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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片在线免费看网站、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

                      ,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多尔衮对听任满汉冲突继续发展的危险性十分敏感。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一再要求结束旗人皇亲利用其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所进行的巧取豪夺。多尔衮得到了像法律专家孙襄这样的致力改良的官员的支持,去加强法制以抵制这些弊端。这种寻求解决的努力,至少向汉官们表明了朝廷的善意。摄政王的另一些解决种族冲突的努力,借鉴了皇太极在占领辽西后采用的解决满汉类似冲突的办法。在那时,与汉人共处一地的满人的滥用权势,已达到了促使汉人以谋杀作为报复的程度。所以,皇太极下令满汉分居,从而为八旗制度的稳定奠定了社会基础。1648年10月,多尔衮得知,尽管四年前曾实行了迁居,但京师中依然共居一处的满汉之间最近仍是“争端日起”,于是,他在北京采取了大规模的分隔政策。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之,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在多尔衮看来,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与计划。各住户的原有住房每间付给4盎斯银两,并给了适宜的迁徙期限。同时,满汉之间的通婚也获许可。这样,分隔政策就不会造成这种夫妻的离散了,他们可以依法结婚并自立门户。这样,在许多人看来是专制暴行的种族分隔法令,在多尔衮看来却是恢复北京的安定和睦的最合乎逻辑的措施:“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员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然而,汉人的迁居引起了重大困难。特别是在北京城外的那些城镇中,满族营区在这里的建立需要圈占私人土地,赶走这里的长年居民。这些建立于动乱地区以镇压盗匪的营防,按规定应分给旧日属于明朝贵族的土地,户部受命认真清核这些产业,把那些明朝贵族从田主那里强占的土地归还原主,其余分给旗人。然而,大量土地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了,例如在临清就是如此。这引起了当地的满汉冲突。总共有34个“鞑子城”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来了。它们是分立的,有高墙环卫的营防,或处于原有的城墙之内,或处于其外而与之并峙。并且,建立这种营防的最初后果,是激起了本来想利用它加以镇压的动乱。中国北部的军事平定,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旗军的力量。当清占领军逐渐进入各营区驻防以后,北直隶和山东的明朝降军残部主要是被收编进被称为绿营的新军事单位。当一名地方将领投降后,他和他的部属就改编为绿营。例如北京东北的昌平的明游击鲁国南及其部下,就是如此。这些绿营也参加征服战争,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驻防城镇与地方都会中的军事基地周围之乡村的治安。如一位清廷官员所言,绿营最初负责镇压起义,后来其任务逐渐变成了缉捕盗贼。到了17世纪末,中国约有59.4万名绿营兵。因为他们是地方驻军,后来转由地方军政长官指挥了。他们被派驻乡镇“分防”,维持治安。他们,再加上保存于军衙中的税户簿以及细密的保甲体系,便构成了一个颇具弹性的控制系统。这样,在清廷统治早期,地方行政大致是一种主要由汉人武装担负的军事统治。如果某个地区出现了坚决的反清起义,满、蒙、汉旗兵将随时加以干涉;但他们作为重步兵和骑兵,其作用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治安卫戍。驻防军的长官是总督与巡抚,他们负责一个特定区域,它有时就等于一个省。随着清廷的统治拓宽到京都以外,清廷派出总督巡抚去接管那些业已投降或平定的地区,并担负起后来编入绿营的地方军队的指挥之责。沈文奎被派赴保定;王鳌永、丁文盛、杨方兴被派赴山东。他们都有一定的司法权;如果事情发生于其管区之外,这些长官(他们大多数是可靠的辽东“旧人”)必须得到特别批准才能离开辖区,前往处理。直到1648年,每当一位官员被派赴某处指挥平定战争之后,多尔衮总是要把他召回北京或送回东北呆上一段时间。很清楚,王朝担心像明末左良玉那样的无法驾驭、反复无常的军阀再度出现,所以宁愿紧紧地管束住这些军政长官。与此同时,在扩大清廷在中国北部的统治上,清廷对这些督抚又深为倚重。没有他们的效力,清廷的统治就不可能超出北京周围的中原地带,更远的西部大概会留给李自成的力量,大运河区域或许依然处于南明将领的手中。但中国北部的大多数军人很快就投顺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满人逐渐巩固了他们的帝国在各地的基础。

                      保卫京城

                      降军及其统帅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扫荡山西的大顺残部,以确保京城西线的安全。1644年6月14日,李自成在弃京之后沿大路进入山西界内,一路抵挡着吴三桂人马的追杀。在定州,二三十万混乱庞大的人马发生了火并,出现了一场混战。火并中许多将领被杀死了,1万多人投降了追击的清兵。在去往真定的路上,李自成中箭落马。李自成企图在这个已燃起大火的城中找到一间房屋避难,但终因熊熊火烟而离去了。大顺残部后来得以摆脱追兵,李自成逃出了山西的固关。当吴三桂放弃追击挥师回京后,李自成在太原重集旧部。李自成让前明军官陈永福率领一部留守太原,自己又前往陕西去重建营基。他的一些人马直接越过了吕梁,其主力则从山西南进平阳,进渡黄河,从渭河流域北部的韩城进入陕西,回到了西安——四个月以前,他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大顺政权的建立的。一大批装备精良火器的部队被派出保卫潼关。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则受命北去,重新控制起义的发源地区;高一功率领大顺军之一部在陕北的绥德筑墙固守;蓝县高九英指挥的四十寨联盟,很快就控制了太原西北的山区。到了仲夏时节,从太原西南的交城向西北而去直到偏关附近的河曲,形成一道漫长的、几乎无法逾越的义军防线。当李自成西过山西之时,这个重兵驻防的省份的一些业已投降了李自成的军官,转而与义军干戈相向了。在该省北部的宣府与大同周围,有上千个方墙堡垒棋布于这个荒凉的地区,姜瓖的军队控制着此地。姜瓖原来是明宣化防区的长官,负责科尔干到北京一线的防务,也曾一度归降了大顺。如同许多同级官员一样,在17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初,他培植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他所吸引的盗匪与散兵,与李自成的士兵的背景差异很小。此时,他们便对路经此地的人马发动了攻势,并斩死了大顺政权在大同的将领柯天相。与此同时,姜瓖与北京通款,表明自己正在剿除“流寇”,并愿效忠清廷。1644年7月9日,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任命他为大同地区的军政长官。次月,多尔衮又派吴孳昌为大同巡抚,但这位巡抚仍把军事事务交与经验丰富的姜瓖负责。清廷最初计划依靠姜瓖这样的军阀的支持来平定山西。尽管满军将领叶臣与巴哈那受任全面负责该省的征讨,但又派了一位归顺的汉官吴惟华,负责民政,贯彻招降本地前明文武官员的政策。吴惟华于8月20日到任,并在最初的两个星期中就获得了几位重要的本地官员的合作。他们是王宏祚,前明户部郎中;耿应衡,太原府北道兵备道;李日晋,昌平州知州;吴嵩允,给事中;等等,这些人全都被委任为按察使司佥事。此外还有几位军官降清。9月3日,游击王世敏和马世荣在山西西北的偏关倒戈降清。一周后,明山西总兵王越也投降了。在吴三桂或洪承畴的赞同下,巡抚吴孳昌(应为吴惟华——译者)的力请得到了朝廷批准,精明老练的马国柱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以控制这一省份。但是,在9月进攻太原之时,即使马国柱的精兵也未能动摇大顺的防守。很显然,如果希望在对大顺军的战斗中获胜,那么清廷在山西的将领必须得到大量的增援。增援军队以平定山西的请求,正值清廷形势不甚顺利之时。在1644年初秋,清廷招降北直隶与山东的政策显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当然,当时的顺天学政曹溶继续呼吁采用“文治”手段,而不是严厉的政治社会控制,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教化来改变形势。但是,“招抚”政策的支持者自己,对于什么是最佳手段仍有分歧。兵部侍郎金之俊一伙人倡言“收抚”,即通过赦免使盗寇放下武器。以刘余祐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能抚”,即斩其首领,强迫遣散其胁从者,使之重操良民之业。在吏科给事中孙承泽看来,麻烦的是政府在辩论“收抚”与“能抚”之优劣短长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切实贯彻这些招抚措施。孙承泽认为,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正确的贯彻,他敦促王朝同时采用两种方案,杀掉首恶,没收武器战马,使胁从者归于正业。朝廷应首先看到这一点,就是地方官并不总是有力量单独完成招抚任务的。所以,应该派出专门负责招抚的官员,让他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计划的进展。只有通过对招抚官员的切实成绩加以表彰,朝廷才能真正促进这一政策产生实效。例如,通州道郑辉的招抚工作,就证明了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行为的危险:这里旧的盗寇没有消灭,新的匪徒又滋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霸州道刘芳久(原文误为刘芳之——译者)则通过施与恩惠与恰到

                      市摆摊去。德胜门那儿的,注128头里都是摆摊卖破烂的。注129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金:这儿是坟地。1949年不是解放么,怕这坟地丢了,就搬到这儿来了,看坟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全来了。我也不懂。我来的时候33岁了。这地方呀,那时没有村,就是东一家西一家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的,10来亩地,不会种,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叫不上名来。那会儿旗人不吃香,净受人欺负,都说那,人家骑马我骑人,这本地人就欺负人。一到挣分的时候,人家净拿我们打哈哈。也就是解放,要不解放我在这儿住不住。金恒德:真抬不起头来。定:您后来干农活吗?金:不干也得成啊,不干吃什么呀,挣工分哪,分粮食啊。老头子不会,什么都不会,我也没干过,不会学么,慢慢学。就我一人干。金恒德:那会儿不是有自留地么,我父亲都没管过,不会拿锄,用两手那么样拿着。都是我和我妈弄。金:他就没干过。清理阶级队伍,四清注130什么的,非得让出去干去,逼得没法子了,干了几天。有一阵子是喂猪,喂了几天猪。再有几天在豁口外头那个什么河,在那儿值夜班。真受气。定:按说这是你们家坟地,都有看坟的人啊。金:就有一个看坟的。我们满族在这儿不吃香,可是到今儿也没改,户口本上还是满族。我弟弟一家子孩子大人都是满族,也没改。想改也改不成啊,都是他们家的坟,大石碑这儿立着呢,说不是你的成吗?定:你们跟其他宗室联系多吗?金:也有来往,比如跟溥四爷注131,溥杰那儿去过两趟。溥仪放出以后也去了一趟,他还挑眼了哪,我们老头子给他行大礼,他说不应该,现在解放了,他都改邪归正了,不能行大礼了。太舟坞注132那儿有溥任的坟地,起坟的时候没人管,我老头子好管这闲事,后来任四爷过意不去,就买了绒衣,当时条案上摆了一筒茶叶,就说拿去喝吧。我们家是农业户口,归东升公社管。差点划成地主,算漏划地主。后来划成城市小贩,我的简历都是城市小贩。

                      (二)金竹青口述

                      时间:2003年2月23日地点:北京天通苑东二区某居民楼金竹青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金恒德[访谈者按]我对金秀珍的访谈,颇得益于她的女儿金恒德的热心协助。金女士逝世后恒德又主动提出,她还可以帮我去找她的姑姑金竹青女士。因为金竹青女士所住原“西北套”一带房屋正值拆迁,此事耽搁了两年之久,到2003年冬,金女士已经迁居到天通苑并在那里安定下来,恒德遂专程陪我去为金女士做了访谈。金竹青是毓珍的胞妹,与金秀珍互为姑嫂。对于她娘家的事,她与金秀珍的讲述因各自不同的处境而互有详略参差,而二人各自的婚姻与生活,却也有他们那个特定的生活圈子中的某种共性。两篇口述既可以互补,也可以互证。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金竹青(以下简称金):我们家那石碑啊,立碑那地方是一个祖坟,老坟,那时候本家也多,老坟不是一家的坟,一块地就10亩哪,大着呢。老坟地有围墙,有门,后边3个门,就在石碑那儿,死人进去灵(指灵柩),开正门进门。黄杨、柏树多了,我小的时候那树还有呢,一进去害怕着呢。这坟是怎么个来历呢,北京有个沈万三注133您知道吗?那是他的花园儿,是他送给我们太王爷的。我们那太王爷就留下话儿了,说将来给你们姨妈、姨太太她们做茔地。所以坟里埋的都是姨太太,没有男的。男人还专有坟地。定:可是坟地的碑不是弘晌的吗?金:你听着啊,后来乾隆打围,路过我们那坟地那儿,由那儿过,就问,这是谁家的坟地,他会看风水啊,他一看这茔地了不得啊,将来得出皇上,回去就赏了这碑。我们打安上这碑就败家了,安的这地方正是把那青龙压住了,由这儿就完了,以前辈辈儿是世袭罔替啊,辈辈儿出一个奉国将军,就打安上这碑,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做官的了,乾隆那就是破根儿来了。竖立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石碑(定宜庄摄于2000年)定:您这是听谁说的?您哥哥?金:我父亲他们都知道啊。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金:我1916年生的,87岁了,属大龙的。我们家是爱新觉罗,黄带子。我父亲是溥字辈,我是毓字辈。原来我叫毓竹青,后来冠老姓就姓金了,我的名字就叫金竹青。我哥哥就改成金宝忱了嘛,号似的。那会儿不是有府么,我们的总府就是十王爷府,康熙不是24个儿子么,他是康熙第10个儿子。大高个儿,过去我们家有齐眉棍,那是我们太王爷的,两米多高。那人多高,那棍多高,府里头都供着,还有祠堂,“文化大革命”才把牌位砸了的。我们家那老宅子,最近没几年才拆的。反正那会儿够威武的,我老祖死的时候,门口那轿子都摆满了,都是王爷。小时候我看过那账,过去办事呀,办完了都写账,红白喜事,红事红本儿,白事是蓝本儿,都有,什么买了多少两,多少两银子。过去够威武的。(笑)我出生的时候住在前牛角,北草厂里头,西直门里头不远儿就是北草厂,前门叫前牛角,后门叫后牛角。那房也不算太大,头喽四合院,后头有一间后倒房。那就是哥儿几个,上头老祖,我大爷爷大太太,三太太,都挨那儿死的。后来我老祖也没有啦,大爷爷大太太都没了,大爷爷什么都没有(指孩子)。就剩我爷爷、太太、三爷爷、爹、婶,我们就分家了。我们家就搬到小后仓,也在西直门里头,那时候就租房了,买不起房了。定:你们家搬出来了,那留在府里的是谁啊?金:还有本家呢,哎哟我们本家多了去了。我们是长房,那些本家辈儿都小,就我们家辈儿大。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那本家哥哥都60多岁了,来了给我父亲请跪安哪,街坊瞅着都新鲜。反正过年就来,三十晚上就来,辞岁来。我族里的嫂子,我们叫姐姐,来了还那么大规矩呢,我父亲说坐下坐下,她们都不敢,坐椅子都坐一点边儿。我还有个四嫂是个女儿寡,没结婚我那四哥就死了,死了以后人家娘家就说女儿愿意,就过去守寡。把死人在那边停着就办喜事,守了一辈子,那叫女儿寡。皇上给她的贞节牌位还挂那儿呢。那会儿不是爹妈做主吗,女的就不能反抗啊。我那姑婆呢,才21岁,就守着,就不走。走了让人笑话。我父亲那会儿讲这事。我跟听笑话似的,自己没赶上过啊。我们家里头,我爷爷老哥仨嘛,大爷爷死得早,70多岁就死了,我没赶上。我听他们说,我大爷爷就是做饭的。我三爷爷80多岁死的。我爷爷那年死的时候也不小了,70多岁了吧,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还一个叔伯爷爷,他们仨人都没做工作,什么工作都没做过。定:那干吗呀?金:什么都干不了哇,什么都不会呀,什么都不会,老碍着面子,老倒不了这架子,高的做不了,低的不爱做,怕人看不起。我这三爷爷那会儿净跑二黄票,就好戏,就到外头走票去。定:他就好唱戏?金:啊,由8岁,就在这戏界里头,在富连成那里头,唱戏的都圈在这里头,就学,唱小花脸的,他喜欢这个么。跟过去那老唱戏的,刘复生啊,谭鑫培啦,都一班的,都在一块,一辈子都在那里头。登台唱啊也不要钱。走这票走一辈子,一分钱不挣。定:是挣不着还是不要?金:不要,过去也是,有点钱就造呗。后来就在那里头教戏,他在戏界里头有名啊,打听载过庭,那老唱戏的没有不认得的,都知道,挺有名的。定:您三爷爷唱二黄票,那他有三太太吗?金:三太太也死了,死得挺早的,我也没赶上。他们先有一个儿子,我们叫爹呀,后来死了,儿媳妇也死了,最后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后来那年就八十几了,抽冷子(突然间)有病了,接回来,死到我们这儿了。定:您爷爷也唱戏吗?金:我爷爷不唱。定:那他在家干什么?金:他就在家。我爷爷那会儿在外头有个姨太太,就算外家吧,我爷爷跟那儿过,不回家,最后都病得快不行了,才把他送这儿来,就是小后仓这儿,倒死在家里了。家里就是我太太跟着我们,我太太也是北京的满族人,她家就老俩儿,和她这一姑娘。(老俩儿)那会儿就说,我这闺女呀,非得是门口摆狮子的,我才给呢。结果真是,真给了这么一家,我太太那一辈子才叫享福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家里活儿,也有用人吧。她84岁才死。定:那你们家过去还是挺有钱的?金:钱是不趁,就指着俸禄,每月关钱粮、关米,没别的进项,你看都不工作。到我就连钱粮都没赶上,我5岁还是几岁呀,跟我父亲去关了一趟,上什么仓,说老没给了,抽冷子给一回。那就是最末一回了。定:那您父亲那时候做什么呢?金:我父亲一辈子没做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做过。吃国家的俸,都没做过事儿。像我父亲、我母亲、我太太、我哥哥、我,就我们5口人,人不多,租房都租了7间房,前后院,头院4间,后院3间,分家分的东西多啊,都了不得。后来没有俸禄了,就不行了,(分家)出来就卖着过,卖东西过,刚开始有点首饰这那,就卖小件,最后我小时候那会儿,就越卖东西越少,就住不起那么多房子了,后来就由7间改成3间,搬到后院3间,后来搬家就没数了。我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净搬家了,来回地搬,大后仓,那住的地方多了。我父亲一直没工作,什么都不会啊,不会,就待着,没有进项啊,我哥哥上到四年级就上不了了,16岁就工作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金:我小时候就没姥爷了,姥姥死的时候我9岁,我母亲什么样,我姥姥就什么样,大高个儿,不会骂人。我母亲15岁结婚,我父亲16岁。我母亲家里头,那会儿也是没什么,条件不好,搭着跟这边有点儿亲戚,这么给的,过来之后一点儿福没享。家里爷爷公、太婆、公公婆婆、大爷公、大爷婆,您看这一大堆人,还有一个大姑子,下边又是小姑子,又是兄弟媳妇。她才15岁,那会儿规矩多大啊,4点钟就起来梳头,梳两把头,梳完了这头天还不亮呢,也不敢躺下了,躺不了了,就等着听奶奶婆屋里一有动静了,就得进去侍候奶奶婆去。端尿盆呀,归置屋子呀,点烟呀,喝茶呀,都得侍候。她倒不受气,就是规矩大,那规矩受不了。定:您母亲也够不容易的。金:要不说呢,15岁结婚,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我哥哥是第二胎。我哥哥底下的哥儿仨,挨着排儿死了俩,都是得病死的,嗓子,一会儿就死了,一个8岁,一个9岁,挨着。我哥哥小时候倒不怎么闹病。我跟他差10岁呢,我是第7胎,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三十多了。定:除了死的那俩还有哪?金:还有,都没活。过去那医学也不行,就在家里生,出来好好的,抽风就死了。我底下还有三个,还有小月(指流产)的一个呢,这就十个吧。最后就落我们俩。定:您母亲多受罪呀。金:可不是嘛。我母亲受一辈子苦。我由小儿,几岁就跟着母亲给人做活,给人家外边做呀,做卖活儿,绣枕头,做洋袜子,过去穿那洋袜子都用手工做,口儿啊,尖儿啊,不像现在这样一气儿织下来,都使手工缝。那时候有撒这活儿的,到宫门口那地方领活儿去,做得了再给送去。我母亲揽这活儿,我帮着做,有时候她缭贴边,我就钉纽襻儿,盘那个算盘疙瘩,一小儿(指从小)我就会弄那个。我母亲做活快着呢,手底下麻利着呢。定:做一件得多少天?金:钉纽襻儿,两天就做3件。做那么一件30多吊钱,那会儿30多吊钱就够一天的生活。过去东西都便宜,也不吃好的,窝头啊,烙饼啊,那会儿什么面都有呗,凑合着吧。维持生活吧。我母亲没出去的时候就干那个,就指那生活。后来实在没办法,那年我们在西直门里头顺城街住,南顺城街,有个本家就跟我母亲说,您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别拉不下脸来啦,别嫌寒碜啦,我母亲就出去看孩子去了。我那时13岁。她就管看孩子,是在一个学校,一直就跟那儿住,单有做饭的,有听差的,她看4个孩子呢。然后她把钱拿回来。我母亲一直在外头,后来有了我们这侄女了(指金恒德),才给我母亲叫回来看孩子。定:你们当家的、本家的,像您母亲这样出去做保姆的多吗?金:不多,也是挤对得没办法了,也不能老做卖活,当保姆比做卖活强点。定:您母亲真行,你们一家人其实都靠着她。金:嗯,就靠着她生活呀。定:男人都不工作,全是女人工作?金:那怎么办哪。男的什么都不会,女的好赖能做做卖活什么的。像那会儿卖个菜,挑两担菜,先卖后给钱,他都干不了,挑挑儿挑不动,吆喝也不会吆喝,卖也不会卖,不会,不会干,也拉不下脸来,老嫌寒碜,老怕人瞧不起,大爷的架子老不倒。女的没办法了,你能瞪着眼睛瞅着吃不上饭?可不就能干什么干什么。我父亲一办事还先喝酒,喝完酒脑子就糊涂了,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了。定:您母亲娘家还有什么人?金:我有一个大舅,一个二舅。住哪儿我就说不清了。我大舅后来在阜成门外一个报社,给人家看报社。我舅妈没孩子,抱了一个,20多岁得臌症死了,就剩了老俩,后来都是我哥哥给发送的。我二舅被国民党抓兵的给抓走了,好几年呢,都没信儿,最后队伍回来了,扎营扎在德胜门那儿一个庙里边,他也找我们,我们这儿也找他,我记得我还去见过呢。后来有病了,他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就回到我们这儿,还算不错,死到我们这儿了,死到家里了。

                      4.我的婚事

                      金:那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了,我母亲不是一直不在家么,我的婚事是我哥哥做的主,我周岁28了才结婚,这不给那不给,怕受气,有公公婆婆不给,妯娌多的不给,做这工作的不给,那工作的不给。我哥哥那脑筋旧得厉害。定:您后来结婚嫁的是……金:后来嫁的这家也是旗人,他们家是蓝靛厂镶蓝旗的。他就一个人,他妈死得早,他十几岁他妈就没了,20多岁他爸也没了,他就跟着他姑姑。她姑姑姓李,也是蓝靛厂的。这个姑姑还更新鲜了,她19岁结婚,21岁守寡,先还有一个孩子,没活几个月就死了,她就在娘家待着,一直守到70多岁死,没再嫁。后来人家给她找的事,在肃王府里给福晋梳头。就管早上福晋起来给梳梳头,别的事都不管,底下还有人侍候她,就干这个。后来福晋有一个姑娘出嫁,她又给这姑娘当陪房,跟着过人家那家去了。那王府的规矩,大着呢,早晨起来得请安,吃饭得请安,一天这安就受不了。他为什么耽误着呢,就因为有这姑姑,人家都不给,都嫌这姑姑规矩大,谁也不敢嫁给他。要不我嫂子的娘家姨儿做媒,我家也不给呢。(这媒)说了没有一年,姑姑死啦,就剩他一人啦,又说,就是岁数大点,大就大点吧,就一个人儿,又不是续弦。他比我大一轮,我周岁二十八,他四十了,挑来挑去给我挑了这么一个人。定:就那么怕受气?金:对。倒没受过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正式工作,那老太太死的时候留下一处房,那房买的时候不是老太太的,写的是他父亲,就是我公公的名字。老太太死以后他就卖了房,拿这房子的钱,发送了老太太,剩了几万块钱,又买了13间房。老太太给人梳头的时候也挣下不少钱。定:你们过的日子也还不差?金:对,就那13间房子,租点房子,也没工作。后来也不能就那么耗着啊。我哥哥那会儿在沙滩的理学院,就是杂差吧,那理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我母亲待的这家的男的,我哥哥的工作就是他给找的。他(指丈夫)就也在那学校干了几年。后来不是日本投降了么,我哥哥不干

                      踞北方的朱棣为争皇位,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明王朝开始了长达3年的内战。重回甘肃,手握重兵的宋晟在这场大战中大可作壁上观。然而噩耗再次袭来,担任朱棣“府军右卫指挥使”的,正是宋晟的长子宋暄,靖难之役的灵璧之战中,宋暄在率军登城时阵亡。然而宋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从甘肃西边传来的消息显示,当中原大地打得如火如荼时,一团更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明王朝袭来。这团阴云的名字,叫帖木儿。帖木儿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而言也许格外陌生,但在国外,却赫赫有名,西方历史学家说他是“成吉思汗以后最伟大的征服者”。此人原是中亚地区西察合台汗国的驸马,在明王朝成立后第二年,他杀死西察合台汗国国王,自立为帝,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称帝后的帖木儿一面对明王朝采取恭顺态度,遣使通好,另一面则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张,相继吞并了波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击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甚至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都尊称他为“义父”,自信心膨胀的帖木儿,把下一个进攻的对象,定为明王朝。宋晟回任甘肃后,西域地区就不断有帖木儿帝国的消息传来,对此宋晟极为重视,他一面广泛搜集情报,一面加强防备,在哈密地区设立卫所,作为抵挡帖木儿帝国入侵的缓冲地带。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七月,朱棣攻入南京,推翻了在位的建文帝,次年改元永乐。宋晟随即向朱棣上报了有关帖木儿帝国的动向,并向朱棣保证“敌之虚实,吾已尽知,若敢来犯,必痛击也”。朱棣随即向甘肃地区增兵,并命宋晟节制各路军队,至此明军已经在西北地区做好了精心的准备。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结束了对土耳其征战的帖木儿召开“蒙古人大会”,宣布要“反明复元”,率2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东侵,却不料在行至哈萨克斯坦阿雷河流域时意外病逝,一场大战就此消解。帖木儿去世16年后,曾跟随帖木儿南征北战的名将盖耶速丁作为使节出使明王朝,在沿路参观了甘肃地区明军城防后,他在回忆录里感慨道:“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病死于征途,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这让他保全了一世战无不胜的美名。”经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朱棣,虽然在猜忌臣子方面不亚于朱元璋,但对于镇守西北的宋晟,却始终是毫无保留的信任。朱棣登基后,宋晟手握西北重兵,权倾天下,也曾有御史弹劾宋晟“自专”,朱棣回答道“任人不专制不能成功”,让宋晟在西北放手行事,并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加封宋晟为“西宁侯”。宋晟也很会做人,此后镇守西北,大小事情无巨细皆上奏,更多次请求入朝“汇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早请示晚汇报”。朱棣的谋士,有“靖难第一谋士”之称的姚广孝也对宋晟赞不绝口,赞叹道“今西北烽火渐熄,百姓安居,此晟之功也”。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征战一生的宋晟,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于凉州任上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朱棣大为悲痛,追封宋晟为“郧国公”。而在西北当地,甘肃、哈密,西域多地部落皆自发为宋晟举哀,就连国子监的甘肃籍士子们,也自发为其举丧。在他离去的身后,元亡后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此时又是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原本荒凉的陕甘大地,已是胡商云集、贸易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他亲手打造的“甘凉精骑”,更是一支不朽的手臂,终明一世,佑护中国西北诸省。第五章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说到朱元璋的统治,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残暴。残暴的方式,就是屡兴大案。历史学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说。所谓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简单的名词后面,是千万颗人头落地。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贪污腐败案,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激起朱元璋震怒,前后株连数万人。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再次兴起大狱,株连上万官员。“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桩桩案件,皆是血雨腥风。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四大案”中不论哪一桩,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无数,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接班”扫清障碍,谁知事与愿违,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靖难之役”中败给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整顿吏治,扫清腐败,然而即使在当时,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发出“朝杀而暮犯”的悲叹。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贪污横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论株连人数和规模,皆无法与“四大案”相比,但案件产生的影响,却远比四大案深远,不但终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一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公说公有理”的争议不同,这桩案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而仅仅6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短短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特。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二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三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

                      尽可能地用臂膀给她些支撑。晖儿拂去额上的汗水,一手拉过S,两人不由相拥而泣。稍事休息片刻,我与莫炎探查起周围的环境。按他的说法,古滇国是以骑兵略地冲锋,步兵列阵守护的方式战斗防卫的,两间重兵把守的墓室之后便应该是主墓室的所在,滇王也应该就在那里。整间墓室并没有什么奇特的设计,也许是自信阴墓隐蔽,水银阴毒,或是仰仗兵卒骁勇。墓室后方那坚实的石门开启之后,我们竟畅通无阻地进入了一个偌大的中堂墓室,甚至连机关暗箭之类的设施都不曾遇见。中堂墓室那高大的石壁上有着一大两小三扇石门,正中的大门上赫然雕刻着一个巨大的矛头,左右小门则分别雕着太阳和大地的图案。“大门后面是水银池,估计储存的量比先前多很多。”门后那奇怪的汩汩声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嗯,太阳门后面是火硫磺。”莫炎的鼻子不住地嗅着,“大地门后面通着河底泥浆。”“那这里不就是死路了吗?”S有些纳闷,“这么多干尸兵把守的墓室后面怎么没有滇王的墓室?”众人四散查探,中堂墓室的石壁全是固实结构,内部没有任何机关,除去三扇门后存在开启机关和一定空间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厚实的地层。难道是先前的墓道墓室中我们遗漏了什么?我对着石门不由有些茫然。“土、金、火……”我不甘心地在门前来回探视着,从右向左的五行顺序突然带来了一种预示。古代右为最先,最右是土,土生金,最左是火,火克金,我似乎已找到了其中的玄机。“土生金而固之,火克金而抑之。土火两行平衡了水银金性的锐气,加上它自身又聚阴魂养生气,那个滇王就在正门里。”我一股脑地将方才的思考陈述了出来,其他三人被我说的有些发愣,但不多会各自都明白了些什么。莫炎走近正中大门,仔细嗅了一阵,眼睛忽地一亮:“说的对,水银上有东西。”我立刻走上前,静心聆听,在水银微动的汩汩声中还有着一种难以辨别的碰触声,水银上漂浮着的形状渐渐在脑中清晰,那东西是……船!“古滇贵族多兴土葬,只有花腰傣族兴水葬。”莫炎沉思道,“花腰原就是古滇王族,这船里应该就是滇王。”兴奋之余一个莫大的难题却出现在了面前,滇王虽然就在门后的水银池上,可该如何避开水银安全到达船内。这个石室中储存的大量水银已不是我驭金的能力所能控制得住了;遁鬣在尸水墓墙前受伤后化作精气来帮助我们步行进入墓室。滇王近在咫尺,我们却已束手无策。“莫炎,你还有什么虚兽可以帮助我们进去吗?”S问道。没有回答,莫炎无声地摊开双手,摇了摇头。“亦凡,‘水银泻地’的下一句是不是‘无孔不入’?”晖儿望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什么。“是的,我让它自己造几个孔来入地。”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笑着示意他们退后,意念快速集中向门后的水银。伴着轻微的碎石声,门后的水银汩汩作响地波动起来,墓室中回荡着微弱的震动,不到十分钟的样子石门后便传来一声碰撞。与此同时,莫炎一个闪身来到正中石门前,用力旋动了门侧那凸显的条形机括。石门隆隆升起,一片深邃的黑色空间徐徐出现在面前。数个拳大的灵火球疾射入内,嵌在石壁上幽幽闪动驱散了黑暗,空旷得难以想象的石室中,一艘巨大的石舫正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快步来到石舫前,莫炎攀着舫体的雕纹几下便翻了进去,转身抛下一道银色长索将我们逐一拉上甲板。这石舫约摸有半个篮球场大小,舫体正中是一座约摸三米多高的舫楼,正对舫头的楼门微微开启着。推开楼门,底层舱内错落有致地遍布着石制的桌椅,一些用来陪葬的珠宝玉器在水银蒸气的侵蚀下早已不复辨认,只能依稀看到原本的形状。小心地沿着舫内石梯来到上层,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大的舱内,镂空雕花的石门应该是通向后面的主舱,但却被六具干尸挡在了身后。从体形来看,它们比先前的兵卒、将领要高出许多,体格十分的健壮,身上披着那种古怪的象皮甲胄,手中的青铜狼牙棒竟是奇特的八棱柱形。见我们走出石梯口,干尸口中齐齐发出沉重的嗬呼声,三前三后地交换了下位置,手中狼牙棒虎虎生风地摆动了起来。莫炎冲我丢了个眼色,走上前去,双手摊开作势,一片火光腾然闪现。那些干尸被惊得一愣,还未回过神来手中的狼牙棒便已脱手而出。扑扑数下闷响,干尸的头颅被狼牙棒击得粉碎,高大的身躯直直倒下。莫炎合手一挥,火光过处干尸化作无数焦块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地上。干净利落的配合下没有造成任何大响,虽然可以觉察出石门后只有四具干尸的形迹,但出于稳妥考虑还是尽可能不去惊动它们,毕竟滇王的身边不可能只有六名侍卫,也许另有什么安排。从石门的镂空处偷偷望去,主舱内陈列着一些青铜器皿,正中则摆放着一张宽大的石案,上面铺放着残破的布帛。案后端坐着一具佝偻干尸正在那里查看着布帛,举止间似乎满是得意,并不时地拉过身旁的两具干尸搂抱抚摸着。心下一阵作呕,两具干尸的服饰是女性装扮,估计是滇王殉葬的后妃,也许生前是倾国倾城,但现在看来实在是恶心之极了。石案旁侧站立着一个身披青铜甲的高大干尸,威风雄武的气势似乎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在它手中紧紧攥着一把青铜长矛,矛头的两侧悬挂着两个饰物,看形状应该是两个吊起的人形。看来这将军就是保卫滇王的最后一道关卡,而那具佝偻干尸便是滇王了。“喀喇”,干尸将军身上的青铜甲扭曲了起来,涨鼓地向外长了几寸。那干尸将军不由低头看了下,青铜甲忽地向内猛缩,顿时将它两肋的骨骼挤断了数根。紧接着一阵扭曲,青铜甲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态横向旋扭了起来,只拧动了数下,那干尸将军便在一片莫名中被身上的铠甲绞成了几段。这自然是我动的手脚,但还要归功于它身上的青铜甲。这身原本应该是古滇国最高级的军戎护甲,此刻却成了绞杀的工具,这不免有些讽刺了。“自作聪明,退后。”一旁的莫炎突然叹道,两手左右一抓,身子急速往后退开。晖儿和S在他拉动下身形往后疾退,我一时不知所措,兀自迟疑的时候面前已升起一道火墙。火光中,忽地瞥见干尸将军那碎裂的身体正在地下不断扭动,里面竟缓缓爬出了三个一尺来长的婴儿……六、异巫奇蛊滇池下的千年古墓,一具干瘪碎裂的尸体中,居然爬出了三个身长尺许的婴儿。面对如此诡异的场景,脑中却迸出了一个莫名的反应——难道我杀了一个孕妇?!那三个婴儿浑身雪白,胖乎乎的样子着实可爱,我心中猛地一惊,干尸里怎么会有活生生的婴儿,而且行动间似乎过于敏捷了。面前的火墙呼地猛涨,我下意识地后退,却发现自己正要推开石门。有力的臂膀自身后伸来,一把将我拉退数尺。“亦凡,你怎么了?”晖儿扶着我急切地说道。“那干尸手里的是不是吊人矛?”S伸头向石门里张望着,“滇王就在里面,赶快进去把东西拿出来吧。”莫炎一声不吭地在周围挥起了几道火墙,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石门内,仿佛正在等待着什么。“呱……呱……”石门镂空处窜出几道白影,跳跃起落的速度异常之快,腾烧的火焰对它们似乎没有任何的阻碍,只几下便已迫近我们身边。白影嘎然一停,竟是刚才那三个婴儿。浑圆的头部有些偏大,四肢短小却有力,暗红色的眼睛不断打量着我们,微张的口中露出一排锐利的牙齿。直到现在这个距离我才清晰地发现,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婴儿,而是三个身高一尺多的白色小人。“用金属筑个防护层。”莫炎低声喝道,手中挥出一片火刃。我不敢怠慢,一批十字刀刃立刻在众人周围形成。呼呼几声,刀刃在空中自行旋转,一片密不透风的防护层将我们笼罩了起来。那三个小人并没有被虎虎生风的刀刃吓到,相反却十分有趣地靠近了刀圈,其中一个竟伸出手臂直接插入了飞舞的刀刃中。“咯”地一声脆响,小人被震退了半步,似乎愣了愣神,那短小的手臂丝毫无损,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击中它手臂的十字刀刃居然断成了数片,纷散的碎片击打在其余的刀刃上向外飞射而去,其中几片打在了另外的两个小人身上,却对它们毫发无伤。这三个小人难道是金属做的?讶异之下晖儿和S举枪向它们射击,小人接连中枪翻倒在地,但不多时又爬起身来,拔下那些嵌在体表的枪弹丢入口中,咯咯作响地大嚼起来。“夸张,这也太离谱了吧?”S又向小人射了几枪,“这是什么东西,都成金刚不坏了。”“是失传的神木蛊童。”许久没有作声的莫炎突然道,“金刚不坏还算好的。”他话音刚落,那蛊童已腾跃了起来,一片金属碎响不断,布下的十字刀刃已全数碎开飞落四周。我全力控制住众人的周围,以免被碎片伤及。混乱中一股暗色的火焰蓬然掠过,蛊童见状转身反跃躲过火焰,落在地上恰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将我们围在当场。“呜啊~~”蛊童的口中发出奇怪的声响,全身乱颤起来。一股乌色的液体从身上渗出,随着手脚的抖动洒在了地上。那液体只落下了星点的几处,像似有生命地自行蠕动着,线状地在周围分布开来。液体中隐隐冒出了几个豆大的圆点,豆芽拔苗似的疯长着,只眨眼功夫就变成了一丛斑斓夺目的蘑菇。几处蘑菇不断蔓延生长,快速连成了一片,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便被这些五彩的蘑菇团团包围了起来。莫炎的鼻子急速地抽动了几下,眉头一紧,双手互拍火光顿闪,空中无端出现了一群栗色的动物。那些小东西像似微型版的鹿,却又长着一个兔头,忽闪的眼睛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上的蘑菇。更让人称奇的是,它们身后的长尾正飞快地旋转着,仿佛直升机般悬在了半空。就在这时,地上的蘑菇噗噗地一连串炸开,喷飞的蘑菇孢子涌起了团团灰色烟雾,无风自动地向我们涌来。莫炎口中吱喳一声,那群小家伙立刻蜂拥着迎了上去,纷纷张开嘴巴大口吸食着那些蘑菇孢子,一会的功夫便将空中弥漫的灰色消灭得干干净净。耳鼠!我猛然想起,这群兔首鹿身旋尾飞行的小家伙就是可禁百毒的耳鼠。难怪莫炎面对如此众多的奇异毒菌却毫不慌张,原来他还藏着这么一手。那些耳鼠在吸食了蘑菇孢子之后似乎余兴未尽,转又扑向了地上那片斑斓的蘑菇丛,津津有味地在那里大嚼特嚼了起来。蛊童对这些耳鼠好像有些顾忌,眼睁睁地看着蘑菇丛在它们的啃食下迅速消失,却没有作出任何的反应,只是无奈地在那里来回走动着。地上的耳鼠很快便吃完了那些蘑菇,整个鼠群再度飞在半空,迅速地将那三个蛊童逼成一团包围了起来。蛊童不断挥臂驱赶着扑来的耳鼠,却似无力进攻,雪白的身上显出道道乌黑的伤痕,这耳鼠的牙齿竟然比刀剑还要坚硬?“现在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众口铄金了。”S打趣道,眼前的局势已完全扭转。“这些耳鼠是克制毒物的专家,如果蛊童不怕它们,那就该我们担心了。”我回道。莫炎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眼睛紧盯着前方,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去注视蛊童的行动,而是远远地望向主舱内。舱内的滇王此刻丝毫没有被身边的变故所惊扰,依旧悠然自得地欣赏那块残破的布帛,身边的后妃在它的搂抱下不断作出谄媚妖娆的动作,让人看得不禁作呕。不对!那滇王身边的后妃怎么少了一个?!我下意识地向内张望着,却见一个黑影闪到了门前。晖儿?!门前站立的那个黑影正是晖儿,不知她是什么时候从我身后过去的,耳边居然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啊!”S在一旁忽地大叫起来,只见那个失踪了的女干尸自石室的顶上倒吊下来,干瘪枯瘦的脸部几乎紧贴在她面前。不过,这干尸已无法作出任何举动,一双布满黑色火焰的手正死死地拧住了它的头颅。“小心你老婆!”莫炎低吼一声,双手发力,干尸的头部被他硬生生地捏碎成了几块。晖儿静静地站在门前,眼睛温和地望着我,那样子并没有什么不妥。但那三只被围攻的蛊童此刻却正依附在她的身旁,原本漫天飞舞的耳鼠早已不知去向。“晖儿!”我叫了一声,她微笑着点了下头,却没有回应,嘴唇张合间竟曼声唱起歌来。清越甜美的嗓音早已熟悉,可现在却带着一丝难以抗拒的诱惑,恍惚间眼前掠过昔日和晖儿一起的美好时刻,那一幕幕幸福的场景不住地牵动着我,脚下不禁迈开步子缓缓向前走去。“你俩清醒点!”莫炎的怒吼将我拉回了现实,他双手紧紧拉住我和S的胳膊,呼吸似乎有些沉重。那三个蛊童正站在晖儿身前,露出满口利齿作势欲扑,如果不是莫炎拉住我俩,恐怕这会已经被它们撕开了喉咙。“花腰歌蛊?”我脱口而出道,“晖儿怎么会……”“刚才那女尸是古滇祭巫。”莫炎平息了一下呼吸,“你老婆中了猎魂巫。”“什么?!”古怪却寓意明显的巫术名字让我险些跳了起来,“这……我……有办法救她吗?”“你们看晖儿的手!”S砰砰两枪击退了企图偷袭的蛊童,冲着我俩大叫道。“能制服她就有救。”莫炎冷冰冰的丢下一句,身子往前闪去。晖儿的双手正左右张开着,脸上依旧带着微笑,但手指上却诡异地长出了几条赤红色的小蛇,在那里狂乱地扭动着。见莫炎上前,晖儿右手猛地一挥,几条赤色小蛇飞射向他的胸腹咽喉,紧接着左手向我和S连挥两下,一片红色扑面而来。飕飕几声,地下落满了红色的碎片,几道银色的金属丝在我身周轻轻地游弋着,一片黄土立即包裹住那些碎片,猛力挤压中泛出了暗红的色泽。莫炎并没有躲闪,双手同样左右张开,浑身一暗,竟燃起了黑色的火焰。那赤色小蛇触及火焰顿时僵硬,跌落在地上化作片片飞灰。正要逼近上前,晖儿却嫣然一笑,轻盈地旋身转舞起来。旋转间,无数寸许的竹篾射向我们。莫炎挥手一拢,部分竹篾散落,但又弹动着从地下射向他的身体,密密麻麻地将他围在当中,只是摄于黑色火焰的威力无法靠近。金属丝舞动得异常快速,竹篾在切割下早已断成了数节。可那些断片却像有生命一般继续攻击着,很快便将纤细的金属丝卡断了几根。黄土飞舞着在身边围绕起来,大批竹篾射入了土中,马上被完全禁锢。我狠狠地用意识将黄土固实成一个硕大的土块,继而用金属严实地密封了起来。莫炎那里的竹篾终于按奈不住攻击起来,他身上的黑色火焰怪异地流动着,似乎产生了一种粘稠的感觉。竹篾不断被黏住焚毁,在火焰的高涨下,身边的包围很快便被瓦解。紧跟几步,我生怕莫炎出手太重伤及晖儿,却见那三个蛊童怪叫一声,临空扑向我们三人。晖儿也轻笑了一声,甩动长发,乌黑的发丝直直射来。两相配合下,我们不明就里,身子快速后退。但发丝却并没有射向我们,而是出乎意料地钉在了空中的蛊童身上,它们那白色的身体顿时萎缩了下去,迅速干枯的身体落在地上摔得粉碎。蛊童的身体碎片在地上不断颤动着,一种不祥的感觉爬上了我的心头。还未来得及招呼莫炎,便看到那些碎片竟长出了一些根须。地面上很快就被这些白色的根须所覆盖,一株株细长的白色树干奇迹般地在身周长出,那树干的枝杈上竟飘动着大蓬乌黑的丝状物体。树干微微颤动,丝状物纠缠着卷向三人。我挥出数把刀刃,想斩断它们,却被横生出来的树枝挡住,叮当作响地弹射开来。心想不妙,随手凝出一把弯刀递给S,我在面前横出一根遍体尖刺的长棍来。丝状物袭至跟前,棍体上的尖刺突地长出数寸,恰好与它们纠缠在了一起。长棍一阵旋转,大股丝状物卷在了上面,棍体的尖刺又长了数寸,忽地变作锋利的刀刃,上下交错地横切起来,纷飞间,乌黑的断丝落满一地。一旁火舌撩动,树干上已挂满了干枯焦黄的丝状物,看来莫炎的黑色火焰的确威力不凡。但他的脸色却不太好看,呼吸渐渐沉重起来,一贯挺直的身体也有些佝偻。轻柔的歌声传来,晖儿在门前跳起了一种柔媚的舞蹈。妖娆扭动的腰肢,柔若无骨的手臂在歌声中起舞,那舞姿说不出的曼妙醉人。可我们却无暇观赏,身边的白色树干此刻正随着晖儿的舞蹈诡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a片在线免费看网站录》,第128—129页。?《溧阳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1645年11月,几位著名的溧阳乡绅秘密与南京清政府接触,列举潘茂和潘珍的罪行,清军于是逮捕了他们。12月24日,处死二潘。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52—157页。?这个士人叫吴任之。1646年7月13日姜进仪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123页。?姜进仪奏章。转引自《南明史料》,第123页。?唐仲冕、汪梅鼎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志》第三卷,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许多支持兴昌王的“盗贼”,包括高进忠在内,都被清朝淮阳漕运总督沈文奎逮捕杀害。逮捕活动一直进行到1645年深秋。《清史稿·沈文奎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显然,高进忠早先投降过洪承畴。根据清代案卷中的一个奏章说,高进忠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进行招降之后,他起初与清人合作,提供3000多士兵和69艘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岛。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倒戈叛乱就一定危及到了洪承畴的招抚政策。《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103页,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二卷,第264页。除了为金声领导的短命的勤王运动而组织的休宁、安庆起义外,在上游的武昌也爆发了一场由荆王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南明起义。张天禄从前是史可法手下的一个明朝总兵,镇压了武昌起义。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8—24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0—142页。?这些人包括:溧阳的谢琢、盐城的司石磐、广德的吴原成,以及如皋附近的张明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9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29页。朱谊漇的爵号大概是假造的。有些记载说他就是瑞昌王,而在另一些记载中,他被误作为乐安王朱谊石。朱谊漇有时也被称为朱谊漇。《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页。?早在1646年3月6日,朱谊石就试图猛攻东朝阳门,但进攻被击退了,没有成功。许多复明军士卒在向南京东北摄山林坡逃命时被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第170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259页。?根据后来一个复明分子向清朝审讯官的供认:“伪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图谋,以各处贼党众多,惟缺少钱粮、器械,要先谋渡江北,用奸细取六合,仪真(征)二县,得了钱粮、器械,便倚据山险,纠江北各处贼党,成就大事。”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关于安徽山区后来发生的起义,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3页;《南明史料》,第109—111、135—136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同时,负责江防的官员范承祖(他也许是清朝著名义士范承谟的兄弟)带领一些人马渡江到六合、仪征,阻止当地可能发生的起义。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这说明巴山自己也认识到,虽然这个地区的民众在原则上可以分成“良民”和“贼”,但在实际中却很难予以区别。“诸臣目击村落团集良民,与真贼难辨,若纵兵剿杀,必至玉石不分。”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清史稿·洪承畴传》载:朱谊漇(即朱谊漇)在复明分子进攻南京时被俘。这一说法的依据,可能就是《东华录》,1646年9月22日条。《东华录》载:朱谊石(即朱谊漇)于此日被俘。这两种说法都与洪承畴11月8日奏章不相符合,奏章提到朱谊漇还没被俘。《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近来,在北京明清档案中发现一条材料,说金声桓于1647年夏天俘获了瑞昌王。见1647年8月31日的一份奏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4—9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1页;第三十卷,第353、360页。1647年2月13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5页;《南明史料》,第184页;《清史稿》洪承畴、巴山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128页;《南明史略》,第93页。也在这时,南京上游一些县的地方官开始重建本地孔庙,作为恢复安定的一个标志。其例可见张其昀等合编;《全椒县志》,第344页。?小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21—222页。?亲王博洛于1646年6月14日抵达杭州。在钱塘江彼岸的南明军队由方国安指挥。因为干旱,钱塘江水位下降,满洲军兵遂得以骑马过江。7月10日方国安部被击溃,退守绍兴。监国鲁王即建都于绍兴。三天后,清军向这一地区合围,监国鲁王守不住台州至绍兴间的关隘,便经海门从海上逃跑了。他在张名振处避难,张名振后来带他去了舟山岛。《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53、160页;《明清史料》所载张存仁1646年1月3日与12月21日之间所上的奏章,见《南明史料》第1—8、12—13、15、34—35、42—44、48—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6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54—56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3页;狄百瑞:《帝国的蓝图》,第21—24页。?起初,投机取巧的政客与“土寇”给清军的占领造成了极大困难。关于归降人员与官府胥吏作弊的详情,见《南明史料》,第15—17、23页;关于盗贼活动的记载,见上书,第60—62、102—108、120、136—137、142—14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二卷,第27—2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147页。抵抗活动在17世纪50年代一直存在(见上书,第147—154页),不过自1649年12月清军长期驻守杭州后,不安定的状态好转了。《南明史料》,第149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一四九卷,第3页。?最初进攻浙江的主要人物佟国赖,是佟国器的亲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4页。?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29页。?冈本跻:《政治道德危机》,第85页,并参见第57—59页。?同上书,第86—96页。基督教在浙江的地位特别牢固。17世纪30年代反基督教分子声称,浙江省官员暗中与基督教徒结盟,做他们的保护人。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1—92页。?唐王政权的军队在安徽中部和南部做了重要的军事努力,最终,那里的南明官员金声被杀。1645—1646年冬张天禄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生动地描绘了池、太平、徽、宁国四州府所遭受的破坏。城乡皆无人烟,尸骨遍野如草。一到夜晚,空中就闪烁着绿色的磷火。《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516页,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0页。?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5页。?1646年10月17日清军进入福州时,该城实际上已被郑芝龙放弃,军火库被毁。郑芝龙将他的根据地撤到安海,然后,在11月21日向福州的清军统帅投降。斯特鲁弗:《南明》,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0—111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1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7—1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9、61—62、72—73页。?由于朝服不够,此后十天内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5—27页;参见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145—146页。?永明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幸存的孙子,亦称桂王,这是他在隆武皇帝死后改称的爵号。为躲避张献忠向湖广南部的进犯,早在11月中旬听得隆武死讯时,永明王就在他的军事保护人丁魁楚的劝说下,在肇庆宣布摄政。11月22日,得知赣州失陷,新摄政王离开广东去梧州,正好越过广西边境。这样,苏观生和其他广州官员觉得他们被新摄政王抛弃了,遂于12月12日在广州提名隆武的弟弟朱聿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着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会受到威胁,政府对冀南、鲁南和豫北地区的控制就会由此陷入危境。这种威胁在1648年阴历四月(4月23日至5月21日)成为事实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化鲸的榆园军首领从曹州出军,围攻了跨越河北边境的东明城。由于当地反清分子起来响应,李化鲸夺取了东明,然后回军鲁南。到夏末,他又在鲁南起兵,攻占了曹州城及周围的曹县、定陶与城武县城。当山东乱党西进越过河北边境时,当地群盗也合伙攻击清丰、南乐等城。这些县城靠近军事重镇大名,当地的武将士绅虽然能够击退义军,但清军的伤亡惨重。在另一个方向,反军打到山东中部,袭击巨野城,从8月30日到9月5日围攻巨野,直到被清朝的援军赶跑。在南面,李化鲸的人马越过河南边境,渡过黄河,袭击归德。在开封附近,9月20日河北叛将刘之炳包围兰阳城。不久整个靠近开封的黄河北岸落入叛乱者手中,封邱城成了范慎行所率曹县军队的据点。此人据清政府塘报称,初系十足的“土寇”,后“起为盗”。榆园军据说总共有2万人,实际上是由20多个独立营盘组成的联合团体,每营约有1000人,散布在三个省份。据塘报的描述,他们的营地安在设有内堡的大型设防寨楼里,有大炮守卫,甚至包括佛郎机炮。堡垒顶上常常装饰有大幅白色旗帜,叛乱者携带女人和家畜一起住在营地里。当满蒙部队进攻叛乱者的防御工事时,有时干脆就将城堡烧成平地,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有时他们也讲区别对待,只杀死男人,而把家畜和女人分给自己的士兵。他们很少容纳俘虏,绝大多数人都在当场受审后斩首示众。榆园军各营在对满蒙汉官军的共同斗争中联结起来,这种联合也凭借于这个营与那个营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例如,通向曹县的要道被两个重要叛军营盘所占领,它们之间约相隔10华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团体,一个由姓范的指挥,另一个则由姓肖的统率,但他们互相视为同盟,如果受到攻击都会得到另一方的支援。总的说来,他们的战略几乎不像是互相协调的,在报告他们活动的清朝官员看来,他们能够在总体上统一起来,靠的是采用了明朝的称号、爵位与官名。李化鲸本人甚至在东明的据点里供养了一名明室远裔,称“天正皇帝”,发号施令。在多尔衮及其谋臣看来,榆园军的有组织的协作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把叛乱首领与前山东军阀刘泽清连结起来的阴谋集团。刘泽清此刻正住在京城。在清军渡过黄河进攻扬州的时候,像阎尔梅这样的江北忠君复明分子曾希望刘泽清会支持南明事业。然而,刘泽清看出满清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当多铎派佟佳氏名将准塔去淮安邀请刘泽清合作时,这个山东军阀就将他本人率领的有50名将领和2万人马的军队交给了那个满洲将领。作为交换条件,他受抚后被封精奇尼哈番。或许正是因为刘泽清所得爵位不高,惹得他蓄意谋反。刘泽清以素有大志著称,常自夸:“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而且他出名的鲁莽。当他还是个参加乡试的举子时,就在一次口角中挥拳打死了一名衙役。这种鲁莽可能也会促使他谋反。9月5日后,起义活动开始出现,当时一个名叫程万占的人率兵千员攻击了位于曹县以东的单县县城。在单县进攻受挫后,知县报告说程万占不是别人,正是刘泽清的庄头,刘氏族人都是曹县有名的豪强。多尔衮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小心谨慎的。他告诉兵部,“或人诬陷,亦未可知”。没有必要去激怒一个像刘泽清这样重要的归顺者,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刘泽清毕竟是来自多尔衮政权绝大多数高级文官所产生的那个省份,此刻归顺清人的其他山东士大夫,可能会把指责刘泽清谋反视为诽谤,认为是刘泽清的政敌乘其家奴参与榆园军之机,存心诬陷,以至于这些人自己也许就会因此而反对清朝。如果刘泽清确实卷入了这次地方叛乱,那么要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才行。著他早晚照

