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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国产区图片区小说区亚洲区 发布时间:2023-12-27 13: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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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人免费播放大全来名医扁鹊为赵鞅看病。扁鹊出来,对家臣们说:“你们不要慌,他的血脉很正常,不会有什么危险。”家臣们都将信将疑。扁鹊说:“以往秦穆公也得过这样的病,昏睡七天七夜才醒。他醒来的那天,告诉大臣说,他是到天帝那里去了,感觉很快乐。之所以耽搁了那么久,主要是天帝留他做客。天帝还告诉他,晋国将有大乱,五代都不得安宁。大臣写下这些话,将它收藏起来,也就是所谓的‘秦谶(chèn)’。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不用我多说。如今你们的主人的病和秦穆公一样,没事的,过两天就好了。醒来之后,他一定有话说。”过了两天,赵鞅果然醒来。他告诉家臣:“我去了天帝那里,与诸神游于天庭,听到仙乐飘飘,都是在人间没有听过的,非常动听,令我心旌神摇,兴奋不已。这时有一头熊冒出来欲要袭击我,天帝交给我一副弓箭,我一箭便将熊射死;又有一头罴(pí,棕熊)出来,我又一箭射死了罴!天帝十分高兴,赏给我两个竹箱子,还带着两只小箱子。我看见有个孩子站在天帝身边,天帝又送给我一只狄狗,说等我儿子长大了,就把这只狄狗给他。天帝还说,晋国也不长久了,就快要灭亡了,他思念虞舜的功勋,在恰当的时候会把舜的后代女子孟姚许配给我的子孙。”家臣将赵鞅的话记录下来,藏在府中。过了几天,赵鞅出门,有人挡在路中间,要求面见赵鞅。赵鞅一看,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但又记不起是在哪见过。那人要赵鞅屏退左右,说:“您见天帝的时候,我就在天帝身边站着啊!”赵鞅仔细一想,确实是有这么个人,赶紧问:“您来这里是有什么要指教我的吗?”那个人说:“您还记不记得,天帝让您射熊罴,您把它们都射死了?”赵鞅说:“记得。”那人说:“晋国将有大难,天帝让您灭掉两位卿,他们的祖先就是熊和罴。那个小孩就是您的儿子,狄狗是代王的祖先,您的儿子将来必定占有代国。至于那两个箱子,意味着您的后代将会进行改革,穿着胡人服装,吞并狄人建立的两个国家。”那个人就是本书第一章说到的姑布子卿。后来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将姑布子卿的话一一应验。到了公元前311年,也就是秦惠王去世那年,赵武灵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处女在他面前边弹边唱:“美人荧荧兮,颜若苕(tiáo)之荣。命乎命乎,曾我无嬴!”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美貌的女子光彩照人,有如盛开的紫云英,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什么花儿都比不上我嬴氏漂亮!赵武灵王醒来后,对这个梦念念不忘,多次在喝酒的时候向人提起,而且将那女子的模样描述得活灵活现。大夫吴广听说后,托人将自己的女儿娃嬴送进宫。赵武灵王一看娃嬴,脱口而出:“正是她!”于是将她收于后宫,不久便立为王后,也就是惠后。据司马迁介绍,娃嬴就是当年天帝许给赵氏家族的孟姚。这种说法究竟有何根据,估计连司马迁也说不清。因为这个传说,赵武灵王后来废除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惠后的儿子赵何,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在赵武灵王心中,对赵章多少还是有些内疚的。公元前295年春节,群臣进宫朝觐赵惠文王,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坐在朝堂上听政,自己则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众人。只见长子赵章身材高大,与自己相似,却要向北面叩拜,向弟弟俯首称臣,样子十分委屈。赵武灵王不觉心生同情,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脑子里。何不将赵国一分为二,就让赵章在代地称王呢?出现这样的想法,说明赵武灵王一代枭雄,却又不过是个家长里短的老头儿。古往今来,分家可以,分国却是闻所未闻。心疼一个儿子就将国家一分为二,如果心疼十个儿子,难道就将国家一分为十吗?赵武灵王把这事儿跟肥义说了,肥义大吃一惊。赵章桀骜不驯,已经有人给肥义打过预防针了,现在赵武灵王还要扩大赵章的权力,分裂赵国,这到底是要唱哪出啊!他明确表示反对。赵武灵王也不着急,说:“你先想想,这事我也仅仅是有个想法,还没有最终下决心。”春节过后,赵武灵王就带着赵惠文王前往沙丘(今河北省平乡)游览。他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小儿子好好说说,让小儿子理解他的决定。毕竟,小儿子现在是赵国的主人,如果他不同意,事情就不太好办。赵武灵王没有想到,他这边为赵章想方设法争取权力,赵章却已经急不可耐,正在和田不礼商议要发动政变,杀死赵惠文王。当时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在沙丘都有行宫,没住在一起。有一天,赵武灵王正在寝宫中看书,突然听到外面喧闹,刚想叫内侍出去看,只见田不礼顶盔贯甲,带着一群武士闯了进来。赵武灵王大怒,将书甩到地上,喝道:“田不礼,你这是想干什么?”田不礼一直走到赵武灵王面前,单膝跪下,说:“启禀主父,城里发生了叛乱,安阳君担心主父的安全,特命下臣前来护驾。”“叛乱?”赵武灵王吃了一惊,“谁敢叛乱?”“大王。”“胡说,大王怎么会叛乱?”“大王即位已经四年,早就不甘受主父制约,所以叛乱。”田不礼说着,人已经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这个地方已经由安阳君的人保护起来了,请主父放心。”赵武灵王怒道:“我要他保护什么?你赶快带走你的人,我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田不礼头也不回地说:“不行,您不能出去,外面有危险。”随着宫门被缓缓关上,赵武灵王孤零零一个人呆坐在地上,这才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他,赵国的主父,已经被儿子囚禁了。与此同时,一名使者来到赵惠文王宫中,宣召他去主父宫中谈点国家大事。赵惠文王刚要出发,高信拦住了他,说:“相国早有交代,如果主父宣召大王,必须先通知相国。”赵惠文王说:“为什么?”高信犹豫了一下,说:“相国认为安阳君怀有谋逆之心,担心大王的安危。”赵惠文王想了想,说:“那好吧。”于是派人通知肥义。肥义过来后,对赵惠文王说:“让老臣陪大王一起去见主父吧。”肥义和赵惠文王同坐一辆马车,来到主父行宫门前。肥义说:“请大王在车上稍等片刻,老臣先进去向主父请安。”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驾车的高信。高信握了握腰间的佩刀,又看了看跟随他来的几十名骑士,朝肥义点了点头,意思是您放心,大王就交给我了。看着肥义拖着老迈的身躯,颤颤巍巍地走进行宫,赵惠文王的眼睛突然湿润。这位赵肃侯时代留下的老臣,曾经坚定地站在赵武灵王身前,为推行胡服骑射而甘当铺路石,现在又为了维护他的安全而甘为前驱,以身试险,叫他如何不感动?可是事情真的有那么危险吗?赵章平日里虽然狂妄自大,在主父面前却总是毕恭毕敬,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他难道敢挟持主父?这行宫,从外面看起来还是一如往日的平静,落日的余晖洒在宫墙上,温暖而宁静,看不出任何阴谋的气息。但愿是肥义多心了。赵惠文王正这么想,肥义就又出现了。肥义还是颤颤巍巍地走出来。肥义虽然叫肥义,身形却十分消瘦,一阵微风便将他花白的胡须吹起。他只走了两步,颓然倒地,背上赫然插着几支箭,鲜血已经将整个背部染红。赵惠文王觉得喉咙干涩,刚想出声,一支长箭从宫中射出,稳稳地钉在车辕上。紧接着从宫门冒出一群黑衣武士,以极快的速度向着马车冲过来。高信二话不说,打马便走。他带来的数十名骑士显然训练有素,有一半人自动拦在宫门口,与黑衣武士杀成一片;另外一半则紧跟在马车后面,形成一个半圆形的保护圈。赵惠文王回到他自己的行宫,立刻命令集结军队,交由高信带领,向赵章发动反攻。公子成和李兑在邯郸闻知政变,也率领军队赶来,还调集四周各县的地方部队前来护驾。赵章的党羽很快被打散,只剩下他和田不礼带着一些人还坚守在主父行宫。眼看行宫的大门就要被撞开,赵章情急之下,竟然冲进赵武灵王的寝宫,一把抱住赵武灵王的大腿,号啕大哭起来。“你这是怎么啦?”赵武灵王问道。“父亲!”赵章带着哭腔喊道,“大王要杀我,大王要杀我!”“不会吧?”赵武灵王神色木然地说,“刚刚不是你叫田不礼带人包围了这里吗?是你想杀你弟弟吧?”“啊!不是,不是这样。”赵章一个劲否认。“你这又是何苦呢?其实我已经跟相国商量,要把赵国的一半划给你,让你在代地称王,可你……”赵武灵王说着,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父亲!”赵章只是大哭,“您一定要救我,不要让大王杀了我,我是您的儿子啊!”“可是,如果你得手了的话,你会不杀你弟弟呢?只怕连我这把老骨头都不会放过吧!”赵章听到这话,抬起头来看着赵武灵王,摇头说道:“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对您下手?我只是想要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我才是赵国的太子,我又没犯什么错,父亲您为什么就要剥夺我的地位,让弟弟后来居上呢?”赵武灵王默然不语。这时,门外传来田不礼临死前的一声惨叫。公子成和李兑带着人走进来,看到赵武灵王在这儿,赶紧退后几步,说:“安阳君叛乱,下臣特意赶来救驾。”赵章吓得浑身发抖。赵武灵王思索了片刻,问道:“叛党都剿灭了吗?”公子成说:“都剿灭了……除了安阳君。”赵武灵王说:“那就好。安阳君该怎么处理,由我亲自来决定。你们先退下吧。”公子成作了个揖,就想退出。李兑暗中踩住他的脚,不让他走。公子成蓦然省悟,说道:“请主父将安阳君交给下臣。”赵武灵王说:“你说什么?”公子成说:“主父早已经将国政交给大王处理,下臣要将安阳君带到大王面前,接受大王的审判。”赵武灵王气不打一处来:“我如果不交呢?”公子成说:“那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说着他挥挥手,带人退出了寝宫。《史记》记载,赵章最终在赵武灵王的行宫中被杀。此后公子成被封为相国,号称安平君。李兑也不错,被封为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至于赵武灵王,他的结局只能用“悲惨”二字来形容。赵章被杀之后,公子成和李兑商量:“因为安阳君的缘故,我们包围了主父。按照赵国的法律,这是要满门抄斩的。”两个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主父行宫彻底包围起来。而且将宫女和内侍全部赶走,只剩赵武灵王一个人待在宫里,想出又出不来,又得不到食物,只好掏鸟巢里的雏鸟出来生吃。这样围了三个月之久,再派人进去打探的时候,赵武灵王已经不知道饿死多久了。赵武灵王这个人,历史上评价很高,关键是胡服骑射这件事很让人佩服。真正的改革,从来就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把戏,而是大刀阔斧地向旧制度、旧习俗挑战。如果拘泥于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什么邪路不可走,那就不用谈改革。要知道,历史是在不断进步,观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现在见了官老爷不用下跪,还可以时不时对政府发发牢骚,在一百多年前的人看来,已经是走在邪路上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武灵”这个谥号,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赵武灵王的一生。谥法:克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赵武灵王一生东征西讨,武功赫赫,把赵国打造成了一个足与齐、秦抗衡的强国,却在处理家务事上优柔寡断,毫无章法,以至于父子二人都不得好死。用司马迁的话说:“岂不痛乎!”【上兵伐谋:把问题丢给对手】公元前632年春天,晋文公率领晋国三军从绛都出发,按计划讨伐曹国,以牵制楚国军队,救援齐、宋两国。晋国人再一次采用假道伐虢的手段,派使者到卫国请求借道。卫成公当然清楚晋国人的意图,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同意晋国的要求,让晋军从卫国通过,等晋军消灭曹国后,回师途中再顺手消灭卫国,易于反掌,今日的卫、曹两国就是当年的虞、虢两国——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如果不同意晋国的要求,晋文公正好借题发挥,给卫国扣上一顶“不合作”的帽子,名正言顺地派兵攻打。卫成公权衡再三,决定不答应晋国的要求。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晋文公立刻改变进军路线,迂回到卫国南部渡过黄河,将主攻方向放到卫国,只派少量部队袭扰曹国,以防止曹军在晋军身后搞破坏。晋军气势如虹,几天之内便攻下了五鹿。对于晋文公来说,五鹿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想当年,他从翟国出发,流亡到卫国,被卫文公拒之城外,饥肠辘辘之时,在五鹿的田野里向农民乞讨饭食,农民毫不客气扔给他一块泥巴,狐偃马上跪下说:“这是上天赐给您国土!”没想到一语成谶,十二年之后,晋文公果然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五鹿。野史记载,在感激狐偃之余,晋文公甚至没忘记找到当年向他扔泥巴的农民表示感谢。自古富贵宽容,穷酸刻薄,能够善待昔日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贵。同年二月,中军元帅郤(xì)谷因病在五鹿去世,先轸由下军副帅调任中军元帅,胥臣臼季接任下军副帅。《左传》强调,进行上述人事调整的主要依据还是各人的德行。三月,晋文公和齐昭公在卫国的敛盂举行会晤,结成了同盟。在巨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下,卫成公再也坐不住了,派人跑到敛盂请求和谈,遭到晋文公的拒绝。“寡人先礼后兵,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你们却一直拖到现在才来求和,不觉得晚了点么?”他一边剔着指甲,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看都不看使者一眼,“回去告诉你们的国君,洗干净脖子,等着寡人来取他的头颅。”晋文公这样做,并非为了吓唬卫国人,而是另有深虑。卫国正好处于齐、晋两个大国之间,北边是狄人部落,南边则有宋、郑两国。晋文公想救援宋国,必须先征服卫国;想联合齐国,也必须通过卫国;想控制中原的心脏——郑国,也必须先控制卫国。换而言之,晋文公如果想称霸天下,卫国就是门户,必须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太轻易答应卫国人的和平请求,则卫国人得之愈易,愈不加珍惜,势必朝三暮四,与晋国貌合神离。因此,必须要给卫国一个深刻的教训,使卫国人从心理上彻底臣服于晋国。你想战便战,想和便和,没那么容易。卫成公急了,战又战不过,降又降不成,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主动投靠楚国。而楚成王也正想利用卫国来牵制晋国。收到卫成公的求援信后,他二话不说,马上请同盟的鲁国自东方出兵西进,楚军则自南方北上,兵分两路救援卫国。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听到卫成公投靠楚国的消息,卫国首都的居民(国不干了。在他们看来,楚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晋国同宗同种,既是近亲,又是近邻,必须亲善。在一小撮人的撺掇下,国人们居然以下犯上,群起而攻之,将卫成公驱逐到襄牛去居住,并且推举代表前往五鹿向晋文公再度请求和谈。与此同时,楚军的救援部队遭到晋、齐、秦联军的阻拦,不能继续北上;而鲁国派公子买率军进入卫国,也因卫国的政变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鲁僖公突然害怕起来,他似乎有某种预感,觉得晋国很有可能在这次中原混战中获得胜利。若果真那样,为了救援卫国而得罪晋国,实在是得不偿失。但部队已经派出去,现在下令收回的话,楚成王又肯定很不高兴。如何是好呢?任何看似进退两难的问题都难不倒缺德的人。鲁僖公很快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把军队撤了回来,以示不与晋国为敌;又杀了公子买,派人将人头送给楚成王,说:“公子买没有完成救援任务,擅自回师,寡君十分恼怒,但是也没办法,只能杀了公子买,拿他的人头来向您请罪!”《春秋》记述此事:“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说公子买奉命保卫卫国,没有完成任务,被刺杀。这个说法与鲁国官方的说法基本一致,但史官的笔毒见于一个“刺”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本来可以大大方方用个“杀”字。然而鲁僖公要公子买死,名不正言不顺,实为陷害忠良,滥杀无辜,但又不能明说,因此用个古怪的“刺”字,留待后人去猜想。我想说的是,一个缺德的领导背后,总有一批倒霉到随时准备背黑锅的下属

                      剩下的啤酒倒在西尼卡的手上。“唔,”西尼卡对她朋友说,“这儿烧得慌。”她举起双手挥舞着。“我想我弄错了,”吉恩说,“我以为你是我在伍德劳恩认识的一个人呢。”西尼卡笑了。“没关系。谁都会出错的。”那朋友说:“现在好了,瞧。”西尼卡和吉恩相互看着。她的手干净了,没有血了。只有几条也许会留下伤疤的口子。“棒极了!”“咱们走吧。”“好的,再见。”“吉恩!”“再见。”杰克脚踩着油门,眼望着后视镜,说:“那是谁啊?”“一个我以为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当时我住在伍德劳恩的那些公寓里。那儿有贫民区。”“什么贫民区?”“在伍德劳恩。”“在伍德劳恩从来没有什么贫民区。”杰克说,“那是毕肯。现在也拆了,不过从来不在伍德劳恩。毕肯才是那地方。紧挨着游戏场。”“你有把握吗?”“当然有把握。你弄错了,丫头。”在大海的宁静中,一个像炭一般黑的女人在歌唱。她身边是个年龄比她小的女人,把头枕在唱歌女人的膝头上。伤残的手指捋过茶褐色的头发。所有海贝的色彩——小麦色、玫瑰色、珍珠色——全都融进了那年龄小些的女人的面孔里。她祖母绿的眼睛仰慕着镶在碧蓝中的黑面孔。在她们周围的海滩上,海中的废物泛着亮光。在一只破凉鞋的附近,丢弃的瓶盖闪烁着。一台没电的小型收音机和平静的海浪嬉戏着。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派达德的歌唱出的这种安慰,尽管歌词激起的回忆是谁都不曾有过的:在别人的陪伴下走向年老;吃着刚出炉冒着热气的面包,分享着谈话;为了驻守在家而回家的鲜明喜悦——为了开始的爱而回归的轻松。当大海汹涌着将一浪又一浪的海水送上岸时,派达德看着到底来了什么。或许是另一艘船,但是不同的船,正在驶向港湾;船员和乘客,罹难的和获救的,都颤抖着,因为他们都有一段时间郁闷不乐。如今他们要歇息一下再去肩负他们生来就要去做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里,在天堂中。任性而为或许李漼当上皇帝实在太过容易,或许是他曾经得不到父皇的宠爱,所以当上皇帝伊始,他便有一种小鸟挣脱牢笼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后,国家的一切对于李漼而言便不再重要,由于失去制约,李漼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嬉戏游乐,进而开始懈怠政事。据史料记载,李漼当时主要沉溺音乐和宴游,每个月要在宫内设宴十几次,席间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通宵达旦地观看优伶演出而不知疲倦。殿前供奉乐工常有五百人,李漼每次看完演出兴之所至,便随手赏赐乐人优伶动辄上千贯钱。长安附近风景名胜中的行宫,是李漼经常光顾的地方。例如长安附近的曲江池,自从玄宗李隆基时期以来,上百年间是李唐皇族首选的游乐之地。曲江池更是李漼的最爱,而且一旦想去曲江池,李漼说走就走,相关部门只好随时在行宫内做好音乐、饮食和住宿的一系列准备,进而恭候李漼的随时出现,搞得其他皇族成员也在府邸随时准备好鞍马以便陪同出行。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每次出行,皇族成员、相关部门人员以及神策军等十多万人陪同(“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钱财耗费无数(“所费不可胜数”)。对于一个帝王而言,喜欢宴游娱乐倒是无可厚非,即使是李世民、李隆基、李纯等开明之君也没有丢掉宴游娱乐活动的传统,但他们对于帝国的政事还是没有荒废。反观李漼对于政务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程度,例如从咸通四年(863年)处理张议潮建议收复凉州的事宜中,就可以看出李漼一朝是多么昏庸。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就抽调驻守河西、陇右的精锐边军到中原地区平定叛乱,吐蕃趁唐朝边防空虚之机,出兵攻占了河西走廊地区。直到沙州人张议潮在大中二年(848年)率领当地人起义,赶走吐蕃人,成功收复了沙州和瓜州(今甘肃安西)。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张议潮又先后收复伊州(今新疆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廓州(今青海贵德)、兰州(今甘肃兰州)、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八州大片土地。为此,李忱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辖河西地区。李漼即位后,张议潮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绝对安全,决定继续收复失地,准备向凉州进军。张议潮将自己准备收复凉州的计划上报朝廷,希望朝廷能够出兵协助自己,但李漼对于此事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依然过着宴游无度的荒淫生活。为此,左拾遗刘蜕上疏劝谏,认为吐蕃已侵占凉州很长时间,如今张议潮主动提出收复凉州,皇帝陛下不应该不闻不问,这样会严重挫伤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的积极性,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立即下诏肯定张议潮为国尽忠的壮举,并立刻发兵增援张议潮。应该说,张议潮在收复八州之地后,对于收复凉州可谓志在必得,但由于长年驻守边境,也使得他对于朝廷局势的变化知晓甚少。宣宗李忱曾经对他的全力支持,使得他本能地认为新皇帝李漼一定会继承先皇的做法。可是收复凉州的计划递上去后久久没有回音,张议潮敏锐地意识到,新皇帝李漼和先皇李忱是完全不同的人。就在张议潮计划收复凉州的奏疏上报朝廷十天后,李漼突然做了一件唐朝历代皇帝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参拜历代先皇的陵墓,美其名曰“历拜十六陵”。事实上,唐朝历代皇帝的陵墓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全都参拜过来至少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谁都知道李漼是借着拜陵的名义,再一次大搞旅游项目,但人家名义是祭拜历代先皇,所以朝臣们也都不好说什么,于是只得勉强随行。当张议潮得知皇帝李漼全然不理自己的建议时,他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由衷地发出了“国势日衰”的哀叹。不过张议潮始终没有忘记先皇李忱对自己的恩德,所以他怀着报答朝廷的心理,依然决定兴兵收复凉州。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张议潮带领蕃汉联军七千人,经过一番血战,成功收复凉州,而后又在咸通七年(866年)六月成功收复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所以河西地区的人不断歌颂张议潮的功绩,今天在流传下来的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中,有着称赞张议潮的诗句: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不过,当时张议潮虽然为朝廷收复众多失地,但由于皇帝李漼对国事的日渐懈怠,对于张议潮的功绩,朝廷内竟然没有人为他申理,幸好张议潮治下的沙州之地在当时算是个独立王国,张议潮并不在乎朝廷如何对待自己。可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已经看出,李漼在位时期对于政事已经到了日渐荒废的地步。置国家主权不顾是李漼荒废朝政的一个典型标志,事实上在朝廷内部,由于李漼的懈怠,导致宣宗李忱吏治清明的局面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其标志就是滥施官赏。例如在对待令狐绹之子令狐滈的入仕与升迁问题上,李漼就表现得十分随意。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李漼即位之后,就将令狐绹罢相改任河中节度使。令狐绹辅任宣宗李忱十年,既无突出政绩,又没有拥立李漼之功,所以被罢相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他被罢相的导火索还是源于其令狐滈,由于令狐绹教子无方,导致令狐滈一方面仰仗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仰仗与驸马郑颢是姻亲,长期“骄纵不法,货贿盈门”,使得朝臣对其颇为不满,但因为令狐绹权势炙手可热,所以谁都不敢摸令狐滈的老虎屁股。当时令狐滈不仅贪污腐化,而且利用父亲的身份地位,随意插手科举考试的录取、官员任免诸多事宜,以至于众人称他为“布衣行公相之权”,谓曰“白衣宰相”。等到李漼即位后,很多官员看到弹劾令狐绹的机会已经到来,纷纷上疏揭发令狐滈招权纳贿之事,最终导致令狐绹被罢相。但是令狐绹溺爱儿子的本性依旧不改,到任河中后立即上疏以儿子令狐滈“避贤罢举”为理由,要求让儿子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进而正式取得入仕资格。按照唐朝的科举考试规定,参加科举考试者首先必须要经过州县或国子学的推荐,而且相关部门上报应试者名单的截至时间是在当年十月,称为“解碟尽十月”。而令狐绹被罢相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因此令狐滈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解碟,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李漼认为已经罢免了令狐绹的宰相之位,如果再拒绝其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请求,显得不近人情,于是“屈朝廷取士法为滈家事”,特意下了一道敕文加以批准同意令狐绹的请求,从而为其开启了科举入仕的门户。李漼在敕文中宣称令狐滈虽然参加了科举考试,但考试过程一定要严肃公平。然而,在转年的科举考试中,主持考试的是曾经受令狐绹推荐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裴坦。裴坦对于令狐绹当然怀有感激之情,因此毫不犹豫地录取了令狐滈,同时还包括前户部尚书郑瀚的孙子、前宰相裴休的儿子、前宰相魏扶的儿子等人。当时谏议大夫崔瑄上疏弹劾裴坦,认为这是典型的徇私舞弊行为,希望皇帝陛下要求御史台严肃查处此事。但李漼并不为所动,这件“皆取名臣之子”的科举考试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咸通四年(863年)十月,李漼诏令擢升令狐滈为左拾遗。左拾遗这个官职虽然品阶不高,只有八品,但因为在皇帝身边负有谏诤的重任,所以是个职责重大的官职。但是,纵观令狐滈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位。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分别上疏表示反对,认为令狐滈是“无解及第”,所以不应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两个人似乎忘了令狐滈参加科举考试是皇帝李漼亲笔点名批准的,说令狐滈是“无解及第”,在皇帝李漼看来,这等于是在变相讽刺自己。所以刘蜕、张云的结局可想而知,李漼一道诏书将他们贬出京城。通过李漼毫无章法的任命和升迁官员,可以看出,宣宗李忱的“大中暂治”的局面正在一点点地被李漼无情地毁坏,而且从个性角度来看,李漼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到了放纵至极的地步,靡财好色甚至是滥杀无辜。骄奢残暴李漼宴游无度所带来的一大弊害就是浪费国家的大量钱财,在自己的女儿同昌公主的出嫁、丧葬问题上,因为李漼过度地靡费钱物,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最终导致李漼大开杀戒,为他的皇帝生涯再次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昌公主是李漼的宠妃郭氏所生,当时备受李漼的宠爱。同昌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后,李漼挑选了出身进士世家的韦保衡作为女婿,并让他们在咸通十年(869年)正月完婚。同昌公主出嫁之日,皇帝李漼倾尽宫中珍宝作为陪嫁,并在广化门赐宅一座,窗户都用各种珍宝加以装饰,用水晶、玳瑁等材料造床,饰以金龟银鹿。用五色玉雕琢成器皿什物,并赐给金麦银粟数斗。卧房内用珍珠连缀而成的连珠帐,紫色花纹玳瑁花斑的却寒帘,有以七种宝物装饰成鹧鸪花纹的鹧鸪枕,翠羽装饰的翡翠匣,还有上面绣着三千鸳鸯以及奇花异叶的神丝绣被。除此之外,在李漼赐给同昌公主所有的陪嫁之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瑟瑟幕和纹布巾。瑟瑟幕是指颜色如瑟瑟,宽三尺,长一百尺,轻巧虚薄防雨布。将瑟瑟幕向着天空全部打开,上面纹路舒朗,很像碧丝从中连接,即使天降暴雨也不会沾湿。纹布巾洁白如雪,光软绝伦,即使用上几十年也不会沾上尘土。这两件珍品都是波斯商人进贡朝廷的,李漼将两件珍品赐给同昌公主作为嫁妆,可见对这个爱女的宠爱之情。不幸的是,次年同昌公主暴病而亡。李漼为此哀痛不已,突然间失去爱女的打击让他顿时失去应有的理智,将罪过迁怒于翰林医官韩宗召和康仲殷二人,不仅杖杀韩、康二人,而且将其两家宗族百余人尽皆下狱,进而招致朝官们的非议。时任宰相刘瞻鉴于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指使谏官上疏劝谏。但谏官们全都害怕被治罪,结果无人响应,刘瞻无奈之下只得亲自上疏劝谏,说同昌公主死得过于突然,医官们来不及反应,所以不是医治不及时所致。而且他为韩、康二人辩护,说他们因为医术高明备受人们称赞,两个人也想在为同昌公主治病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医术进而证明自己,无奈实在是无力回天。他在奏疏的最后说皇帝李漼崇信佛教,应该以慈悲为怀,立即释放韩、康二人的族人。刘瞻将奏疏递上去,回馈给他的却是一封罢相外贬的诏书。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郑文在起草罢免刘瞻的诏令时,有表述刘瞻“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的不置私产,为政清廉的句子。当时另一名宰相路岩纳赂受贿,看后觉得郑文是在指桑骂槐,心中颇为不快,当即向皇帝李漼进言,说郑文是故意褒奖刘瞻。李漼得知后果然大怒,责骂郑文是“过为美词”,最终将郑文贬到距离长安五千五百里的梧州(今广西梧州)担任刺史。因刘瞻罢相事件被牵连的还有京兆尹温璋,温璋是一个比较精明强干的官员,在担任京兆尹之前曾任武宁节度使。当时徐州军中有号称“银刀军”的骄悍士卒横行不法,温璋到任后为政严明,所以被那些骄悍的士兵所不容。他们竞相排挤温璋,而且皇帝李漼对藩镇历来姑息,为了息事宁人,便将温璋调任。担任京兆尹后,温璋依旧严于执法,这样一个难得的尽职尽责的官员却因为在劝谏李漼的奏疏中同样因为过分为刘瞻辩护,而被贬为振州(今广东崖县)司马。贬书下达的当天晚上,温璋发出了“生不逢时,死何足异惜”的无奈叹息,于当夜在自己的府邸中自杀身亡。温璋之死在朝野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为帝国失去如此精明强干的官员而惋惜,也有很多人因为温璋之死而颇为怀念宣宗李忱在位时的清明政治。但是温璋的杀身成仁并没有唤起李漼的悔悟,相反余怒未息的李漼继续扩大打击力度,又以“与刘瞻亲善”的罪名,将御史大夫孙瑝、右谏议大夫杨知至和高湘、礼部郎中魏筜、朝议大夫张颜、崔颜融等人悉数贬到岭南地区。咸通十年(869年)九月,驸马韦保衡又联合宰相路岩诬陷刘瞻与医官同谋,误投毒药以致同昌公主死亡,后世的元朝史学家吴三省在读到《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述时,批注说:既然是同谋,就不可能是误投。但就是如此蹩脚的诬陷手法,李漼竟然深信不疑,下诏贬黜刘瞻为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咸通十二年(871年)正月,李漼下令安葬同昌公主,场面甚是浩大。据《旧唐书?懿宗传》记载:(李)诏百僚为挽歌词,仍令韦保衡自撰神道碑。《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百官内司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出殡之日,李漼和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亲临长安外郭城西的延兴门哭送,葬礼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依旧是《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李)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开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馨。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安葬同昌公主是李漼在位时期浪费钱财的标志性事件,同样同昌公主之死,导致李漼大开杀戒,宰相刘瞻也因为此事被贬,也使得这件事成为一起政治事件。而事实上李漼即位之初,曾在《即位大赦文》中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表示今后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进谏直言,即使是没有官职的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投匦的方式进谏,自己一定会认真阅读。但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始终是拒谏饰非,而且经常对进谏者滥施刑罚。如前所说,李漼即位伊始,就将令狐绹罢相,取而代之的是宰相白敏中。但是白敏中刚刚接任,就因为入朝时不小心从台阶上栽倒摔伤了腰,连续四个月无法理政,并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可是由于李漼对政事懈怠,看到白敏中挂名宰相而不能理政也不着急,但不予批准,因此遭到右补阙王谱的强烈反对。王谱上疏劝谏李漼,认为皇帝如果失去宰相,犹如身体失去臂膀。况且李漼是新君即位,担任宰相的人必须时刻听从皇帝的召唤,甚至不离皇帝左右。而白敏中的身体状况显然

