全都把头转向宿舍门那边，等着伙伴们回来的脚步声，这脚步声听上去犹豫不定，却清晰可辨，但人们突然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更像是有人轻轻跑过来，既然这些人看不见，怎么能有这等壮举呢。他们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门口，人们顾不上问别的事，你们怎么这样跑着回来了呢，外边出了什么事；三个人同时想进来报告出人意料的消息，他们不让我们拿食物，其中一个人说；另外两个接着说，他们不让拿；谁不让，是士兵们吗，不知道是谁问了一声；不，是盲人们；什么盲人，我们这里都是盲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药店伙计说，但是我想是那些一起来的人，就是最后来的那批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怎能不让你们取食物呢，医生问，以前从来没出过任何问题；他们说老规矩不算数了，从今天开始，谁想吃饭必须付钱。宿舍里发出一片抗议声，不能这样；抢我们的食物；一伙强盗；可耻，盲人欺侮盲人，我从来没想到这辈子会遇见这种事；向中士控告他们。有个人更坚决，建议大家一起去要回属于他们的食物。不容易，药店伙计说，他们人很多，我觉得是一大群，最可怕的是他们手里有武器；有武器，怎么会呢；至少他们拿着棍子，我这只胳膊挨了一下子，现在还疼呢，三个人当中的另一个说；我们去试试和平解决问题，医生说，我跟你们一起去和那帮人谈谈，这里边大概有什么误会；好吧，医生先生，我和你一起去，药店伙计说，但是，从他们的做法来看，我非常怀疑能否说服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去一趟，不能这样就算了；我和你一起去，医生的妻子说。这一小伙人走出了宿舍，那个说胳膊疼的人不在其中，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义务，留下来向其他人讲述刚才的冒险经历，食物离这里只有两步远，有一道人墙团团围住，他们手里拿着棍子，他说。几个人紧紧相随，像个小分队，在其他宿舍的盲人当中冲开一条道路。到了天井，医生的妻子马上就明白了，不可能进行任何外交谈判，也许永远不可能。在天井中间，一伙盲人把食物团团围住，手中的棍棒和床上的铁条像刺刀或者长矛一样指向外面，正与四周焦急万分的盲人们对垒，那些人试图以笨拙的动作竭力潜入防卫圈之内，有些指望在人墙上找到一处对方不小心留下的缺口，举起的胳膊挨了打，另一些往里边爬，碰到敌人的腿上，不是背上被扎就是遭脚踢。人们常说瞎打，此时正是这样的场面。其中不乏有人愤怒地抗议，疯狂地吼叫，我们要属于我们的食物；我们要求吃饭的权利；一群恶棍；这算怎么回事呀，明目张胆地抢劫；这不可能，一个人说，不知道是因为天真还是由于心不在焉，叫警察来，警察；也许他们中间有警察，人们知道，失明症不分行业和职业，不过，失明的警察是无法执行任务的，至于我们认识的那两个警察，他们都死了，掩埋他们还费了不少力气呢。一位失明的女人竟然荒唐地指望当局来恢复精神病院失去的安宁，主持正义，她尽其所能朝正门那边走去，向空中大声喊叫，来帮帮我们吧，他们想抢我们的食物。士兵们假装没有听见，中士从前来巡视的一位上尉那里得到的命令斩钉截铁明白无误，如果他们自相残杀，那更好不过了，留在这里的人会更少。失明的女人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一样扯着嗓子喊叫，几乎也疯了，纯粹是急疯的。她终于发现这样呼唤毫无用处，就停住嘴，抽泣着转身往里边走，不料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脑袋冷不防挨了一棍，倒在地上。医生的妻子想跑过去把她扶起来，但场面混乱不堪，根本迈不开步子。来要食物的盲人们已经开始仓皇撤退，他们完全迷失了方向，你踩了我，我绊了你，摔倒了，又爬起来，接着又摔倒，有的筋疲力尽，甚至不再挣扎，干脆可怜巴巴地趴在地上，疼得蜷缩着身子，脸贴着石板地面。医生的妻子吓得魂不附体，这时候，她看见盲人匪徒中有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猛地举到空中。子弹打在屋顶上，一大块灰泥掉下来，砸在毫无防备的人们的头上，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拿枪的盲人大声喊，都给我老实点，不许说话，如果有人胆敢大声说话，我就立刻朝他开枪，想倒霉就尽管来，以后不要埋怨。盲人们都一动不动。拿手枪的人接着说，照我说的办，没有商量的余地，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食物由我们来管，谁也不要想出去取，我们要在门口安排人看守，任何违反命令的人必须承担后果，食物改为出售，想吃饭的人必须付钱。我们怎样付钱呢，医生的妻子问；我已经说过，不要任何人说话，拿手枪的人把武器在眼前晃了晃，吼道；总得有人说话，我们需要知道该怎样做，到什么地方去取食物，是我们大家一起去，还是一个一个地去；这个女人在耍花招，那伙人当中的一个说，干脆给她一枪，少一张吃饭的嘴，要是我看得见，子弹早打进她的肚子里去了。然后拿枪的人又对大家说，立刻回到你们的宿舍里去，马上就走，马上就走，等我们把食物拿到里边去以后再告诉你们怎样做；那么，怎样付钱呢，医生的妻子又说，一杯牛奶咖啡加一包饼干要多少钱；这鬼女人想挨揍了吧，那个声音又说；让我来管她，另外那个人说，接着他改变了口气，每个宿舍任命两个负责人，负责收钱，收一切值钱的东西，不论什么，凡是值钱的都要收，钱，首饰，戒指，手镯，耳环，手表，你们有的都要收来，然后送到左边第三个宿舍，我们在那里住，如果你们想听朋友的劝告我就告诉你们，欺骗我们，连想都不要想，我们知道你们当中有人会把一部分值钱的东西藏起来，可是，我告诉你们，那是个最坏不过的主意，如果我们认为交来的东西不够，很简单，你们吃不上饭，那就去嚼你们的钱，啃你们的钻石吧。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一个盲人问，我们怎样付钱，是一次付清，还是每次根据吃多少现付呢；看来是我没有解释清楚，拿手枪的盲人笑着说，先支付，后吃饭，至于其他的，根据吃多少付，这要求非常复杂的会计手续，最好把一切全都送来，我们看它值多少食物，但是，我再告诉你们一次，不要企图藏任何东西，因为你们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不让你们说我们不够诚实，你们要记住，你们交出一切以后，我们要检查一次，看看在你们那里是不是还有东西，哪怕是一枚硬币，现在所有人都给我离开，快走。他举起胳膊，又开了一枪。又掉下一块灰泥。你，拿手枪的人说，我忘不了你的声音；我也忘不了你这张脸，医生的妻子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瞎眼女人话里的荒唐之处，她说不会忘记本应看不见的那张脸。盲人们尽可能快地离开这里去找各自宿舍的门，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一个宿舍里的人已经开始向难友们讲述当时的情景。现在看来，我觉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服从，最糟糕的是他们有武器；我们也可以武装起来，药店伙计说；不错，从树上折几根棍子，如果我们的胳膊够得着的高度还有一些树枝的话，还有，从床上卸下几根铁棍，虽然我们没有力气，举不动，而他们至少有一支枪；我不会把属于我的东西交给那些盲婊子养的，一个人说；我也不交，另一个附和；这件事，要么我们全都给，要么谁也不给，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医生的妻子说，另外，这里面的规矩必定会和外面强行让我们遵守的规矩一样，谁不愿意交就不要交，这是他的权利，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吃饭，绝不能靠别人吃；我们都交吧，把一切都交出去，医生说；要是有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交呢，药店伙计问；这样的话，好，他就吃别人给的吧，有人说得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了一会儿，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那么，我们指定谁当负责人呢；我选医生先生，戴墨镜的姑娘说。无须举行表决，全宿舍的人都同意了。必须有两个人，医生提醒说，还有人愿意当吗，他问；要是没有人报名，我来当，第一个失明者说；很好，那我们就开始收集吧，需要一个口袋，提包，小箱子，任何这类可以用的东西都行；我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医生的妻子说，之后马上就开始腾手提包，里边装着一些化妆品和其他小物件，当时把它们装进手提包的时候肯定想象不到会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瓶子盒子和软管当中有一把长长的剪刀，刀尖很锋利。她不记得曾经把它放进包里，不过它确实在。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来。盲人们正在等着，丈夫走到第一个失明的人床边，正和他谈话，戴墨镜的姑娘对斜眼小男孩说食物很快就会来，她已经把地上一块带血迹的纱布推到床头柜后面，仿佛还有些许无用的羞涩，想让床头柜挡住人们失明的眼睛的目光。医生的妻子望着那把剪刀，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望着它，这样，怎么样呢，就是这样望着，她想不出任何理由，真的想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会望着摊开的手掌托着的这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两片镀镍刀片都闪闪发光，刀尖很锋利。你把提包腾出来了吗，丈夫从那边问；已经收拾好了，她回答说，一面把拿着空提包的胳膊伸出去，一面用另一只胳膊把剪刀藏到背后；出了什么事吗，医生问；没有，妻子回答说，当然，她也可以回答说，没有你看得见的东西，大概你觉得我的口气不对，就是这样，什么事都没有。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来到这边，用犹豫的双手接过提包，接着说，你们把东西准备好，我们开始收了。医生的妻子摘下手表，又摘下丈夫的手表，取下耳环，还有镶红宝石的小戒指，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自己的结婚戒指和丈夫的结婚戒指没费什么劲就摘下来了，我们的手指都变细了，她想，一件件放进手提包里，还有从家里带来的钱，一些面值不等的钞票，一些硬币，都拿出来了，她说；你有把握吗，医生问，再好好找一找；值钱的东西只有这些。戴墨镜的姑娘已经把她的财产收集在一起，大同小异，多了一副手镯，少了一只结婚戒指。丈夫和第一个失明者转过身去，戴墨镜的姑娘伏下身子对斜眼小男孩说，当我是你妈妈吧，我为我们交出这些东西，这时医生的妻子后退几步，退到最里面的墙边，和别的墙上一样，那里钉着一排大钉子，大概是当年的疯子们挂他们什么宝贝东西用的。她选了够得着的最高处的那个钉子，把剪刀挂在上面，然后回到床上坐下来。她丈夫和第一个失明者慢慢朝门所在的方向走去，不时停下来收取两边每个人交来的东西，他们当中有些人嘟嘟嚷嚷地抗议，说遭到无耻的抢劫，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实话，另一些人则

纳躺在枕头上思考了片刻，他自信那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脾气收敛了，决议达成了，和平也宣告了。至少他希望如此。摩根家的人像是总想再谈一次——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有言外之意。他们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但迪克的表现使米斯纳怀疑他是否代表了他兄弟——把他当作脑筋慢的孩子来看待。阿诺德那种当众挑衅的神气并不理直气壮：那种姿态是人人都料得到的，但大家也都清楚毫无分量可言。杰弗逊的皮肤像纱一样薄。最让米斯纳不痛快的是K.D.。高兴得太快了，道歉又那么油腔滑调，还那样狡猾地笑。米斯纳看不起欺负女人的男人——何况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呢。K.D.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当然，他同迪克和斯图亚特的甥舅关系保护了他，但依靠家里人撑腰的男人是难以讨人喜欢的。对舅舅百依百顺，对女人却蛮横无礼。后来到了晚上，米斯纳在热安娜·弗拉德给他送来的煎牛排和土豆时，往窗外一看，刚好瞅见K.D.开着斯图亚特的英帕拉车子向中央大街驶去，还笑着——他敢为此打赌——是那种狡猾的微笑。他相信，这些烦人的念头会让他彻夜难眠，可是早晨醒来时，倒像是睡了最美的一觉。他想，是安娜的饭菜的缘故。不过，他依然不解，K.D.开车驶上出镇的路是忙些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直在做爱。当光线每四小时变化一次时，他们就翻新花样。在沙漠的边缘，他们对着亚利桑那的天潮做爱。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也没什么想阻止他们。月光照着他拱起的背，阳光温暖着他的舌头。若是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你是不会找不到或认错的：就在图森郊外I-3公路上一座叫“祝愿”的镇子里。经过那里，在第一个岔口向左转，在路尽头、沙漠开始之处，继续走。那些蜘蛛有毒，可你必须步行，因为在那种地形上轮胎是没法前进的。一小时就足够了，你会看见什么是爱到天翻地覆。有时候柔情似水，其余时候则粗暴异常，但他们绝不停止，即使遇到沙尘暴或是气温超过摄氏四十二度。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且赶上他们处于沙漠偶有一次的降雨中，就会看见他们身体的颜色变深了。但他们在罕见的真正的雨水中仍继续做着——亚利桑那州“祝愿”镇的那对黑人。米基一次次地告诉吉姬他们的模样，以及在他家乡的城外怎样找到他们。他说，他们应该也能够吸引游客的目光，除去会使当地人发窘之外。一个与卫理公会有关联的委员会组成了，为的就是要把他们炸掉或者用水泥遮掩起来。可是事情刚刚着手，便在几次初步调查之后流产了。委员会的人说，他们完全不是反对性，而是反对堕落，因为一些曾经仔细观察过的人相信，地里做爱的那一对其实是两个女人。另一些人经过同样仔细的察看（靠近或用望远镜观察），则表示了否定，说他们是两个男性——像蛾摩拉（《旧约·创世记》中一座因居民罪孽深重而遭神毁灭的古城，后引用为“罪恶之城”。）一样大胆。然而，米基曾经亲手摸过那身体的部分，知道事实上是一男一女。“那又怎么样？”他说，“他们毕竟没在公路上干。你得从公路上下去走一段路才能发现他们。”米基说，卫理公会想除掉他们，可也还想让他们待在那儿。他说，甚至一伙受压制的红脖颈的南方乡巴佬，尽管对梦中遗精吓得要命，也懂得他们需要那一对男女。他说，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们，也仍需要知道他们待在那野地方。他说，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古铜色，反正你知道他们一夜都在干。中午时分，他们变成了银灰色。下午就成了蓝色，到晚上就是黑色的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吉姬最爱听他讲述这一部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他们分手的时候，米基还得蹲九十天。吉姬从急诊室出来时，手腕上缠着Ace牌绷带。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没来得及商妥在哪儿见面。法庭指定的律师出来说，不准保释，没有缓刑，他的当事人必须服刑整整三个月。经过对判决的计算，减掉在狱中已经关的三个星期，吉姬通过加利福尼亚的律师捎给米基一个口信。那句话是：“祝愿四月十五日。”“什么？”那律师问道。“照说就是了。‘祝愿四月十五日。’”米基对她的口信是怎么说的呢？“对啊，”他说，“对啊。”没有米基，没有“祝愿”，没有I-3号路，沙漠中也没人在做爱。她在图森搭过话的人都觉得她发了疯。“也许我要找的镇子太小了，地图上没有。”她主动提出来。“那就问问州警吧。镇子再小，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那个石头造型不在公路上，样子就像是在做爱。”“噢，我看过蜥蜴在沙漠里干那事，小姐。”“也许是仙人球吧？”“有可能。”他们笑得腿都软了。吉姬在电话簿上用手指沿着一栏姓名向下查，这一带就没有米基家的姓“鲁德”，她只好作罢。心里其实不情愿。不过，永恒的沙漠情侣，她仍认定是亲切而珍贵的生活。在吸引人的有关社会公正和正直人的保护的梦想之下——比她记忆中向自己手上吐血的男孩还要有力量——这沙漠情侣令她心碎。米基没有捏造。他可能说错了地方，但他仅仅把她知道的生活中所有存在的东西召唤了出来……在什么地方。或许在墨西哥，那是她正要去的地方。药性很强，男人们总是准备好了的，但十天之后她哭着醒来了。她用对方付费的方式给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挂了电话。“颠着你的屁股回家吧，丫头。这世界变化得足以适应你了吗？人人反正都是要死的。金（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而死。），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个人，麦德加·艾弗斯，一个叫X的黑人，天啊，我想不出他们都是谁了，这都是你走后的事，更甭提眼下了。还记得L.J.吧，他在二号路下去的仓储市场干过活，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了进去，手里的枪是谁也没见过的……”吉姬把头向后仰靠在电话机旁的灰泥墙上。小店外面，一个店员冲着一些孩子挥扫帚。姑娘们。不穿内衣。“我回来了，外公。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呢。”大部分时间她都可以占着两个座位。有了伸展的空间，还可以睡觉。可以读卷在她背包里的几份过期的《壁垒》杂志。她乘上开往圣非的火车，火车载满穿蓝色军装的空军士兵开动了。不久，车厢里又被四健会（美国农业部在农村青少年中建立的组织，目的在于促进头脑、心灵、双手和体魄四方面的健康。）的人拥塞着。但她换乘密苏里－堪萨斯线的火车后，车厢里从没满员过。戴着耳环的男人并没有来找她。可她把他找到了。他正在和一个穿的不是人造纤维衣服的人说话，那人看起来不像是会抽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的。他个子不高，几乎是个矮子，衣服却是东海岸的时新样式。他的非洲式发型干净利落，毫不邋遢，脖子上戴着金项链，一只耳朵上戴着相配的金耳环。他们在快餐台前并肩站着，列车员坚持把那里叫作餐车。她要了一杯不加冰的可乐和一份核桃巧克力饼，他则只买了一大杯冰水。“这应该是白给的，”吉姬对柜台后边的男人说，“他不用为杯子付钱。”“请原谅，女士。我只是照章办事。”“我没要冰，你扣掉钱了吗？”“当然没扣。”“别给自己找麻烦了。”矮个子男人说。“我没找麻烦，”吉姬告诉他，随后对售货员说，“听着，你。你不该收我冰块的钱，把冰块给他，好吗？”“小姐，我要不要叫列车员来？”“你要是不叫，我就叫。这是列车抢劫，好啊——列车抢劫乘客。”“算了吧，”那人说，“不过是五美分嘛。”“这是原则问题。”吉姬说。“五美分的原则根本不是原则。这个人需要一枚五美分硬币，当真迫切地需要。”矮个子笑着说。“我不需要什么，”售货员说，“这是规矩。”“来两份。”那人说，又把一枚五美分硬币扔进茶盘里。吉姬瞪着眼，戴耳环的男人微笑着，两人一起离开了快餐台。她和他隔着走道各坐一边，她谈论着这件事，那人则嘎吱嘎吱地嚼着冰块。“我叫吉姬，”她伸出一只手，“你呢？”“戴斯（原文为Dice，意为“骰子”或“将……切成小方块”，故有后文在含义上的猜测。）。”他说。“像是切成小块？”“像一对骰子。”他用一只冰凉的手碰了碰她。他们彼此编着故事，不觉之中火车已走了许多英里。吉姬甚至舒服到开口问他见过或听说过那个看着像一男一女挨在一起的石头造型没有。他笑着说没有，不过他有一次听说过一处地方，那儿的一块麦田中间有一个湖，湖边不远处有两棵树相拥着长在一块儿。如果你找准了地方挤进两棵树的间隙中，嘿，你就会感到一种没人编得出或仿得来的着迷的狂喜。“人们说，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就没人能够拒绝你了。”“现在就没人能够拒绝我。”“没人吗？我指的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这地方是哪里？”“鲁比。俄克拉荷马的鲁比。在遥远的无名之地。”“你到过那儿吗？”“还没有。不过我打算去看看。人们都说他们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大黄馅饼。”“我不喜欢大黄。”“不喜欢？丫头，你没经历过。你根本就没经历过。”“我在回家的路上。看我的家人。”“哪里是你的家？”“旧金山。我的家人都住在旧金山。我刚在电话上和我外公通过话。他们都在等着我。”戴斯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吉姬把巧克力饼的包装纸塞进她的空纸杯里。她想，我没有迷失。一点都没有。我能去看外公或者回到湾区，或者……火车慢了下来。戴斯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箱子。他个子太矮，不得不踮起脚尖。吉姬伸手帮他，可他似乎不在意。“好啦，我在这儿下车了。跟你谈话很开心。”“我也一样。”“祝你好运。小心啊。别喝酒。”如果站在烤炉之类东西前边的小伙子们说，不，这是密西西比的阿尔肯，她很可能就相信了他们。同样的发式，同样的目光，同样的乡下人稀松的笑容。这就是她外公所说的“国中国”。那儿也有些女孩，像是在和其中的一个人唧唧喳喳地争论着。无论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有太大帮助，但她欣赏自己走过街道时背后袭来的那股生涩的好色劲头儿。最先是像面粉那么细的尘土，筛进她的眼睛和嘴里。后来又是风弄乱了她的头发。突然之间，她已经在镇外了。当地人叫作中央大街的那条路刚好到了头，而吉姬在到达鲁比边缘的同时也就来到了其中心。无声的风与其说来自天上，还不如说起自地面。她的脚跟刚刚还踏地有声，随后便在卷起的尘土中沉默了。在她的两侧，高高的草滚动着，如同水浪。五分钟之前她停在了一家所谓的药房前，买了些香烟，得知烤炉那儿的小伙子说的是实情：这里没有汽车旅馆。如果有馅饼，也不是在餐馆里卖的，因为这里也没有餐馆。除去烤炉那东西跟前的野餐板凳，没什么公共场合可以坐下来的椅子。她的周围全是关着的门和紧闭的窗，只有窗帘分开来又迅速地拉严了。她想，这就是鲁比了。米基准是把她打发给火车上那个说谎的畸形人了。她只是想看看。不仅看看麦地中的东西，还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在石头、树或水里）的东西——不是运尸袋或者把血吐到手里以免毁了他们的鞋的小男孩。就是嘛。阿尔肯。她完全可以从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重新出发的。迟早会有那些卡车停在种子和食品店跟前，等开走时她就可以好歹搭上一辆离开那里了。吉姬手按着头发，在风中眯起眼睛，思量着朝食品店走回去。她穿着高跟鞋，感到背包很沉；要是不走动，大风没准会把她吹倒呢。风说停就停了，像起来时那样突然；在没风的当口，她听到引擎声向自己这个方向传来。“你要去女修道院吗？”一个戴着宽檐帽的男人打开他的客货两用车的门，问道。吉姬把背包扔到座位上，就爬进了车。“女修道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有什么也不会有女修道院啊。你能不能把我放到一个真正的汽车站或火车站之类的地方？”“你真有运气。可以一直把你带到铁路上。”“太棒了！”吉姬在她两膝间的背包中掏着，“这车的气味很新。”“是崭新的呢。你们都是我的第一批乘客。”“你们都？”“还得停一次。另一位乘客也要我送到火车上。”他笑了笑，“我叫罗杰。罗杰·贝斯特。”“我是吉姬。”“我不跟你要钱。那个人我是要收费的。”他说着，眼睛转到路旁，假装从右侧车窗观察外面的景致。他先看看她的肚脐，再往下看，然后又看上去。吉姬掏出一面小镜子，尽可能地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整理好，心想，咳，我不付钱，好啊。她确实免费乘了车。正如罗杰·贝斯特所说，对活人不收费，但对死者要收二十五美元。那个坐在前廊台阶上的女人不时抬起她那副飞行员式墨镜，揉揉眼睛。一条辫子从她的草帽下垂到背后。罗杰一手撑在膝头，前倾着身子和她说话，在吉姬的感觉中像是说了好长时间，后来他们俩都走进了屋子。罗杰出来时，皱着眉合上了他的钱夹。“在这外边待着没用。你完全可以到里边去等。把尸体抬下来还要费一段时间呢。”吉姬回头去看，但隔板挡着，看不见里边。“天啊！真倒霉！这居然是灵柩车？”“有时候。有时候做急救车。今天是当灵柩车。”他现在满口的生意经，再也不瞥她的胸部了。“得赶下午八点二十密苏里－堪萨斯的火车。而我得准时而不是正点赶到车站。”吉姬迅速而笨拙地爬下现在充当灵柩车的客货两用车。她绕过宅子，踏上宽大的木台阶，穿过前门，这一切都是转眼之间完成的。他说过“女修道院”，因此她设想着有一些温柔又刻板的女人，她们头戴帆船帽，身穿长袖黑袍，飘然走过。可是这里没人，连那个戴草帽的女人都不见了。吉姬走过一间大理石门厅进入另一个房间，那里的面积要大上一倍。在昏暗的光线中，她看到了一个向左右伸展的通道，面前则是更宽的台阶。她还没想好朝哪边走，罗杰已经到了她身后，带着一个带轱辘的金属做的东西。他边向台阶走边咕哝着：“不帮一点忙，一点不帮。”吉姬向右转，跑向从两扇弹簧门下面透出的光线。里边是一个特大的厨房，餐桌之长是她从未见过的。她坐下来，咬着大拇指指甲，心想着不知和一个死人一起乘车要倒霉到什么程度。她的背包中有香草。她想，尽管不多，但足够让她不致发疯。她伸手从眼前摆着的一个馅饼上掐起一小块，这才注意到这地方竟然放着食物，而且大多没人动过。有好几块蛋糕，很多馅饼，土豆色拉，一只火腿，一大盘烤豆。她想，这里应该有修女。或许这一切都是从葬礼上拿回来的。猛然间，她像个死者遗属似的，觉得饿极了。吉姬正在狼吞虎咽，把更多的东西堆到自己的盘子里，一勺勺塞进嘴里，这时那女人走了进来，没戴墨镜和草帽，躺到了冰冷的石板地面上。吉姬的嘴里塞满了烤豆和巧克力蛋糕，没法说话。屋外，罗杰按响了汽车喇叭。吉姬放下勺子，抓起了巧克力蛋糕，走过那女人躺着的地方。她蹲下去，边抹嘴边说：“我能帮你一把吗？”那女人闭着眼，但摇着头表示不用。“这里还有别人我可以叫来吗？”这时那女人睁开了眼，可是吉姬什么也没看见——虹膜边缘的地方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个圆圈。“嗨，丫头。你出来了吗？”罗杰的话音在引擎的轰鸣中显得又低又远，“我得赶火车。得准时！我得准时到车站！”吉姬俯身下去，更近地看着那双什么都表达不了的眼睛。“我说这儿还有人吗？”“你，”那女人嗫嚅着，“你在这儿。”每个字音都是乘着一股酒气飘到吉姬耳朵里的。“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不能等一整天！”罗杰警告说。吉姬把她空着的手在那女人面前晃了晃，想确定一下她是否是瞎子，而且喝醉了。“别晃了。”那女人说，声音虽低却很不耐烦。“噢，”吉姬说，“我原以为……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搬把椅子来呢？”“我要走了，听见了吗？走了！”吉姬听到引擎一阵轰响，灵柩车从空挡换成了倒挡。“我要误车了。你想要我干吗？”那女人转身侧卧着，把双手叠在脸颊下。

和理解《24重人格》一书中人物内心活动变化的描写。最近，应编辑要求，帮忙审阅一本新书——《17个分身》（SwitchingTime），不胜荣幸又深感不安。荣幸之处是能先于普通读者一睹为快，不安之处是如何写就读后感。因为在过去的数年里，国内相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介绍和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已做了很多工作，国内不乏这方面的专家。我只能尝试以一名普通读者身份谈一些阅后感想，权作抛石引玉之荐。“人之初，性本善”，但成人之后的社会为什么会衍生出人生百态呢？生物学家可能热衷于个体基因的变异，试图从微观的科学实验中找出答案；社会学家可能会探讨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诸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心理学家则试图从个体的心理发展、人格成长经历中找出潜在的内在规律，尤其是精神动力学理论更强调童年期的创伤经历对日后成年的影响。本书则是以一名心理治疗师的工作经历，来描写一名历经数十年心理障碍（多重人格）困扰与折磨的患者的血泪人生，以及如何找出导致患者多年精神异常、行为离奇的根源——隐藏在记忆深处的、不堪回首的乱伦与被虐，帮助其逐步面对过去与现在，重新找回自我，更好地生活并且享受人生的幸福。“SwitchingTime”，中文直译是转换的时空，即对自己的某些所作所为事后不能回忆与认识，好像有某些时间段记忆的缺失，但的确又是患者所作，并非刻意否认与回避。这种时间、空间的快速转换往往与患者自己未意识到的角色或身份快速转换有关，在精神病理学中称为人格的解离或多重人格。一般来说，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就像书本中所介绍的，大多与童年期受到性虐待创伤的体验有关，是儿童青少年应对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一种不恰当的心理防卫机制使然——通过儿童的自我内心想象，用不同的替身来代替原有的自我去面对和压抑痛苦，如本书中的17个分身或分裂人格。民间有“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早就认识到童年的成长经历对一个人今后人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像书中的主人公卡伦后来所呼吁的：“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见儿童是多么的脆弱与无辜，他们需要保护。虽然对于成年人而言，性是人的本能，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但对儿童而言，乱伦以及性侵犯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巨大创伤与阴影，会严重影响其人格成长与完善，以及成人后的生活与社会适应。当然，本书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阴暗面，利用宗教仪式与信仰来虐待儿童，满足少部分成人的欲望与兽行。虽然人类对自然世界已有了很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但对人的心理世界的认识与了解仍然相当肤浅，它仍然如浩瀚深邃的天空，对人类而言是无限的、未知的。就如同本书作者贝尔医生所言，他是花了近18年治疗时间，才逐步认识、理解并帮助患者卡伦重新恢复如常人般生活。这期间需要治疗师的耐心、信心与爱心，更需要有对专业的执著与毅力，以及对病人的尊重、宽容、理解与同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需要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心理学工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即透过病人的症状或行为表象来揭开其外衣，并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赢得病人的信任，逐步揭示出病人潜在的内心冲突或记忆深处的心理创伤经历）。也就是说，只有建立起长期相互信任的治疗性关系，病人才会逐步敞开心扉，治疗师才可能更真实地进入到病人内心世界之中，找出解决心理障碍的症结所在。倘若仅寄希望于“急功近利”、“手到擒来”、“立竿见影”式的心理帮助则无疑是徒劳的。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保护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受虐待。当然，对于心理学工作者、精神卫生工作者而言，这是一本具有专业色彩，但又深入浅出的必读教材，它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工作的意义与助人的价值，同时也体会到工作的艰辛与漫长；同时，进一步体会和认识到病人的内心世界是复杂与多变的，更好地反思自己工作中的得失与经验，并努力真正做到帮助有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人去面对过去、规划未来、重塑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大人们学会呵护与关爱，为中国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序言护士一直叫我“卡伦”，所以我想那应该是我的名字吧。我知道我人在医院，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肚子上缠着绷带，呼吸时胸口会痛；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置身陌生世界中，寂静、恐惧、孤单。我好怕自己疯了。我被移到另一个房间。我猜我大概刚生完小孩（腹部贴着绷带，还有这一层楼全都是妈妈和新生儿）。护士走进来，掀开绷带瞧瞧；我的腹部有道6英寸长的疤，紧贴耻骨上缘，略带弧度的缝线看起来像一抹狰狞的笑容。一名男士走进来。瘦高个儿，小平头，身上有啤酒味，脸上挂着傻傻的微笑；他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女娃儿了。我也对他微笑。他一定是孩子的父亲，我想，但我压根儿记不起他是谁。“卡伦，我们有了漂亮的莎拉，”他说，“你想什么时候回家？”我不知道“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得先问医生，”我说，虚弱地笑了笑，“她叫莎拉吗？”“莎拉，那还用说！”他说，“难道你改变主意了？”“噢，没有啦，莎拉很美，”我说。我好害怕，脑袋糊里糊涂的，但我觉得我应该隐藏我的困惑。我怎么能问他：“你是谁？”他们一定会说我疯了。我希望我没疯。不过我很确定，一旦他们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定会把我关起来。我开始回想生产前的印象——他们推我穿过一条通往电梯的绿色走道。水管贴着天花板。还有悬在我上方、那一张张说个不停、上下颠倒的脸。我记得护士把我绑起来——先是腿，再是手臂。我好像想起来了……我不能动！拜托！不要伤害我！我奋力挣扎想挣脱束缚。我看不见藏在布幔后的医生。他的手悬在我腹部上方，我感觉到他手里的手术刀，接着，腹部感到一阵刺痛。我两脚乱踢，想尖叫，但声音却出不来；我的口气酸臭，令人作呕，喉咙里则堆满呕吐物。我用力喘气，吸气。医生看见我的脚在动，便朝护士咆哮了几句。有人拿面罩罩住我的脸。然后我消失了。莎拉出生后的头几天，我得知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儿子，詹姆斯，他有一头波浪般的金发和一对我见过最蓝的眸子。我在我妈带来的照片中看见他的模样。我想那人应该是我妈。她谈起生我有多辛苦：“你是第一个。第一胎最难生。我好像痛了一辈子。咱们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哪有这么多了不得的止痛药啊！我还记得你差点把我撕成两半，害我被缝好多针。”其实她几乎不让我有机会说话，我只要听就行了。没多久，这个穿着俗气（身上一堆动物图案）、总是把话题往自己带的女人搞得我越来越不耐烦。她的丈夫、我的父亲——马丁——是个阴沉、令人畏惧的魁梧男人。他短暂现身，问我好不好却无意等我回答，看了几分钟电视节目，然后就走了。奇怪的是，我既不惊慌、也不意外就接受了有关我和我家人的“新近才了解的现实”。虽然这一切令我十分困惑，但我隐约意识到自己过去也有过相同的处境。假装着，应付着，默默搜集各种我记不起来的信息——这感觉很熟悉，而且不知为何，我知道我最好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有时候，我会在家人来访时装睡，好偷听他们谈话，偷偷了解我的丈夫、我的兄弟、他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我听见我妈叫我丈夫“乔希”，他则叫她“卡特里娜”。乔希在搬场公司当工头，负责确认货物装载是否正确，确保准时出车。他偶尔会在午餐时间来看我，但他要工作，又要照顾儿子，抽空探访对他来说有些困难。我还不能出院。原因是我每次深呼吸，整个右胸便有如刀刺般的疼痛。后来，内科医生说我得了“吸入性肺炎”，因为我在剖腹产时把呕吐物吸进肺里了。我得静脉注射抗生素，继续住院三个礼拜。我发烧的状况时好时坏，却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于是他们找来外科医生，把我送进手术房，切除部分右肺，医生说那儿长了一个“脓肿”。我继续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但不清楚住了多久；我想我可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如此反反复复好一阵子。回家后，尽管右胸仍持续疼痛，我仍努力去了解自己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亲朋好友来电问候，上门看望刚出世的宝宝；在我有办法从别处得知自己和某人的关系前，我尽可能言不及义，随便聊些什么。我找到许多相册，频频翻阅；这些相册仿佛是某人特地留给我的。我仔细阅读，发现照片底下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于是我渐渐成为相片里的那个人了。我丈夫越来越恶劣。他对我大吼大叫，因为我在医院待了6个礼拜，回到家也不能处理家务。疼痛加上疲倦使我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为此他狠狠诅咒我。我不想跟乔希做爱，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只好频频抱怨胸侧疼痛。最惨的是，我儿子（起初他在我眼里根本是个陌生人）知道我不是他妈，于是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得到他的信任，被他接纳。但日子总要继续下去。我逐渐习惯做家务，也习惯来自乔希和妈妈的要求、命令，重新融入当志愿者、帮朋友跑腿、照顾小孩的忙碌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3年多，我彻底陷入绝望深渊。肺部手术留下的疤痕搞得我整日难受，我频频就医，医生换过一个又一个，想找出问题所在，但没人知道为什么。除了疼痛，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直活在谎言中。我已习惯我的家人，但我的时间仍出现不连贯的空白，个中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会忘记自己曾穿衣打扮，或者在床边发现一本书，却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我想我一定是哪里不对劲，而且情况很严重。我怕我会发疯，怕被关起来。我该找谁说？情况已完全失控。最后，我打了医院的紧急热线，对方介绍我找罗莎·冈萨雷斯医生，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拨电话到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接线员说医生已经有约了；她安排我找另一位医生就诊，冈萨雷斯医生的合伙人——理查德·贝尔医生。第一部苟且偷生第1章错误的开始1989年1月11日，我穿过窄窄的走道，经过另外两位医生的办公室，进入候诊室与卡伦见面。她坐在角落，垂着头，烦躁地把玩皮包背带。29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体型过胖，圆脸，蓬乱的棕色短发，发梢微卷，褐眼，戴金边眼镜，额头正中央有道半圆形的锯齿状疤痕。她衣着整洁，但黑色棉长裤与棕色上衣似乎暗示她不想引人注目。她没化妆，除了结婚戒指，身上也未佩戴任何珠宝首饰。我走近，她正好抬头，眼神仿佛在说，“嗨，抱歉，我放弃自己了。”“快进来，”我说。她缓慢、过度谦逊、愧疚又无助地走到我面前。她的身体和情绪都很沉重，仿佛上了年纪，僵硬而迟钝。我是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我们这一行，37岁算年轻了。我身高6英尺多一点，原本深棕色的头发夹杂几许灰白；以前有位同性恋病人说，我有张男孩般的漂亮脸蛋。我执业7年，部分时间待在芝加哥南边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郊区工作。这里的病人多是沮丧或焦虑的家庭主妇，也有不少中年躁狂抑郁症患者和几位受更年期忧郁症之苦的老人家（老年人是这种问题的好发群体），另外还有高功能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两位修道者。这儿是行医的好地方，有各式各样的精神疾病供我观察（而且几乎每个病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除了郊区，我多半待在芝加哥闹市区的办公室，从事病人的精神分析之类的工作。冈萨雷斯医生和我轮流使用这间办公室。这是栋30层砖造大楼，位于沿公路的商业区内，附近有汽车特许经销店和快餐厅。办公室设备简单，没什么装潢：一张大橡木桌、两张面向书桌的椅子、一张小墙角桌——桌上摆着一盆中规中矩的人造丝花，是我妻子送的礼物。横跨整片墙的窗户面向第95街，街上的车水马龙一览无遗。墙壁是灰白色的，地毯及家具则是深浅不一的褐色；除了那扇窗，屋里的陈设不易令人分心。卡伦在面向书桌的椅子上坐下来，叹了口气。“找我有事吗？”我问道。这是我的标准开场白，因为这句话能让人在不过度防卫的状态下吐露心声；其他诸如你想怎么办？你怎么了？我了解你很沮丧等措辞都容易引人不快。卡伦不自在地动一动，试着找到最舒服的坐姿。椅子对她来说太小了，但她退缩并微微倾向一侧的姿势却令她看起来稍小一些。“过去3年半以来……我一直觉得……很沮丧，”她说。开口之前，她短促地吸了口气，给人一种犹豫不决的印象。她似乎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开口，感觉很勉强。她没再说话。“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形吗？”我问。她耸耸肩，但摇了摇头。“除了沮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再次摇头。“嗯……我是生了第二胎——我女儿——以后才这样的。剖腹产。”她简单描述住院经过，“但我还是会痛，”卡伦再度叹气，然后振作精神继续说。“后来医生切开我的背，取出一部分肺。”她划了一道从右胸延伸到脊椎的长弧线。“我病了很久，没办法马上陪宝宝，”卡伦眼眶微湿，“没办法喂母奶。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两岁半的儿子竟然排斥我。”她说医生开给她抗抑郁药和止痛药，但止痛药反倒让她更沮丧。长期受疼痛之苦的病人常有情绪沮丧的问题，我想她这辈子大概也无法摆脱这种折磨了。“现在家里状况怎么样？”我问。她再次耸肩，愧疚又无助。她说话时，似乎必须用力挤出每个字，好像有某种内在力量阻止她把问题告诉我。她说得很慢，等得我差点走神。“宝宝出生后，我的婚姻彻底完蛋了。我没办法好好跟我先生相处。”卡伦停下来，很丢脸的样子。“生完宝宝，我大概胖了100磅。大家都轻蔑地对待我，我无法拒绝别人。”她停顿了一下，看看我，仿佛在寻求响应；但我了解得不够多，不足以评论，于是只好等她吐露更多。卡伦再次挪动身体，继续说下去。“我哭个不停，而疼痛也让我没法儿出去工作。我在家常常痛到受不了；但只要一出门，状况就好多了。”她移开视线，然后再转回来看着我。“生病让我觉得很有罪恶感。家人这么帮我，我觉得我亏欠他们。”“你亏欠他们？”“因为他们必须帮助我……”她再次扭过头去，逃避我的视线。她继续说下去。她说她晚上醒来后就无法再入睡，但她已不在乎了；她没有精神，爱掉眼泪，没办法专心，她把药停了，她……聆听过程中，我看见了一个无法帮助自己的女人。她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几近坚持地扮演这个角色，我感到有些不耐烦。我知道她很沮丧，她的症状也都能用药物协助控制，然而，我觉得她似乎压抑住某些导致她抑郁的人格倾向，使得治疗工作益发困难。听完她的故事，我开始问一些例行问题，评估其精神状况。她确实呈现相当程度的沮丧与抑郁，但她否认曾经萌生自杀念头。我决定开药治疗她的沮丧症状，暂时不处理人格倾向的部分。我请她下周复诊。她顺从地接过处方笺，离开办公室。看见她离开，我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些。※※※※直到卡伦复诊我才想起她这个人。她说她感觉好多了，也睡得比较好，但她仍觉得悲伤。“我吃这个药偶尔会头昏眼花，”她说，扯拉长裤上的线头，“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我想不想继续吃药。”“

