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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抛弃了）的简娜，和以前那个丈夫、母亲濒死时也拒绝参与一切的简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好几个小时地坐在莫迪身边，当初丈夫、母亲需要我给予的，如今我随时准备好了要给她：我对现实的直视，我对现实的参与。但莫迪想要的是——不要濒临死亡！她现在对我嘀嘀咕咕地抱怨，用的是新的说话方式，飞快地嘀咕，都来不及喘口气：“我知道这都怪谁，我知道是谁下令把我弄来的！”她不看我，因为她痛恨眼前的一切。她指的是我，她指的也是薇拉·罗杰斯。薇拉来看望她的时候，莫迪叫她不要再靠近自己。“不要你，”她对可怜的薇拉说，“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然后转过了她自己的脸。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靠在一把矮椅子上，因此我坐的那把椅子就显得太高了。她那把大椅子，还有椅子上那些摆放得很专业的枕头，看上去像是企图吞掉小小的莫迪，而莫迪，不管被以什么姿势安置在椅子里，总是瞪着正前方。“福勒太太，您怎么样？您要点茶吗？——热牛奶？——热巧克力？来点汤？”没有哪个女王，或者阿拉伯富豪的太太，能接受到比她享受的更好的护理服务了。但是她想要的是——不要走向死亡！我坐在她身边，心里想，活了九十二岁，莫迪似乎还觉得老天对她不公！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目睹了莫迪是怎么和我道别的——“要走，是吧？”——在走廊里追上我，说，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拉住我的手臂，对着我微笑，温柔、友好、令人信赖，而同样的微笑，莫迪却觉得是羁绊，是谎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你会看到的，有不同的阶段。病人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首先会觉得不公平。他们自怨自怜。”“不公平？生老病死叫不公平？”“通常病人可不是世上最理智的人。然后，下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愤怒。”“没错，她那可真是愤怒呢！”“唉，”一边用她专业的眼光打量我，看有没有压力过大的迹象，一边带点迷离的神情说，“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死都不是什么好事吧。”“这些阶段有没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她哈哈大笑，不过她其实是享受能够嘲笑一下“书”：“书上说了，三个阶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生活中的事情才没法分那么清楚呢！”“那第三阶段呢？”“那时候他们接受现实，妥协了……”一个护士跑过来，康诺利护士，康诺利护士，于是她飞快地道了一声失陪，就飞奔着去处理什么小的——或者大的——危机了。我则回家去。不公平……愤怒……接受现实。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觉得她要死了这不公平？第二天，莫迪居然让自己浑浊、黯淡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没有——一般都是故意的，或者说显得像是故意的——避开，口齿清晰，语气轻蔑地说：“这是出悲剧，悲剧！”“什么是悲剧，莫迪？”她看着我——鄙视！“一出悲剧！”她大声、清楚地说，然后目光避开我，难过地轻轻喃喃，这种语气最近我听不到她用了，“我们原本都那么快乐了，你每晚来，我和你说我的故事。如今成了这样，真是悲剧……”我坐在那儿，握着莫迪的手，尽管她总是僵着手，任它从我手中滑脱一次，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然后才抓紧我。她转过头，眼睛始终不看我，嘴巴张着，因为那药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嘴，一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老太太，可她的手还说着我们友谊的语言。自己要死了，莫迪觉得这不公平。昨天，她又说了，轻轻地飞快地嘟哝：“悲剧，悲剧，悲剧。”我听到自己说：“莫迪，你九十二岁了。”没有用那种可以称得上是本医院“院风”的“讨喜”、迷人、关切的语气。她缓缓地转过脸来，然后蓝眼睛里腾起怒火。盛怒。我在想的是，莫迪体内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本该不朽，硬被冤判了？我觉得那具蜡黄的小骨架里有好几个莫迪，死亡的速度不同，而其中一个根本不准备死！另外一个护士问过我：“你是不是信教？”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这是因为我的态度、举止、行为整个属于那种不会因为垂死、死亡而乱了心绪的人，而不属于那种会受这些影响的人——我看着其他访客，那些亲友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后者。她的意思是，我看你是相信死后有来世的！轻轻地擤擤鼻子，这是含蓄地表示对思想落后的人嗤之以鼻。我说：“不，我不信教。”没有理会她真正的问题。又一次，我沉思默想，若是有来世——妈妈，弗雷迪，莫迪都有一个来世——我怎么看，或者说我可能怎么看。我今天是这种想法，明天又是另一种。十年里“笃信”一种想法，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种。又过了一个星期。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我没法照顾你，我说。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家庭里，有哪一个能够接收莫迪，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责任已经够重的了。我们的生活几经削减，只剩我们努力塞进去的那一点点，我们都不过在勉强对付，一点都不能再多。我坐在那里握着莫迪的手时心里在想，她应该处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那样的家庭就像一张有弹性的橡胶网，可以拉拉撑撑，接纳下她。当然了，这想法荒唐得很。一样荒唐的想法，是她应该有理智的父母，爱她，却不溺爱她，她的母亲不该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而她按理说这长长的一辈子里都该幸福、健康、富足、睿智。我说她，说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太太，理应有什么，这是在禁绝艰难、困苦、不公、疼痛——简言之，是在否认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带我去你家吧，简娜，带我去你家。我不能啊，莫迪，你自己也知道的！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已经迟了，值夜班的已经来了。明天见啦，莫迪。今天我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一如寻常婚礼，一大群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还有业界多年来只曾耳闻从未谋面的人物（对菲丽丝而言）。菲丽丝的家庭和我的差不多。但是——出乎意料！查尔斯居然是个外国人，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优雅至极的母亲，还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和继父，两个都世故、诙谐、迷人。菲丽丝看上去美极了，真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杂志增光。我玩得很开心。两周。莫迪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她吃的止痛剂的剂量经过精心调整，一天吃三次，但是他们用专业、谨慎、带笑容的眼睛监察着她，温柔地问她问题，然后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她所说的，逐渐增大剂量。晚上六点我走进病房，药瓶就放在她床边的桌上。他们知道对于她来说，吃那东西就是溃败，是最糟糕的——是末日。所以他们不逼她也不哄她吃。“慢慢来，”他们说，“需要的时候再吃。”莫迪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她瘦骨嶙峋的手越握越紧。她用力转过头去看她的敌人，瓶子，还有瓶里的药。然后她逼着自己移开视线。没过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转了回去。我能听到她喘着气挣扎，胃里的疼痛烧灼着。我学会了不要立即说：“莫迪，要不要吃药？”而当我这么问时，她会匆匆地、心不在焉地点头，好像她正在思考什么更重要的事。我把瓶子送到她嘴边，她的嘴唇急切地噘出来，好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不受她控制。那嘴唇包住瓶口，好把那能让感觉变麻木的东西吸进体内。“他们把我的意识拿走了，他们让我思维迟钝。”她悄悄对我说，哀怨、忧伤、愤怒。至少她没有说：“你吧……”过去的两个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随意地走进来，微笑着环视屋内，检阅她的王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眼睛扫视过每一张苍老的病容——这间病房里都是老太太——那么若无其事，但那么干练高效。她在莫迪床边站了一会儿：“福勒太太，今晚感觉怎么样？萨默斯太太，晚上好。”然后她又对莫迪说，“如果觉得需要什么能让你入睡的东西，按一按铃就行。”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痛得厉害的话……”而两个晚上，我起身要走的时候，莫迪都拽住我的裙子，悄声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要喝点热牛奶什么的。”我去值班室，翻译这句话：“我觉得福勒太太得再用一点止痛剂。”“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去。”他们的确马上就去了。我匆匆地回家，钻进我的浴缸，那是我的药，能让我失去知觉，但一路上我完全可以听到莫迪在想什么：当初我没有东西喂约翰尼，所以他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是给了我……一个月。哦，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太累了。我绝对累垮了。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让你累的？你以前有时候一天去莫迪家两次，帮她买东西，给她打扫卫生，替她洗衣服，还要帮她洗澡，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走进那干净可爱的新病房，看见那些面带笑容的温柔护士，又有人照料莫迪，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握住她的手，这简直就是去野餐。当然了，还要做一件事：她冲着你眼冒火光，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这是个悲剧，是个悲剧！”的时候，得忍着不作反应，她现在还是喜欢说这种话。事实上，现在这种状况让我招架不住，而且看起来没完没了。我知道按护士们的估计，她如今的状况应该更糟：你能看出来她们在想什么，通常是因为她们希望你看出来！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需要一个表情就知晓一切，这种无声的交流，除了医院没有别的地方用得更频繁的了。他们把我叫去值班室，告诉我说有可能要把莫迪转到街那头的老医院去，老年人都安排在那里。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会让莫迪大吃一惊的，还因为，说白了，我希望她死去。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想。她不想死，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谁想死，那么希望他死就是正当的，但是他们若是没做好准备，那是万万不该这样想的。我一直在观察莫迪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的迹象。莫迪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愤怒。也许其实只有两个阶段，“这不公平！”应该算愤怒；然后是接受现实。哦，拜托，让莫迪接受现实吧，而且是让她赶紧接受吧！看着这个耄耋老妇死去时，觉得好像是她的什么东西被谁偷走一样，这实在是糟糕。如果她觉得她的生命是被偷走的——被她母亲的早逝偷走，被虐待她的父亲偷走，被那个穿毛皮、戴羽毛的情妇偷走，被她可恶的姐姐偷走——要我说，倒也很说得过去，但是，这要到哪里才算完？关键是，有什么她依然觉得她原该拥有，但是被强拿走了？还有什么她觉得现在她该拥有，而正被人拿走？要是我能让她和我好好谈一谈就好了。但我们是坐在那干净明亮的大房间里，就在医院的顶楼，环绕我们的是蓝天和新鲜空气，鸟儿飞过，鸽子在外面咕咕地叫，房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护士进进出出，还有探病的人以及医生……经常在这儿值班的那个医生人很好，她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不过若是他以为她恨自己，倒也不能怪他。可那个大牌医生一周要带着一帮跟班来一两次，于是我晚上到的时候，莫迪还在生气，不只是生气，简直是怒火万丈，七窍生烟。“他今天又来了。”她说，蜡黄的小脸抽搐着，嘴唇颤抖。“怎么样？”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怎么样了。“他们站在门口，他，还有那帮男孩女孩。他们是医生？看起来都是小孩子。他们里面还有黑的。”莫迪是个严谨的人，状态正常的时候，如果要批评的对象是一个黑人，她总记得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她把这个忘掉了，只知道他们不同，是异己。她现在矛盾得很，十分纠结，因为有两个护士也是黑人，而她很喜欢她们。但她们依然是黑人，这是她生气的一个焦点。她特别喜欢她们抱她起床，把她安置在椅子上的手法，不会弄疼她；我能看到她的脸变得柔和，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瞬间就收起来了——但她是黑人，而且她的存在、她的身影都提醒着莫迪，她住院、待在这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在这家医院里，她自己一个决定都不能做。“呃，”我说，“总得有训练有素的黑人医生和黑人护士啊，而这是家教学医院。”“为什么我要做小白鼠？他们又没征得我的许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那种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那个臭屁大老爷，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身边，一直在和他们说我的事。哦，他们当我是傻瓜！然后他们都围过来，低下头来看我……”她

了令人耻辱的命令剃去头发后，却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权。在乌龙会已经停止了活动的太仓地区，当地商人和乡绅剃去头发的样子最初让人感到好笑，随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城中之人虽已剃发，乡下百姓依旧未剃。留发之人并不入城，剃发之人并不下乡。剃发之人若被乡人看见，就可能被杀。城乡互不往来。那些大多数人迫于乡官的命令而剃去头发的村庄，与那些村民发式依旧的村庄发生了冲突。随后，混乱波及整个乡村，乌龙会重新活动起来，一个叫王湛的生员率领一支民军反抗太仓，进攻了这座城市。在嘉兴地区以外的秀水都会，清朝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任命当地一个叫胡之臣的卖药商人做县官。胡医生剃去自己的头发，以为人表率，鼓励其他人也去剃发，但是他只使得自己在地方乡绅领袖面前更加一钱不值了。这些人本来就因为他平庸的社会背景而看不起他。同时，在已归降的村庄中他也遭到农民的嘲笑和痛恨。这种抵制在当地军官陈梧的官署里也发生了，他对那些会聚于此的人们说：“尔等若剃发，则不能保妻”。在与屠象美为首的当地乡绅结成联盟以后，陈梧和他的人在当地科场盟誓，杀死了胡县官。乡兵们随后被从各家中召集到一起。秀水宣布自己是一个新的府会。但是当地的部队进攻嘉兴时，那里的城市居民杀死了城内明朝的忠君之士，并且闭门自卫。混乱迅速遍及这个省的各个乡村。陈梧没有能够占领嘉兴，但他一直占据着秀水这个复明分子的大本营。这种反叛在昆山也发生了，这个城市以其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当黄家鼒攻占苏州附近地区时，昆山知县的主簿阎茂才率领一个乡老和生员组成的代表团向黄家鼒贡献礼物，表示这个城镇的投降。作为回报，阎茂才被任命为县令。不过，他无法统治那些团结一致的乡绅。在南京的南明政权时期，昆山一直由擅长骑射的河南人杨永言管辖。知县杨永言和军官王佐才一起训练了一支忠君复明的军队，并在勤王运动中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绅士，包括著名的诗人归庄和他的朋友顾炎武。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本地弟子颇多的学者朱集璜。当这个城镇投降时，这些忠君之士无所作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公众的支持。但是当剃发令宣布县令阎茂才剃去了他的头发之后，归庄便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召集起来了。他带领民众反对知县，并且在1645年8月6日杀死了他。南京陷落后在华亭遁入佛门的杨永言，此时也从隐居中走了出来，和王佐才一起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在苏州地区前明兵备副使杨文驄处死了两个主要的叛徒叶茂华和黄家鼒，并且陈尸于城中闹市。当得知杨文驄在苏州杀死了安抚使黄家鼒的消息时，许多地方官吏弃职而逃。在嘉定、昆山、太仓、常熟和吴江，当地的官署都空无一人。当起义遍及苏—松—太地区时，多铎回到了江南，命令其部队和许多像李成栋这样的降军去镇压这些“建号阻兵”的忠君之士。8月4日，清军到达嘉兴，并且插身于陈梧军队和屠象美领导下的农村盟军之间。在一连串严重的失败之后，屠象美的农民军溃归乡里。当多铎的军队使用大炮轰击秀水的城墙时，陈梧也弃城而逃。抵抗力量在其他大多数地区也相当软弱无力。在太仓，王湛弱小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被清军打散了。在昆山，那里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抵抗力量，但是清军一到，这支复明力量也只坚持了三天。到8月25日，清军用大屠杀洗劫了这座城市。归庄扮装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这以后他改名“祚明”。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母亲也在几天前因绝食而亡。她给他留下了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4万多人死难。在一些著名的事例中，忠君之士的军事要塞仍然在坚决地抵抗清军强大的进攻。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80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7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另外一支复明起义队伍集中在江南中部的嘉定县城。

