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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国产区图片区小说区亚洲区 发布时间:2023-12-27 13: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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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躁狠狠躁狠狠躁夜夜躁秦军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两个营垒,抓了四个尉官。由于初战不利,廉颇改变了战争策略,七月,命令赵军高筑营垒,不再出营作战。随后,秦军开始攻坚,又俘获了赵军的两个尉官,并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赵军西边的营垒。廉颇固守营垒,采取防御战术与秦军对峙,秦军屡次挑战,赵军死守不出。赵孝成王得知廉颇初战失利,采取固守方针,以为廉颇胆怯,于是,多次斥责廉颇不与秦军交战。赵国初战失利之后,赵孝成王立即和虞卿、楼昌二人商讨对策。虞卿本来是一位说客,但他非常有政治眼光,因为两次觐见赵孝成王,被赵孝成王任命为上卿。楼昌是赵孝成王手下的将军。赵孝成王问这两人:仗打得不好,损失了一名都尉。我想让赵军与秦军决战,你们看怎么样?楼昌说:不好,应当派一个重要使者去求和。虞卿说:掌握和与战的主动权在秦不在赵。再说,大王得看秦军的作战意图是不是要击败赵军?赵孝成王回应道:秦国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务在胜赵(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接着说:既然如此,大王应当立即派使臣拿出最贵重的珍宝去联合楚、魏。楚、魏两国想得到大王的珍宝,一定会接纳赵国使者。赵国使者到了楚、魏,秦国必定怀疑天下诸侯又要联合抗秦了,心中一定很紧张。这样,和谈才能进行(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孝成王最后没有采取虞卿的意见,而是决定采纳平阳君赵豹和楼昌的意见,派自己的亲信郑朱到秦国接洽,秦国接纳了郑朱。赵孝成王召见虞卿说:我派平阳君负责与秦国议和之事,秦国已经接纳了我们赵国的使者郑朱,您觉得怎么样?虞卿回答道:大王的和谈肯定不能成功,赵军必定会被击败。天下诸侯祝贺秦国胜利的使臣都已经在秦国等着了。郑朱是赵国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到秦国去求和,秦王和相国范雎一定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新闻热点爆炒一番。楚、魏两国认为赵国向秦国求和,一定不会再出兵救赵。秦国知道天下诸侯不会救赵,那么,秦、赵两国之间的和谈绝不可能成功(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事实不幸被虞卿言中,秦国相国范雎果然把郑朱来秦国求和的事大炒一番,而且始终不与郑朱和谈。秦赵各易主将赵括纸上谈兵廉颇与秦军打起了消耗战,廉颇这一耗,秦国可就吃不消了。因为长平离赵国近,赵国运输粮草、补充兵力,都比较方便。而秦军是远征到此、补充粮草、兵办都比较麻烦。这一场战争如果就这样耗下去,秦国最后肯定占不到便宜。那么,在秦军被廉颇耗在长平之战的战场上之后,秦国会采取什么办法来打破这个僵持的局面呢?长平战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被称为“米山”,明代还有人写诗《咏米山》来追思廉颇:“积雪如山夜唱酬,廉颇为将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可惜,廉颇将军的胜谋,最终没有条件在战场上实施,因为廉颇被解职了。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秦相国范雎派人到赵国花费千金实施反间计,到处宣扬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统帅,现在的统帅廉颇太容易对付了,而且他就要投降秦国了(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孝成王本来对廉颇军队伤亡之巨已经非常恼火,而且,廉颇屡次战败,又坚守营垒不出战,再加上听到这么多传言,于是信以为真,派赵括取代廉颇任赵军主帅,率兵攻击秦军。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自幼熟读兵书,勤习弓马,成年后,更是仪表雍容,言谈不凡。赵括谈论兵法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辩论不过他。再加上赵括年轻、气血方刚,他上战场指挥作战,未必就比廉颇差。秦国使反间计却找来这么一个对手,秦国这一招使对了吗?秦国得知赵括代替廉颇统领赵军,立即暗中派白起担任秦军的上将军,让王龁担任副将,并且严令军中不许泄露白起出任最高军事长官,否则格杀勿论(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一到任,立即改变廉颇的策略,主动出兵进击秦军。秦军假装战败而逃,同时布置了两支秘密部队逼近赵军。赵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秦军营垒;但秦军营垒非常坚固,赵军死活攻不进去。此时,秦军的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突袭部队突然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骑兵的快速反应部队迅速楔入赵军的营垒之间,切断了赵军的前军和后军之间的联系,把赵军分割成孤立的两个部分,赵军的运粮通道也被秦军堵死(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这时,秦军派出轻装精兵实施攻击,赵军交战失利,被迫构筑壁垒,顽强固守,等待援兵。秦昭襄王得知赵国粮道已被截断,兴奋得不得了,亲自赶到前线;赐给全国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征调秦国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赶赴长平战场、阻截赵国救兵,断绝赵军军粮。到了九月,长平的赵国士兵断粮已达四十六天,军中已有人暗中杀人以充饥。困厄至极的赵军猛扑向秦军,发动攻击,打算突围。赵军编成四队,轮番进攻了四五次,但是,仍然无法突围。赵括急红了眼,亲自披挂上阵,带领精锐士兵与秦军搏杀,最后秦军射死了赵括。赵军大败,四十多万赵兵向秦军投降。白起心想:前些时候秦军拿下上党,上党的百姓不甘心做秦国的臣民而逃往赵国。赵国士兵变化无常,不全部杀掉他们,恐怕要出乱子。于是用欺骗手段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了,只释放了两百四十名未成年人。长平这一仗,秦军一共杀死赵兵四十五万人,赵国举国震惊(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抉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就这样,秦军以空前野蛮的屠杀,结束了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而长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悲苦的记忆。长平之战大败赵国缘何失利赵国作为一个强国,在长平之战中元气大伤,最终损失了四十五万名赵兵。当历史定格在这一刹那之时,赵国的亡国已经无可挽回了。长平之战前,秦国虽然在秦昭襄王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但是,此时的赵国也是六国之中唯一可以和秦国叫板的国家。一个几乎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为什么在长平之战中败得如此之惨呢?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赵国最终的失败呢?我们先说赵国。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误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准备不够,底气不足,临战易将。“准备不够”是赵国失败的第一个原因。长平之战后,无数后来人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话题是:赵国应该不应该接受上党之地?赵国不费一兵一卒可以白白得到一个下辖十七座城邑的上党郡,从道理上讲,赵国理应接收,这叫不要白不要。赵孝成王决定接受上党郡并没有错,错在哪里呢?赵国接收了上党郡,就意味着秦、赵两强之间必然会有一场大战、恶战、生死决战。秦要统一天下,秦、赵两强之间的恶战、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赵国可以选择的只有与秦国决战的时间、地点。如果以长平之战赵国阵亡四十五万名士兵为由,指责赵国不该接受上党郡,那么,赵国不接受上党郡就能避免与秦的决战吗?这场决战即使不在长平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开战。所以,赵国接受上党郡这件事的本身并不存在对与错。决定对与错的是,赵国是否做好与秦国决战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准备又包括选将、军粮,等等。特别是选将,前敌总指挥的策略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在长平之战初期,廉颇确实打得不好,但是,廉颇根据双方形势及时调整,决定用固守代替进攻的战略决策,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秦军举全国之力打了三年竟然毫无进展,这不能不说廉颇的固守方略十分得当;无可奈何的秦军最终不得不用反间计拿掉廉颇,也从反面证明廉颇是秦军的大敌。但是,赵孝成王却视廉颇的策略为软弱,临战易将,这显示出赵国对与秦国作战的准备明显不足。“底气不足”是赵国惨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赵孝成王的底气不足主要表现为,初战失利就准备议和。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和,“和”本身并无过错,但是,何时议和、怎样议和,却是一门大学问。虞卿坚决反对立即议和,因为初战失利就议和肯定难于成事。虞卿主张联合楚、魏,造成又一次诸侯合纵抗秦的态势,给秦国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然后议和才可能成功。虞卿的计谋非常有道理,长平之战本应该是山东六国又一次合纵抗秦的机会,但是,赵孝成王白白浪费了这一大好时机。初战失利就急于求和,结果越急于求和,秦国越不议和,最终兵败地削,导致亡国。赵孝成王为什么急于议和呢?原因既是准备不够,又是底气不足。农业一直是赵国发展的薄弱环节。商鞅变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重农富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没有惠及赵国的农业,所以,农业一直是制约赵国上升为一等强国的一个瓶颈。长平之战中,农业问题最终显观出来了。赵括最后自杀式突围就是因为军中已断粮四十六天,这仗还能打吗?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打了三年,打到最后,赵国无粮,向齐国求援,齐国袖手旁观(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不愿救赵。齐国在是否援助赵国粮食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必救赵,坐山观虎斗即可。另一种意见认为赵国是齐国的屏障,唇亡则齿寒,赵国被彻底铆玫之日也就是齐国、楚国的灭亡之日(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所以,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利害上讲,齐国都应当责无旁贷地救赵。但是,齐王建是齐国的亡国之君,昏庸至极,对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完全听不进去,只顾享受赵国浴血奋战给齐国带来。的短暂和平,不愿出手救援赵国。长平之战赵国惨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临战易将”。赵孝成王临战易将的理由无非是三条:一是初战失利,二是固守示弱,三是中敌反间。当赵孝成王决定任命赵括为统帅时,曾遭到两个人的强烈反对,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赵括之母。蔺相如是赵国重臣,在长平之战爆发时已经病重,他听到赵孝成王重用赵括的消息后,立即上书赵孝成王,非常严肃地指出:“大王凭借赵括的名气而重用他,太不慎重了。赵括只能读读兵书,聊聊兵法,完全不懂得随机应变(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让这样的人指挥与强秦的生死决战,不免草率,而且简直是拿赵国的存亡开玩笑。”另一个反对者是赵括的母亲。赵括的父亲是赵奢,赵奢在赵惠文王时曾大败秦军,是继廉颇之后的名将。但是,长平之战爆发时、赵奢已死。赵括善谈兵法,但实战能力差,“纸上谈兵”这一著名成语就来自赵括。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以为天下没人能超得过他。他曾与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之道,赵奢都难不倒他,但是,赵奢总认为儿子赵括不能带兵。赵括的母亲问赵奢为什么,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赵括却把这种大事说得如此容易、如此轻松。如果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如果赵国任命赵括为将,导致赵军失败的一定是他(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己,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等到赵括接受任命将要起程之时,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能做将军。一位母亲亲:自出面阻拦自。己一的儿子临危受命,赵孝成王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将赵括的母亲召进宫问话。赵老太太回答:当初赵括的父亲赵奢受命为将军后,由他亲自捧着食物侍候吃喝的有几十位,被他当做朋友相待的数以百计,大王赏赐的东西他全分给手下的官员(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而且,自接受王命那一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一做将军,就面向东接受下级的朝见,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的金帛他都带回家中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以买就马上买下来。他哪一点像他父亲?父子二人如此不同,希望大王千万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这事您就别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说:您如果一定要他统兵,咱得立个条件,如果他出了事,我不能受到株连。赵王一听,就这么个条件,不假思索立即答应了。由于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所以,长平战败之后,赵孝成王没有株连赵括的母亲(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表面看来赵孝成王临战易将是中了秦国相国范雎的反间计,实际上,是因为赵孝成王没有识人之明,所以,当秦国实施反间计时,赵孝成王立即就相信了这些别有用心的话,重用赵括,撤换廉颇。从秦国一方看,长平之战的胜利也事出有因。首先是巧使反间计。廉颇久经沙场,初战不利之后,他既不主动出战也不开门应战,把长平之战演变成秦、赵两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且,这一拖就是三年。赵国固然消耗极大,秦国也同样被拖得受不了。久拖不决,对于远道而来的秦军来说更为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相范雎才用了反间计,让赵孝成王上了大当,撤换老将廉颇,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其次是诱骗赵王。长平之战持续三年之久,秦国始终挽留着赵国的使者,但是,又不议和。这样一来,赵孝成王始终对议和存有一丝幻想。只要赵孝成王一直没有放弃议和的想法,赵国就不可能把长平之战看做是秦、赵之间的生死大决战。再次是重用白起。白起是秦国名将,既善于作战,又心地残忍。白起不但打败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更把赵国的四十五方降军悉数坑杀。赵军的有生力量从此消耗殆尽,赵国也因此一撅不振,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灭亡之路。因此,白起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长平之战前,白起就已名声大噪,所以,秦昭襄王任用白起为主帅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以免惊动赵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表现得也极为出色,他首先示弱,引蛇出洞,让赵国四十多万大军全部离开营垒。然后一断赵军退路,二断赵军为两部,相互之间不能联系,逼得赵军做困兽之斗。白起在整个长平之战中发挥得相当出色,表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最终,长平之战以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被彻底消灭而告终。以上我们分析了秦、赵双方在长平之战中的胜败之因。但是,归根结底,这场战争是秦、赵两强的生死决战,决定胜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赵孝成王并非不知道在长平之战中,秦军是举全国之力务在败赵。赵孝成王回答虞卿时曾说过两句话:“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赵孝成王明明知道秦军是“不遗余力”、“欲破赵军”,秦昭襄王甚至亲临前线,进行战争总动员:又是秦民每人赏一爵,又是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秦民上前线。秦昭襄王为什么如此兴奋?因为他明白与赵国在此一战,必须全国总动员。赵孝成王明知秦国“不遗余力”,仍然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决战,一会儿是议和,心里根本没个定准。面临生死大决战,国君竟然和、战不定,又无识人之明,更不会像秦国一样进行全民总动员,所以,长平之战赵国必败。赵国是明败在赵括之手,暗败在赵孝成王之手。如此国君,岂是秦昭襄王的对手?长平之战结束的第二年,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此时赵国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对秦国、秦军、秦人的深仇大恨。嬴政非常幸运,在他出生之前,他将来统一天下的最强对手赵国已经被他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彻底打垮。秦、赵两强的局面已经变成了秦强赵弱。嬴政最终能够统一六

                      7日这天分出了胜负。皖系在西路主战场和中路都遭遇了重大失败,直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首先是西路,吴佩孚诱敌深入,搞人际关系和行政工作远胜带兵打仗的段芝贵脑袋一热就中了圈套,孤军深入,在松林店遭遇吴佩孚的伏兵,全军覆没。然后是中路,直系王承斌的炮火直接击中了皖军中路指挥陈文运,陈文运重伤,在卫兵的护送下做了逃兵。领导跑了,指挥系统瘫痪了,小兵们的抵抗也就只能停止了。最终,大部分人选择投降。一天后,18日,张作霖的奉军开到涿州,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加入战斗,张作霖总算没有浪费自己精于算计的特长。剩下的战斗就是一边倒,徐树铮的东路军被直军、奉军各个击破,皖系士兵或投降,或溃散,不复成军。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口水仗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四天,从14日打到17日就基本结束。败因,倒台有人或许会问,段祺瑞的军队不是挺牛的吗?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军饷也最为优厚,军中干部也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为何会一败涂地?民意之类的借口就不说了。段祺瑞的军队综合素质是不错,唯独缺乏实战经验。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都一定要经历战争,即使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的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当,但一旦受挫,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致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小时候看电影,国军长官吃了败仗,面见上司时总喜欢说一句话: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对手的厉害,虽然说有点抬高自己,但对直皖之战来说,这确实是事实。皖系的对手很强大,尤其是吴佩孚的北洋第三师,这可是一支有着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老部队。从成军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再到护法战争,可谓是身经百战。而且吴佩孚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军事素养不仅胜过徐树铮,更是远超段芝贵诸人。直皖这一战将段祺瑞的精锐嫡系部队“边防军”(参战军)完全消灭,虽说还有一些省的督军算是段祺瑞的旧部下,但毕竟不是徐树铮这样有直接关系的铁杆手下。脱离了直接关系的部队,时间久了指挥不动在所难免。说了这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段祺瑞再也不是过去的段祺瑞,势力大减,虎落平阳。这场战争的主角段祺瑞,此刻正静静地伫立在庭院中,夏夜的微风轻轻拂过,能让他更好地思考未来的路,不过他肯定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两鬓又添了几丝斑白。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但段祺瑞的成功不是白来的,他以一介草根攀上帝国权力的顶峰,早已明白了“舍得”的要义——拿得起放得下。因此他明白,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放下还可以活命,继续拿着则可能会死。所以段祺瑞决定把该放下的都放下——军队不要了,权力不要了,荣誉也不要了。19日,段祺瑞命令前线士兵停战投降,然后自请辞去所有职务,褫夺所有勋章。曹锟、吴佩孚包括徐世昌都很欣慰,这个强势得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家伙终于下去了,就让他在天津老死吧。他们确实不能把段祺瑞怎么着,徐世昌是他多年的兄弟,曹锟是他多年的同袍,就连吴佩孚在名义上也算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学生,更何况他对民国也有过功勋。不过段先生的铁杆手下徐树铮、段芝贵等人的下场不是很好,被全国通缉,四处逃窜。而安福系列产品——安福国会以及由安福俱乐部成员掌权的机构也被全部解散。皖系势力几天之间便烟消云散。还好,没有一个人被判死罪。说实话,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相当宽容,很多不用死的人都死不了。反倒是之后上台的国民党喜欢搞白色恐怖,自由度越来越低。尚武的段祺瑞垮了,民国的春天还远吗?第七章广东风云

                      分赃

                      直系、奉系击败皖系之后,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何分赃?尤其是重中之重——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力已经被前辈曹操验证过了,任何野心家都想如法炮制,但现在“天子”只有一个,“曹操”却有两家,这该如何是好?两派实力相当,谁也不比谁强太多,因此两派商量出来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相互妥协,各退一步。比如,这一部门你占了,另一部门就得给我。当然,直系比奉系出的力多一些,得到的甜头也就多一些。但总体来说,两派对政府的控制力相差不远,不至于失去平衡。至于总统,两派一时没有太好的人选。再者,让哪一派的人做总统都不能让另一派服气。因此,只好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徐世昌继续把傀儡总统这份受气的工作做下去。不过有一件事是两派都自动忽视的,那就是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以前段祺瑞还搞个“安福国会”耍一耍,走一走形式,现在曹锟和张作霖连形式主义都不走。孙中山这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多次要求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扫灭桂系和滇系,他还想再次北上“护法”。同为革命家,陈炯明这个人就比较现实。他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又不是下棋,输了可以再摆一盘。打仗打输了之后,大部分情况是再无翻身的机会。当然孙先生这种“不怕输,输不死”的特例不在考虑之中。因此陈炯明并没有听从孙中山的调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中山虽然很窝火,却也无可奈何。陈炯明不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还不到行动的时候,并非他不想率队返乡,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一个让他能大展宏图的机会。机会历史进入1920年春的时候,陈炯明的机会出现了。此事还要从滇系和桂系控制的傀儡政府——广州军政府讲起。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彼此都不放心对方,担心对方控制军政府,于是都想方设法在广东安插自己人和驻扎军队。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岑春煊同志就是陆荣廷先生的正牌利益代言人,广东督军莫荣新也是陆荣廷的小弟。相对陆荣廷而言,唐继尧在广东的势力就弱势一些,毕竟这位仁兄在护法战争时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事后分赃时捞的好处自然就少一些。即便如此,唐继尧也安排了一支滇军驻扎在广东。事实上,这支滇军——靖国联军第六军,并不是唐继尧在护法战争时派驻广东的,而是当年护国战争期间李烈钧同志带入广东的,本是作为一支偏师协助友军吸引火力。后来袁世凯众叛亲离在郁闷中死去,这支军队便一直留在广东。至于留在广东不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唐先生看上了富饶的广东。唐继尧坐镇云南,遥控指挥这支军队代表他在广东发言,日子过得十分舒坦。就在这种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唐继尧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在打这支军队的主意。此人叫做李根源,他曾参加同盟会,曾在云南发动辛亥革命,也曾参加护国战争,算是一位老革命家。但此人的政治立场不太坚定,常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更换老板。像这一次,他就打算投靠桂系的陆荣廷陆老板混口饭吃。1920年2月,李根源拜会了广东督军莫荣新先生。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李根源高度评价了莫荣新为广东省繁荣富强所做的杰出贡献,示意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靖国联军第六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指莫荣新)指挥才是。莫荣新则肯定了李根源为推动两方在军阀领域建立互信合作所作的贡献,并让对方协助自己吞掉这支军队再立新功。接下来,两人开始实施蚕食这支军队的计划。在桂系的运作之下,李根源当上了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军长),并逐渐用自己人取代唐继尧的亲信出任军官。面对桂系的挖墙脚行为,视枪杆子如命的唐继尧做出激烈反应:解除李根源的军长职务,宣布靖国联军第六军由自己直接指挥,暂时由李烈钧代理。回望当年,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三人协力发起护国战争,也算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因此尽管李烈钧是孙中山的人,唐继尧也还算信得过对方。再者,尽管孙中山不承认广州军政府的合法性,但李烈钧还在军政府上班,任总参谋长,替孙中山照看军队,避免孙中山人走茶凉。面对唐继尧的反击,李根源自然不肯束手待毙,于是拉出一部分忠于自己的人马跟李烈钧麾下以朱培德(朱德司令的同学和好友)为首的滇军打了起来,随后陆荣廷暗示莫荣新参战,唐继尧也派出部队增援,事情越闹越大。好在岑春煊和稀泥的本事仍在,在他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李根源免职,滇系退出广东。广东从此桂系一家独大,军政府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跟桂系的广西总部功能重复不说,还得花钱养一帮闲人,太不值得。况且,战争期间军政府的官员们已经跑的跑、逃的逃,军政府只剩一个空壳。尤其是财政部部长伍廷芳,逃跑的时候还把剩下的一百多万现金也卷走了,后来献给了孙中山。人没了,钱没了,广州军政府随之瓦解,“非常国会”分崩离析。粤桂第一战广东局势一片混乱。在一旁已经观察了很久的陈炯明,终于下定决心出手:陆荣廷和唐继尧你们俩要当螳螂和蝉,就别怪我当黄雀!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派遣廖仲恺为钦差大臣,敦促陈炯明趁此良机率领粤军杀回广东,还承诺给予军费支持——孙中山刚刚拿到伍廷芳的那笔“赞助”。陈炯明虽然理财能力不行,但搞钱的歪点子不少,他派人给福建督军李厚基传话:你老兄如果给我一笔开拔费,我就即日起兵回广东,把我的地盘让给你,你看如何?李厚基十分愿意花钱送走这尊瘟神,于是陈炯明又拿到一笔钱。1920年8月6日,陈炯明高喊着令士兵热血沸腾的口号“打回老家去”,兵发广东!粤桂战争就此爆发!莫荣新先生统率的桂系军队这些年在富饶的广东养尊处优,积极吸鸦片,积极干坏事,就是不积极训练,本就不强的战斗力再度下降。而在福建卧薪尝胆两年、时刻盼望打回老家的粤军,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时时警惕,处处小心,刻苦训练,远非吴下阿蒙。更何况,桂系军队有不少官兵都是广东人,还有曾经支持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担当将领,内部并不稳定。因此,桂系军队被粤军打得满地找牙。战争开打两个月之后,受孙中山派遣,蒋介石重归粤军。因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请了病假,这次不是因为喝花酒伤身,而是在战斗中负伤。于是蒋介石任代理军长,率军节节胜利,尤其是在攻克最艰险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略要地——惠州、广州的战役中,再度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美中不足的是,粤军未能全歼桂系驻广东的部队,留下大患。不是粤军不够勇猛,而是桂系的三位年轻人表现得太出色,他们亲自断后,带领部下拼死阻击粤军,使桂系大军残部得以冲出重围。这三个年轻人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用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为战友们赢得了生机。在蒋介石已经做到一军之长的时候,未来十分生猛的“李猛仔”李宗仁还是营长,而军事奇才“小诸葛”白崇禧、上马领军下马管民的黄绍竑不过是连长。但不要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而轻视他们,这三个人将在五年之内一统广西,将桂系打造成西南最强大的势力。粤军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这并不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欣赏。他写信赞道:自陈其美去后,既忠于党又懂得军事还能率军打胜仗的同志,就只有你了。话里话外掩盖不住溢美之意,不过接下来话锋一转:你性格太过刚硬,与那些小人合不来,但是党对你期望很高,希望你能控制脾气,为革命事业将工作做下去,不要再动不动就负气出走。这番话表露出孙中山渴望蒋介石替他掌握粤军的急迫心情,但愿蒋介石不会让他失望。桂系跟滇系关系已经破裂,没了后援,在广东又打了败仗。事情到了这一步,陆荣廷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10月底,陆荣廷宣布取消军政府,取消广东独立。陈炯明你赢了,地盘归你,我陆荣廷走!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粤桂之间的第一仗,孙中山获胜。奇人陈炯明获胜的真是孙中山吗?想知道答案的话,那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广东的现任军政一把手“残仔明”先生。1920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这道命令似乎有些问题。当年孙中山离开广东时,已经辞去了自己在军政府的相关职务,那他现在是以什么身份任命陈炯明?“残仔明”也觉得有问题:在福建的这两年,我只是有事才向你孙中山汇报一下,说汇报是给面子,其实就是通报一下,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做主。我通过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才率兵赶走桂系,如今正是兵强马壮大展宏图的时候,你却出现了,我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好?“残仔明”与其他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军阀有所不同,他不是一介武夫。陈炯明,字竞存,是一个新式大学生,是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的高级知识分子。当年他做广东省议会议员时,曾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等多项有想法、有益于民生的提案。而且,陈炯明不同于那些只知道扩充自己地盘的粗鄙军阀,他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是中国最早看好苏俄社会主义政体和美国联邦共和制政体的人。在当时,这两个国家尚未显现出明显高人一筹的实力,而陈炯明却已经开始了对这两种政体的探究,尽管很粗糙,但已属难能可贵。陈炯明一边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感到兴奋,甚至和列宁同志通信请教问题,表达政治抱负;一边他又认为共和应该是全体人民参政议政,不应该由某一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他一边欣赏社会主义,一边又觉得应该用美国的联邦共和制来统一中国,也就是他一直主张的“联省自治”。矛盾吗?不矛盾,政治很复杂,可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各位也看出来了,陈炯明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完全不一致。就算是好得蜜里调油的恋人,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目标不一致的时候都得选择痛苦地分手,何况孙先生与陈先生还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麻烦大了!矛盾在陈炯明的“不盼望”中,孙中山抵达广州。孙先生不是来广州旅游的,他还是来“护法”的。不铲平专制腐朽的北京政府,不统一中国,就不能停止革命。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孙中山当然要和广东省一把手陈炯明谈一谈,多交流沟通,才能促进合作。没想到孙中山刚起了个头,陈炯明就反驳道:我一贯的政治主张是“联省自治”,而非武力统一中国,再者,我们就占据广东一省,兵力财力都不足,有什么实力去支撑统一中国的战争?说到这里,得强调一下,孙中山之前想借助德美两国财力发展自己的计划破产了。德国成了一战的战败国,自己都保不住,哪还有能力管别人。而美国支持的直系正如日中天,有什么理由给直系扶植一个对手?听完陈炯明的这番话,孙中山怒了:粤军可是我当初千方百计给你争取来的,这本来就是革命的武力,岂是你陈某人的私产,广东是革命的基地,干革命事业岂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资源准备北伐!蒋介石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他也在一旁帮腔,还把设计好的先征广西继而北伐统一全国的计划讲给陈先生听。可陈炯明根本听不进去。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此后又做了几次努力——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正式的军事会议上,但他的计划和理由根本不为陈炯明所接受,于是蒋介石一气之下又离开了广州。孙中山的那封信白写了。陈炯明非但无视蒋介石的计划,他还反问孙中山: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只会偏离共和。因为暴力得到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而我们发动革命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保境息民”,让老百姓过几天安宁日子吗?孙中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

                      那天屋里是一股煮糊了的鱼的味道。我们站在一条昏暗的长走道里。我们沿着走道走进“厨房”。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除了在我们的“贫困档案”上,诸如拆迁的房子之类。这房间是走廊的延伸,摆着一个陈旧的煤炉,油腻腻、黑乎乎的。还有一个陈旧的白瓷水池,裂痕纵横,被油渍糊成了黄色。一个陈旧的水龙头,上面裹着破破烂烂的布,滴滴答答地一直在漏水。一张好看的旧木桌,上面摆着陶器,都“洗过”,但是还是脏兮兮的。墙上污渍斑斑、潮湿。整间屋气味很重,难闻极了……她把面包、饼干、猫粮一一放好,自始至终没看我一眼。商品包装和罐头上干净鲜亮的色彩,放在那么可怕的地方。她很难为情,不过不准备表达歉意。她口气随便却又透着些恳求地说:“你到我房里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我进的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陈旧的铁炉,燃着火。两把古老得难以置信的结实的扶手椅。有一张好看的旧木桌子,上面铺着报纸。一张堆满衣服和包袱的长沙发。地上有一只黄色的猫。到处都肮脏、昏暗、阴森、可怕。我想起来,每当我们写到装潢风格、家具和色彩,都会说品位在变化,说我们会把旧东西扔掉,说我们对一切都感到腻烦。可世上还有这么一个厨房,如果我们把它的照片刊登出来,读者会寄钱来捐助的。福勒太太端来一只棕色的旧茶壶,两只挺漂亮的瓷杯和茶托。用那脏兮兮的杯子喝茶,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怎么说话,因为我不想问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而她正哆嗦着显示自尊、自傲。她一直在抚摸那只猫——“我的小可爱,真漂亮”,生硬又讨好——然后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有自己的店,后来我们在圣约翰森林[4]有一栋房子,我知道好日子应该是怎么回事。”我告辞的时候,她说:“那你是不会再来了吧?”说话时还是不看我。而我回答:“如果你请我的话,我就来。”她没有看我,但是脸上微露笑意。于是我说:“我周六下午来喝茶,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哦,合适,真的,我觉得合适。”那一刻,我俩很亲近:就是这个词。但她依然骄傲,不想开口邀请,转过身背对着我,开始抚摸猫咪:哦,我的小东西,漂亮的小东西。当晚回到家,我满心恐慌。我做了承诺,把自己卖了。我满心厌恶。我的衣服和头发里满是那酸臭肮脏的味道。我洗了澡,洗了头,打扮一新,拨了电话给乔伊丝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我们在阿尔弗里多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聊了天。我当然没提福勒太太,但我一直在想她:我坐在那儿,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或洗碗工都当不上。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玫瑰和康乃馨,还有一个抹了真正奶油的蛋糕。我自我感觉很好,这也传染了她——她挺高兴,但是我其实做过头了。她那儿没有可以装花的花瓶。我把花放在一个白搪瓷缸里。她把蛋糕放到一个裂口的大盘子上。她故意摆出一副冷淡的姿态。我们各自坐在铁炉的一边,炉子上放着只棕色的茶壶,在加温,火苗太热了。她穿着一件丝质衬衫,白底黑点。真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漂亮的、带花纹的伍斯特茶壶,但是有裂痕。她的裙子是质量很好的厚毛料,但是污渍点点,皱巴巴的。她不想让我看她的“卧室”,但是她在“厨房”里时,我偷偷看了一眼。有一些家具很不错:书架,五斗橱,然后是一个廉价的梳妆台,还有一个衣柜,像只刷了漆的货箱。床上有一条老式的被子,鼓鼓的,是印花布质地的。我看出来,她不在这张床上睡觉,而是睡在隔壁,在我们坐着的这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房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垃圾,看上去应该是破布、成捆的报纸,你能想到什么那儿就有什么:她不想让我看见的就是这些啦。我们吃蛋糕时,她说:“噢,这是真奶油。”然后她告诉我,以前每到夏天的时候,她和姐妹们就会被送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去。“夏天时,我们整天待在屋外。热辣辣的、可爱的夏天,不像现如今的夏天。我们个个晒成咖啡色,跟太妃糖似的。那老太太有一间小木屋,但是没有厨房。她在院子里搭了个尖茅草棚子,下面支一个三脚架。她还有一口用链子拴着的大铁锅,我们的饭就全用那口锅做。她先放一块牛肉,然后在周围铺上胡萝卜和土豆。她把布丁包在一块撒了面粉的布里,放进去一起热。我以前总是很纳闷,为什么布丁尝起来是果酱和水果的味道,却没有肉的味道,当然啦,这全是因为那块布上的面粉。她会给我们每人一只大汤盘,让我们坐在台阶上,我们先吃肉和蔬菜。然后她把布丁上的布剥下来,里头的布丁结了硬壳,厚实甜香。她给我们一人一块,就放在刚才吃肉的盘子里——不过我们已经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和洗过的一样。然后她说,走吧走吧——然后她用那口锅烧水洗盘子,之后再清洗自己。我们则跑到田野里去采花。哎呀,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那些事。”“你那会儿多大?”“小孩子。我们都还是些孩子。我们每个夏天都去——好几个夏天。这都是我可怜的母亲去世前的事了,嗯。”整整一个下午,她就在和我说那位老妇人,慈祥和蔼的老妇人,还有那小木屋,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的一个小砖棚里,还有那些个炎热的夏日。她说,我听。直到七点我才离开。回到家里,我生起火来,心里想着该打扫下卫生了。我一个人坐着,想起福勒太太,独自一人,敞口的壁炉前火光闪闪。我开了一个菜汤罐头,看电视。接下来的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一小盆非洲堇,又带了一个蛋糕。一切都还是原样:炉火、黄猫、她脏兮兮的白底黑点丝质衬衫。她不想说话,我以为这是因为上周六她一连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没停歇。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一直到我起身要走的时候,那原因才冒了出来。“你是个好邻居吧?”她说。“我希望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我笑着说。“啊,那他们是不是在试用你?”我不懂,她也看出来我没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市政府会雇佣一些妇女,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让她们到街上随便找个老人,然后去和他们喝杯茶,或者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她们不用做太多,只需时不时照料他们一下。这些人叫“好邻居”,她们所得的报酬很少,因此根本不是因为钱才做这事。我特意让办公室查过才知道了这些。第三个星期六,我给她带了些水果,但是发现这东西带错了。她又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才提起她牙不好,没法吃水果。“你能吃葡萄吗?香蕉呢?”她幽默地回答,退休金不包括葡萄。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退休金的事,说煤要多少钱,食物要多少钱,还有“市政府那个说话不通过大脑的女人”。又一次,我做了听众。我还没把事情都拼到一起。我意识到,一时半会儿,我是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得越过我的无知,我的经验缺乏,以及她的沉默,她的愤怒——现在我看清了,她目光灼灼,一开始你会以为一定是因为欢乐,甚至是一丝戏谑,其实是她胸中燃着的怒火——阻碍我的还有她感受如何,她的秉性,以及我感受如何,我的粗鄙。“市政府的那个女人”,一个叫罗杰斯太太的,让她,福勒太太,找个家务女工。但是那个家务女工是个骗子,什么活都不干,不肯给她洗地板。那个家务女工和现在的年轻姑娘是一个德性,懒骨头,太了不起,不屑于干活。她,福勒太太可没太了不起,得自己干活。她自己把煤从走廊的这头扛到那头,她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一直扫到她那些刷子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她怕会失火。她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着,讲那些社工,家务女工,还有——一个“好邻居”,那人大发慈悲来过一次,然后说我该找家养老院住着了,我对她说,好走不送。“但是,福勒太太,我俩是在药店里碰上的。我怎么会是个‘好邻居’——我是说,那种公务员呢?”“她们还有啥事不干?”她说,口气很凶,也有点不安,她怕我觉得受了冒犯,再也不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手里做着件事,这样的事我见人在舞台上演过、小说里写过。她当时系着一条破旧的条纹围裙,是煮茶的时候围上的。她站在那里,用双手给它打褶子,然后松手让它自己展开,接着再打褶。“要不要我平常日子也来?”我问。“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她说,然后忍不住加了一句,“而且你也能多赚点。”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几乎倒抽了口气,因为她并不想这么说,她想要相信我不是公务员,不是拿钱办事,而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她的人。周三下班后我去看她,给她带了一份我们的杂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它是那么的光滑平整,那么的精明——这就是它的形象定位。但是她从我手上接过杂志,脸上有着小姑娘般狡黠的笑容,脑袋稍稍一扬——当初是姑娘甩发,如今只剩这个姿势——说道,“哦,我可喜欢这些了,我喜欢看他们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已经七点了,我有点不知所措,怕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她什么时候吃晚饭?或者上床睡觉?桌上有报纸,上面摆着一瓶甜黑啤,还有一只玻璃杯。“那瓶我已经喝过了,不然我就请你喝了。”她说。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发现拉上窗帘,点上电灯后,这房间看上去挺温馨,不再那么脏兮兮、阴森森的了。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揪着污垢不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评判人?她不觉得污渍、灰尘,甚至馊味贬损了自己。我下决心不去注意,但是我忍不住,也忍不住地要评判她,我一直在评判她,拿脏兮兮的房子评判她。我看见电源开关是破损的,找了个理由去了下“厨房”:老旧的电线铺在墙上,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开关,在电灯上面,她很难够到。她读着那本杂志,满脸愉悦满足的微笑。“我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我说。她一松手,杂志啪地合上。她坐在那儿瞪着我,又是那种眼神,好像是在理清头绪,弄明事理。“是吗?那你为什么……”但是她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没法开口说自己是副主编。我说:“我负责打字,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这话也不假。“这是很要紧的啦,”她说,“就是训练。你和一无所成之间隔着的就是它了。它,还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那晚她讲的是自己费了多大劲才住进这房子。一开始她住在顶楼的背阴角,是一个房间,但是她看中的是地下室这一套,一心想要,便耐心等待,精心谋划,最后终于把它拿到了手。他们赶不走我,想都甭想。她说起这事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其实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的事了。她讲到那会儿她没钱付房租,如何一便士一便士地攒,却被人偷走,两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啊,偷钱的是住在一楼的那个坏女人。于是她再攒钱,终于有一天,她去见房东,说,你让我住到下面去吧,我现在有钱交租了。他对我说,可是以后的房租呢?你不过是个女帽店打工的,不是吗?我说,那事你让我自己来操心。什么时候我交不出租金,你就赶我出去。“我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一次都没有过。但是我饿过肚子。我老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你有自己的房子,你就拥有一切。没有,那你就是条狗,什么都不是。你有自己的房子不?”——我回答说有,她狠狠地点头,愤愤地,说道,“这就对了,好好守住它,这样啥都奈何不了你了。”福勒太太的“套房”要交租,每周二十二先令。按新币制的话大概是一镑,当然了,她脑子里是没有新币制的概念的,她算不过来。她说这房子是“那个希腊人”战后买的——后来那场大战,你知道的,不是之前那场——花了四百镑。现在它值六万镑。“他想撵我搬出去,这所房子的肮脏钱就到手了。但是我也是有一两招的。这地方一直是我的,一直是。如果他不来,我就去电话亭,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你怎么不来收房租?”我太无知了,我对她说:“但是福勒太太,二十二先令根本不值得他跑一趟来收啊。”她眼里唰地燃起怒火,脸色惨白,看起来可怕极了。她说道:“你这么看吗,是这样吧?是不是他派你来的?但租金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就这么规定的,我会付的。啥都不值,是吧?它就值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上面三层的住户都是爱尔兰人,小孩子,进进出出的人,纷杂的脚步声:福勒太太说,“她”晚上故意把冰箱门弄得砰砰响,让她睡不着觉,因为“她”想要这间房子……福勒太太生活在噩梦之中,时时想象着自己在遭难受苦。她和我说了她那场十年保卫战,就在一战之后,不是新的这场大战,“那个诺丁汉来的婊子”想抢她的房子,而她……她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没有什么没做过,故事听上去就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住在楼上的是一对爱尔兰夫妇,有四个孩子,我在楼梯上见过那位主妇。“老太太怎么样?”她问,她那对蓝蓝的爱尔兰眼睛看上去疲惫而孤寂,因为她的丈夫要抛弃她,显然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我总想下去拜访,但是我去了她却一点都不高兴,所以我就不去了。”我给福勒太太看有“女性形象”的那期《莉莉丝》。她礼貌地接过来,把它摊在膝上。杂志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我才想起那些“形象”里少一个老妇人。我和乔伊丝说了看到她后的一系列反应:首先,惊讶。然后是震惊,脑袋和眼睛的一系列动作说明,她在提醒自己,有危险。然后,她好像,这么说吧,关了自己的电源,神情茫然,眼睛不看我。她叹了口气:“哦,但是为什么呢?那不是我们读者年龄段的人。”我在她身上看着我自己,说道,“她们都有母亲或者祖母啊。”我们有多害怕年老:我们都不敢正眼瞅瞅!“不。”她说,还是有些茫然,有一丝出神,好像她是要恰如其分地处理一个她琢磨过很久很久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不,总的来说,不要吧。不过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关于老年亲戚的专栏。我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她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多复杂啊:愧疚,松了口气,还有——还在那儿呢——惊讶。她脑子里有一处一定在想,简娜这是怎么了?那笑容里还有一丝恳求:不要威胁我,不要!然后,她本来是要坐下来,和我讨论再下期的杂志,顺便喝杯茶的,但是她说,我得赶紧走了。然后她就赶紧走了。我刚刚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两人中,乔伊丝是创新者,是打破旧习的人,她会把我们才编排好的一期杂志扔进字纸篓,从头开始,熬个通宵,要搞成那个样儿;乔伊丝表现的像是——她就是——一个冲动、锐气逼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简娜,传统而谨慎,保守而小心——这是我的形象,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但我们之间却经常碰上这样的情况,一直有这样的情况。乔伊丝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读者不会喜欢的。”我呢,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读者——其实也包括所有其他的读者——所能接受的要比给他们的多得多。我会说:“乔伊丝,要不我们试试吧?”但往往,不管我要建议的是什么,最后都进了我标着“太难”的档案夹,我会把它留在我桌上,希望乔伊丝能看到,然后能——我是这么希望的,但一般都落了空——让她再考虑考虑。那些“形象”。(a)十二三岁的女孩。在她身上我们花费的功夫最多。我们否决了上百张照片,最后让迈克尔去拍了乔伊丝的侄女,她实际上十五岁了,但是看上去挺孩子气。我们要的是一种健康、率真的性感,绝无性感少女洛丽塔那样的挑逗意味,我们特意避开了那种。这是希望小姐。(b)十七岁左右的姑娘,强调的是独立和自信。你仍然依附父母,但是已经做好了离巢的准备。(c)有你自己的生活。二十五六岁。按我们自己的经验,那些独立生活、与人合租公寓、努力保住工作的女人们总感觉如履薄冰,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漂亮又脆弱的形象。需要一个真命天子,但是没有的话自己也能过。(d

                      索柱——和尚——五达子——晋××——福保——明善——文锡——增崇——存耆——奎垣。定:(对奎垣)到您是十辈。(对奎垣的儿子世怡)您是十一辈。察世怡(以下简称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们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奎:有名倒是也有名。反正我知道的,说我们家什么的都有,好的坏的,捧的骂的,什么都有。我祖父是哥儿四个,我祖父是增崇,仨弟弟是增德、增麟、增绂。哥儿四个不是一个母亲。我祖父是一个人儿,那三个兄弟是一个母亲,那哥儿仨是亲的。我祖父行二,没有老大。老大很早就没了。二三四五。那会儿出名是增二老爷,以后出名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六叔。我四祖父中年早死,我五祖父也比较年轻就死了。定:三祖父是增德?奎:增德。增德属于好佛的人,每天都念经,和雍和宫的喇嘛交往甚深,家常俗事都由六叔六婶管理。他也做官,官比我祖父小。我们家是这样,哥儿四个分家分了四份,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哥儿四个在北京就都是住在秦老胡同注254,由这儿到那儿半条胡同,一溜儿房挨着。增崇像(察世怡提供)定:《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说你们家那房子是“庭宇多而不成局势,盖积渐而成者”。注255奎:这都是事实。这房子不是一块儿买的修好的,是一块儿一块儿后凑的,这就是那书上说的不成局势。比较有格局点儿的是我三祖父住的地儿,三祖父住的地儿现在大伙儿一个劲儿说索家花园索家花园,实际上不是花园。注256那院儿是三卷的连房,我三祖父住正房东头,我六叔住正房西侧,厢房是我那八叔,还有我堂兄弟姐妹们。现在愣(“一定要”之意)标明是索家花园。要如果说花园,是那边有一个大杂院,那也不是花园,要勉强说叫花园还说得过去,从前哪,那不是我祖父的时代了,可能还往上,曾祖高祖啊,那时候有一个大厅,有个石船,有个小河,从我一直就没瞧见河,那就是都填了。从现在拆平的那院到船屋,门都用砖砌死了,通通走18号,就这一个号,分家以后才有19、20、21、22号,这是大概。绮园现在是35号。定:绮园就是后来卖给包家的是吧?注257奎:卖给人我知道,卖前是给宫内修钟的和照相的西洋人暂住。后来卖给包家我不记得了。那不是一个太好的房子,就一个石船,有一点裙房,没什么的,包家如果是大角儿的话,不可能买我们这种不成格局的房啊。秦老胡同35号大门,注意左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上面所写的就是“绮园花园”(定宜庄摄于2006年)定:他们家后来没落了以后买的。奎:那我就说不上来了。民国了,我六叔,就是我三祖父的儿子,在华比银行做事,注258也不知怎么就负责这账房,也是股东,结果做一笔买卖赔了,破产了。后来就抵债还账,就卖房,我祖父帮我六叔呢,就说我那房也给你们卖了还账得了,所以老哥儿四个的房子就全卖了抵债了。卖给谁我现在说不清,有一段说是卖给马连良了,是不是马连良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一破产就全完了。后来我祖父在东边又盖了两所房,一所就给了十一叔注259了。定:你们家除了您这一支儿,还有别的支儿吗?奎:那几支就完了。那几支房卖了,等于破产了,不在这儿住了。十一叔原来在这儿,做买卖也赔了,解放后搬走了,搬到朝阳门小街,后来又搬走了,搬到和平里去了。定:您祖父增崇赶上辛亥革命了是吧?那他怎么样了呢?奎:他没怎么样,就辞官不做了,就回家来了。定:那他都干什么呀?奎:就在家,在天津一闷儿,等于是隐居了。就这个大伙儿也有说好的也有骂的,说好的就说我祖父是为国,很早就辞官了,辞官的时候清朝还有皇上呢。骂的呢,骂的是三家儿,我们家、那桐家,还有庆王家,说国难当头这三家儿买了房子买了地到天津藏起来了(众笑)。听说原来天津地贱,后来涨的价。夏天到北京来,冬天搬到天津去。定:清朝亡了以后您祖父还活着吗?奎:我二十了结婚了我祖父还活着呢。我出生的年代虽然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但是旧习俗依然占上风,在大宅门中更是丝毫依旧,家中一切事也依然自然听我祖父的,父亲叔叔都无发言权。我父亲就悉听祖父指使。我祖父身体很好,一直自己办理家事,一直到后来80多岁依然。例如走亲戚,哪家有喜庆事,由祖父母决定谁去,是自己去还是叫我父亲母亲去。有堂客来往的,母亲走之前也得先到公婆前告别,回来时也得汇报。此外经常要请安,晚上婆婆让休息才可以回自己屋。所以有些人说满人规矩太严,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满人家。定:您祖父哪年去世的?奎:1944年。定:您祖母是谁家嫁过来的?存耆家人,从右至左:增崇、孙奎垣、孙媳张寿英、妻耿佳氏(察世怡提供)奎:我四个祖母呢。不是一块儿的,都是一个死了再续一个。头一个祖母我说不上来了,二一个祖母是喜塔腊氏,也是大家族了,所以我父亲的姥姥家跟张寿崇母亲的姥姥家是一家儿。注260第三个太太还是喜塔腊氏,是姐妹,先娶的是姐姐,后娶的是妹妹,生我一姑姑。第四个祖母是耿佳氏,有我的时候已经是耿佳氏了。耿佳氏无儿无女。定:您父亲是……奎:是第二个太太生的。我父亲是姐姐(生的),我那个姑姑是妹妹生的。一个二的一个三的。第四个没有生。

                      2.父亲一辈的婚姻圈

                      定:您父亲是独子,可是按大排行就有好多吧?奎:也不太多,11个男的,9个女的,一共20个。我们这辈儿是大排行。我父亲那辈儿男女还分着。定:都住在这秦老胡同?奎:还真是都在秦老胡同。当然中间儿有死了的,女的嫁出去了。定:您还记不记得他们都娶的是哪家的?嫁的是哪家的?奎:嫁的是哪家的我知道,都说得上来,娶的我就说不上来了。我三伯父娶的是蒙古的。我五叔娶的是麻花胡同继家,也是大家,内务府的。六叔娶的是傅察氏,那阵儿弟兄姊妹开玩笑叫她普洱茶嘛。我六婶是最活动的。子:我们家那会儿贴着红条的普洱茶多得是,那都是宫里的,肯定。红纸条儿写着墨笔字儿,那么大一团儿。那时候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定:现在可值钱了,还不卖了去!子:卖什么啊,“文革”抄家都让红卫兵给踩啦。奎:八叔娶的是费莫氏。十叔娶的是珍妃她们家的,他他拉氏吧。九姑是嫁给铁家,铁良家。那阵儿不是老说“铁棍打老袁”注261吗。子:铁良老跟袁世凯干。定:后来不是也跑到天津去了吗?奎:也跑到天津去了。租界里头。十一叔娶的是马家,马佳氏,他父亲叫马世杰,住朝内小街新鲜胡同,也是中堂家。注262北京有两个世中堂,一个是我们三舅母家,一个就是这家。我那大姑跟我父亲是亲的,嫁到也是大宅门,佟家,住东四六条。他家俩姓,也姓蒋,佟家那名儿不甚响亮,蒋家响亮,东四六条蒋家,蒋中堂。注263后来我大姑就回娘家住来了。我二姑给的是肃王府,可不是在日本的那支儿,是留在北京的那支。三姑死了。四姑给的是载洵,洵贝勒家。五姑给的是涛贝勒家。他们哥儿俩是各自独立,不住在一块儿。六姑嫁的是……金兀术那是什么?子:完颜,完颜氏。奎:住亮果厂。注264完颜是大家,怎么封的我不知道,人家是金朝的后代,不是一般做官上去的,皇族嘛。他们房子多得很,人也多得很。王佐贤已经是大排行二十一了吧,(六姑给的是)志贤,不是佐贤。还是“姑做婆”,上一辈是我祖父的妹妹。秦老胡同那边那大门是希贤的,那不是他们家买的房,是那桐买的房,那桐给大女儿当陪嫁的。现在早就不是了,那时候是。定:对,那桐的大女儿是嫁希贤了,《那桐日记》写的有注265。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察世怡提供)奎:希贤的爱人就是我爱人的大姑。希贤的弟弟叫立贤,立贤的夫人是我大姨儿……七姑没了,我见过,没出嫁就死了。九姑是嫁给铁良的小儿子,他也行九,在天津。我父亲娶的是定王府的。我母亲是朗贝勒府的五格格,第五个女儿,立贤夫人是大女儿。现在盛传我们这儿是婉容的姥姥家,因为婉容的母亲跟我母亲也是亲姊妹,我的母亲是润麒的五姨。注266定:那么多女儿哪!您母亲是四的?奎:是五,没有四。有个四姨是本家的。定:我记得定王府是乾隆的儿子永璜的府第。奎:对对。我姥爷就是定王,我见过几回,印象不是太深。有学问,做过军机大臣。……定王家是败落了,那时候(王府)就已经不成了,多年失修了。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朝服像(察世怡提供)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便服像(察世怡提供)定:您母亲呢?奎:反正英文也念过,中文也念过,学堂是没上过。一般这么说,我的印象和认识啊,我母亲脑筋非常好,特别清楚。我母亲就是文静。对别人要求不多,自己保守自己的规矩很严。定:那你们家得多少亲戚呀。奎:那时候那个社会,千丝万缕,都联系着。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奎:那是好的,还有咬斥的一面呢。溥仪一倒了,也就完了。定:一家子还咬斥?奎:没法说,那会儿家庭都那样,自古不都是如此么。