日干AV无码电影得魏忠贤是无限感慨，万念俱灰。于是魏忠贤说道：“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选择了死！天启七年十一月四日（1627年12月11日）凌晨，魏忠贤在寓所上吊自杀，他的死党李朝钦也在一旁上吊。一代巨阉结束了一生。在此前几天，魏忠贤死党崔呈秀也上吊自杀。魏忠贤死后，崇祯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史可法的老师）等人平反，将客氏斩首，将魏忠贤的尸体刨出来凌迟。而后崇祯重新整理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所有与魏忠贤划清界限的奏折，本来崇祯不知道谁是阉党，这下可好，按名单抓人即可，魏忠贤手下五虎除崔呈秀已死外，其余四人斩杀，崔呈秀被从棺材里刨出来戮尸，五彪全杀，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分别处以斩首、流放、充军、罢官的处罚，此外还有除此之外的那些上奏跟魏忠贤划清界限的，一律罢官，阉党总共有二百六十一人受到死刑到罢官不等的处罚，朝堂之上，重新见了尧天舜日。关于魏忠贤的记载众多，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为刘若愚《酌中志》和朱长祚《玉镜新谭》。从继位到除掉魏忠贤，三个月都不到，崇祯显示出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本色，此时，内部肃清，崇祯把目光投向了辽东。皇太极成了他的头号敌人，但如果与皇太极相比，崇祯就逊色多了。崇祯不如皇太极的有三点：一，崇祯即位时才十七岁，皇太极即位时三十五岁，崇祯当权时还是个孩子，而皇太极已经是成熟的中年人了，虽然崇祯在除掉魏忠贤的表现上堪称天才，但如果与久经沙场的皇太极相比，他还是有太多该学习的地方。二，崇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皇太极长在马背上，沙场拼杀多年，崇祯在阅历、军事上远差于皇太极。三，崇祯是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喜从天降，得了皇位，而皇太极是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经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换句话说，皇太极的皇位是竞争出来的，而崇祯的皇位是天上掉下来的，由此崇祯又输了一回。此时大明王朝传到崇祯手里，就像一座曾经豪华美不胜收的庄园，几经风吹雨打，渐渐走向衰败腐朽，雕栏玉砌犹在，只是已经斑斑驳驳，曾经遮风避雨的房顶已经是外边小雨屋里中雨，外边中雨屋里大雨，外边大雨屋里暴雨了。但实际上暴雨只来自东北一个方向，内部祸患魏忠贤刚刚平定，东北只是辽东被后金占据，整个中国几乎都还在大明控制范围内，此时只要有一个成熟稳重、精通战略、手腕非凡的领袖来驾驭的话，加之东北有毛文龙在，那么一定能攻灭后金，实现大明中兴。然而十七岁就显出政治天才的崇祯却最终使得那些虽然腐朽，但还能维持若干时间的梁柱加速坍塌，明朝在崇祯领导下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都要从袁崇焕杀毛文龙说起。第十三章悲情英雄毛文龙1627年，崇祯皇帝在罢黜全部阉党后，开始组阁。《崇祯长编》记载：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帝要朝廷大臣推举内阁大臣，大家共推举出十位候选人，然后从中确定七位。由于旧的大臣大多因为是阉党而被罢黜，新的朝臣都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崇祯都不了解，他就采纳了《尚书》记载的“枚卜功臣”的办法，即通过占卜来最终确定人选。具体做法是，崇祯在小桌上摆设笔砚和十张红纸，将十位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红纸上，每张纸写一人姓名做阄，团成一个小纸团，然后把十个纸团装进小金瓶里。崇祯亲自用筷子从里面夹取七个纸团，每夹出来一个，就展开遍示众臣，就这样选出了六个大臣。不是说需要选七个吗？那一个纸团崇祯刚夹出来，就被风吹走找不到了。当然，后来这个纸团又找到了，就这样崇祯的内阁大臣就齐装满员了。此时内阁大臣是清一色的东林党人，然而这些人并没能使大明中兴。在此说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东林党人，一方面东林党领袖品德高尚，但另一方面中下层东林党人败类很多；一方面东林党主张广开言路，减轻赋税，发展经济，但另一方面对明朝复兴大业，他们并没真正做出任何大的功绩。夏允彝的评论最为公允，他说：“平心而论，东林党人中也有很多败类，攻击东林党人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节操清高独立的人，只是反东林党的人的领袖比起东林党的领袖的道德操守差若天渊而已。东林党人很在行清议，在筹谋杀敌制约胡虏上却完全没有实际行动；攻击东林党人的人说自己被孤立被怨怼，但是他们也没有为朝廷振兴哪怕一条法规或朝纲，只是以刻薄的攻击技巧取胜罢了。这些人都有什么好埋怨的呢？都是对国家大事于事无补的人啊！”6内阁大臣搞定，崇祯开始任命六部大臣，别不多说，咱们只讲跟辽东战局有关的兵部。崇祯在罢免阉党出身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后，因两次宁远大捷的功劳而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在接见袁崇焕时，崇祯问袁崇焕有何恢复辽东的良策。袁崇焕说：“臣关于收复辽东的思路有三点：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当前守辽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尤其南方士兵，既不适应北方天气，又不愿在边关久留，因为辽东和自己利益毫不相关，因此作战贪生怕死。而如果用辽东本地士兵，则他们为保护妻儿，退无可退，必然死战。圣上如果要和女真决战，就必须训练一支精兵，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守辽土用辽人是最佳选择，这样既省粮饷，又可克敌。”崇祯：“好一个以辽人守辽土，朕准奏。爱卿接着说。”袁崇焕：“第二点，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我军和女真贼寇作战，此前所以屡败就因为我军短于野战，女真铁骑天下无敌，我军强项是红夷大炮，但这只能用来守城，臣所以两次大败后金，全凭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在需要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偶尔也可与女真野战，然而必需速战速决，不能拖延。另外所谓和为旁着就是要争取时间加固城防时甚至不得不主动与敌人议和，这是辅动性战略，一切都为以后彻底消灭敌人做准备，圣上以为如何？”崇祯听到“议和”后稍稍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或守或战，全凭爱卿。”袁崇焕继续说，“三，法在渐不在急，在实不在虚，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崇祯：“朕既然封爱卿为督师，节制天下兵马，自然相信爱卿，这些具体战术不必细陈，朕只关心一点，多长时间能收复辽东？”袁崇焕：“只要圣上始终如一相信臣，五年复辽。”崇祯：“好，请爱卿以国家天下为重，早日凯旋。”袁崇焕：“可是臣还有事放心不下。”崇祯：“什么事？爱卿只管奏来。”袁崇焕：“臣在外带兵，必会遭小人妒忌和敌人的反间计，圣上在朝中，臣在关外，还请圣上与臣同心，臣不顾自己性命，一定要兑现承诺，请圣上在未来五年内不要听信他人挑唆，只等成败来对待臣。”崇祯：“朕既然用爱卿，自然信任有加，至于说中敌人反间计，朕自信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爱卿尽管放心。”袁崇焕：“五年复辽是各方面都达到最佳时方能做到，这需要户部转运军饷，工部供应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必须朝廷内外事事配合，才能有所成功。”崇祯：“爱卿放心，朕会下旨让各部配合你的。”袁崇焕：“既然圣上答应臣的一切要求，臣再没什么可说的，唯有以死报答圣上知遇之恩！”袁崇焕所说的五年复辽如同儿戏，强大的后金岂是五年就能打败的？事实上，五年平辽梦未醒，后金铁骑已破关。当时在场的许誉卿就问袁崇焕，对于五年复辽有多大把握，袁崇焕说：“聊慰上意。”——只不过是想让皇上高兴一下而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更何况君前更无戏言。袁崇焕把自己在皇帝面前做的承诺都当儿戏，试问这种人有什么可能去在明末力挽狂澜？这次谈话结束后崇祯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袁崇焕带着尚方宝剑到达辽东，途中刚出山海关后他作《再出关》诗云：“重整旧戎衣，行途赋采薇。山河今尚是，城郭已全非。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字里行间透露着自信，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袁崇焕其实并无可以自信的资本。到辽东后袁崇焕让祖大寿镇守锦州，何可刚驻宁远，赵率教守山海关，袁崇焕自己也驻宁远，同时上书给崇祯极力称赞祖大寿等三人的才能，并说自己五年复辽的计划全靠这三人来实现，如果五年后没有实现，他亲手将这三人斩杀，自己则到刑部领罪服死。崇祯得到袁崇焕的保证后，非常满意，加封袁崇焕为太子太保。袁崇焕说要五年复辽的第一年，他就先斩杀了毛文龙，关于袁崇焕与毛文龙的这段恩怨，袁崇焕为何杀毛文龙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袁崇焕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后，自知没有能力达到，于是为了跟后金议和而杀毛文龙。由于毛文龙极力反对议和，上奏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袁崇焕遂决心除之，他说：“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此说记载在汪辑《崇祯长编》。袁崇焕已经明确跟崇祯保证五年复辽，如果他要跟后金议和的话，也必然会偷偷摸摸的，就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崇祯对袁崇焕的批示看，崇祯压根儿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而通过毛文龙写给崇祯的这封奏折，可以判明两点：一，崇祯因此奏折而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二，毛文龙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这显然跟前面崇祯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的推论矛盾。由此，《崇祯长编》的说法不合逻辑。除《崇祯长编》外，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也持此说。他说：“袁崇焕是个机智、善于耍手腕的人，长于谈吐和文笔；他以自己的军事经验，用巧妙的言辞打动了皇帝和所有的阁臣，他们对他深信不疑。这个狡猾的人自私、爱财，不顾公务，不忠于君王，如果不是他，他们的希望还不致破灭。他接受了鞑靼人大量的金钱，并邀请鞑靼人最畏惧、勇敢忠贞的将官毛文龙赴宴，在席上把这位大将毒死了。接着他与鞑靼人缔结城下之盟，献出了一切。当皇帝审视盟约时，很快发现握有全权的统帅出卖了他，因而拒绝批准或承认这些和约。在这个紧急关头，袁应该怎样做呢？他为了逼使皇帝接受条款，于1630年劝导鞑靼人从不在他辖区内的另一个地方侵入中国，并同意不用他的军队阻止他们进军。”关于《鞑靼战纪》的说法，后面我们在写到1630年时会详述此种说法为何不靠谱，在此按下不表。第二种说法，袁崇焕秘密勾结后金，要跟后金议和，皇太极说议和没问题，我们的心腹之患是毛文龙，只要你杀了毛文龙，我们就可以讲和。这种说法见于下列记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张岱《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夏允彝《幸存录》）这种说法是网上反袁派认可的说法，之所以这种说法出处众多，在于袁崇焕刚杀了毛文龙后，从来都是沿着辽西走廊进攻的后金绕开辽西走廊，从河北省西北部绕道千里远征，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赵率教还全军覆没了。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北京城下。此事史称“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总之这一系列事情让人不得不怀疑袁崇焕与后金因为杀毛文龙之事有密约，所以袁崇焕故意多次绕开后金军，只是在北京城下做象征性抵抗。事实上无论是后金方面还是明朝这边，都没有袁崇焕议和密信的可靠记载，这是一种根据结果来倒推过程的说法，根据毛文龙死后后金的动向来推断袁崇焕与后金在杀毛文龙上的密约。这其实是一种诛心之论，袁崇焕虽然谈不上多么卓越的军事家，但是他两次宁远大捷的确战果是货真价实的，他虽然有种种缺点，也曾随大流而拍过魏忠贤的马屁，但是起码他是爱国的，绝非为议和而杀毛文龙，如果袁崇焕真的暗中勾结后金，皇太极为何还要用反间计来除掉他呢？留着这个内应岂不更好？所以第二种说法不能成立。第三种说法：袁崇焕觉得东江毛文龙虽然能牵制清军，但毛文龙本人没有大略，经常吃败仗，而且耗费的钱粮实在太大，此外毛文龙还在东江走私货物来挣大钱，不打仗的时候就用布匹向女真买人参，打仗的时候毛文龙也不怎么靠谱。于是就有文臣上奏主张撤销毛文龙东江镇的建制，袁崇焕则主张朝廷派人去管管毛文龙的经济问题。毛文龙不喜欢有文官监制着自己，于是上书争辩。而后毛文龙前来拜谒袁崇焕，袁崇焕以上宾之礼接待毛文龙，毛文龙也不谦让，袁崇焕于是决定杀掉毛文龙。这种说法记载在《明史·袁崇焕传》里：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兵部议不可，而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明史》是清朝人编的，许多内容很不靠谱，比如说东江镇耗费钱粮大，纯属胡说八道，毛文龙在东江的七年里朝廷没有拨给他一分钱，他全都是自筹粮饷，如果不靠走私，东江的百万辽东人民怕是只能去跳海了。关于东江镇的情况，毛文龙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有上奏：山坳僻处之间，尽是白骨成堆，肝肠余汁。惨莫惨于此，痛莫痛于此。内地尚作观望，恬不忧愁。臣实为受国厚恩，不忍卸担，自矢戮力，以完辽事。观今三月将尽，粮未来一粒，饷未到一分，啼号疾病，白骨满沟，而犹中哓哓污臣者不只。朝廷不给钱却被《明史》说成“岁糜饷无算”，不走私的话根本活不下去却被《明史》说成“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故而本书中笔者一般不以《明史》的记载作为给人定性的资料。那么袁崇焕究竟为何杀毛文龙呢？岳飞曾说：“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毛文龙与岳飞有着同样的想法。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登莱总兵杨国栋问毛文龙：“辽东能够平定吗？”毛文龙说：“将领说谎的就斩杀，不办实事的就斩杀，贪财的就斩杀，这样辽东自然就平定了。”毛文龙治军严明，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他为人正直，对于权贵从来不肯贿赂，又疾恶如仇，只要看见那些阿谀谄媚之徒，就破口大骂，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朝廷许多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于是，崇祯元年七月初十，毛文龙上书剖明自己的心迹，他说：“臣幸而得到圣上的信任，希望有朝一日马革裹尸，乃有不平之鸣，心中很郁闷，不得不直喷心血，向陛下诉说。当臣克复镇江的时候，义旗一树，豪杰影从，招抚辽民，日以万计，精壮的辽

。我把杯子放到安全的地方，给她留了张字条：明天见，然后就逃了，心里想着她千万不要在我走之前醒过来。我现在穿着睡袍坐在电暖炉前。我应该好好整理整理这间公寓。我还真的应该洗个头。我在想，莫迪·福勒一定是有一天忽然不想打扫前厅，因为那里垃圾太多，于是这事她就一拖再拖；后来再进屋，她有时心里就想，哎，也没那么糟嘛。而与此同时，后屋和厨房她打扫得纤尘不染。就现在她还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呢。然后清理壁炉，把煤灰、煤渣扫起来——不过做得越来越马虎。她身体不舒服，于是就又懒得打扫了，一次不做，两次不做——然后房间也不怎么打扫了，只偶尔扫扫房屋正中那块地，渐渐地不去看墙角旮旯和床下。最后放弃的是她的厨房。她擦洗屋子，清洗架子，但也慢慢地每次漏掉点什么。虽然逐渐忽略了房子的清扫，她还是坚持个人卫生，站在厨房桌边，用水壶烧热水。她也保持头发干净。她有的时候去公共浴室，她和我说过她喜欢去那里。然后她两次洗头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她不洗衣服了，捡脏衣服里最干净的穿，穿脏了又放回去，直到它们又成了最干净的，再拿出来穿，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终于，她昂首挺胸，毫不惭愧地穿一身厚厚的黑壳，短衬裤不干不净，但也还说得过去。她的脖子不大干净，不过她根本不往心里去，头发也不洗。他们送她进了医院以后，从上到下把她洗了个干净，头发也洗了。她有时会饶有兴味地想，等他们再把我打包弄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又可以好好洗一次澡了！但是她，莫迪·福勒，神志是清楚的，十分精明，神志清楚得很，躲在那老巫婆的壳子里，小心戒备。她还在，神志还清楚，周围的一切却已经坍塌，一片狼藉，那太困难、太过分。而我，简娜，正坐在这里，穿着我干净的、熏了香的睡袍，刚沐浴过。我应该再去做次指甲，还琢磨着要给我的公寓大扫除一次，或者雇一个人来做。今天我只在浴缸里待了几分钟。明年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将完全不一样。这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下周末我要去看乔姬，如果我敢把莫迪晾一边的话。荒唐。那么，“那个人”在哪儿呢？周五上班的路上，我弯去看她。她好一点了。自己出去买过东西。她看起来不错，相当神清气爽——因此现在我看着她时，看见的不再是那老巫婆。我说我要去看我姐姐乔姬。她听到这名字哈哈大笑。她说：“嗯，我想，哪天我也去看我姐姐。”我听懂这话了，于是说：“到时候我带你去，莫迪。”“简娜和乔姬。”她说，“我和我姐姐，我们是莫迪和波莉。以前我们出门，穿着白色的大衣，戴着小帽，简直是一幅画。”我说：“我想，乔姬和我，我们那会儿也是一幅画，我记得穿过粉红的连衣裙，还戴过贝雷帽。我星期天晚上回来后再来看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她说。我意识到我想好好甩她一巴掌，不过只是大笑着说：“到时候见。”周日晚火车进站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我没有去看莫迪。现在已是午夜。我已经把周日晚上例行的事做完了，检查过我下周要穿的衣服是否妥当，头发，妆容，指甲。唉，这周末过得真糟。我到的时候家里只有乔姬一人，汤姆和孩子们去别的地方了。我很满意，我可受不了她那几个屁小孩。汤姆倒挺好，但是夫妇总归是夫妇。我想和乔姬聊聊。我的想法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许她从此不再会把我当孩子了？好几年来，我真去成了她那儿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弄得和公主巡访似的。可爱的老乔姬和可爱的老汤姆。她从来不对她的衣着打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太上心。我以前总是穿上我最堪称奇装异服的衣饰，带些我们的杂志去，喜欢和她说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听着，不作评价，她一向如此。聪明的简娜小妹妹。不对，是简。她不会叫我简娜，以前叫我简，将来也叫我简，一直这样叫到最后。我和她说过多少次了，乔姬，没人叫我简，谁也不，我想做简娜。我记不得改口，她说。也有道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她觉得简娜是个时髦的名儿，配一个时髦的工作。那些周末，当我真的去看她时，我坐在那儿，一直在想她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当然了，她心里也在这么琢磨我。倒也不是她鄙视我，尽管她的确是觉得我做的事无足轻重。她只是没法想象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做这样的事。以我目前的心态，我那天走进她的房子时对一切都很敏感——对比明显啊。这是因为莫迪·福勒的缘故。乔姬的房子和我父母一辈子住的房子完全一样。我管它叫乡村化城郊屋，舒服、传统、保守，从墙上的风景画到床头柜上的书都是一个风格。我现在的公寓，以及弗雷迪和我住的那套公寓，都是现代国际化的。难得乔姬在我那儿过一夜，她特意告诉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它们真的有趣，她说。乔姬给我们上了冷餐，而且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之后应该干什么。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窗帘放下来，外面下了小雪。要按我的喜好来说，雪不够大，不过在她看来则是够大的了。她说这样就够她忙一阵的了。乔姬，她的活儿很多，打理房子、烧饭、照顾丈夫、照看四个孩子，这儿的主席，那儿的赞助人，本地读书俱乐部的秘书，做慈善工作。我坐在壁炉的一头，她坐在另一头。我试图和她聊聊妈妈的事。我需要了解她。我从来没和她谈过心，稍稍和爸爸聊过几次。但是乔姬已经把我归了类，划进了不负责任、不顾家的那一类。就这样了。我不断挑起话头，甚至有一次开口问，不知道妈妈会怎么看？最后，我谈起了我去慕尼黑出的那趟差。她喜欢这个话题。你那些光鲜绚丽的活动，她用了这么个形容词。她想知道酒店如何，我的朋友是怎样的，时装表演是怎么组织安排的，这个是怎么弄的，那个是怎么搞的。在这些问题里，我看到了我。关于风格和时尚她一个字都没问，全是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嘛。突然，那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想起一件事，坐了起来，开了灯。那件事是这样的。外婆去世前一直病着，病了两年还是三年的，记不得到底多久了（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时她一直和妈妈待在家里，妈妈照顾她。那个时候正值杂志的第一次复兴，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认定外婆的病与我无关。不用我管！我记得当初听她们说过这事，但当时就把它扔到脑后了。但是妈妈把她接到家里，爸爸那会儿身体也不好。外婆有糖尿病，心脏病，视力在白内障手术后每况愈下，还有肾方面的毛病。这些情况我以前都知道，是妈妈写来的那些短信“转达”的。那些信我没留下，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压根不想读它们。现在我知道照顾高龄老人和无助的人要花多大的劲。我一两个小时就筋疲力尽了，只想逃出去，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妈妈跑到哪里去了呢？谁帮了她呢？不是我！我没有去过她身边，一次都没有。周日早上，乔姬和我，两个人单独吃早餐。窗外下着些小雪。很漂亮。树木和灌木丛上盖满了雪，小鸟在吃乔姬挂在树枝上的鸟食。她说汤姆和孩子们要回来了，他们那边的天气太糟糕。我知道他们一回来，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急切地问：“乔姬，外婆快不行了那会儿你经常回家吗？”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她说：“不经常，我没怎么回家。那期间我怀了两次孕，凯特也还太小。”她现在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事儿。”我说，“我最近一直在想，我那时候什么忙都没帮。”她终于说道：“是的，你是什么忙都没帮。”多一个字都不肯再说。我不得不领悟到，她和汤姆对我、对我所作所为的看法已经确立，不会改变，简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有可能那也是妈妈的看法，还有爸爸的。我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外婆病重去世前那段时间，我一点儿忙都没帮。”“是的，你没帮忙。”她说。还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哎，”我说，“最近我和一个老人稍微扯上点关系，现在我知道那时候妈妈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了。”“迟知道比永远不知道要好吧。”乔姬姐姐说。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的意思是，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太糟，弄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因为——不是，唉，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尴尬。真不想被人看得那么糟糕，我问她：“你能和我说说那时的事吗？”“哎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她气急败坏。这就好像她刚才拿锤子时砸到了拇指，而恰好一个小孩问她，疼不疼呀？“喏，乔姬，”我说，“好吧，我最近明白过来……我那会儿应该能够多出点力的。行了吗？你要我下跪求饶吗？迟知道的确是比永远都不知道好。我想多知道一点妈妈的事。”“她去世前可是在你那公寓里住了两年的啊。”乔姬说，口气中显得困惑不解、十分诧异。“是，我知道。但正是自那时起我才……”乔姬说：“听着，简。我很抱歉，但是……在那一切结束之后，你突然这样跑过来，说，我想好好聊一下妈妈的事。简，这根本就不成。”她说。她真是气极了，话都说不流畅了。而我，我很惊讶。我意识到这里头有积聚了多年的怒气，对小妹简的责怪。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乔姬，”我说，“对不起。当初没有帮妈妈照顾外婆，真的对不起，不过我真的很想谈一谈当初那些事。”“我猜过几天到某个周末，我会接到你的电话，你那会儿百无聊赖，要跑到我这儿来，你身体不错，心情很好，无牵无挂，头发丝都不乱一根，然后你对我说，哦，乔姬，我很好奇，那会儿是怎么回事呢，把妈妈接到家里，一住十年，还带着四个孩子，没个帮手，她日渐衰弱……”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我坐在那里，茫然无措。就是这个词。对于妈妈一直住乔姬这儿这件事，我并不是从未感到过惭愧，但毕竟那时我是在工作，而我们，我和弗雷迪，也的确只有一套小公寓，而且……而且……而且。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周末乔姬会拒绝和我谈这些事，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想谈。她当时生过我的气，现在还在生气，她一直心怀怨恨。她接完电话回来，说：“我要去火车站接汤姆和孩子们。”她对我说：“对不起，简。但是如果你终于开始产生一点责任心了，也许你应该想到，人很难接受你就这样跑来，轻描淡写地问一两个问题：谈谈外婆垂危好吗？那是怎么回事？让人痛苦吗？那一切太可怕了，简。你懂不懂？那简直恐怖。我能过去时都会过去，挺个大肚子，再不就是带着宝宝，看到妈妈忙得团团转。到最后外婆起不来了。那有几个月时间。你能想象吗？不能吧，我打赌你没法想象。成天的看医生。进出医院。所有的事都是妈妈在做。爸爸帮不了多少忙，他自己也是个病人……不管怎样吧，我得去火车站了。”于是她就走了。我差点就追上去，让她把我捎去搭火车回家，但还是留了下来。汤姆和孩子们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乒乓乱响，自然先是打开唱片机，再开录音机，喧闹声震得房子在抖。汤姆走进房来，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转身又走了。我在厨房里，孩子们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吉莉，鲍勃，贾斯珀，凯特。转着圈儿打招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乔姬的孩子都糟透了，都是被宠坏了的小混账，我这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过也许他们长大以后会变好的。我则是从伦敦、从上流社会来的小姨，光彩照人。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寄钱作礼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糟透了，一无是处。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不理解他们。这互相中伤是个开心的游戏。但是我的确觉得他们很糟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听见乔姬或者汤姆说过：不，那不行。从来没有过。整栋房子里塞满了他们的东西，衣服，玩具，设备，多半从来没有用过，或者只用过一两次。我不断想起在战争年代长大、一无所有的经历。我最近还在想，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无所有。当然，乔姬会说，现在时兴想这些，但是，就像她会说的，迟想到总比永远不想好。不管怎么说吧，我坐在厨房里，听着孩子们满屋子的喧嚣。乔姬回来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想聊的话，她准备开口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开口说：“乔姬，你说起我来倒是想都不用想，但是你看看你那些孩子。”“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时，把背对着我。我立即明白，这是她的痛处。“告诉我，”我对她说，“他们什么时候肯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和汤姆有没有试着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个仙界冰激凌店，永远都有奶昔和奶油，只要按个按钮就能出来？”“你也许是对的。我没说你不对。”她说，想要幽默一把，“现在我要准备午饭了。如果你想要帮忙，就待着。不的话，就去和汤姆聊吧。”我听了她的话，去找汤姆，但是他正忙什么呢，不想和我聊。我觉得房里实在吵得难以忍受，于是套上我的大靴子，雪中散步去了，午餐时间才回来。和往常一样，场面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两个只是配角，父母要是胆敢引起个话题，他们会插进去打断，或者隔着他们自顾自相互聊天，根本就是把乔姬和汤姆当作有用的仆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今家庭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在起居室里，下午，还是这个样子。吉莉，十七岁，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原本想去一个朋友家，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没能去成，于是闹脾气，惩罚全家。鲍勃，十六岁，模样不错，就是太胖了，旁若无人地练他的吉他。贾斯珀，十五岁，鬼哭狼嚎，对他爸纠缠不休，要他陪着去什么本地足球赛。凯特，十三岁，双颊通红，披头散发，穿着乔姬的衣服，从这屋走到那屋，搔首弄姿，某种强制性神经病发作，就是那种十几岁姑娘常发的毛病。这样子是做给我看的，因为她想来伦敦“做模特儿”。可怜的姑娘！汤姆坐在一个角落，想要读书，但一边还得回答孩子们的话，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烦躁不堪，而乔姬则在伺候所有的人，心平气和，耐心耐烦，偶尔扯起嗓子说话，好让别人听得见。嗯，好的，凯蒂。好的，吉莉，我明天弄。是的，贾斯珀，那在客房的床底下。诸如此类。我最终开口：“好啦，这个坏小姨要走了。别，不用费事，我自己去车站。”我转过身，把这快乐的现代家庭生活场景撇在身后，走出大门，好一阵轻松。乔姬送我出来。“唉，”我说，“别说啦，我是不懂小孩，我又自私又幼稚，也没有资格多嘴，但是我能说的就是……”“而且你大概没错。”她说，还是和孩子们说话时的腔调，心平气和、忘我克己。地上的雪已是泥浆一般，我踩着泥雪去火车站，在那儿稍微等了一会儿。我喜欢火车站，喜欢不为人知，喜欢独处人群之中的那份自由。我喜欢独自一人。就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看莫迪。我应该，赶紧地，把这一切想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点。人们去世以后，我们最后悔的，就是从前没和他们聊够。我没有和外婆聊过天，我不了解她。我基本记不得外公。还有妈妈。我知道她认为我自私、愚蠢。（我也是这么看乔姬家那些小混账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她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她怎么看汤姆？怎么看乔姬？外孙、外孙女们？照顾外婆，还有她自己的丈夫，一连忙了——我想恐怕是四年，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永远没法知道了。当然了，还有弗雷迪：有的时候我睁着眼躺在床上，我所渴望的，不是他来和我做爱，尽管我也极想要那个，但我渴望的是和他谈一谈。为什么他在的时候我不和他谈呢？我那时不想，这就是答案。我那时不想知道。周一晚今早我醒来时一阵心慌，心脏怦怦直跳，眼睛刺痛，口干舌燥。我对自己说，做了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是那可怕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上班的路上，我意识到我这样是因为乔伊丝很可能要去美国。除了会想念她外，工作上的事都要有所变动。他们应该会提拔我