                      录》,第128—129页。?《溧阳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1645年11月,几位著名的溧阳乡绅秘密与南京清政府接触,列举潘茂和潘珍的罪行,清军于是逮捕了他们。12月24日,处死二潘。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52—157页。?这个士人叫吴任之。1646年7月13日姜进仪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123页。?姜进仪奏章。转引自《南明史料》,第123页。?唐仲冕、汪梅鼎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志》第三卷,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许多支持兴昌王的“盗贼”,包括高进忠在内,都被清朝淮阳漕运总督沈文奎逮捕杀害。逮捕活动一直进行到1645年深秋。《清史稿·沈文奎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显然,高进忠早先投降过洪承畴。根据清代案卷中的一个奏章说,高进忠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进行招降之后,他起初与清人合作,提供3000多士兵和69艘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岛。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倒戈叛乱就一定危及到了洪承畴的招抚政策。《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103页,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二卷,第264页。除了为金声领导的短命的勤王运动而组织的休宁、安庆起义外,在上游的武昌也爆发了一场由荆王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南明起义。张天禄从前是史可法手下的一个明朝总兵,镇压了武昌起义。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8—24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0—142页。?这些人包括:溧阳的谢琢、盐城的司石磐、广德的吴原成,以及如皋附近的张明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9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29页。朱谊漇的爵号大概是假造的。有些记载说他就是瑞昌王,而在另一些记载中,他被误作为乐安王朱谊石。朱谊漇有时也被称为朱谊漇。《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页。?早在1646年3月6日,朱谊石就试图猛攻东朝阳门,但进攻被击退了,没有成功。许多复明军士卒在向南京东北摄山林坡逃命时被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第170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259页。?根据后来一个复明分子向清朝审讯官的供认:“伪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图谋,以各处贼党众多,惟缺少钱粮、器械,要先谋渡江北,用奸细取六合,仪真(征)二县,得了钱粮、器械,便倚据山险,纠江北各处贼党,成就大事。”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关于安徽山区后来发生的起义,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3页;《南明史料》,第109—111、135—136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同时,负责江防的官员范承祖(他也许是清朝著名义士范承谟的兄弟)带领一些人马渡江到六合、仪征,阻止当地可能发生的起义。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这说明巴山自己也认识到,虽然这个地区的民众在原则上可以分成“良民”和“贼”,但在实际中却很难予以区别。“诸臣目击村落团集良民,与真贼难辨,若纵兵剿杀,必至玉石不分。”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清史稿·洪承畴传》载:朱谊漇(即朱谊漇)在复明分子进攻南京时被俘。这一说法的依据,可能就是《东华录》,1646年9月22日条。《东华录》载:朱谊石(即朱谊漇)于此日被俘。这两种说法都与洪承畴11月8日奏章不相符合,奏章提到朱谊漇还没被俘。《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近来,在北京明清档案中发现一条材料,说金声桓于1647年夏天俘获了瑞昌王。见1647年8月31日的一份奏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4—9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1页;第三十卷,第353、360页。1647年2月13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5页;《南明史料》,第184页;《清史稿》洪承畴、巴山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128页;《南明史略》,第93页。也在这时,南京上游一些县的地方官开始重建本地孔庙,作为恢复安定的一个标志。其例可见张其昀等合编;《全椒县志》,第344页。?小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21—222页。?亲王博洛于1646年6月14日抵达杭州。在钱塘江彼岸的南明军队由方国安指挥。因为干旱,钱塘江水位下降,满洲军兵遂得以骑马过江。7月10日方国安部被击溃,退守绍兴。监国鲁王即建都于绍兴。三天后,清军向这一地区合围,监国鲁王守不住台州至绍兴间的关隘,便经海门从海上逃跑了。他在张名振处避难,张名振后来带他去了舟山岛。《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53、160页;《明清史料》所载张存仁1646年1月3日与12月21日之间所上的奏章,见《南明史料》第1—8、12—13、15、34—35、42—44、48—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6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54—56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3页;狄百瑞:《帝国的蓝图》,第21—24页。?起初,投机取巧的政客与“土寇”给清军的占领造成了极大困难。关于归降人员与官府胥吏作弊的详情,见《南明史料》,第15—17、23页;关于盗贼活动的记载,见上书,第60—62、102—108、120、136—137、142—14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二卷,第27—2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147页。抵抗活动在17世纪50年代一直存在(见上书,第147—154页),不过自1649年12月清军长期驻守杭州后,不安定的状态好转了。《南明史料》,第149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一四九卷,第3页。?最初进攻浙江的主要人物佟国赖,是佟国器的亲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4页。?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29页。?冈本跻:《政治道德危机》,第85页,并参见第57—59页。?同上书,第86—96页。基督教在浙江的地位特别牢固。17世纪30年代反基督教分子声称,浙江省官员暗中与基督教徒结盟,做他们的保护人。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1—92页。?唐王政权的军队在安徽中部和南部做了重要的军事努力,最终,那里的南明官员金声被杀。1645—1646年冬张天禄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生动地描绘了池、太平、徽、宁国四州府所遭受的破坏。城乡皆无人烟,尸骨遍野如草。一到夜晚,空中就闪烁着绿色的磷火。《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516页,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0页。?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5页。?1646年10月17日清军进入福州时,该城实际上已被郑芝龙放弃,军火库被毁。郑芝龙将他的根据地撤到安海,然后,在11月21日向福州的清军统帅投降。斯特鲁弗:《南明》,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0—111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1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7—1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9、61—62、72—73页。?由于朝服不够,此后十天内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5—27页;参见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145—146页。?永明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幸存的孙子,亦称桂王,这是他在隆武皇帝死后改称的爵号。为躲避张献忠向湖广南部的进犯,早在11月中旬听得隆武死讯时,永明王就在他的军事保护人丁魁楚的劝说下,在肇庆宣布摄政。11月22日,得知赣州失陷,新摄政王离开广东去梧州,正好越过广西边境。这样,苏观生和其他广州官员觉得他们被新摄政王抛弃了,遂于12月12日在广州提名隆武的弟弟朱聿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着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会受到威胁,政府对冀南、鲁南和豫北地区的控制就会由此陷入危境。这种威胁在1648年阴历四月(4月23日至5月21日)成为事实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化鲸的榆园军首领从曹州出军,围攻了跨越河北边境的东明城。由于当地反清分子起来响应,李化鲸夺取了东明,然后回军鲁南。到夏末,他又在鲁南起兵,攻占了曹州城及周围的曹县、定陶与城武县城。当山东乱党西进越过河北边境时,当地群盗也合伙攻击清丰、南乐等城。这些县城靠近军事重镇大名,当地的武将士绅虽然能够击退义军,但清军的伤亡惨重。在另一个方向,反军打到山东中部,袭击巨野城,从8月30日到9月5日围攻巨野,直到被清朝的援军赶跑。在南面,李化鲸的人马越过河南边境,渡过黄河,袭击归德。在开封附近,9月20日河北叛将刘之炳包围兰阳城。不久整个靠近开封的黄河北岸落入叛乱者手中,封邱城成了范慎行所率曹县军队的据点。此人据清政府塘报称,初系十足的“土寇”,后“起为盗”。榆园军据说总共有2万人,实际上是由20多个独立营盘组成的联合团体,每营约有1000人,散布在三个省份。据塘报的描述,他们的营地安在设有内堡的大型设防寨楼里,有大炮守卫,甚至包括佛郎机炮。堡垒顶上常常装饰有大幅白色旗帜,叛乱者携带女人和家畜一起住在营地里。当满蒙部队进攻叛乱者的防御工事时,有时干脆就将城堡烧成平地,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有时他们也讲区别对待,只杀死男人,而把家畜和女人分给自己的士兵。他们很少容纳俘虏,绝大多数人都在当场受审后斩首示众。榆园军各营在对满蒙汉官军的共同斗争中联结起来,这种联合也凭借于这个营与那个营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例如,通向曹县的要道被两个重要叛军营盘所占领,它们之间约相隔10华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团体,一个由姓范的指挥,另一个则由姓肖的统率,但他们互相视为同盟,如果受到攻击都会得到另一方的支援。总的说来,他们的战略几乎不像是互相协调的,在报告他们活动的清朝官员看来,他们能够在总体上统一起来,靠的是采用了明朝的称号、爵位与官名。李化鲸本人甚至在东明的据点里供养了一名明室远裔,称“天正皇帝”,发号施令。在多尔衮及其谋臣看来,榆园军的有组织的协作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把叛乱首领与前山东军阀刘泽清连结起来的阴谋集团。刘泽清此刻正住在京城。在清军渡过黄河进攻扬州的时候,像阎尔梅这样的江北忠君复明分子曾希望刘泽清会支持南明事业。然而,刘泽清看出满清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当多铎派佟佳氏名将准塔去淮安邀请刘泽清合作时,这个山东军阀就将他本人率领的有50名将领和2万人马的军队交给了那个满洲将领。作为交换条件,他受抚后被封精奇尼哈番。或许正是因为刘泽清所得爵位不高,惹得他蓄意谋反。刘泽清以素有大志著称,常自夸:“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而且他出名的鲁莽。当他还是个参加乡试的举子时,就在一次口角中挥拳打死了一名衙役。这种鲁莽可能也会促使他谋反。9月5日后,起义活动开始出现,当时一个名叫程万占的人率兵千员攻击了位于曹县以东的单县县城。在单县进攻受挫后,知县报告说程万占不是别人,正是刘泽清的庄头,刘氏族人都是曹县有名的豪强。多尔衮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小心谨慎的。他告诉兵部,“或人诬陷,亦未可知”。没有必要去激怒一个像刘泽清这样重要的归顺者,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刘泽清毕竟是来自多尔衮政权绝大多数高级文官所产生的那个省份,此刻归顺清人的其他山东士大夫,可能会把指责刘泽清谋反视为诽谤,认为是刘泽清的政敌乘其家奴参与榆园军之机,存心诬陷,以至于这些人自己也许就会因此而反对清朝。如果刘泽清确实卷入了这次地方叛乱,那么要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才行。著他早晚照

                      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四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五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六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七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第五讲如何研究学术史一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

                      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49—3650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8页;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50—53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1614年福王府由北京迁至洛阳时,动用了1172艘船运送其家人及财物。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3页。?万历年间,山东、湖广、河南的地方官纷纷上疏,指出藩王向农民征收的地租过于沉重。王府的税吏和管家因残酷无情而声名狼藉。顾诚:《明代的宗室》,第11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50页。?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5页。这种兽行并非少见。据说张献忠“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24页。“吃人肉”是当时的一种隐喻的说法。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会使用。如果说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农民军首领喜食遇害者的血肉,那么乡绅领袖也一再说到要食农民军之肉。例如,在记述溧阳潘茂起义的史籍中,作者写道:“彼党茂者之肉又不足食〔以解恨〕哉。”稍后,在描述潘茂及部下打劫富户钱财时,又记:“人知食茂之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4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5—196页。崇祯皇帝得知老福王常洵死讯后,召见群臣,当众恸哭,为其得宠的侄子惨遭不幸而悲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3页(福王常洵应为崇祯帝的叔父,朱由崧与崇祯帝应为同辈——译者)。?《明史》(中华书局),第3651页。当时持有敌意的史家经常用夸张手法讥讽福王的好色,但看上去他也确实好色。他在南京即位后,在其养母(据说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福王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4—105页。?《明史》,第3103页。?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17世纪30年代,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3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潞王继承皇位还得到了周镳的有力支持。此人是1639年弹劾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的最初倡议者,是与潞王有密切交往的人之一。后来他被指责为姜曰广的党徒。徐鼒:《小腆纪年》,第206页。将潞王的支持者视为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们认为,许多“正直”的士大夫害怕福王会因东林党人曾反对立其父为太子之事而报复他们。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武将刘泽清后来声称他支持潞王,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遭到东林党人的批评。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很多有见识的人认为,福王有充分的条件继承皇位。若对此加以否定,势必引起危机。而且会导致各镇将领乘机干预南京文官政府并将其彻底摧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关于洪武皇帝遗训中规定的明朝皇位继承制度,见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永历皇帝在南方的统治》,第15页。?《明史》,第349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黎杰:《明史》,第196页。福王是崇祯的侄子,在皇位继承顺序上,还有三位远离南京的王排在福王之后,潞王则位在第五。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当有人不顾法定的继承顺序时,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便可毫不讳言地提醒潞王的支持者们注意,这样做会引起政治和思想的混乱。嘉靖年间使许多官员遭到贬谪的“大礼之仪”(世宗皇帝,即前朝皇帝武宗之侄,用其生父的灵位取代了武宗皇帝的灵位)刚刚过去100余年。卡尼·T·费希尔:《明世宗时的大礼仪》。福王距南京最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初,马士英并不在乎由谁即位。据说他曾一度倾向潞王。但当南京舆论明显有利于福王时,他便以福王与皇室血缘最近为由,迅速转变为福王的拥护者(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当时,归马士英统领但已失去控制的部队袭击了路振飞部所管辖的地区。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05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38页。?当时的学者认为,江北和江南的大多数乡绅都支持拥护潞王的史可法和姜曰广。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但斯特鲁弗认为,当时的大多数乡绅都不知所措。其主要原因是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听到一些零星的谣传而未得到确实的消息。再者,那些支持福王的人是以血统为客观标准而坚持其主张的。而在那些后来因支持潞王而受排挤的人中间,很多人仅仅是因为担心崇祯的某个亲子会突然出现才反对福王即位的。实际上,真正拥戴潞王的人要比后来史家所说的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关于乡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证,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3页。?陈贞慧对这些著名事件提出另一种颇有道理的看法。他认为:马士英与史可法起初曾达成过协议,即由崇祯帝的叔父桂王继承皇位。但桂王当时尚在远离朝廷的广西;更为重要的是,马士英返回凤阳后,发现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已被太监韩赞周(他曾在老福王手下做事)纠集起来支持福王。马士英自知无力与他们抗衡,遂隐瞒了他对史可法的承诺,同意加入支持福王的同盟。陈贞慧:《过江七事》,第53—54页;又见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56—58页。有关马士英与这些地方军事将领的联盟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参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黎杰:《明史》,第197页。?《明史》(中华书局),第7939页。?这些勋臣控制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同上书,第1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明史》,第3081页。例如,刘孔昭是朱元璋最亲近的谋士刘基(1311—1375)的后裔。其伯爵封号在15世纪曾被取消了近100年,至1532年才得以恢复。李文治:《晚明民变》,第936页。另一位福王及马士英的支持者是有侯爵封号的朱国弼。谢国桢认为:太监韩赞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这些主要支持者后来都得到马士英的报答。李沾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和太常寺少卿;刘孔昭几乎当上大学士;赵之龙得到为京师采办军需物资的肥缺;朱国弼则晋爵为公。《明史》,第3092、313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9页。当时的贵族爵位只是享有一定俸禄的虚号。贺凯:《明代的中国传统国家》,第52—53页。?谈迁:《国榷》,第6077—607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这后一项决定是5月31日作出的。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又见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9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1页。史学家文秉后来又写道:拥立福王而不拥立潞王,意味着选择了以防御为主的政策,抛弃了北方的明室皇陵,而正确的原则应是以宗庙为重,血统次之。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谈迁:《国榷》,第6081页;计六奇:《明季南明》,第2页;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7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顾苓:《金陵野钞》,第4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2—22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6页;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这位监国在就职典礼上宣称,其祖先使明朝“大业”维持了300年。他还表达了对社稷沦丧的悲痛,发誓要向杀害其父母的农民军报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一卷,第1页。?其实,就在福王就任监国的当天,刘孔昭及一些大臣便请求他登基为帝。?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6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2页。福王将大学士及兵部尚书的虚衔授予马士英,而实际上马士英只掌凤阳总督之权。这当然不能为马士英所接受,他公开率军南下力劝福王登基之举,实际上也是迫使朝廷授予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之实权。斯特鲁弗:《南明》,第7页。整个船队用了三天时间才通过了去南京的必经之路淮安。路振飞的士兵不许马士英水师的任何船只停泊,不许任何人员上岸。《淮城纪事》,第14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42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60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3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0页。?例如:黄得功得赏银1万两,各城守将皆得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将路振飞革职的借口是,他与王燮越权召集江北民团首领及乡绅8000余人,大行封赏。6月21日,朝廷作出以刘孔昭的密友、马士英的亲戚、原四川巡抚田仰接替路振飞的决定后,淮安士绅曾上书为路振飞辩护。路振飞本人则请求辞官三年为父母守孝。但直到七月初,他仍在淮安地区继续抗击大顺残部。后来,他又为南明的几个政权效力,至死忠于明朝。《明史》,第2844、3103—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谈迁:《国榷》,第6103页。藩镇亦指“藩屏”。关于这个词在唐代的含义,请参阅柳宗元:《封建论》,第36—40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45页。?黎杰:《明史》,第198—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7—8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可法的阶级性十分强调。?《明史》,第3070页。四镇总兵中有人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9页。?同上书,第81—8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顾炎武将此事系于7月25日,大概是南京收到此疏的日期。顾炎武:《圣安本纪》,第7页。?“上借此以为羁糜之术,下受之而无感励之志,胥失之矣。”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6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2页。?同上书,第5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6月16日以前,路振飞的军队曾与刘泽清的军队交战,试图阻止他们劫掠这一地区。路振飞率军撤离后,刘泽清的军队立刻开进了淮安。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4页。?同上书,第39页;又见谈迁:《国榷》,第6097页。?同上书,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6—7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5—36页;《明史》,第3066页。?这位士绅名叫郑元勋,进士出身,其兄郑元化是一位富商。这场哗变是守备马鸣□挑起的。谈迁:《国榷》,第6104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35页(第二○四卷,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9页。万元吉是南昌人,1625年进士,杨嗣昌的门生。后在唐王政府中官至兵部侍郎,负责湖广和江西的军务。他的军队未经抵抗就将吉安拱手让与清军,但他本人却壮烈地战死在赣州。《明史》,第3121—3122页。?同上书,第39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8页。高弘图也在史可法的奏折上署了名。让马士英去江北,看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原先邀请高杰进入这一地区的就是他。当赵之龙和袁继咸上疏支持派马士英前往江北时,弘光帝回答说:“其如不肯去何?今史先生愿去。”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6页。?《明史》,第3494页。?这一由几位生员联名的奏章,承认淮扬是江南的门户,但又力陈朝廷是天下之本。若史可法留在南京,江南便可保持稳定,已在百姓中唤起的收复北土的希望也将逐步实现。但若让史可法离开南京,成功的机会就会丧失。“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伏阙哀吁者也”。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3页。然而,史可法却把亲临江北看作是准备北伐的第一步。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8—5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58页;谈迁:《国榷》,第6095、6106页。史可法实际离开南京是在6月22日,有些史料则记为6月23日或24日。姚家积:《明季遗闻》,第92页。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祁彪佳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祁彪佳:《甲乙日历》,第29页。据《明史》记载,史可法似乎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这反映了当时“正人君子”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土英策划了一次将史可法逐出朝廷的政变。《明史》,第3494页。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史可法因受到马士英的讹诈而离开南京。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也有的史料记载说,史可法曾要求马士英归还此信,马士英虽照办了,但抄写了副本。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袁继咸:《浔阳记事》,第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2—63页(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载福王对支持过潞王的大臣是相当宽容的)。谈迁提出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即史可法认为他在淮安的出现将会推进南明军事计划的实现,因而