                      3.父亲存耆

                      定:您父亲后来是做什么的?奎: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他母亲跟着我祖父做外任官时,早早死在南方了,所以从小没得到过母爱,长大了也不合群。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注267他爸爸,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定: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把什么都看穿了吗?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定:母亲没跟去?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定:嗯,这倒也是原因。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察家三代,祖增崇(中),父存耆(左),子奎垣(右)(察世怡提供)我父亲被扫地出门,连火炉子都被抄走了,就那样,心里坦坦然然,说拿走,这都不是我的。后来发还的时候,我父亲没写一个东西,他说既然拿走就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说没我的。政府发回那一点钱也够吃饭的了,那还都是我的孩子打着我母亲和我爱人的名义把很少的一部分认回来的。子:“文化大革命”时候给我们轰到对门那院去了,1976年地震的时候后墙倒了,我爷爷的床正好在后墙那儿,我爷爷要起没起来,先把腿砸折了,那时候不是特乱么,没地方去呀,给搁到地坛那院子里头,7月28号砸的,8月9号就去世了。

                      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定:那就是说别人都不这样,就您祖母特殊?奎:别人听到八点九点,我祖母就听到七点,顶多八点就回来了。那会儿请客照(比)现在时间晚。可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啊,就为这个原因,把我一害害到底儿,一直到现在。定:为什么呢?奎:养成了一个糊涂孩子啊!(众大笑)定:这是您谦虚吧?奎:不是谦虚。要不是这么养活起来的,我绝对跟现在不同。我一辈子净是后悔的事,没一点儿好事。定:这怎么说呢?您具体点儿。奎:不跟其他兄弟一起念书,不见人,不交朋友。我们叔伯兄弟见一面,“走走走”,赶紧给领走

                      一仗想赢怕输,胆气未壮的现况,一旦进军速度及时,那么女真人只有放弃宁江州,跑回老家去躲灾。那时,先断绝女真人的经济,围住了饿上大半年,再大军压过去,半原始半奴隶制的女真人拿什么不死?凭着阿骨打一个人神勇无敌往回扳吗?他再逆天,单兵能力也不见得比楚霸王项羽强,到时上演女真版四面楚歌倒也蛮悲壮。一句话,超级大国欺负小部落有的是办法,只要正常出牌,绝对没有输的可能。可是耶律延禧忙啊,当时他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享受在白茫茫的天地间纵马狂奔,射熊杀虎的豪迈人生。见到加急发过来的求救信,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命令——海州(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带人过去解围。帮助及时地送到了,海州的援兵就像过期的杀虫剂一样,不仅没能杀死虫子,反而养得虫子快速长大。完颜阿骨打打垮了高仙寿,连带攻破宁江州,实力和威信急剧上升。一个问题,当此时,人们一贯认识中的强悍、嗜杀,对辽国充满了仇恨的阿骨打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把宁江州屠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怒火?以女真人的野蛮,完全可能。但事实是,他不仅没杀人,反而私下里把宁江州的首领放了,让他回辽国。这样不管这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透露出女真人并不凶残,和他们作战不必拼命的消息。另一方面,阿骨打以这次胜利为号召,召集全体生、熟女真人一起向他靠拢,并且把渤海人也算在内,他欢迎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月初一,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十一月时耶律延禧召开御前会议,辽国权贵一致决定要认真对待女真人了。派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率契丹、奚族军士三千人,中京禁军七千人,驻守出河店。司空是政治大佬,一万军力远远超过了女真人的上限,看起来这次耶律延禧是下了狠心了,是要把女真人捏死。不过事后证明,这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帮忙,都做到细心体贴的程度了,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为阿骨打量身定做的。辽军的速度很快,集结军队,准备给养,快速行军,十几天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出河店,是现在黑龙江的肇源。他快,阿骨打的速度更快,他不仅带着人冲了过来,主动迎击,还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军队整编了。原先女真人打仗,虽然每次都有一个总指挥,但下面具体上阵时,都是按照家族血缘,扎堆往上冲的。这样太原始了,虽然上阵父子兵有凝聚力,可一来不利于统一指挥,二来兵权分散,阿骨打没有绝对的权威。阿骨打设立了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制,每三百户为一谋克,每十谋克为一猛安,这样由他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下边小兵。层层具体,如臂使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以一个没有受过半点军事化训练,不知道世界上成形的军事化管理的白丁,能想到这些,在东亚的土地上,几千年里只有两三个人能做到。其中一个就是一百多年以后站在全人类军事巅峰的那个人。以那人的实力,也要在转战多年之后才领悟到,而阿骨打只用了一仗,就迅速打散整合了自己的军队,夺到了最高的、唯一的指挥权,并且在十几天里就实施了下去,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惊叹。回到战场,女真人的行动是隐蔽的,他们一来人少,嗯,比上次多了点,到三千多人了。二来有意隐藏踪迹,都是些进山打猎的人,在严寒风雪里前进,很快悄悄地来到了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畔。这时天晚了,人也累了,阿骨打下令设营休息。从这一刻起,阿骨打的灵异和耶律延禧的帮忙交织在了一起。事情要从睡觉说起。跑了大半天了,女真人再彪悍也得休息,完颜阿骨打也不例外,他躺了下去,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史书上说,他强烈要求睡眠多达三次,可是都被打断了,每次都有人在他床头用力地抓住他脖子往上扳。这还怎么睡,更灵异的是,他回头,身后根本没有人。阿骨打不睡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神仙在警告我,不让我入睡。”他出门集合队伍,把神仙降临的事儿跟大伙儿说了。于是,全体女真人陡然虎躯一震,精神百倍。阿骨打有神仙路线可走,他所说的话,他要办的事,都有神仙罩着!这个观念一旦形成,威力是无法估量的。想一想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朝人都对神仙膜拜得五体投地,那么半原始半奴隶制的生女真部落里,会对神灵崇信到什么地步?这时,无论阿骨打说什么,他们都会积极地、快乐地去做。阿骨打说,都别睡了,立即接近辽国人,攻击!女真人兴奋地冲了出去,在寒冷的冬夜里快速接近混同江。等到了江边,天已经微微亮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对岸的情况。这一刻,他们对神仙和阿骨打的关系深信不疑。只见冰封的江面上,辽国人正在凿穿冰层,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萧嗣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辽国皇帝搞什么头鱼宴,他是想一劳永逸,把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的冰层凿穿了,把女真人隔在对岸。以女真人的部落实力,以他们简陋的行军工具,根本不可能带着战船。在这种天气里,也不可能砍大树造船只,所以,冰层一破,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除非女真人再选别的道走。得承认,萧嗣先的想法很先进,很有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他真的看准了辽、女真之间的优劣关键。但要命的是,他没法预测完颜阿骨打奇特的睡眠遭遇。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真的有神仙去扳阿骨打的头,还是阿骨打自己料到了辽军的动作,更以神仙的名义说出来,哪一点,都足以坏了萧嗣先的布局。站在凌晨的混同江边,完颜阿骨打对身后的部下们说:“派十个人过去,把凿冰的都砍了。”出河店之役,决定女真人命运的第一次兵团决战,由十个女真人发起。他们越过结冰的混同江,杀向正在凿冰的辽国人。在他们身后,全体女真人都冲了上来,一共三千七百多人,这就是完颜阿骨打全部的家当。八百余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他有按捺不住的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和提防。他怕辽军迅速集结,把他压在江面上,那时无遮无挡,光是射箭就足以把他们埋在混同江上。所以他才要先派极少的人杀过去,尽量小动静地解决辽军前哨。他成功了,他杀上了对岸,这时辽国人才警觉,集结起全部人马冲了过来。兵团决战,女真人历史上第一次的兵团决战展开。无数的资料可以显示,兵团决战是一门艺术,绝不是单靠勇猛善战就能完成的事。甚至于个别超级勇猛不听指挥的人,还会坏了大事。这一点,初期的女真人也不例外,就算再乐观的估计,他们想战胜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辽军,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这一天注定了是完颜阿骨打的灵异日,也许神仙真的存在,并且被他随身带着。在半夜连续扳他的头之后,这时准时出现,给了他最大的帮助。一阵大风,在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冰封大地上的西北风,从女真人的背后刮起,吹向对面的辽国人……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刮了起来。辽国人悲剧了,女真人不仅有百年的仇恨、强悍的体魄、精明的领导,竟然还随身带着西北风,这仗还怎么打?他们一路溃败,死伤满地,一直逃出去几十里地,才摆脱了追杀。战后清点,阿骨打赚大了,他的女真兵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编。人员的来源,除了生、熟女真各部落争着抢着往他身边挤之外,还有此战的俘虏。女真兵团,和后来更强的蒙古兵团,他们的人员组成并不是单纯的本族人,他们有本事把抓来的俘虏,这些本来是死敌的人,迅速同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战斗力。这种同化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同化的人,哪怕重新回到战场,面对同一血脉的本族人,也能举起屠刀,杀得鲜血淋淋,杀得爽心快意!人性,永远是个无解的谜团。抛开人性说现实,此战过后,女真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近千年来历史里重复出现的,让各民族都头疼恐惧的数字。女真兵团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在北宋末年出现过,带来了辽帝国的崩溃;在明朝末年出现过,让中国第二次全境沦陷,汉民族再次被异族统治。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女真人、后金人自己的吹嘘;有人说,这是史实,是当年与之敌对的国家在失败中的哀叹。不必讳言,这两种说法里包含着民族情结,有满族人自己的自豪,有当年被击败种族的怨愤。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必要、也没办法去考证究底的真伪。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在女真人的崛起阶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河店之役后,完颜阿骨打的手里握到了好牌,他终于有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限于眼界太窄,经历太少,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他兴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权从何而来,从刀、从枪、从军队而来!兴奋中的阿骨打不知道,当此时他更大的幸运并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繁华的、庞大的辽帝国的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那才是出河店之役最大、最妙不可言的收获。这事儿要从辽军溃败后说起,辽国的前敌总指挥叫萧嗣先,他一路狂跑,终于远远地躲开了女真人。暂时安全了,可是转眼间心情沉痛。他失败了,带领一万正规军,败给了没开化的泥腿子野人,这个人辽国丢不起,一旦丢了,他萧嗣先的命就是遮羞费。出现这种事,他的脑袋板上钉钉一样要落地了。但是不怕,他有个好哥哥名叫萧奉先。注意这个人吧,说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辽、金命运转换的巨大旋涡中,起真正主导地位的人,既不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也不是金国的英雄完颜阿骨打,追根溯源,让一切发生、恶化、不可收拾的人,就是这位萧奉先。三年前松花江畔头鱼宴上阿骨打拒演时,耶律延禧要杀了他,是萧奉先阻止的。这是萧奉先第一次改变辽、金两国的命运走向。三年后出河店之役辽军失败后,萧奉先做了第二件事。他想到了亲爱的弟弟,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让弟弟死。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句话。他去见耶律延禧,这样说:“陛下,出河店败下来的兵怎么处理?要是按章办事的话,他们会怕死不回来,在外边变成盗匪,危害国家。”耶律延禧想了想,“是啊,这事儿很有可能,那好,反正都败了,赦他们无罪……不,领头儿的还是要罚的,罚免官,削职为民。”于是,萧嗣先只是丢了个头衔而已,他可以潇潇洒洒地从出河店回京城,照样过他的幸运人生。守着他如此非凡的大哥,难道还用为金银财宝香车美女发愁吗?这些,都被辽国的军方看在眼里,冷眼旁观,他们在愤怒之余得出了一个结论——出力死战,战死了没功劳;败了逃走,逃跑没责任!这样一来,还有谁为国家出力,还有谁会遵守军规?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对辽军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灰心丧气,从根本上失去了辽人立国的铁血精神。回顾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以超级大国敌对一个初兴起的民族,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扼杀奇迹,无论什么样的神勇人物、彪悍种族,都毫无用处。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数占据绝对的胜算,之所以不胜,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是不知所谓的君主、大臣葬送了一切,是他们拱手将胜利送给挑战者的。辽之灭亡,宋之灭亡,无不验证了这一事实。回到公元1115年的初春,完颜阿骨打获得出河店之役的胜利,军力达到一万人之后,他终于心里有底,答应了部下们的请求,宣布女真人立国,他自己称帝。关于女真帝国,他这样创立,他说:“辽人以镔铁为号,取镔铁坚硬的含义。可惜镔铁也有朽坏的时候。世间唯有金不变不坏,所以女真帝国取名为‘金’。金为白色,女真帝国也以白为尊。”这一年,女真立国号为大金,年号收国,阿骨打本人改名为“完颜旻”。从这时起,金国迅速崛起,拉开了覆灭辽国的序幕。这是这一年里的主旋律,宋、辽两国间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年即将过去,还是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这个人在辽国的科考中名列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辽国的状元。他能骑善射,文武双全,心志恢弘,意态坚凝。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比完颜阿骨打逊色。建国之后,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很快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写的,基于现在的形势,耶律延禧提出了一个建议。“完颜,你建国了,是吧,可惜你没有请求上级,程序不合法。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辽国的正式附属国,磕头谢恩吧。”这真是天大的恩惠,让一个半年前还是半原始半奴隶制的野人部落一跃进入文明世界,这样大的变化,之前女真人想都不敢想。可惜,那是以前的女真人。现在完颜阿骨打的回复是:“可以,但是有条件。第一,归还阿疏;第二,把黄龙府给我。”黄龙府,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它出现在史书里,流传在诗词里,经过岁月的沉淀甚至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直捣黄龙!可以确定的是,在完颜阿骨打这次回复之前,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是一片荒芜大地上的弹丸小地,公元十世纪时的文明之光离它太遥远了,在中原、在西域、在南海,没人知道它。可是完颜阿骨打的目光盯住了它,它是前进方向上的一块绊脚石。但同时,也是他心目中帝国的理想中心。黄龙府,是今天吉林省农安县。这种回复很自然的,让耶律和完颜谈崩了。在耶律的心里,完颜始终、永远是一群披毛戴角勉强会说话全体都不认字的原始人,只是一群玩具加劳动力。给他们个国号,让他们正式成为自己的家臣,已经是最深的底线了,可玩具们居然还敢跟他谈价钱!他当然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只是他一个大型狩猎会的时间里,完颜阿骨打都做成了什么。女真人不仅有了国家、国号,还有官职头衔。他们的官阶叫勃极烈,冠以“谙班”,是指尊贵伟大的勃极烈;冠以“国论”,是指宰相级别的勃极烈。配合军职方面的猛安、谋克,一个帝国的初步运转成形了。这些还不是最惊人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女真人居然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耶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件事:还阿疏,等于丢了尊严;给黄龙府,那块小地方失不足惜,但丢不起那个人。既然不想给,也不想在战场上和野蛮人肉搏,想来想去,有着深厚底蕴的辽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二十万骑兵、七万步兵向北方边疆运动。这一次出兵,他们是下了相当的血本,辽国号称精兵百万,想想这已经是近三分之一。用这样一股力量逼近新兴的金国,意图非常明显,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出河店的奇迹不再重演。可是,一旦这股重兵开拔之后,就让人看不透了。以二十万骑兵为主的兵团,居然慢得跟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个庞大的军阵慢腾腾地、拖家带口一样地向北边走。没有错,这个军阵像一个超级城镇在迁移,里边带满了耕牛、绵羊、农具等生活必需品。这就是辽国人的打算,他们要在北方凭空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军城,一边在那边生存,一边抵挡金国人。这办法看似消极,但真的很理智。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兵力,以纯防守的姿态,他们终于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刚出生的小国的招数。就是要用钱、用人、用时间压死你、拖死你,一点都不公平,但就是管用!当这支大军北上之后,耶律延禧、萧奉先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宴会、刺激的猎场里,在他们想来,至少在十年甚至二十年里,烦人的金国人将再也不会让他们闹心,用这二十七万人耗尽金国这一代人的锐气,之后就会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千算万算,他们算错了时机。如果在出河店之役前这么做,绝对会如愿以偿。那时的女真人要用完颜阿骨打以神话、用威胁才能走上战场,并且人数极少。出河店之役后,金国建立了,女真人心有所依,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力达到了一万人。满万不可敌,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天天躁狠狠躁狠狠躁夜夜躁,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朱汉民:对。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朱汉民:对。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实事求是匾朱汉民:是1917年,这里改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叫宾步程,他就把“实事求是”作为当时的校训。“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格言,东汉的时候就有了。在清代的时候,讲究“实事求是之学”、“实学”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岳麓书院本身就有“实学”的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国藩还专门解释过“实事求是”,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要研究实事,从实事中间来求得天理。王鲁湘:后面那个“是”就是天理。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作了新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的第一个“事”看成是我们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把后面的这个“是”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得到的那个真理。朱汉民:对。王鲁湘:他用这四个字,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运动。朱汉民:所以,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和思想,确实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王鲁湘:后来他又把它变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现在去任何一个党校,进门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实事求是”四个字。朱汉民:对。王鲁湘:“实事求是”两边的对联好像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两个嵌头正好是“工业”二字。朱汉民:对,这是当时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校名。六、千年书院,薪火不绝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认识,现在终于古今一同了,但在当初,对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取舍,人们是经过了一些摇摆和犹豫的。虽然,把“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等做法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有其时代的需要、局限和无奈,但是因分寸无法恰当把握,确曾伤及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例如,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典范岳麓书院所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等等,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社会和教育界所忽视了。学校办得像学店,知识待价而沽,学生疲于为做官、发财、谋生而读书,以至于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朱汉民:光绪28年、29年,整个书院都变成了学堂。大概才过了20多年,就有人开始批评这个现象,批评者包括胡适、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那些新儒学的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他们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式学校有它的弊端: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把学校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到学校来是买知识,老师在学校是卖知识,师生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怀念古代的书院。古代的书院有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就是它很注重品德培育。书院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更是冶炼人格、培养人格的地方。这是符合儒家的传统理念的。儒家认为,培养人是最根本的教育目的,而不是传递知识。岳麓书院作为历史遗产,其有形的遗产如房屋、建筑、碑刻、匾额等文物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但它更重要的内在文化遗产,如办学宗旨、人文精神、学术传统等,我们要怎样来继承、弘扬呢?如何把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这样一套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纳入到现代大学的体制里,使之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当前和以后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钓鱼城传奇公元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亡,忽必烈正式君临天下。此时,在中国西南边陲重庆山区里还有一个不过1.9平方公里的小城,城里的宋朝子民竟然还在坚持守抗蒙军的进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弹丸小城抗击蒙军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姑且不说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中最长的拉锯战是何等艰苦卓绝,只说当得知南宋大势已去后,守城的南宋军民的心情该是何等的纠结?是继续誓死守城,还是弃城投降?如果投降,这三十多年的防守岂不是成了一场徒劳?如果誓死不屈,那么整个山城中的十几万百姓势必将成为山城的陪葬品!没错,这个纠结在历史拐点的小城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古城!而这里所发生的抗蒙战事,也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不朽传奇!一、铁城肇建13世纪初,强大而充满野心的草原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他们打败金国,成为南宋王朝的头号劲敌。1236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区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主战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重庆山城北边的合川钓鱼城,因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被赋予了抗击蒙军的重要使命。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的汇合口,整个山城就屹立在离江面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人们推测,钓鱼城分内城、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石条垒成,一看便是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堡垒。依据文献记载,钓鱼城建成之后,当时合川地区的五个县城全部搬到山上躲避蒙军的侵袭。钓鱼城石刻城名王鲁湘:有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当年建钓鱼城的时候有多少居民?刘智63:17万。王鲁湘:真正的军人有多少呢?刘智:军人大概就4000多,整个四川四路战区的军队加起来还不足五万。王鲁湘:这么多的人住在山上,这个天池的水完全靠天降雨吧,它不是泉水吧?刘智:不是泉水,是天降水,但它有好几十口自然的水井。王鲁湘:水井里的水是泉水?刘智:这几十口井都是宋井,用的是地下泉水。整个城的水源来自三个渠道,一个是天降水,就是天池;还有一个是掘出的水井;另外,它还控制了很大一段江面,所以可以在江边取水。护国寺里面有好多宋代的井,传说在井里放一只鸭子,可以到嘉陵江去捞,因为它们是通着的,井水一年四季都不干枯。王鲁湘:这个山上到处都有井,井水很清澈啊!袁东山64:水可以用于运输,还可以饮用,对人类太重要了。这个城的优势就是不缺水,而当山洪暴发或江水泛滥的时候,它又不怕水,因为它在山上。守城的这批人全部是南宋当地的居民,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所以在战争过程中蒙古人很吃亏。他们虽然有很强的骑兵和进攻力,但是没法用。钓鱼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其实绝不是简单地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事实上,钓鱼城只是重庆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所依托的是四川地区的“网状军防体系”。钓鱼城战图1236年,阳平关之战全面爆发,四川地区几近沦陷。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到朝廷重用,他试图力挽狂澜,此时,一个大胆而充满谋略的设想应运而生。他谋划要依托四川、重庆地区有利的山势、江河条件,建立一套山城防御体系,让蒙古军队的铁骑在此顿足!袁东山:当时,四川实际上是依托6条江,就是曲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绵江和长江,以及几十个小方山,把整个川陕战区的政府、军队全部集中到这些山上,以方山为点,以江为线,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了一个整体联动的巨大战区,这个战区的核心或指挥中心就是重庆。帅府遗址2010年,重庆市进行旧城改造,偶然地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它保留在地表上的部分还有10多米高,这个高台建筑就像天安门城楼的楼基一样,是夯土包砖。这上万块的包砖上都刻有“淳佑乙巳东窑城砖”、“西窑城砖”等字样。淳佑乙巳就是1245年,正是余玠指挥抗元战争最关键的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这儿就是余玠的帅府遗址。王鲁湘: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袁东山:对,就在渝中区濒临解放碑的旁边。王鲁湘:解放碑附近就是重庆市的一个原点或历史建筑起点,它被你们在无意中找到了。袁东山:这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馈赠。当年余玠从毫无屏障的成都迁到了有江山之险的重庆,并将这里作为军事机要中心。在紧要关头,他招贤纳才,迅速摸清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创建了合理的山城防御体系。孙华65:这个防御体系的建立,第一步是定重庆为中心。定了重庆以后,余玠采纳了当时播州土司66的两个谋士冉璞、冉琎的意见。这两个谋士长期在四川活动。王鲁湘:对四川的情况很清楚。孙华:钓鱼城上面有庙,这个庙唐代就有了,在宋代的时候,贵州的田氏土司修过,所以,作为播州土司的谋士,冉璞、冉琎他们对这个庙的情况很熟悉,对钓鱼城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也非常了解。余玠上任以后,他要找人拿出光复四川四路的策略,于是筑了招贤馆,让有本事的人自动来报名,拿出他们的办法。这个时候,冉璞、冉琎去见余玠,在地上画了整个四川的地形图,然后提出了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核心就在钓鱼城,所以要把钓鱼城建设成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这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包括云顶平、白帝城等二十多个山城,其中钓鱼城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在未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不可限量的作用。二、固若金汤钓鱼城磨盘遗址余玠所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曾一度挫败蒙军,局部扭转了南宋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但是,蒙古人统一世界的野心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实力,令宋军只有一时的招架之力。很快,蒙军铁骑逾越四川凭借天险而建的军事防御系统!二十多个山城几乎全部弃城,只有钓鱼城的城门紧紧关闭,让骁勇善战的蒙军难以接近!王鲁湘:远远地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磨盘,这应该是个磨盘吧?上头应该还有一个大碾?袁东山:对。有一个大的石滚作为碾,它是用牲口拉着来碾粮食的。王鲁湘:用驴子?袁东山:应该是牛,一种黄牛,那里没有驴子。王鲁湘:这里无论作为衙署所在地,还是兵营所在地、老百姓所在地,总要吃粮食。所以从磨盘的规模来看,这里应该是个作坊,可能直接隶属于军营的后勤系统。袁东山:这不会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家里的不会有这么大。钓鱼城城楼遗址事实上,建造钓鱼城时,余玠不光只是考虑到了山城的军事功能,他还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坚不可摧的城墙围合成一个安全的军事、生活空间。城内设施齐全:有县衙门、兵工作坊、经济贸易中心,甚至还有佛教寺庙等建筑。王鲁湘:我这次在钓鱼城参观以后,改变了一个观念。我原以为这种山城防御体系只是一个一个的堡垒,顶多也就是个山寨,像土匪或土司的堡垒一样。结果到钓鱼城一看,它真是个城,上头什么都是全的。孙华:两宋之际的军事家陈规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将领在总结北宋和金朝的寿阳之战时说“城小而易守”,这个话是错的。城一小,尽管用比较少的军队就能进行防守,但城小了以后,调动军队也相对受到了束缚。另外,城小了以后,敌人更容易多面夹攻。王鲁湘:围成一个铁桶一样。孙华:对,很容易失去做机动反应的空间。所以综合看来,钓鱼城这个小城能抗击元军那么久,是非常不容易的。汩汩嘉陵江环绕钓鱼城,为这个小小的山城平添了无尽的秀美。如今走在城中,似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争。但是,来此凭吊的游客,可在城内看到一些冷兵器时代的抛石机——这是宋兵抵抗蒙军的重要武器。

                      研究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级学府——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因靠近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学风最为开放的学术机构,堪比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持的雅典学院。在学宫中,诸子百家都可以登台演讲,可以互相争辩,不同的声音在这里出现,没有所谓的统一思想,公室也不插手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自齐桓公以后,历代齐国统治者都对稷下学宫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允许学者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使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滥觞之地。齐威王自幼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中长大,见识自是不凡。据《史记》记载,齐威王善于弹琴。即位后不久,有一个名叫邹忌的人带着一张古琴前来求见。当时齐威王正在自弹自唱,自得其乐。邹忌在堂下听了一段,也不待宣召,大步走到堂上,击掌称赞齐威王弹得好。对于君臣之间来说,没有比这更无礼的举动了。齐威王勃然大怒,将琴推开,一只手按在剑柄上说:“你只看见寡人弹琴的样子,还没有仔细听,凭什么说寡人弹得好?”邹忌说:“我听您弹琴,大弦庄重温和,小弦高亢清脆,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有如四季更替,周而复始,让人情不自禁叫好。”齐威王不觉莞尔一笑,松开了剑柄,道:“看不出,你倒是个懂音乐的人。”邹忌说:“何止是懂音乐?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道理也尽在其中了。”齐威王眉头一皱,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不识趣,我说你懂点音乐,已经是给你个台阶下了,你却不知进退,大言不惭地在这里胡说八道!于是不客气地说:“那你说说,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跟弹琴有什么关系?”邹忌说:“大弦庄重温和,那是君主的气度不凡;小弦高亢清脆,有如臣下的精明干练;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象征着国家的政令有张有弛;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说明国家政治昌明。治国如同弹琴,事情不同,道理相通。”齐威王听了,点头称善,将他留在朝中参与政事。这件事之后三个月,邹忌被封为相国。稷下学宫中有位名叫淳于髡(kūn)的学者,以善辩而闻名。有一次见到邹忌,便拦住他道:“听说您很善于说话。我有一些愚蠢的想法,能不能跟您说一说?”淳于髡长得矮小,站在邹忌面前,就像一个侏儒。邹忌却不敢有任何轻视,一本正经地说:“我洗耳恭听。”淳于髡说:“一个人,周全则事事如意,不周全则身败名裂,是这样吗?”邹忌说:“是这样。我会牢记您的教导,在国君面前小心谨慎,不失礼数。”淳于髡说:“将猪油涂在车轴上,车轮就转得快,有这么回事吗?”邹忌说:“是的,我会跟同僚搞好关系。”淳于髡说:“把胶涂在弓上,可以黏合弓体,但是不能以此弥合裂缝。”邹忌说:“您说得太对了,我会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从中获得智慧。”淳于髡又说:“狐皮袍子破了个洞,千万不要用狗皮去补。”邹忌说:“有道理,我会谨慎地选拔人才,不让小人有机会混入朝中。”淳于髡说:“大车不经常加以矫正,就不能承载重量;琴瑟如果不时时加以调整,就不能弹奏出优美的音乐。”邹忌不禁笑了起来,回答道:“感谢您的教诲,我一定会修明法令,加强督察,整顿吏治。”淳于髡没有再说什么,默然退下。回到家门口才对自己的仆人说:“这个人了不得,我给他打了五个哑谜,他回答我就像回声一样快。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名闻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说句题外话,所谓“髡”,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将头顶周围一圈头发剃掉以示侮辱。淳于髡出身卑微,家境贫寒,长大后娶不起老婆,只得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又受过髡刑,却能够在稷下学宫登坛讲学,还敢和当朝相国当面耍花腔,足见当时齐国风气之开放。邹忌得了淳于髡的教诲,果然将整顿官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烹阿封即墨”的事件。据说这一年齐威王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召集到临淄进行考核,其中即墨大夫和阿(ē)大夫(阿即今天山东东阿)两人的成绩最特别。即墨大夫名声最差,民主评议得分最低;阿大夫名声最好,民主评议得分最高。到了齐威王总评的时候,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对于即墨大夫——“自从你去即墨,到寡人面前说你坏话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寡人暗地里派人调查,即墨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一派和谐的气氛。由此可见,你没有走上层路线,通过买通寡人的左右来获得好评。”大笔一挥,赏了他封邑一万户。对于阿大夫——“自从你去了阿地,时不时有人说你能干,但是寡人明察暗访,发现阿地的田间长满荒草,老百姓生活困苦。卫国派兵犯境,你竟然隐瞒不报。但是对你的评价却很高,难道你不是买通了寡人的左右来为你说好话?”命人当庭架起一口大油锅,将阿大夫和那些为他说话的人一并投进去给烹了。自此之后,“齐国惧震,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的气象焕然一新。邹忌推荐人才,整顿吏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最高层——齐威王本人。《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邹忌身高八尺有余,体貌俱佳。某天早晨,邹忌对着镜子穿好衣服,左看右看,对自己的仪态十分满意,于是问他老婆:“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他老婆说:“当然是您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对于妻子的回答,邹忌又高兴又不自信,于是偷偷问他的小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哟,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您漂亮!”小妾说着,在他的脸上捏了一把。这天正好有客人来访,邹忌向客人问了同样的问题。客人仔细端详了他一阵子,才一本正经地说:“实话实说,徐公比不上您。”后来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人家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更是觉得相差甚远。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榻上想着这件事,突然领悟:“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有求于我。”第二天邹忌上朝,对齐威王说起这件事,说:“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地方千里,城池众多。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您是最容易受蒙蔽的啦!”齐威王正色道:“你说得对!”于是下令:大小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受上赏;书面劝谏的,受中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寡人的过失,并能传到寡人的耳朵里的,受下赏。命令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中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还不时地有人偶然来进谏;满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魏惠王便是在听说这件事后,才产生了要到齐国与齐威王一晤的念头的。两国君主会谈结束,在临淄郊外狩猎娱乐。魏惠王突然问了齐威王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宝物吗?”“宝物?”齐威王一下没反应过来。“是啊,像我这样的小国之君,还拥有十颗举世罕有的明珠。”魏惠王说着,示意齐威王看他车盖上缀着的十颗“径寸之珠”(直径达一寸的珠子)。“哦?这十颗珠子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齐威王的好奇心也被勾上来了。“别小看这些珠子。”魏惠王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一到晚上,它们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足以照亮前后各十二乘车的距离,连火把都用不着。齐国乃东海大国,不会连这样的宝物都没有吧?”“有的,有的。”齐威王微微一笑,说,“只不过我的宝物和您的有所不同。”“那也拿出来让我见识一下啊!”齐威王说:“我的大臣中有一位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不敢东向,泗上十二诸侯(鲁、宋、邹、滕等小国)都来朝觐;有一位盼子,派他守高唐,赵人不敢越过黄河来捕鱼;还有一位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和赵国百姓前来投奔的有七千余家;更有一位种首,让他管理治安,齐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人,都是我的宝物,我用他们来照亮齐国千里之地,何止是照亮前后十二乘呢?”魏惠王听了,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他不知道,就在他与齐威王斗宝的时候,有一颗在魏国蒙尘的珍珠,已经被出使大梁的齐国使臣藏在车厢里,正在日夜兼程赶往齐国。田忌赛马公元前355年冬天,一位名不见史册的齐国使臣在大梁的大街上遇到了沿街乞讨的孙膑。两个人用齐地方言交谈了几句,齐国使臣马上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奇人。当他完成使命,启程返回齐国之际,将孙膑装在自己的辎重车内,轻易地逃过了魏国边境的检查。抵达临淄之后,孙膑被安置在将军田忌家里。田忌姓田,自然是齐国公室子弟。不过这位公室子弟近两年混得不太如意,因为他和相国邹忌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这和邹忌整肃官场没有关系。田忌既不是贪官,也不是混蛋,他和邹忌的矛盾纯属私人恩怨。很多时候,关系不和,并不需要解释。第二年春天,孙膑作为田忌的门客,陪同田忌参加了在临淄郊外举行的赛马会。赛马是当时齐国极为流行的贵族活动。比赛规则为:双方各出赛马三匹,分别比三次,三局两胜。齐威王本人也热衷于这项活动,派人搜刮和训练了几匹好马,在赛场上与各位官僚贵胄一较高下。田忌每次与齐威王对赌,都必败无疑。这一次,他毫无悬念地又以三比零的战绩输给了齐威王。但是他很快又回到赛场,要求与齐威王再比一场,而且把赌注加大十倍。齐威王歪着脖子看了他半天,说:“田忌,你这是在向我变相行贿么?”田忌说:“下臣岂敢?即便是行贿,那也是向您身边的大臣行贿,哪有向您行贿的?”齐威王说:“那也不行,你肯定是换了三匹马来再比。而我的马已经跑过一次了,不公平。”田忌说:“马还是刚刚那三匹,不含糊。”齐威王叹了口气,道:“既然你非要这样,那我就只能奉陪了。不过事先说好,回去被老婆骂,可怨不得我。”比赛再度开始。第一局下来,齐威王的马又大胜,甚至比刚刚那场胜得更多,冲线的时候,足足超出田忌的马十个马身。齐威王嘲弄地看了田忌一眼:“不行啊田忌,你的马士气低落,表现比刚才还差啊!”田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说:“现在还难言胜负,您等着瞧。”第二局下来,田忌的马却是小胜。齐威王“咦”了一声,道:“有进步啊!”田忌似乎也颇为意外,说:“真有进步啊!”第三局开始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全场观众也都紧张地看着赛场。只见两匹马开始还齐头并进,难舍难分。跑过一半的路程,田忌的马便领先了,先是一个马头,接着半个马身。齐威王的骑师见状,拼命扬鞭策马,想挽回局面,但是始终差那么一点,眼睁睁看着田忌的马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不对,不对!”齐威王气得跳起来,“田忌你肯定是做了什么手脚,否则不可能赢寡人。”田忌说:“没有。”齐威王说:“不做手脚,你怎么会那么有把握加大赌注?你老实说,到底使了什么花招?”田忌说:“真的没有使什么花招。只不过……下臣的门客孙膑给下臣出了一个小小的主意罢了。”“什么主意?”“他把您的马和下臣的马都分为上、中、下三等。第一局以臣之下马对您的上马,所以大输;第二局以臣之上马对您的中马,所以小胜;第三局以臣之中马对您的下马,又是小胜。所以就……嘿嘿!”齐威王愣了半晌,骂道:“好你个田忌,居然在家里藏着这样的能人,不推荐给寡人!马上请他过来,寡人要见见他。”孙膑就这样见到了齐威王。两人见面,嘘寒问暖的话就不赘述了,唯独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孙膑的祖上孙武,原来是齐国田氏的分支,因此孙膑与齐威王也算是同宗关系。齐威王听过孙膑的故事,唏嘘不已,但是又颇感怀疑——那庞涓率领魏军东征西讨,名震天下,被誉为当世之雄,孙膑的才能难道还胜过庞涓?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向孙膑请教了几个军事问题。齐威王首先问:“如果两军对峙,旗鼓相当,且都严阵以待,请问先生该如何破局?”孙膑回答:“可以派小股部队进行骚扰,只许败不许胜,引诱敌军进攻,让敌军暴露出弱点,再集中力量突击。”齐威王一听,有点门道!便又问道:“如果双方力量不对等,有什么原则可循吗?”孙膑说:“有。”齐威王说:“假如是我众敌寡,我强敌弱,该怎么办?”孙膑马上向齐威王作了一个揖,说:“这是明君才会问的问题。优势在自己这边,还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办,说明您对待战争很慎重,乃国家之福。下臣的祖上孙武子著兵书,第一句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身为国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战争慎之又慎,即便看起来极有把握,也要小心行事,因为国之存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孙膑接着说:“如果是我众敌寡,最好是故意摆出一副军容不整的样子,扰乱敌人的视线,让敌人觉得有机可乘,主动寻战。这样的话,敌人失去警觉,好比鸡蛋碰石头,我军趁机掩杀,可大获全胜。”齐威王又问:“如果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呢?”孙膑说:“那就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严阵以待。”齐威王说:“那么,以一击十,可以做得到吗?”孙膑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可以做得到。”齐威王来了兴趣,又问道:“在先生看来,要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这个问题明显和前面的具体问题不同,已经上升到“兵道”的层次,是要考孙膑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孙膑很干脆地回答:“恒胜有五。”也就是常胜有五要素——一是统帅全权指挥,二是知道胜负的条件,三是得到士卒的拥护,四是将帅同心协力,五是能够正确判断敌情。话题既然打开,孙膑便不待齐威王发问,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兵多,国富,武器精良,这些都是获胜的有利条件,但并不一定能够获胜,关键还是要掌握战争的规律。自古以来优秀的将领,能够让敌人分兵,也能够让敌人按兵不动,因此即便处于劣势,也可以找到获胜的机会。“地形平坦,则多用战车;地势险阻,则多用骑兵;居高临下,则多备弓弩。没有什么兵种可以横行天下,关键是因地制宜,使用正确的兵种。“正确使用骑兵,可以轻易获得主动。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派骑兵发起冲锋,可以出其不意;敌人已经列阵,派骑兵迂回到敌阵背后,可以攻其不备;敌人溃散之后,骑兵可以自由追击。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骑兵用于战略用途,袭击敌军的粮道,烧毁敌国的桥梁,掠夺敌人的村庄……骑兵的优势在于能离能合,能聚能散,忽然而来,呼啸而去,神鬼莫测。大王如果想富国强兵,一定要优先发展骑兵,方可与诸侯一决高下。“进攻第一,防守第二,被动的防守不如主动的进攻。虽然孙武子将攻城当作世间最艰难的事,但我这个后辈的认识有所不同。近百年来,中原各国都在兴建前所未有的大城,它们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积聚丰厚,乃兵家必争之地。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将攻城作为重点科目,同时加强对攻城器械的研究和开发,切实提高部队的攻城能力。”齐威王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聊了一整天。齐威王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百姓都听我的话,该怎么办?”孙膑笑了:“您言必有信,百姓自然服从。”至此,齐威王对孙膑完全信服了。他对孙膑说:“请先生看在同宗的面子上,就留在齐国吧。寡人想拜先生为将军,统领齐国军队。”孙膑指了指自己那双并不存在的脚,又指了指脸上的印记,说:“在下这副尊容,如果担任了将军,岂不是让齐国蒙羞?”“那就请您担任寡人的军师,在幕后出谋划策吧!”齐威王也不强求,很快抛出另一个方案。孙

                      ,迎战栗腹;一路由乐乘任主帅,迎击卿秦。结果,赵军大败燕军,杀了挑起这场战事的燕国丞相栗腹,俘虏了卿秦、乐间。燕国本应帮助赵国对抗秦国,这样,赵国就会成为一道屏障,保护燕国不受秦国兵燹之灾。但是,燕王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自以为赵国长平之败以后,兵力大损,想趁秦火打劫,结果,损兵折将。这时赵孝成王在做什么呢?他导演的长平之战几乎毁掉了赵国,因此,赵孝成王应当深知赵国的劲敌是秦而不是燕。但是,赵孝成王也像燕王一样,不识大体。打败燕国之后本应当立即修补赵、燕关系,全力对付秦国,赵孝成王反倒得理了,在其后的两年中,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燕国。趁燕国战败之机,连续三年兵伐燕国:赵孝成王十六年(前250),赵国派廉颇伐燕;十七年,再伐燕国,包围了燕国国都;十八年,协助魏国攻燕。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抓会。秦趁赵、燕两国大战之机,出兵伐赵,首先是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接着攻古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晋阳是赵国早期的都城,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晋阳被占,赵国在山西的门户洞开,秦军可以轻松地从西边进攻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的被占,则让赵国大片土地落入秦国手中。直到此时,赵孝成王才醒悟过来。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燕两国议和,双方交换土地,燕、赵矛盾得以缓解。赵孝成王主次不分,在长平之战、邯郸之战之后,并没有对内休养生息,对夕旷交朋友。对燕国的趁火打劫进行必要的打击是必须的,但是,在教训了燕国之后,应当适可而止,不应当和燕国又打了四年之久。燕国确实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不识大体,但是,赵孝成王应当明白赵国的大敌是秦而不是燕,赵国的主要矛盾是秦、赵矛盾而不是燕、赵矛盾。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后,赵国应当全力应对秦国随时可能发动的新进攻。结果,却放过主要敌人秦国,举全国之力打击了团结对象燕国。抓住比赵国还弱的燕国穷追猛打,不但失去了一个盟友。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让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失之大矣?最终的后果是兵力进一步消耗,国土进一步丧失,亡国之日加速到来。第四;疆域锐减。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疆域快速减少。国土是国之根本,失去国土,国家必然灭亡。为什么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国土快速减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秦攻占,二是封地给人。先说秦国攻略赵地,这是赵孝成王时期赵国国土快速流失的主因。长平之战以后,秦军攻取了赵国的武安、太原,赵国在西部、南部丧失了大片国土。前文讲过,秦国趁燕、赵大战之机,攻占了原赵都普阳,占领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第二年又攻占了整个上党郡,设置了太原郡。赵国在西部的土地大都丧失。再说赵国以地封人。赵孝成王面临秦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封地给他人,以救赵之急。这种分封有两种情况:一是讨好秦国,二是封给有功之士。前者如赵孝成王十七年吕不韦被秦封为文信侯,权势熏夭。赵国为了讨好吕不韦,主动把赵国的河间封给吕不韦。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使吕不韦非常高兴,但是,这种卖地求和的短视之举只能加速赵国衰弱的进程。后者如封信陵君。邯郸之战以后,为了报答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孝成王把赵国重镇郁(今河北高邑)送给信陵君为汤沐邑(收取赋税的私邑)。如果说赵国的这两种失地,属于特殊情况,虽不可取,亦属无奈之举。但是,赵国拿土地换取他国将领则显得非常荒唐,毫无可取之处。赵孝成王元年,燕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孝成王竟然拿出赵国士兵浴血奋战夺得的济东三城,送给曾经大败过燕军的齐将田单,让他率兵攻燕。济东三城包括五十七座城邑,这等于把赵国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土拱手送给了齐国。这件事受到了赵国大将赵奢的严厉指责。赵奢找到主拿赵国国政的平原君,质问他:赵国拿出“覆军杀将”夺得的五十七邑送给齐国,只为了得到一个田单,值不值?难道赵国真的就没有人了(国奚无人甚也)?为什么不让我赵奢领兵?我赵奢曾经因犯罪在燕国待过,燕国也曾任命我担任过上谷(今北京怀柔)郡守。燕国的地形,我熟得很。百天之内我赵奢就可以把燕国摆平,如果用田单,他还没有把部队集合起来呢(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举燕矣)。面对赵奢的质疑、平原君无话可说,只好敷衍道:将军不要计较了,这事我已经和赵王说过了,赵王也已经答应了,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将军释之矣,仆已言之仆主矣。仆主幸以听仆也,将军无言已)。赵奢说:您做得太过分了。您之所以以大量土地换取田单,就是因为田单为齐将,齐、燕两国有世仇。我倒不这样看,如果田单笨,他根本就打不过燕军;如果田单聪明,他绝不会率赵军和燕国交战。二者必取其一,田单是齐国大将,他怎么会让赵国做大做强?如果赵国强大了,齐国还能称霸吗?田单率领赵国的军队一定会打消耗战,把燕、赵两国都拖得精疲力竭,他才率兵回来。平原君无话可说,但固执不改,田单后来的作为完全在赵奢的预料之中。田单曾经用火牛阵大败燕军,但这并不等于只有田单才能打败燕国。赵国此时有廉颇、赵奢等一批名将,赵孝成王一概不用,偏偏用赵国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换一个不可能为赵国尽心尽力的齐将田单,如果不是赵孝成王脑子进水了,他可能这样做吗?此事又牵涉平原君。平原君在邯郸之战的危急关头,求助信陵君,出访楚国,请来救兵,又散家财以助战,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平原君的做法很不明智,出如此高价去请齐国的田单这个馊主意他也想得出来。赵奢问到他头上,他虽无话可说但仍然不愿承认错误,反而以赵孝成王已经答应为由,请赵奢不要再管。改口所失去的无非是面子,但是赵国土地这个“里子”可是保住了。现在,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岂非糊涂虫?以上我们讲了赵国灭亡的四大原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四大原因汇聚在一起,赵国强盛时的“太行为城漳为池,丛台歌吹青云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这四大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昏君庸主,因为这四大原因都和赵国君主息息相关。赵国一共产生了十三位国君。真正对赵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的唯有赵武灵王一人而已,此前此后的赵国国君多为昏庸之辈。但是,赵武灵王前明后暗,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连自己生命都无法保障,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明君。所以说,赵武灵王是兴业之主,赵惠文王是守业之主,赵孝成王是毁业之主,赵王迁则是亡业之主。秦亡六国是嬴政统一大业的重要篇章,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讲赵国之亡,只想说明一点,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秦国的崛起,二是六国的衰落。一方面是秦国的崛起和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六国的衰亡和代代昏君。一盛一衰,最后导致嬴政统一六国。赵国由强到弱的历史,最能说明六国衰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国灭亡了,这是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又一辉煌战果。那么,秦王嬴政的第三个目标将会锁定哪个国家呢?第23章水灌大梁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终于拿下了最顽抗的赵国。赵国灭亡后,秦王嬴政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把进攻的自标对准了魏国。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最难对付的赵国都已经拿下,攻占其他国家当然是势如破竹,水到渠成。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前225),嬴政派大将王责率兵攻魏。王贲看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地势低洼,便引汴河之水灌大梁,经过三个月的河水浸泡,大梁城墙崩塌,城外养精蓄锐等候多日的秦兵潮水般涌进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魏国成为秦王嬴政继赵国之后第三个消灭的诸侯国。魏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为什么也如此轻易地被秦国灭掉了呢?魏国也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魏国的强大,缘于两点:一是魏国在七雄之中最早实行变法。魏文侯是魏国的开国之君,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他重用李悝、吴起施行变法,开战国诸国变法之先河,国力迅速增强;二是三家分晋之时,赵取其北,韩取其南,魏取其中,魏国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拥有如此优势,并曾经强盛一时的魏国,为什么面对秦国的军队反而手足无措,被一场大水轻易地灭亡了呢?这缘于魏国当时的衰弱!那么,魏国究竟因何而衰弱呢?魏国衰落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魏国人才的大量流失。战国时期,韩国出思想家,如申不害、韩非;赵国出名将,如廉颇、赵奢、李牧;魏国在韩、赵、魏三国之中人才最多,不但有名将,而且有思想家,还有政治家、谋略家。但是,魏国的人才战略却非常失败。人才只有在诸侯国国力的上升期与鼎盛期才容易发挥其最大效益。韩非是先秦最杰出的法家代表,他的法家思想比商鞅更完备更深刻,但是,商鞅出现在秦国的上升时期,因此,商鞅的作用在秦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韩非出现在韩国灭亡的时期,尽管韩非的思想比商鞅完备、深刻得多,但是,韩非已经无力回天,因为此时的韩国已处在灭亡前夜。所以,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益,才能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都无法将效益发挥至最大化。魏国人才战略失败最重要的表现是人才的大量流失。公叔进谗吴起南奔魏国流失的第一个重要人才是吴起。吴起是魏国前期最优秀的人才、他兼有两种身份:一是名将,二是政治家。作为名将,吴起能征善战。魏文侯初年,闻说文侯爱才,吴起来到魏国。魏文侯不了解吴起,就问大臣李克(李悝)对吴起的评价。李克回答,吴起这个人贪财好色(贪而好色),但是说到用兵打仗,即使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打不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军,攻打秦国。果然,吴起一举攻克五城。魏文侯就以这五城设立西河郡。吴起为什么能打败强大的秦军呢?吴起领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号陶大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当年吴起为儿子的父亲亲口吸脓,不久,孩子他爹就战死疆场了。现在,吴起又为儿子亲口吸脓,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战死在哪儿啊!所以,我才忍不住痛哭(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深受将士拥戴,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郡(西河指今陕西、山西交界一带)太守,抗拒秦国和韩国。作为军事家、吴起善于带兵打仗;作为政治家,吴起也深知对百姓施德政的重要。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魏武侯曾经和吴起一块儿泛舟于黄河,魏武侯看着滔滔的黄河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这可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不在于地势险要。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伊阙山在它之南,羊肠坂在它之北。因为不施仁政,所以商汤驱逐了夏桀。殷封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商纣王不施仁德,武王灭了他。所以,国家的稳固在于给百姓施恩,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您不施德,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武侯回答说:讲得好(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多)!这番话出自一位名将之口非常不易!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没有一个人讲得出这种话。所以,吴起不但是一位名将,更是一位政治家。有这样将相兼得的人才,岂不是魏国的福气吗?可惜,魏国的这种福气并不长久。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魏文侯去世之后,武侯即位,公叔出任魏国国相,并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公叔畏忌吴起的才华,想把吴起赶走。公叔的仆人知道了他的心思以后说,赶走吴起不是个难事。公叔问,怎么才能做到呢?仆人说,吴起是个有骨气又好名望的人。您可找机会先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才,但是,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秦接壤,我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魏的打算。魏武王一定会问怎么办,您就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这样可以试探出吴起的心思。魏武侯答应之后,您再找个机会请吴起和您、公主一块儿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看见公主这样傲慢,肯定不会娶公主。公叔就依此计而行,吴起目睹了公主这么轻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下嫁公主的要求。魏武侯开始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吴起受魏武侯怀疑之时,正在西河太守任上。魏武侯派人召他,吴起被迫离开西河。望着西河,坐在车上的吴起潸然泪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吴起的随从说,我知道您放弃天下就像甩掉鞋子一般,非常潇洒,为什么今天离开西河您会流泪呢?吴起回答:你不懂。魏武侯如果能让我在西河施展才华,我可以让他称王;可如今他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之地很快就会落入秦国的手中,魏国的力量恐怕从此就会削弱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到了楚国;帮助楚悼王施行变法,楚国很快强大起来,巍国却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魏国的河西之地不久就落入秦口国手中,矣起的预言成为现实。吴起对魏国非常有感情,并不想禽开魏国,但是,最终还是被人陷害而被迫离开。那么,魏国被秦所灭,仅仅是由于一个吴起被迫逃离所造成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卫鞅不见用范雎几敝死魏国流失的第二个重要人才是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我们在“孝公变法”一篇中讲过,商鞅(当时叫卫鞅),年轻时,曾被魏相公叔痤在临终前郑重推荐给魏惠王。公叔痤明白无误地告诉魏惠王,此人乃奇才!要么重用他,要么杀了他,绝对不能让此奇才出境。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是病中说胡话,既不重用商鞅,也不加害商鞅。结果在魏国无用武之地的商鞅到了广招人才的秦国,帮助秦孝公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实力急剧上升,多次打败魏国;魏国国力空虚,实力大减,被迫割河西之地给秦,以求短暂平安,而且魏国也被迫离开安邑,迁都大梁,而此时的魏惠王才后悔没有听公叔痊的话(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然而,他即使肠子都悔青了也于事无补了。所以,商鞅离魏至秦不仅是魏国最重大的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导致了魏国的衰落和迁都。魏国流失的第三个重要人才是范雄。范雎之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讲过。范雎是战国中后期的顶级人才,就是因为他在随同上级到齐国出差时受到齐王的重视和优待,结果,回国之后被以通敌罪诬陷,被打断肋骨,满地找牙。如果他不装死,当场就没命了