而代善已经六十岁了，他的雄心壮志已经在漫长的政治斗争中消磨殆尽，再也没有腾空而起的勇气了。而且代善性格本身更多的是明哲保身而不是积极进取，他知道自己不该有非分之想，在大清国的凶险万端的政治棋盘里，他是难以坐到帅位的，把一个不适宜的人放在高位上，最终只能祸及自身。代善沉默了半晌，最终表态：“睿亲王若当皇帝，是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难当大任。”代善一下子把最有实力的豪格和多尔衮都照顾到了，不可谓不老奸巨猾。此时豪格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济尔哈朗身上，他知道，多尔衮、多铎、阿济格肯定在一条战线，代善老油条，只有济尔哈朗能帮助自己。两天前豪格就派人联系济尔哈朗，说：“两黄旗已定立我为君，但还需要跟您商量。”这话说得很有学问：第一，表明我豪格已经有两个旗的支持；第二，我很尊敬您郑亲王；第三，希望您投我一票。豪格已经有皇太极遗留下来的三个旗的支持，只要加上济尔哈朗的镶蓝旗，有八旗的一半在，豪格稳操胜券。然而毕竟事关重大，济尔哈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豪格的确有军事才能，己巳之变时在广渠门曾与袁崇焕交手，皇太极第二次南侵时他在宣府、大同一带把明军打得落花流水，在打林丹汗的时候他也立下大功。1634年皇太极在询问群臣大明、朝鲜、察哈尔蒙古，这三个应该先打谁时，豪格说：“打明朝如果只是打下锦州，其余城池打不下来，会使我军师老兵疲。我军应该兵分两路，一路带着红夷大炮去打宁远，另一路绕开关宁锦防线，从蒙古之地逼近北京，与此同时联合中原流贼，如此北京唾手可得，至于朝鲜和察哈尔蒙古可以缓图之。”能意识到联合李自成、张献忠来一起掀翻大明，豪格是大清这边的第一人。然而豪格也有诸多缺点，他虽然军事上有谋略，但在政治上很不稳重成熟，与老成持重这四个字相距甚远，这是最致命的，当一把手的军事才能可以稍逊，但政治谋略一定要极强。此外豪格的生母也非显赫之人，想到此，济尔哈朗犹豫了。而多尔衮的雄才大略远在豪格之上，政治军事才能都是一流。最终济尔哈朗对豪格如此回复：“我支持你继承帝位，但睿亲王尚未知晓，待我与众人商议。”八月十四日这天，在决定清国前途命运的会议上，始终盼着济尔哈朗表态支持自己的豪格最终什么都没等来。济尔哈朗面色铁青，始终一言不发，于是豪格坐不住了，说：“我德薄能鲜，难以当此重任。”说罢，离席而去，大清国的皇位就这样与豪格彻底无缘。见豪格离席而去，济尔哈朗庆幸自己的选择，豪格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问鼎宝座的，一个男人最关键的成大事品格是沉得住气，连气都沉不住，还能做成什么？两黄旗的将领见豪格离席而去，便纷纷紧按佩剑，说：“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等必以死相拼！”代善见状，谎称自己身体不适，起身离开。对他而言，谁当皇帝都不重要，他就想安度晚年，享尽荣华富贵。到目前为止始终一言不发的阿济格也起身离开，他知道，如果表态支持多尔衮的话，他就走不出这间屋子了。此时，两黄旗的将领剑拔弩张，多尔衮和多铎不甘心退让，济尔哈朗一言不发，究竟该怎么办？多尔衮后悔不已，要是自己跟豪格一样把自己的亲兵带来，现在的局势绝不是这样。崇政殿上的龙椅空荡荡的，与自己相隔不过十米左右，然而自己此时如果敢坐上去，就必然被两黄旗的人剁成肉酱。多尔衮毕竟有雄才大略，此时如果他进一步，则粉身碎骨，退一步，支持豪格，那么日后豪格也必然拿自己开刀，他与豪格无论谁胜利，最后一定是兵戎相见，使得立国不久的清政权陷于内战与分裂，而问鼎中原则彻底在内耗中成为梦幻。多尔衮有雄心壮志，问鼎中原，坐在北京才是他的梦想。想到此，他抓住了两黄旗人的一个点，两黄旗人说必须立先帝之子，豪格已经离席，换句话说，只要立一个不是豪格的好操控的先帝之子，那么一切都迎刃而解。想到这，多尔衮不紧不慢地说：“两黄旗各位言之有理，但既然肃亲王不愿做皇帝，那就立先帝之子福临吧。可是福临年纪小，应该让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福临长大，再让他亲政。”多尔衮一席话，剑拔弩张的各方松弛了下来，这个结果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也是所有人都只得接受的，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边形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另一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这条力才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合力。多尔衮和豪格是两条边，而福临才是对角线。在多尔衮与豪格等人剑拔弩张之际，最后的赢家，此时才五岁半的福临还在光屁股玩呢。此前福临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福临的出生，《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他妈孝庄怀孕时，身上有红光，裙子上有龙盘旋的形状，周围的侍女以为着火了，但是走到近处又看不见了。等到孝庄临生福临前夜，她梦见一个神仙把孩子给她，神仙说：“这是一统天下的主人。”说完孝庄就醒了，第二天生下了福临。第二次是1642年皇太极出去打猎“圣躬违和”，皇太极因身体不适而无法拈弓搭箭，此时还不到五岁的福临却从父亲手里拿来弓箭，有模有样的射出一箭，一箭正中一只狍子。此事记载在《清太宗实录》，当然，如果跟有的“伟大国家”三岁就会开枪的伟人相比，福临还是差一些的。随着福临被立为皇帝，一场宫廷危机就这样化解，一心盼着清廷内部发生大战的明朝只能眼巴巴看着清朝重新凝聚为合力。一世枭雄皇太极也由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皇太极死后的谥号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清太宗实录》评价皇太极“以神武之姿，恢弘之度，智勇由于天授，而雄略非常，仁爱周乎万物，而恩施弗倦”。他“任贤才以树纲纪，务耕织以崇民业，优赏赐以恤军功，重衡校以兴文治，而经邦立政规模远矣。尤孜孜以善养人为要务，招携怀远，筹及身家，降将俘民，均加鞠育，由是归附者日众而国势滋大。乃若讨伐喀尔喀、朝鲜、察哈尔，天戈所向，攻必克，战必胜，电扫风驰，莫之能御。至于明朝背弃盟誓，为我仇雠，构兵积衅，上尝亲行挞伐，直抵燕京，斩其将帅，破其城堡，取中原易如反掌，而重惜民命，不忍使之罹于锋镝，旋师而返。”皇太极死后一年，“顺治入关，戡平寇乱，统一区宇，诚由于积累者深而谋远也。”《清史稿》曰：“皇太极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每战必胜，尽管没有一统天下，但顺治刚即位就一统中外，都是皇太极的谋略。明朝盗贼蜂起，皇太极知道可以拿下明朝，但不欲急战以剿民命，七次写信给明朝将帅，屈意求和，然而明朝自不量力，自亡其国，无足论也。”金庸《袁崇焕评传》中说：“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第二十一章狂人张献忠中国历史上只有刘邦和朱元璋最终从社会最底层走上皇位，其他99%的农民起义者的结局不过四种。一是在大事未成时默默无闻地死了，这是大多数起义者的结局。二是虽一时称王，掀翻旧王朝，但战斗成果最终被贵族夺取，如王莽时的绿林赤眉起义，隋末瓦岗寨起义。三是距一统天下只有几步之遥，却终因素质太差，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意志崩溃，沉湎于酒色中，最终失败，如洪秀全、李自成。四是只会攻城略地，四处流窜，一旦坐天下，反倒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如黄巢、张献忠。前文我们交代到张献忠攻陷襄阳后，就再也没提他，现在我们好好交代下他。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明军左良玉、王允成将张献忠打得大败，张献忠逃出湖北，进入安徽，与“革里眼”等部联手。张献忠打滁州不克，便抓来几百妇女，剥光衣服轮奸后砍下妇女脑壳，把妇女头朝下插在地上，赤条条的露出下身，对着城墙列阴门阵，结果城上守军用厕所里用来清除粪便的板子对着城下，以牙还牙，但还是许多守军不忍看城下，投降了，随后张献忠杀尽守军。（《平寇志》）在安徽，张献忠每到一地，便把村庄烧光，强迫青壮年入伙，他令部下拿刀一个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留下，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拿刀的人就说：“好，我送你回家。”一刀砍死。如愿留下，还要问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没有，好，你“加入组织”了，如果有，就追问想不想她们，如果说想，那也一刀砍了。如果有人在入伙后逃跑，那么只要被抓回来，就要砍下鼻子或耳朵，以示惩罚。1642年张献忠克亳州、六合时，都将百姓男人砍断左臂，女人砍断右臂，并说：“这才叫男左女右嘛！”（《甲申朝事小纪》）打下六合后张献忠进攻六安，在六安张献忠下令将所有人右手砍掉，因日常生活都用右手，于是有人伸左手，想留下右手，张献忠将这些伸出的手砍掉后逐一检查，发现有人被砍的是左手，于是他将还有右手的所有人的右手都砍掉。拿下六安后，张献忠进攻庐州，他让数千年轻女人脱下衣服全裸对着城墙，如有不从则叫士兵用长矛刺死，城上守军不忍看，最终投降。张献忠入城后只是砍所有人胳膊，没打算杀人，但攻陷庐州一天后有人在城墙上发现许多火药，张献忠说：“这帮蛮子，给脸不要脸！”于是杀尽庐州人。（余端紫《张献忠陷庐州纪》）张献忠在安徽杀得“掳掠焚杀之惨，古今未有之恶也！城社丘墟，蒿莱没人；十室无烟，磷火昼见。路断行人，狐兔之迹满道。”1643年张献忠离开安徽，攻入湖北。是年三月张献忠攻陷黄州、蕲州，他攻陷黄州后把年老、丑的女人放走，留下年轻漂亮的，强迫她们拆墙，这些女人手指被磨得鲜血直流，昏厥在城下，拆完墙后张献忠把这些女人全部杀死，尸体填进壕沟里，杀完后张献忠说：“天下事都是坏在女人上。”在攻陷蕲州后张献忠杀掉了在此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当年张献忠诈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熊文灿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然而此时张献忠恩将仇报，见其残暴本性。攻陷黄州、蕲州后张献忠进攻麻城，打下麻城后张献忠把所有妇女的脚砍下来堆成山，随后他带小妾去参观，小妾说：“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不过。”张献忠笑眯眯地说：“你的脚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砍下。五月，张献忠打下武昌，他将武昌十五至二十岁的男人编入军队，随后下令将其余所有百姓砍断手足，挖掉鼻眼。此时他把汉阳门打开，百姓纷纷从此门逃跑，此门临江，数万百姓掉进江中，浮尸使水数月不能流动，人的脂肪在江上有几寸厚。一批百姓被淹死后张献忠将漂亮女人挑出编入“婆子营”，而后将剩下的人按他开始的命令将手足砍断，鼻眼挖掉，这些百姓痛不欲生，大哭，张献忠大怒，说：“索性给你们来个痛快的。”他将这些被残害的百姓全部杀死。（《明季稗史初编》）在武昌的明朝藩王楚王朱华奎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的金银财宝，便说：“这朱老头真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说：“既然你如此爱财，就让你跟你的银子一起做鬼去吧！”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然后扔入水中淹死。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李自成得知后大怒，心说你张献忠这两下子居然敢称王，老子都还没称王呢，于是李自成让谋士写檄文讨伐张献忠，张献忠说：“李自成呀李自成，米脂县婊子养的市井无赖，这小子没啥本领，起来后连吃败仗，不是老子相救，早去鬼门关报道了（指李自成十八骑败走商洛后来谷城找自己）。老子资助他衣食鞍马，这小子成了气候，却妄自尊大传檄侮辱我！自古英雄无并立之势，老子如今带兵百万，战将千员，不但要当皇帝，还要生擒活捉这臭小子！”攻陷武昌后张献忠西进，攻陷荆州。在荆州时，张献忠养了十几条金毛狗在自己住处附近，负责警戒。每条狗身高三尺，张献忠一声令下它们就能恶狠狠地扑向目标，将人咬得体无完肤，血肉横飞，张献忠见状就拍手大笑。有女人因为不愿被张献忠奸淫，张献忠就把她们的衣服扒下来，赤身裸体扔进狗窝中，顷刻被吃光。在荆州他要妓女陪他睡，妓女琼枝说：“我虽贱，但岂能陪反贼？”张献忠用刀压着琼枝的脖子喝道：“你小婆娘敢不陪老子？”琼枝冷笑，“你不过就会杀人罢了，我不怕死！”张献忠将琼枝刀剐后把她的肉喂狗了。（《蜀碧》）张献忠问妓女曼仙：“你怕吗？”曼仙刻意逢迎，说：“我的胆都要碎了。”张献忠：“这样看来你愿意陪咱老子了？”曼仙：“臣妾侍奉大王是三生有幸，还有什么不愿意？”张献忠从此每天奸淫曼仙，连续七八天不升帐，外面都被官军包围了。一个人来报战况，被张献忠割去耳朵，第二个人来报战况，被张献忠剜下眼睛，第三个人来报，张献忠说：“蠢狗，你来败咱的兴吗？”将这个人割去舌头，第四个人来报，被张献忠一拳打碎牙齿，第五个人来报被张献忠割去鼻子，就这样半天工夫，二十多人遭残害。一天张献忠的金毛狗突然全部七窍流血而死，张献忠好生郁闷，他见曼仙在独酌，说：“美人真会作乐，不许咱喝两杯吗？”曼仙给他倒了一杯，张献忠见杯中有火光闪闪，不觉起疑心，说：“美人可先饮半杯吗？”曼仙被张献忠一推，酒杯一倾，洒出溅在地上，火星四溅，张献忠大惊，“怎么有火？”曼仙：“酒烫得过热了。”张献忠笑着说：“你先喝了给咱看。”曼仙只好喝了，喝罢立即倒毙，张献忠大怒，“这贱婢想害死咱家，那天毒死咱的爱犬的一定是她！”随后他千刀万剐了曼仙，还不解气，把营中所有歌妓都杀光了，此时大将马端叙进账议事，也被气头上的张献忠一刀捅死。攻陷荆州后张献忠要南下渡过洞庭湖作战，他每次作战前要占卜，结果连续三卦都是凶兆，张献忠把骰子扔到地上，大骂：“老天爷，我日你妈妈毛屄的！”随后他率军渡过洞庭湖，突然狂风大作，张献忠有百余艘战船被掀翻，人被溺死，可偏偏张献忠还活着。他大怒，把抢来的妇女驱赶上还完好的近千艘船（小船，但假设每艘船五个女人，也有五千名女人），在船上放火，连船带人统统被烧死，大火绵延四十里，张献忠这才解心头之恨。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军向四川进攻，明朝时重庆属于四川，欧阳直《蜀警录》记载，此时的四川是这样的：一服饰也，厌薄缟素，竞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味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羽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一烹宰也，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刳剔极残虐，炮炙极怪极惨；一田土也，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甚之交易则利己损人，结处则口是心非，刁唆则唇枪舌剑，纵欲则贪刻奸淫，逞奸则阴谋下石，见人得志则嫉妒横生，闻人不幸则幸灾乐祸。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士绅，市棍土豪，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总之，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此时的四川张献忠还未杀进来，但是已经一切都是末世之相，只等待天煞星降临。张献忠攻入四川打下的第一个城市是重庆的巫山，攻陷城池后屠城，据《巫山县志》记载，巫山“尸横遍野，江水皆赤，居民所遗无几”。五月李自成被赶出北京后，向张献忠求救，张献忠说：“老李向来与咱老子意见相左，现在他的江山丢了，又

这一项。这种问题只要清朝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令英国人哑口无言，偏偏清朝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这种愚昧无知正是英国人要利用的。法国人一看，英国人要修我也要修，于是也要修改中法《黄埔条约》。英、法的要求让咸丰觉得自尊很受伤，所以他送给英、法两个字：不行！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咸丰之所以会这么拽，就是因为愚昧给了他和他的大臣们以力量。宅在紫禁城里的他们还以为大清国世界第一，根本不知道科技这个玩意儿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为英国最多只是在大清屁股后面多追了几步而已。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那只是一次巧合，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咸丰的态度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气急败坏，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起义你们都没有摆平，居然还不肯给我们一个痛快话，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动手了！谈崩之后，英、法两国很快做好了开战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一是士兵，英法联军此刻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猛揍俄国人，抽不开身。二是开战的借口。很快，士兵和借口都有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大败俄国人。同年，大清帝国也发生了两件事情——与英国人有关的“亚罗号事件”、与法国人有关的“西林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至于事件真相如何，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件事给英法找到了师出有名的直接借口。本来英法还想拉上美国一起出兵的，可美国人说自己国内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南北内战山雨欲来，出兵一事实是有心无力。不过他们可以给予口头支持，从外交上威胁大清国，还让英法记得打赢之后别忘了叫上他们一起修约。美国人的话也不全是托词，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上就要在美国爆发，更要命的是，一场以“解放奴隶”为主题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好在破而后立，美国于南北内战结束后就此踏上快速发展之路。当然了，这是后话。虽说美国人不够意思，但箭在弦上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放弃出兵的。1856年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窝囊废”咸丰战争的进程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如出一辙，清政府因愚蠢自大而被列强欺上门来——被揍——签不平等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执行——再被揍——签更加不平等的条约。战争开打后，清朝虽有死节之臣，也有忠勇之兵，可打死一名联军士兵平均下来要牺牲五百名清军，这仗还怎么打。联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于1858年仲夏，轻松秒杀清军火力最强的天津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按照正常规律，在敌人即将打进北京的时候，清朝皇帝都会认怂签约。咸丰也不例外，咸丰跟列强签的是《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却后悔了。他不是因为巨额的赔款和失去的一系列主权后悔，而是另有原因。根据《天津条约》，接下来外国大使要进京换约（修约）及建立使馆。但英法为避免当年的“跪拜礼”问题重现，特在《天津条约》中注明：外使可行西礼。也就是说，洋人见咸丰不会三跪九叩。这让当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咸丰相当不爽。怎么咸丰还纠结于天朝上国的那一套虚妄礼节？他爸爸道光不就因为此事挨过揍吗，他怎么如此不长记性？一来清朝皇帝向来如此自大，二来咸丰也有点被惯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几个小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像朝鲜几乎年年来，越南和泰国隔三岔五来一次。这些小国对大清帝国的敬畏感给了咸丰信心，所以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万国来朝的皇者尊严”受损。于是咸丰派人告诉联军：换约没问题，但你们必须得按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战败者哪有发言权，联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咸丰的无理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派军队随行保护。咸丰心想，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阴的吧。遂指示前线将领僧格林沁：洋人不是想带兵进京吗，你给我趁机教训一下他们。记得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英法联军根本不在乎咸丰的小动作，他们压根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当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调教出来的蒙古骑兵还是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但这一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此人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他是清军那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将领。僧格林沁牢记咸丰的最高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英法联军的轻敌之心、地利和人数优势，真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揍了一顿。英法联军因此退出天津待援。据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此战清军毙敌近百，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打的唯一一场胜仗。胜利的消息传回帝都，北京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咸丰也趁此机会宣布《天津条约》作废。英法大败，丢了这么大的人，哪能甘心。况且由美国引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刻也绵延到了英国和法国，两国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就冲打赢清军之后的战争赔款和商业利益可以找补国内不景气的经济，英法也得增兵再战。所以还没等咸丰重新摆起天朝上国的谱，英法联军就已卷土重来。英法联军这一次没给僧格林沁机会，一路打到北京远郊通州附近。帝都面临陷落危机，发现事态不妙的咸丰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机敏”。他决定收回说过的话：别打了！我们投降，《天津条约》有效。但英法怎会如此便宜地放过咸丰：停战可以，但《天津条约》不够赔付我们的损失，一切条件都要重新谈！英法一强硬，咸丰就彻底没了脾气。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通州谈判。可谈来谈去，双方在进京的礼节问题上还是没有谈妥。洋人坚持要带兵进京，至于下跪行礼的事情让咸丰想都别想！得知谈判结果不理想的咸丰，当即被气得七窍冒烟，愤怒之下的他又想到一个“妙计”：绑架。僧格林沁，你把对方的谈判使团给我抓起来，咱们以这些人质为砝码，好与英法谈判。僧格林沁是个擅长贯彻领导意图的好下属，执行力非常强，当即出兵虏获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一行三十九人，全给投进了大狱，有没有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不好说，反正后来活着回国的人不多。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英法联军立刻展开报复，咸丰以人质要挟英法的计划彻底破产。1860年9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直逼紫禁城下！都能感觉到屁股下的龙椅被炮火震得颤动的咸丰，再也顾不上“天下共主”的尊严，再也顾不上欣赏圆明园里的精彩娱乐节目，下定决心跑路，毕竟再不跑就该没机会了。跑路之前，咸丰匆匆叫来弟弟恭亲王奕訢：我要北上热河打猎（北狩），国事就暂且托付给你了！把难题抛给奕訢的咸丰，便专心思考“北狩”时应该带哪几位爱妃同行、该把哪些重要东西一起带走之类的“高深”问题去也。咸丰的目的地热河，是如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省会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承德，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9月底，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咸丰带着爱人懿贵妃和皇帝的印玺，借口打猎，一路惶惶逃到热河。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在北京，联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圆明园里的宝贝几乎被洗劫一空。至于不小心“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宝贝，只好便宜了闻讯而至的当地大清子民。国都失陷，度假村圆明园被烧，终于迫使咸丰放下了那点可怜的坚持，接受现实，低头认输。咸丰派人通知奕訢：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别打了。我们投降，让他们快些来换约。奕訢不负咸丰厚望，在跟英国人、法国人又签了几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之后，英法终于不打了。英法终于消停了，但无耻的俄国人登场了。虽说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得连内裤都输掉了，甚至他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战争期间一命呜呼，但是俄国人心理素质“极好”，居然趁英法入侵之机在中国东北闹事，索要领土。现在眼看老对手英法即将从中国撤军，再也无人敢干预自己，心黑、手狠、脸皮极厚的俄国人遂遣使通知咸丰：赶紧满足我们的领土要求，要不然请你尝尝沙皇陛下的炮火！咸丰的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早被英法给打没了，况且还要留着点家底去镇压太平天国，他哪敢节外生枝。于是派出头号“谈判专家”奕訢和俄国人谈。国势如此，奕訢能有什么办法。俄国人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把西北以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俄国这个没有face的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仍以清朝战败而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不大好看，有些无奈和屈辱，但换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因为失败未必意味着结束，对一个有种的民族来说，失败就是新的起点！失败了，才会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影里清醒过来！失败了，才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失败了，才会自我救赎，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并最终走向共和！迷雾缭绕的“辛酉政变”受了惊吓的咸丰不愿回京，这场战争既让他觉得害怕也让他饱受羞辱，他不想再回到伤心之地，于是就这么留在了热河。就这样，不到一年，终日靠女人、鸦片麻痹身心、昏昏度日的咸丰终于撑不住了，在热河翘了辫子，时年31岁。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很窝囊，但终归是解脱了。咸丰为清朝的传承留下了三样“遗产”：唯一的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26岁的妙龄老婆——刚刚从懿贵妃升格的西太后，还有八个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接下来，围绕这对母子、八个辅政大臣，发生了一个蹊跷、有趣、神秘的故事，这就是“辛酉政变”。简单描述一下“辛酉政变”的经过——在农历辛酉年，也就是1861年，风姿绰约的西太后，在她26岁、刚刚死了老公的情况下，身临险地而不乱，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解开迷局的关键。最终联合可以信赖的同盟军——恭亲王奕訢，利用手握重兵的王牌机动化部队（蒙古骑兵）司令僧格林沁和北京城防司令（步兵统领）文祥等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八大辅臣之外的不满，果断地发动政变，快刀斩乱麻地将八个辅政大臣一举拿下，从此确立“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靠政变上位的妙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一百多年以来，围绕着“辛酉政变”，一直有两个谜题。谜题一，政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慈禧争权还是飞扬跋扈的八大辅臣乱政？有人把“辛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争权，说这是因为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而八大辅臣不允许慈禧胡来。这种想法太可笑了，显然不合逻辑。人家八大辅臣，上有先皇遗诏确立了他们合法的地位，下有文武百官中众多的亲信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身居军政要职，而慈禧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26岁少妇，怎么可能为了权力去以卵击石呢？除非脑袋进水了。排除一切不靠谱的说法之后，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咸丰翘辫子之后，八大辅臣原形毕露，想趁慈禧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之机，独霸皇权。但令八大辅臣郁闷的是：他们发出的政令，要经过同治皇帝盖章才能生效。而皇帝的这枚章（“同道堂”印玺）是由母亲慈禧代管的。显而易见，慈禧就是八大辅臣揽权的拦路石，必须将她除掉！因此，为了活命，处于弱势的慈禧必须奋起反击。这应该就是慈禧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另外，从爱护儿子的角度考虑，慈禧发动政变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历史经验告诉慈禧：辅臣太过恋权，势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因而发自内心的母爱使得这位26岁的母亲决心与八大辅臣殊死一搏。很明显，成功则皇权在握，儿子坐稳江山；失败也不过是自己一死而已，儿子做傀儡皇帝没问题，毕竟同治是咸丰唯一的皇子。可能有人会问，慈禧如果真是为儿子好的话，后来又怎么会一直不放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做个傀儡？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家里的独苗，且你老爸老妈创立了一家公司。在你小时候，公司是由父母在打理吧？长大了之后，父母也要扶上马送一程吧？有哪个家长愿意早早地把压力和责任施加到孩子身上呢？总之，全面接班只是时间问题，你早晚都会继承这份家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慈禧发动政变不是为她儿子好？谜题二，奕訢为什么要帮慈禧？有人认为他和嫂子慈禧之间有私情，两个人淫乱后宫，才会甘冒风险，竭力帮助她们孤儿寡母。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时慈禧并无实权，而其联合的恭亲王也被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也无太大的实权，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联手对付独揽军政大权的八个政界老油条，实在是没有几分胜算，可奕訢为何还是选择以卵击石呢？前面说过咸丰的皇位得来不易，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咸丰一直对奕訢诸多提防，诸如把奕訢留在北京当炮灰此类种种。咸丰快死之前，就做得更绝了，不仅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还将这个最亲的弟弟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而咸丰的这种安排，势必引起奕訢的彻底反叛之心。因此，奕訢选择和慈禧联手除掉八大臣，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做法，完全合乎逻辑。果然，经此一役，奕訢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兼领班军机大臣。慈禧是幸运的，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眼光、心计和手腕，令人钦佩。这个慈禧，全名叶赫那拉·杏贞（“杏贞”采取那根正说法，存争议），又称“西太后”或“老佛爷”，此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补充一句，这个传奇女子1835年出生，属羊。其实，慈禧上位的时机并不好，老公咸丰留下的江山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十分糟糕。好在慈禧作为顶级的权谋型政治家，不但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还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的办法就是用人，知人善用，用最合适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在这些最合适的人选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属羊的人，她将和他们联手去挽救大清帝国的江山，联手去创造一段传奇！第二章太平天国不太平
落榜
在继续讲慈禧和她的团队之前，让我们暂且回到咸丰时代，因为有一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交代的。“辛酉政变”的十年前，即咸丰继位一年后，也就是1851年，发生了一件毁灭清朝根基的大事。在大事件的男主角洪秀全出场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此人出品的三首诗。先来一首旨在表明吸毒有害健康并劝告人们远离鸦片的公益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再来一首咏志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还有首写给他众老婆的：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他积极参与编撰的太平天国《幼学诗》，有一句叫做“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意思是说不管你包皮割没割，反正都是上帝他妈生的。比起同为造反派的黄巢写的诗《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同学连写山歌的水平都不一定够得上。提前让大家了解到洪秀全的真实文学水准，是为了让大家看见下面这份洪秀全同学的求学史和落榜史的时候不至于太吃惊——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客家自耕农家庭，小名火秀，大名洪仁坤。1820年，洪秀全7岁，入村私塾读书。1828年，第一次参加院试。县、府试通过，院试落榜，这一年，他15岁，称童生。1829年，辍学。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靠做山村老师（塾师）获取微薄的报酬糊口。1836年，第二次参加院试，第二次落榜，这一年，他23岁，称为童生。1837年，第三次参加院试，第三次落榜。这一年，他24岁，仍称童生。1843年，第四次参加院试，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

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
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