                      些,就会发现姑娘的脸虽然肮脏,但泛起了红晕,尽量理解女人们吧,其中一个与不大相识的男人们睡过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产生了羞耻之心,而另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她非常可能凑到前者耳边以世界上最平静不过的口气说,你用不着害臊,他看不见你,显然,她指的是她本人的丈夫,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不知羞耻的姑娘怎样把他勾引到床上,确实如此,女人们,只有不了解女人的男人才去花钱购买。但是,她脸红也许出于别的原因,这里还有另外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其中一个曾在床上接待过她。医生的妻子把丢在地上的衣服拢到一起,裤子,衬衣,一件西服外套,背心,女衬衫,一件内衣脏得发黏,即使用洗涤剂泡上一个月也难以洗净,她把这些衣服通通卷成一团,抱起来,你们留在这里,她说,我马上回来。像刚才收拾鞋子一样,她把衣服也送到阳台上,在那里她脱下自己的衣服,望着阴沉的天空下漆黑一片的城市。一扇扇窗户没有一丝微弱的灯光,房屋正面不见半点反射出的光亮,眼前不是一座城市,更像沥青熔化了,冷却之后在硕大无比的模子里铸成了楼房屋顶和烟囱的形状,一切都死气沉沉,寂无声息。舔泪水的狗来到阳台,显得心神不安,但现在没有人哭泣,没有泪水可舔,眼睛已经哭干,一切绝望和疯狂都埋在心里。医生的妻子感到有些寒冷,想到伙伴们,想到他们赤条条地站在客厅中央,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她走进屋里。他们都成了没有性别的轮廓,成了边缘模糊的污渍,成了隐没在黑暗中的阴影。但是,对他们来说并不这样,她想,他们溶解在自己周围的光亮里,正因为这光亮他们才失明。我来点上灯吧,她说,现在我几乎和你们一样瞎;已经有电了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我要点上一盏油灯;什么是油灯,小男孩又问;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盒火柴,走到厨房里,她知道橄榄油放在什么地方,找出来不用费事,把一块洗餐具的抹布撕成条作灯芯,然后她返回客厅,油灯就放在那里,自从人们造出这盏油灯以来它将头一次派上用场,一开始这似乎不该是它的宿命,不过,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包括油灯,狗和人在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油灯的喷嘴一个个点着了,摇摇曳曳,像三个发光的杏仁,有时伸得长长的,仿佛尖尖的火苗要消失在空气中,随后又蜷缩回来,仿佛变得浓密结实,成了光亮的小石块。医生的妻子说,现在我看得见了,我去给你们找干净衣服;可是,我们都很脏,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用手捂着乳房和阴部。这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医生的妻子想,是由于油灯的光亮在看着她们。随后,她说,脏身体穿上干净衣服总比干净身体穿上脏衣服好。她端起油灯,到里边的衣柜抽屉和衣架上翻了一通,几分钟以后拿来了睡衣,白大褂,裙子,女衬衫,连衣裙,裤子,背心,足够七个人穿戴整齐,当然,他们高矮不同,但瘦弱方面却像孪生兄弟姐妹。医生的妻子帮助他们穿上衣服,斜眼小男孩穿的是医生的短裤,就是去海滨或者乡间时穿的那种,任何人穿上它都会变成孩子。现在我们可以坐下了,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说;请扶我们一下,我们不知道坐在哪里。客厅和所有客厅一样,中间放张小桌子,周围有几个沙发,足够全体都坐下,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及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这个沙发上,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坐那一个,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和第一个失明者坐另一个。人人都筋疲力尽了。小男孩把头偎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很快便睡着了,再也没有想起油灯的事。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在极为柔和的灯光下,一张张肮脏的脸也仿佛已经洗过,没有睡着的人眼睛闪闪发光,第一个失明者摸到妻子的手,紧紧攥住,从这个动作上可以看出,消除肉体疲劳对精神的和谐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过一会儿我们就吃点东西,但吃饭之前我们最好就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达成一致意见,请放心,我不会重复扩音器里那个通告,睡觉的地方够用,我们有两间卧室,两对夫妇各住一间,其他人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每人一个,明天我必须去寻找食物,现有的东西快吃完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帮助我拿食物,不过也是为了让你们学会辨认道路和拐角,知道怎样回到家里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生病,或者失明,我一直等待着出现这种情况,那时我必须向你们学习,还有一件事,谁需要方便的话就到阳台上去,那里有一只桶,我知道,外边一直在下雨,很冷,到阳台上去方便不是件惬意的事,不过总比把屋里弄得臭气熏天要好,我们不该忘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所有的人,各种凌辱都忍受过,甚至干了那么下贱的事,同样的事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当然形式不同,在那里,我们还能以其他人的下贱行为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则不然,现在我们在恶与善面前人人平等,请你们不要问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失明症还是例外的时代我们从每个行为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正确与错误,只不过是对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这里不是指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容置疑,请你们原谅我这番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你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盲人世界里有眼睛是什么滋味,我不是女王,绝对不是,只是个生来注定目睹这悲惨场面的人,你们能感受,而我既能感受又能看到,好了,我的高谈阔论到此结束,吃饭吧。谁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有医生说,如果我恢复了视力,我就要真正地看看别人的眼睛,就像看他们的灵魂一样;灵魂,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或者说精神,名称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戴墨镜的姑娘开口了,此人从来不曾研究过高深的学问,她说,我们当中有件没有名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们。医生的妻子把所剩无几的食物拿出一些放在桌子上,然后帮助他们坐下,她说,你们都细嚼慢咽,这样能欺骗肠胃。舔泪水的狗没有来乞求施舍,它已经对挨饿习以为常,再说,大概它以为自己吃了那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没有权利再从先前那个流泪的女人嘴里抢一丁点儿东西,对其他人它倒似乎不大在意。桌子中间有三个喷嘴的油灯正等着医生的妻子讲一讲它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她许下的诺言,但直到吃完饭她才开口。把你的两只手伸过来,医生的妻子对斜眼小男孩说,然后她拉着小男孩的手慢慢摸油灯,一边摸一边说,这是灯座,圆圆的,感觉到了吧,这是灯柱,支撑着上面的贮油碗,这里,小心,不要烧着你,这里是喷嘴,一个,两个,三个,灯芯从喷嘴里伸出来,这些缠在一起的细布条把油从里边吸上来,划根火柴就点着了,只要还有油它们就一直亮着,灯光很弱,但有它我们就能看得见;我看不见;总有一天你会看得见,那时候我把这盏油灯送给你;油灯是什么颜色的呀;你从来没有见过洋铁皮做的物件吗;不知道,记不得了,什么是洋铁皮呢;洋铁皮是黄色的;啊,斜眼小男孩考虑了一会儿,叹了一声;现在该打听他妈妈了,医生的妻子想,但他想错了,小男孩只说他非常渴,要喝水;只能等到明天了,我们家里没有水,就在此刻,她想起来了,有水,对,有水,水箱里的水还没有动呢,大概有五升,也许更多,这宝贵的水不会比检疫期内喝的水差。屋里漆黑一片,她走进洗手间,摸索着掀起水箱盖,看不清里边是否真的有水,但手指告诉她,有,她找来一个杯子,按进水里,小心翼翼地灌满,文明回到了原始洪荒时代。她走进客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坐在各自原来的地方。油灯照着一张张脸,仿佛在对他们说,我在这里,看着我吧,不要错过机会,我不会永远亮着。医生的妻子把水杯送到斜眼小男孩唇边说,喝水吧,慢慢喝,慢慢喝,仔细品尝品尝,一杯水就是珍宝,她不是在对小男孩说,不是在对任何人说,仅仅在告诉整个世界,区区一杯水成了珍宝。你在哪里找到的,是雨水吗,她丈夫问;不是,从水箱里舀来的;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大瓶水吗,丈夫又问;妻子喊道,对呀,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一个瓶里还有半瓶,另外一瓶还没有开封,啊,真让人高兴,你不要喝了,不要再喝了,这话是对小男孩说的,我们大家都喝纯净水吧,我把家里最好的杯子拿出来,要喝纯净水,这一回她端起油灯,走进厨房,提着大水瓶回来了,灯光照进大瓶里,里面的珍宝闪闪烁烁。她把大水瓶放在桌子上,转身去取杯子,家里最好的杯子,精致的水晶杯,然后一杯杯斟满,动作缓慢,仿佛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最后她说,干杯。一只只盲手摸索着找到了各自的杯子,颤抖着举起手。干杯,医生的妻子又说了一遍。桌子中间的油灯如同被群星围绕着的太阳一样。众人放下杯子,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哭了。这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一个个起初空泛模糊的梦在客厅里游荡,带着从这里那里搜罗来的新回忆新秘密和新愿望从这个沉睡的人心里走到那个沉睡的人心里,所以他们不时叹息一声,嘟嘟嚷嚷地说,这个梦不是我的;但梦回答说,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梦,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知道了在离她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睡觉的戴黑眼罩的老人是什么人,同样,老人猜想他也知道了姑娘是什么人,当然,这仅仅是猜想,因为那些梦还没有达到相互交融完全一致的地步。天刚刚亮,开始下起雨来。狂风卷着倾盆大雨敲打窗户,像甩起了一千条鞭子,发出呼呼的声响。医生的妻子醒来了,睁开眼睛,低声说,好大的雨呀,接着又把眼睛闭上了,卧室里还是深夜呢,可以接着睡。没有过一分钟,她又猛地醒来,想到该做什么事情,但一时弄不明白究竟要做什么,雨对她说,起床吧。这雨想干什么呢。为了不吵醒丈夫,她慢慢走出卧室,穿过客厅的时候停下脚步,看了看睡在沙发上的人们,然后沿走廊走进厨房,建筑的这一部分迎着风头,雨势也最猛。她用身上穿的白大褂的袖子擦擦门上灰暗的玻璃,朝外边望望。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如注。阳台的地上堆着他们脱下的脏衣服,塑料袋里装着应该洗的鞋子。洗。梦境的最后一层面纱突然揭开,该做的就是这件事。她打开门,朝前迈了一步,就像到了瀑布下边一样,马上被雨水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必须利用这雨水,她想。她返回厨房,尽量不发出响动,把盆锅等一切能盛点水的器皿都找到一起,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水帘在风中晃动,风像一把巨大的发出嘈杂声的扫帚,把雨水从城市的一个个屋顶上扫下来。接着她把器皿搬到外面,沿阳台的栏杆排好,现在该用雨水洗肮脏的衣服和令人作呕的鞋子了。但愿不要停,这雨不要停,到厨房去拿肥皂洗涤剂和抹布的时候她嘟囔道,把一切能用来擦洗的东西都拿去,洗一洗灵魂中难以忍受的污垢,哪怕洗去一点点。洗去身上的污垢,她说,仿佛在纠正刚才抽象的想法,又说,其实两者是一样的。于是,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结论,即所想和所说和谐统一,她猛地扯下湿漉漉的白大褂,把衣服脱光,任凭身体让雨水时而轻轻抚摸,时而像鞭子似的抽打,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洗自己。周围尽是雨声和水声,她没有发现这里早已不只她一个人。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站在门口,至于是什么样的预感直觉或内心的声音将她们唤醒的,人们不得而知,更不知道她们如何找到了来这里的道路,不过现在无须对此探究,人们不妨随意推测。你们帮着我做吧,医生的妻子看到她们说;我们看不见,怎样帮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先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需要晾干的衣服越少越好;可是,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没关系,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尽量做嘛;我马上洗完,医生的妻子说,然后继续洗还脏着的东西,好,干活吧,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两只眼睛六只手的女人。也许,在对面楼房紧紧关闭着的窗户后面,几个被不休的暴雨惊醒的盲人男女正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口中哈出的气使夜晚更加模糊不清,他们正回忆着往日这种天气,那时节也像现在这样,但能看到天上哗哗落下的雨水。他们不会想到,那里有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一丝不挂,像是疯子,大概真的疯了,精神正常的人不会这样在阳台上洗衣服,任凭邻居们窥视,即使所有人都已失明她们也不会这样做,不应当这样做,我的上帝呀,雨水从她们身上往下流,在两个乳房中间往下流,在黑乎乎的阴部停留一下,消失了,后来又沿大腿倾泻下来,也许我们这样想象她们有失体统,行为不端,也许我们看不见本市有史以来这最美好最壮观的景象,从阳台地板上落下一帘白毛巾似的泡沫,但愿我和泡沫一起落下去,无尽地下落,干净,纯洁,一丝不挂。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尽管历经了一次次绝望和不快,她依然坚信上帝没有失明;医生的妻子反驳说,不仅上帝失明了,天空也被乌云遮住了,只有我能看见你们;我长得丑吗,戴墨镜的姑娘问;你瘦,你脏,但你绝对不丑;我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你和她一样瘦,一样脏,不如她漂亮,但比我好看;你很漂亮,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怎么知道呢;我梦见过你两次;什么时候;第二次在昨天夜里;你梦见的是这所房子,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你感到了安全安宁,当然是这样,你梦中的我是这个家,要是看见了我,你总得让我有个长相,臆造出我的长相;我看你也长得很漂亮,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你,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这只能表明失明症是丑陋的人的幸事,可你并不丑;不丑,我长得确实不算丑,就我的年纪来说;你多大岁数了,戴墨镜的姑娘问;快五十岁了;像我母亲一样;她呢;她,她什么;还漂亮吗;原来更漂亮;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总不如当年漂亮;你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就这样,话语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成分,你一句,我一句,信马由缰,不知道到哪里为止,突然,因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词同时涌现,它们本身意义简单,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会使我们难以抗拒的激情涌上皮肤,涌出眼睛,抑制不住的情感突然爆发,有时是神经像身着甲胄一样,一再经受打击,一切都承受住了,但现在再也无法承受,都说医生的妻子有钢铁般的神经,但医生的妻子现在也在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的作用下泣涕涟涟,尽管它们只是区区的语法现象,只是符号,同样,那两个女人,另外两个女人,两个不定代词,也哭哭啼啼地和她拥抱在一起,三个赤身裸体的淑女立在瓢泼大雨中。她们在阳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这种时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该感到寒冷了。我觉得有些冷,戴墨镜的姑娘说。衣服,只能洗到这种程度了,鞋子上的大部分脏东西已经洗去了,现在该这些女人们洗澡了,在头发上打肥皂,互相搓背,像没有失明的时候,女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那样咯咯地笑。天完全亮了,第一缕阳光从世界的肩膀上朝这里窥视,一会儿又被乌云遮住。雨还在下,但比原来小多了。三个洗衣妇走进厨房,用医生的妻子从浴室取来的毛巾擦干身子,皮肤散发出洗涤剂的气味,不过,这就是生活,没有狗的人就带猫去打猎,香皂转眼之间就用完了,尽管如此,这家里好像还是一应俱全,也许是因为她们善于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最后,她们穿上衣服,要说天堂,还是在外面,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的白大褂早已湿透,现在她穿上了一件有树枝和花朵图案的连衣裙,这件衣服已弃置多年,但这时却使她显得比另外两个女人更美。她们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看见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他睡觉的沙发上,双手抱着头,

                      :开马市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然谁敢开?)六,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按:收家丁、养子是当时军队的普遍习惯,毛文龙的部下是有不少姓毛的,有的本来姓毛,有的是毛文龙的养子,改姓毛的,但难道这也是罪状?)七,由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船,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按:当时有些奸商私通女真,他们的船被没收是应该的。洪秀、方奉估计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所以难说。)八,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知,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掳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按:没有其他旁证。)崇祯初年,曾经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就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而毛文龙在给崇祯的奏疏里是这么回答的:“臣细阅其疏,污臣通奴贪财好色数款,试问武抚从何处得来?嗟,嗟!臣居刀枪剑戟中,八载于兹矣!果贪,果淫,果通奴,此辈短发辽人,孰是善类?臣早为朝露,不待武抚今日下毒手也。污臣侵帑金钦赏入己,臣已有清算钱粮疏闻,可以无辩。”(《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文龙在东江这八年,环境艰苦卓绝,假如在此情况下毛文龙再奸淫妇女,那他不被兵变杀死还真是一个奇迹了!毛文龙的家乡杭州西湖是什么地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女温柔乡,纸醉金迷之地,而东江镇是什么地方?朔风凛冽,前有强敌,后无军饷的孤悬海外打游击抗金之地。毛文龙不在杭州西湖搞女人,跑到东北冰天雪地的冒死来嫖女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几十万亡命之徒中,来贪财好色?这到底是毛文龙脑子有病,还是说毛文龙贪财好色的人脑子有病呢?九,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碗,令往夷地掘参(人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按: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是长期拖欠,1621年到1625年总共才给了五万两军饷,袁崇焕一上任就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扣了毛文龙八个月军饷,毛文龙不得已才派人去后金的地盘挖人参,至于“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则纯属子虚乌有。)十,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按:当时给魏忠贤立生祠是全国都有的现象,你袁崇焕在毛文龙丁卯之役血战的时候还写文章给魏忠贤歌功颂德,要求给魏忠贤建生祠呢,你还有脸说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一事则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前文已详述。)十一,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按:铁山之战,毛文龙的确败了,毛文龙在铁山一千多人跟后金军八万人打,谁能打赢?把你袁崇焕搁在那行吗?但铁山之战后毛文龙在丁卯之役建立奇功你怎么不说呢?)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按: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此外毛文龙在这八年期间还收复了金州和旅顺,而你袁崇焕又可曾收复一寸土地?)综上,这十二条罪状,纯属污蔑的有七条,断章取义的有一条,根本就算不上罪行的有两条,没有确凿证据的有两条,就没有一条能坐实的。连一直歌颂袁崇焕、骂毛文龙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都对袁崇焕捏造的这些罪状看不下去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宣布完毛文龙十二当斩后,袁崇焕拿出了尚方宝剑,毛文龙见状,以为是皇帝下令杀自己的,于是最终服软,不再反抗。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这段话的意思是,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假如毛文龙拿尚方宝剑来杀袁崇焕的话,袁崇焕就没招了。其实吴惟英的这种解释说不通,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是明熹宗给的,而袁崇焕的尚方宝剑是崇祯给的,前者已经死了,而后者才是当今圣上,显然崇祯的尚方宝剑才更好使。话又说回来,崇祯在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后,把此前明熹宗赐给满桂和王之臣(辽东巡抚)的尚方宝剑都收了回来,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没收回来,崇祯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让袁崇焕与毛文龙精诚团结,而不是用尚方宝剑来压毛文龙,可袁崇焕连这层意思都没明白,反而拿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后,毛文龙的部下也纷纷跪在地上,袁崇焕对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因为他守卫边疆,官至都督,满门封妻荫子,酬劳足够了吧?他竟然欺骗朝廷,无法无天!我们要五年复辽,就要奉行列祖列宗制定的国法,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不能五年复辽,请求圣上到时像我杀毛文龙那样杀我!”说罢将毛文龙斩首。毛文龙时年五十三岁。杀毛文龙后,袁崇焕为了安抚东江镇的毛文龙部下,假惺惺地亲自到毛文龙灵柩前祭拜,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说着说着就哭了。袁崇焕此举比曹操祭祀袁绍还要假,曹操祭祀袁绍除了安抚袁绍旧部外,的确有些真情,毕竟二人是儿时玩伴,而袁崇焕祭祀毛文龙则纯粹是猫哭耗子。袁崇焕居然有脸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那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明朝杀人的朝廷大法。在明朝要想杀一个人是很难的,所有人犯了罪都要先接受审讯,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案件,刑部管审案子,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合称“三法司”。三法司共同审理完案子,定案后才能确定是否要处以死刑。只要不是谋反罪,那就不是斩立决,而是秋后问斩,而秋后问斩的人的名单必须拿到皇帝那里去复核,皇帝批准的方式是打钩,每年刑部官员会把判死刑的人的全部名单让皇帝打钩,打钩一个杀一个。一般情况下,明朝皇帝在打钩的时候不是全打钩,而是钩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打钩,以显得天恩浩荡,少杀生。当然,如果你真犯了死罪,这样想逃生的话,也是悬,万一皇帝把你的名字打钩了怎么办?有办法,贿赂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他们负责奏折,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会钻空子,毕竟皇帝每天公务很多,不可能光打钩,太监可以把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奏折放到一摞奏折的最下面,皇帝一份一份看,肯定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把新的一摞奏折放上面,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名单永远在下面,就这样你就永远死不了,明朝就有一个人,从判处秋后问斩到死,用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自己病死的。说这些就是想说,在明朝杀一个普通人都很难,然而袁崇焕却绕开三法司,擅自杀了一品武官毛文龙,可见他惹了多大祸,这为他自己的死埋下了祸根。有人会说袁崇焕有尚方宝剑,所以可以替天子杀人,而明朝祖制规定,即便有尚方宝剑,杀三品以上官员也要奏报天子批准方可,毛文龙可是东江镇总兵、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啊!整个明朝二百六十八年间,敢拿着尚方宝剑不经奏报就直接杀一品大员的,唯袁崇焕一人而已。有人以崇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批示,来作为崇祯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证据: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其实不然,因为他已经把辽东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崇祯本身是很器重毛文龙的,就冲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还没收回就可看出,但现在毛文龙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势必会影响袁崇焕五年复辽,只要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一切都可以由着袁崇焕来。当然,也正因此袁崇焕更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只要他不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比毛文龙更惨,历史果然如此。毛文龙的死讯传开后,据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椵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朝鲜人自从丁卯之役要害毛文龙没成功,却被后金一顿痛揍后,就一直对毛文龙持丑化态度,因此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事实的问题。所以毛文龙死后岛上军民一起痛哭的事一定是真的。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他们在毛文龙手下一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天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究竟为什么毛文龙死后他们齐声痛哭呢?毛文龙在自己的奏折里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毛文龙把辽东如同水火的民众晓以大义,凭着自己精忠报国的人格和侠肝义胆终于能让他们在东江“致其死力”。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这句话一语成谶,就在毛文龙刚死三个多月,面对明朝的兵锋从来没出过辽宁省的后金在皇太极率领下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这就是“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有毛文龙在,后金不敢走远,一走远就会被毛文龙端掉老窝,于是一直只是在辽东辽西进攻,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就能起到作用;毛文龙一死,后金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就可以绕开关宁锦防线,经蒙古从河北西北部直扑北京,此后这种事共发生过五次。足见毛文龙之重要性。毛文龙死后,天下冤之,《明季北略》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状,矫制杀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古今如出一辙!”《明季北略》还记载,毛文龙死后,“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荩,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敌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挥泪吁苍苍。驱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犹污烈士肠。驱除未竟英雄志(没写错,原文如此),变生绕柱骇秦王。素车白马东溟上,一派雄心未易降。八载艰辛固海东,神谋所向着奇功。旗骞夜月强胡缚,马蹴春冰丑虏空。百万黔黎歌德盛,千群铁骑泣恩隆。可堪功大还招忌。血洒平原野草中。吴惟英《挽毛大将军》: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佚名《毛将军歌》:八载艰辛拥铁衣,将军百战夺城池。旌飘杀气鼋鼍徙,帜卷腥风岛屿迷。赤手擎天扶日月,丹心报国靖边陲。尘沙猎猎吹人面,钲鼓填填动马蹄。慷慨一生浑是恨,悠游千古复何悲。东来未遂吞胡志,南下那堪蹈逆机。气压苍山云敛彩,魂摇白刃日含晖。穷荒剑瘗神仍在,绝海舟焚势与摧。事业已随烟尘灭,功名都逐浪涛归。明庭四纪空肝胆,青史千秋有是非。泪雨暗滋官路草,精灵虚拂故园薇。新蒲细柳春犹在,谁为招魂吊水湄。《表忠录》:呜呼!自文龙宿兵岛中,敌竟岁无一骑阑入关,马牛羊驴盈满野。洎文龙为奸刃所害,不数月入喜峰口,大破,杀总兵满桂、赵率教,遂长驱薄都城,万口匈匈,皆指谓崇焕蠚我,不可以谬一时,后世顾可得欺耶?且清兴非骨肉而王者四人,其一为吴三桂,其三人皆其所故部,彼非有盖世之劳而致是,所部若然,则文龙可知矣。清朝开国将领中封王的汉人,除了吴三桂外,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可见毛文龙麾下战将之勇。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诸将哗变,拒绝再听蓟辽督师袁崇焕号令,投奔登州莱州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接受了他们,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凌海),祖大寿受困城内(详见后文)。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来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遭遇暴雨,此时部队给养不足,有一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的一只鸡,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士兵也够水的,跟了毛帅这么些年,连一只鸡都没抢过来,当场被王象春的家丁按倒在地,而后被游街。被游街现眼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偷鸡贼,名声更差,这个士兵在游街过程中血性被激发出来,他拔刀杀了家仆,跑了。作为山东望族的王家自然不干,要求查明真相,孔有德怒了,辽东战局岌岌可危,你因为一只鸡跟我的部队过不去,于是他在吴桥发动叛变,把王家灭族,在山东境内连陷临邑、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守登州的同为东江镇老将的耿仲明打开城门,于是孔有德攻陷登州。孔有德也算念旧之人,当初孙元化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也没为难孙元化,把他放了(后崇祯因登州兵变大怒,杀孙元化)。登州是明军制造新式火炮和训练炮兵的基地,有近百名葡萄牙等国外籍炮师与工匠,以及大批经过训练的炮兵,俱为叛军所获。崇祯得知登州兵变后大怒,派大军镇压,与此同时东江镇也发生兵变,袁崇焕派来接替毛文龙的总兵黄龙被叛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携带登州的二十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火炮、三千匹战马乘登州的战舰渡海来到东江镇。而后他二人写信给皇太极,信中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得信大喜,亲自出郊十里迎接。至此,明朝的红衣大炮等先进武器清国也有了,明朝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后金还因此而拥有了海军。在孔有德、耿仲明投敌后不久,东江镇大将尚可喜也投奔了后金,至此东江旧将悉叛。皇太极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这就是袁崇焕酿下的大祸。有毛文龙在,这些勇将都能为大明效力,毛文龙一死,群龙无首,东江镇无法维持,最终导致他们投敌。有人会问,毛文龙把努尔哈赤打得都让部下写出“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长期以来毛文龙一直被历史忽视呢?为什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也说毛文龙该杀呢?(“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梁启超笔锋之下常带感情,关于他笔下的戊戌变法,本书最后一卷将会为您用翔实的史料证明,梁启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真相有多大差距。多年后,梁启超自己都说自己写的不是“信史”,是在自己感情支配下写的。因为他是广东人,便自然把广东人袁崇焕捧得很高,毕竟在梁启超之前,广东出过的重量级名人也就只有洪秀全了,洪秀全自然没法歌颂,所以他就歌颂袁崇焕了,既然歌颂袁崇焕那就会贬毛文龙。再比

                      人不会都活下来的,留下两三个人给我们吃了吧!”彭遵泗《蜀碧》记载,一个人看到一个茅屋炊烟四起,便进去看锅,一看,里面都是人的手掌腿足。四川人烟几乎灭绝,于是到处都是老虎,《蜀警录》记载“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大屠杀、大瘟疫、大饥荒、大老虎后,四川几乎没人了,清廷对于四川也作为化外之地,压根儿不管了,直到张献忠之乱结束三十八年后,《清史稿·列传六一·王骘传》记载,四川松威道王骘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给康熙的奏折中说四川(含重庆)“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康熙于是下令湖广填四川,把湖北湖南人向四川移民,康熙下令来四川的人,最初五年不用交税。到如今四川(含重庆)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万人了,短短三百多年时间,人口涨了六千倍。当然,王骘的数字肯定不准,四川蜀道之难,许多地方的人口是没法统计的,但人口的大规模繁衍也确是事实。康熙也很好奇四川究竟为何人口如此之少,《陶庐杂录》记载康熙曾说:“张献忠在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有写这些事的书吗?”大学士张鹏镉说:“没有。”康熙:“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后张献忠进军至四川,你爸今年八十七岁了,张献忠入川的时候应该十七八岁,肯定有见闻,你问明后写下来上奏,朕要看。”在张献忠屠川期间,整个四川只有秦良玉的辖区石柱和黎州免于涂炭,秦良玉是咱们前面写己巳之变时提到过的美女军事家,她一直与张献忠做坚决抗争。张献忠覆灭后,她继续抗清,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忠贞侯,她刚要起身率军去福建抗清,奈何郑芝龙叛变,未成行。1648年秦良玉被南明永历帝封为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秦良玉说道:“老妇我朽骨余生,实先皇(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去世了,她是后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四川要是能多一些秦良玉,何至于有如此兵祸?!西欧从公元8世纪起,才有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到公元16世纪为止,这八百年间,西欧总共发生了七次农民起义。并且,西欧的几十个国家和王朝没有一个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再看中国,明朝农民起义最少的朱元璋、朱棣时期,五十六年间就爆发了一百零三次起义(据《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统计),中西反差如此之大!在中国,每隔一二百年,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导致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导致一部分农民无法生存,而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水灾旱灾,而官府却一味压榨农民的话,农民中的一部分人会因活不下去,最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农民起义。中国老百姓是世界最温顺、最好统治的百姓,不到生路全无,绝不会铤而走险。一旦铤而走险,他们就会把长期以来压抑的天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如此,他们的破坏力便不可估量了。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贪欲,惨无人道的剥削,骄奢淫逸的享乐,将人民逼上绝路。而人民一旦铤而走险,就会出现大量杀戮,而他们杀戮时外族往往会乘虚而入,最终导致王朝覆灭。最后,就像《红楼梦》说的那样,“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历史在杀戮中后退,在杀戮中前行。历史和人在某种理性造成的非理性的杀戮中寻找着理性。在视人如蝼蚁的杀戮中,中国没有人。有的,只是凄惨而悲凉的历史的回声。其实,张献忠这样的没文化的底层人物才是最容易成为杀人魔王的,而真正的上层人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有做出如此为人类不齿的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善与恶的碰撞,善大于恶,那么就是个正常人(不一定是好人,好人需要善远大于恶)。善只要小于恶,犯浑基因必定像癌细胞那样蔓延,一个人恶看不出什么来,如果这个人成了声震一方的“起义领袖”,那么在他影响下手下上万人就都“恶”了,在张献忠这样低智商、没家教、少理性的人的操控下,必然导致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真正的造反者——贼只在专制制度中,专制制度有贼性才使贼欲与专制制度共存。在民主国家,没有造反,只有罢工。专制国家则不然,皇帝老贼不死,那么局势永远无法改变,这就有了造反。既然你朱元璋通过暴力革命能夺取政权,那我张献忠为什么不能造反?你能革元顺帝的命,我为什么不能革崇祯的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为了民而换君,便有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才有今天的走向共和。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力高度发达,粮食产量早已能“解放”全人类,可仍然有十亿以上的人在挨饿,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制度性贫困”。不是财富不够,而是分配不公,有的富人们宁可将粮食倒进海里或喂狗(当然肯定是名犬)也不给穷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优越感只有在贫富对比差距很大时才能体现,没有穷哪有富,没有吃不上饭的怎么体现我这吃澳洲鲍鱼的高贵,这就有了现在的局面,于是乎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我们今后要深思的。附录明朝vs日本、明朝vs荷兰、明朝vs英国、明朝vs西班牙明亡清兴大变局中明朝不仅跟后金、李自成、张献忠三线作战,而且还和日本、荷兰、英国打过仗,并且几乎都打赢了,这也算得上明末那段凄惨的历史中少有的亮点,对于明朝与西方殖民者交锋的这段历史,其他史书少有涉及,本卷最后,让我们从明朝在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与日本在台湾的冲突开始,重温这几段中华民族早期反侵略的辉煌篇章。(1)最不出名的民族英雄从1588年参与讨伐叶赫部后,沈有容就再也没露面,估计许多读者已经忘记他了。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沈有容与备倭总经略宋应昌一起出兵朝鲜,但因为与宋应昌不合,于是主动辞职回家。1597年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鲜,这次丰臣秀吉打算南北两线作战,从浙江福建登陆夹击大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此时的大明与日后甲午战争时的清廷不可同日而语,大明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丰臣秀吉的计划,于是万历皇帝下令在浙江与福建沿海集结大量水师,严阵以待。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疏建议,不如动用这些兵力去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来个围魏救赵,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他的建议被万历皇帝采纳,万历皇帝成为中原王朝第一个曾计划攻击日本本土的皇帝。金学曾把攻击日本本土的任务交给了此时赋闲在家的沈有容。谋定而后动,沈有容先派人侦查日本的情况,就在侦查期间,丰臣秀吉就死了,日本计划从朝鲜撤军,于是大明不必再冒风涛之险而东征日本了,自然,沈有容此次的使命又告吹了。在此期间,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作为赴日本侦查的经费。这笔钱沈有容分毫未动,而刘思则在日本大多用于泡日本娘们了,事后刘思被抄家,而沈有容则因为清廉而越发被看重,金学曾上奏保举沈有容任福建都司。丰臣秀吉虽然死了,大规模的日本侵略战争不会发生了,然而小规模的倭寇侵略依然不断,沈有容在福建沿海数次与倭寇作战,他“枭捷善战,每临敌先登,意气闲暇;两舟相隔丈许,提刀飞身过之,立斩数人,一舟披靡,而后众将士从之。又加以沉毅多谋,料敌出奇无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艘日本战舰来到闽浙侵略,被明军打败,窜到台湾,在此安营扎寨。为捣毁倭寇巢穴,沈有容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节前夕杀牛犒赏士卒,随后宣布了自己打算率军直捣台湾的计划,因为当时正值腊月,不是出海的季节,诸将及水手都面露难色,沈有容以民族大义说服了大家,于是亲率二十一艘战船冒巨大风浪前进,在澎湖登陆时因赶上风暴仅剩十四艘。登陆后,沈有容“与倭斗,格杀数回,纵火烧沉敌船,斩首十五级”,明军勇猛,以一当百,殊死战斗,打得倭寇无还手之力。倭寇为争取逃跑时间,就把新抢来的财物扔进海边,诱使明军捡财物来延缓对自己的进攻。明军有的人看着地上的财宝动心了,此时沈有容大喝一声,打完日本人再捡!于是明军“无一人取其秋毫”,继续前进,越战越勇,全歼倭寇,日本人的鲜血染红了海水,我军烧毁六艘敌船。真是神兵飞出鬼不觉,谈笑成功人始知。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行动,也是明军第一次主动从海上出击打倭寇。此后十年日本人没有在东南沿海挑事儿,但荷兰人来了。17世纪初,荷兰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也加入殖民者的行列。荷兰这个低于海平面,不得不年年筑大堤以防海水的灭顶之灾的小国却焕发出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号称海上马车夫的他们赶着能蹈海穿浪的“马车”走向了世界。1604年8月荷兰人派两艘战舰驶向澎湖,当时正值明末北方抗清前线吃紧,明朝海军从澎湖撤退,于是荷兰人以通商为名顺利占领澎湖。抗倭英雄沈有容率二十艘战船来收复澎湖,荷兰人说:“中国兵船到此,是不是要和我们干一仗,如果是的话,我们奉陪。”沈有容说:“中国惯于杀贼,你们既说通商就优容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要想打仗吗?你们难道没听说过我大破倭寇,使海水尽赤吗?我不想让你们步日本人的后尘。”荷兰人韦麻郎无奈,他说等风暴平息就撤走,实际是赖着不走。沈有容严肃地说:“我们福建巡抚说要调大军剿灭你们,我说你们是来通商的,不必动武,只要我交涉,你们就撤走,大军这才没来。谁知你们不听劝告,赖在这里,干不可告人的烂事,我打算回去禀报,让巡抚发兵。”韦麻郎吓得胆战心惊,表示一定退兵,可他贼心不死,私下里送三万两银子给沈有容,让他别赶他们走,被拒绝。韦麻郎这才死心,在十月二十五日离去。荷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澎湖,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复澎湖!韦麻郎临走时将铜炮、炮弹和荷兰特产赠给沈有容,沈有容只留下炮弹和铜炮,其余一概奉还,真是不杀而威,不令而行呀!人们在澎湖立石碑永久纪念此事,上书:“沈有容谕退红毛韦麻郎等”。这块碑在今天仍然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载入史册。荷兰的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战能力十分强。而这时福建水师的战船却多是商船与渔船改造的,虽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稳操胜券。所以沈有容能够兵不血刃逼荷兰人退兵也是难能可贵的,或者说也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荷兰人走了,日本人又来了,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通过琉球致书明朝,要求恢复贸易,否则他将“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但由于琉球并未将此等无礼的文件传达,所以明廷不知此事。德川家康一看,你不理我,那老子我就自己来了,他给村山等安颁发了“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他三千士兵,委任他侵略台湾。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儿子村山秋安率领着十一艘战船从长崎出发,但舰队在途中遭遇风暴,船队漂散,一部分骚扰闽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贸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虽然到达了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日本兵仓促登陆,被台湾土著民围攻,打打不过,突围突不出去,最后这些日本兵集体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剖腹自杀。明石道友手下三艘船变成了两艘,他率领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于五月来到浙江东沙岛(不是南海上的东沙岛)。福建巡抚黄承玄派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装成渔人,但被明石道友看出来了,于是明石道友拿刀逼他,问:“说!你是干什么来的?”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道你来犯,已经造好五百艘战舰等着你呢,我们的舰队马上就要到了!”明石道友还真实在,他信了,于是率船队撤回日本,但没放走董伯起,以便将他作为与福建政府谈判的筹码。此后五年时间,不知道村山等安去忙什么了,反正是杳无音信,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来到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福建巡抚黄承玄命沈有容跟日本人交涉,当时明石道友在交涉时没佩刀,沈有容问:“你为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亲自取来一把太刀给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涕零,因为佩刀毕竟是武士的象征。明石道友此前听说过沈有容在台湾大破日本海军的事,加之被沈有容镇住了,没敢提别的,放了董伯起后就回船上了。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日本人桃烟门又率领三艘战船、倭寇百余人进犯浙江,击沉了浙江的一艘明军兵船。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于是日本人就在岸边盖房子,打算长期盘踞。福建巡抚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交给沈有容负责。沈有容率兵三路围困,用大炮猛轰,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拼死顽抗。把总何承亮要进攻,沈有容说:“倭寇困兽犹斗,很难让其投降,这一带多礁石,我军如硬攻,很容易损失战舰。不如诱敌出战,将敌人擒获。”随后他派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劝说日本人,王居华用日语说:“你们日本人的命就在须臾之间,如果你们没有冒犯我大明的罪过,把事情讲清楚,或许还能有一线生路,不然的话,你们必死无疑!要知道,明石道友都已经受招抚了。”桃烟门听后,有些犹豫。次日,有倭寇率三艘船前来救援,三艘船都被沈有容击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只要有明石道友的书信来让我投降,我就听他的。”沈有容于是让明石道友写信,明石道友也听话,他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时人董应举听闻沈有容这次击败倭寇的消息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俞大猷)、戚(戚继光)再生,亦当首肯矣。”1620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强大,东北形势吃紧,沈有容被调任山东副总兵,以防努尔哈赤从辽东半岛跨海侵略山东。辽东民众有乘船从努尔哈赤占区逃亡山东的,沈有容都派人接应,共三万四千人得到接应。沈有容在登州结识了戚继光的长子戚柞国,当时戚柞国正在编辑《戚少保年谱耆编》,但年谱完成后,戚柞国等无力将其刊行,幸而得到了沈有容的资助,使得此书出版,今天我们所知的戚继光的赫赫功业赖此书得以保存。1624年沈有容因病而辞官回乡,三年后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岁。(2)西班牙、荷兰亮剑台湾台湾是个风景迷人之地,海岸上悬崖壁立,树木蓊郁葱茏,在葱兰叠翠的狮球岭后面,是基隆城。夜晚遥见岗峦起伏之处闪着点点渔火,一轮圆月当空照,夜色幽蓝,海水潮起潮落,让人心醉。也正是台湾迷人的景色,富饶的物产引来了西方殖民者的贪欲。1604年,第一次侵略澎湖失败后,荷兰人没有就此罢休,澎湖列岛与台湾始终被列入其计划占领的名单中。1621年荷兰人获取重要情报——西班牙人要占领台湾,于是荷兰人打算先下手为强。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决定先攻击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不能攻陷,则在澎湖寻找适当的港口,先于西班牙人占领台湾。1622年,荷兰将领雷尔生率一千零二十四人乘八艘战舰进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1623年7月23日,荷兰海军司令高文律率一艘大型战舰、四艘小型战舰占领澎湖。10月,高文律来到厦门想和明朝谈判,用和平方式使对澎湖的占领合法性,但由于中国海军提前得到了