                      >1644年间101644年后14后来的武职降职,主要是各地明朝正规军中的总兵和副将。在“贰臣”中,他们至少由四部分组成。表A-51644年后降清并列入“贰臣”的军官。(1)先降李自成。后降于清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唐通陕西总兵
                      董学礼陕西副将
                      白广恩陕西总兵
                      南一魁陕西副将
                      骆养性河北左都督
                      (2)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祖泽溥辽东副将
                      孔希贵奉天总兵
                      (3)1644年10月以后在各地投降或受荐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刘芳名宁夏总兵
                      徐起元安徽左都督
                      胡茂桢陕西总兵
                      高第陕西总兵
                      贾汉复山西副将
                      马宁甘肃参将
                      高斗光山东总督(凤阳)
                      王永吉江苏总兵
                      王国宝山西总兵
                      鲁国南顺天副将
                      任珍河南副将
                      (4)在南京陷落时,或南京陷落后其地也被攻占时投降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马得功辽东总兵
                      马勇陕西副将
                      田雄北直隶总兵
                      常进功辽东副将
                      高进库陕西副将
                      刘良佐北直隶总兵
                      刘泽洪北直隶副将
                      许定国河南总兵
                      吴六奇广东总兵
                      王之纲北直隶总兵
                      陈世凯河北副将
                      相对而言,这个明军人集团比起那些投降后渗进入各级官僚机构的文职“贰臣”更具同质性。表A-6武职与文职品位比较:
                      武职人数
                      左都督9
                      都督2
                      总兵17
                      副将21
                      地方总督9
                      总计58
                      文职人数官品
                      大学士2正五品
                      尚书6正二品
                      侍郎12正三品
                      大理寺卿1正三品
                      大理寺少卿3正四品
                      詹事2正三品
                      翰林学士6正四品至从四品
                      国子监司业2正六品
                      御史7正三品至正七品
                      给事中5从七品
                      郎中5正五品
                      道丞3正三品至正四品
                      拥有举人、进士身份者11未入流
                      总计65
                      文宫中,近2/3(35人)是四品以上的上层官僚。这样,这些列名《贰臣传》的文职降臣就形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集团。军官则不能依品级排列,因为他们根据战略需要而随时承担的军事职责,与他们在正规军队系统中的职位品级并不必然一致。然而,我们可以用文官四品为标准,粗略地把较高和较低的品位区分开来。尚书和侍郎属上层部分,郎中、给事中为下层部分。以此类推,左都督、都督和总兵划入上层;副将与地方总督划入下层。根据这一区别,武职降臣最初是个不太显赫的集团:下层军官(50人)稍多于上层军官(28人)。武职降臣中总兵与副将最多,似乎由此可以假定,给这些军官授予尚书之职,是诱使他们为清朝效劳的一种奖赏。但这一假定并不正确。早期清政府中汉尚书之职实际是为1644年后投降的陕西和东北军官所占有的;大多数汉侍郎也被在清朝攻占北京后投降的军官们占据了。在11个出自西北和东北的军官所担任的尚书之职中,有3个给了前军阀左良玉的参将,1645年他的军队在九江投降了阿济格;4个给了曾在李自成麾下效力的军官。在侍郎之职中,几乎1/4给了祖大寿、左良玉和李自成的参将。然后,显赫的官位或是给了那些在对南明作战中建立殊功,以及在北方平定了起义地区的官员;或是给了那些曾在起义军中或晚明军阀之下指挥过独立部队的人。这样,如果《贰臣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清初降臣的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传记汇编的话,那么,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将是这样一些职业军官,他们来自中国西北或东北,在征服期间有副将之衔,指挥一支由他自己征募的军队,并与反抗新统治的敌人作战。

                      B.1644年的“贰臣”

                      1644年参加清政府并列入《贰臣传》的50名官员中,大多数是京城行政官员,且有36人拥有进士身份。他们的供职地点近2/3是在北京。投降时的供职地点:
                      地点人数百分比
                      北京1763%
                      省府519%
                      415%
                      县或州13%
                      近1/4的降宫来自山东。1644年的降臣的省籍:
                      省籍人数百分比
                      山东1224%
                      北直隶714%
                      南直隶612%
                      河南510%
                      510%
                      山西510%
                      江西36%
                      四川36%
                      浙江24%
                      云南12%
                      辽阳12%
                      这与整个崇祯时期中央政府的平均构成是一个显著的对比。崇祯时期,有1/3以上官僚来自南直隶和浙江。如果我们以长江划分中国,并把湖广和四川划归南方省份,那么可以得到如下数字:1644年降臣:
                      北方68%
                      南方32%
                      崇祯时的尚书:
                      南人76%
                      北人24%
                      所以说,北人与南人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在崇祯朝和顺治朝之间实际上是反过来了。

                      C.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

                      一般而言,整个清朝担任府级官员的旗人的比例,大大超过他们在州、县级行政单位的比例。在清朝统治初期,这类官员中汉旗人通常多于满蒙旗人。
                      地方政区汉八旗满蒙八旗
                      79%21%
                      直隶州84.30%16%
                      88.20%12%
                      94.10%6%
                      在清初,甚至到府级职位的旗人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这在下表所显示的此时担任府和州级官职的旗人百分比中就能看到。
                      时间直隶州
                      顺治时期8%8%
                      康熙时期20.30%18%
                      雍正时期15.70%19%
                      乾隆时期23.70%20%
                      嘉庆时期21.50%17%
                      道光时期23.50%14%
                      咸丰时期20.10%15%
                      同治时期19.30%9%
                      光绪时期20.60%11%
                      然而,在顺治统治中期,地方宫中,特别是府级的地方宫中,满洲攻占北京前即已投降的人占多数。或者,至少我们能从清初与清中叶府级官员的省籍比例中看到如下情况:
                      时间出身于江苏诸府的官员出身奉天诸府的官员
                      顺治时期5%26%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

                      要大宴群臣了,朕想用这些玉器,可是怕人说三道四,说太豪奢。”蔡京笑了,他理解。中国是玉的故乡,自古以来礼器、明器、国之重器如皇帝之玺,都以玉制成,哪一位皇帝身边不是玉器成堆。现在赵佶贵为天子,本身是追求完美的人,在刚刚登基大宴群臣的头几次宴会上,不使用玉器怎么像样?蔡京提了件往事。说当年他出使辽国,辽国皇帝宴请他时,特意拿出了一只玉碗,说是五代时后晋石敬瑭的旧物,不知现在南朝还有吗?言外之意,辽国在炫富,在鄙视宋朝。说来这也是事实,宋朝虽然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帝国,但是帝王的生活一直节俭。不仅是生前,以仁宗为例,他连螃蟹都舍不得吃;死后更是节俭得惊人。宋代皇帝的陵墓是正朔朝代里最朴素的,秦有始皇陵,庞大震惊天下;汉有武帝茂陵,也是巨大的群落;唐朝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挖山为穴,以唐朝当时举国财富的一半陪葬;明有十三陵,以正朔朝代最微薄国力营造出系统的墓群;清朝更上层楼,康熙、乾隆等人都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坟,一修几十年,落葬时墓穴富如国库。辽国一点不差,源于习俗,他们的墓都修在深山老林里。高官贵人死后身着金镂玉衣,其式样比汉人的更精致,陪葬以丰富著称,每一代的摸金校尉都知道,挖到辽墓等于挖到了金矿。宋帝陵是最寒酸的了,第一修建时间短,每一座都是在皇帝死后才修,最多不过两年就落葬。第二陪葬最薄,只有皇帝用金器,其余的后妃,哪怕到了高滔滔的等级,也只是镀金。所以,赵佶面对玉器时很头痛,既流口水,又怕烫手,不知怎么搞才好。蔡京举的例子有些打动他,辽国用得,难道他用不得?思前想后,还真是用不得。他想起了老爸神宗,当年只是要造一座小台,就被言官们轮番问候了一个多月,那罪受的,就算挺过去,造好了到台上去玩,都没了兴致。那怎么办呢?蔡京有办法,用辽国刺激不成,那么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最大的经典来证明怎样?他一共说了八个字,让赵佶如梦初醒。《易经》云:“丰、亨、豫、大。”《周礼》云:“唯王不会。”会,发“快”音。意思是说,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达到“丰、亨、豫、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才算好。赵佶悟了,他明白皇帝要怎么当了。古人诚不我欺啊,原来早有这样的前辈。是的,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何那么多人争着当皇帝,为何争得头破血流,只因为享受难得,无边无际不必计算的享受!从这时起,赵佶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以天下养一人,糜全国乐一夫,怎一个快乐了得。回首前尘,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碗引发的悲剧,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以上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前后发生的事儿里的一件,另一件在当时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河南汤阴县,一家农舍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传说这孩子的哭声响起时,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在农舍上空盘旋飞舞。那是鹰,那是雕,是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那家农夫,姓岳。帝国崩溃、延续的种子都在这时种下。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蔡京、童贯等人,延续的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孩子为分界,也已经存在这世上了。从这时起,我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成长,以最近的距离观察一群挽救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的出身,怎样长大,怎样壮盛,怎样凋零……或者怎样堕落。这个刚刚降生的岳姓孩子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其他的人早已长大。年纪最大的一个姓张,他出生在公元1086年,这时十七岁。西北成纪人(今甘肃天水)。这是一个名将之乡,名将之乡,有时也等同于贫困之乡。天水地理偏僻,物产贫瘠,张姓少年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成长之路可想而知。必将艰难困苦。一般来说这是好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只要熬过这一关,心灵的坚韧程度,操守的坚贞程度,都将牢不可破。可是熬不过去呢,或者说,在熬的过程中让他的心灵受损呢?那就不好说了。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酷烈的西北阳光下,张姓少年默默地低着头,走向了自己的命运。他走进了军营,当了一名弓箭手。没人留意他的名字,偌大的军营,他只是其中一根矮得不能再矮的野草,他的前途?如果一切正常,一切平常,永远都是个兵蛋子。他叫张俊,字伯英。第二大的孩子姓韩,张俊是因为卑微而无人留意,这位韩姓少年却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没人敢不认识他。他生于公元1089年,老家在西北的延安(今陕西延安市),也是个平民子弟,这时只有十四岁,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了。因为他实在浑蛋。韩姓少年每天快活无比,没家没业,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天地开阔。当然,在他吃饱的过程里,延安当地的老百姓实在是郁闷透了。韩少年天生神力,据传说十岁出头之后,延安当地的成年汉子们就都噩梦了。十岁的孩子,能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知道,那可是民风强悍的大西北,往往民间的爷们儿比军队里的大兵都不差。如果单单是暴力还好说,韩姓少年貌似粗鲁,其实精明得让人头晕,这就让人没法活了。不说想骗他,就连拿他开心都很凶险。在他十四岁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传为笑柄,又都深深地忌惮,面对他时更加小心。那次的事本来应该名留青史,当事的两位主角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那位预言家,简直是活神仙一样啊,因为算得准啊。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太意外了,让那位预言家没脸留下姓名。那日,有人走近韩少年,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三公,是司徒、司马、司空。自古以来的朝中顶级三大佬。这样祝福的话谁不爱听,况且以后韩少年真的名留青史,成为国之柱臣,一点都没乱讲。可是韩少年一听之后突然暴怒,把那人当街撂倒,一顿暴打,打得遍体鳞伤。……丫的敢当面骂我!俺是谁,边远山区一个街头混混,居然三公,我打到你阿公都不认识你!这就是韩少年的风格,他拳头威猛,想搞谁都能让对方头破血流,就算以后面对的是超强民族的超强将领也一样。并且他非常精明且冷静,什么阿谀、奉承、骗局、陷阱,基本上什么歪门邪道都瞒不过他,在以后的生命里,军界、政界两不误,既办了正事,还没倒霉。公元1103年的春天里,韩少年仍然快乐逍遥着,还要再过四年,他才会突然猛醒,厌倦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日子,跑去军营里当大兵。他姓韩,名世忠,字良臣。第三大的孩子姓刘,他也出生在公元1089年,从资料上没法比较他和韩姓少年谁大谁小,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他的人品问题,从古至今,从来没人把他排在韩少年之上。刘少年是所有国之少年中唯一一个出身名将之家的将门之后,他父亲名叫刘延庆,官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保信军节度使。这意味着从小到大,刘少年接触到的都是职业军人,让他以成为职业军人为目标接受训练。这样的出身,系统的学习,他本应该是众少年中最神勇最智慧最职业的一位军人,对国家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才对。可奇妙的是,教育型的人才永远比不了自我觉醒的人才。因为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叫天才。他叫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上面三人加上岳姓孩子,是三十年之后神州板荡中原沦丧时汉民族最后的屏幕,他们是最强的英雄,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足以压倒世间其他豪杰。但是一对亲生兄弟除外。这是两位姓吴的少年,他们远远地站在国家西南边疆的丘陵高地之间,护卫着蜀川大地。这是最致命的地段。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如想统一天下,混成帝王,必须先把长江上游的蜀川征服。如秦朝,得蜀川之后国力大增,再顺流而下,长江沿途地段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三国时,晋先破西蜀再灭东吴,就是这个套路。如果不这么做,就得在长江两岸列阵,强攻硬打,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像曹操、刘备一样把几十万人马扔在水里。蜀川如此重要,吴姓少年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前面四位将军发挥的余地,更没有汉民族得到喘息,重新立国的机会。他们是闪耀在西南边疆的双子星座,一生战无不胜,是二十七年以后,全国精锐都在异族铁骑面前丧失斗志时,与异族最先接战,战而胜之的人。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吴姓少年中的哥哥十岁了,还在老家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生活,不久后移成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这里距离蜀川大地太远了,他登上最高的山峰也看不到那里,正如他看不到自己后来的命运。他叫吴阶,字晋卿;弟弟叫吴璘,字子挺。综上所述的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北方人,除了岳姓孩子之外,其余的五个甚至全都是西北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都是帝国西北军团的战士。荣耀的西北军,劳累的西北军,苦难的西北军。奇妙的是,他们的领导却是一个蜀川人。这个蜀川人的岁数很小,只比最小的岳姓孩子大六岁,生于公元1097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是大有来头的,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是他的祖先。在公元1103年的春天时,他只有六岁,却已经是个孤儿。他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终日沉默寡言,门外的春光,小朋友的打闹都离他很远,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专心地读书。他要成名,走最正统的路,做最大的官。这是他的理想。不久之后,他会从蜀川出发,沿着当年苏轼走过的路,向京城进发。他会成为国立大学的学生。在那时,他自己都不会知道,以荣耀的文官为目标,发奋努力的自己,会在后半生和大兵们搅在一起,争着抢着做最大的头领,经常打得头破血流。他叫张浚,字德远。公元1103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每个人都奔向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无比宽阔的舞台上,主旋律仍然是赵佶。他的生活决定一切。在这一年的春天里,赵佶兴奋、雀跃,他的愿望一步步地实现了,最初的一步最重要,是后面的根基,所以务必要做好。盖新房。原来的皇宫虽然好,但不是他的风格。他住的房子不仅要豪华,更要功能齐全。不仅要功能齐全,更要寓意深刻。比如最开始修的两座宫殿,景灵宫、元符殿。景灵宫有传承意味,从真宗开始就有景灵宫,刘娥时代烧毁了,这时他来重建。元符,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伟大的哥哥哲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新宫殿,代表着他沿着兄长光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这两座宫殿迅速建成,在公元1103年竣工了。第二年,他有了新的创意。远古时大禹治水功在万世,创立夏朝时集神州之金铸造了九鼎,成为皇权的象征。可惜那都是好几万年前的事了,九鼎被抢来抢去烧来烧去早不知哪儿去了,历代的皇帝们对此都摇头,把它当传说一代代地往下传。赵佶不这样,轮到他当皇帝,要做经典中的经典,达到无缺程度的完美。他翻阅古籍重铸九鼎,铸成之后,在太一宫的南面新建九座宫殿来安放它们。这九座宫殿各有城垣,上有巡视的短墙,名叫睥睨。各睥睨颜色不一,与殿中之鼎相呼应,比喻神州各处大地。在九殿之外又筑一条长垣,墙里边总称为“九成宫”。修完了这些,赵佶喜悦之余悄悄地问了一下蔡京:“俺的首相,手边的钱还有吗?”蔡京很轻松,“陛下,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足以广乐。”君臣相视一笑,好,我们继续修。继续修,关系就理不顺了。有人很不高兴,前面的工程你蔡京包了,下面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了?宫里的太监们有意见。作为同党,童贯时刻都保持了尊严,他可不是隐藏在幕后当无名大佬的人,那种类型的大佬另有其人,他比不了。他要的是实权、风头两不误。具体到眼前,修宫殿这种好差使绝对不能被挤到外围。他联合起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等四个大太监提出了一个方案,刚一出炉,立即让赵佶眼露精光,让蔡京心底发凉。不愧是一直在皇宫内部工作的人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朝皇宫的缺陷,按这个方案进行,立即改天换地,宋朝的皇宫将提升一倍的魅力。开封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瑰丽、最富庶、最商业的都城,可宋朝的皇宫在赵佶之前的规模是历代正朔朝代里最小的。周长只有五里,折今二千三百米。这够干什么的,哪怕再雕梁画栋,也实在太局促了嘛。所以,要扩。却不说是扩,而是补充。补充的建筑也很符合太监的身份,只是一座大食堂。这座食堂名叫延福宫,是皇帝专门用来和大臣们聚餐的,建在大内北边的拱辰门外。名头很大,规模很小,想想皇帝皇后住的地方周长只有二千三百米,就知道它能是啥样了。五位大太监提出的方案是,推倒皇城的北面城墙,推倒原延福宫,以原来大内的整体面积为准,建一座宫殿群。这座宫殿群划分成五个区域,由五个大太监各包一区。这五位老兄一个个熟门熟路地跑到封桩库、内库、国库等各大藏钱的地方,什么叫不计工本啊,有多少钱就给咱家拿多少出来,这时候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竞争机制,无论如何不能被比下去。这番折腾建成的延福宫是什么样子呢,列出些原始数据吧。新宫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亭台楼阁宫殿水榭,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形式一应俱全。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王、群玉七座。阁,分东西两群。东边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十五阁;西边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方绮、绛萼、稼华、绿漪、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十五阁。在这之外叠石成山,另建两座超级大阁,高十一丈,广十二丈。如此高阁怎可不临水?阁下挖池注水,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这些都盖好之后,赵佶进来走了走,边走边摇头。景致虽好,过于雕琢,都是人工气象……烦啊,这群没艺术细胞的东西,没文化太可怕。面对皇帝的新要求,童贯等太监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不管他们有多大的胆量,这种任务实在是他们搞不定的。童贯很不情愿地看向了蔡京,仍然只有这个人,才能满足陛下的才情欲求。装修一座宫殿群,和画一幅画是一样的,胸中之沟壑,眼界之高凛,缺一不可。这一点,蔡京已经用两次实际行动证明过了,一次是在杭州为赵佶作画、选古董,另一次是前面建景灵宫的时候。历代修宫殿无非镶金嵌银,或者雕砖画瓦,都是人为艺术。蔡京独出心裁,他从江南的苏、湖两州运来了四千六百块太湖石。太湖石以千姿百态灵动天成著称,把它们巧妙地嵌入宫殿之中,立即在一片堂皇、中正、死板之中跳出了鲜活的气息。赵佶一下子入迷了,他一生没出过开封城,只读过万卷书没行过百里路,哪见过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他命令在江南设置专门部门,给他搜罗这些不值钱的石头。石头,从此伴随了他的前半生。这时,延福宫建成,赵佶非常期待,蔡京还能再带给他什么惊喜。某一天,蔡京很清爽地进了宫,几乎是啥也没带,如果说有,只有两三个奴仆抬着一张竹床,上面盖着黄色帛帕。盖着黄色帛帕的东西,很显然是贡给皇帝的。这种敏感时刻,童贯等大太监怎么会放过呢,一个个都跑了过来,近距离观摩蔡京要搞什么把戏。在他们看来,这张竹床很小很轻,注定抬不了重东西,里边的玩意儿绝对贵重不到哪儿去。猜对了,黄帕揭开,下边一片青翠,居然只是三两株小黄杨树。查一下字典,黄杨属黄杨科、黄杨属,是木本植物里的常绿灌木类。一般用在庭院栽培上,或者用来做绿色篱笆墙。有那么一点点的观赏性,毕竟它不开花不结果,实在是不入大雅之堂。童贯等太监泄气了,赵佶的眼睛却精光闪现……他天天都在大雅之堂里混日子,都快雅吐了,现在稀罕的就是

                      的继母)听到清兵破城,就绝食自杀了,临死时嘱咐顾炎武誓死不受清朝俸禄,说完闭上了眼睛。顾炎武痛哭着安葬了继母,准备离开家乡投奔鲁王,但还没有动身,鲁王政权就已经覆灭了。后来顾炎武隐姓埋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的队伍,但终因势单力孤,没有成功。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如果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地主叫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就买通顾家的仆人,举报顾炎武“通海”。顾炎武于是被清政府抓进了监狱。一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南下时,他投降了清朝,名声不好。对于顾炎武的难处,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就愿意保他出来。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是不会那样做的,于是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求助。这件事后来让顾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回不可,朋友不肯,顾炎武就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示表白,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经过朋友们的多方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出来。但叶方恒还不肯罢休,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遭到暴徒袭击,头部受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才脱离危险。顾炎武知道,他在江南待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到北方去游历。他去北方游历有两个目的,一是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是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顾炎武在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中,仍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籍,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加丰富充实了。顾炎武从四十五岁起,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各地来回奔走。他把一腔的苦闷倾注于学术研究中。旅途上,手不释卷。在马背上展卷低吟;旅馆中挑灯圈点,勘察地形,寻找地名的沿革。其间,他完成了《营平二州史事》、《山东考古录》、《冒平山水记》等一批重要著作。晚年,他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用纸笔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除去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知录》。这部书被公认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在《日知录》里,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要思想,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1679年,康熙命大学士熊赐履主持明史馆修撰《明史》。顾炎武谙熟明史,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熊赐履自知很难胜任,便请顾炎武的外甥清朝重臣徐学乾从中斡旋,聘请顾炎武入馆给予襄助。顾炎武不给任何人情面,再一次坚辞拒绝,非但自己不参加,而且规劝熊赐履也不要做这种违心的屈笔之作。在康熙开设“博学鸿辞科”时,有人想推荐他应召博学鸿辞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巴望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我只能一死了之。”1682年正月初八,在山西曲沃,顾炎武在上马时失足跌落下来,次日凌晨,这位伟大的爱国学者辞世,他简单的行囊中除了未完成的手稿,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东西。顾炎武是一位主张“经世取用”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又是一位具有浓厚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一生著作宏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早已脍炙人口。他倡导的力戒空疏,注重实用的学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王夫之与《船山遗书》王夫之(1619—1692),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夕堂,别号双髻外史,一瓢道人,更名壶。湖南衡阳人。崇祯十五年(1642),王夫之曾中举人。明亡后,在衡山举义兵抗清。兵败后退居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后隐退,辗转于湖南、广东一带,最后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从事著述,学者称为船山先生。王夫之的学问,经、史、诗、文、词皆工。论诗强调“以意为主”,反对“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立门庭与依旁门庭”。在艺术上,强调情与景在“神理凑合时自然拾得”。文兼擅骚、赋、骈、散,不染明代七子摹仿、公安浮滑、竟陵纤仄之习。词芳菲缠绵,风格遒劲,往往冲破音律限制。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他批判了“万法唯心”、“有生于无”以及程朱“理在器先”、“心外无物”的观点,提出了“虚空皆器”、“理在器中”,肯定“天下唯器而已”、“无其器则无道”,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王夫之一生著作有一百多种,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其中主要有《姜斋文集》、《姜斋诗集》、《鼓棹初二集》、《萧湘怨词》、《周易外传》、《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点评】清初三先生的学术思想,使中国思想文化较之它的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黄宗羲的“民主”、“工商皆本”思想,顾炎武的“塑造国民性”思想更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是从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之地入主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中国已经腐朽的君主专制思想对他们来说,还是新事物。因此,这些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超越的思想只能被打入了冷宫。这样的文化悲剧在三百年以后的今天,才叫人体会到了它们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延滞,实在令人哀叹。第五章康熙大帝开创盛世康熙曾经对自己怎样管理朝政概述说:“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这是非常真实的,正是因为他一生勤勉,从而在文治武功方面建树了辉煌的业绩,成为清朝康乾盛世的开创者,被誉为清代最英明的君主,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一、卓越不凡的少年天子康熙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八岁时,其父顺治帝福临去世,而后他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康熙登基时,由于年幼,祖母太皇太后给他配备了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出现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从异姓功臣中选拔了四位辅政大臣,以便相互制约,同时由皇族宗亲勋贵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进行总裁。这样,康熙即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辅政之初,尚不能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鳌拜首先拿苏克萨哈开刀,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曾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把河间府一带的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二十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以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所在的正白旗。这件事马上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的人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名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地扰民而疏请停止互换土地的举措。鳌拜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谋杀。借机又一连七日强奏矫旨,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并抄没家产。鳌拜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一些重大朝政,在家中议定后便施行,不把少年天子玄烨放在眼里。鳌拜目无君主,举朝震惊。康熙帝虽然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不露出来。康熙六年(1667),玄烨十四岁,辅政大臣索尼授引顺治帝福临十四岁亲政的祖制,疏请康熙帝亲政。康熙在征得祖母同意后,允索尼所奏,开始亲政,而这时索尼去世,鳌拜成为首席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同族结党,镶黄旗独掌朝政,更加飞扬跋扈。康熙同祖母密商后,决定铲除鳌拜。但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便轻易动手。于是玄烨每日佯装与一群少年侍卫练习摔跤,嬉戏玩耍,从来不过问朝政。一天,鳌拜仍大摇大摆地走入皇宫时,玄烨突然命少年侍卫一拥而上,把鳌拜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宣布了鳌拜的三十大罪行。但康熙对鳌拜做出了宽大处理,免于死罪,只把这个老奸巨猾的权臣终生监禁了起来。随后对遏必隆也革去太师之职,还保留了其公爵位。这样处理,康熙不仅一举清除了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帝年仅十四岁,如此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已初步展示了其卓越不凡的政治家风范和谋略。此后,康熙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统一山海,重农治河,提倡文教,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二、康熙对历史的八大贡献纵观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有八点:1.削平三藩,巩固统一康熙十二年(1673),二十岁的玄烨开始了平定三藩叛乱的斗争。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坐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坐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坐镇福建。这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顺治朝开始,清廷的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八百七十五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九百多万两。尽全国财力,也不足一藩之需求,到康熙初年,这种财政困难仍未见好转。圈占土地,掠夺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由此,除去鳌拜后,三藩成了康熙最大的心病。在这一年,尚可喜上书想归老辽东,以其子尚之信袭爵,留在广东。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爵位,这一来触动了吴三桂、耿精忠(耿继茂之子)。他们也上书告老,假惺惺地主动提出撤除藩王爵位,试探朝廷。康熙于是抓住时机,决定三藩倶撤。当时,朝廷上下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认为撤藩将促使三藩反叛,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官员。年轻的康熙帝力排众议,说:“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制人。”果然,吴三桂见偷鸡不成,首先公开举起叛旗,耿精忠、尚之信等也纷纷啸众而起。随即,东南西北,一石激起千层浪。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京师又发生地震,太和殿又失火,康熙爱后赫舍里也崩逝。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天灾与人祸,一齐击到青年天子的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了老家乡里。沉着冷静是杰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康熙帝在危急时刻,坚持镇定,心静不慌,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臣索额图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帝义正词严地说:“撤藩是朕的主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平叛大臣的决心,康熙帝首先下诏削去了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城的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等逮捕处死。进而一方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镇压吴三桂;一方面又下令停止撤消尚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以便把他们稳住,尚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极为不利,便带兵投降了。吴三桂开始打了一些胜仗,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渐渐支撑不下去了,最后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后就断了气。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璠继续领兵造反。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分三路攻进云南昆明,吴世璠自杀而死。这样,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康熙终于取得了削平三藩的胜利,统一了南方。2.澎湖海战,统一台湾早在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与其子郑经为争继承权火拼的时候,清廷就派人招抚过郑经,但未成功。不过与此同时,清廷派兵相继收复了厦门、金门等郑氏控制的沿海五省主要据点。康熙六年和八年,清廷又派官员赴台招抚,均遭拒绝。郑经企图继续割据独立,要求像朝鲜、琉球一样保持藩属关系,结果这些谈判不能进行下去。康熙认为台湾皆闽人,不能和其他地区相比,坚决不许台湾独立。这显示出康熙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三藩之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福建、广东沿海七府,但清廷仍将他与三藩区别对待,命前线指挥官对耿精忠宜用剿,而对郑经则用抚,并对招抚的条件作出重大让步。当招抚再次遭到拒绝后,清廷于是将招抚重点转向郑氏部属,正式提出“招抚条例十款”,并在漳州设“修来馆”,对投降官兵实行厚礼款待,给予高官厚禄等优待政策,结果郑军中的投诚者接踵而来。康熙十九年,仅郑氏部将朱天贵一人,就率所部两万余人和三百余艘船来降,为清军建立强大的水师奠定了基础。随后清军乘势收复东南沿海诸岛,使郑氏失去进攻大陆的前沿基地,并逐步掌握了统一台湾的战略主动权。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郑经病逝,其内部又发生争位冲突。权臣冯锡范等杀害了郑经长子郑克牍,立次子克塽继位,台湾内部政局一片混乱。康熙帝认为武力攻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同年六月发动了攻取澎湖、台湾的命令。接着,又力排众议任命原郑成功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共同筹划攻取澎、台的方略。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进军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但在如何攻取台湾的方式上,姚启圣与施琅发生了争执,姚启圣主张等候北风,直取台湾,然后再取澎湖,施琅则主张乘南风先取澎湖,夺其门户,台湾不攻自破。双方争执不下,施琅密奏康熙帝,请示给予专征之权,康熙帝知道施琅有海上作战经验,为避免姚、施二人相互掣肘,决定令施琅一人独掌专征台湾的指挥权,令姚启圣负责粮饷。郑克塽得知施琅征台的消息,非常紧张。这时破获了清军间谍所写关于澎湖防备情况的密信,知道了清攻台的重点。于是命大将刘国轩为总督,率大小战船二百余艘,水、步兵两万余人,守卫澎湖,郑军在娘妈宫、四角山、中心湾、鸡笼屿等处修筑炮台,凡小船可登陆处,皆筑矮墙,分兵把守。刘国轩将座船停泊于中心湾,指挥作战。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各种战船二百三十余艘,官兵两万多人,由铜山直扑澎湖,刘国轩原以为澎湖列岛防御坚固,六月份又是台风多发季节,施琅不会贸然出兵。因此,当十五日清兵水师突然出现在澎湖海域时,刘国轩惊慌不已,急令各岛守军严加防御。次日,施琅率水师进攻澎湖,郑军列船应战,激战中,双方开始不分胜负,后来落潮时,施琅座船搁浅,郑军乘机集中炮火向施琅座船猛轰,施琅右腿被击伤,清军旗舰遇险,余船合力进前打退围攻,救出施琅。傍晚,清军撤出战斗,退泊西屿头,第二天,施琅总结了昨日海战失败的教训,根据郑军船少、清军船多的特点,制订出五船结为一队、围攻敌一船的“五梅花”战术。十八日,清军攻取了虎井、盘桶屿,随后又以老弱骄兵之计,小船队佯攻澎湖内外堑,以分郑军兵势。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二十二日,清军强攻澎湖本岛,与郑军在澎湖海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海战,施琅将部队分为三路,命陈蟒率五十艘战船组成左路船队,自己率战船一百三十六艘组成中路船队,直攻娘妈宫炮垒。清将林贤、朱天贵率先冲入敌阵,各

                      的心头,其力量之猛,使得他浑身猛烈地抖动了一下。结果吵到了在他身边熟睡的皮埃罗,于是皮埃罗也剧烈地动了一下身子。他突然想到,整件事情也许只是公爵捉弄他的一个恶作剧而已,不多也不少。他很了解瓦伦丁诺公爵,尽管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实际上对马基雅维里非常不满。因为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执政团向公爵支付保护费。如果保护费之事谈成了的话,这本来是可以增加公爵的声望和提升他的实力的。所以这一切都有可能是他的报复而已。当他想像着,在伊莫拉逗留期间,公爵,阿加皮托和其他那些人注视着他那些匠心独运的谋划,然后用计谋一一化解,并不禁为之哄笑时,他觉得他全身都在刺痛着。他企图让自己相信,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幻想揣测而已,最好快些忘掉。但是他无法确定,这个不确定性折磨着他。他一夜未眠。[1]昂布瓦斯(1460—1510),法国枢机主教,路易十二时代任首相。第三十一章第二天早晨,公爵只留下了少量部队来保卫西尼加利亚,带着大部队向佩鲁贾进发。这天正是元旦。天气很糟糕。道路状况在晴天都很差,当下由于骑兵和步兵的踩踏,以及运辎重的大车的滚碾,变得泥泞不堪。部队经过小镇的时候,地方上完全没有能力为这么多的人提供住宿,所以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找到借宿的地方。马基雅维里是个讲究舒适的人。当他不得不和众人紧紧地挨着,在农夫的农舍中睡在泥地上,挤得连伸直四肢都很勉强的时候,他的脾气就大大地坏了。在那样的条件下,饮食方面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马基雅维里胃一直不太好,当下更是苦不堪言。当大队人马抵达萨索·费拉托的时候,传来消息说侥幸逃脱的维泰利家族逃到了佩鲁贾。当部队抵达古瓦尔多的时候,卡斯泰洛的公民们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公爵了,他们要向公爵献上城池和邻近的土地。正在这时,一个信使赶到,通知众人吉安·保罗·巴利昂尼,渥西尼家族的人,维泰利家族的人和他们的武装人员已经放弃了保卫佩鲁贾的希望,向锡耶纳方向逃跑了。佩鲁贾的人民于是组织起来,向公爵派出了大使,这些使节第二天就赶到了公爵驻地,向公爵表示佩鲁贾归顺的意愿。就这样,公爵没有动用武力就连下两个城池。他于是前往阿西西,在那里,他会见了从锡耶纳赶来见他的使节,后者问他,根据一般的报告,公爵要攻打锡耶纳,但是要攻打的理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公爵告诉他们他对于锡耶纳充满着亲切的情感,但是他已决心驱逐潘多尔福·佩特鲁奇,锡耶纳的领主,同时也是公爵的敌人。如果锡耶纳人民可以自己动手将佩特鲁奇赶走,那么他们完全不需要害怕公爵。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他就要带着部队亲自动手完成此事。他于是向锡耶纳进军,但是故意挑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以便锡耶纳的人民可以有时间去想想清楚。一路上攻占了不少城堡和村庄。士兵们抢劫着乡村。居民们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当他们找到一些因为老弱病残无法逃走的人时,士兵们就把这些人的胳臂捆绑起来,然后吊起来,在他们脚底下放起火来,以便人们可以交待金银珠宝藏在什么地方。当人们不愿意招供,或者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而无法招供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酷刑折磨致死。与此同时,从罗马传来了好消息。收到儿子的信之后,教皇了解到在西尼加利亚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向渥西尼红衣主教送了个信过去,当然不是为了告诉他他那些朋友和族人遭到厄运的事,而是告诉后者城堡已经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由于职责的驱使,红衣主教赶到梵蒂冈,向教皇道贺。随着渥西尼主教一起去觐见教皇的还有他的亲戚和他的门客。他被带到一个会客室,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一起被逮捕。到了这个时候,公爵就可以放心地去处置他的俘虏了。米盖洛托掐死了帕格洛·渥西尼这个被公爵甜言蜜语所迷惑的傻瓜和他的外甥格拉维纳公爵。红衣主教本人则是被关在圣·安吉洛城堡,在那里待了不长时间之后他就非常识相地死了。对这个长期以来被天主教历任教皇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的家族实施了这么重大的打击,教皇和他的儿子觉得大可弹冠相庆一番。在除掉私敌的同时又为教会除掉了这么一个公害,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他们通过事实证明,同时为上帝和财神爷服务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十二章当公爵最后到达一个叫皮亚维城堡的地方时,马基雅维里欣慰地获悉接替他的后任使节已经准备好从佛罗伦萨出发了。皮亚维城堡是个小有名气的城镇,有一座城堡庄园,一座大教堂。马基雅维里幸运地找到了一处还算像样的住所。公爵打算在这里短暂地休整一下他的部队。马基雅维里暗中希望,当公爵再次启程时,那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新大使就已经抵达了。马背上的长途旅行使他疲惫不堪,糟糕的食物折磨着他的肠胃,每天的行程暂告结束时,他又不得不在条件恶劣的客栈栖身,结果他常常睡得很少。两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马基雅维里正躺在床上休息他那因为旅途劳顿而酸痛的四肢。但是他却休息得颇为不稳,因为他脑子里很乱。尽管他每天都写信向执政团方面汇报他认为他们应当了解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向执政团方面报告他与公爵在西尼加利亚那次会晤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公爵向他许诺了金钱和权力,那个机遇是异乎寻常的,执政团方面也许会想,既然马基雅维里已经升到了他职业生涯中顶峰,今后基本上不会再高升了,他一定会觉得这个诱惑难以抵制。他们是一群小人,一贯以师爷特有的阴暗心理和诡计多端怀疑别人。他们会问自己,他们和马基雅维里之间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公爵认为后者可以获得如此的升迁。这件事情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可以是个污点。从今往后,人们可以认为,为了谨慎起见,最好不要太信任马基雅维里,另外,如果有必要,找个借口开掉他应该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马基雅维里在心中问自己,难道仅仅因为那帮子人没有做损害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坏事,他们就会相信他马基雅维里会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吗?看来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但是如果执政团方面从哪里听说了公爵的提议,他的沉默也会给马基雅维里带来问题。这个处境有些令人尴尬,突然间他的沉思被一阵声如洪钟的问话声粗鲁地打断了。一个人正在问房东太太是不是有一位叫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先生住在这里。“巴托罗缪大人。”一直坐在窗户边读一本从主人那里借来的书籍的皮埃罗开口招呼来人。“这家伙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一边不耐烦地问自己。不一会儿这个壮实的汉子就冲进了屋子。他张开双臂,搂住马基雅维里,在他两颊上各亲了一口。“找你可真不容易,我简直是一家接一家地找你。”马基雅维里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巴托罗缪以同样豪放的方式问候了他的表亲,然后回答道:“公爵为了一些与伊莫拉有关的公事召我过来。我经过了佛罗伦萨,碰到了你的继任人的几位仆人。新的大使明天就会赶到此地。尼科洛,尼科洛,我亲爱的朋友,你救了我的命。”他又一次拥抱了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两颊上又猛亲了两口。马基雅维里又一次挣脱了他的拥抱。“我很高兴见到你,巴托罗缪。”他开口说道,态度并不是十分热情。但是富商打断了他。“一个奇迹,一个奇迹,一切都归功于你,奥莱莉娅怀孕了!”“什么!”“我亲爱的尼科洛,七个月以后我就会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自豪的父亲了,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事情的发展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话,马基雅维里也许会对巴托罗缪这番话感到十分尴尬,但是由于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马基雅维里吃惊得有些反应不过来。“镇静点,巴托罗缪,告诉我你到底在说什么,”他打断了后者,问道,“我到底赐了你什么?”“我心里最迫切最珍贵的愿望实现了,你让我如何才能平静下来?现在我就是进棺材也可以瞑目了。现在我可以将我的荣耀和财产传给我的子孙了。康司坦扎,我的姐姐,现在可生气啦!”他放声大笑。马基雅维里疑惑地看了皮埃罗一眼,因为他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他看到皮埃罗也和他一样吃惊。“当然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建议,我永远也不会去拉维纳,在圣·维塔里的祭坛前祷告着度过一个完整的寒夜。确实,这是提莫提欧神甫的建议,但是我并不信任他。他让我们去了不少地方进香朝圣,但是一直毫无效果。提莫提欧神甫是个好人,是个圣人,但是对待僧侣你必须长个心眼,你永远不能确定,他们在向你提建议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着的动机。我不怪他们,他们是我们神圣教会忠实的儿子。如果你没有告诉我朱尼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大人的故事,我是不会去拉维纳的。我相信你,你心中只有我的福祉,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告诉自己说,一件发生在一位令人尊敬的佛罗伦萨公民身上的事,也完全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在伊莫拉也是个有地位的人。在我从拉维纳回来的当晚,奥莱莉娅就怀孕了。”巴托罗缪心情激动,又说了上面这一大堆话,让他出了一身大汗。他用袖子抹去额头上的汗珠。马基雅维里盯着他,流露出疑惑不解,厌恶和恼火的神色。“你能肯定奥莱莉娅确实怀孕了?”他尖刻地问道。“女人们在这些事情上是常常搞错的。”“肯定,我对此确信无疑,就像对我们的《圣经》的篇章确信无疑一般。当你离开伊莫拉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怀疑而不敢断定,我当时就想告诉你,但是奥莱莉娅和卡特琳娜求我不要告诉你。让我们啥也别说。她们央求,直到事情确凿无疑之后再讲。难道你没有留心,当我带你去向她告别的时候,她看上去状态不佳?为了那事她后来生我的气,说她不能容忍让你看到她没有打扮妥当的样子。她担心你会疑心她怀了孕,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怀孕的事,直到事情已经确信无疑。不过你是了解女人在怀孩子时总会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我没有怀疑任何事情。”马基雅维里说道。“事实上我本人结婚也只有几个月时间,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很有限。”“我想让你成为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因为如果不是由于有你,我将不可能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流露出所有的迹象来表示要和马基雅维里再次热烈拥抱,但是马基雅维里阻止了他。“我衷心地祝贺你。但是如果我们的大使明天就要抵达的话,我不能浪费时间。这个消息必须立即向公爵通报。”“我这就走,但是你今天晚上必须跟我吃饭,你,还有皮埃罗,我们要像像样样地庆祝一下。”“在这个地方恐怕有些困难。”他态度有些生硬地回答。“这里没什么可以吃的,如果这里有酒的话,估计也是和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一样低劣。”“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巴托罗缪说道,伴随着一阵大笑,一边搓着他那肥厚的手掌。“我从佛罗伦萨带来了一些酒,一只野兔,一只乳猪,我们今晚要好好地吃喝一下,为了我的这个头生孩子的健康。”尽管他当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幽默感,但是因为他离开伊莫拉之后一路上吃得实在太差,他实在是无法抵御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的诱惑。于是他努力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回头到这儿来找你。”巴托罗缪说道。“但是我在离开这儿之前想让你给我出个出意。你应该还记得,我曾经向提莫提欧神甫许愿,一旦我求子成功,我会在他的教堂里的圣母祭坛上供奉一幅画像。我心里清楚,我求嗣成功要归功于圣·维塔里,但我也不想怠慢圣母。她无疑也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我决定让画师画上一幅画,在画中圣母怀抱她那得到祝福的儿子,坐在一个华美的宝座上,我和奥莱莉娅在两边跪下,我们各自的双手在胸前十指相扣,握在一起。”他将他的大手十指相扣合在一起,眼睛看着天花板,流露出一副虔诚的神情。“我会让圣·维塔里站在宝座的一侧,提莫提欧神甫建议,因为他的教堂是敬奉给圣方济各的,我应该在宝座的另一侧画上圣方济各,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好主意。”马基雅维里回答道。“你是佛罗伦萨人,应该知道找哪个画家,请告诉我应该给谁下订单。”“我实在是不知道,那帮子画师们是一些靠不住的,生活放纵的混蛋。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我不怪你。但你肯定可以推荐几个吧。”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我还在厄比诺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起过一个年轻的画师,他是佩鲁吉诺的学生,他们说此人已经胜过他的师傅了,而且他们说此人的画艺以后还有提高的空间。”“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们告诉过我,但是我没把那当回事,所以左耳进,右耳就出了。但是我敢说我能把他找出来,另外,我估计此人也不会要价太高。”“价钱不是问题。”巴托罗缪大手一挥。“我是一个商人,我明白你如果要最好的,你就得付出点代价。对于我来说,只有最好的才配得上我。我要找一个有名的画师,如果我必须花点钱,我会花这个钱的。”“好了,行行行,当我回到佛罗伦萨之后就开始帮你打听这件事。”马基雅维里不耐烦地回答道。当巴托罗缪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坐在床边上,带着完全困惑不解的神情看着皮埃罗。“你听说过这种事情吗?”他问道。“这个人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很明显这是一个奇迹。”皮埃罗回答。“我们有义务去相信那些由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所创造的奇迹,我们神圣的教会也承认了那些由教会的圣徒们创造的神迹的真实性。但是能够出现神迹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退一步说,就算这是个神迹,圣·维塔里为什么要对一个像巴托罗缪那样的肥胖的,愚蠢的傻瓜出手相助呢?”但是尽管他说着上面这些话,他又想起了提莫提欧神甫跟他说起过的一番话,大致是说,即便有关圣·维塔里的独特的力量纯粹是马基雅维里凭空编造出来的,但是只要巴托罗缪对此坚信不疑,这份绝对的信心也会让奇迹出现。这有可能吗?当时他听神甫说这番话时,他认为神甫不过是在找一个借口,以便在没有收到更多的钱的情况下,避免给马基雅维里提供更多的帮助。皮埃罗开口说话了。“别说话。”马基雅维里说道。“我正在思考。”他永远不会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好的天主教徒。事实上他经常允许自己憧憬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们仍然住在山上的情景。基督教向人们展示了真理和获得拯救的途径,但是它要求人们去忍受,而不是要求人们去做些什么。这种思想让整个世界虚弱了,它将那些无助的羔羊交给了那些邪恶的力量,因为芸芸众生为了能够上天堂,想的更多的是忍受伤害,而不是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伤害。它教导人们,最大的善是谦卑,甘于贫贱和轻视那些尘世间的功名利禄。但是古代的宗教教导我们追求伟大的精神,勇气和力量。但是当下这件事确实是件奇怪的事。这让他受到了震动。尽管理智仍在顽固地坚持,但是他内心却开始出现一种不太情愿的倾向性,让他去相信一种超自然干涉力的可能性。他的头脑坚定地拒绝这种念头,但是在他的骨子里,血液中和他的神经纤维里都存在着某种疑问,而对这种疑问他不能够轻易地解除。这就像是在他之前好几代笃信基督教及其神迹的人们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灵魂,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了他。“我的祖父也是肠胃不好,常常遭罪。”马基雅维里突然开口说道。皮埃罗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现在的人们变得越来越软弱,是因为人们在其位卑言轻的状态中,用他们消极懒散的态度来解释我们的宗教。他们忘了宗教还命令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使她蒙受光荣,并且让我们做好准备,可以随时保卫她。”当看到皮埃罗一脸茫然,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别在意,我的孩子。别把我的这些唠叨放在心上。我要准备好向公爵报告,明天新的大使