说通过颜真卿的努力，进而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平原郡的城门之南，所有人共推颜真卿为反抗叛军的盟主。在如此危急局势下，河北、河南地区对叛军的反抗终于形成了体系，逐渐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安禄山一定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窘境，当他回味过来时，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晦暗的景色。安禄山！你的血腥屠杀换回来的终将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气节颜真卿在河北的大动作不仅惊动了安禄山，同时也让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大为惊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河北诸多州县陷落于叛军之手，让李隆基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无奈地发出“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感叹。现在颜真卿的横空出世，让李隆基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颜真卿的模样，但他知道颜真卿起兵后，还是兴奋地对朝臣说了一句话：“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一个曾经在朝为官被排挤出去的人，一个让自己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居然会为自己尽忠到底，当李隆基知道颜真卿在河北的举动后，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忠臣。感慨良久的李隆基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颜真卿，为此他派出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从山西东下河北作战。郭子仪受命出征后，先是在单于都护府的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军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安禄山手下大同军使高秀岩的叛军，继而攻克了河东道的静边（今山西右玉）军，又在河曲（今山西永济）第二次打败高秀岩，最终一直打到军事战略要地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进而打通了东进河北的道路。当颜真卿知道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之后，他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安禄山无暇东顾的情况下，颜真卿果断向西急速收复领土，试图与在山西的郭子仪会合。但就在此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噩耗，他的哥哥颜杲卿被安禄山无情地杀害！颜杲卿在常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但因时间仓促仍不具备公开举兵的条件与时机。鉴于安禄山准备西进潼关直指长安、颜真卿在河北公开举兵以及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为了牵制与阻滞安禄山西进的速度，配合颜真卿在叛军后方的作战，颜杲卿决定提前举兵。此时恰巧安禄山派遣手下的部将高邈回到幽州去征兵，以解决河南境内兵源不足的问题，颜杲卿决定举兵的时候，高邈已经完成了征兵的任务，正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在颜杲卿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突袭机会。当即，颜杲卿任命部将冯虔率领五千人马在槁城设伏，突袭半路经过的高邈。突袭高邈的过程十分顺利，顺利得甚至有些出乎颜杲卿的预料，在将高邈押进牢房的同时，颜杲卿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安禄山的部将何千年从东都洛阳回范阳督粮，于是又一举擒获何千年。擒获高邈并没有为颜杲卿带来什么，但擒获何千年却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何千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在面对颜杲卿的时候，他为了保住性命，向颜杲卿献上了自己的计策：“现在太守想要效忠大唐，开始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做得很好，现在更应该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看太守的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叛军真要是打过来，恐怕难以应对。您应该把城外的河沟挖得深深的，城墙的壁垒筑得再高一些，不要同叛军硬碰硬，等到郭子仪的朔方军来到后，合力一同进攻叛军。现在我建议您发檄文到赵、魏之地，让他们切断通往范阳、幽州等地的要道，对外宣扬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很快就会通过井陉，并游说正在攻打饶阳的张献诚，明确告诉他，他手下的那些人全都是地方的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即将到来的朔方军，这样饶阳之围即可解除。”何千年一番长长的话语，让颜杲卿不住地点头，于是他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事实证明，何千年的计策确实是个好计策，张献诚在听到朔方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顿时大为惊恐，立即解散了人马，饶阳之围顿解。不仅如此，当时河北诸多郡县，除去范阳、卢龙、渔阳、密云、汲、邺六郡仍效忠安禄山之外，十七个郡县全部宣布归顺朝廷，至此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人马已经达到二十万以上。应该说颜杲卿采纳何千年的计策，一度使得河北的战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河北不仅是安禄山的老巢和兵源、军需补给的战略大后方，同时又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颜杲卿在河北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对于准备西进攻打潼关的安禄山来讲，无疑增添了诸多难度，从某种角度而言牵制了叛军。话复前言，何千年的计策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前边说的是有利的结果，接下来要说说不利的结果，而这个不利的结果恰恰让颜杲卿送掉了性命。叛军西进潼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洛阳筹划他的登基大典，当他听到颜杲卿在常山居然连续捉住他的两员大将，并大有光复河北的意图时，让他十分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安禄山决定派部将史思明、李立节统领藩、汉混合步骑攻打常山，又派部将蔡希德统兵一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出兵增援史、李二人，共同形成对常山的重兵合围之势。这里着重提一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中的“史”指的就是史思明。史思明，初名崒干，宁夷州突厥人，与安禄山为同乡。天宝初年，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跟随安禄山讨契丹，任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他作为先锋平定河北，被禄山任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手下拥有八万人马。既然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就说明史思明和安禄山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叛乱的最初阶段，史思明算是安禄山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由配角变成了主角，这一点在后边我会详细说到，暂不赘述。事实上，史思明和李立节围攻常山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颜杲卿由于匆忙地暴露了自己，还未来得及加固城防，史思明和李立节就已经兵临城下。无奈常山城中兵寡将少，难以抵抗，颜杲卿不禁心急如焚，急忙之中派人杀出重围前往太原向太原尹王承业求救。然而王承业拒不出兵，他的理由是太原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自己现在自顾不暇。就这样，颜杲卿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但颜杲卿刚烈的性格，让他绝不甘心就此投降，他率众坚守危城，在势单力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常山城破，颜杲卿与袁履谦巷战力尽，不幸被俘。颜杲卿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并不理解自己如此优待颜杲卿，为什么这个人依然反水。所以他下令将颜杲卿押解进洛阳，自己要亲自审问这个人。“你本来是范阳一个小小的户曹（官名），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官名），没过几年又提拔你当太守，我可是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安禄山看到五花大绑的颜杲卿时，怒气冲冲地开口问道。“为什么要背叛你？你个杂胡！皇上如此恩宠你，你又为什么背叛皇上？”虽然被五花大绑，但颜杲卿并不屈服，怒目圆睁高声对安禄山喊道。安禄山本想用气势压住颜杲卿，但颜杲卿这突如其来的反问，让安禄山瞬间哑口无言。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颜杲卿继续向他开炮：“安禄山！你本来不过是营州放羊的杂胡，皇上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对你恩宠至极，皇上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居然兴兵作乱，涂炭生灵。我家累世为唐臣，官位都是大唐所赐，绝不是你安禄山提拔的功劳，怎么可能跟你这个乱臣贼子为伍，我为国讨贼，只恨未能亲自切下你的脑袋！杂胡狗！为什么还不赶快杀我？”颜杲卿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以至于眼睛已经血红。安禄山此时已然气急败坏，在颜杲卿骂完后，他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指着颜杲卿恶狠狠地说道：“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将他绑在柱子上，给我一刀一刀割他身上的肉！”顿时，士兵将颜杲卿从地上架起，拖着他向殿门外走去。“狗贼！我做了鬼也要找你索命！哈哈哈！”“一定要将他割上三千六百刀，解我心头之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冻彻人心骨，一个忠义气节之士的灵魂在寒风中傲然不屈，苍茫大地间飞舞的雪花，仿佛在为他悲号哀叹。值得一提的是，与颜杲卿一同赴死的还有太守袁履谦，以及颜氏一门忠烈三十余人。四百多年后，另一个铁骨铮铮之人文天祥用一种近乎膜拜的情感来抒发对颜杲卿的怀念，一句“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让世人对颜杲卿的气节更为深深折服：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想到此处，不禁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当颜真卿知道其兄颜杲卿以及颜氏一门三十余人被安禄山残酷地杀害后，颜真卿几乎昏厥过去。但颜真卿是一个比颜杲卿性格更加刚烈的人，那一刻他握紧拳头，强忍住悲痛，努力地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在他看来，悲痛绝不是反击安禄山的方法，将河北义军的势力无限扩大，才是对哥哥最好的告慰。颜真卿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河北变成埋葬安禄山叛军的坟墓。但就在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河北义军风起云涌之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传来。长安的门户——潼关，不幸失守！第二章灵武称帝胶着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迫不及待地称帝。这个腰腹肥硕的杂胡，此时终于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称帝后的安禄山虽然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范阳起兵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打进长安城清除杨国忠。安禄山十分明白这是他能聚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口号不能丢。所以在首次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虽然忙于应付河北的混乱局势，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潼关的进攻。经过他持续的进攻，终于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攻陷潼关。事实上，潼关作为长安的门户，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李隆基对于潼关的防守也十分重视，调派名将哥舒翰承担潼关防守的重任。之所以潼关最终不幸失陷，完全是由于大唐高层的内耗所致，这其中有李隆基昏庸偏执与自以为是，也有杨国忠的弄权固位与排斥异己，更有哥舒翰的公报私仇与因小失大。在此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大唐的确是损失了两员良将，此举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致使李隆基一时之间无将可派。但潼关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李隆基明白叛军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其他骁勇善战的将领一时间来不及征调，所以李隆基想到了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本是西突厥哥舒部落人。按突厥的习惯，他们常常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他的父亲是哥舒部落的首领，叫做哥舒道元，曾经做过唐安西都护府的副都护。哥舒翰的家族世居安西，而哥舒翰也生在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天宝五年（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很快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哥舒翰自幼就通读《左氏春秋》、《汉书》，所以极富智谋。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吐蕃凭险据守，唐军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哥舒翰大怒，限三日内破城，否则斩杀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哥舒翰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不可否认，哥舒翰兼具智慧与军事谋略，而且当时都流传着赞颂哥舒翰的诗歌：“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始终沉湎于酒色。李隆基想到哥舒翰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震边陲的名将因为长期沉湎酒色，导致自身瘫痪，已经在家休养了十个月之久。按说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李隆基本不该再让他强行带兵。但此时情况危急，最关键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在李隆基看来，目前情况下，只有哥舒翰是最好的人选。可是哥舒翰虽然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多大起色，只能站起身来慢慢行走，更别说行军打仗。因此对于皇帝陛下交给的重任，哥舒翰坚辞不受。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皇帝陛下从实际出发，切身考虑一下他这个半残废之人的身体状况。但李隆基似乎不为所动，而且抛给了哥舒翰一句狠话：“高仙芝、封常清叛逆，卿不可效仿！”哥舒翰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果还不识趣儿，那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万般无奈之下的哥舒翰只得接受了皇帝陛下的任命。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哥舒翰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潼关。临行前，李隆基在勤政楼亲自为哥舒翰送行，并让文武百官到长安城郊为大军壮行，可以说李隆基对哥舒翰寄予了厚望，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至此全部系于哥舒翰一身。大军进入潼关后，哥舒翰基于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依然采用先前高仙芝、封常清定下的重兵聚关坚守的策略来与叛军对抗。当时哥舒翰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真正经过战场上血与火洗礼，灵与肉考验以及生与死较量的士兵并不多，只有少数来自河西、陇右等一直跟随哥舒翰征战的士兵训练有素。最关键的是，哥舒翰此次是硬着头皮来到潼关，以他身体状态来看，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无奈之下，哥舒翰准备将军务托付给他比较信任的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田良丘全权处理。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的文弱书生，如此危急的局势之下，这么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让哥舒翰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只得将军队分开，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另一个部将李承光掌管步兵。事实上，从哥舒翰到达潼关的那一天开始，守军的内部就展开了派系之争，王思礼是哥舒翰带去的，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李承光却是高仙芝的部下。高仙芝被冤杀让李承光一直耿耿于怀，哥舒翰虽然功勋卓著，但李承光并不服气。这是因为哥舒翰到达潼关后，治军不能保持公正，对待自己带去的部下十分宽厚，但对待先前高仙芝的部下则十分严厉。这样一来，潼关的守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大敌当前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全力对付叛军，搞得将帅不和，军队没有斗志。天时不利加上人和不谐，如此一来，唐军所能仰仗的只有地利了。潼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考虑到潼关守军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哥舒翰采取坚守的策略还是十分得当的。哥舒翰的设想是，利用潼关的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或者说让郭子仪、颜真卿的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战区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出关给予叛军致命的一击。为了让李隆基充分了解潼关的局势，不至于像猜忌高仙芝和封常清那样猜忌自己，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详细说明了之所以闭关固守的原因，得到了李隆基的充分理解。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哥舒翰始终没有主动出战过。这期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曾经率领叛军再次来犯潼关，甚至运用计谋让部将崔乾佑仅带不到五千老弱病残之兵驻扎在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象，暗中却在陕郡周围部署精锐部队，想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然而哥舒翰也是身经百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诱骗，他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哥舒翰在潼关与安禄山形成了胶着状态，其实谁都明白，随着各地反抗叛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种胶着状态无疑对唐军是有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舒翰一定会有机会和叛军一决高下。然而正当两军在潼关处于紧张的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开始出

，天亮时分禁军寡不敌众，崔胤死于乱军之中。攻下崔宅后，朱友谅趁胜领兵攻打京兆府，又杀死郑元规及陈班等数十名朝官。此时，皇帝李晔几次重新组建的禁军再次被打散，其雄心壮志也随之化为泡影。崔胤死后，继任者裴枢、独孤损都是朱全忠的党羽，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再次再度劫持皇帝李晔，便想将李晔迁往洛阳，于是让东都留守张全义开始修缮宫室。天佑元年（904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吞并淄青地区后，移兵屯驻河东。二十一日派牙将寇彦卿奉表入京，声称邠、岐兵马已经进逼京城长安，为了保护皇帝陛下的安全，请李晔急速迁往洛阳避难。次日，在朱全忠的授意下，汴州士兵强迫京城百姓迁到洛阳，而长安百姓则不愿意远离故土，一路上哭号不止，全都破口大骂崔胤勾结朱全忠倾覆国家，老幼妇孺相扶东行，一个多月里路上行人不断。正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在汴州士兵的催促下自长安启程。朱全忠让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拆毁长安宫室、百官衙署以及民居，将拆下的木料浮在渭河上顺流东下运到洛阳修建新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长安宫城被拆毁，长安成为一座废墟，而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此开始东移。二月二日，皇帝李晔一行人来到华州，百姓们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李晔见此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可是自己受制于人让他感觉形同傀儡。“不要再喊万岁了，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此刻李晔终于说出了其内心最想说的话，这既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感受，更是一种抗议。当晚李晔住在华州兴德宫，再想到国破山河碎，自己犹如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而行，即情吟出了一首《思帝乡》：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在华州停留八天后，李晔一行人于二月十日继续东进，因洛阳宫室尚未完工，李晔只得暂时滞留陕州。朱全忠亲自到陕州朝见李晔，在朱全忠的要挟下，李晔被迫将禁军兵权全部交给了朱全忠，任命他兼任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朱全忠为了尽早将皇帝李晔迁到东都洛阳，决定重回洛阳督促修缮宫室事宜。临行前李晔大宴群臣，酒席散后他将朱全忠和韩建留下来继续饮酒，当时何皇后出来亲自手捧玉盅向朱全忠敬酒。此时晋国夫人可澄在皇帝李晔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恰被韩建看到，韩建当即暗中踩了朱全忠一脚，朱全忠心领神会，以为酒中有毒，不敢继续饮宴，于是佯装喝醉辞别。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朱全忠对皇帝李晔动了杀机。四月十六日，洛阳宫室修缮完毕，朱全忠奏请皇帝李晔尽快从陕州启程，而皇帝李晔则不愿意动身，打算拖延时间，向王建、李克用、杨行密等藩镇求救，只盼望勤王之师早日到来。不过朱全忠催促李晔启程的表章一封接着一封送到李晔面前，此时司天监出面为皇帝李晔解围，奏称夜观天象，发现星象出现明显变化，现在不利于皇帝陛下出行。朱全忠根本不理会司天监的话，继续催促李晔赶快启程。李晔又派宫女告诉朱全忠说皇后刚刚生完孩子，不能经历颠沛流离，等到十月份之后再前往洛阳。李晔的再三推脱，让朱全忠十分愤怒，他明白李晔这是在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于是召来牙将寇彦卿，命令他带领五千士卒赶快到陕州，即日催促皇帝李晔动身。李晔见朱全忠开始以武力相逼，只得起身迁往洛阳，而朱全忠则亲自到新安迎接，为了让皇帝李晔在进入洛阳之前失去全部的羽翼，朱全忠让御医许昭远诬告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澄等人联手谋害朱全忠本人，借机将这些人全部处死。等到李晔行至谷水时，朱全忠又将跟随皇帝李晔同行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计二百余人全部缢杀，又亲自挑选了二百多个与之相仿者随行护卫。皇帝李晔最初还没感觉到身边已经换了内园侍儿，等到几个月后才发现，自此之后李晔的随侍人员也全部是朱全忠的人了。李晔到达洛阳后，朱全忠开始更换禁苑的人员，让其心腹蒋玄晖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担任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朱友恭为左龙武将军，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五月二日，皇帝李晔在崇勋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酒宴过后李晔让朱全忠到自己的内殿继续饮宴，朱全忠担心李晔有诈，于是找个理由离开洛阳返回了大梁。皇帝李晔见朱全忠离开了自己，于是加急向李克用等人求救。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发布檄文联合讨伐朱全忠，朱全忠利用强大的兵力优势，派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领兵将勤王之师击溃。此时李茂贞、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等人书信往来，皆以兴复大唐为目标。朱全忠得知消息后想要领兵西征，又担心素有英气的李晔在洛阳发动变乱，于是准备立一幼主，开始图谋弑杀皇帝李晔。为此朱全忠命令部将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合办此事。八月十一日夜晚，皇帝李晔正在何皇后居住的椒殿休息，蒋玄晖带着龙武牙将史太等一百多人急扣宫门，说军前有急事要奏明皇帝陛下，想要进宫面圣。夫人裴贞一前去开门，见门外士兵人头晃动，忙问为什么带这么多士兵来，没等裴贞一说完，史太挥刀将其首级砍下，直闯宫中而去。当时皇帝李晔因为连日来心绪不佳天天饮酒，此时因为喝醉正在龙床上休息，听说有汴州士兵闯进宫殿，急忙穿衣起身躲避。可是偌大的宫殿竟没有藏身之地，只得绕着柱子躲避史太等人，最终史太将其追上，一刀将李晔杀害在椒殿之内。李晔，一个聪明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但是唐朝已经积弱难返，他回天无力，最终死于朱全忠之手，让人为之叹息。李晔出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家庭，干了一份不该干的工作（做皇帝），如果是太平年月，李晔或许会是个很好的守成之主，但在唐末动乱的局势下，他纵然有李世民的文韬武略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李晔虽然已死，但大唐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不过距离其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第十二章走向灭亡傀儡皇帝随着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朱全忠的政治野心也与日俱增。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因此不惜兴师动众，出兵凤翔将皇帝李晔从李茂贞手中夺过来。然而无赖出身的朱全忠并不满足仅仅是“垂帘听政”，在看到唐廷衰微之后，他的目标是要面南而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接受文武君臣的膜拜。朱全忠知道皇帝李晔经历一系列挫折后，虽然意志消沉，无所作为，但也绝不会就此将皇位拱手相让，因此将其杀害，在皇子中找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经过慎重的挑选，终于在诸皇子中选定了一个傀儡皇帝的候选人。事实上，皇帝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为了讨好朱全忠，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而按照惯例兵马元帅之职一般都由太子担当，因此任命兵马元帅实际上就是指定皇位继承人。皇帝李晔一共有十七个儿子，大多年幼无知，只有德王李裕有所作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四年（897年）李裕被立为皇太子，因为刘季述反叛，将其立为皇帝，李晔成功复位后，将太子李裕贬为濮王，但依旧对其十分宠爱，便想让他出任兵马元帅之职。可是朱全忠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选中了年纪幼小的辉王李祚，而自己又不愿意出面过分干涉，于是便让崔胤承办此事。崔胤在皇帝李晔面前极力反对由濮王李裕担任兵马元帅，皇帝李晔知道这是朱全忠的意思，因为惧怕朱全忠，于是在天复三年（903年）二月，下诏任命辉王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李祚是皇帝李晔的第九子，与濮王李裕同为何皇后所生，被任命为兵马元帅时只有十一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年，在担任兵马元帅的两年后，皇帝李晔被朱全忠杀害。朱全忠让蒋玄晖矫宣遗诏，指定李祚为皇太子，并改名李柷。虽然当时皇位继承人已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朱全忠的安排，所以心中依旧感到无所依托，恐惧和忧伤时刻笼罩在皇宫内外。悲伤的人们摄于朱全忠的权势，不敢过分地表现痛苦之色，只能是暗自叹息。就在蒋玄晖宣布遗诏的当天下午，朱全忠又以皇太后的名义，让太子李柷于皇帝李晔的灵柩前即位，于是李柷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就这样在痛失生父后，被仇人扶上了皇帝宝座。朱全忠一手策划了杀害皇帝李晔的全过程，事后作为对劳苦功高的史太的奖赏，将其任命为棣州刺史。为了掩人耳目，蒋玄晖在士兵退出皇宫后，到处宣扬夜里皇帝李晔与昭仪李渐荣玩赌博游戏，是李昭仪将皇帝灌醉趁机将其杀害，企图将弑杀皇帝的罪名推到宫人身上，进而掩盖他们的罪行。不过虽然弥天大谎已经撒下，但参加弑杀皇帝李晔行动的有将近百十人，要守住这个秘密又谈何容易。而且参加弑杀皇帝李晔的一些龙武军官兵被裴贞一等人对皇帝李晔的忠心，以及她们遇事不慌张、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更加憎恨朱全忠的为人。这些人拿着朱全忠的赏钱，到酒楼里去宣泄个人心中的愤恨，并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添枝加叶的广为传播。一时间洛阳城内沸沸扬扬，都知道皇帝李晔并非死于宫人之手，而是死于朱全忠之手，而且随着风言风语日渐增多，人们的议论也传进了朱全忠的耳朵里。他对秘密泄露得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进而愤恨朱友恭等人办事不力，对部下掌控不严。由于秘密泄露，朱全忠一时间也被搞得六神无主，但是他毕竟老奸巨猾，在逐渐稳定情绪后，他采取了弃车保帅之法，将所有的罪过全都推到朱友恭、氏叔琮等人的身上，谎称自己不知道弑杀皇帝李晔之事，而且假装痛苦着怒斥朱、氏二人背着自己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然后立刻从河赶到东都洛阳，伏在皇帝李晔的梓宫上痛哭流涕。朱全忠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开脱罪责，在皇帝李晔的梓宫前表演完毕后，他又跑到皇宫面见小皇帝李柷，声称先帝之死与自己无关，并假惺惺地请求查找真正的凶手。事实上朱全忠也明白，自己虽然卖力表演，但任何人都不是白痴，他这样做并不能减少朝廷上下对他的怨恨。所以为了缓解人们对他的怨恨，朱全忠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决定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不过朱、氏二人毕竟为自己立下大功一件，如果以弑杀先帝的罪名除掉二人，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人为其卖命，恰巧此时有人告发护驾军士在大街上抢米，这让朱全忠立即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利用抢米这件事大做文章，立即向小皇帝李柷上疏，说朱友恭、氏叔琮治军无方，不能安抚民众，以致出现侵扰市肆现象，请求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恢复其李彦威的本名；贬氏叔琮为白州司户。对于李柷而言，朱全忠的话就是圣旨，于是他立即批准了朱全忠请求，当即下诏外贬朱友恭和氏叔琮二人，而且李柷似乎还颇能洞悉朱全忠的内心，在诏书的最后没有忘记加上“仍令所在赐自尽”一句话，算是说出了朱全忠想说而又无法说出口的话。事实上朱全忠之所以如此在意人们对于弑杀先帝李晔的评价，进而被迫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是由于他感到称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清醒地认识到阻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朝中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以及诸王宗室；二是地方的藩镇势力。因此朱全忠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在朝廷中清除异己；另一方面对与自己为敌的藩镇诉诸武力镇压。天佑二年（905年）二月，朱全忠首先对宗室诸王大开杀戒，他命令蒋玄晖邀请先帝李晔之子濮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州李禋、遂王李祎、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琼王李祥、景王李祕在洛苑的九曲池旁摆下筵席，将诸王灌醉后用绳子勒死，并将尸体扔到九曲池里，在杀掉李晔的九个儿子后，他便将毒手伸向了朝中大臣。朱全忠要杀朝臣，除了因为他们忠于皇帝不能为己所用，是自己篡位的绊脚石之外，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朱全忠是行伍出身。虽然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藩镇，但是自中唐以来，社会时尚重文轻武，文士从不把武将放在眼中，朱全忠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文人也是恨之入骨。据说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朱全忠和幕僚们及游客在柳树下乘凉闲谈，几个游客正在高谈阔论，朱全忠当时觉得无聊，忽然站起身来指着柳树说道：“这种树木适合做车毂。”人们忽然闻听此言，全都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不知道朱全忠为何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语。此时有几个游客为了讨好朱全忠，也跟着站起身来，随声附和说适合做车毂，没想到朱全忠顿时勃然大怒，厉声斥责说：“书生就是喜欢阿谀奉承，顺口搭音，车毂需用夹榆才行，柳木怎么能够做车毂呢？”随即命令左右侍卫将随声附和的几个游客杀掉，从中可见他对文士的蔑视和憎恨。为了扭转当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四月五日，朱全忠让小皇帝李柷发布赦文。朱全忠在赦文中通过论述文武皆重要的道理，想发泄一些对文臣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想以此使文臣们尊敬自己。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此事却事与愿违，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更为不快的事情，而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朱全忠下定决心对朝臣大开杀戒。白马驿之祸和王的师傅张廷范是艺人出身，精通音律，后来趋炎附势投靠了朱全忠，为其进行歌舞演奏，深得朱全忠的宠爱。当时张廷范想担任太常卿，便请求朱全忠推荐自己，朱全忠认为自己办这件事情易如反掌，便让幕僚带着张廷范入朝请求皇帝的任命，没想到却遭到了宰相裴枢的反对。裴枢给出的理由是张廷范是有功之臣，已经得宠于藩镇，何必再仰仗朝廷乐官的职位以示荣耀，张廷范想当太常卿恐怕不是朱全忠的意思。当时朱全忠的幕僚费尽口舌，可是裴枢就是不答应，张廷范只好悻悻而归。朱全忠见宰相都不给自己面子，顿时心起杀机，他对手下人说自己本来认为裴枢志向高远，不入朝廷俗气沾染，现在看起来不过是装成一副清高态势，因此他决心除掉这些顽固不化的大臣，而此时朝廷内出现的宰相不和的局面，恰好为朱全忠提供了机会。当时朝中共有四位宰相，除了裴枢之外，还有崔远、独孤损和柳璨。柳璨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隐居山林之间。光化年间一举中第，因为对汉史尤为精通，被时人称之为“柳箧子”。皇帝李晔因为爱才如命，想找一个有文才的人，于是有人就将柳璨推荐给了皇帝李晔，李晔立即召见柳璨，经过面试，李晔对其十分满意，很快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崔胤死后，皇帝李晔想让柳璨出任宰相，便征求诸位学士的意见。承旨张文蔚认为选贤任能不必拘于等级限制，不过按照惯例不宜立即提拔柳璨当宰相。于是皇帝李晔就首先提升柳璨为谏议大夫同平章事，但即使是这样也已经是高规格的越级提拔了。出身寒微的柳璨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因此出身高贵的裴枢、独孤损和崔远，对于一下子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柳璨十分排斥，言谈中经常流露出对柳璨的鄙夷之情，而柳璨也对他们也是怀恨在心。皇帝李晔到达洛阳后，因为内官都是朱全忠的心腹，因此柳璨就极力和他们交好，想攀上朱全忠这棵大树，进而达到对抗裴枢等人的目的。当时柳璨已经察觉出朱全忠可能要做出不利于朝官的事情，便趁机在朱全忠面前说了裴枢等人的很多坏话，因此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裴枢、独孤损和崔远被同时罢相。五月七日天空中又有彗星出现，占卜者向朱全忠进言，认为君臣即将大祸临头，必须杀一批人才能消解此难，柳璨趁机写出裴枢等三十多个与己不和者的名字，请求朱全忠立即诛杀。对于一下子诛杀如此多的朝臣，朱全忠一时间也是难以下定决心。不过，部将李振趁机向朱全忠进言，认为朝廷纲纪之所以败坏，全都是因为这些文官表里不一，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大事的人，这些文官未来肯定会充当绊脚石，不如趁现在一举除掉。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李振的建议，首先于五月十五日利用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贬独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而亲率铁骑冲击，瓦剌三部兵马尽数冲杀，双方陷入混战，一时僵持不下。明军都督朱崇以火器轰击瓦剌军右翼太平部（即“土尔扈特”军），打开缺口，丰城侯林彬（即后来客死越南的明“安南都指挥使”）从左翼包抄，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冲垮孛罗部，朱棣趁机率亲兵冲击马哈木中军，更命火器齐射，殊死冲击加“高科技”，瓦剌终于全线崩溃，明军乘胜追击，在土刺河再破瓦剌军，马哈木、太平、孛罗3人趁天色已黑分头逃窜。朱棣本想继续北进，但随行的皇长孙朱瞻基劝他“不须穷追”，随即撤兵。此役令瓦剌伤亡惨重，实力大损。蒙古高原局势，再次回到“相互牵制”中。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屋漏偏逢连夜雨。永乐十三年，阿鲁台发动奇袭，杀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可汗答里巴，马哈木转立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额森虎为可汗，次年进兵斡难河，又被阿鲁台击败，其本人被杀。朱棣闻讯后遣使吊祭，并命其子脱欢继承“顺宁王”爵位。永乐十七年，十九年，阿鲁台两攻瓦剌，大获全胜，春风得意下，他再次拒绝向明朝朝贡，并拉拢兀良哈三卫共同反明。眼看漠北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朱棣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发动第三次亲征，大军于三月三十日出师，在漠北扫荡数月，最远抵达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此时阿鲁台早已远逃。七月，朱棣在回师路上下令对勾结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进行攻击，在内蒙古屈裂河大破兀良哈，兀良哈遣使谢罪，朱棣遂班师回朝。阿鲁台虽逃脱，但实力大损，于同年接连被脱欢击败。耿耿于怀的朱棣于第二年七月借口阿鲁台图谋犯边，发动了第四次北征。大军七月出发，在蒙古高原扫荡3个月，终未找到阿鲁台，虽如此，大批鞑靼部落却纷纷归附，尤其是本雅失里之子也先土干来投，令朱棣高兴异常，赐名为“金忠”，随即于十月回师。金忠将阿鲁台的“军事机密”尽数相告，并一再怂恿朱棣继续北征，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一日，以金忠为向导，朱棣发动了第五次北征。大军在蒙古高原进行“地毯式搜索”，至六月已行至今俄罗斯境内，却终不见阿鲁台踪影。六月十五日，明军得到情报，阿鲁台就在向西不足百里，名将张辅“自请一月粮，率精骑深入”。朱棣却已厌倦，下令班师。七月十七日，朱棣在回师路上病逝于榆木川，享年65岁。而根据蒙古国史料记录，张辅自告奋勇要求追击的那一天，阿鲁台就躲在距离西边明军主力仅两日行程的哈喇山中，灭顶之灾，就在朱棣的一念间改变。但阿鲁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虽未与明军接战，但疲于奔命也导致其实力大损，再加上明朝与瓦剌的两面夹击，阿鲁台日暮途穷。而朱棣至死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亲手构筑的蒙古高原“战略平衡”，因他晚年两次草率的北征被彻底打破。继任“顺宁王”的脱欢，虽表面上终其一生对明朝采取友好态度，频繁遣使入贡，但实际上既不“忠顺”更不“安宁”。他一面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立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太师”，另一面疯狂向阿鲁台发动进攻，趁朱棣晚年频繁打击阿鲁台的机会，迅速东进占据了鞑靼的属地，并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在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击毙阿鲁台，从而控制了鞑靼。对明朝“屏障”兀良哈三卫，他也极力拉拢，多次派使者前往招募，两家逐渐勾连。与此同时，他在内部大肆清除异己，就在朱棣去世后3天，“贤义王”太平遭脱欢杀害，一年后，“太平王”孛罗被脱欢击败后自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太平的“客列亦锡部”改名为土尔扈特部，即蒙古语中“护卫亲军”的意思，后来缔造“东归奇迹”的部落由此而来。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过世，其子也先承袭“顺宁王”爵位，此人因为在后来的“土木堡之变”里创下活捉明朝皇帝的神话，被明廷上下所熟知，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地区战无不胜。对内他仿照元朝，设“中书省”和“六部”，巩固统治。对明朝他很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一面频繁通好令明朝君臣放松警惕；一面利用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大发横财，更借机勾结明朝官民走私火器，招募明朝边境因军屯兼并而逃亡的士兵工匠“教习火器操练之法”，很快拥有了一支冠绝蒙古高原的火器部队。对兀良哈，他采取联姻、贿赂等手段，将之拉拢到自己一边。向西，他不但于正统六年攻陷了朱棣苦心经营的新疆哈密、赤斤等卫所，且顺势进兵中亚，于正统七年大掠帖木儿帝国等中亚国家，“以战养战”掠夺财宝无数，甚至在正统九年击败彼时正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线军队（即明史和蒙古史料都提到的“吐鲁密国”）。“土木堡之变”前，瓦剌经过两代领袖开疆拓土，已然建立起一个表面忠实于明朝，真正实力强大的蒙古部落联盟，朱棣终生苦心维持的“战略平衡”，不到20年就被轻易打破。说到这个“战略平衡”的被打破，也少不了兀良哈三卫。“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原宁王属地赐给兀良哈，使其实力膨胀。永乐年间，兀良哈虽曾在朱棣第三次北征时遭到痛打，但朱棣去世后，又很快和鞑靼勾连，同明朝摩擦不断。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曾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亲征，于十月出喜峰口，在宽河战役里大破兀良哈三卫联军，慌得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等人连忙入京谢罪。但两年后，明朝却放弃了九边重镇开平卫（今内蒙古多伦）。开平卫是前元朝的“上都”，明朝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李文忠攻克后，数十年苦心经营，朱棣将其看做战略要地，声言“开平稳固，则辽东、甘肃、宁夏无忧”。朱棣赐宁王故地给兀良哈后，开平卫更成为钳制兀良哈的关键棋子。但明宣宗无远略，于宣德五年将其迁至独石堡（今河北省石堡县），弃地300余里，失去钳制的兀良哈从此有恃无恐，在瓦剌的支持下大肆扩充，并时常攻掠明朝边关，昔日“屏障”，今却成“边患”。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明朝派朱勇、徐亨、马亮、陈怀兵分四路出击兀良哈，明正统皇帝朱祁镇严令“搜捕剿杀”，但朱勇走到河北平泉县就不敢行进，徐亨一路怯懦不敢战，仅在老哈河流域屠戮一番平民即回来冒功。陈怀和马亮则搜捕一番，根本没有找到敌人。只有宣府总兵杨洪趁机奇袭，攻克“三卫”中的福余卫，活捉首领马里奇。但此战并未真正打击兀良哈三卫的实力，心怀怨恨的兀良哈三卫从此更铁了心投靠瓦剌。而明朝与“蒙古部落联盟”一场注定的大战，从此一触即发。第十一章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一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祁镇仅经过3天准备，就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北征，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祁镇，成为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多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20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之变“买单”的人，就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是从朱棣时代开始。朱祁镇的父亲朱瞻基，同样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没学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最终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二明英宗9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14年更被许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差很远。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祁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祁镇讲学，朱祁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此时，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祁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祁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的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祁镇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祁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祁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心软了，饶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几年，王振分外收敛。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进行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还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3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同时还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捡了条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仍旧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使张太皇太后转变对王振的印象，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对“三杨”，王振起初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渐渐对他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他还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杨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镇设宴庆贺，按规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里发牢骚，朱祁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一手遮天。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炽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劝朱祁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这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其次，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