嘉定的崩溃

太湖义军

第一次松江起义

2019午夜三级网站理论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陶寺遗址龙盘王鲁湘：它和蛇更接近一点，嘴里还吐出长信子，这个信子变成了很多分叉的样子，肯定已经夸张了。王巍：对。我们注意到，这种盘只在大墓当中出，而且一个墓只出土一件，因此，我们觉得它可能有表明等级身份的意义。王鲁湘：这一定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是一个相当高的身份的标志。这个身份好像在几代中间都是相同的吧。王巍：这九个大墓不是同时期的，父辈、儿子辈、孙子辈都沿用这样一个传统。王鲁湘：我大胆猜测一下，这是不是当时他们这个所谓龙族的族徽呢？陶寺遗址陶鼓王巍：有这种可能。出土的物品还有用陶土做的鼓9，很高，最高的有1.8米以上，每个墓里有一件。另外还有石头做的扁平的罄，可以悬挂着敲击。鼓和罄这些东西跟一些仪式有关，而这些东西只出现在大墓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墓的墓主人不是一般的富人，他应该拥有军事权力。拥有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就意味着墓主的身份非同小可。但墓主究竟是谁，考古人员依旧无法找到有据可循的答案。如果墓主的身份是尊贵的，那么之前发现的扰坑又该如何解释？王巍：这个大墓墓棺的部分被捣毁了，我们发掘的时候尸骨是零乱的，但是随葬品并没有被拿走。按常理来说，盗墓肯定是为了拿东西，可盗墓者并没有拿这个墓葬的随葬品，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个墓捣毁了。王鲁湘：那是不是发生了一场革命啊？王巍：这种现象在中型墓中也有，这就表明曾经发生过动荡。王鲁湘：让人感到很惊骇的是，陶寺遗址出土了很多好像是被处置的尸骨，其中有一名女性青年，她的样子好像非常痛苦。她的神情让我想到宫刑，那个时期已经有这种刑法了吗？王巍：文献记载，舜的时候制定了一些刑法，但我们还缺乏实际的证据。我们在陶寺遗址的高等居住区附近发现一了个大沟，沟里面有好多层，一层里边有十几个人的人头，有的人头被打穿了，甚至有剥头皮的现象，非常残忍。对于这种现象，现在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住在城内部的一个阶层对另一阶层的惩罚，这些人是被处罚的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生活在陶寺中期大城的人与外来集团进行的战争所导致的，因为这些尸骨和大城废弃基本同时。可以说，陶寺中期大城废弃的时候伴随着一场动荡。王鲁湘：至少是一次大的社会动乱。王巍：这个动荡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社会阶层已经分化到很严重的程度：王要控制整个社会，不会仅仅用和平的方式，他可能也会用暴力的手段。王鲁湘：过去儒家对上古三代做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描写，但是从陶寺考古发掘看，上古社会也有很残忍的一面。王巍：是的。在后来的很多研究中，人们对于温情脉脉的上古传说发出了质疑。考古人员也试图在不断地勘察和研究中找到史前的真相。对于陶寺，有人说是尧的天下，也有人说是舜的城邦，层出不穷的假设在大墓出土之后依旧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何努：把考古材料和文献对应起来，一直是我们的向往，但也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因为直接的对应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确切地说，我们很希望陶寺是尧或舜的都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我并非完全否定这种可能，但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来佐证这个结果。都城有几个要素：有城墙，有宫殿，有王陵，还应该有礼制建筑。宗教礼制建筑无非是大的祭天、祭地的地方，这个比较好找，其重点部位也有章可循。这样大的一个都邑聚落，其布局和规划都是和它的宇宙观有关系的。我在研究过长江中游屈家岭城址、湖北天门十家河城址后，发现在他们的宇宙观当中，东南部是一个天的位置，西北部相对来说应该是地的位置。因此，祭天的场所有可能在城址的东南郊。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2003年3月底，考古人员对陶寺中期小城进行了复探，果真在城的东南方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建筑。何努：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个建筑的形状应该是很规矩的，或者是长方形，或是正方形，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但这个建筑既不方也不圆，似乎在平面上是一个梯形，这是非常奇怪的。还有，我们寻找夯土建筑，是以夯土作为基准来判断，而这个建筑外面虽有一个夯土的条带，中间却是生土，这令我们非常迷惑。2003年4月，为了再探究竟，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解剖。何努：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挖到了关键部位，不久就发现了一道弧形的墙，我们立刻明白，以前所谓的梯形恐怕不对，这个建筑至少应该是半圆形。而后我们在弧墙上又发现有几道槽，土质虽然是夯土，但比旁边的夯土要软一些，颜色也不太一样。一开始我们只发现了两三道槽，并没有足够重视，但随后的一场春雨，把比较干的工作面打湿了，雨过天晴我们再刮平面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槽、缝，而且这些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正对着遗址东南部的塔儿山。这样的发现，振奋着在场的所有人。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这个奇特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上古时期的天文观象台，为了进一步考证，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有步骤地观测。何努：2003年的12月22号是冬至，我们提前一天去看，结果大失所望。我们认为太阳走到最南端，应该进入最南边的一号缝，结果日出的时候离一号缝还差得非常远，根本就进不了一号缝，所以一号缝是不可能进行日出观测的——第一个设想被否定了。12月22号冬至那天，我们寄希望于东二号缝，结果发现日出也进不了这个缝，这下我们心里又彻底凉透了——恐怕天文观测的这种推测要落空了。在悲观情绪的笼罩下，一个月后，即1月21日大寒当天，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观测。何努：大寒是2004年的除夕，这一天非常冷，滴水成冰，是那一年当中最冷的一天。可是，那一天的观测结果是最令人振奋的，我们竟然在东三号缝看到日出了，这证明我们的推测应该还是正确的。我们的心潮起伏跌宕、时好时坏，一会儿是绝对的绝望了，一会儿又重新燃起希望。对于这一发现，天文学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尚书·尧典》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被无数次引用，就是“历象日月星辰，竟授人时”。“历”是计算，“象”是观测，也就是说，观测和计算太阳、月亮、星星运转的天象，来制定立法颁布给臣民，让他们安排农业生产、宗教祭祀等一系列活动。《尧典》的这句名言被当作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高水平的代表，但疑问就在于《尧典》到底能早到什么时候。很多学者认为，《尧典》所记载的天文学，只代表了中国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并不能代表四千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水平；而我们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在四千年前，《尧典》所谓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已经存在。王巍：古观象台的发现应该说是令人非常震惊的。英国有一个巨石阵，很多人都认为它与天象观测有关，但天文学界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观测点。比如说，我看这个天象的时候从这个缝望过去，然后看另一个天象从另一个缝看，这样的话就有比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弱点。我们古观象台的观测点是固定的，而且我们也找到了观测的圆心，天文学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圆心可谓一锤定音。否则，他便说你的观测是要不停地移动的。王鲁湘：这个随意性太强了。王巍：所以说，我们这个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可以确证的天文遗迹里面最早的一个。英国的巨石阵也是四千年左右，后来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可惜观测点不固定，而我们的遗址不但有固定的观测点，而且年代也更早一些。五、夏文明的推想王鲁湘：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比较侧重于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于是我们把文明的兴衰更多归结为社会文明内部的一些原因。而西方学界有时候则倾向于认为人类文明更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我们的探源工程是不是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王巍：是的。从中国的范围内看，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很多地区原来的强势文化衰落了，比如说良渚、红山、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等。接着它再出现的文化人口很少，文化的发达程度显著地减弱，这反映了一种由盛转衰的情况，而且不仅仅在一个区域。王鲁湘：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王巍：所以我就探索变化的原因，结果发现环境因素非常重要。总体来讲，尧、舜、禹这个时期的北方地区总体偏干旱，气候波动很大，而南方是偏涝的，我们称为“南涝北旱”。长江、黄河下游的很多遗址都是在崮堆上，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王鲁湘：良渚文化就是在堆起来的土山上头。王巍：这恐怕就是为了防止水患的，水患对当时的人们有很大的威胁。王鲁湘：也就是说，很多古代文明的急剧衰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变化。王巍：我觉得不能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仅仅归结为环境，但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大洪水曾导致整个遗址被淹没，然后人们有可能有组织地对洪水进行一些抵御。中原地区对洪水的抵御恐怕是它崛起的原因之一。陶寺遗址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城时期，始终是以粟和黍作为主要农作物，但也有水稻的栽培，而且还有非常零星的小麦。水稻的出现我们倒没有觉得太意外，让我们意外的是小麦开始在这个时期被引进了。小麦的产量比小米高得多，所以说陶寺时期的农业应当有了相当的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的发展是文明的基础，我们这次的发现印证了这个理论。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剩余，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于是一部分人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王鲁湘：开始有了社会分工。王巍：脱离了农业，从事手工业、管理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起源是文化起源的前提。我们这次在动物考古学方面也有很重要的发现：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时候，绵羊开始出现在中原。绵羊的出现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因为它是西来的东西。王鲁湘：麦子、绵羊从西亚来，说明这时候和那边已经有一种文明的通道。王巍：这些同时在中原地区出现，是很值得思考的。我们还发现了砷铜合金的青铜。一般来说，青铜是铅锡合金，但还有一种青铜是砷铜合金，这个砷青铜很早就出现在西亚地区。我们原来认为中国没有砷青铜，但在陶寺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砷青铜，它的冶炼技术应该是从西亚那边传来的，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亚文明接触的最早记录了。在对陶寺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对中原文化日渐强大并流传至今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剖析。王巍：为什么周围地区相继衰落，而中原地区却还在继续崛起，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诞生呢？我觉得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虽然环境因素相同，但中原地区在粟和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水稻，后来又有了小麦，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更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旱的话可以收获粟和黍，涝的话可以收获水稻。王鲁湘：就是说他们总会有些收成。大禹治水成功地让上古时代的淮河流域水流顺畅，永不闹灾。在众多的史前传说里，对诸神给予的帮助，大禹一直心存感激。他命人在会稽山修筑了九鼎，在九州标注出猛兽、邪神、厉鬼出没的区域，以使中原地区的百姓在出行时与神灵互不干扰，趋吉避凶。有专家分析说，这些互敬互畏的祭祀之风，也是中原文化得以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其宗教色彩极其浓厚。贵族的随葬品有琮10、璧等宗教器物，而且，贵族还被埋在祭坛的附近。王鲁湘：因此整个社会是一个神权社会。王巍：辽西的红山文化也是如此，随葬了很多玉器，还建有女神庙，宗教色彩也非常浓厚。而尧舜禹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则有了更多的世俗色彩，在宗教方面的真正投入并不多。就处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来讲，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反观长江下游地区，那里的先民遇到自然灾害，只得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求神，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世界上有些古老文明的衰落，包括玛雅、印加，好像都有这种经历。王鲁湘：这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尺度，即它有一些祭祀，但是没有淫祠。王巍：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国家政权阶段，这种组织不仅在抵御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十分有效的，在军事力量方面更有决定性的意义。军事力量的强大有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舜禹时期将很多曾经强势的部族，如三苗等，给流放了，靠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我觉得，环境变化是一个大的背景，而它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处理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平衡点、高度的组织化导致的军事力量的强大，才是中原文化最终延续发展的主要原因。探源工程开展至今，也只是刚刚开始，用“任重而道远”形容并不为过。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文明相比，华夏文明自然毫不逊色，这是我们骨子里难以抹杀的骄傲。对过往文明的追溯和拷问，探源工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对远古时代的思索，必定会推动这样的勘查在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上演下去。良渚的神灵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究竟诞生在哪里？1929年12月，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头骨，让我们触摸到了这片土地上远古人类的存在，但是这些原始人从何时、何地开始出现了社会、出现了国家、出现了文明，我们的答案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中去寻找。以浙江省杭州市东北部的良渚镇命名的良渚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古代遗存。它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区域，包括了现在的杭州、苏州、上海、无锡、嘉兴等地区。一、发掘前奏良渚地区最早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36年，一个当时年仅24岁，名叫施昕更的良渚青年，开启了日后一系列发掘的序幕。王鲁湘：牟先生您好，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当时施昕更先生是出于什么考虑想到要到良渚这一带来进行考古调查呢？牟永抗11：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界出现了探索中华民族历史问题的热潮。这时国内历史研究对传统文献产生了一些怀疑，希望能够从另外的渠道来获取新史料，以正确地解读我们国内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有些学者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考古学，从而与我们传统的以“证经补史”为主的经史学并立，形成了探索古代的两条道路。当时的探索重点是黄河流域，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以后，江南的一些有识之士考虑要把一些先进科学运用到本地来，于是在三十年代创立了西湖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是学生物的董聿茂12先生。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在今浙大玉泉校区内）建造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遗址进行试掘。施昕更先生当年是西湖博物馆地矿部的一个助理员，他参加了那边的试掘，发现古荡出土的几件古器物在他的家乡附近也发现过。施先生于是回家乡正式做调查，当时就发现了一些陶器跟石器。他知道这一带的农民有挖玉的风气，但是这些玉跟这些陶器和石器是什么关系，他还不很清楚，而且也没有挖到。王鲁湘：实际上这个地方发现古玉的情况是自古有见。牟永抗：是的。我们在刚才提到的杭州古荡地区发掘汉墓时，发现过两组玉器。这说明至少在汉代，就有人开始搞考古收藏。以后我们在湖州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心被乱棒打出来。梁师成的致命缺陷在于他是太监，这一生都别想有儿子。现在像王黼这样有身份（正牌进士，御史中丞）有相貌（白面金晴，长身玉立）的美男子突然来袭，不由分说叫亲爹，他凭什么不立即晕倒，严重销魂，认王黼亲儿子？亲爹是很给力的，先是给王黼铺设了新的道路，把触须伸进了皇宫内院。这就是蔡京集团力所不及的地方了，这是隐相的专属地区，除了梁师成，没人能伸得进手来。第二步更干脆，在公元1119年时，各方面势力发动，把王黼推上了特进、少宰的位置。少宰，是次相的身份……王黼从谏议大夫到少宰，直接越过了八阶官衔，越过了宋朝官制中必经的考核流程，越过了所有人的心理底线。当他就职那天，官方还赠送了他一套地处城西的豪华住宅，由教坊乐队做前导，带着全部家具和日用品，簇拥着他搬家。那天，全开封的人见证了王黼的崛起，群情耸动，知道这人飞黄腾达。在远处，蔡京也在看着，他的心里有些失落。他知道，这个人已经跳出了他的手掌，不再是他的亲信，他的小跟班了。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一年之后，他被赵佶罢相，接替他的人就是王黼。王黼，区区一个普通进士，一个没有任何根基任何背景任何成绩的小人物，只靠阿谀奉承过河拆桥，就以空前的速度从校书郎到御史台长官，从御史台长官到宰执，四五年间连跳近二十级，直达国家权力的顶峰宰执首相！这说明什么呢，国之将亡，必出妖孽。该妖孽刚上任时把全国人民也捧了一下，他把蔡京时期的各种不合理政策全推倒，一时间条令清晰依法办事，乌烟瘴气的宋朝上层社会突然间空气清新了。史书里给了他一句这样的评价：“四方翕然称贤相。”王黼居然是个贤德的宰相……可惜转眼间原形毕露，他看清了局势，眼前大好河山，锦绣社稷，正是大块的肥肉，谁都在咬，为何不去做咬得最狠的那一个呢？王黼，是整个北宋时最大最狠的贪官，其贪欲之盛，贼胆之大，绝对是北宋第一人，甚至是自唐朝以下、截至清朝的第一人。像和坤之流，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他所逊色的，只是东、西两晋时的高门贵族，那些人某天心血来潮想在自己的家里逛一遍，居然得翻越好几座大山才能走完。王黼之贪，动用的是国家机器。他上任之后，把花石纲扩编到整个宋朝全境，像李彦、朱勔在西北、江南两地玩命地折腾找钱，拆房倒屋地翻古玩花木，都是给谁的呢？赵佶？不，是给王黼。他是花石纲的纲主，应奉局的领导人。下面交上来的东西先得经他手，然后才能捧到赵佶的面前。在一次次的转手中，各种珍异宝物十有八九都流入了他和梁师成的私人金库，只有一二分上缴皇宫。以天下奉一人，这个人不是皇帝赵佶，而是宰相王黼。这只是他的来钱渠道之一，严格说来，还属于暗箱操作，出朱勔、李彦之手，入王黼、梁师成之家，是奸贼们的地下活动。另一种方式就彪悍得太多了，等于是明目张胆地抢劫。王黼敢给国家公务员的职称标价，比如“三千贯，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谁出钱谁当官，只要价格到了，王黼就能让你去上任。这到底是宋朝的江山，还是王氏的社稷？！做人做到这地步，相信也没有什么是王黼所不敢的了。与之相比，童贯实在是个苦力，放着好生活不享受，非得跑到大西北跟一帮炮灰丘八们混日子，离开兵营就觉得心没底儿。蔡京，似乎很有品味，也很奢侈，但是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他当年鄙视别人的话，那个“陋”字，正好可以反过来讽刺他自己。蔡京喜欢熏香，每当有客人时，他派人在隔壁房间里燃几炉上好的龙涎香，中间隔以重帘。当香气郁满时突然撤帘，香雾如瀑布一样四面涌进。每每客人目瞪口呆，蔡京轻松一笑，说：“香须如此烧，乃无烟气。”又如蔡京精于美食，喜欢吃的是鹌鹑羹，这道菜每做一次都得杀数百只鹌鹑，因为用的只是鹌鹑的舌头；又如他爱吃蟹黄馒头，一次宴会，花在这种小吃上的钱都达到一千三百余贯。再如蔡京奢侈，住的地方高楼广厦，重檐高翎，可惜的是一到冬天，越高的屋子越冷，蔡奸贼年老体衰，被冻得浑身发抖，实在没办法，只好盖了个低矮小屋，在里边烧足了炭火过冬……这些跟王黼比，只有一个字——陋！王黼在开封城里的住处有两个，一个在相国寺东，一个在城西竹竿巷。想想花石纲是为他操办的，他的家能装修到什么地步？他家里的假山石高达十余丈，合三十多米，也就是现在十多层楼那么高。他家里装饰的不是雕梁画栋，而是螺钿。这是用天然的螺壳、玳瑁等磨薄，刻成花鸟人物等景致，镶嵌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里，造价极其昂贵。其他的地方，简直是微缩版的艮岳。在这样的府第里，王黼过着浓郁的香艳生活。他在卧室里放了一张榻，用金玉做成屏风，翠绮为幔帐，周围几十个小榻环绕，家里几十个老婆一起陪他快乐。此情此景传遍京城街头时，不只是年老体衰的蔡哥哥，几乎每一个开封人都对他羡慕嫉妒恨，无法自已。俗话说财不露白，尤其是政府官员，更是忌讳自己的豪华生活曝光。按说王黼应该遮掩着点，最起码得瞒着赵佶，他满院子的花石纲要是被正主看见，还不得鸡飞蛋打瞬间全家充公？不，王黼根本不在乎，他竟然不只一次地把皇帝接到家里，让赵佶亲眼看看他家里都有啥。赵佶也奇怪，他竟然不恨不嫉妒，反而连声惊叹：“好快活的去处！”这是为啥呢，自古以来臣子不能比皇帝过得好，下级一定得保持些低调，王黼反其道而行之，居然没事，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原因很简单，在于“友谊”。谁都有私生活的，哪怕是一国之君，也需要些幕后的放松。尤其是像赵佶这样有特殊情趣的高智商皇帝，只有真正地走进了他的私生活，才能在公开的官场上屹立不倒。之前蔡京、童贯就是这么做的，他们通过书画竹石等高雅品位，成功地融入了赵佶的本色生活里。但与“友谊”相比，蔡京、童贯都要逊色了，他们俩走进的是赵佶私生活里的高雅部分，是琴棋书画。这很有格调，但是在私密感上差太远了，没有真正触及一个人的心底最深处。每个人的心底最深处都有一个恶魔的影子，都想去吃、喝、嫖、赌，去杀人放火，去为所欲为。只是身处正常社会里，都得忍住了，不得不装人。在蔡京、童贯面前，赵佶忍住了，他是高雅人；在王黼面前，赵佶可以原形毕露，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去做小买卖。王黼带着一大帮宫里的人，搞了个农贸市场，他当市场管理所的所长，赵佶是买家兼上级，可以在里边自由逛街、买东西、挑刺。某一次，赵佶特意找他的麻烦，要重罚他，王黼立即哭丧着脸求饶，“告尧舜，免一次。”赵佶哈哈大笑，“饶你不得，从重从严。”这还只是一般友谊，更深的是两个公然逃班，从皇帝、宰相的位置上逃跑，悄悄溜出宫里寻欢作乐。每当此时，他们俩换上了平常人的衣服，躲开侍卫，溜到宫墙下边，想法子跳墙出宫。宫墙太高了，是防着职业刺客用的，赵佶怎么能爬得上去？王黼得蹲下身子，给赵佶当人梯。配合中，两人有两句对话流传了下来。赵佶：“耸下来，司马光！”王黼：“伸下来，神宗皇帝！”之后才是成功翻越宫墙，到外面的花花世界自由天地里去风流快活，李师师等传说才会上演。综上所述，完全符合了男人之间的终极友谊。这样的牢固程度，能是琴棋书画花鸟鱼虫的票友所能比的吗？所以赵佶一点都不猜忌王黼，因为这是腻友加密友，两人的关系超级瓷实。以上是截至公元1121年，宋朝产生的各个妖孽的简介。这些人用种种手段在各自的领域里敲骨吸髓一样地折磨着宋朝，让宋朝全境的百姓们生不如死。但，他们仍然不是最终极的代表。在他们之后，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才是把宋朝扔进万丈深渊的人。其中一个是北宋灭亡时的群臣之首，他以各种萧奉先式的动作，把北宋搞死；另一个更上层楼，以他终生不懈的努力，把汉人光复河山的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扼杀。前一个人姓李，要在四五年之后出场，接替的就是王黼的位置；后一个，严格地说，他崛起的时刻和完颜阿骨打、耶律大石重合，都在公元1115年。那一年，这个人在宋朝的科考中一举成名。有人说他是当年的状元，有人说不是，史料散佚，这事儿没对证了，但他的才学是无可置疑的，哪怕每一个汉人，每朝每代的汉人都把他恨到了骨头里，也没法否认他的才干能力绝对是亿万人中的杰才。他姓秦，叫秦桧。计算时间，在公元1021年左右，秦桧工作在教育系统里，最初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教授，之后调回京城当太学的学正。眼看着岁月蹉跎，他从政的道路还没有踏上正轨，他的心里很郁闷。妖孽们的简介到此为止，下面要说的是他们的工作结果。综上所述，尽管王宰相的名望最高，李太监的手段最狠，高太尉的脚法最好，杨太监……嗯，死得最早，论工作效果，还是朱二世最好。他所祸害的江南地区，最先受不了了。江南，从赵匡胤时期起，就是最没有社会地位，被剥削得最狠的地区。花石纲就像最后的一根稻草，终于把长江以南压垮了。最先反抗的，不是被压迫得最惨的一个，而是最聪明最冷静的那个人。这人叫方腊，睦州（今浙江淳安县西淳城镇）青溪人。他家里开着一个漆园，算是一个中产阶层。史书里记载，他发动起义时，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而是他觉得机会到了。第十五章青溪县的真相身为江南人，方腊也被剥削得很愤怒，但他一直忍着，没发作（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直到朱二世觉得每个人都是任凭他蹂躏折磨的猪羊，无论怎样都不敢反抗，从而更凶残地蹂躏折磨后，方腊决定反抗了。因为比他惨的人太多了，满世界都堆满了炸药，只需要有人扔进去一颗火星而已。临界点到了，方腊在公元1120年的十月份，把周边的受苦人集合起来，公开的理由是请客吃饭。他杀了很多的牛、很多的猪，在猪肉牛肉的召唤下，所有人都拥了过来。方腊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发表了一次讲话。他讲得非常有水平，老实说，翻开历代史书，在最初感化民众一起造反时，没有谁的讲话能超过他，连几年后耶律大石重建辽国时，在西域发表的那次讲话，也没法和他比。讲话分成几部分，第一，试探。方腊问：“现在有一个人家，子弟玩命劳动，辛苦一年才赚来一点糊口的粮食，却全被好吃懒做的父兄抢去。稍微有点怨气，就拳脚相加，打到死也不怜惜。你们说，子弟们甘心吗？”“不甘心！”受苦的人都共鸣了，他们当然知道方腊指的是什么。共鸣之后是理智，方腊有另一番道理。第二部分，国际形势。他说：“父兄挥霍之余，又把钱财拿去交给敌人，仇敌靠我们的钱财更加富有，反过来加倍欺负我们。父兄不说为我们做主，反而驱使子弟为仇敌服劳役。子弟力不能支，责罚随之而至。尽管如此，每年拱手资敌的财物却并不减少。你们心甘情愿吗？”“岂有此理！”民众沸腾了，这正是宋朝的症结所在。钱，百姓千辛万苦挣来的生活之本，就这样白白流失，换来是加倍的痛苦，谁能情愿？！情绪都调动起来了，方腊的讲话进入到真正的主题里。他当众分析了反抗成功的可能性。方腊分析，东南百姓受苦已久，我们揭竿而起，一旬之内，可以集结万人以上。地方官知道了，他们不会马上申奏朝廷，那样会影响他们的政绩。这样只要耽搁两个月，江南必将遍地烽火，不可收拾。朝廷得到报告，也不会马上派兵围剿。他们要召集大臣商议，至少要议论一个月以上。等到调集兵马，越过长江，更得半年的时间。那时起义军早已做大，江南之地尽在掌握中。到这一步，不必动刀动枪，宋朝必将灭亡。因为钱，宋朝每年要给辽国、西夏近百万的岁币，本身还要有千万贯的经费运转，这些钱都是由东南百姓供给的。现在起义军占据东南，宋朝想生存下去，必将转而压榨中原，中原百姓不堪压迫，必将变乱。中原变乱，辽国、西夏也将乘乱而入。到那时，哪怕赵匡胤复生，也没法收拾这烂摊子。起义军划江而治，轻徭薄赋，十年之间宋朝崩溃，江南以富足之财力，稳固之人心，终将混一天下，另建乾坤。综上所述，这个漆园小生意人的话让人信服。首先他把宋朝当时的官场看透了，两个月上报开封，半年发兵江南，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快的了，基本上和宋仁宗时代狄青击败侬智高的速度相等。而宋徽宗时代的效率，拿什么和宋仁宗时相比？他更看透了宋朝的立国之本——“钱”。东南动荡，宋朝国本动荡，这个精致的帝国处处要钱，每时每刻都离不开钱，不能压榨东南必将压榨中原，那时千疮百孔处处漏风，赵宋天下立即崩盘！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方腊的推论。方腊起义，以诛杀朱勔为口号，瞬间传遍江南，响应起义的人数不是“旬日之间可得万众”，而是几天之内达到了十万人。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起义军攻占了青溪、睦州（今浙江建德）、歙州（安徽歙县），再向北攻占了桐庐（今属浙江）、富阳、杭州。直到杭州城破，东南第一重镇丢失，消息才传进了开封城。果然是两个多月地方官才放弃幻想，承认自己失职。而到了开封之后，王黼继续幻想，想把这事压下去，别去打扰赵佶的享乐心情，也别破坏联金破辽的历史进程。将近过年，方腊的军力已经抵近长江，威胁到宋朝的江北重镇淮南一带，淮南转运使受不了了，以省长的名义向京城告急，消息才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赵佶在百忙之中召见童贯，命他率领十五万西北军、禁军南征平叛。临走前他想了想，给了武装太监一个天大的特权。——“如有急，当以御笔行之。”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汇报，可以用天子的名义发布文告。这不仅仅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么简单了，简直是将在外，和皇帝一样。做完了这些，赵佶又回到艮岳里吟风弄月顾影自怜，当他的道君皇帝。回到童贯，这时他率领十五万人马，这是当时宋朝全国可以动员的军力总和，抛开西北边疆上必备的和西夏对峙的军队之外，宋朝再没有什么家底了。也就是说，童贯已经是宋朝实际上的兵马大元帅。这样的人离京出征，谁还能、谁还敢和金国的使者谈什么联金灭辽呢？于是，金国人白等了半年，满肚子怨气回老家。童贯在公元1021年的四月渡过了长江，这时距离方腊起义已经过去了半年。半年，这和方腊之前的计算完全吻合，足够他用来改天换地了。童贯发现他面对的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简单地说，宋朝的政令不通行，宋朝的税赋没法收，宋朝的军队都散光了，最重要的是百姓再不是宋朝的子民。残酷的现实逼疯了原本老实本分的江南人，他们郁积了几十年的怒火，让他们分外凶狠。史书记载，仅以杭州城为例，他们攻进去之后放火六天，满城搜捕官吏，只要抓到了，立即砍断四肢、挖出脏腑、熬成膏油、乱箭射死，等等，怎么狠怎么来。关于这些历史记载，理所当然夸大了，毕竟后来的元朝政府站在了宋朝政府一边，大家都是有单位的人，要照顾的嘛。但事情肯定是有的，农民起义的根基是怒火，是报复，这个世界亏负了他们，必须得砸烂点什么，才能让他们舒服。针对这一点，童贯按兵不动，没急着杀人。他决定先从心理下手。他以赵佶的名义写了一份诏书，里面说花石纲的事儿是个误会，这些年的确从江南收购了很多的花木竹石，但都是买的，官方特意拨了专款，下放到各级单位，三令五申要向民间公平买卖。可是没想到出了朱氏父子这样的败类，他们欺上瞒下，中饱私囊，不仅害苦了江南百姓，也欺骗了远在开封城里的皇帝。所以，百姓们啊，俺也是受骗的人，和你们一样！现在，皇帝已经知道错了，所以下令解散应奉局，废除花石纲，朱家满门罢官，由有关部门带回京城受审。在这期间，江南有过激行为的人，官方非常理解，赦免你们无罪。这是一份非常正规的罪己诏，它一下子缓解了江南百姓的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有什么高学历，甚至经过李敖先生的考证，蒋介石所持还是日本某军校的假文凭。但这都没有阻碍这几位大人物日后的治国平天下。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成绩不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别放弃努力，通向成功的路绝对不止一条。但是，当时的袁小四看不到这么远，只能盯着独独没有自己名字的榜单，暗自发狠：我一定要废除这该死的科举考试！难以想象，这个想法后来真的实现了。几十年以后，袁小四实现了这个千年以来有人敢想却没有人敢做的复仇计划。不过没有正规学历始终是袁小四心中的痛。后来慈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起他的简历时，没有正经科举功名的袁小四面红耳赤。读书没读出名堂来，令袁小四汗颜和懊恼，但并没有令他绝望，父祖两辈从戎发迹的鲜活故事犹如一只无形巨手，将他推上另一条升官发财之路。于是，他把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发誓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结交一批同道，等待一个机会考场失意，情场得意。在家族的安排和牵线下，18岁的袁小四与财主家的女儿于小姐洞房花烛夜了，很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袁克定。同年，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降临到了袁小四的身上：叔叔袁保恒要到河南赈灾，袁小四作为秘书跟随，在旁协助公务。小四很珍惜这次机会，他知道自己没有高学历，如果还没有工作经验的话，恐怕以后真的是不太好找工作。此话并不夸张。在那个年代，县太爷的师爷都得是秀才以上学历，更别说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幕僚了，那些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可以说，学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现在。小四熟读《自乂琐言》，又有叔父的耳提面命，理论结合实践，做事干练的小四很得叔父的欢心。当然，这次实习也为他日后外交、练兵、维新、办实业、颠覆清朝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诅咒，又见诅咒！1878年，目前老袁家的第二大牛人袁保恒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1岁。这个世界少了一名负责任的官员，19岁的袁小四则失去了一个非常关心他的长辈。仍是这一年，家大业大的老袁家开始闹分家，袁小四赶回项城参与分家，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儿子，得天独厚地拿了一笔丰厚的家产。他把家迁到了河南省淮阳县的一间大院里，过起了安静的富二代生活。淮阳是他叔祖父袁甲三逝世之地，他一直很佩服袁甲三，所以在分得家产以后就来到了淮阳。在淮阳自家的大宅院里，袁小四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精研细读，给自己充电。尤其是《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和《资治通鉴》这类管理阶层的必读宝典。第二件，打造自己的班底。他组织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实际上就是收养了一群穷书生做他的智囊团。在这一群穷书生里，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此人之于袁小四就好比张良之于刘邦、孔明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这个牛人是谁？牛人叫徐世昌。鉴于徐世昌对于袁小四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多说两句。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此人足智多谋，思维缜密，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非凡的实干精神，是一名特级行政管理人才。最难得的是，他更喜欢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为人处世圆滑，是一个相当低调的大才。所以他的命很长，活得也很滋润，人送外号“水晶狐狸”。徐世昌还是一个艺术家，擅长山水松竹，“嵩山四友”中就有他一个。从艺术功力上说，若把他放在今天，那也是有资格享受政府津贴的人。袁小四与徐世昌既是老乡，又非常有共同语言，于是就在这个院子里撮土为香、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小四多了一个“菊人大哥”。在小四的资助下，有才的菊人大哥果然高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在今后的岁月里，菊人大哥将用奇谋、忠诚等形式的正能量来回报小四的资助之恩。到了这个时候，文武兼备的袁小四那熊熊燃烧的小宇宙就要爆发了。不过他还在等待一个机会。我是属于乱世的，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一飞冲天。袁小四这么想。第四章谣言逼出来的洋务高潮