                      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这儿自己走掉。然而就连这一行为也变得麻烦了。人要丢掉东西,好比丢掉纸屑,内心都会有一些挣扎和洁癖。伊泽只是连丢掉这个女人的挣扎和洁癖都丧失掉了而已。伊泽对这个女人既没有一星半点的爱情,也没有不舍,然而就连要丢掉时的内心挣扎都没有。因为伊泽没有供他生存下去的对于明天的希望。到了明天,就算丢弃了女人的身影,又能有什么希望,希望又在何方呢?他要靠着什么活下去呢?哪里是他的住处呢?虽然地上有坑可以睡觉,可就连这个也说不准了。等到美军登陆,天崩地裂,想必这场战争巨大的破坏力就会裁决一切吧。到时候连思考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伊泽想着等到天亮了就叫醒女人,看都不看火后废墟那边,总之先找个睡觉的地方,尽量向着远方的车站走。电车跟火车应该还没瘫痪。伊泽想着:等靠着车站附近枕木围成的围墙边休息时,天空就一定会放晴,那时阳光就会倾注到我跟我身边的猪身上吧。因为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冷了。[1]日本从江户时期起就有几个人合起来包养同一个小妾的做法,因为包养小妾很贵,所以男人们会平摊费用,约好去小妾那里的日程,以免撞上,当时通常是三五个男人包养一个小妾。——译者注[2]明治时代的扒手老大。本名富田银藏。此处暗指隔壁住的是个小偷。——译者注[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日本政府设置,在日本政府行政管理监督下运营的大众酒场。——译者注[4]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一种电影类型,基本等同于“教育片”和“纪录片”。——译者注[5]指参拜“四国八十八所”。“四国八十八所”是指日本真言宗创始人弘法大师为修行而到过的八十八所寺院。寻访这八十八所寺院的旅行被称为“四国遍路”或“四国参拜”,全程长达1400公里。——译者注[6]日本1939年发布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7]日本锦蛇身长100厘米至200厘米,无毒。——译者注[8]蝮蛇体长60厘米至70厘米,有毒。——译者注[9]约等于4.5厘米。——译者注[10]约等于152厘米。——译者注都会中的孤岛倘若没有战争,必然不会发生像安纳塔汉岛[1]这样的悲剧。首先,这些人连见都不会见过彼此,想必会过完毫不相干的一辈子。然而,倘若没有战争,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性质的事件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即便表面的环境氛围不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深山里的工棚,围绕一个女人相互残杀的事例,也能常见于都会之中。安纳塔汉岛没有法律也没有刑警,每个人的心理状态跟我们不同,比较开放,所以自然就会有所差别——这种看法也太过牵强了。三十多个人在一起生活,自然就会产生法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了,对每个人生活圈子里的人数而言,三十个人的话就太多了,一般情况下,在二男抢一女时,我们不会感到背后有三十个人在看着,顶多也就几个人而已,这在都会生活中都算不上什么稀奇事。有许多人即使身处都会正中央,也像是生活在孤岛之中。他和她们会乘着电车和巴士去上班,去购物,但这只是去外面走一圈而已,不少人的个人生活过得完全就像住在孤岛上一样。举个这类人群里的例子,我们就来说说这故事的女主角宫子吧。在她孤岛般的生活圈子里,人们都叫她宫子皇后。她在东京某条繁华街道一角的酒馆当服务员,但从没看过什么报纸。她每天大概睡到正午才醒,正赶上第一版晚报差不多要出来的时候,早报自然就是旧报纸了。虽说她的生活在时间上跟报纸不合拍,不过她并非因为这个才不看报纸,只是单纯对报纸不感兴趣而已。即便看了报纸,上面也不可能有关于自己的报道。对她而言,那些每天不按部就班看报纸就感觉不到自己活着的人才奇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报纸上不可能有关于她的报道,不过对她而言,事实上可能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如此,对上班族来说,“哎呀,一万日元起步”“冷战”之类的都是一些跟自己好像非常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关系的报道。而直接关系到各自私人生活的这种报道,却一辈子也见不到几回。不过对宫子而言,报纸上什么时候登出跟她有关的报道都不稀奇——比如说,她那些情夫的名字。不管是慢性子阿弁,还是右平,谁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小角色。说他俩是黑市商人吧,花钱又大手大脚,然而穿着打扮却很差,因此大家认定右平多半是当小偷的,可能是个相当有名的通缉犯,不,十有八九就是。就连宫子自己也这么认为。因此宫子从来没有因为当前社会上有什么著名的通缉犯而动过看报纸的想法。换句话说,右平是小偷还是杀人犯都没关系,宫子不关心这个。他在人们眼里是什么人都不要紧。慢性子阿弁和右平在哪儿上班,住哪儿,就连本名她都不知道。这就是她在东京正中央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慢性子阿弁和右平都很热烈地向她求婚,她对他们的回答都一样:“要是没有那个人的话……”也就是说,虽然她说不出“要是有一方死了”这种话,但是“有一方不在”这一事实必须成立,总之几乎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杀了对方就能娶到她。于是两个人彼此也就都理所当然地开始思考这件事。不管是在都会中,还是在农村里,到处都有这种孤岛。于是,这里也就不奇不怪地发生了跟安纳塔汉岛一样的事情。☆☆☆慢性子阿弁已经四十一岁了。虽然他一直都比较老实,把公司和家里的情况对宫子和孤岛的常客全盘托出,但谁都不相信他。而且,大家不相信他,不是因为他人品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心里都明白,不会在这种地方谈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其他人当然也包括宫子,一直以来既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同时也深信大家都跟自己一样。慢性子阿弁在公司里也一样被叫作慢性子阿弁。不,应该说他在公司因为讲了自己的真实经历而博得了人们的信任,但在这家酒馆,大家只采用了他“慢性子阿弁”这个绰号而已。战争爆发前,他就一直在那家运输公司当司机,在蓝领里他也是资格最老的领导。这里的蓝领除了公司的固定收入,出差还有补贴,别看他这个上司穿得跟黑市商人似的,他比黑市商人可有钱多了。因此也就没人相信他所说的经历。他穿衣不只不讲究,甚至还有些邋遢,因为他老婆在三年前死了。长女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打理家务,再加上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所以这年纪轻轻的免费保姆无暇顾及父亲的日常生活。认识宫子以后,慢性子阿弁的生活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经常不在家,还只给孩子们一点点刚够活下去的生活费。因此他跟长女间的关系也就带了少许冷战气息。以上这些事实他都在富士之家[2]跟人们全盘托出了,然而却没有人相信他。即便是慢性子阿弁,也知道在富士之家这种氛围的地方不应该把本性展现给众人。然而他一想到跟宫子结婚,就积极地把真实情况全盘托出了。因为阿弁觉得,女人这种东西肯定更想嫁给会对他人展露本性的男人,而不是小偷杀人犯这种来历不明的男人。然而,有些女人并不关心男人本性如何。不久慢性子阿弁也明白了,宫子就是这种女人。宫子跟慢性子阿弁上床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钱。宫子不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当眼前有好几个情夫的时候,就凭当天身上钱财的多少来决定晚上跟谁当一夜的恋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宫子不可能让大家大张旗鼓把钱掏出来比一比,就凭直觉估计一下对方身上有多少钱,然后低声说一句:“你今晚回去吧。”到头来跟大张旗鼓地比谁钱多没什么两样,不过凭借她的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夫们不得不服从的惯例。有些时候大家甚至会把熟客赶走,让新人当晚留下。这个新人也就那一夜能扬扬得意,觉得自己“帅压群芳”,等到下次明白了情况,基本就不会再出现了。当然也有两男争一女的情况。然而要是这么明摆着用金钱来买卖孤岛女王,就跟公娼没两样了。事实上对那些熟客来说,公娼那种一日接多客的行为也时常波澜不惊地进行着。有些男人明明知道对方是这种女人,却还是不忘初衷,想娶她进门,这类例子并不少见。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说,这种爱情才认真。起码,慢性子阿弁是认真的。许许多多情夫来了又走,留到最后没有变心的就是慢性子阿弁和右平了。他自称右平,但多半不是本名。他喝醉了,就会故意喊一声:“嘿!”然后他就双手撑在桌子上低头行礼。从他这嘶哑的嗓音和做派来看,可以嗅到他原来做过摊贩之类的职业。然而现在他好像不干那一行了,干的是什么也搞不清。不过,右平花钱可真是非常阔气,因此大家都说他八成应该是小偷。这家店的所有常客都跟宫子发生过关系。有些常客在放纵一夜后就宣告结束了,而后来时不时又眷恋那一夜,最后就选择了这种较为轻松的方式。有些人知道“这姐姐没钱可搞不定”,就自然而然放弃了,在这些稍许冷静的男人看来,慢性子阿弁和右平这种缺乏冷静的对立关系早晚会激化到必须杀死另一方才能收场的地步。也就是说,旁人都能看出这两人想要独占宫子的强烈意欲。在这些稍许冷静的常客里,也有人想到了一点——除了他俩以外,宫子皇后或许还有一个真正的情夫。宫子皇后只不过是这家店的服务员。店主是一对遣返夫妻[3],没做过这行。这对夫妻似乎不仅对这行没有好感,甚至还有些嫌恶,然而为了吃饭不得不把店开下去。另外,店主夫妻似乎也完全不招呼客人,把店里的事情都甩给宫子来做。宫子住在店里,若无其事地把客人拉到自己的房间里留宿。不过,宫子经常过了中午就出门,有些常客来得早,自然而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宫子皇后有情夫吧?”即使这么问店主夫妻,他们也会回答道:“我们哪里知道呀,那孩子的私事儿。”从回答中就能感觉到,他们不光不满宫子的私生活,还对其私生活的所有对象——客人们怀有敌意。这对夫妻极度避免胡乱在敌人面前露脸,生怕要陪着闲聊那么一句,两人似乎只想着专门在背地里挑唆宫子,冷酷无情地从敌人那儿把钱卷走。只有慢性子阿弁能在这对夫妻这里得到几分“人的待遇”。因为慢性子阿弁每逢休假(非周日),大白天就会来这家店里玩,这会儿基本是宫子出门的时候,自然就总有机会跟店主夫妻说上话,或者也可以说店主夫妻对他有几分好感。当然了,慢性子阿弁并没有得到过店主夫妻好友般的礼遇,也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看上去只不过要比仇人、强盗、杀人犯高那么一级。因此,慢性子阿弁就比其他常客更了解深层的真相。虽然大家都叫他慢性子阿弁,可你要是跟大家一样把他当成慢性子,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并没什么机灵之处,所以像他这种人才容易被大家看作傻瓜。好比他当年当兵的时候,有个机灵人物的配给品被人偷了,那人为了补缺,就看上了慢性子阿弁那份,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定慢性子阿弁是一个可悲的存在,他注定是那些机灵人士的牺牲品。然而,事实上慢性子阿弁鲜少成为别人的牺牲品。因为他自身有一种强烈的本能:他明白自己生来就容易遭遇这种状况,所以自然就会去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战战兢兢的本能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慢性子了,但因为这种本能和谨慎,他基本没有吃过亏,即使吃了亏,他也会趁没人察觉的时候补上缺,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这是他的天分。谁都不知道他有这种天分,因为大家都认定他是个慢性子,不可能办到这种事。大家很容易认为他是慢性子,而他甚至还具备了利用这一心理的本能。这种本能看上去跟变色龙的变色本能一样朴素,然而对人类而言,其实可能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才能。他真心迷恋宫子,真的渴望跟她结婚,掩盖在他慢性子面纱下的才能开始无人知晓地发光发热了。于是就连宫子真正的情夫是谁,他都第一个查明白了。☆☆☆大约半年以前,有一个经常来这家店吃关东煮的兼职学生。他不喝酒,只吃关东煮,所以不久留,也不跟常客来往。他连得到宫子的钱都没有,所以谁都没把他当回事,然而这个叫中井的学生却是宫子的真正情夫。慢性子阿弁通过种种状况判断和实地侦察,查到了宫子白天去的是中井的公寓,当时他立刻下意识察觉到:这个人才是我的真正强敌。因为中井是兼职学生,不可能有钱。宫子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就说明情况有别于其他男人,也就是所谓真正的谈情说爱。慢性子阿弁很早以前就怀疑宫子的钱都去哪儿了,富士之家的店主夫妻是这么说的:“宫子不需要交餐费,也不用缴税,再加上几乎天天晚上都出卖身体,不知道揣着多少钱哟。”和服跟手提包之类的基本都是男人买给宫子的。主要是右平买的,而慢性子阿弁也不服输,每个月总会给宫子买一两次穿的用的。然而,慢性子阿弁做不到右平像小偷那样的大手大脚。于是光凭右平和慢性子阿弁买的那些东西,宫子就不缺衣服穿了,事实上宫子基本也没有用自己的钱买过什么东西。宫子连衣柜都没有。而且每逢换季,男人们给她买的那些和服都会不知不觉就不见了,宫子在阁楼的睡房里除了常年摊开的被褥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宫子是个睡觉很熟的女人,熟到能失去意识。这也就间接证明了她房里没有什么东西怕偷。“也许她其实住在别处?”慢性子阿弁首先想到。不然的话,就说不通了。所有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呢?慢性子阿弁想,背后应该有个人捏着她的存折。因为早就存有这种疑惑,所以慢性子阿弁怀着异样的执念,为查清宫子白天的去处而展开了行动。于是,当他查到那去处就是中井的公寓时,他一下子理解了——中井才是宫子真正的情夫。于是他感觉到了恐惧。☆☆☆每次慢性子阿弁恳求宫子嫁给他时,宫子都会说:“是呀,你是个靠得住的人,我也想跟你结婚,可是右平跟你一样积极啊。如果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两个多半都会被右平杀了的。哪怕是现在,他好像都觉得你很碍事,想杀了你独占我呢。”她这么说道,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那个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然后又哀哀地作叹气状。在知道中井这个人之前,这句话在慢性子阿弁听来是真的很舍不得,很悲伤,很痛苦。然而,知道中井这个人以后,慢性子阿弁才觉得这句话简直是在耍人玩。宫子之前强调说,不能结婚是因为右平多半会杀了两人,即使不这样,右平也一直打算让慢性子阿弁消失。接着宫子就会叹气,非常伤感地说:“如果要是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这么看来,恐怕右平每次求婚,宫子也用了同样一套话来回答他。这样一来,右平在脑海里形成“慢性子阿弁是结婚的绊脚石,要除掉他”这个想法以前,这个想法肯定早已在宫子的脑海里形成了。“对宫子来说,我跟右平都是绊脚石。所以她想让我们两块绊脚石互相残杀,一个被杀,另一个变成杀人犯消失掉。因为中井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了,我们这两个男的已经没用了。”这样一来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慢性子阿弁想到。接着,慢性子阿弁切身感受到了之前未曾真切感受到的危机——宫子说的话非常重要,右平正在找机会杀他。因为慢性子阿弁被迫理解到了一点:这不是右平的想法,而是宫子的想法。也就是说,这想法比右平自发形成的想法远远有着更强劲的执行力。“宫子肯定会让右平杀了我,然后右平就成了杀人犯。”这比慢性子阿弁杀死右平的可能性大得多。右平本来就是一个能被大家想成小偷、杀人犯的家伙,力气很大,也有很多打架的经验。这么想来肯定还有前科,说不定身上还背着案子。估计右平再犯事的话,这牢就得坐很久了。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这家店是都会中的孤岛,尤其是从这里的居民和常客的心理层面来讲,更是如此。他跟宫子都不知道什么拉斯科里尼夫[4]心理、斯塔夫罗金[5]心理,甚至连现代小说的心理,

                      ,别的好说,比如各路兵马的任务,由谁去抄后路,由谁来打埋伏,由谁肃清开封周边的金军游骑等等军事调配,这是正常的军事任务,下令就是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哪天开始行动呢?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才行,选……谁有资格选,谁懂呢,最后大家一致认定,要找专业人才。于是,一个江湖术士光荣中奖,由他来定这个无比重要的日子是哪天。术士说,二月六日好。嗯,宋朝官方全体同意,就那天了。时间还早,大家要耐心。在等待中,一个人越等越怒,越怒越急,越急越觉得命运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人是姚平仲。姚平仲,字希晏,西军大将。翻开他的履历就是一部郁闷史。他很神勇,十八岁时参加了臧底河之战,杀敌无数,在军中声望鹊起,被称为“小太尉”,也就是无冕的节度使。这样了不起当然引起了上层注意,童贯一时高兴召见了他。本以为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成功的、父慈子孝一样的见面,没想到姚平仲典型的恃才傲物,不把太监当回事。童贯大怒,能打是吧,有功是吧,资金扣发,赏一双小鞋穿穿。方腊起义,童贯率西军南下,他特意带上了姚平仲。这人是不识好歹,但真是能打,所谓光干活儿不给钱才是小鞋的王道,姚平仲不上前线谁上。战争打完,姚平仲的战绩再一次辉煌,童贯想了想,有点不忍心了。他把小姚叫来,摆出大笔金银,说都赏给你了。姚平仲却仍然冷冷地说他不要赏钱,他只想见皇帝一面。童贯大怒,给脸不要,你小子想报复是吧,想当面向皇帝诉苦是吧,偏不让你如愿。让王渊、刘光世等乖宝宝进京面圣出头露脸,姚平仲,你回边疆上继续为国立功!这次金军入侵,姚平仲积极响应勤王号召,带兵杀到开封城下,满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却不料李纲定下的计策简直是量身定做一样的压抑他。这也太有针对性了吧,数遍开封城内外的宋朝主将,王宗楚是禁军大头领,金殿上的摆设而已,只配欺负平民;李纲纸上谈兵,再怎样也别想率军出战;种师道老得牙都掉了,据说来的路上还躺过一阵担架,只有他姚平仲战功赫赫,是主战型的、年富力强的战将。可李纲的计划偏偏就没有决战的环节,让他没有用武之地。尤其是最后一步,在黄河岸边解决完颜宗望,那时金军已经耗尽了锐气军力,宋朝二十多万兵马一拥而上,是个乱刀砍人的局面。他再神勇,能显出什么?不行,这太不公平了!姚平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摆上历史舞台的最中央,让闪光灯照耀自己,只照耀自己,把之前所有的亏欠不平都补回来!姚平仲在二月初一日夜间率领一万步骑出城偷袭金营。他想得很好,比如生擒完颜宗望,救回康亲王,这些都是不世大功,他必将从此登上宋朝军人之巅。这巅峰会高到何处,以“复燕云者王”为例,童贯一个太监都能做到郡王,他这时解京城之围,救亲王、解帝危,到论功行赏时只有一个可能——胙土分茅。当异姓王。他这样激动地冲了出去,迎接他的是等了很久的金军。完颜宗望居然早就派人在半路上截杀他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金军的掌握之中!消息走漏了,只有这一个可能。那么内奸是谁,隔着城里城外二十多万宋朝正规军,消息都能如此准确及时地送过去,这是怎样的手段……这个内奸又是个什么样的等级?这些在历史中没有记载,所以只能去猜,去愤怒,却无法分析得出。而当时姚平仲的命运也是这样,一万步骑去偷袭还勉强,夜间被对方反偷袭,只有迅速崩溃这一个结局。姚平仲没死,他逃跑了,这个逃跑是传奇级的,足以载入世界史册。他当晚马都丢了,骑着一匹青色的骡子狂奔,一昼夜间居然跑出去了七百五十里,到达了邓州,到这儿才吃着早饭。之后入武关、到长安,想进华山里隐居,但是想了想,华山太小了,不安全。他骑上骡子继续跑,跑进了四川,到了青城山的上清宫,到这儿他已经远离中原,没人认识他了。可他还是觉得不够远。继续跑,跑进了大面山,深入二百七十余里,连采药的人都见不着了,他才把那匹骡子放了,找个山洞开始以后的生活。这人活得挺好,过了几十年,到八十多岁时才从深山里走出来,他“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有传说,他在山里年久得道,是个仙人了。呸,说他是仙人,不如说那头骡子才是神骡。回到公元1126年二月一日的夜晚,姚平仲率军出击时,城里的人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是李纲,他按照惯例在巡视城防。知道的人是皇帝赵桓,他得到消息后不是派人去追回姚平仲,而是紧急派人通知李纲,说姚平仲已经出击了,肯定成功,你马上亲自带人去封丘门外接应。李纲呆了,这是哪儿跟哪儿,他是城防司令,大将带人冲出去了,居然没有事先通知他。看命令,是钦宗亲笔写的,想犹豫吗,这样的命令一口气连下了三道,不容他不照办。于是,李纲率兵出城,事后证明这还是很必要的。金军在击败姚平仲后,立即向开封城推进,想在黑夜中乘乱攻城。李纲刚好在城外幕天坡附近迎上了金军,一通乱战,他在城外把金军打了回去。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当他在黎明拂晓时分回到城里后,发觉城里比城外乱得还厉害。大宰相李邦彦怒了。首相大人暴跳如雷,什么偷营、截击、救人、救国,在他的心里都是犯罪,这会激怒金军,害了他的性命!他早就说过不能打,现在好了吧,谁说能赢的,输得人都跑光了。李纲也很紧张,姚平仲打乱了计划,让他的全盘布置都落空了,现在这样,怎样为继?关键时刻,种师道站了出来。老将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他根据这时的局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打法。——劫寨是个失误,但也可以转化为胜机。昨晚失败了,那么今晚再去劫,还失败的话,连续劫十天。十次之后金军必将疲惫,无法支撑,只有退兵一途。那时,李纲计划的后半部分仍然可以实施,黄河两岸仍然是金军的覆灭之地。这个计策好不好,相信只要脑子里稍微有点皱褶的人都能分辨出来,可惜的是,这时宋朝的当家宰相就是个没皱褶的……李邦彦拂袖而去。他下决心再也不跟这帮疯子混在一起了,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这次必须把局面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毕竟,我才是首宰!李邦彦发怒的同时,牟驼冈上的完颜宗望也爆炸了。他跳到张邦昌、赵构的面前一通吼叫,痛骂宋朝背信弃义,一边说讲和一边来偷营,你们宋朝能不能更无耻一些?!为什么骗人呢?面对咆哮的完颜宗望,张邦昌、赵构的反应截然不同。张邦昌吓坏了,一摊泥一样倒在了地上,痛哭流涕请求原谅,再三向女真人保证,他是一个诚实的、柔软的、百依百顺的宋朝人。完颜宗望一见此景心情大好,提起全身功力加倍吼叫之后,决定把张邦昌牢牢地记住,以后当做重点培养对象使用。赵构却不动声色,任凭完颜宗望声情并茂哪怕飙出恐龙音都无动于衷。这让完颜宗望惊奇之余很怀疑,这是宋朝皇室的亲王吗?这和普遍意义上的宋朝上层人物反差太大了……不会是宋朝舍不得亲王,随便派了个小青年来冒充吧。完颜宗望决定退货,不管赵构是不是康亲王,都要求换人。让宋朝派个别的亲王来,换走这个表情痴呆症患者。张邦昌、赵构的命运就在这时决定,之所以两人以后的遭遇天差地别,说到底,完全是自己的胆识修养决定的,半点都不用怨天尤人。赵构被送回开封城里,这时开封城正在沸腾中,是千年以来,哪怕开封还叫大梁城以来,都没有过的新鲜热辣。北宋一代,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正在上演。民变!事情是李邦彦挑起来的,这位抓狂的首相很神勇,说到做到,真的在这种局面下的都城里搞事了。他以军事失利为由,把李纲、种师道罢免,全盘接收军权,废除了李、种之前的军事安排,全心全意纯洁剔透地向金军投降。赵桓麻木中,对李首相的举动不予置评不予支持不予反对。他只是希望再别有人去打扰他了,让他安静一小会儿就好。就在这时,金军使者送赵构回城,顺便要求宋朝解释。李邦彦立即就解释了,这和他没有关系,全是李纲、种师道干的,什么,你们愤怒,那好,我可以把李纲绑上交给你们,带回金营去好了。金军使者傻掉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宋朝人是不是在拿我开涮?面对此情此景,该使者决定镇静、淡定、从容,绝对不给宋朝人开涮的机会。他拒绝。李纲你们自己留着吧,想打想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留下了赵构,带走了越王赵偲,回营交差了事。金国人走了,李邦彦长出一口气,觉得还是不安全,他想到了之前被李纲扣下的三镇割让诏书,这是金军着重要求的,怎么能忘了呢?他派专人去金营交割这三镇的归属。这位专人在历史里还是很有名的,姓秦,叫秦桧。做完了这些,李邦彦才感觉应该休息一下了,他累得要死又轻松得要命地走出了宫门,刚要回家,迎头撞上了陈东。一千多名太学生在陈东的率领下向政府请愿,在他们的身后是十多万的开封军民。他们要求罢免李邦彦,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一致对外,停止内耗,给宋朝的百姓们一条生路。十多万人走上街头,相当于开封城里十分之一的居民总数了。他们忍无可忍,根本没必要再忍了,因为号称全世界最富裕最文明最平安的都市开封居民们已经一无所有,变成了赤贫。这根本不是城外的异族人害的,都出自于城里宋朝自己的官员之手。李邦彦、王孝迪甚至是新皇帝赵桓,他们一道道的命令,把他们的身家财产全都充公了!现在李纲、种师道也被罢免,这等于毁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生存的希望。到此地步,只有反抗!面对汹涌的开封市民,李邦彦的第一反应是可笑,这些贱民们真是发癫,这样有用吗,我是官你是民,只有被领导的命运!可是他错了,这个只会唱曲子耍把戏的无赖忘了这再不是蔡京、童贯的时代,他一个弄臣一个小丑的本质,再也没法压制民意。老百姓们一拥而上,板砖石块像雨点一样砸了过去,十多万人怒喝,你一个浪子怎么配做宰相?!李邦彦抱头鼠窜逃回皇宫。民变了,这个消息像飓风一样刮向开封官场,官方迅速做出反应,派开封市长去弹压。开封府尹王时雍赶到现场,他抓住重点,对太学生们说,你们这是在要挟天子,是在犯罪知道吗……王时雍迅速逃离,后面是无数的板砖石块。新任宰执吴敏出面,觉得自己是册立新君的有功之臣,有面子有影响,结果一样被赶跑。民潮进一步汹涌,他们到了皇宫门前,敲响了登闻鼓,要皇帝出宫来见面。出来的是十多个太监,都是些平时作威作福有头有脸的,他们想用皇帝的名义往外赶人,因为实在太不成体统了,连登闻鼓都敲破了……一会儿之后,这十多个太监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碎肉。杀人了,局势升级,马上就要不可控制。军方终于出面,禁军殿帅王宗楚进宫面见赵桓,请示任务,是杀人还是妥协,哪个您快点选。赵桓选妥协。于是,以官方文件对外宣布李纲恢复原职。这个文件写得很快,派专人送出皇宫传达给李纲。到这步,民意胜利了,政府的危机也算过去了,可事情居然还是出了岔子。问题出在送信的“专人”身上,这是个叫朱拱之的大胖子太监。事隔几百年我都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恶搞,皇宫里太监无数个,这样的急事居然派出个大胖子。只见这位巨胖,在万众瞩目下走出了皇宫,一步一颤一寸一挪,无比艰难缓慢地向李纲家的大门前进……直娘贼,腌臜泼才,忒煞欺负人!十万人一拥而上,朱胖子也碎了。官方被进一步震撼了,这次快马加鞭再没有半点阻碍,去宣召李纲上任,第一个任务是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安抚百姓。读史到这里,要注意。这不是什么胜利,更不是件好事。在民意来说,在看客来说,这很过瘾,真是出了口恶气。但对当事人来说,比如陈东,就危险之极了。官方的人不是白杀的,当时就有人劝陈东逃跑。陈东哈哈一笑,跑什么?现在我的头已经掉在地上了!只是为国为民,必须把这件事做彻底了,别的根本不去考虑,也没法考虑。对李纲来说更是这样,不说他在东京保卫战中得罪了整个官场,光是这时的民变就让他万劫不复。民心向李纲,致皇家于何地?!当李纲来到现场,接受百姓欢呼时,不知他是什么心情。李纲出现了,百姓们没有满足,还有种师道。大敌当前,他们最看重的是军方人物。官方百依百顺,派专车接来了种师道。当车帘掀起,露出种师道的满头白发时,开封城的市民们才放心满意。他们散了。这次民变的作用是伟大的,不仅一举让腐烂怯懦卑鄙无耻的宋朝上层屈服,连城外的金军也怕了。当李纲、种师道重新上任的消息传到牟驼冈时,完颜宗望下令撤退。宋朝终于爆发出了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气势,仅仅是气势,并且是民间的,金军就怕了。他们带着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数不清的珍玩玉器,向北方撤退。东京保卫战至此结束。但事情并没完。金军还在宋朝的境内,这一点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第一种,是首相李邦彦。这浪子还是首相,开封市民们太善良了,至少要让这个败类罢官才能散嘛。可是百密一疏,这人还是宋朝的顶级高官。金军在境内,他寝食难安,时刻紧张。他觉得无论再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送走这批凶神;第二种是种师道。老种将军觉得这是机遇。他说,李纲的计划仍然是可以执行的,立即运动兵力到黄河两岸,无论在哪一端展开围攻,仍然可以全歼来敌。这事没有展开讨论。种师道被勒令回西北老家去,隐居还是当兵随他便,国家的事不必他操心。至于黄河两岸,李邦彦派人送了两面大旗过去,上面写着“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军法,杀无赦。这样两面大旗在黄河两岸迎风招展,保佑着完颜宗望率领六万金军,拖拖拉拉带着无数辎重渡过大河,踏上了回家的道路。至此可以总结一下了,这一次所谓的东京保卫战的本质是什么。抛开一切的细节,看最主要的脉络,我们会发现,金军只是打了两次毫无效果损失惨重的强攻战,一次连开封城门都没能摸到的反偷袭,就得到了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亲王为人质、割让北方三镇的空前胜利。怎么得到的呢?全是宋朝自己拱手送上来的,不仅一定要金军收下,连回家上路时的安全都单方面保证了!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战胜战败,而是媾和!第二十一章钦宗式沉沦尽管是“媾”,宋朝的上层也很满意。金军围城长达四十余天,这时雨过天晴,怎一个舒爽了得!安心之后,大佬们开工,去收拾乱摊子。在这个过程里,宋朝上层显示出了非同凡响的行政能力,把想干的事有条不紊地一件件完成。第一件,清理开封城。这段日子实在太乱了,开封城自从姓赵以来,近一百八十年一直安静祥和,现在居然闹民变了。追究责任,都是太学生闹的。很好,秋后算账。其实,事发当天李邦彦等人就已经动手了,在李纲、种师道露面,开封市民逐渐散去之后,官方突然集结人力,抓捕了几十个“暴徒”,不经审问,直接斩首。这就是宋朝当局对民变事件的处理态度。这时金军退走,宋朝没有了外患,可以全力以赴地处理内忧了。李邦彦、李棁提议,把陈东等太学生领袖抓捕,擒贼擒王,直接快当。王时雍反对,开封市长认为这样太幼稚了,杀了一个陈东,还会有张东王东,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应该出兵包围太学,把所有的学生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这个提议太彪悍了,立即震动官场,万人传扬。想想连姚平仲夜袭都能泄密,这样的事能不飞出皇宫,传遍开封城里的大街小巷吗?太学院里一半的学生立即消失闪人,离校出走。这让王时雍非常扫兴,这样就没法做到规模宏大血流成河了。不行,太学院的官方要立即出面,去召集学生们回校等刀。国子司业,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马上赶到了太学里,把剩下的一半控制住,并通过种种渠道向没走远的学生们讲话,快回来吧,再不回来的

                      天天躁狠狠躁狠狠躁夜夜躁绍曾、蒋方震(蒋百里)、蔡锷、陈仪、孙传芳、徐树铮……当然,以上这个名单,远远是不完整的。当年,蒋介石念完了“振武学校”之后,在日本陆军部队实习,实习期间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革命,从此,终生不再回日本求学。因此,蒋介石事实上,从未踏进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游客身份除外),也从来没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过一天的书。也就是说,蒋介石根本就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更不是它的毕业生。蒋介石在日本的同学也是其终身密友、国府高官张群,在《张群先生话往事》这本资料里面,说得很明白:蒋介石在双脚尚未踏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之前,就已经当逃兵,辍学回国了。张群的这份证言,原文照录如下:“……(我)宣统年间在日本振武学校肄业,和蒋先生同学,卒业后,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为士官候补生,又和蒋先生同一连队。辛亥武昌起义后,我们都回国参加革命……”另外,日本史料《高田市史》,也收录了日本报纸《高田新闻》明治四十三年(公元1910年)12月6日版的新闻报道《清国学生入队》。这篇报道,也旁证了张群的证言。其中的时间、地点、事件……各种信息,都是吻合的。我们梳理蒋介石在日本的留学岁月,可知道以下的事实:1.蒋介石在日本的求学岁月里,入读的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是日本“振武学校”。2.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被分配到日本陆军实习,实习之后,理论上有机会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但是,在实习期间,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日本深造了。换言之,蒋介石终其一生,从未就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事院校。关于蒋介石未曾入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名单。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蒋介石”、“蒋中正”、“蒋志清”、”蒋瑞元”这些名字其中的任何一个。关于这个留学生名单,读者可以参考学者雷博宁所整理的《中国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名单及学生简历》一文。后来,蒋介石飞黄腾达,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督校期间,黄埔军校有不少的学生,误以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此,证人有黄埔一期生蒋超雄。依据蒋超雄在《我在黄埔军校的回忆》一文里面的说法,蒋超雄直到年老之时,仍然误认为校长蒋介石,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我们不妨摘录蒋超雄回忆文的一段看看:“……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北方军阀相互攻伐,全国一片混乱,革命形势很好。十分迫切地需要外立革命武装部队。可是黄埔军校的成立较预定期推迟了半年,原因是中山先生在选定校长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当时蒋介石从俄国考察回来,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已有初步认识。同时,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另外,蒋对孙较为忠实,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中山先生避难永丰舰,原来在孙左右的人,大都逃往上海;而本来在上海的蒋介石却南来广州,助孙策划一切。故孙先生后来亲书‘患难与共’四字赠蒋。最后中山先生以拖延时日有误革命时机,认为非计,毅然告众说,非蒋介石任校长,宁可军校不办。校长一职,遂成定局……”很显然,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到“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这一句。疑问是,是蒋介石刻意对他的学生说谎,还是学生们自己造谣传谣?这一点,也许有待于进一步的考据。在蒋介石的学历问题上,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这册资料里面,也记录了这么一个事情:蒋介石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的总负责人刘宗纪送过五万元,并婉转地要求刘宗纪承认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籍。李宗仁在这一点上的证言,是这样的:“……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曾经派人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总负责人刘宗纪送去五万元,潜台词是要求刘宗纪配合自己的学历谎言。一些真正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友如蒋作宾等,对刘宗纪发表异议:‘学长!我们什么时候多出了蒋介石这么一个重量级的校友?我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时候,怎么就没听说过蒋介石这么一个人呢?’刘宗纪当时对蒋作宾这样说:‘我们有钱收,还不好吗?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当然,李宗仁的说法,也许可以算作孤证。但是,至今比较明确的是:蒋介石从来没有念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为什么蒋介石要在自己的身份证上填写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历?为什么黄埔军校的学生会误认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送钱讨好?我想,以上这些问题,似乎都指向以下的同一个事实:我们有些国人对学历的崇拜以及因此所萌发的虚荣心,使得某些成功人士伪造学历的作为,屡见不鲜。问题是,这种事情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永世。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蒋介石的“梅毒脱发”之说

                      关于蒋介石的秃头,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年轻时得过梅毒,他的秃头,是梅毒的后遗症。可是,这种说法,真的经得起推敲吗……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妇孺皆知的绰号——“蒋光头”,蒋介石自从步入中年之后,基本上都是以秃头的形象见诸于世。在抗战时期来华助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更是戏谑地称蒋介石为“花生米”——因为蒋介石的光头,远看着,就像一颗圆不溜秋的花生米。那么,蒋介石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首脑人物,为什么会是一个光头的形象呢?在这一点上,民间传说纷纭,其中,流行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因为染上梅毒,掉光了头发,从此,终生秃头。可是,真相是这样的吗?首先,我们先来探究一下蒋介石是否曾经患过梅毒?让我们先来读读《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日记》1919年7月26日这一天,有这样的记录:“近日甚受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从此,我们可以得知: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得过淋病。蒋介石在年轻时,的确生活“不检点”,这一点,似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淋病”毕竟不是“梅毒”。我们再来看看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所著的《陈洁如回忆录》。陈洁如在这本回忆录里面,记载了蒋介石染上性病,并且将性病传染给陈洁如的事情。但是,陈洁如的文字,一会儿说是“梅毒”,一会儿说是“淋病”,自相矛盾,恐怕并不足以为信。陈洁如在这一件事上,是这样说的:“作为蜜月旅行的第二部分,我们游览了苏州,回上海之后,我发现身上出了疹子。我试用各种油膏擦抹,不但无效,而且越来越糟。后来,突然发现腿上也出现疹块,手腕按脉处也出现两块红疤。它们虽不痒,但看起来很不好,我很发愁,我一生从未得过这种病。介石带我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夫。他是德国留学生,专精细菌学和性病。李大夫取了介石和我的血做瓦塞尔曼氏反应检查(梅毒血清诊断法)。等了令人心烦的日子,这位血清专家宣布我们的血有阳性反应。我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发了疯似的,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出诊所,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到我母亲家。‘噢,妈妈。’我哭诉着,‘我得了花柳病。是大夫告诉我的。看看我这些毛病。’不到半小时,介石来了,解释说这病是轻度的,用六零六针药可以痊愈,这是他自己的旧毛病,传给我了。母亲痛骂了介石半小时。他承认了他的‘罪恶’。‘我再也不同你在一起了。’我哭喊着,‘你是个坏东西,我要跟你离婚。’‘我怎样才能使你相信我要真的悔罪呢?’他哀求着,低头站在那里,表情非常严肃阴沉,接着说,‘只原谅我这一次,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向你发誓,为了悔过,永远不再沾一点酒。’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要同他去大夫那里,赶紧去治,不可耽搁,最要紧的是把那个病从你的血中清洗干净。’于是,那天黄昏,介石再带我去李大夫诊所治疗。在打针前,李大夫对介石说:‘这是个不大好谈的话题,所以请让我和你的夫人单独谈谈,你可不可以在候诊室等一下?’介石出去以后,李大夫向我做了六零六注射,并说:‘你打十次针,就可痊愈。我现在要坦白告诉你,淋病细菌已进入你的身体,说确切点,就是你的输卵巢,这可能使你不能怀孕。但是你的病是轻度的,只要继续坚持治疗,就不必担心。’事毕,我走进候诊室轮到介石进入诊疗室了。他打过针后,李大夫告诉他:‘你在结婚前,本应先完成以前的治疗,但你没有等待充分的时间以完全治愈,因而传染了你的夫人。从现在起,你必须继续坚持治疗以便康复。你原已患有附睾炎,这使你不能生育。今后你恐怕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了。’为了表示悔悟,介石对我起誓,如我答应不离开他,从今以后,他不再喝所有烈性酒,普通酒以至茶和咖啡。‘我愿终生只喝白开水。这是一种自我惩罚,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以上,就是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在《陈洁如回忆录》中的叙说。我们从陈洁如的这篇叙述看出来文中开始说“梅毒血清测试阳性”,后来又说那是“淋病”,到底是“梅毒”还是“淋病”?前后矛盾,语焉不详。难怪学界有人怀疑陈洁如的这本回忆录的真实性,甚至有人直接断定这本《陈洁如回忆录》是一本“伪书”。也就是说单凭这本所谓的《陈洁如回忆录》,我们也不能断定蒋介石是否患过梅毒这种病。除此之外,目前似乎也还找不到有关于蒋介石患上梅毒的确切证据和相关史料。我们退一步来说就算蒋介石患过梅毒,而即便如此,梅毒和脱发的关系,仍然是值得考察的一个关键点。梅毒是否能导致秃头?医学告诉我们:因为染上梅毒而得的脱发症,在医学上叫作——梅毒性脱发。据查,梅毒性脱发,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征:特征一,不容易患上。每100个梅毒患者当中,大约只有4个患者会患上“梅毒性脱发”。特征二,梅毒性脱发并非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这里的特征二是相当关键的,梅毒性脱发并非是一种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据此,我们不妨作以下的逻辑推理:推理一: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不能治愈,那么,蒋介石在青壮年时期,早就死了。因为梅毒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推理二: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已经治愈,那么,蒋介石的头发会迅速再次长回来——也就是说,蒋介石有头发,蒋介石的光头,是自己故意剃光的——并不是“梅毒”所导致的。上述的逻辑推理,是非常清晰的——只有一种可能,蒋介石有头发,光头是自己剃的,与“梅毒”这种病并没有关系。事实上,蒋介石的身边人所留下来的证言,也证实了这个推理——蒋介石并不秃头——蒋介石是有头发的。依据蒋介石的卫士翁元在其所著《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这本回忆录的记载,蒋介石的确是有头发的,但是蒋介石的头发很稀疏,而且也很柔软。而更为关键的是,蒋介石有剃光头的习惯,一旦长了头发,蒋介石就立即叫人剃掉,所以,蒋介石其实是“故意剃光头”的,并非是生理性的秃头。翁元在这本《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一书中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全民‘拥护领袖’的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以上,就是给蒋家当了四十三年卫士的翁元的证言。这个人长期与蒋介石朝夕相处,他的证言,有着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其实,各位读者只要肯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随便搜寻一下蒋介石晚年在台湾留下的照片,仔细察看,就不难发现:蒋介石貌似光秃的脑瓜之上,其实,的确是有着稀疏的头发的。由于照片版权所限,本书未能在此附上一两张蒋介石的“带发”照片,甚为遗憾。那么,问题来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秃头”这个流传了将近百年的传说,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其中,严庆澍所著,1950年出版发行的一部畅销小说《金陵春梦》,在此起了关键的信息传播作用。在这本小说《金陵春梦》当中,作者严庆澍,对蒋介石进行了多方面的演义描写,其中,对蒋介石“感染梅毒”的这个情节,该作者是这样描述的:“‘好好。’蒋介石心中计算一会,老是觉得不合算,玩一个女人,要花这么多钱,要花这么多时间,干脆不如打野鸡算了,于是放弃了上翠芳老七那里去的念头。半月之后,戴季陶他们老是不见他请客,而且连交易所也不来了,原来蒋介石迫不及待,去玩野鸡,这回可害上了杨梅大疮,正躺在家里养病。那时候既没有特效药,又没有高明的花柳医生,直把他急得没办法。脓血淋漓,举步维艰,少赚了‘帽子’钱不算,还给黄绿医生敲走了一大笔竹杠。而且余毒未净,深入骨髓,这且不提,更难堪的是翠芳老七向外扬言,说姓蒋的专门揩堂子的油,吃得几回甜头,便舍不得破钞,再也不来了,把蒋介石气得牙痒痒的,一定要设法报复。”上文中的杨梅大疮,就是指的梅毒。值得注意的是,《金陵春梦》这部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部影响很广的畅销小说。不难想象,中国的广大文人和读者,在接受“蒋介石患梅毒”这条有欠考证的信息之后,进而推理并得出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掉光头发”的结论。可见,这个传说的演化公式,是这样的:传说患梅毒+看起来秃头=因为患梅毒而导致秃头。稍有逻辑思维的人,只要稍加想一想,就应该知道,上述的这个等式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既然蒋介石是有头发故意剃光头的,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剃光头呢?难道,他是要节省洗发水的钱吗?其实,剃光头是早期德国和日本军人的作风。首先是出于活动方便考虑,军训流汗,行动利索,这些都是常识,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战场上头部负伤,则可以省下剪头发的宝贵时间,直接开刀进行手术,这样就能增加战士被救活的几率——这也是军人剃光头的合理性所在。蒋介石是日本军校的学生,蒋介石以军人自居,他剃光头,应该是为了以身作则,给国民党军队带头,培养尚武之风。事实上,蒋介石并非民国时代中国唯一的光头军人。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剃光头的军人,比比皆是。我在此,简单列举如下:汤恩伯、张治中、李弥、谷正伦、张自忠、白崇禧、李宗仁、邓宝珊……这些军人,都是光头,至少是曾经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根本列举不完。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搜寻这些人的老照片,看看他们是否有光头的时期。不但在国民党阵营

                      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第七章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必须定都于南京。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凯哥的第一招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凯哥的第二招连续两天相安无事。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高手过招,高下立现。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1912年3月10日,北京。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不靠谱的内阁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第八章最美丽的时光

                      “三巨头”退隐江湖

                      对了,在

                      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缘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随后的五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古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古山就留下了四千具尸体。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一〇六师团最终仍有一千多人跟随松浦淳六郎成功突围。这个立了大功的张灵甫咱们在讲黄埔军校时提起过,就是跟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生的“万人迷”张钟麟。张灵甫早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就已经是胡宗南手下的第一悍将,位居团长。这么些年过去,他书法肯定见长,功劳肯定见长,但官位为什么还没有长呢?因为他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至于他杀老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他老婆红杏出墙;版本二,他老婆是共产党间谍。杀妻的真相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打老婆都算人渣,就更别提杀老婆了。军人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国法。蒋校长很生气,一气之下就把得意门生张钟麟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蒋委员长给全天下的犯罪军人们发了一个红包: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兵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钟麟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钟麟这个名字,改叫张灵甫。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初始合作后,这兄弟俩终于创造出了杰作——万家岭大捷。抗战八年,张灵甫一直跟随七十四军,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此公几乎每战必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立下汗马功劳。七十四军也就是后来的国军第一王牌、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

                      希望

                      万家岭大捷后不久,武汉保卫战失败。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总算是把家搬到重庆了。此后,一条条命令便从蒋委员长在重庆南郊的黄山官邸发出,直至七年后日本投降。幸运的是,工厂内迁终于完成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工厂内迁不仅使私人资本流入后方,而且带来了精良的设备与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同时,大后方急剧增加的人口(主要是难民)有效地拉动了市场需求。而且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举借内债(发行公债),求助外债(向外国银行借款),有力地支持了后方工业发展。总体来说,大后方的工业虽不能说繁荣昌盛,但也生机勃勃,产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方的军需民用。我们完全相信,大后方的工业经济基础就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希望。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总之,日本动员全国力量发起的最重一击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消灭中国政府。从战略上来说,日本人失败了。日军嚣张的气焰终于被暂时压制下去。之后六年,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像武汉会战这样的大规模战役。可以说,从武汉保卫战起,中国人民开始厚积薄发,悄悄地凝聚力量,等待着那最后的反攻之时。春天不会远了,黑夜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杀出个黎明第六章坚持就会胜利

                      “抗日战神”三战长沙

                      日军占领武汉六天前,另一路日军攻陷了广州。不过日本人接下来啃到了两块硬骨头。第一块硬骨头是薛岳。薛岳的事迹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从北伐到“剿共”,直至万家岭大捷,但这些都没有接下来的长沙会战有名。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两地之间的长沙已成孤城。但日军推进至中国中部地区后,军力已疲,兵力更显不足。因此日军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才于1939年9月开始进攻长沙,企图由长沙占领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灭掉重庆国民政府。长沙会战,日军的对手是升了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省主席薛岳。由于长沙属于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劝说薛岳:长沙估计守不住,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咱们应退至有利地区阻敌!但薛岳不干: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因而这一仗“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三人轮番上阵劝说薛岳,结果就是两个字:没用。弄到后来,薛岳放出狠话:我就要在长沙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蒋介石没辙了,补发命令:在长沙打!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刚猛无匹,但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薛岳早就考虑到终有一天会在长沙跟鬼子干仗,因此为日军量身定做了一套战术,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车和国军一样两条腿走路,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简单来说就是死缠烂打:不和鬼子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充分利用长沙地域大、纵、深的特点,逼迫鬼子露出破绽,让鬼子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但薛岳的这个战法在强大的鬼子面前真的可行吗?一切有待实战去验证。发生在1939年9月的这场战役共进行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人称“湘北大捷”。这次长沙会战,从结果上来说,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打得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从战术上来说,国军保住了长沙,粉碎了日军拿下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的计划,保卫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猖狂攻城略地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天炉战法”靠谱。此后,薛岳倚靠“天炉战法”跟日军在长沙又干了两仗,俗称三战长沙,杀死杀伤鬼子近十万,成为日军的梦魇,人称“抗日战神”。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以为只要不碰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没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杜聿明血战昆仑关

                      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进口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获取国际军事援助。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东南沿海各地通向内陆。由于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因此这条路线名存实亡。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这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云南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广西南宁。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戌,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滇缅公路的细节下文会讲。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一路向西,兵锋直指广西首府南宁。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线,切断中国抗战所需物资的补给线路,彻底掐死中国!若广西沦陷,不仅危及西南部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还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的军心民心!情势危急!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军反守为攻。反攻!居然是反攻?在战略层面从来都是主打防守的中国军队要大举反攻?没错。既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以通过全面进攻牵制敌人在西南的进攻力量,也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楚了日军的虚实。日军扩张过快,根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日军在战线过度延伸,兵力明显不足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足够的补给。而此前几场大战已将日本国内这些年来积攒的战争资源消耗大半,因此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次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但我们中国就不同了,国民政府以经历过几大战役锤炼的国军一线部队为骨干,补充兵员进行整训,并配以省吃俭用买来的或国际捐助的武器装备,军队的战力逐渐提升。况且,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不拼命,更待何时?!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抽调了约七十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场全面反攻北起内蒙古包头,南至广西北海,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史书称发生在1939年冬天的这场全面反攻为“冬季攻势”,称下面这场发生在广西的核心反攻战役为“桂南会战”。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的人,是新桂系的现任老大白崇禧。但白老大刚上任,就吃了大败仗,不仅失去了广西首府南宁,还被日军板垣师团占据了国军援军南下之路的咽喉——昆仑关,也就是当年北宋名将狄青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昆仑关。在这种情况下,白老大只能跟蒋委员长求援。鉴于桂南会战的重要性,鉴于板垣师团的凶残程度,蒋委员长给他派来了一支极为厉害的援军。援军的头头叫杜聿明,就是那位老婆入共产党他入国民党的黄埔一期生,此公参加过东征、北伐、“剿共”、长城抗战、淞沪会战,也入过蓝衣社,一路走来很是顺利,如今这位35岁的熟男已是一军之长。杜聿明用兵犹如诸葛亮一般谨慎而优雅,擅长精打细算,是标准的儒将。但这位风度翩翩的气质男,居然是一名技术男。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埋头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当时非常前沿的机械技术方面拥有相当的水准,并因此成为南京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培训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教官。1938年,蒋委员长用苏联的援助打造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约五十辆装甲车和近一百辆坦克的二〇〇师。由于杜聿明的技术背景和相关工作经验,蒋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二〇〇师师长。没过多久,二〇〇师扩编为军,蒋委员长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那支光荣部队的番号“第五军”授予了这支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几经周折,麾下极缺将领的杜聿明找蒋委员长要来了三位屡经大战洗礼的高级指挥官。36岁的郑洞国,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从东征到北伐,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屡次跨越死亡之线,却从未挂彩,实属福将加名将。他出任由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37岁的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黄埔二期生,后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镀金,历经东征、北伐、中原大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擅长吟诗作赋的他,却在战场上收获了一个“邱疯子”的外号。他出任新成立的二十二师师长。35岁的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生。他出任第五军的老底子二〇〇师师长。这可是一个专为抗倭而生的军事天才,一个怎么打怎么赢的悍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第一先锋。若不信的话,请看其简历。长城抗战时任团长,于古北口初胜日军,崭露头角的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台儿庄战役时任旅长,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再胜日军。徐州会战,激战四昼夜,于艾山击退强敌,三胜日军,升任副师长。武汉会战,击败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四胜日军,升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上任后,为二〇〇师选了一首军歌,即那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该曲成为共和国国歌。大家应该发现了,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都曾是关麟征麾下的战将。不错,他们选择离开关麟征,主要是因为接受不了“关拳头”蛮横霸道的领导作风。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开是正确的。因为选择离开,他们迎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1939年的国军“大阅兵”中,第五军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淞沪会战后,德械部队成了过去式(一来打光了,二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希特勒终止了跟中国的合作),苏械部队第五军成为新的国军第一精锐。虽说第五军是国军第一精锐,但达不到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武器装备标准,也做不到像某些影视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国军军官就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钓美女,十分小资。实际上除了将来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外,国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和几年一发的粗布军装。尽管条件是如此艰苦卓绝,如此筚路蓝缕,但我们一往无前!杜聿明率军出征了。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挡在杜聿明和第五军前进道路上的,可不仅仅是扼守昆仑关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还有巍峨峻险的昆仑关,以及昆仑关上日军通过精工细作打造出来的坚固工事——大量钢板混凝土构筑的三层碉堡。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看起来无法扭转的地理劣势,杜聿明也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宁,那就必须仰攻昆仑关,打通南下之路。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杜聿明在综合考虑了地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分布等因素之后,想出了对敌策略——两个成语:关门打狗,围城打援。日军在昆仑关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很大。于是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拔掉两侧外围的日军堡垒和高地,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此所谓“关门打狗”。杜聿明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〇〇师为主力正面强攻昆仑关,吸引敌人来援,同时派出邱清泉二十二师在日军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打伏击,此所谓“围城打援”。1939年12月18日,战斗打响,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狭路相逢!国军以坦克、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对抗日军坦克、战车、步兵与空军之间的陆空配合作战。重炮的轰鸣、子弹的厉啸、枪口喷出的火焰、压抑的厉斥、凶狠的号叫、刺刀触碰的金属声,交织出了一曲曲充斥着勇气、血性和兽性的残酷旋律。双方都没有人后退,都战到彻底地倒下为止。这里不想过多地去强调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一切文字在战斗过程和战果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12月31日,一连十三天的血战结束!第五军以一万四千将士伤亡的代价,全歼日军“钢军”二十一旅团五千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收复昆仑关,取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孙子兵法云: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这里的伐城就是指古代的攻坚战,由此可见攻坚战的难度和代价之大。在残酷的攻坚战中,以不到三倍的伤亡全歼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这实在是一个优异的成绩,以至于狂妄的日本人也终于低下了他们那看起来高傲实则极度自卑的头!日军战史《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如此评价昆仑关之战:“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自敌人处得到的敬畏,永远比自朋友处得到的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动!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再度经历先胜后败的惊险局面,好在结局不错。经过整整一年的辛苦战斗,1940年11月底,中国军队收复南宁,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中国军队以自己的血肉长城,捍卫了西南交通线的畅通,保住了抗战的大后方。在广西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僵持