基于天地传感网的数字孪生技术在灾害智能管理方面的应用：“今年5月21日，国际首颗遥感成像、气象探测和水利应用一体化卫星‘珞珈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能满足目标识别级的遥感感知的高分辨率、视频等多种探测需求。在今年夏天京津冀地区的防汛工作中，‘珞珈二号’观测到堤防决口的影像，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帮6300余名群众当天完成转移。”动态监测老人、赛事、施工“AI视觉行为分析”实时告知“摄像头我们已经用很多年了，最大的感触就是无法事前报警。比如说，有的老人在起居室里摔倒了，或者小孩爬到没有关闭窗户的危险地带，原来的摄像头可能会认出来有老人有小孩，但它不能理解画面的语义；但当摄像头有了一个‘认知性大脑’，看到这些场景时，自然就会联想到这个人可能处在危险之中，从而实现事中的监测和预警。”上海趋视科技总裁徐飙向记者介绍了其最新的“AI视觉行为分析”技术：“采用TOF(Time-of-Flight)传感器采集数据，并通过‘智能分析仪’进行AI推理，可以精准地识别老人跌倒、久坐不起等风险因素，通过APP实时将信息发送至家人或社区服务人员手机端。”徐飙介绍：“比如，某街道违章停车、渣土车违规行驶、无证摊贩临时摆摊、商铺占道经营、乱倒垃圾等社区问题频现，对于人员缺乏的社区管理队伍而言，会出现如问题发现不及时，协调成本高，管理缺少数据支撑等现象；而智能视频行为分析技术给街道每一部摄像机都装上‘AI大脑’，实时分析街面情况，对违规行为自动且及时地上报。当侦测到指定区域内出现违规行为，系统会生成提醒信号，实时推送到管理人员随身设备中，实现社区问题处理敏捷化。”高新兴科技集团首席技术官陈利军对记者介绍，在即将于12月24日于广州举行的黄埔马拉松比赛中，通过在沿路高耸的楼宇部署的AI视频监控和无人机，可以做到赛事的全程管控。“无论队伍到哪里，整个队伍都是在可视范围内。比如说哪里发生拥挤或是有什么异常，AI视觉分析可以协助管理人员快速掌握全局。”记者采访发现，通过“AI视觉行为分析”，在马路上，摄像头可以识别车牌、追踪违规行为；在工地上，可以识别工人是否佩戴工作手套、绝缘鞋、护目镜等，为工人施工建立安全屏障；在校园里，有了“AI校园防欺凌终端”，可以针对“救命、打架、110”等异常词汇进行采集；而在食堂，“明亮灶厨算法”能让摄像头识别厨师有没有戴厨师帽和口罩，还有各种用具的摆放合不合规，食堂够不够卫生、有没有老鼠等；在家门口，可视门铃能够识别来访是你的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视觉大模型被“引爆”多模态AI学人类“感知”世界在本次CPSE安博会上，至少有六家头部企业推出了通用或行业大模型，或是展示大模型应用。郭威认为，视频大模型已成为继自然语言处理(NLP)之后AI技术的下一个引爆点。“大模型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从判别式AI走向深层次判别式的AI，前者主要从数据和信号中去提取特征进行识别，完成像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这样的任务；而后者可以在海量数据训练的基础上生成文字、语言、图片、视频代码甚至算法，完成各类专业人士的工作，在生产力的提升上更为直接。”计算机视觉已经迈入“大模型时代”，在许多领域都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和价值，安防领域也不例外。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安防产业链上的各细分领域企业也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如大华的“星汉”以视觉解析为核心；宇视科技的“梧桐”集CV行业、NLP行业等于一身，能够满足多样化的任务和场景需求；云从科技的大模型“从容”应用于视频监控、入侵检测、人脸识别等过程中的数据分析，“行人基础大模型”覆盖了人体全局属性(性别、年龄)、局部属性(穿戴风格、配饰)、携带属性(手机、刀棍、手提包等)、人-物交互HOI(抽烟，持刀棍，手机拍屏幕)等，广泛应用于矿山、建筑工地以及特殊场所的安全布控，监控作业人员穿戴合规，姿态行为等异常和违规行为。熵基科技首席科学家陈书楷介绍：“我们人类的智慧体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感知、思考和行动来改变世界。现在机器也拥有了‘感知’和‘思考’的能力，伴随AI的发展，机器必须通过视觉来理解周围的环境，做出决策。”该企业自研的BioCV大模型可以实现园区运行安全“一屏统览”。陈书楷表示，多模态AI结合了更多的感官模式，它模仿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能够为多样化场景下的智能个性化应用开创全新可能。明年有望大范围落地智慧社区更关注隐私保护国际数据公司(IDC)数据显示，自2023年开始，随着大模型、生成式AI的盛行，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市场迎来新的机遇。IDC预计，未来5年人工智能将进入大规模落地应用关键期。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随着AI和大模型一日千里的发展，智能视觉技术将在所有垂直行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大模型实施之后，因其更好的理解能力和更高的训练效率，我们可以用相对少的数据就达到非常高的准确度。针对不同的场景，大模型的泛化能力也比传统AI有非常大的提高。”郭威认为：“大模型现在各个行业都在试，我觉得明年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在很多智慧社区，大模型能够有效落地，形成商业闭环。”智慧社区对于人工智能有着旺盛的需求，也是能够实现规模化发展、可复制性强的场景。记者发现，在此次CPSE安博会上，“个人隐私保护”也被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着重强调。“视觉分析系统涉及采集并分析一些日常生活画面，需要平衡监控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合理使用和保护个人隐私权。”据了解，针对智慧社区场景的特点，趋视科技、精华隆智慧感知等企业采用了可以“脱敏”的采集技术，不是通过视频监控，而是通过仅可见“影子”的深度图像，反映景内物体的距离和角度值，不直接包含面部、身体或其他私人信息，大大降低了隐私泄露的风险。记者采访发现，目前部分智能安防产品和现有的基础大模型还没有挂钩，但徐飙介绍，未来，相关安防设备可以和目前一些成熟的语音大模型对接，感知方式从视觉延伸到红外、雷达、光纤、声纹等更多维度，随着TOF类雷达传感器的不断应用，除了语音和图像外，第三维深度数据感知越来越丰富，基于深度数据的大模型必将把机器“认知”世界的能力带到一个新高度。“双11”造节第15年，你买了吗？这些新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没有疯狂‘买买买’，就趁优惠买了几样生活必需品。”“以前买很多欧美大牌，现在不囤了，只买马上需要用的，也便宜不了几十块。”今年，“双11”大促步入第15个年头，消费者变得更理性，诸多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徐兢消费者更理性，手动比价找出“最低价”今年的“游戏规则”十分清晰，低价是各大平台“打法”核心。低价、优惠、有赠品——这是不少消费者在“双11”下单的主要原因。随着消费者理性回归，年轻消费者不放弃“薅羊毛”，但也不再“疯狂买买买”。消费者的谨慎心态，也是电商不惜拉低价格刺激消费的重要原因。近日，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2023年“双11”：理性和感性双管齐下，赢得消费者青睐》显示，与2022年相比，77%的消费者计划在今年“双11”减少消费支出或维持和去年一样的水平。普华永道发布的《2023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显示，51%的中国消费者正在减少非必需品支出，而对于必需品，人们开始选择更低价的购买途径。南京市民朱先生今年“双11”买了一个吸尘器，他先搜天猫店价格，然后去京东、拼多多比价，与各家店的客服聊天询问发货渠道，最后选择了价格最低的平台下单，收货后很满意。“我不觉得烦啊，研究这个挺有意思，所以我总能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他说，身边不少朋友“双11”买东西都喜欢找他来咨询哪里是“全网最低价”。头部主播“退烧”，多个新直播间崛起“直播卖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双11”的吸引力。南京市民张女士表示：“平时经常看直播，也都有折扣，该买的都买了，‘双11’没啥好买的了。”这个“双11”，头部主播热度在降低。虽然李佳琦今年的势头有所回落，不再一家独大，但仍稳居超头主播地位。网友们都奔向各自感兴趣的直播间，在多个直播间之间反复“横跳”，一方面是对主播感兴趣，一方面是瞄准“羊毛”。记者发现，“顶流”机构方面，“TVB识货”“交个朋友”“东方甄选”先后进驻淘宝，近一年来，这些机构不仅跨平台直播，还打造起了直播间矩阵，在各平台都能刷到他们。“TVB识货”首次参加天猫“双11”晚会，TVB艺人陈豪、黎诺懿、陈敏之、陈自瑶与内地艺人连麦互动，现场《溏心风暴》与内地知名IP联动，通过美食和“特色港普”等方式碰撞出多种火花，直播间给网友撒了11.11万元红包。京东采销意外“出圈”。与传统直播玩家相比，京东采销直播间实属“潦草”。负责讲解的主播都是一线采销轮番撸袖子上阵，在线激情降价，喊话“没有人管得了我了”“就是要便宜”。抽奖、送券、半价，引得网友直呼“这样的发疯能不能多来点”。直播间也简陋得很，会议室开播、办公区公共空间开播，没有助播，直播链接是现做的，背后的横幅尤其显眼：“不要坑位费、不要达人佣金，现场降价。”11月12日电(中新财经记者吴涛)中小微企业要加快转型步伐，哪些产品和服务适合中小企业？11月9日至1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以下称APEC技展会)在青岛举行。不少与会嘉宾谈到，“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APEC技展会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表示，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服务体系，鼓励开发“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绿色节能低碳技术应用，加大绿色能源供给，引导中小微企业加快转型步伐，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徐晓兰还表示，推动亚太中小微企业务实合作，支持中小微企业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技术人才等领域扩大合作广度和深度，发挥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跨境撮合服务平台的作用，为中小微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交流对接和配套服务。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贾宏伟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是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冯旭指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展望未来，提升技术经济性是中小企业转型“破冰”的关键，“小快轻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多方协同是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论坛上，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平军称，广大中小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要推动中小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色科技创新、提高绿色服务水平以及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等举措，促进中小企业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届APEC技展会以“绿色发展数字赋能融通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举办1场展览，1场开幕式和主论坛、5场分论坛、3场产业链论坛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17个APEC经济体，1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官员、专家学者和16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杨程晨)中国官方10日发布最新的涉藏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李德成受访时表示，西藏的人权保障现况怎么样？“我想，这份最新的白皮书告诉了大家答案”。这份名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的白皮书提到，西藏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培育内生动力，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李德成对中新社记者说，过去的西藏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及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至今，西藏人民才切切实实地享受到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确实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全面成就的一个标杆。他引述白皮书的六部分内容表示，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生存权、发展权决定了人民的幸福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西藏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各族民众安居乐业，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说，西藏的人权事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为宗教研究学者，李德成重点参与白皮书第三部分“民族宗教工作扎实推进”有关内容的撰写。他说，西藏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宗教领域持续和谐稳定。当前，不论是从宗教寺院的数量，还是宗教民俗活动的开展，都能显现出西藏的各族信教群众在宪法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他还提到，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内部，可以看到僧人们自由地学经辩经，开展宗教活动，信教群众也可以自由地到寺院朝拜，按照传统参加宗教节日等活动，如萨嘎达瓦节、燃灯节等。传承至今的宗教节日活动、宗教民俗活动等既保存历史的仪礼传统和庄严，也加入现代的文化体验和活力。中新网温州11月11日电(记者孙自法鲍梦妮)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11月11日在浙江温州开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开放是科学的天性和创新的本质，全球科技交流合作的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他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协同包容，做开放创新的先行者，依托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跨越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阂、语言的障碍、学科的差异，成为彼此在科学道路上同向同行、并肩并进的好朋友好伙伴，汇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智慧和力量。万钢表示，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创新、日益开放、更加包容的中国，也将为全球青年科学家提供广阔舞台，希望大家当好友谊使者与合作桥梁，利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见所闻，把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呈现给全球科技界，介绍给更多的朋友，让世界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万钢还希望青年科学家坚持矢志笃行，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坚持求是向善，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方面，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不忘初心、不移其志，求索问道、求实溯源，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挺起铁肩膀、扛起千钧担，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把为科学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方面，需要用创新的理念与方法，深入研究、勤于创新、勇于创业，推动想象力、创造力、生产力的有机转化。同时，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必然带来一系列规则冲突、伦理挑战、社会风险，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守正创新，率先践行科技向善的理念，引领科技界自觉优化学风作风、遵守伦理规范，着力科学普及，让创新红利、发展福祉惠及全社会。万钢呼吁，广大青年科学家都能够在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上共商、共建、共享，在中

。但这只是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搞经济的人都懂得，凡是搞经营事业最主要的是资金，也就是经营的资本。只要是有了资本，不怕什么盛世或者乱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身逢乱世，倒更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换句话说，刘氏前辈的两代创业史不也是在乱世创造起来的吗？只可惜两代辛辛苦苦创起来的巨大家业，瞬间就因不善经营而败尽了。这是他对外改变经营的结果。再看看他十几年掌权期间对内理家的结果，自然也是可悲的。他自从1932年独掌大权以后，一改从前勤俭持家的作风，在家内马上大兴土木，自己的住房和卧室全部安装了卫生设备和暖气，以满足自己豪华的生活享受欲，连续购买了三部汽车，并且给自己的妻妾们购置了大量的珠宝首饰，其中大部分首饰当然是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当铺中选购来的便宜货，同时他自己也动用了大量现金购买了许多钻石。用他的话来解释：钻石是当今世界上最值钱的宝贝，因为它体积小便于携带和收藏，因此他收集钻石的事当时常被同行业的人和他的几个好友所称道。后来曾有他一个当铺中的伙计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写文讽刺他，说他是：“烟枪在手，钻石在囊，头枕京津两地，脚踩十三家。”以他当时的权势和财力再加上他的权术和策略，如果都用在事业的经营上，抑或赶上了政治和经济上不稳定也不至于败到后来的惨地。主要是因为他聪明才智有余而文化不足，由于文化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窍不通，不懂政治在动乱的社会里搞经济事业的人一定是要吃亏的。何况他在当政中远君子近小人总听不进去有识之士的忠告，在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暴涨，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他仍在变卖家产搞当铺的复业，还想恢复他那“脚踩十三家”的黄粱美梦，最后终于到了一败涂地的境地。这就是以当业发家积聚的财富开始，以大部分家财仍还回衰败而告终。北京解放前夕的刘贡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地步，全家的生活开支完全靠变卖家里的不动产以维持。先卖全院的地毯，再拆卖全院的暖阁，然后又拆卖全院内的镜子，最后又拆卖全院的洗澡盆。等到把所有的木器家具都卖光了以后，竟然将院内的大树也锯了卖掉。当他正在发愁因房子卖不出，而没有人买就要拆房卖瓦的时候，北京解放了。马大人胡同曾有刘氏三代家族的祖产，他以特别低的价格卖给了政府。从此刘氏家族离开了这个人海沉浮可歌可泣的发源地。刘贡南在北京解放后曾两度移居天津，晚年的生活尚可维持一般，但神经有时不正常，曾数次走失，后由家人领回。于1971年病故于天津寓所，享年八十岁。
第一章(7)我的二姐刘俊卿
我的二姐刘俊卿，出生于1886年。因大姐夭亡，实际上她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大姐。同时她也是父母心中最疼爱的一个女儿。前文曾提过，她因在变乱中保护财产有功，父亲刘禹臣对她更加器重和信任。从成人到出嫁前一直由她主管着家庭里的一切。父亲为了她的出嫁曾仔细和慎重地选择门第和人才。他选择的所谓门第，不是一般讲的门当户对和低女高聘，而是要找一个从前也是比较富有的大户可现实家道中落的人家；他选择的所谓人才，重点放在相貌堂堂性格老诚方面的人上。他的这个比较独特的见解和选择，主要的目的就是以自己和财势做后盾，使自己的女儿不但不会受委屈而且还能让她主管着婆家家庭的一切。最后终于选定了做金店生意的王紫山的长子王兆年做了女婿。刘俊卿婚礼的嫁妆在当时是比较丰富的，因为木器家具比较多，厢房三间放不下，当时不但她的公婆在厢房住，就连王紫山的父母也把北上房五间让出来给孙子做了新居，而他们老夫妻也搬到了厢房居住了。这样一来，刘禹臣嫁女的第一目的算是达到了，后来没过多久，又在西城酒醋局给她买了十几间房，因此刘俊卿果然掌握了王家日常家务之大权，父母对她的一片苦心终于完全达到了目的。刘俊卿自与王兆年结婚后，先后生有二子五女，她出嫁后还经常带子女等在娘家居住，每次回娘家时，所有的家人和仆人们都要列队迎送，刘家的这种最高殊荣，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能享受的只此一人。这当然是由于父母的偏爱所造成的，但是却给她种下了晚年悲剧和不幸遭遇的根源。因为父亲刘禹臣在临终前留有遗言，每月给刘俊卿生活费用四百元。在刘禹臣死后虽然由刘贡南照办不误，但姐弟二人已然是貌合神离。这种关系一直延迟到1942年，终于爆发了姐弟间争夺遗产的诉讼，由于诉讼爆发，刘贡南借机终断了每月给刘俊卿的生活费，由于断了生活的来源，刘俊卿一家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因此她神经错乱一病不起，最后于1942年冬病故于东华医院，时年五十六岁。刘俊卿晚年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应该引起后辈们的深思和注意。附：知情人谈刘汝舟定：我问问您刘老他们家。某：当铺刘就开当铺啊，他们(指刘贡南和刘汝舟)哥儿俩，他(刘汝舟)是姨太太(生)的，在他们家里他就不占什么地位，可是他父亲叫什么来着……定：刘禹臣。某：一故去，大家伙儿抢，这姨太太跟他小啊，抢的东西不多。他的大哥(刘贡南)是拽子，胳膊锯了，得了叫什么癌什么，住天津。后来解放以后，马大人胡同那房子挺大的，里边有戏楼。他们就把这房子卖了，就搬到协和医院那正门，把角儿那地方，这儿是协和，这是那个胡同的把角儿，这个门儿。就是他大哥。定：他大哥后来怎么着了？某：很有钱啊，“文革”以后死的。大太太，邪门儿就在这儿，他(刘汝舟之父刘禹臣)一个，岳效鹏一个，盐业银行的，俩人都娶了姨太太，这两位姨太太都不如大太太好看，这两个姨太太就跟戏台上那架子花脸似的，那两个原配夫人啊，真是大家闺秀，您一瞅那说话，言谈举止，特斯文。邪门儿就在这儿。然后刘大爷跟他这小夫人就住在帅府园这儿，大太太在天津跟儿子。定：那刘老跟他哥哥关系也不是……某：不是太好。他们那院儿我没进去过。定：他们家的事我在相关的史料里都找不着，不像同仁堂乐家，一找那材料，就比他们自己说的还多好多。某：因为开当铺啊，解放后在人心目里就不是太好的事。肯定是剥削。定：不能当红色资本家。某：当不了。
四、科尔沁王公的子孙
——包义、包平、包安、方虹口述
清朝的北京城，尤其是它的内城，是一个主要以少数民族居民构成的城市。所谓的少数民族，除满族王公和八旗官兵之外，还有回族与蒙古族。从崇文门往北直到北新桥，那一条条胡同以及胡同中的深宅大院，居住的主要角色，便以满洲与蒙古为最多，他们才是“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我敢说，对于北京社会生活史，目前的研究之所以流于空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这个特定的非汉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准确的定位和细致入微的探讨所致。有清一代，蒙古是满洲统治者最亲密、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所以满、蒙关系非同一般。清代生活在北京城的蒙古人，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因清朝实行“满蒙通婚”政策而来到京师并从此定居下来的蒙古“额驸”(“女婿”)与公主；二是八旗蒙古的官兵；三是因各种原因来到京师的蒙古王公贵族。这三种蒙古人中除了八旗蒙古之外，都属于居住在宅门儿的王公贵族的后代。这些蒙古人的祖先，身上带着草原、大漠的鲜明性格，有着骑马民族自己的语言、习俗与宗教信仰，他们是如何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的，他们的子孙对于自己的民族又有什么样的意识、记忆和表达，这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关心过的问题，因为研究北京史的学者，几乎都忽略了京城还有这样一个族群的存在。而事实上，自清朝到民国乃至如今，蒙古人在京城政治与宗教活动中一直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有时是不可或缺的影响。这个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圈子，在京城文化中有着自己特有的色彩和声音，正因为京城能够包容像他们这样来自各种地域与文化的族群，才构成了如此绚烂多姿的文化层次与生活样式。和敬公主府是京城中典型的、蒙古王公居住的宅门之一。它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院，自从修建平安大道之后，它就从胡同深处脱颖而出，成为路北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建筑，现在院中又修建起一家宾馆，我在里面开过会，却被禁止进入府内的主要部分，所以未得一睹它的芳颜。和敬公主(1731—1792)是清乾隆皇帝第三女，系孝贤纯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嫁蒙古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在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非同一般，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世为肺腑，与国休戚”，注320又称：“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厚恩，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注321科尔沁部是最早与满洲爱新觉罗皇室互通婚姻的蒙古部落，皇太极所立的五宫后妃都是蒙古王公贵族之女，其中有三位就出自科尔沁部，内中最有名的，就是如今被电视剧一演再演、一炒再炒的皇太极的庄妃，也就是顺治帝的母亲、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到康熙朝的时候她已经是太皇太后了。满蒙联姻作为清朝的一代国策，在争取蒙古王公贵族为清朝效力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使远嫁的公主安心留在蒙古，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条例，最突出的就是凡下嫁外藩的公主必须离京。注322而和敬公主未遵此例，当与色布腾巴勒珠尔其家与清廷的特别深厚的姻亲关系有关。色布腾巴勒珠尔9岁即入内廷随诸皇子读书，婚后一直与和敬公主居住于京城的公主府内。不仅如此，他们夫妇的后人从此也长住京师，再未返回科尔沁草原。从色布腾巴勒珠尔算起，到达赉贝子是第七代，他的儿子多尔吉，人称多贝子，就是第八代了。多尔吉有四个子女，均姓包，分别以“儒、义、平、安”命名，包儒已经去世，我采访的是包义、包平与包安三人。对于和敬公主府自清以来的沿革兴衰，冯其利先生有大作出版，作过精审的考证。注323至于这个家族与清朝的联姻关系，我也曾撰专著作过论述。注324不拟再作重复。我在这里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这样一个在清朝曾经十分显赫的蒙古族家庭，他们的后裔是否还有蒙古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他们身上究竟还留有多少蒙古人的本色。二是清朝衰亡百年来，这个北京的蒙古人家庭经历过什么样的变迁，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沧海桑田的变化的。对此，包家三兄妹的回答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从中可知，至少在清朝与民国时期，与其说他们被“汉化”，倒不如说被“满化”更确切些。包家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1949年前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家庭，作为从旧中孕育出的“新”因素，也很具代表性。这是当时有机会上学读书、能够接触到新思想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的道路，与时代背景有关，与民族身份则基本无关了。
(一)包义、包平口述
时间：2003年7月23日地点：北京市西二旗安宁庄南区包义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注325注359定：你爸爸是在和敬公主府长大的，也是兄妹四人中唯一在那里生活过的。方：叔叔姑姑都没在那里生活过。定：你爸爸对那段生活给你讲了多少，他怎么看待那段生活的？方：我爸对在和敬的那一段没有特殊的回顾，也许因为小吧，就是片断地讲一点儿他小时候的生活，后来好多是我妈说的。说当时家里请戏班子唱戏，说他比较小，不让他过去，他就天翻地覆地闹，最后把脑袋撞到墙上还是哪儿，撞得头破血流，结果全家听不成戏。就那样。家里还有一张照片，我爸挺小的，穿着长袍马褂，推着一个小自行车，在花园里头，因为过去都有花园，还挺好玩的。还有一些过去的老照片，可是我们家吧，一贯地，就是从我爸开始，对这段历史呢，不愿意提起，所以照片什么的也没特意地留。定：就是说你爸小时候在和敬公主府，后来没有多大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以后的日子，您知道多少？方：爸爸常和妈妈聊过去的事。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别看他们生活是节节往下降啊，后来经济上不是特别肥的那种，还是保持着过去那种谱吧。我妈就说都那种情况了，我奶奶还是成天挥霍，从早上起来，一天三顿酒，你不能喝粥喝酒嘛对不对。送饭都是各饭庄拿大圆笼送饭，还养着一个中餐厨子一个西餐厨子。想吃什么随时再点。完了就是打牌，要赢钱的。我妈嫁过去就挺晚的了，还各有各的用人，做衣服，那还是绸布庄带着布料、绸子料到府上去挑，挑完了给量，你想做什么，做完了再去试样子，再去送，特讲究。我最深的一体会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鼓楼那儿有一个商场，我妈带我去看布，结果一个售货员，是一老头，就跟我妈悄悄说话，说大少奶奶，我妈吓一跳，说你是谁呀，他说我上你们府上去量过衣服，我妈特紧张。我回家问我妈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妈说以后少到那儿去，人家认出我来了——反正都是那种特排场的，那时候已经到秦老胡同了，别看已经没落了，现在要说起来还是那种特豪华的生活。我爸(在家)是啥都不动。我爸的手永远是细细的，软软的，都不沾水。所以就是说，虽然解放后了都是干部都是啥的，其实跟过去一样，也就是在家里头啥也不做，我妈就说，说你爸解放后别看是干部，这个那个的，就跟在家当老爷一样，就没有这习惯，你想过去小时候……定：你们家好几个保姆呢。方：我妈有时候评论评论，说他们老包家，反正是……嗨，公子哥儿，享乐长大的。我们老家在东蒙，科尔沁的，听我爸讲当时那儿有林子，有牛有羊，特别大的，每年人家来送，跟《红楼梦》似的，到时候就送钱送东西。解放以后我爸还挺庆幸呢，说解放以后，咱们这儿倒是纷纷地，不是参加革命了，就是上政协了，摇身一变又成红人了。那儿的二地主说是恶霸，全给枪毙了(笑)。定：其实你们家那时候还算是很有钱的，虽然没落了，是不是从和敬公主府那儿还能有进项呢？方：分了。听大人说，当时我爸的爷爷他有六个还是几个姨太太，我爷爷这边分的算多的，好像因为我爸是长房长孙，等于我爸跟他们那一辈的也一样占一份，等于我爷爷这边占了两份。其他的姨太太可能权力比较大，照理说我们这家应该算正份儿的吧，可是主份儿是在姨太太家，我是听姑姑和四叔说的，可是因为有我爸爸的关系，还是多分了，所以还能继续享受，买房子买这买那的，过去在秦老胡同，还有在帽儿胡同，不是都有一些大宅子么，当时有一段是租的，租的然后又从和敬公主府弄的银子，买的帽儿胡同还是秦老胡同的房子，我不清楚，他们搬到那里头，反正是能折腾。我妈结婚的时候说那里头还有祠堂呢，有牌位的，包括公主的都有，一到过年挨着个儿磕头，磕完了头就到长辈的屋里头，人家给红包，这程序一完了，我爸拉着我妈说走了，没事儿了，钱拿完了就走了，骑自行车跑了，玩儿去了。我们家败就是从我太爷爷，我爸的爷爷把大注的钱给姨太太。那回包安还说呢，说：“哎呀，老包家有一毛病，大注的钱，主要的钱都不给正室，都给歪地儿了。”定：一个是姨太太败，一个是东北的土地让日本人“土地奉上”了。方：所以老包家挺恨日本人的。我爸中学是上的崇实，蒙藏学校也待过。崇实中学的毕业证我看见过，蒙藏学校因为他老讲，我没特别着耳朵听。我爸在燕京学习挺好的，在学生中地位也挺高，学生会主席。燕京的学费不是挺贵的么，他念得好，很多学费都是免的，优秀学生才免呢，我爸就拿缴费的单子，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

—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驼峰航线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缅甸大反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第五军的精锐二〇〇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杀出个黎明第十章我们赢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〇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1943年12月1日。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日干AV无码电影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

己的部分删改了。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第18页。?尽管这个法令颁布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但在1645年后，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的当地士人不能在京城拥有高官却是事实；只是到了1660年6月这项法令才被正式取消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03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1645年为江南秀才举行了乡试，考官为刘肇国（湖广人）和陈可拱（北直隶人），试题选得很稳妥。第一题是“其养民也”，取于《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第二题是“君子而时”，取于《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这种责任伦理显然是王朝当时的要求。?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在16世纪和19世纪之间，海宁陈氏家族共出了208名举人、进士和三名大学士。参见《清代名人传略》，第906页。满族入侵本身也许促进了这种地区差别。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跋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从此以后，北人俗称南人为“岛夷”；而南人则称北人为“索虏”，因为农奴常将其头发缠成辫子。芮沃寿：《隋朝》，第28页。据陈洪范在1644年10月所称，特别是北京的北方籍的降清官员总是闭门不出，由于害怕被斥为明朝叛臣而不敢与南人有任何联系。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军官的才能或许更受朝廷欣赏。这里所说的长于政务者与长于礼仪者两类人之间的区别，乃是根据《周礼》中的“六艺”划分的，即射、御、数为一类；礼、乐、书为另一类。?关于官阶的变动，参见孙甄陶：《清史述论》，第16—21页。?谈迁在《北游录》第375页中对举人有过描述。1644年，所有的参将都普迁为侍郎。然而，其中许多正在京城之外作战，其职衔不过是一种荣誉。但是，早在1638年皇太极任命的满汉参政们实际上掌握着各部以及都察院与理藩院的实权。因而，内三院的大学士绝大多数是汉人和汉军旗人，而新的官僚体制中的上层官位则是由满人与汉军旗人所占据。在省级官僚中，汉军旗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1646年，任命了八名巡抚，其中三名是普通汉人，五名是汉军旗人；在1644年至1645年任命的九名总兵中，有三名是普通汉人，六名是汉军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2—33、42—43、93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多尔衮对“衙蠹”的痛恨可以与明太祖对吏胥的猜忌相比拟，虽然不如他那么酷烈。史墨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经验教训》对此论述甚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56页。同时，多尔衮警告说：“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定治以国法不贷。”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3页。1644年6月28日，根据范文程的建议，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法令，声称对于那些被指控受贿的官员将严加惩罚。范常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贤。庶官有一眚者，悉请湔擢。”同上书第一卷，第414页。6月28日的法令见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集”，第6页中有复制件。?《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8页。根据当时人说，顺治朝廷的鞭刑使用比崇祯朝还多。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另见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9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4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又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朱姓是明朝皇族。?根据一个朝鲜目击者的报告：北京周围的乡村由于1644年的清军入侵而惨遭蹂躏。城市周围几百里内所有的田野都遭到了战马的践踏，以致寸草不见。在城内，劫掠、盗窃与谋杀常常发生，人们对此已是司空见惯。由于他知道，清朝可能要向朝鲜人征求米谷，所以，他在给其朝廷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京城的仓廪或是空空如也，或是只剩下一些腐谷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页。但是，不久，新政府便能充实其仓储了，所以赈济制度也恢复了。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书第五卷，第58页。关于宋权的赋税改革建议，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4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卫周祚也强烈要求减轻赋税（这里他的名字误写为“周寅”），见《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6—18页。?关于满人准备回辽东的“谣言”，最初也许是由那些想回辽东故土的旗人首领们所制造的。阿济格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告诉多尔衮，他们在辽东攻占汉民区时所遇到的那种至今仍为之至为懊悔的种族对抗，今天又出现了；他担心有朝一日汉人会推翻满人的统治，并将满人统统杀光。因此，对他们而言，回到山海关或盛京比留在燕京要好得多。多尔衮根本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而今民心未定，在此紧要关头轻易抛弃北京、返回东土，是不行的。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4—11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5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李佳白《北京的第一个满洲皇帝》中记述甚详。?《世祖实录》第八卷，第2页；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56页，尽管多尔衮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但是他的顾问们自然知道“正闰”和“伪定”在编年史上的含义。前者被汉代史学家用来评价秦朝，它统一了中国，但又如此短命，以致不能认为它合法地据有过“天命”。第二种是宋代学者周密所提出的，指像隋这样的王朝，虽然它结束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由于不行德政，所以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用方孝孺的话说，这样的王朝只有“变通”，但没有维持统治的合法基础。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1—16页。?次年，在清政府命令顺天府各州、县派100名匠人去修建宫殿后，居民们才进一步确信，清廷意欲久居于此。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6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11页。17世纪20年代，满人使用了宦者，特别是在贝勒家。1621年努尔哈赤命令贝勒，他们家中的男仆要自幼阉割，以防他们与宫女发生性关系。郑天挺：《探微集》，第94—9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清朝沿袭了明朝御史制度，并通过把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从而实现了监察与规谏功能合一的发展趋势。每个汉人御史相应地配有一位满人御史。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8—2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67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整个1644—1645两年，西山的“土寇”使从山西运来的煤船无法抵达京城。为首者名叫刘自升（按应为刘自什——译者）。政府派了1300名人马，奔赴该区，将刘自什擒执处决；并责令各处乡长维持地方秩序。《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又见谢国桢：《清初农民》，第52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又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页。废除加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但它或许有赖于政府盐税收入的多寡。在清统治初年，政府大约一半的盐税收入是在内务府中任官商的山西商人所缴纳的。山西商人在清征服初期的财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山西商人是范永斗，其家族与满人和蒙古进行贸易达八世之久。在成为内务府皇商之后，范永斗及其家族获允在科尔干（即张家口）建立了王侯般的府第，并在大发横财。除了贸盐之外，范还与外商进行交易。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第1—2页；佐伯富：《山西商人》，第282页。在理论上来说，明朝额外加征赋税或许已经被废除了，但事实上许多地区仍在征收。1654年8月11日，湖广总督祖泽润的一份奏报很清楚地表明，三饷仍在湖南征收。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5页。应当注意的是，新政府废止衙门额外摊派的希望是多么的不现实。在15世纪晚期，大多数在京供职的官吏都享有俸禄。在16世纪70年代，他们的俸禄有了一些增加。但是，所增极少。他们的薪俸虽然增加了，但它仅仅相当于上涨的物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吏都不得不寻找其他财源。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5—176页。?“明朝政府的财政制度反映了这样意图，即在其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这种集中程度之前，就要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强行建立一个野心勃勃的集权制度。”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13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22页。?例如，开垦荒地、复民旧业的整个计划是那些被派往农村，并非常熟悉明朝制度和地方状况的前明官员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出自合作者的、自下而上地提出的政策。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又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1—12页。?参见刘子健：《宋代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源：行政问题》。?在次年孙襄转到吏部任同样职务时，也表现出了在合理化建议方面的同样才干。他建议，应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正规的管理，以鼓励人们安于职守、尽职尽忠。他也向上奏请，那些驱赶民众流离失所，并抢夺其财产的守军应当受到处罚。见何绍基：《安徽通志》第一九○卷，第1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八卷，第8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3—2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1644年以后，清政府对两淮盐场的政策，既有守旧的一面，又有改良的一面。新政权在制定盐法时还是以明朝制度作为根据的。同时，通过废除纳银入边、换取盐引的制度（许多人不赞成这一制度），使官营制度合理化了。但是，清政府也鼓励商人投资，对船商采取更受欢迎的政策，尽管直到三藩平定之前，政府的各种捐税一直是盐商的一个沉重负担。最后，在1667年，新统治者通过任命24名富商为“总商”，负责盐场到汉口这样的销售中心的食盐贩运，把鼓励与支持盐商的愿望，与控制食盐运销体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墨子刻：《清朝政府的商业组织能力》，第24—25页；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2—3页。至于山东盐区，可参考韩素瑞：《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第20页。?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六卷，第3页；第二十八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1644年上谕：尔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户籍与财产登记，以代替以前的每十年一次的做法。由于没有多少材料需要编改，1647年后，编册改为每五年一次。参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73页。?《赋役全书》最终是被编成了，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对赋役额数的重新估定，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全国土地清丈。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仍然未能在档案中发现1651年前任何一年的政府收入统计数字。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1—122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新政府也临时发行过纸币，但它仅仅通行了10年左右。王业键：《1644—185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0页。?由于政府的预算出现了赤字，因而清朝初年多尔衮亲笔写信给朝鲜国王请求援助，便不奇怪了。例如：1644年冬，他写道：“适军需孔亟，尔今秋量所得米粟，可运送燕京，以助国用。”《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米粟运至的时间是1644年9月5日。?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清军与北京前此的占领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禁抢劫；如果旗人偷窃财物或在纠纷中杀人，那么他们将被迅速严惩。清朝驭军甚严。如果有一人被杀，就要让十名士兵偿命；如有一狗被杀，则以一名士兵偿命。参见陈济生著：《再生纪略》第二卷，第33—34页。?尽管天花非常容易蔓延，但它“越过”大路、河流或运河却常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些地理上的特征，同时也是职业或生活习惯相同的社会集团的自然界限。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免疫力较高时。狄克逊：《天花》，第301—316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类》，第146、194—195页；德乌特希曼：《天花的生态学》，第7—8页；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5、34页；兰格：《詹纳之前的天花免疫》，第112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32页。中国有一种把天花屑片吹入鼻子以获得免疫力的办法，这在16世纪已很流行。李约瑟等：《中国古代的卫生学和预防医学》，第466页。?多尔衮死后，这种严格分隔便松弛了。代之而起的是，当一户染上天花，官员便把房屋周围80步以内封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入疫区。1655年又有一场严重的流行病，但政府设法将它控制于南海城区，不准任何人出入，直至此病消失。谈迁：《北游录》，第355页。关于成立一个特殊防区的效果的讨论，参见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8页。?《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14—15页。清室诸王的代理人如同前代太监们所做的那样，在北京城门继续征收关税，即使是只携带一袋米进城的农民也得于此交税。参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8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7—349页。只要旗人统治着社会，汉人便会想办法冒充满人。在东北尤其如此。这里的移民们一直在努力归化为满人。在20世纪拉铁摩尔便遇到过这种人。他认识一个河南人，年轻时去了东北，并学会了满人一切行为举止习惯。当拉铁摩尔问他的儿子——一名军官，为什么他的父亲说话像一个满族人时，他回答说，他父亲年轻那会儿，一个“明人”想在这块地上发迹是十分困难的。满人把持一切，而且迫害明人。在齐齐哈尔、他的居住之处，有一个每年两次的驱逐明人的习惯。所有渗透进来的汉人都有可能被赶走，并且常遭鞭打和抢劫。当然，许多人回关内了，但是只有模仿满人，学得与他们一模一样，才有安全感，不被发现。所以，在我的父亲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便加入了八旗，并与一位满族姑娘结了婚，而且始终受到与满人一样的待遇。在我长大时，做旗人已没有什么好处了。因此，我便变得与同时代其他年轻人一样了。参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62—63页。?《世祖实录》第十九卷，第241页。这一命令颁