                      说通过颜真卿的努力,进而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平原郡的城门之南,所有人共推颜真卿为反抗叛军的盟主。在如此危急局势下,河北、河南地区对叛军的反抗终于形成了体系,逐渐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安禄山一定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窘境,当他回味过来时,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晦暗的景色。安禄山!你的血腥屠杀换回来的终将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气节颜真卿在河北的大动作不仅惊动了安禄山,同时也让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大为惊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河北诸多州县陷落于叛军之手,让李隆基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无奈地发出“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感叹。现在颜真卿的横空出世,让李隆基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颜真卿的模样,但他知道颜真卿起兵后,还是兴奋地对朝臣说了一句话:“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一个曾经在朝为官被排挤出去的人,一个让自己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居然会为自己尽忠到底,当李隆基知道颜真卿在河北的举动后,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忠臣。感慨良久的李隆基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颜真卿,为此他派出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从山西东下河北作战。郭子仪受命出征后,先是在单于都护府的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军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安禄山手下大同军使高秀岩的叛军,继而攻克了河东道的静边(今山西右玉)军,又在河曲(今山西永济)第二次打败高秀岩,最终一直打到军事战略要地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进而打通了东进河北的道路。当颜真卿知道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之后,他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安禄山无暇东顾的情况下,颜真卿果断向西急速收复领土,试图与在山西的郭子仪会合。但就在此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噩耗,他的哥哥颜杲卿被安禄山无情地杀害!颜杲卿在常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但因时间仓促仍不具备公开举兵的条件与时机。鉴于安禄山准备西进潼关直指长安、颜真卿在河北公开举兵以及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为了牵制与阻滞安禄山西进的速度,配合颜真卿在叛军后方的作战,颜杲卿决定提前举兵。此时恰巧安禄山派遣手下的部将高邈回到幽州去征兵,以解决河南境内兵源不足的问题,颜杲卿决定举兵的时候,高邈已经完成了征兵的任务,正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在颜杲卿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突袭机会。当即,颜杲卿任命部将冯虔率领五千人马在槁城设伏,突袭半路经过的高邈。突袭高邈的过程十分顺利,顺利得甚至有些出乎颜杲卿的预料,在将高邈押进牢房的同时,颜杲卿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安禄山的部将何千年从东都洛阳回范阳督粮,于是又一举擒获何千年。擒获高邈并没有为颜杲卿带来什么,但擒获何千年却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何千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在面对颜杲卿的时候,他为了保住性命,向颜杲卿献上了自己的计策:“现在太守想要效忠大唐,开始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做得很好,现在更应该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看太守的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叛军真要是打过来,恐怕难以应对。您应该把城外的河沟挖得深深的,城墙的壁垒筑得再高一些,不要同叛军硬碰硬,等到郭子仪的朔方军来到后,合力一同进攻叛军。现在我建议您发檄文到赵、魏之地,让他们切断通往范阳、幽州等地的要道,对外宣扬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很快就会通过井陉,并游说正在攻打饶阳的张献诚,明确告诉他,他手下的那些人全都是地方的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即将到来的朔方军,这样饶阳之围即可解除。”何千年一番长长的话语,让颜杲卿不住地点头,于是他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事实证明,何千年的计策确实是个好计策,张献诚在听到朔方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顿时大为惊恐,立即解散了人马,饶阳之围顿解。不仅如此,当时河北诸多郡县,除去范阳、卢龙、渔阳、密云、汲、邺六郡仍效忠安禄山之外,十七个郡县全部宣布归顺朝廷,至此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人马已经达到二十万以上。应该说颜杲卿采纳何千年的计策,一度使得河北的战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河北不仅是安禄山的老巢和兵源、军需补给的战略大后方,同时又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颜杲卿在河北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对于准备西进攻打潼关的安禄山来讲,无疑增添了诸多难度,从某种角度而言牵制了叛军。话复前言,何千年的计策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前边说的是有利的结果,接下来要说说不利的结果,而这个不利的结果恰恰让颜杲卿送掉了性命。叛军西进潼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洛阳筹划他的登基大典,当他听到颜杲卿在常山居然连续捉住他的两员大将,并大有光复河北的意图时,让他十分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安禄山决定派部将史思明、李立节统领藩、汉混合步骑攻打常山,又派部将蔡希德统兵一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出兵增援史、李二人,共同形成对常山的重兵合围之势。这里着重提一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中的“史”指的就是史思明。史思明,初名崒干,宁夷州突厥人,与安禄山为同乡。天宝初年,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跟随安禄山讨契丹,任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他作为先锋平定河北,被禄山任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手下拥有八万人马。既然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就说明史思明和安禄山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叛乱的最初阶段,史思明算是安禄山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由配角变成了主角,这一点在后边我会详细说到,暂不赘述。事实上,史思明和李立节围攻常山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颜杲卿由于匆忙地暴露了自己,还未来得及加固城防,史思明和李立节就已经兵临城下。无奈常山城中兵寡将少,难以抵抗,颜杲卿不禁心急如焚,急忙之中派人杀出重围前往太原向太原尹王承业求救。然而王承业拒不出兵,他的理由是太原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自己现在自顾不暇。就这样,颜杲卿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但颜杲卿刚烈的性格,让他绝不甘心就此投降,他率众坚守危城,在势单力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常山城破,颜杲卿与袁履谦巷战力尽,不幸被俘。颜杲卿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并不理解自己如此优待颜杲卿,为什么这个人依然反水。所以他下令将颜杲卿押解进洛阳,自己要亲自审问这个人。“你本来是范阳一个小小的户曹(官名),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官名),没过几年又提拔你当太守,我可是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安禄山看到五花大绑的颜杲卿时,怒气冲冲地开口问道。“为什么要背叛你?你个杂胡!皇上如此恩宠你,你又为什么背叛皇上?”虽然被五花大绑,但颜杲卿并不屈服,怒目圆睁高声对安禄山喊道。安禄山本想用气势压住颜杲卿,但颜杲卿这突如其来的反问,让安禄山瞬间哑口无言。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颜杲卿继续向他开炮:“安禄山!你本来不过是营州放羊的杂胡,皇上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对你恩宠至极,皇上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居然兴兵作乱,涂炭生灵。我家累世为唐臣,官位都是大唐所赐,绝不是你安禄山提拔的功劳,怎么可能跟你这个乱臣贼子为伍,我为国讨贼,只恨未能亲自切下你的脑袋!杂胡狗!为什么还不赶快杀我?”颜杲卿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以至于眼睛已经血红。安禄山此时已然气急败坏,在颜杲卿骂完后,他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指着颜杲卿恶狠狠地说道:“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将他绑在柱子上,给我一刀一刀割他身上的肉!”顿时,士兵将颜杲卿从地上架起,拖着他向殿门外走去。“狗贼!我做了鬼也要找你索命!哈哈哈!”“一定要将他割上三千六百刀,解我心头之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冻彻人心骨,一个忠义气节之士的灵魂在寒风中傲然不屈,苍茫大地间飞舞的雪花,仿佛在为他悲号哀叹。值得一提的是,与颜杲卿一同赴死的还有太守袁履谦,以及颜氏一门忠烈三十余人。四百多年后,另一个铁骨铮铮之人文天祥用一种近乎膜拜的情感来抒发对颜杲卿的怀念,一句“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让世人对颜杲卿的气节更为深深折服: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想到此处,不禁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当颜真卿知道其兄颜杲卿以及颜氏一门三十余人被安禄山残酷地杀害后,颜真卿几乎昏厥过去。但颜真卿是一个比颜杲卿性格更加刚烈的人,那一刻他握紧拳头,强忍住悲痛,努力地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在他看来,悲痛绝不是反击安禄山的方法,将河北义军的势力无限扩大,才是对哥哥最好的告慰。颜真卿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河北变成埋葬安禄山叛军的坟墓。但就在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河北义军风起云涌之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传来。长安的门户——潼关,不幸失守!第二章灵武称帝胶着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迫不及待地称帝。这个腰腹肥硕的杂胡,此时终于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称帝后的安禄山虽然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范阳起兵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打进长安城清除杨国忠。安禄山十分明白这是他能聚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口号不能丢。所以在首次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虽然忙于应付河北的混乱局势,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潼关的进攻。经过他持续的进攻,终于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攻陷潼关。事实上,潼关作为长安的门户,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李隆基对于潼关的防守也十分重视,调派名将哥舒翰承担潼关防守的重任。之所以潼关最终不幸失陷,完全是由于大唐高层的内耗所致,这其中有李隆基昏庸偏执与自以为是,也有杨国忠的弄权固位与排斥异己,更有哥舒翰的公报私仇与因小失大。在此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大唐的确是损失了两员良将,此举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致使李隆基一时之间无将可派。但潼关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李隆基明白叛军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其他骁勇善战的将领一时间来不及征调,所以李隆基想到了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本是西突厥哥舒部落人。按突厥的习惯,他们常常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他的父亲是哥舒部落的首领,叫做哥舒道元,曾经做过唐安西都护府的副都护。哥舒翰的家族世居安西,而哥舒翰也生在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天宝五年(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很快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哥舒翰自幼就通读《左氏春秋》、《汉书》,所以极富智谋。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吐蕃凭险据守,唐军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哥舒翰大怒,限三日内破城,否则斩杀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哥舒翰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不可否认,哥舒翰兼具智慧与军事谋略,而且当时都流传着赞颂哥舒翰的诗歌:“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始终沉湎于酒色。李隆基想到哥舒翰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震边陲的名将因为长期沉湎酒色,导致自身瘫痪,已经在家休养了十个月之久。按说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李隆基本不该再让他强行带兵。但此时情况危急,最关键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在李隆基看来,目前情况下,只有哥舒翰是最好的人选。可是哥舒翰虽然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多大起色,只能站起身来慢慢行走,更别说行军打仗。因此对于皇帝陛下交给的重任,哥舒翰坚辞不受。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皇帝陛下从实际出发,切身考虑一下他这个半残废之人的身体状况。但李隆基似乎不为所动,而且抛给了哥舒翰一句狠话:“高仙芝、封常清叛逆,卿不可效仿!”哥舒翰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果还不识趣儿,那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万般无奈之下的哥舒翰只得接受了皇帝陛下的任命。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哥舒翰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潼关。临行前,李隆基在勤政楼亲自为哥舒翰送行,并让文武百官到长安城郊为大军壮行,可以说李隆基对哥舒翰寄予了厚望,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至此全部系于哥舒翰一身。大军进入潼关后,哥舒翰基于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依然采用先前高仙芝、封常清定下的重兵聚关坚守的策略来与叛军对抗。当时哥舒翰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真正经过战场上血与火洗礼,灵与肉考验以及生与死较量的士兵并不多,只有少数来自河西、陇右等一直跟随哥舒翰征战的士兵训练有素。最关键的是,哥舒翰此次是硬着头皮来到潼关,以他身体状态来看,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无奈之下,哥舒翰准备将军务托付给他比较信任的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田良丘全权处理。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的文弱书生,如此危急的局势之下,这么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让哥舒翰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只得将军队分开,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另一个部将李承光掌管步兵。事实上,从哥舒翰到达潼关的那一天开始,守军的内部就展开了派系之争,王思礼是哥舒翰带去的,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李承光却是高仙芝的部下。高仙芝被冤杀让李承光一直耿耿于怀,哥舒翰虽然功勋卓著,但李承光并不服气。这是因为哥舒翰到达潼关后,治军不能保持公正,对待自己带去的部下十分宽厚,但对待先前高仙芝的部下则十分严厉。这样一来,潼关的守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大敌当前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全力对付叛军,搞得将帅不和,军队没有斗志。天时不利加上人和不谐,如此一来,唐军所能仰仗的只有地利了。潼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考虑到潼关守军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哥舒翰采取坚守的策略还是十分得当的。哥舒翰的设想是,利用潼关的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或者说让郭子仪、颜真卿的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战区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出关给予叛军致命的一击。为了让李隆基充分了解潼关的局势,不至于像猜忌高仙芝和封常清那样猜忌自己,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详细说明了之所以闭关固守的原因,得到了李隆基的充分理解。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哥舒翰始终没有主动出战过。这期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曾经率领叛军再次来犯潼关,甚至运用计谋让部将崔乾佑仅带不到五千老弱病残之兵驻扎在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象,暗中却在陕郡周围部署精锐部队,想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然而哥舒翰也是身经百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诱骗,他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哥舒翰在潼关与安禄山形成了胶着状态,其实谁都明白,随着各地反抗叛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种胶着状态无疑对唐军是有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舒翰一定会有机会和叛军一决高下。然而正当两军在潼关处于紧张的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开始出

                      的事;即使在有了法律以后,惨不忍闻的谋杀事件,也随时发生。从前的时候,一刀下去,当场毙命,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现在他们却会从坟墓中起来,他们的头上戴着二十件谋杀的重罪,把我们推下座位。这种事情是比这样一件谋杀案更奇怪的。麦克白夫人陛下,您的尊贵的朋友们都因为您不去陪他们而十分扫兴哩。麦克白我忘了。不要对我惊诧,我的最尊贵的朋友们;我有一种怪病,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是不足为奇的。来,让我们用这一杯酒表示我们的同心永好,祝各位健康!你们干了这一杯,我就坐下。给我拿些酒来,倒得满满的。我为今天在座众人的快乐,还要为我们亲爱的缺席的朋友班柯尽此一杯;要是他也在这儿就好了!来,为大家、为他,请干杯,请各位为大家的健康干一杯。群臣敢不从命。班柯鬼魂重上。麦克白去!离开我的眼前!让土地把你藏匿了!你的骨髓已经枯竭,你的血液已经凝冷;你那向人瞪着的眼睛也已经失去了光彩。麦克白夫人各位大人,这不过是他的旧病复发,没有什么别的缘故;害各位扫兴,真是抱歉得很。麦克白别人敢做的事,我都敢:无论你用什么形状出现,像粗暴的俄罗斯大熊也好,像披甲的犀牛、舞爪的猛虎也好,只要不是你现在的样子,我的坚定的神经决不会起半分战栗;或者你现在死而复活,用你的剑向我挑战,要是我会惊惶胆怯,那么你就可以宣称我是一个少女怀抱中的婴孩。去,可怕的影子!虚妄的揶揄,去!(鬼魂隐去)嘿,他一去,我的勇气又恢复了。请你们安坐吧。麦克白夫人你这样疯疯癫癫的,已经打断了众人的兴致,扰乱了今天的良会。麦克白难道碰到这样的事,能像飘过夏天的一朵浮云那样不叫人吃惊吗?我吓得面无人色,你们眼看着这样的怪象,你们的脸上却仍然保持着天然的红润,这才怪哩。洛斯什么怪象,陛下?麦克白夫人请您不要对他说话;他越来越疯了;你们多问了他,他会动怒的。对不起,请各位还是散席了吧;大家不必推先让后,请立刻就去,晚安!列诺克斯晚安;愿陛下早复健康!麦克白夫人各位晚安!(群臣及侍从等下。)麦克白流血是免不了的;他们说,流血必须引起流血。据说石块曾经自己转动,树木曾经开口说话;鸦鹊的鸣声里曾经泄露过阴谋作乱的人。夜过去了多少了?麦克白夫人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分别不出是昼是夜来。麦克白麦克德夫藐视王命,拒不奉召,你看怎么样?麦克白夫人你有没有差人去叫过他?麦克白我偶然听人这么说;可是我要差人去唤他。他们这一批人家里谁都有一个被我买通的仆人,替我窥探他们的动静。我明天要趁早去访那三个女巫,听她们还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现在非得从最妖邪的恶魔口中知道我的最悲惨的命运不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只好把一切置之不顾。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我想起了一些非常的计谋,必须不等斟酌就迅速实行。麦克白夫人一切有生之伦,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可是你还没有好好睡过。麦克白来,我们睡去。我的疑鬼疑神、出乖露丑,都是因为未经磨炼、心怀恐惧的缘故;我们干这事太缺少经验了。(同下。)第五场荒原雷鸣。三女巫上,与赫卡忒相遇。女巫甲嗳哟,赫卡忒!您在发怒哩。赫卡忒我不应该发怒吗,你们这些放肆大胆的丑婆子?你们怎么敢用哑谜和有关生死的秘密和麦克白打交道;我是你们魔法的总管,一切的灾祸都由我主持支配,你们却不通知我一声,让我也来显一显我们的神通?而且你们所干的事,都只是为了一个刚愎自用、残忍狂暴的人;他像所有的世人一样,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一点不是对你们存着什么好意。可是现在你们必须补赎你们的过失;快去,天明的时候,在阿契隆⑤的地坑附近会我,他将要到那边来探询他的命运;把你们的符咒、魔蛊和一切应用的东西预备齐整,不得有误。我现在乘风而去,今晚我要用整夜的工夫,布置出一场悲惨的结果;在正午以前,必须完成大事。月亮角上挂着一颗湿淋淋的露珠,我要在它没有堕地以前把它摄取,用魔术提炼以后,就可以凭着它呼灵唤鬼,让种种虚妄的幻影迷乱他的本性;他将要藐视命运,唾斥死生,超越一切的情理,排弃一切的疑虑,执着他的不可能的希望;你们都知道自信是人类最大的仇敌。(内歌声,“来吧,来吧……”)听!他们在叫我啦;我的小精灵们,瞧,他们坐在云雾之中,在等着我呢。(下。)女巫甲来,我们赶快;她就要回来的。(同下。)第六场福累斯。宫中一室列诺克斯及另一贵族上。列诺克斯我以前的那些话只是叫你听了觉得对劲,那些话是还可以进一步解释的;我只觉得事情有些古怪。仁厚的邓肯被麦克白所哀悼;邓肯是已经死去的了。勇敢的班柯不该在深夜走路,您也许可以说——要是您愿意这么说的话,他是被弗里恩斯杀死的,因为弗里恩斯已经逃匿无踪;人总不应该在夜深的时候走路。哪一个人不以为马尔康和道纳本杀死他们仁慈的父亲,是一件多么惊人的巨变?万恶的行为!麦克白为了这件事多么痛心;他不是乘着一时的忠愤,把那两个酗酒贪睡的溺职卫士杀了吗?那件事干得不是很忠勇的吗?嗯,而且也干得很聪明;因为要是人家听见他们抵赖他们的罪状,谁都会怒从心起的。所以我说,他把一切事情处理得很好;我想要是邓肯的两个儿子也给他拘留起来——上天保佑他们不会落在他的手里——他们就会知道向自己的父亲行弑,必须受到怎样的报应;弗里恩斯也是一样。可是这些话别提啦,我听说麦克德夫因为出言不逊,又不出席那暴君的宴会,已经受到贬辱。您能够告诉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贵族被这暴君篡逐出亡的邓肯世子现在寄身在英格兰宫廷之中,谦恭的爱德华对他非常优待,一点不因为他处境颠危而减削了敬礼。麦克德夫也到那里去了,他的目的是要请求贤明的英王协力激励诺森伯兰和好战的西华德,使他们出兵相援,凭着上帝的意旨帮助我们恢复已失的自由,使我们仍旧能够享受食桌上的盛馔和醋畅的睡眠,不再畏惧宴会中有沾血的刀剑,让我们能够一方面输诚效忠,一方面安受爵赏而心无疑虑;这一切都是我们现在所渴望而求之不得的。这一个消息已经使我们的王上大为震怒,他正在那儿准备作战了。列诺克斯他有没有差人到麦克德夫那儿去?贵族他已经差人去过了;得到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一句:“老兄,我不去。”那个恼怒的使者转身就走,嘴里好像叽咕着说,“你给我这样的答复,看着吧,你一定会自食其果。”列诺克斯那很可以叫他留心留心远避当前的祸害。但愿什么神圣的天使飞到英格兰的宫廷里,预先替他把信息传到那儿;让上天的祝福迅速回到我们这一个在毒手压制下备受苦难的国家!贵族我愿意为他祈祷。(同下。)第四幕第一场山洞。中置沸釜雷鸣。三女巫上。女巫甲斑猫已经叫过三声。女巫乙刺猬已经啼了四次。女巫丙怪鸟在鸣啸: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女巫甲绕釜环行火融融,毒肝腐脏-其中。蛤蟆蛰眠寒石底,三十一日夜相继;汗出淋漓化毒浆,投之鼎釜沸为汤。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沼地蟒蛇取其肉,脔以为片煮至熟;蝾螈之目青蛙趾,蝙幅之毛犬之齿,蝮舌如叉蚯蚓刺,蜥蜴之足枭之翅,炼为毒蛊鬼神惊,扰乱人世无安宁。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丙豺狼之牙巨龙鳞,千年巫尸貌狰狞;海底抉出鲨鱼胃,夜掘毒芹根块块;杀犹太人摘其肝,剖山羊胆汁潺潺;雾黑云深月蚀时,潜携斤斧劈杉枝;娼妇弃儿死道间,断指持来血尚殷;土耳其鼻鞑靼唇,烈火糜之煎作羹;猛虎肝肠和鼎内,炼就妖丹成一味。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炭火将残蛊将成,猩猩滴血蛊方凝。赫卡忒上。赫卡忒善哉尔曹功不浅,颁赏酬劳利泽遍。于今绕釜且歌吟,大小妖精成环形,摄人魂魄荡人心。(音乐,众巫唱幽灵之歌。)女巫乙拇指怦怦动,必有恶人来;既来皆不拒,洞门敲自开。麦克白上。麦克白啊,你们这些神秘的幽冥的夜游的妖婆子!你们在干什么?众巫(合)一件没有名义的行动。麦克白凭着你们的法术,我吩咐你们回答我,不管你们的秘法是从哪里得来的。即使你们放出狂风,让它们向教堂猛击;即使汹涌的波涛会把航海的船只颠覆吞噬;即使谷物的叶片会倒折在田亩上,树木会连根拔起;即使城堡会向它们的守卫者的头上倒下;即使宫殿和金字塔都会倾圮;即使大自然所孕育的一切灵奇完全归于毁灭,连“毁灭”都感到手软了,我也要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女巫甲说。女巫乙你问吧。女巫丙我们可以回答你。女巫甲你愿意从我们嘴里听到答复呢,还是愿意让我们的主人们回答你?麦克白叫他们出来;让我见见他们。女巫甲母猪九子食其豚,血浇火上焰生腥;杀人恶犯上刑场,汗脂投火发凶光。众巫(合)鬼王鬼卒火中来,现形作法莫惊猜。雷鸣。第一幽灵出现,为一戴盔之头。麦克白告诉我,你这不知名的力量——女巫甲他知道你的心事;听他说,你不用开口。第一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留心麦克德夫;留心费辅爵士。放我回去。够了。(隐入地下。)麦克白不管你是什么精灵,我感谢你的忠言警告;你已经一语道破了我的忧虑。可是再告诉我一句话——女巫甲他是不受命令的。这儿又来了一个,比第一个法力更大。雷鸣。第二幽灵出现,为一流血之小儿。第二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我要是有三只耳朵,我的三只耳朵都会听着你。第二幽灵你要残忍、勇敢、坚决;你可以把人类的力量付之一笑,因为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隐入地下。)麦克白那么尽管活下去吧,麦克德夫;我何必惧怕你呢?可是我要使确定的事实加倍确定,从命运手里接受切实的保证。我还是要你死,让我可以斥胆怯的恐惧为虐妄,在雷电怒作的夜里也能安心睡觉。雷鸣。第三幽灵出现,为一戴王冠之小儿,手持树枝。麦克白这升起来的是什么,他的模样像是一个王子,他的幼稚的头上还戴着统治的荣冠?众巫静听,不要对它说话。第三幽灵你要像狮子一样骄傲而无畏,不要关心人家的怨怒,也不要担忧有谁在算计你。麦克白永远不会被人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隐入地下。)麦克白那是决不会有的事;谁能够命令树木,叫它从泥土之中拔起它的深根来呢?幸运的预兆!好!勃南的树林不会移动,叛徒的举事也不会成功,我们巍巍高位的麦克白将要尽其天年,在他寿数告终的时候奄然物化。可是我的心还在跳动着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告诉我,要是你们的法术能够解释我的疑惑,班柯的后裔会不会在这一个国土上称王?众巫不要追问下去了。麦克白我一定要知道究竟;要是你们不告诉我,愿永久的咒诅降在你们身上!告诉我。为什么那口釜沉了下去?这是什么声音?(高音笛声。)女巫甲出来!女巫乙出来!女巫丙出来!众巫(合)一见惊心,魂魄无主;如影而来,如影而去。作国王装束者八人次第上;最后一人持镜;班柯鬼魂随其后。麦克白你太像班柯的鬼魂了;下去!你的王冠刺痛了我的眼珠。怎么,又是一个戴着王冠的,你的头发也跟第一个一样。第三个又跟第二个一样。该死的鬼婆子!你们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些人?第四个!跳出来吧,我的眼睛!什么!这一连串戴着王冠的,要到世界末日才会完结吗?又是一个?第七个!我不想再看了。可是第八个又出现了,他拿着一面镜子,我可以从镜子里面看见许许多多戴王冠的人;有几个还拿着两个金球,三根御杖。可怕的景象!啊,现在我知道这不是虚妄的幻象,因为血污的班柯在向我微笑,用手指点着他们,表示他们就是他的子孙。(众幻影消灭)什么!真是这样吗?女巫甲嗯,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麦克白为什么这样呆若木鸡?来,姊妹们,让我们鼓舞鼓舞他的精神,用最好的歌舞替他消愁解闷。我先用魔法使空中奏起乐来,你们就搀成一个圈子团团跳舞,让这位伟大的君王知道,我们并没有怠慢他。(音乐。众女巫跳舞,舞毕与赫卡忒俱隐去。)麦克白她们在哪儿?去了?愿这不祥的时辰在日历上永远被人咒诅!外面有人吗?进来!列诺克斯上。列诺克斯陛下有什么命令?麦克白你看见那三个女巫吗?列诺克斯没有,陛下。麦克白她们没有打你身边过去吗?列诺克斯确实没有,陛下。麦克白愿她们所驾乘的空气都化为毒雾,愿一切相信她们言语的人都永堕沉沦!我方才听见奔马的声音,是谁经过这地方?列诺克斯启禀陛下,刚才有两三个使者来过,向您报告麦克德夫已经逃奔英格兰去了。麦克白逃奔英格兰去了!列诺克斯是,陛下。麦克白时间,你早就料到我的狠毒的行为,竟抢先了一着;要追赶上那飞速的恶念,就得马上见诸行动;从这一刻起,我心里一想到什么,便要立刻把它实行,没有迟疑的余地;我现在就要用行动表示我的意志——想到便下手。我要去突袭麦克德夫的城堡;把费辅攫取下来;把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跟他有血缘之亲的不幸的人们一齐杀死。我不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只会空口说大话;我必须趁着我这一个目的还没有冷淡下来以前把这件事干好。可是我不想再看见什么幻象了!那几个使者呢?来,带我去见见他们。(同下。)第二场费辅。麦克德夫城堡麦克德夫夫人、麦克德夫子及洛斯上。麦克德夫夫人他干了什么事,要逃亡国外?洛斯您必须安心忍耐,夫人。麦克德夫夫人他可没有一点忍耐;他的逃亡全然是发疯。我们的行为本来是光明坦白的,可是我们的疑虑却使我们成为叛徒。洛斯您还不知道他的逃亡究竟是明智的行为还是无谓的疑虑。麦克德夫夫人明智的行为!他自己高飞远走,把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宅第尊位,一齐丢弃不顾,这算是明智的行为吗?他不爱我们;他没有天性之情;鸟类中最微小的鹪鹩也会奋不顾身,和鸱-争斗,保护它巢中的众雏。他心里只有恐惧没有爱;也没有一点智慧,因为他的逃亡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洛斯好嫂子,请您抑制一下自己;讲到尊夫的为人,那么他是高尚明理而有识见的,他知道应该怎样见机行事。我不敢多说什么;现在这种时世太冷酷无情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就已经蒙上了叛徒的恶名;一方面恐惧流言,一方面却不知道为何而恐惧,就像在一个风波险恶的海上漂浮,全没有一定的方向。现在我必须向您告辞;不久我会再到这儿来。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我的可爱的侄儿,祝福你!麦克德夫夫人他虽然有父亲,却和没有父亲一样。洛斯我要是再逗留下去,才真是不懂事的傻子,既会叫人家笑话我不像个男子汉,还要连累您心里难过;我现在立刻告辞了。(下。)麦克德夫夫人小子,你爸爸死了;你现在怎么办?你预备怎样过活?麦克德夫子像鸟儿一样过活,妈妈。麦克德夫夫人什么!吃些小虫儿、飞虫儿吗?麦克德夫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得到些什么就吃些什么,正像鸟儿一样。麦克德夫夫人可怜的鸟儿!你从来不怕有人张起网儿、布下陷阱,捉了你去哩。麦克德夫子我为什么要怕这些,妈妈?他们是不会算计可怜的小鸟的。我的爸爸并没有死,虽然您说他死了。麦克德夫夫人不,他真的死了。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您没了丈夫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夫人嘿,我可以到随便哪个市场上去买二十个丈夫回来。麦克德夫子那么您买了他们回来,还是要卖出去的。麦克德夫夫人这刁钻的小油嘴;可也亏你想得出来。麦克德夫子我的爸爸是个反贼吗,妈妈?麦克德夫夫人嗯,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怎么叫做反贼?麦克德夫夫人反贼就是起假誓扯谎的人。麦克德夫子凡是反贼