                      就在中国军队浴血长沙,奋战昆仑关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战”爆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然极其雷同。王鲁湘:朱馆长,这条金冠带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还是成一团的?朱章义:是完整的,不过有点褶皱。它也不是团成一团,而是在中间断开了。王鲁湘: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围成一圈的冠带呢?朱章义:它断开之后,我把它弯过来一看,接上断口是完整的一个环。不过它不是均匀的,上面的直径大一点,下方的小一点。它的大小应该和头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冠带,而且它可以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相对应,因为冠带和杖都是权力的象征。它上面的纹饰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也是一样的。王鲁湘:当时发现这个纹饰的时候你们肯定非常欣喜,因为找到了一件和三星堆文化有关联的直接性物证。朱章义:这件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开修下水管道时,挖掘机挖上土来之后就堆在一边。下水管道修完之后,旁边的土还得回填下去,而且还进行夯打。这是我们又重新开挖的时候发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在挖掘机开挖的时候掉出来,人们一看是金子,那么肯定就被拿走了。这些土在那里摆了半个月呢,能够保存下来非常幸运。王鲁湘:这个和三星堆的那个金杖的图饰有哪些地方是完全一致的,有哪些地方是不一致的呢?朱章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小的地方也有一点差异。比如说三星堆那个人面和这个人面是有差异的,三星堆图案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正在跳舞的形象。茑纹饰也有一点差异,金沙的那个鸟尾是一个三角,三星堆的则有点像弧形。鱼尾也有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非常细微的。王鲁湘:两个图案都是一根箭经过鸟,再扎到鱼。但是箭好像没有扎到鸟身上,只是从鸟前边掠过去了。朱章义:箭扎在鱼眼上,然后扎进去,没有扎到鸟的身上。这给人感觉图案里的人要射的是鱼,而不是鸟,这和三星堆也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装饰图案。王鲁湘:也就是说,三星堆和金沙的这个图案,都象征着极高的权力。朱章义:跟世俗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是权力的一种表现。金沙出土的铜器零部件跟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面的青铜鸟非常相似,看起来也是插在一个大型器物上面的。但是到今天为止,金沙还没有出土像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一样的大型青铜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还没有挖到像三星堆大立人那样辉煌的东西,这是跟金沙遗迹的构成形式有关系的。我们感觉,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被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是特别隆重的一个祭祀。跟金沙的祭祀不同,三星堆的那个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代表权力的那些东西都埋在一个坑里面。太阳神鸟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器王鲁湘:这就是太阳神鸟金箔。朱章义:对。这件东西做得非常精美,但并不大,直径只有12.5厘米,厚度只有0.2毫米,质量总共只有20克。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剪纸工艺,空心部分才是它要反映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它的中间应该是一个太阳,周边有12道光芒,这些光芒刚好是弧形的,是太阳在运行的动态表现。太阳的周边有四只高度抽象化的鸟。王鲁湘:好像是水鸟。朱章义:差不多,它的腿特别长,颈也特别长。王鲁湘:这个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鸟应该就是我们金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它和我们凤凰的标志太神似了,而且其基本内涵也是一样的,凤凰的标志是一个凤一个凰旋转成为一个太阳鸟,这个实际上也是太阳鸟。朱章义:凤和凰也是太阳的一种表现。这个饰品更直观地把太阳和鸟放在一起,把人们对太阳和鸟的崇拜有机地结合在一块,来表现生生不息、追求光明的寓意。王鲁湘:这个金箔是完全用沙金敲出来的?朱章义:对,敲出来之后再把图案画上,然后慢慢进行刻划。我们可以看到它刻划的痕迹。王鲁湘:我觉得当时刻划的艺人的手艺相当好,四个鸟完全一样。据说这个东西当时团成了一团,那个喙都还留着。朱章义:能保留下来确实非常不容易。当时我们慢慢把它打开的时候非常惊奇,那么薄的一件东西,做得那么细,而且又竟然保存得那么好。青铜立人除了太阳神鸟的金箔器以外,金沙出土的这件青铜立人头上还戴着旋转光芒的太阳形帽,这个带柄的有领璧上面也有象征太阳的圆孔和三只绕日飞行的鸟。它和在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铜器和栖息了九只鸟的神树一起,给我们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崇拜。金沙遗址青铜立人王鲁湘:这个小青铜人的姿势和造型很奇特啊,特别是头上戴的那个东西。朱章义:对,这个小青铜人戴的是一个太阳形帽,帽子上面表现得还是太阳的一种光芒。王鲁湘:如果从上面俯瞰的话,它的确和金箔上的太阳鸟很相似。但考虑到咱们现场出土了很多野猪的獠牙,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帽子是不是用野猪的很长的獠牙一个一个插起来,然后做起一圈的?因为它实在太像野猪獠牙了,而且野猪獠牙也是这么弯过来的。朱章义:古金沙人用排成一圈的野猪牙代替太阳的光芒,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王鲁湘:这样的造型也相当酷了,也是金沙的一件标志性器物吧。这个仅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而当年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个高达两米多的青铜大立人。它们的造型极其相似,两者的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当然,继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朱章义:金沙发现的青铜立人和三星堆的那个非常大的青铜立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王鲁湘:比如它手的姿势和三星堆那个一样,都是双手空握,好像拿着什么东西。朱章义:是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一个最显著的差异就是,金沙铜人戴的是太阳帽子。再者,它还有腰带,还插了把剑,或者是权杖,这跟三星堆的铜人也不太一样。我们从背面可以看到,它扎的是长辫,一直垂到腰部,每一个辫子下头都是三股辫子,还打了结,而三星堆的铜人则是梳着发髻的。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是梳着发髻的,他是位大祭司,属于宗教阶层。而有专家认为,三星堆的头像中,梳辫子的应该是宗教阶层之外的另一个贵族阶层。根据这两种发式的对比,我们可以联想,3500年前,在三星堆这两个不同的贵族之间很可能引发了一场纷争,谁胜谁负不得而知。但是后来梳辫子的一族辗转来到金沙繁衍下来,延续着他们过去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玉琮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青绿色玉琮随着金沙遗址被一层层地剥开,考古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一个柱状的物体。工作人员除去上面的泥土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竟然是一个青绿色的玉琮!朱章义:在成都平原三千年前的遗址里边,居然出土了一件距成都平原几千公里以外的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件东西,这件东西的时代比金沙文明早了一千多年。良渚文化是指距今5000年左右浙江、江苏环太湖一带的水稻文明。它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玉器。而良渚文化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玉器就是玉琮。琮体通常分为多节,每节上都雕有神人兽面像。这件金沙发现的玉琮上面也出现了和良渚相同的纹饰。那么,这件在金沙发现的良渚玉琮是怎么穿越时空、不远万里来到四川的呢?朱章义:它在一千多年之后,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作为蜀王的一个重器,在祭祀祖先神明之后被埋了下去,这个非常难得。王鲁湘:一在江之头,一在江之尾啊。金沙遗址四节玉琮朱章义:很多专家检查过之后,都认为这绝对是良渚晚期的一件东西,而不是蜀人做的。有少数专家怀疑,是不是当时的良渚人到了成都平原之后在这里制作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存在。经过一千多年,这种工艺早就消失了。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个琮上边有把玩的痕迹。所以我认为,它就是良渚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是怎么过来的?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有可能会成为千古之谜。王鲁湘:金沙出土的其他几件玉琮,从材质、工艺、神韵上一看就是金沙的东西,但是这件东西则是良渚的。朱章义:比如那件四节的玉琮,从外形上来看还是良渚的风格,但很明显是仿那件良渚的玉琮做的,比原来的更为简洁了。玉钺金沙不是一个封闭文明,它的统治者们和中原地区的上层社会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流。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各种型制的玉器,似乎都在以其独特的精美来替统治者祈求上苍的厚爱。朱章义:这个是我见过的玉钺中最精美的一件,当然是否应当称为钺,我们觉得还有待商榷。它实际上是用一块整玉来做的,上边和下面的玉皮22还在。它上面的兽面纹做得非常精细,两面都有纹饰,而且是对称的。但很奇怪的是,它的下边这部分采取阴刻的手法,而且阴刻的水平相对也比较低。王鲁湘:那就是不同时期刻上去的。金沙遗址兽面纹玉钺朱章义:很难说,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匠人做的。王鲁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件玉钺不是本地玉匠做的,而是从商传过来的。因为它的整个纹饰和商的青铜纹饰是相同的。朱章义:我们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这种玉料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其他地方没有。王鲁湘:它上面阳刻部分的技艺如此精湛成熟,不会是偶尔为之的东西。朱章义:应该是经常做才能达到的那种熟练程度。但下面的阴刻那部分的确相当粗糙,所以说这件器物很值得研究,金沙的很多文物都有这个问题。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到底是交流的结果,还是本地原生的东西,这是一个要好好研究的问题。二、金沙的谜团与启迪在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找寻古代蜀国人的遗迹。继1986年发现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之后,1995年,在成都发现了宝墩古城遗址,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了船棺墓葬遗址,2001年又发现了金沙遗址。它们时代最早的应该是距今5000年的宝墩、而后是与商同代的三星堆、商末到春秋时期的金沙,最后是战国早期的船棺墓葬遗址。考古学家们已经证明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继承关系。可以说,这里已经诞生了一个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正是因为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成都平原上古蜀国序列的空白。从三星堆到金沙三星堆文明是土生的古蜀国文明,没有来源、没有去向。对于它的突然消失,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有人说是内部的骚乱,也有人说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匆忙逃亡。根据年代测算,三星堆文明比金沙文明早500年,那么,金沙人是否就是三星堆人的后裔呢?他们又从三星堆人那里继承了什么呢?王鲁湘:根据您对这个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您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大概具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王毅:你说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在探索:这个区域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对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去了解。我们曾经以为这个地方在两千多年前是蛮荒之野,这里的人群都是从外边过来的,它的文化一定比中原滞后。但是金沙的发现,包括1986年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彻底改变了对成都平原,以至于对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的认识。金沙出土了大量的象牙、玉器、金器这些东西。考古学家在一个遗址里面能出一件象牙,一件玉器都不得了,而这个地方的象牙是数以吨计,几十根上百根的出现。王鲁湘:而且玉器也是数以千计。王毅:对,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你会感觉到这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极高的水平,而且有一个独立的思维体系,天地人的体系。很多的出土文物都代表着对祖先的崇敬,大量的象牙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时应当出现了统治者,进入了某个王国时代。这个古蜀国的世界观已经把成都平原作为世界的中心,它的世界观当中也有无限崇敬的上帝。王鲁湘:那些国王可以直接与上天对话。王毅:在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神树,那是沟通天地的。而金沙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玉器金器都是通灵的。金沙村就曾经是古蜀人专用的祭祀场所,这个祭祀遗迹的分布面积很大,有五千平方米以上,而且它的祭祀品也非常丰富,埋藏了一坑一坑的象牙、玉器、金器,每一次埋藏都是一次祭祀活动,到底有多少祭祀活动,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统计出来。王鲁湘:我觉得金沙遗址的发现,使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有了突破性的扩展。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包括历史学界有一个很顽固的观点,即“中原文化中心论”,认为中原地区以外的区域在上古时期不会有太发达的文化,即便是有某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原文化辐射的结果。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在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上游,离中原有相当距离的古蜀国,居然有这么发达的上古文明,而且这种文明的形态与个性又是那么强烈。在这个意义上,金沙和三星堆遗址对我们整个成都平原的考古,乃至对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有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王毅:你说的非常对。我们都珍视我们的文化,但是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过去一直是黄河中心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这肯定是没错的,很多的文化创造者都在黄河流域居住生存,大量的文献典籍都可以让我们感触到这个母亲,以及母亲河给我们中华文明带来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思考,黄河流域之外的区域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文化?我记得上个世纪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良渚文化的发现、长江中游的一些发现,确实让我们感觉到长江流域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从那时起,已经是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并提了。王鲁湘:所谓中华文明的双子河,也是中国的“两河流域”。王毅:这种提法是真有考古依据的。除了长江中下游的那些发现,像三星堆、金沙都证明了这一点。三星堆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它表现出的博大精深你怎么说都不过分,它可以跟任何同时期的青铜文明相媲美。但三星堆才发现时有种说法,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外来的。九十年代以来有了新的考古发现,比如在三星堆文明之前的宝墩古城,它的时期在四千到五千年前,是文明的门槛。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已经出现巨大的城墙,出现了阶级分化:城里边居住的人和城外居住的人是不一样的,城里边居住的人也分群而居。比如我们在郫县古城中发现一个长方形的房子,它周边所有房子的门都朝向这座大房子,可以看得出当时已经有统治的事实和理念了。王鲁湘:已经有社会核心的概念了。王毅:城墙的出现,说明当时可能有战争,不同族群之间有利益冲突。那时候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们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出现了社会的分层,还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三星堆遗址,正是这些遗址文化的延续,但三星堆文化到晚期好像突然消失了。王鲁湘:而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一下子就把三星堆前面的东西和它后面的东西联起来了。王毅:这样一来,从宝墩古城、三星堆,一直到金沙这么一个5000年前到3000年前之间的文明体系,就很清晰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成都平原已经是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它的文化发展序列很清晰,它的文明程度是过去的人们完全想象不到的。它跟长江下游是有交流的,跟黄河上游也是有交流的,

                      置于死地。他还挺自得其乐的。说他们抓我,我没有烟抽,让我扫地,我就拣人家烟头儿,一个女生说:“你拣什么情报呢?”我爸说没有情报,“那你刚才扫地你拣什么了?”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拿来看看!”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把手打开!”我爸一打开,一个烟头。我爸说:“你有用吗?你有用吗?”把那女学生气得!呵呵呵,我爸还乐。其实我爸说这些受罪的事,别人听起来都挺伤心的,我爸就当笑话讲。他在楼上和几个教授关在一块儿,那几个老教授摇头晃脑地:“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爸就在一边比画,人说你干吗呢?他说我练坐飞机啊,下次他们撅我我能那什么,练。后来又说想逃跑,把单子都扯了,系上扣,弄挺长的,拴上。我爸不是挺瘦的么,单子也能经得住他,拴上往下看,说不行,夏天嘛,说学生都在那儿开着窗户打牌呢,开着特亮的灯,他说不能跑,我要下去正好掉到他们中间儿,一伸手把我抓了不就跑不了么,后来没跑成。定:他想跑到哪儿去?方:逃跑嘛。反正也是苦中作乐,自己找乐。去干校的时候家里的房子都缴了,全缴了,其实之前红卫兵已经洗劫了一大拨了,我爸说红卫兵来抄我的家,拿走的不是衣服就是鞋,因为太多了。书和材料人家都不怎么关注,走的时候等于没有人管了么,噼里啪啦地,就都送图书馆了。把他们弄江西(干校)去,注364他跟我们讲,我记得特清楚,说到那儿让我干活儿,我说让你干什么活儿啊?他说先让去搬砖,刚一搬就把手砸了,人说不行,你搬砖搬不了,就让我抓虫子,到菜地里头。我说你怎么抓啊,他说我拿小棍夹,他害怕虫子。从干校回来,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骑上自行车,哪儿饭馆多,那条街,能吃的我都吃遍了,第二天我再去吃去。他从干校回来,把包平、包安都找去聊天儿,也都讲了“文革”的经历啊,一些想法啊,他都跟开玩笑似的,可是人家都觉得心里挺难过的。家里头荣华富贵没有啦,过去当教授当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没有啦,在干校给人干活儿,还挺艰难的。反正从公主府往下走往下走,加上日本,又加上他们参加革命,一步一步地,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笑)。实际我爸也有体验,我爸是这种想法,你也出来参加工作了,你跟过去是一刀两断吧,或者说决裂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过去的东西你可能是一个回忆,不可能重新去那什么了,反正过去就过去了,他不去想,就那样。定:就是先是家里的荣华富贵没有了,接着就是当教授的那点儿地位尊严也没有了,一个劲儿地往下出溜。方:所以为什么好多东西他不愿意提呢,和敬那会儿他更不愿意提了,一下斯文扫地啥都没有了,能享受点儿就享受点儿得了,过去的辉煌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连想都不想,他不爱讲这样的事。落差太大了。定:落差是够大的。方:我爸那时候说过,从干校回来的时候,七几年有一段时间不是稍微松动一些么,就有人请我爸出去讲课。有一次记者跟他从张自忠路前头过,不就是和敬公主府那儿么,他们记者都知道我爸的背景是什么,就说:“和敬公主府您听说过吗?是什么情况?”我爸说:“哎哟,真不知道。”哎哟(笑),特逗。我爸特得意:“哼,让我说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情况,我才不说呢,毛主席说了,哦……这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下回想整我?没门儿!”定:你爸后来跟蒙古人那边交往得不多是吧?方:我爸反正没有特意地跟蒙古人交往。你想在人大,就是人大的环境。定:所以我当时找到包平他们时,觉得挺遗憾的是你爸他走了,但又一想,找到他他也未必跟我说。方:那倒是。

                      4.叔叔和姑姑

                      方:我爸是最受他爷爷的宠,从他爷爷奶奶就宠他,所以就一直宠下来。我奶奶比较宠三叔,包义。爷爷疼姑姑,蒙(古)族疼女孩,我爷爷脾气好。包安是没人宠。我三叔、姑姑和我爸他们是那种,就是从来不自己动手做什么。家里就是对这些有特色的东西(指蒙古的奶制品),赶上什么就吃什么,就是喜欢。都是人侍候惯了的那样。定:他们不承认这一点(笑)。方:不承认哈?我那个姑夫,四十多岁心梗去世的,我妈就说:“哎呀,老郭可把包平宠坏了,包平什么都不用动手。”姑姑好像家务活儿不怎么做。三叔也是。就四叔因为参军嘛,自己靠自己,还动点儿手。我听我三叔的儿子跟我说,(解放前)有一段时间我家生活来源一下子断了,等于他妈,就是三婶,三婶他们家给包家支撑了一阵儿,不能断了这经济来源哪,我爸跟三叔关系不是很近,我爸嫌三叔忒落后。姑姑听我爸说得多,因为我爸爱跟她说话,我爸爸带我上姑姑家去,都说这些事。对包义就不太瞧得上,觉得老四是小孩儿,不懂什么事。定:后来你爷爷多尔吉还常回北京来吗?方:他没退的时候回来得比较少。定:你跟他接触不多是吧?方:因为蒙(古)族都比较喜欢女孩儿,见到我,还有我姑姑,包洁什么的,都特高兴。对男孩子,三叔那儿子小元跟我说,爷爷连根冰棍儿都没给我买过。小元的儿子说,我爷爷,就是包义,也没给我买过冰棍儿。特别明显的。爷爷解放前是国大代表,解放后是政协委员。爷爷后来还回北京来看看他们,他跟三叔比较对路。喜欢三叔,因为三叔是那种呵呵呵,呵呵呵,玩自己的,什么都不计较,也是吃喝玩乐的主。跟我爸爸也不亲。包安是小时候在家比较受气,受欺负,我这是听我妈说,我妈结婚的时候包安才九岁嘛,特小,瘦瘦小小的,胳膊腿都特细,冬天手和脚都是冻的。反正不是那么受宠,在那种家庭他已经是受下等人的对待了。所以后来跑出去参军了嘛。定:对。方:我四叔吧,一辈子好多地方不是很顺利。可他从来不表现出来,情绪上语言上啊,从来不说。我爸也是这样的人。包安刚去(内蒙古)参军的时候,差点被一个连长打死,为什么?连长是我们家的奴隶,一看包安来参军,那简直太不像话了,就想把他打死。当时就让别人给摁住了,连枪都上来了,那样。这个事儿后来我姑姑呀我爸呀就都知道。现在当然又不一样了,就当时那会儿,特别强调阶级呀阶级斗争。包安后来就特使劲地努力工作,后来在那儿提得也算比较高吧。定:他说后来他有一段……方:把他当“内人党”抓起来了。定:为什么抓他?方:“内人党”不是打击了一大片嘛,抓的人太多啦。有他事没他事就给他抓起来了,军队里头比较严,最后说没事,放了,抓了就白抓了,他不就转业了么,因为他祖籍是北京的,就转业回北京了,回北京之后各方面身份也没恢复,是属于最低潮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想着我妈能帮他,就给我妈写信,我去内蒙接的我那四婶儿么,她的两个孩子,他“内人党”他也没工资,我妈帮他养着老婆养着孩子,请了两个人看孩子。定:也真帮了大忙了。方:那可不,包安出来之后到我们家,把老婆孩子全接走,挺长时间呢。包安后来在标准件厂当工人,离我们家挺近的。后来碰上郝真,把他调到市里,包安说她可帮了我了,可真是我的恩人。说她一个是帮我,一个是认为我还是有能力。包安就是特别能写。原来在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嘛。他后来的单位是北京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郝真在那儿当会长。定:他也像你爸那样吃喝玩乐吗?方:不,包安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人,你看上他们家去,他们家屋子收拾得简直就是,一看就跟宾馆饭店差不多,弄得特整齐干净,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我爸,一掀床单子,底下一片,全是鞋。踢出来,今天哪件衣服配哪鞋,穿上了。我奶奶死得早,我奶奶50多岁死的。爷爷是90多岁吧,后来在包安那儿住着。定:爷爷从阿拉善回来就住在包安那儿?方:住在包安那儿。包安呢,其实心里也有点委屈,为什么呢?他跟我妈无话不说。他跟我妈说,其实当时我在家里是最受冷落的,最受虐待的,可是到老了都得我侍候,他们怎么都不管呢,肯定老大不管。我爸不管,我爸恨不能跟他划清界限呢。

                      5.我自己

                      吕:你后来插队了吗?方:插队了,山西啊,山阴县,在大同南边一点儿。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本来不应该下去的,可是工宣队好像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吧,就非得让我去,说不去,就派一师傅天天上我家坐着去,说你一天不走,我就天天来。哎哟我特烦,说别来别来我走行不行。我妈说你不应该走啊,我说他老来,我可不愿意他老上咱家坐着来,我自己把户口转了就走了,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走了5年,后来有一个26号文件,说独生子女可以转回北京,就回来了。回来后分配工作,问我想干什么,说有中学老师,全民的,我说我们家全是老师,下回“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可受不了。最后说还有街道医院,但是是集体所有制,我说街道医院倒行,集体所有就集体所有,完了就去了。去了待了4年多不到5年,1977年大学招生嘛,知道时就只剩20多天就考试了,我赶紧报个名。那会儿单位不许我考,不给假,上班也不许看书,我就一直憋着下班回家,一进家门就坐着,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每天就睡两个钟头,二十多天拼死拼活。因为我插队的时候不是表现不错嘛,被推荐过两次(上大学),全让人抢啦!人说你是独生子女,你能转回北京,你不应该在这儿跟我们抢这个机会,我说我不是抢什么机会,我就是想上学,那也不行,村里头因为我表现好,把那个表给我,知青之间就……所以我特恨工农兵学员(笑)。最后上不成,我就转回来了。这次我说就靠我自己了,我能考过凭我自己本事,考不过那我也认了,那能怎么办呢!后来考上北医(北京医学院)。那是1977年,念了5年。吕:学的什么?方:医疗啊。临床好几十门课呢。当时岁数已经挺大了,我们班岁数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一轮呢。医学院吧,90%的课程全靠背,你要不背下来你考试过不了啊,我就拼命背,小孩就背一遍过了,哎哟我背三遍五遍,一会儿又忘了考试还是不行,还得再背,就那样子。定:后来就在安贞医院当医生哈?方:对,毕业以后就分到这儿了。一开始在临床,在内科,后来我们医院那会儿扩大,进人必须通过懂业务的人,搞人事的不懂业务啊,就一定让我过去,我在人事又待了两年,从我手里进了得六七百人哪,后来临床不缺人了,我就上研究室了。最后退的时候是从保健科退的,为什么呢?我结婚以后洪大夫注365忙,孩子也那什么,我想算了,我也甭再研究什么了,上保健科,时间比较自由,上学岁数一晚,好多事就耽误了。我孩子才二十多,不到三十。插队时我想,插队不能结婚,我还得回北京。回到北京在街道医院工作,哎呀这不是落脚的地方啊,不行,每天就是玩儿,一说结婚,别跟我说这事儿。就这么耗着,耗到上大学了,可是北医那会儿功课特别忙,不敢结婚,结婚我什么时间背书啊,又耗了5年。耗了5年分到安贞,哎呀好不容易开始工作了,一上来就结婚就拴住了,我还得玩儿呢。就这么一耗,耗到快四十了嘛。我们家的人,老包家的人都是结婚也晚生孩子也晚。我姑姑他们这一辈儿的几个孩子,女孩子,都是三十多岁没结婚呢。定: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你的民族,就是蒙古族,有没有意识?是不是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啊,不单是王爷的问题?方:从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因为我爸的关系嘛,户口都是蒙(古)族。有时候人家帮着填表,写汉,我说我不是汉,我是蒙。自己没觉得奇怪,也没觉得别扭啊,接受不了啊,挺自然的一个事。我插队的时候才逗呢,本来皮肤特别白,一晒呢,也不变黑,就变红,拿盐碱地的水一洗吧,头发变黄。老乡就说,哎,你是不是苏联人呢?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我说我不是苏联人,我是蒙古人,人家说怎么是蒙古人呢,人家觉得特奇怪。定:你第一次来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时候?方:有两三年?洪大夫来这儿开会。因为和敬公主府我是早听说,我爸不爱说,我姑姑他们经常说,后来洪大夫在和敬宾馆开会,我说我还没进去过呢,我去接你吧,顺便看看,绕一圈儿,我就开车进来了。我进去就说:“我爸当年出生在这儿。”哎,他们就盯上我了,说你姓什么?我说姓方,他们就给领导打电话,领导就说,是不是姓方?说就是姓方,“那就对了”,他们头儿就过来了,说我们一直在找你们。他们就是找我爸爸,知道你爸改姓方以后,才知道你爸去世了。因为他们找姓包的嘛,找不着。我这是跑这儿送上门来了,这事就联系上了嘛。和敬公主府那院儿吧,因为我爸轻描淡写地说惯了,我一去特震惊,啊?这个院子也忒大了,一进去特遥远的,人家说这还只是一部分,我说这这这,就跟一个大单位似的一个院子,人家说据他们了解,这只是一部分,都削了很多了,乾隆时候给公主赐的是60亩地,从东边的段祺瑞府一直到西边宽街那条街,都是我们家的。后来七占八占的经过历代的什么吧……定:后来人民大学不就在这儿嘛。今日和敬公主府寝殿(吕志初摄于2016年)方:对,他们就说哎呀,你爸转来转去,还在自己的府里头。住到那里头(铁一号人大旧址)不是跟住回家一样么!他们这儿也有变迁,后来是他们想弄一个展览室,因为这不可能对外开放,办一个展览室,把这段历史给续上呗。定:你女儿现在报蒙族还是汉族?方:蒙族。我女儿特喜欢我爸,她在我爸那儿住了几年,饮食上也是爱吃牛羊肉,这个挺明显的。定:她知道家里的这段历史吗?方:知道。她对这个民族也比较认同,她也来过这儿。定:你应该让她把这个故事慢慢延续下去。小小公主(笑)。
                      附录一李景唐《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注366[访谈者按]此文便是包平口述中提到的那篇文章,包家兄妹认为该文严重失实。此次特将该文找出附于下,目的是使读者知其原委,也能明了包家兄妹所要纠正的史实所在。蒙古诸部在归附满清之后,在其贵族阶层中,除受封为扎萨克王公者外,其余受封王公品级的贵族们都通称为闲散王公。他们在本旗内有领地和奴隶,有的被扎萨克任命为协理、章京等职务。有的也可以在扎萨克无承袭人的情况下,由清廷授命继任扎萨克。本文记述的是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旗)闲散王公——贝子爵达赉及其儿子多尔吉(清赐三品顶戴)的历史和生活片段情况。

                      (一)

                      达赉贝子是达尔罕亲王的同宗,是第五代达尔罕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的七世孙。色布腾巴勒珠尔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尚固伦和硕公主,授为固伦额驸,五年后,袭任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平定准噶尔之达瓦齐叛乱有功加双俸。后因误用辉特部之阿睦尔撒纳驻守伊犁,致其乘机叛乱并杀死议政大臣奥云古,获罪被革除爵位,由其兄色旺诺尔布承继了达尔罕亲王爵位与扎萨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色布腾巴勒珠尔又被封为辅国公,任为兵部大臣,三十八年(1773年),因军功复固伦额驸称号,同年,因作战身负重伤仍勇猛杀敌而重被封为和硕亲王。乾隆四十年(1775年)病死军中。死后谥曰毅,所以后人称之为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逝世后,因无世袭罔替之封,其子孙不能承袭亲王爵。但按清廷袭封例制,可以降级承袭,由其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降袭多罗郡王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诏世袭罔替。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又被革除了郡王爵,同年

                      ,就说老府里的人,就是绵英的将军府,说对你们家人都挺不错。张奶奶对我们家还特别忠心,忠心到什么程度呢,每星期到我们家送菜,冬天送雪里蕻,夏天送豆瓣酱。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好吃的。我就记得她一见到我就叫小少爷,从小就管我叫小少爷。我到14岁的时候她还活着呢。定:到了60年代还管你叫小少爷?旗:小少爷。在街道上还经常劳动,挖防空洞、打扫卫生、执勤,一见我面儿那简直亲的哟,就跟我讲“男长女相必有贵样”,她说我小时候长得像女孩,见了我面就说,瞅瞅,长得多体面呀,就这种话:“小少爷过来,让奶奶瞅瞅,多体面,多利落!”说话就这个调儿,哎,你老祖宗可怎么样怎么样,就这种话,将来得娶个好媳妇。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了,就在我爷爷来照顾我之前,她还把我带到评剧团的房子里住过一段儿,她说你父亲当时就在这儿住的。拿出我父亲当时住在那儿的照片,在树荫下,坐着小板凳儿,在院里边,穿着汗衫戴着眼镜,那时很年轻,她就等于一直照顾我们。那个老太太,京剧也唱得好。我就记得有一次五七艺校,1970年我曾经考过五七艺校,经小学推荐,因为我京剧那时候唱得特好,那时候八个样板戏么,我是学校宣传队的,也算是家庭熏陶吧,但是我的嗓子是唱小生的,考官我忘了是谁了,反正也是特有名的人,京剧名角儿,一看说你这个嗓子是唱小生的,小生是资产阶级嗓子,现在不行了,你录取不了,我就出来了。当时的考场在丰盛小学,出来以后外边在丰盛胡同,往这边一走,正好看到挖防空洞,我就见到这个张奶奶了,这个老太太正好他们工余时间休息,唱京剧呢,小老太太唱京剧,我印象特别特别深。这个张奶奶的丈夫跑到台湾去了,给她留了一个儿子,她儿子是个非常有名的京剧名角儿,在上海青年京剧院,曾经演过武松,盖叫天以后演过武松,小生也都可以,“文革”中在《龙江颂》中演过角色。张奶奶死了以后我们两家再没来往,因为她儿子在上海,后来她儿子的太太,也是京剧很有名的演员,在上海演过《穆桂英挂帅》。后来他们全家都移到香港,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爷爷跟这个老仆人一家一直有联系。然后我父亲进北京,在白塔寺这边还住过。我们这一支走了(到保定)之后在北京还有房产,就是原来郑王府的房产,那个房子是我们的老宅,在西四羊肉胡同,羊肉胡同在砖塔胡同隔壁,地质部的对面,那院里的人实际也是郑王府里的人,后来就都姓郑了,我们南屋的人姓郑,爹也是跑台湾了。留下一个寡妇,相当于寡妇,实际上不是寡妇,带着个儿子,是个中学自然课的老师。西屋也姓郑,整个那个屋里全姓郑,他们那边开煤厂,但他们知道房产是我们的老根。我们后来就从评剧团那边的房子搬到羊肉胡同这个院里,住三间北房,直到“文革”当中我们父母受冲击呀,我们才搬走,以后住进了单位分的楼房。端华就埋在五路居这地方。郑王的老坟就在这儿,八里庄这儿。注90端华埋在这儿以后,后来封郑亲王的那支,他们也埋在那儿。我们家人就认为他们那支人跟爱新觉罗直系走得太近,爷爷不太跟他们来往,每年向西北方烧香,磕头就完了。后来我父亲1949年到北京,我爷爷也托他到那儿去过,到五路居看看去。我小时候爷爷跟我讲,大概50年代左右那坟就平了,然后把骨殖就放罐里,叫移厝。我都不知道那个字,记得特清楚那个厝。以后我才明白,我到台湾讲学访问的时候,台湾好多村儿都叫厝,张厝、何厝、李厝,厝就是人死了以后,尸体不入土,暂时停放叫“厝”,台湾历朝历代大陆不都是移民么,所以他不愿意葬在那儿,他总有一天要回大陆。后来我就问他们,我也做了一些访谈,你们怎么“厝”的?他们说叫“移骨”,拿个大罐子,人先埋一年、两年,再挖出来,然后捡骨,捡完放罐子里,然后放在专门一个堂屋里,一个祖屋,就准备将来移到大陆去。我爷爷老说“厝”,捡骨移厝。我小时候怎么也不明白。我现在才明白,实际上50年代的时候是把骨头都挖出来了,装罐里烧成灰。您知道吗,还有一事特有意思。我上小学时候的一个老师,就是郑王府坟户家的女儿,姓安,名字叫安旗,跟我这“旗”一模一样,我印象特深。我上学报到那天安老师就觉得我这个名字特怪,她说你看咱俩的名字一样,老师叫安旗,你叫毓旗。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跟我父亲聊天,我父亲听她是老北京口音,就问她说你住哪儿,她说住西八里庄。我爸说,郑王的老坟就在那儿,那时候谁都不知道那里是郑王坟,1953年、1954年就平了,在那边儿组建煤炭公司,开煤厂,建他们的家属区,就把那块儿地彻底平了。然后我父亲就提,说你住的那儿可是老郑王坟的。她说我们就是郑王坟的坟户。特别巧。这个老师呀,我们一直很投缘,她很喜欢我,只是我小学时因搬家转了3次学,后来联系不上了,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当时我上的那个学校,南线阁小学,后来“文革”那时候改名叫井冈山小学。这就是我一年级的老师,安旗。定: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的坟户有多少支?旗:就知道有姓安的,有姓马的,有姓刘的,都是在这儿的坟户。爷爷跟我说嘛,在五路居这儿有坟户,前年我还到这边去看过。定:能找着吗?旗:有几棵松树、柏树,大概地方都找不到了。我没敢去找(坟户),我能到那儿去找这个?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您也可以去那边看看,五路居那儿,可以打听一下,那儿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再往前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儿。所以我父亲后来分房,人说在西八里庄,他老人家倒吸一口凉气,说怎么越来越靠近祖坟了。父亲后来搬家分房子到了离五路居很近的地方。定:是不是现在要挖的话,地下还有什么。旗:我看是挖不出什么了,移走了。我爷爷说50年代移坟的时候,家里人还请他去呢。我爷爷说不去。

                      5.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

                      定:我为什么对你们这个家族特别感兴趣,因为端华这件事出来以后这个家族的兴衰呀,就永远不可能再在正史里见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有很多,因为清代上层的政治斗争那么残酷。旗:残酷是很残酷,但其他各王基本上是削爵以后没有杀掉,就是怡亲王和郑亲王这两支被杀了。一杀,这个家族在正史就彻底不会再有了。宗人府、内务府那帮人就不会再管你了。我就觉得从历史上冥冥注定来讲,为什么非要置铁帽子王郑亲王于死地呀,因为当时我爷爷跟我讲,世袭罔替的8个铁帽子王,注91都有免死牌的,传子传孙还有一条,免死,没有死罪。当时就是端华,我的祖上,我的五世祖,他还做过宗人府的头儿呢,他知道没有死罪。但是等到杀他的时候就谁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指免死牌)了。后来我看了一些史料,实际上肃顺和端华在咸丰底下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些改革,免除了一些满人大臣的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给了汉人。因为觉得这朝廷再往下就不行了。然后用的谁呀,包括曾国藩他们,曾国藩实际上属于肃顺、端华的人,但是他后来明哲保身,他在宫廷政变当中保持中立,他等待尘埃落定。定:这也是这个家族的一件永久的伤痕是不是?旗:肯定是。肯定是这样……我爷爷197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我才15岁,对于家族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变故,因为我小,我很难去理解,现在我只能回过头来,想当时他老人家跟我谈话时的表情,一些语气呀,我能够感觉到他对爱新觉罗是非常恨的。我爷爷过去跟我们讲过,我们本来就不是想入关的,他说我们这一支那时一直就忠于皇上。我以为是指清朝的皇上,他说不是,是大明的皇帝。我原来一直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小。到了我上初二、初三的时候,到1975年、1976年,我那时候酷爱中国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看了好几遍。我就看到里边有些注释,包括史料,我就去查过,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舒尔哈齐是被他哥哥杀掉,被努尔哈赤杀掉,我一看,杀掉是因为什么原因?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他是建州左卫,努尔哈赤是建州右卫,确实他跟明朝关系不一般。而且他利用明朝的势力,等于兄弟之间争权,争夺当时在东北亚的那块地盘。确实有这个原因。后来的济尔哈朗,就是第一代的郑亲王,是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舒尔哈齐被杀了以后,他等于过继给努尔哈赤了。因为他父亲被杀了,他只有死心塌地跟着大伯才行,但内心也是有……辽阳东京陵的济尔哈朗陵的宝顶,按该陵寝前的说明:“(济尔哈朗)明万历三十九年被囚杀,年四十八岁。初葬赫图阿拉,天命九年(1624年)随祖茔迁葬辽阳东京陵。顺治十年(1653年)追封亲王爵。”(定宜庄摄于2008年)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对努尔哈赤的仇恨一代一代地传了好几百年。旗:实际上一直有。后来肃顺和端华跟他们的矛盾这么厉害。奕訢,就是鬼子六这帮人应该非常清楚,他肯定知道家族事。他就认为肃顺他们这些人要是成功了,很有可能就……当时已经恢复了舒尔哈齐的称号,追封为庄亲王。注92他就怕你这支翻过来以后把老仇拿出来,我觉得还应该有这个原因。起码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定:你爷爷还跟你提到?旗:他当然提到了。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说你们到北京,你们长大之后,崇祯皇帝的陵你们是得去的。清明节的时候你们只要有时间你们就得去看看,我还真的按我爷爷的说法,每年清明节左右我到崇祯坟去一趟。就因为我爷爷过去说过这话。今年我们还去烧纸了。这几年刚修好,现在不开放了。残破的时候我都去,我经常去,而且我知道在日本有崇祯的一支,老在那儿给看坟的人留钱,让他们每年到那时候烧香。您知道我们家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去故宫,包括我女儿几乎我们一个月带她去一次,特别愿意去那儿。定:为什么喜欢看那些东西?旗:不知道,从小就特别喜欢,特别愿意去那儿。我爷爷给我从小灌输的就是“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些话,全是《国语》《春秋》里的东西。比如这架屏风,我爷爷都给我讲过。他讲这个屏风呢,就是乾隆年代郑亲王复号时,原来是简亲王嘛,复号时庆祝,宫里边送给他的,他讲为什么复号,说我们郑亲王哪,给的号是济尔哈朗战功卓著给的号,济尔哈朗死后袭爵时没袭这个号,改成简亲王了。为什么改?因为郑这个号很硬气,你的子孙没那么大功,你顶不住这号,所以就没给这个号。济尔哈朗下边这支,也就是我们这支没有得到袭王爵的机会,就依惯例降爵,先给了一个镇国将军,一个辅国公。我爷爷讲济尔哈朗的这两个儿子非常能打仗,一个是死在广东了。济尔哈朗这个儿子的儿子,好像是巴赛,或是巴尔堪,注93是雍正年死在新疆了。就是所谓准噶尔叛乱的时候,他跟着平叛去的,死在那儿。我们两代都死外边了,全都死在军中了。这两人虽然战功卓著,可是一直没有大的封号。以后呢,到了他孙子这辈,后来一直袭简亲王的一支,我爷爷说是喝酒误事。我们家族都很能喝酒,都能喝,血统里就能容酒。我爷爷就说我们老祖宗有一支喝酒把王都丢了。最后是因为袭王爵的那一支犯了错误了,就把简亲王这号又给我们这支了。到了乾隆年复号,恢复郑亲王王号。巴赛和巴尔堪实际上都没有封过王,都是追封。封王以后把他们祖上又追封。注94定:为什么又恢复了?旗:我爷爷没说,大概跟乾隆关系特好。他们私交特别好。家里传下来的东西中许多是乾隆的,上面刻着他的诗和“御制”一类的字、款,还有嘉庆皇帝的象牙“盎杯”和题诗盒。定:那时候没有仇恨了?旗:他有仇恨但一直为朝廷做事哪。那时我们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一直对朝廷很尽力的。我感觉我爷爷说的尽力不是给他一个家族尽力,那是整个满人的天下,那种感觉,我是给公家干。Elliott:你祖父有没有提到过溥仪的事?旗:从来不提,他讲的就是跟他们家没有关系,我们两清,他老说两清。他说辛酉之后,就是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我们两家就两清了,没有任何关系。Elliott:连他的坏话都不说?旗:从来不提他。包括我们进北京我父亲从来不提他。定:我觉得特奇怪,有些仇恨能延续那么多年。旗:我为什么跟他们家族人也没什么来往。我爷爷一直从来不提他。定:也不觉得跟他们是亲戚?旗:从来没有。……定:我到你这儿来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家很多王府的东西在别处是很难看到的。旗:对。这都是王府的,它跟皇家不同,区别就是带有皇家气息又不敢僭越,一旦规格、形制、花纹和图样超越了,就是僭越,杀头之罪。我爷爷就给我讲过,包括我父亲小时候就给我讲过,凡事讲个“理”儿,凡物讲个“意”儿。喜欢一件物件重在玩“意”儿。比如这个屏风,是“百宝嵌”做工,加个大漆描金绘画,上边都有讲究的,这上边86块玉。所有的玉都是乾隆时期的,代表中国玉器制造的最高工艺,而且上面包括中国能使用的玉石,各个品种这上面都有,如和田玉、南阳玉、岫岩玉、翡翠、砗磲、象牙、玛瑙、红宝石、碧玺、松耳石等等,而且图案多是宋代徽宗《宣和博古图》上的器皿,都有讲究,都能说出名堂来,比如说中间这个叫富贵花开,这个叫吉祥平安,一只鸡拖着一个瓶子,都是谐音。这边有两只羊,这叫吉祥平安。这底下还有一个,这叫福禄平安,中间有一个蝙蝠,这是福,这边有一只小鹿,是禄,这边有一个瓶,是平,底下是一个案,是安,这是福禄平安。还有这个叫一甲登科,然后上面是辈辈封侯,诗书传家。这不是有书么,这个叫麒麟送子,上面的叫福在眼前,也叫福庆有余。这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我都记得。还有上边的叫连生贵子,这叫马到成功。您再看那两个柿子,事事如意。聚宝盆。全是吉祥的东西,底下的是萝卜。他有的没给我讲。后边全都是用金粉画的画,山水画。这就是郑亲王复号的时候乾隆送给他做吉庆礼品的,非常好。

                      6.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

                      旗:我在河北也待过,我总觉得河北这地方的民风和满族有天然的联系,而且我读过春秋战国一些书,包括研究白狄(古称为鲜虞人、猃狁人)的一些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是白狄,这白狄在什么地方,在中山国,当时就在保定这一带(都城是中山,现在的定州)。中山国的文化非常发达,这几年出土挖掘的一些文物证明它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中原,齐桓公成就霸业,曾打着中原“内华夏外夷狄”的旗号么,把咱们看得跟兽类差不多,文化不发达,实际上它文化非常发达。我祖上曾收藏了一柄春秋青铜剑,剑琫、剑格、剑首上都用了错金工艺,花纹与风格同古中山国文物属同类型,剑身近格处有五字错金铭文,与70年代出土的中山靖王鼎、壶上的文字相同,我译读为“方原百厝剑”。古中山国灭国的时候,被赵国灭掉的,可我总觉得这个民族被灭掉以后,它的贵族不可能一夜之间全死掉,但是我找不到这种资料,再也找不到。到底白狄到哪儿去了?它哪儿去了?它的贵族肯定是跑了,这些贵族往哪儿跑呢?他不会往南跑,只能是往北跑,往北跑跑哪儿了?辽宁,肯定是往辽宁,河北的北部,越过燕国的属地,跑到辽宁以后就跟当地的人混血了,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从血缘上来讲又被视为夷狄,所以后来才突然有女真族的金,在金的时候爆发出来,而他们那时候全汉化了。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文化,女真文字,但是他们普遍是双语言,汉族的科举、汉族的典籍很快在他们那儿普及开来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