汉人生猛上位

一仗想赢怕输，胆气未壮的现况，一旦进军速度及时，那么女真人只有放弃宁江州，跑回老家去躲灾。那时，先断绝女真人的经济，围住了饿上大半年，再大军压过去，半原始半奴隶制的女真人拿什么不死？凭着阿骨打一个人神勇无敌往回扳吗？他再逆天，单兵能力也不见得比楚霸王项羽强，到时上演女真版四面楚歌倒也蛮悲壮。一句话，超级大国欺负小部落有的是办法，只要正常出牌，绝对没有输的可能。可是耶律延禧忙啊，当时他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享受在白茫茫的天地间纵马狂奔，射熊杀虎的豪迈人生。见到加急发过来的求救信，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命令——海州（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带人过去解围。帮助及时地送到了，海州的援兵就像过期的杀虫剂一样，不仅没能杀死虫子，反而养得虫子快速长大。完颜阿骨打打垮了高仙寿，连带攻破宁江州，实力和威信急剧上升。一个问题，当此时，人们一贯认识中的强悍、嗜杀，对辽国充满了仇恨的阿骨打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把宁江州屠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怒火？以女真人的野蛮，完全可能。但事实是，他不仅没杀人，反而私下里把宁江州的首领放了，让他回辽国。这样不管这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透露出女真人并不凶残，和他们作战不必拼命的消息。另一方面，阿骨打以这次胜利为号召，召集全体生、熟女真人一起向他靠拢，并且把渤海人也算在内，他欢迎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月初一，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十一月时耶律延禧召开御前会议，辽国权贵一致决定要认真对待女真人了。派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率契丹、奚族军士三千人，中京禁军七千人，驻守出河店。司空是政治大佬，一万军力远远超过了女真人的上限，看起来这次耶律延禧是下了狠心了，是要把女真人捏死。不过事后证明，这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帮忙，都做到细心体贴的程度了，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为阿骨打量身定做的。辽军的速度很快，集结军队，准备给养，快速行军，十几天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出河店，是现在黑龙江的肇源。他快，阿骨打的速度更快，他不仅带着人冲了过来，主动迎击，还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军队整编了。原先女真人打仗，虽然每次都有一个总指挥，但下面具体上阵时，都是按照家族血缘，扎堆往上冲的。这样太原始了，虽然上阵父子兵有凝聚力，可一来不利于统一指挥，二来兵权分散，阿骨打没有绝对的权威。阿骨打设立了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制，每三百户为一谋克，每十谋克为一猛安，这样由他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下边小兵。层层具体，如臂使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以一个没有受过半点军事化训练，不知道世界上成形的军事化管理的白丁，能想到这些，在东亚的土地上，几千年里只有两三个人能做到。其中一个就是一百多年以后站在全人类军事巅峰的那个人。以那人的实力，也要在转战多年之后才领悟到，而阿骨打只用了一仗，就迅速打散整合了自己的军队，夺到了最高的、唯一的指挥权，并且在十几天里就实施了下去，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惊叹。回到战场，女真人的行动是隐蔽的，他们一来人少，嗯，比上次多了点，到三千多人了。二来有意隐藏踪迹，都是些进山打猎的人，在严寒风雪里前进，很快悄悄地来到了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畔。这时天晚了，人也累了，阿骨打下令设营休息。从这一刻起，阿骨打的灵异和耶律延禧的帮忙交织在了一起。事情要从睡觉说起。跑了大半天了，女真人再彪悍也得休息，完颜阿骨打也不例外，他躺了下去，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史书上说，他强烈要求睡眠多达三次，可是都被打断了，每次都有人在他床头用力地抓住他脖子往上扳。这还怎么睡，更灵异的是，他回头，身后根本没有人。阿骨打不睡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神仙在警告我，不让我入睡。”他出门集合队伍，把神仙降临的事儿跟大伙儿说了。于是，全体女真人陡然虎躯一震，精神百倍。阿骨打有神仙路线可走，他所说的话，他要办的事，都有神仙罩着！这个观念一旦形成，威力是无法估量的。想一想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朝人都对神仙膜拜得五体投地，那么半原始半奴隶制的生女真部落里，会对神灵崇信到什么地步？这时，无论阿骨打说什么，他们都会积极地、快乐地去做。阿骨打说，都别睡了，立即接近辽国人，攻击！女真人兴奋地冲了出去，在寒冷的冬夜里快速接近混同江。等到了江边，天已经微微亮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对岸的情况。这一刻，他们对神仙和阿骨打的关系深信不疑。只见冰封的江面上，辽国人正在凿穿冰层，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萧嗣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辽国皇帝搞什么头鱼宴，他是想一劳永逸，把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的冰层凿穿了，把女真人隔在对岸。以女真人的部落实力，以他们简陋的行军工具，根本不可能带着战船。在这种天气里，也不可能砍大树造船只，所以，冰层一破，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除非女真人再选别的道走。得承认，萧嗣先的想法很先进，很有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他真的看准了辽、女真之间的优劣关键。但要命的是，他没法预测完颜阿骨打奇特的睡眠遭遇。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真的有神仙去扳阿骨打的头，还是阿骨打自己料到了辽军的动作，更以神仙的名义说出来，哪一点，都足以坏了萧嗣先的布局。站在凌晨的混同江边，完颜阿骨打对身后的部下们说：“派十个人过去，把凿冰的都砍了。”出河店之役，决定女真人命运的第一次兵团决战，由十个女真人发起。他们越过结冰的混同江，杀向正在凿冰的辽国人。在他们身后，全体女真人都冲了上来，一共三千七百多人，这就是完颜阿骨打全部的家当。八百余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他有按捺不住的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和提防。他怕辽军迅速集结，把他压在江面上，那时无遮无挡，光是射箭就足以把他们埋在混同江上。所以他才要先派极少的人杀过去，尽量小动静地解决辽军前哨。他成功了，他杀上了对岸，这时辽国人才警觉，集结起全部人马冲了过来。兵团决战，女真人历史上第一次的兵团决战展开。无数的资料可以显示，兵团决战是一门艺术，绝不是单靠勇猛善战就能完成的事。甚至于个别超级勇猛不听指挥的人，还会坏了大事。这一点，初期的女真人也不例外，就算再乐观的估计，他们想战胜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辽军，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这一天注定了是完颜阿骨打的灵异日，也许神仙真的存在，并且被他随身带着。在半夜连续扳他的头之后，这时准时出现，给了他最大的帮助。一阵大风，在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冰封大地上的西北风，从女真人的背后刮起，吹向对面的辽国人……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刮了起来。辽国人悲剧了，女真人不仅有百年的仇恨、强悍的体魄、精明的领导，竟然还随身带着西北风，这仗还怎么打？他们一路溃败，死伤满地，一直逃出去几十里地，才摆脱了追杀。战后清点，阿骨打赚大了，他的女真兵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编。人员的来源，除了生、熟女真各部落争着抢着往他身边挤之外，还有此战的俘虏。女真兵团，和后来更强的蒙古兵团，他们的人员组成并不是单纯的本族人，他们有本事把抓来的俘虏，这些本来是死敌的人，迅速同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战斗力。这种同化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同化的人，哪怕重新回到战场，面对同一血脉的本族人，也能举起屠刀，杀得鲜血淋淋，杀得爽心快意！人性，永远是个无解的谜团。抛开人性说现实，此战过后，女真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近千年来历史里重复出现的，让各民族都头疼恐惧的数字。女真兵团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在北宋末年出现过，带来了辽帝国的崩溃；在明朝末年出现过，让中国第二次全境沦陷，汉民族再次被异族统治。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女真人、后金人自己的吹嘘；有人说，这是史实，是当年与之敌对的国家在失败中的哀叹。不必讳言，这两种说法里包含着民族情结，有满族人自己的自豪，有当年被击败种族的怨愤。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必要、也没办法去考证究底的真伪。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在女真人的崛起阶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河店之役后，完颜阿骨打的手里握到了好牌，他终于有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限于眼界太窄，经历太少，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他兴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权从何而来，从刀、从枪、从军队而来！兴奋中的阿骨打不知道，当此时他更大的幸运并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繁华的、庞大的辽帝国的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那才是出河店之役最大、最妙不可言的收获。这事儿要从辽军溃败后说起，辽国的前敌总指挥叫萧嗣先，他一路狂跑，终于远远地躲开了女真人。暂时安全了，可是转眼间心情沉痛。他失败了，带领一万正规军，败给了没开化的泥腿子野人，这个人辽国丢不起，一旦丢了，他萧嗣先的命就是遮羞费。出现这种事，他的脑袋板上钉钉一样要落地了。但是不怕，他有个好哥哥名叫萧奉先。注意这个人吧，说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辽、金命运转换的巨大旋涡中，起真正主导地位的人，既不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也不是金国的英雄完颜阿骨打，追根溯源，让一切发生、恶化、不可收拾的人，就是这位萧奉先。三年前松花江畔头鱼宴上阿骨打拒演时，耶律延禧要杀了他，是萧奉先阻止的。这是萧奉先第一次改变辽、金两国的命运走向。三年后出河店之役辽军失败后，萧奉先做了第二件事。他想到了亲爱的弟弟，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让弟弟死。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句话。他去见耶律延禧，这样说：“陛下，出河店败下来的兵怎么处理？要是按章办事的话，他们会怕死不回来，在外边变成盗匪，危害国家。”耶律延禧想了想，“是啊，这事儿很有可能，那好，反正都败了，赦他们无罪……不，领头儿的还是要罚的，罚免官，削职为民。”于是，萧嗣先只是丢了个头衔而已，他可以潇潇洒洒地从出河店回京城，照样过他的幸运人生。守着他如此非凡的大哥，难道还用为金银财宝香车美女发愁吗？这些，都被辽国的军方看在眼里，冷眼旁观，他们在愤怒之余得出了一个结论——出力死战，战死了没功劳；败了逃走，逃跑没责任！这样一来，还有谁为国家出力，还有谁会遵守军规？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对辽军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灰心丧气，从根本上失去了辽人立国的铁血精神。回顾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以超级大国敌对一个初兴起的民族，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扼杀奇迹，无论什么样的神勇人物、彪悍种族，都毫无用处。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数占据绝对的胜算，之所以不胜，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是不知所谓的君主、大臣葬送了一切，是他们拱手将胜利送给挑战者的。辽之灭亡，宋之灭亡，无不验证了这一事实。回到公元1115年的初春，完颜阿骨打获得出河店之役的胜利，军力达到一万人之后，他终于心里有底，答应了部下们的请求，宣布女真人立国，他自己称帝。关于女真帝国，他这样创立，他说：“辽人以镔铁为号，取镔铁坚硬的含义。可惜镔铁也有朽坏的时候。世间唯有金不变不坏，所以女真帝国取名为‘金’。金为白色，女真帝国也以白为尊。”这一年，女真立国号为大金，年号收国，阿骨打本人改名为“完颜旻”。从这时起，金国迅速崛起，拉开了覆灭辽国的序幕。这是这一年里的主旋律，宋、辽两国间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年即将过去，还是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这个人在辽国的科考中名列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辽国的状元。他能骑善射，文武双全，心志恢弘，意态坚凝。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比完颜阿骨打逊色。建国之后，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很快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写的，基于现在的形势，耶律延禧提出了一个建议。“完颜，你建国了，是吧，可惜你没有请求上级，程序不合法。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辽国的正式附属国，磕头谢恩吧。”这真是天大的恩惠，让一个半年前还是半原始半奴隶制的野人部落一跃进入文明世界，这样大的变化，之前女真人想都不敢想。可惜，那是以前的女真人。现在完颜阿骨打的回复是：“可以，但是有条件。第一，归还阿疏；第二，把黄龙府给我。”黄龙府，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它出现在史书里，流传在诗词里，经过岁月的沉淀甚至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直捣黄龙！可以确定的是，在完颜阿骨打这次回复之前，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是一片荒芜大地上的弹丸小地，公元十世纪时的文明之光离它太遥远了，在中原、在西域、在南海，没人知道它。可是完颜阿骨打的目光盯住了它，它是前进方向上的一块绊脚石。但同时，也是他心目中帝国的理想中心。黄龙府，是今天吉林省农安县。这种回复很自然的，让耶律和完颜谈崩了。在耶律的心里，完颜始终、永远是一群披毛戴角勉强会说话全体都不认字的原始人，只是一群玩具加劳动力。给他们个国号，让他们正式成为自己的家臣，已经是最深的底线了，可玩具们居然还敢跟他谈价钱！他当然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只是他一个大型狩猎会的时间里，完颜阿骨打都做成了什么。女真人不仅有了国家、国号，还有官职头衔。他们的官阶叫勃极烈，冠以“谙班”，是指尊贵伟大的勃极烈；冠以“国论”，是指宰相级别的勃极烈。配合军职方面的猛安、谋克，一个帝国的初步运转成形了。这些还不是最惊人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女真人居然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耶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件事：还阿疏，等于丢了尊严；给黄龙府，那块小地方失不足惜，但丢不起那个人。既然不想给，也不想在战场上和野蛮人肉搏，想来想去，有着深厚底蕴的辽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二十万骑兵、七万步兵向北方边疆运动。这一次出兵，他们是下了相当的血本，辽国号称精兵百万，想想这已经是近三分之一。用这样一股力量逼近新兴的金国，意图非常明显，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出河店的奇迹不再重演。可是，一旦这股重兵开拔之后，就让人看不透了。以二十万骑兵为主的兵团，居然慢得跟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个庞大的军阵慢腾腾地、拖家带口一样地向北边走。没有错，这个军阵像一个超级城镇在迁移，里边带满了耕牛、绵羊、农具等生活必需品。这就是辽国人的打算，他们要在北方凭空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军城，一边在那边生存，一边抵挡金国人。这办法看似消极，但真的很理智。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兵力，以纯防守的姿态，他们终于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刚出生的小国的招数。就是要用钱、用人、用时间压死你、拖死你，一点都不公平，但就是管用！当这支大军北上之后，耶律延禧、萧奉先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宴会、刺激的猎场里，在他们想来，至少在十年甚至二十年里，烦人的金国人将再也不会让他们闹心，用这二十七万人耗尽金国这一代人的锐气，之后就会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千算万算，他们算错了时机。如果在出河店之役前这么做，绝对会如愿以偿。那时的女真人要用完颜阿骨打以神话、用威胁才能走上战场，并且人数极少。出河店之役后，金国建立了，女真人心有所依，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力达到了一万人。满万不可敌，