                      寒冬。吴起正在惊奇,只见公主昂首挺胸,面若冰霜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七八名同样面无表情的侍女。公叔痤连忙迎上去,将公主迎到主座旁边坐下。公主根本没有正眼看公叔痤,倒是朝着吴起行了个礼,说:“贱妾听说相国宴请贵客,便忍不住想来看看,原来请的是河西太守,失敬了!”吴起连忙答礼。公主与吴起寒暄了几句,话锋一转,对公叔痤说:“相国宴客,怎么不将那姐妹俩也叫来弹唱一曲?贱妾听说,吴太守在河西,食则与将士同灶,住则与将士同席,恐怕没见过那么精致的女人。相国居然藏着掖着,未免太不厚道。”公叔痤脸色大变,道:“什么姐妹俩?我没听明白。”公主嫣然一笑,说:“真是丢人呐!堂堂相国,居然在内人面前装疯卖傻。”公叔痤头上的汗都出来了,兀自嘴硬道:“我哪里装了?”公主“哼”了一声,道:“是,你没装,想装也装不了,因为贱妾已经叫人将她们卖出去了,而且是卖给代地的狄人,相国想再见到她们,估计是不太可能的了。”言毕一阵大笑。公叔痤听了,面如死灰,眼睛怔怔地看着公主,不知道说什么好。公主却若无其事,又跟吴起说了几句话,才起身告辞。公叔痤看着公主的背影离去,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对吴起说:“惭愧惭愧,见笑见笑!”吴起也擦了一把汗,说:“吴起从军以来,大小数十战,所见敌将无数,尚无一人比得上相国夫人的威严啊!”两个人又喝了一阵,方才散去。第二天一早,吴起进宫觐见魏武侯。魏武侯问了一些河西的情况,便道:“寡人听说太守自夫人去世,一直忙于军务,不曾续娶,可有此事?”吴起说:“是。”魏武侯说:“既然如此,寡人想将一女嫁与太守为妻,不知太守意下如何?”吴起一听,昨夜在公叔痤家见到的场景立刻浮现眼前,不禁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道:“下臣岂敢!”魏武侯说:“您是河西太守、魏国的有功之臣,有什么不敢?”吴起只是摇头,不肯接受。魏武侯见他拒绝得干脆,心下已经有七八分怀疑:看来吴起果然有异心,这等送上门的好事都不要。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想说,魏武侯这个人的智商委实不怎么高。想想看,即便吴起有异心,就不能娶公主了吗?一个女人能对他有多大约束力?休老婆、杀老婆的事他都干过,甩老婆还不是小菜一碟?从另一个方面讲,吴起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自古以来,夫妻间吵架的事,真真假假,分分合合,戏台上跨马插旗刀兵相见,卸了妆就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能当真吗?情商,情商太低了!公叔痤第一步见效,第二步立刻跟上。他指使王错等人在朝中不时散布一些吴起的小道消息,污蔑吴起里通秦国,图谋不轨。信任这玩意儿,有如堤坝,只要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便会逐渐扩大,直至整座堤坝崩溃。魏武侯对吴起有怀疑在先,又听了这些人的谗言,基本上相信吴起是要造反了。吴起那方面,当然也感受到了朝廷的不信任。公元前387年冬天,魏武侯又派人前往河西,宣召吴起进宫。吴起知道此去意味着什么,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命车夫驾着车,朝着楚国奔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车到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吴起突然命令停车,回首河西,潸然泪下。车夫安慰他:“以您的本事,舍弃天下,就像扔掉一双破鞋那么简单,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如此留恋呢?”吴起说:“我自从投奔先主以来,大小七十六战,大胜六十四次,未曾输过一阵,为魏国辟地千里。如果主上信任我,让我尽自己的才能,我就能帮他成就霸业。如今他却听信小人的谗言,逼我离开。这河西的大好江山,很快就会落入秦人之手,魏国也要衰落了,我怎么会不难过?”说完这些,吴起拍了拍车夫的肩膀,说了声:“走罢!”再也没有回头。大雪纷飞,很快将那两行浅浅的车轮印掩埋。三晋同盟出现裂痕对于吴起的离去,魏武侯虽然多少感到意外,却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多严重的事。他很快将这件事抛诸脑后,跑到浊泽(今河南省禹州)会见了来访的齐国权臣田和。田和此次来访的目的很简单,当年他同意齐康公陪同三晋觐见天子,成就了魏文侯当诸侯的梦想,现在该轮到魏国帮他实现梦想了。魏武侯同意了田和的请求,派出使者前往雒邑,请当时的天子周安王封田和为诸侯;又派人到各国游说,争取其他的诸侯的支持。既然有三晋的先例,又有魏武侯说项,王室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感到太为难,于公元前386年爽快地册封田和为诸侯(即齐太公)。田氏取代姜氏,正式成为齐国的统治者,完成了“田氏代齐”的大业。田氏代齐,对于赵国来说,是不乐意看到的。三晋列为诸侯那年,赵国在相国公仲连的主持下,也进行了改革。公仲连向赵烈侯(赵籍)推荐了三个人——第一个是牛畜,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大谈王道,被赵烈侯任命为“师”,负责礼乐教化。第二个是荀欣,他的特长是发掘人才,知人善用,被任命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第三个是徐越,他善于理财和考核,被任命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评官员成绩。不难看出,赵国的改革和魏国的改革一样,一方面通过儒家的“仁义”和“王道”拢聚人心,一方面推行法家的治国理念,走的是儒法结合的路子。通过改革,赵国也逐渐富强起来。在三晋屡次对楚作战中,魏、韩两国都获得了郑、宋等国不少土地,唯独赵国由于地处北方,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久而久之,赵国对三晋同盟便产生了不满。公元前387年,赵烈侯去世,其子赵敬侯(赵章)即位;韩文侯去世,其子韩哀侯即位。赵敬侯一上台,便将首都从河南的中牟迁到河北的邯郸。迁都的目的,自然是要加强东扩的战略,以齐、卫两国为目标,获得更多土地。这个时候,魏武侯和田和打得火热,还支持他当诸侯,赵敬侯能高兴吗?同盟之间的裂痕在悄悄地产生。不久之后,魏武侯又亲手将这个裂痕拉得更大。公元前386年,赵敬侯的弟弟赵朝作乱,企图推翻赵敬侯,自立为君。赵敬侯虽然“好纵欲”,但是“明于所以任臣”,在几位重臣的协助下,迅速扑灭了叛乱,赵朝被迫逃亡魏国。如果魏文侯在世,必定会以三晋同盟的大局为重,拒不收留赵朝。但是魏武侯显然不这样想,他将赵朝事件当作干涉赵国内政的大好题材,不但收留了赵朝,还派兵协助赵朝围攻赵国新都邯郸。结果,魏军在邯郸城下被赵军击溃。不消说,这一战彻底打掉了赵、魏两国的交情。公元前383年,按捺不住对领土的向往,赵敬侯大举入侵卫国,采取“蚁附”战术围攻卫国首都帝丘(今河南省濮阳)。所谓蚁附,顾名思义,就是如同蚂蚁一样密集攀附城墙。《孙子兵法》第三篇第二条记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fénwēn,用于攻城的战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yīn,堆成的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攻城已经是下策,不顾己方伤亡的蚁附战术则是下策中的下策。为了表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赵军还在帝丘北面修筑了刚平城,作为部队修整和储粮的基地。情急之下,卫国派人向魏国和齐国求援。魏武侯真不愧对谥号中这个“武”字,亲率大军前往解救,大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卫军在齐军和魏军的帮助下,攻破刚平城,并顺势攻入赵境,又攻破赵国旧都中牟的外城。赵敬侯顶不住了,派人向楚国求援。此时距魏武侯率领三晋联军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正好十年。改革的代价很惨重让时间回到公元前387年,吴起踏上楚国领土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楚悼王听说吴起来到楚国,感觉就像天上掉下个宝贝来,亲自跑到边境去迎接,并任命他为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守。一年之后,又升任其为令尹,主持楚国军政大局。进入战国后,中原各国均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三晋和齐国都设立了相国,执掌国家政务。秦国稍晚一点,但也于公元前309年设立了丞相。唯独楚国一直沿用旧制,始终没有设立相国,而是以令尹为最高军政长官。若从权力上讲,令尹比相国更大。吴起在魏国求之不得的东西,楚悼王很爽快便给了他,同时交给他的是一项谁都意料得到的任务——变法吧,把楚国变强大!这个春秋时期老牌的霸主之国,在对三晋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已经尝尽了耻辱。即便你的祖上曾经富过,即便你地大物博,即便你挥汗成雨,投鞭断流,如果总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你很快会领教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解除这一魔咒的唯一办法是改革。吴起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知道,他在楚国进行变法,比当年他的师兄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要艰难十倍。因为魏国是一个新兴国家,白纸上画图,尽可挥洒自如。而楚国,这个老牌的霸主,就像一辆已经不合时宜的重型战车,即便是让它稍微改变一下方向,都必须大费气力,何况是要拉着它走一条从未走过的上坡路。吴起发现,楚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大臣势力太大,享有特权的贵族太多,他们“上逼主而下虐民”,严重削弱了国君的权力,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楚国“贫国弱兵”,成为一个虚胖的巨人。楚国要强大,必须先向特权阶级开刀!但是,在任何年代,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是反击。据《说苑》记载,吴起变法前,曾经到息县(今河南省息县)拜访当地的名宿屈宜臼。屈宜臼问吴起将如何治理楚国,吴起向他说了三条方略。第一,“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精简政府机构和官员,削减贵族的俸禄,而且改变贵族的世袭制,一般情况下只许传爵三世,三世之后,即为平民。第二,“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楚国地广人稀,把旧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奴隶迁往荒凉之地,要他们开荒种田,发展经济。第三,“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训练士卒,扩充军备,一待时机成熟就争夺天下的霸权。屈宜臼听了,毫不客气地说:“我听说善于治国的人,不改变旧法,不改动常规。您现在这样大动干戈,要平均楚国的爵位和俸禄,减损富人的财物,有没有想过要得罪多少人?我还听说,武力是凶器,争斗违反道德,您却要用武力来争夺天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怕自身难保!”屈宜臼是当时楚国较为流行的道家学说的代表。众所周知,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反对用任何积极的政策来改变现状,唯愿天下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以此消除战争和不幸。所以,也不要简单地认为屈宜臼是在替既得利益者说话,他之所以反对吴起变法,主要是因为世界观根本不同。真正对吴起变法有切肤之痛的,是广大的楚国贵族。吴起变法就像一股强烈的风暴掀开了他们的屋顶,将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特权与财宝席卷而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楚悼王坚定地站在吴起的身后,楚国的百姓似乎也不太反感这位来自魏国的变革家。而吴起那种说一不二的作风,以及关于他如何残忍的种种传说,也使得大家不敢触其锋芒,以身试法。“绝不能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家族的私利而损害国家的利益,不能让谗言掩盖忠心,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规范,公而忘私,为了国家的富强,可以不计毁誉,一心一意为君王服务。”“要杜绝一切私下交易,禁止任何裙带关系,扎扎实实改变楚国的风气。”“不许游说之士进入楚国,不许任何人妖言惑众。”随着一系列严厉的法令被颁布推行,楚国的风气为之一新。官场上那种私下请托的现象不见了。原来贵族子弟凭借着门第关系就能进入官场,现在则必须凭借真才实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吴起上台不过两年,楚国政府收入激增,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大大提升。公元前384年前后,吴起亲率楚军“南收杨越”,将楚国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今天的江西省南部、湖南省西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古老的楚国,再一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公元前382年,当赵国使者将赵敬侯的求救信送到楚悼王面前的时候,楚悼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嘲弄的笑容。十年前三晋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国,十年后赵国为了对付魏国而向楚国求援,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啊!他正想检验一下吴起改革之后楚军的战斗力,洗刷多次被三晋打败的耻辱。公元前381年春天,吴起率领楚国大军北上救赵伐魏。楚军先头部队深入魏国腹地,渡过黄河,直逼河东重镇州城(今河南省温县)。魏武侯连忙调兵遣将,在州城以西布下防线,防止楚军长驱直入,威胁首都安邑。就在这时,尚未渡河的楚军主力突然转向东面,出其不意地攻破大梁西北重镇梁门,屯兵林中(梁门之北),饮马黄河,拦腰切断了河内与河东的联系。赵国抓住这个机会,猛攻魏国的河北地区,火攻棘蒲(今河北省魏县),取得大胜,接着南下河南,攻克黄城(今河南省内黄)。一时之间,河内危急,河东危急,河南危急,魏国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秦国再趁火打劫,出兵进攻河西的话,魏国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然而秦国没有进攻。这倒不是因为秦国人厚道,而是因为河西被吴起治理多年,固若磐石,秦国人不敢轻易进攻。不知道魏武侯此时有没有对当年逼走吴起感到一丝悔意。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人十分后悔,这个人就是公叔痤。此后二十年,这种悔意将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正当吴起踌躇满志,准备攻克大梁,攻取安邑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夏天,楚悼王突然去世。吴起不得不放弃进攻,撤军回国。魏国获得了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不久之后,楚国的没落贵族又给魏武侯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吴起再也不会成为他的噩梦。所谓没落贵族,就是那些因为吴起变法被剥夺了财产、限制继承权,甚至被发配到不毛之地开荒种田的人。他们趁着吴起参加楚悼王葬礼的机会突然发难,用弓箭射死了吴起。据《史记》记载,吴起为了躲避箭矢,跑到楚悼王的灵堂,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但那些人全无顾忌,照射不误,将吴起和楚悼王都射成了刺猬。据《吕氏春秋》记载,吴起被射中之后,强忍伤痛朝楚悼王的灵堂跑去,说:“让你们看看我的用兵之道!”没等那些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拔出箭矢,插在楚悼王身上,叫道,“有人用箭射大王的尸体!”大笑三声,气绝身亡。吴起以这种方式报复了谋害他的人。依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肃王(熊臧)即位后,追究射尸责任,诛杀贵族七十余家。至于吴起,虽然他为楚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楚肃王却对其不甚感冒,反而认为他扰乱了朝纲,导致了国内的乱局。为了安抚广大贵族,吴起的尸体被拉出来施以车裂之刑。关于吴起这个人,历史上褒贬不一。褒者,一是称赞其用兵如神,如尉缭子说:“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曹操也曾说:“(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二是肯定他作为改革家的功绩,蔡泽这样记述:“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韩非子也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言下之意,自从吴起死后,楚国便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雄起过。批评吴起的,多是对其为人不屑。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这样写道:“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宋人徐钧也嗟叹:“兵书司马足齐名,盟母戕妻亦骇闻。”总体来说,后人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吴起留给魏国的遗产魏、卫和赵、楚之间的这场混战,从公元前383年到公元前379年,持续了整整四年,给魏国和赵国带来严重的创伤。数十年后,苏秦谈起这场战争,不无感慨地说:“刚平被破,中牟被毁,黄城被克,棘蒲被烧

                      刻还悬在书本的内容上。“年月日时每个单体都以天干配地支的方式来代表,四合二数,共计为八,故称之为‘八字’。”我冲着后视镜接口道,“古人将排位奇数的天干地支定为属阳,排位偶数者定为属阴。天干中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地支中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嗯,这个我大概明白了,不过你怎么能很快选定阴月阴日阴时的呢?”S追问着。“呵呵,很简单,用晖儿做的万年历排出月日时,然后筛选出阴干阴支,最后汇总就得到了阴月阴日阴时的数据了啊。”笑声中我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哦,搞了半天是这样?!”S如梦初醒,脸上一付上当受骗的表情,“我还以为你多神呢,原来是投机取巧。”“非也,非也,这叫古今结合,科学风水法。”林岳在一旁摇头作夫子状。一路笑声中,车子到达了目的地——城南晖儿的办公室。之前的彼岸血莲事件后,晖儿的老板一直心有余悸,在安排员工SOHO式工作后,却意外的发现这样的办公方式带来了高于以往的效果,于是索性延用了下去。原本的那座别墅用作定期集中会议和临时歇脚办公的场所,晖儿则负责监管着别墅的使用和安排。进入别墅,三人分头按计划忙碌起来。S在别墅内部墙体地板上取样建筑材料,不时地在计算机上测算着数据。我和林岳则钻进了地下室,用驭金提炼的金属封闭加固了所有的缝隙和孔道,只留下了一个通风口,最后将地下室的出口也完全封死。在意念催动下,地下室内浮现出一个喇叭状的金属管道与通风口密合,管道中三个立轮螺旋桨飞速地转动着将空气自唯一的通风口处排出。随着气流的不断变化,我用听风能力探查着室内的情况,在确定达到效果后,随着一阵轻响通风口被金属完全地封闭了起来,此刻的地下室已是处于一片真空状态。“亦凡,根据S的材料分析报告和林岳检测到的分贝数值,程序已经算出了最精确的数据。”回到家中,晖儿递过一份数据报告,“我在供电局的计算机网络已经获得了控制权限,根据数据参数,已经设置好了需要的供电电流和电压。”“晖儿,辛苦你了。”看完数据报告,我望着晖儿略显憔悴的脸忍不住的心疼。“没事,只是少睡一会罢了。”晖儿疲倦地笑了笑,有些担忧地说道,“今晚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吗?”“是的,今晚的事情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我将晖儿揽入怀中,抚着她的头发轻声道,“多一个人只会多一份风险,再说剩下的事情我一人也能够应付的了。”晖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抱住我,在唇上印下了一个深深的吻。……遁神聚魂的风水格局并不是招惹所有的虚灵,与之呼应的只有异类怪品的虚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鬼”、“异灵”,人形穷奇则正属于这个范畴之中。生活中常听说的鬼楼、鬼屋之类的地方便是应了这个风水格局,因为它们都犯了“水土无阳,两短三长。”的讲究。所谓水土无阳,是指所处地域的水流和泥土纯属阴性,丝毫没有半点阳气。地下常年不见阳光,阴气浓重阳气全无,南北方对于水而言是南阴北阳,自南流向北的水便是源自阴处,因此地下水脉且水势为自南向北的流向的称之为无阳阴水。河流泥沙,沉积在河床底部深处的泥沙也属于不见天日的一种,其间集聚了大量鳞甲贝壳动物的骨骼尸体,而此类动物又属阴性,所以此类泥土被称之为无阳阴土。而两短三长则是指建筑体的高低数目或附近山峰态势。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曾铸短剑两把——鱼肠、胜邪,长剑三把——湛卢、纯钧、巨阙。两短三长五剑均为锐利杀气之物,且曾为史上著名刺客所用,因此形似此五剑的态势便附作阴魂凶险之相。踏着夜风,再度进入别墅。放下手中沉重的纸箱,我深吸一口气,取出箱中的物件,迅速地在预选的位置排布起来。根据遁神聚魂局的态势,事先作出了一个符合格局的模型,下为阴水,以弱水印纸辅助;中为阴土,以浩土印纸辅助;上为五剑,以锐金印纸辅助。排定格局之后,我捻起一张长风印纸贴在了局外的阴位,望着房内的挂钟等待阴时的到来。“嗒”,分针跳动到了指定的时间,伴着我口中的低吟,一股阴绵的旋风自格局间幽然拂过,屋内忽地映出一片淡淡的青蓝色光芒。但面前并未如我所料般地出现什么异常波动,甚至在阴风拂过之后空气的流动都静止了。怎么会?!难道是这个格局的效力不够?正想上前查看时,一种熟悉的阴寒感突然想脑部袭来,我下意识地退后。不对,这安静的气氛有些诡异,连时钟的嘀嗒声和屋外的些许响动都已停止。“少昊之子,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呢?”我站直身形朗声道。“哈哈……”一阵狂笑自局内响起,之前梦中见到的青年人顿时出现在面前,“有趣,真有趣!当日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有趣,却没想到你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你也很是有趣。”我微笑着对少昊之子说道,“以至于那天我没料到你就是穷奇的精魂,但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也许就不那么有趣了。”“哦?好狂妄的口气!”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望着我道,“不过,我喜欢!狂妄也是需要实力的,你敢如此大言就证明有一定的实力。”“我想请你让兽形穷奇永远安睡,以免为祸人间。”我一字一顿地说道。“迂腐,迂腐~~”少昊之子摇头不屑道,“怎么叫为祸人间?废话免谈,来来来,让我见识一下不那么有趣的事情。”面色一沉,我不再多言,喳喳一阵声响中,少昊之子身下的地板内飞出数十块半米直径的金属圆盘,整个布局突地下沉了一寸。圆盘在空中倏然变形,化作十二支尖利的飞锥,笃笃几声尽数在布局周围钉成了一圈。“长风绵绵,云动九天。”低吟声中,飞锥猛地没入地下,原本真空的地下室与外部气压产生的压力使得地面咔嚓作响,一旦开裂,产生的气流就会形成高速的风,配合我预先布在地下的长风印阵便产生足以灭其魂魄的疾风。扑扑两声,天花板上垂下两支粗大的铜棒,恰好将少昊之子的身形夹在中间。铜棒的周身布满了落雷印纹,在末尾缠绕着粗大电缆。手上早已拨通了晖儿的手机,但我并没有说话,心中高喝“惊天雷动,迎神驱邪。”这是我与晖儿约定的信号,只要接到手机呼叫便立即将足以启动落雷阵的电流全数转向别墅。四周一片寂静,事情并没有如预想般进行下去。没有破壁而出的疾风,更没有呼啸而至的巨雷,一切都凝固在可怕的无声之中。少昊之子欠身环视了一下周围,摊开双手扬了扬眉,继而盘膝坐下,伴着铜锥的敲击低声唱道:“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那忧郁歌声竟是充满了现代曲风的韵味。此刻根本没有心情去细听歌曲,一切阵法全部失效这必然是少昊之子私下动的手脚,难道晖儿已经遭遇不测了?!十八、少昊“‘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曲哀歌尽诉王权沧桑,这周姓小子却也是性情中人。”歌罢,少昊之子抚锥叹道,“不必为你的妻子担忧,我只是将此地十里之内的时间停止凝结罢了。”“成者王侯败者寇,我败了。”少昊之子的话虽然让我安心不少,但面前的落败却是已成定局,“随便你怎么处置我,只是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朋友。”“好一句成者王侯败者寇!”少昊之子长身而起,双眼闪着逼人的光芒,“为什么要认命?!失败算什么?!王侯又都是成功者吗?!”少昊之子身周邪气大盛,冰冷且窒息的阴寒气流迅速地包围了全身,迫得我几乎昏死过去。一句话语竟激得他如此的疯狂,盛怒之下只怕我是要命丧当场了。不,为什么要就此坐以待毙?!脑中一个强烈的意识猛地冲击起来,少昊之子的话的确有理,败了就一定要认命吗?!既然他会愤怒,那这便是他的弱点!“即便再怎么不满,你也无法改变少昊一族被驱逐,你被舜帝杀死的事实。”强打精神下,我艰难地说道。这话似乎正中少昊之子的痛处,他的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忧伤的表情溢于言表:“前世之事只手遮天,后世之人以讹传讹,你们又怎会知道真正发生的一切?不过你说的也对,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难道史书记载上所说的都是子虚乌有?”少昊之子的话语似乎有些隐意包含其中,也令我听得一头雾水,“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果然是个有趣之人,死到临头却来询问我的身世。”发问间,少昊之子忽地笑了,“也罢,世上令我看得顺眼的人不多,勉强也算你一个,既然如此我就原原本本地将这一切告诉你。”一人一魂面对面地盘膝坐在了地上,在少昊之子那浑厚的嗓音下,一段上古传说的谜团渐渐揭示了开来:“这一切都要从穷奇的来历说起,那穷奇原本就是共工……”共工,实为共工氏的首领,本姓姜。上古司职的水神,人首蛇身,长着满头的赤发,出行总是骑着两条水龙。共工为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自然对农耕很重视,依靠司职水神的能力发展着当时的农耕水利,发明并教会了人们筑堤蓄水的办法。在巡视了中华大地情况之后,共工发现有的地方地势太高,田地汲水灌溉很是费力;有的地方地势则太低,一旦江河水涨便容易被淹。于是共工产生了一个想法,打算把土地进行一番改造,把高地削平,利用高地多余的土壤将低地填高,以此扩大耕种面积,同时也可有利于水利和灌溉。然而这个造福民众的建议却被当时统治人类的天神颛顼所否定了。理由很简单,统治大地的王权是属于颛顼的,所有的土地应当只听从他的分派和调遣。而共工的建议显然是自作主张,等同于公然向他的权威挑战。不过,这种私欲当然不能作为公开的反对依据,于是颛顼便以“天地玄黄,动一则乱”为理由,驳斥了共工的建议。共工心下不服,几番争辩不合后终于率众与颛顼抗争,之后这场原本是治理农业的争论竟发展成了大地王权的争夺战。由于当时的人们在颛顼的愚民统治下,很难理解共工的做法是为民谋福,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引经据典慷慨激昂的颛顼。他们认为共工平整土地,便会引来灾难,于是纷纷支持颛顼讨伐共工。共工为民请命,造福苍生的做法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反而被认为是一派邪神企图危害天下。可他却一再坚持不肯妥协,终于在不周山被颛顼逼得撞山自尽。共工死后,怨气始终不散,于是便化作了穷奇。那时的穷奇还不能听懂人们说话,当看到争吵的人慷慨激扬滔滔不绝的引经据典,便会引发它的怨气,将那人认作是颛顼而上去吞噬。吞到一半时,它忽然醒悟过来,这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于是便留下半截尸体郁郁离去。如此怪僻的行为,周而复始便被人作为了“虎头蛇尾”的典故,而穷奇也因此被定性为凶恶的怪物。少昊氏是黄帝的一脉传人,上古五帝中的第一位便是出自这一族。少昊原叫金天,一直潜心研究太昊伏羲的八卦理论,以此推算历法气象等以为民造福,因此被人们称作“少昊”。而正是因为族人将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研究上,所以统治权早早地便让给了其他的氏族。少昊之子出生在舜帝时代,自小便精通阴阳五行,对八卦理论更是了如指掌。年少的他难免有些恃才傲物,而且也十分厌恶当时所谓的君子之行,认为将自身私欲隐藏而戴上一付假道学的面具是十分可耻的。出于逆反心理,他结交了一大批被当时人所唾弃的“小人”,并与之为伍,为此也受到族长不少的责罚。为了逃避,少昊之子选择了外出游历,在路上却恰恰遇上了一只受伤的怪兽。他一眼便认出那是传说中的穷奇,虽然心下有些害怕,但出于莫名的好奇与同情还是救治了它。穷奇似乎与这位不遵君子之道的青年特别投机,竟于他形影不离。在相处间,他发现穷奇的身上满是怨气,于是便设法化解,却在无意中窥觑到了那段上古冤案。激愤之下,少昊之子带着穷奇返回了氏族,将此事告知族长并扬言要将真相公诸天下。可族长却认为颛顼与少昊氏同为黄帝一脉子孙,公布真相一定会有损先祖的声誉,劝解不成下便暗地通知了舜帝。舜帝闻讯大怒,列出少昊之子五大罪状:诋毁先祖、亲信小人、豢养穷奇、藐视王权、煽动祸乱,当即下令全族围剿追杀。少昊之子寡不敌众,骑着穷奇逃离氏族,但在逃至西北区域时,被预先设好的土坑困住了。舜帝率队赶到,施法把一人一兽禁锢坑底,用特制的铜锥将少昊之子与穷奇串胸刺杀。事后,为了严守秘密,舜帝便将整个少昊氏族放逐西部。虽受重创,可神魔之身的穷奇并没有死去,只是元气大伤。在它的帮助下,少昊之子的精魂便与之合二为一,同为一体了。……“亲小人,恶君子,可笑可叹,哈哈……”少昊之子发出一阵凄厉的狂笑,“世人只知表象却不明就里,穷奇吃的只是那些巧言诡辩人面兽心的伪君子罢了。”悲戚惨烈的故事在少昊之子淡然的语声中显得格外的震撼,那并不是一段传说故事,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这与我以往所知的真理般的知识完全背道而驰。沉默良久,我不禁自问难道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吗?这世间的是非标准难道如此不堪一击?“世事沧桑,五千多年了,你却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这些的人。”少昊之子扶着手中的铜锥道。“穷奇受禁锢太久,元气大伤,可你作为穷奇的精魂又怎么能来去自如呢?”我连忙问道,在直觉中感到了一丝杀气,难道他要动手了?“很简单,托那些贪婪伪善的世人们的福,我借助了一些人的力量动了点小手脚。”狡猾的笑容在他脸上浮现了出来,“只因贪财好物而又自命不凡,于是乎天下庸人之精气则尽为我用也。”听着不由得一愣,难道少昊之子已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布下了什么局?这个局会影响到……思索间身边忽地一寒,少昊之子的身影竟已迫在一旁,身周一片光怪陆离的碎片闪过,我竟似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不必苦思冥想了,既然你是第一个听我说那故事的人,今天索性就让你全数明白。”少昊之子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眼前一亮,周围现出一片商业繁忙的景象,他似乎用自己的能力将我带到了某个商业区的场景之中。拥挤繁华的道路两旁满是店铺和商场,一些珠宝首饰广告夸张地悬挂在大楼前。大街与小路的交错处,一些推车和地摊生意也是门庭若市。我发现在商场店铺甚至那些地摊上都有着一些诡异的光点闪动着,放眼望去,道路行人身上、汽车前窗上竟也星星点点地闪动着这种光点。那是什么东西?光点中似乎都包含着某个相似的形状,但却无法探视究竟。“你的目光倒也敏锐,现在可能看仔细些了?”随着少昊之子的话语,商场、店铺、地摊、行人、车辆上的光点被局部放大,整齐地排列在我的面前,那感觉倒像是保安监视系统的屏幕。“貔貅?!”那些光点竟然是金、玉、水晶、木等不同材质的貔貅佩饰!近些年的确很流行佩戴貔貅饰品,因为貔貅是辟邪聚财的神兽,可即便如此大规模的流行却也实属罕见,这就是少昊之子布下的局吗?“切勿因熟知而短视,你仔细来看!”一声轻喝,眼前的貔貅饰品又大了数倍,这是……穷奇?!眼前的饰品与貔貅十分相似,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虽然它与貔貅一样有着肉翅,血口大张,但身上却没有貔貅所特有的吉祥纹理;头上是一对延展至顶的尖耳,而不是貔貅所特有的鹿角;至于尾部则是盘缠在后腿之间的一条蛇尾,因有说法貔貅为龙子,所以也就误以为是龙尾。原本见过同事买来的貔貅饰品,我还曾批评说那貔貅吉祥纹理不清,且不分单角天禄双角辟邪,明显是工艺商降低手工成本,不成想这根本不是貔貅,而是穷奇!!“世人独好貔貅,只因它以钱财为食,只进不出,而且凶猛忠心可以护主。”少昊之子阴声笑道,“我只消在几个不良奸商身上做下手脚,其余的便假于他人之手了。”“引彼行而抗之,化阴阳则不息”竟然是上古最为诡异的格局!书稿记载中特别提到过的上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进西苑后,李隆基因为内心十分抑郁而身染重病,皇帝李亨也因为怏怏不乐而卧病在床时,当时身为太子的李豫的地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李豫并没有顾忌很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豫不顾李辅国的嚣张跋扈,不分白天黑夜地往来于两宫之内,悉心侍奉太上皇和父皇。对于李隆基而言,李豫算是尽了孝道,平稳将太上皇送到了人生终点,这个李隆基最为宠爱的嫡皇孙终于没有辜负于他。但对于父皇李亨来讲,李豫直到他临去世的那天,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遗憾,只因为自己的父皇在李辅国发动的兵变中惊恐过世,而自己却因为李辅国的强行软禁,不能在父皇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豫派杀手除掉李辅国后,他将杀手带回来的李辅国的一只手臂送至埋葬父皇李亨的泰陵进行祭奠,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告慰。坦白地讲,李豫的一生有诸多遗憾,他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李亨看到安史叛乱的彻底平定。生母吴太后英年早逝,让李豫过早失去了母爱,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李隆基设置的百孙院中,生活似乎并不孤单,但谁都明白无论是谁也代替不了母亲。所以成年之后的李豫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仁慈,如极度忍受三大宦官和权臣元载的嚣张跋扈,以及姑息河朔三镇的做法,表面看起来实在与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颇为不符,但在我看来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与他过早失去母爱,进而形成了一种柔弱的性格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李豫很像他的先祖唐高宗李治。除了对待父母留有诸多遗憾之外,事实上李豫的情感之路走得也是颇为不顺。对情感道路上的遗憾,李豫除了埋藏在内心之外,他还付诸实际行动想要去弥补,他的做法和李唐诸多先帝相比,颇有些感性色彩,甚至可以说不能用理智去控制。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哪个会把自己的皇后遗失,李豫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这不能怪他。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太湖流域名门,祖辈世代为官,父亲沈易直曾官至秘书监。沈氏温婉贤良,在开元二十二年被选入东宫,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赐给了广平王府,就这样沈氏来到了李豫身边,不久后成为了广平王妃。李豫和沈氏十分恩爱,一起走过了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年里两个人相濡以沫,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支持,两个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李隆基带领众人仓皇逃离长安时,除自己的嫔妃、皇子、皇孙及公主之外,其余人全都因来不及召集而丢弃在长安,这其中也包括沈氏。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沈氏被迫做了俘虏,送进东都洛阳掖庭宫为奴,后来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收复洛阳后,重新找到沈氏,当再见面时想起沈氏经历的种种苦难,李豫不禁伤感万分,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沈氏受委屈。李豫将沈氏安置在洛阳宫中,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他此刻还不能和沈氏尽叙相思之情,他必须要时刻以平叛为己任,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奋力拼杀疆场之际,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虽然李豫很快重新收复洛阳,但沈氏却不知去向。当时李豫派人四处寻找,但每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结果。随着一批批人的空手而还,李豫开始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努力地不想让脑海中涌现出那股不祥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沈氏可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想起沈氏在乱军之中,渴求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场景时,李豫总会伤心绝望地大哭起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李豫尽到了责任,但对于妻子而言,李豫显然觉得有愧于她。只是,这种愧疚是一辈子再也无法弥补的!虽然遍寻沈氏无着,但既然没有找到尸体,李豫的心中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当了皇帝后李豫派人继续到全国各地寻找沈氏,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李豫也从没放弃努力,只希望上天能够给他带来奇迹,让沈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外出寻找沈氏的特使为李豫带回一个消息,说寿州崇善寺有一个尼姑叫广澄,自己登门前来说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李豫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让人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广澄召进宫来。李豫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真的换来上天的回报,而且当他见到“沈氏”后,也确实发现这个尼姑广澄和沈氏容貌相似,只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显得过于苍老。兴奋之下的李豫本以为真的找到了沈氏,就在他准备迎回“沈氏”时,这个尼姑广澄终于露馅,在面对太子李适时,她居然不认识。经过审查核实,这个自称为沈氏的尼姑广澄原来是太子李适年幼时住在大明宫少阳院中的一个乳母,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长大成人,她是不可能认出李适的。气急败坏的李豫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冒牌货鞭杀于午门之外。直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他依然对生母沈氏存活在世上抱有一线希望,他执意派人继续在全国范围寻找,等来的却是和当年父皇李豫一样的结果——冒牌货不断。最逼真的一次,李适居然已经完成了认母仪式,结果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从外地赶到京城上奏说这个“沈太后”的真实身份是高力士的养女。李适得到消息后,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去查验,结果证实确实“沈太后”的真实身份确实是高力士的养女,只是年龄相仿,相貌十分相似,而且手指和沈氏一样都有刀伤。不过李适的处理方法和李豫不同,他下令免罪放还这个冒牌货,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宁受百欺,欲以后求得一真!”自此之后,世上再无关于沈氏的消息,李适只好追谥沈氏为睿真皇太后,奉祭服葬于埋葬李豫的元陵。……久寻沈氏未果,李豫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大历三年(768年)二月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值得一提的是,后宫之中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李豫虽然钟爱独孤氏,但在内心深处谁也不能取代沈氏的位置,甚至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册立皇后。或许是因为他恪守太子之母应为皇后的惯例,从而想把皇后的位子留给沈氏。但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有对深深扎根于自己加心中的女人,他才会做出如此举动,何况李豫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可以有诸多选择,但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这足以说明沈氏已经深深烙印在李豫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也会自难忘。独孤氏的出现让李豫的生活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独孤氏和沈氏一样,都是温婉贤良的女子,其家族为三朝外戚,独孤氏以姿色绝美而被选入宫中,受到李豫的宠爱。独孤氏为李豫生下了韩王李洄和华阳公主,尤其是华阳公主因为聪明过人,善于随着李豫的喜憎而应对,受到李豫的特别钟爱,但大历九年(775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夭亡,李豫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李豫怎么也不会想到,华阳公主的病逝为独孤氏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独孤氏仅仅在为李豫带来七年的美好时光后既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独孤氏因为思念华阳公主过度而身染重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来不及和她的夫君说上一句话便撒手西去。刚刚走出沈氏阴影没几年光景的李豫,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一阵近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李豫下令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以便天天探视。自此之后,李豫几乎每天都到内殿看望独孤氏,每次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犹如熟睡一般,李豫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唤醒她,但很快现实告诉他,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早已经和他人鬼殊途。李豫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中长达三年的时间,一直不忍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才在朝臣的一致请求下,安葬独孤氏于庄陵(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下葬的那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是被李豫的痴情而感动得落泪,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李豫目送爱妻的棺椁逐渐埋入黄土之中,虽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但那一刻李豫还是犹如被撕裂了心肺一样而失声痛哭。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在我看来,李豫虽然不知道千百年后纳兰性德会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挽词,但这首词确实最能反映李豫当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李豫一生情路波折,沈氏的不知所终,独孤氏的突然离世和华阳公主的夭亡,都让他悲痛至极,甚至完全超出了他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安葬独孤氏的一年后,李豫陷入了漫长的忧郁之中而一病不起。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豫在精神极度虚弱之中病逝于紫宸殿,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之路。因为情路波折,李豫始终在精神重压之下生活,同时也形成了他复杂的心态。千百年来很多人诟病他的政治策略,但是当你明白他的政治策略是反复平衡他那复杂心态后而作出的决定时,你就会理解这个仁慈的皇帝原来有许多不被人理解的苦衷。复杂的心态李豫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而言,都是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李豫是帝国百孙院中的佼佼者,接受了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玄宗李隆基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筹部署安排平叛工作,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进而在李辅国发动的政变中被拥戴为帝。当上皇帝后他在动乱之后努力寻求大治,改革漕运和税制是他治国中的亮点,而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不懈的追求。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的作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给人一种性格谦和、心胸开阔、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的感觉。但李豫一生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却是他对河朔三镇的姑息,因为从整个唐朝的宏观历史来看,大唐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分崩离析,河朔三镇的危害是源头之一。尽管李豫姑息河朔三镇有其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李豫作为一国之主,他本心是不可能更不愿意对危害李唐皇权的个人或势力进行姑息的。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

                      尽可能地用臂膀给她些支撑。晖儿拂去额上的汗水,一手拉过S,两人不由相拥而泣。稍事休息片刻,我与莫炎探查起周围的环境。按他的说法,古滇国是以骑兵略地冲锋,步兵列阵守护的方式战斗防卫的,两间重兵把守的墓室之后便应该是主墓室的所在,滇王也应该就在那里。整间墓室并没有什么奇特的设计,也许是自信阴墓隐蔽,水银阴毒,或是仰仗兵卒骁勇。墓室后方那坚实的石门开启之后,我们竟畅通无阻地进入了一个偌大的中堂墓室,甚至连机关暗箭之类的设施都不曾遇见。中堂墓室那高大的石壁上有着一大两小三扇石门,正中的大门上赫然雕刻着一个巨大的矛头,左右小门则分别雕着太阳和大地的图案。“大门后面是水银池,估计储存的量比先前多很多。”门后那奇怪的汩汩声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嗯,太阳门后面是火硫磺。”莫炎的鼻子不住地嗅着,“大地门后面通着河底泥浆。”“那这里不就是死路了吗?”S有些纳闷,“这么多干尸兵把守的墓室后面怎么没有滇王的墓室?”众人四散查探,中堂墓室的石壁全是固实结构,内部没有任何机关,除去三扇门后存在开启机关和一定空间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厚实的地层。难道是先前的墓道墓室中我们遗漏了什么?我对着石门不由有些茫然。“土、金、火……”我不甘心地在门前来回探视着,从右向左的五行顺序突然带来了一种预示。古代右为最先,最右是土,土生金,最左是火,火克金,我似乎已找到了其中的玄机。“土生金而固之,火克金而抑之。土火两行平衡了水银金性的锐气,加上它自身又聚阴魂养生气,那个滇王就在正门里。”我一股脑地将方才的思考陈述了出来,其他三人被我说的有些发愣,但不多会各自都明白了些什么。莫炎走近正中大门,仔细嗅了一阵,眼睛忽地一亮:“说的对,水银上有东西。”我立刻走上前,静心聆听,在水银微动的汩汩声中还有着一种难以辨别的碰触声,水银上漂浮着的形状渐渐在脑中清晰,那东西是……船!“古滇贵族多兴土葬,只有花腰傣族兴水葬。”莫炎沉思道,“花腰原就是古滇王族,这船里应该就是滇王。”兴奋之余一个莫大的难题却出现在了面前,滇王虽然就在门后的水银池上,可该如何避开水银安全到达船内。这个石室中储存的大量水银已不是我驭金的能力所能控制得住了;遁鬣在尸水墓墙前受伤后化作精气来帮助我们步行进入墓室。滇王近在咫尺,我们却已束手无策。“莫炎,你还有什么虚兽可以帮助我们进去吗?”S问道。没有回答,莫炎无声地摊开双手,摇了摇头。“亦凡,‘水银泻地’的下一句是不是‘无孔不入’?”晖儿望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什么。“是的,我让它自己造几个孔来入地。”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笑着示意他们退后,意念快速集中向门后的水银。伴着轻微的碎石声,门后的水银汩汩作响地波动起来,墓室中回荡着微弱的震动,不到十分钟的样子石门后便传来一声碰撞。与此同时,莫炎一个闪身来到正中石门前,用力旋动了门侧那凸显的条形机括。石门隆隆升起,一片深邃的黑色空间徐徐出现在面前。数个拳大的灵火球疾射入内,嵌在石壁上幽幽闪动驱散了黑暗,空旷得难以想象的石室中,一艘巨大的石舫正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快步来到石舫前,莫炎攀着舫体的雕纹几下便翻了进去,转身抛下一道银色长索将我们逐一拉上甲板。这石舫约摸有半个篮球场大小,舫体正中是一座约摸三米多高的舫楼,正对舫头的楼门微微开启着。推开楼门,底层舱内错落有致地遍布着石制的桌椅,一些用来陪葬的珠宝玉器在水银蒸气的侵蚀下早已不复辨认,只能依稀看到原本的形状。小心地沿着舫内石梯来到上层,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大的舱内,镂空雕花的石门应该是通向后面的主舱,但却被六具干尸挡在了身后。从体形来看,它们比先前的兵卒、将领要高出许多,体格十分的健壮,身上披着那种古怪的象皮甲胄,手中的青铜狼牙棒竟是奇特的八棱柱形。见我们走出石梯口,干尸口中齐齐发出沉重的嗬呼声,三前三后地交换了下位置,手中狼牙棒虎虎生风地摆动了起来。莫炎冲我丢了个眼色,走上前去,双手摊开作势,一片火光腾然闪现。那些干尸被惊得一愣,还未回过神来手中的狼牙棒便已脱手而出。扑扑数下闷响,干尸的头颅被狼牙棒击得粉碎,高大的身躯直直倒下。莫炎合手一挥,火光过处干尸化作无数焦块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地上。干净利落的配合下没有造成任何大响,虽然可以觉察出石门后只有四具干尸的形迹,但出于稳妥考虑还是尽可能不去惊动它们,毕竟滇王的身边不可能只有六名侍卫,也许另有什么安排。从石门的镂空处偷偷望去,主舱内陈列着一些青铜器皿,正中则摆放着一张宽大的石案,上面铺放着残破的布帛。案后端坐着一具佝偻干尸正在那里查看着布帛,举止间似乎满是得意,并不时地拉过身旁的两具干尸搂抱抚摸着。心下一阵作呕,两具干尸的服饰是女性装扮,估计是滇王殉葬的后妃,也许生前是倾国倾城,但现在看来实在是恶心之极了。石案旁侧站立着一个身披青铜甲的高大干尸,威风雄武的气势似乎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在它手中紧紧攥着一把青铜长矛,矛头的两侧悬挂着两个饰物,看形状应该是两个吊起的人形。看来这将军就是保卫滇王的最后一道关卡,而那具佝偻干尸便是滇王了。“喀喇”,干尸将军身上的青铜甲扭曲了起来,涨鼓地向外长了几寸。那干尸将军不由低头看了下,青铜甲忽地向内猛缩,顿时将它两肋的骨骼挤断了数根。紧接着一阵扭曲,青铜甲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态横向旋扭了起来,只拧动了数下,那干尸将军便在一片莫名中被身上的铠甲绞成了几段。这自然是我动的手脚,但还要归功于它身上的青铜甲。这身原本应该是古滇国最高级的军戎护甲,此刻却成了绞杀的工具,这不免有些讽刺了。“自作聪明,退后。”一旁的莫炎突然叹道,两手左右一抓,身子急速往后退开。晖儿和S在他拉动下身形往后疾退,我一时不知所措,兀自迟疑的时候面前已升起一道火墙。火光中,忽地瞥见干尸将军那碎裂的身体正在地下不断扭动,里面竟缓缓爬出了三个一尺来长的婴儿……六、异巫奇蛊滇池下的千年古墓,一具干瘪碎裂的尸体中,居然爬出了三个身长尺许的婴儿。面对如此诡异的场景,脑中却迸出了一个莫名的反应——难道我杀了一个孕妇?!那三个婴儿浑身雪白,胖乎乎的样子着实可爱,我心中猛地一惊,干尸里怎么会有活生生的婴儿,而且行动间似乎过于敏捷了。面前的火墙呼地猛涨,我下意识地后退,却发现自己正要推开石门。有力的臂膀自身后伸来,一把将我拉退数尺。“亦凡,你怎么了?”晖儿扶着我急切地说道。“那干尸手里的是不是吊人矛?”S伸头向石门里张望着,“滇王就在里面,赶快进去把东西拿出来吧。”莫炎一声不吭地在周围挥起了几道火墙,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石门内,仿佛正在等待着什么。“呱……呱……”石门镂空处窜出几道白影,跳跃起落的速度异常之快,腾烧的火焰对它们似乎没有任何的阻碍,只几下便已迫近我们身边。白影嘎然一停,竟是刚才那三个婴儿。浑圆的头部有些偏大,四肢短小却有力,暗红色的眼睛不断打量着我们,微张的口中露出一排锐利的牙齿。直到现在这个距离我才清晰地发现,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婴儿,而是三个身高一尺多的白色小人。“用金属筑个防护层。”莫炎低声喝道,手中挥出一片火刃。我不敢怠慢,一批十字刀刃立刻在众人周围形成。呼呼几声,刀刃在空中自行旋转,一片密不透风的防护层将我们笼罩了起来。那三个小人并没有被虎虎生风的刀刃吓到,相反却十分有趣地靠近了刀圈,其中一个竟伸出手臂直接插入了飞舞的刀刃中。“咯”地一声脆响,小人被震退了半步,似乎愣了愣神,那短小的手臂丝毫无损,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击中它手臂的十字刀刃居然断成了数片,纷散的碎片击打在其余的刀刃上向外飞射而去,其中几片打在了另外的两个小人身上,却对它们毫发无伤。这三个小人难道是金属做的?讶异之下晖儿和S举枪向它们射击,小人接连中枪翻倒在地,但不多时又爬起身来,拔下那些嵌在体表的枪弹丢入口中,咯咯作响地大嚼起来。“夸张,这也太离谱了吧?”S又向小人射了几枪,“这是什么东西,都成金刚不坏了。”“是失传的神木蛊童。”许久没有作声的莫炎突然道,“金刚不坏还算好的。”他话音刚落,那蛊童已腾跃了起来,一片金属碎响不断,布下的十字刀刃已全数碎开飞落四周。我全力控制住众人的周围,以免被碎片伤及。混乱中一股暗色的火焰蓬然掠过,蛊童见状转身反跃躲过火焰,落在地上恰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将我们围在当场。“呜啊~~”蛊童的口中发出奇怪的声响,全身乱颤起来。一股乌色的液体从身上渗出,随着手脚的抖动洒在了地上。那液体只落下了星点的几处,像似有生命地自行蠕动着,线状地在周围分布开来。液体中隐隐冒出了几个豆大的圆点,豆芽拔苗似的疯长着,只眨眼功夫就变成了一丛斑斓夺目的蘑菇。几处蘑菇不断蔓延生长,快速连成了一片,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便被这些五彩的蘑菇团团包围了起来。莫炎的鼻子急速地抽动了几下,眉头一紧,双手互拍火光顿闪,空中无端出现了一群栗色的动物。那些小东西像似微型版的鹿,却又长着一个兔头,忽闪的眼睛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上的蘑菇。更让人称奇的是,它们身后的长尾正飞快地旋转着,仿佛直升机般悬在了半空。就在这时,地上的蘑菇噗噗地一连串炸开,喷飞的蘑菇孢子涌起了团团灰色烟雾,无风自动地向我们涌来。莫炎口中吱喳一声,那群小家伙立刻蜂拥着迎了上去,纷纷张开嘴巴大口吸食着那些蘑菇孢子,一会的功夫便将空中弥漫的灰色消灭得干干净净。耳鼠!我猛然想起,这群兔首鹿身旋尾飞行的小家伙就是可禁百毒的耳鼠。难怪莫炎面对如此众多的奇异毒菌却毫不慌张,原来他还藏着这么一手。那些耳鼠在吸食了蘑菇孢子之后似乎余兴未尽,转又扑向了地上那片斑斓的蘑菇丛,津津有味地在那里大嚼特嚼了起来。蛊童对这些耳鼠好像有些顾忌,眼睁睁地看着蘑菇丛在它们的啃食下迅速消失,却没有作出任何的反应,只是无奈地在那里来回走动着。地上的耳鼠很快便吃完了那些蘑菇,整个鼠群再度飞在半空,迅速地将那三个蛊童逼成一团包围了起来。蛊童不断挥臂驱赶着扑来的耳鼠,却似无力进攻,雪白的身上显出道道乌黑的伤痕,这耳鼠的牙齿竟然比刀剑还要坚硬?“现在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众口铄金了。”S打趣道,眼前的局势已完全扭转。“这些耳鼠是克制毒物的专家,如果蛊童不怕它们,那就该我们担心了。”我回道。莫炎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眼睛紧盯着前方,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去注视蛊童的行动,而是远远地望向主舱内。舱内的滇王此刻丝毫没有被身边的变故所惊扰,依旧悠然自得地欣赏那块残破的布帛,身边的后妃在它的搂抱下不断作出谄媚妖娆的动作,让人看得不禁作呕。不对!那滇王身边的后妃怎么少了一个?!我下意识地向内张望着,却见一个黑影闪到了门前。晖儿?!门前站立的那个黑影正是晖儿,不知她是什么时候从我身后过去的,耳边居然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啊!”S在一旁忽地大叫起来,只见那个失踪了的女干尸自石室的顶上倒吊下来,干瘪枯瘦的脸部几乎紧贴在她面前。不过,这干尸已无法作出任何举动,一双布满黑色火焰的手正死死地拧住了它的头颅。“小心你老婆!”莫炎低吼一声,双手发力,干尸的头部被他硬生生地捏碎成了几块。晖儿静静地站在门前,眼睛温和地望着我,那样子并没有什么不妥。但那三只被围攻的蛊童此刻却正依附在她的身旁,原本漫天飞舞的耳鼠早已不知去向。“晖儿!”我叫了一声,她微笑着点了下头,却没有回应,嘴唇张合间竟曼声唱起歌来。清越甜美的嗓音早已熟悉,可现在却带着一丝难以抗拒的诱惑,恍惚间眼前掠过昔日和晖儿一起的美好时刻,那一幕幕幸福的场景不住地牵动着我,脚下不禁迈开步子缓缓向前走去。“你俩清醒点!”莫炎的怒吼将我拉回了现实,他双手紧紧拉住我和S的胳膊,呼吸似乎有些沉重。那三个蛊童正站在晖儿身前,露出满口利齿作势欲扑,如果不是莫炎拉住我俩,恐怕这会已经被它们撕开了喉咙。“花腰歌蛊?”我脱口而出道,“晖儿怎么会……”“刚才那女尸是古滇祭巫。”莫炎平息了一下呼吸,“你老婆中了猎魂巫。”“什么?!”古怪却寓意明显的巫术名字让我险些跳了起来,“这……我……有办法救她吗?”“你们看晖儿的手!”S砰砰两枪击退了企图偷袭的蛊童,冲着我俩大叫道。“能制服她就有救。”莫炎冷冰冰的丢下一句,身子往前闪去。晖儿的双手正左右张开着,脸上依旧带着微笑,但手指上却诡异地长出了几条赤红色的小蛇,在那里狂乱地扭动着。见莫炎上前,晖儿右手猛地一挥,几条赤色小蛇飞射向他的胸腹咽喉,紧接着左手向我和S连挥两下,一片红色扑面而来。飕飕几声,地下落满了红色的碎片,几道银色的金属丝在我身周轻轻地游弋着,一片黄土立即包裹住那些碎片,猛力挤压中泛出了暗红的色泽。莫炎并没有躲闪,双手同样左右张开,浑身一暗,竟燃起了黑色的火焰。那赤色小蛇触及火焰顿时僵硬,跌落在地上化作片片飞灰。正要逼近上前,晖儿却嫣然一笑,轻盈地旋身转舞起来。旋转间,无数寸许的竹篾射向我们。莫炎挥手一拢,部分竹篾散落,但又弹动着从地下射向他的身体,密密麻麻地将他围在当中,只是摄于黑色火焰的威力无法靠近。金属丝舞动得异常快速,竹篾在切割下早已断成了数节。可那些断片却像有生命一般继续攻击着,很快便将纤细的金属丝卡断了几根。黄土飞舞着在身边围绕起来,大批竹篾射入了土中,马上被完全禁锢。我狠狠地用意识将黄土固实成一个硕大的土块,继而用金属严实地密封了起来。莫炎那里的竹篾终于按奈不住攻击起来,他身上的黑色火焰怪异地流动着,似乎产生了一种粘稠的感觉。竹篾不断被黏住焚毁,在火焰的高涨下,身边的包围很快便被瓦解。紧跟几步,我生怕莫炎出手太重伤及晖儿,却见那三个蛊童怪叫一声,临空扑向我们三人。晖儿也轻笑了一声,甩动长发,乌黑的发丝直直射来。两相配合下,我们不明就里,身子快速后退。但发丝却并没有射向我们,而是出乎意料地钉在了空中的蛊童身上,它们那白色的身体顿时萎缩了下去,迅速干枯的身体落在地上摔得粉碎。蛊童的身体碎片在地上不断颤动着,一种不祥的感觉爬上了我的心头。还未来得及招呼莫炎,便看到那些碎片竟长出了一些根须。地面上很快就被这些白色的根须所覆盖,一株株细长的白色树干奇迹般地在身周长出,那树干的枝杈上竟飘动着大蓬乌黑的丝状物体。树干微微颤动,丝状物纠缠着卷向三人。我挥出数把刀刃,想斩断它们,却被横生出来的树枝挡住,叮当作响地弹射开来。心想不妙,随手凝出一把弯刀递给S,我在面前横出一根遍体尖刺的长棍来。丝状物袭至跟前,棍体上的尖刺突地长出数寸,恰好与它们纠缠在了一起。长棍一阵旋转,大股丝状物卷在了上面,棍体的尖刺又长了数寸,忽地变作锋利的刀刃,上下交错地横切起来,纷飞间,乌黑的断丝落满一地。一旁火舌撩动,树干上已挂满了干枯焦黄的丝状物,看来莫炎的黑色火焰的确威力不凡。但他的脸色却不太好看,呼吸渐渐沉重起来,一贯挺直的身体也有些佝偻。轻柔的歌声传来,晖儿在门前跳起了一种柔媚的舞蹈。妖娆扭动的腰肢,柔若无骨的手臂在歌声中起舞,那舞姿说不出的曼妙醉人。可我们却无暇观赏,身边的白色树干此刻正随着晖儿的舞蹈诡