                      准,对着那幽灵射出一排子弹。听到震耳欲聋的扫射声,看守精神病院和被关盲人的士兵们几乎都立即从帐篷里跑出来,甚至没来得及穿好衣服。中士已经开始指挥,出了什么鬼事;一个瞎子,一个瞎子,哨兵结结巴巴地说;在哪里;在那里,哨兵用枪筒指了指大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就在那里,我看见了。士兵们已经准备好,手持步枪,排队等候命令。打开探照灯,中士下达命令。一个士兵爬到汽车上。几秒钟以后,刺眼的灯光照亮了大门和建筑物的周围。你这个笨蛋,一个人都没有,中士说,他正要再说上几句军营里的俏皮话,却看见大门下边一摊黑色液体在强烈的探照灯照耀下正朝四面扩散。你把他结果了,他说。然后,他想起了接到的严格命令,便大声喊道,给我后退,它会传染。士兵们胆战心惊地向后退去,但眼睛都还盯着那摊在人行道的小石子间流动的黑色血污。你认为那家伙死了吗,中士问;肯定死了,一排子弹正打在他脸上,士兵回答说,现在他因为出色地表演了好枪法而暗自高兴。这时,一个士兵慌里慌张地喊起来,中士先生,中士先生,您看那边。在台阶上面的平台上,在探照灯的白光下,站着一伙盲人,一共有十多个。不要往前走,中士吼叫一声,如果再迈一步,把你们通通打死。在对面建筑物的窗口,一些被枪声惊醒的人正透过玻璃惊恐地朝这边张望。这时中士喊道,那边过来四个人把尸体抬回去。因为盲人们既看不见又不能数人数,于是六个人开始往前走。我说的是四个人,中士歇斯底里地咆哮。盲人们互相摸了又摸,两个人留下了。其余四个人开始沿着绳子前行。6我们必须找一找这里有没有铁锹或者锄头之类能用来刨坑的东西,医生说。此时已是上午,他们费尽力气才把尸体弄到里面的围栅旁边,放在满是垃圾和枯叶的地上。现在需要做的是掩埋他。只有医生的妻子知道死者的惨状,脸和头颅被打烂,脖子和胸部有三个弹孔。她也知道在整栋大楼里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挖坑的工具,走遍了所有能去的地方只找到一根铁棍。铁棍也许有用,但不足以刨坑。受传染者那排房子走廊的窗户比较低,全都关着,她看到里边的人们表情惊恐,在等待着一个难以避免的时刻,要么告诉别人自己瞎了,要么试图掩饰已经失明,因为任何一个错误的手势,扭头去寻找一个人影或者在一个有眼睛的人不该绊倒的时候绊倒了都会被识破。医生对这一切一清二楚,他刚才说那句话是他们两人约定好的一个伪装办法,现在妻子可以说了,我们能不能请求士兵们扔进一把铁锹呢;好主意,我们试试吧;大家都同意,对呀,是个好主意;只有戴墨镜的姑娘对铁锹或者锄头的问题一言不发,这时,她要说的一切都在眼泪和哀叹之中,这全是我的过错,她抽抽搭搭地哭着;这是事实,不能否认,但同样确定的是,如果这能给她带来安慰,如果在实施任何行为之前我们都能预想到它的一切后果并认真加以考虑,先是眼前的后果,然后是可证明的后果,接着是可能的后果,进而是可以想象到的后果,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去做了,即使开始做了,思想也能立即让我们停下来。我们一切言行的好和坏的结果将分布在,假设以一种整饬均衡的形式,未来的每一天当中,包括那些因为我们已不在人世而无从证实也无法表示祝贺或请求原谅的永无止境的日子。有人会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朽。或许吧,不过这个人已经死了,需要埋葬。所以医生和他的妻子才要去交涉,戴墨镜的姑娘于心不安,出于良心的痛苦,说要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刚刚出现在大楼门口,一个士兵便大声喊,站住。仿佛怕他们不肯听从这口头恐吓,即使是强硬的恐吓,他朝空中开了一枪。他们吓了一跳,退到了敞开的厚厚的木门后面,躲进天井的阴影里。之后医生的妻子独自朝前走了几步,站在一个能看到士兵的一举一动而在必要时又能及时保护自己的地方,我们没有工具掩埋死者,她说,需要一把铁锹。大门那里,盲人死去之处的对面,出现了另一个军人。是个中士,但不是原先那一个,你们想干什么,他大声说;要一把铁锹或者锄头;这里没有,你们回去吧;我们必须掩埋尸体;不用埋,让他在那里腐烂吧;要是让他腐烂,会污染空气;就让他污染吧,你们好好享用;空气不是停止不动的,能流动到我们这里,也能流动到你们那里。面对这个再充分不过的理由,军人不得不考虑一番。他是来接替前一个中士的,那个中士失明了,已被送往为陆军专设的失明者收容所。不消说,空军和海军也有各自的设施,不过这两个兵种人数较少,设施规模也较小,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女人说得有理,中士又考虑了一番,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无论多么小心也不过分。作为预防措施,两名戴防毒面具的士兵已经把整整两大瓶氨水倒在那摊血上,现在蒸发出的气体还让人们泪流不止,刺激着他们的嗓子和鼻黏膜。终于,中士宣布,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食物呢,医生的妻子乘机提醒;食物还没有到;仅我们这一边就有五十多人,我们都在挨饿,你们送的那点食物起不了什么作用;食物的事与军队无关;总得有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答应过向我们提供食物;你们回到里边去吧,我不想看到任何人站在门口;铁锹呢,医生的妻子还喊了一声,但中士已经不见了。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宿舍里的扩音器响起来,注意,注意;住宿者们兴奋起来,以为是通知去取食物,其实不然,是关于铁锹的事,你们当中来一个人取铁锹,不许成群结伙,只来一个人;我去,我已经和他们打过交道,医生的妻子说。刚刚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她就看见了铁锹,从摆在地上的样子和距离大门较近而距离台阶较远来看,铁锹应该是从外边扔进来的,我不能忘了我是个盲人,医生的妻子想,在哪儿呢,她问;下台阶,我来告诉你怎么走,中士回答说,很好,现在从你所在的地方朝前走,对,对,站住,稍稍往右,不对,是往左,转得少一些,现在往前走,一直走你就能碰着它,往南,再往南,他妈的,我说过让你不要走偏了,往北,往北,过头了,再往南,一直往南,现在向后转,好,现在按我说的做,不要像水车辘轳一样转个不停,好,不要给我停在大门口。你不用担心了,她想,我能直接回去,其实怎么走都行,就算你疑心我没有失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总不敢来这里边抓我。她把铁锹扛在肩上,像农夫下地一样径直朝宿舍门口走去,一步也没有走偏。中士先生,您看到了吗,一个士兵叫起来,她好像有眼睛一样;瞎子们学辨别方向快得很,中士十分有把握地说。刨坑颇费力气。地被踩实了,很硬,挖下几指深就遇到树根。他们轮班挖,先是出租车司机,然后是两名警察,接着是第一个失明的人。面对死神,我们最希望看到仇恨能失去力量和毒性。当然,人们常说旧仇难忘,文学作品和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但现在,在这深院里,确切地说,并没有仇恨,更谈不上旧仇,是啊,比起偷车贼失却的生命来讲,偷一辆汽车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他这副惨相,无须看见就能知道,这张脸上既没有鼻子也没有嘴。挖到三英尺深时就再也掘不动了。倘若死者是个胖子,肚子必然会露在外面,但偷车贼是个瘦子,简直骨瘦如柴,而且这几天一直没有吃东西,所以现在这个坑足以掩埋两个像他这样的人。没有人为他祈祷。可以给他竖个十字架,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这样说是因为内疚,但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听死者生前说过对上帝和宗教之类的事是怎么想的,虽然她的主意不无道理,但大家认为还是沉默为好,况且应当考虑到,做一个十字架比表面看来要困难得多,还有,就是竖起来也不知道能存在多久,因为所有失明者都看不见自己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他们回到了宿舍,除了围栅那边的旷地以外,盲人们在一切常去的地方都不会迷失方向,他们只要胳膊往前伸,手指像昆虫的触须一样摇动,任何地方都能走到,那些最有才干的盲人甚至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产生我们称之为前额视力的功能。医生的妻子就是个这样的例子,她能在这让人头痛的房间和走廊里活动,辨别方向,遇到拐弯时能恰好地转身,遇到门时能立即停住脚并且毫不犹豫地开门,无须数床就可以走到自己的床前,真是异乎寻常。现在她正坐在丈夫的床上与他交谈,像往常一样声音压得很低,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相互之间总是有话可说,而另一对夫妻则不同,这里指的是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重逢的激情过后几乎再也没有说过话,因为在他们那里也许现在的悲伤超越了从前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渐渐习惯的。而斜眼小男孩一直在不停地说着肚子饿,虽然戴墨镜的姑娘已把自己的那份食物省下来给他吃。他一连几个小时没有打听妈妈了,但可以肯定,等到吃过饭,肉体摆脱了简单而紧迫的生存需要产生的自私的躁动之后,他还会想念母亲。不知道是因为上午发生的事还是由于某些我们无从知晓的原因,反正早饭还没有送来。现在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医生的妻子偷偷看了看手表,快下午一点了,难怪几个盲人已忍不住胃液的催促,到天井里去等着,那里既有这个宿舍的也有另一个宿舍的人,他们这样做出于两条再好不过的理由,一些人公开说是可以争取时间,另一些人藏在心里的话是谁先到谁就能多吃一点。总共不少于十个盲人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外边大门的动静,等候着送来众人期盼的饭盒的士兵们。而对面一排房子里那些受传染者,担心靠近在天井里等着的盲人会突然失明,所以不敢出来,但有几个人正从门缝里朝外窥视,焦急地盼望着轮到他们的时刻。时间慢慢过去。几个盲人等得不耐烦,干脆坐到地上,后来有两三个人回到宿舍去了。不一会儿,传来大门清晰可辨的吱呀声。盲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朝他们判断是大门的方向涌去,你碰我,我绊你,一片混乱,但突然又都感到模模糊糊的不安,停住脚步,紧接着又乱糟糟地向后退,至于为什么,他们还来不及弄清,更无法解释,就在这时候他们又清楚地听到在武装人员护卫下来送饭的士兵们的脚步声。夜里那场悲剧产生的印象尚未消除,送食物的士兵们约定,不像原来那样送到各个宿舍门前伸手可及的地方,而是放在天井里。再见,用餐愉快;让那些家伙自己解决吧,士兵们这样说。从外面耀眼的光线下突然进入阴暗的天井,一时间他们没看清那伙盲人。但马上就看见了。随着一声声恐惧的号叫,他们把食物扔在地上,像疯子似的往门外跑。面对突然而至的危险,两个在外面平台上等着的武装人员反应敏捷,堪称典范,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如何控制住了心中无可指责的恐惧,他们冲到门槛上,举枪扫射,把子弹打了个精光。盲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身上中了许多枪弹,纯粹是浪费军火,而这一切又慢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又一个,好像永远倒不完,就像有时候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画面那样。如果我们仍处于一个士兵需要为自己射出的子弹作出解释的时代,他们会在国旗下发誓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卫,而且还是为了保卫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时遭到一伙人数占优势的盲人威胁的手无寸铁的战友。这时他们也立即朝大门方向仓皇撤退,看守的其他士兵哆哆嗦嗦地在一个个铁栅栏间伸出步枪为其掩护,仿佛那些还活着的盲人竟然要报仇雪恨,向他们发动进攻。一个向盲人们开过枪的士兵吓得脸色煞白,他说,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再到里边去,他确实没有再去,就在同一天傍晚换岗的时候他也成了盲人中的一员,好在他是军队里的人,否则就会去与平民盲人在一起,成为那些侥幸没被他开枪打死的人的伙伴,若果真如此,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会怎样处置他。中士还说,最好让他们饿死,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我们知道,多次这样说过和这样想过的不乏其人,幸亏残存的一点宝贵人性使他又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把食物放在半路上,由他们来取,我们监视着他们,只要发现任何可疑举动就立即开火。他走到指挥部,打开麦克风,搜肠刮肚地寻找着他知道的最好的词汇,苦思冥想在其他类似场合听到过的话,最后才说,军队为不得不用武力镇压一次暴乱行动感到遗憾,这次暴乱导致了极为危险的形势,对此军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过错,现在通知你们,从今天起改为到大楼外面去取食物,如果还像刚才和昨天晚上那样出现企图破坏秩序的情况,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承担。他停顿一下,不知道该如何结束才好,结束语肯定是准备过的,但此时他忘得一干二净,只好一再说着,我们没有过错,我们没有过错。大楼里,激烈的枪声在天井有限的空间里产生雷鸣般的回响,造成一片惊慌。开始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士兵们要冲进各个宿舍,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一番,把盲人们一扫而光,以为是政府改变了主意,决定采取从肉体上集体消灭的方法,于是有人钻到了床底下,有些人仅仅由于害怕一动不动,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样最好,健康不佳还不如没有健康,既然注定要死,那就快点死吧。行动最快的是受传染者。枪声一响他们就开始四散逃跑,但后来枪声平息,他们又鼓起勇气返回屋里,凑到开向天井的门口。他们看见一堆尸体,血像弯弯曲曲的小河在石板地上缓缓流动,仿佛有生命似的,还有那几盒食物。饥饿催促他们往外走,那里有渴望已久的食物,当然,根据规定那是给盲人们送来的,给受传染者们的随后送到,但现在,让规矩见鬼去吧,谁也看不见我们,并且,先下手为强,历朝历代五湖四海的古人都这么说,而古人在这类事情上绝不愚蠢。不过,饥饿只给了他们前行三步的力量,理智出现了,告诫他们危险正在那些没有生命的躯体上,尤其是在那些血液里等待着鲁莽的人,谁能知道盲人们坏死的肉体正在散发什么蒸气,分泌物和有毒的瘴气呢。他们已经死了,什么事也不会干,一个人说,本意是想让自己和别人放心,但这句话说出来还不如不说,不错,盲人们是死了,你们仔细看看,他们一动不动,也不呼吸,但是,谁能说这种白色眼疾不是一种灵魂疾病呢,既然这样,当然这是假设,那么那些盲人的灵魂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脱离了躯体更能为所欲为,尤其是坏事,尽人皆知,做坏事最容易。不过,食物摆在那里,不可抵御地吸引着他们的目光,胃在陈述它的理由,理由充足,不肯顾及其他,哪怕是对它有利的事。从一个饭盒里流出的白色液体正在慢慢接近那摊血水,从各方面看应该是牛奶,牛奶的颜色一眼就能看出来。受传染者当中走出来两个人,两个最勇敢或是最听天由命的人,这两种品质并不总是容易分辨清楚,他们径直朝前走,就在贪婪的手几乎碰到第一个盒子的时候,另一排房子的门口出现了几个盲人。想象力能量极大,在这种病态中似乎更是无所不能,因此那两个深入敌阵的人觉得死者们好像突然从地上站起身来,不错,他们仍然和以前一样瞎,但毒性要大得多,因为复仇之心无疑使他们更加激奋。两个人只得小心翼翼地悄悄撤回他们那边的门口,可能盲人们出于悲悯之心和敬重之情会首先处理死者的后事,如果不是如此,也但愿他们因为看不见而丢下一个饭盒,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实际上受传染者人数不多,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请求盲人们这样做,求求你们啦,发发善心,至少给我们留下一小盒,刚刚出了这种事,说不定他们今天不再送食物。盲人就是盲人,当然是摸索着往前走,拖着两只脚,不时绊一跤,但似乎极有组织,知道如何有效地分工,一些人开始踩着黏糊糊的血和牛奶把尸体拉出来往围栅那边搬运,另一些则一个一个地拿起饭盒,士兵们共扔下了八盒。盲人当中有个女人,她给人的印象是同时在各处忙碌,既帮助搬运又指挥男人们,对一个瞎眼的女

                      成为人免费播放大全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地位则有所上升。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7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4页。?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15—316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42页。清初缙绅大地主豪族的衰落,为商人向土地投资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太湖流域。约有4%—7%的商业利润被投资到土地上。相继而来的大量商业资本投向农业,有助于清初农业经济的迅速复原。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33、43—44、52页。?经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搜集的所有土地、户口登记册的详尽研究,说明最大的地主是于1675年登记的,占地400亩,次等大地主于1647年登记,占地293.6亩。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第721页。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农村缙绅阶级不仅在影响力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减退了。对位于太湖东南面、介于杭州与苏州间的桐乡县的研究表明,1449至1644年间,绝大多数举人居住在乡村。从1644到1908年,多数举人成了城市居民。在这一地区,仅占人口10%的人,构成了80%以上的缙绅阶层。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54—5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作为仅仅中过举人的官员王宏祚,在崇祯皇帝手下也许永远不可能升迁为尚书,但新朝却发现了他的理财才干。王宏祚是通过任户部郎中,后又督饷于大同,培养起自己的才干的。?《贰臣传》第三卷。?自1653年起,清廷曾有好几次力图使鱼鳞簿能反映最近的土地占有状况。县官们甚至受命亲自丈量土地,但这显然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曾力促地方官(包括地方的社长或村社之长)真正实施土地丈量的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在这些地区,明亲王官庄曾经大量地占有田地,使数以千亩计的耕地脱离了赋税册。然而在1659年清廷发现,这些措施简直就是为衙役与地方权贵提供了一个哄骗县官、伪造簿籍的机会。谴责这种现象,并力促皇帝制止将荒地登载入籍的一个官员是魏裔介。一般说来,17世纪50—60年代实行土地丈量的企图,都因地方上的反对而落了空。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1654—1656年间簿录明代皇室与贵族财产的成果,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8—186页所载奏章。?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二二卷,第1463—1464页;《大清会典》,第二十四卷,第20页,第二十五卷,第8—10页。?其他行政改革措施包括于1653年开始推行的截票制,即将税单的一半交与纳税人,开列在某一年中一户共应交纳的赋税额。户主交纳赋税完毕后,再将税单的另一半交给他。此制当然是旨在防止衙役篡改税额,以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物。衙役篡改税额的问题,一直使清廷感到烦恼。两年后,即1655年,顺治皇帝诏令户部官吏不得处理本籍省份的文案。于是,例如,要派一个福建籍的官员,去主管直隶八州府赋税,而所有直隶籍官员,都得从这一职事中调离。1658年,又颁布了一条法规,规定地方官上报户部簿籍不时,或上报而不准者,要加以惩罚。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6—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06页。至19世纪,户部的江南清吏司设置满洲员外郎三员,以制约唯一的一名汉官。江南清吏司还掌管在江宁与苏州的生产皇家丝织品织造机构的账目奏销。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186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64年,清廷估计自1644—1660年间,钱粮积欠达银2700余万两,粮700余万石。这多数是因江南地区造成的。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4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9—222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八十七卷,第25页。首先,这些积欠得归咎于对“贪官蠹吏”的惩治不严。1655年,大学士蒋赫德抱怨说:“近每见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其志乎?”通常,衙役可以通过交纳一笔与受贿钱物数量相等的罚金来赎罪。蒋赫德请废此制,顺治听从了。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38页。然而到了1658年6月12日,顺治皇帝已认识到财政赤字是由官吏的腐化与缙绅阶级逃避赋税两者共同引起的,便派遣满洲启心郎前去查阅地方籍账,迫使地方权贵纳税。起初派至无锡县,后来就遍及了江南其他各县。《世祖实录》第一一七卷。?若以1682年为基数100,则1646年物价指数约为688,1647年则约为500。通货膨胀看来于1657—1661年间结束。1682年达到物价指数的基数100,1698年,物价指数仍仅为131。王业键:《清朝物价的长期趋势》,第348、363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关于棉花价格相应的暴涨,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124页。?1661年,一名御史上奏说:苏、松田地易主至频,簿书转眼间即过时。“有良田四布,坐享膏腴,而无一役之责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三十卷,第13页。?举例说,每位举人可免丁四人。1648年,这类特权又依每人官品职位有所扩展,一品免丁30,至最低品位亦可免二丁。此外,官僚还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例如一品可免赋30石。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125页。“这一极端的措施,其目的必然是为了结束自私地和破坏性地利用过分的特权的现象,这一现象加剧了明末社会的混乱。这一措施的推行起初虽然有困难,但对新政府的稳固与长治久安,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清政府对付缙绅阶级以往逃税避赋及其他不法行为的措施,何以如此严厉。”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0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皇帝还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地主隐匿其所占有的土地数额的手段。例如在中国北方,尤其在山东,用以登录皇室或亲王庄园土地的计量单位,与用以登录平民土地的有很大不同。前者以540步为一亩,而后者仅以240步为一亩。显然,其地产作为明王庄地产之一部分,以前一种方式登录于赋税簿上的地主,其所交纳的赋税,不到地产以平民田地登录者所交的1/5。从另一方面看,在南方有权势的地主或将田产从赋税册中涂掉,或作伪登录在他人名下,或诡称是湖滩河涂,不供报其所有的田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47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五十二卷,第2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由于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缙绅阶级的逃税行为,因而他也转移了对官吏腐化现象的注意力。1658年,御史彪古提议令各地正式上报成为惯例的收费与各种附加税,并使之合法化。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这将给人以朝廷宽恕腐化行为的印象。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4页。?后来,当南方士人恢复了他们在国家科举考试中的声望,并且有很多人入翰林院供职时(至1725年,翰林院再次完全垄断了对重要文官铨试的管理),旧士绅关系网的某些表现又出现了。但实际上这些关系网的影响已大为削弱。虽然像苏州吴县一类地区的文才卓越者也能够进入翰林院为官,但这些官员一般无法升迁到三品及三品以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学士。在清初,来自例如宛平顺天县一类地区的官员占了翰林院官员的大部分,出任大学士,大力提携同乡,在这种情况下,陈名夏的升迁的确是一个例外。1644至1795年间,尽管有49位吴县士大夫任职于翰林院,其中只有4位升至三品。出类拔萃的考试成绩并不能赢得高官。吕元驄:《翰林院》,第128—134页。?魏斐德:《自主的代价》。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致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明末方志“风俗”门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在清朝方志中遂不复见了。森正夫:《士大夫》,第52—53页。这一点在地方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得到了具体的反映,由县丞组织农夫承担水利工程的官督民办制,取代了由缙绅负责水利工程的办法。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23—130页;威尔:《中国水利》,第280页;滨岛敦俊:《明江南三角洲的水利组织》,第81页。?除去官府的政策不说,在明朝末年酿成了社会政治困境的城市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均平化”相反,随着清朝手工业的日益专业化,城市阶级之间的差异愈见明显。例如织工及纺织业中地位低下的工人,就被排斥于缙绅、商人等城市社会最高阶层之外,“士庶交往愈来愈少见了”。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10—311页。?例如在浙江,在黄宗羲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经会”。1667年,这些学者,包括万斯同和万斯大,还恢复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636页。?这一自称为盟弟以作为接近权贵的手段的习惯,随后也就改变了。因此他们不再称自己为盟弟,而是称同学。《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另一习惯称呼“同年”,指同时应试中举者。批评科举制度的人抨击这一互认同年的形式,因为它将同年关系置于家庭关系以及对老人的尊敬之上了。保罗·S·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9页。正如有几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清政府禁止了士人的盟社后,这些代替士人团社的组织是由大臣们所赞助的。个别恩主与一小群追随者的等级关系,改变了清初士人社会风气,显示出了比作为晚明时期特征的“文人”行为还要多的依附性与奴性。汤姆·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42页;斯持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48页;《徐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5页。关于对地方缙绅政治庇护的重要性,见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4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页。有人曾论证说:由于在总的赋役体系中有一单独的力役成份,国家就有兴趣限制地主的控制力,因为国家在争取佃客、农民服役方面,与地主有矛盾。但当明清转折时期力役以银钱折纳之后,土地就成了起征赋役最主要的依据。在涉及佃客时,国家就更倾向于支持地主。因此在明末清初,地主与国家的利益可能日趋融合。顾琳、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页。?顺治早已被他的爱妃佟氏的奢华葬礼搞得精疲力尽了。佟氏是多尔衮家族鄂硕之女,在四个月前去世,时年22岁。在她被火化时,顺治恢复了满族的一种风俗,令其30名侍女陪葬。这一风俗是汉人所憎恶的。邓恩:《一代伟人》,第352—353页。?1661年2月21日,户部福建清吏司上奏,报告了江南、浙江、江西赋税积欠的情况,指出它必将对足够的军费保证带来困难。六天后,鳌拜等辅臣做出了反应,下令吏、户两部将赋税积欠地区的官吏降职调离。3月16日,巡抚朱国治建议按京官考课程序来按察外官,朝廷加以批准。两周后,又下令对征集赋税不敷额数的官员实行惩罚。但到了4月7日,辅臣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地主与官吏之间在心照不宣地互相勾结,因此,仅仅在官僚队伍内部实施严厉的措施是不够的。“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也,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从此以后,所有的督抚都受命对逃避赋税者,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从重治罪”。《圣祖实录》第一卷,第15—17、23页;第二卷,第1、3—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圣祖实录》第三卷,第3页。详细汇报逮捕缙绅地主的奏报于1661年6月28日抵京。这场镇压是紧跟着对苏州地区沿海防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重新组织后进行的。清政府在苏州地区修建桥梁、道路、壁垒,建造船只,花费不少。有关敕令是1661年5月22日发出的。同上书第二卷,第21页。参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孟森:《心史丛刊》,第11—13页;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9—13页。根据一位御史的奏章所说,逃避赋税的手法有移居别县、包揽、假托功名、于邻县置立产业等等。《圣祖实录》第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三卷,第15—16页。江南缙绅阶级所受到的降低他们身份的对待,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至少降低了一个等级。?《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页。赋税的定额也合理化了,依土地立额,并为一个总数。见1661年8月24日奏疏,载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3—4页;参见李华:《清代前期赋税制度的改革》,第102—10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1页。?1662年1月12日,清廷下令编纂新赋税册。见《圣祖实录》第五卷,第13—14页。?米勒:《派系斗争》,第80—83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113页;埃尔文:《集镇与水路》,第455页。1661年,在诸如河南等省份开始推行旨在增加纳赋田地的较合理的土地开垦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那就是免去农民的力役负担,以鼓励他们向政府登录田产,这样,在避免地产争讼的借口下,替负责调发赋税的官员们纂集了一份财产登录簿。在整个北方,始于京畿,次及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甘肃、陕西,王庄田产被转为民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据兵部尚书车克1661年8月3日上奏,由于福建的战事,这一年的兵费首次超过570万贯。议政王大臣会议于是决定重新开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尽管清政府认识到征集这些赋税十分困难,皇帝还是批准了这一决定。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2、6—21页。1661年12月23日,又令江南赋税每亩增一分。于是督抚们再次纷纷上奏,诉说征发加派的困难,但增加征调的诏旨并未改变。同上书,第27、29—30页;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1663年,清政府试图在全国实行土地丈量,但被许多地方成功地抵制住了,那些地方干脆沿用满清征服以前的税额,认为土地籍记是一项开支浩大,而又庸人自扰的花费。1687年,《赋役全书》终于编成。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3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5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8页。至1663年,桐城一县的赋税收入再次达到明朝后期的水平。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8—69页。?约翰·罗伯特·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第378页。17世纪60年代早期,