战死面不能先割地求生存，这都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过错（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熊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如今大王失去数百里的土地，丢掉几十座城市、而魏国的兵患却不能解除，这是因为大王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能先把地送给秦国。如今秦国强大，天下无敌；魏国弱小；战败已成定局。如果大王能听我的话，国家亏了地，但不至于伤害国家的元气；大王委屈了自己，但不至于再遭苦难。因为我们可以此阻止以吕不韦为首的主战派对魏国的进攻。如今的秦国，从一般老百姓，尸到朝堂之上的大臣，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支持嫪毐，还是支持吕不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如果大王先割地送给秦国，那就成为嫪毐的功劳了；委屈自己而尊奉秦国，也是因为嫪毐。大主这是以整个国家在支持嫪毐，嫪毐这一派肯定会战胜吕不韦这一派。这样；秦国王太后赵姬肯定会赞赏大王。秦国王太后感谢大王，大王算是交了一个天下最值得交的朋友。大主通过嫪毐而结交了秦国，天下的人都会弃吕不韦而支持嫪毐，那么，天王因吕不韦屡攻魏国的冤仇就报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谬氏？天下必合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战国策》的这段文字透露了四点信息：第一，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是秦国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第二，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的矛盾广为人知；第三，吕不韦集团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则未必；第四，嫪毐集团由于得到王太后赵姬的支持，所以，显得比吕不韦集团更有实力。从上面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吕不韦一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秦国的统一战争、是秦国政坛上著名的主战派。魏国之所以要主动献地给秦，就是想扶植嫪毐这一派。如果吕不韦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至少不是一个铁杆主战派。因为嫪毐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根本就不懂得为秦国谋利益，嫪毐所知道的仅仅是依靠王太后支持疯狂地攫取权力，扩大自己这一派的势力。但是，嫪毐集团和吕不韦集团没有一个是秦王嬴政所能容忍的！嬴政要的是自己独揽朝纲，他岂能允许两个政治集团瓜分他手一中的权力？既然嫪毐本人已被车裂处死，那么，吕不韦也必须得死。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总裁一个都不能留！所以，吕不韦的被迫自杀有着深刻的背景。吕不韦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样，终归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吕不韦精心策划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精心辅佐了秦王嬴政。吕不韦全力支持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吕不韦犯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吕不韦一生中第二个重大错课就是不自觉地超越君权。吕不韦没有想过，他在秦王嬴政继位之后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者说，吕不韦精于获得权力，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要一个经过艰苦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放弃权力非常不易，但是，这又是任何一个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学会的。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逐步开始了向中央集权的转变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君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不管是谁，不管你与国君是什么关系，你的权力都不可能长期超越君权。谁越位侵占了君权厂谁就会遭到只允许自己独操大权的君王的杀戮。吕不韦与秦王嬴政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即使吕不韦和嬴政有血缘关系，嬴政同样会除掉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我们在“穆公东扩”中讲过，晋文公重耳就是靠杀死启己的侄子晋怀公当上晋国国君的。所以，吕不韦在嬴政继位之后，应当立即还政，及时引退，低调做人，韬光养晦、全力解散多年为相形成的政治集团。这样，才能让嬴政放心，也才能自我保全。可是，吕不韦没有这样做。嬴政举行加冠礼后，吕不韦应当立即引咎辞职，退居乡里。但是，吕不韦也没有这样做！等到秦王嬴政将吕不韦驱逐出朝，让他回到河南封地去时，吕不韦清醒了吗？依然没有！何以见得呢？“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就是明证。这说明吕不韦不甘寂寞！这也是人性的必然，要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一下子销声匿迹，自甘寂寞，难！六国使者“相望于道”，这些使者一个个都是吕不韦的催命鬼！他们的到来让秦王嬴政刚刚放下一点的心又悬起来了。如果吕不韦去六国为相，为六国服务，对秦国一肯定极为不利！这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敌所用，秦王嬴政能愿意吗？秦王嬴政只能将吕不书全家迁到更偏远的地方。这只是秦王嬴政除掉吕不韦的第一步，下面更严厉的惩罚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吕不韦终于因自己政治上的两大失误走向了死亡。我们从秦王嬴政对赵姬、吕不韦的出手中可以看出，秦王嬴政非常果断、残酷，天生就是一个长于执掌朝纲的铁腕人物。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敢于软禁，对自己的“仲父”敢于流放，因为他需要从王太后、相国手中夺回属于他的政治权力。司马迁写秦王嬴政性格“刚毅”，算是看透了嬴政。吕不韦以德治国秦始皇果决寡恩吕不韦的被逼自杀对秦王嬴政来说当然是心中最痛快的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却极为严重。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的国富兵强，变法之后的秦军也成了著名的虎狼之师。商鞅变法给秦国军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每位军人上战场就想斩掉敌方的人头，因为有了人头就可以晋升爵位，爵位又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发动的战争动辄杀戮数十万人。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军也向外大规模扩张，但是，这些攻城略地的战争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秦王政二年，麃（biāo，标）公攻占魏国卷（今河南原阳），斩首三万（麃会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秦王政三年，大将蒙骜攻占了韩国十三座城市（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秦王政五年，大将蒙骜攻占魏国二十座城市，建立了极具战略地位的东郡（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但是，这些战争都没有杀戮十几万人的历史记录，只是在攻占魏国卷时“斩首三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史书没有记载，不过，看看《吕氏春秋》就会明白。秦国可以靠军功、爵位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士兵的作战激情，培养出一支雄壮之师；但是，秦国在推进统一六国的战争之时，一味的斩首必然意味着六国的拼死抵抗！六国虽弱，最终要被秦国所灭，但是，他们也有生存权啊！他们也不甘心亡国啊！虽然六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是天下由动乱走向稳定的需要，但是，这种进步是要六国付出亡国的代价的。六国能甘心吗？本已不甘心亡国，又将在战败之后遭受屠杀，所以六国之人必然要拼死抵抗。反正是死，战亦死，降亦死，为什么不战而降呢？所以，商鞅制订的军功爵制面临着一种尴尬：不适应统一六国的战争现实。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明确提出：治理天下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这个根本就是孝道（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吕氏春秋》一书中大讲儒家的德教，强调以德为本的礼乐教化，强调嬴取民心的王道仁政。这是对商鞅纯粹的法家思想的有力反拨。正是因为有了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才出现了吕不韦主政期间秦国对六国攻城略地而不出现大量杀戮的现象。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秦军的统一战争受到的拼死抵抗大大减少。吕不韦的政策中不仅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成分，也是先秦时期道、法、墨、名各家思想的综合。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他的治国蓝图的全面反映，这种治国思想与秦始皇的方略是相悖的。伴随着吕不韦离开秦国政坛和吕不韦的自杀而亡，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的思想当然不会为秦王嬴政所喜欢了。秦王嬴政既然逼杀吕不韦，他的身边就缺少了一位像吕不韦一样精明能干的助手。但是，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君王，身边都不乏精明强干的人才。谁能够在吕不韦之后代替他呢？谁能够成为秦主嬴政未来的主要助手呢？第13章李斯为政秦王嬴政继位的煎九年，一直是吕不韦主政，秦王嬴政十二年，由于嫪毐事件的牵连，吕不韦被迫饮鸩自杀，嬴政从此失去了治国的一个关键助手。抛弃了吕不韦的嬴政要完成轰轰烈烈的统一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得力助手，在这种背景下，嬴政起用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李斯。在李斯的辅佐下，嬴政一步步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创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嬴政之前三十余名国君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秦王嬴政的统一大业中，李斯功不可没。这个来自楚国上蔡闾巷中的小人物，究竟是如何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呢？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究竟做了哪些贡献呢？仓中鼠领悟人生西入秦初露锋芒在逼迫吕不韦饮鸩自杀之后，秦王嬴政选取的主要助手是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经在郡里做个小吏。有一次，李斯上厕所，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得很差，而且一看见人和狗就吓得狼狈逃窜。后来，李斯到官府的粮仓里，看见仓里的老鼠，住大房子，没有惊扰，吃得好，住得好（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大生感慨：一个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仓中鼠的理想，显露了李斯不甘贫贱、一心向上爬的愿望。不少学者指出，李斯的“老鼠哲学”是自私哲学，确实非常正确。但是，李斯的“老鼠哲学”并非全无道理，平台对于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确实非常重要。这是李斯对人生的有效领悟。“仓中鼠”的理想使李斯不再甘当一个小吏，他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李斯辞去官职，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宣讲孔子的学说，但是，他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改造。荀子的思想比较接近法家主张，主要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国家才能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他各国也在走下坡路，而秦国在西边正蓄势待发，他决定到秦国去。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统一天下（欲吞天下称帝），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只能遭人耻笑。这是李斯对人生意义及荣辱问题的总看法，是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他积极进取、乘时建功的动力，也是他日后陷入罪恶渊薮的源起。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斯准备入秦之时，正是秦庄襄王子楚时期，强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日趋显明。李斯选择入秦，显示了李斯对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敏锐判断。但是，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好赶上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成了秦王。李斯刚到秦国，嬴政年幼而没有接管权力。权力在王太后赵姬和吕不韦手中。所以，精明的李斯立即投奔吕不韦，做了吕不韦的门客。此时的吕不韦已是相国兼仲父，地位如日中天。李斯是有才之士，一个人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最终是无法隐瞒得住的。所以，李斯很快被吕不韦发现、重视（不韦贤之），提升为郎（侍从），并因此得到了接触秦王嬴政的机会。一次，他对嬴政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抓住时机。秦穆公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一天天衰落，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这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眼下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方不能错过。季斯的这番见解得到了嬴政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第二次见到秦王嬴政的时候，李斯又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要两手并用，一方面要使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惜金钱，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就是一方面用兵，一方面用钱，用这两种武器对六国双管齐下。这种策略有点像现代美国惯常使用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不过早了一千多年。嬴政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很奏效。这样，李斯又被嬴政从长史提拔为客卿（六国之人在秦担任的高级顾问）。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身为客卿、意气风发的李斯要大展宏图之时，遭遇了驱逐门事件。郑国修渠耗秦力嬴政恼怒逐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件被免职，归食邑洛阳赋闲。就在这一年，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的六国之人。秦王嬴政的逐客令来势凶猛，一时间，在秦国的六国人士纷纷逃离秦国。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注重网罗天卞人才，为什么刚刚掌权的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六国人士呢？原来秦王嬴政的逐客令和一个国家有关。这个国家是韩国。韩国和秦国相邻，位置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因此，它注定是阻挡秦国东扩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秦国从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六国总方略之后，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蚕食，国土面积不断缩水。濒临绝境的韩国想到了一个消耗秦国国力的办法，就是让秦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战国后期，虽然铁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生产之中，但是，和今天相比，战国时期的生产工真仍然显得十分简陋，生产力水平也很低下，实施重大工程往往要举国之力。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这样，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韩国认为秦国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爱干这类“傻事”。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间谍，到秦国来诱使秦国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这个间谍是谁呢？他的名字也比较有意思，叫郑国。韩国为什么选郑国到秦国当间谍呢？因为郑国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水利专家，他的施工设计合理，修好后的郑国渠可以成为秦国富农政策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对于秦王很有吸引力。秦王嬴政因此动了心，同意修建这条三百多里长的水渠。这条水渠由西向东，横跨渭北高原，一旦修好，可以灌溉关中四百多万亩土地。特别是这条水渠含有大量泥沙，用泥沙淤灌盐碱地，可以彻底变盐碱地为良田。因此，这条水渠可以大大强化关中的抗旱能力，大面积地改造关中的盐碱地，增加耕地面积，使关中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水渠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国渠”。但是，正当郑国渠修建得如火如荼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秦王嬴政听说郑国是个韩国间谍，勃然大怒，要杀郑国。不过，郑国非常坦然地对嬴政说，我开始确实是作为韩国间谍来秦国的，但是，这条水渠修好之后，的确能给关中农业带来巨大效益，这对秦国是非常有利的。《史记·河渠书》在评价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时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是说郑国渠使秦国关中成为千里沃野，从此再没有灾年，秦国因此更加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话说得稍显夸张，但是，郑国渠对于秦国稳定国内经济、增强经济基础，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秦王嬴政听了郑国的解释，觉得郑国的话讲得有道理，就恢复了他的修渠工作，让郑国把活干完。郑国渠虽然继续修，但是、郑

了令人耻辱的命令剃去头发后，却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权。在乌龙会已经停止了活动的太仓地区，当地商人和乡绅剃去头发的样子最初让人感到好笑，随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城中之人虽已剃发，乡下百姓依旧未剃。留发之人并不入城，剃发之人并不下乡。剃发之人若被乡人看见，就可能被杀。城乡互不往来。那些大多数人迫于乡官的命令而剃去头发的村庄，与那些村民发式依旧的村庄发生了冲突。随后，混乱波及整个乡村，乌龙会重新活动起来，一个叫王湛的生员率领一支民军反抗太仓，进攻了这座城市。在嘉兴地区以外的秀水都会，清朝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任命当地一个叫胡之臣的卖药商人做县官。胡医生剃去自己的头发，以为人表率，鼓励其他人也去剃发，但是他只使得自己在地方乡绅领袖面前更加一钱不值了。这些人本来就因为他平庸的社会背景而看不起他。同时，在已归降的村庄中他也遭到农民的嘲笑和痛恨。这种抵制在当地军官陈梧的官署里也发生了，他对那些会聚于此的人们说：“尔等若剃发，则不能保妻”。在与屠象美为首的当地乡绅结成联盟以后，陈梧和他的人在当地科场盟誓，杀死了胡县官。乡兵们随后被从各家中召集到一起。秀水宣布自己是一个新的府会。但是当地的部队进攻嘉兴时，那里的城市居民杀死了城内明朝的忠君之士，并且闭门自卫。混乱迅速遍及这个省的各个乡村。陈梧没有能够占领嘉兴，但他一直占据着秀水这个复明分子的大本营。这种反叛在昆山也发生了，这个城市以其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当黄家鼒攻占苏州附近地区时，昆山知县的主簿阎茂才率领一个乡老和生员组成的代表团向黄家鼒贡献礼物，表示这个城镇的投降。作为回报，阎茂才被任命为县令。不过，他无法统治那些团结一致的乡绅。在南京的南明政权时期，昆山一直由擅长骑射的河南人杨永言管辖。知县杨永言和军官王佐才一起训练了一支忠君复明的军队，并在勤王运动中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绅士，包括著名的诗人归庄和他的朋友顾炎武。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本地弟子颇多的学者朱集璜。当这个城镇投降时，这些忠君之士无所作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公众的支持。但是当剃发令宣布县令阎茂才剃去了他的头发之后，归庄便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召集起来了。他带领民众反对知县，并且在1645年8月6日杀死了他。南京陷落后在华亭遁入佛门的杨永言，此时也从隐居中走了出来，和王佐才一起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在苏州地区前明兵备副使杨文驄处死了两个主要的叛徒叶茂华和黄家鼒，并且陈尸于城中闹市。当得知杨文驄在苏州杀死了安抚使黄家鼒的消息时，许多地方官吏弃职而逃。在嘉定、昆山、太仓、常熟和吴江，当地的官署都空无一人。当起义遍及苏—松—太地区时，多铎回到了江南，命令其部队和许多像李成栋这样的降军去镇压这些“建号阻兵”的忠君之士。8月4日，清军到达嘉兴，并且插身于陈梧军队和屠象美领导下的农村盟军之间。在一连串严重的失败之后，屠象美的农民军溃归乡里。当多铎的军队使用大炮轰击秀水的城墙时，陈梧也弃城而逃。抵抗力量在其他大多数地区也相当软弱无力。在太仓，王湛弱小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被清军打散了。在昆山，那里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抵抗力量，但是清军一到，这支复明力量也只坚持了三天。到8月25日，清军用大屠杀洗劫了这座城市。归庄扮装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这以后他改名“祚明”。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母亲也在几天前因绝食而亡。她给他留下了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4万多人死难。在一些著名的事例中，忠君之士的军事要塞仍然在坚决地抵抗清军强大的进攻。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80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7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另外一支复明起义队伍集中在江南中部的嘉定县城。