                      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

                      a片在线免费看网站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镶白旗、镶黄旗、镶蓝旗。八旗每个旗是七千五百人人,共六万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归努尔哈赤直接统率,剩下五个旗由亲王率领。皇太极时将蒙古人和归附自己的汉奸部队编为蒙古八旗和汉八旗(1949年划分民族成分时,汉八旗也被划分在满族人里了)。此时健在的李成梁是努尔哈赤称帝的唯一顾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90岁的李成梁去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八旗贝勒尊奉努尔哈赤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定都赫图阿拉(辽宁抚顺市新宾)。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第二章“七大恨”真相称帝后的努尔哈赤半刻都没有停歇,《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经常夜不能寐:在枕上默思诸贤良忠勇之臣,孰已跻身青云,孰尚辱在泥涂,孰四十无子而无力纳妾,孰壮年丧偶而无力续娶,更念国中家资殷实者有几,而穷饿垂绝之人,何其众多,故每寝兴即以妻妾牛马衣食赐人。想来也是,正因为努尔哈赤天天睡不着觉,他才能两次躲过夜间刺客的暗杀。我晚上也时常睡不着觉,原因就是写这部书,考虑怎样把最真实的清朝历史展现给大家。努尔哈赤称帝后为了防止脱离群众(仅限于女真群众),也开始走群众路线,他下令将自己的宫殿门外种两棵树,百姓有想说的话,就写下来挂在树上,然后由卫兵送到自己手中,自己再看,以便自己时时刻刻了解民情。1583年开始,三十多年的战争努尔哈赤每战必胜,从来没有一次失败,然而他丝毫不敢懈怠,努尔哈赤说:“自古以来身为君主,没有丰衣足食而突然败亡的,如果有,难道不是因为奢侈吗?朕认为人的祸患,不是外来,而是来自自己,所以朕小心翼翼,不敢稍有放纵。王公大臣们应该恪尽职守,方为尽分内之事,若玩忽职守,不知勤奋,只知贪人钱财,吃人粮食,徇私包庇,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就是害朕的大盗,祸朕的厉鬼,朕必奉天命而杀之。有元首才能有股肱,如果没厨子,朕岂不是要亲自烹调?如果没有仆役,朕岂不是要亲自奔走?朕治理国家靠的是群臣辅佐。尔等身受国恩,如果还不知足,仍然贪赃枉法,是获罪于天呀!向来我国征发,所有俘获,虽不是都释放,当杀者杀之,当罪者罪之,然而对无罪之人,也未尝妄加诛戮。”——那么努尔哈赤对无罪之人,真的“未尝妄加诛戮”吗?后面的历史将见分晓。努尔哈赤从不放纵自己,几乎不喝酒(清朝皇帝大多不喜欢喝酒),他曾说:自来未闻饮酒之人于饮中得何物,于饮中增何益。饮酒者与人争斗,以刀伤人,反自害其身者有之,或坠马伤其手足折其颈项而死,或纵酒成疾而死,或扑于道路而失衣帽,或得罪于父母兄弟,或恃酒力而碎坏器皿,消乏其家业者有之。无量者饮之丧身,有德者饮之败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还有很多不为人熟知的爱好,他好下棋,有精湛的围棋棋艺,方寸之间演绎着战场的格杀。他还能歌善舞,朝鲜人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里说,努尔哈赤在接待自己的宴席上曾亲自弹琵琶,耸动身子跳舞。努尔哈赤实在太强大了,一刻未敢懈怠的他在称帝后对剩下的女真各部继续蚕食,收抚了野人女真,至此除叶赫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从姥爷王杲被明朝凌迟处死开始,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四十三年的向大明王朝翻脸、为父祖报仇雪恨的梦想终于到了实现的时候,针对如何对待明朝时,努尔哈赤说:“要砍粗壮的大树是不可能一次砍倒的,可以先修去它的枝干,再一斧一斧地砍它的主干,等主干变细时才能把它推倒。”“南京、北京、开封不是一个人的地盘,应该让女真和汉人轮流居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对女真内部的新年献词中说:“我意已决,今年必征讨大明国。”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誓师,公然向明朝宣战。七大恨的内容有许多版本,现在大家熟知的是乾隆年间篡改后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的版本,译成白话如下:(一)我的爷爷、父亲没有损害明朝的一草一木,明朝却无端起衅边陲,把他们害死了。(二)明朝虽然挑事,我还想修好,我与明朝立碑,满汉人等不许越过疆界到对方地盘去,敢有越界的就诛杀,有看见越界者而不杀的,那么就将放纵越界者的人治罪,而明军违背盟誓,越界帮助叶赫打我。(三)明朝在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越过边界,抢掠我们,我们按照此前的盟誓将越界者诛杀,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杀,我派使臣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与明朝交涉,可明朝却把他们十人全在边境杀了。(四)明朝越过边境派兵帮助叶赫,使得叶赫把许配给我的女人嫁给了蒙古。(五)柴河、三岔、抚安历代都是我们的地盘,这些田地里的谷子都应该是我们的,但明朝却不让我们收获,把我们女真人从此三地赶出去。(六)叶赫有大罪,获罪于天,明朝却偏袒他,派使臣骂我们,肆行凌辱。(七)当初哈达帮助叶赫部两次来侵略我部,我击败了哈达,俘虏了他们一批人,明朝胁迫我们归还哈达部众。列国之相征伐,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战死者复生,被俘者逃还?苍天让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那就是天下共主,为什么唯独跟我国结怨?现在明朝帮助遭天谴的叶赫部,违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因为努尔哈赤的原始版七大恨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原貌的是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咱们比较一下看看两个版本的差距,这个版本译成白话内容如下:(一)我的祖宗向明朝进贡,忠顺已久,明朝忽于万历年间对我的爷爷和父亲无罪加诛。(二)癸巳年(1593年)南关(哈达)、北关(叶赫)、乌拉和蒙古的几个部落,共九部进攻我们(古勒山之战),明朝因为与自己不相关,于是袖手坐视,还好,我们靠皇天的庇护,击败各部,还乘胜反攻,攻破南关,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自讨伐,我们很听话,退兵了,后来北关攻南关(1599年叶赫部攻掠哈达部),大肆掳掠,可这时明朝却不管了,我国与北关都是外番,为什么待遇截然不同,明朝这样做怎样怀服各族?(三)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恐怕因为我爷爷和我爸被明朝杀害,明朝怀疑我有背叛之心,因此我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女真人私入境内者杀”。可是后来汉人出境外,来到我们的地盘挖人参,因为人参这些山泽之利是我们生存的根本,所以我们向明朝上级屡次禀告,但明朝置若罔闻,于是我们不得已遵循此前立碑盟誓的内容,杀了所有来到我们地盘的汉人。虽然我们是杀汉人了,但我们的做法是在遵守盟誓,不是有意要欺瞒背叛明朝。此时正赶上辽东新巡抚上任,按例我们应该派人祝贺,于是我们就派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来道贺,但明朝上级却把我们去祝贺的人扣押了,说让我们拿这十个人给因越境被杀的汉人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四)北关(叶赫)与建州是同种,两家发生矛盾,明朝可以公事公办,为何给北关兵马、火器,让他们来打我们?真让我们伤心。(五)北关老女东哥是早年就跟我定亲的,后来他们不愿把这个女人嫁给我了,但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明朝却帮助北关把这个女人改嫁给蒙古人。像这样的耻辱,谁能甘心忍受?(六)我部二百年来一直在这居住,可是明朝听信北关(叶赫)的谣言,发兵逼我们后退三十里,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七)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并不曾稍有图谋不轨,可是明朝却派一个叫萧伯芝的人来对我们大作威福,用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我们。两相对比,大家看出来点门道没有?第一条没变化,《太祖武皇帝实录》版的第五条就是乾隆版的第四条,其他就差远了。第三条明明是明朝要努尔哈赤拿十个人偿命,到乾隆版就直接成了明朝杀了十个人。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是承认历史上其祖先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一直是从属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所以有如下言辞:“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而到了乾隆年间的版本,此类言辞全部被删除,清朝将后金政权及其祖上完全描绘成与明朝中国并列的另一个国家,其与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抹杀了女真祖上二百年间臣属明朝的事实。而乾隆新版七大恨真是如疯了一样,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说白了都是恨叶赫,难怪日后叶赫那拉手中把清国给废了,也是天道好还。七大恨中这四条内容实质是完全重复,完全是意思拆来分去,变换字眼,清政权在篡改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愚昧疯狂心理,也足令人喷饭。乾隆版七大恨完全是假的,没有辩论价值,那么《太祖武皇帝实录》版呢,努尔哈赤说的都是真的吗?努尔哈赤的七大恨究竟有理还是没理,咱们一条一条看,还历史本来面目。第一条,努尔哈赤的爷爷、爸爸被杀,的确是真的。这一条有理。第二条,这条说的是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实力越发强大,海西女真各部为了遏制其崛起势头,先下手为强,对努尔哈赤发起进攻。叶赫部向努尔哈赤索要土地,努尔哈赤不给后,叶赫部出兵,最后叶赫部联军战败,所以这一仗努尔哈赤占理。至于明朝责备努尔哈赤擅自讨伐,就是血口喷人了,前文已述,李成梁只是让努尔哈赤不要再打了,并无责备他擅自讨伐之意。而明朝后来对于哈达部和叶赫部的混战不插手也是事实,这点努尔哈赤就有些无理取闹了,明朝政府很忙,对于两个部落间的事,只要不闹得太大,大体上按惯例是不插手的,此前插手努尔哈赤与叶赫部的纠纷只是李成梁因自己与努尔哈赤私人关系的善意提醒而已。总之,这一条中,论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占理,但从本条整个内容来看,努尔哈赤没理。第三条,努尔哈赤和辽阳副将吴希汉所谓的“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满人私入境内者杀’”,这只是一个地方副将与努尔哈赤的盟誓,从来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努尔哈赤本身就是大明正式在编的二品武官,大明的国土什么时候成了他的私人领地,还来个不得越界?普通汉人挖人参都被杀死,还有王法吗?此时努尔哈赤建州女真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其实就是吉林省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你在吉林省与辽宁边界设界碑,说辽宁人越过界碑进入吉林的杀,吉林人越过界碑进入辽宁的杀,这不很可笑吗?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没理。第四条,这一条指的是明朝1615年在努尔哈赤因为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要派兵攻打叶赫时援助给叶赫部的兵马与火器。这一条努尔哈赤算是占一半理,因为明朝在这次的确偏向叶赫部了,而之所以说努尔哈赤只占一半理,是因为明朝此前李成梁在的时候,兵马、火器没少给努尔哈赤。只许给你武器,不许给别人武器,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占一半理。第五条,这条说的跟第四条其实是一件事,都是1615年明朝帮助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的事。这一条“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这句话绝对是瞎扯,前面已详述,东哥在拒绝嫁给努尔哈赤后,先后被许配给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和蒙古共5个人。东哥的问题的确是一本烂账,但明朝帮助叶赫部不把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也的确不是完全客观公正的。总之,这一条姑且算努尔哈赤占理。第六条,这一条其实就是乾隆版七大恨的第五条,本条真相前文已经叙述,柴河、三岔、抚安什么历代都是你们的地盘,这些土地历代都是哈达部的地盘,明朝通过叶赫部得知真相后令努尔哈赤退兵,完全是正义之举,至于什么“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则纯属努尔哈赤虚构,在史书中无据,发布七大恨时距离本条事件的发生时间1599年已经二十年了,努尔哈赤觉得大明朝很忙,可能早已忘记此事,便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番。总之,这条努尔哈赤没理。第七条,历史没有其他旁证,存疑。这样逐一分析,这七大恨只有两条努尔哈赤占理,一条占一半理,三条没理,一条存疑,这才是努尔哈赤七大恨的真相。第三章萨尔浒,逆袭之战发布七大恨后,努尔哈赤进军抚顺。明王朝此时虽然已经腐朽,但对努尔哈赤来说仍是庞然大物,他有些不敢下口,担心被明朝这头狮子吞掉。进军抚顺是努尔哈赤用兵三十五年来第一次与明朝正面交锋。多年为臣,一旦为寇,又令他胆怯,数年来他一直明着俯首称臣,暗里伺机窥探,此时征战在即,他却犹豫起来,他感到没有把握。大军出发之日下雨了,这雨加重了努尔哈赤的心理负担,他说:“阴雨之日不便前进,可退兵。”这种不可思议的命令完全不像出自努尔哈赤之口,他是个从未对流血有恐惧的战争强人,生就一副钢筋铁骨,然而这次他的确心虚了。当然努尔哈赤在心虚中不会想到,他起兵与明朝分庭抗礼,正式宣布未来的清朝成为独立政权的地方——抚顺,竟在三百三十二年后成为他的第十代孙溥仪作为战犯被关押的地方,清朝兴起的地方就是清朝末代皇帝被关押的地方,历史惊人的巧合,清朝以抚顺始,以抚顺终。清朝是个巧合很多的王朝,除此之外,清朝总共有两个摄政王,一个是多尔衮,一个是载沣,多尔衮时顺治入关,载沣时溥仪退位,清朝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清朝入关时是一个叫洪承畴的福建人带路,溥仪1931年出关去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时是一个叫郑孝胥的福建人带路,清朝可谓以福建人始,以福建人终。不说这些了,言归正传,努尔哈赤纠结之时,其子代善说:“我军既已进入明朝境内,马上退回,是要与明朝重修旧好吗?我大军既已征讨明朝,岂能退回?何况下雨又有何妨?正好可以麻痹敌人呀!”代善的话打动了努尔哈赤,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七大恨已经发出去,就已经把自己的退路断了,自己与明朝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了,于是努尔哈赤开始行动了,他向遏制后金的两支犄角——抚顺和清河举刀砍去。努尔哈赤率军来到距抚顺二十里之地,范仲淹的后代范文程来投奔他,并献计以书信劝降抚顺守军,被努尔哈赤采纳。劝降书写道:“明朝发兵疆外,帮助叶赫部与我打斗,我现在兴师而来。你不过抚顺一游击之将,纵敢与我战,必不能胜。听闻你平素以才智自称,应该识时务。我国现正广揽人才,如果你投降,定当与我国一等大臣并列,结为婚姻,多加恩养。如你不降,最后一定身中万箭而死,死又何益?如果你降,我大兵绝不入城惊扰。如果不降,我军入城后,男女老弱一个不剩!千万别以为朕(已经以皇帝自居)是虚喝高声吓唬你!”抚顺守将李永芳在看见劝降书后,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女真人假扮商人混进城内。当夜皇太极率五千精兵抵达抚顺城下,吹起了胡笳,凄厉的胡笳声在城内外回荡。这是向城内女真人发出的暗号。突然城内烧起了熊熊大火,皇太极率军架云梯攻城,里应外合,李永芳当即投降。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投降后金的将领,其父给他起名时本想让他永远流芳百世,不曾想他却成为遗臭万年之人。抚顺失陷后,广宁总兵张承荫率军来收复抚顺。努尔哈赤问李永芳:“张承荫这人怎么样呀?”“是员勇将。”“既是勇将,想必不会投降,不如先发制人。”于是派兵迎敌,张承荫所部也是不弱,两军从中午打到傍晚。忽然一阵大风从西北吹来猛扑明军,明军支撑不住,随后风越刮越大,把明军的旗子卷走了。后金军顺风如泰山压卵般扑向明军,张承荫忙率兵撤退。忽然侧面闪出一将,大呼:“多铎在此,敌将还不快下马投降?”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儿子,原来努尔哈赤见无法取胜便让多铎从侧翼迂回。张承荫腹背受敌,无心恋战

                      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

                      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

                      “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

                      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记王朝第四章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

                      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

                      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

                      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

                      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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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

                      就会来到。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从那个老傻瓜那里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肯定了的。”第三十三章晚餐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是马基雅维里一行自从离开伊莫拉之后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晚饭。巴托罗缪从佛罗伦萨带来的香蒂葡萄酒品质也很不错。酒足饭饱之下,马基雅维里变得热情洋溢起来。他说了不少下流的笑话,讲了一些淫秽的故事,他三分下流,七分粗俗,讲黄段子的兴致高昂。他让巴托罗缪笑得前仰后合,两肋都笑痛了。所有的人都有些微醺之意。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事在意大利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多富于想像力的意大利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发生了的事。巴托罗缪非常想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第一手的事实,马基雅维里在心情大好之下,也十分愿意满足巴托罗缪的愿望。就近来发生的事件他已经写了三到四封信报告给执政团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事件的性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出使期间,至少有一封函件没能送回佛罗伦萨。他对于所发生的各个事件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也从接近瓦伦丁诺公爵的人士那里搜集了不少细节,到现在为止,对于那些曾经一度让他困惑的事情,他已经是刨根问底地全搞清楚了。他讲述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维泰洛佐离开卡斯泰洛城堡前往西尼加利亚时,他召集家人和朋友以便向他们辞行,好像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委托朋友们照看他的房子和财产,并关照他的侄子们要牢记他们祖先的各种美德。”“如果他知道此行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城堡呢?”巴托罗缪问道。“他又如何才能逃避他的命运呢?我们整天想着让别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我们计划着让事情的发展顺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努力,我们出力,卖命,流汗,但是到头来不过是命运手中的玩物而已。当那些将领被逮捕时,帕格洛·渥西尼开始抱怨公爵两面三刀,维泰洛佐唯一的责备是:“你看你犯了多大的错误。由于你的错误,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如此糟糕的困境。”“他是一个流氓,早就该死了,”巴托罗缪说道。“我卖给他一些马匹,但是他从来没有付过钱。当我向他要钱时,他告诉我到卡斯泰洛城堡去取。我当时就决定认栽了。”“你的选择是明智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在揣度着,那个又老,又疲,又病的冷酷无情的人,在被逮捕之后,被捆绑在椅子上,和奥利维洛托背靠背地坐在一起,最后被米盖洛托用手掐住喉咙而死,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家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米盖洛托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家伙,他会和你喝上一瓶酒,和你说上一些淫荡的笑话,在吉他上弹奏一些奇怪的西班牙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吟唱那些来自西班牙的野性的,悲哀的歌。很难想像他会是那个你所知道的杀人的野兽。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去了结别人的性命时,他又得到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惧的满足感?当想到日后公爵把这个人利用完了之后,会毫不在乎地像宰杀他那忠实和被信任的助手拉米洛·德·罗尔卡一样解决此人,马基雅维里不禁微笑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嘟哝着说道。“也许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在说谁呢?”巴托罗缪开口问道。“当然是说公爵啦。除了他我还能说谁?他用如此天衣无缝的狡诈手段清除了他的敌人,旁人只有惊叹和钦佩的分儿。那些用颜料和画笔的画家们经常吹嘘他们的画作,但是和那些以活人为颜料,计谋和狡诈作为画笔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公爵是一个行动派,是个急躁冲动的人物,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小心翼翼地,耐心地将他完美的战略成功地付诸行动。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让他的对手们揣测他的意向;他利用他们的恐惧,利用他们之间的嫉妒和猜忌,他使用诡计迷惑他们,他用虚假的许诺愚弄他们,用层出不穷的手段离间他们,其结果是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和佩鲁贾的巴利昂尼抛弃了他们。你看到了结果对巴利昂尼来说是多么地糟糕,而本蒂沃留的结局还在后头,根据自己的需要,公爵一会儿可以是友好和亲切的,而一转身又可以是严厉和带有威胁性的。但不管怎样,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一切是伪装欺骗手法的杰作,这一事件将因为它计划之缜密,贯彻之完美而流传后世。”巴托罗缪作为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正要开口,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没有讲完他要说的话。“他已经为意大利除去了祸害国家和人民的小暴君,接下去他会做什么?在他之前有另外一些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上帝拣选出来拯救意大利的,但是在各种力量和行动相互作用的历史大潮中都被命运无情地抛弃了。”他突然站起身来。他已经对这个晚宴感到厌烦了,不打算听巴托罗缪那番即将到来的老生常谈。他感谢了他的慷慨招待,在他忠实的皮埃罗的陪同下,回到了客栈。第三十四章第二天,当巴托罗缪处理完了生意上的事之后,他就沿着通向佩鲁贾的路回家去了。稍后马基雅维里带着皮埃罗和另外两个仆人与一班公爵的手下,骑马出城去迎接佛罗伦萨的使节。当这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大使卸下旅行时的装束,换上一个有身份的佛罗伦萨人所穿的体面的正装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着他到城堡中去向公爵递交国书。马基雅维里归心似箭,但是他在没有向新大使介绍完他所应该认识的人之前还不能随便就走。在公爵的宫廷中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基雅维里要向他的继任人介绍某个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这个人会期望得到什么样的酬劳。他必须要告诉新任大使某人的可信程度是多少,另外一个又是如何地不可靠。尽管乔科莫阅读过马基雅维里写给执政团的所有报告,但是还是有许多情况马基雅维里没敢在信里面汇报。因为信件在中途被截留检查的危险一直存在着。于是他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来亲自介绍那些新大使必须了解的大量情况。结果是他六天以后才可以踏上回乡的路程。旅途很长,路又不好走,也不是十分安全。为了要在天黑以前尽可能地多赶些路,他决定早点动身。于是他黎明就起了床,没花多少时间就穿好了衣服。用人们从楼上拿来了昨夜就已经打包好了的马褡裢,不一会儿客栈的女主人就出来告诉他一切都已就绪,他可以走了。“皮埃罗和马匹在一起吗?”“没有,大人。”“他在哪儿?”“他出去了。”“出去了?哪里?为什么?讨厌的家伙,难道他不知道我讨厌等人吗?快派一个我的仆人去把他找来,要快。”女店主慌忙去执行他的吩咐,走的时候连门都没有关上。当门再次被推开时,皮埃罗走了进来。看到皮埃罗的样子,马基雅维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穿上他那平常的寒碜的旅行装束,而是穿着公爵部队所特有的红黄两色的军装。他嘴唇上露出调皮的微笑,但是又有些显得不是十分自信。“我来向你告别,尼科洛大人。我参加了公爵的部队。”“我也没有以为你穿上这身华丽的军装是闹着玩的。”“别生我的气,大人。在过去的三个半月中我跟着你大大地开了一下眼界。我亲眼目睹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也和其中一些相关人士有幸说上了话。我身体好,年轻力壮,我不能回佛罗伦萨,在第二厅里舞文弄墨度过我余下的人生。我不是那块料。我要生活。”马基雅维里沉思着注视着他,一丝怀疑的微笑浮现在他那刀锋一般薄的嘴唇上。“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的想法?”“我猜想你会阻止我去这样做的。”“如果你告诉了我你的想法,我会本着我的职责提醒你一个战士的生活是艰苦的,危险的,并且薪水也是很菲薄。他要冒生命危险,而到头来指挥官获得了荣誉。他要忍饥耐渴,经受一个基层人员所需要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要是被敌人抓住,对方会将他剥得衬衣都不会留下。如果受了伤,他会被抛弃,等待死亡。如果他侥幸活了下来,不能再上战场了,那他就只有在大街上讨饭的份儿。他一辈子在粗野,野蛮和无法无天的人们中间厮混,最后彻底败坏了自己的人品,让灵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你,在共和国的政府里,你可以有一个既受人尊敬又安全的职位,在这个岗位上,只要你勤奋,能够按你上级的意图去办事,你就可以挣上一份足以养家活口的薪水。经过许多年忠实的服务之后,如果你是机灵的,有那么一点闯劲,并且非常幸运的话,你会获得提拔,前提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内弟或太太一方某个侄子碰巧并不想要那个给了你的职位。但是在尽了我的努力向你指出这些之后,我也不会再做其他什么事来阻止你想要做的事情。”皮埃罗宽慰地笑了。尽管他给马基雅维里当差,又很崇拜他,但是他并不害怕马基雅维里。“这么说,你不生我的气了?”“一点都不,我亲爱的孩子。你为我服务得很好,我认为你诚实,忠诚和精力充沛。命运垂青于公爵,你去追随他我一点也不会责怪你。”“这么说,你会在我母亲和比亚乔舅舅那里为我解释和辩护,免去他们的担心了?”“你母亲会伤心的。她会认为我把你引入了歧途,并且会因此责怪我。但是比亚乔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会尽量安慰你母亲的。我亲爱的孩子,我必须动身了。”他将皮埃罗揽到怀里,在他的两颊上各亲了一口。但是在亲吻的同时,他注意到了皮埃罗正穿着的衬衣。他一把揪出了那装饰着华美刺绣的领子。“你从哪里得到这件衬衣的?”皮埃罗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尼娜送给我的。”“尼娜?”“奥莱莉娅夫人的女仆。”马基雅维里认出衬衫的料子就是他从佛罗伦萨带给巴托罗缪的那块。他皱着眉头注视着那精美的针线活。然后他盯住了皮埃罗的眼睛。男孩的额头上渗出了一片汗珠子。“奥莱莉娅夫人在为巴托罗缪大人做完衣服之后还剩下一些多余的面料,于是她就将这些剩余的面料给了尼娜。”“这么说,这些精美的刺绣是尼娜绣上去的?”“是的。”这是一个笨拙的谎言。“她给了你几件衬衣?”“只有两件。想多做也没有更多的料子了。”“这很不错。这样的话,当其中一件在换洗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件可穿。你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当我和女人们睡觉时她们从来不给我礼物。她们指望着我给她们礼物。”“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履行你的嘱咐,”皮埃罗说道,脸上带着一副旨在让对方消除疑惑的笑容。“是你鼓励我追求尼娜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很清楚,奥莱莉娅即使在睡梦中也不会送几码价格昂贵的面料给自己的女仆。他也清楚女仆也绝对没有可能绣出那样精美的图案。卡特琳娜夫人曾亲自告诉他,只有奥莱莉娅才能做出那样精巧的针线活。衬衣肯定是奥莱莉娅送给皮埃罗的。但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是她丈夫的远房表弟?不可能。事情的真相,那个令人难以面对的真相,正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在那个计划中要幽会的夜晚,当马基雅维里被公爵召去会谈时,和皮埃罗一起欢度春宵的不是那个女仆,而是女仆的女主人。巴托罗缪的妻子要生儿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圣·维塔里奇迹般的干预,而是极其自然地借助于这个当下就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卡特琳娜为什么会用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拒绝再一次安排他与奥莱莉娅幽会,以及为什么奥莱莉娅后来一直避免和他再有联系。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心中充满了愤怒,但又不便发作。他们把他彻底给愚弄了,这两个弃妇和他一直友善对待的小伙子!他退后了一步,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重视过肌肉型的男性美。相对于令人愉快的风度,轻松的交谈和那种让他征服所中意的女人的无所顾忌的手段,这种肌肉型的男性美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尽管他认识到皮埃罗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但他从来都没有费心去好好地观察他。他现在用一副恼怒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他身材颀长,长得很匀称,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紧致的腰身和美观的腿。一身军装让他看上去更加英武。他长着一头褐色的鬈发,像一顶紧扣在脑袋上的帽子。浓眉之下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像女孩子的一样光滑和无瑕,一只小而直的鼻子,一副红而性感的嘴唇和紧贴着头颅的两只耳朵。他的表情是大胆的,坦率的,单纯的和迷人的。“是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他确实具备吸引一个愚蠢女人的美貌。我过去一直没能注意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会对此加以提防的。”他诅咒自己一路以来的愚蠢。但是他又怎么会预料到奥莱莉娅竟然会打起皮埃罗的主意?虽然皮埃罗是他丈夫的表弟,但也不过是一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为主人跑腿办事的书童呀。马基雅维里用他跑跑龙套,在主人的召唤下鞍前马后地伺候,之所以他对皮埃罗有一点现在让他后悔的溺爱,也是因为他是比亚乔的外甥。皮埃罗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没有那种经历过大场面后学到的优雅。在一群更高明的人物在场时,因为常常无话可说,所以大部分时间皮埃罗也只是默不出声。马基雅维里很清楚自己对女人很有一套,当他要表现出迷人的风采时,他永远能够吸引对方,他同时也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在对女人献殷勤这件事的艺术和技巧上胜过他。皮埃罗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想到奥莱莉娅会垂青于这个年轻人,而置一位已经拜倒在她脚下的杰出人物,一位见过世面、谈吐风雅的绅士于不顾呢?这也太反常了吧!皮埃罗从容地经受住了主人长时间的审视。他已经从先前尴尬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态度中带了几分审慎的味道,显示出他提高了自己的警觉。“我挺走运。”他平淡地谈道,但是看上去他乐意将好运看成是他应该得到的。“洛德维柯·阿尔维西伯爵的书童在来西尼加利亚的路上病了,不得不被送回罗马。伯爵大人让我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个洛德维柯伯爵,是瓦伦丁诺公爵的一位亲信,是一位来自罗马的绅士,在公爵手下当一名枪骑兵首领。“你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巴托罗缪大人向公爵的司库谈起了我,司库大人替我安排了这件事。”马基雅维里微微地扬了一下自己的眉毛。这个男孩不光睡了巴托罗缪的老婆,而且还利用他本人为自己谋得了一份炙手可热的差事,服侍的主人又是公爵的亲信之一。如果他本人和这些事没有瓜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上述的情形非常好笑。“命运垂青于那些无所畏惧的人和青年。”他说道。“你将来前途无量。但是让我来给你一些忠告。注意要像我那样避免给自己招来具备小聪明的名声,因为一旦你有了那样的名声,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理智的人。注意别人的情绪,进而去调整适应他们。当他们开心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大笑,在他们严肃的时候也能够拉长面孔。不要对愚人谈理智,也不要对理智的人说愚蠢的话,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注意礼貌,它成本极小但收益却极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还懂得如何显示自己是如何地有用的话,那将会是加倍地有用;如果你不能取悦于别人,那么即使你能取悦于你自己,那也是毫无用处的,并且记住,相对于鼓励别人实践美德,照顾别人人性方面的弱点更加能够取悦于别人。千万不要与某个朋友过分亲热,以免这个人一旦翻脸成仇时可以伤害到你,也不要把事情做绝,导致一个敌人再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注意谨言慎行,你永远可以再多说一句话,但将无法收回一句话。真相是一个人可以挥舞的最危险的武器,所以使用这件武器时要格外小心。几年以来我从未说出我确信的话语,也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说出的话语。如果碰巧有天我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我也会将它隐藏在众多的谎言中,让别人难觅踪迹。”当马基雅维里随口说出这一大堆老生常谈时,他的思维却集中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他根本就信口说去,完全没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明白,一个公众人物可以或腐败,或无能,或残酷,或复仇成性,或摇摆不定,或自私自利,或软弱,或愚蠢,但是却仍然可

                      ,就说老府里的人,就是绵英的将军府,说对你们家人都挺不错。张奶奶对我们家还特别忠心,忠心到什么程度呢,每星期到我们家送菜,冬天送雪里蕻,夏天送豆瓣酱。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好吃的。我就记得她一见到我就叫小少爷,从小就管我叫小少爷。我到14岁的时候她还活着呢。定:到了60年代还管你叫小少爷?旗:小少爷。在街道上还经常劳动,挖防空洞、打扫卫生、执勤,一见我面儿那简直亲的哟,就跟我讲“男长女相必有贵样”,她说我小时候长得像女孩,见了我面就说,瞅瞅,长得多体面呀,就这种话:“小少爷过来,让奶奶瞅瞅,多体面,多利落!”说话就这个调儿,哎,你老祖宗可怎么样怎么样,就这种话,将来得娶个好媳妇。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了,就在我爷爷来照顾我之前,她还把我带到评剧团的房子里住过一段儿,她说你父亲当时就在这儿住的。拿出我父亲当时住在那儿的照片,在树荫下,坐着小板凳儿,在院里边,穿着汗衫戴着眼镜,那时很年轻,她就等于一直照顾我们。那个老太太,京剧也唱得好。我就记得有一次五七艺校,1970年我曾经考过五七艺校,经小学推荐,因为我京剧那时候唱得特好,那时候八个样板戏么,我是学校宣传队的,也算是家庭熏陶吧,但是我的嗓子是唱小生的,考官我忘了是谁了,反正也是特有名的人,京剧名角儿,一看说你这个嗓子是唱小生的,小生是资产阶级嗓子,现在不行了,你录取不了,我就出来了。当时的考场在丰盛小学,出来以后外边在丰盛胡同,往这边一走,正好看到挖防空洞,我就见到这个张奶奶了,这个老太太正好他们工余时间休息,唱京剧呢,小老太太唱京剧,我印象特别特别深。这个张奶奶的丈夫跑到台湾去了,给她留了一个儿子,她儿子是个非常有名的京剧名角儿,在上海青年京剧院,曾经演过武松,盖叫天以后演过武松,小生也都可以,“文革”中在《龙江颂》中演过角色。张奶奶死了以后我们两家再没来往,因为她儿子在上海,后来她儿子的太太,也是京剧很有名的演员,在上海演过《穆桂英挂帅》。后来他们全家都移到香港,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爷爷跟这个老仆人一家一直有联系。然后我父亲进北京,在白塔寺这边还住过。我们这一支走了(到保定)之后在北京还有房产,就是原来郑王府的房产,那个房子是我们的老宅,在西四羊肉胡同,羊肉胡同在砖塔胡同隔壁,地质部的对面,那院里的人实际也是郑王府里的人,后来就都姓郑了,我们南屋的人姓郑,爹也是跑台湾了。留下一个寡妇,相当于寡妇,实际上不是寡妇,带着个儿子,是个中学自然课的老师。西屋也姓郑,整个那个屋里全姓郑,他们那边开煤厂,但他们知道房产是我们的老根。我们后来就从评剧团那边的房子搬到羊肉胡同这个院里,住三间北房,直到“文革”当中我们父母受冲击呀,我们才搬走,以后住进了单位分的楼房。端华就埋在五路居这地方。郑王的老坟就在这儿,八里庄这儿。注90端华埋在这儿以后,后来封郑亲王的那支,他们也埋在那儿。我们家人就认为他们那支人跟爱新觉罗直系走得太近,爷爷不太跟他们来往,每年向西北方烧香,磕头就完了。后来我父亲1949年到北京,我爷爷也托他到那儿去过,到五路居看看去。我小时候爷爷跟我讲,大概50年代左右那坟就平了,然后把骨殖就放罐里,叫移厝。我都不知道那个字,记得特清楚那个厝。以后我才明白,我到台湾讲学访问的时候,台湾好多村儿都叫厝,张厝、何厝、李厝,厝就是人死了以后,尸体不入土,暂时停放叫“厝”,台湾历朝历代大陆不都是移民么,所以他不愿意葬在那儿,他总有一天要回大陆。后来我就问他们,我也做了一些访谈,你们怎么“厝”的?他们说叫“移骨”,拿个大罐子,人先埋一年、两年,再挖出来,然后捡骨,捡完放罐子里,然后放在专门一个堂屋里,一个祖屋,就准备将来移到大陆去。我爷爷老说“厝”,捡骨移厝。我小时候怎么也不明白。我现在才明白,实际上50年代的时候是把骨头都挖出来了,装罐里烧成灰。您知道吗,还有一事特有意思。我上小学时候的一个老师,就是郑王府坟户家的女儿,姓安,名字叫安旗,跟我这“旗”一模一样,我印象特深。我上学报到那天安老师就觉得我这个名字特怪,她说你看咱俩的名字一样,老师叫安旗,你叫毓旗。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跟我父亲聊天,我父亲听她是老北京口音,就问她说你住哪儿,她说住西八里庄。我爸说,郑王的老坟就在那儿,那时候谁都不知道那里是郑王坟,1953年、1954年就平了,在那边儿组建煤炭公司,开煤厂,建他们的家属区,就把那块儿地彻底平了。然后我父亲就提,说你住的那儿可是老郑王坟的。她说我们就是郑王坟的坟户。特别巧。这个老师呀,我们一直很投缘,她很喜欢我,只是我小学时因搬家转了3次学,后来联系不上了,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当时我上的那个学校,南线阁小学,后来“文革”那时候改名叫井冈山小学。这就是我一年级的老师,安旗。定: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的坟户有多少支?旗:就知道有姓安的,有姓马的,有姓刘的,都是在这儿的坟户。爷爷跟我说嘛,在五路居这儿有坟户,前年我还到这边去看过。定:能找着吗?旗:有几棵松树、柏树,大概地方都找不到了。我没敢去找(坟户),我能到那儿去找这个?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您也可以去那边看看,五路居那儿,可以打听一下,那儿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再往前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儿。所以我父亲后来分房,人说在西八里庄,他老人家倒吸一口凉气,说怎么越来越靠近祖坟了。父亲后来搬家分房子到了离五路居很近的地方。定:是不是现在要挖的话,地下还有什么。旗:我看是挖不出什么了,移走了。我爷爷说50年代移坟的时候,家里人还请他去呢。我爷爷说不去。

                      5.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

                      定:我为什么对你们这个家族特别感兴趣,因为端华这件事出来以后这个家族的兴衰呀,就永远不可能再在正史里见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有很多,因为清代上层的政治斗争那么残酷。旗:残酷是很残酷,但其他各王基本上是削爵以后没有杀掉,就是怡亲王和郑亲王这两支被杀了。一杀,这个家族在正史就彻底不会再有了。宗人府、内务府那帮人就不会再管你了。我就觉得从历史上冥冥注定来讲,为什么非要置铁帽子王郑亲王于死地呀,因为当时我爷爷跟我讲,世袭罔替的8个铁帽子王,注91都有免死牌的,传子传孙还有一条,免死,没有死罪。当时就是端华,我的祖上,我的五世祖,他还做过宗人府的头儿呢,他知道没有死罪。但是等到杀他的时候就谁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指免死牌)了。后来我看了一些史料,实际上肃顺和端华在咸丰底下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些改革,免除了一些满人大臣的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给了汉人。因为觉得这朝廷再往下就不行了。然后用的谁呀,包括曾国藩他们,曾国藩实际上属于肃顺、端华的人,但是他后来明哲保身,他在宫廷政变当中保持中立,他等待尘埃落定。定:这也是这个家族的一件永久的伤痕是不是?旗:肯定是。肯定是这样……我爷爷197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我才15岁,对于家族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变故,因为我小,我很难去理解,现在我只能回过头来,想当时他老人家跟我谈话时的表情,一些语气呀,我能够感觉到他对爱新觉罗是非常恨的。我爷爷过去跟我们讲过,我们本来就不是想入关的,他说我们这一支那时一直就忠于皇上。我以为是指清朝的皇上,他说不是,是大明的皇帝。我原来一直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小。到了我上初二、初三的时候,到1975年、1976年,我那时候酷爱中国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看了好几遍。我就看到里边有些注释,包括史料,我就去查过,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舒尔哈齐是被他哥哥杀掉,被努尔哈赤杀掉,我一看,杀掉是因为什么原因?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他是建州左卫,努尔哈赤是建州右卫,确实他跟明朝关系不一般。而且他利用明朝的势力,等于兄弟之间争权,争夺当时在东北亚的那块地盘。确实有这个原因。后来的济尔哈朗,就是第一代的郑亲王,是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舒尔哈齐被杀了以后,他等于过继给努尔哈赤了。因为他父亲被杀了,他只有死心塌地跟着大伯才行,但内心也是有……辽阳东京陵的济尔哈朗陵的宝顶,按该陵寝前的说明:“(济尔哈朗)明万历三十九年被囚杀,年四十八岁。初葬赫图阿拉,天命九年(1624年)随祖茔迁葬辽阳东京陵。顺治十年(1653年)追封亲王爵。”(定宜庄摄于2008年)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对努尔哈赤的仇恨一代一代地传了好几百年。旗:实际上一直有。后来肃顺和端华跟他们的矛盾这么厉害。奕訢,就是鬼子六这帮人应该非常清楚,他肯定知道家族事。他就认为肃顺他们这些人要是成功了,很有可能就……当时已经恢复了舒尔哈齐的称号,追封为庄亲王。注92他就怕你这支翻过来以后把老仇拿出来,我觉得还应该有这个原因。起码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定:你爷爷还跟你提到?旗:他当然提到了。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说你们到北京,你们长大之后,崇祯皇帝的陵你们是得去的。清明节的时候你们只要有时间你们就得去看看,我还真的按我爷爷的说法,每年清明节左右我到崇祯坟去一趟。就因为我爷爷过去说过这话。今年我们还去烧纸了。这几年刚修好,现在不开放了。残破的时候我都去,我经常去,而且我知道在日本有崇祯的一支,老在那儿给看坟的人留钱,让他们每年到那时候烧香。您知道我们家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去故宫,包括我女儿几乎我们一个月带她去一次,特别愿意去那儿。定:为什么喜欢看那些东西?旗:不知道,从小就特别喜欢,特别愿意去那儿。我爷爷给我从小灌输的就是“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些话,全是《国语》《春秋》里的东西。比如这架屏风,我爷爷都给我讲过。他讲这个屏风呢,就是乾隆年代郑亲王复号时,原来是简亲王嘛,复号时庆祝,宫里边送给他的,他讲为什么复号,说我们郑亲王哪,给的号是济尔哈朗战功卓著给的号,济尔哈朗死后袭爵时没袭这个号,改成简亲王了。为什么改?因为郑这个号很硬气,你的子孙没那么大功,你顶不住这号,所以就没给这个号。济尔哈朗下边这支,也就是我们这支没有得到袭王爵的机会,就依惯例降爵,先给了一个镇国将军,一个辅国公。我爷爷讲济尔哈朗的这两个儿子非常能打仗,一个是死在广东了。济尔哈朗这个儿子的儿子,好像是巴赛,或是巴尔堪,注93是雍正年死在新疆了。就是所谓准噶尔叛乱的时候,他跟着平叛去的,死在那儿。我们两代都死外边了,全都死在军中了。这两人虽然战功卓著,可是一直没有大的封号。以后呢,到了他孙子这辈,后来一直袭简亲王的一支,我爷爷说是喝酒误事。我们家族都很能喝酒,都能喝,血统里就能容酒。我爷爷就说我们老祖宗有一支喝酒把王都丢了。最后是因为袭王爵的那一支犯了错误了,就把简亲王这号又给我们这支了。到了乾隆年复号,恢复郑亲王王号。巴赛和巴尔堪实际上都没有封过王,都是追封。封王以后把他们祖上又追封。注94定:为什么又恢复了?旗:我爷爷没说,大概跟乾隆关系特好。他们私交特别好。家里传下来的东西中许多是乾隆的,上面刻着他的诗和“御制”一类的字、款,还有嘉庆皇帝的象牙“盎杯”和题诗盒。定:那时候没有仇恨了?旗:他有仇恨但一直为朝廷做事哪。那时我们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一直对朝廷很尽力的。我感觉我爷爷说的尽力不是给他一个家族尽力,那是整个满人的天下,那种感觉,我是给公家干。Elliott:你祖父有没有提到过溥仪的事?旗:从来不提,他讲的就是跟他们家没有关系,我们两清,他老说两清。他说辛酉之后,就是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我们两家就两清了,没有任何关系。Elliott:连他的坏话都不说?旗:从来不提他。包括我们进北京我父亲从来不提他。定:我觉得特奇怪,有些仇恨能延续那么多年。旗:我为什么跟他们家族人也没什么来往。我爷爷一直从来不提他。定:也不觉得跟他们是亲戚?旗:从来没有。……定:我到你这儿来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家很多王府的东西在别处是很难看到的。旗:对。这都是王府的,它跟皇家不同,区别就是带有皇家气息又不敢僭越,一旦规格、形制、花纹和图样超越了,就是僭越,杀头之罪。我爷爷就给我讲过,包括我父亲小时候就给我讲过,凡事讲个“理”儿,凡物讲个“意”儿。喜欢一件物件重在玩“意”儿。比如这个屏风,是“百宝嵌”做工,加个大漆描金绘画,上边都有讲究的,这上边86块玉。所有的玉都是乾隆时期的,代表中国玉器制造的最高工艺,而且上面包括中国能使用的玉石,各个品种这上面都有,如和田玉、南阳玉、岫岩玉、翡翠、砗磲、象牙、玛瑙、红宝石、碧玺、松耳石等等,而且图案多是宋代徽宗《宣和博古图》上的器皿,都有讲究,都能说出名堂来,比如说中间这个叫富贵花开,这个叫吉祥平安,一只鸡拖着一个瓶子,都是谐音。这边有两只羊,这叫吉祥平安。这底下还有一个,这叫福禄平安,中间有一个蝙蝠,这是福,这边有一只小鹿,是禄,这边有一个瓶,是平,底下是一个案,是安,这是福禄平安。还有这个叫一甲登科,然后上面是辈辈封侯,诗书传家。这不是有书么,这个叫麒麟送子,上面的叫福在眼前,也叫福庆有余。这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我都记得。还有上边的叫连生贵子,这叫马到成功。您再看那两个柿子,事事如意。聚宝盆。全是吉祥的东西,底下的是萝卜。他有的没给我讲。后边全都是用金粉画的画,山水画。这就是郑亲王复号的时候乾隆送给他做吉庆礼品的,非常好。

                      6.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

                      旗:我在河北也待过,我总觉得河北这地方的民风和满族有天然的联系,而且我读过春秋战国一些书,包括研究白狄(古称为鲜虞人、猃狁人)的一些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是白狄,这白狄在什么地方,在中山国,当时就在保定这一带(都城是中山,现在的定州)。中山国的文化非常发达,这几年出土挖掘的一些文物证明它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中原,齐桓公成就霸业,曾打着中原“内华夏外夷狄”的旗号么,把咱们看得跟兽类差不多,文化不发达,实际上它文化非常发达。我祖上曾收藏了一柄春秋青铜剑,剑琫、剑格、剑首上都用了错金工艺,花纹与风格同古中山国文物属同类型,剑身近格处有五字错金铭文,与70年代出土的中山靖王鼎、壶上的文字相同,我译读为“方原百厝剑”。古中山国灭国的时候,被赵国灭掉的,可我总觉得这个民族被灭掉以后,它的贵族不可能一夜之间全死掉,但是我找不到这种资料,再也找不到。到底白狄到哪儿去了?它哪儿去了?它的贵族肯定是跑了,这些贵族往哪儿跑呢?他不会往南跑,只能是往北跑,往北跑跑哪儿了?辽宁,肯定是往辽宁,河北的北部,越过燕国的属地,跑到辽宁以后就跟当地的人混血了,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从血缘上来讲又被视为夷狄,所以后来才突然有女真族的金,在金的时候爆发出来,而他们那时候全汉化了。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文化,女真文字,但是他们普遍是双语言,汉族的科举、汉族的典籍很快在他们那儿普及开来