                      知道;作家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既不能知道一切,也不能亲历一切,他必须问,必须想象;也许有一天我向您讲讲那里的情况,然后您可以写一本书;我正在写,您失明了,怎样写书呢;盲人也能写作;这就是说您曾有时间学会盲文;我不懂盲文;那么您怎么写作呢,第一个失明者问;现在让你们看看吧。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去,一分钟以后,拿来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这是我刚写满的一页纸;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也看不见,作家说;那么您怎么写得了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她看着那张纸,在半明半暗的客厅里,她看到一行行挨得很紧,有时候两行字摞在了一起;靠触觉,作家笑着回答,其实并不难,把纸放在一个稍软一点的平面上,例如放在另外几张纸上,然后就可以写了;可是,您看不见,第一个失明者说;对盲人作家来说,圆珠笔是个很好的工具,虽然不能让他阅读所写的东西,但可以让他知道什么地方已经写了字,为此,只要用手指摸到最后一行字的压痕就可以,写到头以后估计一下与下一行应有的行距,再接着写下去,非常方便;我发现有些行与行重叠在一起了,医生的妻子轻轻从他手中拿过那张纸,对他说;您怎么知道的;我看得见;看得见,恢复了视力吗,怎样恢复的,什么时候恢复的,作家激动地问道;我估计我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丧失视力的人;为什么,您如何解释呢;无法解释,可能根本就没有解释可言;这意味着发生的一切您都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我没有别的办法;隔离检疫区里有多少人呢;大约三百个;从什么时候起被隔离的;从流行病刚开始时,我刚才说过,三天前我们才出来;我想我是第一个失明的,第一个失明者说;那里的情形大概让人毛骨悚然吧;又是这个词,医生的妻子说;请原谅,我突然觉得,我们失明之后我写的一切都很可笑,我是指我和我的家人失明之后;关于什么呢;关于我们所受的苦难,关于我们的生活;每个人应当说出他所知道的,那些不知道的事只能靠询问了;所以我才问您;我会回答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某一天。医生的妻子摸了摸那张纸说,我想看看您工作的地方,以及您写的东西,您不会介意吧;哪里的话,请跟我来;我们也可以去吗,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这是你们的家,作家说,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卧室里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没有点着的油灯。借着窗户里漾进的微弱光线能够看到,左边有几张白纸,右边是写了字的纸,其中一张写了一半。油灯旁边有两支新圆珠笔。就在这里,作家说。医生的妻子问,我可以看看吗,不等对方回答,她便拿起写了字的纸,大约二十来页,她的眼睛扫过小小的手写字体,扫过歪歪扭扭忽上忽下的字行,扫过写在白白的纸上镌刻在失明中的词语;作家说过,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这些书稿是他临时住一住留下的痕迹。医生的妻子把手搭在作家的肩上,作家伸出两只手,摸到她的手,慢慢拉到自己唇边,您不要迷失,千万不要迷失,他说,这句话出人意料,寓意难明,好像是不经意说出来的。他们带着足够三天吃的食物回到家里,医生的妻子讲了他们遇到的事,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不时激动地插上几句嘴。晚上,她从书房里找来一本书,给大家读了几页,当然她会这样做。斜眼小男孩对书的内容不感兴趣,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把脚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腿上,迷迷糊糊睡着了。16过了两天,医生说,我想知道诊所成什么样子了,这时候,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诊所没有用处,我也没有用处,但是,说不定有一天人们会再有眼睛可用,器械应当留在那里,等待那一天来到;你什么时候想去我们就去,妻子说,现在去也行;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我们能利用这个机会到我家去一下吗,戴墨镜的姑娘说,这倒不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回去了,只是想尽尽义务,我们也一块儿到你家里去,医生的妻子说。没有别人想参加探望住所的队伍,第一个失明者和妻子已经知道能遇到什么情况,戴黑眼罩的老人同样也知道,虽然原因不同,而斜眼小男孩还没有回忆起原来所住街道的名称。天放晴了,看起来雨已止住,太阳虽然还苍白暗淡,但人们的皮肤已经感觉到它的温度了。如果暑气逼来,不知道我们怎样活下去,医生说,到处是腐烂的垃圾,死去的动物,也许还有死人,大概还有人死在家里,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每栋楼房每个街道和每个街区都应当有个组织;有个政府,妻子说;是组织,人体就是个有组织的系统,只要人体继续保持有组织状态,人就活着,而死亡只不过是人体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后果;那么,一个盲人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以便活下去呢;只有组织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组织起来就是开始有眼睛了;你说得对,也许对,但是,这场失明症的经历给我们带来的只有死亡和悲惨,我的眼睛和你的诊所一样,不再有任何用处;多亏有你的眼睛我们才活到今天,戴墨镜的姑娘说;即使我失明,我们今天也会活着,世界上到处是活着的盲人;我觉得我们将来都要死去,只是个时间问题;死亡从来就是个时间问题,医生说;但是,仅仅因为双目失明而死,大概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死法了;我们会因为疾病,因为事故和偶然事件死亡;而现在我们也会因为失明死亡,我是说,因为失明症和癌症,因为失明症和结核病,因为失明症和艾滋病,因为失明症和心肌梗死,病症会因人而异,但现在正置我们于死地的是失明症;我们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无法逃避死亡,但至少不该成为盲人,医生的妻子说;既然这失明症如此具体,如此真实,那怎么可能呢,医生说;我不敢肯定,妻子说;我也一样,戴墨镜的姑娘说。他们无须砸门,顺利地把门打开了,钥匙在医生的钥匙链上,被带去隔离检疫的时候留在了家里。这里是候诊室,医生的妻子说;我到这里来过,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仍然在做梦,但不知道是梦见我梦见自己在这里失明的那天,还是梦见我早就是盲人,却到这诊所来,梦想治疗没有任何失明危险的眼部炎症;隔离检疫不是梦境,医生的妻子说;说得对,不是,正如我们曾遭受凌辱不是梦境一样;我用匕首杀死了一个男人也不是梦境;把我领到诊室去吧,我自己也能去,不过,还是你带我去吧,医生说。门开着。医生的妻子说,所有的东西都翻乱了,满地都是纸,病历柜的抽屉被拿走了;大概是卫生部的人干的,不肯费时间查找;可能吧;器械呢;看样子还好;但愿至少还有点用处,医生说。他伸出两只胳膊,独自朝前走去,摸摸镜片匣,摸摸检眼镜,摸摸办公桌,后来对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现在明白你说的生活在梦中是什么意思了。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把手放在积了一层尘土的玻璃板上,然后面带凄凉和讥讽的微笑,对仿佛坐在面前的什么人说,就这样,医生先生,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您的病无可救药,如果想听听我最后的忠告,那我就告诉您,按照那个古老的谚语去做吧,人们常说,耐心有益于视力,他们说得对;不要让我们伤心了吧,妻子说;请原谅,也请你原谅,我们所在的地方从前曾创造过一个个奇迹,但现在连证明这些奇迹的证据都没有了,都被他们拿走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创造的奇迹是继续活下去,妻子说,日复一日地维持脆弱的生命,仿佛生命也失明了,不知道走向何方,也许就是这样,也许生命真的不知道走向何方,于是,它使我们变得聪明之后又落入我们手中,任凭我们处置,而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了;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你也失明了似的,戴墨镜的姑娘说;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如此,我因为你们的失明症也失明了,如果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看得见,我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担心你像正寻找法庭的证人一样,既不知道谁传讯你,也不知道该陈述什么证言,医生说;时间正在完结,腐烂四处蔓延,疾病摸索到敞开的大门,水源正在干枯,食物成了毒药,这将是我的第一个陈述,医生的妻子说;第二个呢,戴墨镜的姑娘问;让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失明了,睁不开,医生说;不想看见的盲人是最糟的盲人,这是个伟大的真理;但是,我想看见,戴墨镜的姑娘说;你并不会因此就能看见,唯一的区别是你不再是最糟的盲人,好啦,我们走吧,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医生说。去戴墨镜的姑娘家的路上经过一个大广场,那里一群一伙的盲人正在听另一些盲人演讲,第一眼看去前者和后者都不像盲人,演讲的人面向听众,情绪激昂,满脸通红,而听众们聚精会神地面向演讲者。他们在宣告世界末日到来,灵魂因忏悔得救,创世第七日的景象,天使降临,星体撞击,太阳湮灭,部落的精神,曼德拉草的汁液,猛虎的脂膏,星空的美德,风的纪律,月亮的芳香,黑暗的辩护,符咒的威力,脚后跟的印记,玫瑰的十字架,水的纯净,黑猫的血,阴影的睡眠,海潮的暴乱,食人肉的逻辑,无痛阉割,神圣的文身,自愿失明,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没有一个人谈到要组织起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也许在别的广场会谈吧,丈夫回答说。他们继续往前,没有走多远,医生的妻子说,这里路上的死人比往常多;因为我们的抵抗力正在达到极限,时间到了尽头,水分已经耗光,疾病有增无减,正如你说的那样,食物成了毒药,丈夫说;说不定我的父母就在这些死人当中呢,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在他们身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这是人类的习惯,古已有之,在死人旁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医生的妻子说。这是戴墨镜的姑娘原来居住的街道,现在显得更加荒凉,楼门前躺着一具女人的尸体。女人死后被游来荡去的动物吞吃过,幸亏舔泪水的狗今天不想跟着出来,否则,他们必须阻止它去啃那尚有一些残肉的骨架了。是一楼的邻居老太太,医生的妻子说;谁,在哪里,丈夫问;就在这里,一楼的那个邻居老太太,闻得见气味吧;可怜的老太太,戴墨镜的姑娘说,她从不出门,怎么到街上来了呢;也许她发现死神正在逼近,也许想到自己会独自在家里腐烂,忍受不住了,医生说;而现在我们进不了家门了,我没有钥匙;说不定你父母亲已经回来,正在家里等着你呢,医生说;我想不会;你想得对,医生的妻子说,钥匙在这里。死者的手平放在地上,半张着,手心里有几把闪闪发光的钥匙。也许是她自己的钥匙,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想不会,她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钥匙拿到她以为要死去的地方;可是,我双目失明,看不见她手里的钥匙,不知道她是不是真那样想的,把钥匙还给我,让我能进家;确实,我们不知道她决定把这些钥匙带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也许想象你会恢复视力,也许她对我们在这里时的行动自如产生了怀疑,觉得不大正常,也许她听见我说楼梯里太暗,我看不清楚,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是精神错乱,昏头昏脑,失去了理智,产生了个固执的念头,一心想把钥匙交给你,现在我们只知道,她刚刚迈出楼门就丧了命。医生的妻子拿起钥匙,交给戴墨镜的姑娘,然后问道,现在我们怎么办,把她丢在这里吗;在街上无法掩埋,我们总不能把石板地挖开吧,还有后院呢;那就要把她抬到二楼上,然后沿救生梯抬下去,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抬得动吗,戴墨镜的姑娘问;问题不在于抬得动还是抬不动,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女人丢在这里;不能这样,医生说,那么我们必须想办法抬。确实,他们把尸体抬起来了,抬着尸体上楼非常艰难,倒不是因为太沉,她原来就不重,被动物吞噬一番之后就更轻了,而是由于身体已经僵硬,在窄窄的楼梯上转弯颇费周折,因此在爬楼梯的过程中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四次。脚步声说话声和腐臭气味都没有使这栋楼里的其他居民来到楼道里观看;不出我所料,我父母没有在家,戴墨镜的姑娘说。终于到了门口,人人筋疲力尽,但还要穿过房间,到后面沿着救生梯下去,不过,往下走有诸神相助,负重更轻了,由于救生梯是露天的,所以转弯方便得多,只是必须小心,不让可怜的老太太的尸体从手中滑下去,否则她就真的会粉身碎骨,痛苦不堪不说,据说人死后的痛苦更难忍受。后院像从来不曾有人开垦过的荒野,最近的几场雨让野草猛长,还有风吹来的植物种子也生根发芽,欢蹦乱跳的兔子不缺少新鲜食物,母鸡依然到处觅食,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人们坐在地上,力气用尽,气喘吁吁,死尸躺在他们旁边,像他们一样休息,医生的妻子保护着她的安全,不时驱赶凑过来的母鸡和兔子,兔子鼻子颤抖着,只是出于好奇,而母鸡则伸着像刺刀一样尖利的喙,时刻准备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医生的妻子说,在离开家到街上去以前,她还想到了把兔笼的门打开,不想让兔子们饿死;完全可以肯定,与人们一起生活并不难,难的是了解他们,医生说。戴墨镜的姑娘拔了一把草,把手擦干净,她的手太脏了,这是她本人的过错,在抬死尸的时候,她抓的是不该抓的部位,没有眼睛的人常常干这类事。医生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把锄头或者铁锹,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正永远轮回的是人们所说的话,现在这些曾由于同样原因说过的话又回来了,第一次是为了掩埋偷汽车的人,现在是为了掩埋送还钥匙的老太太,在掩埋之后,人们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同罢了。医生的妻子上了楼,到戴墨镜的姑娘家里去找干净床单,她只能在不太脏的床单中挑选,下来的时候看见那些母鸡像过节一样,但兔子只吃青草。把尸体裹好盖上之后,医生的妻子又去找锄头或者铁锹,在一间小小的工具室里找到了,既有锄头又有铁锹。这事我来干,她说,地很潮湿,挖起来不难,你们休息休息吧。她选了块没有一连几锄头才能砍断的树根草根的地方,请不要以为这是个轻而易举的任务,根是诡计多端的家伙,它们善于利用松软的土质,以逃避锄头的攻击,或者缓解割草机的致命伤害。医生的妻子正忙着干活,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眼睛看不见,所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附近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些盲人,人数不多,而且不是每个阳台上都有,大概是被锄头发出的声音吸引出来的,土地固然松软,但不要忘记,一锄头下去,难免碰到藏在里面的小石块,发出响声。那些男男女女像是浮动的鬼魂,确实,像幽灵一样好奇地观看葬礼,只是为了回忆他们自己被埋葬时的情景。医生的妻子终于挖完坟坑,直起又酸又痛的腰,抬起胳膊擦擦额上的汗水,这时候她看到了他们,顿时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连想都没有想便对那些盲人和世界上所有盲人高喊了一声,一定会再生,请注意,她没有用复活一词,但这一点并不很要紧,虽然字典载明规定或者暗指两者是完全绝对的同义词。盲人们大吃一惊,赶紧躲进屋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她会说出这个词来,另外,他们对这类天启毫无准备,可以看出,他们不是那种常到广场上听神奇的说教的人,如果在那些说教中加上螳螂头和蝎子自杀就应有尽有了。医生问,你为什么说再生呢,是对谁说的;对一些出现在阳台上的盲人,我吃了一惊,大概也把他们吓了一跳;为什么用那个词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出现了这个词,随口就喊出来了;你应该到我们经过的广场上去布道;对,念一通关于兔子牙齿和母鸡喙的布道词,好了,现在来帮帮忙吧,在这里,对了,抓住她的两只脚,我抬她这一边,小心,不要滑到坟坑里去,对,就这样,慢慢往下放,再往下,再往下,我把坑挖得稍微深了一些,那些母鸡刨地的时候就永远不会找到她,好,现在好了。她用锄头把坟坑填平踩实,余下的土堆成一个小坟头,动作娴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曾攻击过葡萄牙人。艾伦·伊萨克曼和巴巴拉·伊萨克曼:《作为境外居民的普拉泽罗斯人(Prazeros)》,第19、35—36页及注5。?参阅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297—339页。?努尔哈赤还命令达海将明朝的法典和一些军事著作译为满文。达海并于1632年为旧满文增加了圈点,从而在可能也是境外居民的额尔德尼创造的书面语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规范的新满文。1629—1630年间,当满族军队进入中原并兵临北京城下时,正是达海用汉文写了那些布告和文书。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3—214页。《朝鲜实录》中有几封信件涉及一个汉人,此人主管努尔哈赤与其他国家的往来文书。达海正肩负此责,因此这是达海出身汉族的铁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6—60页。清史学家们从罗思·李博士那里受益匪浅,因为她在利用满文老档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她的博士论文便是本章剩余部分赖以成立的基础。她所利用的满文老档是1905年由内藤虎次郎在沈阳首次发现的,其中一部分在1955—1962年间,以《满文老档》为题公诸于世。这些档案都是1778年的抄本,所载为1607—1626及1626—1636年间的史事。神田信夫等学者已用罗马字母为这批史料加了注音,并译为日文。《满文老档》公布后,原本又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发现了,并于1969年以《满洲旧档》为题发表出来。这批档案皆出自当时的满人之手,无圈点,其中有些文书还附有几种译文。尽管“对历史研究来说,原本与抄本只有少数重要的出入”,罗思·李博士还是在其讨论清初历史的开拓之作中同时查阅了这两种版本。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页。?努尔哈赤令曰:“凡都费阿拉时归顺之尼堪,皆视同诸申。”费阿拉在1603—1609年间是努尔哈赤的都城。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9—30、190页;铁玉钦:《论清入关前都城城廓与宫殿的演变》,第3页。费英东就是一个被同化的汉人。他是有名的神箭手,1595年归附努尔哈赤,娶努尔哈赤之女为妻,拜为将军。费英东之子图赖是位凶猛的勇士,1637年曾率清朝禁军(护军)攻打锦州。图赖受封昭勋公,其妻是满族觉罗氏,他们的女儿就是日后顺治帝的孝康皇后(原文如此——译者)。因此康熙帝是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兼有满、蒙和汉族血统。《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53—5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2页。据《明实录》1385年的一条记载,明军至辽东后,见当地女真捕获俘虏而“奴之”。和田清:《明初女真社会的变迁》,第92页。?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页,及其《探微集》,第9—1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5页。?这些奴隶的法律地位与罗马或德国奴隶多少有些不同。一方面,他们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买卖和继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拥有财产和承担债务。汉族奴隶可以相互提出诉讼,对他们不能随意杀害。郑天挺:《探微集》,第88—89页;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4—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3—55页。?满族人仍以狩猎获取食物、衣料和用于交换的皮毛,但16世纪后期,谷子、小麦和高粱已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粮。佟佳江及苏子河沿岸,甚至山坡和山顶,都被农民垦为耕地。大约1600年以后,满族首领开始向各牛录(由300人组成)征收劳役地租,每牛录出10名壮丁和4头耕畜从事耕作。同时,满族贵族也使用战俘耕种自己的田庄。1618年征服辽东后,这种田庄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但其规模仍然较小。1625年后,这些田庄成了人为划定的村庄,平均拥有9—13名壮丁。每个贵族都拥有许多这样的庄。例如,1634年,代善之子便拥有23个庄和503名耕奴。庄头通常由各庄的富户充任。郑天挺:《探微集》,第4、18页;李燕光:《1644年以前满族的社会经济形态》,第142—14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页。1619年,努尔哈赤令其官员“据界藩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吞并辽东后,他又令汉人俘虏剃发并就地耕种,而未将其屠杀。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9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6页。战俘中的工匠和手艺人通常都被赦免,并得以免除租税和徭役,获得足够的食物和奴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0—111页。关于这一时期满族人的商业活动,见郑天挺:《探微集》,第18—19页。“万历初,贩貂皮、人参、松板以为利”。《万历武功录》第十一卷,引自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起初,女真人向汉人换取铁农具。但15世纪70年代他们学会了将犁铧锻为刀剑的方法,于是明朝和朝鲜都下令禁止铁器出口。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0页。努尔哈赤手下有50多名铸工——其中多数是满族人。见《探微集》,第5—6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69—70页;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2页。?1587年,满族人在赫图阿拉附近的蓝哈达建起了第一座都城。该城又称宁古塔,四周有石质城墙。努尔哈赤的男姓亲属居于城中,同时有2万户精锐武士驻扎城外。北门附近居住着兵器匠和铁匠,南门附近有制造弓箭的工匠;东门外有努尔哈赤的18座仓库;包括130多间装满粮食的粮仓。莫东寅:《明未建州女真》,第5、84—85页;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2—3页。?1605年,努尔哈赤令部下学会晾晒和储存人参,以防腐烂。即使这样,1609年熊廷弼下令禁止与满族贸易后,两年中仍有100多斤人参腐烂变质(它们在内地零售市场原可换取等量的白银)。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86—87页。人参贸易的收入肯定相当可观,因为到17世纪20年代,后金已拥有充足的白银。强化价格管理,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0—33、105—108页。?魏源在《圣武记》第一卷中,称早期满族国家为“城居猎手之国”。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4页;和田清:《论开国者清太祖崛起的有关问题》;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4页。就更大范围而言,明朝后期东北经济迅速发展,西北则日趋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东南地区迅速繁荣、西北成为边远地区所引起的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当时,满族地区南部土地肥沃,北部有丰富的黄金等贵金属矿,森林地带则有取之不尽的毛皮资源。由于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东北在万历年间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当时内地市场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对貂皮、人参一类商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由于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城市,满族社会日趋复杂。农耕逐渐取代狩猎而成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经济欲望也随之增长了。当17世纪的经济危机困扰中国大陆时,东北地区也受到影响,并且可能对刺激满族的军事征服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东北的气温变得更加寒冷;1605年前后,辽东的霜冻季节比常年提前了15—20天,粮食产量势必因之下降。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满文《满洲实录》载:“那时,处处国乱……贼盗如蜜蜂,纷纷而起,自称汗、贝勒、大人,每嘎山(里)立为领主,每穆昆(亲族)立为长,互相攻打,兄弟同志相杀,族多力强者征伐弱者,甚乱。”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2—73页。历史学家郑天挺认为,这次社会动乱的内在原因是,满族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多样化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满族奴隶制陷入危机。当然,部分地区的骚乱是由于1573—1576年间,李成梁决定将其大本营从孤山移至宽甸,即今新宾县(原文如此——译者),当时为建州女真的主要农耕区,从而加剧了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从1585年起,汉族移民便在那里垦荒,并同当地土著发生过冲突。郑天挺:《探微集》,第6—7、21—23页。?尼堪外兰原是努尔哈赤的父、祖的奴仆(诸申)。郑天挺:《探微集》,第6页。?这些契约注有首领姓名、所属纳贡人数目及其在规定时间内所能提供的贡品数额。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页。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这种制度创造了一种也许属于前封建主义的新权威。“这种权威的新的特性,看起来似乎与首领的功能有直接关系。汉族人将他们视为其部落的代表,以便为汉族社会和满族部落社会的和平共处提供制度和常规。汉族人将其视为中间人这一事实,加强了首领对其部落的权威。于是世袭原则得到强化,从而使首领家族得以永远保持其权威,而使其他部落成员永远屈居臣属地位。这种情形非常有利于部落首领发动反对外来统治的反叛。此类边疆现象可能是封建主义的来源之一。这些现象在藏族历史中表现得颇为明显。将其同其他地区的边疆史——例如苏格兰高地部族的历史——加以比较,将是十分有益的。”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6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89页,及其《探微集》,第4页。?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可追至猛哥帖木儿,他被元朝封为千户,奉命统治松花江地区,且世代传袭。努尔哈赤之父、祖皆被明朝拜为地方官,并曾三次随李成梁进京。薛虹:《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0—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7页。以上及下文所述细节多引自和田清:《清太祖崛起》、《明初女真》及郑天挺:《清入关前》。?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96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0—113页。?关于满族人利用婚姻联盟的问题,见郑天挺:《探微集》,第56—61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6—79页。?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分掌大权。1611年,努尔哈赤杀舒尔哈齐。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页。埃尔文极为轻视满族骑兵的作用,说他们在作战时只充当预备队,位于披重铠执利刃的前锋部队和披短甲执弓箭的二线部队之后。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107页。但也有人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看法,即这些骑兵在战斗中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既能凶猛地冲破明军阵地,又能迅速避开强敌。满族八旗兵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亲军,皆为满、蒙马步弓箭手,负责保卫皇帝;骁骑,皆为骑兵弓箭手;前锋,多为满、蒙马步弓箭手,也有一部分使用云梯、火枪和火炮;护军,有马步弓箭手和火枪手;步军,皆为步兵弓箭手。郑天挺:《探微集》,第173—174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18页。?关于努尔哈赤招纳蒙古部落首领的问题,见匡顿:《游牧帝国》,第282—28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4页。?弗朗兹·米切尔认为,“八旗”制度是由汉人创议建立的,而戴维·法夸尔则强调这一制度受到蒙古的影响。虽然努尔哈赤身边当时确有一位重要的汉官,名叫龚正陆,但无迹象表明是他导致了八旗制度的形成。戴维·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4页。?1621年以后,后金军队的名称皆用汉族名称,满、汉官吏的职位名称也是如此。而“旗”则是有意用来表达一种兼有军政和民政双重性质的组织。1630年,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清太宗实录》第七卷。引自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21页。这种旗的组织,也是将松散的女真社会置于其统治者更为直接的控制之下的一种政治手段。一部可怕的战争和生产机器形成了,其代价是普通部落成员对汗的从属关系进一步加强了,汗可将他们从一个贵族名下拨归另一个贵族。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4页;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5—27、58—5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2—14页;戴维·M·法夸尔:《早期满洲国家的蒙古因素与汉因素》,第12—14页。?“谙班”(amban)意为“大臣”。贝勒原指女真各部落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原贝勒的后嗣仍可使用贝勒头衔。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11页。?此时,满族人也懂得了世袭继承权的原则。为了检验其长子的能力,努尔哈赤于1613年将大权委托给褚英。不久,褚英诸弟(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和皇太极)奏称,褚英逼他们立誓反对努尔哈赤。1615年,努尔哈赤遂将褚英处死。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8页。?五大臣全是努尔哈赤穆昆的成员,包括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安费扬古和扈尔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页。?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8—199页。1594年,努尔哈赤与喀尔喀蒙古通婚。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良好。?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3页。?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1—123页。?17世纪10和20年代是北极光频繁出现的时期,当时欧洲出现了观赏极光的热潮。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119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7页。?这被1605年的宽甸事件所证明。当时李成梁企图撤回满族统治区的全部汉族居民。郑天挺:《探微集》,第22—23页。中国、朝鲜和蒙古在满族文献中都被称为“固兰”(gurun),即国。除版图大小、财富多寡不同之外,它们基本上受到同等看待。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9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1—35页,1609年8月30日条。?弹劾熊廷弼的是兵科给事中朱一桂。当时熊廷弼提出,朝中“言官”大多不切实际,以为打败夷狄易如翻掌。他强调说,边防状况实际很糟,而边将要求授权同夷狄进行随机应变的谈判,又受到言官不负责任的非难。《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5—43页,1609年9月8日条;第二八三卷,第20页,1609年12月27日条。?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页;又见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49—50页。此时,努尔哈赤确实公开承认了明朝皇帝的主权。郑天挺:《探微集》,第17页。?早在1615年,努尔哈赤就担心赫图阿拉一带粮草不足,而这一地区已经推广了精耕细作。“我国素无积储,虽得其(明朝)人畜,何以为生?”努尔哈赤问道。1615年征服叶赫,及1618年攻占辽东,可能使其粮草紧张状况有所缓和。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36页。迫使满族寻找新的粮草来源的压力,肯定因“小冰河时期”的异常寒冷而有所增强。在20世纪的“小冰河时期”,即1923—1954年间,黑龙江水域从11月中旬便进入封冻期,比正常年份至少提前了两周。当时黑龙江流域的无霜期只有80天(江北)到140天(江南),农作物一年一熟都很困难。17世纪,松花江和辽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大清满洲实录》,第196—199、201