嘉定的崩溃

太湖义军

第一次松江起义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存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单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年过花甲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都形销骨立瘦得脱相。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里，更没饭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从未见过的高情传说。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贬过海南到儋州之后，吴子野、七十三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杨济甫又渡海来访，陪他度过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苏轼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唐宋八大家之中的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能在浩繁的卷册中找到此诗的真迹，那将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何来伟大呢？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六十四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第三章北宋终结者善待范纯仁、苏轼之后，赵佶的举动更加圣明，令散布天下的旧党党徒们山呼万岁，真是宋朝自仁宗以来仅见的明君啊。他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梁焘等被钉上耻辱桩的旧党元首们恢复名誉，赏还恩荫，把之前哲宗、章惇做出的决定都否了，让他们重新变成圣人。之后，赵佶颁布诏书，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精神。他说，自今以后，国家对军国大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更无所谓新旧两党。做事时，只看是否可行，是否妥善；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一句话，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要安静，要努力地工作，把国家建设起来。为此，改新年号，为“建中靖国”。多么好的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不搞政治运动了！看到了这些，向太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死了。截止到这里，这段历史被历代史书高调传唱，尤其是南宋阶段，为了突出这时的成绩，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元祐”。真是非常贴切，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极了。比如说形象工程极其完美，成功地塑造了赵佶的光辉形象，更连带着把范纯仁、苏轼等名人的声望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事和高滔滔执政时期更是一模一样。只有名声，对国计民生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就是“小元祐”了吗？熟知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非常正确，旧党执政怎么会少得了丑闻呢？怎么能不做几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猪头事件呢？在这短短的多半年时间里，赵佶像高滔滔领导下的旧党人毁掉宋神宗的政绩一样，把本是哲宗的荣誉给抹杀了。在宋朝的国都内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闹剧。为国杀敌，立威异域的英雄成了罪犯，抓回来的敌人居然高官厚禄耀武扬威地供着！事情发生在宋朝的熙河路，也就是从前吐蕃的河湟部。那片广阔的大地最初由神宗年间的名将王韶率军收复，本来已经打得吐蕃人服服帖帖了，可是在哲宗朝的初期，宋朝人自己偏要多事。高滔滔、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把西边四寨无条件还给了西夏人，对更远的熙河路更是不屑一顾。一片看都看不到的蛮荒之地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友邦的笑脸，也还回去。尽管司马光被明白人吼过后，不敢再零价钱卖国，可是对熙河路的支援一天不如一天，急需的兵力、给养、军饷等必要物资一直短缺，能不给就不给。熙河军的实力严重下降了，元祐时期只能在异域自保。到了哲宗亲政，宋朝的军事重心移到了西北，要和西夏掐个明白，一系列战争中，尤其是章楶领导的平夏城等战役，熙河军一直是主力。回国作战了，熙河路的状况可想而知，唃厮罗的子孙们死灰复燃，以新任吐蕃王溪巴温为首，重占青唐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熙河路短时间内几乎全境沦陷。哲宗大怒，刚好当时平夏城之战大胜，宋军腾出了手，那还等什么，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下令，由王韶之子王厚、西军大将王瞻率领，西军出境作战，再平河湟吐蕃。至于理由，哲宗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出于我对吐蕃人的爱护，他们的新任首领溪巴温太嫩了，我派人去安抚他一下。”安抚得很成功，一个多月之后，西军攻进青唐城，河湟吐蕃部的所有大小首领除了溪巴温本人跑了之外，溪巴温的儿子陇拶、瞎征，嫁到吐蕃的契丹公主、夏国公主、回鹘公主等都被生擒，由西军押解横越千里戈壁，进入开封城。空前大捷，这是继平夏城、天都山大胜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如果神宗活着，如果哲宗没病，不知下一步宋朝还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可惜的是，这班俘虏到达京城时，哲宗已经病入膏肓，彻底不能执政了。他们被关押着，直到赵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没法相信，命运居然可以这样改变。赵佶给他们集体封官，允许他们自由回国。并且许诺不用再担心了，攻打你们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凶残成性的王瞻，被贬为右千牛将军，回国内反省了。就这样，宋朝获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谊”。骗鬼去吧，从前王韶把他们打得更狠，哲宗时他们仍然反叛，现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觉得一劳永逸了？更何况，这种“友谊”是挥刀自残，废了自己的功臣，像谄媚一样讨好对方得到的！答对了，在旧党人的心里，在向太后的心里，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着司马相公走过的光明大路一脉相承的。谁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来压死你。当然，本着树立英武模糊污点的一贯方针，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处理决定，都被选择性地隐藏了，一切以和平稳定为主。在大力宣传中只有大汉天子的恢弘之气、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于二王怎样，熙河路怎样，都被彻底忽略，一般史书里根本见不着。这种好日子很短，旧党的命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位崭新的强力太后出现，却没能像高滔滔那样坚挺，不过半年多之后，向太后居然病死了。她死了，政治风标立即飘摇不定。十几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变。神宗死了，变一次；高滔滔死了，变一次；哲宗上台，变一次；哲宗死了，变一次。前后四次了，顶级官场里还剩下的这些人，早就成了变形金刚。根据形势需要，谁都有N多种形态任意转换。这一次想变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异样，按属性，他是新党，可做起事来，总会让旧党们打心眼里喜欢。王安石当政时，他第一个拆台，从内部瓦解新党；章惇当政时，他简直是旧党利益的代言人，明里反对，暗地里下绊子，各种招数用出来，让扒皮章相当郁闷。这时轮到他郁闷了，国家的首相是名臣韩琦的二公子韩忠彦，他只是几位次相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得加倍小心谨慎，时刻老实，才能保住职位。其实就连这个职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时倒向旧党，帮着向太后压制章惇，拥立赵佶才得来的。现在向太后死了，他没必要再装孙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韩忠彦，抢到首相位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场的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去搞倒韩忠彦。那么这个人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二，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人他指挥不了；三，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四，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五，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事来，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纵观宋朝官场，符合以上五点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说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终于惊喜，上苍还是爱他的，千挑万选，居然还真的给他留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与首席文豪苏轼都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了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就是他了，种种条件都符合，可谓天作之合。说干就干，他悄悄地派人去联络，给这个人先通通气，一方面在开封城里给他做铺垫，官场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点到。帮他就是帮自己，曾布做得很来劲。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他失算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这个人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近二十年以来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的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在这个人的身上，再没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都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子厚也翻身落马。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把他刺激到了，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的真相！这个人，叫蔡京。蔡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这个时代一定会产生的动物。他是北宋连续二十年不断升级的党争的终极产物。可以说，没有蔡京，也会有樊京。他的心灵和做事方式要由后面发生的事来一一剖析，在那之前，只有就事论事才能逐渐看清楚他，而不是上来就下结论，武断是研究历史时最讨厌的事情。人需自救天才救之，在曾布想着提拔蔡京之前，蔡京早就展开了自救行动。说实话，他怕。他被贬到杭州了，这地方是美，在宋朝已经公论为天下第一风景区了，公职旅游休闲有什么不好的？好……好在哪儿啊，元祐之前这里是贬职的终点站，苏轼不止一次地到这儿了。可是元祐以后，这里只是块踏脚板，贬到这儿的仁兄贤弟们，十有八九都会迅速上路，被贬到更远的天涯海角去。谁敢说他蔡京与众不同，能在杭州城里静等官复原职呢？所以要自救，天遂人愿，他贬下来不到半年，机会就来了，只要抓住，不仅回京有望，甚至加官晋爵也在把握之中。但是，这机会不好抓啊。真要和这个沾了边儿，以后就算飞黄腾达到了首相的位置，也有人指着脊梁骨骂，一骂就是几十年，哪怕是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到底是什么事呢，说来很风雅，宫里的大太监来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了。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元长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元长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如此一来，蔡京让该太监满意，该太监让皇帝满意，利益链条转动，蔡京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后患也真不小，前面提到了，这会有骂名的，前名臣宰执文彦博就是例子，当年他只是送了一件蜀锦袄给仁宗的爱妃张美人，就被一直念叨

中，有各种消遣娱乐，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擅自外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出身高贵，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皇帝希望杜绝皇室中有可能发生的任何阴谋，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佩雷拉（GaleotePereira）也记录了当时桂林许多朱门大户的情况。他听说那些人完全依靠皇室按月供给的钱粮为生，他们因饮食无度而身体臃肿。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曾写道，皇室宗亲已超过6万户。他强调说，这些人对社会毫无价值，对君主权力却构成威胁。由于不能入仕，又不能参政，生活放荡、傲慢无礼的皇室宗亲发展成有闲阶层。皇帝清楚地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因而将他们视如仇敌，严加防范。他们全都住在指定的城市中，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离开，违者处以极刑。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人被获准留居在北京或南京城里。经过努力，身份较低的皇族成员获得了入仕的机会。1595年以后，朱姓宗亲被鼓励去参加科举，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考中，其余的人继续在贫困中生活。少数上层贵族，则始终被皇帝认为有谋反的可能，而受到猜疑和防范。宝书网www.baoshu2.com地位较高的亲王及其王府，在明初原是被用作抗衡士绅集团和富户势力以及抵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明太祖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各省辖区之外的地方，9位亲王被置于接近今蒙古边界一线，分别统领3000—80000人。在其辖区内，他们可自建宫殿，任命自己的官属。然而，他们对辖区内官员的控制权，最终遭到对这种独立势力深感担忧的建文帝（1399—1402）的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登基后不久就被其叔父燕王推翻了。燕王就是后来将明朝都城迁至北京（燕京）的永乐帝（1403—1424），北京原是他的封地。永乐帝同样感到其他诸王有谋篡的危险，所以开始建立新制度以控制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他尽量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依靠俸禄为生，又限制诸王军队的规模，同时增强由中央委派到诸王手下的长史的权力尽管如此，最强大的亲王仍保有发动叛乱的力量。16世纪初，便发生了两次迫使朝廷出兵镇压的较大叛乱——1510年安化王谋反和1519年的宁王之乱。这些叛乱，使诸王拥有侍卫武装的制度受到更加严厉的责难，由此便产生了16世纪头10年后期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监狱”。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和皇帝最亲近的王府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增长，这主要是靠把罪臣（如1561年谋反的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没收为皇帝及其近亲的皇庄。到16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但明朝后期的皇帝又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与穷困潦倒的下层皇室成员相反）。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朝后期，贵族在整体上缺乏社会凝聚力，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集团。那些仅被登记为皇族成员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穷，可是皇帝的少数近亲却可以乘机积累巨资，发挥巨大影响。万历帝（1573—1619）有一个爱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多年来，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皇上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因此，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此后不久，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一个王子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这个王子即朱由崧，他于1643年被其叔祖崇祯皇帝封袭福王爵。这位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皇位继承危机

四镇

话，不叫唤，不呻吟，连表情都没有。甚至连伊泽的存在都意识不到。是人类的话，不应该如此孤独。男人和女人两人单独待在壁橱里，却把另一方的存在忘个干净，这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人是绝对孤独的，然而只有认识到了他人的存在，才可能有绝对的孤独。岂有如此盲目、下意识、绝对的孤独？那是青虫的孤独，带着可悲的孤独之相，连一丝心的影子都找不到的、不堪入目的苦闷之相。轰炸结束了。伊泽抱起女人，平时女人哪怕被伊泽的一根手指碰到胸部都会有反应，这时却连肉欲都丧失了。伊泽抱着这具躯壳，无尽地，不断地坠落。只有黑暗，黑暗，无尽地坠落。那天轰炸刚结束，他出去散步，在坍塌的民居间看到了被炸飞的女人腿脚，肠子飞出来的女人肚子，被炸断的女人脖颈。三月十日那场大空袭的废墟还冒着硝烟，伊泽穿过硝烟，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人类跟烤鸡肉串一样死得到处都是。死成一坨，跟烤鸡肉串没什么两样。不害怕，也就不觉得肮脏。也有些尸体跟狗挨着，同样被烤得焦黑。这完全就是枉死。然而就连对于这种枉死的悲痛和感慨都荡然无存了。这些人不是像狗一样死去，只是刚好跟狗，还有其他相同的某些东西一起，像一盘烤鸡肉串那样摆在那里而已。他们既不是狗，就连人类也算不上了。如果白痴女人被烧死，也就只是泥土做的人偶又归于大地而已吧。如果到了燃烧弹投向小镇的那一夜……伊泽想到这里，不禁注意到了自己的样子、自己的表情、自己的双眼了——自己竟能如此冷静地沉思。“我很冷静，我在等待空袭，很好。”他冷笑道。我只是单纯讨厌丑恶的东西。而且，只是烧死一具本来就没有灵魂的肉体而已。我没有杀这个女人。我是一个卑劣的、低俗的男人。我这点心胸都没有。不过，战争多半会杀了女人。我只要抓住战争的冷酷大手向女人头上伸去时的一点点影子即可。不关我事。多半也就是在发生什么情况的那一瞬间，女人就被自然而然地解决掉了。于是伊泽极为冷静地等待着空袭的到来。☆☆☆那是四月十五号。两天前，在十三号，东京遭到了第二次夜间大空袭，池袋、巢鸭、山手一带遭毁，不过这些地方只是碰巧拿到了受灾证明而已。伊泽去琦玉购粮，在双肩背包里背了好些米回来。他刚到家，预警警报就同时响起来了。想想烧剩下的地区，谁都能猜到，下一场东京空袭多半就在这小镇附近了。这小镇的命运之日正在临近——快的话明天，慢的话要不了一个月。伊泽会这么考虑，是因为之前的空袭速度和编队夜间轰炸的准备时间间隔很短，应该差不多就是明天了。所以伊泽没想到当天就是那一天，所以伊泽才会出门购粮，虽说是购粮，也还有其他目的。伊泽上学时，跟这农户有些交情，他的主要目的是把两个旅行箱和双肩背包里的东西寄存在农户家。伊泽筋疲力尽了。反正逃难用的衣服就是防空服，他索性把双肩背包当枕头，直接倒在房间正中央。事实上，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忽地睁开眼，广播已经从四面八方如雷贯耳地响起，编队的前方已经逼近伊豆南端，并飞过了伊豆南端。与此同时，空袭警报响了。伊泽觉察到这小镇的末日终于来了。伊泽把白痴赶到壁橱里，拎着毛巾，咬着牙刷来到水井旁。因为伊泽几天前才弄到了狮王牙膏，很怀念忘却许久的那种牙膏渗透口腔的爽快感，所以一觉察到命运之日来临时，不知为何就想刷个牙，洗个脸。然而一开始他花了很长时间——其实只是他觉得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那管牙膏。事实上，那管牙膏只是从原本的位置稍微挪了挪地方而已。等他终于找到牙膏，这次又找不到肥皂了，这肥皂也是过去的芳香护肤皂。这肥皂也只是稍微挪了挪地方，他就又花了很长时间找，却也没有找到。唉！我慌什么呀！冷静，冷静。他不是头撞到架子上就是绊到桌子，因此他暂时中断了一切活动和思想，试图集中精神。然而身体本身却出于本能慌慌张张，跌跌撞撞地行动着。等伊泽总算找到了肥皂来到水井旁时，裁缝夫妻正在往田边的防空壕里扔行李，那个长得超像家鸭的阁楼女儿则提着行李转来转去。伊泽庆幸自己好歹没有放弃寻找牙膏和肥皂的这份执拗，然后想着——这一夜的命运终究会如何呢？还没等伊泽擦完脸，高射炮就响了。伊泽抬起头，头顶上已经有十几束探照灯的灯光交错着，在伊泽的正上方晃来晃去，光线的正中央突然现出美军飞机的影子。紧接着一架，又一架。伊泽下意识往下方一看，车站那边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终于来了。事态一旦明了，伊泽也就放心了。他包着防空头巾，披着被子，站在屋檐下数了二十四架飞机。飞机忽然出现在光线的正中央，从众人的头顶飞过。只有高射炮疯了似的响，完全没有任何轰炸声。等伊泽数到第二十五架时，就开始响起货运列车从铁路桥上跑过时，那种咔嚓咔嚓的燃烧弹坠落的声音。然而声音似乎从伊泽头上掠了过去，集中到了后方的工厂地带。从屋檐下看不到，于是伊泽就走到猪圈前面往后方看，发现工厂地带已经是一片火海，惊人的是，从那些方才掠过头顶的飞机的相反方向也飞来一架架美军飞机，在后方一带施以轰炸。于是广播停了，天空被火红的浓烟盖住了，美军飞机的踪影和探照灯的光线全都从视野里消失了。除了北方的一角，四周都成了烈火的海洋，这烈火的海洋正在逐渐逼近。裁缝夫妻办事谨慎，平时就开始整理防空壕，好用来存放行李，还准备了糊缝的泥巴。于是一切都跟安排好的一样，他们往防空壕里塞入行李，拿泥巴糊好缝，最后又在上面盖上了田里的泥土。“这火真凶猛呀。”裁缝店家一副旧时的灭火装束，抱着胳膊望着熊熊火舌。“这想灭也灭不了，我要逃啦。要是跑晚了在浓烟里迷了路，送了命可就不值当了。”裁缝店家已经往板车上堆好了成山的行李。“您跟我们一起把行李拉上来吧。”这时，一阵复杂到慌乱的恐怖感向伊泽袭来。他的身体几乎要跟裁缝店家一起滑下去，然而一种发自内心的抵抗却挣脱开他的身体，阻止他往下滑。同时他感觉从心中的某个角落传来了撕裂般的悲鸣。这瞬间的迟疑会害我送命！他几乎因为恐怖而淡定了，他又再次扼制住了身体自然而然、摇摇晃晃的下滑。“我还要留一会儿，我是有工作的，我好歹是个艺人，得试着在生命的尽头来一场最后的交易，看能不能有机会在这尽头正视自己。我想逃，但我不能逃。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你们逃吧。快！快！耽误了一刻，一切就都晚了！”快！快！耽误了一刻，一切就都晚了！这一番话都是在说伊泽自己这条命。快，快！这一声声不是在催裁缝店家，而是让他自己赶紧逃跑。他想要逃离这里，得等到附近的所有人都走了才行。要不然，白痴就会被别人看到。“那您保重！”板车一拉上来，裁缝店家也慌了。板车在胡同四处东磕西碰地走远了。裁缝家是这条胡同里最后一批逃难的人。不曾休止，毫无高低，哗哗的诡异声音始终在持续着，就像怒涛在无尽洗刷巨岩的声音，就像无数轰击屋顶的高射炮的碎片无尽下落的声音。然而，这声音只是府道上一群避难民众的脚步声。高射炮的声响已经乱了节奏，在脚步声中包含着一种奇幻的生命色彩。世上没人能判断出这阵无尽的、没有高低也无从休止的奇怪声音是脚步声吧。天地间充斥着无数的声响。美军飞机的轰炸声、高射炮声、下落声、爆炸声、脚步声、敲击屋顶的弹片声。然而在这血红的天地中，只有伊泽附近这几十米单独脱离出来，形成了一小块黑暗的空间，静寂无声。异样而厚重的寂静和疯狂而浓重的孤独将四周裹得严严实实。再等三十秒，再等十秒吧。为什么要等？又是谁在命令自己？为什么非遵守不可呢？伊泽就快发疯了。突然，伊泽挣扎着，哭喊着，盲目地跑了起来。这时，那在伊泽耳中回荡的下落声从他头顶正上方落了下来。伊泽忘我地卧倒，声音却突然从头上消失了，寂静再次降临四周，静得就像假的一样。哎呀呀，吓唬人的。伊泽慢慢爬起来，掸掉胸前和膝盖上的土，抬起头，发现疯子的家正冒着火。什么呀，炮弹还是砸下来了嘛。他冷静得不可思议。回过神来，左右的屋子，还有眼前的公寓都燃起了火。伊泽飞奔回家，一把掀开壁橱门——其实壁橱门已经散架了，砰地倒在了地上——抱起白痴女人，披上被子就往外跑。这之后有一分钟他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快到小巷出口的时候，声响又冲着他们的头顶落了下来。他们趴下后再爬起来，发现小巷出口的香烟店也起了火，火从对面屋子的佛坛中喷了出来，跑出小巷再回头，裁缝店也烧了起来，看来伊泽的小屋多半也烧起来了。四周彻底成了一片火海，府道上也看不见几个避难的人，只有火星在四周疯狂飞舞交错着。这下完了，伊泽想。来到十字路上，就开始拥挤不堪了。所有的人都冲着一个方向去，因为那个方向离火舌最远。那里已经不是路了，而是一条由人类和行李的悲鸣交织而成的河流。你推我挤、你冲我踩地向前涌着，等下落声逼到了头顶上，河流就一下子趴在地上，不可思议地完全静止了。只有好几个男的踩在河流上跑过去，然而河流里有一大半人都带着行李和老弱妇孺，彼此呼唤，站定，想往回返，却被阻挡，被撞飞。于是火舌马上就逼到了道路的左右两侧，来到了狭窄的十字路上。整条河流涌向离火舌最远的方向，然而伊泽知道，那边没有空地也没有田地，一旦被下一批美军飞机的燃烧弹断了去路，就只有死路一条。伊泽知道，虽然另一条路两边的房屋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但过了那里就有一条小溪，顺着小溪往上走个几百米就能到达一片麦田。因为没有一个人往那条路走，所以伊泽也有些下不定决心，但伊泽下意识一看，发现前方约一百五十米处有一个男人正在往烈火上泼水。说是往烈火上泼水，样子却毫无英勇可言，只是提着水桶而已，偶尔泼泼水，恍惚地站着，走着，动作蠢笨奇怪。苦于解释男人心理的一种痴傻的样子。伊泽想，总之有一个人还能站在那里，没被烧死，我就该试试运气。运气。没错，我唯一剩下的，就只有运气了。十字路上有条排水沟，伊泽把被子浸在了排水沟里。伊泽跟女人搭着肩膀，披着被子，诀别了人群的河流。才冲着烈火狂舞的道路迈出一步，女人就发自本能地站住了，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像是要被扯回到人流涌动的那个方向。“笨蛋！”伊泽用尽全力攥紧了女人的手，把女人跌跌撞撞地拉到路上，抱紧了女人的肩膀，把女人的身体埋到自己的怀里，轻声说道：“去那边只能送死。”“死的时候，我们也要像这样两个人一起死。别怕。抱紧我。忘了火，忘了炸弹。我们两个人这辈子啊，一直都在走这条路。你只要死死盯着前方的路，抓紧我的肩膀就好。明白吧。”女人用力点了点头。这头点得很稚拙，伊泽却感动得快要发疯了。天呀，在那几段无限漫长而恐怖的时光里，在日日夜夜的轰炸下，女人第一次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愿，这是绝无仅有的回答。这份怜爱使得伊泽热血上涌。他现在抱紧的才是一个人，他为自己现在抱紧的这个人而感到无限的骄傲。两人奔跑着穿过烈火。等两人从一团团热浪下脱身而出时，虽然道路两侧还是一片燃烧着的火海，但房梁被烧塌后，火势就弱了，热浪也变小了。而且那里还有很多排水沟。伊泽用水把女人从肩到脚泼湿，再一次把被子浸在水里，重新披在身上。道路上散落着被烧焦的行李和被褥，死了两个人，看样子是四十岁左右的一对男女。两人再次搭着肩膀，奔跑在火海中。他们终于来到了小溪边上。然而小溪两侧的工厂吐着熊熊烈焰，疯狂地燃烧着，两人在此处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也不能就此止步，伊泽下意识望去，发现小溪中架着梯子，于是就让女人披上被子，爬下梯子，自己则一下子跳了下去。之前诀别的人们正三三五五地走在小溪中，女人时不时会出于本能把身体浸在水里。虽说即便是狗，在这种状况下也不得不这么干，但伊泽却出于新鲜感而睁大眼睛，一个崭新的、可爱的女人诞生了，他贪婪地看着女人浸湿身体的样子。小溪从火海中流出，开始在黑暗的怀抱中流淌。虽然天空满是火光，不可能存在真的黑暗，但伊泽却因为能活着再次见到黑暗而感到没来由的疲惫和无止境的空虚，表现出一副精神涣散的样子。伊泽心底微微松了口气，但不知怎的，又觉得这一行为有些小家子气，有些荒唐。一切都变得荒唐了。往上游走去，是一片麦田。麦田三面山丘环绕，有三万多平方米，正中央是一条从山丘中穿过的国道。山丘上的住宅烧着了，麦田边上的澡堂、工厂、寺院还有一些不知是什么的建筑都烧着了，火焰有白、红、橙、蓝，颜色和浓淡各不相同。忽然吹起了风，风声咆哮，从整片天空滴下了细微如雾般的水滴。人群还在国道上蜿蜒流动着。有几百人在麦田休息，跟国道上蜿蜒的人群一比，这点人数根本不值一提。走过麦田后，是一座长着杂木林的小山丘。山丘上的林子里几乎没有人。两人就在树林间把被子一铺，躺下了。从山丘往下望去，能看见下面田边有一户农家烧着了，几个人在泼水救火。房子背后有一口井，一个男人正在用泵吱吱呀呀汲水喝。忽然间，有二十来人，男女老少都有，从田地的四面八方冲着这口井就去了，他们拿泵吱吱呀呀汲水，轮流喝水，然后把手凑近快要烧塌的房子，围成一圈用火取暖，躲开崩塌下来的火球，把脸从浓烟处别开，聊着天。没有一个人去帮忙救火。“我困了。”女人说道。什么我累啦，我脚疼，我眼睛也疼，每念叨的三句话中就有一句我想睡觉。“睡吧。”伊泽把女人包在被子里，点了支烟。不知吸到第几支烟时，远方传来了解除警戒的声音，几名巡警在田间走着，告知人们解除警戒的消息。他们的声音同样嘶哑，不像是人的声音。蒲田警察局辖区内的人奔走相告，说矢口国民学校还没烧干净，让大家都过去。人们从田垄上站起身，下到了国道上。国道上又涌起了人流。然而，伊泽没有动。巡警也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人怎么了，受伤了？”“没有，累了，在睡觉。”“你知道矢口国民学校吧？”“嗯，我们休息一下就过去。”“勇敢点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巡警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巡警消失了踪影，杂木林里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虽说只剩下了两个人，但女人不过是一坨肉块而已。女人睡得很沉。所有的人现在都走在废墟的浓烟中。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家园。大家都在走着，甚至没想到要睡觉。现在能睡着的，只有死人和这个女人。死人不会再苏醒，而这个女人不久后就会苏醒，随着苏醒，这坨沉睡的肉块上也不可能增添任何东西。虽然很轻，但女人发出了至今伊泽未曾听过的鼾声。这鼾声像是猪的叫声。这女人本身就是头猪，伊泽想。随后他下意识捡起了小时候细小的回忆碎片。一个孩子王命令十几个小孩追小猪崽，追上了，孩子王就用折叠刀切几块猪屁股的肉下来。猪既没有露出痛苦的表情，也没有发出特别的叫声，就像不知道自己的屁股肉被切掉了似的，只顾四处逃命。伊泽想着美军登陆了，重型炮弹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混凝土建造的大厦被炸飞，美军飞机从头顶俯冲下来，自己和女人在美军飞机的机枪扫射下，在尘土和崩塌的大厦和窟窿间连滚带爬地逃命。在坍塌的大厦背后，女人被一个男人摁着，男人把女人按倒在地上，沉浸在肉体的行为之中，同时吃着从女人屁股上撕扯下来的肉。女人屁股上的肉越来越少，但女人脑子里只有肉欲而已。黎明将近，天开始冷了，尽管伊泽披着冬天的外套，也穿了毛衣，但还是难耐寒气。下方麦田周围仍是烈火燃就的荒原。伊泽想去那边取个暖，又怕女人醒来麻烦，就没能行动。不知为何，伊泽觉得难以忍受女人的苏醒。伊泽也有想过趁着女人熟睡，把女人丢在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吴三桂