                      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

                      哦!”他看看窗外,40层楼的高度令他缩回身子。他转回来看我。“迈尔斯?”“对。”“你睁开眼睛了。”“是啊,霍尔顿说我可以睁开眼睛。”“以前你不知道吗?”“不知道。你从来没说我可以把眼睛张开。”“噢,对不起。我没搞清楚……”“在黑暗中说话,让我想起在啤酒窖里的感觉。”“啤酒窖是什么样子?”“像工具房。以前只要我们做错事,就会被关进啤酒窖里。里头很冷、很黑,灰泥地面。如果我们没穿衣服,这种灰泥地面可冷了!库房里还有梯子。有时我们会被绑在梯子上。有一次,卡伦的爸爸把我们绑在梯子上,然后把一只猫扔进来。这只猫一定也吓坏了,可能想抓我,但我努力保持安静,所以它啥也没做。现在我还是常常待在那里,要不就窝在车库里。”“除了这两个地方,你还会去哪里?”“嗯,我会去冷房间,也可以去会议室,不过都是在天黑以后,或是卡伦闭上眼睛的时候。那时房里才会漆黑的。”“你现在有什么心事吗?”“我跟桑迪吵架了。她想跟卡伦的妈妈去她爸爸的墓,可是我不想去。我很怕他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抓走我们。”“可是他一年前就死了呀。”我提醒他。“我知道。他们说那天是他去世一周年纪念日。”“出了什么事吗?”“我想割我自己。我在想,假如我把自己弄伤,就不会有人想去墓园了。”“为什么你割伤自己大家就不会去墓园?”“如果去墓园,大家就会想起他,想起他是怎么伤害我们的,所以我想用疼痛赶走回忆的痛苦。”“我不明白。”“痛苦能驱除痛苦。”“真的吗?怎么驱除?”“外在疼痛会减轻内在的疼痛。”“你是说,如果你让自己的外在受伤,内心的伤害就会比较少?”“对。”“你从哪儿学到这个的?”“我不知道。詹森也这么做。”“我很想帮你们找到其他减轻痛苦的方法。你愿意跟我一起试试看吗?”“嗯,没问题。”迈尔斯回去之后,卡伦坐直身体,恢复正常高度,坦率、明快地说话。“贝尔医生,我是霍尔顿。我撑不住了,这个系统快要四分五裂了!”“你好像非常担心,霍尔顿。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大家开始共享记忆了。彼此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渐渐引起困扰。通常都是我在决定谁该出来,在什么时候出来,但现在却变成他们想出来就出来!”“这会有什么问题?”“他们开始感觉到不曾感受过的经历。这也对我造成影响。现在我开车或写字时,手会发抖,不由自主地震颤,我的手臂快要失去知觉了!”“你害怕有人受伤,或者做出什么毁灭性的举动吗?”“是的,贝尔医生。”霍尔顿有些消沉,点点头,“你得跟我一样了解他们才行。”“咱们何不从现在开始?我应该知道什么?”“我要从哪儿开始?我们每个人所受的影响都不一样。”“受什么影响?”“嗯,就拿酒来说好了。酒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都不同,相当危险。”霍尔顿说得很急,仿佛他想在我们仅有的短暂时间内告诉我一大堆信息。“酒不会影响我,却会让西德尼一个劲儿傻笑,让迈尔斯变得更恶劣,还会使克莱尔陷入昏迷,实在太难控制了。如果我们不能融合在一起,就无法离开她丈夫,当然也就活不下去了。”“卡伦曾经跟我提过,并非每一个人都像她一样,需要来个几杯。”“没错,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在不同时刻、为了不同问题而诞生的。凯瑟琳脑筋很好,我负责维持秩序,卡伦博必须永远当个婴儿,抚慰双亲的情绪。朱莉和朱莉安是凯瑟琳感受到痛苦时,从凯瑟琳身上分出来的。朱莉安生来就是为了记录一切。卡尔能感觉痛苦与邪恶,安却只能感觉到好的那一面,所以她尽力维系基督信仰,躲开意图虐待她的人。有些分身原本只是零碎的记忆片段,起初没有名字,只装载一段记忆,而且都是从其他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卡尔和爱丽丝源自迈尔斯,他俩是迈尔斯的分身。卡尔负责接受最极端的痛苦,爱丽丝负责将这些痛苦与日常生活分开。詹森能感觉到的跟迈尔斯差不多,他们彼此为伴,沉浸在痛苦中。他们承受痛苦,折磨其他人。”这些故事我都听过了,但是每多听一次,就能多补上一些细节。“你和凯瑟琳为什么出现?”我问。“卡伦前额长了肿瘤,所以她的父母想把她送给别人领养。他们因为她有缺陷,经常打骂她。凯瑟琳和我因此出现,而卡伦博则承受最初的痛苦。卡伦2岁半时,西娅诞生,成长至6岁,一年级时再换凯瑟琳接手,展开学习生涯。桑迪比西娅晚一点出现,她的角色是陪伴父母。桑迪生于卡伦11岁时,但她成长至18岁——卡伦搬出父母家时——就不再长大。当特定虐待行为消失,这些因应而生的人格便停止长大,永远停留在同样的年纪。然而,凯瑟琳和我仍被其他人需要,所以我们继续长大。我们俩无时无刻不在协调、讨论,好维持日常行为。”时间到了。我谢过霍尔顿,并请他尽快再出来跟我说话。下一次治疗时,卡伦带了一张她18个月大时的相片给我。那是张黑白照,相片中的她是个穿着浅色洋装的胖娃儿。在她的右眼接近鼻梁顶端,有一颗深色、高尔夫球大小的瘤。原来如此,我心想。尽管她曾跟我提过肿瘤的事,肿瘤切除后也一直带着这道疤,但亲眼见到她当时的模样仍不免令我心头一震。现在我更能理解她的粗暴的父亲何以选她作为虐待对象。这颗瘤实在太吓人了。催眠过程中,克莱尔和迈尔斯告诉我一段曾写在信上的虐待事件。这次他们再补上些许细节。“上个礼拜,凯瑟琳带我们去参加一场葬礼,”克莱尔对我微笑,害羞地蜷在椅子上。“我很少在葬礼上出来,我会害怕。但我还是出来一下。”“你害怕什么?”“葬礼会让我想到殡仪馆——还有那边发生的事。”“你能跟我聊聊这件事吗?”克莱尔撇过头,蜷起身体,仿佛想缩进椅子里。“都是巧克力牛奶害的,”她说。“我喜欢巧克力牛奶,可是卡伦的爸爸在里面放东西,害我很想睡,好像飘在半空中一样。然后他们带我去教堂,去……忏悔室。”克莱尔努力挤出这几个字。她很愤怒。“神父说我很坏,说我是恶魔。他们一直说我很坏,然后我也得跟着说。我好害怕。”克莱尔的脸庞苍白而扭曲。“然后他们带我回殡仪馆。”克莱尔使劲往椅子里缩,哭了起来。“你确定你想全部告诉我吗?”我问。克莱尔哭声渐缓,转为轻轻地啜泣。“霍尔顿说我应该告诉你,”她吸吸鼻子,“他说,如果我肯告诉你,噩梦就会不见了。真的吗?”“也许噩梦真的会不见。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我说,试着鼓励她但不贸然给她希望。“你愿意尽力试试看吗?”“他们把我们锁在棺材里!”“我们?”“我和迈尔斯。”“哦。”“我不能呼吸,也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棺材两侧的丝质内衬。他们说我们就要死了,因为我们很坏。”“谁这么说?”“那些男人。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有5个人。他们都在笑。”克莱尔开始颤抖,她伸手环抱自己。“他们先把我放进冰水里……”克莱尔再次哭出来。她抱着自己前后摇晃,没多久,她放松下来,仿佛变了个人。她看起来不害怕,很愤怒。“剩下的我来告诉你。”“迈尔斯?”“对,”他说,口气像个硬汉。“他们把我们放进混着尸体和血水的冰水里,再帮我们冲干净,放进棺材。他们说,如果我们注定重生,就必须先经历死亡。可是他们都在笑。他们觉得这是极恶心的笑话。克莱尔很害怕,当他们盖上盖子时,她开始尖叫。然后他们会打开棺材盖再盖上,盖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克莱尔一尖叫,他们就哈哈大笑,所以我就出来了。我不会尖叫。他们打开盖子,我用力瞪他们,结果他们甩上棺材盖,好久好久都不打开。我闭上眼睛等死。我没办法呼吸。我想用力踹用力踢,大声尖叫,我快受不了了!然后我就不记得了。”“听起来好恐怖,”我说。简直吓死我了!我心想。“迈尔斯,我想你大概还有很多话要告诉我,或许我们应该多花点时间相处,你觉得呢?”“如果你做好心理准备,我当然没问题啊。”※※※※卡伦又带了一只信封来。我一看当场愣住:里头有张画了17张脸的图画,画工极佳,令我惊艳不已。我猜这应该是卡伦内在人格的画像,但我不确定谁是谁。我能认出霍尔顿,还有詹森——因为他是黑人,手里还握着画笔;至于其他人就只能猜了。我拿给卡伦看。她耸耸肩,脸庞泛红,露出淡淡的微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卡伦有些不自在,将图片拿远了些。“我想大概是我画的。”原来她没拆过信封,也没看过这张画。“你看得懂这张画吗?能不能告诉我这几张脸是谁?”卡伦摇摇头,望向窗外。我察觉卡伦最近有些疏离,漠不关心,我想可能是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催眠而与其他人格相处所造成的。虽然我知道她能明白了解内在人格有多重要,但她肯定有被遗弃的感觉。“我们搜集了这么多关于你内在的资料,我在想,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卡伦不自在地动了动,明白告诉我她同意我的看法,却不好意思承认。“谢谢你这段日子的耐心,我保证往后每一次治疗开始之前,我都会跟你好好聊一聊。”卡伦笑了。她放松下来,姿势较为舒适自在,暗示她已准备好接受催眠……“嗨,我是詹森。”“嗨!你画得很棒呀!”詹森得意微笑。“快告诉我他们是谁!我猜这应该是卡伦内在所有人格的画像吧?这是霍尔顿吗?”我指指右下角的成年男子。“对,那是霍尔顿。他抱着卡伦博。”“底下那个是我,拿画笔的那个。我是黑人。卡伦的爸爸不喜欢黑人。我旁边是西德尼,他上面是克莱尔,克莱尔旁边是迈尔斯和西娅。表情很生气的是卡尔,右边是爱丽丝。朱莉用拐杖,因为她不能走路。拿吉他的是凯瑟琳,她偶尔会弹给我们听。安在祷告,桑迪也在。她很胖。桑迪旁边的是卡伦1、2、3,朱莉安在最上面。”“哇!那‘坏脾气’在哪儿?”“噢,我想应该没有‘坏脾气’吧。我猜那只是特别恶劣的卡尔。”“卡尔?”“对啊,这礼拜我们脑袋里充斥一大堆恶劣的事,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卡尔想到的。但他说不是他,是‘坏脾气’想的。可是我不相信他。”我想,詹森的回答解开了神秘的第18号人格之谜。原来他们一共有17个。“你一定有画画的天分。哪天你再拿其他作品给我看,好吗?现在,你觉得卡尔会想跟我说话吗?”如果我想阻止卡尔一意孤行伤害卡伦,我必须试着与他建立感情。“我去看看。”卡伦闭上眼,表情暂时呈现空白。数分钟后,她微微仰起头,一脸怪相,咬牙切齿。卡伦维持这副模样好几秒钟,直到我打破沉默。“卡尔?”“对。”他从齿缝间吐出这个字。“很高兴见到你。谢谢你来跟我说话。”“我还不知道我想不想跟你说话。”他仍紧咬着牙关跟我说话。“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我承受别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我只会这个。”“听起来,你好像为大家承担非常重要的责任。我真的非常想了解你。你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我出生在棺材里。”“克莱尔和迈尔斯告诉我的那具棺材?”“嗯。克莱尔和迈尔斯轮流待在冰水里。后来,迈尔斯在棺材里不能呼吸,大喊大叫要人家救他的时候,我诞生了。我生来就是要承受别人没办法应付的事。我不害怕。我喜欢这样。”“那么,卡尔,你有心事吗?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我想摸摸人。”“什么?”“我从来没有摸过别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我想碰碰别人,像别人伤害我一样去伤害某个人。我想要像詹姆斯和莎拉那样长大。”“我也想看你长大,而且我可以帮助你成长。只不过,放下想伤害别人的念头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两件事一起努力。现在你心里有任何想伤人的念头吗?”“有。”“是什么呢?”“我想割掉卡伦的乳房。”“为什么?”我问他,假装我没有任何想尖叫冲出房门的意图。“假如她没有乳房,她就是男生了。我不喜欢这个身体。”“我能了解你想要男生身体的愿望。可是很不幸的,割掉卡伦的胸部并不会让身体变成男生。你还是在卡伦的身体里,只是没有乳房。这么做没什么帮助,真的。在我们下次见面讨论这些事情之前,你觉得你有办法克制住伤害卡伦的冲动吗?”“嗯,有吧。”“很好。对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何你一直紧咬着牙齿?”“噢,那是因为我的下巴断了。”第二部分身第14章说故事时间“晚上我会睡觉,但我睡不着,”卡伦说。她看起来十分疲累,情绪紧绷。“我总是精疲力竭地醒来,但至少家里打扫得很干净。我不知道是谁做的。”她叹了口气,摇摇头。“有人在你睡着时出来了?”“大概吧。”“你的丈夫,乔希,他知道你晚上会起来活动吗?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没有。他通常都是醉醺醺的,要不就不省人事。”“他注意到你会转换人格吗?”“可能没有。但如果他刻意逼我的话,我会转换。”“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不喜欢我的态度,他会贴近我的脸——很近很近——对我大吼大叫,这时我多半会遗失时间。没多久,我会醒过来,然后一切再次恢复正常。”“除非你突然变得温顺,否则他不一定会知道你转换了。”“我想是吧。”“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想跟我说话?”“好。”我协助卡伦进入催眠状态,让想出来的人自由出现。克莱尔和迈尔斯迅速接连现身,抱怨的事都差不多。然而,迈尔斯有几句话——对乔希的批评——确实引起我的注意。“如果他打我们,我常会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他踹下床,要不揍他几拳。”说不定这就是卡伦说她丈夫会在半夜摇醒她、揍她的原因。也许他只是打回去。桑迪接着出来,反驳刚才迈尔斯说“大家”——也就是卡伦的整个内在——越来越胖了。“吃东西让我心情很好啊,”桑迪说。她露出呆傻的笑容,整个人仿佛快要从椅子上溢出来。“所以你常常心情不好?”我问道。必须同时治疗好几个对象——记住他们的名字,各自需要帮忙、矫正的问题——令我有些招架不住。我只能尽可能跟上他们的话题。“每次拿钱给卡伦她妈,我就会心情不好。”“你为什么要给她钱?”“我想要她喜欢我。”“你给她钱,她就喜欢你了吗?”“一会儿吧。没多久她又变得很恶毒,让我感觉很糟。”“然后你就去吃东西?”“对。”“吃了东西,心情就比较好了?”“对。”“那么,如果你不给她钱,也许你就不会心情不好了?”“但是,是她向我要的呀!假如不给她,她会更恶劣,我的心情也不好。”“如果她再来找你要钱,或许你可以尝试拒绝她。”“我不要。”“为什么?”“这样她就不会喜欢我了。”※※※※1995年7月,卡伦带了一份礼物给我:一个袋獾“塔茨”卡通造型的“不求人”。卡伦的样子很尴尬。进入催眠后,她告诉我更多背后的故事。“是我送的。”“你是哪一位?”“西德尼,而且我没有偷哦!”“偷?”“我没偷。霍尔顿给我钱,让我买给你的。我说你可能用得上这东西,而‘塔茨’让我想到你。”“这礼物好棒,真的谢谢你们。”我立刻用“不求人”搔搔背,西德尼笑了起来。“你担心我以为这是你偷来的吗?”我问。“对啊。卡伦她爸一天到晚逼我偷东西,如果我不想偷,他会拧我的耳朵,捶我手臂,要不就掐我。他甚至还威胁要拔光我的指甲,不过他没这么做。”“听你的口气,你对这礼物不是偷的,而是买的感到很骄傲啰?”“那当然!我想送礼物给你,所以我不希望它是偷来的。”“谢谢。你这么做让我更喜欢这份礼物了。”“里边的人开始知道其他人的故事了。”“你的意思是?”“我想起更多迈尔斯和克莱尔的遭遇了。”“你有什么感想?”“我不喜欢。”西德尼退回,卡伦坐直身体。“我们试着分享更多经验,尤其是对那些孩子们,”凯瑟琳说,“噢,对了,我已经着手处理保险费,确保你能拿到支票。卡伦不太会管钱,她似乎对钱有很不好的感觉。当然,她还没跟我分享这

                      指引(借着催眠),或许我能运用我的权威抵消部分错误信念。我曾经对好几个分身说过同样的话,但是,看样子他们必须亲耳听到才算数。我突然想起来,我得在今天的治疗结束前跟西娅说几句话。“卡尔,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所以请你好好听我说。”我的声音平稳、坚定,不带一丝训斥,充满关怀与热诚,但我绝不容许反驳、狡辩。“举行仪式的那些人都死了。他们无法伤害我,也不能再伤害你了。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他们都去世了。”卡尔看起来相当震惊,态度稍微软化。“我必须尽可能了解你们,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不需要再防着我,可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不会有人因此受伤的。你明白吗?”我直视他的双眼。我心里明白,10岁的他还不够坚强,无法直接反抗我。卡尔点点头,半信半疑。“假如你还有疑问,可以跟霍尔顿说,但是你和我很快就会再见面的。跟你聊天很愉快。现在可以请你先离开,让我跟西娅说话吗?”“好。”我能感觉到卡尔已经开始服从我了。对我来说,控制他和他的暴力念头是很重要的。我坚强、父亲般的举止能让他更有安全感,更像个10岁小男孩。僵硬、不轻易妥协的卡尔突然变成瘦小、温柔的女孩儿。“我做错事了吗?”西娅抬头望着我,立刻又移开视线。“克莱尔要我找你来,看看你好不好。”现在我的语气温和慈祥,像妈妈一样。“我跟宝宝在一起。”“卡伦博吗?”“对。如果我回到里头去,都会把宝宝带在身边。”“这样很好。”我开始烦恼该如何融合那名婴儿。“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诞生的吗?”“我6岁,上一年级。我必须做好所有的事,因为卡伦生病了。我必须代替她上学。卡伦躲在里面快要一年了。老师很喜欢我,但其他小朋友常常取笑我;他们叫我‘科学怪人’”——我看着她,一脸“为什么呢”的表情——“因为我额头上有疤。”“你出生时就有了吗?”“卡伦死掉时出现的——嗯,她只死了几分钟啦,然后他们又把她救回来了。在儿童纪念医院。卡伦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出来接受检验和治疗。我出生的时候,连卡伦在内我们一共有5个人:凯瑟琳、霍尔顿、卡伦博、我。我们有肿瘤,动……动脉瘤(她结结巴巴吐出这个词),然后是我去开刀,做放射治疗和吃药。我的头发都掉光了。因为我的诞生,卡伦才活下来。”“我明白了。谢谢你。希望我们能很快再见面,西娅。”我请她回去,要求卡伦回到她的安全小窝;我要她记得催眠时的每一件事,再带她回到办公室。卡伦离开了。我想,今天的经历让我们俩都有些震惊,心烦意乱。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8章桑迪与迈尔斯“卡伦没办法睡觉,”安说。现在是晚上11点,安来电时我正准备上床休息。我几乎每晚都会接到卡伦打来的电话,但这次比平常稍晚。“一个人睡了,就换另一个人起来活动;卡伦快要受不了了,她撑不下去了!”我也是,我心想。“谢谢你,安,我会想办法帮她。还有别的事吗?”我真的好累。“你等一下。”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变了,换成喉音比较重、充满挑衅的声音。“你会跟他们说,对不对?”“卡尔?”“对。假如你告诉他们,我们会被杀掉。”“卡尔,今年是哪一年?”“1965。”“卡尔,现在是1996年9月。大家都死了,我上哪儿去告诉他们?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会把你跟我说的告诉别人。”“1996年?你确定吗?”“去看看报纸,或者问问霍尔顿,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讨论。”我以前就跟卡尔说过了,但我怀疑卡尔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接受。我请卡尔回去休息。“好吧,”他说。既然他们能应需求自动现身,我干脆以催眠治疗的方式与卡伦对话,看看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顾虑,是否有人想跟我说话。另一个声音出现。“我又跟凯瑟琳和安在一起了。”“哈罗!迈尔斯,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最近好不好啊?”“不怎么好。桑迪一直制造问题。凯瑟琳说下一个应该让桑迪跟卡伦融合。”“我知道了,如果这对你们有帮助的话,”我说。我很惊讶他们竟然为桑迪做了决定,但我决定照他们的意见进行。现在是11点40分,我不睡不行了。我请迈尔斯回去,请卡伦出来,我建议大家今天晚上都好好睡觉。当我唤醒她,她很惊讶,不知道自己在跟我通电话。我请她去休息,试着睡一会儿。※※※※隔天晚上,卡伦再度于深夜打电话来。11点30分。“卡伦想进城去看《奥普拉》,”卡尔的声音,“但我阻止她了。万一我们被盯上怎么办?他们会杀我们灭口。”“这些人再也伤害不了你了。”我试着以最具说服力的口吻告诉他,“你跟霍尔顿谈过了吗?”“谈过了,现在是1996年没错。你为什么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都骗我。”卡尔说得又快又急,“我听说桑迪要被融合了。会痛吗?”“不会痛,卡尔。你要不要来看桑迪融合的过程?你办得到吗?”“应该可以吧。”“好。到时候你就知道啰。”电话那一端暂时安静下来。然后是不一样的声音。“贝尔医生,我是安。”安的声音清晰,如丝般轻柔。“我担心,万一桑迪融合了,她好吃的习惯会跑到卡伦身上。”“桑迪的习惯确实会成为卡伦的一部分,”我说,“就某种意义来说,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不过,融合以后,桑迪的习惯会被削弱、稀释,再也不会像她独立出现时那样完整表现了。”“噢,我懂了,这样说也有几分道理。谢谢你。”入睡之际,这些对话仍在我脑中盘旋。时间已过了午夜。※※※※卡伦给我几张我以前没看过的相片。第一张是潘克拉茨父子殡仪馆,灰褐色、单调死板的小型砖造建筑;她说她在这儿的地下室遭到虐待。接下来是她老家的照片,院子,还有通往她卧房的塑料折叠拉门(她不小心从拉门缝隙窥见双亲的性派对);最后几张是她父亲、母亲、祖父和叔叔的照片。我仔细端详这几张小小黑白快照,试图窥看这些人的灵魂。不行,我办不到。照片中,卡伦的母亲神情愉悦,打扮得漂漂亮亮,迫不及待想拍照;她父亲魁梧强壮,但眼神微微流露傲慢与自大。卡伦的祖父——我以前也看过他的相片——苍白,看不见一丝风趣幽默的秃头男人。卡伦的叔叔没看镜头。听卡伦说了那么多,我某种程度以为这些来自过去的人在老相片中的模样会更……更邪恶、更丑陋;很难想象,这些变态又残忍的人,外表竟如此普通平凡。她母亲是照片中唯一还活着的人。我跟卡伦说,我很高兴她带这些相片给我看,让我更能想象,理解她与我分享的故事。今天是预定融合桑迪的日子。我知道其他人似乎也有紧急事件要处理,因此等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询问是否有人想出来说话。“贝尔医生,我是西娅。”“你有心事,西娅?”“我不想要桑迪消失!”“怎么了?哪儿不对劲吗?”“其他人都不照顾宝宝,这让我很难过。我不想要她走。”“我明白这会让你难过好一阵子,可是现在融合桑迪对大家都好。可能的话,你和宝宝很快也会融合,这样你就不会孤单,再也不会孤立无援了。”“好吧。我知道他们都希望这样……只是……好吧……谢谢你。”“西娅,我保证会很快再跟你说说话。现在可以请你先回去吗?”卡伦没了表情。一会儿之后,她的眼神变得狡诈诡谲。“我听到其他人说话……”“卡尔?”“对……我了解更多事情了。今天我不会阻止桑迪融合,但是她病了;我觉得她很紧张。”“谢谢。你还想到哪些事?”“自从我知道今年是哪一年以后,”他说,“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我一直在寻找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在街上,或者不管我们在哪里,但其实他们早就不在了。以前,我只会在殡仪馆、教堂地下室或卡伦被伤害时出现,我以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房间。”“你长大了好多,好惊人呀,卡尔,”我说。他吸收现实的速度着实令我印象深刻。“如果你需要帮助,或者在学习上遇到困难,需要解答,请你一定要让我知道。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先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想出来说话?”卡伦的表情再度变成一片空白。“昨天晚上我很不舒服,因为卡伦她妈在我家,”桑迪说。我认得她无助、绝望的态度,还有她瘫倒在椅子上的姿态。“你为什么不舒服?”“她对我大吼大叫,说我不知感激,说我不会做家务,逼我全部重做一遍。”“你一直独自承担这些痛苦,我很了解,不过,等你融入卡伦,你就再也不需要一个人承受了。”桑迪点点头,她怎么可能不同意?她从来不懂得拒绝。“你希望我怎么向卡伦介绍你?我该告诉她什么?”桑迪不自在地扭动,很难为情。她试着稳住自己,开始叙述她的故事。“我在卡伦11或12岁时诞生,我出生是为了接替克莱尔的角色。我不喜欢争执,别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必须倾听来自所有人——尤其是母亲、父亲和乔希——的苛责和辱骂,但是在别人面前,我会假装一切没事,大家都对我很好。我常感到沮丧,吃东西可以让我心情变好。我知道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了,但只要换我出来,我就一定得吃。请你告诉卡伦,我很抱歉……”桑迪没再说话,深深陷进椅子里,似乎暗示她已经说完了。“桑迪,可以麻烦你在卡伦房门外等一等吗?”她点头,消失了。我唤卡伦回来,请她让我进入小房间,她照办了。接下来,我请桑迪进来加入我们。“她好胖、好胖,”卡伦说。我转述桑迪方才告诉我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然后我请卡伦描述桑迪的状况。“她说,她很抱歉造成大家的不方便,还有食物的事。她还说,她很抱歉她今天带我妈来我们家,但她希望我妈可以见桑迪最后一眼。”卡伦停下来,专注于与桑迪的内在交流活动。“桑迪准备好了,”她说,“她说,希望她的记忆能帮助我扭转劣势,克服困难。”“你们俩会并肩奋斗的,”我说。好一会儿没人说话。我觉得我该说句话,继续进行下去。“你们准备好合二为一了吗?”“我正握着她的手,”卡伦说,接着她突然皱眉,有点畏缩。“她太快了!”卡伦说,“她比我还急!她想赶快结束!”她没再说话,涨红了脸,仿佛正在承受庞大的重量。“她进来了。”我等待片刻,让卡伦有时间经历一切必需的过程。我不想假装我完全了解——比方说,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将彼此的记忆区隔开来,但融合过程却如此突然且迅速;还有融合结束后,她为什么对声音和光线这么敏感?无论如何,我们的努力最后仍然有了成果。我想,既然每个人格都是瞬间诞生的,他们理应也能瞬间融合。“感觉怎么样?”我问。“很吵。”卡伦蜷缩起来,似乎不太舒服。“胀胀的,头更痛了,恶心想吐。”“你会慢慢好起来的。”“我不懂她为什么每个人都帮,每件事都做。她的记忆像洪水一样冲进来,”她颤抖地说,“我不喜欢她想看见我妈的感觉。不喜欢她想去墓园的感觉。”卡伦瘫在椅子上。“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哪里好。她比我更不喜欢自己。”希望这次融合不会害卡伦过度沮丧,对她造成危险。她正在承受大量的羞辱和痛苦。“我的眼睛好痛!虽然我闭着眼睛,但还是觉得好亮!”“每次融合以后,你的感官都会暂时变得非常敏感。”我提醒她这只是暂时现象。“汽车的声音好吵!”该让她脱离催眠了。我想说几句比较正面的话,让她好过一点。“我想,这次融合对你们俩都有帮助。桑迪得到你的判断力,而你会得到她的热情和乐于助人的个性。”我告诉卡伦她会记得今天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脱离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1996年9月16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桑迪融合1996年9月12日,桑迪融入我。你介绍她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很讨厌这个人。我还没准备好,她就急忙冲进来,甚至还能改变我的主意、我的想法。我们融合后,我变得很敏感、很哀伤。我讨厌她唯唯诺诺、不知道怎么应付别人。她怎么可以这么天真?她怎么可以纵容每一个人占她便宜?我觉得自己又胖又丑,好像瞬间多了一百磅体重。接下来那几天,我的生活方式开始出现变化。面对我妈、我丈夫、我的朋友汉娜和罗斯时,我再也无法转换身份了。我很生气。因为我不想应付他们。我觉得我好像受到某种处罚;汉娜一直打电话来说我变了——她认为这是坏事。汉娜永远都在占我便宜。罗斯常常偷我家的东西。我试着理解桑迪对我的人生有多重要,然而一想到我做的事、我的反应,我完全看不到她的重要性。我想,等我接收到更多记忆与感受,情况一定会改观。但现在,我只觉得糟透了。我了解,对卡伦来说,与桑迪融合并不容易。桑迪的问题几乎无从补救,基本上就是大量的痛苦、羞辱和绝望。决定融合顺序原本就不是简单的事,因此我想让卡伦和她的内在自己决定。他们应该会做出比我更明智的选择;况且,若主导权在他们手上,他们也会更主动、更愿意面对接下来的各种状况。数天后,卡伦复诊。她看起来疲倦又沮丧,弯腰驼背、垂头丧气的。她慢慢走向椅子,沉重地坐下来。“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到这儿来,”她说,“我的四肢严重不协调,开车很紧张。”她顿时红了眼眶。我等待。“桑迪以前一定常常说谎,好博取同情或讨人喜欢。她经常撒谎,文过饰非。她装病博取我妈同情,难怪我妈会用那种态度对她。”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再次等待。“有些食物我并不喜欢,但我还是吃下去。我必须停止吃,告诉自己‘我不喜欢’,我有办法不吃这些东西。”她摇摇头。“乔希一天到晚数落我。我不曾听过他这样骂我。我一定是在他开骂时立刻躲起来,换桑迪出来代替我。”过去卡伦很少提起这些,我想应该也是这个原因。“没有人出来帮我,”她继续说道,“没有人在乎。”卡伦把头埋进手掌中,泪水缓缓流下脸庞。“与桑迪融合并不轻松,”我说,“因为她承受太多痛苦了。或许,我们可以跟其他人讨论讨论,找出对你最好,最能够帮助你的方法。”卡伦明白这是进行催眠治疗的暗示。她点头,我们立刻开始引导程序。“卡伦越来越没用了,”迈尔斯说得很不客气。“因为她受桑迪影响?”我问。我喜欢迈尔斯,他总是有源源不绝的勇气。“我想是吧。她需要帮助。”“你想帮她吗?”他吃惊地望着我,眉宇之间展露着骄傲。他想了想。“我想,如果有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帮助卡伦,她应该会比较好吧。”于是我们开始讨论他融入卡伦之后可能造成的改变,还有他如何将自己的力量分给卡伦,让她更有骨气,更坚毅。讨论结束后,迈尔斯回去了。“虽然看起来有点混乱,不过目前进行得还不错,”霍尔顿说。“我有点担心桑迪的自杀念头。现在我再也看不见桑迪了,那些完成融合的人只剩下模糊的影像。”“像影子吗?”“对,围绕在卡伦身边的影子。”他停顿一两秒。“我想,融合迈尔斯这个主意挺好的。这样我可以好好照顾其他孩子。”“好,我们下一次就来处理他。”※※※※时间是下午1点,卡伦跟我约的是2点。电话响了,卡伦打来的,声音很小,似乎在发抖。她说她人在天文馆,望着底下的湖水。她想跳下去。她遗失了时间,醒来却发现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幸好我此刻没有别的病人。她说她很努力不要遗失时间,她怕自己会做出恐怖的举动。卡伦已明显失控,我必须赶快找个能帮助她控制自己的人。通过电话,我迅速进行催眠,要求跟霍尔顿说话——显然他并未监控卡伦的状况。我请他赶快接手,带卡伦前来就诊。他向我保证他会的。因为这个电话,卡伦终于得以准时赴约。待卡伦再次进入催眠状态,卡尔立刻跳出来。“我不会让你融合迈尔斯的!”卡尔咆哮,恐惧远多于愤怒。我抬起头,问他原因。“因为我、迈尔斯、爱丽丝——我们必须跟恶魔合作!恶魔在我体内是很强壮的!”我想我必须先治疗卡尔,才可能顺利融合迈尔斯。“你见过这个恶魔吗?”我问。“没有,可是我知道他要我做什么。”“你如何得知恶魔的消息

                      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

                      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天天躁狠狠躁狠狠躁夜夜躁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这是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多事的1875年,蜕变的慈禧1875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7月,在本书中属于打酱油的同治皇帝死了,时年19岁。由于他生活作风不太好,过于追求与窑姐儿一晌贪欢的刺激,得了性病,英年早逝。至于史书记载死因是天花,那是官方说法。他无痛苦,梅毒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他无皇陵,谁也没有想到春秋鼎盛的皇帝会如此快地需要坟墓。他无遗诏,他不关心大清江山托付给谁,因为他的母亲慈禧已代他行使了所有的权力。他无子女,从祖宗努尔哈赤开始的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在他这里画上了终点。他无遗憾,人生能达到的顶级富贵、权力对他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他真的没有遗憾吗?没人能知道。但后人都知道他老妈慈禧有遗憾,她26岁守寡,在以权力与阴谋为主色调的后宫中,儿子同治是她唯一的守望,她甚至甘冒风险,为儿子的前途发动了“辛酉政变”,可是这一番拼搏换来的却是命运的嘲笑!同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就算了,可惜连命都活不长久,真是情何以堪!40岁丧子的慈禧变得一无所有。未来的岁月里,没有儿子可以依靠,唯有权力能够同行,所以她要牢牢地抓住权力,这意味着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慈禧身上曾经的慈母角色消失了,她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在她的心中,从现在起,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当她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她!4岁的光绪意外地成了清朝的倒数第二位皇帝,他只是同治的堂弟而已,可同治的短命和无嗣,阴差阳错地使这个还在尿床的孩子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1871年出生,全名爱新觉罗·载湉,属羊。其实光绪能成为皇帝也不是全然的意外。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光绪的老妈来头也很大,是慈禧的亲妹妹。不过,将来光绪也许会为继承这个皇位而感到后悔。因为他在继承了皇帝名号的同时,还继承了帘子后面的那位太后,那位权力欲极强、控制力也极强的慈禧太后。从登基的那天起,他就注定了傀儡身份,这个身份将一直伴随他从顽童时代走到生命的尽头。第六章袁世凯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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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慈禧携权力前行的时候,袁小四的机会也来了。袁小四正在淮阳自家大院里磨刀霍霍的时候,有佳音自山东来!1881年,清朝的三大水师都开始步入正轨。袁小四的嗣父袁保庆的好兄弟、广东水师提督(海军司令员)吴长庆来到山东登州训练海军。因为念着老兄弟袁保庆的唯一后代还没有工作,于是吴长庆写信给小四,让他到军中来学习办差,职位大概就是今天的作战处参谋。接到老吴大叔的信后,22岁的袁小四欣喜若狂,他暗下决心:扬名疆场就从这里出发。进入部队后,小四很努力、很上进,他的表现让吴大叔老怀甚慰。小四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清朝的附属国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朝鲜那些破事儿朝鲜是一个很抢手的地方,因为很多国家都对它有不良想法。日本的想法最粗暴:引诱朝鲜脱离清国自立,由自己独吞朝鲜。日本实是粗鄙!好在俄国比日本内敛一点: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也就差不多了。英、美之类的其他列强,心思就更婉约:慢慢蚕食朝鲜,扩大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朝鲜人民很悲哀,朝鲜是这样的一个四战之地不说,还出了一个没本事的国王。此时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是个窝囊废,年纪小的时候被他爸爸摄政王大院君操纵,结婚后被他老婆王妃闵氏(明成皇后)架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傀儡。闵氏虽然弄权尤其在行,擅长挥霍无度,但也还有一个优点:偶尔会想一想摆脱清朝自立的事情。1880年,在闵氏的主持下,朝鲜作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与日本缔结了《日朝江华条约》,对日本示好,开辟口岸与日本通商。闵氏本想借日本制衡中国,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是日本正愁没什么光明正大的机会吃掉朝鲜,朝鲜这块肥肉居然自己送货上门。二是公公大院君一直以保守著称,自认朝鲜民族工业保护者。现在好了,和日本通商以后,日本廉价商品迅速抢占了朝鲜市场,这一下把本已经退居二线的大院君刺激得不行。公公大院君和儿媳妇闵氏的关系本就极其不和谐,现在公公对儿媳妇自然是更加不满,极其渴望重出江湖。闵氏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为了防止公公不甘寂寞重出江湖,大肆提拔外戚掌管财政部门和军队,虽然这些人品行都很差,喜欢贪污——他们主要的贪污方式是克扣士兵的工资和粮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像狗一样听话,让咬谁就咬谁,对闵氏而言,这就足够了。对大院君来说,这些人也很足够了。1882年,朝鲜大旱。闵氏的亲信们贪污依旧,用救灾的口粮和兵饷中饱私囊,根本就没想过老百姓的死活,也没有想过手下士兵们的死活:军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领到工资,吃的也是掺了沙子的米。军人们也想明白了: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死活,那我们也就不用管你们的死活,反了吧!造反的士兵杀死了那些贪污成性的外戚。造反的士兵冲进了王宫,疯狂地寻找他们最大的仇人——闵氏。造反的士兵冲入了日本使馆,诛杀日本驻朝官员,诛杀勾结日本的大臣和外交官。没道理啊,日本人跟这些军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啊,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与日本有关的官员?是的,日本人是没有得罪这些军人,但他们得罪了一个人:大院君,是大院君要他们的命。军队哗变,是大院君在背后借势煽动的。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杀掉专权的闵氏,他就可以重新上台;杀掉日本人,可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感谢那些贪婪的外戚,感谢这一年的天灾,大院君终于等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但是,两条漏网之鱼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一个是闵氏,这个女人化装成宫女出逃到外地,躲过一劫。闵氏在逃亡途中对自己变成丧家之犬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反思,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错抱日本人的大腿造成的,并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抱一个大腿,向大清帝国求救!另一个是日本驻朝大使花房义质,这小子死里逃生,回到日本搬救兵去也!这一场发生在朝鲜汉城的兵变,史称“壬午兵变”。抗日援朝一向做事拖拖拉拉的清朝政府,这一次倒是很爽快,因为没办法不爽快:朝鲜紧靠清朝兴起的满洲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朝鲜决不能舍弃。吴长庆是幸运的,因为慈禧把这个抗日援朝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令其率所部六营勇兵入朝平叛。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当即成立前敌营务处,“处长”是袁小四。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小四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的同事们率先登陆朝鲜,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等方面均办得有条不紊,在他的精心筹划安排之下,吴长庆率部乘坐北洋水师麾下三艘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安然抵达朝鲜南洋港,六营兵力两小时内完成登陆,袁小四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吴长庆上岸后,故意考问袁小四: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目前的局面?小四回答:捉贼先捉王。吴长庆很满意:那就交给你去办吧,好好干,干不好小心军法从事!小四也知道,这是吴叔叔看在死鬼老爸的面子上给自己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小四思来想去,觉得“鸿门宴”是目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才能显出自己有水平。“鸿门宴”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很复杂,你得先把人诳过来,还不能让人逃掉。“鸿门宴”的祖宗项羽就是个失败典型。袁小四冥思苦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抓捕大院君的方法。第二天,袁小四备上厚礼,轻装简从,亲自上门拜访大院君。一番没有营养的招呼过后,袁小四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此次大清出兵,是为治倭寇而来,以后还得仰仗大院君多多支持工作!原来大清是担心日本啊,不是来对付自己的,那就好,那就好!大院君十分满意,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大石。接下来,双方越聊越开心,一开心自然就要喝酒吃饭。袁小四在酒桌上胡吃海喝,无拘无束。宾主尽欢,大家都很高兴。酒宴结束后,袁小四殷勤地邀请大院君第二天回访,说吴长庆请客。如此友好的信号,大院君哪好意思说不。第二天,大院君率卫兵到清军驻地答拜。既然来了,就不用走了。一到大营,袁小四就把他捆了起来,大院君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大院君被逮捕后,立即被押回中国,幽闭于保定。“斩首”行动成功后,剩下的叛兵群龙无首,袁小四率清军于大同江畔全歼叛军,彻底平定此次叛乱。朝鲜政权回到王妃闵氏手中。搞定朝鲜人容易,搞定日本人就难了。好在日本人只认得拳头,懂得拳头硬的是大爷。清军那几艘亮瞎人眼的军舰,令花房义质从日本国内搬来的救兵很是相形见绌,令当时的日本深感自卑,不敢跳出来挑战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不过,日本借口为自己死去的侨民和官员讨还公道,逼朝鲜王室签订了一个条约:支付日本五十五万日元赔偿,允许日本驻兵保护侨民。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条约,清朝方面表示日本驻兵对大清帝国很不利,分明是想挑战自己的老大地位;朝鲜方面则表示五十五万日元的巨额赔款极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人民负担!对清朝政府来说,由于日本横插一脚,导致此次出兵的成果减色不少,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对袁小四来说,此次出兵算是个优差,但也不是全然的公费出国旅游,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因此,本就有心提拔袁小四的吴长庆在发给朝廷的功臣名单上,将袁小四的事迹浓墨重彩地夸奖了一番,将其列为功臣之首。这也是袁小四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清王朝核心统治层的视野。几天后,23岁的袁小四就被朝廷封为正五品的同知,相当于副市长,成为一名年轻的高官。从此刻起,袁小四才算是真正地扬眉吐气,走上了政途。袁小四这个小气的名字再也不适合叫了,现在我们应该称呼其大名——袁世凯是也。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帮手:武的就是袁世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世凯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文的事务则由未来的实业牛人张謇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参谋长和秘书长的政治理念很相似,都属于鹰派,主张对外强硬。对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他知道除了本职业务,语言能力也会决定他在朝鲜的发展前途,因此他一到朝鲜就学习朝鲜语,不久就达到了借助手势可以与朝鲜人民直接沟通的水平。转眼之间已是冬天,朝鲜半岛上渐渐冷了。吴长庆给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袁世凯安排了一个新任务:负责对外事务,也就是让袁世凯负责交际应酬。由于这份新工作的关系,袁世凯常常要出席朝鲜王室宴会之类的娱乐活动。按照惯例,吃饭当然要喝酒,袁世凯自然也概莫能外,酒喝完了之后,吹牛皮就是主要的娱乐项目。有一次,袁世凯酒后跟朝鲜国王吹牛,说他可以为国王陛下训练出一支像清军一样厉害的军队。其实他哪会练兵,纯粹是醉话。谁知道朝鲜国王还当了真,真的把自己的五百侍卫交给他训练。袁世凯被逼上梁山,只好照猫画虎,比照着清军的训练模式,还真鼓捣出来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找到感觉的袁世凯再接再厉,又给朝鲜王室训练了一支四千人的常规军。兵不是白练的,袁世凯至少捞到了两个好处:一是借此跟朝鲜王室搭好了关系,增强了他自己影响朝鲜王室决策的能力;二是训练出来的这些兵不说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至少不好意思冲袁世凯开枪。这就是袁世凯练兵的开端,他终于在朝鲜站住脚了。新一代的东方不败袁世凯很幸福,但大清帝国比较悲剧。就在大清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同时,它的另一个藩属国越南正被法国人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大清的藩属,可是日薄西山的清帝国已经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当时,关于大清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清政府内部主要有两派意见:第一派主要有陈士杰、张佩纶、张之洞、左宗棠,主张援助越南,对法国宣战。陈士杰是山东巡抚,他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大官人上奏说,法国有三个强项:船坚、炮利、军令严格,但也有四个短处:一是法国在1871年输掉了德法战争,割地赔款,成了大穷国,所以用兵越南会捉襟见肘(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二是大臣不和,有内部矛盾(难道是以己度人,影射大清朝廷?);三是法国人劳师远征,敌国将乘隙而入(敌国从何而来?难道是指德国?);四是法国人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派人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起而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陈大官人真是想当然)。因此,只要我们出兵与法军相持数月,他们就会跟我们求和。可笑至极,一派书生之言!其他如张佩纶等人的奏折也经不起推敲。第二派主要有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他们主张用外交解决问题,不卷入法越矛盾,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既然越南在未经请示大清的情况下已私自与法国媾和,对大清离心离德,倒不如扔了它。两种方案都摆在了大清帝国一把手慈禧的面前,慈禧该如何抉择?几天之后,慈禧似乎作出了最终决定:她虽不同意公开同法国宣战,却支持主战派出兵越南北部,援助越南,相机行事。慈禧难道是想报鸦片战争的一箭之仇?其中奥妙不久便会揭晓。到了1884年春夏之交时,中法军队已在越南战场兵戎相见了一年多,清军溃不成军,步步败退。此时,在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京城,慈禧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二次政变,史称“甲申易枢”。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随即,她把奕訢的两部分权力分别交给了她的亲信——军机处领班大臣交给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职务交给庆亲王奕劻。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奕訢在中法作战中的工作表现太差,导致清军溃败。如此牵强的理由让大家看明白了吧?慈禧之所以支持主战的第一派,不过是利用这一事件巩固自己的权位。慈禧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英法联军给她的印象又是何等的深刻,她当然清楚很难战胜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只不过她需要一场败仗作为理由,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奕訢赶下台去。奕訢在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逐渐消沉,在剩下的岁月中逐渐消磨掉了他本就不够坚强的意志,于1898年在落寞中死去。威望巨高、实力巨强的奕訢一去,慈禧就开始了独霸江湖的岁月,再也无人能够撼动其武林盟主的地位!慈禧拿下奕訢后,终于端正了工作态度,开始加强战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重中之重的人事安排。在慈禧一条接一条的命令之下——主战派张佩纶成为钦差大臣,督战福州,那里有马尾造船厂,是大清重要的海军基地。主战派张之洞(此人暂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愤青,后面再详细介绍)奔赴第一线,出任两广总督,加强防务,接济越南境内的抗法武装力量——刘永福以及其麾下的黑旗军。主战派左宗棠这些年南征北战,身体已经超负荷运行,但还是被慈禧安排到了东南沿海前线督办防务。至于主和派李鸿章,慈禧也给他安排了两个特别任务,一是让他时刻注意和局准备,二是让他把麾下的淮军精锐派往前线作战。看慈禧的这个布局,她似乎要大干一场。下面一起来看一看中法之战。中法之战中法之战的主要战场有两处,一处是东南沿海的海战,一处是广西、越南边境的陆战。先来看看东南沿海的海战。在关键战役——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没有清军舰队制衡的法国

                      5卷本的丛书,既各自独立成编,围绕的又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主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本书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过大量补充修订而成的,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书了。首先,此次将这套丛书分为5卷,有了可以伸展补充的余地,遂得以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访谈成果收入,究其分量,占全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访谈成果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所做的部分访谈。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6年,但我寻找老北京人并为他们做访谈的工作却迄未间断,这些后来做的口述在访谈宗旨和方式等方面虽然与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对“北京人”的定义上,则不得不有所放宽,那就是将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前后)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一条,推迟到了1949年前后,也就是说,凡是1949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便都被纳入到我的访谈对象中。做这一修改,有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画线,按被访者当时18岁计,如今67年过去,也已经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抓紧记录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更何况,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创立并生长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另外,正是由于放宽了对“北京人”标准的限制,我得以将此前曾经做过,但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而未收入的访谈,也纳入到了此书之中。其次,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通过回访,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访者与我在这十数年间从未中断联系,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或如层层剥笋,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其间的艰难与乐趣,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颇令人感叹唏嘘。总之,通过此次回访,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再次,是对部分口述,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总之,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更为深沉的真相时,很难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这,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1949年以来的变化,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而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变化之巨大,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给的程度。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则是因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老北京话”,如今也难以听到了。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所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作者谨识2016年2月


                      序言

                      (一)解题

                      本书以府门儿与宅门儿命名,其中的府门儿即王府。在清朝,就是爱新觉罗宗室居住的府第,是清代京城中最显赫的宅邸。清朝取消了明朝分封诸王于各地的形式,王府都建在北京城。所以,凡爱新觉罗子弟,除了少数留居祖先发源的盛京(即今沈阳)之外,其余大多数都居住于京师。清廷在将八旗官兵按旗分置的同时,也给宗室王公赐予府第。虽然宗室王公也分别属于不同的旗分,但他们的府第却不受本旗地界限制,选择的都是环境较为安静和宏敞的地方,许多是依明朝宅第改建。皇城西北的什刹海周围与积水潭以南,这片京城最风光旑旎的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据统计,京城的清朝王府,在西城的有十分之七,东城只有十分之三,而东城的这十分之三中还包括一些蒙古王公的府第。大部分满洲王公都居住在西城,这是所谓“东富西贵”中“西贵”的含义之一。众多王府的存在,遂成为清朝京城一景。然而,本书并不是一部介绍王府规制、坐落的专书,我关心的是居住在或者曾经居住在其中的那个独特的人群。清朝统治近三百年,爱新觉罗家族13朝12位皇帝和他们众多的王妃皇后,以及他们那些拥有众多妻室与妃妾的子孙,在京城繁衍出近10万的人口,构成一个庞大的、独特的群体。这个被当时人称“黄带子”的群体,在清朝时的崛起、兴盛与衰落,直接影响到这个王朝统治的成败,而清朝覆亡之后这个群体的命运,也是近代北京乃至中国社会中饶有兴味的一个剪影。将爱新觉罗家族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近年来颇引起清史学界的兴趣,也有多部高水准的专著问世。注2本书与这些专著的区别在于,作为一部口述史,本书所述的时间段是且也只能是在清亡之后。清亡之后这个家族成员各个不同的命运,是本书的重心。我想通过口述展示的,是在清亡之后,这个群体之内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具有的不同遭遇、不同精神状态,以及他们对那个创下丰功伟绩的共同祖先的不同认知。具体地说,是他们怎样看待这个家族当年的辉煌和荣耀,怎样看待家族中种种复杂甚至残酷的矛盾纷争,以及如何看待这个家族和自己的命运。这可能是以其他研究方式难以进入的问题。也正因为这并不是研究这个家族的“正史”,所以我用“府门儿”取代了诸如“爱新觉罗家族口述史”这样的标题。当然,由于时局动荡,大多数该家族成员早已离散,王府多已不存,沿用此名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然而,无论爱新觉罗家族如何神勇,但他们能够打江山坐天下,凭借的也不仅是他们这一族一姓之功。早在努尔哈赤初起之时,就有额亦都等异姓贵族与他同生共死;及至入关夺取政权,更少不了诸多满洲臣僚的拥戴支持,以及作为左膀右臂的蒙古王公贵族的鼎力协助。他们与爱新觉罗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声气相求,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互缔婚媾,日久遂结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紧密的关系网。既然谈到爱新觉罗家族,就不能不涉及这个群体中人的社会关系及婚姻家庭。那么,对了解这些满蒙王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他们的后人对这一切的记忆与心态,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便是我将对满蒙贵族后裔的访谈与对爱新觉罗家族后人的访谈放在同一本书中的原因。至于定名为“宅门儿”,首先是因为在旧日北京,只有这些既富且贵的王公贵族的府第,才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大宅门,而如同仁堂甚至比同仁堂更有钱的所谓“京城八大首富”,他们的居处再豪奢,与这些府第也不可同日而语。再次,由于口述更能体现的也是我更关注的,是这些人的家庭和个人生活,而不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和在官场上的经历,称为“宅门儿”,也许更合乎这几份口述的本义。从辛亥革命到民国、抗日战争再到“文化大革命”,爱新觉罗这个姓氏始终与腐朽的清廷和伪满洲国纠缠在一起,成为“卖国投降”的代名词,大批成员隐姓埋名,流散各地,府门儿早已不是他们的居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清宫戏泛滥屏幕之后,“康乾盛世”的记忆在国人中被重新唤醒,成为“强国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身从此再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成为一种荣耀,于是滥竽充数者有之,冒名顶替者亦有之。好在这个家族还保留着自入清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族谱,这是本书用来判断被访者是否是该家族成员的重要凭据之一。为此,我除了将清代爱新觉罗家族族谱的简介置于本书前页之外,还在部分访谈的开篇注明了被访者在族谱中的支系与传承。再者,清代皇族有严格的封爵制度,这是每篇口述的被访者都必然会提到的内容,为避免一再解释的烦冗,我将封爵制度也列成表,与对族谱的介绍一并置于书前。

                      (二)清代皇族族谱简述

                      清代爱新觉罗皇族因血缘宗支关系与身份、地位、权利的区别,分成两大宗支:一为宗室,专指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显祖宣皇帝)位下的子女,为本支。系黄带子。二为觉罗,即努尔哈赤的伯叔兄弟所生的子女,为旁支。系红带子。二者虽属同宗同族,但在政治地位上和经济待遇上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和差别。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皇族爱新觉罗的族谱,主要有如下几种。

                      1.宗室《玉牒》

                      清朝职掌皇族事务的机构是宗人府,设立于顺治九年(1652年),位列六部和内阁之上。由宗人府编修的《玉牒》是统计宗室人口,了解宗室各支辈分、生卒年月、婚丧嫁娶、封赠革爵等情况的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材料。《玉牒》分满、汉两种文本,分别成编,男女分册。每种文本均有男竖格本、男横格本和女竖格本、女横格本。男竖格本内类项包括:排行名次、人名、生卒年月日时、生母名、生母身份(嫡妻或侧妻或妾),生母之父的官职和名、授职封爵或革爵年月、终年岁数、其嫡妻、继妻、妾名,各为何人之女。男横格本仅反映宗支内的辈分关系,只书人名和排行名次。女竖格本类项与男本大体相同,有宗室女聘嫁成婚年月,额驸名及卒年月。《玉牒》从顺治十七年(1680年)始修,以后每隔九年一修。最后一次修牒为民国十年(1921年)。清修《玉牒》前后共二十八次。

                      2.户口册

                      这是编修《玉牒》的依据或前期工作,《玉牒》的某些缺项可以从户口册中得到补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宗人府黄档房户口册数量虽多,但多而不全,不像《玉牒》完整成序。且户口册多为光绪、宣统年间所报,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较少,乾嘉两朝更少。

                      3.星源集庆

                      也是皇室族谱的一种,是《玉牒》及户口册之外另一种记述宗室人口的材料,所述宗室范围很窄,从仁宗(嘉庆)辈始编,仅限于当朝皇帝本支及嫡亲兄弟位下及姐妹。

                      4.说堂稿

                      时间自雍正十三年至宣统三年,是查考宗室和觉罗婚娶日期和居住情况的极好材料。注3

                      (三)清亡之后所修《爱新觉罗宗谱》

                      1935年,宗室熙洽在东北上书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请求续修《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次年8月,溥仪下了一道“圣旨”,修谱所需的费用,由“恩赐款”项中支用,不足部分由同族人捐助。这次修谱由朴厚、钟继、溥瀛、斌碹、今松乔、庆厚负责。除了汇总、普查资料外,充分利用各宗支的原修家谱。关内京津方面由载涛、载润负责,把各府家谱正本送到东北。同时,这次修谱还参照了1907年、1922年的《玉牒》,实际上是历次《玉牒》的总汇。最后用铅字排印,精装为8大册。《宗谱》的首册是“星源集庆”,为帝系图,以及历朝帝后大事,附录妃、嫔及皇子女。另外7册为世系表:甲册为文宗、宣宗、仁宗、高宗、世宗、圣祖、世祖、太宗位下世系子孙;乙、丙册为太祖位下世系子孙;丁册为显祖位下世系子孙;戊、己、庚册为景祖、兴祖位下世系子孙。世系表中的内容,包括名字、生母姓氏、生卒年月日时、寿数、妻妾、子嗣、爵秩、封赠。不同于竖格《玉牒》,它没有关于女儿、女婿的记载。参照原来《玉牒》的直格形式,这次修成的《宗谱》改为横格,布面封皮也统一用黄色。该谱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有学苑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分装28册,另索引2册、《星源集庆》1册。注4目前大多数爱新觉罗宗室觉罗后裔查阅和依据的,都是这部1935年修撰的《爱新觉罗宗谱》,而极少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玉牒》。

                      (四)清代皇族的封爵制度

                      清代皇族封爵始于崇德元年,皇太极定宗室爵位分九等:一等和硕亲王,二等多罗郡王,三等多罗贝勒,四等固山贝子,五等镇国公,六等辅国公,七等镇国将军,八等辅国将军,九等奉国将军,其余为宗室。

                      1.乾隆朝所定封爵表(光绪朝《宗人府则例》卷3)

                      2.宗室王公俸银俸米数额表

                      按一般谈宗室王公俸禄,不会谈及四品宗室,表中的最后两行是我加的,旨在与有爵位的宗室王公做一对比。据《清高宗实录》卷1164,乾隆四十七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闲散宗室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会给养赡银和养赡米。至于表中最后一行列入京旗马甲待遇,为的是与四品宗室的待遇做一对比。清末北京主要王府分布示意图
                      上编府门儿

                      一、刚刚开了个头的访谈——金启孮口述

                      时间:2004年3月10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梅园小区金启孮寓所访谈者:定宜庄、乌兰、乔吉注5我当年读到的《满族的历史与生活》版本[访谈者按]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偶然在阅览室的开架书架上发现金启孮先生的那本《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的。至今犹记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的那个下午,我一口气将它读完时的感觉。可以说,我开始对满族,这个我生身的民族发生兴趣,就是在读了金先生这本书及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之后,这也正是我在师友们疑惑的目光下,决定报考中央民族学院满族史专业研究生的重要原因。1984