                      好了,”她承认。我对“完全封锁”这事儿极有兴趣,但我得先带她回到先前的话题,强化她抗拒用枪与死亡的念头。“你认为你能和我维持真正互信的关系吗?”我问道,“你真的能信任我,让我聆听并理解你想说的每一句话?”起初她困惑不解,后来似乎有点烦恼。她不回答,但我希望我已再次强化她维持这层关系的可能性了。走出大门时,她回头对我说,“以前,我曾希望你会放弃我。”门缓缓合上,我看着她宽而消沉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我想起她的自杀计划。我知道她随时都可能再次萌生自杀念头,因此我们得毕其功于一役,让她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下次见面时,我问起子弹的事。她承认拥有子弹让她觉得很自在——有了子弹,她随时都能了结自己的性命。“你为什么觉得这样想很自在?”我问。她好一阵子没说话,对我的提问感到惊讶;因为她从没仔细想过,有人会觉得这个念头很奇怪。“我这一生,大多时候都有自杀的计划,”她说,“9岁或10岁时,我曾计划躺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来。”她冷静地陈述往事,麻木的眼神令我背脊发凉。“仿佛自杀是我人生的唯一解药。”※※※※昨天,卡伦的姑姑打电话给她。祖父生病了,人在医院,她要卡伦去探病,但卡伦害怕看见他。这次通话勾起了卡伦对她八九岁时全家去海边玩的一段回忆。卡伦坐在祖父的别克汽车后座,夹在两个弟弟之间。男孩们越过卡伦,彼此打闹。他们一个6岁,一个8岁,卡伦9岁。男孩越玩越疯,开始推挤卡伦。“不要推我!”她抱怨。“卡伦!坐好!”母亲转过头来呵叱。她左边是正在开车的祖父,右边是父亲。“如果你们再给我惹麻烦,就通通待在车里不准下来。”祖父把车停在北街海滩,后座3个小孩安安静静的。卡伦跟着母亲下车,来到沙滩上。日正当中,天气酷热难耐,沙滩上已是一片人山人海。母亲摊开席子,祖父摆上躺椅,打开啤酒。她父亲跟着两个弟弟去玩水;小男生跑在前头,父亲则流连于一个个正在晒日光浴的胴体之间,紧盯着一群年轻女人。卡伦慢慢晃进水里,海水逐渐漫上膝盖;水很冷,她掉头折返。途中,她一时兴起,扑通坐在沙滩上开始盖城堡。为了让沙粒保持湿润,黏得更紧,她以手掬水,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差不多该回家了。祖父走过来,伸手抓住卡伦。她哀伤地离开自己一手建造的小城市,跟着祖父回去找母亲。来到车上,卡伦爬进后座,两个弟弟也争先恐后挤上来。到了家门口,卡伦滑下后座,但她的两条腿和泳衣上全是沙子。祖父看见卡伦身上和后座的沙,脸倏地变红。“卡伦!你在搞什么!车里全是沙子!”卡伦一愣。她看看母亲,后者转过身、带着弟弟们进屋去。卡伦举步跟着弟弟走。“站住!”祖父吼道,“不要把沙子带进屋子里!”他抓住她的手,拖向后院。半拖半走之间,卡伦试着站稳脚步;但他频频诅咒,用力扯她手臂,带她穿过后院,来到车库。他们管这儿叫“啤酒窖”。他拉开门,将卡伦推进黑暗中。“待在这儿。”她站在车库里,困惑地望着门外。祖父走向后廊,拾起水管,打开水龙头,踱步走向卡伦,嘴里吐出一连串不雅词句。他把水管递给卡伦,向后退一步。“拿去,把自己冲干净!”卡伦颤抖地握住水管,迅速淋向双腿和脚踝。“不是这样!”他抢过水管,大拇指按在出水口,水柱变得强劲四射。“转过去!”他冲她的背和腿,看着她因冷水而僵硬发抖。“躺下来,我要把全部的沙子都冲干净。”卡伦躺在车库灰色的水泥地上,吓得发抖;祖父握着水管一来一回,频频往她身上浇水。他拿水冲她大腿,肚子也溅到了。水冷得令她尖叫,但祖父瞪她的眼神足以令她呆住,立刻安静下来。他将水管放在地上,双手分开她的腿。他把水管头放在她胯间,正准水柱。“不要动,”祖父咆哮。他用手指拉开她的泳衣。“我要把沙子全部冲干净,”他又说了一遍。卡伦紧紧闭上眼睛。他把水管头对准了她的下身,卡伦感觉到痛,体内有一股冷热交错的压力。她想尖叫,但她叫不出声。祖父移开水管头,将泳衣移回原处,然后站起身。“好了,”他说,“都清干净了。咱们去吃点冰淇淋吧。”卡伦摇摇晃晃爬起来,走向汽车。祖父抓住她的手,走在她旁边。他们去了第51街和戴蒙街交叉处的“冰口味”冰淇淋店。回家路上,她坐在前座,一小口一小口舔着她的香草甜筒。等红灯时,祖父低头看着她。“不准滴下来。”他边说边戳她肋骨。卡伦紧紧抓着甜筒,但祖父又戳她,这次左右开弓。“不准滴下来。”卡伦扭个不停,七手八脚护着她的甜筒,但冰淇淋整个掉在她的大腿上。“看你干的好事!”卡伦感觉冷冷的冰淇淋逐渐在她腿上融化。她看着他,等他打她。他用右手将冰淇淋抹在卡伦腿上、肚子上、大腿之间。卡伦松了口气又觉得恶心。回到家,祖父牵起她的手,领她往后院走去。“咱们又得再清一次了。”他捡起水管说。故事结束,卡伦垂下头哭了起来。我等待她平复情绪。“怎么啦?”我问。“你一定觉得我很恶心,”她说。“为何这么说?”“我觉得好脏,”她说。“我能了解这件事给你的感觉,”我说。卡伦仍在哭。但我并非真的了解,我怎么可能了解?通常,当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好的响应是尽可能体会、理解当事者的心情。“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下次就从今天结束的地方开始吧。”※※※※卡伦湿淋淋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把皮包夹在腋下,像名美式足球中卫。时间是1991年6月底,从面向公园的窗户望出去,外头正下着滂沱大雨。她朝我迅速点点头,快步移向座位。“过去两个礼拜,我随身携带那些子弹,”她边说边抓起腿上的皮包。“我每次都想把子弹交给你,却没有一次做到。我不确定我今天会不会这样做。”“在我听来,好像部分的你是真的想把子弹给我,否则你不会把它们带来,还特地告诉我,”我说。我得很小心地问,不能太直接,我必须让她觉得,把子弹给我完全是她的主意。卡伦的态度犹豫不决,眼神不时向两旁游移,而我只能等待。最后她垂下视线,手伸进皮包摸出一只塑料盒,里头大约有200枚0.22口径手枪的子弹。她看着弹盒好一阵子,然后把它交给我。我接过弹盒,放在旁边的桌上。“你还有别的东西要给我吗?”我问。她猛然抬头,两眼大睁,接着又低头沉思好一会儿。她再度将手伸进皮包,迟疑了几秒,然后掏出一把有刮胡刀片的折叠小刀。她把刀握在手里,仿佛在回忆什么;几分钟后,她伸出手,将小刀递给我,仿佛她刚把自己的生命交到我手中。“还有吗?”我问。她没抬头看我,迅速摇了两次头。“我必须确定你手上没有能伤害你的东西,这很重要,”我说。“可是,没有东西伤不了我,”她回答。“你的意思是?”现在大吃一惊的换成我了。“没有东西伤不了我,”她又说了一遍,好像我第一次没听清楚似的。“我不明白,”我说——她心里显然有事。卡伦低下头,轻声说道,“我父亲曾用各种东西伤害我,”她说。“他喜欢拿东西塞进我身体里,什么都有。”“我懂了。”卡伦没再多说,我也不想逼她说出更多细节。她才刚开始告诉我她曾经历过的恐怖事情,所以我必须做她的最佳听众,不打断她说话,让她畅所欲言。我必须让她感觉到我对她的接纳,无论她说什么都不会破坏我们的关系。第一部苟且偷生第5章父亲被捕卡伦自觉跟我越来越亲近,但她也因此吓坏了。她越是信任我,长久以来深锁内心的秘密就泄露得越多,有时速度快得超出我们俩的控制。从她在每次就诊之间写给我的字条看来,这些被唤醒的记忆似乎越来越令她困扰。1991年7月24日我很伤心。我想起我的朋友珍妮,还有新朋友塔米。我很嫉妒她们。原因并非她们与医生的关系良好,而是她们的医生会拥抱她们。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为这件事生气,我以为自己再也不想被别人碰了。我经常幻想你会拥抱我。1991年8月1日昨晚,我梦见我在游泳池里溺水了。一只男人的手从水面下托住我的头。他用左手,手指戴着金戒指。这个梦我已做过好多次,但我头一次记得自己看见戒指。1991年8月3日昨天晚上,我不断想起一些童年的生活片段。我想起祖父侵犯我之后,我把染血的内裤藏在某个地方,结果被祖母发现了。那时我大概8岁。我把内裤藏在碎布盒里,祖母问我为何把裤子放进去。她以为我对自己初经来潮感到难为情。只不过事发3年后,我才真的初经来潮。祖母把内裤扔了,往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8月5日,卡伦到诊所来,我们讨论她从7月24日到8月3日间写的短信。她在信里描述太多往事,千头万绪,害我一时不知从哪儿开始。话说回来,既然卡伦的治疗计划是靠我俩的互信关系建立起来的,我想就从这一点开始吧。“我没拥抱你……会让你觉得我不关心你吗?”她点头。她确实如此认为。我说我能理解她何以如此感受,还说,若处于她的状况,多数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这么说或许稍有降贵纡尊之嫌,但借由这番说辞,我试图让她了解:虽然我已察觉她以为我不愿意拥抱她,但事实也许是我想拥抱她,但基于某些原因,目前我还没办法做到。我找不到合理解释“不拥抱不代表关系不好”,“拥抱不具治疗意义”,“拥抱可能破坏别人和我之间的界限”的方法,我怕她会以为我只是找借口不拥抱她。有时我问我自己,卡伦遭遇如此严重的人伦悲剧,给她一个拥抱,一点点最基本的人道关怀又何妨?但不幸的是,尽管卡伦表明她渴望得到孩童式的拥抱,我却无法确定我的认知是否与她的感受相符?某部分的她很可能将其判定为恶意接触,所以我决定不冒这个险。“我很好奇你祖母发现内裤上有血的反应,”我继续逼她,“我很惊讶你祖母竟然没继续追问下去。这部分她也有错,而且是很明显、很离谱的错误。”我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是我想让她分辨我和那些共同掩盖她受虐事实的人并不一样。我们也谈到男人从水面下托住她的梦。尽管我怀疑那只戴着结婚戒指的手是我的,但我仍很好奇她怎么看这则梦。“你觉得,水里那只托住你头的手是谁的?”我问。她看看我的左手,身子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她说,扭过头去。“在水里是什么感觉?”“窒息。绝望。”※※※※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需要具备受虐狂和自大狂这两种性情。他们一方面必须被动承受,持续保持无私、充满同情心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得引导病人进入治疗程序,坚持成为病人的情绪中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能将受虐狂扮演得有声有色,却羞于充当自大狂。我可以陪病人坐上一整天,天天如此,设法理解并掌握他们最细微的情绪波动。好啦,也许没这么了不起,但我确实相当着迷于去了解人类心理层次是如何运作的,也很努力钻研。时间是1991年,我执业将近10年了。我发现我的专业能力越来越退步,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就诊。尽管每个病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故事发生的过程几乎全部一模一样,并非每个人都像卡伦这般特别。正如那天我望着川流不息的第95街时的感触:我害怕被困在办公椅上、无止境地聆听病人陈述,直到自己虚弱得再也无法站起来。※※※※1991年11月4日,卡伦告诉我她祖父过世了。她去守灵,却什么也不记得;她大约遗失了6个小时的时间。她说她对祖父的感觉很混乱,因为他偶尔也对她很好。守灵后,她自残的念头增强了,她用某种恐怖的方式伤害自己,极度自我厌恶。听完她自残的具体说明后,我问她,“你认为这些都是祖父过世带来的感觉吗?”“我不确定,”她说,“说不定是这样。”卡伦意兴阑珊,对我的意见似乎没什么反应。“你能想到其他可能原因吗?”卡伦望向窗外,我不确定她是否听见我的问题。“贝尔医生,对于我曾要求你拥抱我那件事……我想向你道歉。”她并未看着我,反倒像在自言自语。“我无权要求你这么做。我觉得我需要被拥抱,但我也想过你为什么不愿意拥抱我。好像我心里只在意这件事。渴望碰触令我感觉自己有问题,但我觉得我像孩子一样需要拥抱——安慰而非伤害的接触,只是无关性别的抚慰性的碰触。你是唯一让我有安全感的人。这是我此生头一次打从心底想与人碰触,却没有可能会受伤的念头。也许,我只是需要确认你会一直在这里。”她的自白令我大吃一惊,原因并非她想要拥抱,想从我这儿得到拥抱而向我致歉,而是这番话的含义不仅感人,也十分辛酸。此外,她道歉的时机也令我意外。一般而言,联想是由问题引发的;从她描述如何自虐,再到她为了想被拥抱而向我道歉,其间必定有某种情绪上的连结。难道她自残的念头非因祖父过世而起,乃是源自我不愿拥抱她?两者之间有关连吗?相互关系为何?卡伦似乎相当痛苦且不自在,也许我根本还没完全领会她的困境。她想要我碰触她,却恨自己渴望碰触。如果她的自残起因于想要与我接触,那么,万一我真的拥抱她,她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举动?※※※※1992年1月底,某个接近傍晚的午后,大雪覆盖整座公园,街灯照得积雪闪闪发亮。我在等卡伦。这几个礼拜我出门度假,好一阵子没见到她。我有些担心,不晓得她今天会给我带来什么难题。“我弟妹向警方报案,指控我父亲猥亵我的侄女妮娜,还有我女儿莎拉。”卡伦匆匆进门,连外套都扬了起来。她看起来颇为焦虑,完全不在乎我的想法——因为我也许会很高兴:她父亲终于必须为自己的兽行受到惩罚了。“你在担心什么?”我问。“他很快就要出庭受审,然后我妈一直打电话来。她一直问我,我爸以前有没有猥亵我。”卡伦似乎非常害怕。“万一我把真相说出来,我觉得有人一定会割断我的喉咙。”“割断你的喉咙?”“我爸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就要割断我的喉咙。他会拿刀贴在我的脖子上,表示他会这样对付我。”她瞪大双眼。“你认为他真的会这么做?”“那当然。”※※※※2月底,卡伦表示警方预定在隔天逮捕她父亲。“我丈夫说,万一莎拉真的出了事,全部都是我的错,”卡伦说,“我从来不让她跟我父亲单独相处,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会干出什么勾当。”卡伦痛苦又绝望。“可是,可能有一两次吧,我把莎拉交给我爸妈照顾。说不定是那时候发生的。”卡伦深陷在自己的思绪中。我静静坐着,等她继续说下去。多年来我常纳闷,她为何不逃离她的父母,躲得越远越好?她不曾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耸耸肩。卡伦的情绪开始崩溃,眼角泛起泪光。“我丈夫是对的,”她哭着说,“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她留在那里的,我怎么可以!”卡伦深陷绝望深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抓住她,把她拉出来。“但你确实注意到不能让她单独跟你父亲在一起呀,”我说,试着鼓励她,“你相信只要有你母亲在场,你父亲不会伤害莎拉的。”“嗯,”卡伦仍无法释怀。“莎拉怎么说?”我问。卡伦稍稍坐直了些。“她说他什么都没做。”“你相信她吗?”我问。“我在她这么大的时候一定也会这样说,”卡伦虚弱地微笑。“可是,你曾有过的遭遇并未在莎拉身上重演呀,不是吗?”“嗯,”她回答。“你觉得莎拉会跟你说实话吗?”卡伦略显迟疑,我认为她开始爬出那个情绪深渊。“我不知道,”她说,身子不安地移动。“我问她,他有没有威胁她,她说没有。她看起来并不害怕。”“她似乎并未感受到你当时被威胁‘说出去就要割断喉咙’的那种恐惧?”我说。“没有。她没有。”“所以,莎拉很可能不像你或妮娜一样,被你父亲伤害。”卡伦点头。她心情仍然很差,至少比刚才好多了。她仍相当沮丧,但已不再渴望寻死。目前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诊疗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3月初

                      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亩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酒肉里都有毒。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煞费苦心、不惜血本去经营齐国的民心,也收获了国人的拥护,但是他派刺客公然刺杀公子舍,暴露了阴谋家的本来面目,使得本来拥戴他的人转而对他产生了不信任。其次是外交上得不到承认。《春秋》记载,“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公子商人杀公子舍,是以臣弑君的大逆不道行为。公子商人即位后,公子元对这位新任国君保持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与人谈话间,从来不称之为“公”,而是称之为“夫己氏”。这在当时是相当冷淡的称呼,大致等同于后世所称的“某甲”,或者现代人所说的“那人”。如果说公子元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齐国公族的态度,那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公子商人在齐国公族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护。一个不祥的预兆也恰在此时出现。据《左传》记载,公子商人派人刺杀公子舍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一颗彗星拖着长长尾巴扫过北斗七星。据后世科学家考证,这颗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彗星的到访引起了天下的轰动。作为那个年代星相学的权威,周王室内史叔服夜观天象,预测道:“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国君将先后死于内乱。”被叔服的乌鸦嘴说到,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当然,当时没有网络、电话、电报,甚至没有一份报纸,远在山东的齐懿公很有可能并没听到叔服的这一预测。因此,对于哈雷彗星的来访,他也仅仅是看了一番热闹,没有放在心上。真正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处理公子舍的母亲,也就是那位不招人喜欢的前第一夫人子叔姬。子叔姬原本是鲁国公主,也就是鲁文公的姐妹。公子舍被杀之后,子叔姬悲伤过度,而且遭到软禁,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鲁文公出于亲情,很想将子叔姬接回鲁国来居住,安度余生。鲁文公的想法一点也不过分,在当时却是“非礼”的事情。毕竟,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娘家人无权决定其归属。鲁文公如果直接通过外交途径向齐懿公要人,结果肯定是碰一鼻子灰。鲁文公想出了一个“曲线救人”的办法,他派公子遂前往王城雒邑,请求周天子从中斡旋,要齐国人放子叔姬回鲁国。“既然已经杀了她的儿子,还留着这位伤心的母亲做什么呢?”公子遂对周天子说。此时的周天子,是当年才新上任的周匡王。周匡王是周顷王的儿子,他上台没几天,王室的两位大臣——周公阅和王孙苏就为了争夺王室政治的主导权爆发冲突。这一事件在诸侯中影响很坏,鲁国甚至以此为由,没有派人参加周顷王的丧礼。周公阅长期以来担任大宰,在王室的地位本来极其稳固。周顷王刚死,王孙苏就跳出来与周公阅争权,当时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受到了新天子周匡王的暗中支持。但是没想到事情闹得太大,周公阅和王孙苏互不相让,以至于周匡王也没办法收拾,最后只好把官司打到晋国这个过气的霸主那里,请晋国人来做评判。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匡王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突然又背弃了王孙苏,转而支持周公阅,而且派卿士尹氏和大夫聃伯前往晋国,为周公阅说理。对于这桩送上门的王室官司,晋国的权臣赵盾采取和稀泥的手段,平息了双方的怨气,重新明确了周公阅在王室的执政地位。就是这样一位连自己的家务事都处理不好的周匡王,在收到鲁国人的报告之后,居然兴致勃勃地参与了齐鲁两国之间的纠纷,于同年冬天派大夫单伯出访齐国,为鲁文公说项,要求齐国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单伯的到访,使得齐懿公极为不爽。在他看来,子叔姬的事纯属齐国内政,非但鲁国无权过问,就算是周天子也不该插手。脑门子一热,他竟然命人将单伯扣押起来,同时顺手将子叔姬也囚禁起来。齐懿公囚禁子叔姬,是没把鲁国放在眼里;扣留单伯,是没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这都不是问题,因为鲁国人历来好欺负,周天子也不过是泥菩萨一尊,能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就不错了。但是,齐懿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鲁国此时正和晋国打得火热,鲁文公既然能够在晋灵公面前为卫国、郑国说情,自然也能为自己说上一两句话。公元前612年春天,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出使晋国,请求晋国做主,为王室和鲁国讨回一个公道,要求齐国尽快释放单伯和子叔姬。到了夏天,齐国迫于晋国的压力,终于释放了单伯,但是仍然囚禁着子叔姬。阴魂不散的子叔姬已经成为齐懿公的一块心病,而鲁国人不厌其烦地要求子叔姬回国,更使得他心神不宁,坐立不安。这一年秋天,齐懿公终于按捺不住,派兵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企图通过军事压力来打消鲁国人的念头。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再一次到晋国告急。此时的晋国,刚刚以郤缺为统帅,带领上下二军讨伐蔡国,为的就是教训教训蔡国竟然有胆子不参加去年的新城会盟。蔡国人几乎没有抵抗,就走到了谈判桌前,与郤缺签订了城下之盟,宣告脱离楚国的控制,投入晋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12年十一月,晋、宋、卫、蔡、陈、郑、许、曹等国诸侯在扈地会盟,重温新城会盟的精神,商议共同讨伐齐国的大事。不过,这次会盟和新城会盟一样,也是雷声大,雨点小。齐懿公听到消息,连夜派人赶到扈地,给晋灵公或者说就是给赵盾送了一份厚礼,要求晋国网开一面,放齐国一马。赵盾收了贿赂,讨伐齐国的事也就不提了,原本杀气腾腾的兵车之会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衣裳之会①。鲁文公对此十分不满,干脆连会盟都不来参加,以示抗议。事到如今,齐懿公也不好再囚禁子叔姬了,于是派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左传》对此特别加以解释,说齐国人这样做,是因为周天子的影响使然。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解释。客观地说,晋国人主导的扈地会盟虽然虎头蛇尾,而且存在收受贿赂的猫腻,在客观上却无疑导致了齐懿公释放子叔姬。因为感情上闹别扭,《左传》故意贬低扈地会盟的作用,硬要将子叔姬的回国归功于周天子,再一次体现了鲁国人面对齐国人的弱势心理。说句题外话,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弱势心理,往往导致其丧失客观的判断力,在一些严肃的历史事实上产生扭曲的见解,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现代也是屡见不鲜的。扈地会盟虽然迫使齐懿公释放了子叔姬,但同时也给了他一个信号:所谓的天下霸主,原来也受不住金钱炮弹的进攻。扈地会盟过后不到一个月,摸透了晋国人秉性的齐懿公再一次铤而走险,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齐国还公然破坏国际秩序,同时进攻了扈地会盟的成员国曹国,一直打到人家的都城门下。齐国进攻曹国的理由很简单:这一年夏天,曹文公到鲁国朝觐了鲁文公。事实上,曹文公朝觐鲁文公,乃是秉承古代的传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原本无可厚非,也不关齐国什么事。季孙行父对齐国的暴行评论说:“齐侯不得好死啊,自己无礼也就罢了,还要讨伐有礼之人,口口声声‘你为什么要行礼’。礼,是顺应天意而设的,礼就是天之道。自己违逆天理,还不让人顺应天意,实在是罪无可赦。”话虽如此,好汉不吃眼前亏,公元前611年,季孙行父和公子遂先后来到齐国,与齐国人进行了谈判,委曲求全,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再一次的弑君热潮】重复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话题,当国君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人盯梢,稍有不慎,近则被卿大夫训斥,耳根不净;远则被载入史书,贻笑千年;轻则失政,重则亡国,总之是一点也不好玩。更要命的是,国君身边从来不缺乏君位的觊觎者。虽然在任何一个年代,杀国君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并且被特别用一个“弑”字标注出来,但是纵观春秋数百年,弑君的记录却比比皆是,后人甚至有“春秋之中,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统计数据,弑君似乎是春秋年间的一项时尚运动,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弑君事件,倒是让人有点不习惯。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当国君,随时都有被弑的危险,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公元前613年哈雷彗星造访地球,在《春秋》上留下了确凿的记录。对此,当时的星相学权威、周王室的内史叔服预测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将先后死于内乱。”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服不是半仙,而是全仙。第一个被叔服说中的是宋国的君主宋昭公。自公元前620年上台以来,宋昭公过得一直不怎么平安。首先是即位当年,他想驱逐群公子,结果被“穆、襄之族”群起而攻之,造成公孙固、公孙郑死亡,最后以“六卿和公室”而告终;其次是公元前619年,他的祖母宋襄公夫人发动华氏、乐氏、皇氏等几家贵族作乱,杀死了宋昭公的主要支持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公子卬;接着到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又陈兵宋国边境,以武力胁迫宋昭公臣服于楚国,在宋国的孟诸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活动中宋昭公因为未遵从号令而被楚国人责罚,颜面无存;公元前613年,宋国萧地守将高哀看不惯宋昭公的所作所为,叛逃到鲁国。总之,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他本人也喜欢瞎折腾,不是想驱逐群公子,就是对祖母无礼,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故事频发,国不泰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身边的人难免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宋昭公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鲍。公子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我们前面说过的公子商人(也就是齐懿公)有得一比。应该说,在收买人心这方面,他比公子商人更高明。公子商人收买的对象主要是齐国的“国人”,而公子鲍的收买对象和收买手段更是全方位、多层次。第一,他“礼于国人”。宋国闹饥荒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将粮食低价卖给首都的居民。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者,他更是免费赠送粮食,而且不时奉上一些山珍海味,深得老头子们喜爱。第二,他“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也就是说,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天天跑到六卿的府上嘘寒问暖,很会来事,是领导们的贴心人。第三,他尊重人才,“国之材人无不事也”。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不论贵贱,他都愿意结交。第四,他善于利用亲情资源,“自桓以下无不恤也”。自曾祖父宋桓公以下的公族人士,都得到了他的照顾。第五,他得到祖母宋襄公夫人的支持。前面说过,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在宋国有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振臂一呼,就可以发动公族作乱。但是,宋襄公夫人为什么要支持公子鲍呢?答案也许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他长得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子鲍美而艳。”早在公元前711年的记载中,《左传》的作者曾经将“美而艳”三个字赋予宋国当时的绝色美人、孔父嘉的妻子孔夫人。事隔一个世纪,公子鲍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人。用“美而艳”来形容一个男人的美,后人不难推测,公子鲍绝非粗犷型的帅哥,而是更趋于女性化的俊男,长得大概和陈坤比较类似吧。孔夫人美而艳,是酥到骨头里的美,可以令华父督色授魂与;公子鲍美而艳,同样具有销魂蚀骨的效果,使得身为祖母(当然不是亲祖母)的宋襄公夫人也把持不住,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要与他私通。史料记载,周襄王在位三十四年而崩,此时距周襄王的死又有八年,距宋襄公之死则有二十六年。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以此推算,此时年龄当在六十左右。古代女子十三四岁便婚配,十五六岁即生子,如果过了三十岁,便可称作半老徐娘。宋襄公夫人以六十岁的高龄,仍然春心荡漾,搔首弄姿,当属罕见。还好,公子鲍虽然急于得到这位祖母的支持,但是总算保留了做人的底线,没有硬着头皮和她上床,而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她的追求。后人无从揣测公子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宋襄公夫人虽然求爱被拒,却仍然对公子鲍一往情深,或者说,越发希望得到公子鲍的爱了。她把对公子鲍的支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仅为他摇旗呐喊,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为公子鲍提供政治资金,让他以更慷慨的手段来收买人心。如果将公子鲍与宋昭公之间的政治博弈看作一场牌局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王牌都被公子鲍抓在手里,宋昭公只有举手投降的份。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能够左右宋国政局的“六卿”,他们分别是:右师华元,也就是华父督的曾孙。左师公孙友。司马华耦,与华元是兄弟。据记载,公元前612年,华耦代表宋国出访鲁国,鲁文公以对待卿的礼节来接待他,他推辞说:“我的祖上华父督得罪了先君宋殇公,被记载于各国的史书,我作为他的后人,哪里敢屈辱君侯您赐宴呢?”强烈要求以大夫的礼节相对待。鲁国人认为他应对得体。司徒鳞鱹。司城荡意诸,公元前619年的内乱中,作为宋昭公的支持者,荡意诸被迫逃到鲁国避难。公元前616年,经鲁国大臣公子遂从中斡旋得以回国。司寇公子朝。六卿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司城荡意诸。荡意诸的祖父叫公子荡,父亲叫公孙寿,都是公族人士。按照“赐族”的原则,到了意诸这代,被国君赐以“荡”姓,所以叫做荡意诸。荡意诸家世代担任司城的职务。公子荡于公元前619年前后去世,本来应该由公孙寿来接任司城,可是公孙寿转而让自己的儿子荡意诸接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公孙寿解释说:“当今国君无道,司城又是接近国君的大官,恐怕祸及自身。但是,如果弃官不做吧,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又没有着落,也不是个办法。儿子,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也应该挺身而出。就算他因此而死,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至于灭族。”公孙寿这么做,很难说是无耻还是独到的大智慧。但是他的儿子荡意诸却是一个颇为忠义的人,而且忠义得近似于迂腐。公元前611年十一月,宋襄公夫人计划趁宋昭公到孟诸打猎的机会,派人杀死他。当时的形势对宋昭公很不利。宋襄公夫人和公子鲍的阴谋已经成了阳谋,连宋昭公本人都知道了。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一贯不怎么灵光的宋昭公倒是表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从容。他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孟诸湖狩猎,而且将能带上的金银珠宝全部带上。荡意诸试探性地问他:“何不逃亡国外,要求诸侯接纳,尚可保住性命?”宋昭公回答道:“我身为国君,却不能让卿大夫们满意,也不能让祖母和国人满意,就算逃出去,诸侯谁肯接纳我?再说,既然当上了国君,却跑到国外对别人俯首称臣,不如安然受死。”在路上将金银珠宝分给身边的侍从,要他们各自逃难。唯独荡意诸坚决不肯离去。宋襄公夫人素知荡意诸忠义,于是特意派了一位使者到孟诸湖传话,要荡意诸速速离开,以免玉石俱焚。荡意诸谢过使者的好意,迎着山间的寒风说:“身为臣子,在君主有难的时候就逃跑,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新君又将会怎么看待这种人呢?”说完将使者打发回去了。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六卿之中,只有荡意诸死心塌地随着宋昭公,其余五人纵使没有成为公子鲍的同党,也唯恐祸及自身,都躲在家里作壁上观。宋襄公夫人派帅甸带人截杀宋昭公,荡意诸以死表达了自己的忠义。所谓帅甸,是春秋时期的官名,统帅步兵约三百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营长吧。宋昭公治国无方,众叛亲离,所以宋襄公夫人只派区区一个营长就将他解决了。《春秋》记载:“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就是宋昭公的名字。《左传》解释说,因为宋昭公无道,所以直书其名,以示批评。公子鲍如愿以偿地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公。他任命同胞弟弟公子须担任了司城一职。后来司马华耦去世,他又任命荡虺(huì)接任了司马一职。荡虺就是荡意诸的弟弟。宋文公这样做,除了安抚人心,还是怀着对荡意诸的些许敬意罢。宋国的政权更迭得到了上至宋襄公夫人a片在线免费看网站

                      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

                      文绉绉地说:“寡君派我们来为鲁、卫两国请命,说‘不要让部队踏进齐国的土地’。末将不幸,正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不能逃避自己的职责;也不敢躲开您,因为那样既侮辱了寡君也侮辱了您。末将勉强当了一回战士,谨向您报告我的无能。本来我是不配俘虏您的,但是这里也没有其他人,所以只好由我来办了。”——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人还是要抓的,不含糊。后人也许会笑韩厥的迂腐。但是在春秋时期,贵族之间这种互相尊重的风气十分普遍。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才越来越不懂得尊重敌人,甚至不懂得尊重自己人,所谓尊严也就变得非常稀缺了。逢丑父知道韩厥将自己当做齐侯,故意对齐顷公说:“我渴了,你去打点水来给我喝!”韩厥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没有干涉。齐顷公下车去打水,走到密林中,趁机逃跑。正好遇到齐军将领郑周父和宛伐来寻找他,欢天喜地地将他接走了。逢丑父被韩厥带回了晋军大营。《西游记》中写道,银角大王将猪八戒当做唐僧抓回洞中,对金角大王说:“哥哥啊,拿将一个来了。”金角大王一看,说:“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猪八戒马上说:“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吧,不当人质!”公元前589年,当郤克看到韩厥将“齐顷公”带回中军大营,估计也是说的这句话——“兄弟,错拿了!”接下来便是:“刀斧手,给我推出去,斩了!”逢丑父的嘴也不比猪八戒迟钝,马上说:“自古以来,还没有代替国君受难的人。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您难道要杀了他吗?”郤克想了想,说:“罢了,这个人不惜以死来让国君免于祸患,我如果杀了他,不吉祥。不如赦免了他,用来勉励忠君报国的人吧!”于是放了逢丑父。前面说过,齐顷公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真心实意的好。逢丑父被擒之后,他三次亲自率领部队进出敌军阵营,企图将逢丑父救回来。每次从敌军阵营冲出,齐军将士都簇拥着保护他。这种爱护下属的行为甚至感染了敌人。齐顷公第一次进入晋军阵营,晋军没有伤害他;第二次进入晋军中的狄人部队,狄人反而举起长戈和盾牌保护他;第三次进入卫国军中,卫军也没有追逐他。如此三次之后,齐顷公才放弃努力,带领部队向临淄撤退。失败的齐军一路经过齐国城镇,齐顷公向这些城镇的守卫者发表演讲,说:“你们努力吧!齐军已经被打败了!”有一个女人拦在齐顷公的车队前问道:“国君免于患难了吗?”有人回答说:“已经安全了。”她又问:“锐司徒(主管武器的军官)免于患难了吗?”锐司徒就是率领持矛部队的军官。有人回答说:“也回来啦!”她说:“国君和我父亲都幸免于难了,还要怎么样呢?”才避开车队。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出行,行人必须避开,女人尤其不能挡道。齐顷公的待卫想抓住那个女人问罪,被齐顷公制止了,他说:“先问君,后问父,谁说她不懂礼呢?”后来还派人打听那女人的来历,原来是辟司徒(率领守垒部队的军官)的妻子,因此认为辟司徒是个有德之人,便将石窌(地名)赏赐给了他。晋国人没有满足于鞍之战的胜利,尾随着齐军,从丘舆(地名)进入齐国,攻击了军事要塞马陉。齐顷公派上卿国佐去与晋国人谈判,要他将一批国宝送给郤克,同时主动提出归还鲁国和卫国被齐国占领的土地,而且交待说:“如果对方不答应,那就随便他们怎么办吧!”言下之意,让步就让到这里,不用讨价还价了。郤克果然不答应齐顷公提出的条件,他开出了自己的谈判价码:第一,齐国将萧同叔子派到晋国当人质;第二,齐国所有田陇向东改建。萧同叔子就是齐顷公的母亲萧夫人。很显然,郤克对当年受辱一事仍然念念不忘,难以释怀。至于田陇向东,则是出于战略考虑。农民修建田陇,本来是按照水势与地形来确定方向,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沟壑纵横,不利于战车通行。晋国在西,齐国在东,如果齐国将田陇都改向东方,晋军进入齐国就方便多了。郤克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带有侮辱性,一个严重危害了齐国的安全,国佐都不能答应。他不卑不亢地回复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寡君的母亲。如果按地位对等来说,相当于晋侯的母亲。您向诸侯发布重大命令,而要求人家一定要以母亲为人质来取得信任,又打算如何对待天子的命令呢?这是以不孝来号令诸侯,恐怕不是有德之士所为吧?”顿了顿,他接着又说:“先王划分天下的土地,根据地形地势,而作有利的布置。所以诗上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我划定疆界,划分地形,向东向南开辟田亩)。’现在您给诸侯划定疆界,却说‘田陇一律向东!’这是只顾您的戎车行驶方便,不顾地势之利,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先王的成命吗?违背先王就是不义,凭什么当盟主呢?当年尧、舜、禹、汤四位先王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共主,是因为注重德行而关注诸侯的共同利益;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和我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领袖群伦,是因为他们以身作则,安抚诸侯,使他们努力为天子工作。现在您也想号令诸侯,以满足无尽的欲望,又不肯宽容待人,我作为寡君的使者,只能这样回答您——我们将收拾残余部队,背靠城墙,决一死战!”当时鲁国的季孙行父和卫国的孙良夫在场,都劝郤克:“答应他吧!齐国人已经很恨我们了,战场上死去的将士,都是他们的同胞兄弟,您如果不答应,他们将更加恨我们。以现在的形势,就算是您,难道还有更多的要求吗?您得到齐国的国宝,我们则要回我们的土地,而战争带来的灾难也可以停息,这是多好的事啊!齐国和晋国都得到上天的眷顾,难道上天一定就要选择晋国吗?”郤克从来不是不分轻重的人,他和士燮、栾书商量了一下,决定见好就收,答应齐国人的请求。士燮回复国佐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奉命带兵出征,为鲁、卫两国请命,只要给个说法让我们回去向国君复命,就是贵国国君的恩惠了,臣等敢不从命?”算是给了齐国一个面子。同年秋天,郤克和国佐在齐国的爰娄举行了会盟。在晋国的要求下,齐国将在战争中取得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和卫国。此举为晋国赢得了莫大的尊敬。当晋国大军得胜回朝,经过卫国的上鄍的时候,鲁成公带着重臣们从曲阜赶来慰问,并举行了盛大的“赐命”仪式,赏赐给郤克、士燮、栾书三位统帅华丽的马车和相应的礼服。自韩厥以下,晋军中级以上的军官也都得到奖赏。同年九月,晋国大军经过卫国的首都朝歌,受到卫国军民的夹道欢迎。但是卫穆公还没来得及给晋军将领赠送车服,就突然一命呜呼了。郤克带着士燮、栾书前往吊唁。按照周礼的规定,如果奉国君之命前往他国吊唁死者,应当进到灵堂内致以悲切之意。但是卫穆公死得突然,郤克等人没有得到晋景公的命令就来了,只能站在大门外哭吊,卫穆公的遗孀们则站在门内回礼和相送。郤克这样做,自然是谦逊守礼的表现。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激,卫国便改变了规矩,要求其他国家的使臣也一律站在门外哭吊。由此可见,郤克的这次出征,不仅是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在外交上为晋国赢得了各国的尊重。晋军回到绛都,又受到绛都居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次胜利,所有晋国人的爱国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大家纷纷跑到街上,给归来的勇士献上家乡的酒水和鲜花。满城欢庆中,只有士燮一人默默地避开众人,等到庆典结束才悄然入城,回到自己家中。这个时候,士会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看到满脸沧桑的儿子,他不禁老泪纵横,责备道:“燮啊!你也知道我在等着你回来吗?”言下之意,怪士燮不体谅父母的担心,没有早早回家。士燮回答得很稳妥:“战争获得胜利,国人都欢天喜地迎接部队归来。我如果先回来,必定受到万众瞩目,这是抢了主帅的风头啊!所以不敢先回。”士会大为欣慰,说:“这我就放心了,保持这种谦逊的态度,你就可以免于祸患。”据《左传》记载,晋军回国后,郤克去觐见晋景公。晋景公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军大获全胜,都是因为你的功劳啊!”郤克诚惶诚恐地说:“这是因为您指挥得当,众将拼死杀敌,我哪里有什么功劳?”后来士燮觐见,晋景公同样表扬了他一番。士燮说:“我不过是听命于荀庚,受制于郤克,哪里有什么功劳?”士燮是上军副帅,荀庚是上军主帅。这次战争中,上军只出动一部分,荀庚并未出动,但是士燮仍然将功劳让给了荀庚——说句题外话,任何时候不忘记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很聪明的做法。再后来栾书觐见,也受到了表扬。栾书同样很谦虚:“这都是因为士燮指示明确,士兵们努力奋战,我哪有功劳?”战场上英勇无畏,战场下互相谦让,也许是晋军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据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记载,自鞍之战后,齐顷公一改往日的荒唐,变得小心谨慎,不再沉迷于音乐,不喝酒,不吃肉,对内爱护百姓,问寒问暖,对外敬重诸侯,积极参与会盟,终其一生,齐国基本平安无事。【风水轮流转,楚晋优势再次易位】再回头来“八一八”那位绝世美人——夏姬的风流事儿。前面说过,楚庄王占领陈国之后,本来想将夏姬纳为小妾,因为听了巫臣的劝告,转而将她许配给了连尹襄老。但襄老无福消受,在第二年的邲之战中被晋国下军大夫荀首射死,连尸体都被荀首带回晋国去,作为交换儿子的筹码。巫臣力劝楚庄王不娶夏姬,是因为他自己对夏姬垂涎三尺,怕她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没有机会染指。襄老死后,夏姬再度成为寡妇,当然,仅仅是名义上的寡妇,身体并不寡——襄老的儿子黑要很快就将丧父之痛转化为于飞之乐,把夏姬给“烝”了。巫臣虽然恨得直咬牙,但是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派人偷偷地给夏姬送了一封信,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回郑国去,我娶你!”夏姬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当她第一次看到巫臣,就从这个男人的眼神中读到了火辣辣的欲望。她从来不缺男人,甚至曾经同时拥有三个情人;她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也很少受到亲情和伦理的困扰。对于她来说,男人不过是玩物,用过之后就可以扔掉,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巫臣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仍然让她觉得有一丝触动,而“我娶你”三个字更给她带来满足感——要知道,她毕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这都已经是女人的更年期了,又嫁过几任丈夫,而且声名狼藉;而巫臣乃是楚国的名门之后,堂堂的申县县公,竟然为了她……没有太多的思考,夏姬给巫臣回了一个字:“好!”这个“好”字让巫臣欢喜得一夜没睡好,他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个方案。数日之后,夏姬的弟弟郑襄公的宫中来了一位客人。此人从晋国而来,自称是荀首的族人,奉荀首之命来跟郑襄公谈点私事。荀首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的幼弟,荀首的族人,自然也就是荀林父的族人。“一个月前,晋楚两国大战于邲,我家少主人荀罃不幸被楚军俘虏。主人爱子心切,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不退反进,又杀回楚军阵中寻找少主人,结果射杀了楚将襄老,俘虏了公子谷臣。”来人说。郑襄公点点头,表示听说过这事。“大战之后,晋楚两国互无来往。我家主人想以襄老的尸体和公子谷臣跟楚国交换少主人,苦于没有门路。他听说襄老的夫人,乃是君侯的姐姐,现在居住在楚国。因此特派我前来,有一事相求。”“请讲。”郑襄公很客气地说。“恳请您从中斡旋,安排襄老夫人回到郑国,而我们也将襄老的尸体送到郑国,当面移交给她,以示诚意。楚国人得到了襄老的尸体,想必也会同意以荀罃交换公子谷臣吧。”夏姬是郑襄公的姐姐,安排夏姬到郑国来接收襄老的遗体,自然合情合理。郑襄公看不出任何问题,也没有想到会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寡人为什么要帮助荀首?有什么好处?”“您将得到荀氏一族的特别尊重。别的我就不说了,您懂的。”来人笑笑,给了这样一个回答。郑襄公也笑了:“那么,请您回去禀报,荀家的事即是寡人的事,责无旁贷,一定办好。”来人一揖到地,表示感谢。荀首的使者走后,郑襄公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楚国去交给夏姬。信上写道:“襄老的尸体有门路了,但是不方便直接送到楚国来,请务必亲自来迎接。”夏姬心里暗笑,就在一天前,她收到巫臣的密信,上面说:“近日郑国必有来使,如有所请,你一定要答应。”当时她还狐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那是巫臣在暗中操作,给她创造一个回郑国的机会。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竟然有如此手段,能够驱使郑襄公为他服务。无意中,夏姬对巫臣的好感又多了一分。当下带着郑襄公的信,跑到宫中求见楚庄王,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并将郑襄公的信拿给他看。“请大王恩准妾身去郑国将襄老的遗体带回楚国,好让他叶落归根,葬于故土。”夏姬说着,掉下两滴眼泪,模样儿楚楚动人。楚庄王心里大概在想,这娘们儿哭起来倒是好看,难怪这么多人为之神魂颠倒。但他很快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问堂上的群臣:“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郑伯说的这事可信吗?”半晌无人回答。巫臣暗自吸了一口气,站出来缓缓道:“可以相信。荀罃的父亲荀首,深受晋成公(晋襄公的父亲)的宠爱,又是现任中军元帅荀林的幼弟。荀首素来与郑国大夫皇戌交情笃深,他爱子心切,想通过郑国的关系,归还襄老的遗体与谷臣,以换取荀罃的自由。而郑国人对邲之战心存恐惧,害怕晋国人报复,也想讨好晋国,必定会答应荀首的要求。”听到巫臣这么说,楚庄王也就答应了夏姬的请求,命她回郑国去迎接襄老的遗体。夏姬临别的时候,特别对送行的人(当然也包括黑要)说:“如果不得到遗体,我就不回来了!”谁也猜不透她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得她对襄老的深情厚意来得有点突然。夏姬在郑国一住就是八年,襄老的遗体却杳无音讯。久而久之,楚国人便也将这个女人淡忘了。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邮政系统,交通也不方便的年代,八年对于一个等待情人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以夏姬的风流性格,八年应该也不至于缺少入幕之宾。只是当她仰望星空之际,恐怕难免轻叹一声:“巫臣那个死鬼,莫非忘了他对我许下的诺言么?”突然有一天,有人从楚国带着财礼来见郑襄公,说是替申公巫臣前来求婚。郑襄公开始吓了一跳,以为他看上了自己的哪个女儿。打开聘书一看,不禁莞尔。他叫人将聘书送到夏姬那里,征求夏姬的意见。这一年,夏姬已经快五十岁了。即便天生丽质,即便保养良好,皱纹仍然不可遏止地爬满了额头。看完聘书,她轻佻一笑,对使者说:“我一介妇人,哪有什么主见,回去禀报国君,凡事由他做主。”使者走后,她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眼泪不可收拾地流了一下午。郑襄公收到回报,知道夏姬这就是默认了。他还能有什么意见?一个老女人,谁爱谁要呗!答应了巫臣的求婚。但这纸婚约并不意味着巫臣马上可以登上夏姬的牙床。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不敢让楚国人知道他的心思。直到楚庄王去世,楚共王即位,他才找到一个机会——公元前589年,晋、鲁、卫三国联军与齐军在靡笄相遇,后来又在鞍地展开会战。楚国为了支援齐国,打击晋国,也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为此,楚共王派巫臣为特使,前往齐国通报楚军出动的日期,沟通两国协同作战的有关事宜。巫臣领受命令,自郢都出发前往临淄,同时命心腹带着他的家眷和所有财产偷偷前往郑国。这一切做得很秘密,但是当他经过郢都的城门的时候,被正好路过的申叔时的儿子申叔跪看出了端倪。申叔跪当时就说:“奇怪了,那位老先生脸上既有军情在身的警惧之色,又有按捺不住的桑中之喜,恐

                      ,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

                      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

                      踞北方的朱棣为争皇位,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明王朝开始了长达3年的内战。重回甘肃,手握重兵的宋晟在这场大战中大可作壁上观。然而噩耗再次袭来,担任朱棣“府军右卫指挥使”的,正是宋晟的长子宋暄,靖难之役的灵璧之战中,宋暄在率军登城时阵亡。然而宋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从甘肃西边传来的消息显示,当中原大地打得如火如荼时,一团更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明王朝袭来。这团阴云的名字,叫帖木儿。帖木儿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而言也许格外陌生,但在国外,却赫赫有名,西方历史学家说他是“成吉思汗以后最伟大的征服者”。此人原是中亚地区西察合台汗国的驸马,在明王朝成立后第二年,他杀死西察合台汗国国王,自立为帝,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称帝后的帖木儿一面对明王朝采取恭顺态度,遣使通好,另一面则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张,相继吞并了波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击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甚至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都尊称他为“义父”,自信心膨胀的帖木儿,把下一个进攻的对象,定为明王朝。宋晟回任甘肃后,西域地区就不断有帖木儿帝国的消息传来,对此宋晟极为重视,他一面广泛搜集情报,一面加强防备,在哈密地区设立卫所,作为抵挡帖木儿帝国入侵的缓冲地带。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七月,朱棣攻入南京,推翻了在位的建文帝,次年改元永乐。宋晟随即向朱棣上报了有关帖木儿帝国的动向,并向朱棣保证“敌之虚实,吾已尽知,若敢来犯,必痛击也”。朱棣随即向甘肃地区增兵,并命宋晟节制各路军队,至此明军已经在西北地区做好了精心的准备。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结束了对土耳其征战的帖木儿召开“蒙古人大会”,宣布要“反明复元”,率2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东侵,却不料在行至哈萨克斯坦阿雷河流域时意外病逝,一场大战就此消解。帖木儿去世16年后,曾跟随帖木儿南征北战的名将盖耶速丁作为使节出使明王朝,在沿路参观了甘肃地区明军城防后,他在回忆录里感慨道:“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病死于征途,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这让他保全了一世战无不胜的美名。”经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朱棣,虽然在猜忌臣子方面不亚于朱元璋,但对于镇守西北的宋晟,却始终是毫无保留的信任。朱棣登基后,宋晟手握西北重兵,权倾天下,也曾有御史弹劾宋晟“自专”,朱棣回答道“任人不专制不能成功”,让宋晟在西北放手行事,并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加封宋晟为“西宁侯”。宋晟也很会做人,此后镇守西北,大小事情无巨细皆上奏,更多次请求入朝“汇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早请示晚汇报”。朱棣的谋士,有“靖难第一谋士”之称的姚广孝也对宋晟赞不绝口,赞叹道“今西北烽火渐熄,百姓安居,此晟之功也”。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征战一生的宋晟,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于凉州任上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朱棣大为悲痛,追封宋晟为“郧国公”。而在西北当地,甘肃、哈密,西域多地部落皆自发为宋晟举哀,就连国子监的甘肃籍士子们,也自发为其举丧。在他离去的身后,元亡后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此时又是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原本荒凉的陕甘大地,已是胡商云集、贸易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他亲手打造的“甘凉精骑”,更是一支不朽的手臂,终明一世,佑护中国西北诸省。第五章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说到朱元璋的统治,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残暴。残暴的方式,就是屡兴大案。历史学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说。所谓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简单的名词后面,是千万颗人头落地。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贪污腐败案,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激起朱元璋震怒,前后株连数万人。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再次兴起大狱,株连上万官员。“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桩桩案件,皆是血雨腥风。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四大案”中不论哪一桩,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无数,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接班”扫清障碍,谁知事与愿违,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靖难之役”中败给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整顿吏治,扫清腐败,然而即使在当时,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发出“朝杀而暮犯”的悲叹。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贪污横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论株连人数和规模,皆无法与“四大案”相比,但案件产生的影响,却远比四大案深远,不但终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一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公说公有理”的争议不同,这桩案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而仅仅6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短短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特。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二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三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