亲王典兵制度，但他也隐约感觉韩建的动机极其可疑，可是一时间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应对，于是只得将韩建召进宫，想从中调解一下。可是韩建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进宫，无奈之下李晔让诸王前往韩建的府邸亲自解释明白，但却被韩建拒之门外。事实上此时的韩建早已经计划好，在拒见诸王的同时，他再次为皇帝李晔送去奏文，在这篇奏文中，韩建终于向皇帝陛下吐露了真实的想法：“诸王忽然来到我的住处，我事先没有思想准备，担心他们发动叛乱，臣经过认真的思考，觉得还是不与诸王见面为好，诸王应该自闭嫌疑，不可轻举妄动。如果陛下具有友爱之心，请依据祖宗旧制，让诸王重新回到十六王宅，为他们选个好老师，教以诗书礼仪，不要让他们典兵干政。另外，也希望陛下能够下令解散那些由乌合之众组成的禁军，以此来光大皇家的威严。”韩建德的奏文显然是在逼宫，但他明白以皇帝李晔的性格，是不会轻易解散禁军、取消亲王典兵制度的。于是在奏文刚刚送上去，还没等皇帝李晔有任何反应，韩建便带领精兵将李晔的行宫团团包围，以武力胁迫李晔同意取消亲王典兵制度。李晔看到一场兵变即将到来，被逼无奈之下只得同意韩建的要求，当天就下令诸王统领的军士全都回归故里，诸王回归十六王宅，其武器装备全部由韩建接管。剥夺了诸王的兵权后，韩建并未善罢甘休，他知道要彻底解除属于皇帝李晔的军队，解除诸王的兵权只是第一步，解散安圣、捧宸、保宁、宣化四军是他的下一个目的，所以接下来他开始实施第二步措施。韩建继续上疏皇帝李晔，再次透露自己的想法：“陛下如果能够选贤任能，就足以澄清天下的祸乱，何必另置四军？这样给人的感觉是陛下对军队有亲疏之分，背离了无偏无党之道，况且四军所招募的都是些市井无赖及奸险刁蛮之徒，太平时期尚且想发动变乱，遇到危难时必不为用，让这些人整天张弓持刀地守在您的身边，臣很不放心，因此臣请求解散四军。”皇帝李晔至此终于明白了韩建德的意图所在，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韩建德奏疏虽然言辞谦和，但李晔明白这是先礼后兵，如果不同意韩建德请求，接下来他定会再次以武力相逼。于是他勉强同意了韩建德的请求，将重新组建的四军两万多士兵全部遣归故里。至此，李晔辛苦组建的四军转眼之间化为乌有。值得一提的是，捧日都头李筠在几次动乱中始终保护保护皇帝李晔，特别是承天门之乱的时候，如果没有李筠的护卫，李晔很可能已成为李茂贞的阶下囚，而且此后一路护送李晔至石门，堪称其功居首。可是韩建认为，李筠如此能干，是自己的心头大患，于是请求皇帝李晔将其处斩。最终李筠在华州大云桥被斩。韩建只用了两封奏疏就成功剥夺了诸王的兵权以及解散了四军，这让他感觉皇帝陛下已经牢牢被掌控在自己手里。不过，虽然诸王的兵权已经被解除，而且四军也已经不复存在，但诸王只要存在一天，韩建也不得安宁，因为谁能保证他们将来哪一天不会协助皇帝李晔东山再起，因此他下定决心必将诸王置之死地而后快。事实上韩建并不惧怕已经没有兵权的诸王，他唯一惧怕的是李克用插手此事。因为当时延王李戒丕前往晋阳向李克用求援，如果自己贸然出手，身在晋阳的李戒丕一定会让李克用出手相救，所以韩建没有轻举妄动，等到八月李戒丕回到华州后，韩建知道李克用自顾不暇，无力发兵顾及皇帝李晔，因此决定实施自己的第三步计划。和先前的两次上疏一样，韩建这次依旧想用上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在第三封奏疏中这样写道：“自陛下即位以来，与邻近的藩镇关系不断恶化，都是因为实行了亲王典兵制度，因此凶暴之徒趁机作乱，致使陛下一再流亡。先前臣奏请革除诸王兵权，其实就是担心发生不测，最近臣又听说延王、覃王等人还想谋反，希望陛下尽快下定决心将他们除掉，臣这是为了大唐社稷着想。”韩建本以为李晔这次还会像前两次一样，被迫同意自己的请求。但让他想不到的是，皇帝李晔是有自己的底线的，让他亲手除掉自己的兄弟，这样的事情他是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他严词拒绝了韩建的请求。不过皇帝李晔的拒绝，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韩建采取武力措施解决。几天后，韩建和枢密使刘季述矫称奉诏令发兵包围十六王宅。当时正值清晨，诸王尚未起床，闻讯后每个人都披头散发，惊慌失措地向四处逃跑，有的人爬到墙头，有的人登上屋顶，并大声呼喊，请求来人救命。不过他们的呼喊声并没有奏效，韩建带着士兵闯进宅邸后，将通王、沂王、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覃王、延王、丹王共计十个亲王一起挟持到城西的石隄谷，将他们冠以谋反的罪名全部杀死。当皇帝李晔得知消息后，他顿时震惊了，诸王是他的兄弟，如今惨死在自称“臣子”的藩镇手上，这不能不让李晔为之痛心。但李晔也没有失去理智，他明白现在不是对韩建问罪的时候，此时他必须强忍悲痛，想尽办法尽快摆脱韩建德控制，回到京城长安再作打算。为此，光化元年（898年）新年刚过，李晔为了尽快回到京城长安，以及尽早解除关中地区的战乱，下罪己诏反思自己的过错，解散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恢复李茂贞的官爵。李茂贞此时正与蜀中的王建交战，在看到皇帝李晔妥协，自己暂时无暇东顾的情况下，也做出了让步，表示愿意改过，与韩建共同拥戴皇帝李晔。当李茂贞听说朱全忠已经吞并徐兖地区，正在加紧营建东都洛阳，准备奉迎皇帝陛下前往洛阳的时候，他们因担心失去皇帝李晔这块招牌，于是急忙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重建京城长安的宫殿，然后护送其回京。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同时也为了对抗强大的朱全忠，李茂贞和韩建结成了联盟。考虑到自己实力尚且弱小，他们又极力拉拢李克用，声称皇帝陛下已经流亡在外很长时间，作为臣子的互相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共同辅佐王室，使皇帝陛下早日回京，并请求李克用派河东的能工巧匠协助修筑宫城，而李克用的头号劲敌便是朱全忠，所以他答应了李茂贞和韩建的请求。李茂贞和韩建因为朱全忠的存在，而极力促成皇帝李晔回京事宜，这对于李晔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所以他立刻诏令韩建为修宫阙使，全面主持重修长安宫城事宜，韩建派其部将蔡敬思负责具体的修缮工作。当时长安城因为屡遭战火，特别是李茂贞攻占长安后，破坏更为严重，宫城连同市井焚烧殆尽，经过韩建等人将近八个月的紧张维修，皇宫内院修缮完毕，而且韩建亲自主持验收工作。随着李茂贞的归顺，关中地区总算安定下来。光化元年（898年）八月，皇帝李晔结束了两年的流亡生活，自华州启程，于八月二十五日回到京城长安。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皇帝李晔无疑是兴奋的，在他看来自己再一次获得了重整朝纲的机会。不过，他一定想不到，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荆棘坎坷之路。第十章身陷囹圄权臣专政皇帝李晔自华州返回长安后，藩镇们更是不将他放在眼中，朝廷政令不通，威信进一步下降。而且在朝廷内部宦官依然嚣张跋扈，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执掌大权，目无法纪，专权乱政，皇帝李晔时刻想剪除骄横的宦官，可是当时朝中大臣几乎都依附宦官，并无可用之人，李晔选来选去只得选中了崔胤。李晔之所以选中崔胤，是因为崔胤与宦官素有积怨，而且这种积怨早在他的父辈时代就已经形成。崔胤是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宰相崔慎由之子，文宗李昂在位时期，崔慎由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崔慎由在宫中值夜班，将近午夜时分，一个宦官将他召进秘书殿。此时宦官仇士良正坐在堂上等待崔慎由的到来，见到崔慎由后，仇士良告诉他皇帝陛下身体长期不好，而且自即位以来政令不行，皇太后有意册立新君，崔慎由身为翰林学士，这个诏书应由他起草。崔慎由当时听完后大吃一惊，表示自己宗族将近三百人绝不做这种灭族之事，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仇士良见崔慎由严词拒绝，沉默良久后打开后门将其带到小殿，只见文宗李昂身处其中，仇士良当着李昂的面细数其过失，而李昂却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仇士良手指李昂对他说，如果不是崔学士拒绝起草诏书，陛下就不能坐在这里了，然后将崔慎由送出殿外，并叮嘱他千万不要泄露此事，否则其宗族都要受到牵连。崔慎由将此事的详细经过记录下来，始终藏在枕下，从来没对外人说过。后来临终时，将记录本交给了崔胤，才使得崔胤了解了宦官们到底有多么嚣张跋扈，自此之后，崔胤十分痛恨宦官。崔胤虽然外表庄重，但内心却诡计多端，皇帝李晔虽然讨厌其为人，但为了除掉宦官又不能不暂时利用，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皇帝李晔和崔胤每天密谋如何除掉宦官。虽然两个人是密谋，但宦官们对此却一清二楚，因此以崔胤为首的南衙和与宦官为首的北司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崔胤外有朱全忠作为靠山，在朝廷内始终趾高气扬，而宦官们也是外结藩镇对崔胤针锋相对。为此，时任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王抟因担心这样会导致宦官作乱，便上疏皇帝李晔，认为作为人君应该识大体、顾大局，做到无偏无私。宦官专权由来已久，其势力已经形成，想一下子加以剪除是不可能的，应该采取因势利导之策，用正常的手段将其除掉，而不是和宰臣简单的商量去除宦官之事，这样会让宦官们生出祸乱。应该说，王抟的话很合乎实际情况，也很有针对性，但崔胤一向与王抟不和，而且先前崔胤被罢相，他也是怀疑是王抟在背后搞鬼，因此记恨在心。这次王抟的上疏让崔胤找到了搞倒王抟的机会，于是他向皇帝李晔进谗，说王抟是奸恶之人，已经被宦官宋道弼等人收买，成为了宦官的内应。不过，皇帝李晔虽然抵触王抟的上疏，但他也知道崔胤的为人，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事实上，崔胤积极协助皇帝李晔铲除宦官，除了他憎恨宦官之外，还因为他想独揽朝廷大权，而且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后台做保证，崔胤可谓是有恃无恐。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专权，可同时又忌惮藩镇的嚣张跋扈，更担心朝政被藩镇把控，因此在看到崔胤和朱全忠走得越来越近时，便决定将其清理出朝廷。光化三年（900年）二月，李晔下诏任命崔胤为清海节度使出镇广州。崔胤明白皇帝陛下这是将自己排挤出朝廷，他实在不想出京，可是作为臣子又不能抗旨，因此他再一次向朱全忠求援。在离京前崔胤写信给朱全忠，称自己是受到了王抟的排挤才被皇帝陛下逐出朝廷，希望朱全忠能够为他主持公道。朱全忠得知自己在朝廷的代理人遇到了麻烦，于是立即上疏皇帝李晔，公然表态说崔胤绝不能离开京城，而且王抟与宦官相互勾结，将会对大唐的江山社稷产生威胁，要求罢免王抟以及宋道弼、景务修。朱全忠的奏疏是一封接着一封地送到皇帝李晔的龙书案上，一方面是表明自己态度坚决；另一方面也是为皇帝李晔施加巨大的压力。朱全忠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藩镇，有着可以征服任何一地的实力，皇帝李晔面对韩建、李茂贞这样实力相对弱小的藩镇尚且忍气吞声，更何况是强大的朱全忠。因此，李晔思虑再三，为了避免关中地区在生战乱，他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召已经在半路上的崔胤重新回京。六月十一日，崔胤重新回到京城后，被皇帝李晔再次起用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同时罢免王抟的宰相职务，以宋道弼为荆南监军、景务修为青州监军。次日又下诏将王抟贬为溪州刺史，后来又贬为崖州司户；改诏将宋道弼流放欢州、景务修流放爱州。十三日下诏令三个人自尽，王抟最终死在了蓝田驿，宋、景二人则死在了灞桥驿，崔胤由此实现了独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崔胤仰仗朱全忠，在朝廷中大权独揽，逐渐形成飞扬跋扈之势，宦官们虽然失去权势，但却不敢与之相争。可是崔胤却仍不满足，因为从职位角度来讲，他还不是名义上的首席宰相，当时位于崔胤之上的是时任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徐彦若，崔胤为了成为首席宰相，千方百计地想将徐彦若排挤掉。徐彦若也很识时务，主动向皇帝李晔提出要到外地担任节度使的请求。当时地方藩镇基本上已经不听朝廷诏令，只有薛王李知柔控制的广州地区依然听命于朝廷，所以皇帝李晔下诏以徐彦若为同平章事，出任青海节度使。挤走了徐彦若之后，崔胤并未善罢甘休，不久，在他的运作下，另一位宰相崔远也被罢免职务。此时的皇帝李晔处境极为艰难，对于强大的藩镇他已经是一筹莫展，且要处处仰起鼻息，而朝廷内宦官专权已使其无计可施，现在崔胤又依靠强大的朱全忠开始独断专行。面对外有强藩、内有权臣的局面，李晔逐渐感觉自己有些无能为力，曾经的雄心壮志开始一点点地泯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地变成一个情绪暴躁之人，难以听进大臣的劝谏。例如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痛陈时弊，说国家现在有五危、二乱之难，从前汉文帝即位不久，就明习国家事务，可是陛下登基已经十几年了，却还没有掌握驭臣之道。想当年太宗贞观时期，天下安定，四夷顺服，而现在国家的疆域在一点点地缩小，臣真的担心朝廷社稷会被奸臣把持，最终被贼臣所有。张道古的奏疏虽然说得句句在理，但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导致皇帝李晔看罢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将张道古贬为施州司户。事实上李晔未必不认为张道古说得有道理，只是这封奏疏直接揭开了李晔内心深处的伤疤，让身为九五之尊的李晔颜面尽失，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李晔已经不愿意再直面国家的各种矛盾以及弊政。张道古的上疏不仅没有带来积极效应，反而因为言辞过于激烈，触痛了李晔灵魂深处的痛楚，让李晔在此后的日子里更加意志消沉。为了排泄心中的苦闷，他整日借酒消愁，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而且喜怒无常，时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擅杀宫人，弄得宫中上下人人自危。李晔心理状态的变化，使朝廷内的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表现，崔胤因为有着强大的靠山而完全不在乎，更何况朝政还需要他这个首席宰相去处理。而那些地位卑微的宫人只能是看着皇帝陛下的脸色行事，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但是先前被削弱的宦官势力，内心却是想法多多，在他们看来，皇帝李晔已经将宦官视为眼中钉，而且朝廷大事都与宰相商议，早晚有一天自己会被皇帝除掉。所以他们想以皇帝李晔意志消沉不理朝政为由，逼迫李晔退位为太上皇，让太子李裕即位。最关键的是，皇帝李晔虽然先前将把持朝廷大权的宋道弼、景务修除掉，但宦官势力中把持左、右神策军军权的人还依然存在，所以军队将是他们实现自己计划的依靠所在。宫廷政变皇帝李晔虽然先前打击过宦官，但左、右神策军依旧掌握在宦官手中。当时担任左军中尉的刘季述、右军中尉的王仲先以及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等宦官头目，一直密谋逼迫皇帝李晔退位，要将太子李裕扶上皇位，进而达到通过拥立之功重新纵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五日，皇帝李晔带着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皇宫北部禁苑打猎。由于当天捕获了很多猎物，所以傍晚时分，李晔命手下人在禁苑里摆上酒席品尝自己捕获的猎物，君臣一直狂饮到午夜，而后李晔醉醺醺地回到后宫。酒后的李晔心情更加烦闷，为了发泄怨气，他挥剑砍杀了几个宫女和宦官，随后便脱衣睡下。此时的李晔一定想不到，就是他的这个冲动之举，为他带来了一场祸事。次日，已到日上三竿之时，皇帝李晔因为昨日喝得头昏脑涨还未起床，宫门也紧闭未开。刘季述等人见此情形，知道机会已然来临，便前往中书省对崔胤说，鉴于宫门紧闭，担心宫中发生大事，自己作为内臣，有权处理宫内事务，所以想要带兵前往后宫查看。面对刘季述等人的要求，崔胤也是一时拿不定主意。按照规定，刘季述的做法不妥，但近日来往于宫中的闲杂人员很多，例如