                      射箭靶,改射皮甲。当时叫人在树下面悬挂了叠在一起的十层皮甲,两个人站在百步之外开弓。潘党力大,一箭射过去,竟然穿透了七层皮甲。养由基则讨了一个巧,手起箭发,将潘党那支箭又送出去了。楚军将士无不拍手叫好。两个人都感到很得意,拿着皮甲去向楚共王炫耀,说:“您有我二人这样的臣子,还担心什么战争啊?”楚共王大骂道:“两个大傻瓜,明天打仗的时候,你们还这样卖弄本事,就死在自己的本事上了!”第二天在战场上,楚共王被魏锜射瞎了一只眼睛,早就把昨天自己说的话给忘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养由基。养由基拿到那两支箭,追了一阵,将其中一支衔在嘴里,另一支搭在弦上,暗叫一声“着”,那箭如流星一般飞出,正中魏锜的脖子。魏锜甚至来不及惊叫,趴在自己的弓套上气绝身亡。楚共王的意外负伤大大影响了楚军士气,晋军迅速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郤至带领自己的部队在战场上来往冲杀,奋勇作战,有三次冲入楚共王的王卒中。每次远远地看见楚共王的旗帜,郤至就摘下头盔,跳下战车,向前快步行走,以示恭敬。楚共王觉得很奇怪,派工尹(官名)襄前去问侯郤至,送给郤至一张弓。“战事正激烈,有一位身穿火红色战袍的武将,是君子啊!他看到寡人就快步行走,敢问是哪里受伤了吗?”工尹襄向郤至转达了楚共王的致意。“感谢君王的问候。”郤至脱下头盔,回答道,“在下郤至,跟随寡君出征,能够与君王对阵,深感荣幸。眼下两国交兵,不敢接受您的礼物,而且不能当面致谢,只能向使者拜谢啦!”向工尹襄行礼三次,然后上车继续战斗。尊重归尊重,杀起人来却毫不手软。郤至所到之处,如一团烈火左冲右突,所向披靡。楚军被晋军压制住,郑国的部队也陷入苦战。韩厥带着下军的精锐部队追击郑成公,他的车夫杜溷(hùn)罗问:“我们要加快速度吗?郑伯的车夫总是回头看我们,注意力没放在马身上,肯定可以追上。”韩厥想起十多年前的鞍之战中,他曾经追逐齐顷公的旧事,说:“算了,我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辱及国君。”于是命令部队停止追击。郑成公侥幸逃脱韩厥的追击,不巧又被郤至遇上。郤至的戎右护卫茀翰胡建议:“请派轻车从小路拦截他,我们从后面跟上去,我就可以跳上郑伯的战车,将他活捉了!”郤至摇摇头:“伤害国君,自己也会受到惩罚。”也停止了攻击。经历了两场虚惊之后,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石首对郑成公说:“当年卫懿公不肯拔去戎车上的旌旗,所以被狄人杀害。”于是拔下旌旗,收在弓袋之中。戎右护卫唐苟见形势越来越紧急,对石首说:“请您在国君身边,全力保护他脱离险境。我本事不如你大,就让我来抵挡敌军一阵。”不待石首回答,已经跳下车去,迎向追兵,最终战死。开战不到一个时辰,胜败实际上已经见分晓了。楚军开始收缩战线,重点保护楚共王离开战场,养由基和叔山冉一左一右,紧紧跟随着他。晋军各部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养由基!”眼看晋军越追越近,叔山冉大声嚷道,“虽然大王叫您不要卖弄本事,现在为了国家,请您尽力而为吧!”养由基以实际行动作为回答,“刷刷”射出两箭,射死了两名晋军的小头目。叔山冉大呼痛快,眼见一辆晋军战车追上,猿臂轻舒,将车上的一名士兵抓起来,向身后的晋军兵车扔去,正好砸中那辆兵车,将车前的横木砸断。晋军见两人如此武勇,不敢再逼得太近,楚共王因此得以逃脱险境。胜券在握的晋国人刻意表现他们的君子风度。栾鍼远远地看见公子婴齐的战旗,对晋厉公说:“那是楚国令尹的战旗啊,旗下肯定是他本人。当年我出使楚国,他曾经问我,晋国人的武勇表现在哪里?我回答说,晋国人喜欢井然有序(好以众整)。他追问我还有什么,我说喜欢从容不迫(好以暇)。现在两国交战,如果不派人前去问候,不能说是井然有序;在战场上遇到了而自食其言,不能说是从容不迫。请您派人代我给他敬酒。”后人将“好整以暇”作为一句成语,应该源自此处。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对于优雅的追求,简直到了天真浪漫的地步。当时晋厉公听了栾鍼的话,也点头表示赞许,于是派了一名使者,端着满满的一尊酒,跑到公子婴齐的车前,说:“寡君命栾鍼持矛,担任护卫,不能来犒劳您,所以派我代为敬酒。”公子婴齐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笑道:“我记起来,他曾经在楚国对我说过,好整以暇是晋国人的作风,所以才派你来的吧?他的记忆力可真不错啊!”将酒一饮而尽,命令部下将使者安全送出,继续擂鼓指挥作战。这一仗自清晨开始,直到黄昏尚有局部战斗在继续,堪称一场恶战。值得称道的是,楚军虽然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但是在公子婴齐等人的指挥下,保持了顽强的斗志,败而不溃。楚军的另一位主要将领公子侧也充分体现了名将的风范。他命令部下查看伤员的伤势,将二线人员补充到步兵和车兵中间,抓紧时间修缮盔甲武器,时时注意保持严整的阵形。士兵们对他唯命是从,战斗虽然失利,人心却没有散。到了晚上,战斗终于结束。栾书等人对楚军的战斗力感到震撼,决定见好就收,但又害怕楚军看出端倪,发动反攻,于是派苗贲皇在营中大声发布命令:“聚集战车,补充步兵,喂饱战马,磨利兵器,整顿阵形,巩固队列,填饱肚子,明日再战!”又故意放走了几名楚军俘虏。楚共王听到俘虏报告的消息,顾不得眼睛伤痛,连忙命人叫公子侧前来商议对策。没想到,公子侧酣战了一整天,回营之后,家臣谷阳竖心疼主子,献上一坛好酒,公子侧喝了几大杯,便醉得不省人事了。楚共王等了半天,公子侧还没有来,哀叹道:“这是老天要楚国失败啊!我还是放弃吧。”命令楚军连夜拔营撤退。鄢陵之战以晋军的全胜而告终。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晋国的同盟军——国佐、高无咎带领的齐国部队才赶到战场;卫献公带领的卫国部队刚刚越过国境;鲁成公带领的鲁国部队则还在曲阜(fù)附近的坏隤(tuí,地名)盘桓。回顾晋国的历史,自晋文公称霸以来,至此已经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打败楚国;公元前627年的殽之战,打败秦国;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败于楚国;公元前589年的鞍之战,打败齐国;这一次鄢陵之战,再度打败楚国和郑国联军。四胜一败的战绩,牢固确立了春秋时期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鄢陵之战后,晋军进入楚军营地,将楚军丢下的粮食大吃大喝了整整三天。大家都尽情地庆祝胜利,只有士燮保持了一贯的忧郁,他站在晋厉公的戎车之前,说:“国君年幼,群臣不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请您还是要保持警惕。《周上说,‘天命无常’,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保持上天的眷顾啊!”这话显然很不中听,尤其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晋厉公就更听不进去了。楚军一路南下,经过随国的瑕地的时候,楚共王派了一名使者去找公子侧,对他说:“当年城濮之战,成得臣丧师辱国,先君成王不在军中,所以应由成得臣来承担责任。今天我们在鄢陵打了败仗,您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过失,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楚共王一番好意,怕公子侧走了成得臣的老路。但是在公子侧听来,这句安慰的话比谴责还难受,他对使者说:“君要臣死,死而不朽。我的士兵在战场上确实是逃跑了,而且我又在关键时刻喝醉,误了国君的大事,那就是我的罪责。”战前郤至分析楚军的硬伤,说公子侧和公子婴齐互不团结,素有仇隙,现在体现出来了。楚共王的使者走了不久,公子婴齐也派了一个人到公子侧帐中,对他说:“当年丧师辱国的人是什么下场,您也听说过了吧?何不向他学习?”公子侧很镇定地回答:“即便没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只要是您要我死,我又岂敢陷自己于不义?我对这次失败负责,岂敢不死?”言下之意,你也不用派人来催了,我是个有廉耻之心的人,怎么会不负责任,贪生怕死?这话被家臣谷阳竖听到了,想劝又不敢劝,连忙跑去向楚共王报信。楚共王一听,立刻又派了一名使者:“快,传寡人的命令,不许他自杀,一定要给寡人好好活着!”使者飞奔而去,直接闯入公子侧帐中。仍然晚了一步,公子侧已经自刎而死了。【众怒难犯,郤氏的覆灭】很难简单地给“三郤”下一个“好”或者“坏”的结论,甚至也很难给他们一个大致正面或反面的盖棺定论。如前所述,这三个人权大气粗,作风霸道,抢过人家老婆,杀过人家老公,和天子争过土地,跟领导抢过风头,在国内国外得罪了不少人,说是天怒人怨也不过分。然而,除此之外,“三郤”也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郤至,无论在外交场合还是战场上,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鄢陵之战的胜利,郤家子弟功不可没,这也是大伙都看在眼里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派郤至到雒邑向周天子报喜。这是一次出风头的好机会,也可以看作是晋厉公对郤至在鄢陵之战中的表现的嘉许。作为胜利者的代表,郤至在雒邑受到了殷勤接待,各位王室重臣都争先恐后地巴结他,请他到府上做客。当郤至绘声绘色地讲起战场上的故事,白发苍苍的主人便放下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目瞪口呆,仿佛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就发生在眼前;而女眷们则躲在帷幕背后偷听,也有年轻的女士不惜冒着失礼的风险,大胆地伸出头来,想看看这位披着火红铠甲上战场的晋国勇士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很可惜,郤至既不英俊,也不潇洒,稍微有点发福,脸上还落着一道浅浅的伤疤。他讲完鄢陵之战的故事,总是不忘补充一句:“假如没有我,晋国就不会打赢这一仗了!楚军有六个致命的弱点,晋军却不知道利用,是我极力主张,他们才勉强同楚军作战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倒也没说错。但是,战争的胜利是成千上万士兵用鲜血换来的,也是诸位将领指挥有方才得到的,怎么能够将这些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呢?事实上,坐镇指挥鄢陵之战的是晋厉公本人,其次是栾书和士燮,就算郤至的功劳再大,也不应该抹杀主帅的作用,更不应该将主帅说得如此无能啊!更要命的是,郤至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在雒邑访问期间,他多次公然宣称:“像我这样勇敢、知礼、仁德的人执掌晋国的政权,楚国和它的盟国必定归附晋国!”王室卿士邵桓公是个不解风情的人,他就事论事对郤至说:“您当然是非常有能力的。可是,晋国提拔正卿,历来都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我担心政权不一定会落到您头上啊。”言下之意,晋国的八卿之中,你郤至仅仅是最后一位,就算受到重用,怕也很难一蹴而就,成为首席执政官吧。“哪有什么秩序?”郤至快人快语,“当年赵盾没有任何军功,就从中军副帅升到了中军元帅,荀林父更是从下军副帅直接升到中军元帅,现任的栾书也是从下军元帅升到中军元帅,这三个人都是越级任用,我又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为什么不可以当第四个?”王室卿士单襄公听到郤至这些话,禁不住摇头叹息道:“刀架到了脖子上还不知道死,说的就是郤至这种人吧!”但是郤至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不只是他,整个郤氏家族的成员都没有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怀疑。鄢陵之战后,郤氏家族的权势进一步提升,郤犨以新军元帅的身份,被晋厉公委派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如果说郤至的问题仅仅在于狂妄的话,郤犨则以蛮横无礼和贪得无厌引来国内国际的非议。前面说到,鄢陵之战结束的时候,原本应该前来参加会战的鲁国部队还在曲阜附近的坏隤盘桓,错过了参加会战的时机。鲁成公之所以贻误战机,主要是因为家里出了点问题。事情说起来难以启齿,鲁国的“国母”——鲁成公的母亲穆姜耐不住多年守寡的寂寞,与“三桓”之一的叔孙侨如发生了男女私情。这段地下恋情究竟是因为肉体的需要还是感情的空虚,抑或两者兼有,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穆姜的确对叔孙侨如动了真感情,而叔孙侨如很可能只是想利用穆姜的特殊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向穆姜提出了一个要求:帮助他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将“三桓”变成“一桓”,让他独掌鲁国的大权。这个要求非同小可,穆姜却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换而言之,如果叔孙侨如想要星星,她不会摘给他月亮——古往今来,热恋中的女人也许都有那么一点疯狂吧。鲁成公将要出发前往鄢陵的时候,穆姜前去送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鲁成公感激之余,预感到将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果然,穆姜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全部转封给叔孙侨如。穆姜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平静,如同拉家常那般轻松。鲁成公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跟叔孙侨如上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你竟然为了他来提这种要求?什么“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你以为是送两只老母鸡给叔孙侨如补身子那么简单啊?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事可以办到,将这两人赶出鲁国对公室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要知道,“三桓”专鲁,毕竟互相还能制衡;如果只剩下“一桓”,公室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但是鲁成公不敢明确反对穆姜,只能以军情紧急为由,对穆姜说:“此事非同小可,请等我回来再说吧。”穆姜听了,当场就脸一黑。刚好鲁成公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偃、公子鉏也在送行的人群中,穆姜就用手指着他们,威胁鲁成公说:“你如果不答应我,那两个人随时可以取你而代之!”鲁成公吓了一跳,真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说出来的话。他带兵走到坏隤,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停下来,派仲孙蔑回曲阜去加强宫中的戒备,在各地设置守卫,以防叔孙侨如和穆姜趁自己不在突然发难。将这一切安排妥当,他才继续前进,结果没赶上鄢陵会战。同年秋天,晋厉公在宋国的沙随(地名)再次召集诸侯会盟,共商讨伐郑国的大事。鲁成公不敢怠慢,接到会议通知之后,便从曲阜动身,直奔沙随而去。据《春秋》记载,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厉公、齐灵公(齐顷公已经于七年前去世)、鲁成公、卫献公、宋国的右师华元和邾国的大夫(未记名),但是到了正式开会那一天,鲁成公却被拒之门外,在会场外坐了一天冷板凳。问题出在晋国负责东方诸侯事务的大臣郤犨身上。《左传》记载,沙随会盟之前,叔孙侨如派了一名使者到晋国,对郤犨说:“您知道鲁国部队为什么没能赶上鄢陵会盟吗?那是因为鲁侯心存疑虑,故意留在坏隤观望,看谁获胜就投入谁的怀抱。”“是嘛?”郤犨不动声色,摊开手掌,做了一个两手空空的手势,“口说无凭啊!”使者心领神会,从袖中掏出一份礼品清单,说:“这是我家主人献给您的微薄礼物,虽然不成敬意,但还是请您笑纳。”郤犨笑笑,将清单放在桌面,不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他就进宫向晋厉公汇报了有关情况,添油加醋地告了鲁成公一状。晋厉公本来对鲁军没能参加鄢陵之战就很有意见,心中充满了猜测和狐疑,听了郤犨的汇报之后,越发觉得是那么回事,所以在沙随会盟上故意让鲁成公坐了冷板凳。同年七月,诸侯联军向郑国发动进攻。鲁成公再度披挂上阵,希望以实际行动取得晋国的谅解。部队出发的时候,穆姜又来送行,将上次对鲁成公提的要求又原原本本地提了一次,并且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姿态。鲁成公还是采取“拖”的办法,对穆姜的要求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含糊其词地应付了两句,便登车而行了。和上次一样,鲁成公只带了季孙行父出征,同时命仲孙蔑留在曲阜,镇守公宫,以防不测。当时,晋军驻扎在郑国西部,鲁军驻扎在郑国东部的督杨(地名)。鲁成公一来没有太多战争经验,二来担心后院起火,不敢贸然穿过郑国的领土去与晋军会合。

                      而亲率铁骑冲击,瓦剌三部兵马尽数冲杀,双方陷入混战,一时僵持不下。明军都督朱崇以火器轰击瓦剌军右翼太平部(即“土尔扈特”军),打开缺口,丰城侯林彬(即后来客死越南的明“安南都指挥使”)从左翼包抄,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冲垮孛罗部,朱棣趁机率亲兵冲击马哈木中军,更命火器齐射,殊死冲击加“高科技”,瓦剌终于全线崩溃,明军乘胜追击,在土刺河再破瓦剌军,马哈木、太平、孛罗3人趁天色已黑分头逃窜。朱棣本想继续北进,但随行的皇长孙朱瞻基劝他“不须穷追”,随即撤兵。此役令瓦剌伤亡惨重,实力大损。蒙古高原局势,再次回到“相互牵制”中。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屋漏偏逢连夜雨。永乐十三年,阿鲁台发动奇袭,杀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可汗答里巴,马哈木转立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额森虎为可汗,次年进兵斡难河,又被阿鲁台击败,其本人被杀。朱棣闻讯后遣使吊祭,并命其子脱欢继承“顺宁王”爵位。永乐十七年,十九年,阿鲁台两攻瓦剌,大获全胜,春风得意下,他再次拒绝向明朝朝贡,并拉拢兀良哈三卫共同反明。眼看漠北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朱棣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发动第三次亲征,大军于三月三十日出师,在漠北扫荡数月,最远抵达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此时阿鲁台早已远逃。七月,朱棣在回师路上下令对勾结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进行攻击,在内蒙古屈裂河大破兀良哈,兀良哈遣使谢罪,朱棣遂班师回朝。阿鲁台虽逃脱,但实力大损,于同年接连被脱欢击败。耿耿于怀的朱棣于第二年七月借口阿鲁台图谋犯边,发动了第四次北征。大军七月出发,在蒙古高原扫荡3个月,终未找到阿鲁台,虽如此,大批鞑靼部落却纷纷归附,尤其是本雅失里之子也先土干来投,令朱棣高兴异常,赐名为“金忠”,随即于十月回师。金忠将阿鲁台的“军事机密”尽数相告,并一再怂恿朱棣继续北征,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一日,以金忠为向导,朱棣发动了第五次北征。大军在蒙古高原进行“地毯式搜索”,至六月已行至今俄罗斯境内,却终不见阿鲁台踪影。六月十五日,明军得到情报,阿鲁台就在向西不足百里,名将张辅“自请一月粮,率精骑深入”。朱棣却已厌倦,下令班师。七月十七日,朱棣在回师路上病逝于榆木川,享年65岁。而根据蒙古国史料记录,张辅自告奋勇要求追击的那一天,阿鲁台就躲在距离西边明军主力仅两日行程的哈喇山中,灭顶之灾,就在朱棣的一念间改变。但阿鲁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虽未与明军接战,但疲于奔命也导致其实力大损,再加上明朝与瓦剌的两面夹击,阿鲁台日暮途穷。而朱棣至死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亲手构筑的蒙古高原“战略平衡”,因他晚年两次草率的北征被彻底打破。继任“顺宁王”的脱欢,虽表面上终其一生对明朝采取友好态度,频繁遣使入贡,但实际上既不“忠顺”更不“安宁”。他一面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立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太师”,另一面疯狂向阿鲁台发动进攻,趁朱棣晚年频繁打击阿鲁台的机会,迅速东进占据了鞑靼的属地,并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在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击毙阿鲁台,从而控制了鞑靼。对明朝“屏障”兀良哈三卫,他也极力拉拢,多次派使者前往招募,两家逐渐勾连。与此同时,他在内部大肆清除异己,就在朱棣去世后3天,“贤义王”太平遭脱欢杀害,一年后,“太平王”孛罗被脱欢击败后自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太平的“客列亦锡部”改名为土尔扈特部,即蒙古语中“护卫亲军”的意思,后来缔造“东归奇迹”的部落由此而来。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过世,其子也先承袭“顺宁王”爵位,此人因为在后来的“土木堡之变”里创下活捉明朝皇帝的神话,被明廷上下所熟知,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地区战无不胜。对内他仿照元朝,设“中书省”和“六部”,巩固统治。对明朝他很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一面频繁通好令明朝君臣放松警惕;一面利用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大发横财,更借机勾结明朝官民走私火器,招募明朝边境因军屯兼并而逃亡的士兵工匠“教习火器操练之法”,很快拥有了一支冠绝蒙古高原的火器部队。对兀良哈,他采取联姻、贿赂等手段,将之拉拢到自己一边。向西,他不但于正统六年攻陷了朱棣苦心经营的新疆哈密、赤斤等卫所,且顺势进兵中亚,于正统七年大掠帖木儿帝国等中亚国家,“以战养战”掠夺财宝无数,甚至在正统九年击败彼时正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线军队(即明史和蒙古史料都提到的“吐鲁密国”)。“土木堡之变”前,瓦剌经过两代领袖开疆拓土,已然建立起一个表面忠实于明朝,真正实力强大的蒙古部落联盟,朱棣终生苦心维持的“战略平衡”,不到20年就被轻易打破。说到这个“战略平衡”的被打破,也少不了兀良哈三卫。“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原宁王属地赐给兀良哈,使其实力膨胀。永乐年间,兀良哈虽曾在朱棣第三次北征时遭到痛打,但朱棣去世后,又很快和鞑靼勾连,同明朝摩擦不断。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曾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亲征,于十月出喜峰口,在宽河战役里大破兀良哈三卫联军,慌得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等人连忙入京谢罪。但两年后,明朝却放弃了九边重镇开平卫(今内蒙古多伦)。开平卫是前元朝的“上都”,明朝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李文忠攻克后,数十年苦心经营,朱棣将其看做战略要地,声言“开平稳固,则辽东、甘肃、宁夏无忧”。朱棣赐宁王故地给兀良哈后,开平卫更成为钳制兀良哈的关键棋子。但明宣宗无远略,于宣德五年将其迁至独石堡(今河北省石堡县),弃地300余里,失去钳制的兀良哈从此有恃无恐,在瓦剌的支持下大肆扩充,并时常攻掠明朝边关,昔日“屏障”,今却成“边患”。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明朝派朱勇、徐亨、马亮、陈怀兵分四路出击兀良哈,明正统皇帝朱祁镇严令“搜捕剿杀”,但朱勇走到河北平泉县就不敢行进,徐亨一路怯懦不敢战,仅在老哈河流域屠戮一番平民即回来冒功。陈怀和马亮则搜捕一番,根本没有找到敌人。只有宣府总兵杨洪趁机奇袭,攻克“三卫”中的福余卫,活捉首领马里奇。但此战并未真正打击兀良哈三卫的实力,心怀怨恨的兀良哈三卫从此更铁了心投靠瓦剌。而明朝与“蒙古部落联盟”一场注定的大战,从此一触即发。第十一章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一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祁镇仅经过3天准备,就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北征,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祁镇,成为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多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20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之变“买单”的人,就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是从朱棣时代开始。朱祁镇的父亲朱瞻基,同样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没学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最终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二明英宗9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14年更被许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差很远。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祁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祁镇讲学,朱祁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此时,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祁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祁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的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祁镇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祁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祁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心软了,饶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几年,王振分外收敛。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进行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还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3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同时还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捡了条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仍旧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使张太皇太后转变对王振的印象,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对“三杨”,王振起初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渐渐对他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他还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杨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镇设宴庆贺,按规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里发牢骚,朱祁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一手遮天。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炽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劝朱祁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这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其次,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损于吾国?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急乘此时长驱直捣……”“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于是皇太极坚定地主和,在与明朝议和的过程中,皇太极为增加更多筹码,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十万攻打毛文龙的东江镇。东江镇,就是鸭绿江以东地区,这一带是明朝大将毛文龙所控制,紧贴后金腹地,只要有东江镇在,皇太极就不可能安枕。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于是后金军穿上朝鲜人的衣服来到东江镇的铁山,由于敌人穿的是朝鲜服装,一开始没有引起毛文龙部下的重视,等到后金军发起进攻时,已经晚了。铁山都司、毛文龙的养孙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皇太极不像努尔哈赤那样残忍好杀,此番出兵前皇太极特意嘱咐不可乱杀,所以攻陷铁山后,后金军没有遵循此前努尔哈赤时代每攻陷一座城市就大屠杀的惯例,而是说:“我们此番出兵只要杀毛文龙,你们各安生业。”随后,后金铁骑因为冬天冰冻得结实,从冰上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毛文龙大喝一声:“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说罢冲向了敌军,毛文龙所部面对武器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后金军,毫不畏惧,浴血拼杀。毛文龙身先士卒,左右臂、身上,中了三箭,犹浴血拼杀,此时天上下起冰雹,于是双方只得罢兵。当晚,毛文龙派兵夜袭后金军,后金人数数倍于毛文龙,压根儿没想到毛文龙敢派人来夜袭,不曾防备,被杀得大败。后金军毕竟来了八万人(袁崇焕上奏说是十万),而云从岛的毛文龙所部只有不到三万,一场胜利无法改变力量对比,云从岛上有一千多以前被毛文龙所部生擒后归降的女真人,他们想趁机里应外合干掉毛文龙。这一切自然骗不过毛帅,一天毛文龙的几个亲兵公开向他禀报,说这一千多女真降卒一个个身穿铠甲,形迹可疑。毛文龙将计就计,推说:“他们是要为我出战,不必怀疑。”说罢将几个女真降卒首领叫来,问道:“我最近几天吩咐每天给你们每人酒一瓶,肉一斤,你们收到了吗?”其实毛文龙哪下过这种命令,岛上饿得都快人吃人了,怎么可能每天一人一斤肉,故而这几个人自然回答没有。毛文龙假装大怒,把负责伙食的人叫来打了三十军棍。这几个女真降卒头目见状,都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要造反的情况没有被毛文龙察觉,于是放心睡去。当晚,毛文龙派人将几个降卒头目斩首,而后把一千多以前投降的女真人“俱行砍杀”,里应外合计划失败,后金军最终没能攻陷云从岛,后金将领阿敏大怒,一看,打毛文龙我打不过,我也不能白来,于是去打朝鲜人,朝鲜人这才叫自作自受,本来想把祸水引向别处,不成想祸水还是来了。阿敏率军攻入平壤,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给后金军朝鲜人军服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明熹宗认为,朝鲜跟明朝唇亡齿寒,于是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由于没粮食,只能吃战死的人的尸体(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但毛文龙依旧死战不退。在相持阶段,皇太极要派军队支持在朝后金军,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毛文龙,毕竟东江军在后金的间谍太多了。由于朝鲜北部多崇山峻岭,冬日大雪封山,后金援军只能从冰封的黄海海面过来,于是毛文龙派兵将海上冰面全都凿开,所有船只一定接受管制。此番天助毛帅,没有发生觉华岛之战那样冰面被凿开后又被冻上的情况,皇太极的援军于是只得望洋兴叹。随着天气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斩六千余后金军。用《鞑靼战纪》的话说,阿敏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八万后金大军险些全军覆没,毛文龙大获全胜。在胜利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铁山等此战沦陷的全部失地,而此时赴朝作战的后金军并不知道铁山已被毛文龙夺占,撤兵时还大摇大摆地经过铁山,毛文龙派项选伏兵铁山,后金军路过时火炮齐发,最终将后金在朝鲜掳掠的金银财宝全都截住,后金残兵败将此番只得空手而回。由于1627年是丁卯年,此战史称“丁卯之役”,镶蓝旗几乎被全歼。对此,登莱巡抚孙国祯评价说: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丁卯之役”是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来,大明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毛文龙战时说:“职惟知尽忠报国,决不肯偷身自免!”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一书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上,记载着“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力遏狂锋之毛文龙”。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后金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原来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毛文龙和袁崇焕,很巧合地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今天,读到这些记录,实在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一个是立功异域,一个是歌颂宦官。虽然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官员都在给魏忠贤修生祠,所以袁崇焕也并不该受到太大指责,无非跟风而已,但这些官员里绝不包括毛文龙,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毛帅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朱溶《表忠录》)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该因此事就太歌颂毛文龙,毕竟,毛文龙在鸭绿江那一带,朝廷根本管不到他,他不给魏忠贤修生祠,也没什么,而袁崇焕就不同了,各地都修,他不修就要倒霉了。丁卯之役失败后,皇太极继续跟明朝议和,重新坐到谈判桌前。皇太极提出,明朝出五万两黄金、五十万两白银、五十万匹绸缎、五百万匹绫罗给后金,后金以十颗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两张黑狐皮、十张元狐皮、两千张貂皮、一千斤人参作为回报,自己的地位可以比明朝皇帝低一级,书写文书时自己的名字低于明朝皇帝,但要高于其他明朝所有臣子,从此两家和好。和好后,明朝每年给后金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绸缎、三十万匹绫罗,后金每年给明朝十颗东珠、一千斤人参、五百张貂皮为回报。从此明朝与后金两家就不再战了。皇太极也不想想,自己的八万大军在朝鲜被毛文龙揍成这样,他还有什么资格找大明要钱呢?袁崇焕把皇太极的议和条件扣下,压根儿不往上报。皇太极见议和无果,写信到处在辽西张贴:若我不愿和好,贪财好杀,则尔等理应尽忠死守,以报国恩。现我只愿和好,你南朝皇帝不肯,不惜将死兵伤,不顾国脉民命,父子离散,天地荒芜,一无挂碍,藐视将士如草芥,驱之必死。尔等应何去何从,不待我言自当知晓。皇太极跟明朝打起了心理战,与此同时,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军六万进军辽西,真正的军事战也要打响。锦州成为第一个目标。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这太监不错,是个好人)准备不足,于是决定先与皇太极议和,以拖延时间,探听虚实,他俩派人跟皇太极谈判,皇太极说:“尔欲降则降,欲战则战!”没有谈判余地。十二日,皇太极挥军攻城,攻城主要依靠两种器械,云梯和楯车,楯车前面说过,这里不再详述。后金的云梯叫筒梯,就是云梯上蒙好几层牛皮,呈筒状,人往上爬,有牛皮保护,可防箭镞,对于小的滚木礌石也都能扛得住。但后金军的攻城器械肯定是干不过大明的红夷大炮的,后金军死伤惨重,而此时城内的日子其实更不好过,守军也死伤惨重,快顶不住了,只是皇太极不知道。皇太极也想速战速决,他打起了攻心战,他写信给纪用和赵率教,说:“如果你真的勇猛的话,为什么不出城决战?现在你们就像野獾钻进洞穴里,藏了起来,嗷嗷叫还挺自得,以为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而不知猎人拿铁锹一铲,就把你们办了。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你出城一千人交战,我就派十个人跟你们打,我跟你谁胜谁败,胜负立决。如果你自知守不住这座城,那就应该弃城而去,城内人民我都会放他们走,不杀一人,不然的话,你就把城内所有金币、牲畜给我们,我也可以退兵,此外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清太宗实录》)城内纪用和赵率教强挺着表现出镇定,根本不鸟皇太极,于是皇太极还真没耐心了,除留一部兵力在此,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率主力军攻宁远。那么就在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期间,袁崇焕在干什么呢?五月十六日,袁崇焕给赵率教写的一封信被皇太极截获,信中说“(大明)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我不时进兵。”袁崇焕写这封信有两个打算,他知道皇太极把锦州围得水泄不通,这封信很可能被皇太极截获,他想诈一下皇太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援兵。而万一这封信要是送到城内,他也想以此来让赵率教、纪用心理有希望,好能多撑些日子。但才打了五天,袁崇焕心中的胜利信心就没了,五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奏说:“敌人对锦州的包围如铁桶一般,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腰截断为两股。敌人积累连战连胜的气势,而我军积贫积弱,十年来战栗不定,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个‘守’字。让我军主动进攻的话,力所不及。而且宁远、杏山、松山、塔山四城是山海关的屏障,若宁远守不住则山海关必危,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用四城的守军来救锦州,只能发奇兵逼之。”(《明熹宗实录》)换句话说,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虽然锦州被围了,但宁远是绝对不能出动主力前去援救的,因为根本打不过对方。因此袁崇焕面对皇太极六万大军,只派了四千人去救援,无异于羊入虎口。但宁远城内的满桂(蒙古族人)违背袁崇焕的命令,自己带一支部队出城去救锦州,最终为锦州得以坚守立下大功。在袁崇焕刚派出四千人之后,他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此行决一死战,或可得志。若彼分番迭攻,而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明熹宗实录》)袁崇焕的意思是这次跟后金决一死战,也许有可能成功,如果敌人轮番攻击,那么锦州必然沦陷,然后敌军全军来打宁远,宁远坚守也难了,换句话说,袁崇焕对于宁远、锦州能否守住根本没底。袁崇焕在奏折中还说:“如果敌人退去,是靠皇上的威灵,万一锦州守不住,则宁远必然被围攻,这是心腹大患,现在应该急调蓟州、宣府的军队赶来山海关作为救援宁远的援兵,此外要速给军粮,有粮食才能行军快。现除调将遣兵之外,更别无他法。”由此可见,袁崇焕都慌到什么地步了。到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打宁远的第一天,袁崇焕在奏折中说:“如果锦州失守,敌人必然以围困锦州的军队围困宁远,宁远孤掌难鸣,很快也会失守。敌军乘胜而下,就会兵临山海关,与其届时倾天下之兵与敌人在山海关会战,何如现在与其在宁远锦州决战?臣的意思是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赶紧来援。宁远城内守军三万五千人,兵士精而武器锐,满桂和孙祖寿两位将军既可以分别驻扎于宁远城的前后来御敌,也可以在宁远城的左右来御敌……骑兵步兵并进,与敌人决一死战。然后让援兵与锦州城内守军联合奋击,足能令敌人片甲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殉敌,则敌无不克。”袁崇焕的意思是为了宁远,把辽东明军全部搭上,跟后金军拼了,这是在拿明朝东北国防力量的最后一点家底在赌呀!明熹宗很快否决了袁崇焕的提议,发昏当不了死,于是袁崇焕只得完全靠自己来守住宁远了。为抵御后金军,袁崇焕除“凭坚城以用大炮”外,还布兵列阵城外,同后金骑兵野战争锋。他派李春华率两百人在城外掘壕沟作为屏障,总兵孙祖寿守西面,总兵满桂(他在增援锦州的时候英勇作战,但寡不敌众,战败退回)、副将祖大寿守东面,自己亲率一支部队出发,准备迎战。因为袁崇焕明白,此时害怕已经没有用了,干脆就拼他一下子,或许能守得住。此时皇太极率军来到宁远城下,见城上旌旗不整,无声无息,说:“这是袁蛮子驻守的城池,难道没有防备吗?必然有诈。”他话音未落,一支部队打着一杆大旗“袁”出现在他的眼前。皇太极下令迎战,不一会儿这股明军后退。满桂的军队上前,他背靠城垣列阵,士气高涨,严阵以待。皇太极见满桂离城垣近,自己的骑兵难以驰骋,于是令军队退到山冈,以观明军动向。但没多长时间皇太极还是沉不住气了,他与贝勒阿济格要攻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鉴于第一次宁远之战的教训,都劝他不要打。他说:“皇考打这没打下来,我连打都不打,怎么扬我国威?”说罢,他率军进攻明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来不及披铠甲仓促跟从作战。满桂率军迎战,两支骑兵在宁远城下展开了激战。皇太极认为,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的对手,明军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用骑兵,正好,可以用自己的八旗铁骑废了明军。且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伤害自己的军队。而事实上,皇太极还是不知道明军大炮的射程,此时明军的红夷大炮的最大射程是1830米,袁崇焕的战术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炮轰击后金的后续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轰击他们的后队,截断援军,前面跟自己骑兵作战的后金骑兵永远是那些人,而后面的后金骑兵上不来,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整个宁远城下,草木燃烧,硝烟弥漫,只见纷纷扬扬的尘埃中,后金的骑兵和他们身上的战刀被红夷大炮的炮弹炸到空中,又从半空中陆续落下来,东一堆西一堆的,有的是断臂,有的是断腿,有的是半截尸体,黄澄澄的泥土上,一摊摊后金军的鲜血在凝固。在火炮轰击的同时,明军关宁铁骑与后金八旗铁骑在城下血战,明军铁骑抡起铁制大棒来呼呼作响,碰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些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后金军死伤惨重,明军铁骑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孙承宗、袁崇焕几年来苦练精兵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此时的明军骑兵已经与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军骑兵截然不同了,这一切都因为关宁铁骑的横空出世。两军共有上万人混战厮杀,劲风卷着尘土像流动的烟雾,增加了战场的悲壮。明军铁骑带着鲜血的战刀闪烁着一道道寒光,刀锋闪过,满地是八旗军的尸体,被砍下的

                      ,关于生命,关于她所经历一切的本质,她做了如此这般的表述;莫迪如此强势地走过人生,我才不信她会消融飘逝,像随温度上升而蒸发的水雾。莫迪的当前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将来留存下来的会是什么,这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比方说她会变成什么样,看上去年轻还是苍老,“她男人”能不能认得出她来,或者她的儿子是个婴儿的样子还是中年男子的模样,这一切都丝毫不相干。“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莫迪说。我抱起这一小把骨头,把它放直,把她细细的头发撩到后面,捋顺,然后说:“莫迪,消停一会会吧,我得坐一坐了。”尽管她根本没什么重量,同一个动作重复得多了,我的背还是开始抱怨了。简而言之,我的背相当不客气,我发现自己经常向它呼吁:坚持住,再等一会儿,你要挺住,还不能放弃啊。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上班太累人了,我实在太累了,最多不过能摆摆样子,菲丽丝给我打掩护,吉尔也在尽她所能给我帮忙。我和吉尔一起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让她开车,我像个僵尸一样爬上楼梯,倒进我的大扶手椅里,坐在那里,绝对累垮了,几乎一动不动,慢慢积攒力量,好开车去医院。吉尔说:“别去,简娜,别去,你会垮掉的。”“我肯定得去啊。”十点钟,或者更迟一点,我回到家里,倒在浴缸里,泡上一个小时左右,或者脑袋下面枕个靠垫,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躺着。吉尔给我端茶送汤。我像伊莉莎·贝茨一样,不止一次根本就没高兴起身上床,一晚上坐在那里,沉思默想莫迪这出大戏,好像它在我的舞台上,在我身体内部的什么地方上演着,而现实生活则被关掉了声音,在别处继续着。吉尔进来过,凌晨两三点吧,我说:“不要紧,不用管我。”但如果不是她来的话,我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切有什么不正常的。当然了,用吉尔的话说,我可能是“心绪不安”,过一阵就会好的。真正不安的是吉尔,我不上床睡觉,或者躺在地板上睡着了,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很害怕。但是她表现得很可爱,善解人意,得她妈妈的真传呢。这也没能挡住她不止一次地说:“简娜,和你住一起,我是真要成某人的翻版啦。”她指的是成我的翻版。说这话时,她显得凶巴巴的,又有些顽皮好笑,那表情在说,唉,说这话,那是因为我得自己照顾自己!“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师傅太苛刻了?”“倒也不是这么说,但是我得多少就要付出多少,不是吗?”“我没想到我这么糟糕。”“我真的不介意。我和妈妈说这对我有好处。可以振奋精神。”“就像冲冷水澡。”彭妮太太也是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恨她?”吉尔相当惊讶,这样问我。于是我就得自问我为什么恨她。“她其实人挺好的,也挺有趣,她有好多关于印度的故事,而且她那么寂寞,她实在是个可怜的老太太。”“我一直对彭妮太太不好,确实大损我的人品,我这么做,是因为她得寸进尺。”“你会去看望其他的老太太,你能容忍她们。福勒太太死了以后,你还会去看另外两人吗?”“我总不能就这么把她们撂下吧?”“你真是够固执的,简娜,你得明白这一点。”我得明白,实际上已经明白过来的,是我允许吉尔进入我的生活,于是我的大门洞开,城防失守,领土沦陷,我不再有一块能称作为“我自己的”地方,既然都这样了,彭妮太太也就无所谓了。我回来看到吉尔和彭妮太太在厨房里开心地喝茶攀谈,于是我朝她们点点头,特意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严肃模样,像一个心里记挂着重要事务的大忙人。然后我退回我的卧室,紧紧地关上门。很快,我就又要离开卧室,去看莫迪。在家里,照吉尔的建议“休息”的时候,我也在想她,那还不如就去她身边呢,反正我的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她那里。医生护士都习惯我了,我去病房不分时候,他们不介意。我还见识了大病房里的生活。莫迪吃了中午的药,睡着了,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等她醒来。护士长走进来,站在莫迪的床脚,开始聊天,说话含糊笼统,医院里好多信息,还有指示,就是这样传达的。她说有些她的病人从来没有访客。“他们的亲戚根本就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我去了大病房,看谁愿意和我聊天,同时还注意着莫迪,以保证她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她身边。以前我是那么害怕年老,害怕死亡,我甚至不让自己看街上的老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不存在。现在,我在那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凝望,惊叹,好奇,钦佩。那些护士们……多么耐心,多么明理,脾气多么好!她们怎么做到的?这里有十八个左右的老人,个个都有这样那样难对付的问题,大小便失禁,或者瘸腿,或者痴呆,或者有病痛,或者——像莫迪那样——病危。她们来到这里,这些老家伙们在这里如此亲密地住在一起,住在这间沿两边墙摆满病床的病房里,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需求,她们的虚弱,而且也就只有这些,因为来这儿之前她们并不是朋友。离莫迪房间最远的那床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太太,是个成天笑嘻嘻的丑角儿,耳朵完全聋了,相当迷糊,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护士把她安置在椅子上,她在那儿坐着,也许能坐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然后跳起来,在一排排床之间散个步。但是刚迈出步子,她就迷了路,大家都在看她,有的面带微笑,有的烦躁恼怒,因为她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她会随意地停在一张床前,然后试图爬上去,毫不在乎床上已经躺了一个人。“玛吉,”床上的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儿吗?”“你在我床上做什么?”老玛吉叫道,然后大家就开始喊了:“护士,护士,玛吉又闹了!”于是护士们跑过来,一般是一路哈哈笑着,说:“玛吉,你在做什么呢?”然后趁机带她去上厕所,反正她已经爬起来了……玛吉隔壁床是个“固执的”。唉,你真固执,护士们叹气,因为她又在自我表现了。她是个壮硕女人,有一张强势的脸,她时刻提防着,不让别人威胁到她认为属于她的一切。她的腿不好,只能架起来搁在面前。她抱臂坐着,监视着。或者读书,一般是浪漫小说,偶尔是航海故事,她很喜欢航海故事——《残酷之海》《霍恩布洛尔船长》。她已经住院三个月了。有些人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多年。她进来的时候,说道,我的名字是梅德韦太太。不许叫我弗洛拉。不许把我当小孩。哪个新护士来病房,叫她亲爱的,弗洛拉,那就会挨一顿教训:“不要把我当小孩哄,我的年纪都够做你的曾祖母了。”可怜的护士,她接受过训练,就是看其他的护士哄不肯吃饭的人,她们就像哄孩子一样,说:“乖,就吃一勺。”或者,“亲爱的,乖乖把布丁吃完好不好。”“啊,”她回答,“啊,梅德韦太太,我听你的,不过叫我多萝西吧,我不介意。”“我介意。”威严的那位说,她旁听护士们讨论各自的任务,玛吉需要这个那个,弗洛拉需要……“梅德韦太太。”她纠正她们,镇静,大声。“哦,梅德韦太太,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亲爱的?”“我不是什么亲爱的。”“的确,有的时候你不是……我们现在能带你去理疗室吗?好吧?”“不。”“为什么不?”“我不喜欢。”“但是那对你有好处啊。”“我不要人家给的好处。”“哦,梅德韦太太,你不想腿好起来吗?”“别傻了,护士,你知道就靠踢两下,腿再弯一弯根本好不了。”“是不会好起来,但是能让它们不会变得更糟啊。”“嗨,我在这里也没让腿歇着啊。”这话不假。每半个小时的样子,她就会脱掉脚上的轻塑料靴,我想大概是要松一松,免得总箍紧了会痛。她晃晃腿脚,用手按摩。然后是单调平淡的大嗓门:“护士,帮我把靴子穿上。扶我走到门口再走回来。”她对床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护士长告诉我她是个“夫人”。这帮护士都很令人钦佩,而这位护士长是核心,是我以前和乔伊丝说的“那个人”的化身。病房的气氛正是她决定的。她人到中年,一脸倦色,两条似乎有病痛的粗腿,还有一张叫人愉快、通情达理的宽脸,能让人产生信心。她时刻注意着,看她的护士们是否有一丁点的不和气、不耐烦。她们草率马虎,随便,而且——看上去如此——有时没效率,丢三落四,记不得这记不得那,于是就笑笑,道个歉来挽回局面,这些她都不在乎。相反,据我看来,她鼓励这种气氛。但是我看到,其中一个态度稍差、急性子的护士,对老玛吉说话时,语气有些尖刻,这时怀特护士长就把她喊来,对她说:“这个地方是她家。她只有这个家了。如果她愿意,就有权利发傻。不要催她和强迫她。我不允许这样,护士!”怀特护士长告诉我,那位夫人原来住在埃塞克斯乡下。她以前养着几条狗,还骑马纵犬打猎。她曾有一个大花园。为什么她会来到这儿,来到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护士长不知道,艾伦在这儿七年了,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艾伦的耳朵完全聋了,腿也不好,所以她去一趟厕所,走过去要花十多分钟,回来也要那么长时间。她得要人搭把手才坐得下来。她的脸瘦削、可爱、精明,眼睛里闪烁着勃勃生机。她坐在那里,关注着病房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什么都不会错过,看见美好或是滑稽事的时候,会暗自微笑,看见不好的情形,会叹气……我进门的时候,她会朝我笑,指指手里,示意她在读我给她带的杂志:《乡村生活》《女士》《马与猎犬》。她耳朵聋得厉害,所以没法和人聊天。有的时候我和梅德韦太太聊天。不久前,她还在韦尔斯登经营着一家卖报刊和糖果的小店,她的丈夫去年才去世。她有一个住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女儿,偶尔会来看望她。很少有人来探望梅德韦太太。根本没有人来探望艾伦,她已经被人遗忘了。当然了,还是有各家教堂的牧师,以及做义工的年轻人会来探视,年轻人的来访让她们很是开心。坦尼森病房人人都怕的梅德韦太太会拿过去的故事款待这些访客,讲自己年轻时,像他们那么大时候的事,都是一战那会儿的旧事了。他们离开时,摇着脑袋,哈哈笑着,互相用眼神交流,因为那无限遥远的世界是那么近——离她那么近,这时她会看看我,于是我们也哈哈笑着,因为时间,因为时间玩的把戏。“啊,”她也许会一边盛气凌人地朝护士挥挥手,指示她把自己的眼镜拿过来(她只要往前伸四英寸就能够到了,可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一边感叹,“啊,我跟你说。当初我要是和那帮年轻人跳舞,随便哪一个我都能一直跳到他趴下为止,随便哪个晚上!要我说,跟我们当初比,这帮年轻人真不行。”然后她拿起她的小说,那小说或许叫《暮色里的激情》。我坐在那病房里,看着;坐在莫迪床边,看着。我在琢磨的,是也许可以再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写浪漫故事。我想写这些在病房里工作的姑娘,那个西班牙或是葡萄牙或是牙买加或是越南姑娘,一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薪水却少得可怜,还得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寄钱回去,给身处东南亚或是阿尔加维小村子或是西班牙腹地的亲戚。大家都不把这些女人放在眼里。相比之下,杂务工的工资还高些,他们满医院跑,带着一种自信,要我说,那自信源于工作不累。而我只知道一件事,这些护士很累。她们疲惫不堪,非常希望能准许她们上床睡觉,并且一觉睡上几个星期。她们都有着同样的表情,我看得出来,是忧心忡忡的表情,这种心情源于她们只勉强能够应付生活,时刻担心发生什么事——生个什么病,摔断一根骨头——让她们就此掉落下去。我怎么会看得出这种表情的?我记不得以前见过啊。我在哪儿读到过?不,我觉得这是因为莫迪:也许,当莫迪讲过去的事时,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挖出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的故事时,她脸上就是这样的表情,因为她心中有那种忧虑。这些女人们很害怕。贫困根本不给她们留下余地,而且她们还需要养活别人。在病房里,正是这些人会从别人的手袋里偷偷摸出钱包,这里拿上一镑,那里摸走几便士,偷拿一点饰物,往自己口袋里塞一个别人的橘子。没什么躲得过这些缺吃少穿之人的手指。而正是因为她们,伦敦这些伟大的医院,这些堪称世界医院之楷模、其名声鼓舞着从印度北部到非洲南部贫穷国度医生和护士的医院,也没法保护受其照料之人不遭贼手,一切可偷之物都可能被偷。我看过这些女人们工作,她们反手稍稍支一下腰,舒一口气,半是叹气半是呻吟;忙里偷闲,站在半掩的门后休息一下,脱下鞋子,放松放松脚;口袋里装着一支抽到一半掐掉了的烟,有空才能摸出来抽两口。她们待人也很好,会给我这样的人端茶,或者在哪个疯傻的老人手里放上一朵鲜红的花,好让她坐在那里盯着看,认为这大概是她这辈子从未做过的事,又或者是往没有人来探望的老人嘴里塞一块巧克力,巧克力是从有人探视的病人那里顺手摸来的。她们把一切看在眼里,发生了什么她们都知道,哪里都有她们的身影——而且,据我所知,没人注意她们。没谁把她们当回事。那么,闹维权运动的那些“勇士同志”们,或者工会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为什么不出手做点什么,解决解决她们的问题?好,这就是我想写的东西,但是写一本这样的小说,同写那些时髦女帽工人或者多愁善感的贵夫人,完全是两码事。今天,大牌医生与其手下新人。我正陪莫迪坐着,听到没铺地毯的水泥台阶上传来一阵好似羊群出动的声音,叽叽喳喳,咔嗒咔嗒。嗡嗡的说话声,听得最清楚的,是他浑厚的大嗓门。莫迪的门敞开着。羊群在门口站定。大牌医生是老年病专家,还是个世界级的专家,这是人家告诉我的。他开始滔滔不绝。这是胃癌,他们读过记录了,他们看过幻灯片了。典型症状是……下面几句话我听不懂。好,女士们先生们,请……于是一大群人冒了出来,一起挤进门来。莫迪坐着,稍稍勾着点腰,垂着头,是醒着的,瞪着床单。她看起来不舒服。跟着医生们一起来的护士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来莫迪不对劲,走上前来说:“福勒太太,亲爱的,靠着坐,嗯,靠着……”但是她知道莫迪是怎么一遍一遍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的,知道我是怎么一遍又一遍地扶她起来的,也知道莫迪平日就像现在这样坐着,一次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我们把戏做足:让莫迪靠着枕头,她一言不发,一大帮医生围观。莫迪紧闭着眼睛。大牌医生犹豫着,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给她做检查,好让学生学到点东西,但是他最终决定还是不做了:但愿是人性让他做了这个决定的吧。他们后退几步,站到门外。大牌医生解释说,莫迪现在处于昏迷状态,会在睡梦中悄悄走掉。这让我大为震惊。护士也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恼怒地叹了口气。因为莫迪多数时间是清醒的,努力克制着疼痛。她吃药后会沉沉地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又挣扎着醒过来。四周静悄悄的,一片肃然,大牌医生正在说,福勒太太是一个极其独立、富有自尊的人,她从来不想用药,而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必须小心监控——如此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很幸运,她现在陷入昏迷,不会再醒过来了。护士很恼火。她训练有素,不允许自己与我有眼神交流,但是我们彼此都充分理解。因为,当然了,做监控的是护士们,关注着病人们的需求、情绪的变化,医生不过偶尔露个面,吩咐吩咐。我坐在这儿观察、倾听时,发现给人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护士和医生之间那条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知道实际情况的是护士们,对医嘱护士们会调整、改善,常常还干脆无视。发号施令的人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如此之神奇的系统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医生们离开去了主病房,喧哗声渐渐远去。莫迪低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护士抱歉地朝我笑笑。我起身,扶她起来,让她以原来的姿势坐着,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姿势倒让她更舒服。“我去关门,就关一分钟。”护士悄悄地说,意思是,医生就不会知

                      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

                      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打不了,只能逃跑。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至此,广东一统!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蒋记王朝第三章大势