                      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秦军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两个营垒,抓了四个尉官。由于初战不利,廉颇改变了战争策略,七月,命令赵军高筑营垒,不再出营作战。随后,秦军开始攻坚,又俘获了赵军的两个尉官,并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赵军西边的营垒。廉颇固守营垒,采取防御战术与秦军对峙,秦军屡次挑战,赵军死守不出。赵孝成王得知廉颇初战失利,采取固守方针,以为廉颇胆怯,于是,多次斥责廉颇不与秦军交战。赵国初战失利之后,赵孝成王立即和虞卿、楼昌二人商讨对策。虞卿本来是一位说客,但他非常有政治眼光,因为两次觐见赵孝成王,被赵孝成王任命为上卿。楼昌是赵孝成王手下的将军。赵孝成王问这两人:仗打得不好,损失了一名都尉。我想让赵军与秦军决战,你们看怎么样?楼昌说:不好,应当派一个重要使者去求和。虞卿说:掌握和与战的主动权在秦不在赵。再说,大王得看秦军的作战意图是不是要击败赵军?赵孝成王回应道:秦国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务在胜赵(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接着说:既然如此,大王应当立即派使臣拿出最贵重的珍宝去联合楚、魏。楚、魏两国想得到大王的珍宝,一定会接纳赵国使者。赵国使者到了楚、魏,秦国必定怀疑天下诸侯又要联合抗秦了,心中一定很紧张。这样,和谈才能进行(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孝成王最后没有采取虞卿的意见,而是决定采纳平阳君赵豹和楼昌的意见,派自己的亲信郑朱到秦国接洽,秦国接纳了郑朱。赵孝成王召见虞卿说:我派平阳君负责与秦国议和之事,秦国已经接纳了我们赵国的使者郑朱,您觉得怎么样?虞卿回答道:大王的和谈肯定不能成功,赵军必定会被击败。天下诸侯祝贺秦国胜利的使臣都已经在秦国等着了。郑朱是赵国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到秦国去求和,秦王和相国范雎一定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新闻热点爆炒一番。楚、魏两国认为赵国向秦国求和,一定不会再出兵救赵。秦国知道天下诸侯不会救赵,那么,秦、赵两国之间的和谈绝不可能成功(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事实不幸被虞卿言中,秦国相国范雎果然把郑朱来秦国求和的事大炒一番,而且始终不与郑朱和谈。秦赵各易主将赵括纸上谈兵廉颇与秦军打起了消耗战,廉颇这一耗,秦国可就吃不消了。因为长平离赵国近,赵国运输粮草、补充兵力,都比较方便。而秦军是远征到此、补充粮草、兵办都比较麻烦。这一场战争如果就这样耗下去,秦国最后肯定占不到便宜。那么,在秦军被廉颇耗在长平之战的战场上之后,秦国会采取什么办法来打破这个僵持的局面呢?长平战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被称为“米山”,明代还有人写诗《咏米山》来追思廉颇:“积雪如山夜唱酬,廉颇为将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可惜,廉颇将军的胜谋,最终没有条件在战场上实施,因为廉颇被解职了。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秦相国范雎派人到赵国花费千金实施反间计,到处宣扬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统帅,现在的统帅廉颇太容易对付了,而且他就要投降秦国了(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孝成王本来对廉颇军队伤亡之巨已经非常恼火,而且,廉颇屡次战败,又坚守营垒不出战,再加上听到这么多传言,于是信以为真,派赵括取代廉颇任赵军主帅,率兵攻击秦军。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自幼熟读兵书,勤习弓马,成年后,更是仪表雍容,言谈不凡。赵括谈论兵法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辩论不过他。再加上赵括年轻、气血方刚,他上战场指挥作战,未必就比廉颇差。秦国使反间计却找来这么一个对手,秦国这一招使对了吗?秦国得知赵括代替廉颇统领赵军,立即暗中派白起担任秦军的上将军,让王龁担任副将,并且严令军中不许泄露白起出任最高军事长官,否则格杀勿论(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一到任,立即改变廉颇的策略,主动出兵进击秦军。秦军假装战败而逃,同时布置了两支秘密部队逼近赵军。赵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秦军营垒;但秦军营垒非常坚固,赵军死活攻不进去。此时,秦军的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突袭部队突然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骑兵的快速反应部队迅速楔入赵军的营垒之间,切断了赵军的前军和后军之间的联系,把赵军分割成孤立的两个部分,赵军的运粮通道也被秦军堵死(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这时,秦军派出轻装精兵实施攻击,赵军交战失利,被迫构筑壁垒,顽强固守,等待援兵。秦昭襄王得知赵国粮道已被截断,兴奋得不得了,亲自赶到前线;赐给全国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征调秦国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赶赴长平战场、阻截赵国救兵,断绝赵军军粮。到了九月,长平的赵国士兵断粮已达四十六天,军中已有人暗中杀人以充饥。困厄至极的赵军猛扑向秦军,发动攻击,打算突围。赵军编成四队,轮番进攻了四五次,但是,仍然无法突围。赵括急红了眼,亲自披挂上阵,带领精锐士兵与秦军搏杀,最后秦军射死了赵括。赵军大败,四十多万赵兵向秦军投降。白起心想:前些时候秦军拿下上党,上党的百姓不甘心做秦国的臣民而逃往赵国。赵国士兵变化无常,不全部杀掉他们,恐怕要出乱子。于是用欺骗手段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了,只释放了两百四十名未成年人。长平这一仗,秦军一共杀死赵兵四十五万人,赵国举国震惊(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抉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就这样,秦军以空前野蛮的屠杀,结束了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而长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悲苦的记忆。长平之战大败赵国缘何失利赵国作为一个强国,在长平之战中元气大伤,最终损失了四十五万名赵兵。当历史定格在这一刹那之时,赵国的亡国已经无可挽回了。长平之战前,秦国虽然在秦昭襄王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但是,此时的赵国也是六国之中唯一可以和秦国叫板的国家。一个几乎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为什么在长平之战中败得如此之惨呢?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赵国最终的失败呢?我们先说赵国。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误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准备不够,底气不足,临战易将。“准备不够”是赵国失败的第一个原因。长平之战后,无数后来人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话题是:赵国应该不应该接受上党之地?赵国不费一兵一卒可以白白得到一个下辖十七座城邑的上党郡,从道理上讲,赵国理应接收,这叫不要白不要。赵孝成王决定接受上党郡并没有错,错在哪里呢?赵国接收了上党郡,就意味着秦、赵两强之间必然会有一场大战、恶战、生死决战。秦要统一天下,秦、赵两强之间的恶战、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赵国可以选择的只有与秦国决战的时间、地点。如果以长平之战赵国阵亡四十五万名士兵为由,指责赵国不该接受上党郡,那么,赵国不接受上党郡就能避免与秦的决战吗?这场决战即使不在长平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开战。所以,赵国接受上党郡这件事的本身并不存在对与错。决定对与错的是,赵国是否做好与秦国决战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准备又包括选将、军粮,等等。特别是选将,前敌总指挥的策略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在长平之战初期,廉颇确实打得不好,但是,廉颇根据双方形势及时调整,决定用固守代替进攻的战略决策,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秦军举全国之力打了三年竟然毫无进展,这不能不说廉颇的固守方略十分得当;无可奈何的秦军最终不得不用反间计拿掉廉颇,也从反面证明廉颇是秦军的大敌。但是,赵孝成王却视廉颇的策略为软弱,临战易将,这显示出赵国对与秦国作战的准备明显不足。“底气不足”是赵国惨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赵孝成王的底气不足主要表现为,初战失利就准备议和。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和,“和”本身并无过错,但是,何时议和、怎样议和,却是一门大学问。虞卿坚决反对立即议和,因为初战失利就议和肯定难于成事。虞卿主张联合楚、魏,造成又一次诸侯合纵抗秦的态势,给秦国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然后议和才可能成功。虞卿的计谋非常有道理,长平之战本应该是山东六国又一次合纵抗秦的机会,但是,赵孝成王白白浪费了这一大好时机。初战失利就急于求和,结果越急于求和,秦国越不议和,最终兵败地削,导致亡国。赵孝成王为什么急于议和呢?原因既是准备不够,又是底气不足。农业一直是赵国发展的薄弱环节。商鞅变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重农富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没有惠及赵国的农业,所以,农业一直是制约赵国上升为一等强国的一个瓶颈。长平之战中,农业问题最终显观出来了。赵括最后自杀式突围就是因为军中已断粮四十六天,这仗还能打吗?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打了三年,打到最后,赵国无粮,向齐国求援,齐国袖手旁观(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不愿救赵。齐国在是否援助赵国粮食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必救赵,坐山观虎斗即可。另一种意见认为赵国是齐国的屏障,唇亡则齿寒,赵国被彻底铆玫之日也就是齐国、楚国的灭亡之日(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所以,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利害上讲,齐国都应当责无旁贷地救赵。但是,齐王建是齐国的亡国之君,昏庸至极,对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完全听不进去,只顾享受赵国浴血奋战给齐国带来。的短暂和平,不愿出手救援赵国。长平之战赵国惨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临战易将”。赵孝成王临战易将的理由无非是三条:一是初战失利,二是固守示弱,三是中敌反间。当赵孝成王决定任命赵括为统帅时,曾遭到两个人的强烈反对,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赵括之母。蔺相如是赵国重臣,在长平之战爆发时已经病重,他听到赵孝成王重用赵括的消息后,立即上书赵孝成王,非常严肃地指出:“大王凭借赵括的名气而重用他,太不慎重了。赵括只能读读兵书,聊聊兵法,完全不懂得随机应变(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让这样的人指挥与强秦的生死决战,不免草率,而且简直是拿赵国的存亡开玩笑。”另一个反对者是赵括的母亲。赵括的父亲是赵奢,赵奢在赵惠文王时曾大败秦军,是继廉颇之后的名将。但是,长平之战爆发时、赵奢已死。赵括善谈兵法,但实战能力差,“纸上谈兵”这一著名成语就来自赵括。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以为天下没人能超得过他。他曾与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之道,赵奢都难不倒他,但是,赵奢总认为儿子赵括不能带兵。赵括的母亲问赵奢为什么,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赵括却把这种大事说得如此容易、如此轻松。如果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如果赵国任命赵括为将,导致赵军失败的一定是他(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己,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等到赵括接受任命将要起程之时,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能做将军。一位母亲亲:自出面阻拦自。己一的儿子临危受命,赵孝成王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将赵括的母亲召进宫问话。赵老太太回答:当初赵括的父亲赵奢受命为将军后,由他亲自捧着食物侍候吃喝的有几十位,被他当做朋友相待的数以百计,大王赏赐的东西他全分给手下的官员(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而且,自接受王命那一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一做将军,就面向东接受下级的朝见,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的金帛他都带回家中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以买就马上买下来。他哪一点像他父亲?父子二人如此不同,希望大王千万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这事您就别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说:您如果一定要他统兵,咱得立个条件,如果他出了事,我不能受到株连。赵王一听,就这么个条件,不假思索立即答应了。由于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所以,长平战败之后,赵孝成王没有株连赵括的母亲(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表面看来赵孝成王临战易将是中了秦国相国范雎的反间计,实际上,是因为赵孝成王没有识人之明,所以,当秦国实施反间计时,赵孝成王立即就相信了这些别有用心的话,重用赵括,撤换廉颇。从秦国一方看,长平之战的胜利也事出有因。首先是巧使反间计。廉颇久经沙场,初战不利之后,他既不主动出战也不开门应战,把长平之战演变成秦、赵两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且,这一拖就是三年。赵国固然消耗极大,秦国也同样被拖得受不了。久拖不决,对于远道而来的秦军来说更为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相范雎才用了反间计,让赵孝成王上了大当,撤换老将廉颇,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其次是诱骗赵王。长平之战持续三年之久,秦国始终挽留着赵国的使者,但是,又不议和。这样一来,赵孝成王始终对议和存有一丝幻想。只要赵孝成王一直没有放弃议和的想法,赵国就不可能把长平之战看做是秦、赵之间的生死大决战。再次是重用白起。白起是秦国名将,既善于作战,又心地残忍。白起不但打败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更把赵国的四十五方降军悉数坑杀。赵军的有生力量从此消耗殆尽,赵国也因此一撅不振,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灭亡之路。因此,白起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长平之战前,白起就已名声大噪,所以,秦昭襄王任用白起为主帅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以免惊动赵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表现得也极为出色,他首先示弱,引蛇出洞,让赵国四十多万大军全部离开营垒。然后一断赵军退路,二断赵军为两部,相互之间不能联系,逼得赵军做困兽之斗。白起在整个长平之战中发挥得相当出色,表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最终,长平之战以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被彻底消灭而告终。以上我们分析了秦、赵双方在长平之战中的胜败之因。但是,归根结底,这场战争是秦、赵两强的生死决战,决定胜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赵孝成王并非不知道在长平之战中,秦军是举全国之力务在败赵。赵孝成王回答虞卿时曾说过两句话:“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赵孝成王明明知道秦军是“不遗余力”、“欲破赵军”,秦昭襄王甚至亲临前线,进行战争总动员:又是秦民每人赏一爵,又是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秦民上前线。秦昭襄王为什么如此兴奋?因为他明白与赵国在此一战,必须全国总动员。赵孝成王明知秦国“不遗余力”,仍然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决战,一会儿是议和,心里根本没个定准。面临生死大决战,国君竟然和、战不定,又无识人之明,更不会像秦国一样进行全民总动员,所以,长平之战赵国必败。赵国是明败在赵括之手,暗败在赵孝成王之手。如此国君,岂是秦昭襄王的对手?长平之战结束的第二年,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此时赵国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对秦国、秦军、秦人的深仇大恨。嬴政非常幸运,在他出生之前,他将来统一天下的最强对手赵国已经被他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彻底打垮。秦、赵两强的局面已经变成了秦强赵弱。嬴政最终能够统一六

                      是对比莉·狄利亚而言,真正的战争不是关于婴儿的生命或新娘的名誉,而是关于不服从,当然,那指的是公马们在为谁能控制那些母马和马驹而厮咬。普立安牧师一方有《圣经》和历史,米斯纳一方则有《圣经》和未来。她揣摩,现在他正让这世界等着,直到理解他的角色。比莉·狄利亚把凝视的目光从米斯纳带着搜索神情的眼睛垂到新娘头上沉重的花饰,再到新郎的后颈上,当即想到她曾经喜爱过的一匹马。虽说新郎以他的名义保存着对一次赛马传奇的记忆,但是比莉的生活却因那次赛马受到伤害。鲁比初建时,K.D.所骑的那匹取胜的马“硬货”,属内森·杜波列斯所有。那次赛马过后几年,她会走路之前,内森先生曾把她举到“硬货”的光背上,她骑在马上的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那次起,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每逢他有差事进镇,他都要卸下马鞍,用手掌扶着她的腰,让她骑在马上绕着她家旁边的校园转圈。“扶这些孩子们骑马,”他总是这样说,“这片土地需要更多的女骑手。大家都叫着要汽车,最好还是早早扶他们的孩子骑马吧!‘硬货’从来不会坑人的!”就这样骑着,直到比莉·狄利亚长到了三岁——当然还是太小,用不着穿日常的内衣,而且没人注意或在意她的皮肤碰触有节奏地运动着的动物的大片毛皮时感觉有多好。在她拼着力气用脚踝夹着“硬货”,强忍着它脊背的摩擦时,大人们都乐呵呵的,因她的快活而高兴,还把内森先生叫作倒退的黑人,说他需要学会怎么开车换挡,以便按时赶达目的地。后来有一天,是个礼拜日,内森先生骑着“硬货”大步在街上慢跑。比莉·狄利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或骑到马了,她跑到马跟前,要求把她举上去。内森先生答应她办完公事就停下来一会儿。她还穿着礼拜服,就在她家院子里等着。当看到他绕开从教堂出来的人群骑马过来时,她从院子里跑到中央大街上,在举起双手等着被抱到“硬货”的背上之前,先把礼拜日的紧身短衬裤拽了下去。之后的事情就糟透了。她被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顿,那剂羞耻药她过了多年才明白过来。笑柄就此留了下来,而让她更没面子的,是教训她的人就是她母亲。突然之间,在那些盯着她看时感到很舒服的男孩们的眼睛里出现一股阴暗的光彩。突然之间,在女人们的眼睛里出现一种好奇的兴奋,男人们把目光转向别处。她母亲则是持久地监视。内森·杜波列斯再没有主动要她上马。“硬货”从此与她永世无缘,人们对那匹马的公开记忆都是K.D.骑着它赢得了比赛,而私下里它却是一个小女孩耻辱的容器。只有多薇·摩根太太和她姐姐索恩好心善待她——在街上拦住她,给她拉正辫子上的蝴蝶结,夸奖她在她们的菜圃中干活出色。有一次,多薇·摩根太太拦住比莉·狄利亚,想抹掉她原以为小姑娘玫瑰色嘴唇上涂着的化妆品时,满脸笑容,而且没说出一通可恨的教训话,甚至在发现她的手帕抹过之后仍然干干净净时,还道了歉。若不是有她们俩,还有安娜·弗拉德回来了,她的少女时代简直过不下去。倒不是安娜或者摩根家的两位太太让她感到了身为独生女的奇特落寞感——她们孩子不多或没有孩子,而大多数家庭自豪于有九个、十一个,甚至十五个孩子。因为阿涅特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哥哥,她们俩成为密友也就顺乎自然了。她知道人们把她看成疯丫头,一个从小对光屁股骑马不仅毫无疑虑而且还满心欢喜的丫头,她会在礼拜日当众扒下衬裤,为的就是寻求那份刺激。虽然是阿涅特在十四岁时就(和这个新郎)有了性关系,倒是比莉·狄利亚背上了包袱。她很快就注意到姑娘们眼睛里的警觉神色,因为她们的母亲告诫过她们不要和比莉·狄利亚沾边。实际上,她守身如玉。直到现在。由于她情不自禁地爱着一对兄弟,她的童贞没人相信还存在,也就像米斯纳牧师举着的十字架一样保持缄默了。这时牧师闭上了眼睛,下巴上的肌肉抖动了很长时间。他举着十字架,仿佛举着一把锤子,要竭力把牢,唯恐掉下来会砸到人。比莉·狄利亚巴望他能重新睁开眼睛,看好新郎,把十字架砸到他的头上。还是别啦。那会让新娘尴尬的,她好不容易赢得了这个损害过她少女名誉的丈夫。这个丈夫原先在和阿涅特有那事的前后,都曾向比莉·狄利亚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这个丈夫在阿涅特外出求学时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追求随便哪个不足五十岁的穿裙子的人。这个丈夫让他未来的新娘怀了孕却撇下她,他明知道未婚母亲(而不是要做父亲的人)得求她的教会原宥。比莉·狄利亚曾经听说过这种事,但在鲁比,怀孕的姑娘是能够结婚的,不用理会那男孩热切与否,因为他住得离她家很近。他还会在教堂或者他所去的任何地方遇到她。但这个新郎不是如此。这个新郎让新娘吃了四年苦,之所以同意和她成婚,只是因为被另一个女人踹下了床。那一脚踹得太重了,他都不能很快地来到祭坛跟前了。比莉还清楚地记得那踢人的女人到来的那天,穿的鞋早已设计好要踢这新郎的屁股了。比莉·狄利亚对那个怪模怪样的姑娘的痛恨是本能的,而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十月天和她母亲吵得不可开交之后不得不到女修道院借宿,那种痛恨也会是永久的。那天,她母亲像个男人似的打她。她先跑到安娜·弗拉德那儿。安娜正和一个送货人谈交易,要她在楼上等。比莉·狄利亚独自哭着,觉得过了足有好几个小时。她舔着开裂的嘴唇,揉着眼睛下面的青肿。在她窥见阿波罗的卡车时,就从后楼梯溜下去,趁他买苏打汽水的当儿钻进了车里。他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阿波罗提出把她带到他家,但又无颜对他父母解释她的情况,也受不了他那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任何一个的白眼。她要他带自己到女修道院外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她在女修道院那儿看到和学到的,改变了她的一生。同意给阿涅特做伴娘是她在鲁比肯做的最后一件动感情的事了。她在丹比找到了一份工作,买下了一辆车,也许会开车到圣路易去呢,只是拿她的双重爱恋无可奈何。不管嘴里嚼没嚼烟草,斯图亚特都不是个有耐性的人。因此,连他自己都奇怪怎么会看着米斯纳的举动而心平气和。他周围的教众早已嘀嘀咕咕,还交换着眼色,可斯图亚特自信不像他们那样沉不住气。尽管没有起镇定作用的烟草嚼在嘴里,他仍然目不旁视,沉默不语。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听老爹讲过他赶了六十五英里路把需要的物资运回黑文的经历。那是一九二○年。禁酒令如今已经从州范围内扩展到全国实行了。一种叫作支原体肺炎的疾病在黑文为祸,而老爹是为数不多还能走动的人中的一个。他独自去了。骑马去的。他在洛根县买到了需要的东西,把药品捆在外衣里面,把别的供应品绑在马上。他迷了路,日落之后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看不见,但是嗅到似乎在左边相当近的地方有一处篝火。随后,突然之间,他听到右边有呼喊声、音乐声和枪声。但他在那个方向没看见亮光。他身陷黑夜之中,两边又有看不见的陌生人,他必须决定到底是向有肉香的冒烟处骑去,还是奔音乐和枪声而去。或者哪儿也不去。篝火那边可能是取暖的强盗,而音乐可能意味着以施私刑取乐的人。他的马作出了决定,它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小跑着向篝火而去。老爹在那儿看到了三个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他们坐在藏于一个坑洞里的篝火旁边。他下了马,把帽子拿在手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了声“晚上好”。男人们对他表示欢迎后,听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便警告他千万别进城。他们说,妇女们在那儿用拳头打架,孩子们都喝醉了,男人们不争不吵只用火器说话,禁酒的法律根本没用。他们来是为了拯救一个家里人,在那儿已经喝了十二天了。他们已有一个人进去找他了。老爹问,那城叫什么名字?他们答说,普拉·桑格尔。城北边界处有个牌子:黑人免进。城南立着一个十字架。老爹和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天亮之前谢过他们就离开了——往回走找到了回家的路。斯图亚特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想到当时他父亲独自一人走在黑夜里,右面有枪,左面是陌生人,吓得嘴都闭不上了。可是大人放声大笑,想的是别的事。“‘黑人免进’在一头,十字架在另一头,中间是不受约束的魔鬼。”斯图亚特没有弄明白。魔鬼怎么可能待在十字架附近呢?这两个标志有什么关联呢?然而,从那时起,他曾经看到过十字架吊在妓女的乳沟中,军人的十字架绵延几英里,黑人院落中火上燃烧着十字架,(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施私刑的一种仪式。)职业杀手的上臂文着十字架。他还看见过一辆小汽车的后视镜上吊着一个十字架,满满一车的白人侮辱着鲁比的小姑娘。不管米斯纳牧师想的是什么,他是错的。一个十字架比一个支架强不到哪儿去。此时,斯图亚特用手指捋着胡子,注意到他的双胞胎兄弟正在倒换着双脚,随时准备抓住他前面的椅背,对米斯纳的行为加以制止。索恩坐在迪克身边,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气声,明白了她的错误有多严重。她刚要触碰丈夫的手臂,告诫他别站起来,这时米斯纳终于垂下了十字架,说出婚礼的开场白。迪克向后靠坐,清了清嗓子,但伤害已经造成了。他们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那时候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掏出一支枪对准了K.D.;那时候米努斯不得不插进去阻止斯图亚特和阿诺德之间的推推搡搡;那时候梅布尔没有给教会烘烤食品义卖会送糕点。由婚讯的宣布召来的祥和及好意如今全没了。她家的招待会将是引发问题的又一个由头,而最麻烦的是,索恩没有告诉别人,她已经铸下了邀请康妮和女修道院里的姑娘们来参加招待会的大错。由于误解了事先的警告,她就要主持鲁比前所未见的一次最大的混乱场面。她两个死去的儿子都靠在开尔文冷藏箱上,剥着西班牙花生的壳。“水池里是什么东西?”伊斯塔问她。她瞅了一眼,看见了羽毛——色彩鲜亮,但小得像鸡毛——在池子里堆成一堆。她觉得莫名其妙:她并没有宰杀任何禽类并拔毛,而且也不可能把羽毛扔在那儿啊。“我不知道。”她答道。“你得把它们收起来,妈妈。”斯考特告诉她,“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他们俩都笑起来,吱嘎吱嘎嚼着花生仁。她回过神来,想不出什么样的鸟是那样的颜色。当成双成对的兀鹰飞过镇子上空时,她想那是梦境的含义:无论如何,这段婚姻不会改善什么。现在她相信她的两个儿子想告诉她的是别的意思:她净想颜色了,其实要点在水池。“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她邀请的那些奇特的“羽族”不属于她家这栋宅子。当凯特·戈莱特利终于按下风琴的琴键,一对新人转过身来面对教众时,索恩哭了。部分原因是看到新娘和新郎强颜欢笑,部分原因是害怕怨恨,如今它已经漫步在去她家的路上了。人们早已注意到,摩根兄弟俩很少互相交换目光或说些什么。有人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彼此嫉妒;他们只是看起来观点一致,内心深处其实相互怨恨,这在小事情上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在对汽车的看法上:一个极力推崇雪佛兰,另一个则顽固捍卫奥兹莫比尔。其实,兄弟俩几乎在每件事上都看法一致,而且不用交谈,永远都有默契。一方就像熟悉另一方的面孔似的熟悉他的想法,只是偶尔才需要用眼神加以肯定。此时,他们站在迪克家中的不同房间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所幸,米斯纳迟到了,米努斯很清醒,普立安得意扬扬,而杰夫则让斯维蒂占住了。梅布尔出席婚礼之后,让她的儿媳去参加招待会。新婚夫妇中规中矩——适当地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失礼仪。加里牧师——稳重又快活——是让一切顺利进行的最佳保证。他和他太太莉莉的二重唱是一绝,如果他们能让音乐开始……斯图亚特打开钢琴盖,而迪克则在客人中穿行。他走过普立安牧师身边时,对斯维蒂和杰夫点头微笑,还在普立安肩头拍了一下让他放心。在餐厅,餐桌引来啧啧赞叹,但除去儿童还没人就餐。礼品台边的喁喁私语似乎有些紧张和过度。斯图亚特等在钢琴旁,他的铁灰色头发和天真的眼睛非常协调。他周围的孩子像玛瑙般灿烂;妇女们穿着依旧很新颖的复活节服装,亮丽而恬静;男人脚上吱吱作响的新鞋像瓜子一样闪光。大家都很拘谨,过分彬彬有礼。他想,迪克大概在说服加里夫妇时遇到了麻烦。斯图亚特去取烟草,不出声地催促他的双胞胎兄弟去试试别人——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尽快开始演出,不要等到普立安借机祈祷他们回到战场上去,或者,老天保佑,杰夫开始念诵他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愤懑不平。这么一来,普立安的下一个目标就该是K.D.了,K.D.是从来没服过兵役的。斯图亚特纳闷索恩跑哪里去了。他看见多薇正从新娘的头发上摘下面纱,他那双天真的眼睛又一次欣赏着妻子的身材。不管她穿什么——礼拜日的盛装,白色的教堂制服,甚或他的浴袍——她的娇躯都能使他满意地微笑。但这时迪克在示意他注意节目,于是斯图亚特就把欣赏多薇的目光移开,当即看到了他兄弟努力的成果。凯特走到钢琴跟前,坐了下来。她弯起手指,开始弹奏。先是一阵前奏的颤音,伴随着友好的咳嗽和预料中的低语。这时西蒙和莉莉·加里来了,哼呀哼的,考虑怎么开始。他们从三分之一处进入了《亲爱的主,牵我手》,一张张笑脸转向音乐的方向,这时他们听到了一辆老式凯迪拉克汽车的喇叭声。康妮没有来,但她的房客来了。玛维斯开着凯迪拉克,吉姬和西尼卡坐在后面,前排乘客座上是个新来的人。她们谁也没穿参加婚礼的衣裙。她们走出汽车,样子像是歌舞团的姑娘:粉红色的短裤,很暴露的上衣,半透明的裙子;涂了眼影的眼睛,没有抹唇膏;显而易见地没穿内衣,没穿长袜。耶洗别(《旧约·列王纪》中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妃,以邪恶淫荡著称,后指荡妇或浓妆艳抹的女人。)库房里的东西全给洗劫来装扮胳膊、耳垂、脖颈、脚踝,甚至鼻翼了。玛维斯和索恩在草地上互相致意,心里都不舒服。另外两个女人漫步走进餐厅,打量着餐桌。她们说着“嗨”,还高声嚷着不知道除了柠檬水和潘趣酒外还有没有别的喝的。没有,于是她们就做些几个年轻人已经做过的事:溜出摩根家的院子,走过安娜·弗拉德的店铺来到大炉灶跟前。几个本地姑娘已经在那里聚过又撤走了,把那块领地留给了普尔家的男孩:阿波罗、布鲁德和赫斯顿。留给了西赖特家的人:小蒂莫西和斯派达。留给了迪斯特里、维因和罗约尔。米努斯也加入了他们一伙,但一直和他说话的杰夫却没来。目不暇接的新郎也没来。音乐响起时,多薇正从羊肉片上刮去肥肉。乐声中她切了自己的手指,于是嘬着伤口的血,这时奥蒂斯·雷丁尖叫着“噢唔——小姑娘……”盖过了赞美诗平和的祈求。屋里、屋外,一直到马路上,节拍和热烈的气氛都是忘乎所以的。“噢,他们正开心着呢。”普立安牧师身后一个声音悄悄说。他转过身来看,却没有找出说这句话的人,于是便继续瞅着窗外。他了解这样的女人。像孩子似的,总是想着要开心,很投入,可也总需要一点间歇。随便一抬手,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有些人谅解或宠爱她们。有些人在被她们搅得不得安宁时只是垂下眼睛一语不发。他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目光,她便点点头,离开了窗户。她和他同样清楚,沉湎于玩乐的成年人是已然开始腐朽的明显预兆。不用多久,整个国家就会在玩具的浪潮中被冲走,因喧闹的音乐和空洞的笑声而辨不出调子。但是不会在这里。不会在鲁比。不会在普立安牧师还健在的时候。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们在跳舞,胳膊举过头顶甩着,千姿百态地舞动着。她们又笑又叫,只是谁也不看,只看她们自己摇摆的身躯。本地的姑娘们回头看着,不屑地哼上两声。布鲁德、阿波罗和斯派达

                      结婚。那简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尤其是我五姐嫁给金王家,她有时回娘家,再到人家家一看,完全符合她的心理,本来应该是她的家,是她的事儿,所以她就郁闷。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结婚三天回门摔一跟头,由门槛外头摔到门槛里头,这就不吉利,结果一百天,死了。正好他(指乐)五大爷采药去了,他跟我四姐感情非常好。回来哭得要自杀呀,哭得要当和尚,(对乐)你五大爷还要当和尚呢,要上五台山。乐曙青之妻金玲:我也听说这五大妈,说就是看不惯这洋派儿。净亲嘴什么的,看不惯。这是那个一百岁的老保姆跟我说的。刘:外边有言论,说根本我这四姐是吞金死的,自杀死的,白天还挺好,就一夜的工夫。她就不喜欢那环境和家庭,所谓洋派,晚上开舞会,她也不会跳舞。她喜欢坐轿,梳两把头,他们乐家那儿做不到。估计确实是服毒自杀,所以他五大爷受刺激呢。我写回忆录写的是服毒。因为什么证实的呢,是从乐家他们姑奶奶证实的。郭松义:郭沫若故居原来好像是乐家的?刘:乐家的房子挺多的。咱们现在正是吃桃子的时候,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桃,我说这乐家花园那桃啊,可以说是北京第一。每一个够一斤,海淀乐家花园。那当初是西太后吃的。我们是沾亲戚的光。我们这些亲戚家是吃尽三绝。凡是北京的好东西,就说水果吧,最出名的是乐家花园的桃,每年我们都吃桃。最讲究的梨,梨按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这个梨,只有袁家,北池子袁家,那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跟乐松生一门没有关系,松生是服毒自杀的。松生这人也是属于积极,拥护共产党。要不他也当不了副市长。同仁堂是轮流执政,正好赶上乐松生他们这房当经理。把同仁堂都卖了嘛,一个鹿场一百多头活鹿,取鹿茸用的,才给一百块钱,一百块人民币。乐松生就签字了么。定(问乐):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百岁的老保姆是你的奶妈?乐:我弟弟的看妈,九几年才没的,活到103岁,100岁时候街道还去给她做整生日。她在庆王府看过孩子,在金王家也做过。是由金王家出来的,1945年过来的。那时候就五十多了,到我们家就快六十了。刘:那个保姆的话,百岁老人,跟我亲着呢。她先在我五姐那儿,由我五姐那儿才上你们乐家去的。她年轻的时候在那家待过,在金王家也待过。后来金王家那老三姨太的厨子也跑我们家当厨子去了,我们管他叫二厨头,你说连他们下人,带厨子,都在我们这圈儿里转来转去,就别说这联亲了。所以你要了解老北京过去旧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盘根错节。

                      5.戏楼与京戏

                      定:现在动不动就讲大宅门,我想问问在您那个年龄,大宅门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刘:大宅门有几个概念,第一你在北京得有名得有钱。第二你得有够大宅门那房子。起码你得四合带后罩,三进四进,像我们家是四进,由大门起得五个院子,并且还得有回廊走廊,下雨淋不着,你到哪个院儿全通着,这叫大宅门。有的不够走廊的都不叫大宅门,这是说房子。并且按现在大宅门的概念来说,要不是做官的,也得是做商的,必须是有名的,名人。像我们家能够上大宅门,第一我们这房子出名,而且房子都特别好,哎,特别讲究,一提马大人胡同刘家谁都知道,这叫大宅门。我们家里头有戏楼,是我父亲过生日,办喜事,为了摆阔,花了五万现大洋,特地把那一个院改成一个戏楼,就为唱戏。用了没有几次。那个时候做买卖的,他为的是拉关系,你家里有戏楼,身份就不一样了,用现在新名词儿呀,就是提高知名度,为能够有那个投资。这个我原来不理解,这不是花冤枉钱么,你平常又不能住,一年你不就办一回生日么是不是呀。现在理解了。可也别说,我们这戏楼还真出了名了,比那家的戏楼讲究啊,一品大员可以用排山脊,但是只能两卷,那家戏楼就是两卷,可是我们三卷。为什么呢,就是有品级的,你要是盖三卷,御史马上就参你,你得拆了。因为我们家不是做官的,没人参。我们那房子是五卷的,前边是两卷,后边是三卷。所谓两卷就是前后都一边儿大,中间没有截断。一进垂花门,第一厅叫西厅,这西厅是外客厅,一般不太熟的客人,来了在西客厅接待。还有办生日唱戏的时候摆座儿用,男宾都在西厅。这两卷能摆十桌,前边五桌后边五桌。后边的三卷是花厅,铃铛排山三卷哪,叫排山脊,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只有宫里头有。我们管它叫大厅,唱戏的院儿,这单是一个门牌,可以坐300多个座位,那家的戏楼有多少根柱子,我们那个,我父亲专门不要柱子,洋式的,五五二十五间的大戏楼。增崇到这儿一说:“哎,你这谁给你盖的,这么好啊。”我父亲办生日那次是500多人。我出生是在后罩房,我们那大院的第四进,第四通院子,那是最后院,没有厢房,那时候也是洋灰地吧,也不知怎么墁的,当间儿还有万寿字儿,为办生日么,连地都是万寿字儿。定:现在没了吧?刘:有。现在全归中央军委了,是个俱乐部。你未必能进得去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国防部长,大将级呀,住在那儿,牡丹池还在,地方换了。我家里有戏台嘛,梅兰芳、马连良都在那儿演过。您知道梅兰芳那出《凤还巢》,外面没公演,先是在我父亲生日演的,刚排得了,到我们那儿问去,说干脆咱们老头生日吧,这边说好,给现洋四百大头,这我都知道,《凤还巢》。马连良的《苏武牧羊》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那儿演的。所以京剧界的人我没有一个不熟的。梅先生这人是最大的好人,戏曲界里没有骂他的。他不单是善良,而且特别照顾同业。梅先生的艺德是最好的。他不用真正有名的给他当配角儿,尤其他成名以后,专门拉那些个也行,但没有名气,起不来的,他带。挎刀是内行话了,给他傍角儿的,陪着他唱的,叫挎刀。所有给他挎刀的,他绝不用那已经成名的。所有他的配角都是他自己带起来的。你看×××就不一样,他是谁有名我就要你陪着我唱,这样才能把我捧起来。可惜你是不知道戏曲界的事,这戏曲界的事啊,我知道的不比清朝的事少。要没梅兰芳,奚啸伯也不会弄成四大须生。奚啸伯说起来我们好几层关系,小时候是发小儿,他比我大7岁。他祖上也是红顶大员呢,家里头败了,家败了没辙,怎么办呢,自己不就跟戏曲有缘么,玩票玩的,真正指点过他的人是韩慎先,那是很有名的,一直在天津,夏山楼主,一提夏山楼主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5奚啸伯最后下海,一直跟着梅先生,梅先生给他带出到美国,得,这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有死后走运的,啸伯就是死以后走运,由他故去以后这慢慢儿地四大须生的名字起来了。我们很多跟奚啸伯熟的,都给他下定论了,他苦相,他那扮相啊一看就绝对没有什么后福。定:您那时候也听八角鼓吗?刘:我会弹单弦儿。唱八角鼓也有一个了不起的旗人,荣剑尘,注316那是唱得最好的。旗人就是衰败了,家破了,没辙呀,就会这个,就以这个为生了。哎,他成名了。可以这么说啊,我是相信人呢,一个是机遇,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这不成,所有的名人,出名的,干出点事来的,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是得有,您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也不行。奚啸伯赠刘汝舟的照片(刘汝舟提供)

                      6.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

                      定:说说您的简历。刘: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日本投降以前。定:哪个系?刘:我原来去的是西语系,那时候不叫西语系,外国语啊。我大哥那时候让我学外语的原因是能跟外国人联系,现在不是外国人吃香吗,非得让我选这个。后来又转到社会经济系,那神父告诉我说,你就应该转到社经系,因为你家里是做买卖的,你干吗学外语啊?我现在学也白学了,那时候我外语最好,哪一次考试都超过90分。定:您毕业以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刘:我也没正式工作,完全是替我大哥跑应酬啊。头顶四大恒,脚踩十三家,这说的就是我大哥。我大哥在家里头又是姨太太又是大烟枪,他忙不过来,他一天有三四个应酬,不要紧的地方,我就得替他。那时候我不到二十岁,我就帮着他出去应酬。那时候大宅门有名的人都老见。你问我解放后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跟奚啸伯不是有这层儿女亲家的关系么,我们同时也是一块儿玩儿,我也会拉,我会拉会唱,我到他家里去,拉一段唱一段,可是没上台正式给他拉过,都是在家里,或是我家里,或者朋友家里头。我这胡琴别瞧拉得不好,但是所有的名角儿我都给伴奏过。现在早就不行了,嗓子也不行了,唱不了了,胡琴因为我做过手术也拉不了了。奚啸伯五几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私人京剧团,叫啸声京剧团。刚一解放的时候私人剧团叫私营公助,就是国家不投资,但是由文化局领导。我就是因为奚啸伯的关系到他那儿,我又不能唱戏去,我又不能给他当拉胡琴的,就只能给我个顾问名儿,有这么个名,给他改改词儿什么。后来改成北京市京剧团,改公私合营了,我这名呢随着也就进入文化局了。正好文化局成立编导委员会,曾白融是我们的主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我担任一个组长,我那会儿才多大啊,我才三十多岁,那会儿就不得了了。因为就是我作品多,我在那儿8年,写了16个剧本,奚啸伯私人剧团的时候我给他编的是《屈原》,他演了。还有北京京剧团演的《升官图》那是我的创作,是1957年上演的。我在北京市文联编导委员会的时候编的最有名的剧本,也就是最倒霉的,京剧《关汉卿》,北京市京剧四团排的,吴素秋演的。我是根据田汉的话剧改编成京剧,结果我算是沾了田汉的光了,到“文革”的时候扣我一个田汉的死党。这还都是“文革”前呢。文联有三个组,一个是美术组,一个是戏曲组,一个是文学组,我三个组都到了。乍一参加的时候是戏曲组,干了6年,又转到文学组,就是写点什么散文哪,那时候我们搞什么北京文艺,不是现在卖的那种北京文艺,是内部参考的,单篇,一个星期出一个周刊。文艺界内部散发的,我在那儿当过编辑,一个短时期的。我们1963年就完了。1963年毛主席指示,说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了,注317由这儿周总理批下批文,说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解散,把我们就轰了,摘牌了。我们这些人都得下放改造,下放到哪儿呢,让我们印票子去,就是白纸坊,新华印刷厂,印刷四厂。我们过去都拿稿费,拿上演税呀,我稿费一千字是11块钱,那时候不能拿这个啦,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行啊,不许当干部,只能当工人,给每人定工资,固定工资每人70元。乐:够多的了。科长级了。刘:给我们开会,大部分人都不干。那时候我得养活四五口人,家里头还有两个孩子没参加工作,加上给我做饭的保姆。我拿稿费,拿上演税的时候每月平均能拿200多块钱、300块钱。70块钱工资怎么养得活。所以我就不去,不去你就自谋生路,档案转给你的住家所在地,你自己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时候我怎么想的,就是艺高人胆大,我想我又是大学毕业,我有学历,我又会画,我又会写,我还有成绩,我哪儿弄不了一百二百的,我还能挣不了这70块钱去?街道也不是不负责任,还真负责任,让我到十三中教课去,我说我不当孩子王……人要早有自知之明的话,那时候那傲啊,所以说人千万别有傲气,你有多大本事啊?现在我是特别地服共产党,他要能说到啊,就真能够做到什么,这确实是我服了,确实服了,没想到连摆个花生摊都不让你摆了(众笑)。那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文化大革命”啊(众又笑)。到“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挣50块钱生活费呀。这还算照顾我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我爱人又没工作。给我50块钱的时候不是也活过来了吗。咱现在不说旗人,咱说名人,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哪,来往的一般都是商界的名人,文人很少。反正你提起来,南方不敢说,说北京、天津的名人,我们都有来往,只是有的关系密切一些,有的一般。像天津的八大家,我没有没去过的,虽然我那时年岁比较小,但是我们都有来往,都认识,都知道。像资耀华,资家,就是耀华玻璃公司,现在有股票了都,资家的后人都在国外。李善仁家,盐业的,贩私盐赚钱哪,是我们邻居,在天津是最有名的。还有卞家也是大户,可是他们家人太多了,全认识不可能。还有关系就是袁家的关系。崇文门外五老胡同查家,也是过去的盐商,注318北京提起查家没有不知道的。那时候北京最有名的是查良庆。他们家里头我认识查弼臣,老大,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经常也是在一起。注319北京的名人,哪家你需要采访,我都可以给你联系,后代也都和我来往,还都拿我当个老长辈儿,所以我确实是老古董了。我这一生,有的时候也是带有传奇性,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哪,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想象怎么样的,自己想不到,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但是你还得承认,你必须走这条道。而且我特相信有因果报应。我退休写完回忆录以后写了个循环因果论,写的就是我本身接触的大宅门也好名人也好,这因果,噢,太明显了。
                      附录三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节选)1991年1月24日整理(二稿)目录: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第一章我的家庭1.我的曾祖父刘文祥2.我的祖父刘槐庭3.我的父亲刘禹臣4.我的母亲梁夫人5.我的生母郭夫人6.我的长兄刘贡南7.我的二姐刘俊卿8.我的三姐刘淑卿9.我的四姐刘敏卿10.我的五姐刘毓卿第二章鲜为人知的内幕1.中和当失火的真正原因2.无辜的使女冤沉海底3.大宝金店丢失珠宝案的牺牲者篇后语
                      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我们刘氏家族的堂号是藜照堂,由哪一代开始使用则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藜照堂这个堂号,刘氏家族已经沿用了不知有多少代了。在过去的年代里,老北京的许多住宅大门口左上方都挂着一个长约尺余的小木牌,上写某某堂某,那就代表着他家的堂号,并且把这个堂号写在家谱上显要的位置。所谓家谱,就是把这个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谱上的人口只计男不计女)一代一代地记录下来,堂号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传了多少代以后,只要你仍然保留着家谱,不管走到哪里看见人家大门口的堂号牌子,就能知道与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并且堂号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为堂号的沿用非常严格,各家族用的堂号极少有相同的。几十年前的老北京经常有凭着家谱和堂号认本来素不相识的本家的。当然,这必须是两厢情愿,当时也有虽系同姓同宗同一堂号,因隔代较远贫富相差悬殊而不愿认本家的。总之,堂号已成历史的名词,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它对保全和延续宗族的整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我们刘氏家族用的藜照堂,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当年刘氏远祖为了教子成名苦读诗书,因家贫买不起夜间点灯的油,老人只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来帮助儿子夜读。后来儿子果然一举成名做了高官,老人为了叫后辈子孙永远记住改换门庭得来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号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刘槐庭

                      我的祖父刘槐庭(名侃)。上面说过刘文祥接家属到北京定居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刘侃行六,看来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刘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聪明能干和有创业能力的人。他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二十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