始猛烈地攻城。太原城虽然城墙高大，但在和攻城的叛军交锋时，城墙难免会出现破损，这个时候那数万个土坯起了关键作用，哪里有损坏的地方，李光弼让人立即用土坯堵上，由于土坯结实耐用并且运送方便，叛军虽然进攻猛烈，但太原城依然稳如磐石，十万叛军围攻太原城足足将近一个月，但就是破不了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那“三板斧”的气势开始削弱，双方陷入了拉锯战中。李光弼明白，太原之围虽然暂缓，但叛军已经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自己手中这点人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时间长了太原城早晚会被叛军所攻占。可是目前又无法指望外部增援，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利用目前掌握的资源，使其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来尽可能地逼退叛军。在所有的资源中，李光弼最为看重的还是“人”，为此他在军中张榜招贤，哪怕只会雕虫小技的也被选中做自己的参谋，然后根据他们的能力予以适当的使用。在这些人中有擅长制造投石机的，每发射一次巨石能击毙二十多个叛军，攻城的叛军被巨石击中而死伤的达到十之二三。不过在这些人中，对李光弼帮助最大的还是三个擅长铸钱的工匠，当然李光弼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铸钱本领，而是因为这三个人除了铸钱之外，还擅长挖掘地道。随着这三个工匠的出现，随着李光弼的灵光一现，中国战争史上一种全新的战法出现了，名曰——地道战！史思明看到太原城屡攻不克，而李光弼更是死守不出战，无奈之下他只能派人使出了老的不能再老的方法——骂战，试图激怒李光弼出城与自己决战。面对史思明的挑衅，李光弼让士兵们协助三个擅长挖地道的工匠，将地道一直挖到城外，那些在城下辱骂挑衅的叛军士兵，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忽然被脚下伸出的一双手应硬生生地拖进了地底，叛军中所有人全都傻了眼，很快他们就看到太原城头上那些人被斩首示众。于是，叛军之中开始流传唐军中出现“土行孙”的传闻，许多人走路时全都盯着脚下，唯恐被伸出的双手拽进地底，渐渐地搞得人心惶惶。当史思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在他二十多年的征战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打法，所以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但史思明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尽快攻克太原城，否则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在第一波猛攻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史思明下令掀起第二波攻势，这次他甚至让人制造出了一种叫“飞楼”的攻城器械，然后蒙上木幔，修筑土山，试图居高临下攻城。史思明虽然准备充分，但李光弼似乎并不为所动，就在史思明开始修筑土山的同时，李光弼干脆让三个工匠带领士兵挖一条直通史思明土山工程的地道，结果是史思明的土山工程竣工之日，也是这个工程的崩塌之时。据史料记载，当时死于崩塌者将近万人，最关键的是由于李光弼的地道战法作战隐蔽，史思明完全找不到唐军的影子，这让他十分郁闷。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史思明有些黔驴技穷，只好下令将围城部队后撤几十里，以减轻在军中逐渐蔓延的恐慌心里。从开始的猛烈围攻到现在叛军的后撤，李光弼的地道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对李光弼的足智多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李光弼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知道太原之围如果不彻底解除，叛军虽然后撤，但时间长了还是难以长久坚持。李光弼的地道战虽然让叛军恐慌至极，但并没有产生致命的一击。如何能在地道战的基础上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或者是利用地道战创造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这是摆在李光弼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名将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名将，除了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在战局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看似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中，寻找出有效的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直至最后的胜利。李光弼就是这样的人。在李光弼看来，地道战已经发挥了作用，接下来是要利用“地道”这个出其不意的通道，来实现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此他想到了诈降。李光弼的计划是：继续将地道向前挖至叛军后撤之后驻扎的营地地底，在上面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从表面看上去和普通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以木支撑作为陷坑，派几千人出城诈降吸引叛军的注意力，而城中则埋伏准备出击的几千士兵，利用叛军准备受降的机会，让敌人纷纷陷落坑中，然后利用叛军营地大乱的机会，迅速出击一举击垮叛军。当李光弼实施这个计划时，史思明看到李光弼这段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他并没有进攻太原，而是在中军大帐仔细思考先前的失败原因，以及未来攻克太原的方法，他距离蔡希德所率的前军还有几里的距离，所以前军准备接受投降的事情，史思明并不清楚。直到史思明得到前军校尉的急报，说前军大部分士兵纷纷陷落坑中，李光弼率领人马已经杀出太原城时，史思明才知道原来李光弼为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由于李光弼突袭的速度实在过快，等到他想组织反击时，前军和中军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蔡希德所率的前军基本上已经失去抵抗力量，所以史思明已经没有时间再采取任何应对之策。他目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撤退。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七日，在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天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李光弼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这期间李光弼只在太原城内东南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帐幕稍事休息，如果有紧急情况他马上赶去处理，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一直等到彻底打败叛军后的第三天，将各项公务处理完毕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说除了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之外，李光弼的人格魅力也是太原能够坚守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原保卫战可以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李光弼及太原军民的壮举，是中国古代城邑守卫战中“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李光弼以就地组建的劣势兵力守城，采取加固城防、顽强坚守、创造新型战法和不断寻找战机出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策略，不仅使十万叛军始终无法攻破太原，最终更给予叛军歼灭性的打击，前后共击毙叛军六万人，扼守住了河东通往朔方、河西、陇右的通道，有效掩护了李亨身在的朔方战略基地。由于太原一战实在太过重要，当李亨得知李光弼的胜利后，他亲自下诏褒奖，以示荣宠，进封李光弼为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就在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同时，另一位名将郭子仪利用李光弼牵制十万叛军的机会，从洛交出发，一路攻取了冯翊（今陕西大荔），继之挥师向东，直逼河东。二月二十一日，郭子仪率兵渡河进至河东城下，河东司户韩雯打开城门投降，叛将崔乾佑连夜奔逃到马邑（今山西运城西北）。但马邑守军已经归顺唐廷，崔乾佑没能入城，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一路向北逃窜，河东地区就此收复。如果说李光弼坚守太原是为守住通往朔方的要道，那郭子仪进兵河东则是为了清除攻取两京道路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截断身在长安的叛军退路。平定河东后郭子仪并没有停止脚步，立即让儿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柞率兵南渡黄河攻取潼关。由于当时叛军疏于防守，唐军破关斩将，重新夺回潼关，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听到潼关失守后，立即重兵增援潼关，使得郭旰等人大败而回，潼关再次落入叛军之手。不过从整体的战局来看，唐军当时虽然还没完全掌握主动，但因为没有丢掉太原和郭子仪不失时机地收复河东，使得唐军不再像最初那样被动，至少和叛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甚至大有反攻之势。就在李亨厉兵秣马，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全线反攻，以光复两京时，占据洛阳的安禄山，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场内讧中，元凶安禄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第四章光复两京元凶授首自从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最初站在范阳城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从自封皇帝到延迟进攻长安，安禄山似乎有些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客观结果上也给唐朝政府以喘息的机会。李亨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得以在压力不那么大的情况下，积极重整兵力试图反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实上安禄山并不是没有进取心，迟迟不进兵长安，反而在洛阳做起了“临时皇帝”，是因为他占领洛阳后，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安禄山早年患有眼疾，自从起兵以来，由于日夜操劳加上精神紧张，使得他的眼疾越来越严重，视力亦随之大幅减退，进入洛阳后加上纵情声色过度，使得他在进入至德二年（757年）以后，双目逐渐失明。安禄山本就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无奈因眼疾失明使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不久他又患上了痈疽，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这让他更加凶狠暴躁，左右侍从稍不如意，就立即被他辱骂鞭打，甚至被无故残杀，致使人人自危忧惧不安。由于身体的原因，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逐渐怠于政事，手下的将领很难见其一面，所有的军国大事悉数委托给他最为信任的谋士严庄。严庄本是范阳一介书生，后来安禄山招募有才之士充当自己的谋士，严庄应征前往，由于才学俱佳，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安禄山起兵之前，严庄是力主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而且出了不少好计策。安禄山称帝后加封严庄为宰相，不过严庄虽然深得安禄山的信任，但由于安禄山生病后变得异常暴躁，所以严庄有时也逃不过一顿皮肉之苦，长此以往不仅使严庄与安禄山开始离心离德，而且也让严庄产生怨恨之心，甚至产生杀死安禄山的想法。很快，严庄找到了机会。安禄山有个小妾段氏看到安禄山病魔缠身恐有不测，遂想趁安禄山活着的时候，立亲生儿子安庆恩为太子，以图日后把持朝政。安禄山为了讨段氏的欢心，欣然同意了段氏的请求，可问题的关键是安庆恩此时尚且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这让安禄山的另一个儿子安庆绪大为不满。安庆绪是安禄山的次子，当时已过而立之年，被封为晋王，跟随安禄山起兵反唐一路南下，立有诸多战功，是安禄山所有儿子中最为能干的一个，也是安禄山手下的重要将领和得力助手，他继承了安禄山身上的特质，但却是个比他老爸更加心狠手辣的主儿。安禄山决定立安庆恩为太子，让安庆绪不满之下又生出一种恐惧之情，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取而代之，甚至坐以待毙，而且对手尚且是一个婴儿，安庆绪实在不明白老爸安禄山的脑子里到底少了哪根筋。安禄山的决定让他和安庆绪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当时其内部是“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也就是说看似风平浪静之间，实则蕴含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切当然全被精明的严庄看在眼里。所以，严庄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泄私愤，怂恿安庆绪莫失良机除掉自己的父亲，自己取而代之。当然严庄之所以有把握这么做，正是看重了安庆绪是个狼子野心的主儿，为了得到权力，他可以将自己的老爸杀掉。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严庄的预判十分精准。虽然最初安庆绪有些犹豫不决，但在严庄那“大义灭亲之举”等慷概激昂言辞的忽悠下，安庆绪最终下定决心干这桩不成功则成仁的买卖。决心已经下定，接下来则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当时安庆绪和严庄一致认为由他们亲自动手不是上策，应该找一个安禄山身边的人充当杀手，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安禄山是暴毙而亡。想来想去他们共同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禄山的贴身宦官，名叫李猪儿。李猪儿应该不是本名，但谁也不知道这位宦官本来的名字，他从十岁起就开始服侍安禄山，颇受宠信。安禄山因为腹大过膝，每次都是李猪儿用头顶住安禄山的大腹，然后帮他系衣带。或许正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在安禄山失明后性情越来越暴躁时，李猪儿是所有人当中被安禄山鞭打次数最多的人，正所谓记仇不记恩，李猪儿也成为最怨恨安禄山的人。李猪儿作为一个下等人，本来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的，杀死安禄山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直到严庄和安庆绪向李猪儿表明了态度，才燃起了李猪儿心中复仇的怒火。于是一场争权夺利的父子相残、同室操戈的政变由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开始发起。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初五子夜！在万籁俱寂之时，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各执兵器悄悄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寝宫之外。在此之前为病痛与暴躁的情绪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安禄山已经进入梦乡，而且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鼾声。把守寝宫的士兵在看到安庆绪等三人到来后，没有提防的心理，放三人进了寝宫，就这样三个人顺利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床边。安庆绪俯身仔细端详安禄山，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十分敬重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唐的时候，他简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对神的崇拜。但是今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不择手段杀掉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的生身之父，虽然此前安庆绪已经下定决心，但当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的心不禁猛烈地跳了起来，手心开始出汗。“晋王！别再看了，我们出去放风，让李猪儿赶快动手吧，如果陛下醒来麻烦可就大了！”严庄低声说道。安庆绪依旧出神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似乎并没听见严庄所说的话，直到严庄拽着他往外走，安庆绪方才回过神来。就这样安庆绪和严庄携带兵器站在安禄山的帐外以防不测，李猪儿则留在帐内充当杀手。“啊！”随着帐内的一声惨叫，安庆绪和严庄在帐外清楚地知道李猪儿已经得手，不过正待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李猪儿满身血污地跑了出来，严庄一把抓住李猪儿低声问道“怎么样？成功没有？”“成，成，成功了！不过……”李猪儿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向帐内，严庄顺势望去，只见安禄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鲜血和肠子不断从他那肥大的腹中流出，或许是因为李猪儿力道不够，或许是因为安禄山腹部实在过于肥大，以致安禄山在挨了刀后，居然没有立即死亡。“这一定是家贼所为！”安禄山不愧是曾经的一员猛将，在中刀之后疼痛难忍的情况下神志依然清醒，甚至还不断用手左右摸索，试图寻找兵器以自卫。面对此情此景，安庆绪和李猪儿已经吓得不知所措，只有严庄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快步走到安禄山的面前，抽出身上的佩刀，狠狠地向安禄山的脖颈砍去，霎时间鲜血迸出，安禄山犹如一摊软泥一般，顷刻间倒地身亡。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严庄丝毫没有慌乱，他将佩刀重新插回腰间，回头对安庆绪和李猪儿说道：“咱们赶紧在他的床下挖个深坑，将他的尸体先埋进去，然后擦干这里的血迹，后边的事情我来办。”在严庄的组织下，安庆绪和李猪儿协助严庄以最快的速度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个巨大的坑，然后用毡子包裹好安禄山的尸体，连夜掩埋在坑中，严庄尤其叮嘱内宫的人不要走漏风声，否则格杀勿论。转天清晨，朝官们依然像往常那样上朝，而严庄也像往常一样率先出来和官员们见面，不过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严庄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危。“陛下病危，已经下诏书立晋王为皇太子监国。”严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那封他昨天夜里伪造的诏书开始高声宣读起来。等他读完后一把拉过安庆绪坐上了那个宝座，然后带头跪下行礼。在严庄的妥当安排下，安庆绪就这样坐上了太子宝座，三天后又在严庄的策划下，宣布安禄山驾崩，安庆绪成为大燕第二代皇帝。面对朝臣们的庆贺，安庆绪终于长抒一口气，而严庄在君臣一片欢呼声中，也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在叛军集团内部，或许谁也想不到安禄山的死亡会是一个标志，它仿佛隐约预示着叛军终将败亡的命运，正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事实上，当李亨听到安禄山死亡的消息后，这件事的确让他信心倍增，在此不久后，他即开始将自己收复两京的计划付诸实施。再图进取几乎就在安禄山