                      到鲁文公松口。公孙敖以罪臣之礼被安葬。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太令人伤心了,以至于灵柩回到鲁国之后,遗孀声己既心痛又心寒,拒不相见,只是在灵堂内设了一道帷幕,躲在帷幕内伤心大哭。而他的堂弟公子遂,本来按照礼仪应当在其下葬的时候哭,也因为曾经的夺妻之恨,不打算哭。这时又是叔仲惠伯出来劝谏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点。虽然不能善始,但可以善终。古人说,‘兄弟致美’,有困难的时候互相救助,有开心的事就前去祝贺,遇到灾难要表示慰问,祭祀祖先的时候恭敬如一,有人过世则致以悲伤之情——各种感情虽然不同,然而不绝其爱,就是亲人之道。您做事从来不失其道,怎么在这件事上授人以柄呢?”经这么一教育,公子遂才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兄弟们在公子敖灵前假假地哭了一阵。若干年后,文伯的儿子仲孙蔑长大成人,又从惠叔手里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跑到鲁国来投奔他。仲孙蔑对这两位叔叔极其仁爱,国人皆知。但也有人暗中使坏,对仲孙蔑说:“这两个人来鲁国,是为了杀你。”仲孙蔑将这事告诉了季孙行父。莒国来的两兄弟听到了,互相商量说:“夫子(指仲孙蔑)以爱我们闻名,我们却以想杀他闻名,落个以怨报德的恶名,还不如一死。”于是主动要求参加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全部战死沙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带着吊丧的财物逃到莒国,鲁文公也没有再派人补送丧礼。可能在鲁文公看来,这丧葬费只要花出去了,不管花到哪都算是尽到了义务。后来新任周天子(周顷王)派大臣毛伯到鲁国,索取会葬的礼金。对于王室的行为,《左传》不以为然地批评:“非礼也。”大概意思是,天子不求私财,总是低三下四地向诸侯讨丧葬费,未免太跌份了。【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公元前615年冬天,就在西乞术访鲁之后不到两个月,晋国西部边境再次震动。为了雪耻五年前的令狐之役,秦康公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一举攻占了羁马(晋国地名)。晋国人起兵抵抗,在河曲与秦军对峙。晋军由赵盾担任统帅,荀林父为中军副帅,郤缺担任上军主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担任下军主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担任戎车驾驶员,韩厥担任司马。韩厥是老臣韩简之孙,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韩献子。在当时的人看来,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前面说过,司马就是军中的司法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宪兵司令。秦晋两国大军在河曲对峙的时候,赵盾故意派人驾驶自己的战车冲撞到队列中,干扰部队行军。韩厥将这个人抓起来,审问之后,就按规定将他处死了。大伙纷纷议论说:“韩厥这下玩完了,他的主子早上才任命他当司马,晚上他就杀掉主子的司机。这样的人,谁还敢用他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盾将韩厥召到中军大帐,不但没有骂他,反而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该比而不党。以忠信之心推举仁义之人,叫做‘比’;出于私心而推举人,叫做‘党’。军中律令无人可犯,即使是我的手下犯了军律,也不包庇隐瞒,这就叫做‘义’。我向国君推荐你,心里还害怕你胜任不了这个职务。因为推荐一个人当官,这个人却不能胜任,这就是最明显的结党营私行为。所以我故意派人来试探你,请你继续按自己的原则处理军务,不要手软。单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手段来看,以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很多年后,这位韩献子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韩国。赵盾的这番“比而不党”的理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论述,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而不党”意味着,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任何年代,这都是值得称道的政治态度。当然,赵盾这么做,多少还有点做秀的成分。在表扬了韩厥之后,他又公开对晋国的诸位大夫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这件事说明,我推荐韩厥是做对了。我绝没有结党营私啊。”赵盾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给自己树立一种任人唯贤的形象,为提拔臾骈担任上军副帅进行舆论准备。在晋国的官僚体制中,三军统帅和副帅被称为“六卿”,是军政大权系于一身的重要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臾骈原来只是赵盾的家臣,不管其人品和能力如何,一下子被提拔成为上军副帅,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嫌,难免被人说闲话。赵盾希望通过韩厥这件事来堵住大家的嘴,可谓用心良苦。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盾让臾骈担任这个职务,倒也没用错人。秦晋两军主力在河曲对峙。臾骈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说:“秦军深入我境,后勤补给难以为继,打不起持久战,我们不如深挖壕、高筑垒,加强防御,等待战机。”赵盾听从了臾骈的建议,于是深壁坚垒,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时间一长,远道而来的秦国人果然坐不住了,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将士们对于在异国他乡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静坐战也没有心理准备。毕竟,时近年关,谁都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军之中,有一位货真价实的“晋国通”,那就是在五年前的令狐之役后出逃到秦国的士会。秦军数次挑战晋军不成,秦康公就把士会找来,问:“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军该如何打破僵局?”士会沉吟了一阵,说:“赵盾新近提拔了他的一名部下,名叫臾骈。晋军坚守不出,想必是这位臾骈的计谋,想消耗我军锐气,等待我军疲惫再实施反击。”“嗯。”秦康公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赵盾有个同族的兄弟,名叫赵穿,是先君(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少无知,不通军事,然而深受赵盾宠信,因此有恃无恐,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赵穿任职于晋国上军,对于臾骈出任上军副帅一事,据说颇有怨言。他觉得自己是赵盾的族弟,而臾骈仅仅是赵盾的家臣,现在反倒屈居其下,心里十分不痛快。您如果想要晋军出战,很简单,派人前去挑逗赵穿就成了。”士会一席话,秦康公茅塞顿开,他拍拍士会的肩膀,以示赞赏。士会则深深地低下头。十二月四日,秦军突然有了动静,派出一支部队直扑晋国上军营寨,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也不强攻,只是在营寨外摇旗呐喊,操着秦地方言嘲笑晋国人,然后虚晃一枪,很快撤走了。晋军根据赵盾的命令,对秦军的挑逗置之不理,躲在城寨后边坚守不出。不过,秦国人骂得实在太难听了,赵穿听在耳里,恼在心上,他对自己的部下发牢骚说:“我们粮草充足,枕戈待旦,就是盼着与敌人放手一战。现在敌人来了又不出击,还等什么呢?”手下人说:“那……大概是在等待战机吧。”赵穿不听则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这都是臾骈想出来的鬼主意,我不管什么计谋,他不敢打,我们自己打!”于是不顾禁令,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秦军大营挑战。赵盾得到消息,又恼又无奈。他对众将说:“赵穿此去,必定自取其辱,被秦军擒获。秦军得到赵穿,那就是获得晋国卿一级的人物了,我等又以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赵盾为什么说赵穿是卿一级的人物呢?有人解释,赵穿本来不是卿,只不过因为他是晋襄公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等同于卿。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在当时的晋国,有狭义的卿,也有广义的卿。狭义的卿,当就是指三军的正副统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广义的卿,则还包括司空、大傅等官员。赵穿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史料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盾这句来看,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了。赵盾这话说得很巧妙,就算是臾骈也不好表示反对。于是晋军打破沉默,拔营起寨,全军出战。时值冬日,天黑得早,双方互相放了一通箭,还没来得及短兵相接,太阳就下山了,黑漆漆的分不清敌我,只得息兵罢战,各自回营。秦军派了使者来见赵盾,说:“今日一战,两国的勇士都觉得不过瘾,明日请放手大战一场。”这是所谓的约战,也就是“下战书”了。秦国人话说得很强硬,臾骈却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对赵盾说:“秦军使者目光飘浮不定,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那是内心底气不足,畏惧我军的表现。由此判断,秦军并不想和我军一战,想必是虚张声势,很有可能连夜遁逃。我军不如提前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秦军逼退到河边,则可大获全胜。”臾骈的这个建议,自然又是一条好计,无奈被赵穿听去了。他决心和臾骈抬杠到底,于是将他的哥们儿——下军副帅胥甲找来,两个人站在中军大营前大声嚷嚷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有安置好,就弃之不顾,是不仁义的行为;约好的交战时间未到而将敌人逼至险境,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坚决反对偷袭秦军。要说赵穿的抬杠本领,和他不通军事的程度基本上成正比。他知道,如果跑到帐内去劝谏赵盾,肯定会被骂一顿,目的也达不到。所以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事情搞大,搞到赵盾下不了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胥甲这么一闹,臾骈的计谋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偷袭是不可能了。事实上,秦军很快通过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连夜渡过黄河遁逃回国。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

                      少年淳一之烦恼渡边先生把他这部小说取名为“影绘”确实令人费解。日语的“影绘”有皮影之意。众所周知,皮影就是投影在幕布上表演的皮制傀儡戏,既是影子又受某种力量操纵行动。而作者在本书中也说到自己在白天和夜晚简直判若两人,这或许就是将此作命名为“影绘”的缘由。好在还有副标题——“某少年爱与性的物语”,表明这部自传式小说记述了作者从性意识萌动到告别处男的“烦恼史”。“德国剧作家魏德金以思春期少男少女的性意识为主题的成名作《春情萌发》之所以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就因为他强调——性欲正是本能的生命欲望,‘性即生命’。如同日本文豪森鸥外有部作品叫《性欲的生活》,几乎所有的文学家都会把自己性意识萌动的历程写成自传或小说。”(引自《影绘》的《解说》,水口义朗。)渡边先生在本书中引述了某生理学家关于食欲和性欲属于人之第一本能的观点,基本原理与前述魏德金所说“性即生命”相同,也与中国古代先哲所说“食色性也”及“饮食男女”相同。通俗地讲,人和动物不吃不喝就会灭亡,而没有两性交合就无法繁衍后代、延续生命。这也是大自然的造化,因此必须“道法自然”。本能是人类各种行为的驱动力。现代实验研究表明,人类所有的行为都由15种基本的欲望和价值观控制。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具有生理、安全、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这5个层次的本能需求,满足了一个层次后必然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即古代先哲所说“衣食足则知礼仪”。但也有古语曰“饱暖思淫欲”,颇具讽刺性。人类虽然号称“高等动物”,但毕竟是从动物进化而来,还残留着不同程度的“兽性”,即动物性。而人类经过进化又具备了“神性”,即文明社会性。人类发展到多元文化的当今阶段,原始的动物性和高度的社会性这两种属性的矛盾冲突更加复杂和激烈,就是因为社会性制约动物性,而动物性随时都在挑战社会性,所以在两性关系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作者的一生就是典型实例。作者倾其毕生精力身体力行地揭示了两性关系的本质,并以文学与科学结合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尖锐矛盾和棘手问题的办法。这位多产作家的创作原点和动力,正如他在《我永远的家》中所说,就是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各种积累,当然也包括性烦恼。作者的母亲和父亲都是教师,母亲像“交际花”般活泼健谈,而父亲则是个自制沉稳的数学老师,作者无疑继承了双方的“DNA”。从“过百岁”(百日)被算出“命犯桃花”到被女老师罩在裙底,从厕所涂鸦的性启蒙到男女同校,从初恋对象纯子魂断阿寒湖到受寄宿女大学生引诱而告别处男,作者完成了性成长。另一方面,从童年玩“抢诗牌”到中学国语老师的文学启蒙,从学习创作“短歌”到试写球讯,从查词典到看“黄书”,从打工窥见“伴伴女郎”到观影《情妇玛侬》,从爱读卡缪和萨德到欣赏川端康成,从希望进入京大文学系学哲学到被迫改为学医,奠定了作者的知识结构。从少年时不满工头虐待朝鲜劳工到作为医师批评院方对患者的不当处置,表现出弃医从文的作者从青少年时期就极富正义感……应该说,专攻理科且获取医学博士的渡边先生是唯物主义者。同时,曾经有志于学习哲学的渡边先生也会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两性关系,在描述性愉悦的同时总不忘提示其危险性。如果咬文嚼字地讲,自慰应该利于身心健康并可避免性能量失控转化为负能量,而手淫却有害健康。性放纵与性压抑都不符合“中庸之道”,古训“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又怎么样”这句话因渡边先生的同名小说而流行一时,体现出勇于质疑的精神。那么冒昧试问:用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性观念、性文化来教育东方人就能解决性关系中的痼疾新病吗?就算普及了性知识,那又怎么样?传统的异性婚恋生育问题尚未解决,又出现了同性恋带来的艾滋病问题,近来还有无性恋和无性婚姻的问题,直接给日本带来的后果就是“少子化”,甚至有预测说500年后日本人口会降至千人!还有报道说,在50年内,人以机器人为性伴侣将成常态!少年时期的烦恼能够激发雄心壮志创造无穷的智慧,可人类的智慧又消除了多少烦恼呢?侯为2015年夏天于古都西安少年一“性的感兴”是什么?高村伸夫忽然想起就翻阅辞典,可是里面却没有这个说法。因为根本就没查到“性的”这个词,所以辞典中当然不会编入附加这个形容词定语的词组。由于辞典原本就是以单一名词为中心编纂的,寻求解答也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就在翻阅厚厚的辞典之间,伸夫心中那种应称之为“性的感兴”已开始萌芽。已经隔了几年?这种在翻阅辞典时产生的轻度兴奋……那应该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伸夫常常躲在自己房间里翻阅辞典,寻找“性交”和“生殖”这类词语。“性交”即男女交合、媾和、房事。“生殖”即出生增殖,生物繁殖与自己同种后代的现象。“生殖器”即生物进行有性繁殖的器官,高等动物的睾丸、卵巢及附带的接合器官等。在人类当中,男性生殖器由睾丸、附睾、输精管、精囊、前列腺等内生殖器以及阴茎、尿道、阴囊等外生殖器构成;女性生殖器由卵巢、输卵管、子宫、阴道等内生殖器以及小阴唇、大阴唇和阴蒂等外生殖器构成。在阅读这些解说时,伸夫手掌开始出汗,呼吸变急促,脑袋像全身血液涌上来似的发懵。虽然眼睛在扫描字里行间,耳朵却变得异常敏锐,准备万一有人接近房门立刻合上辞典。假如此时被母亲发现的话,伸夫肯定会立刻变得面红耳赤。但虽说如此,辞典简直就是淫猥词语的宝库。在“性交”这个词条下面,排列着“肉交”“接合”“媾和”“房事”等怪异的词语。其中“肉交”这个词显得很直白,而“媾和”则令人联想到野合的癫狂,“房事”则具有一种神秘的回响。至于“卵巢”“子宫”“阴道”“小阴唇”“大阴唇”“阴蒂”等词语,更是超越了神秘而隐含着引起眩晕的淫靡感。而且,解说中的每个词语还会唤起更深的性的感兴。例如在“阴道”这个项目中的解释:这是雌性外生殖器的一部分,兼具交合器官及分娩通道的功能,富于扩张性的、由黏膜和肌肉构成的管道,上部连接子宫,下部开口于外阴部,处女的阴道口有处女膜。读到这里自然会转到“处女”条目,接着便想去看关于“处女膜”的解释了。只要是用辞典查阅淫猥的词语,伸夫从来不知厌腻。而且,由于辞典上的解释乍看冷静而科学,可这样反倒暗中透出道貌岸然的淫靡感,煽起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欲望。在初中时代,确实只需一本辞典就足以沉浸在性兴奋状态之中。换句话说,性的感兴已经旺盛到只用辞典即可激起的程度。少年时期这种对性的好奇心,单纯用“兴趣”和“关注”这类词语很难概括,因此应该属于包括这一切的不断奔涌而出的“感兴”之类。虽说如此,仅仅看到辞典就唤醒了一个人的青春是不是有些滑稽呢?青春的回忆似乎需要再下些功夫并搭建精心设计的舞台装置,而这样却实在太简易轻松了。现在翻开辞典,高村伸夫有些惊讶和意外。换句话说,他对自己曾经有过只要受这类词语刺激就兴奋的时代感到惊讶,并对自己现在看到那类词语会有轻微的紧张而感到意外。难道这是因为年轻时代常习成性的东西难以消失呢,还是性的印象会相当浓重地留在心中呢?这本辞典出乎意料地唤醒了伸夫对过去的性回忆。二高村伸夫最初产生所谓“性的感兴”是在他五岁的时候。那时,他还没上小学,就待在位于坡顶的家中。离伸夫家二三百米处是牙科医生原井先生的家,可能是因为父亲或母亲去那里看过牙所以比较熟悉。那天,伸夫也跟着母亲走访了原井医生的家,不过他们没去门诊室而是进了客厅,所以母亲未必是去看牙,可能是去喝茶聊天了吧。进了客厅,只见拉开隔扇门的里屋铺着被褥,原井医生的女儿百合子正躺在里面。当时她有多大年龄呢?感觉像是十七八岁,不过或许更年轻些。百合子小姐皮肤白皙、睫毛长长、星眸清亮、秀发如瀑,有一种所谓良家女孩的气质。不过,伸夫当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只是在童心中留下了漂亮而难以接近的印象。那位百合子小姐正在里屋休息,看样子像是患了感冒。她盖着花被,确如百合子本人一样花枝招展。不过,她可能是因为发烧而精神萎靡,原本细窄的脸庞显得更加无助孱弱。说不定母亲是去探望百合子小姐,可她只在病榻旁坐了片刻就跟百合子小姐的母亲回客厅聊天了。也许是考虑到百合子小姐独自休养不免冷清,所以才把隔扇门一直开着。伸夫就坐在母亲身旁,时不时地偷瞟一眼躺在里屋的百合子小姐。美丽女子是不是在卧榻休息时也很美丽动人?反正伸夫当时感到她躺着的地方就像炫彩夺目的花园。过了一阵,百合子小姐似乎有些烦闷,从花被旁伸出纤纤手臂拢起搭在枕边的头发,瞬间露出了白皙的耳根。伸夫慌忙伏下眼睛,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情景。过了片刻,当他再次提心吊胆地抬眼看时,只见花被下端左右波动,于是想象到百合子小姐的白腿在花被中扭动,伸夫突然感到有些气闷。当然,大人们和百合子都不会觉察到伸夫这种反应,后来没过多久他就跟母亲告辞回家了。虽然当时的情况仅此而已,可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用“街坊家的姐姐”这种单纯的眼光去看百合子了。以前只是在外边见过她,可现在连她睡觉的样子都看到了,而且当时她在花被中扭动下肢。对于百合子来说,那也许只是为消解烦闷的下意识动作,但伸夫却感到自己窥见了百合子的某种秘密。当时那瞬间的气闷反应,或许就是从那微妙的扭动中感到了女性的气息。虽说如此,伸夫对于男女性行为以及女性身体尚无具体认识。当然,他对于百合子的想法本身就与异性爱或性欲相距甚远,并未超越“街坊家漂亮姐姐”的印象。不过,一旦看到过百合子躺在花被中歇息的姿态,伸夫就不能像以往那样每天早上见到她就大大方方地打招呼说“姐姐,早上好”了。伸夫的“性的感兴”大概就是始自对百合子的认识。不过,除了对特定女性留意而产生的“性的感兴”之外,他此前应该还有几次个人的体验。例如早上憋尿醒来时,就会发现那东西膨胀坚硬起来。当然,这时只需排尿就会萎缩并很快忘掉,但也会在感到诧异和羞臊的同时沉浸在某种自豪感当中。虽说如此,倒还不会立刻引起性兴奋。“你看,都憋得这么大了,赶快去尿一泡!”在母亲患肋膜炎住院时来帮忙的远亲阿姨用指尖敲敲伸夫胀大的阴茎头催促道。“怎么把别人的东西不当回事儿……”伸夫觉得阿姨此举太粗暴就有些生气。不过,这也与性兴奋相去甚远。当然,他也不会意识到,在女性用手指敲击的举动中包含着异性的亲切感和轻微的好奇心。或不如说,他可能是对自己每次憋尿就胀大的那个东西感到了几分羞臊和蹊跷。而且,这与先前那种自豪感互为表里,也许二者合一就形成了所谓“麻烦的感觉”。男性对于性的这种“麻烦的感觉”也许会伴随终生,到头来还会产生“莫如无此一物才好”的感慨,甚至发出“为它付出几多辛劳”的叹息。当然,在幼年时代不可能产生那种感受,但也并非只需撒泡尿就可以解决。他心里总觉得还会有某种反应,却难以捕捉那种朦胧反应的实体。尽管如此,关注下体的前部重于后部或许就是情窦初开的第一步。奇妙的是,伸夫在幼年时期关注后面的屁股却重于前面的阴茎。这种感觉似乎与每天多次小便时触摸并注视阴茎的行为并非无缘。这是因为,与触摸阴茎的次数相比,意识到肛门并伸出手去的次数要少得多。一天一次,顶多两次。不可否认,频繁触摸前面的常态化,就是造成轻视阴茎而将肛门视为具有神秘感的重要部位的原因之一。这种前面与后面的区别在羞耻感方面也完全相同。比起在排尿时被人看到,在排便时被人看到所产生的羞耻感会更加强烈。在实际生活中常见男孩向伙伴显示自己排尿冲力强劲的情景,可即使是出于恶意,也不会有人炫耀自己拉便便如何如何。即使说到儿童时代常搞的“脱裤衩”恶作剧,当前面暴露时往往不会有多大反应,而当屁股被暴露时欢呼声却会更高。特别是男孩,比起前面暴露,后面暴露的姿势更丢人更屈辱。在洗澡之后赤身裸体地玩耍时,比起被母亲训斥“露着小鸡鸡会被笑话”,“露着屁股会被笑话”的训斥效果会更强烈。不过,据说这种“后面比前面更令人害臊”的心理只限于幼年时期。这种心理开始逐渐逆转,可能是在进入小学前的四五岁时。当然,此时幼童尚未清楚地意识到羞耻感,所以与其说是“害羞”,不如说仍旧停留在“前面似乎比后面更神秘”的模糊认识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在现实中看到和听到各种现象时,这种认识就会形成真情实感吸收在头脑和身体当中。例如在跟父母去澡堂和温泉浴场时,看到大人都遮挡前面却对屁股毫不设防。另外,在体罚时常见撅起屁股挨打的情景,这在西方童话书中出现较多。从这些现象都能感觉到人们对屁股并不重视。还有走在街上突遇疾风时,女性必定首先按住裙子前摆,而后摆则是次要。这些现象毫无疑问都是显示“前面比后面重要”的证据。不过,如果说到为什么前面重要这种具体的问题,四五岁的幼童并不清楚,只是从大人的行为方式中察觉到似乎如此而已。但是,对于幼童来说,“前面比后面重要”的认识是个相当重大的意识转换。从切实感受到这一点开始,幼童的关注即转向前面,并以此为诱因产生了新的疑问,再过些时候就会导致对性的好奇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奇心从后面转向前面或许应该说就是幼儿期“性的感兴”的出发点。在知道前面重要之后,伸夫的关注点即迅速向前转移。当然,自己那个东西随时可见可触,所以没什么不可思议,只要能接受也就如此而已。可是,女孩的前面又怎样呢?是像自己这样突出呢,还是凹陷呢,还是别的东西呢?想象的翅膀渐渐展开。不过,虽说是想象,却也只是从对前面感到神秘开始而已,其展开的空间有限,还联系不到性欲和生殖等具体的认识。即便如此仍能意识到有所不同,这既是切实感到这个世界上有男女存在,也是对与自己不同性别的存在予以接纳。伸夫跟母亲一起进浴室洗澡,会不经意地观望母亲的前面。正如所想,那里被黑黢黢的体毛遮盖,可再向下却似乎空无一物地向后连接到臀部。与其相比,父亲的那个东西则堂而皇之地悬在胯下。因为父亲几乎毫不遮掩,所以伸夫看得十分清楚。主要由竿和囊这两个物件构成,其硕大毕竟无法以自己的与之匹敌,但形状明显十分相似。于是可以预料,等自己长大之后,完全能够变成父亲那样。不过,母亲那里的详细情况却不得而知,只是得到貌似平平的印象。但是,男人和女人的前面具有决定性的不同,这个事实已毋庸置疑。不可思议的是,伸夫仅仅因为领悟到这一点就感到自己突然长大了。“傻瓜!男的有小鸡鸡,女的可没有哦!因为俺爸的鸡鸡这么大……”伸夫虽曾如此不无自豪地向同龄的街坊小伙伴讲述,但与其说是在夸耀大人那个东西,莫如说是在夸耀自己已提前一步窥见大人的世界。虽然小伙伴们似乎听得饶有兴趣,但还是有人满脸不知所云的神情,还有的则不肯服输地夸耀说“俺爸的也不小呢”。但是,说到女人的那里却无人了解,顶多不过是“貌似平平”的认识。玩“医生看病游戏”就从这个时期开始,这无疑源自想要了解女性前部的探究心理。虽然把想用手指触摸或用细棍捅女孩私处的行为说成探究心理难免招人批评,但这毕竟是男孩的本能冲动,也是男性特征的证明。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与追踪蚂蚁找到蚁穴或捉住蚂蚱揪掉翅膀探究内部的行为相似