                      书钱谦益为首,阉党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主。这里要说说马士英,许多史书以及戏曲里,马士英都被划作“奸臣”,因他举荐魏忠贤的党羽阮大铖复出,东林党也说他是“阉党”,但他在崇祯时期就历任封疆,建树颇多。早年做过宣府巡抚,崇祯十五年时,又总督过泸州、凤阳军务,在农民军烈火燎原的局面下,数次在当地击退农民军,江南未打击农民军袭扰,也有他的功劳。南明建国初期,比起诸多无实际政务能力的书生,他当属一员干才。南明的内耗,从立储就开始了。最后朱由菘之登基,是因为此时总督凤阳军务的马士英率军5万军队携朱由菘入南京,制造了“既定事实”。然后东林党人失势,当年的阉党阮大铖经马士英举荐重新出山。东林党人遭排挤后有样学样,高宏图密信勾结此时手握重兵的宁南侯左良玉,请他出面“清君侧”,即帮助东林党夺权。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左良玉正式出兵,兵逼九江。为防左良玉,马士英急命此时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抵抗,江北防线尽撤。此时,清军由阿济格、多铎统兵大举南下,趁南明政权内耗之际,兵不血刃渡过长江。左良玉在“清君侧”路上病逝,全军降清,史可法部署在扬州北面的“江北四镇”也尽数沦陷,弘光政权大局已不可挽救。五月十三日,清军攻陷扬州,史可法不屈遇害。五月十四日,清军占领南京,南明上下文武百官多成俘虏,阮大铖、钱谦益之流投降。马士英逃跑后携太后退守浙江,后被清军擒杀。南明弘光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即告灭亡。观整个灭亡过程,实祸在党争。一直被认定“正义”的东林党,先勾结左良玉起兵在先,钱谦益之流主动投降在后,可以说是清军南下的“推手”。现代人说起弘光政权的灭亡,总把那时期遭排挤的东林党说成“正义”,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说成“邪恶”。但双方均无“正义”可言,说起抗清的“实事”,反而是“奸臣”马士英出力多些。南朝如果没有党争内耗,清朝想迅速平定江南,几无可能。二弘光政权灭亡后,南中国曾出现了多个南明小朝廷,但都各自为战,昙花一现。而且小朝廷之间的相互残杀,比抗清的战斗更多。之后的十几年间,清军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并颁布剃发令,强令百姓剃发易服,引起反抗无数。真正给清王朝制造巨大麻烦的南明朝廷,是最后一个南明王朝永历王朝。永历政权,建立于公元164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永历帝朱由榔,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直系孙子。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后,他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拥立下在广东肇庆即位。同其他南明诸帝相比,永历帝是一个苦命人,登基只有7天,清军就迅速扑来,赣州失守。永历朝廷只得迁往广西,定都于桂林。艰难困苦下,永历帝当机立断,决定联合散落在各地的原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这个决定为南明政权迎来了曙光。永历政权先后接纳了大顺军郝摇旗部、李过部,与湖广总督何腾蛟一起联合破敌。同年四月,南明军取得“湖南大捷”,何腾蛟在湖南九战九捷,几乎收复湖南全境。与此同时,清军中李成栋、金声恒等汉将也纷纷起事,叛清降明,永历政权的控制区域,到公元1649年时,已扩展到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东七省,几乎坐拥南中国。“党争”这个明王朝的魔咒再次接踵而来,和弘光政权一样,永历政权也是鱼龙混杂,既有大顺军余部,也有东林清流,还有阉党成员,各方势力相互牵制,局面危急下或能同心,一旦局面转好,内部问题就浮出水面。永历政权内部的党争,主角是“吴党”和“楚党”,起义军中,“正规军”和投降的农民军矛盾不断,正规军普遍歧视农民军,时常激起兵变。公元1649年,清军进攻湖南,驻守当地的总督何腾蛟指挥失误,遭清军孔有德部偷袭,被俘遇害。同年四月,“起义”不久的永历大将李成栋,在江西信丰全军覆没,永历王朝局势急转直下。公元1650年底,永历帝的辅国大臣瞿式耜兵败全州,杀身成仁。这几次失败,表面看是军事原因,其实是内部矛盾。比如湖南之战,清军大兵压境时,发生了南明正规军与农民军之间的兵变内战。李成栋战败,也是因永历宠臣马吉祥作梗,断绝了李部的军粮供应,孤军奋战终全军覆没。公元1651年,农民军将领李来亨宣布脱离永历政权独立抗清。大好的形势,至此已完全葬送。虽然永历帝又联合大西军,一度由李定国发动北伐,击败清军,但此时已无法力挽狂澜。公元1662年,逃亡缅甸的永历帝被缅甸方面遣返后,遭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一度轰轰烈烈的南明抗清大业,就此彻底失败。第二十五章草原枭雄葛尔丹说到清朝康熙帝在位时期的几次大战争,除了八年平定三藩外,打得最漫长最反复的战争,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征葛尔丹”之战。作为准噶尔蒙古的杰出领袖,葛尔丹雄踞西北,与清王朝分庭抗礼,他和他的部族与清王朝的战争,几乎贯穿整个“康乾盛世”,令“满万不可战”的清朝八旗军屡遭惨败。说他是在位60年的康熙皇帝“大半生的对手”,毫不过分。这位草原枭雄,除了与康熙皇帝的几次大战外,内地史料里对他的记录甚少。而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物,也同样是一个影响了今天中亚版图的世界性人物。在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百多年来,对于葛尔丹以及准噶尔蒙古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清朝君臣的观念里,他是一个叛乱分子、乱臣贼子,然而纵观他一生的功业,却不是这样简单。一说葛尔丹,需得从他的部族——准噶尔蒙古说起。在许多影视剧甚至历史书中,葛尔丹都被说成是蒙古准噶尔部的创始人,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继承人,一个继承了准噶尔蒙古,并一度让准噶尔蒙古走向强大的人。准噶尔蒙古,是蒙古瓦剌部落的一支。明朝后期,蒙古部落逐渐分成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势力。其中的漠西蒙古,前身就是瓦剌。努尔哈赤崛起后,一面与明朝战争,一面也开始对草原蒙古部落的吞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经多次战斗,从东蒙古追杀到青海,终于彻底消灭了蒙古“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代可汗——林丹汗。与此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可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可汗,也相继归顺了后金。之所以如此,要拜明朝崇祯皇帝所赐,漠北蒙古在明朝中后期,一度是明朝的“铁杆”。崇祯即位后,因国库空虚,索性停掉了所有对蒙古部落的赏赐,如此一来,给了后金机会。皇太极在明朝灭亡前,能够数次轻易的绕道蒙古南下,原因也在于此。明朝灭亡以前,清朝用通婚、册封等各种手段,已经完全控制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尤其是“盟旗”制度,通过封号的赏赐和游牧区域的划分,将蒙古部落分割成势力分散的数百小区域,再无力整合成一个对抗国家政权的力量。唯一的例外,就是漠西蒙古。漠西蒙古的前身,是明朝时赫赫有名的瓦剌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势力日益衰落,部分瓦剌部族西迁中亚一带,也有部分迁入青海地区。到明末的时候,瓦剌分裂成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其中尤以准噶尔实力最强。公元1640年,在新疆塔尔巴哈,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召集漠西蒙古各部,颁布了《卫拉特法典》,这部法典划分了漠西蒙古各部落的游牧范围以及各项法律。从此以后,准噶尔汗国俨然以漠西蒙古领袖的身份壮大起来,和硕特部被排挤到青海地区,土尔扈特西迁到中亚,杜尔伯特臣服于准噶尔。巴图尔统治时期准噶尔的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巴拉喀什湖东段、吐鲁番地区,首府为今天新疆北部的博赛列地区。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不同的是,准噶尔部不仅游牧业发达,南部还出现了农业与城市。此时,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也渗透入中国西北地区,在公元1640年十月,巴图尔就曾与俄罗斯打过交道。当时俄罗斯的探险队进入准噶尔地区,屠杀准噶尔部居民,巴图尔坚决反击,不但击退了俄罗斯探险队,还派使节警告俄罗斯。从公元1640年到1647年,准噶尔部与俄罗斯在边境上发生了13次摩擦,其强硬的态度令俄罗斯使臣感慨说“这将是帝国东进最大的一块石头”。如果没有准噶尔的存在,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新疆,恐怕会容易得多。公元1653年巴图尔去世后,其子僧格即位。公元1670年,僧格被异母兄弟暗杀,准噶尔部陷入内乱。巴图尔一个在西藏出家的儿子,返回准噶尔夺取了政权,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葛尔丹。葛尔丹生于公元1644年,他出生的时候,阿尔泰山上空出现了五彩祥云,令巴图尔大为欣喜,随后葛尔丹被送到拉萨出家,与五世达赖成了好友,还和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是同学。政变发生后,葛尔丹本无意争夺可汗位,只愿在西藏研究佛学,其母去西藏劝说,让葛尔丹动心。葛尔丹离开西藏前,五世达赖授予葛尔丹“博硕克图”的称号,这也成为后来葛尔丹拉拢蒙古部落的一个招牌。公元1671年,葛尔丹击败反对派,成功登上准噶尔可汗的宝座。这以后,就是准噶尔汗国的一段征服史:他先利用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劝说卫拉特其他部落归顺自己。同时还四处征伐,打击的目标首先对准了东迁青海的和硕特部。公元1677年,葛尔丹发动进攻,击败和硕特部,获得胜利后,又采取怀柔政策,招降了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夺取和硕部是准噶尔汗国的重要一步:和硕部一直是瓦剌四部中的“盟主”,此时的瓦剌四部,除了土尔扈特西迁外,其他3部已尽被准噶尔吞并。公元1680年,葛尔丹颁布法令,取消了原本松散的瓦剌联盟,解除了明清两个王朝曾册封各部落的所有封号,建立了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准噶尔汗国。公元1680年,葛尔丹发动西征,灭亡了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至此,葛尔丹已经完全建立了他在西北一统天下的地位。二说到葛尔丹的发迹,不得不提沙皇俄国。巴图尔可汗在位时,对沙皇俄国一直采取抵制措施,双方冲突不断。葛尔丹即位后,对俄罗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他允许俄罗斯与准噶尔进行贸易,大力引进俄罗斯火器装备部队,同时又积极向俄罗斯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沿伊犁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尤其是引进了俄罗斯的制绒技术和冶炼技术,沿伊犁河建冶炼高炉,发展手工业,可称是一位“洋务运动先驱”。这时候的清帝国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无暇西顾。对清帝国,葛尔丹一开始也采取了恭顺态度,定期入贡朝见。清王朝也乐得西北无事,默许了他在西北的半独立状态,但这样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清朝建国后,推行盟旗制度,蒙古各部落实力日益分散衰落,只有准噶尔部日益强大。这样的情况下,与准噶尔毗邻的蒙古部落,自然成了他眼里的肥肉。公元1688年,葛尔丹开始试探清政府的底线。他先越过燕然山,攻打土谢图可汗,逼迫土谢图部整族南迁。对此事清政府只是派使者调解,并未干涉。公元1690年六月,葛尔丹又发兵攻打喀尔喀部落,再次获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战争之所以速胜,重要原因是葛尔丹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技术,原本以冷兵器为主的蒙古部落自难抵挡。如果清政府继续坐视,一统蒙古部落的葛尔丹,势必会成为清王朝的巨大威胁。葛尔丹在主政准噶尔后屡屡扩张,除了俄罗斯支持外,另一个人也极其重要: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早在葛尔丹寄居西藏时,第巴桑结嘉错就与他结交。僧格遇刺时,也是第巴桑结嘉错的力劝,才坚定了葛尔丹的夺位之心。彼时游牧在青海的,是瓦剌蒙古的和硕特部,与藏族部落冲突不断,因此支持准噶尔部驱逐和硕特部,就成了第巴桑结嘉错的选择。而第巴桑结嘉错的支持,也有助于葛尔丹借助黄教势力向各部发号施令,两人互相利用。葛尔丹攻打和硕特部时,第巴桑结嘉错意识到,若葛尔丹一意进兵,势必引起清政府动怒,因此极力劝阻,也正因如此,葛尔丹在初战告捷后,对和硕特部改为招抚政策。即使如此,战事爆发时,康熙即严令甘肃总兵张勇严密监视葛尔丹动向。此时的葛尔丹,一面结好沙皇俄国,一面与西藏遥相呼应,一旦吞并漠北、漠南蒙古得手,这些对于清王朝来说,势必将成包围之势。苏联历史学家潘诺夫曾形容葛尔丹是“一只凶悍的老鼠”,在俄罗斯的有关史料记录中,葛尔丹最擅长的,就是“猫捉老鼠”游戏。在他实力弱小时,常故作低调,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对手发出迅猛一击。早年葛尔丹夺位时,他先声称此行是来“祭奠”,麻痹对手之后发动突袭,一举夺位成功。袭击和硕特部前,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早年一直是葛尔丹父亲巴图尔的好友,登位初期的葛尔丹对这位“世伯”也极其友好。后来葛尔丹欲袭取和硕特的传言不断飞来,车臣可汗闻讯后先下手为强,抢先向准噶尔进兵,收服了归附葛尔丹的杜尔伯特部。当时的葛尔丹并未做出反应,其忍让的态度让车臣可汗大意。可就在一年后,葛尔丹“秋后算账”,集中重兵攻打和硕特,将损失连本带利收了回来,完成了他对瓦剌四大部落的吞并。在相继击败诸多对手后,葛尔丹的目光,对准了清王朝这只“大猫”。对葛尔丹,清政府其实非常重视。只是康熙登基后,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三藩以及收复台湾上,不过从未放松警惕,康熙帝曾经多次派人考察蒙古,绘制地图,研究葛尔丹入侵的要道。大学士李光地曾以明朝瓦剌为例子,要求康熙正视葛尔丹的威胁。在雅克萨之战中遭受挫败的沙皇俄国也没闲着。公元1687年,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沙俄特使戈洛文,就曾与葛尔丹秘密接触,承诺沙皇俄国愿提供一切帮助,帮助葛尔丹统一蒙古。公元1690年六月,在做好充分准备后,清军由康熙皇帝“御驾亲征”,率大军北上蒙古迎击葛尔丹。横扫蒙古无敌的准噶尔骑兵,与赫赫有名的清朝八旗,迎来了第一次碰撞。三公元1690年6月,清朝康熙皇帝兵分两路,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两路出击,御驾亲征葛尔丹。在这场亲征开始前,京城已是人心惶惶,北京城店铺大多关门,米价竟上涨到3两白银一石,坊间四处传言葛尔丹即将攻陷北京。为削除葛尔丹外援,康熙帝先派使节出使俄罗斯,向俄罗斯提出严正警告,在权衡利弊后,俄罗斯对这场战争选择了观望态度,并扣下了葛尔丹先前购买的3000支火枪。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蒙古北部集结部队,观测战事动向,一旦清军作战不利,就企图浑水摸鱼。这次远征,清王朝动用了其在盛京、吉林、北京三地的所有精锐兵马,可谓志在必得。行军路上,葛尔丹和康熙两人都在互相麻痹对方,葛尔丹派使者给康熙送信,声称这场战争并非为对抗清廷,只为向喀尔喀蒙古报私仇。康熙也顺水推舟,向葛尔丹送去牛羊一百头,绸缎千匹,声称此行并非为了讨伐,而是为了订立合约。双方“互相忽悠”中,清军右路军常宁部进抵西林格勒,遭葛尔丹部前锋挫败。旗开得胜下,葛尔丹自信心大涨,索性命全军南进。八月三十日,葛尔丹进抵乌兰布通,清军左右两路军也在此地会师。九月四日,乌兰布通战役正式打响。葛尔丹依山扎阵,摆出“骆驼城”,用上万只骆驼捆绑好排列作防御工事,葛尔丹军以此为掩体释放火器,阻遏清军冲锋。清军先以重炮轰击,葛尔丹军顽强抵抗,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炮战,始终相持不下。大将军福全以骑兵从两翼突击,被葛尔丹击退,清朝一品侍卫内大臣佟国纲也被击毙。战事不利下,清军不少八旗军官“怂了”,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竟临阵脱逃,谎称自己“中了暑”。但佟国纲的牺牲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在这次冲锋中,清军摸清了葛尔丹“骆驼城”的主要构造,接着集中火力轰炸骆驼城的薄弱处,坚固的骆驼城终于被打开了缺口。与此同时,佟国纲的弟弟佟国维绕道骆驼城后方,抄了葛

                      耽搁这么长时间,就在旁边那条街上,大概八十米,一百米。如果我们去迟了,医生会离开诊所,他想。他未能避免一个习惯性动作,抬起左手手腕,垂下眼睛要看看几点钟。他紧紧咬住嘴唇,仿佛一阵突然的疼痛刺穿全身,还要感谢命运,那个时刻没有邻居出现,否则,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泪如泉涌。一辆汽车在街上停下,终于来了,他想,但随即对发动机的声音感到奇怪,这是柴油机,是出租车,他自言自语地说,又按了一下电灯按钮。妻子回来了,慌里慌张,十分焦急,你那个保护神,那个好心人,把我们的车开走了;不会,大概你没有好好找;我当然好好找了,我看得很清楚,这最后几个字是无意间说出来的,你不是说汽车在旁边那条街上吗,她又补充道,那里没有,说不定在另一条街上;不会,不会,就在那条街,我敢肯定;那就是车不见了;那么,钥匙呢;他利用你晕头转向心急如焚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偷走了;我连家都没敢让他进,要是他留在家里陪着我等你回来,就偷不了汽车了;走吧,出租车等着呢,我跟你赌咒,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不要说得这么大声;让人们把他的所有东西都偷光;也许他会回来;啊,对,明天来敲我们的门,说他一时粗心,请求原谅,还问你是不是好些了。在去诊所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她尽量从头脑中驱走汽车被盗的阴影,温情脉脉地紧紧攥着丈夫的手,而他则低着头,不让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睛,心里不住地问自己,怎么这样大的灾难竟然落到我头上,落到我头上,这是为什么呢。耳边传来街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两个人高声说话;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睡着了,而外界的声响仍能慢慢穿透像白色床单一样裹着我们潜意识的帘幔。像一条白色床单。他摇摇头,叹息一声,妻子轻轻摸摸他的脸,好像在说,放心,我在你身边。他把头歪到妻子肩上,并不在意司机会怎么想,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就不能开车带我们来了,他像个孩子似的想,而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还暗自庆幸自己在绝望中仍能进行逻辑推理。被妻子小心搀扶着走下出租车的时候,他看上去还算镇静,但到了将获知自己命运的诊所门口,他就像那些毫无指望的人一样,一边摇着头,一边用颤抖的声音悄悄问妻子,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妻子告诉女接待员,她是半个小时前为丈夫打来电话的那个人,女接待员把他们带到病人候诊的一个小厅里。那里已有一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一个大概是由他母亲陪着的斜眼小男孩,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姑娘,另外两个人没有什么突出特点,不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盲人,盲人是不去看眼科医生的。妻子把丈夫领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前坐下,由于没有椅子了,她就站在丈夫旁边,我们得等一等,她伏在丈夫耳边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已经听见那些人说话,现在令他焦急的是另一件事,他担心医生为他检查得越晚,他的失明程度会越深,可能会因此无药可救。他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正要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妻子,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女接待员说,你们两位请来一下,然后又转向其他病人道,医生先生有吩咐,这位先生病情紧急。斜眼小男孩的母亲表示不满,说权利就是权利,还说她排在头一个,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病人低声对她表示支持,但他们,包括斜眼小男孩的母亲本人在内,都认为继续表示抗议的做法不够慎重,要是惹得医生不高兴,他们就不得不因为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付出代价,再等更长的时间,这是极有可能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宽宏大量,让他去吧,太可怜了,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病得厉害。盲人没有听见他的话,两个人正走进医生的诊室,妻子说,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善心,我的丈夫;说到这里停住了,实际上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丈夫瞎了,他们的汽车被人偷走了。医生说,请坐,并亲自扶患者坐下,摸摸他的手,直接对他说,好,讲讲你的情况吧。盲人说,当时他正在汽车里等着红灯,突然间就看不见了,一些人过去帮助他,一位老太太,从声音听出来大概是位老太太,说可能是神经方面出了毛病,后来一个男人陪他回了家,因为他一个人回不去;医生先生,我看到一切都是白的。他没有提汽车被盗的事。医生问他,您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经历过和现在相同或相似的事吗;医生先生,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您对我说是突然间发生的;医生先生,是这样的;像灯光灭了一样吗;更像灯光亮了。最近您曾感到视力有什么变化吗;医生先生,没有;现在或者过去您家中有失明的病例吗;我认识的和听说过的亲戚中一个也没有;您有糖尿病吗;医生先生,没有;高血压和颅脑病呢;颅脑病我不懂,只知道没有得过其他病,公司给我们做过体检;头部受过猛烈撞击吗,我是指今天和昨天;医生先生,没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好,我们来检查检查眼睛。仿佛为了协助检查,盲人马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医生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坐在一台设备后面,有想象力的人会把它看作一种新型的忏悔室,只不过眼睛代替了话语,忏悔神甫直接看进悔罪者的灵魂。把下巴放在这里,医生说,一直睁着眼睛,不要动。妻子走到丈夫旁边,把手放到他肩上说,你马上会知道,一切都将解决。医生上下调整着他那边的目镜系统,转动极细的螺旋状调节钮,然后开始检查。角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巩膜没有任何异常,虹膜没有任何异常,视网膜没有任何异常,水晶体没有任何异常,黄斑没有任何异常,视神经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部位发现异常。医生离开仪器,揉揉眼睛,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又从头开始检查,第二遍检查完的时候,他脸上浮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我没有发现任何损伤,您的眼睛完全正常。妻子高兴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喊道,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一切都会解决。盲人没有理会妻子的话,问道,医生先生,我的下巴可以挪开了吗;当然,对不起;如果我的眼睛像您说的那样完全正常,那么我为什么瞎了呢;我暂时还说不清,必须做更细致的检查,分析,回声试验,脑电图;您认为与大脑有关系吗;有这种可能,但我不太相信;可是,医生先生您说没有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毛病;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先生确实失明了,那么您的失明症现在还无法解释;您怀疑我假装失明吗;这怎么可能呢,问题在于这种病例的罕见性,就我本人来说,在整个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甚至敢断言,在整个眼科医学史上也是如此,您认为我还能治好吗;原则上说,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类型的先天性恶变,所以我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可是,看起来并非如此;只是出于谨慎,我不想让您产生以后被证明为没有根据的希望;我明白;这就好;我应当进行什么治疗,服什么药吗;目前我不会开任何药,如果开的话也是瞎开;瞎开,这个词用得恰当,盲人评论说。医生装作没有听见,离开检查时坐的转椅,站着在处方单上写下了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把单子递给盲人的妻子,太太,请拿着,检查结果出来后请和您丈夫再来一趟,如果他的病情有什么变化请打电话告诉我;医生先生,诊费呢;付给女接待员。医生把他们送到门口,吞吞吐吐地说了句要有信心之类的话,会好的,会好的,没有必要失望;之后他走到诊室旁的小卫生间,对着镜子站了整整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返回诊室,叫了声女接待员,让下一个病人进来。那天夜里,盲人梦见自己失明了。后来偷汽车的那个人挺身而出主动帮助盲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邪恶的企图,恰恰相反,他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慷慨和利他,众所周知,慷慨和利他是人类最优秀的两个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们身上也能找到,与他们相比,这个小小偷车贼在此种行当上没有任何长进的希望,只能受真正大权在握的头目们的剥削,那些人才算得上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之辈。说到底,为了日后施窃而帮助一个盲人和因为觊觎遗产而照顾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到了盲人家附近他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种念头,可以说,这就好比他只因为看到卖彩票的人才买了一张彩票,当时并没有动心,仅仅是买了张彩票,看看里边有什么,至于反复无常的运气能给他带来点什么或者什么也带不来,他事先都准备泰然处之,还有些人会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人格的条件反射。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怀疑论者人数众多并且非常固执,他们一直认为,如果环境未必能造就窃贼,那么同样不容否认,环境在这方面助力不小。至于我们,让我们这样来想一想,假设盲人接受了后来成为虚伪慈善家的人第二次提出的建议,在最后时刻伪善之人的善心还可能占上风,我们这里指的是他主动向盲人提出在其妻子回来以前陪伴他,那么,谁知道这样给予的信任带来的道德责任感能不能阻止他的犯罪企图,能不能让那些甚至在最堕落的灵魂中也能找到的光辉和崇高在他身上显现呢。或许我们能从一直谆谆教诲我们的古语中得出个庸常的结论,盲人在暗自庆幸的时候却碰断了鼻子。被众多自私的人背弃,被更多人抵制的道德感其实古已有之,今天依然存在,并非灵魂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新生代哲学家们的发明。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基因的置换,我们最后把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仿佛这还不够,我们还把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结果它往往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在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因做了某件坏事而产生的内疚常常与各种古已有之的恐惧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是他们受到的惩罚无形中比应得的增加了一倍。而在这一案件中,人们无从知道,偷车贼在开动汽车时受到了哪些恐惧和哪部分道德感的煎熬。一个人手握方向盘的时候失明了,从挡风玻璃往外看的瞬间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毫无疑问,另一个人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握着同一个方向盘开车绝不会心安理得,无须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知道,他的思绪必将唤醒惊恐那条肮脏的爬虫,那不,爬虫正在抬起头来。但是,内疚也是道德感的一种加重了的表述方法,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我们想用暗示性词语来描述,可以称之为有牙齿能咬人的道德感,现在这种道德感正把盲人关门时无依无靠的形象展现在他眼前,不用了,不用了,可怜的人说,从此以后,没有别人的帮助,他将寸步难行。偷车贼加倍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不让如此可怕的思绪占据整个头脑,他很清楚,不能让自己有丝毫分心,不能让自己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警察就在那里巡视,只要他们当中某个人命令他停车,出示驾驶证,他就会被投入监狱,受铁窗之苦。他谨慎小心地遵守交通信号,绝对不闯红灯,见黄灯也不敢启动,耐心地等待绿灯出现。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开始着了魔似的关注信号灯的变化,于是改为调整车速,尽量总是遇上绿灯,虽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不得不提高车速,或者相反,降低车速,惹得后面的司机们大为光火。终于,他紧张到了极点,晕头转向,不得不把汽车开进一条岔路,他知道那里没有信号灯,他毕竟是个技术高超的司机,几乎不用看就把车停好了。现在,他感觉自己处于神经病发作的边缘,确实是这样想过的,用词也完全相同,我要得神经病了。汽车里越来越憋闷,他把两边的玻璃都摇下来,但是,外面的空气即使还在流动也没能让车里清爽一些。我该怎么办,他问道。本应把车开到城外一个村庄的车库里去的,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如果被那边的一个警察抓住,或者酿成一场车祸,那就更糟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他想到,最好是从车里走出去,在外面待一会儿,让头脑清醒清醒,也许能清除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家伙失明并不说明我也会得同样的病,这不是会传染的感冒,围着街区转一圈就好了。他下了车,用不着锁车门,马上就回来,于是他离开了。还没有走到三十步,他就看不见了。在诊所里,最后一个就诊的是脾气好的老头,就是那个替突然失明的可怜虫说了些好话的老人。他来诊所只是为仅剩的那只眼睛预约白内障手术的日期,黑色眼罩遮住的另一只眼睛是空的,所以与失明症无关;这种病是随年龄来的,不久前医生对他说,等白内障成熟了就摘下来,然后他就能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走后,女接待员说候诊室里没有患者了,医生拿起突然失明的那个人的病历,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思考了几分钟,最后拨通电话,与一位同事进行了如下的交谈。你知道吗,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稀奇的病例,一个男人顷刻间完全失明,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见的损伤和先天性恶变的迹象,他说眼前都是白的,一种浓浓的乳白色附在眼睛上,我正在尽量清楚地表达他对病情的描述,对,当然是主观的,不,那人还年轻,三十八岁,你读过或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吗,我也认为是这样,现在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为了争取时间,我让他去做一些化验,好,这几天我们一起给他检查一下,晚饭后我再翻翻书,查查文献,也许能找到线索,对,我明白,无辨觉能力,即心理失明,可能是,但可能是头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病例,因为,毫无疑问,那个人失明了,而无辨觉能力,这我们知道,是缺乏认出所看到东西的能力,是啊,我也想到过全盲的可能性,但你该记得我开头给你说的,白色失明,与全盲恰恰相反,全盲即黑蒙,是完全的黑暗,除非存在一种白色黑蒙,姑且这么说,白的黑色,对,我知道,从来没有见过,我同意,明天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两个人愿意为他检查。打完电话,医生斜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之后他脱下白大褂,动作疲惫而缓慢。他到卫生间洗手,但这一次没有对着镜子寓意艰深地问一声,那是什么。他已经恢复了科学精神,确实,无辨觉能力和全盲或黑蒙在书上都有准确的定义和界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异种或者变异,如果这里用词得当,好像出现异种或变异的这一天已经来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对,就这样,也只能这样,就像一位迟到的病人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这位眼科医生喜欢文学,善于引用适当的典故。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妻子说,今天我在诊所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例,可能是心理失明或者黑蒙的变异,但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黑蒙和另一种都是什么病呀,妻子问道。医生以稍有医疗知识的人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了几句,满足了妻子的好奇心,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些专业书籍和文章,有些是从前他在学院读书时候的,有些是最近的,还有几本出版物是最新的,还没来得及阅读。他先查找目录,接着按部就班地阅读查到的关于无辨觉能力和全盲的一切资料,读得越多越是不安,他觉得自己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学科,闯入了神经外科那个神秘的领域,对于这一领域他仅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夜深了,他推开正在查阅的书籍,揉揉疲劳的眼睛,斜躺在椅子上。这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一条一条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如果是无辨觉能力,患者现在会看到他原先一直看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视觉敏锐程度不会有任何降低,只不过大脑失去了认出椅子是一把椅子的能力,或者说,大脑仍然能对视神经传递过来的光源刺激作出正确的反应,换种外行人也能明白的说法,大脑不再认识它曾经认识的东西,更别说将它表述出来了。至于全盲或者黑蒙,则没有什么疑难之处。如果患的确实是这种病,那么患者眼前看到的应该是漆黑一片,人们知道,这里保留了看这

                      弟纷纷逃亡,公子御说逃到了亳城。南宫长万匆匆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游为君,并派自己的儿子南宫牛和部将猛获带兵进攻亳城,想杀死公子御说。到了冬天,在萧叔(萧地领主)的组织下,公族子弟联合起来,并从曹国搬来救兵,开始反攻南宫长万。公子御说也率领亳(bó)城之兵,里应外合,斩杀南宫牛于亳城。立足未稳的公子游政权很快垮台,他本人也被处死。公子御说众望所归,成为宋国的新一任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桓公。混乱之中,猛获逃往卫国寻求政治避难,而南宫长万则逃往陈国。南宫长万是个孝子,逃跑的时候,妻子儿女均顾不上,唯独将家中的老母亲带上,用独轮车推着她一起逃亡。据《左传》记载,自宋国到陈国的路程约有二百六十里,南宫长万以人力推车,早晨出发,晚上便到。如若记载无误,南宫长万堪称春秋时期第一好汉。宋国一定下来,就向卫国提出引渡猛获,向陈国索要南宫长万。猛获也是一员虎将,卫惠公本来想留为己用,大夫石祁子跳出来晓之以理,说:“万万不可,此人犯下逆反之罪,人神共愤,我们不应该保护他。您得到猛获,只不过得到一匹夫,却因此得罪了宋国。袒护罪人而失去盟国,这笔生意恐怕不划算吧。”卫惠公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将猛获交给了宋国。那边,陈国人收受了宋国人的贿赂,遂答应引渡南宫长万。但是南宫长万不好对付,蛮干肯定是不行的。于是陈国人找来一群美女陪南宫长万喝酒,把他灌得烂醉之后,用犀牛皮将他包裹起来绑紧。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仍然不保险,当他们把南宫长万押送到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居然已经挣破了犀牛皮,手脚都露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被剁成了肉酱,至于有没有被用来包饺子后人就不得而知了。齐桓公自即位以来,两次对鲁作战都没有取得成功,使他意识到战争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转而听从管仲的劝告,专修内政,致力于提升国力,富国强兵。公元前683年冬天,齐桓公亲自造访鲁国,到鲁国迎娶了周天子的女儿共姬。这里说明一下,周天子嫁女,鲁侯为主婚,是周朝初年就形成的传统。当年齐襄公迎娶王姬,也是由鲁桓公从中牵线搭桥的。通过操办齐桓公的婚事,鲁庄公与齐桓公之间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两国之间也冰释前嫌了。公元前681年春天,齐国向各国发出邀请,以“平宋乱”为名,在北杏举行首届诸侯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其实举办得不怎么成功,至少没有齐桓公希望的那么成功。一是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很少,只有区区宋、陈、蔡、邾四个,更多国家持观望态度;二是有些国家的与会代表并非诸侯本人,而是上卿甚至是大夫这个级别的人物;三是会议没有形成纲领性的文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杏之会是春秋史上第一次由诸侯主导的国际性会盟,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就在沈鹿召开过汉水流域的诸侯大会,比齐桓公整整早了二十三年!可想而知,齐桓公对北杏之会的成果很不满意,他迅速调整策略,打出了两张牌。第一张牌,以不赴会为罪名,派兵消灭了遂国。第二张牌,主动与鲁国修好,并于当年冬天与鲁庄公在柯地举行了会盟。据《史记》记载,这次柯地会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在两国君主准备歃血为盟的时候,鲁庄公的随从武将曹沫突然跳上台来,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在战争中侵夺的鲁国之地。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曹沫这才扔掉匕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从容容坐下,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齐桓公对此非常恼火,打算对逼迫下的承诺置之不理,被管仲劝阻了:“诺言就是诺言,因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诸侯实在不划算,还就还吧。”于是齐国将曹沫参与过的三次战争中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悉数归还。此事被记载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然而,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据《左传》记载,自乾时之战后,齐、鲁之间的数次战争,都是鲁国获胜,不存在齐国侵占鲁国土地的可能性。柯地会盟之前,齐桓公曾经到鲁国来迎娶共姬,以王室为纽带,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改善。柯地会盟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以鲁庄公的慎重,不太可能冒着撕破脸皮的风险,采用曹沫这种手段来对付齐桓公。因此,曹沫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不管怎么样,齐、鲁两个东方大国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处,这对于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前面说过,北杏之会是以“平宋乱”的名义召开的。但是过了不到一年,宋国人就背弃了北杏之会签署的盟约,不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80年春天,齐桓公纠集陈国和曹国,发兵讨伐宋国。根据管仲的建议,出兵之前,齐国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恳请周天子派部队前来助威。此时的周天子,是周桓王的孙子周僖王,即位才两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王室的列位大臣收到齐国请求之后的惊愕表情。自平王东迁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诸侯国之间你攻我伐,东征西讨,完全没有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诚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周天子的战旗也曾多次飘扬在战场上,但那并不是出于王室本身的意愿,而是郑庄公那位乱世奸雄在假借天子旗号讨伐异己,牟取私利。公元前707年,周桓王鼓起勇气,自作主张搞了一次“征伐”,却在濡葛被郑庄公打得铩羽而归,周桓王本人也被射中肩膀,差点把命丢在了战场上。自那以后,王室对于“征伐”二字就不再作任何指望。公元前688年齐襄公讨伐卫国的黔牟政权,护送卫惠国回国,王室壮着胆子派了一小支部队前往声援黔牟,也是很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联合国观察员或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为黔牟等人提供了政治庇护之后就悄然撤军了。现在,齐国要讨伐宋国,居然前来请求天子恩准,王室受宠若惊之余,又难免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然而,齐国派来的使臣态度实在是很谦卑,齐桓公亲自写的请愿书又是那么殷勤有礼,使得王室上下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一些老臣说,恍惚间还以为是回到了西周年代呢!感觉固然重要,实惠更让人心动。王室的经济一直很拮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97年,天子特意派了一位大臣到鲁国来,要求鲁国给王室提供一些车辆,被当时的国君鲁桓公拒绝了,理由是“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毫不客气地给了天子一个难堪。天子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王室经济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经过深思熟虑,周僖王决定派大夫单伯代表天子,率领少量军队前往齐国助战。虽然只是象征性的部队,但是对于齐桓公来说,已经足够。只要天子的战旗与自己的战旗一起飘扬在战场上,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宋桓公审时度势,选择了和谈。而且,这次和谈之后,齐国与宋国建立了长久的良好关系。在齐桓公称霸天下的道路上,宋桓公一直在鞍前马后效力,直到他去世。之后齐桓公急于稳固外交成果,于是请单伯牵头,召集宋、卫、郑等诸侯在卫国鄄(juān)地会晤,讨论天下大事。也许是不久前楚国入侵蔡国的举动吓坏了大家,加上有王室的代表与会,各国均派出国家元首参加了会议。在各国元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度为君的郑厉公姬突。【二次夺国,郑厉公的回马枪】公元前680年,郑国的首都新郑再一次震动。十七年前被迫流亡国外的前任国君郑厉公率领军队自栎城启程,如急风骤雨般朝新郑进发了。栎是郑国的一座大城,自郑武公年代,它就被当做郑国的别都。公元前707年,郑厉公派雍纠谋杀祭仲失败,虽然被迫离开了新郑,却没有离开郑国,而是于当年九月在栎城百姓的帮助下,杀死了栎城守将檀伯,从此将栎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距离新郑仅仅九十里的地方,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郑厉公进驻栎城的十七年间,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般轮换,郑昭公、公子亹、公子仪几兄弟相继登台,他们对于栎这块割据势力不是无暇顾及,就是因为畏惧郑厉公的威名而不敢动手。公子仪曾经打主意对栎用兵,被祭仲制止了。“那个人深得兵法之妙,军中将士都把他视为战神,如果您要讨伐他,只怕部队还没到栎城就哗变了。我看啊,只要那个人不主动出兵来攻打新郑,咱们就偷着乐了。”祭仲说。对于曾经侍奉过的君主郑厉公,他总是用“那个人”来替代,不直呼其名。祭仲这话很伤公子仪的自尊,但那毕竟是事实。不只是军中将士对郑厉公存有崇拜之情,郑国的普通百姓其实也对他心存好感,在他们看来,作风硬朗的郑厉公比眼前这位庸庸无为的公子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如果在郑国搞一次全民公决,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会选择让郑厉公担任君主。期望郑厉公复辟的民意逐年高涨。公元前686年,郑国朝野甚至传出了所谓两蛇相斗的故事,有人宣称在新郑的南门看见两条蛇互相厮咬,一条自门外而入,另一条则坚守门内,结果外蛇咬死了内蛇。这个故事的含义简直不言而喻,而且流传得很广,连远在山东的鲁庄公都听到了。公元前680年,当他听到郑厉公率军前往新郑的时候,禁不住抚住胸口,问大臣申濡:“世界上果真有妖孽么?”申濡的回答很有点禅意:“人心里有鬼,则妖孽自作;人心里无鬼,则无所谓妖孽;人如果抛弃伦常,则妖风大盛。如此说来,当然有妖孽。”郑厉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复辟之旅的。部队在大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郑国守军,俘获了守将傅瑕。傅瑕向郑厉公请求:“饶了我吧,我还能为您出点力,让您兵不血刃地进入新郑。”郑厉公很爽快地答应了傅瑕,并与他签订了盟约,放他回新郑。《左传》记载:傅瑕杀死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此来迎接郑厉公复位。郑子就是公子仪,因为死后没有谥号,所以只能称为郑子。郑厉公的复辟没有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郑厉公进入新郑之后,反倒是先处死了复辟有功之臣傅瑕,同时审判当年参与了雍纠一案的几个人。审判的结果:主犯祭仲已经去世,免于处罚;从犯公子阏,死刑;从犯强鉏(chī),刖(yuè)刑(砍腿);从犯公父定叔驱逐出境,流亡卫国。值得一提的是,定叔乃共叔段之孙。三年之后,郑厉公又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恢复原有的待遇。对于这一安排,郑厉公说了一句让大伙都很唏嘘的话:“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父亲郑庄公兄弟相争,你死我活;父亲死后,同辈兄弟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怪圈,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国君的宝座上;而郑厉公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流亡,两度为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心里对兄弟相争的因果循环感到疲惫,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才有感而发吧。如果说,郑厉公第一次登上君位的时候,群臣对他并不看好的话,当他第二次登上君位,朝中大臣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支持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郑国太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结束动乱,重振郑庄公当年纵横河雒的雄风了。然而也有个别人拒不接受郑厉公,那就是在郑庄公时代与颖考叔、高渠弥等猛将齐名的老臣原繁。自郑厉公回到新郑,他就闭门谢客,称病不朝。郑厉公派人去原繁府上,对他说:“傅瑕虽然杀公子仪有功,但仍然对我有二心,根据周朝的刑罚,我将他杀了。群臣当中,真正想要我回来而没有其他想法的,我都许诺其担任上大夫。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伯父您共商兴国大计。但是我在外十多年,您也没给我写过一封信,通报过一点情况,现在我回来了,您又闭门不见,实在令人遗憾。”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郑厉公这十七年的流亡生涯不是白过的,说起狠话来有礼有节,颇具乃父遗风。原繁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们家自先君桓公年代开始,就为郑国服务,不是只为某一朝、某一君服务。如果国家已经有主,而总是想着外面的人,难道不更是不忠的表现吗?一日为君,则国内所有人无不为其臣。为臣无二心,乃自古以来的规矩,何况公子仪在位十四年,那些阴谋迎立您回国的人,难道不是不忠吗?先君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在世,如果个个都拿官爵来行贿,收买朝中大臣,帮助自己登上国君的宝座,您又打算怎么办呢?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郑厉公的问话狠,原繁的回答更狠。但是原繁没有给郑厉公找更多麻烦,等使者一走,就找了根绳子,自缢而亡了。郑厉公复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9年春天,齐桓公在卫国的鄄地大会诸侯,并且请了周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会议,因此鄄地会盟也被视为齐桓公称霸的起点。郑厉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与会的各路诸侯当中,他也许是最没有将齐桓公放在眼里的。在他看来,齐桓公匆匆组建起来这个国际合作组织,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除了借用周天子的旗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样一个组织,大概和我们今天某些“X加Y”的国际组织差不多吧。因此,当齐桓公发动大家讨伐一个叫郳(ní)的小国家,而宋国充当了急先锋的时候,颇有侠义精神的郑厉公忍不住站出来表示反对,他派兵入侵了宋国。齐桓公对同盟国里的这位小弟弟窝里反的行为很不满意,于公元前678年夏天联合宋、卫两国,发兵攻打郑国。郑厉公当然不甘示弱,也尽起郑国之兵抵抗入侵。经历了管仲改革整顿的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同凡响,但是郑厉公通过巧妙的用兵,抵消了联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的优势,一连好几个月,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然而,到了这一年秋天,国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股突如其来的外力打破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平衡,其结果是迫使双方都走到谈判桌前来握手言和,一致考虑如何抵抗这股外力的入侵。这股外力来自于南方的楚国。楚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赀(zī)即位,也就是楚文王。楚文王将都城迁到了更加靠近中原的郢(yǐng),在他的率领下,那些断发文身的野蛮人终于走出了江汉平原,朝着中原文明的腹地进军,而且目标直指天子脚下的郑国。楚文王派使者给郑厉公送了一封信,大意是指责其从栎城入新郑,竟然没有知会楚国,完全没有把楚王放在眼里。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郑厉公当然是嗤之以鼻。楚文王一挥手,楚国人便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郑国,趁着郑军主力在与齐军周旋,直逼郑厉公的老巢栎城。消息传到齐桓公耳朵里,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施恩于郑的有利时机,更是他号令诸侯的绝佳题材。他主动派人到郑军大营,表达了和谈的意愿。正苦于两线受敌的郑厉公马上表示答应,接受了齐桓公提出来的并不怎么苛刻的和谈条件。同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诸侯在宋国的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村外的野蛮人近了,我们该怎么办?因这次会议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被称为“幽盟”。这次会议取得空前的成功,与会各国订立同盟,认同了齐桓公作为诸侯长的领导地位,决心在齐国的领导下尊重王室,共同对抗楚蛮子的进攻,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楚文王得到这个消息,悄然而退,自此之后十余年,楚国不敢复窥中原。齐桓公现在称心如意了。四方的诸侯都对他顶礼膜拜,将他比拟为古代的“方伯(bà)”,赞美之辞不绝于耳。我不能否认他的“称霸”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对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安全感都有好处,但是从主观上讲,他更看重的是称霸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而非其衍生的种种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管仲这位高参,他和哥哥齐襄公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差不多。对于郑厉公来说,幽盟的意义远远大于去年的鄄盟,他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这个组织的纲领,承认这个组织的作用的。然而,幽盟的领导人齐桓公的

                      儿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有了心得之后,第一步他就写札记,第二步从札记发展为论文,从论文发展为著作,但是他从未发表过专著。他没有想发表,他就作为自己的一种……娱乐吧等于就是,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解放以后他上的二所么,历史所。注24定:其实学问就得这么做才能做好呢。金:也没有谁让他几儿交稿,也没这事(笑)。所以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那个书啊,不是一年两年做的,是好多年积累成的,其中绝大部分,特别是语法部分,那都是我父亲发现的,甚至于跟各种语言的比较,那都是……乌兰:因为他有好多语言的训练。

                      3.我的治学

                      金:我这个呢,是我父亲督促着我给他当助手,我这当助手一直当了好多年。所以我是从这助手练出来的。大体上过程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受父亲的影响吧,我原来也是对这三样(史学、语言学、文学)感兴趣,因为助手的关系。但是我小时候对文学的兴趣好像比对语言学的兴趣更高一点,这跟老师还是很有关系,所以我就谈谈这老师的问题。除了我父亲在家里督促之外,我上中学的时候上的五中,北京五中。市立的就是五个中学。注25那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五中不要学费啊,五中不大好考,没办法就非考上不可,上了五中之后在各门功课里头,历史这门功课啊,成绩显得特别突出,教我的老师叫殷景仁,他从初一一直教我到高三。这殷景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说,希望我将来毕业之后学历史。殷先生就给我指出一条路来,他说最好你就直入历史系,上了历史系,毕业之后最好上日本去一趟,那时候正是抗日的时候,我说那不是成了汉奸了么(笑)。殷先生就说,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你得把它分开了。因为日本现在对东洋史的研究还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可以开开眼界。说你要听我的呢,准没错儿。这个话从初一起到高三止,他就跟我说了不止一次。反正我毕业的时候没听他的话,我考到北京大学的国文系。那时候也是敌伪周作人的时候,殷先生对这事很失望,对我很不满意。所以我就感觉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啊,我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感激的。这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北大我也上不下去了。正在这时候啊中学保送留日,一个班保送俩人,官费,那时候也没人去,去的人不多。结果殷先生就让学校指定我去,这么样就留日去了。留日去的时候殷先生又跟我谈,这回呀我接受老师的意见了,我说这回我一定听您的话。我上日本去不能够研究中国文学啊,这么样,到那儿去上的东洋史学科,那时候还叫东京帝国大学呢。到那儿去了之后,池内宏注26不是研究女真的吗,池内宏传下来的弟子就是三上次男注27,三上次男正在东大,结果我到那儿之后呢,我就接上三上次男的班了。三上有一本书叫《金代女真学研究》么,但是他主要研究金代的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经济,没有研究语言,语言这方面是我们家内继承,在金史的其他方面是由东大那边,由三上那边(继承),当然他那儿有些观点不能跟咱们完全一样了。后来我就把他那本金代女真之研究给翻成中文了——我看看能不能给您找出一本来。要想把学问深入一点,最好是跟家长,跟老师啊,搞接力赛,不要自己单……定:单挑一摊?金:对。最好还是接力。我们这个呢就是,一个是你家里,今儿个你父亲学理科,儿子学文科,孙子又学理科,这样哪个也行不了。因为这是个继承的问题。有时候一个学派形成很难哪,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您会感觉到,您说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定:对。金:其实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定:对。金:自己还没成熟呢,就跟老师反对上,这可不好。现在有些人我就很看不惯。有的老师提出来就感觉伤心。日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像三上对池内,池内错他也不说错,反正这也不好,你不说老师错不就完了么,他有时还维护呢。他们老师对学生真爱,所有的都给你,学生对老师也什么。一个是接力的问题,一个是尊师的问题,这两个我就都非常在意。金启孮先生女真字书法注28

                      4.辛亥革命以后……

                      金:我就感觉中学殷先生给我指的路子,和我父亲给我由小带的这个路,这两条路我感觉都对了。现在越回想啊,对他们越非常感激,当然也非常遗憾,是什么呢?我在日本待了四年半,顶五年的样子,回来那时候是1944年的11月。定:就是日本快投降的时候?金:啊。我回国的那时候呀,回来之后我就做医疗卫生工作(笑)。定:啊?那是怎么回事?金:那时候有个医疗卫生委员会,实际上就带着工作人员拉药什么的。就在这时候殷先生去世了。我痛痛快快哭他一通,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也没什么前途了。那时候想去当个中学教员都不可能,刚刚胜利注29的时候,和胜利之后这一段啊,找工作很成问题,所以工作主要是在解放以后了。大体上前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定:您出生是1920年?金:不是,是1918,民国七年。定:那时候您还很小呢。金:很小也能知道啊,在我10岁以前的时候,大体上是这么一个印象。定:金先生,我理解得对不对,就是说是不是辛亥革命一结束,满族立刻就特别倒霉?金:不是不是,辛亥革命是禅让啊,不是灭亡啊。所以冯玉祥啊,现在不是叫驱逐溥仪出宫么,北京人管他叫冯玉祥逼宫。那时候请段祺瑞出来的时候,段祺瑞发了一个通电注30呢,就说他可以出来,愿意合作,但是对驱逐溥仪这件事上,他认为辛亥让国,这么做不合适。定:咱们后来学历史都说是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太注意这个事了。金:不是,当时辛亥年没有换朝代的感觉,根本没有。更换朝代是十四年(1925年),十七年(1928年),民国十三年(1924年)不是驱逐溥仪嘛,民国十四年就没收旗产。定:就停发旗饷。金:旗饷早就不给了,就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十三年把溥仪赶出宫之后,十四年张作霖来了,一瞧冯玉祥发了大财了,张作霖一想我也得干一下子,就宣布把所有的旗产全没收,给了极少的地价,但是府(王府)没有没收,因为咱们那府都卖了,没剩几处了。现在历史上写的跟实际情况有时有些差距。注31民国元年时还没有感觉到。从文物损坏开始,那是民国十四年。民国十七年那是大规模来了之后,北伐成功之后。定:您说的震动是指哪方面?金:连在机关工作都感到困难哪,好像低人一等。这不只是旗人,不只是满族,北京人也感觉到这样。北京人对北平、北伐这两个名词都有意见,那是当时,当时不敢公开说,现在也没人提这个了。现在实际上说了半天,说国民党不好,我觉得没说到点子上。国民党来了之后让北京人感觉到,小学的好多老师都教孩子“北平平谁,北伐伐谁”?定:北伐军是不是都是南方人?金:都是南方人哪,因为从前的时候直奉战争,直皖战争,那些战争现在把它都否定了,军阀乱战,跟咱们没什么关系,他们打他们的,跟老百姓不相干。民国十七年(1928年)就不是,是连老百姓一齐算了,这才厉害呢(笑)。比如说骂满族,你们野蛮民族怎么怎么样。我是什么时候才有这民族的感觉的?是上学之后学校教给我的,什么民族压迫,什么清朝野蛮的民族统治,这是学校教给我的。甚至我说的殷先生有时候多少也有这种,他虽然对我个人非常赏识,但是多少也有这种想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我感觉里头,比如说对蒙古人,磕头碰脑的都是(笑)。说蒙古族是另一个民族,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感觉南方人很奇怪,说话什么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咱们北京啊,整个的,像安定门这一带是西藏人和蒙古人的地区,因为雍和宫在那儿呀。另外那些蒙古王府都是一半蒙古话一半满洲话,两种民族的风俗都有。当然我们所有的亲戚都是蒙古人。一般来说除了满人就是蒙古人。我到内蒙古去了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年老的蒙古族见着我,乌素图召注32的喇嘛一听说我是满族,拉着我手就不放,跟我说起就没完,说现在当了教授真不容易。中年的就不像老年那么亲切,年轻的好像就更不如中年的亲切似的。老年的就好像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当然只是我的感觉,不全是这样。定:那您对三家子的发现……注33金:那主要是清格尔泰注34同志听到消息后说要去的,结果当时学校要我跟他一块儿去。他们去了解语言,我去了解生活。我是把各方面全都了解了。因为到那儿去之后就跟三家子发生感情了。这对我也是这样,见到他们之后特别亲切。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就跟他们无话不说。比如说我想统计一下说满语的情况,熟练的人有多少,会说的人有多少,不会说的人有多少,生产大队的干部就主动说:“这事您甭管了,我给您统计得了。”那都是他们帮着弄的。咱们这族啊,到外边互助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您应该写一点满族过去的情况,有什么好处呢?(满族)不是来了就压迫人,就搞文字狱,是不是呀?这主要就得靠您这一代,现在还能够写能够活动。再有一个就是满蒙关系应该研究研究,我在内大(内蒙古大学)我就感觉,内大好像对满蒙关系不大感兴趣。乌兰:研究的少。金:现在我有这么一个感觉,有的同志虽然学历史,对这个也不大什么,甚至有人还有这个想法,认为汉人是让满族给带到蒙古去的,没有这个事呀,问题是(清朝)不让他们进去呀,不让进去以后又扣个帽子说是隔离政策,它不是隔离,它主要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笑)。定:所以我就希望就满蒙关系这一问题,尤其您家里又有满蒙通婚这些情况,具体地给我们讲一讲。金:那讲起来就没头啦。定:您慢慢讲,咱们也不着急,过几天我再来。金:根本在这八旗里头,满蒙汉这三旗分不清。跟汉族的关系也很多,甚至跟南方汉族的关系也很多。乌兰:入了八旗的蒙古人,别人看着好像就是满族了,蒙古人那些特点基本就没有了。金先生你们家蒙古人的遗风、影响有没有?是不是进到满族人的家庭里头,蒙古人的影响就没有了?就满化了?金:我小时候好像觉得蒙古人就是自己人,没觉得蒙古人是另一类人。乌兰:反而觉得特别亲似的,是吧?定:她(指乌兰)说他们蒙古人和咱们满人通婚以后,是不是把他们蒙古人的习惯也带到咱们满人家里了?金:是呀。定:所以咱们满人家庭里也有好多蒙古人的习惯?金:蒙古人家庭也有好多咱们满人的习惯哪。定:咱们是把他们当蒙古人,还是当成满人,看不出区别来了?金:记得那时候我就觉得没有这种感觉。……满族跟女真族不同,满族第一步吸收的是蒙古族文化,所以满蒙关系史应该好好研究,当时内大好多领导听不进去。还有一个最遗憾的事,就是当时北京的好多王府里头,关于蒙古王的好多画像,我的意思是让内大收购,我给当介绍人。结果那时候正编革命史呢,对这个事就不重视。当时那个教务长什么的都没有兴趣,结果通过别人都让琉璃厂收购去了,太可惜了。策棱、成衮扎布注35这些人家的一系列的画像,那现在保留下来多好啊。注36
                      二、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石油会战毓臻口述时间:1998年11月13日(第一次)1999年1月12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王致和腐乳厂宿舍访谈者:定宜庄、佟鸿举[访谈者按]这是我本书中做得最早的一场访谈,距今已经十七年。我曾将这篇访谈收进《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书中,是那本书中受访的唯一一位爱新觉罗宗室的女性后裔。当时我初入此道,没有访谈经验,不仅问题提得不到位,而且面对不太健谈甚至也不太情愿合作的被访者,只是一味地小心翼翼,不知怎样将谈话深入下去,而毓女士就是这样的一位受访者。我曾几次与她相约,都不得见面,她对一生遭际也不愿多谈,所述经历中多有隐笔,加上她晚年一心学佛,自称已将世事看淡。我不得不尊重她的意见,所以凡她不愿的,或不问,或不录,故有这样一篇不算完整也谈不上深入的访谈。但是毓女士的经历确有不凡之处。正如她自己所说,从她父亲一辈起,就不是一般人们印象中那种提笼架鸟的八旗纨绔子弟。何况她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食其力,作为一个女性而参加1949年以后的几乎每一次石油会战,生活条件之艰苦,长期远离家乡亲人的孤独和寂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付出坚忍的努力才能承受。她的经历,很大地改变了我过去对皇族的某些成见。1999年年初我为她做第二次访谈之后不久,便接到她女儿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已经辞世,享年仅75岁。只是在与她女儿交谈之后我才知道,她在家庭、婚姻和工作中经历的种种坎坷,远非她在这篇口述中描述的那么淡然。北京史地民俗学会曾为毓女士出具一个证明,证明她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辅国公塔拜之后:“经北京史地学会常务理事冯其利到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查阅《爱新觉罗宗谱》,其父林全载在丙册4689页。”《爱新觉罗宗谱》中毓臻家族支脉一览:奉恩辅国愗厚公塔拜注37巴穆布尔善(第四子)注38已革辅国将军塞图(第五子)注39职明(第六子)注40凌云(第二子)注41林全(第五子)注42毓臻的父亲即林全(见族谱中的黑体字)。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时生,嫡母常佳氏,常庆之女。