地一闪，灭去了两支。盘坐的老头脸上掠过一丝惊讶，双目紧闭中单手弹出两道灵火再次点亮了香烛，只是他不曾看到，那香烛的颜色却是变成了淡紫。……“好样的，再撑一会儿。”耿婆在竹签卦阵前低声自语道，“老小子这次是败定了！”……虽然眼前这个莫念非只是梦中的幻像，但起手间惊人的实力却丝毫不比莫曹逊色，即便是当日莫炎与莫曹交手时也不曾有如此大的劣势，莫炎心中一定对父亲崇敬之极，也因此早就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对手。“就这么多了？”莫炎自地下爬起，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父亲”，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冰冷的脸颊上遍布着燎伤的痕迹。莫念非似乎有些讶异，方才莫炎所中的每一招都足以重创肢体，但他却依旧站在了那里，摇摆的身体完全靠着意志在支撑。“那么……”莫炎缓缓地举起左手，上面的灵火淡得近乎透明，“你可以死了。”话音中，满是灵火的左手轻描淡写地按在了自己的左胸，莫炎脸上一阵抽动，豆大的汗珠自额角滑落。莫念非全身一震，眼中的讶异化作了绝望，挺直的身躯竟如烟般飘动起来。“灵火断情！”随着飘忽的声音，莫念非的身影飘逝而去。“丫头小子们，这是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耿婆的声音在周围响起，“跟着东面出现的光亮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一道柔和的光亮自空中亮起，脚下蜿蜒地出现了一条小路，我扶起莫炎带着众人沿路而去。就在这时，四周的景物再度变幻了起来…………地窖中火光亮成了一片，白发老头身周的香烛已不再明亮。但就在这香烛圈的外围却诡异地出现了一圈腐烂的人头，头盖骨上一团团跃动的灵火不住跳动着，火光映在老头那阴沉的脸上，显得分外凶狠。“喝！”老头一声低叱，人头上的火光高起一尺，空气中弥漫起一阵灰黑的雾气。……啪地一声，阴阳鱼中那颗白色的石球突地裂开一道大缝，随着阵中一道黑气的突起，飘动的白色雾气渐渐淡了下来。“糟糕，是度尸解灵！”耿婆双手一合，竭力控制住逐渐开裂的白色石球，“这老乌龟真的玩命了！”……随着逐渐的接近，柔和的光亮变得有些刺眼起来，我抬起手在眼前遮挡了一下，隐隐看到光亮中有着一层旋动的白雾，那里应该是这个恶梦的出口。只是不知为何，白雾外围有着一道缥缈的黑气，那黑气不断涌动着，似乎正在吞噬着出口。突然，脚下一空，通向出口的道路莫名崩溃，众人猝不及防地纷纷落下，四周的景物变得漆黑一片。坠落中眼前出现了一片暗红的湖泊，翻滚的波涛中传来一阵阵灼热。“是岩浆！”晖儿大声喊道。忽地一声狂吼，狴犴的身躯化作一层厚厚的黄云，堪堪承载了落下的众人。可那岩浆却似涨潮般地涌起，飞快地接近了黄云。……一个淡淡的人影无声地飘入了地窖，看着地上那些燃烧的香烛人头，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承载众人的黄云奋力地向上浮动着，但速度却无法超过那无情的岩浆。无比的灼热中，头发和衣衫渐渐开始冒起了青烟，林岳缘木造出的绿叶更是被烤得焦黄起火。噗，岩浆终于赶上了黄云，刹那间一切都被吞没。……“啪！”竹签卦阵中的白色石球突地爆裂了开来。……岩浆中，一团柔光渐渐黯淡了下去……二十三、凶楼困生“嗬～～”林岳打了第十个哈欠，揉了揉眼角，满脸倦意地转头想和S搭腔，目光却正迎上一张满是利齿的大嘴，大嘴的主人吧嗒了两下，一双睡眼毫无兴趣地瞥了林岳一眼，慢慢爬下椅背，跃上S的膝头舒服地打起呼噜来。“这年头，连大猫都欺负我……”林岳看了看熟睡的S，悄声怨道。“这年头，连大猫都计较。”莫炎有趣地看着他道，“你从小就这样？”“呃～～”林岳立马被呛了个饱，冲莫炎翻了翻白眼，转头靠去一边假寐。“陈子浩也挺倒霉，眼看都要得手了。”我扳动方向盘拐上一条大路，“偏偏那些香烛倒在了地上，最后一搏的人头灯就这么给烧了。”“倒霉是倒霉，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人为。”耿婆闭着眼睛悠然道。“您老的意思是……”我惊讶地望了望后视镜，“有人暗中帮忙？”……许昌市襄城县，姜店西，高阳山下。姜太公墓背依高阳峻峰，左首山，右湛浦，墓冢高大，占地数亩，墓门雕刻古朴。据史料记载，太公墓前原有太公祠，正殿内有太公塑像一尊，四周墙壁绘有以姜太公生平为主题的壁画，祠内有数株两抱粗的巨松，只可惜现在祠，碑已毁。历史上并无姜太公葬地的记载，许昌原为姜氏后裔封地，此墓应该只是为了纪念祖先姜太公而修建的。显然这座古墓中根本不会留有西周时期的古物，更不可能存放着太公生前传下的什么文稿资料。但在那份地图上，姜太公墓却是整条路线的最后一站。“可这里为什么会定在最后一站呢？”S奇怪道，“一般最后一站往往总是最重要的。”“那你得去问老耗子了。”林岳看着地图摇头道，“不过，除非做恶梦，否则没什么机会碰到他。”“猜是猜不出什么的，你们分头出去逛逛。”耿婆看着窗外道，“看看有什么扎眼的事情发生。”……“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这句俗语似乎是人所周知的，这位研究出奇门遁甲七十二局的姜太公不但辅佐周武王登上了王位，更是被世人神话到了极点。换作平时我很少会对这类俗语有什么想法，世事原本就不会因某个人的存在与否而改变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更何况“姜太公”并不“在此”。不过，这里的“禁忌”也太多了点…………林岳心不甘情不愿地和莫炎搭在了一组，但听到S也在同组，便也没有多说什么。我和晖儿自然作为另一组出行，而耿婆则留在落脚的旅店中摆弄着一些玄妙的卦盘。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突然想起已许久没有这样和晖儿一起漫步街头了，那次梦境中晖儿的话语始终徘徊在我的脑中，自从突如其来的事件接踵而至后，求生和解谜渐渐地替代了生活中原有的悠闲和宁静，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如果不是这样，我是否会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平凡生活的可贵呢？“亦凡，这里的公寓小区建的很不错啊。”晖儿看着路边的几座仿欧式建筑道。“的确不错，内地城市环境和格局都比沿海好。”我点头道，“单就城市建筑发展来看，应该不会逊色……”但就在这一瞥间，这些建筑的环境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公寓小区的构成来看，它们都属于多层加高层的小区，亭台楼阁、假山流水配合着大片的绿化环境，不但显得人文意味浓重，更是符合现代人的健康家居需求。可这些却只是表面…………“天知道这里是不是撞邪了。”林岳嘬着牙花道，“反正我一路看着一路寒。”“夸张～～真的很夸张。”S一边翻开笔记本，一边神秘道，“连莫炎都惊讶了，现在还在那里勘察呢。”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几张清晰的图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基本囊括了画面中那些并不高大的建筑环境，尤其是那张高处的全景。看着图片，我沉默了半晌，转手拿过晖儿的笔记本，打开了我们拍摄的图片。“现在大家都有什么想法？”我沉声道，不禁林岳和S已目瞪口呆，连耿婆的眼中也闪出了惊愕的目光。“你们全张着嘴干什么？”耿婆突然一笑，“来，都和老婆子说说，有啥稀奇事。”若只是从风水堪舆的表面层次来看，我和晖儿所到的公寓小区并没有什么特别。抬眼一扫，气脉、明堂、水口一应俱吉，风水的三纲五常摆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这些太过规律的事情才让人感到奇怪，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和晖儿谈笑着步入其中一个小区，四周闲逛了一下，终于发现了让我心中隐隐不安的地方。小区的格局布置中散落着多彩石块砌成的空地和道路，一些装饰性雕塑被做成了古朴的狮子造型，格局主线上的路灯更是出现了波浪状的夸张灯罩，这结合着古典与前卫的设计风格似乎在遵循着一种中西合璧的不对称创意。自古民间建筑中，阳宅风水的好坏并不像阴宅茔地那样被重视，有许多的建筑在建造后期才会发现在风水上所存在的不足。于是，堪舆者们便整理出了一套足以调整改变阳宅风水格局的方法，然而可惜的是，再好的初衷都会被金钱利益扭曲变形。眼前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转煞治气的格局。风水宝地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它的罕见，可每个相信风水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居于其中。明明是一块普通之极的地皮，只要你出得起钱，又够大胆，那么一些无良的“大师”们便会附耳授秘，让你一夜之间拥有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方法并不复杂，在指定的风水煞位埋藏或建造一些足以制造出大量凶险煞气的东西，而后在其周围布下相应的格局，那些煞气的力量便会神奇地被转换为有助人们的格局气息，从而让你飞黄腾达、佳运亨通。只不过，“大师”们往往收了钱便“四处云游”去了，过个三年五载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落千丈，连纯净水都能卡在牙缝里，更有趣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别想再离开这块“风水宝地”。“以五色石排形，化煞转气，避其锋芒而入，辅以五行之气遁之。”这小区里那些色彩斑斓的空地和道路正是转煞治气局的第一步，依据色彩和五行属性的呼应，布设成形，以形煞反煞的原理将煞气分解引导，化整为零以便下一步的进行。“狻猊者，其性为金，气势刚猛，存于西方镇宅安神，于煞者善降也。”雕塑从外观来看很像现代的狮子，但却有些许不同，细究之下它们正是古时人们常用的狻猊镇兽。这种镇兽通常是用以镇压比较凶狠的煞气，取道以暴制暴的方针策略。五色石分解的煞气四散而去，经开、杜、生、死门四位的金属和石制狻猊镇压后，气息顿时变得规规矩矩，循着事先布设的方位被这些狻猊赶着来到格局主线上。“水平而生波浪，形曲，其性灵动，融之善变，导气之根本，入局之要穴。”小区格局主线上的水波状路灯并不是什么超前风格的设计，那只是风水堪舆中的峦头法诀，波形为曲可化去煞气中剩余的暴戾成分，彻彻底底地将这股煞气转换为无害的能量。当然，在格局主线上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它，那么这股能量也就无法被正确的使用。那是格局正中一个碑亭中的石龟。“龟者，灵兽也，其态端庄，其性祥和，温润缓滞，以柔克刚。”这只看似平平无奇的石龟却在造型上做足了文章，面南的大口与面前的两道波形灯壳介于一条直线，喇叭形的孔道自身底通向口内，加上整个小区的形状本就按照一个“灵龟纳气”的形状来排设的，这只石龟便将那些转化了的煞气直直引入了地下，成为整个小区所谓的“吉格之气”。“亦凡，按你说的应该没什么不对啊。”当时晖儿曾不解地如是说。是，从表面看根本就没什么不对，否则那些人怎么会大费周章地去摆设这些格局，还将大笔的金钱塞入“大师”们的口袋呢？要是他们明白那些五色石在一段时日后与这里的地脉相融，自然产生五行生克，失去化煞作用；如果他们知道狻猊本属乾卦，应居西方，以金为上属，单只摆放只会累积凶煞；如果他们了解“波形为曲，遇灯火则相悖”，路灯夜间等于是在腾升煞气；如果他们弄懂了“灵龟纳气，入煞反凶”，灵龟身下的地层里埋藏的正是那股煞气……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这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虽然这里还没有凶险到入不出生的地步，但只要稍稍假以时日，这些小区的居民只怕是难逃厄运。“据小区的那些老人们说，前不久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晖儿接着我的话头道，“小两口吵架上吊的，失业导致无法还贷跳楼的，类似的虽然不多但也已经有些可观了。”“嗯，最让我担心的是，发生事情的住户并没有离开那里。”我沉声道，“虽然是动了心思要搬出，但却总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搁浅。”“对了，那附近的小区应该都是同一家开发商承建的。”晖儿回忆道，“好像那家公司的老总是个风水迷。”“风水迷？”耿婆脸上露出一丝怅然，“不怕精，不怕笨，就怕半吊子耍枪棍。”“不管这事的根底在哪里，眼下最好能尽快把煞源找出来。”我接着道，“七个小区，上万户人家，数万条人命……”“恐怕不止。”莫炎悄无声息地开门进来，手上提着个旅行包，“再算上三个小区。”啪，包丢在了地上，里面传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响声，包袋蠕动着似乎装着什么活物。狴犴正巧站在一边，看到包袋脸上突地严肃了许多，眼睛眯缝了半天冲着包袋呜呜了两声。说来也怪，那包袋中的东西不再发出声响，甚至连动都不动了。拉开拉链，包中黑黑白白的现出几团东西来，毛茸茸的样子倒挺可爱，那是黑白相间的两只猫咪和一只小狗。“戴孝狗，奔丧猫……”林岳一脸头晕道，“你带这么几个晦气东西回来干嘛？”“怕啥？这三只是幼仔，没多大阴气。”耿婆瞪了林岳一眼，转而对莫炎道，“你约摸着那边还有多少只？”“三十多只狗。”莫炎看了眼边上的小猫，微微叹了口气，“猫两百多。”“什么？！”三人齐声惊道，耿婆、林岳和我不可思议地盯着莫炎，他冷静地点了点头，做了个摊手的动作。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只是俗称，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一只黑狗如果在近后脑的位置上长有白色毛发，便有如丧礼上一个身着黑袍头戴白麻的戴孝者，加上人们常认为黑狗不吉利，所以便给了个“戴孝狗”的绰号。那么黑猫的四爪全白，腹部及腰处长有大量白毛，便有如一个脚穿白鞋，腰系白麻的奔丧妇女，同为与黑狗一样，黑猫也被认为是不吉之物，它的诨名便是“奔丧猫”。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认为这种猫狗是极凶险的征兆，一旦发现不是打死就是丢弃。可莫炎拿回来的却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事实上它们貌似外形上根本和传说中的不一样。黑狗的眼下有两个显著的黑点，而黑猫的眼下则是两个白点，看上去就像是哭泣的泪痕，这才是真正的“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与乌鸦有着类似的地方，人们之所以憎恨乌鸦，主要是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常常会发生灾祸，而事实上乌鸦这种聪明的鸟类是预感到了某些事情的变化，用它那并不动听的声音来警示人们的。但世间却没有多少人善待这位“报忧使者”，除了传说中那位封乌鸦为神鸟的真武大帝。这种猫狗同样也有着预感能力，至于为何它们比同类更为敏感，这其间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但《闻风拾水录》风水格局篇关于堪舆家畜的文字中曾特意提到“狗阳猫阴，玄色为灵”。从风水五行气脉的角度去看，它们“性喜阴，纳气入脉，复化阴阳，伴人左右，化煞解灾”。因此经常出现在阴霾煞气较重的地方，引去这些对人们不利的气息，一来为自己所用，二来也保护人们。毕竟自古猫狗便是人类的朋友，对饲养自己的主人好些，难道有错吗？不过，数量的叠加往往会成为恐怖的根源，正如一只小猫可称作可爱，一千只小猫便是恐怖了。从莫炎的描述来看，那些小区间游走的猫狗数量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家养数少，流浪数多，这正是它们从各处聚集而来的证明。那里的阴霾煞气可以和千年恶冢相提并论了。“从照片上看也只是阳宅阴局的布设，应该是病痛阴气较重。”我有些不解道，“怎么会弄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来？”“那里的楼房可能不对。”莫炎看了看S道。“我倒没有太注意，不过井字型的楼宇建筑的确少见。”S看着图片道，“要拍那个造型难度比较大，所以这里没有显示出来。”“看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耿婆翻了下桌上的一叠纸张，那是她一天关在房里的杰作，“估计咱们是找到门道了。”……大厦中，一间雅致的屋内。“他们应该到了。”莫曹沏满茶，悠然地品了一口，“李守信炒地皮设风水，很容易会成为目标。”“他们是昨天晚间到的，今天一早便分成两组四处活动。”站在沙发旁的韩笑恭敬道，“王亦凡和他妻子去了李守信的物业，林岳、公孙潇和师叔去了井字楼，老太太留守。”“呵呵，不错，越来越敏锐了。”莫曹满意地一笑，又沏了杯茶抬手递给韩笑，“你觉得他

，每户可分耕地30亩，旱地50亩，交换条件是垦户须入籍。政府保留土地所有权，耕地三年，旱地六年，待产权过渡后才开征田赋。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仅在1652年一年，由于土地荒废，全国各省（包括北直隶）损失的田赋就超过银400万两。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3页；《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年间共开垦土地164263顷，即每年约9125顷。康熙年间共开垦273671顷（每年4561顷）。不过，顺治年间开垦的大部分土地都变成了军屯地，农民成为屯户，被迫耕种这些屯田。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提供减税优惠，鼓励土地所有者自己开垦田地，仅1658年开垦土地的总数就高达98259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33—135页。总的来说，新政府在登记明朝藩王所占土地方面，远比开垦另外的荒地或隐匿的地产来得成功。到1646年，上报本县明朝藩王土地总数，已经成了县官们最平常的政务，有时清廷就籍没这些土地，赋民收租，以充军费。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第四辑，第150—152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58—60页。?魏象枢，山西人氏，满清首榜进士，1646年会试、殿试及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8—849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9—20页。魏象枢并不是唯一提出实行这种改革的臣僚。从1651年农历八月开始，江南臣僚就不断上奏，指出江南登录田地中的不法现象。据了解，富豪人家通过贿赂官吏，千方百计地使他们的土地逃避登录，已开垦的土地也未被登记入册。因此有人提议要进行广泛而准确的土地测量。西村元照：《清初的土地丈量》，第425—426页。?马德林·H·齐林：《火耗归公》，第7页。?1648年，六位按察使和御史被革职或贬秩。1649年，按察使周石可以受贿论死。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4—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五卷，第1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3722页。?同上书，第3722、37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1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外转”制度最初是为了使中央政府的官员获得实际经验而置立的，并不一定就是一种惩罚。实际上，它还相当于一种升迁，并给了外转的官员一个杂敛所出之地。到1653年形成“内升外转”制时，它意味着让以文才入选翰林的臣僚去经历行省的实际管理。不过，虽然外转的确使他们有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中饱私囊，实际上这一额外的亲民经历却并不一定会使他们晋升（1653年派出去的21名翰林院臣僚中只有5人后来升到四品以上）。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0—41页；《翰林院》，第93—95页。?张煊曾因与明朝大学士陈演发生了冲突而被革职。1644年，在北京补浙江道御史，继而仍掌河南道事。他弹劾贪官污吏的奏章极多，很多甚至是针对督抚等官的，名声颇著。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当时允许风闻奏事。鳌拜摄政时，因为这一作法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方禁止利用匿名揭帖的材料进行弹劾。1671年，康熙皇帝遂下令明确禁止以风闻奏事。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35—136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23页。?据刘献廷的记载，洪承畴的母亲在北京遇到儿子时，对他的变节降清大为愤怒，用拐杖打他，据说还大喊道：“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刘献廷：《广阳杂记》，第39页。如果洪承畴早先向朝廷所描述的他与母亲在南京令人伤感的和好是可靠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肯定不足凭信了。不管怎样，洪承畴后来是把母亲从京城送走了，因为根据1652年福建巡抚的一个奏疏。她于此年在福建家中去世。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谈迁认为张煊是因受命外补衔恨所致。谈迁：《北游录》，第362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关于大敕，见同上书第五十三卷，第1—3页。皇帝回京的日期根据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8月28日，以陈泰、李率泰年初奉行大赦令有误，罢任。陈泰隶满洲镶黄旗，系额亦都之孙。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将领，曾在东北与袁崇焕作战，后率偏师从征山东。1644年，他参加了对李自成的战役。三年后，授礼部侍郎，入湖广进攻孔有德，后至福建与鲁王将领作战。1650年后，他出任一系列重要的文职：1651年任刑部尚书，然后任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张其昀编：《清史》，第3713页。?这年冬天，在作为汉族归降者而隶属镶黄旗八年之后，洪承畴被允许作为正式成员编入牛录，“披甲侍卫”。从此以后，洪承畴在皇上面前把自己归属于满族，对皇上感恩不尽。《明清史料》第三册，第131、160页，摘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0—25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3页。此诏颁于1651年8月16日。?同上书，第677页。关于皇帝的包衣，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7—18页。?赵开心，长沙（湖南）人氏，前明进士，他以关心民瘼、力除吏蠹而颇负盛名。起初，京城天花流行，引起了恐慌，染疾者常被立即扔到城外等死。这时正是赵开心上疏，请四郊各定一村。来特别安置天花患者。与赵开心相关的制度，如前所述，还有他为多尔衮定入朝仪注；并疏请江、浙、湖广诸行省初定后应急置抚按，以时绥抚。1645年，擢左佥都御史，后坐事罢。1651年9月24日，被召起复原官。张其昀编：《清史》，第49、3776—377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4页。谭泰的子孙也被判处死刑，但都得到了赦免。同上第五十九卷，第17页。卓罗继谭泰而任吏部满洲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达赖喇嘛于1651年访问北京，也就是心照不宣地承认了顺治一统天下的君权。皇帝为庆祝自己当家作主，下令大兴土木，耗资几万银两，在紫禁城西北边北海琼华岛的昆仑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忽必烈汗宫殿的遗址上。根据一块刻有满、蒙、汉文字的石碑说，顺治“养育人民”，统治四方。1981年我在北京时，这块石碑仍耸立在白塔脚下，它的汉字碑文是由宁完我撰写的。?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50页。不过，这个婴儿只活了几个星期。参见罗伯特·B·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党争》，第19—20页。据耶稣教神甫的记载，顺治皇帝脾气暴躁，性欲旺盛。后来他有两个皇后，七个贵妃，八个宫妃。其中有三个后妃来自同一蒙古家族，有一个系汉军旗人之女，他对贵妃栋鄂氏宠幸无比，她是一位满洲将领的女儿。据汤若望一类西方人所说（当时正是汤若望在朝中最有影响的时候，皇帝常常驾临他的府中，用满语称他为“爷爷”），顺治作为一个年轻人，体形极佳，体重适中，皮肤白皙。有一幅顺治当时的画像显示出这位年轻人皮肤细白，头发乌黑，表情平和，目光坚定、深邃而锐利，阔嘴薄唇。虽然肖像画家画的是一个强壮的年轻人，但还是看得出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有点羸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帝后像》第一卷。顺治是一名优秀的骑手和出色的书法家。李佳白：《北京第一位满族皇帝》；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9、347—352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5—9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56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可能就是由济尔哈朗坚持重议此案的。济尔哈朗也许是想让皇帝的一些儒臣丢脸。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推想，我没有发现任何证实这一假设的资料。?《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同上。?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根据吴伟业传记记载，只是由于他母亲对自身的担心（“儿死，其如老人何？”），才阻止了他悬梁自尽。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3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当时吴伟业在给侯方域的一封信中宣称，他宁死不仕清廷。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六卷，第3页。不过，吴伟业的隐修有点夸张了。查阅一下这些年间，尤其是1650年以后他所写的诗，可以知道吴伟业遍游江南，访嘉兴、杭州等城，结识文友，接交官员，这些都是他在南京陷落之前所从事的活动。他所结识的人中包括清朝最高级官员。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5页。?西里尔·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3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5页；赵尔巽编：《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吴伟业体弱多病，儿时肺部曾出血，此时他的肺仍然不好。这时他44岁。据说陈之遴娶了吴伟业的女儿，首先是因为他想利用吴伟业的盛名，来提高自己在士人中的地位。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5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吴伟业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洁身自好，极为矛盾，所以对元末明初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例如杨维桢（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们虽然曾应元人之召入朝，却显然并未失节。兰德彰：《中国文化主义》，第370—371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9页。这首诗于1653年农历五月刊行于南京，当时吴伟业正在考虑他的决定。此诗未收入他的文集，但评注家都认为系吴伟业所作。?同上书，第57—58页。吴伟业这次可能也希望成为皇帝的老师。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和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5页；戴维·E·芒杰罗：《耶稣会士翻译〈四书〉》，第14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卷，第219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在1646年返回惨遭兵焚的故里商丘隐居。如上所述，侯方域却决定仿效他的弟弟侯方夏追求功名。侯方夏于1646年中进士。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阐述了侯氏家族这一方面的历史，见第34—35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这些年间钱谦益与吴伟业接触频繁。1660年，吴伟业诗集刊行，钱谦益为它写了序。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诗社成员中包括有写《赭山》诗的潘柽章，此人后来于1663年因涉及庄廷鑨明史案而被处死；还有戴笠，这位复明分子后来中“博学鸿儒”科（1679年康熙为吸引前明遗臣出仕清廷而举行的特别考试），年纪最轻，因而声名鹤起。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3—19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606、88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5—196页；《归庄集》，第548页。?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0页。清人从1651年开始限制乡试中式举人到本地衙门任事。两年后，1653年夏天，朝廷命令所有正式的生员都向官府报名列籍，宣布免除他们的赋税，以防止他们出卖特权。1654年，朝廷还讨论罢生员银票免税之制，并宣布科举中式者充任里庄之首为非法。乔舒亚·A·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18—19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2页。这一禁令与政府只准学校用正统的程朱理学著作为教科书的命令相一致。赫尔默特·威尔海姆：《大冲突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86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八十七卷，第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页。有些记载强调苏州士人与松江士人之间的竞争是“十郡大社”解散的主要原因。彭宾（几社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的儿子彭师度选择了一些苏州士人，在大社内部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故意排斥其他被认为缺少诚意的人。被排斥的人中有许多是松江士人，于是早在1660年镇压这类党社之前，他们就分裂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原社。邓尔麟：《嘉定忠臣》，第308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198页。?吴伟业的双亲都还在世。对于他的离去，他69岁的母亲颇感不快，因为她怕再也见不着他了。虽然许多资料记载说他于1653年秋离开江南，但实际上他是在1654年5月底6月初离开南京北上的。1654年初，他受命任职于秘书院（后来他在秘书院一心编注《孝经》），这是由一个南人和北人的联盟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陈名夏、冯铨、成克巩、张端和吕宫联名荐举吴伟业，同时应荐的还有杨廷鉴和宋之盛。因为有冯铨在这份举荐他的关键性章奏上署了名，所以许多人认为吴伟业受到了玷污。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60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8—9页。?顺治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里所说的此举对于谴责归降者的政治效果。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像许多复明分子一样蔑视那些归降者，这是顺治通过了解当时的中国文化而感觉到的。例如，顺治喜欢在用膳时让侍臣给他朗读归庄的讽刺史诗《万古愁》。这首诗是这样描写北京向李自成投降的：“恨的是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封诰，乌纱罩首，金带围腰，今日里向贼庭稽颡得早。那如鬼如蜮的文人，狗苟蝇营，还怀着几句进劝表。那不争气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尽斩首在城东隩。”《归庄集》，第159页。“劝进表”指周淙所上之表，劝李自成即皇帝之位。?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82—185页。?傅路德、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1239—124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魏裔介（1616—1686）后来成为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御史之一。1657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1664年除大学士。他是汤若望的好朋友，一名秘密的天主教徒。他在一个教堂里接受了圣礼，徐光启一家也常聚集在那儿。对自己信教一事加以保密，是因为他同样深信儒教。直到光绪年间他的天主教信仰才被公开。1736年，乾隆皇帝赐予了他一个谥号。刘

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第十章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话题回到破案上。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

，这个25岁的小伙子在之后的数十日水上逃难中成为了孙中山的贴身侍卫，他叫做叶剑英。叶剑英，广东人，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师弟。他出身武术世家，父亲是武秀才。受家庭的影响，叶剑英从小就好武，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曾与日本教官比拼剑道。别看他此刻还不为人知，之后大家便会发现，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上都有此公的身影。还好孙中山逃得快，没过多久，总统府就挨了三炮，这就是“炮轰总统府事件”，也称“六·一六事变”。粤军就此一分为二。许崇智第二军的大部、第一军第一师的大部支持孙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师，它就是三年后的那支战斗力超强、建功最大的北伐“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班底。至于粤军余下的大部分人马，大多跟着陈炯明一路黑到底。孙先生运气真是不错，若是晚走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出手相助，不得不感叹一声：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这似乎是天命。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命令李烈钧和许崇智率北伐军回师讨贼。18日，又发了一封电报：事紧急，盼速来。这是发给蒋介石的。蒋介石是讲义气的人，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没多感叹陈炯明这厮果然反了，也不守孝了，只是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安排给了兄弟张静江，自己独自南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风暴的中心。蒋介石一登上“永丰”舰，就被委以全权，指挥海军对战陈炯明，表现十分出色。在孙中山落难之际，蒋介石捐弃前嫌前来“救驾”，尽心竭力地随侍左右，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动？孙中山遂将蒋介石引为心腹。经此一役，蒋介石昂首进入国民党军界的最高领导层。后来蒋介石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把自己如何得到孙中山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的故事，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一番。虽然书中重点突出了蒋介石本人忠诚英勇的表现和革命叛徒们阴险无耻的嘴脸，略显主观，但也不失为一部精彩的叙事性史料。蒋介石火线“救驾”之际，李烈钧和许崇智的营救行动也开始了。北伐军奉命回师攻粤，但一入广东，就有相当多的广东籍军官倒在了陈炯明的糖衣炮弹攻击之下，纷纷倒戈。加上广西桂系的沈鸿英在吴佩孚的利诱下，也带着军队落井下石。北伐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两部撤退，李烈钧一部退向广西，许崇智一部退到福建。在“永丰”舰上熬了五十多天后，孙中山连续收到坏消息：海军中的不少将领没能经受住大浪淘沙的风雨磨砺，晚节不保，英雄变狗熊，倒在了陈炯明的金钱攻势下。孙中山眼见无法扳倒陈炯明，只得率蒋介石等人借道香港，于8月初回到了皖系卢永祥势力范围内的上海。又失败了。孙中山已经算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败了。第九章孙文寻枪，国民党起