点经济上的独立，不要太依赖丈夫。另外，她还告诉我前晚做的一场梦。“我梦到我在医院，”她说，“陷入昏迷。我的双腿刚被截肢，就快死了。我全身上下插满维持我的生命的设备，医生说我大概撑不过去，活不了多久了。这时你来看我。你请大家离开病房，然后开始跟我说话，告诉我活下去的理由。我听见你的声音，但我无法开口，无法移动。我知道我并非真的昏迷，我只是把开关关掉，不想活了。你拉起我的手，告诉我如果听见你就紧握你的手。我照做了。”“你握了我的手吗？”我问。“嗯，我握了，”她回答。卡伦倒向椅背，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这个梦让你想起什么？”我问。“11岁的时候，”她开始描述，“我得了肺炎，医生说我大概没希望了，但我一直觉得我会撑过去。我大概昏迷了两三个礼拜。”她越说越小声。我无法确定卡伦11岁时是否真的昏迷两三个星期，也许只是一段人格分离期；但此时此刻，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她记得的版本。“还有呢？”我问。卡伦想了几秒，继续说下去，“最近我常常觉得腿很痛，刚好是我梦到被截肢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痛，但我觉得我的脚应该没问题。”“你昏迷了，但你却感觉到病房里还有别人？”我问。“对，”她说，“虽然我没有意识，但我可以听见声音。”“在我听来，你的昏迷有点像遗失时间的症状，”我提出我的看法。“是啊，”她说，“我听得见，但我好像不在那里。”“所以，我把目睹你绝望、濒死的人们请出去之后，叫你要活下去；尽管你还在‘昏迷’中，你却能听见我的声音，紧握我的手？”“嗯。”我想用“她紧握我的手”这个意念为本次治疗划下句点，因为这是最能强烈象征她和我的连结，象征我要她活下去的景象。在这个节骨眼上，治疗卡伦的工作犹如走钢索般危险而脆弱，我想尽我所能，将我们之间的所有正面情绪一点一滴集合起来，织成更坚固的保护网，以免轻易遭人撕裂——这张网不仅要抵抗那些破坏她人生的人，还得对抗隐藏在卡伦自己体内的残暴力量。第一部苟且偷生第8章童年梦魇“我想我大概做不到，贝尔医生，”卡伦边说边陷入座椅，动也不动，感觉相当泄气。“说说看嘛，”我说。卡伦总是对自己没信心。于是她挣扎，我等待。这是我的标准反应。“……我不是好人，”她终于吐出几个字。我没接腔，看她是否会继续说下去。“为什么这样说？”最后我还是问了。从开始到现在，我持续在每次治疗时尽可能搜寻任何可能导致她说出“我想死”这句话的想法、信念或记忆，好让我们跨过这道障碍，展开另一阶段的工作。卡伦摇头，倒是开了口。“不好的事太多了，”她停下来，“我觉得好丢脸。”“什么事让你丢脸？”我催促她。“我应该受到处罚。”“为什么？”我再次催促。卡伦看起来更痛苦了。“因为我偷窃，”她说。我很意外。因为卡伦非常害怕得不到认同，她不曾有过不诚实的举动。“偷窃？”我问。卡伦点头。点头还不足以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不说话，选择等待。“我爸逼我们偷窃。”我微微点头，暗示我已经准备好听她说——说她必须告诉我而我却不太想主动分享的故事。舞台是她的，一切由她决定。“我爸常常顺手牵羊。他偷的都是些小东西，皮夹大小的，”她顿了顿，“他总说这是‘顺手牵羊’。”她再度停下来。看得出来，一股恶心感涌上卡伦的喉头，她用力吞回去。“有时他偷糖果、口香糖或食物什么的，”她继续说，“他说，假如我们只偷10元以下的东西，就算被抓到，警察也不会逮捕我们。”她眉头深锁，“他也偷女用内裤和胸罩。”她看看我，但我不响应，让她与自我挣扎。她又继续说，“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和家人一起出门吃比萨饼。那时我儿子差不多10个月大，我爸说要帮我抱小孩，于是把孩子接过去，将他原本提在手上的尿布袋交给我。要回车上的时候，我说要把袋子里的东西拿一点出来，减轻重量，爸开始大笑。我爸把偷来的东西都放在尿布袋里了：一瓶酒、两个酒杯、四套银制餐具。他说他留小费的时候顺便付钱了。我爸总是利用出外用餐时偷东西，盐罐、胡椒罐、玻璃杯、餐具——我们家有一抽屉这些玩意儿——好像他只要进餐厅就无法空着手出来似的。他常常利用我们——我和我弟弟，不是把偷来的东西放进我们的口袋，就是指使我们去偷东西。我不想偷，可是万一我不偷，我怕他会打我，所以我只好照办。”卡伦没再说话。“偷窃在她家是家常便饭”令她极度羞愧。“你觉得自己像父亲一样，是个罪犯？”我措辞强烈，因为这似乎是卡伦真正的感觉。她点头，嘟起嘴唇，泪水缓缓从眼角流下。“你被强迫参与父亲的偷窃行为，让你觉得自己也是个小偷？”卡伦再次点头。“可是，假如你不照做，他就会打你？”我故意这样问。卡伦又点头，动作大了些，泪水汩汩奔流在脸颊上。“你该怎么办？”卡伦必须学习从成人的角度来处理这种状况。她耸耸肩，越哭越凶；我让她继续哭个几分钟，但我可以看见她努力想卸下这段沉重的记忆。“你的问题在于你很难跟父亲站在相同的角度看事情。这也是你想死的原因之一。”卡伦并未点头，但她哭得更伤心了。※※※※1993年3月，卡伦告诉我，她妈妈这阵子经常打电话来向她要钱。上礼拜她给了她一点，希望她就此罢手，但她妈妈看准了卡伦个性懦弱，反倒变本加厉起来。卡伦拨进她的语音信箱，然后把手机递给我听。每一则留言都比前一则更尖锐、更急切。卡伦，回电话给你妈。我有话要跟你说。打电话给我！我要跟你要东西！我为你做了那么多，这是你欠我的！快打给我！他妈的别这么没礼貌！你这婊子！我是你妈！快回我电话！搞什么鬼啊！你至少该回我个电话吧！这辈子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啊！打电话给我！否则我当你是死了！你这一无是处的死胖子！别再奢望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如果你帮不了我，干脆去吃屎吧！我要打电话给你心爱的贝尔医生，告诉他你是个一无是处的烂污货。我真希望你生下来就死了！见鬼去吧！我看看卡伦，她回望我，脸上挂着我现已十分熟悉的羞辱。见鬼去吧！——我的天啊！“以前我都会给她钱，希望她会喜欢我，”卡伦说，“可是，她反倒开口向我要更多。她每次都说会还我，可是从来没还过。每个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都伸手向我要钱。我没钱给他们，可是又没办法拒绝。”“你拒绝过你母亲吗？”我问。“有，所以她才会生气。”“你给她钱，”我继续问，“她就不再向你要了吗？”接受现实的时间到了。“才怪，”卡伦马上回答，“顶多停个几天而已。”“给她钱，”我继续逼她，“她就会喜欢你吗？”这次卡伦想了一下。“或许吧……”她说，但她明白这不是真的。承认现实很痛苦。“不会，”她说。我等了一下才开口。“如果你给她钱，但她却没有多喜欢你一点，你心里有什么感觉？”我问。“我会伤害自己，”她轻轻地说。“所以你该怎么做？”她望着我，没什么把握。“我无能为力。”“这就是你一直以来的想法，”我说，“你可以说‘不’呀。”“她不会放弃的，”卡伦认命地说。“她必须放弃。”“她不会的。”“现在你是成年人了，”我说。我无法说服卡伦，因为这种情况已持续太久、太久了。现在我必须放手。你可以让病人面对现实，但你无法逼他们相信。卡伦必须自己想通这一点。※※※※卡伦开始拖欠治疗费。如果我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对她造成何种影响：她母亲和我都向她要钱。这是我的困境。假如我一开始即经常提醒她按时缴钱，我在她眼里可能跟她母亲一样，不断向她讨钱。假如我不说，欠款越积越多，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非提不可了。可是到那个时候，我要求的金额一定大于她能负担的数目，这一点也跟她母亲一样。当然，这种状况不是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更有技巧性的“心理分析式”的解决办法，但这偏偏不是我的强项。因此，在当个啰唆鬼与放任使其失控之间的某一天，在卡伦抱怨她母亲常常向她要钱之后又过了好几次治疗，我终于提起这件事。“你的费用好像有几次没缴……”我把这3个月的账单交给她，顺便提起。卡伦脸色一阵苍白，顿时哭了起来。“我把钱给我妈了。我一直都在帮朋友付钱，”她说，“我妈老是说我欠她，现在我也开始欠你了……”“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拖欠造成的结果，”我试着保持语气平稳，尽可能不泄露我的不满——她怎么可以把该付我的钱拿给别人？“这可能会让你觉得我跟你母亲没什么两样。”卡伦想了一会儿，我继续说道，“但这也会让我觉得——因为你母亲拿了你的钱，等于你母亲拿了我的钱。我们都不喜欢这种状况，但我们俩都无能为力。”卡伦看着我，几乎露出微笑；与其让她以为“我比她母亲好不到哪儿去”，倒不如让她感觉“我们俩在同一艘船上”。但她再次陷入哀伤。“对你来说，这只是工作，”她说，“如此而已。”当然，她的意思是我根本不关心她，我只要钱。“这不只是工作，”我说，“而是非常特别的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愿意相信我。她思索了几分钟，仍不怎么买账。于是我们只好继续与金钱周旋搏斗。※※※※有件事很重要：卡伦开始懂得保护自己。即使她并未彻底远离对方，她已知道要避开虐待她的人。有时她觉得自己像个处于挨打状态的拳击手，场上也没有裁判，无法阻止比赛，但她仍寻找任何能保护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小方法。为了应付她母亲，卡伦开始过滤电话；若她母亲的留言颇为恶毒，她会在听完前直接删除。她开始学会找借口：比方说，若母亲要求她开车送她去某个地方，她会说她得去孩子的学校一趟。至于她丈夫，她会在丈夫下班回家开始喝酒直至醉倒这段时间，安排带孩子们外出活动。卡伦在这方面仍是新手，因此她的计划并非每次都成功。面对施暴者时，她经常无法跳脱“屈服或死亡”的孩子心态。假如施暴者的虐待越来越难以忍受，但她又无法继续屈从，她会渴望结束自己的生命。卡伦几乎不知道该怎么用成年人的方式——例如坚持立场、划定界线或置之不理——应付向她施暴的父母或丈夫；对卡伦而言，这些选项并非真实存在，她认为这些成年人的处理方式已完全超出她的能力范围。然而，尽管卡伦承受如此残忍的暴力，她仍逐渐坚强。等她越来越信任我，必定也会对我吐露更多心事。※※※※1993年9月，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全身都在发抖。入秋的第一道寒流笼罩在她身上。“我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不太愿意聊这件事。“你可以再多解释一下吗？”我问。“昨晚我进了诊所，至少我认为我去过。我不记得做了哪些检查，但我找到一些药——阴道栓剂之类的。我试着按包装上的说明操作，双手却开始颤抖；我觉得惊恐又恶心。我把一枚栓剂放进身体里，然后又立刻扔掉它。我不知道我为何有这种举动。”“这让你想起什么了吗？”我问。“它让我觉得我被父母亲伤害了……我想告诉你，但我说不出口。”她陷入沉默，躲进了自己的内心深处。“你认为你能对着录音机说，把它录下来吗？”我想找个方法，让卡伦把必须告诉我的话说出来。我们实在没多少时间在办公室空等了。“我想应该可以。”※※※※隔周，卡伦带了一盒微型卡式录音带给我。我带回家，在晚餐后拿上楼听。录音带中，叙述得支离破碎，所述内容如下：卡伦的父亲马丁——某机械加工车间的工头——走到哈里工作的压模机旁，“他妈的谁叫你弄这个？”马丁大吼，声音压过机器噪音，“这玩意儿他妈的下礼拜才要用！妈的，哈里，你搞得让我很后悔雇用你！”“对不起，马丁，模是斯坦开的，他叫我接手往下做，”哈里说。其实马丁早已知情，因为他们早上开会讨论过了。“他妈的，你应该先问清楚啊！好吧，反正你已经开始了，就继续完成吧。”“我很抱歉，马丁。拜托，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不会再犯了。”“喂，哈里，你知道没有人会雇用像你这种被军队踢出来的酒鬼吧？要不是我，你早就去当乞丐了。现在你有份好工作，你可是欠我人情啊！一份很大的人情。”哈里垂下头，“对不起，马丁，请你不要生气。”“噢，干吗这样子，你也没这么差啦。晚上要不要来我家？我们有聚会，每次都玩得很开心。”“噢……好啊，老天，谢了马丁。你真的不生气了？”“没的事。晚上记得过来。顺便带点啤酒。”哈里大约在晚上8：30抵达。走进屋里时，他听见笑声和女人的尖叫声。客厅没开灯，投影机呼呼转动，影像闪烁不定。屏幕上，有个女人被男人从后面压着。哈里看到马丁坐在那盯着屏幕看。客厅里还有另外两对男女。其中一个女的裸着胸。“哈里！快进来，过来坐。”马丁一手拿啤酒，空着的另一只手拍拍他身旁的空位。哈里看着正前方的屏幕，眼睛睁得老大。他在马丁身边坐下，视线仍骨碌碌绕着房间打转，最后停留在那个裸胸女人身上。“要不要来一点？”马丁问道。哈里看着马丁，神情诧异而犹豫。“我弄了特别的东西要给你，哈里，不过你得付钱才行。”今天是礼拜五，马丁知道哈里下班一定会领到薪水支票。哈里打开啤酒，盯着屏幕，但他的视线仍不时溜向房间对面，偷瞄那个被两个男人把玩的女人。另一个女人坐在其中一名男人旁边，一脸乏味，看来正在生闷气。这时，这个男人一手伸向裸胸女人的裤头，一手放在生气女人的腿上。“不要碰我！”她说。男人继续揉捏她的大腿。女人仍在生气，却任由他摸她。她拿起啤酒喝了一口。哈里饥渴地望着房间另一头的这两对男女，这一切都让马丁看在眼里。“哈里，给我50块钱，我帮你找女人，”马丁凑在哈里的耳边说。“噢，我不知道……”“你他妈的同性恋啊？哈里，你不喜欢女孩儿吗？”“好啦，马丁。”哈里再次朝那同时被两个男人伺候的女人瞄了一眼，伸手摸皮夹子。他想，跟她玩玩应该也不错。“跟我来。”马丁带头往走廊走去。哈里跟着他，回头看看那女人——她把手伸进其中一名男人的裤子里。马丁带哈里来到他的卧室。“在这儿等着，”马丁说。哈里坐在床上，等客厅那女人跟男人们分开。卡伦跟两个弟弟睡在隔壁小房间的双人床上。她11岁。马丁推开通往儿童房的塑料折叠拉门，推推卡伦的肩膀。卡伦惊醒。“起来！”马丁猛拉卡伦的手臂，将她拽进他房间。哈里抬头，看见小女孩，他吓了一跳。他看看马丁，从后者的表情看来，他才明白自己原来是付钱玩马丁的女儿。“把衣服脱掉，”马丁命令卡伦。卡伦吓坏了，迅速脱掉睡衣。“嗯，马丁，我想还是算了……”哈里开口。“你付了钱，”马丁说，“我可不要同性恋在我手下工作。”哈里十分惧怕马丁。他看看卡伦。“摸她啊，她喜欢的，”马丁说。哈里颤抖而迷惑，仍怯生生地探出手，抚摸卡伦的大腿……我又继续听了2分钟左右，然后关掉录音机，倒在椅子上，我的心脏怦怦跳得飞快，觉得恶心不舒服。这段故事由一些断断续续的影像、想法和记忆中的感受拼凑而成，但很难想象这种故事竟然会在真实生活中上演。卡伦有这种父母、这种榜样，对她会造成何种伤害？她被迫参与父母肮脏卑鄙的生活，这样的她又怎么可能懂得尊重自己？难怪她想死。她能撑过这一切已经不可思议了。妻子在照顾孩子上床睡觉。我想去帮她，想过我正常的生活，想看见孩子们洗澡玩水尖叫嬉闹的笑脸，想让自己脱离这些恐怖故事。我应该放下录音机，改天再听卡伦剩下的故事，但另一部分的我却强迫自己继续听下去。后者赢了。卡伦12岁那年的夏天。穿着短裤和T恤的她准备出去玩，从客厅进入厨房。她父母坐在餐桌旁吵架。“我在这里得不到半点尊重。我得不到妻子对丈夫应

页。例如，英法之间的这场战争使英国的军费开支高得惊人。1688年以前，年财政收入约为200万唡。1689至1702年间的财政收入共计7200万唡；1702至1711年间的财政收入则达9900万唡。其中40％用于陆军，35％用于海军。为了弥补赤字，只好发放公债。在西班牙王位之战中，由于英格兰银行的帮助和议会的支持，英国政府借了3500万唡。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2—123页。相比之下，康熙帝只有山西商人的支持，而他们的财力远没有这么雄厚。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10—15页。关于16、17世纪“火药帝国”的巩固和“大炮与员额有限的帝国官僚的共生”，见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32—233页；霍格森：《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知与历史》，第3—15页。?1675年夏，西宁将领王进宝在蒙古军队援助下，收复了兰州，西北地区顿时出现了紧张局势。在其他仍忠于清朝皇帝的汉族将领中，既有年轻时便归顺清朝，因而其整个经历实际都在为清朝效力的人；也有第二代顺民，即辽阳降人的下一代。赵良栋是前者中的一个例子。他23岁就作为张勇的部将归降了满清。他是陕西绥德人，遂被派往宁夏，并在那里成了家。1656年，他在镇守西南的洪承畴部下任督标中军副将。1676年，他作为一名绝对忠诚的将领被推荐给皇帝。随后，他指挥驻守宁夏的所有清军，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又帮助清廷从吴三桂手中收复了四川和云南。孙思克是第二种将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把大凌河献给满洲军队的明将孙得功之子。多尔衮进京时，他才16岁。作为正白旗成员，他参加了多尔衮的护军。17世纪50年代他在贵州和云南参加了对南明的战役；1663年，奉命负责甘肃边区的防务。1676年，他协助图赖击败了王辅臣，随后被封为男爵，并被任命为甘肃清军统帅。孙思克因不愿向陕西南部进军而招致了康熙帝的不满（康熙帝在1679年进军四川时让汉绿营兵作前锋，因为他认为在那种山区他们能比满洲骑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但1695年由于在昭莫多战役中打败了噶尔丹，他又赢得了康熙帝的宠爱。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分，第5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78、682—683页；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0页。?耿精忠多次派人劝范承谟投降，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1、283、312、371页。“在屈原的学识中，使君臣之间保持恰当关系的手段是忠君思想。从表面看来，‘忠’要求官吏接受被动的角色，但判断‘忠’包含了哪些内容是不容易的，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对在复杂的生活中如何区分忠的等级，也没有作出回答……我不认为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这些同时发挥作用的忠，都是纠缠不清的概念……它们导致了屈原作品中的悲剧色彩。在《离骚》中，屈原用一种独特的语调唱道：‘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忠何罪而遭罚兮？’”参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46—47页。?嵇永仁是无锡人。他在狱中写了一部杂剧，名为《续离骚》。范承谟死后，他也自杀了。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八十八卷，第2页；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81—83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87页。?同上书，第263页。?一名出身蒙古、名叫嘛呢的打手，对范承谟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深为感动，遂要求和他同死。在耿精忠将其寸磔之前，嘛呢说：“吾宁与忠臣同死，不愿与逆贼同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45页。?戴震在其18世纪所写的叙述范承谟生平的短文中，对此作了描述。见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65—68页。?李渔：《祭福建靖难总督范觐公先生文》。见他所著《笠翁一家言全集》第一卷，第68页。?康熙帝对范承谟之弟范承勋也十分钟爱，曾对他说：“汝乃盛京‘旧人’”。李元度：《国先正事略》第一卷，第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7页。福建百姓还在道山建祠纪念范承谟。关于康熙帝后来赞誉范承谟的例子，见《范忠贞公全集》，第13页。康熙帝没有忽视他亲自召见范承谟同后者能为清朝事业尽忠之间的明显联系。1683年，他建立了一种制度，规定各省高级官员照例均应被邀至京城陛见，从而又将这种特殊的维系君臣关系的纽带用于各省长官。当时，康熙帝对他的大学士说道：前方将军与总兵，常因久握兵权而变得傲慢、骄横，易于反叛；倘若经常召见面君，便可使其心存敬畏。吴秀良：《中国的交通和帝国的控制》，第21—22页。康熙帝很好地吸取了教训。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再没有发生过由清朝官员发动的地方军事叛乱。?尚之信遭到逮捕和监禁。由于其父的名望，他与他的三个兄弟获准自杀以免受辱。清廷打开了尚可喜墓冢，极其满意地发现其尸首剃了发并穿着满族的长袍。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33—234页。?孙延龄之妻孔四真率其残众南逃，占据了被吴三桂抛弃的南宁。后来清廷攻破了此城，并将她带回了北京。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2页。?《桂林霜》第十七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页。?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16页。?《合葬墓志铭》，见《马氏家谱》未刊本。《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1—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0页。?最先得知马雄镇死讯的是清广西署理巡抚傅宏烈。傅宏烈是江西进贤人。早在吴三桂叛乱之前，他就警告过清政府吴三桂有谋反之心，这种先见之明使他一度遭到放逐。吴三桂果真起兵后，傅宏烈又训练了乡兵，为清廷效力。在收复了两广许多地区后，他被任命为巡抚，并将马雄镇的死讯传至北京。后来，傅宏烈为吴三桂的盟军所俘，并被送至贵阳。在那儿，他也不屈而死。胡虔：《广西通志》第二五三卷，第72页。?《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2—3页。?“诰命”，见《马氏家谱》未刊本。?《桂林霜》第二十四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8页。?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0页：又见雍正帝在《御祭文》中对马氏家族的评论，《马氏家谱》未刊本。?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已达顶点。可与之比较的是，当时莫卧儿皇帝奥兰赞布（Aurangzeb）的德尔干战争（1658—1689）标志着大印度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在德尔干，奥兰赞布的兼并，不是军事征服的过程，而是缓慢、笨拙的机械进程。它靠吸收被收买来的敌军逃兵充实自己的力量。”其结果是，莫卧儿贵族的生气大受损失；包税权的转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基础；阿朗扎布的注意力不断地从印度北部转向南部。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102—106、173页。?至1661年，一些江南集镇与城市的人口已回升到16世纪的水平。在1644—1645年间所有织机都被毁坏的苏州、杭州，纺织业至少在1659年已开始复苏，而到1686年便达到了原来的生产水平。景德镇的制瓷业在1688年也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至17世纪80年代末，北京居民的生活已同1620年以前一样好。在1683—1712年间，耕地面积增长了23％，相当于1626年耕地总数的93％。在1650—1770年间，耕地总数从6亿亩增至9.5亿亩。在1661—1685年间，赋税收入增加了13.3％，盐税收入增加了43.7％。事实上，至1685年，收入朝廷府库的田税、盐税和各项杂税的总额为2900万两。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第27—28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与农村社会》第三章，第7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6、8—9、12—15页；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85页；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2页；王业键：《1750—1910年清代的地税》，第7页；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8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4页；森正夫：《明朝的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关系简论》，第23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6—17、216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1页；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42—244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83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第58页。?科威希尔：《1494—1789年欧洲的军事与社会》，第125页；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34—35、102—104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3—116、268、278页。在1550—1560年间，欧洲军队抛弃了西班牙的特西俄（tercio）队形（与郑成功的方阵有些相似），即一种一半人用火枪一半人用长矛的步兵方阵。在古斯塔武斯·阿道夫（GustavusAdolphus）发明了一种快速发射子弹，并减轻了滑膛枪的重量后，作战阵形变成了长方形的步兵方阵，两翼配以骑兵，火炮由长矛手和快枪手保护。大约在1700年左右，火绳枪为每分钟发射一次、射程为80步的燧发枪所取代。与此相关的是，1680年，窝班（Vauban）发明了插在枪管上的刺刀，这样步兵，包括长矛手和快枪手，便可在一条线上展开，并能够穿过炮火的硝烟，一面射击，一面冲向敌军进行肉搏。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5—108页。当然，正是马克斯·韦伯首先证明，中国的统一王朝被抽去了“合理竞争”，它没有经历过“若干对立的自治城邦永远在备战的武装和平时期。因此，以战争贷款和以战争为目的的各种委员会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现象便没能出现。”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第103页；又见毛尔德：《日本、中国和近代世界经济》，第45、81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59页；王业键：《清代田赋的财政重要性》，第832—840页；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19世纪中国的研究》，第487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8—583页。?齐林：《火耗归公》。?李约瑟与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8页。?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附录

A．出仕两朝的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