                      欧洲巨变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

                      中,有各种消遣娱乐,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擅自外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出身高贵,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皇帝希望杜绝皇室中有可能发生的任何阴谋,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佩雷拉(GaleotePereira)也记录了当时桂林许多朱门大户的情况。他听说那些人完全依靠皇室按月供给的钱粮为生,他们因饮食无度而身体臃肿。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曾写道,皇室宗亲已超过6万户。他强调说,这些人对社会毫无价值,对君主权力却构成威胁。由于不能入仕,又不能参政,生活放荡、傲慢无礼的皇室宗亲发展成有闲阶层。皇帝清楚地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因而将他们视如仇敌,严加防范。他们全都住在指定的城市中,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离开,违者处以极刑。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人被获准留居在北京或南京城里。经过努力,身份较低的皇族成员获得了入仕的机会。1595年以后,朱姓宗亲被鼓励去参加科举,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考中,其余的人继续在贫困中生活。少数上层贵族,则始终被皇帝认为有谋反的可能,而受到猜疑和防范。宝书网www.baoshu2.com地位较高的亲王及其王府,在明初原是被用作抗衡士绅集团和富户势力以及抵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明太祖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各省辖区之外的地方,9位亲王被置于接近今蒙古边界一线,分别统领3000—80000人。在其辖区内,他们可自建宫殿,任命自己的官属。然而,他们对辖区内官员的控制权,最终遭到对这种独立势力深感担忧的建文帝(1399—1402)的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登基后不久就被其叔父燕王推翻了。燕王就是后来将明朝都城迁至北京(燕京)的永乐帝(1403—1424),北京原是他的封地。永乐帝同样感到其他诸王有谋篡的危险,所以开始建立新制度以控制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他尽量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依靠俸禄为生,又限制诸王军队的规模,同时增强由中央委派到诸王手下的长史的权力尽管如此,最强大的亲王仍保有发动叛乱的力量。16世纪初,便发生了两次迫使朝廷出兵镇压的较大叛乱——1510年安化王谋反和1519年的宁王之乱。这些叛乱,使诸王拥有侍卫武装的制度受到更加严厉的责难,由此便产生了16世纪头10年后期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监狱”。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和皇帝最亲近的王府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增长,这主要是靠把罪臣(如1561年谋反的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没收为皇帝及其近亲的皇庄。到16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但明朝后期的皇帝又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与穷困潦倒的下层皇室成员相反)。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朝后期,贵族在整体上缺乏社会凝聚力,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集团。那些仅被登记为皇族成员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穷,可是皇帝的少数近亲却可以乘机积累巨资,发挥巨大影响。万历帝(1573—1619)有一个爱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多年来,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皇上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因此,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此后不久,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一个王子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这个王子即朱由崧,他于1643年被其叔祖崇祯皇帝封袭福王爵。这位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皇位继承危机

                      南京的大臣们在发誓与农民军血战到底之后,便想到要将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拥立一位皇帝。他们知道,崇祯的儿子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落入农民军之手。淮河流域有许多从山东、河南弃家南逃的明宗室亲王正在巡抚路振飞处避难。除福王外,周王、潞王和荣王也都为躲避大顺军而来到了淮安。对南京一些有影响的官员来说,逃难诸王中最有号召力的是潞王。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他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著名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的侄子,而福王则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其领袖是凤阳总兵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1642年,大学士周延儒擢其为凤阳总督,不久便因击败农民军而立下赫赫战功。作为淮河流域掌管军政与民政的主要官员,他与巡抚路振飞展开了争夺淮河流域控制权的斗争。5月8日,马士英得知福王已到达其对手路振飞所在的淮安避难,即邀请这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前往凤阳,以便尽力促成其即位。于是,到1644年5月下旬,在南京便出现了两位皇帝候选人。一位是得到吕大器和南京政府多数文职大臣支持的潞王。另一位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的福王。军事实力的比较使天平倾向后者。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派遣人马船只接福王南下长江之后,又小心游说,争取到因北京陷落而由北方南下淮河流域的将领们的支持。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当然,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在当时形势下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在朝廷勋臣中,马士英可以找到足够的同盟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南京提督忻城伯赵之龙。这些勋臣都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他们对文官当权心怀不满,将福王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将马士英视为强大的盟友,希望恢复其家族自明初便已失去的某些权力。刘孔昭和赵之龙在朝中鼓吹支持福王。马士英则直接致书兵部尚书史可法,力陈福王与皇室血统最近,应为皇位的最佳继承人。史可法已卷入此事,他复信马士英,坦率地陈述了福王的劣迹。但这位兵部尚书在复信的同时也感到,没有马士英及其军事同盟的支持,南京政权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6月4日,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福王抵达南京城下,大臣们在观音门外列队迎接,请他入城。福王身穿粗布袍,旧被铺床,态度谦卑地坐在帐中,一再推让,表示不愿当此重任。6月5日,史可法亲自拜见福王,告诉他说,南京十分欢迎他的到来,已整理出南京守备府作为其行宫。经再三劝说,福王方骑马拜谒了南京城外的孝陵。然后,便去了南京城内的行宫中。有的官员劝他从专供皇帝及其仪仗通过的东门进宫,福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从西门进入行宫,在守备府下榻。次日,即6月6日,群臣又力劝福王登基,但他只同意接受监国称号。6月7日,他接受了监国玺绶,并搬进了皇宫。福王在东门前的犹豫预示了他即将采取的步骤。他刚就任监国,便开始考虑接受让他立即登基称帝的建议。吕大器和张慎言强烈反对如此草率地登基,但史可法感到,由于请求福王就任监国,大家已承担了支持福王的义务。此外,他又强调指出,尽管马士英还在凤阳,但安徽的军队和北方诸将领仍可用武力迫使南京立福王为帝,而这种内部冲突势必彻底摧毁明朝复兴的一切希望。史可法的观点赢得了朝中官员的赞同,于是登基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史可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支持潞王即位的官员仍坚持阻止或拖延福王立即登基,势必引起两派的军事对抗。6月17日,马士英不等获准进京,便登上了他那支拥有1200艘战船的水师的旗舰。两天后,福王在就任监国仅10天,并不顾原太子的下落尚未弄清,便登上了皇帝的龙椅,并宣布次年改元为弘光。

                      四镇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他撤销了马士英的对手路振飞的淮安巡抚之职,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6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杰、泽清、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刘泽清奉命管辖淮安和海州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其驻地将是淮安。高杰驻徐州,统领泗州和徐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开封。刘良佐驻凤阳,统辖凤阳和寿州地区的9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的淮阳。黄得功则管辖和州及滁州地区的11个州县,驻守庐州,负责收复河南东南部各州县。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史可法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在过去的16年中,他一直与农民军作战而不是对付外来的入侵,那么,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一位朝廷大臣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1644年7月12日,著名哲学家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在四镇统帅中,史可法最器重高杰所统领的4万晋陕壮士。他认为,这支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对黄得功所统率的明朝正规军也评价甚高,因为黄得功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其才干曾在1642年抗击张献忠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史可法相信,有了在他统帅下的这些军队,他是能够打败敌人的。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高杰和刘泽清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淮安是抗击农民军进攻的坚固防御区之内的一个城市,当得知军纪松弛的刘泽清部将要进驻时,当地士绅便要求朝廷召回刘泽清(他们说“镇环攻,生灵涂炭”)。但由于路振飞已经离去,巡抚田仰束手无策,只能坐视刘泽清的军队于6月30日接管了该城,并在进城之时肆意劫掠。在淮安以南,其他将领的部队也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冲突。一位员外郎报告说: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危害尤甚的是“垂涎扬州”的高杰部队。6月2日高杰屯兵扬州城下,尽管这座富庶城市中的居民向高杰进献了大量钱财,但他仍然拒不撤离,反将此城包围,并放任部下在郊外肆意劫掠。福王在高杰支持下就任监国之后,局面更为严峻,对扬州巡抚黄家瑞来说尤其如此。高杰声称,他本人作为南明官员有权进城,但扬州市民却坚决不让他进城。黄家瑞夹在当中,两面为难。于是,他派遣当地的一位士绅去高杰营中调解。这位士绅回来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结果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亦随之哗变。黄家瑞被迫逃之夭夭。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有责任将扬州的军队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他的第一个措施是让朝廷派他手下的职方员外郎万元吉以重金诱引高杰部离开。但万元吉没能说服高杰让步。他向史可法报告说:“臣等虽有爱民之心,绝无销兵之术。”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显然,这种情况要求有一位足以代表皇帝的朝廷大臣立即对高杰进行干预。因此,史可法请求尚未登基的福王委派马士英担当这一重任,并负责协调淮扬地区其他将领的行动,形成统一的防区。然而马士英却巧妙地斗败了史可法。当福王考虑史可法的建议时,马士英暗中与

                      束动荡流浪生活。该部首领占巴黄固尔多诺赍为此与杨金太福晋商议。经杨金召集四苏木首领和札哈沁部各头目开会,形成决议,四苏木“愿将四棵树以西之古尔图地方,宽阔水草广袤土地,膏腴之山川,任其该部牧民放牲、种地”,并将此决定呈报政府。经过乌苏县县长分别向杨金福晋和札哈沁部首领核实得到确认,并在省政府备案。注414牧场,尤其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多被牧民视为赖以生存繁荣发展的根基,历史上为争夺牧场发生战争屡见不鲜。四苏木能够让出如此丰美草场给札哈沁人,可以想见其悲悯同族情怀与共同发展的气度。(4)捐资襄助公益事业。1941年2月7日“管理乌苏四苏木兼充护理盟长印务”的杨金福晋去世。死因是年已老迈,且患“麻木不仁病症”,虽经乌苏县诊疗所医生调治,最终无效。除了当地相关官员向塔城行政长报告,乌苏县长等官员按蒙古习俗置办祭物前去致祭。注415杨金福晋去世后,所遗家产均交给乌苏四苏木夏拉寺大喇嘛加木粗收管。遵照杨金福晋意愿,除了诵经开支,加木粗喇嘛代表杨金福晋向乌苏蒙族文化促进分会2次捐赠100只羊作为基金,并为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修建俱乐部,再次代杨金福晋捐出大元宝五锭、羊50只。影响所致,当地喇嘛及富裕户纷纷捐助,蒙古文化促进会得以开展活动。注416帕勒塔病逝后,所遗亲王爵位由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承袭。据说帕王生前有去西藏拜佛意愿未及完成,敏珠策旺多尔济于1932年前往西藏拜佛,代偿父愿。行前将所有印信交付其子玛尼,由他代理亲王;向省政府请假并得到批准。因此行还有本部落格根喇嘛罗宗丹巴札木苏等10名喇嘛同行,为此敏珠策旺多尔济又向省政府代为申请护照。注417敏珠策旺多尔济一行经由库尔勒,由若羌入藏。沿途地方均有他们经过的报告。注418当敏珠策旺多尔济礼佛归来,适逢马仲英入疆,返疆道路阻塞,他做出前往南京的大胆决定。在南京政府看来,“主持新政者实行封锁政策,遂使新疆蒙旗与中央关系日趋隔绝”,1934年敏珠策旺多尔济“绕道来京,备输悃诚”,受到蒙藏委员会热情招待。他的到来甚至被认为“新疆蒙旗与中央之关系,将日见密切”。根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的了解,敏王“留学旧俄贵胄军事学校,志趣卓越,人甚明达,在新疆蒙旗中,颇负资望”,当时又逢内蒙古百灵庙自治运动影响不断发酵,于是石青阳向行政院推荐敏珠策旺多尔济出任蒙疆宣慰专员,“酌给旅费前往新疆各盟旗宣达中央德意”注419。后来敏珠策旺多尔济步帕勒塔后尘,活动于北平、南京、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新疆蒙族代表。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敏珠策旺多尔济活跃于新疆政坛。1947年11月他衔命由南京飞抵迪化,负责落实新疆盟旗组织法、恢复新疆各部盟长公署以及国大代表选举。其间他频频与省政府、南京中央机关发生联系。不过他以中央大员身份活动不免过于活跃,也招人侧目。据有人揭发,1948年1月26日在蒙文总会举行的由敏珠策旺多尔济主持的选举被认为“显有流弊”,因为未按规定投票选举,而是通过举手表决,并且还有“未经举手表决者”。举报者认为“几全为敏珠策旺多尔济一手操纵,殊失民选真意”。质疑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当选国大代表名单中,有长期居于北平并去德国留学的敏珠策旺多尔济的异母弟策丹多尔济注420。1949年后敏珠策旺多尔济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敏珠策旺多尔济赴藏前曾向金树仁报告,将护理印务托付其子玛尼,得到金树仁批准。1945年时在吴忠信眼中,年仅24岁的代理亲王玛尼“主持游牧颇孚众望”注421。他承袭了敏珠策旺多尔济的亲王爵位,注422在祖母杨金去世后还代理东部落盟长,是乌苏四苏木区长,1945年曾向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捐献新币伍拾万元,作为该会基金。注423帕勒塔的北京眷属在其身后也留有印迹。前述随帕勒塔去北京的侧福晋育有一子三女(两女夭折)。帕王东渡日本治病时还携带患病的老母。临终时刻侧福晋侍奉身边。注424关于帕勒塔在京府邸,据《宣统三年北京电话史料》记载,帕勒塔王府在大甜水井胡同。《燕都丛考》记载帕勒塔王府小楼在菊儿胡同。1933年9月新疆省政府给帕王侧福晋寄信地址则是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这座府邸是帕王长女买给其母(侧福晋)的。该女嫁给了法国驻北平的一个领事,后来去了法国。注425据调查迪、阿、塔、伊各区巡视员李钟麟1935年5月的调查报告,帕王京邸侧福晋曾对他面诉,她从北京携儿女回四棵树帕王府,因与袭爵的敏珠策旺多尔济意见不合,于是住到乌苏县城。侧福晋请求金树仁发给护照,取道俄国回京。该专员认为,“查该福晋前因家庭交涉,几成意外之变,我帅已洞悉其情。兹该福晋既欲返京,似此祸胎,莫若遣之为快。如蒙俞允,请令饬塔城并示专员,以便转知,兼促其起程,庶免贻害蒙族,在亲王亦当铭感矣”注426。报告的坦言,说明金树仁了解帕亲王家庭矛盾,李钟麟称侧福晋为“祸胎”,并谓敏亲王会“铭感”,说明新疆当局同情或支持与侧福晋“意见不合”的敏亲王。至于帕勒塔的乌苏福晋杨金及叔叔嘉穆措喇嘛是何态度,无从知晓。只知京邸侧福晋与敏珠策旺多尔济有矛盾。1933年,京邸侧福晋为儿子策丹多尔济(敏珠策旺多尔济异母弟,生于北京)袭爵事致函新疆省政府。帕勒塔去世时,“渥蒙大总统恤赏镇国公世爵”,侧福晋希望新疆省政府代为办理承袭事宜。据交付的履历记载,当时策丹多尔济年纪20岁,震旦大学肄业。简历以汉文书写,寄给省政府。侧福晋认为蒙汉合璧才合乎规定,因此她向省主席刘文龙说明北平帕邸“档案全无”,请刘文龙查明后加入蒙文。刘文龙回信至“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称帕福晋寄来的回函及相片等收到,关于策丹多尔济袭爵事已经让德贝勒(德恩沁阿拉什)来省洽谈并办理手续。他还提到,侧福晋所转家信已经让乌苏县长转交。注4271947年国民党召开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策丹多尔济作为北路盟选举人当选代表注428。他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在辅仁大学教书。1949年以后,先后在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作为新疆蒙古历史人物,帕勒塔留下的事迹很不完整,其参与的活动因缺乏细节而模糊,给人留下许多揣想。近年来随着档案整理刊布,相关资料陆续浮出水面,这也许有机会推动关于帕勒塔及新疆近现代史的研究。


                      后记衷心地感谢所有的被访者和为我联络这些被访者的朋友们,我在每篇访谈中都已有所交代,由于人数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列举,敬乞原谅。还有一些朋友,多年来对我这项研究计划,一直以各种方式予以不懈的鼓励与支持,并多次为我提供访谈线索和访谈所需的各种方便,乃至陪同我一道出行,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有郭松义、胡鸿保、姚安、张莉、杨海英、江桥、关纪新、邱源媛、佟鸿举、李南、岑大利、毕奥南、吴丽娱、郭绮纹、印红标、邢克斌、印嘉佑等人,其中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当年的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博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香港浸会大学阮丹青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杨原先生、橘玄雅先生等处得益尤多。另外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苏柏玉,苏柏玉同学承担了本书大部分的校对、修订和插图等烦难琐细的工作,并且对本书的题目、编排、文字诸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我也感谢她的导师、我的老同学牛润珍对我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安东、杨良志、吕克农、高立志诸位先生的积极建议、启发和资助,并感谢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为我从事这项计划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作者谨识2016年2月注释注1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注2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1997年版;[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注3这个简述主要依据胡启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与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均载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4关于1935年《宗谱》介绍,见刘冰:《爱新觉罗宗谱》,载《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期。注5乌兰(女),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乔吉是她的丈夫。注6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满学专家爱新觉罗·启孮教授》,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46页。此外,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也提到此事,载纪念文集“附录”,140页。注7这里所说的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仅仅限于道光帝之子而不及其他。“溥、毓、恒、启”四字是道光帝亲选的。注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9该世系表主要根据金启孮《记荣府史的成书》、乌拉熙春《荣亲王府的文化史》(均载《爱新觉罗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编撰。注10关于分府制度:皇子到15岁(虚岁)左右,便要搬出大内接受爵秩,称为分府。皇子授封分府后,其居室、服用、设官、俸禄给养由内务府负责,各按爵位等第拨给。因为他们得到的爵位一般都是亲王、郡王,至少也是贝勒、贝子,所以习惯上亦称为拨王制度。拨王制度开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这一年年初,顺治帝的第二子福全亦即康熙之兄被封为和硕裕亲王。经康熙帝批准,为适应新的受爵分封制度而产生的拨王制度正式出台:康熙六年奏准,凡分封皇子,各按爵秩,奏简领侍卫内大臣,内府总管,会同该旗办理。应给旗下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并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应给府第,候旨指给……又定:“凡畿辅旗庄,国初颁赐已定,厥后皇子分封、公主赠嫁,皆取诸内府庄田”,这就是说,分府王公们的田地、人丁等等,都是要从内务府皇庄和各应差人丁中拨付的。而且一经拨出,相关的庄头、庄丁便由“随王之旗分佐领代管”。有关各爵位拨给的田庄、人丁数后来曾有变化,但其来源和性质始终未变。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亲王以下分给户丁庄园分例”。注11兆祥所,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皇子在受封完婚后,就会分府出宫。但兆祥所位于紫禁城,未见圆明园中也有兆祥所的记载。注12溥心畬(1896—1963),即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溥心畬之父载滢为奕次子。其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澂,袭了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畬与三弟溥德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畬曾留学德国,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1963年11月溥心畬患鼻咽癌在台北病故,享年68岁,葬于阳明山。注13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秋,应张道藩之邀与齐白石等人到达南京,举办溥儒、齐白石联合画展。经张真夫推荐,被蒋介石指定为满族“国大代表”。1947年从南京开会后回到北平发起组织了“满族文化协进会”,城近郊区有数千人登记入会。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溥儒、唐君武和金启孮之父金光平等人当选为代表。溥儒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满族人的悲惨处境,呼吁明文规定满族平等地位,引起广大满族同胞的强烈共鸣。注14关于八线法手卷,金先生在《怀念宗长——溥儒心畬对满族的贡献——北平满族协会怀旧》一文中有详细说明,载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2期,1996年版。注15该府位于今北京复兴门立交桥东南的鲍家街43号,这座昔日太平湖畔的府邸作为荣王府前后共计66年,经历了清代乾、嘉、道三朝,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该府邸被另赐醇亲王为醇王府。注16道光三十年荣亲王府被另赐给道光第七子、醇亲王奕,奕之子载湉即生于此府,后载湉即帝位,改元光绪,该府遂成为潜邸。按清制,光绪继位后醇亲王必须从此府迁出,所以醇亲王原在太平湖的这个王府便称为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注17朝阳大学: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创办于1913年9月,设法、商二科,称民国大学,1916年改名为朝阳大学,校址在东直门内海运仓。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注18该照片选自恒煦、启孮、乌拉熙春著:《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注19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最后一部《宋史》出版为止,历时20年,其中还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经历了文化浩劫。数十位专家学者先后会集于北京中华书局,逐句校点,集体定稿。基本上选用了当时最好的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注新式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使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以更准确、更清晰的面目出现。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其中《金史》由傅乐焕点校,“文革”期间傅乐焕去世,1971年后改由张政烺继其事。遗憾的是,我做口述时,还未及问到金光平点校的《金史》是否留存,与傅、张二人的点校是否曾经对照。注20金启孮先生的父亲金光平于1912年袭爵镇国公。注21金先生这篇口述中多次提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却未明说这年发生的具体事件。这年1月蒋介石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4月二次北伐开始,5月张作霖北京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北伐军第二军团进入北京城。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4次会议议决,北京改名北平。注22京师图书馆是1909年9月9日由清政府批准兴建的,首任监督是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清亡后京师

                      ”。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专此,敬颂在另一个世界安宁马勇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仅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到低潮。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再。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沿宪政。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在台湾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宋案”的后续故事令人唏嘘,可作多种解读。但我们看到宋教仁弥留之际依然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宪政之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远离暴力,相信只有宪政,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千秋大梦;只有议会,才是政治家应该去的地方。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够理由。百年后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仅需要宪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中国的政治家只有被圈进议会的笼子里,他们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辩论说理,才能不得动辄动用武力,惊扰百姓。一个宪政的中国,是宋教仁的期待。纪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宪政中国从梦想到现实,应该激励更多政治家放弃斗争理念,乐于成为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迷”。杨度为什么不忏悔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

                      天天躁狠狠躁狠狠躁夜夜躁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远在邯郸的苏秦得到消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服的艺术:苏秦结成六国合纵联盟公元前329年,苏秦以邯郸为起点,开始了华丽的合纵之旅。苏秦出访的第一站是韩国的首都新郑。四年前,韩昭侯去世,其子韩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韩宣王。苏秦对韩宣王说:“韩国北有巩和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西有宜阳和商阪这样的要塞,东有宛、穰和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军队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产自韩国。谿子、时力、距黍(均为弩名)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武士举足踏弩,可以不停地射一百多次,能够射穿远处敌人的胸膛和近处敌人的心窝。韩国的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出产的剑戟,锋利无比,能够刺透坚固的甲盾。以韩国武士的勇猛,再让他们披着坚固的铠甲,带着劲弩和利剑,以一挡百不在话下。但是,以韩军的强劲和主上的贤明,却向秦国俯首称臣(公元前337年韩昭侯曾经朝觐秦惠王),使国家蒙受耻辱,被天下人耻笑,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三晋之中,韩国版图最小,国力最弱,主要依附于魏国,有时也向秦国和楚国屈服,在夹缝中求生存。马陵之战因魏国入侵韩国而起,但是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三次朝觐齐威王,韩昭侯都亦步亦趋,紧跟魏惠王的脚步,原因很简单,韩国需要与魏国抱团取暖,抵御秦国的扩张。“您如果继续奉行向秦国屈服的政策,秦国必定会向您索取宜阳、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即虎牢所在地)。今年给了,明年他还会再来要。韩国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索取无限。以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限的索取,结果必然是买祸结怨。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您如果西面事秦,与牛后有什么区别?以主上的贤明,挟强韩之兵,却落个牛后的名声,我实在是替您感到羞愧!”韩宣王勃然变色,握紧拳头,怒睁双目,按住剑柄,仰天长啸道:“寡人虽然不肖,但也决不会向秦国屈服。请您转告赵侯,韩国愿意加入合纵。”拿下韩国后,苏秦马不停蹄来到大梁。他对魏惠王说:“魏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国力强盛,现在却向西侍奉秦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魏惠王脸色通红,欲言又止。“我听说,越王勾践以三千战士与吴国作战,生擒吴王夫差。周武王以三千战士、三百战车与商纣王的数十万大军战于牧野,大获全胜。难道是他们兵力众多吗?不是。是因为他们能够振奋士气,发挥兵威啊!现在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头裏青巾的战士)二十万,奋击(冲锋队)二十万,杂役十万,还有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远远超过了勾践和周武王。想不到啊想不到,您竟然将河西之地拱手让给秦国,还主动配合做好移交工作,我真替您感到羞愧。”“秦国兵力强盛,以魏国之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不委曲求全的话,只怕朝不保夕。”惠施在旁边替魏惠王说了一句话。“没错,秦国确实强大。”苏秦说,“但是还没强大到可以吞灭天下。古人有言,‘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氂(máo)不伐,将用斧柯。’铲除草木,要趁早动手,等到它长大,就得用斧头了。犹豫不决,必有大患。如果您肯听我的建议加入合纵联盟,与诸侯同心协力,秦国就不能把魏国怎么样了。这也是赵侯特意派我来的目的,至于您如何决定,我洗耳恭听。”对于魏惠王来说,苏秦的建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这些年来,魏国处处树敌,四面碰壁,丧师辱国,已经从一个霸主之国沦落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如果苏秦能够整合山东诸国,共同对抗秦国,魏国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征求过惠施的意见之后,魏惠王也答应了苏秦,决定加入合纵联盟。苏秦离开大梁,沿河而下,来到东方古城临淄求见齐威王。齐威王年轻的时候,重用邹忌、孙膑等人,励精图治,称霸一方。年纪大了,却开始犯糊涂,与魏惠王徐州相王,既开了风气之先,也犯了天下的大忌,导致楚国进犯。徐州一战,齐国败军折将,威势大损。但是,老虎虽病,余威犹在,苏秦见到的齐威王,仍然不怒自威,令人不敢正视。“齐国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南有泰山,北有渤海,乃所谓的‘四塞之国’。齐国的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战士们进如锋矢,战如雷霆,退如风雨。自古以来,虽然多次发生战争,却从未让敌人翻过泰山,跨过清河,渡过渤海。如果开战的话,临淄城内有七万户人家,每户有丁壮三人,不必等待征调远方的军队,就能动员二十一万大军。而且临淄城的富有,举世皆知。街上车挤车,人挤人,大伙张开衣襟就可以围成帷幕,举起袖子就可以遮挡太阳,挥汗落地就如同下过大雨。以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怎么能够任由秦国侵食天下呢?”说到这里,苏秦故意停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齐威王斜着眼睛瞄了苏秦一眼,示意他继续。苏秦拱拱手,接着说:“韩国和魏国害怕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接壤。双方派出军队,不出十天,胜负已定。即便韩、魏获胜,他们的兵力也要折损一半,无法守住自己的边境;如果战事失利,则国家陷于危亡。所以他们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只好屈从于秦国。齐国就不同了。秦国如果要进攻齐国,必须越过韩、魏的土地,经过卫国的险道,而且还要攻克亢父天险(今山东省济宁)。就算秦国一定要冒险进攻,也有后顾之忧,怕韩、魏等国在后面打它的主意,所以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可是,如果秦国侵吞了魏国和韩国,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吞并魏国,则得三河之富;吞并韩国,则将周天子控制在手里。到那时,秦军可以顺势而下,北攻燕国,南过襄陵,从各个方向突入齐国。请问,您想坐视其大,侵害齐国吗?”齐威王也被苏秦说服了。于是,苏秦由临淄而西,来到楚国求见楚威王。“楚国,乃是天下的强国;大王,乃是天下的贤君。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士卒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存粮足够十年之用,这是称霸天下的格局啊!“列国之中,秦国最怕的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他们之所以不守信义,帮助魏国在陉山与楚军作战,主要就是怕楚国征服魏国,对秦国构成威胁。“大王如果肯听下臣之言,下臣可使山东诸国都向您进贡,听从您的领导。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美女就会充满您的后宫,燕、代等地的良马就会填满您的马厩。合纵成功,楚国便成霸王之业,即便是先君楚成王、楚庄王也不能跟您相比,不知您意下如何?”男人的事业,一半在马背上,一半在女人的肚皮上。楚威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不觉热血沸腾,说:“楚国西面与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吞并汉中的野心,寡人并不是不知道。秦国乃虎狼之国,不可以亲近。而韩、魏等国深受其害,也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大事。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被秦国威逼利诱,透露机密。现在您打算联合天下诸侯抗击秦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寡人愿意举楚国之力追随您。”这样一来,燕、赵、韩、魏、齐、楚六国便结成了合纵联盟,而苏秦则成为了合纵联盟的秘书长。据《史记》记载,苏秦从楚国北上向赵肃侯复命,途经老家雒邑,随行的车马辎重及各国相送的使臣极多,有如王者出巡。周显王听到消息,这才想起苏秦就是当年帮助东周放水的苏秦,赶紧派人清扫道路,并到郊外迎接。回到家中,苏秦的兄弟妻嫂都不敢正眼看他,俯伏在地上,将食案举得高高的,请他进食。苏秦笑着对他嫂子说:“何前倨而后恭也?”意思是:为什么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又变得如此恭敬了呢?他嫂子倒也实诚,说:“那是因为你现在官大钱多啊!”苏秦由此感慨:“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就怕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亲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别人呢?假如我当初在雒邑城郊有二顷良田,我还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于是将钱分给族人和朋友。苏秦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据说,苏秦曾派人将六国合纵的盟约送到咸阳。秦惠王看了之后大怒,对大夫寒泉子说:“苏秦欺人太甚,想凭一人之智,欺骗山东六国之君,发动大家一起来对付我们。可是诸侯各怀异心,是不可能齐心协力的,就像用绳子串起来的鸡,各奔东西,不能一齐上架一样。我想派人遍访各国,一一戳穿苏秦的阴谋,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寒泉子不紧不慢地答了一句:“您可别着急,赵国有苏秦,咱们也有张仪啊!”张仪出手,合纵破裂张仪的反击来得很快,而且很准,一拳砸在了合纵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公元前328年,秦惠王命张仪和公子华率军围攻魏国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秦军攻势凌厉,不到半个月便迫使守军投降。但是,如果以为张仪的手段仅限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蒲阳陷落后,魏惠王十分紧张,赶紧派使者到咸阳去请罪。张仪代表秦惠王接待了使者。两个人寒暄了一阵,魏国使者说:“寡君不该听信苏秦的谗言,参加什么合纵联盟,与大国为敌。现在大国震怒,派兵攻击魏国,寡君也无话可说。特意派下臣前来,一是请罪,二是请您看在家乡父老的分上,在秦伯面前说说好话,原谅寡君的过失。”原本以为张仪会推三阻四,没想到张仪很爽快地说:“这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张仪就进宫向秦惠王汇报。回来之后对使者说:“我费尽口舌,总算不辱使命,请您回去禀报魏王,就说秦伯已经原谅他的过失,不再追究魏国加入合纵联盟的责任了。”使者大喜过望。张仪接着说:“为了表示亲善友好,秦伯还决定将蒲阳还给魏国。另外……秦伯还准备派公子繇到魏国当人质,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公子繇即嬴繇,是秦惠王的儿子。使者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古以来,战败者遣子入质乃是常事,战胜者主动遣子入质,还是第一次遭。“秦伯,秦伯果真是这样说的吗?”使者结结巴巴地问道。“千真万确。”张仪拍了拍使者的肩膀,“作为魏国人,我能为魏国做的也就这些了。但是我私下请您提醒一下魏王,秦伯对魏国如此宽厚,魏国可不能无所表示。”“那是当然。”使者赶紧点头,“下臣回去之后,立即禀报魏王,他自当准备财礼答谢秦伯。”“财礼?”张仪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秦伯怎么可能收魏王的财礼,这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嘛!”“那您的意思是?”“礼尚往来,既然秦伯将蒲阳还给了魏国,请魏王把上郡献给秦国吧。”张仪轻描淡抹地说。前面说过,上郡是魏国地名。魏文侯时期,李悝曾经担任上郡守,其辖境相当于今天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共治十五个县。使者忐忑不安地将张仪的话带给了魏惠王。魏惠王生了一阵子闷气。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大举进攻赵国,打败赵将赵疵带领的军队,取得蔺和离石(均在今山西省离石)两城。合纵联盟的发起人赵肃侯束手无策,联盟各国都噤若寒蝉,早把当时签订盟约时写下的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魏惠王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张仪的要求,将上郡拱手献给了秦国,而且表示主动退出合纵联盟,甘当秦国的臣属。合纵连横交锋的第一个回合,连横全胜。秦惠王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任命张仪为相国。秦国的官僚体制里,本来是没有相国一职的,大良造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相国。但是当时大良造已有公孙衍担任,秦惠王为了平衡关系,特意设置相国一职,与大良造同级。可以说,这既是对张仪的肯定,也是对公孙衍的重视。但是,公孙衍对这一安排显然不满意,悄然离开秦国,回到了魏国。公元前327年,张仪劝说秦惠王将焦、曲沃以及皮氏一股脑儿都归还给魏国。魏惠王受宠若惊,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也更加坚定了要当好秦国附庸的决心。公元前326年,在张仪的操持下,秦国举行了在龙门(今陕西省韩城)的腊祭。所谓腊祭,是冬天庆祝丰收、酬谢鬼神的祭祀。与庄严的庙祭不同,腊祭具有民间狂欢的意味,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都可以参加,活动期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龙门在黄河上游,两岸悬崖峭壁对峙,传说为夏禹治水时开凿,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圣地。更重要的是,龙门一带,正是秦国新取得的河西、上郡之地。秦惠王以国君之尊,到龙门参与民间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史书记载为“初腊”,其目的可想而知。张仪所做的这一切,在公元前325年收获了结果。这一年四月,魏惠王、韩宣王带领一些小国元首来到咸阳朝觐,共推秦惠王为王。魏惠王和韩宣王还亲自为秦惠王驾车,以示尊荣。作为回报,秦惠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并且也给韩宣王进了一个王号。算起来,这已经是魏惠王第三次称王了。至此,除了老牌的楚国,天下诸侯中已有魏、齐、秦、韩先后称王。而秦国的这次称王,显然起到了巩固秦、魏、韩连横的作用。苏秦煞费苦心建立的合纵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公孙衍重建合纵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初腊”的那年,合纵联盟的盟主赵肃侯去世了,其子赵雍即位,即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正当秦惠王、魏惠王、韩宣王在咸阳打得火热的时候,齐国将军田朌(fén)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先介绍一下,田朌是齐威王的侄子,田婴的堂弟。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伐齐,在徐州大获全胜,曾经想威逼齐国驱逐田婴(如前所述,齐、魏徐州相王,田婴出力甚多)。有人劝楚威王:“您之所以能够获得徐州大捷,主要是因为齐国没有用田朌。田朌为人忠信,有功于国,在百姓中享有很高声誉。田婴嫉妒田朌,故意不用田朌而用申缚。申缚是那种上级满意、百姓不满意的角色,所以您能够轻易打败他。现在你如果赶走田婴,田朌必然上台,对于楚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楚威王便打消驱逐田婴的念头。由此可知,田朌是齐国的名将,在诸侯之间也享有盛名。来找田朌的那一位,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而是曾任秦国大良造的魏国名将公孙衍。当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不计前嫌,任命他当了将军。对于在人才争夺战中屡屡失策的魏惠王来说,此举无疑是亡羊补牢。但也有人认为,魏惠王是上当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公孙衍离开秦国,表面看是因为负气,实际上是出自秦惠王和张仪的安排。换而言之,公孙衍回到魏国,其实是带着潜伏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破坏东方诸国的团结,为秦国的连横创造条件。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种阴谋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从这次公孙衍找田朌的情况来看,又难免让人产生怀疑。公孙衍对田朌说:“齐国和魏国各出五万人,分别由你我带领,不出五个月就可攻破赵国。”为什么要进攻赵国呢?合纵的关键在于山东诸国团结一致,连横的要点则在于分化这种团结,让山东诸国发生内斗。齐、魏攻赵,不正是秦国乐意看到的吗?田朌是个典型的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站在兵法家的角度对公孙衍的提议表示疑虑:“轻言用兵,国家便容易陷入危险。您把破赵说得如此容易,只怕将引致灾难。”《孙子兵法》开篇第一条记载:“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田朌的意思,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你却如此轻描淡写,一旦将国家拖入战争而不能获胜,国家便危险了,你本人也逃脱不了惩罚。公孙衍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是您的不聪明了。齐王和魏王本来就不想打仗,咱们如果再把困难说得那么大,他们就更不想打了。这样的话,咱们这些人没有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游士说客大行其道,抢走咱们的饭碗。十万人攻赵,确实是少了点,但只要战端一开,齐王、魏王就会想打赢,又怎么会不派人增援咱们呢?”公孙衍的话击中了要害。田朌果然说服齐威王发兵,公孙衍也说服了魏惠王,两人各自率

                      她并不是没有头脑,在看到李辅国渐渐露出专权乱政的面目后,她的内心开始对这个心机深沉的家奴有所忌惮,尤其在李辅国直接控制皇帝诏书机要后,诏书全部经过他来起草下发(制敕皆从之出)时,张皇后更加受制于李辅国,以致最终两个人形同水火。在李亨身体健康尚能驾驭一切时,张皇后和李辅国的矛盾暂时处于蛰伏状态,可是李亨病情日笃,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尤其是在李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上元二年(761年),双方终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事实上,在李辅国向李豫倾斜的同时,张皇后也意识到李豫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李豫也就从先前双方的共同敌人摇身一变成了双方各自争取的对象,双方都想联手李豫,吃掉对方。对于张皇后而言,她明白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是优势与劣势并存,优势是在李亨病重之际,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李豫对李辅国的憎恨,向李豫进言除掉李辅国,而劣势则是,自己未来在李豫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政治价值。但无论如何,张皇后也必须要放手一搏,因此在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张皇后急匆匆地召李豫进宫,向其陈述当前的局势。“李辅国长期出入禁中,统率禁军,诏书敕令都是由他来发布,而且又擅自威逼太上皇迁至西苑冷宫,其罪罄竹难书,但皇帝陛下病体沉重无暇顾及,李辅国现在所忌惮是你我二人,我预感随着皇上的病情加重,李辅国很可能会伙同其死党阴谋作乱,所以想请太子设法除掉他,免生祸患。”张皇后这番话虽然讲得很有道理,但却不合时宜。原因就在于先前她也是和李豫形同水火的,曾经的敌对方现在忽然要化干戈为玉帛,这种没有任何铺垫就亮出自己底牌的做法,无论是谁内心都会有所防备。在李豫看来,张皇后所说的话过于功利,虽然表面听起来是深明大义,但聪明的李豫已经看出张皇后的私心,她是切身感受到来自李辅国的压力,然后借自己的手除掉这个狗奴才。可是对于李豫而言,除掉李辅国并不困难,但接下来他要面对不可预知、错综复杂的形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李豫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禁军还在李辅国的掌控之中。所以,面对张皇后的拉拢,李豫拒绝了。“父皇现在病体沉重,此事万万不可,若骤然诛杀李辅国,恐怕父皇受不了如此惊吓,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殿下应该明白……”“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李豫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如果说他对张皇后的拉拢感到厌烦,倒不如说他是没有把握扳倒李辅国的。李豫的无情离去,让张皇后瞬间感到一种挫败感,但她不是一个就此认命的人,在奴才反水、太子不给力的境遇下,张皇后决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试图放手一搏。望着李豫离去的背影,张皇后的眼中露出一丝杀机,她的嘴角在不停地抖动,似乎要急于让李豫瞬间灰飞烟灭。李豫!并不是只有你才是我的依靠,身为储君的你应该明白,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要将政治风险降到最低,你的拒绝却让我无从选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和李辅国都是我必须除掉的敌人!李豫走后,张皇后将目标锁定在了越王李系身上。目标转移意味着目的改换,联合越王李系这是张皇后现在唯一的选择,只是这个选择是一条不归之路,前方纵有万丈深渊,张皇后也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越王李系是李亨的次子,生母是宫人孙氏,李豫被立为太子后,由于身份的转换,不能再在一线从事平叛指挥工作,九大节度使围攻邺郡失败后,李亨任命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是遥领各军,具体的一线事务还是由李光弼来负责,史思明二次攻陷洛阳后,李系曾经请兵收复洛阳,但李亨没有同意。从李系的履历来看,还算是有些才干,所以在张皇后拉拢李豫失败后便找到了李系。她的意图是利用李系先诛杀太子李豫,然后再诛杀李辅国,最后拥立李系为帝,自己就会安然无恙。对于李系而言,这是个极大诱惑,况且他本身就不是个安分的人,只是由于身份并非嫡出,无奈与帝座无缘,这么多年其野心始终处于封闭状态,现在有人让他的野心重新释放出来,这让李系有些蠢蠢欲动。“事成之后,当奉您为太后!”当李系听完张皇后的全部想法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条很有可能置自己于死地的道路,但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李系更有诱惑。事实上,张皇后和李系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计划反而将太子李豫和宦官李辅国的政治利益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先发制人坦白地讲,同时诛杀未来的皇帝以及朝廷第一大佬李辅国,这基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成功。经过仔细的筹划,张皇后和李系决定采取突袭方式。不过和唐朝历次宫廷政变稍有不同的是,张皇后和李系这次动用的资源却不尽相同。张皇后和李系密谋计划哄骗太子李豫进宫,然后发动突袭置李豫于死地。他们明白要完成这个任务手中可利用的资源并不多,事实上完成这个任务,最好的资源便是禁军,但现在李辅国执掌禁军,这条路等于被封死。所以,张皇后和李系必须退而求其次,正所谓朱砂没有黄土为贵,精兵动用不得,混混打手凑在一起也勉强有战斗力。选来选去,他们同时将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这是他们较为信任的一股势力,同时也是唯一可供自己选择的人群。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六日清晨,这一天天空布满阴霾,乌云低沉得似乎要将人压在地上,大唐皇宫内院在阴霾的天空下透露出一种诡异的氛围,仿佛暗含着一股激流,会随时爆发。拂晓时,李系命令其死党、时任内谒者监的段恒俊专门挑选两百名有勇力的宦官,然后前往长生殿集合,李系开始了一番煽动。李系命令随侍的宦官将长生殿的大门紧紧地锁闭,大殿之内顿时寂静下来,所有人全都不知道李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全都紧张地注视着李系。“各位真的愿意只当宫里的奴才,不愿意做功臣吗?”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李系忽然高声问道。他的喊声犹如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大殿的寂静,那些宦官瞬间打了一个激灵,然后继续紧张地看着李系,没有人出声回应他。“我再问一遍,大家真的一辈子愿意当被人看不起的奴才吗?”李系从座位上突然站起来,再次提高声调加重语气地问道。“当然不愿意了,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这些身体残废的人还能做功臣不成?”随着李系的二次发问后,人群中一个尖亮的声音瞬间响起。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这个宦官身上。当众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时,这个宦官本能地意识到,他可能说错了话,所以赶紧将嘴巴捂住,可是众人的眼神已经让他无法在掩盖,片刻之后李系走到了他的面前。李系仔细打量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年纪的小宦官,然后微笑着问他:“如果我今天给你做功臣的机会呢?”“做,做功臣?”小宦官有些不解。“哈哈哈!实话告诉你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愿做被人瞧不起的下人,今天发给你们武器和铠甲,就是为了给你们做功臣的机会。”李系在大笑过后,忽然转过身来对着所有人高声说道。此刻这些平常在深宫里没有见过世面的宦官,开始意识到今天李系将他们召来,肯定是有大事情,但李系没揭晓答案前,谁都不敢说破。“太子未来做了皇帝后,可能要将你们其中的很多人放逐出宫!但张皇后和本王不忍心啊!”李系终于说出了他今天最想说的话,在他看来,经过前边的一番铺垫,自己已经成功挑动起了宦官们对太子李豫的憎恨。果然,在李系说完后,大殿内顿时开始人声嘈杂,宦官们在底下开始议论以来。李系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然后继续说道:“本王今天就是要和张皇后一同除掉太子,等本王做了皇帝,你们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奴才,而是变成了功臣,你们愿意吗?”“愿意!”这时还是那个先前斗胆出声的小宦官率先喊道。“愿意!”“愿意!”“我们愿意做越王的功臣!”宦官们开始接二连三地高声喊道,大殿内顿时人声鼎沸。“嘘!小声点!既然你们都愿意,接下来就要听我的安排!”……李系在长生殿内做出部署,他命令这些宦官在殿内按照指定地点藏好,等到自己将太子李豫带到这里后,自己以击掌为号,然后大家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李豫。部署完一切后,李系得意地离开了长生殿,在半路上他仔细回想自己的一切部署,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计划无懈可击,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前往张皇后那里,让他利用皇帝的名义召太子李豫前往长生殿。事实证明,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且李系也实在高估了段恒俊精心挑选的那些宦官的素质,李系万万不会想到,他在长生殿为宦官们部署任务的时候,一个没被段恒俊挑选上的宦官程元振,已经将李系聚纳宦官之事报告给了李辅国。坦白地讲,如果段恒俊挑选上了程元振,或许整个事件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古往今来很多事情就是偶然之中存在必然,程元振因为身材矮小没被段恒俊挑选上,虽然他当时不知道李系究竟要干什么,但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还是向李辅国作了汇报。精明的李辅国立即意识到李系可能要有所行动,而且可能是于己不利。当时李辅国还没意识到整个事件背后的指使人会是张皇后,他更没想到对方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自己,而是要逮住李豫这条大鱼,所以在得到程元振的汇报后,他只是下令让程元振继续监视李系等人的动向,然后自己则调动禁军在皇宫内外不断巡视。当时李亨由于病重,所以宫内的各方势力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任意行动,张皇后和李系可以挑选宦官,李辅国同样也可以调动禁军,而李豫因为还没有真正地继承大统,所以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状态,敌对势力的双方就看谁的能力更高、更强。从掌握的资源来看,李辅国胜出一筹,不仅因为皇家禁军在他的掌控之中,更是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不过,一直到张皇后用皇帝李亨的名义召见李豫前往长生殿议事的时候,李辅国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简单。“陛下如果召见什么人,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才对,为什么这次会这么突然呢?”这是李辅国知道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很长时间以来,李辅国这个李亨最为信任的家奴,一切诏令全都经过他来下发,虽然后来他受到了冷淡,但他在内廷依然眼线众多,皇帝陛下的动向他很快会在第一时间掌握,但这次他事先没得到任何皇帝陛下要召太子进宫的消息,所以李辅国开始疑虑丛生。联系先前程元振带回来的李系等人的动向,李辅国意识到很可能是张皇后和李系已经联手,李豫前往长生殿一定是凶多吉少。虽然这种预测未必准确,但为了李豫的安全,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李辅国决定坚决不能让李豫到达长生殿。于是李辅国紧急调动禁军,由程元振带领在前往长生殿的凌霄门布置人马,专门等待李豫的到来。就在程元振刚刚到达凌霄门后,他便看到太子李豫等一行人马奔着凌霄门而来。坦白地讲,李豫在接到父皇召见的命令后,并没有过多地怀疑,因为李亨病重已经许久,随时都有召他入宫的可能,而张皇后也正是成功利用了这个机会,才有可能骗李豫进宫。如果没有李辅国这只拦路虎,张皇后已经接近于成功。“殿下这是往哪里去?”当李豫一行人靠近凌霄门的时候,程元振立即从禁军中闪出身来问道。在看到这么多禁军士兵挡在这里的时候,李豫的表情显出一丝慌张,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多的禁军,而且程元振的问话颇为强势,这让李豫有些不知所措。李豫本能地打马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开口问道:“为何众多禁军将士在此门外聚众?”“殿下可是要往长生殿?”“是啊!怎么了?”李豫不解地问道。“越王李系擅自在长生殿聚纳宦官,殿下如果前往,恐有不测,还请殿下原路返回为好。”程元振力劝李豫。刹那间,李豫皱紧了眉头,他不相信程元振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程元振一定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是父皇病情加重,所以才召我进宫的。”“殿下今天绝对不能从这里过去!”程元振见李豫不相信,他立即跪在李豫面前说道。“就算是有危险,父皇病重,我也必须要去!”言罢,李豫拨转马头准备绕过程元振,直奔长生殿而去。程元振看到李豫丝毫没有回退的意思,他立即站起身来,一把拽住李豫坐骑的缰绳,然后高声喊道:“殿下!江山社稷事大,今日奴才绝不能让殿下入宫!”“你要造反吗……”“来人!护送殿下前往飞龙厩,保护好殿下的安全,平定乱党后,再让太子进宫探视陛下!”“你们……”没等李豫说完,诸多禁军士兵已经前后将李豫团团围住,然后他们强行将李豫以及随从人员拥往飞龙厩。“你们胆敢强行……”终于,李豫的声音渐行渐远,程元振在看到成功稳住了李豫后,便立即带领剩下的禁军士兵向李辅国复命。“太子殿下已经无忧,接下来我们要对乱党痛下杀手!”当李辅国知道程元振顺利完成任务后,他对这些忠于他的人下了必杀令,随即李辅国决定今夜就展开大肆围剿。……程元振在凌霄门阻挡李豫的时候,越王李系正在长生殿等待李豫的到来,在此之前张皇后已经将召李豫进宫的消息通报给了李系,让他做好准备,李豫到来后,万万不可手下留情。但是直到入夜时分,李系也没能等到李豫的到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系不禁疑虑丛生,按说从东宫到长生殿的距离并不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太子李豫还是没到。焦急之下的李系准备派人到张皇后那里核实一下消息的准确性,此时他万万想不到,就在此半个时辰之前,李辅国和程元振已经率领禁军将长生殿周围三里的地方团团围住。“冲进去!活捉李系!记住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可以一个不留!”李辅国命令禁军士兵。得到命令后,程元振带领大队禁军直冲长生殿,当他们破门而入时,那些藏在隐蔽处的宦官,一下子全都乱作一团,他们万没料到等来的不是李豫,而是杀气腾腾的禁军。随即,杀声四起,鲜血四溅!李系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而他之所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因为他那身皇族长袍显得格外扎眼,所有人全都知道这个穿着黄色长袍的就是越王李系。转眼间,段恒俊亲手挑选的那些看似有勇力的宦官,已经被禁军砍杀殆尽,几个靠近门口的宦官,试图逃出大殿,也被守在门外的程元振砍倒在地。在整个过程中,李系自始至终都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周围的事情和自己无关一样,或许他明白,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自己纵有万般本领,亦无挽回的余地。所以禁军士兵捆绑他的时候,李系没有丝毫的反抗,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疑惑迷离,完全失去了不久前鼓动宦官们的劲头。李辅国的整个行动前后不到半个时辰,除李系之外,还逮捕了段恒俊以及负责内务省事务的李系同党朱光辉和通风报信的诸多宦官。当然,直到现在为止,李辅国的任务仅仅完成了一半,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张皇后此刻还在寝宫之内。“赶快去张皇后那里,不要让她反应过来!”霎时间,李辅国紧皱眉头,他近乎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再次下达命令,因为他意识到张皇后和李系不同,如果她跑到李亨那里,事情将会难办很多。最后的遗憾事实上当李辅国在长生殿大开杀戒之时,张皇后已经得到了消息。虽然这个女人在风平浪静之时尽显嚣张跋扈,但当危机来袭时,她不禁惊慌失措,此刻她唯一能做的并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她没这个能力,更没这个魄力,作为一个女人,她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丈夫。无论是刚强或柔弱的女人,当她身陷险境时,本能地会渴望得到保护,而自己的丈夫则是她最先想到的人,所以张皇后在渡过短暂的惊慌失措之后,她急急忙忙地跑进李亨的寝室。而此时的李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限将至,躺在床上紧闭双目,气若游丝。十天前,太上皇李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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