                      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何腾蛟于1649年3月3日在湘潭被捕。同上书,第39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阿济格于1651年11月28日自尽。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多尔衮死后,吏部、刑部和工部各增设一个满洲尚书员额。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济尔哈朗指定了一批八旗高级将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1652年朝鲜使节告诉顺治皇帝说,要不是两黄旗将领的反对,多尔衮本来要取代他而自立为帝的。郑天挺:《探微集》,第1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关于济尔哈朗争取八旗将领效忠的努力,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7—48页。?后来南怀仁将顺治惊人的独立与固执同年轻的康熙皇帝的依赖与犹豫做过鲜明的对比,他在1670年从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库伯莱说:“当今天子(即康熙)在年龄和性格上仍十分幼稚,随从在他耳边嘀咕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他。他通常并不独自对政事作出决断,而是要由六部的长贰去批准。这与他父亲顺治的情形十分不同,顺治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H.博斯曼:《南怀仁》,第380—381页。尽管有这种评价以及其他的例证,许多历史学家还是错误地非难顺治自主的君权。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2页。大概,当摄政王在世时,顺治在朝议中通过观察多尔衮而学到了许多施政的本领。?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内阁在紫禁城里,但在内宫的外面。马米兹:《魏忠贤》,第62—63页。?福临的母后孝庄,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妃,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1644年福临迁都北京时,她从庄妃而被尊立为皇太后,她的姑母孝端皇后位高于她,不过1649年孝端死后,孝庄便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0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798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在阿济格受审时,皇帝才开始意识到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因汉人投充而被镶白旗和正白旗占有。他于是下诏两白旗将汉人投充的土地转交给宗人府,从而增加了宗人府的资产,并抑制了两白旗的经济独立性。1651年3月18日下诏,1651年3月27日抄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67—69页。参见周藤吉之:《清朝初期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5—36页。整个1653年,户部和都察院的官员都在试图把非法投充各牛录的土地交还给原主。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72—11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卷,第18—20页。也有记载说何洛会作证陷害豪格,正是为了取悦于多尔衮;而他也正是因此才被判处磔刑的。希福的侄子索尼或许是受到宦官吴良辅的怂恿而作证反对多尔衮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3页。?同上书,第23页。罗什系萨哈璘氏贝勒,常与希福和祁充格一起被人提及。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的贰臣传》。?《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4页。1652年4月29日,顺治皇帝斥责拜尹图和其他四名宗室“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同上书第六十三卷,第15页。参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拜尹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巴雅喇之子。恒幕义:《清人名人传略》,第598页。1655年,有两位官员请求减轻对多尔衮的贬责,但被济尔哈朗操纵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驳回,两名上请者被流放。直到1773年,清廷才下诏赦免多尔衮之罪;1788年,还睿亲王封号,由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袭爵,为八大家“铁帽子王”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21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49页。?同上书,第48、378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592页。范文程被夺官论赎,但第二年就复官了,并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1654年致仕。宁完我在此后不久得以调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是所有汉人中唯一位秩从满洲大学士之例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张其昀编:《

                        就在他的脑海的记忆中搜寻,看在这两位剧作家写过的剧本中有没有一些独创性的想像,而且是可以用来启发他的,他也想不出什么来。他的思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不同的场景,有趣的对话和一些可笑的情形,这让他更加难以集中思想解决这个故事核心的问题。时间过得很快,当他们到达计划要住宿一夜的目的地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让爱情见鬼去吧。”他嘟哝着下了马,“跟艺术相比,爱情又算什么!”第三十六章这个地方叫卡斯蒂良尼·阿莱蒂诺。这里有一家小旅店,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旅店都不比他离家之后下榻过的其他任何旅店差。在户外赶路和放任他的想像力驰骋之后,他的胃口又回来了,于是进了旅店之后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晚餐给预订了。然后他洗了脚,这件事是他作为一个注重整洁的人每四五天就要做一次的。擦干脚之后他给执政团写了一封短信,然后就派信使立刻送走了。旅店已经住满了人,但是旅店主人告诉马基雅维里说,他和他太太睡的大床足够大,如果马基雅维里不嫌弃的话,他可以和他们两口子挤一下。马基雅维里看了店主一眼,回答说,只要旅店在厨房的地板上铺上几张羊皮,他就应该能睡得很舒服。接着,他就开始吃他眼前那盘盛得满满的空心粉。“跟艺术相比,爱情又算什么?”他重复道。“爱情是暂时的,但是艺术却是永恒的。爱情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工具,引诱我们将一些新的生命带到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来,这些新生命从降生到死亡,会面对饥渴,疾病,悲伤,嫉妒,仇恨和恶意。这份空心粉煮得不错,超乎我的预期,拌面的调味汁也做得香浓醇厚。还有鸡肝和鸡肫呢。上帝造人不仅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简直就是一个荒谬的灾难。那么上帝造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我想应该是艺术。卢克莱修,贺拉斯,卡图卢斯,但丁和彼特拉克。如果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磨难,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去从事创作,因为毫无疑问,如果我和奥莱莉娅上了床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动念头去写一个剧本。所以你能这么看的话,最后的结果还是一件好事。我丢了一件小饰物,却换回了一颗足以镶在王冠上的宝石。”一顿美餐和这些思想活动又让马基雅维里恢复了他常有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他和一位云游神甫玩了一会纸牌,输了一点小钱,但还保持了应有的风度。然后他就在羊皮上躺下,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当他再次上路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看上去这天将会是个晴朗的日子。他兴致很高。想到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到家了,真是让人高兴。他希望玛丽埃塔见到他之后会因为高兴而忘记去责备他丢下她不管这些事,晚饭后比亚乔会过来看他,亲爱的老好人比亚乔,而且明天他就会见到皮埃罗·索德里尼和执政团里的其他的绅士们。完了之后他会去见他的朋友们。回到佛罗伦萨是多么地好啊!每天可以去官署上班,走过那些他从小就熟悉的街道,而且他几乎记得任何一个在街上能碰到的人的名字,尽管他也许不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欢迎回家,大人,”一个人会说。“我说,尼科洛,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另一个人会问。“我猜你大概是腰缠满贯回来的吧?”第三个人会这么问。“什么时候会喜事临门?”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会这么问。回家了。佛罗伦萨。回家了。还有卡罗琳娜夫人,现如今她没什么事可做了,因为包养她的红衣主教实在是太有钱,结果死于非命了。她是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很会说话,和她谈话是一种享受。有时你可以通过取悦她的办法从她那里不费一分钱就拿到一些别人愿意付上一大笔钱才可以得到的东西。托斯卡纳的田园是多么美好啊!再过一个月杏子树就要开花了。他又一次开始思考他那在脑海中酝酿的剧本。构思剧本让他觉得愉快和年轻,也让他有一种空腹喝酒那样的微醺的感觉。他反复地念叨着那些他即将要让提莫提欧神甫在剧本中说的愤世嫉俗的话语。突然之间他勒住了马。仆人们于是一齐赶上去看他是否需要些什么。出乎众人预料,他们看到他正在悄无声息地大笑个不停,身子都剧烈地抖动了起来。他看到众人脸上的表情,于是就笑得更加厉害了,接着他一声没吭地用马刺戳了一下马的两侧,于是马匹拼了命地向前冲去,一直到这可怜的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激烈的运动的马匹慢慢缓过劲来,恢复到它平常稳健和轻松的步伐。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了这个主意这几天他绞尽了脑汁。如今它突然出现了,他甚至说不清楚这个灵感如何而来,为何而来,从何而来。这正是他要寻找的主意,下流的,奢靡的,而且是喜剧性的。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大家都知道,轻信的女人们常常购买曼德拉草来帮助受孕,这是一个常见的迷信,关于这个迷信有着不少黄色的小故事。现在,他要劝说巴托罗缪——在剧本中巴托罗缪以尼西亚大人的名字出场——他的太太应该可以通过喝曼德拉草熬成的药汤而受孕,但是让她受孕的第一个男人会在同房之后死去。怎样才能让他相信这个办法呢?很简单。他,卡利马科,将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在巴黎学过医学的医生,然后开出这么一个处方。很明显尼西亚先生肯定是不愿意为了生个儿子而丢了性命的,所以头一天晚上一定要找个陌生的男人来代替他。这个陌生人,在另外一个伪装之下,将又会是卡利马科本人,也就是说马基雅维里本人。既然他现在有了情节,他脑海中的一些场景就不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地串了起来。它们像一个谜语的各个组成部分那样各就各位了。这一切就好像剧本是自己在演绎撰写,而马基雅维里不过是个抄写员而已。如果说,当他想到可以利用他不成功的爱情历险来创作一部喜剧时,他曾经为之激动不已,那么现在,当这出喜剧已经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就如同一个有着阳台和喷泉,林荫小径和令人赏心悦目的凉亭的花园那样时,他此时的激动则是倍增了。当他们停下来吃饭时,他是如此沉浸于他创作的人物之中,以至于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他吃了些什么。等到他们再次上路时,他也完全没有留意他们走了多少路。他们已经接近佛罗伦萨了。这一带的乡村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像佛罗伦萨他出生的那条街一样熟悉和亲切,但是此刻他却完全没有在意。太阳早就过了子午线,在西边的天空落下,即将没入地平线以下了,他也完全没有留心。他沉浸在他那虚幻的世界里,结果让他觉得现实世界也虚无缥缈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不仅仅是自己了,他是卡利马科,年轻,英俊,富有,无畏,快乐;他那对于卢克莱齐娅的激情像暴风骤雨那样猛烈,相比之下,马基雅维里对于奥莱莉娅的爱情就像一张纸那样苍白无力。后者只是一个影子,而前者则是实实在在的。如果马基雅维里意识到了的话,他正在享受着一个人能够体验到的最高快乐,那种从事创造性活动而带来的快乐。“看,大人,”他的仆人安东尼奥喊道,一边追上来和他齐头并进,“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抬头望去,在远方,由于白昼渐渐缩短,冬天的天空呈现出灰暗的色调。他看见了圆顶,那个布拉曼特建造的,令人骄傲的圆顶。他停了下来。确实是佛罗伦萨,一个他爱之尤甚于自己生命的城市。当他向瓦伦丁诺公爵提起佛罗伦萨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些话绝不是空洞虚假的,佛罗伦萨,鲜花的城市,那里有独立的钟楼,有圣若望洗礼堂,还有众多的教堂和宫殿,她的花园,她弯弯曲曲的街道,他每天上班要经过的那座古老的桥,那里有他的家,他的兄弟托托,他的妻子玛丽埃塔,他的朋友们,那是一座他熟悉每一块石头的城市。一座具有伟大历史的城市,他和他祖先诞生的地方。佛罗伦萨,但丁和薄伽丘的城市,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捍卫自己的自由而奋战的城市,被人热爱的城市,鲜花的城市。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在他脸颊上滑落。他咬紧了牙齿来控制住袭上身来的抽泣。佛罗伦萨现如今已是毫无力量了,由一群缺乏勇气和腐败的人统治着。她的公民们,曾经一度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去对抗那些威胁他们自由的人,如今却只关心买卖。她之所以还享有自由,是因为法国国王的荫庇,为了这个所谓的荫庇她付出了多得不相称的贡金,此外,她仅有的防御部队是那些毫无忠诚的雇佣军,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如何去抵抗那个疯狂的,胆大妄为的人的攻击?那个疯狂而狂妄的人根本没有把佛罗伦萨放在眼里,以至于他都不愿意隐藏他对佛罗伦萨的罪恶的企图。佛罗伦萨是命中注定要遭到劫难了。她也许不会沦丧于切萨雷·博尔贾的武力,但如果不丧于他的武力。她也会丧于其他人的武力,也许不会当年或者下一年就沦陷,但是现在正当中年的那群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佛罗伦萨的沦陷。“去他妈的艺术吧。”他说道。“和自由相比,艺术又算得了什么!丧失自由的人们会丧失一切。”“如果我们要在天黑以前进城,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了,大人。”安东尼奥说道。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收紧了手里的缰绳,疲惫的马匹又开始向前赶路了。尾声四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了。瓦伦丁诺公爵对于自己父亲死亡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做了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当这个时刻终于来临的时候,他自己也病得奄奄一息。他病得很厉害,病势严重到了如此的地步,如果不是凭着他一向身体很强健,他早就一命呜呼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地确保一个他毋庸惧怕的红衣主教,庇护三世被选为教皇。但是他先前打败和驱逐走的那些领主抓住了这个时机,又重新夺回了他们的领地,而公爵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而无能为力。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回到了厄比诺,维泰利收复了卡斯泰洛城堡,吉安·保罗·巴利昂尼夺取了佩鲁贾。只有罗马尼阿还效忠于他。不久庇护三世,那个又老又病的人,逝世了。圭利亚诺·德拉·罗维莱,一个博尔贾的死敌,登上了教皇的位置,成为尤利乌斯二世。为了能获得公爵所掌控的那些红衣主教的选票,罗维莱向公爵许诺,一旦成为教皇,会重新任命他为教皇国的总司令,并确认他对所占有的地区的领主地位。切萨雷心想别人的承诺应该比自己许下的承诺更可能得到贯彻。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尤利乌斯是一个报复心很重的人,富于谋略,行事果断和冷酷无情。不久他就找了一个借口将公爵逮捕了,然后他迫使公爵交出他的手下仍然为他保持着的罗马尼阿,在这件事完成之后。他又让公爵逃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他待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就因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命令而再次遭到逮捕,不久就被送到了西班牙。他先是被送到穆尔西亚的一个城堡中,之后,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他被送到老卡斯蒂利亚中部的坎波城的一处城堡囚禁。看上去意大利总算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这个冒险家,这个人无边的野心搅得意大利不得安宁。但是几个月以后整个国家吃惊地听说他逃了出来。在化装成一个商人,经历了一番艰险的旅行之后,他到达了潘普洛纳。潘普洛纳是他的内弟,纳瓦拉王国国王的首都。这个消息鼓舞了他的追随者,在罗马尼阿的各个城市出现了人们狂欢的景象。意大利的那些小领主们在他们各自的城市里瑟瑟发抖。那瓦拉国王当时正在和他的男爵们做战,他任命切萨雷来统率他的军队。在这四年当中,马基雅维里辛勤地工作着。他担负了好几次出使别国的任务。他被赋予了组建一支民兵部队的重任,这项任务的目的是让佛罗伦萨不至于完全依靠雇佣军来保卫自己。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马基雅维里就负责处理第二厅的日常事务。他的消化系统一直都不太好,那些在酷暑严寒、风霜雨雪中骑着马的旅行,沿途客栈极度恶劣的住宿条件,以及不能定时吃饭和低劣的食物质量使得他精疲力竭。在公元一五〇七年的二月,他终于病倒了。他被医生放了血,灌了肠,并且用了他自己最爱的偏方,一剂他自己配制的药丸,在他眼中,这是一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他坚信是他这颗药丸,而不是医生们的治疗最终治好了他的病。但是他的疾病和治疗过程使得他是如此虚弱,以至于执政团决定让他休假一个月。他于是去佛罗伦萨城外三英里地方的他在圣·卡西亚诺的农庄,在那里他迅速地恢复了健康。那一年的春天来得早,在乡下,树木开始长出新叶,野花遍地盛开,原野上的青草呈现出嫩绿之色,麦穗也长得饱满丰盈,这一切都让人赏心悦目。对马基雅维里而言,托斯卡纳的景象所带来的是一种友好亲切的喜悦,这种喜悦诉诸他内心世界,而非诉诸他的感官。这种景象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崇高,没有大海那样伟大,这是一块特别的工地,体体面面的,愉悦典雅的,这块土地供养着那些热爱机智、充满智慧的辩论,漂亮女人和美酒佳肴的人们。她不会让你想起但丁那神圣的音乐,但是会让你联想起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令人轻松的乐曲。三月的某个早晨,马基雅维里天亮就起了床;去了他的小庄园一处他正在砍伐中的林地。他在那里转了转,看了一下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和伐木工人聊了几句,然后走到了一条泉水边,在泉沿上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这是一本奥维德的书,脸上带着笑意,他开始阅读书中那亲切和生动的情节。诗人在这些词句中描述了自己的爱情,马基雅维里想起自己的爱情故事,于是饶有兴致地玩味着那些诗句。“犯了罪孽而忏悔,”他喃喃自语道,“比从来都没有犯过罪孽不知要好多少!”然后他沿着路往下走,走到了旅店那里,和过路的人闲聊。因为他是一个喜欢社会交往的人,如果没有好的伙伴做陪,他也愿意用差的伙伴将就对付一下。当他的饥饿感告诉他现在差不多快是中饭时间了,他就慢悠悠地走回家里,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道坐下来享用农庄提供的那份简单的午餐。吃完午饭后他又回到旅店。那里有旅店主人,还有屠夫,磨坊主和铁匠。他就坐下来和他们玩上一回扑克牌,游戏是吵闹和争执的,他们会为了一分钱而大动肝火,朝着对方大喊大叫,朝桌那边的对家骂上一两句难听的话,并在对方的面前晃自己的拳头。马基雅维里也和他们一样吼叫和发脾气。夜幕降临了,他又走回自己的房子。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的玛丽埃塔,正准备给他们的两个小孩子吃晚饭。“我想你是不打算回来了,”她说道。“我们在玩纸牌。”“和哪些人?”“还是同样那帮子人,磨坊主,屠夫和巴蒂斯塔。”“一群下流坯。”“他们能帮助我保持我的机智和敏锐不会随着时间而发霉。另外,说到底他们也不比国务大臣们笨多少,并且,总的说来,也不比他们更有流氓习气。”他抱起他的长子,快四岁的伯纳多,放在膝盖上,开始给他喂饭。“别让你的汤凉了,”玛丽埃塔说道。他们在厨房用餐,和他们在一起吃的还有女仆和一个雇来的男用人。当他吃完了汤之后,女仆给他端上了六只插在了烤肉叉上烤熟了的云雀。他很吃惊,也很欢喜,因为晚饭一向只有汤和色拉而已。“这是什么?”“焦万尼捕捉了这些鸟儿,我想你会很高兴在晚餐时享用它们的。”“这全是给我的吗?”“全是。”“你是一个好女人,玛丽埃塔。”“我嫁给你五年了,还不至于不知道要获得你的心必须抓住你的胃。”她淡淡地回答道。“为了这个中肯的见解,亲爱的,你应该得到一只云雀,”他回答道,一边用手指夹起了这些小鸟中的一只,不顾玛丽埃塔的抗议,塞到了她的嘴里。“它们在狂喜中飞向天堂,胸中洋溢着欢乐的歌,但是接着就被一个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所捕获,结果被煮成盘中餐而被人吃掉。所以对人来说,尽管他有着义薄云天的理想,对高度的理智所能带来的美好事物的憧憬,以及他对于永恒的渴望,到头来他还是被恶毒的命运所控制,除了死了之后喂蛆虫之外毫无用处。”“趁肉还热着赶快吃,亲爱的,你可以吃完再说。

                        自身命运——也许想到康熙帝曾答应他,如果投降便可得到宽赦——之时,他仍将范承谟囚在福州。在1674年范承谟及其家人、部属初入狱时,他曾试图绝食自杀,从而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久以后,他决定不用这种方式自杀。相反,在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中,范承谟开始为一种更为高尚的牺牲作准备。他对身边的僚属和追随者大声说道:他的希望是法王和如来佛将拯救他们摆脱磨难。为将这种冥想付诸实践,他还将自己及身边的人们比作比丘(能创造奇迹的游方僧)和沙门(和尚)。在其牢房(他称之为“蒙谷”)的墙壁上,范承谟用木炭大书忠臣田横和苏武之名,并反复诵读屈原(公元前?343—?280)的《离骚》。屈原的形象尤其使他着迷,他一遍又一遍地同其文吏嵇永仁讨论屈原之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他对这位南方诗人政治家的迷恋。屈原通过自杀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精神上与历史上的不朽,而范承谟如今认为这也将是他的命运。在与其随从颂扬屈原的同时,在牢房中范承谟开始将自己的衣服视作忠和孝的象征。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范承谟都要恭恭敬敬地戴上皇帝赐给他的官帽,穿上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所穿的长袍,以示对其君主的忠和对父母的孝。他那羸弱多病的身体使他成了追求其狂热信仰中这两种崇高目标的牺牲者。他写道:“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当范承谟在福州监狱中逐渐产生以身殉国、做清朝模范忠臣的愿望之时,耿精忠得知杰书正南下进攻驻守衢州的马九玉部。1676年9月,杰书攻克此城。耿精忠开始意识到他必须立即向这位清朝将领妥协。然而,如果他打算投降,不让那些可能有朝一日会证实他以前的叛逆行径的见证人留在世上便是重要的。因此,10月22日,耿精忠下令将范承谟及其随从人员杀死。当晚,刽子手就来到牢房,执行这项任务。范承谟为之准备了700个日夜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他穿戴好那神圣的衣冠,平静、庄严地面对刽子手;但当其中一人轻蔑地从他头上摘下那顶御赐的官帽时,范承谟悖然大怒。他举起带着枷锁的双手掐住了这位狂妄之徒的喉咙,若不是卫兵及时相救,他几乎扼死了那个家伙。于是,这些已被镇住的刽子手默默地站到一边,范承谟从容地戴好他的帽子,整理了一下衣服,面向北而跪。他不慌不忙地叩了九个头,又朝北大声颂扬了他的母亲和远在京城的皇帝,然后挺身受死。范承谟刚刚完成他的仪式,刽子手们便上前将他一刀砍倒。在这同一个晚上,他们还杀死了范承谟的53名部属。第二天一早,尸首被秘密移至野外火化,以掩盖其丑行。几个星期后,即1676年11月9日,延平城被杰书攻克后,耿精忠向清朝投降了,并主动要求帮助清军平定其他藩镇。