                      1.我娘家

                      毓臻(以下简称臻):我是1924年5月2号生的。我本来姓金,金就是爱新觉罗。这是我在50年前的结婚证书,你看都成这样了。这是我的丈夫,谢伯贤。这是我,金福臻。这是我女儿去年冬天给我画的画儿,画儿上写的是“万福骈臻”,就是我的名字。我父亲不是叫金林全嘛,名字有个“林”字,他就指名为姓。姓了林。他是溥字辈的,他的名字要跟溥仪他们排起来,就叫溥全。后来我们相继都参加革命,到了延安以后为了影响,就改成父亲那个姓,也姓林。你说这林福臻多麻烦呀,干脆“福”字也不要了,咱不迷信,就叫林臻吧!实际在档案上我还是写爱新觉罗·毓臻,常用名林臻,把来历也写清楚了。人说你为什么写这么复杂,我说我就是爱新觉罗,我又不怕你们对我怎么样。人家知道咱是爱新觉罗,还羡慕,说是宗室,我还以此为自豪呢!当然我并没有显摆我是爱新觉罗宗室。我认为这是祖先的,我们实事求是。以至我母亲去世,她的坟、碑什么的,我们都写爱新觉罗。这次换户口本,还这么写。咱们满族人有这么一个规矩,是吧?我们是黄带子,有一本书上介绍过我们家族的事情,家谱我也有,在箱子里锁着呢。一直就知道我们是塔拜注43的后裔。塔拜很有意思,他不是努尔哈赤的嫡子,是庶子,当时爵位就比较低,可是后来他居然一直沿袭下来,他们那儿有几支特别嫡系的、特别显赫的,反而倒没有延续下来。过去的事儿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至于以前的事情呢,因为我小,我们家族也败落了,我可以说知道一点,也可以说不知道。听说我祖父是在宫里搞文化活动的,就是京剧什么的。我听我父亲说,就好像是现在的文化部长那个爵位。据说他年轻的时候,那时大概是慈禧吧,还有咸丰什么的,经常召他进宫。我们的

                      说。我们通常听人说,某人无所表现,似乎其人无所表现即不值提。但在中国历史上,正有许多伟大人物,其伟大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此话似乎很难懂,但在中国历史上,此种例,多不胜举,亦可说此正是中国历史之伟大处,也即是中国文化之伟大处。例如吴太伯,又如伯夷、叔齐,在历史上皆可谓无所表现,而为孔子所称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亿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似乎孔子乃在其无表现中赞扬其已有所表现。而且是表现得极可赞扬。我们也可说,此乃是在人群社会中,在历史上,一种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现,一种逃避脱离的表现。孟子也常称颂伯夷,他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他的称颂伯夷,大意亦与孔子相同。孟子又将伯夷、伊尹、柳下惠并称为三圣人。他说:“伊尹圣之任,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为汤相,亦是政治上一得志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则并无表现,并无成功,孟子却将他二人与尧、舜、禹、汤、伊尹相提并论,同称之为圣人。后来太史公作《史记》,此为中国正史之创始,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其体例之最重要者,厥在其以人物为中心,而特创列传一体。但太史公又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他在《伯夷列传》中,屡屡提到因于伯夷之无所表现而无可称道,甚至其人若犹在或有或无可信可疑间,只因孔子称颂了他。太史公又用颜渊作陪衬,他说:“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其实颜渊也就无所表现,故太史公引来推崇伯夷无表现之伟大,而褒然列之于列传之首。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颜渊似乎是最无表现。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又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死,孔子哭之恸。并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然颜渊在孔门到底是无表现,不能与子路、子贡、冉有、宰我诸人相比。故太史公亦云:“伯夷、叔齐虽贤,颜渊虽笃学,得孔子而名益彰。”可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无表现之一面。孔子目此为德行,吴太伯民无得而称,孔子却称之为至德。德行在孔门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记》可谓深得孔子之意。以下中国历史上遂搜罗了极多无所表现的人物,而此等人物,亦备受后世人之称道与钦敬,此又是中国历史一特点。故我说此乃中国之史心,亦即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诸位只有精读中国史,深研中国历史人物,始能对此有了悟。让我姑举数例以作说明。如春秋时代之介之推,战国时代之先生王斗,西汉初年之商山四皓,及鲁两生。循此以下,如东汉初年的严光,此人对历史亦一无表现,但后人永远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人物。汉光武即帝位,以前长安太学中同学,均已攀龙附凤,功成名遂。独严光隐身不见。光武思之,乃令以物色访之,久而后得。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除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这一番故事,虽若有表现,只可说是无表现,亦可谓是表现了其无表现,此等更说不上得志与成功。似乎他既不像有志,亦不求有功。又如宋初陈抟,居华山修道,恒百余日不起。又有林和靖,隐居西湖孤山,垂二十年,足不履城市,植梅畜鹤,时谓其梅妻鹤子。此等皆同为后世称道。我们今天如去富春江畔,或去西岳华山,或去杭州西湖,自然知道对这些人心焉向往。即使我们并不亲历其境,但也多知道他们的姓名,对于他们那种无所表现的人格,亦可谓乃只表现一无表现的人格,还像历历在目,这也真是怪事。又如三国时代,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大家各显身手。可谓在此时代中人,必是各有表现者。然亦有无所表现,而被认为第一流人物,如管宁即其一例。管宁在当时,实是一无表现。但论三国人物,管宁必屈首指。他少时曾与华歆同席共读,遇轩冕过门,歆废书往观,宁即与割席分坐。魏明帝时,华歆位至太尉,欲逊位让宁,宁终不就。看来歆虽佩服宁,宁终不重视歆。史书称其“虽出处殊涂,俯仰异体,至于兴治美俗,其揆一也。”此亦孟子所云禹、稷、颜回同道之意。其实管宁固可比颜回之不出,而华歆又岂得与禹、稷相提并论。要之,中国史家喜欢表彰无表现之人物,真是无微不至。论其事业,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此却是一大表现。这意义值得吾们深细求解。又如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乐毅。他并不是不能有表现,却又不想表现。后来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肯出许驰驱。他在《出师表》中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今且问,此两语是否当时诸葛真意?我且举其友作证,一是徐庶,他知诸葛最深,应亦是一有作为人。初事刘备,曹操获其母,庶乃辞备归操。虽仕至御史中丞,然在历史上,终不见徐庶曾为曹操设一谋,划一策。其人便如此无表现而终了。又一人如庞德公,时荆州刺史刘表屡以礼延,不能屈,隐鹿门山,采药以终。诸葛孔明常拜于其床下,可见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现,只是宁为一无表现人。徐、庞如此,故知若非刘先主三顾草庐,诸葛定亦永无表现如徐、庞。五我们当知诸葛《出师表》两语中,全性命是大事。懂得要全性命,自然无意求闻达。中国历史上此种无表现的人物,真是各时代都有。他们的本领,亦只在全性命。正以全得性命,所以成得一人物,而且是至高卓至伟大的人物。我们若能汇集起写一书,即名“中国历史上之无表现人物”。此书亦可有大作用,大影响,至少在阐发史心,宣扬文化传统上,可有大贡献。此种尊崇无表现人物之传统,又影响到小说。如唐人《虬髯客传》,即是故意要描写一个无表现之英雄。又如《水浒传》叙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开始却有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此人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是一无表现人物。《水浒传》作者,把此一人闲闲叙在前面,真使后面忠义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汉,相形减色。此种笔法,可谓与太史公《史记》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为首,七十列传以伯夷为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种大手笔,诸位莫轻忽过。今天诸位也可说是各处在衰乱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诸位一读历史,知道研究历史人物,便知我们尽可做一不得志和失败的人,或甚至做一无表现之人。这一时代是失败了,但处此时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并可有大成。只要人能有成,下面时代便可挽转,不使常在失败中。若人都失败了,则一切完了,下面亦将无成功时代可期。孟子曾说:“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禹、稷是有表现的人,颜回则是无表现的人,这只因时代不同。但不论有表现无表现,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却同样主持在他们手里。孟子又说:“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不为正是无表现。所以若时代不许可,我们尽可不强求表现。一旦时来运转,风云际会,到那时自有出来表现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留得有人,还怕历史中断吗?昔范仲淹作《严子陵先生祠堂记》,末后两句为“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有一人说,“德”字不如改作“风”字,范公欣然从之。上面说过,孔子四科,德行为首,而颜回、闵子骞、仲弓、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却都是无表现的人物,故范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与人格,但此只属私人的。风则可以影响他人,扩而至于历史后代,并可发生莫大影响与作用。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亦云:“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但孟子只言伯夷、柳下惠之风,却不说伊尹之风,此何故?岂不因前两人无表现,而后一人有表现?在事功上有了表现的人,反而对后世的风力少劲。因事功总不免要掺杂近时代呀,地位呀,机缘呀,遭遇呀,种种条件,故而事功总不免滞在实境中,反而无风,也不能成为风。惟有立德之人,只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业表现,反而其德可以风靡后世。在严子陵本人当时,只是抱此德,但经历久远,此德却展衍成风。故说“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之德字不如改风字,更见深义。否则有德之人,岂不成为一自了汉,与世无补,又何足贵?在中国历史上,正为有此许多衰世乱世的人物,有此许多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有此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才使中国历史文化绵延不缀,直到于今,经历了四五千年的长时期,而依然存在。故我劝诸位,处衰世乱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败了,亦不足怕。甚至于无所表现无所作为,同样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面自然会不断有历史。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此正是我这一讲演所要提出,请诸位去细心研究的。六上面所说,似乎像指中国古人所谓立德立功与立言的三不朽而言。德指的人格方面,功指的事业方面,言指的思想与学术方面。现在再就中国的文学方面略有陈述,文学不必全是立言。中国历史上最受后代崇拜的三大文学家,屈原、陶渊明与杜甫,此三人,皆为众熟知。屈原可说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陶渊明则是一位不愿有所表现的人物,杜甫则是意欲求有表现而终无机会让他表现的人物。他们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热情,透过文学,而表达出他们各自的心志来。上面说过,人在治世盛世,功成志得,有所表现,别人反而对他为人不易有更深的觉察。惟在衰乱之世,不得志,失败了,或是无表现,这样的人,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内心意志来,如上三人均是。不但文学如此,艺术亦然。如宋末郑所南画兰,即是最好之一例。又如元末高士倪云林,明末八大山人与石涛等,此等诗人画家在历史上可谓一无表现,但历史却在他们的艺术与他们的诗文上表现出来了。他们无事功可表现,所表现的则是他们之心志。由他们之心志,可以想见他们之时代,故说历史在他们之诗文艺术上表现了。故中国人之文学,非纯粹之文学。中国人之艺术,亦非纯粹之艺术。重要者,乃在其内心意志一面。一人在事业上无表现,旁见侧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来表现,这亦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一脉。他其人可以不上历史,但历史却在他身上。他可以无表现,但无表现之表现,却成为大表现。中国有许多历史人物皆当由此处去看。我在此将特地提出一“志”字。中国人常言“志士仁人”,人若无志,便亦不仁。但其所志,亦正贵在此一仁字上。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又说:“匹夫不可夺志”。诸位如须研究历史人物,却须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之志。若没有了此志,则古人自是古人,历史自是历史,和我渺不相涉,总研究不出一所以然来。昔顾亭林尝云:“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亭林所谓保国与亡国,是指一国之政治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指民族文化之绝续言。我上面所说那些历史人物,则多是有志保天下的人。他们在历史上,有许多亦仅只是一匹夫。但文化绝续,时运兴衰之大责任,他们却把己身来担起。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衰更乱。可是我们的处境,比起古人来,实未见困难更甚。如我们能设身处地,平心去研究我们历史上许多处衰世乱世的人物,许多不得志失败的人物,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便知今天的天下兴亡,我们也实在责有难逃。若我们脱离现实,只驰心空想汉、唐盛世,只驰心空想一旦得意来做一个历史上成功的人物,则深恐河清难俟,我们也只有嗟叹终老,但也好因此把我们的责任交卸净尽了。《易经》上亦说:“天地闭、贤人隐”,隐了自然没有所表现。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仍还有贤人。因此,天地不会常闭,贤人不会常隐。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诸位若有志,不妨来搜罗隐逸,写一部中国贤人传,把中国历史上那些无表现的人物,自许由、务光、吴太伯、伯夷、叔齐起,从头叙述。我想只在正史上,又何止有千百人。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诸位若再搜罗到各地地方志,及笔记小说之类,更可找出很多这类的人物。这是天地元气所钟,文化命脉所寄。今天我们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现的人,却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败和无表现的人。因此也遂觉到自己并无责任可言。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但在今天,我们心目中已无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纵使尚有隐了的贤人,我们也将觌面不相识,此实是中国文化的极大不幸极大危机。我们当求再认识此等人物之可贵。人或问,我一匹夫,怎能负起天下兴亡之大责?其实匹夫也好,匹妇也好,只要他能像像样样地做一人,便是此责已尽。从人物来讲历史,近人或许已认为是落伍了。至于研究历史而注意的这些无表现的人物,近人将更认为此与历史无关。此话亦不错,此等人本可以不载入历史。但历史的大命脉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诸位今天,也莫要认为自己和历史不相干,诸位亦正该负荷起此历史之重任。或有人问:你是讲历史的,将来中国前途如何,你该有一看法。其实我亦哪能烛见未来。我只见向来历史是如此,在此乱世,我亦只能说:“苟全性命,不求闻达。”诸为或许又会问,现在时代变了,人人得有一分自由,该有一番表现,为何却要置身事外做一无表现的人?此则又须回复到我上次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题。当知各人的成败,全视其“志”“业”。但业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们自难有把握要业必成。志则是内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对每一人,且莫问其事业,当先看其意志。中国古人又说“诗言志”,中国人有时把此志只在文学中诗中来表现。若我们把西方人观点来看中国人,有时觉得像是不积极,无力量,无奋斗精神。我亦常说中国史像似一首诗。但诗中有志,看似柔软无力,却已表现出无限力量。诗可以风,我们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学诗。中国诗里的理想境界,则必是具有风力的。风来了,万物滋生。诸位若能从诗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风,诸位又若能把此风吹向他处,吹向将来。诸位当知风是无物能阻的。风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们大家来吹嘘成风吧!第七讲如何研究历史地理一今天我的讲题是:“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有人说,历史等于演戏,地理则是历史的舞台。此譬实不切合。一群演员,可以在任何戏台上演出同样的戏来。但历史演员,则正在此特定的地理上演出。地理变,历史亦变。在这一舞台上演的戏,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上帝创世,先造地,后才造人。这世界各处地理不同,人生长在各地上,也就得不同。各地的气候、物产、交通情况等各不同,于是人亦因地而异。非洲人固不同于埃斯

                      a片在线免费看网站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真爽”“色鬼”等词语,甚至潦草地写着“吉子”“厅立的安子”“静修的明子”等女孩和女校的名称。伸夫每次看到那些词语心中都会产生罪恶感,可眼睛却盯在那里无法挪开。但是,运动场旁边第二个厕所隔间里的涂鸦最为完整,也是用铅笔仔细地写在前边的板墙上,而且采用了问答的形式。“跟女人干时怎样插入呢?”“最初会比较干涩,所以最好用手指抹上唾液弄湿再插入。”“多大的阴茎合适呢?”“阴茎大小没有关系,没必要太长,有一定粗度就行。粗度比长度重要。”“女人也会感觉爽吗?”“做过多次以后,女人也会产生快感,那里会变得湿滑。”“光线暗时也能找到插入位置吗?”“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潮湿的裂缝就是。屁股眼还在后面,所以不会弄错。”“一干就会怀孕吗?”“有时会有时不会,大都不会。不必太担心。”看到这里伸夫浑身发热、心跳加快,担心被别人看到还环顾四周,但隔间里不可能有别人。以前曾看到过很多涂鸦,但如此具体明快的解答还是初次见到,确实写得相当详细。既然了解得这么多,涂鸦者肯定是经验丰富的前辈。听说在参军入伍的大龄前辈中有不少已是过来人,这些或许就是其中某个人写的。不管怎样,这些解答确实具体而令人茅塞顿开。“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是伸夫最想知道的答案,而看到“粗度比长度重要”后伸夫稍稍放了心。而且,女人那东西有些湿滑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如此说来,伸夫也曾听到有人形容女人的私处就像“谷地”“黏糊糊”,或许就是“裂缝”“湿滑”的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脑袋里一下子装进大量信息,伸夫感觉有些发晕。“真了不起啊……”伸夫感动不已,甚至忘了这是在厕所里。未知的将来令他期待,同时也心生恐惧。五“小学生与初中生区别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人会怎样回答呢?有人说,小学生还是幼童,而初中生是少年。也有人说,小学生是少年前期,初中生是少年后期。其中还有人说,初中生以后是幼童自我意识萌发并出现第二次反抗期特征的阶段。这是从心理特征进行区分的方法。另外,还有人从生理方面区分,认为此时是从小儿科对象转为内科对象的节点。几种答案看似明白却仍然不够清楚,其原因似乎就在于少年期这个词语的定义本身就模糊不清。在日本的少年法和相关法律中规定,满十四岁以上到满二十岁的人为“少年”。如果以这个观点来划分,小学生就不能算作少年。但是,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将八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而夸美纽斯则将七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这些观点都不能用“少年”这个概念模糊的词语来区分小学生和初中生,即使只从心理和生理方面来看,由于个体差异较大而相当难以明确分类。不过,如果说“小学生与初中生的区别就在于有无性意识”是否合理呢?当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不过,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在初中时期觉察到了自己的性欲,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不可否认也有提前或延迟的现象,但那属于少数例外,多半都是在初中时突然意识到了性欲。而且,那并非是以异性为对象,例如向往女性的身体或被女性的温柔所吸引,而是切身感受到自己体内所翻腾奔涌的性欲,并且想凭借自身寻求宣泄口。其最具象征性的行为就是“自慰”。日本男性初识自慰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由于尚无正式统计不得而知,但设定为从初一到初三的初中时期应该不会有错。像这种有关性方面的数据,与其做正式调查不如随意询问周围的人更为准确。即使根据伸夫所询问的结果,在初中时期学会自慰的人也占了压倒多数。事实上,伸夫初识自慰也是在初二的夏天。不可思议的是,那个行为会在某个时刻毫无先兆地因意外事件引发。那天,伸夫坐在二楼自己房间的矮桌前翻阅辞典,倒也不是用功学习,而是照例逐次阅读“性交”“妊娠”“生殖器”等条目,并独自兴奋得脸红心跳。虽然还是八月底,但黄昏将至房间微暗。伸夫没有开灯,继续阅读辞典上的小字。房间有六铺席大,矮桌就摆在窗边,伸夫跪坐在桌前。由于是在盛夏季节,所以只穿着内裤和短裤。他突然感到下半身发热,于是解开短裤的扣子,然后掀开内裤前面,却见阴茎一下子弹了出来。说实在话,因为这些几乎都是下意识动作,所以当他看到弹出来的那个物件时吓了一跳。不过,那个物件似乎也吓了一跳,在裆间支着脑袋发愣,就像突然从树丛蹿到路边东张西望的小松鼠。伸夫慌忙回头看看,在确认房门紧闭之后,这才伸手摸了一下裆间那个物件。那个物件意外的坚硬、发烫,还有微微搏动传到指端。伸夫觉得自己正在做十恶不赦的坏事,就想把支出来的物件塞回裤裆,可一旦胀大的家伙却似乎不肯轻易回去。当他用指尖摁住前端反复压塞时,阴茎前端就被大腿夹紧。在刹那之间,下体涌起直蹿阴茎头的快感。伸夫一时慌了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舒爽的感觉?是不是哪里藏有某种机窍?伸夫纳闷地望着坚挺的阴茎,想再次体验那种快感。用大腿夹紧那个物件感觉就爽——虽说是偶然发现的动作,但做起来却意外简单。伸夫再次确认屋里没有别人,就慢慢地把阴茎夹在大腿之间,然后并拢双膝夹紧。就在他稍稍放松的同时,阴茎再次猛地从裆间弹出,一阵酥痒的快感包裹住了阴茎。那种舒爽透顶的感觉令伸夫有些惊慌失措,却还是忍不住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虽然重复了多次,阴茎仍像弹簧玩具娃娃般弹起,同时带来真切的快感。哪里还用得着辞典?煽情的词语和讲解已比不上现实的快乐。在暮色降临的房间里,伸夫像在摆弄稀奇玩具般将阴茎塞入弹出。大概反复了十几次,下身突然蹿起火花迸射般的感觉,昂奋的前端喷出了白色黏液。“啊……”伸夫禁不住喊出声来,接着就像被手枪击中般伏在了桌上。他一动不动地追逐快感的余韵,后来觉得裆间有些黏糊糊的就慢慢抬起头来。刚才昂首挺立的阴茎像是突然失去张力垂下头来,裆间和内裤都溅上了白色黏液。这是怎么回事儿?伸夫感到迷惑不解,过了片刻才用身旁的纸擦拭污渍。这就是书中写到的所谓精液吗?那么刚才那个瞬间就是射精吧?伸夫依然沉浸在快感的余韵当中,心情却像萎缩的阴茎般渐渐消沉。自己像是做了荒唐透顶的坏事,闯下了对父母都难以启齿的大祸。一阵懊悔随着轻微疲劳传遍全身,他突然心生恐惧。“怎么办……”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如果被母亲和老师知道恐怕要受到严厉斥责。但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也终于完成了自慰而感到几分自豪。以前朋友们暗示的“那个”就是这么回事儿吗?自己一直疑惑不解的其实就是这件快乐无比的事情吗?紧接着,伸夫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人。原来如此,那些家伙干的就是这种事情!他们偷偷享受快乐,然后在众人面前摆出了不起的架势。“这有什么难的呀?”不过,男孩在刚刚学会自慰的阶段,其行为尚未与女性发生关系,仅限于男性私密之内的快感,仅仅初识自慰即已满足。但是,一旦尝到这种快感,就像初尝禁果般再也无法抛舍。从那时起,伸夫开始渐渐沉迷于私密的快乐之中。虽然当他文静地关在自己房间时最危险,不过当然母亲似乎尚未觉察到。例如在傍晚时分,当母亲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才会回过神来。“哦——”他虽然应声,却并不想立刻起身下楼。如果现在下楼会不会被发现刚才是在自慰?手脚是不是还留着那种腥臊味?在明亮的灯光下会不会被父母看出来?“伸夫——”母亲再次呼唤,伸夫慢慢地站起身来。倒也说不出哪里怎样,但身上还是有种倦怠感,脑袋依然发懵,血涌上头尚未退潮。伸夫打开电灯,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面孔。或许是心理作用,脸色稍显苍白,感觉有些疲惫,而眼圈像有热度似的发红。伸夫啪啪作响地拍拍脸颊,然后干咳一声走出房间。但是,他下楼后先去了厕所,撒完尿擦擦阴茎周围,又使劲擦了几下手才去了客厅。“你磨蹭什么呐?赶快吃饭!”餐桌旁父母和姐姐弟弟都已坐下,伸夫像个罪人似的悄悄坐在父亲和弟弟之间。他平时总是边吃饭边聊天,可这回却一语不发只顾吃饭。“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吗?”“没有……”听到母亲询问,伸夫摇了摇头,预感到自己再不会是以前那个开朗直率的少年了。六男孩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也许就是性意识萌发的证据。初识自慰之后,伸夫忽然对父母和家人的存在感到厌烦了。如果家里没有别人,自己独自一人该是多么爽啊!当他强烈地希望独处时,爱絮叨的母亲和姐姐就会令他不胜烦躁。归根结底,这种心态的原因很单纯——周围有人就不能放心地自慰。特别是伸夫的房间虽然在二楼,但因为比自己大四岁的姐姐的房间也在二楼,所以不知何时她就会突然进门。而且,母亲也会常常为一些琐事不先敲门就闯进屋来。当然,即使要求她们敲门,但在以隔扇隔开的房间里也并不能完全放松。于是,伸夫对所有妨碍自己独处的人都厌恶而烦躁。可是,母亲和姐姐对伸夫的精神不安状态似乎毫无觉察,依然在楼下因琐事吵吵嚷嚷,有时不先敲门就进来说这说那。“什么呀……”在这种时候,伸夫的语调就会变得更不耐烦。“怎么啦?你最近……”母亲的表情有些悲凉,可伸夫却无法讲明原因,只能用态度表示“别管我”。“阿伸近来有些奇怪呀……”母亲在跟姐姐悄悄议论。与以前相比确实有些异常,伸夫自己心里最清楚,可他也无法平息目前烦躁的心情。稍稍夸张些讲,学会自慰确实是件幸运的事情,他眼下已经无法从那种注射了兴奋剂般的快感中逃脱。不,他已经被那种兴奋剂绑架了。伸夫决定放学后直接回家,姐姐去了裁缝学校不会早归,所以傍晚之前无人打扰。他确认之后又打开那本辞典,再看看关于女人的书,手就悄悄伸向胯裆。阴茎照例又热又硬,于是伸夫把它慢慢地摁在大腿之间夹紧,酥麻的快感集中到了一点。他全神贯注地反复同样动作,将快感推向高潮。在反复几次之后,伸夫忽然有了别的想法。像这样用大腿根夹紧,还不如干脆用手指摩擦效果更佳。既然阴茎从胯裆弹出时摩擦会带来快感,那用手指摩擦不也一样吗?想到这里,他就慢慢地捋动捏着阴茎的手指。果然如同想象的那样,酥痒的快感骤然强烈。伸夫更加自信,于是加快了捋动频率,快感一举达到巅峰,随即带来猛烈的射精。“原来如此……”伸夫在照例降临的轻微倦怠感中点点头。看来这就是最简易实用的自慰方式。其他人肯定都是这样。虽说如此,无论机缘如何偶然,男性或迟或早都会了解到这种行为。因为达到相应年龄的男性无人不知,这就是证据。即使偶然会有自制力强的人不搞自慰,也不会不知道这种方式。总而言之,虽说伸夫自己有了这些发现,不过大家上初中后在阴茎发育到一定程度似乎都会无师自通。换句话说,年轻的自然活力会使人下意识地把手伸向那里并领悟到自慰的方式。如此看来,或许可以说男性的自慰接近于自然行为。不过,还只是初中生的伸夫当然无暇考虑这些道理。他一方面在享受自慰所带来的快感,而另一方面却依然无法从罪恶感中逃脱。自己是在做坏事,对父母都难以启齿。做出了这种事情,自己会很快变成散漫堕落的男人。照此下去脑筋会越来越差,学习成绩肯定也会下降。不过说实话,为什么自慰就是坏事,伸夫却并不明白。虽然他也听说过自慰行为不好,但其依据却仍不清楚。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找人问清依据。对谁都羞于启齿却又不能询问究竟,看来这恰恰是坏事的证明。如果真是正当行为的话,就应该可以堂堂正正地向任何人询问,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既然大家都秘而不宣、讳莫如深,那就肯定是坏事。想到这里,伸夫忆起儿时摆弄那个物件被母亲责骂的经历。“不许摆弄那个!”当时的伸夫慌忙收手,而现在却可以尽情抚弄,独自沉浸在愉悦感之中。既然抗逆母亲违反了训诫,这明摆着就是坏事。此外,他每次自慰时脑瓜都会发懵,难以静心学习。岂止如此,只要想起自慰就会血涌上头,一旦开始当然什么都顾不得考虑,而且结束之后总是感到有些疲劳犯困。除此之外,高潮后的虚脱感更令他感到做下了坏事中的坏事。不仅每次做完后必定身体疲倦,同时精神也会懒散,感到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了。正因为射精的瞬间快感强烈,随之而来的堕落感就更加强烈,甚至觉得自己和世界全都骤然萎缩。而且在此之后仅仅留下某种反感——又干下了这种事情。只有空虚和懊悔像沉渣般积淀在内心角落里。随着频次增多,这些感受着实令伸夫心情低落沉郁。他很难受。但虽说如此,他并不想戒掉自慰。在享受愉悦感之后,虽然一时觉得做了坏事,但过几天欲望又逐渐强烈起来,就像河里的水位般切实而准确地逐渐涨满。少年的性欲或许类似于水库蓄水,上游河流与时俱进地充满水库,水位每时每刻都在上涨。在河水全面充满再不能承受的瞬间闸门开启,存水顿时溅起飞沫涌向下游。在宣泄了一定的水量之后,水库便会恢复原先平静的湖面。如此看来,对于初中生来说,自慰或许应该看作必要的行为。性欲在体内蓄积充溢以至再也无法容纳,于是通过自慰行为进行宣泄以保持正常心态。如果予以压制,性欲或许就会转化为暴力,使人滑入歧途,以致对周围造成破坏。不过,伸夫自慰当然并非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他自慰只是受到体内奔涌的欲望驱动,之后却产生了罪恶意识而一时情绪低落。时隔数日欲望再次高涨,他又难以抗拒快感的诱惑而重复这种行为。伸夫初识自慰已过一月,沉湎于其中的方式也基本成型了。例如,如果是在白天他就盘腿坐在桌前,并将左手放在桌面上。这种姿势的背影貌似正在用功学习,微微驼背俯视桌面就像在认真读书。如果说到略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右手伸进桌下前臂频频摆动。还有就是有时会忘记天色已暗,依然全神贯注似的面对书桌。伸夫以这种姿势做自慰动作,而听觉却毫不松懈地注意背后的隔扇门。所幸的是,因为房间在二楼,所以一旦有人上楼就会听到脚步声。听到有人走近他就立刻遮掩前裆,合上正在偷看的杂志。为了应急,还可以事先把课本和笔记本放在旁边,紧要关头就用它们盖住色情杂志。不过,有时由于自慰过于陶醉或对方脚步声极弱,可能有人来到门外都难以觉察。为防万一,伸夫就在膝头放上膝毯或毛巾,一旦有情况就用它盖住下半身。晚上进了被窝,他会在确认邻屋姐姐已经睡着之后再开始,有时也会在早上醒来后进行。最初阶段由于恐惧而四五天自慰一次,熟练之后就两三天一次,有时每天都会自慰。其他小伙伴怎么样呢?伸夫虽然很想知道却羞于询问。另外,他还特别担心弄脏内裤,所以每次自慰时都用毛巾垫在下身,尽量不把内裤弄脏。但尽管如此,内裤上还是会留下斑点。估计母亲在洗衣物时已经发现,但不知为何从未提起过。难道连母亲都难以启齿吗?还是母亲根本就没有发现?伸夫曾偷窥母亲清洗内裤时的表情,却没发现任何异常。“伸夫,内衣要常换,必须保持清洁哦!”母亲放大嗓门提醒。伸夫觉得母亲太不照顾自己面子,顿时来气,而且越来越少言寡语了。七确实如此,学会自慰的少年渐渐变成了少言寡语、态度冷淡的男子。做下某种坏事的罪恶意识使他自动躲避父母,将自己关在贝壳当中。就在那个时期,一位著名女评论家撰写了《少年期》并成为畅销书。作者既是母亲又是教育家,她根据自己实际培养男孩的经历,分析了少年期的心理和感情变化,给那些不曾考虑过孩子心理的父母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不过,那本书是否描述了真实的少年心理呢?换句话说,母亲作为女性真能了解少年的心理吗?过了一段时间,受到如潮好评的煽动,伸夫也悄悄阅读过那本书。悄悄的说法未免怪异,

                      天下人的公敌。逢泽之会的消息传开,第一个不乐意的就是周显王。周显王在位的年代,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王室实际上已经被一分为二,即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各自为政。饶是如此,周天子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所有诸侯从理论上讲都是他的臣下。在历史上,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这样的一代枭雄,立下过盖世奇功,也不敢挑战天子的名位,反而是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当王室第一忠臣。现在这个魏罃,祖上不过是晋国的臣子,当上诸侯也才三代,仗着手头有些兵甲,竟然妄自称王,真是太狂了!作为魏惠王的盟友,韩昭侯也不乐意了。三晋本为兄弟,一同封侯,互相是平等的主体。现在魏国称王了,韩国岂不是比魏国低了一等,往后这交道还怎么打?韩昭侯公开宣称,不承认魏国的王号。齐国和楚国,不消说,很乐意看到魏惠王干这种得罪天下人的傻事。而魏惠王接下来的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天下人对他的反感。公元前342年,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马陵之战,庞涓殒命魏军以穰疵为将,在南梁和霍城(均在今河南省汝州)打败韩将孔夜,遂长驱直入,逼近韩国的首都新郑。韩昭侯派使者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仍旧是召开会议,听听诸位大臣有什么意见。在救不救韩国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那就是一定要救。但至于何时出兵相救,则发生了分歧。大夫张丐认为,迟救不如早救,如果齐国不及时出兵,韩国很有可能屈服于魏国的强大压力,臣服于魏国。田忌则认为,韩国虽然战争失利,实力仍然存在。齐国如果现在就贸然介入,等于替代韩军接受魏军的进攻,反而有可能受制于人。不如先静观待变,等到韩、魏两军都筋疲力尽了,齐国再出手救援韩国,可以事半功倍。田忌的观点其实就是孙膑的观点。回想起来,上次魏军围攻邯郸,孙膑也是不紧不慢。他很清醒地认识到,邯郸或者新郑陷落,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重要的是打击魏军的有生力量。“可是,”张丐反驳道,“一旦韩国失去信心,投降了魏国呢?魏国的力量岂不是更加强大,对齐国的威胁岂不是更大?”关于这一点,田忌也想到了。他对齐威王说:“我们可以派使者去新郑,向韩侯表达救援之意,坚定其抗敌的信心。至于什么时候发兵,不要急着给他一个准确的日期,让他知道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就行了。”换而言之,先给他们画张饼充饥吧!齐威王采纳了田忌的建议。说来也怪,韩国人收到齐威王开来的这张见票不付的支票,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士气立马高涨起来。半年之间,韩军组织了五次大规模反攻,结果……全失败了。公元前341年春天,当魏、韩两军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齐国终于出手。这一次出手仍然是田忌与孙膑这对老搭档,用的也是“围魏救赵”的老计谋。齐军再度越过宋、卫边境,直扑魏国首都大梁。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魏国国内并不空虚。魏惠王马上派太子魏申为统帅,庞涓为上将军,带领十万大军迎击齐军。当然,所谓太子为统帅,不过是挂个名来见习罢了。军中一切事务,还是由庞涓全权负责打理,再以太子的名义发号施令。事隔十二年,鬼谷子的两位门徒再度刀兵相见。齐、魏两军在平陵附近相遇。庞涓摆开阵势,正想大干一场,却突然得到情报,齐军已经拔寨起营,向北逃窜。庞涓一时没弄清楚孙膑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他小心翼翼地派出小股部队,前进至齐军营地,确认没有埋伏之后,才率领大部队跟进。在齐军营地中,庞涓命人仔细清点了齐军做饭时留下的灶眼,得出一个结论——田忌和孙膑率领的这支部队,不下十万之众。单从人数上讲,双方势均力敌。但是,齐军甚至没跟魏军接触就跑了,除了怯懦,似乎找不到其他理由。“孙膑这小子,还是不敢和我正面交锋啊!”庞涓心里暗自得意,命令全军紧跟齐军,寻找机会决战。追了一天,庞涓再度清点齐军留下的灶眼,惊奇地发现,齐军竟然减员一半,只剩下五万多人了。第三天晚上,庞涓再去数灶,判断出齐军仅剩不到三万人。毫无疑问,齐军一路北窜,一路不断有人开小差。只三天的时间,便逃亡了六七万人。这里已经临近齐魏边境。庞涓看着那些星罗棋布的灶眼,突然产生了一种担心:再有两天,齐军就将逃回国内,下一次再在战场上遇到孙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十二年前在桂陵被俘的耻辱,一直深深烙在庞涓心上,甚至连睡觉都会时常梦到当时的情景。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当年如果不是孙膑狡诈地藏在暗处,让他放松了警惕,他绝对不会输那一仗。这就好比狮子正与狗作战,藏在草丛中的毒蛇却出其不意地咬了狮子一口。他要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那头威震天下的狮子,而孙膑不过是一条阴险狡诈的毒蛇。狮子有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被毒蛇咬伤,但是如果来一场面对面的决斗,狮子一定会将毒蛇碎尸万段。这一次,就让我们之间的恩怨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吧!让世人知道,我庞涓才是鬼谷子最得意的门生,才是天下第一兵法家。带着这样的想法,庞涓命令步兵就地安营扎寨,自己和魏申只带着数千名精锐骑兵,快马加鞭去追击齐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又犯了和上一次同样的错误。庞涓轻装前进的第二天,来到了齐、魏、卫三国边境一个名叫马陵的地方(今山东省范县)。马陵道路狭窄,地形险恶,路的一边是山林,另一边是深沟。庞涓抵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数千名骑兵不得不下马,排成两列纵队蹒跚前行。突然间,先头部队停了下来。庞涓跑到前面一看,原来是一棵大树被砍倒了,横在路中间,将道路挡得严严实实。“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树搬开!”庞涓吼道,“齐军这点伎俩难道就能挡住魏国武卒的步伐?”“上将军!”有人小声说道,“这树有点古怪。”庞涓走上前,暮色中,只见那树的中段有一片树片被剥掉,露出白白的一块,而且似乎还写着一行字。庞涓满怀疑惑,命人点燃一个火把,就着火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道:“庞涓死于此树下……”话音未落,无数弩箭飞来,射得魏军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所谓士兵逃亡减灶,原本就是孙膑故意安排的假象。事实上,从齐军进入魏国的第一天起,孙膑就给庞涓设下了一个局。他通过不断的战略欺骗,牵着庞涓的鼻子,一步一步来到他早就挖好的陷阱中。在这个陷阱周围,埋伏了整整一万名弓弩手。数千名魏军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出齐军的包围圈。庞涓见此情景,万念俱灰,拔出宝剑,自刭而亡。庞涓一死,魏军更无斗志,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魏申也成为齐军的俘虏。庞涓的遗言只有一句话:“遂成竖子之名!”意思是,终于让这小子成名啦!他至死都认为,孙膑不过是侥幸赢了他。写到这里,有必要对田忌和孙膑的“后事”作一番交代。据《战国策》记载,马陵之战后,孙膑问了田忌一个问题:“将军有意干一番大事业吗?”田忌心里一惊,问道:“军师所说的大事业是……”“将军与成侯(邹忌被齐威王封为成侯)的矛盾,齐国皆知。您若没有立功倒也罢了,偏偏您两度打败庞涓,闻名于天下。成侯本来就视您为眼中钉,这一战之后,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您现在这样回去,只怕是凶多吉少。”孙膑仍旧是不紧不慢的语气,田忌听了,却出了一身冷汗。“依在下之见,您现在手里握着十万大军,将士们都视您为神明,甘愿为您牺牲性命,您切不可束手就擒。可派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士兵把守主地(今山东省淄博)。主地道路狭窄,车辆只能勉强通行。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即便是老弱病残,也能以一当十,万无一失。然后您背靠泰山,左有济水,右有高唐,辎重可直达高宛(今山东省桓台县),再派一支精锐的车骑部队奔袭临淄,则整个齐国都在您的控制之下。到那时候,成侯必定出逃,齐侯也只能听命于您——这就是在下所说的大事业。”“这……这不是要我造反么?”田忌惊恐地看着孙膑。“此乃形势逼人,您不这样做,就只能等着成侯来算计您。”田忌连连摇头:“军师快别说了,我田忌深受国恩,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天下人会怎么看我?我又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他最终没有采纳孙膑的意见。自幼受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的田忌也许不了解,对于鬼谷子和他的门徒来说,天下就是一个棋局,帝王将相也罢,贩夫走卒也罢,不过是棋局上的棋子,在价值上没有区别。他们超脱于世事之外,略带着一丝悲悯,一丝嘲讽,甚至是一丝冷酷,致力于设计和解开一个又一个的“珍珑”。庞涓之所以不如孙膑,并不是因为他的兵法不够强,而是因为他太过于“入世”,太热衷于名利,以至于自己也变成了一颗棋子,最终被孙膑的棋子吃掉。而在孙、庞之后,鬼谷子的另外两位高徒也已经悄然出山。与前两者相比,他们虽然不善于用兵,却更擅长于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把“天下”这局大棋下得风生水起。事实证明,孙膑是有先见之明的。马陵之战后,田忌作为英雄回到了齐国。某一天,有人带着重金来找临淄街头最有名的算命先生,自称是田忌的部下:“将军二败庞涓,名震天下,现在欲举大事,请您占卜一下,看看凶吉如何。”算命先生信以为真,给他算了一卦。不料那人刚走不久,邹忌的门客公孙阅就带着人闯进来,将算命先生逮捕,直接送到齐威王那里问话。田忌得到消息,没抱任何幻想,赶紧收拾家当逃到了楚国。据国学大师钱穆推测,孙膑也跟随田忌一同来到了楚国,从此不问世事,潜心著书。传世之作《孙膑兵法》的大部分内容,应该就是在楚国完成的。商鞅作法自毙马陵之战后,魏国就一蹶不振了。公元前341年冬天,卫鞅向秦孝公上了一书:“秦、魏两国,互为心腹之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魏国占据崤山以东的肥沃土地,与秦国划河而治,形势有利就进攻秦国,形势不利就向东扩展。现在秦国主上圣明,国家昌盛;而魏国刚刚被齐国打败,尚未恢复。此时不进攻魏国,更待何时?只要能逼得魏国向东撤退,秦国就可占据崤山之固,黄河之险,进而控制东方诸国,一统天下,完成帝王之业!”秦孝公对卫鞅一向言听计从,便派他为统帅,带领秦军进攻河东,威逼大梁。魏惠王派公子卬(áng)为将,迎战卫鞅。秦、魏两军在河东对峙。卫鞅派人给公子卬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我在魏国担任中庶子,与您相处得很快乐。现在却各为其主,刀兵相见,实在是于心不忍。我想请您到营中一聚,小酌几杯,共叙旧情,订立盟约,化解兵戈,然后各自撤兵,互保平安,则两国百姓有福。不知您意下如何?”公子卬欣然赴约。应该说,这既是对卫鞅的信任,也是对和平的期许。然而卫鞅却是个不怎么念旧情的人。公子卬一进秦营,便被埋伏的武士扣押起来。秦军趁机发动进攻,魏军群龙无首,被打得大败。这一战对于魏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换取和平,魏惠王被迫向秦国妥协,归还了秦国部分河西土地。到了这个时候,魏惠王才想起二十年前公叔痤对他说的话,不觉悔恨交加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回想起来,魏文侯年代,天下英雄齐聚大梁,盛极一时。自魏文侯死后,魏国先后逼走吴起,放跑卫鞅,错失孙膑,把那个年代最杰出的三位人才都拱手送给敌人。魏国由强盛转为衰落,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要命的是,此后一百余年的历史中,魏国当权者似乎没有吸取教训,仍在犯着相同的错误——这是后话,在此不提。这一战也将卫鞅在秦国的仕途送到了顶点。得胜回朝后,秦孝公封赏给他于商(今天陕西省商洛一带)十五座城邑,号称“商君”。因此,卫鞅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商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为了维护秦国的中央集权,剥夺了众多旧式贵族的特权和封邑。秦孝公封赏给他十五座城邑,等于让他拥有了一个国中之国,他却欣然接受,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当时有个叫赵良的人,在秦国颇有名望,到商鞅府上拜访。商鞅刚受封赏,春风得意,对赵良说:“当初秦国的风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家,男女老少同居一室,是我用礼法规范秦人的行为,使他们男女有别,分房而居。我组织国人修建宫室城阙,把咸阳营造得像鲁国、卫国的都城一样漂亮。在您看来,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羖(guˇ)大夫相比如何?”羖即公羊。春秋时期,秦穆公年间的贤臣百里奚,据传是用五张羊皮的价格从楚国买回来的,被世人称为五羖大夫。赵良说:“那五羖大夫出身贫寒,秦穆公以奴隶的价格将他买回来,委以重任,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却没有人不满意。他在任期间,秦国对内施行德政,对外恩威并施,四方诸侯都来朝觐。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出门不坐车,酷热不打伞,走遍国内不带随从。他死的时候,秦国人无不痛哭流涕,连小孩都无心玩耍。他的功劳永载史册,他的德行让后人永远铭记。可是您呢,身为秦国的大良造,不为百姓造福,却大兴土木营造宫室,惩治太子的老师,用严酷的刑法残害百姓,这是自招怨恨,积聚祸患啊!自古以来,教育百姓比命令百姓更能深入人心,而您一味使用刑法来恐吓百姓,让大家服从于您的权威。您只要出门,身后就跟着数十辆战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卫兵,沿途还要布置警卫,非如此不敢出门。恕我直言,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很快就会面临消亡的危险,怎么能够跟五羖大夫相比呢?”商鞅默然不语。“您如果想活得长一点,就把封地交还给国君,找一个偏远的地方耕田种树,颐养天年。如果仍旧贪图荣华富贵,独揽大权,一旦时局发生变化,秦国想要杀您的人还少吗?”赵良话说到这个份上,商鞅仍是沉默。毕竟,急流勇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甚至比逆流而上更难一百倍。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很多人。可是改革如果不得罪人,那就不叫改革了。只要秦孝公还站在他这一边,还信任他,得罪谁他都无所谓。然而,老天好像跟商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公元前338年,也就是这次谈话之后不到半年,秦孝公突然去世了。据《战国策》记载,秦孝公去世前,曾经提出要把君位传给商鞅,但是被商鞅拒绝。秦孝公此举,究竟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出于试探,后人无从得知。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秦惠王。前面已经说过,秦惠王和商鞅之间,存在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一直深藏于秦惠王心中,从来没被放下。关于这一点,商鞅无疑也是心知肚明的,经过一番思量后,他主动向秦惠王提出要告老还乡,要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过太平日子。和很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一样,商鞅的如意算盘是,权力我不要了,但是富贵还是给我留着吧!秦惠王差点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的老师,当年被商鞅割了鼻子的那位公子虔出来说话了。“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少,只知道有商君的法律,不知道有国君的权威。商君早就凌驾于国君之上,成为秦国的主人了。他现在提出告老还乡,不过是以退为进,想回到自己的封地去积蓄力量,时机一到就会向您反扑。”公子虔自从被割了鼻子,一度闭门不出,整整八年没有见客,后来找人装上一个面具才敢出门。他对商鞅的恨,可以说是恨到骨子里头了,现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自然不遗余力要把商鞅往死里整。秦惠王的另一位老师,被商鞅判了黥刑的公孙贾也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向秦惠王提供了一些商鞅要谋反的“证据”。在两位老师的轮番轰炸下,秦惠王很快发出了一道逮捕商鞅的密令。当然,卫士们从宫中出发前往商君府的时候,商鞅已经得到了情报。他换上一身平民的衣服,从自家的后门溜出来,迅速离开了咸阳,取小路直奔自己的封地于商。他心里想,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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