苏俄送枪

孙中山，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革命三十余年，屡败屡战。基本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一千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一千零一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他越败越勇，每当再次站起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回到上海后，尽管孙中山很疲惫，但他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所以他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能给予可靠、强有力的帮助，且能切实做到？他认为是苏俄。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不同的大国求助。其实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苏俄进行合作，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可苏俄没有答允孙中山。这很正常，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合作往往是在双方地位或实力相近的条件下进行。就好比现在你给李嘉诚写一封信，说你要与他进行商业合作，请他先赞助你一些钱，他不告你讹诈就不错了。直至1921年12月，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正式交流。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也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款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至于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尽管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做了很多努力，但孙中山已经等不及马林的回音，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苏俄的援助，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苏俄这种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世界孤立的状态。而莫斯科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越飞也给中华民国带来了好处——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赔款），但这点好处相对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之争完全不够看。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前后数次破坏俄国分裂外蒙古的图谋。但可惜的是，俄国、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分裂外蒙古之心不死，发誓要把阴招进行到底。于是，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在外蒙古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尽管如此，越飞在北京还是先后联系了两个人，毕竟人都来中国了，差旅费也花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越飞先是联系上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和唐绍仪脾性相投，翁婿二人脾气都很强硬。顾维钧对越飞说：你们先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咱们再谈建交的事情。越飞当然不会答应顾维钧，于是他转而联系吴佩孚，吴佩孚直接拒绝了越飞的提议。毕竟苏俄与西方为敌，而直系已经有了英、美两大赞助商，为了一张看不见的饼失去已有的支票可不值得。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使者肩负的任务并非说服越飞同意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苏俄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孙中山视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苏俄使者及马林等人。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到了若干重要细节。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拥有两大法宝。第一大法宝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第二大法宝是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这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他！孙中山顿悟了。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吗？而且自己一直都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致自己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可他更明白，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是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即便是能合作，对方也会提出十分苛刻的合作条件。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正式合作。击败陈炯明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在不损害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援助，就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但孙中山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调查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军队比较现实，一是其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于是孙中山派出使者去联络这些潜在的客户，幸运的是，很快就传回了好消息。以刘震寰、杨希闵为代表的不少桂系军阀、滇系军阀愿意接受收买，他们愿意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三万五千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麾下那支流失了太多英才的粤军也称不上精锐，再加上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万事俱备。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讨伐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出发！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自己的虎威？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粤境。三个月后，历经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躲到一边休养生息的陈炯明先生显然并未输得心服口服，但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杀落水狗的打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孙中山拜师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做宅男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占广东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二是雇佣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各有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孙中山总算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更可喜的是，虽然越飞同志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也很努力，但是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条约，于是失望的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有了接洽。双方就合作一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小细节。总而言之，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条件还行，可以接受，值得投资。这样的话，双方便可以合作了。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一方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还有，苏联的援助是很靠谱的。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几乎没有一个承诺得到兑现，除了一件事情——苏联在宣言中承诺的人、财、枪三大援助后来确实基本到位。其中，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的具体物质援助大概如下：军火支持：步枪约五万支，子弹约五千万发，机枪约一千挺，还有少量重炮、飞机和坦克。财政支持：约一千万卢布。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同志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中苏合作的历史上始终会留下他重重的一笔。“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宣言签订完毕后，孙中山长出一口气：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一个月后，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局面依然很困难。孙中山对广东根据地的控制并不牢靠，不仅因为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四处搞武装割据，也因为他手中没有钱，更因为这时他已56岁，疾病缠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年后他就将死于癌症。不过孙中山还是在广东组织了一个政府，名字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也没有再任大总统，而是任陆海军大元帅。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看来孙中山是真心地栽培蒋介石。此外，孙中山放弃了“护法”口号。简单说来就是，孙中山摆出了一副在短时间内不会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姿态。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先练好内功才是硬道理，只有包含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上来了，北伐才有取胜机会。不过他也仅仅是从名义上放弃对抗，实际上广东政府还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孙中山的办公所在地自然是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市长正是孙中山31岁的儿子孙科。广州市还有一支质量过得去的警察队伍，其头头（广州市公安局长）是孙中山的老乡兼老部下吴铁城。市政府财政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孙中山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只能向部分地区收税的原因前面说过：孙中山真正掌握的只有广州周边地区。但是，要养活广东政府和军队，光靠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孙中山从列强手里把广东盐税给“挪”了过来。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税应由北京政府征收，以偿还列强赔款，但孙中山管不了那么多。他是一名医生，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他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趁着苏联撑腰的大好局势，巩固胜利的果实。当然，有利害关系的英、法诸列强提出了抗议，不过也没能阻止这种“挪用行为”。“精虫总统”南边的局势渐渐明朗，但北边风云又起。“过渡总统”黎元洪干不下去了。再次出山的黎总统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已跟曹锟、吴佩孚冲突无数，处处被直系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导能力，出尽了洋相。山穷水尽的黎元洪终于心灰意冷，在留下一封“宣告自动辞职”的电报后隐居天津，绝口不谈国事，静度晚年。黎元洪辞职，最高兴的人肯定是曹锟曹三爷，因为他可以放心地实施攀登总统宝座计划了。这位仁兄相信只要舍得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于是他不惜血本，不顾心痛，明码标价收买选票——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终以近千万的投资砸出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虽说曹三爷靠明刮暗贪，积攒了不

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蒋记王朝第二章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

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

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嗣挖出了吕不韦的玄椁，让他自己享用。所谓玄椁，是一种特殊的玄武岩制成的椁，套在内棺的外部，它能够很好的吸收储存地气。墓葬风水中就曾有“三龙不如一玄椁”的说法，就是指这种玄椁能抵得上三条杂气龙脉。在里面衬上寒玉做的棺材，可以透析玄椁中的龙脉气息，有如冰箱保鲜的原理，能够保证葬者缓慢而完整地吸收。就这样，数百年的时间里，在隆庆关山口的藏风位上，郑买嗣乐滋滋地利用玄椁里残存的龙脉气息泽被了他的子孙。“我终于明白无间轮回局的用处了。”我恨恨地捶了一下桌子，“就是用来消灭龙脉！”“这里是引龙大局的卧龙部。”莫炎沉思了起来，“龙脉应该在升龙部才对。”“从进蒙化城到现在，见到的格局多的数不过来，彼此重叠互相利用。”我幽幽道，“这本来就不正常，升龙部又是单局，只要稍稍做下手脚，根本看不出来。”这下连莫炎也傻眼了，千辛万苦找到这里，没想到龙脉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毁，也难怪郑买嗣之后蒙化的人才凋零殆尽，偌大一个龙脉被毁，失去的又何止是这些。“可以下去吃饭咯，今天的菜丰富的很咯。”老田兴冲冲地走了进来，看见一屋子垂头丧气的人不由愣了一下。“老汉不懂啥风水哈，不过还是想说上两句。”问明原因后，老田眯起眼睛道，“记得巴查说过，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何况是听别人说的咯。”“拓文上的确是这么写的。”莫炎望着老田，眼光闪动了一下。“那也是郑买嗣说的哈，要是那个‘仙尊’说谎的话，郑买嗣也会相信咯。”老田继续道，“亦凡兄弟对那个无间轮回局也是听人说的哈，这些都未必可信咯。”莫炎和我不禁对视，老田的话不无道理，暂且不去追究拓文和书稿上所记载的真假，既然那“仙尊”可以用“阳世阴镜”将无间轮回局在地下引发，就不能排除他可能配合其他格局将龙脉再次引向他处。现在我们知道有人用引龙大局将龙脉从抚仙湖引到蒙化，埋葬的是吕不韦，负责守护龙脉的是南诏蒙氏，他们的先祖就是负责押运棺椁的蒙恬。现在没弄清的是龙脉的去向和饲虚一派的惨案……饲虚一派的惨案？！对啊！当年找郑买嗣墓葬的富商会不会和委托莫炎找龙脉的富商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的话，当年茶马古道的血案应该和他有关，可为什么……大脑中的逻辑关系不断纠葛，无论我怎样梳理都没有头绪。“吃饭！”莫炎突地站了起来，“吃饱再想。”“咕噜……咕噜……”几个人的肚子先后响了起来，似乎在他的提醒下肚子们都醒悟了过来。众人相视间大笑起来，原本沉闷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吃饭，大脑有了养分应该会转的快些。”我振奋了下精神道，“疑点就像鱼的气泡，只要有泡那就证明水底有鱼！”……住宿的小店有点像过去的客栈，楼下大堂便是吃饭的地方，我们在靠门的饭桌坐下，伙计麻利地端上一些饭菜，喷香的味道令饥肠辘辘的我们完全放下了龙脉疑团的纠葛，各自放口大嚼起来。“亦凡，你怎么把背包拿下来了？”晖儿见我靠在桌边的背包不禁问道。“唔……刚才下楼前突然想到的，吃完饭我想和莫炎再去一次城外。”我咽下口里的饭食道，“当年发生血案的地方也许会有什么特别的线索。”“好吧，那你和莫炎路上小心。”晖儿柔声道，伸手抚了一下我额上的已经结疤的创口。“啪……噹啷……”一个大大咧咧的家伙从桌边经过，踢倒了我的背包，包内传出金属撞击的声响，包口的搭盖翻开，露出了犀牛角剑柄和黑刀的金吞口。踢倒背包的那人并没有为自己的鲁莽道歉，倒是满不耐烦地瞪了一眼。那是昨晚机关金人的武器，放进包内之后便忘记拿了出来。我顾不上斥责那人，连忙收好背包，这东西大庭广众之下很容易惹麻烦。“浪剑，郁刀……唐货～～”那人嘬了下牙花，低声嘀咕了一句，一双小眼直勾勾地盯着背包。见我收起背包，他缓了下神，脸上立即堆起笑容，凑近了说道：“这货卖不？说个价钱～～”那人一口乡音，似乎是鲁豫一代的，长脸小眼，一口黄牙，惨白的皮肤似乎不太见阳光，左手腕上用红绳栓着一块古色古香的玉制挂件，敞开的衬衣里露出一条奇怪的项链，那链坠是一个类似动物爪牙的东西，上面嵌着金边挂口。我不想多事，便礼貌地笑了笑：“不卖。”“三万一件，中还是不中。”小眼睛脸一翻，换了付狠相压低声音道，“识相就成交，老子没功夫和你泡。”找碴还真会挑时候，我暗地在他脚下支起两支金属针，正要发作间却被莫炎在肩上按了一下。“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莫炎口中的话语听着有些耳熟。小眼睛听着一愣，气焰顿时下去了不少：“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莫炎两手一合做了个喇叭状的手势：“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小眼睛打了了哈哈，双手一拱：“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说罢转身出门，莫炎紧跟上前，转了个弯就不见了。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交待晖儿他们留下，便跟了出去。出了店门，莫炎和那个小眼睛早已不见了踪影，寻找间耳中传来一阵低低的呻吟。顺着声音转入店边的小巷，赫然看见莫炎满手鲜血地站在那里，小眼睛的一只左手竟被他生生折断！二十一、阴火四妖小眼睛的左手手腕后三寸处支出了一截断骨，挑出皮肉，血淋淋地露在那里。这家伙倒也是个硬骨头，居然没有痛晕过去，只是不住地喘气。“你们发丘中郎将够毒，自家人下狠手……”小眼睛喘道，“俺张禾记下了……”“最后一遍。”莫炎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杀气，“这玉哪来的？”我这才发现，小眼睛腕上挂着的那块古玉正拿在莫炎手中，莫炎似乎对这块玉十分在意。“东三爷送的。”小眼睛显然也看出莫炎动了杀心，古玉和生命当然是后者重要，更别说给他这个祸根的东三爷了。“神算东三爷……”莫炎估计是知道这人的来头，闻言沉思起来，小眼睛见他走神，一个骨碌爬起身，猫腰就向巷子外蹿去。“嗖……嘎巴……”小眼睛还没跑出两步，银色长索鬼魅般缠上他的脖颈，莫炎手腕一抖，小眼睛的颈椎发出了枯枝断裂的声响。“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没料到莫炎真的会下杀手，“你干嘛杀了他？”莫炎搜出小眼睛的手机和钱包，冷冷地看了眼地上的尸体，指尖弹出一团灵火。尸身在灵火的燃烧下无烟无息，一会便化作了一片土黄色的细末。“回去细说。”莫炎拍了我一把，头也不回地走出小巷。客房内，大家看着莫炎手中的那块古玉，各自惊叹不已，一边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上清晰地显示着那个小眼睛的资料。原来那小眼睛张禾是一个盗墓集团的头目，专门负责销赃口径。就在张禾高调“收购”南诏兵器的时候，莫炎一眼看出他胸口的项链是盗墓贼用来保平安的“摸金符”，便用盗墓贼的黑话切口打招呼试探：“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那意思就是：“眼力不错，阁下想拆同行的台，分杯羹？”张禾被莫炎唬住了，“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这就是自报家门客套一下：“在下是摸金校尉，请问阁下哪里发财？”这摸金校尉是三国时期曹操为了筹集军资特别设置的官方盗墓团队中的职务之一，据说个个精通盗墓神出鬼没。后世的盗墓贼为了掩盖本行恶称，也想给自己脸上贴金，便沿用了这个称呼。莫炎一听没错，便想稳住张禾，“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其实就是说：“在下发丘中郎将，到处敛财的。”发丘中郎将与摸金校尉是同一期的军职称呼，手法不同，属于群盗爆挖型，盗墓贼称之为“搬山开丘”。张禾大概是顾忌到了什么，莫炎说完这话他便准备开溜，“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算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丢人啊，冒犯了，改天找机会一起发财。”他哪里知道，莫炎根本就不会让他走开，原因就是他手上的那块古玉。……“是派内我一个叔父的。”莫炎看着阳光下透出异彩的古玉，“活玉水翠，不会有错。”这块古玉雕工十分古朴，简略的几刀便在浑圆的玉体上诠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猛虎，玉质润泽透亮，通体翠绿间夹杂着一些翡黄。莫炎翻动了两下，那翠绿翡黄的内质竟似隐隐流动了起来，看得我们不由一阵惊叹。“老汉听说过哈，活玉水翠可以救人，千年难遇的咯。”老田说道，“腾冲那里就出过两块哈，据说进贡给了南诏王的。”“真能那么神就好了。”莫炎摆手道，“我叔父是和父亲一起遇难的。”“神算东三爷可能会和那场血案有关，甚至可能跟龙脉事件有关。”晖儿推测道，“这么神奇的玉都舍得赏给手下，他这人肯定不一般。”“云南盗墓贼多，全是外来户。”莫炎继续道，“就这个东三爷是本地人。”神算东三爷，年龄、相貌、来历不明，莫炎也是在堪舆同行中听说过此人，据说他能断阴阳看山水，寻龙探穴神算无敌，只是专干盗墓的缺德行当。云南堪舆界同行不耻于他的行为，但却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手段，因此神算东三爷的名头却也十分的响亮。“这人去过郑买嗣的墓葬。”S突然叫道，她一直在查看着张禾的那部手机，用蓝牙传导文件后，发现手机的相册内存放着四张高清晰的照片，拍的正是隆庆关的玄椁、巨岩和山口。其中山口顶部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让S放大查看，发现山石泥土中隐隐显露着铁链和滚轮，另一张上则是用灰土碎石巧妙地掩盖了起来。“郑买嗣尸体消失，玄椁自动上升……”我脑中一片空明，“这帮人比我们早到隆庆关，而且事先盗走了郑买嗣的尸体，并在玄椁机关上动了手脚。”“普通的盗墓贼是不会对郑买嗣这样的墓葬感兴趣的。”晖儿接道，“何况他们没必要那么大费周章地在机关上动手脚。”“只有一种可能。”莫炎的声音冷了下来，“东三爷就是幕后人。”“呜……”张禾的手机发出一阵震动，来电显示是一个叫“老夫子”的人。大家都有些僵直了，迟疑地望着手机。不接手机，对方很可能是盗墓集团的成员，一旦怀疑张禾出了事，就会打草惊蛇；接手机，那更会穿帮，张禾的嗓子和鲁豫口音实在特别。“喂，拉泡屎也不让俺舒服点……咋？这就去腾冲咧？……娘的，俺丑话说在前头，么啥甜头俺可不去，管他娘的中不中，三爷那边俺自己去说。……啥？找了妹子等俺？中！发个短信把地方给俺说清了，这就赶过那边去。”啪，电话挂断了，先前惊讶的我们看着一脸严肃的莫炎，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他竟然将张禾的口音语气模仿的惟妙惟肖，满口脏话乡音和他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滑稽的对比。“东三爷要张禾去腾冲会面。”莫炎没有笑，脸上冷得接近冰点，“有大买卖出货。”晖儿忽然想起了什么，问莫炎要过手机，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之后列出了一排表格，原来她查证张禾的手机漫游信息，而列表中显示的地区正是我们之前所去过的云南各地。尤为让人注意的是，从日期上来看，张禾的行踪似乎总是先我们一步到达目标。“嘟嘟”，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短信，那是张禾该去的地方。张禾负责的是销赃倒卖，之前晖儿便已在公安部的网络上看到了张禾的通缉令，这家伙足足倒卖了上千万的古董文物，算起来已经够枪毙一百次了。东三爷急召他去腾冲，应该是有文物出货，这个线索则正好给了我们机会，去见一见那个神秘的东三爷。“我看这不是什么巧合，这帮家伙的路线和我们完全一致，晖儿刚才说得对。”S说着有些火大，“我们索性去腾冲，看看那个三爷是什么货色，把这些事情都弄清楚。”如果可以从东三爷这条线上挖出龙脉之谜和茶马古道血案的真相，那云南也没有白跑一趟，我们身后的顾虑危险也会完全消除了。大家思路都一致，简单安排后，便乘上了去腾冲的列车。……腾冲玉市，下午四点左右，一行人晃悠着在市场中闲逛。莫炎和老田结伴走在先头，我则和晖儿S扮作游客，有意无意地在摊位间问价还价。腾冲是中国唯一产翡翠的地方，现在已是挖掘告罄了，但由于长久以来的玉石贸易，加上毗邻世界翡翠之都缅甸，因此这里的玉石市场依旧红火。根据短信给出的接头地点，我们来到玉石市场一个较大的铺面前。莫炎操着鲁豫口音和店主交谈了两句，那店主便点头哈腰地递去一块玉石带扣，掏出一包云烟，发了莫炎一支，却并没有替他点着，转身自顾做他的生意去了。众人相继转出玉石市场，确定没人盯梢后，在一个僻静的巷子里碰了头。“玉石带扣上有什么东西没？”S急切地问道。“你带回去送林岳吧。”莫炎递过带扣，“玉质似乎还不错。”“切，我干嘛送他，这东西上不像有什么秘密啊。”S口上说着，手中还是接过了带扣。我笑着问莫炎拿过烟卷，撕开，一个小纸卷巧妙地藏在了烟丝中，展开一看，上面写了七个字：“八点，万年蛤蟆嘴。”万年蛤蟆嘴，这古怪的名字是指腾冲热海景区的一处地热喷泉。腾冲地处火山群中，大大小小的温泉不胜枚举，有一处温泉会不断喷射热泉水箭，外形酷似蛤蟆大张的阔口，应此得名。“买点张禾穿的那类衣服。”莫炎塞过一卷钱，“按我的尺寸，六点旅店见。”说罢叫上老田径直往城东走去，我们走了几家服装店，挑了一套与张禾穿着风格相同的衣服。莫炎的身材与我相仿，因此索性就试穿了一下。六点，在落脚的旅店里，莫炎和老田准时回来了。老田先是拿出三只活杀的鸡，又掏出了几块满是泥土的砖头，最后是一只动物的脚爪，上面残留着长长的钩爪。“王亦凡，按张禾的项链做。”莫炎拔下一只钩爪，“金子太贵，你想法解决。”拿我当金匠了，苦笑间我转身进了院子，此时正是吃饭时间，四下无人。我集中精力从地下聚出一些金属，费力地剥离出黄金，半真半假地凭记忆做了一条摸金符。回到房间，我吓了一跳，脸色苍白的张禾正站在屋内，一只浣熊似的动物蹲在他的肩头，呲牙咧嘴地冲我怪笑着。“朋友送的东瀛狸猫。”张禾开口道，言语间竟是莫炎的声音，“幻化伪装的高手。”那狸猫点点头，晃动了下尾巴，转身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张禾的脸，蹦到桌上，用前爪撕下一条鸡皮，再次跃上张禾的肩头，小心地将鸡皮撕碎，贴在了他的颧骨部位。我这才发现，现在面前的张禾颧骨有些过低，那狸猫贴完皮后，用前爪抹了几下，顿时出现了两块高耸的颧骨，鸡皮的痕迹顿然全无。狸猫又看了看，回头冲我又是一呲牙，做了个鬼脸，身体腾化成一团火焰，蓬然消失了。“莫炎？”我可以肯定眼前这个张禾就是莫炎假扮的，但这个东瀛狸猫的本事也太大了点，日本传说中那幻化戏弄人类的估计就是它了。现在这个造型，再加上莫炎惟妙惟肖的言语模仿，这个张禾几乎就是还魂人间了。噗，火焰再次腾现，那只狸猫出现在了我的肩上，顶着两只硕大的黑眼圈有趣地看了看我，左爪从身后拿出一片奇怪的叶子，放在嘴边舔了舔，而后大大咧咧地一爪摁在了我的额头上。“亦凡……”晖儿望着我的眼神一下茫然了起来，视线四处搜索着，“怎么一下不见了？”“我在啊。”我回答的声音引起了晖儿的注意，但似乎依旧看不到我。“一叶障目。”张禾，不对，应该是莫炎缓声道，“你现在隐形了。”“看来我们今晚有场好戏要演了。”我忽然觉得很有趣，身边的狸猫也冲我不住地呲牙怪笑，这小家伙倒是个不错的帮手。……腾冲热海在县城外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下车的时候已是七点五十分的样子，我和莫炎脚下加快步伐，赶到了万年蛤蟆嘴。“禾哥～～”一个胖胖的男子老远就招手大叫，夜色中速度惊人地“滚”了过来。“娘的，俺颠了一天，大腚都起油皮了。”莫炎脸部表情竟然丰富了起来，口中骂骂咧咧道，“三爷找俺啥事嘛，快带俺去，早了早好。”“禾哥，莫要急，三爷知道你辛苦，在温泉包了个专场。”胖子阿谀地笑着，一身肥肉波动不已，“边上的宾馆给您开好了房间，妹子就等在里面。”“嗬，中，中，办事有一套。”莫炎猥亵地笑着，狠狠拍了胖子两下，痛得胖子直咧

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

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

，也就是年龄最大，又很仁孝；皇六子奕，虽为庶出，但家法传嗣，不分嫡庶，而且“天资聪颖”，能文能武。传说，道光帝宠爱奕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所以曾写好谕旨，要立奕，但书写时被太监窥见，最后一笔特长，猜想写的是“”字，而不是“詝”字，这件事传了出去，道光帝很不高兴，便改立为奕詝。这虽是一个传说，却说明一个道理，道光应该立奕而不该立奕詝，咸丰错坐了皇帝的宝座，皇六子奕身体很好，头脑聪明，文才不错，武功也好，还有所发明和创造，而奕詝却只有一点仁孝。又据野史记载：道光晚年身染重病，一天，召皇四子与皇六子入对，将以决定太子位。两位皇子都请教自己的师傅，问询如何应对。奕师傅卓秉恬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对奕詝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唯有一策，皇上若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示孺慕之诚而已。”他们兄弟俩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结果，道光对皇四子奕詝的话很高兴，认为皇四子仁孝，于是将奕詝定为太子。这就是《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载“藏拙示仁”的故事。总之，普遍认为，道光身后留下的宝座，应当由奕坐，皇六子奕无论德行、文武才能，都是道光诸皇子中最优秀的。结果却被奕詝错坐了皇帝的宝座。咸丰皇帝的第二个错是英法联军入侵时逃离了皇都北京。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就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抵抗，而是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却在大敌入侵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带领老婆儿子、王公大臣逃之夭夭，还美其名曰“巡狩”。他逃到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呢？史载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他在山庄里贪女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咸丰帝是个没有国君使命感，也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他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事件上，不仅有过，而且有罪。咸丰帝的第三个错就是错定了顾命大臣。在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五十年！雄才大略的人物主政可以把国家民族引向强大，而昏庸无能的人主政则会把国家民族引向弱小衰败。治政者的选择不可不慎啊！【点评】鸦片战争留给人们的反思将是永远的。它既暴露了清政府及一些投降派官僚、贵族们的奴颜媚骨，昏庸无能的政府是国家民族的大害，又显示了一些爱国大臣、将领们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是摧不毁的。而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野蛮行径，又向人们昭示出了西方文明在畸形中发展的事实。当一百五十年后英国米字旗在香港降下的时候，无论英王储的讲话是多么冠冕堂皇，但他心底的感觉肯定是不好受的。第十四章魏源与《海国图志》鸦片战争的炮声震醒了东方古老的睡狮，开启了中国自商周三千多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睁开眼睛发现了天朝之外更加强大的世界。魏源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被人们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出生于一地主官僚家庭，十岁时家乡遭灾，家庭从此破落。由于家境贫寒，魏源读不起书，只好到私塾里借书，由于他刻苦勤奋，十五岁便考中举人。他热心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喜欢议论时政，成为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从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起，魏源就开始注意了解和研究西方世界。1840年九月的一天，占领定海的英军，为了筹划进攻中国内地的作战计划，派出人员刺探军情。一名叫安突德的炮兵军官偷偷地到定海附近测绘地图，被当地的百姓抓获，送交给宁波知府衙门。魏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赶到宁波，亲自审讯安突德。安突德向魏源交待了英军的作战意图和武器情况，同时也详谈了一些英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等情况。事后，魏源根据安突德的交代材料，写成了《英吉利小记》，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历史、地理等基本情况供人参考。1841年八月的一天黄昏，魏源在镇江城边的码头上，迎来了因中英战事被道光皇帝革职罢官、即将发配到新疆伊犁的林则徐，两位忧国忧民、力主抗英的爱国志士相见，不由百感交集，慨叹不已。在魏源的住处，林则徐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布包，指着布包内的一大捆书报说：“这是我在广东时组织人员从澳门的书籍和报刊上收集翻译的外国资料。如今我发配新疆伊犁，路途遥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我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如果你能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一部介绍海外各国情况的书，改变国人对世界的无知状态，这便实现了我的夙愿。”魏源从林则徐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布包，激动地说：“这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夙愿，我将尽快把它写出来，不负你的嘱托。”林则徐走了以后，魏源更加广泛地收集天下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资料，决心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一部集大成式的世界史地著作。1842年八月，听到中国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魏源非常气愤，加快了写作的步伐，夜以继日地工作，到1843年初，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书的名字叫《海国图志》，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和认识西方世界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宝贵典籍。《海国图志》初稿为五十卷本。魏源在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反侵略纲领。“以夷攻夷”就是联合其他的国家，打击外国侵略者；“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练兵方法来战胜外国侵略者。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参加抗英斗争的亲身经历，魏源认为，这些西方侵略者超出中国的长处有三个：一是有行驶如飞的战舰；二是有打得远、杀伤力强的大炮；三是有严谨的练兵方法。因此，中国要想避免鸦片战争那样的失败，必须要有制造武器的火器局，从法国和美国请来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以加强国防。《海国图志》还是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的空前详细、准确的著作，书中以巨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各国历史和地理概况，收录了各种地图七十七幅，分地球全图、各大洲图和各国地图，对地球全貌、经纬度、五大洲、四大洋都有详尽介绍。魏源从反侵略的立场出发，主张在军事技术上师敌之长，补己之短，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含义，与明末清初至康熙年间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种“落后”向“先进”的学习，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天朝”的不足了；而康熙时期的学习则是一种“平等”的技巧学习，是学习一种“异技”而非“长技”。如此学习自然不会引起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注意，而魏源的充满“忧患”意识的学习渐渐使中国知识分子警醒了。这从魏源自己改革思想的变化也可看出来。面对清王朝的腐败，魏源主张变法，要求革新。他强调“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但鸦片战争以前，他要“变”要“革”的，还只是停留在漕运、粟盐、屯垦、河道水利等方面的“兴利除弊”。鸦片战争后，从《海国图志》看，他的变革思想有了发展，不但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收集了仿造西洋船炮器械的图说、资料，而且提倡创办民用工业，提出了“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自售者，听之”的建议，甚至羡慕起美国的联邦制度，把“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瑞士，颂扬为“西土之桃花源”。【点评】魏源这部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巨著《海国图志》，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迈出了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第一步，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国图志》还漂洋过海，传到日本，被日本维新志士翻译成各种版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魏源的改革思想，虽然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微弱呼声，也有称赞西方民主共和政体的某些词句，但脚步却没有跨出皇朝专制的门槛，幻想清王朝能改弦更张，通过学习西方某些富国强兵之道，重振国威。第十五章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要割地，还有大量的赔款。为了支付这些巨额的赔款，清朝统治阶级只好把债务转嫁到农民身上，拼命地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本来已经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压榨，加上突如其来的沉重债务，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生活不下去，只好奋起反抗，终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一、金田起义洪秀全，广东花县人，181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的远祖据说是从江西先迁到潮州，后来，因不堪富豪的侮辱和压迫，洪家又从潮州迁居嘉庆州（今梅县），到曾祖父洪英纶，又由嘉州迁居广东花县。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为人正直，母亲王氏，早年病故，他有两个哥哥，名仁发、仁达，一个姐姐，名辛英，还有一个妹妹，名宣娇。由于家境贫寒，父兄都靠种田为生，洪秀全七岁那年，被送入私塾读书。由于聪明过人，不几年就熟读了四书五经，博得了人们的赞许，有几位私塾师傅自愿免收学费，以资鼓励；他的亲族也主动捐赠衣服，给予支持；父亲洪镜扬自然更加爱怜少子，不顾家境贫困艰难，勉力支持洪秀全学业，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洪秀全刻苦勤奋，博览群书，从十六岁开始，多次去广州应试，却屡屡名落孙山。1843年，洪秀全重整旗鼓，再次去广州应试，结果又失败了。这次失败对他的打击异常沉重，从此，洪秀全彻底放弃了通过科举求功名的梦想，对现实产生了不满情绪。就在洪秀全犹豫不决、迷茫彷徨、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一天，他在广州街头遇到了一位身穿明朝服装的西方传教士，正带着一名翻译在进行传教活动，当时这叫“讲街书”。第二天，他又在那条街上遇到了这二人，并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从此改变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这本书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人们应该崇拜上帝，不要崇拜其他邪神，这样就可以进入天国等等。这些思想给洪秀全很大的启发，他不禁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虔诚地信仰上帝，在人世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世界，那么世道就会安宁平和。一天，他把一桶干净的泉水浇到自己头上，表示改头换面，与旧世界决裂。洪秀全就这样成了一个狂热虔诚的布道者，他每到一处，便大肆宣传鼓动，说：“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奉天父之命特地来解救你们的。天父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分贫富贵贱，只要你们信奉上帝，将来就能过上太平的日子，愿你们都能改恶从善，弃旧迎新，那么太平之日就不远了。”在洪秀全的影响下，他的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玕加入到信上帝的行列，他们把摆在家里的孔孟牌位砸得粉碎，并且把众多儒家典籍付之一炬。这一行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族人及卫道士的强烈攻击。1844年四月，他们迫于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去广西传教。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但收效不大。后来，冯云山来到地势险要、人民受苦最深的桂平县紫荆山开始了艰苦的传教工作，并在那里创立了“拜上帝会”。洪秀全则回到广东花县，开始了两年多的著述活动，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在这两本书中，他把自己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分贫富贵贱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和通俗化了。这些思想后来对农民影响很大。1847年，洪秀全来到紫荆山找冯云山，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拜上帝会”这一组织在冯云山的积极努力下已发展到三千多人，于是，他俩又共同制订了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1847年十二月，他们率领众人捣毁了当地穷凶极恶的甘王神像，从而声威大震，名传四方。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见有了群众基础和威信，便在暗地里开始积极筹划举行起义。这时，洪秀全又写了《原道觉世训》，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到社会的两大对立营垒——正善与邪恶，他大力号召天下兄弟姐妹共同打击邪神。他还在《太平天日》中编造了一个神话，说洪秀全在1837年生病时上过天，并且还见到了天父，天父上帝亲手交给他一把宝剑和一方大印，他是耶稣之弟，是“真命天子”，此次他受天父上帝之命下凡斩除邪恶，伸张大义，替天行道，开太平世界。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起义在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时机渐趋成熟，拜上帝会这时已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为领导核心的团体，他们精诚团结，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1850年七月，洪秀全下令各地会友务必于十一月四日前到金田村集结，到这年年底，他们的队伍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一天，洪秀全、冯云山二人正在花洲山人胡以晃家中密谋筹划举行起义，不料有人告密，官府得到了这一消息，立即派兵包围了洪秀全等人，杨秀清于是率众援救，双方展开了激战，最后起义军将敌人全部歼灭。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迎主之战”。接着，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又率领贵州兵向金田村发动猛攻，哪知太平军早有准备，其在金田村外围布置了大量伏兵，还把清兵必经的蔡村江木桥完全拆毁，彻底截断其退路。1851年1月，当伊克坦布率领官兵路经此地时，突然杀声四起，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涌来，似神兵天降，官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伊克坦布一见大势不妙，正想逃跑，被太平军一下子围住，当场斩首。这样，太平军又取得了蔡村江大捷。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大大增长了太平军的士气，太平军也更加壮大了。1851年一月十一日，正好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会全体会众正式在金田村宣布举行起义，定国号“太平天国”。从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了。二、永安封王和定都天京金田村起义后，洪秀全随即颁布条令，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起义军众志成城，英勇顽强，所向披靡，进入桂平。清廷钦差大臣李星沅为了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把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福建调集的军队一万多人派往桂平，以广西提督向荣为前线指挥。面对清军的围攻，太平军英勇奋战，1851年2月，在排岭大败向荣所部。3月，太平军进入武宣县东乡扎营。在东乡，洪秀全登基称天王，同时任命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主军务。五月，李星沅在武宣病死。清政府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军务，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对太平军朝廷进行围攻。九月，太平军在平南宫村同清军的战斗中，击溃清军大部，取得空前胜利。随后，太平军乘胜前进，一举攻克永安州。这是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后占领的第一座城市。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并制定了各种制度。十二月，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时间，清军三万多人陆续开到永安，包围了州城。太平军因长期困守，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便决定放弃这座城池，突围北上。1852年四月三日，洪秀全发令突围，太平军在突围中，使清军遭受重创，四个总兵全部丧命，乌兰泰也被杀得只剩数十名残兵，躲在深涧内才免一死。永安突围成功后，六月三日，太平军攻克全州，在全州战役中，

得魏忠贤是无限感慨，万念俱灰。于是魏忠贤说道：“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选择了死！天启七年十一月四日（1627年12月11日）凌晨，魏忠贤在寓所上吊自杀，他的死党李朝钦也在一旁上吊。一代巨阉结束了一生。在此前几天，魏忠贤死党崔呈秀也上吊自杀。魏忠贤死后，崇祯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史可法的老师）等人平反，将客氏斩首，将魏忠贤的尸体刨出来凌迟。而后崇祯重新整理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所有与魏忠贤划清界限的奏折，本来崇祯不知道谁是阉党，这下可好，按名单抓人即可，魏忠贤手下五虎除崔呈秀已死外，其余四人斩杀，崔呈秀被从棺材里刨出来戮尸，五彪全杀，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分别处以斩首、流放、充军、罢官的处罚，此外还有除此之外的那些上奏跟魏忠贤划清界限的，一律罢官，阉党总共有二百六十一人受到死刑到罢官不等的处罚，朝堂之上，重新见了尧天舜日。关于魏忠贤的记载众多，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为刘若愚《酌中志》和朱长祚《玉镜新谭》。从继位到除掉魏忠贤，三个月都不到，崇祯显示出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本色，此时，内部肃清，崇祯把目光投向了辽东。皇太极成了他的头号敌人，但如果与皇太极相比，崇祯就逊色多了。崇祯不如皇太极的有三点：一，崇祯即位时才十七岁，皇太极即位时三十五岁，崇祯当权时还是个孩子，而皇太极已经是成熟的中年人了，虽然崇祯在除掉魏忠贤的表现上堪称天才，但如果与久经沙场的皇太极相比，他还是有太多该学习的地方。二，崇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皇太极长在马背上，沙场拼杀多年，崇祯在阅历、军事上远差于皇太极。三，崇祯是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喜从天降，得了皇位，而皇太极是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经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换句话说，皇太极的皇位是竞争出来的，而崇祯的皇位是天上掉下来的，由此崇祯又输了一回。此时大明王朝传到崇祯手里，就像一座曾经豪华美不胜收的庄园，几经风吹雨打，渐渐走向衰败腐朽，雕栏玉砌犹在，只是已经斑斑驳驳，曾经遮风避雨的房顶已经是外边小雨屋里中雨，外边中雨屋里大雨，外边大雨屋里暴雨了。但实际上暴雨只来自东北一个方向，内部祸患魏忠贤刚刚平定，东北只是辽东被后金占据，整个中国几乎都还在大明控制范围内，此时只要有一个成熟稳重、精通战略、手腕非凡的领袖来驾驭的话，加之东北有毛文龙在，那么一定能攻灭后金，实现大明中兴。然而十七岁就显出政治天才的崇祯却最终使得那些虽然腐朽，但还能维持若干时间的梁柱加速坍塌，明朝在崇祯领导下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都要从袁崇焕杀毛文龙说起。第十三章悲情英雄毛文龙1627年，崇祯皇帝在罢黜全部阉党后，开始组阁。《崇祯长编》记载：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帝要朝廷大臣推举内阁大臣，大家共推举出十位候选人，然后从中确定七位。由于旧的大臣大多因为是阉党而被罢黜，新的朝臣都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崇祯都不了解，他就采纳了《尚书》记载的“枚卜功臣”的办法，即通过占卜来最终确定人选。具体做法是，崇祯在小桌上摆设笔砚和十张红纸，将十位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红纸上，每张纸写一人姓名做阄，团成一个小纸团，然后把十个纸团装进小金瓶里。崇祯亲自用筷子从里面夹取七个纸团，每夹出来一个，就展开遍示众臣，就这样选出了六个大臣。不是说需要选七个吗？那一个纸团崇祯刚夹出来，就被风吹走找不到了。当然，后来这个纸团又找到了，就这样崇祯的内阁大臣就齐装满员了。此时内阁大臣是清一色的东林党人，然而这些人并没能使大明中兴。在此说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东林党人，一方面东林党领袖品德高尚，但另一方面中下层东林党人败类很多；一方面东林党主张广开言路，减轻赋税，发展经济，但另一方面对明朝复兴大业，他们并没真正做出任何大的功绩。夏允彝的评论最为公允，他说：“平心而论，东林党人中也有很多败类，攻击东林党人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节操清高独立的人，只是反东林党的人的领袖比起东林党的领袖的道德操守差若天渊而已。东林党人很在行清议，在筹谋杀敌制约胡虏上却完全没有实际行动；攻击东林党人的人说自己被孤立被怨怼，但是他们也没有为朝廷振兴哪怕一条法规或朝纲，只是以刻薄的攻击技巧取胜罢了。这些人都有什么好埋怨的呢？都是对国家大事于事无补的人啊！”6内阁大臣搞定，崇祯开始任命六部大臣，别不多说，咱们只讲跟辽东战局有关的兵部。崇祯在罢免阉党出身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后，因两次宁远大捷的功劳而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在接见袁崇焕时，崇祯问袁崇焕有何恢复辽东的良策。袁崇焕说：“臣关于收复辽东的思路有三点：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当前守辽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尤其南方士兵，既不适应北方天气，又不愿在边关久留，因为辽东和自己利益毫不相关，因此作战贪生怕死。而如果用辽东本地士兵，则他们为保护妻儿，退无可退，必然死战。圣上如果要和女真决战，就必须训练一支精兵，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守辽土用辽人是最佳选择，这样既省粮饷，又可克敌。”崇祯：“好一个以辽人守辽土，朕准奏。爱卿接着说。”袁崇焕：“第二点，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我军和女真贼寇作战，此前所以屡败就因为我军短于野战，女真铁骑天下无敌，我军强项是红夷大炮，但这只能用来守城，臣所以两次大败后金，全凭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在需要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偶尔也可与女真野战，然而必需速战速决，不能拖延。另外所谓和为旁着就是要争取时间加固城防时甚至不得不主动与敌人议和，这是辅动性战略，一切都为以后彻底消灭敌人做准备，圣上以为如何？”崇祯听到“议和”后稍稍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或守或战，全凭爱卿。”袁崇焕继续说，“三，法在渐不在急，在实不在虚，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崇祯：“朕既然封爱卿为督师，节制天下兵马，自然相信爱卿，这些具体战术不必细陈，朕只关心一点，多长时间能收复辽东？”袁崇焕：“只要圣上始终如一相信臣，五年复辽。”崇祯：“好，请爱卿以国家天下为重，早日凯旋。”袁崇焕：“可是臣还有事放心不下。”崇祯：“什么事？爱卿只管奏来。”袁崇焕：“臣在外带兵，必会遭小人妒忌和敌人的反间计，圣上在朝中，臣在关外，还请圣上与臣同心，臣不顾自己性命，一定要兑现承诺，请圣上在未来五年内不要听信他人挑唆，只等成败来对待臣。”崇祯：“朕既然用爱卿，自然信任有加，至于说中敌人反间计，朕自信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爱卿尽管放心。”袁崇焕：“五年复辽是各方面都达到最佳时方能做到，这需要户部转运军饷，工部供应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必须朝廷内外事事配合，才能有所成功。”崇祯：“爱卿放心，朕会下旨让各部配合你的。”袁崇焕：“既然圣上答应臣的一切要求，臣再没什么可说的，唯有以死报答圣上知遇之恩！”袁崇焕所说的五年复辽如同儿戏，强大的后金岂是五年就能打败的？事实上，五年平辽梦未醒，后金铁骑已破关。当时在场的许誉卿就问袁崇焕，对于五年复辽有多大把握，袁崇焕说：“聊慰上意。”——只不过是想让皇上高兴一下而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更何况君前更无戏言。袁崇焕把自己在皇帝面前做的承诺都当儿戏，试问这种人有什么可能去在明末力挽狂澜？这次谈话结束后崇祯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袁崇焕带着尚方宝剑到达辽东，途中刚出山海关后他作《再出关》诗云：“重整旧戎衣，行途赋采薇。山河今尚是，城郭已全非。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字里行间透露着自信，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袁崇焕其实并无可以自信的资本。到辽东后袁崇焕让祖大寿镇守锦州，何可刚驻宁远，赵率教守山海关，袁崇焕自己也驻宁远，同时上书给崇祯极力称赞祖大寿等三人的才能，并说自己五年复辽的计划全靠这三人来实现，如果五年后没有实现，他亲手将这三人斩杀，自己则到刑部领罪服死。崇祯得到袁崇焕的保证后，非常满意，加封袁崇焕为太子太保。袁崇焕说要五年复辽的第一年，他就先斩杀了毛文龙，关于袁崇焕与毛文龙的这段恩怨，袁崇焕为何杀毛文龙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袁崇焕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后，自知没有能力达到，于是为了跟后金议和而杀毛文龙。由于毛文龙极力反对议和，上奏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袁崇焕遂决心除之，他说：“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此说记载在汪辑《崇祯长编》。袁崇焕已经明确跟崇祯保证五年复辽，如果他要跟后金议和的话，也必然会偷偷摸摸的，就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崇祯对袁崇焕的批示看，崇祯压根儿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而通过毛文龙写给崇祯的这封奏折，可以判明两点：一，崇祯因此奏折而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二，毛文龙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这显然跟前面崇祯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的推论矛盾。由此，《崇祯长编》的说法不合逻辑。除《崇祯长编》外，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也持此说。他说：“袁崇焕是个机智、善于耍手腕的人，长于谈吐和文笔；他以自己的军事经验，用巧妙的言辞打动了皇帝和所有的阁臣，他们对他深信不疑。这个狡猾的人自私、爱财，不顾公务，不忠于君王，如果不是他，他们的希望还不致破灭。他接受了鞑靼人大量的金钱，并邀请鞑靼人最畏惧、勇敢忠贞的将官毛文龙赴宴，在席上把这位大将毒死了。接着他与鞑靼人缔结城下之盟，献出了一切。当皇帝审视盟约时，很快发现握有全权的统帅出卖了他，因而拒绝批准或承认这些和约。在这个紧急关头，袁应该怎样做呢？他为了逼使皇帝接受条款，于1630年劝导鞑靼人从不在他辖区内的另一个地方侵入中国，并同意不用他的军队阻止他们进军。”关于《鞑靼战纪》的说法，后面我们在写到1630年时会详述此种说法为何不靠谱，在此按下不表。第二种说法，袁崇焕秘密勾结后金，要跟后金议和，皇太极说议和没问题，我们的心腹之患是毛文龙，只要你杀了毛文龙，我们就可以讲和。这种说法见于下列记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张岱《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夏允彝《幸存录》）这种说法是网上反袁派认可的说法，之所以这种说法出处众多，在于袁崇焕刚杀了毛文龙后，从来都是沿着辽西走廊进攻的后金绕开辽西走廊，从河北省西北部绕道千里远征，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赵率教还全军覆没了。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北京城下。此事史称“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总之这一系列事情让人不得不怀疑袁崇焕与后金因为杀毛文龙之事有密约，所以袁崇焕故意多次绕开后金军，只是在北京城下做象征性抵抗。事实上无论是后金方面还是明朝这边，都没有袁崇焕议和密信的可靠记载，这是一种根据结果来倒推过程的说法，根据毛文龙死后后金的动向来推断袁崇焕与后金在杀毛文龙上的密约。这其实是一种诛心之论，袁崇焕虽然谈不上多么卓越的军事家，但是他两次宁远大捷的确战果是货真价实的，他虽然有种种缺点，也曾随大流而拍过魏忠贤的马屁，但是起码他是爱国的，绝非为议和而杀毛文龙，如果袁崇焕真的暗中勾结后金，皇太极为何还要用反间计来除掉他呢？留着这个内应岂不更好？所以第二种说法不能成立。第三种说法：袁崇焕觉得东江毛文龙虽然能牵制清军，但毛文龙本人没有大略，经常吃败仗，而且耗费的钱粮实在太大，此外毛文龙还在东江走私货物来挣大钱，不打仗的时候就用布匹向女真买人参，打仗的时候毛文龙也不怎么靠谱。于是就有文臣上奏主张撤销毛文龙东江镇的建制，袁崇焕则主张朝廷派人去管管毛文龙的经济问题。毛文龙不喜欢有文官监制着自己，于是上书争辩。而后毛文龙前来拜谒袁崇焕，袁崇焕以上宾之礼接待毛文龙，毛文龙也不谦让，袁崇焕于是决定杀掉毛文龙。这种说法记载在《明史·袁崇焕传》里：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兵部议不可，而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明史》是清朝人编的，许多内容很不靠谱，比如说东江镇耗费钱粮大，纯属胡说八道，毛文龙在东江的七年里朝廷没有拨给他一分钱，他全都是自筹粮饷，如果不靠走私，东江的百万辽东人民怕是只能去跳海了。关于东江镇的情况，毛文龙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有上奏：山坳僻处之间，尽是白骨成堆，肝肠余汁。惨莫惨于此，痛莫痛于此。内地尚作观望，恬不忧愁。臣实为受国厚恩，不忍卸担，自矢戮力，以完辽事。观今三月将尽，粮未来一粒，饷未到一分，啼号疾病，白骨满沟，而犹中哓哓污臣者不只。朝廷不给钱却被《明史》说成“岁糜饷无算”，不走私的话根本活不下去却被《明史》说成“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故而本书中笔者一般不以《明史》的记载作为给人定性的资料。那么袁崇焕究竟为何杀毛文龙呢？岳飞曾说：“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毛文龙与岳飞有着同样的想法。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登莱总兵杨国栋问毛文龙：“辽东能够平定吗？”毛文龙说：“将领说谎的就斩杀，不办实事的就斩杀，贪财的就斩杀，这样辽东自然就平定了。”毛文龙治军严明，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他为人正直，对于权贵从来不肯贿赂，又疾恶如仇，只要看见那些阿谀谄媚之徒，就破口大骂，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朝廷许多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于是，崇祯元年七月初十，毛文龙上书剖明自己的心迹，他说：“臣幸而得到圣上的信任，希望有朝一日马革裹尸，乃有不平之鸣，心中很郁闷，不得不直喷心血，向陛下诉说。当臣克复镇江的时候，义旗一树，豪杰影从，招抚辽民，日以万计，精壮的辽

日干AV无码电影，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惠施说：“是。”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惠施说：“是。”“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惠施无言以对。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庄周说：“当然想。”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折腾！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瞎折腾！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第九章孟子谈民权世人说起张仪，便会想到苏秦，就如同说起孙膑会想到庞涓一样。因为张仪和苏秦是死对头。前者主张连横，后者主张合纵，合纵与连横构成了那个年代矛盾冲突的主题。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张仪之所以能够上位，与苏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如果回顾迄今为止的纵横史，苏秦并没有对张仪构成主要的威胁。苏秦发起的六国合纵，就像一束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便迅速销声匿迹。连苏秦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燕国蛰伏起来。这些年来真正和张仪对着干的，是在诸多史书中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年——那一年，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时任大良造的公孙衍愤而离职，从此以合纵为己任，誓要与张仪一争高下。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便是公孙衍的杰作，当然也是失败之作。但是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还多少可以推给当时的相国惠施。到了公元前318年，魏襄王即位，公孙衍已经是相位在身，大权在握，便充分发挥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力，再一次发起合纵运动。山东六国都响应公孙衍的号召，楚怀王还出任了纵长（盟主）。同年冬天，合纵联盟出兵讨伐秦国，也就是《史记》上所谓的“六国伐秦”。然而，六国伐秦从一开始便被打了折扣。齐国借口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疆于次年即位，是为齐宣王），国内大事未定，拒绝出兵。于是六国伐秦变成了五国伐秦。五国之中，楚国最强，又是盟主之国，本应担任主力——楚国也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秦国。然而，当齐国退出的消息传来，楚怀王便也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先按兵不动。再加上燕国因为国内变故未能出兵（至于是什么变故，很快会讲到），真正出兵和秦军交战的，就剩下赵、魏、韩三国了。秦国以樗里疾为将，带领部队出函谷关迎敌。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滑稽多智”，被秦国人称为智囊。公元前331年秦军攻克曲沃，便是出自樗里疾手笔。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后人只知道结果是秦军大获全胜，三晋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魏国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樗里疾乘胜追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大败韩、赵联军，俘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级。而齐国也落井下石，入侵赵国，在观泽（今河南省清丰）打败魏、赵两国军队。轰轰烈烈的五国伐秦，以惨败而告终。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连横又得一分。那么，当公孙衍使尽浑身解数与张仪相抗的时候，苏秦在干什么呢？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苏秦是在燕文公时期来到燕国的。燕文公去世后，燕易王即位，齐威王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进攻燕国，一下子夺取了十座城池。如果是在春秋时期，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会遭到天下人的谴责，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威王这样做，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燕易王不甘心这样丢掉十座城，但是又不敢向齐威王叫板，便将苏秦找过来说：“自从您到燕国来，先王就对您十分尊重，资助您去见赵王，发起六国合纵，您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合纵分裂，您不容于赵国，先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您，让您在燕国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现在齐国不顾廉耻，趁着我们办丧事发动进攻，夺取十座城池，您能为寡人把这些土地要回来吗？”燕易王话说得客气，实际上暗含指责：你养尊处优，吃了那么多年闲饭，也该干点活了！苏秦听了大为惭愧，赶紧说：“请让我到齐国跑一趟。”其实苏秦也不是吃闲饭，在燕国的这些年里，他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忙得很。忙啥？忙着跟燕文公的老婆，也就是燕易王的母亲偷情。以他的妙语连珠，以他的风度翩翩，以他的玉树临风，给燕国后宫带来无尽的欢乐。关于这一点，燕易王早就有所察觉，但是他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苏秦来到临淄，顺利地见到了齐威王。他向齐威王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低头表示祝贺，一次是仰头表示哀悼。齐威王就奇怪了：“你这一庆一吊相继而来，也未免太快了吧！”苏秦说：“我听说，人就算

张浚和李存孝征战期间，韩归范带着李克用的诉冤状回到了长安。李克用的诉冤状措辞严厉，质问皇帝李晔为什么要征讨河东，而且表示如果朝廷继续征讨，自己将和朝廷对抗到底，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打进京师长安。皇帝李晔得到李克用诉冤状的三天后，张浚兵败的消息也传到了京城长安。张浚从晋州逃出后，率领残兵败将自含口逃出，翻越王屋山到达河阳，又拆民居的木料制成木筏渡过黄河，最终总算回到长安，但士卒已经损失殆尽。面对惨败而归的张浚，皇帝李晔心中懊恼、恐惧、沮丧，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懊恼自己轻易做出征讨李克用的决定；沮丧自己即位所做的抑制藩镇的努力化为泡影，辛苦组建起来的禁军再度夭折；恐惧李克用以武力相威胁以及随着朝廷威信的下降，关中地区藩镇有可能再起作乱之心。为了缓和朝廷与李克用的关系，皇帝李晔被迫罢免了力主用兵的张浚和孔纬的宰相之职，恢复了李克用的姓氏和官爵。征讨河东之战对于时局影响极大，可以说加速了大唐帝国走向衰亡的速度。探究其失败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因为朝廷禁军刚刚组建，战斗力不强，因此不得不依靠藩镇，而藩镇对讨伐李克用的态度又不统一，李匡威、赫连铎因为和李克用是水火不容之势，所以态度坚决，但终因兵少将寡而失败。朱全忠虽然卖了不少力气，但因为自顾不暇，无法抽调过多兵力参战，因此这一路军队最终撤出战场，终于导致整个战役以失败告终。对于李克用来讲，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是胜利者，但其损失惨重，而且朝廷的征讨降低了李克用在藩镇中的声望。内部则因赏罚不公而矛盾重重，其势力由此遭到削弱，而朱全忠因为主动撤出战场，最终坐收渔利，协助朝廷征讨使他提高了声望，而且自身势力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损耗。征讨河东之战结束后，朱全忠趁李克用喘息未定之际，成功臣服了魏博镇，使河朔三镇中最强大的魏博镇成为自己遮挡河东的屏障，也为他全力进攻徐、郓二州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此，朱全忠的实力开始一天天增长，终至他称霸的那一天。铲除杨复恭宦官手握兵权干预朝政，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已经成为中晚唐时期以来难以去除的痼疾，对此皇帝李晔深有感触。如果不是当年田令孜给予他屈辱的一鞭，或许李晔对宦官还不至于如此痛恨。不过，上天终究和宦官集团开了个大玩笑，让他们将一个仇人亲手扶上了皇帝宝座。李晔在即位之初眼见以杨复恭为核心的宦官集团地位已经在朝廷根深蒂固，所以在暂时无力铲除时，便极力克制自己仇恨的情绪，尽量地迁就宦官们的嚣张跋扈。但事实上，皇帝李晔内心深处时刻没有忘记铲除杨复恭，而且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杨复恭的所作所为表现得越来越迫切。早在龙纪元年（889年）冬至时，李晔就因为祭祀的礼服事件，对杨复恭予以容忍。按照当时惯例，皇帝及文武百官要在冬至日到圜丘坛（天坛南半部）进行祭祀活动，唐朝典制规定，在这一天朝臣们可以穿着定制的礼服跟随皇帝进行祭祀活动，但宦官只能穿着平时的服装侍从旁边。可是在僖宗李儇在位时期，田令孜擅自在衣服上加了襕袖，并和朝臣一样持笏助祭，这明显违反了礼仪之规。这一次在宦官该穿什么样衣服的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争执，杨复恭认为宦官集团具有拥立之功，于是命令有关部门为其制作参加助祭的礼服，样式为冕服佩剑。十一月二十三日，皇帝李晔在武德殿内宿斋，宰相及百官都身穿朝服各立其位，而出身宦官的左、右神策军中尉以及两位枢密使也都身穿朝服侍从。宰相孔纬以及谏官、礼官都认为宦官的穿着不符合礼法，因此坚决反对宦官穿礼服上朝。时任太常博士的钱珝、李绰当天就上疏李晔，表示反对宦官身穿礼服上朝。在奏疏中钱、李二人从礼法以及宦官的身份角度，阐述了宦官身穿礼服上朝的危害。李晔看完奏疏后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他同样明白，论官职杨复恭是金吾卫大将军（正三品），如果仅仅让他穿平常的官服上朝，恐怕会让刚即位的自己陷入窘境，搞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因此，皇帝李晔暗中回复钱、李二人，表示他们忠心可嘉，但目前的局势下，礼服问题乃是小事，而宦官专权的问题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他们这些人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一个字“忍”。于是杨复恭等宦官就身穿礼服参加了助祭。杨复恭本姓“林”，净身入宫后认大宦官杨玄翼为父，凭着这种关系，早在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就被任命为枢密使。僖宗李儇在位时期因与田令孜不睦，一度遭到排挤。后来田令孜失势后，他又东山再起，身兼六军十二卫观容军使、左军中尉，总领禁军权倾朝野。拥立皇帝李晔即位后，杨复恭仰仗具有拥立之功，急速扩充实力，广收义子干儿，号称“外宅郎君”，派这些人到全国各地担任节度使、刺史。这些“外宅郎君”们仰仗杨复恭的权势，多做违法乱纪之事。例如，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不但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反而时常因为些小事上疏指责朝廷。除了杨复恭外放的这些“外宅郎君”，他还将宫中六百多个宦官收为养子，这些人也大多被派往各地充当监军，成为杨复恭的耳目。对于杨复恭的所作所为，皇帝李晔可谓是心知肚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但李晔知道，即使再难也必须要暂时忍下去，不过他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敲打杨复恭，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宦官有所收敛。一天，皇帝李晔正在太极殿和宰相们讨论如何应对藩镇反叛一事。杨复恭也因有事要面见皇帝，让轿夫一直将他抬到太极殿，到了皇帝近前才下轿，宰相孔纬见状十分气愤，便开口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我们管不了藩镇的反叛之事了，现在您的身边就有反叛之人，更何况那些鞭长莫及的地方了。”皇帝李晔很长时间以来对杨复恭这种目中无人的做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不过他听出孔纬是话里有话，于是立即开口反问：“爱卿所指是何人反叛？”“杨复恭本是您的家奴，竟敢乘坐轿舆大摇大摆地直冲前殿，并且还收了很多壮士为义子，这些人不是执掌禁军，就是被派到各地去当节度使，这不是明显要造反吗？”孔纬一边指着杨复恭，一边高声说道。面对孔纬的指责，杨复恭连忙辩解说道：“我收养壮士是为了替陛下笼络人心，好让他们尽力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成是谋反呢？”杨复恭说完后向皇帝李晔连连叩头，希望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打动皇帝李晔。不过他没有想到接下来李晔的话让他感觉如鲠在喉。“你说这些确实是为了国家着想，可是朕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那些人姓‘李’，而全都姓‘杨’呢？”“这……”杨复恭顿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次对话就在这样一片尴尬的氛围中结束，不过杨复恭心中却对孔纬产生憎恨之情。前边说到的张浚、孔纬因为主张征讨李克用失败，结果孔纬被贬为荆南节度使，在赴任的途中，杨复恭派人在长乐坡阻截孔纬，抢走了他的所有财物，孔纬仅以身免。就这样皇帝李晔与杨复恭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不过仅仅因为口舌之争，李晔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铲除杨复恭，导致李晔最终下定决心的一件事，是源于杨复恭暗害皇舅王环一事。大顺二年（891年）八月，王环请求李晔到地方去做节度使，当时身为皇帝的李晔为此感到十分为难。从感情角度来讲，王环是他的亲娘舅，过去从未向自己提出什么要求，实在是不好回绝。可是从朝廷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处境来看，李晔自己实在无法做主，因为当时杨复恭把持了任命节度使的权力，于是他只得硬着头皮征求杨复恭的意见。事实上，李晔没指望杨复恭会立即有个肯定的答复。但他想不到杨复恭不仅一口回绝，而且言辞十分尖刻，丝毫不顾及皇帝陛下的面子。“吕产、吕禄差一点倾覆汉室江山，本朝武三思又极度危害唐室，他的后人全都不能拜封。如果陛下信任王环，可以任用其他职务，绝不能让他这个外戚到地方担任节度使，一旦放他出去，恐怕日后无法节制啊！”杨复恭说完，皇帝李晔没再说什么，等于同意了杨复恭的意见。坦白地讲，杨复恭的话虽然没有给皇帝面子，但说得还是有些道理，这一点李晔心知肚明，所以他没有和杨复恭针锋相对，而是转过头婉拒了王环的请求，暂时将其安置在宫中，帮助自己处理些杂务。按说这件事情可以就此结束，但杨复恭接下来所做的事情，终于让李晔再也无法忍耐，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铲除杨复恭。杨复恭得知皇帝陛下将王环安置在宫中后，他本能地开始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王环得知自己阻碍其担任节度使一职而对自己不利，于是心中生出了铲除王环的一个计划。不久后，杨复恭奏请皇帝李晔派王环前往黔南地区担任节度使。黔南地区虽然是个闭关落后的地方，但皇帝李晔认为，杨复恭好歹是给了自己面子，便让王环带上族人前往黔南赴任。就在王环就任的路上，杨复恭便派人让其兄杨复光的长子，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杨守亮设法除掉王环。当王环一行来到利州益昌县的吉津柏时，杨守亮已事先派人守候在那里，王环一行人乘坐的船刚一到，杨守亮的士兵便一拥而上将船掀翻，王环及其族人全部溺水身亡。然后杨守亮上疏皇帝李晔，谎称国舅王环乘船失事，溺水身亡。皇帝李晔当然知道杨守亮和杨复恭是什么关系，他明白此事杨复恭万难脱开干系，他深刻地意识到杨复恭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铲除，恐怕日后自己的性命也会交代在他的手中。皇帝李晔明白，要想铲除杨复恭，首先要解除他的兵权。然而身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的杨复恭，掌握禁军多年，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并且党羽众多，其“外宅郎君”们在禁军中全都担任要职，特别是他其中的养子杨守立更让皇帝李晔感到难以对付。因为杨守立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在禁军中声望极高，一旦解除杨复恭的兵权，杨守立必反无疑。因此针对这种现状，皇帝李晔和亲信臣僚们可谓是煞费苦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密谋后，他们决定采取拉拢杨守立的方法，使其逐渐背叛杨复恭。定下计策后，皇帝李晔某一天召见杨复恭，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听说你那个本姓‘胡’的养子英勇善战，朕想让他到朕的内宫负责我的警卫工作。”“多谢陛下厚爱，老奴这就将他召来面见陛下！”……杨守立就这样成为了皇帝李晔的身边人。李晔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赐其“李”姓，并改名李顺节，让他负责指挥禁军，并将各屯营门的钥匙也交给他负责。不久又将他提升为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还给他加上了同平章事的头衔。事实证明，李晔拉拢李顺节的策略十分奏效，面对一连串的升迁，李顺节认为这一切都是皇帝的恩赐，逐渐对杨复恭失去了往日的恭敬之心，并开始和杨复恭争权。为了早日扳倒杨复恭，尽快掌握朝廷全部兵权，李顺节尽其所能将杨复恭往日的不法行为全部上报皇帝李晔。李晔顺势将杨复恭的罪名公之于众，并以此为由撤销了杨复恭的神策军中尉之职，派他到凤翔监军。杨复恭对此大为恼火，坚决不肯从命，并声称自己有病请求退休。这对皇帝李晔来讲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于是他立即下诏同意了杨复恭的请求，让他以上将军的身份退休。而且为了防止杨复恭反悔，李晔派使者到其住所宣布诏令。可是就在使者宣布完诏令回宫时，杨复恭便派心腹张绾在途中将使者杀害，以解其心头之恨。杨复恭就这样被皇帝李晔解除了兵权，而退休在家的杨复恭心中异常烦闷，地位的落差让他很想找个贴心人倾诉一下自己的冤屈。杨复恭的住所在昭化，靠近禁军所在的玉山营，其另一个养子时任玉山营军使的杨守信倒是不忘养父的旧恩，时常抽空到府上看望干爹。因此有人告发杨守信与杨复恭密谋造反，皇帝李晔也认为杨复恭终究是心头大患，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彻底铲除杨复恭。大顺二年（891年）十一月八日，皇帝李晔在禁军的护卫下登上安喜楼，命令天武都头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带兵攻打杨复恭的住所。张绾带领杨复恭的家兵拼死抵抗，杨守信闻讯后也带领他的玉山营前来救援。李顺节等人虽然奋力进攻，但直到天黑也没能攻下杨府，只得将杨府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继续进攻。次日战斗继续进行，当时守卫寒光门的禁军想要趁乱劫掠两市。宰相刘崇望骑马从此路过，正巧遇到正要劫掠的士兵，便动员士兵们应该协助皇帝陛下铲除奸佞，而不是在这里劫掠财物，士兵们都表示愿意效命，于是便跟随刘崇望前去助战。杨守信的部下见刘崇望带领禁军前来增援，自知不敌纷纷逃命，杨守信只得保护杨复恭及其族人杀出条血路，从通化门逃出长安，直奔兴元而去。杨复恭达到兴元后，写信给他在各地的义子干儿，讲述了自己被解职的前后经过，并联络这些人准备起兵造反。当时据守山南地区的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等人以及绵州刺史杨守厚等人相继响应，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早就觊觎山南地区，于是趁机向朝廷请求讨伐杨复恭。乾宁元年（894年）七月，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等在李茂贞的攻击下，无力据守山南地区，便想前往河东投奔李克用，当行到华州时，被刺史韩建擒获，并于八月押解到长安，杨复恭最终被斩于独柳之下。至此，始终是皇帝李晔心腹大患的杨复恭，终于被彻底铲除。对于李晔而言，也算是报了当年那一鞭之辱的仇，更是他即位以来，重振唐威关键的举措。不过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皇帝李晔要想实现重振唐威的宏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八章晋汴角逐耀兵河北皇帝李晔有决心重振唐威，但他面临的局势却是相当严峻，除了朝廷内部宦官专权之外，全国各地的藩镇也彼此攻伐不断。除了老牌儿藩镇成德、魏博、卢龙之外，宣武的朱全忠、河东的李可用、河中的王重荣、义武的王处存、泰宁的朱瑾、天平的朱瑄、武宁的时溥等，都不是省油的灯。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征战厮杀，宣武的朱全忠与河东的李克用逐渐脱颖而出，成为皇帝李晔即位以来，最具实力的两大藩镇。前边我们说过，朱、李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大顺元年（890年）朱全忠和李匡威、赫连铎联合讨伐李克用，是晋汴两大藩镇之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冲突。在这次战争中，朱全忠在军事上虽然受挫，但因为审时度势地主动退出战场，所以损失不大，实力依旧强大。相比之下，李克用虽然取得胜利，但在道义上和实力上损失不小。于是，在经过一系列的互相攻伐之后，朱、李二人双方都认识到，在短期内消灭对方不太现实，便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致力于兼并其他弱小藩镇。首先采取这一策略的是河东的李克用。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成功顶住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的联合讨伐后，在转年的四月，为了报仇雪恨，发起了对相对弱小的赫连铎的进攻。赫连铎在浑河北岸设兵阻击李克用，但是防线很快便被李克用的沙陀军队击溃。李克用乘胜包围了云州（今山西大同），并一直围困三个月之久。到了七月，云州城内粮草断绝，赫连铎见无法固守，于是弃城逃奔吐谷浑。损兵折将的赫连铎到达吐谷浑后，由于处于穷困潦倒的局面，再也得不到往日的礼遇，于是一气之下又离开吐谷浑，投奔了其盟友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企图东山再起。李克用击溃赫连铎后，便控制了云州地区，在那里设置官吏进行管辖，并任命大将石同善为大同防御使。李克用打败了赫连铎，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他本想就此就此休整一下，准备南巡察看朱全忠的虚实情况。八月，李克用到达泽潞地区，为了查清朱全忠的虚实情况，他冒险前往边界怀孟（今河南沁阳）地区。就在此时，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和成德节度使王镕见李克用吞并了云州，内心十分震惊，于是两个人准备联手讨伐河东。当时在卢龙和成德镇之间还夹着依附李克用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于是李匡威和王镕决定首先灭掉王处存，便同时向定州（

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

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

关键词 >> 日干AV无码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