                        清朝的忠君思想

                        尽管有人说,对耿精忠的叛乱之罪宜慎重处置(康熙帝不许杰书惩治这位藩将,因为他不想阻止其他叛军将领投降),但朝廷对范承谟之死不能不问。范承谟的贴身仆人中有个幸存者,名叫徐鼎,他设法从火堆中取回了范承谟被烧焦的遗体,将其带到北京,并在北京公布了这位清朝忠臣写在牢房墙上的诗文。正当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之时,范承谟殉国的消息传开了,并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范承谟英勇就义的故事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人们普遍期待着为范承谟举行葬礼,其中主要的代言人是著名戏剧家李渔。李渔(范承谟的挚友)在悼词中鲜明地强调了范承谟为拯救清室而进行道义上的反抗的重要性。由于范氏家族是所有源于关东的辽阳大族中的巨族,又因为其父范文程在帮助多尔衮“承天运”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范承谟的态度便决定了其他许多汉族旗人的反应。李渔强调说,如果他加入了耿精忠的叛乱,那么毫无疑问,许多关东的其他大族也会反叛,而清室便会灭亡。确实,这是一个几乎无与伦比的忠臣,一个当然应与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齐名的忠臣。因此,李渔最后说,在他的灵柩之下应放置两个而不是一个人的牌位,一个是范承谟本人,另一个是宋朝的伟大爱国英雄文天祥。盖先生之臣节,求之千古上下,惟天祥一人,足以媲美。不久以后,康熙帝赐给这位大清忠臣谥号:“忠贞”,并追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在此后的几年中,康熙帝还不断提起范承谟的贡献,并常因想起他的殉难而感动不已。1682年,当三藩终于被决定性地击溃,不再需要谨慎从事之时,康熙帝亲自下令将杀害范承谟的凶手耿精忠处以极刑。但眼下的情况是这样的。1676年耿精忠投降时,他这一重新归顺清朝的举动肯定使广西叛将孙延龄大为犹豫。耿精忠的背叛显然得到了宽恕,他也能得到宽恕吗?不管孙延龄实际上是否这样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反正吴三桂有充分理由相信,他背后的这个同盟者正在发生动摇。因此,1677年秋,吴三桂派他的孙子吴世琮前往桂林。孙延龄以为吴世琮要取道广西去进攻广东,因为那年1月广东的尚之信向安亲王岳乐(江西清军的统帅)投降了。但当孙延龄到桂林城外迎接吴世琮时,却被当场拿下,并被斩首,广西遂被吴世琮以吴三桂的名义接管。吴世琮接管桂林时,发现巡抚马雄镇及其僚属和家属中的幸存者仍被关在牢中,孙延龄一直没杀马雄镇以备将来万一需要投降时用他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吴世琮没有这种打算,但他确实意识到,这位有名的旗人、清朝著名总督的儿子、其妇女曾全部为明朝殉难的辽阳世家的后裔,若能倒向吴三桂一边,那么其他汉官就会步其后尘。因此,他想逼迫马雄镇降“周”,但再三遭到马雄镇的拒绝。最后,吴世琮改变了策略。1677年11月6日,他邀请马雄镇和他的两个幼子参加精心安排的盛宴。以厚礼相待,酒过三巡之后,吴世琮恭恭敬敬地恳请马巡抚加入他们的正义事业。在后来出现的描写这一著名事件的剧本中,马雄镇重申了他对“握神兵,安民杀贼;定中原,天与人归”的清王朝的忠诚。既而他又愤怒地转向吴世琮,斥骂其祖父吴三桂是这样一个奸臣:既事二君,复萌异志,死无面目以见先皇……结皇亲,贪他滟滟杯;恋君王,不若圆圆妓。吴世琮受到如此污辱,立即撕下了尊敬与爱慕的假面孔,气急败坏地命其手下将马雄镇和他的儿子带出去,关进一座铁匠作坊里。在他和两个孩子及其九名仆人被从巡抚署衙押至铁匠作坊的路上,马雄镇仍不停地斥骂吴氏家族卑鄙的叛逆行径。他们来到作坊后,卫兵告诉马雄镇还有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随后,他们抓住了两个孩子,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威胁马雄镇说,如若不降,就杀了他的儿子。马雄镇拒绝玷污自己和家族的荣誉,但不忍目睹自己的儿子惨遭杀戮。他把身体转向一边,仍坚持认为吴三桂及其军队不过是杀人犯和土匪。不一会儿,吴世琮的人便把他儿子的血淋淋的头颅扔在他脚下。马雄镇浑身颤抖,既而用双手抓住两颗人头,突然向那群士兵冲去。士兵们举刀便刺,马雄镇向后退去,趁被刺倒下之前向他的皇上行礼、祈祷,一遍又一遍,直至死去。终年44岁。最后,那九位目睹了这场屠杀又不得不强压怒火的仆人,被挨个问及是否愿意投降。他们一个个表示拒绝,遂被全部杀死,无一幸免。杀了马雄镇,对吴三桂毫无帮助。至1677年4月22日,岳乐从江西西部的“周”军手中夺取了吉安,并开始对吴三桂湖南老巢的防线进行刺探。这位已经65岁的藩将,亲自部署防守,随着清军的包围越来越紧,他对前线阵地一个个进行巡视。1678年3月23日,几乎表现为一种垂死的挣扎——吴三桂即位了,自命为周朝皇帝,定年号为昭武。有人认为,陈圆圆此时和他在一起,她的容貌虽有些衰老,但仍相当漂亮。1678年夏,这位周朝皇帝撤至衡州,打算在此稳住阵脚。但到秋天,他染上了痢疾,身体十分虚弱。最后,吴三桂于1678年10月2日死去。据说,陈圆圆立下誓言,出家为尼了。吴三桂之孙吴世璠继承了皇位,但这个周政权没能延续多久。尽管这位年轻的洪化皇帝在1679年3月24日衡州陷落后向南远逃至贵州,但1679年11月初,康熙帝命图海指挥西北的清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1680年2月,攻陷了成都。一个月后,重庆也落入了清军手中。1680年10月,康熙帝命赍塔率另一支远征军从广西攻入云南;随后他宣布云南境内所有被吴三桂非法强占的土地都将归还原主。由于当地名流站到了清朝一边,两路清军几乎未遇任何抵抗,便于1681年4月到达了云南省会城下。1681年12月7日,吴世璠在其祖父起兵反清近八年之后,于昆明城内自杀身亡。三藩之乱遂宣告结束。当时,康熙帝也知道了吴氏杀害马雄镇的情形。同范承谟之死一样,马雄镇以身殉国,也受到了高度赞扬与褒奖。也同前者一样,在清朝统治集团全力以赴战胜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的时候,马雄镇的殉难象征着又一新的和持久的对清朝皇帝统治的支持。结果,马雄镇之死竟比平定三藩的胜利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由于他的死,以及当时的形势,满族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的征服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马雄镇的曾祖父马重德毕竟曾是明朝大臣,他对明朝的忠诚和马雄镇对清朝的忠诚同样坚贞。这不仅是由于当桂林事件的细节在北京已广为人知之时,朝廷才了解到,马氏家族的殉难者比那铁匠作坊中的12人要多得多;而且是由于后来发生的悲剧甚至比那12人的殉难更引人注意。就在1677年11月6日那天晚上,马雄镇及其两个幼子的死讯,被带回桂林监狱中仍关着马氏其他成员的潮湿的牢房。牢中马家的妇女听到这一消息后,想起了马氏族谱中自豪地记载着的1621年那悲壮的一天。那是将近60年前的事。当时马家的妇女,包括42名家眷和女仆,在马与进被后金俘获后在辽阳集体自杀。而今,马雄镇之妻李夫人又目睹了同样的场面。首先,马世济之妻董夫人试图悬梁自尽。绳子断了,她掉了下来摔破了脸,但她又再次结好绳索,并且成功了。随后,马世济之妾苗氏、马雄镇的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二姐和五姐,马雄镇的两个妾(顾氏和刘氏),一个接一个地自杀了。每当一个人死后,李夫人便把尸首取下,为其穿好葬衣,用被子盖上。然后,他又目睹了18个女仆自杀。自杀从当天晚上至次日早晨一直在进行。24名妇女全部死后,李夫人面向北,行九叩礼,最后也悬梁自尽了。两个男仆流着眼泪,取下她的尸首,并获准将所有的尸体运到外面火化。他们把骨灰安放在附近的广福寺中。这种逐渐进入高潮的连续自杀的悲剧场面,使清廷大为震惊,并顿生敬畏之情。马家38位成员的殉难甚至比范承谟之死更集中地体现了那些在三藩之乱期间最黑暗的日子里站在清廷一边的人们的忠诚。于是,清廷对马氏家族大加褒奖。1680年,康熙帝举行隆重仪式,赐已故马雄镇太子少保和兵部尚书之职,并赐谥“文毅”。幸存的长子马世济被赐与1669年康熙帝赐给其父的那件龙袍,并授大理寺少卿。1682年8月15日,李夫人也因“深报朝恩”被赐诰命。也在这一年,三藩被彻底消灭之后,清廷特意在广西为马雄镇立祠,以宣扬忠于清朝的思想。马家成员自杀殉国的事迹激励18世纪的剧作家蒋士铨创作了一部题为《桂林霜》的戏剧。此剧在乾隆年间流传甚广。其中一部分颂扬了马家的美德。在最后一段中,那些辽阳女子在来世又得以同桂林英烈重聚,并对他们唱道:六十年人家可怜,六十年人家又传。但剧中大部分内容,以及当时记载这一事件的编年史和家族史,都将马氏家族的殉难描述为超越了而又具体体现出对特定的相互对立的正统王朝之忠诚的最佳象征。明朝有忠臣,清朝也有忠臣。但辽阳马氏却证明,一种始终保持单一门风的家族传统既能容纳在单一世界秩序下对特定王朝的忠诚,也能在统一的道德世界中把平时的理想主义与战时的清教主义结合为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通过马氏家族,历史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朝的统治,而且能够胜任。这位剧作家在《桂林霜》中说道:“古史忠良有万千,国史忠良后媲前。”马氏家族的殉难还激发了百姓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总结了天命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忠臣;父亲归顺于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忠臣。这是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60年的历史。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马雄镇之死集中体现出在长期的军事征服之后,清朝的统治已稳定下来。多年来,对汉族同盟者的依赖曾是清朝的致命弱点。他们多次看到某些汉族同盟者的变易无常,以及(恰恰因为满族人被视为外来的入侵者)他们在姜瓖一类冒险家、或打起明朝或汉族其他王朝之旗号的吴三桂一类军事将领面前的脆弱和动摇。因此,对三藩的战争是同那些认为满族需要他们超过他们需要满族的叛逆者的最后较量。三藩之乱被平定后,主要因为大多数汉官愿意站在朝廷一边,康熙帝及其大臣才认识到清朝的建立并非“伪定”,而是中华帝国历史中又一鼎盛时代的真正开端。当然,他们是对的。在清朝统治之下,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令欧洲君主羡慕的是,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然而,大清统治的和平却在另一方面付出了代价。由于在18世纪席卷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双方的兵力几乎相等,因此参战国不得不大力改进其军事技术,并对其专制政体进行合理化改革。中国则缺乏竞争对手,故除了为征服相对落后的亚洲内陆人民、抵御哥萨克的侵扰、及维持对东南亚和朝鲜的宗主权所需要的军事实力外,没有改进其军事技术的强烈愿望。并且,尽管清朝于18世纪建立了军机处,从而导致了清廷最高层权力的又一次集中,但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却没能坚持几年,这些改革本来也许会为清政府提供日后在同西方的斗争中为更有效地征收人头税所需要的财政手段。这不仅是因为缺乏有力的对手迫使清政府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而进行体制改革;而且是因为清初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政治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权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权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1835年,对中国的形象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学者式赞美的托克维尔写道:游客告诉我们,中国人安宁但不幸福,有工业但不进步,稳定但不强大,有物质性的秩序但无公共道德。由于这些,社会的发展还算不错,但不是很好。我想,当中国向欧洲人开放之时,他们会发现那是世界上中央集权制的最佳模式。那些最后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大门的欧洲人发现,清朝的统治不像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么好。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但行政管理网络的末端已开始同官僚系统的指挥中心脱节。甚至更糟的是,整个系统已放弃了它在清朝初年曾经有过的弹性。而可悲的是,正是17世纪清朝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纪强大的外来干涉再次出现之时,难以作出制度上的选择。在清朝灭亡的最后时刻,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崩溃了。清朝的洪业终于被耗尽,帝国的秩序已无法恢复了。
                          据光绪时所修昆山和新阳两县县志中的风俗条记载:江南士绅因“奏销案”“半归废斥”;“然里巷狡猾不逞之徒见绅士无所畏避,因凌轹之,绅士

                          成为人免费播放大全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注238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注239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注240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注241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注242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注243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注244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注245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注246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注247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注248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注249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注250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注251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00页。注25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注253《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54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注255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注256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注257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注258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注259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注260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注261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注262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注263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注264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注265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注266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注267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注268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注269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注270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注271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注272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注273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注274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注275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注276《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注277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注278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注279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注280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注281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注282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注283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注28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注285“知会”:通知。注286“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注287《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注288《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89《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0《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1《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2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注293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注294“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注295“票了”:比喻无所得。注296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

                          一个不剩。这个谋杀的消息传到了高杰部队的大本营,为复仇而急红了眼的将士扑向许定国军营。此时,这位明朝的将军已经投奔满军了。

                          勤王选择

                          据说,史可法得知高杰死讯后失声痛哭,大呼:“中原不可复为矣”!但是他仍然希望保住高杰的4万部队,加以统一指挥。这支队伍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高杰的遗孀,即李自成的宠妾邢氏,也希望为南明保住这支部队,并且可能曾建议史可法任命高杰的女婿李本深继任已故镇将的指挥职位。至少,这是史可法向弘光皇帝的推荐。朝廷拒绝了这个请求。据一些记载说,马士英担心这个任命会加强史可法对高杰余部的控制,使他扩大个人势力。据说,马士英曾经煽动怂恿其余三镇上书抵制这一推荐。最终,南京政府选定了兵部侍郎卫胤文来担任管辖高杰部队的地方总兵官。结果高杰部队的绝大部分没有能作为一支完整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保留下来。因为不肯接受他们继任将军的领导,他们四散离去。从那以后,直到南明首都的陷落,这支前义军的残部盲目地向扬州和南京流窜。史可法为此十分惋惜。他的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已经破裂了。在战争的这一如此紧要的关头,有些人仍然相信进攻策略能够挽救南京。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北方的积极努力,才能保证那些其力量举足轻重的地方豪杰的不断支持。不错,李际遇已经随同许定国归顺了满人,但是还有其他的地方豪杰,像河南的刘洪起,山东长山县的刘孔和,他们似乎准备抵抗新的统治者。这时,那些最初因希望率先恢复中原而跟随史可法的激进的文官和将领们,把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一可能性:那些乡绅率领的武装会奋起而响应在淮阳的军事进攻。大约就在此时,徐州诗人阎尔梅被聘为史可法的营中幕僚,即私人秘书。他在1645年2月15日与史可法的谈话中,力请史可法派遣他的军队之一部进入河南以保卫其侧翼,并鼓励那里的抵抗运动,并由此他才允诺入幕。阎尔梅之意,一是要说服那些对效忠南明犹豫不定的地方豪强,一是要联系在山东以“榆园军”而闻名的农民军。这群在崇祯年间由两个名为任七、张七的人组织起来的骁勇之军,已控制了该省最西南角曹州的盐碱山地和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也是将领刘泽清的家乡,他曾在1640年的饥荒以后镇压过那里的农民起义,并为此受到非议。这时刘泽清是南明的镇将;一些勤王者,包括刘宗周的学生叶廷秀和阎尔梅自己,都希望联结榆园军,在黄河两岸鼓动人民起义,然后与这些“义军”一起收复中原。阎尔梅在他与史可法的会谈中还没有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计划,史可法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新幕僚的请求。但是在后来写给史可法的一封措辞率直的信中,阎尔梅确实详细说明了他的北伐战略和驱使他采取这样一种战略的强烈感情。在那封既谈到了军事计划,又谈到了义士节操的信中,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这时,就像以前一样,阎尔梅重申“诚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他说,果决的行动和大胆的进攻,能够振奋人心。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也。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阎尔梅在他给史可法的信中认为,欲收此效的最好办法是史可法自己率军自扬州开赴此地。与淮阳地区的其他军队不同,史可法的军队不是流寇和乌合之众,它由受徐州百姓欢迎的“义士”组成。此时,那里的百姓正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为了避免这一难逃的厄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师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实际上,阎尔梅指出,史可法军队在南方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潜在的抵抗运动。因而,给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帮助而不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责任了。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

                          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

                          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他上疏皇帝说: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因而,为了阻止东部防线的崩溃,史可法沿着从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到黄河南岸尚属稳定的防线,召集尽可能多的南明部队去支援刘泽清的守军,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后一个月里,史可法就开始筹划淮安的防务,一切都布置在淮安的南边,在大运河与洪泽湖交汇处的清江浦集结他的兵力。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南京政权提供所有一切援助的时候,这个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童妃案

                          在史可法指挥的西部战区,河南北部明军控制区内的巡抚陈潜夫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自称是福王世子前妃的流亡者。这个妇人告诉他,她姓童,她与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北方农民起义而离散了。陈潜夫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满怀喜悦地在1645年4月5日把她护送到南京。皇帝听到童妃到来的消息并无喜色。他没在宫廷上欢迎她,而是把她移交给锦衣卫,由他的一个太监加以审讯。这位太监审问得很详细,对他听到的回答表示相信,即的确如其所称,她是福王世子(现为弘光皇帝)的第三个妃子。因为识文断字,童妃为冯可宗写出了她入福王世子宫殿的详细证明,包括准确的日期,也叙述了在北京爆发起义后他们的流散过程。于是这位太监给皇帝准备了一份记录,呈上了有关她身份的证明,包括她提供的许多细节。然而,当他把这份奏本呈给弘光时,弘光只瞥了一眼,就脸色陡变,挥手把记录扔在了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随后,他正式下令,由一个叫屈尚忠的太监来进行所谓的“严讯”。屈尚忠可能是东厂特务组织的成员。这道允许采取最残酷刑法的命令,引起了朝廷的轩然大波。一些像马士英这样的高级官僚相信,童氏确实是前妃,除非是神经错乱,或者是傻子,没有人会假冒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本人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她的身份。实际上,马士英不能理解为什么皇上拒不认账。根据一份记载,马士英曾对阮大铖说:“童氏系旧妃,上不肯认,如何?”阮大铖回答说:“吾辈只观上意,上既不认,应置之死。”站在一旁的张捷说:“太重。”阮大铖说:“真则真,假则假,恻隐之心,岂今日作用乎!”但马士英坚持说:“真假未辨,从容再处。”童氏声称曾为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一事,对马士英影响尤深。在他看来,一切刑法的动用都应暂缓,直到在河南找到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南京为止,以安抚那些愿意相信她的身世故事的百姓。但是为时已晚。在弘光1645年5月1日下令把她交付给他的太监拷问之后,她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童妃案件立即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使那些忠君之士保住势单力薄的河南营寨的一切希望都化成泡影,因为在这里,浙江的投机分子陈潜夫参与了童妃的“阴谋”。几个月以来,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不过,他和他的主要同盟者刘洪起(他在开封和汝宁地区指挥着大批部队)一直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不和。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此举失败后,他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越其杰很快就使得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失去了对南明的忠诚。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这个省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但是,当他的儿子萧三杰亲自向越其杰报捷时,这位巡抚指责他们父子二人是土匪。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寨门以示抵制。当越其杰通过这个地区时,遇到的是关团的栅门和敌视的哨兵。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河南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马士英则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人们反对这个人。此时童妃案发,作为发现童妃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可怕的牵连。对马士英来说,已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陈潜夫了。陈潜夫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但这就把河南的统治权留给了马士英的妹夫、无能的越其杰。这样,那些豪杰对南明的忠诚都相继丧失了,河南暴露在长驱直入的清军兵锋之前了。童妃案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弘光皇帝本人的信任。根据透露出来的童妃被捕和受虐待的详情,特别是她自己的身世,大多数人都认为童氏确实是福王世子的妃子。但是为什么福世子、现在的皇帝拒绝她返回宫廷呢?是不是他有什么理由不想让她看见呢?他对她有些不放心吧?南京的官吏和百姓们提出了这些疑问,因为这使人们想起,福王世子在马士英的军营里介绍他自己时,是用了一个王侯的玺印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在北方混乱的起义军占领时期得到了真正的印玺,冒名顶替真正的福王世子,然后向马士英谎称他是一个王室的继承人呢?如果这些确实发生过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冒名者当然是无法骗过他的前妻的。那是不是说现在的福王世子是个冒充者,而童氏倒是合法原配呢?这样,童妃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弘光皇帝本人合法性表示怀疑的风波。尽管这些传闻可能

                          沐浴,结婚也要沐浴。凡是庄重、严肃的场合都必须沐浴,这就是中国的沐浴文化。王鲁湘:而且温泉很早就被中国人赋予了神泉、灵泉的意义。温泉的水里含有硫的成分,这是不是和魏晋南北朝那些士大夫们服用的“五石散”差不多?我在黄山读过贾岛等人留下的温泉诗,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认为温泉具有“五石散”54的功用。维泉肇何代,开凿同二仪。五行分水火,厥用谁一之。在卦既得济,备象坎与离。下有风轮煽,上有雷车驰。瞎掀祝融井,口灿扶桑池。气殊岩石历,脉有灵砂兹。骊山岂不好,玉环流污脂。至今华清树,空遗后人悲。暇哉哲人逝,次水真吾师。一濯三沐发,六凿还希夷。伐毛返骨髓,发白令人黟。十年走尘土,负我汗漫期。再来池上游,触热三伏时。古寺僧寂寞,但余壁上诗。不见题诗人,令我长叹咨。——贾岛《记黄山温泉》骆希哲:南北朝崇尚炼丹,认为服了丹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从宗教仪式来讲,修道之人必须每日沐浴,才能有一个洁净的身体。所以沐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宗教也有密切联系。王鲁湘:还有就是,他们会思考温泉水为什么是热的?有些地方的温泉比骊山热得多,像汤一样。于是他们觉得整个大自然就是一个大的鼎炉,这个鼎炉在炼丹的过程中产生了温泉这种丹水,人泡在温泉里就有点服丹的感觉。不管古人如何看,洗温泉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没有疑问的。骆希哲:有一个故事说,秦始皇有一次在沐浴的时候,看见一个神女长得很漂亮,就加以轻侮。神女见他这样无理,朝他脸上吐了一下。秦始皇立刻脸上生疮,痛苦不已,跪地向神女求饶。神女念他是一国之君,跟他说你到温泉里洗一下就好了,以后不要再为非作歹了……当然这故事有点荒诞,可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得罪了,人们就编排故事挖苦他。但这个故事也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温泉对皮肤病是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古人有三月三日洗桃花水的习俗。一直到八十年代,每年三月三的时候,临潼周围一百多里的老百姓还在这里洗桃花水。三、骊宫长恨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的诗所描写的,正是宫中的夫人们在三月三日这天到河边洗浴的情景。据说,三月三日的洗浴能够祛除邪秽,保持健康。而温泉的功效更使人们乐于在这一天沐浴。三月三日,还是情人幽会的季节。《诗经·桑中》就描写了阳春三月,小姑娘与小伙子们在桑间濮上幽会的情景。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保留着相似的风俗,像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壮族三月三的对歌。古代华清宫占地面积大约60万平方米,现在的华清池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在唐代,单是描写华清宫的诗就有400多首,且很多出自大家之手。比如杜牧有《过华清宫绝句》,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路过这里的时候写的。这里是历代无数墨人骚客所仰慕的地方,其原因一则是华清宫当时非常鼎盛壮观,再则便是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吸引。骆希哲:唐代华清宫由三部分组成,北边是现在临潼县城的所在地,中区是皇帝来骊山游幸之时处理军国大事的地方。西区主要是皇帝宗庙所在地;东区是沐浴区,里面有许多著名的汤池,如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后面山上相当于皇帝的近院,是皇帝游玩的地方。山上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如唐玄宗为了朝拜道教始祖老子而建的朝元阁、供奉太上老君的老君殿,还有非常著名的长生殿和祭灵台遗址。王鲁湘:实际上就是把金銮殿搬到这儿来了,皇帝在此处理朝政。唐玄宗莲花汤骆希哲:对。唐玄宗沐浴的汤池叫御汤九龙殿,也叫莲花汤,位于华清宫东部。他把汤池做成莲花的形状,是为了得道成仙。现在大家一般认为莲花是佛教的标志,实际上莲花也是道教的标志,因为莲花有长生不老的寓意。这个池子在修建的时候有一段逸闻。据说唐玄宗修好池子以后,安禄山为了邀宠,用汉白玉雕了游龙和凫燕放在池子中间,沐浴的时候,因为水的波动,这些动物好像活了一样,所谓“奋鳞举翼,若动状”。这可把唐玄宗吓着了,于是赶快叫人把这些东西拿走,只把出水口的莲花留下来了。莲花汤的面积非常大,东西10.06米,南北6米,深1.5米。王鲁湘:完全是一个小游泳池的规模了。骆希哲:文献记载池壁上都有精美的线刻,但是由于历时既久,已经剥落了。这个池子一直延用到建国初年,八十年代的时候还在作为一个温泉的水源使用。当时我们考古的时候就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水源?于是进到水里用手一摸,有花的形状,打开一看,结果是唐代非常漂亮的一个池子。骊山的温泉是唐玄宗最爱去的地方,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杨玉环何许人也。玄宗在宫中最宠爱的人叫武惠妃,自然也是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人。她是玄宗祖母武则天侄子的女儿。出于对祖母和姑姑太平公主的敬佩与景仰,玄宗对遗留着祖母和姑姑影子的武惠妃恩宠有加。开元二十二年,正是在武惠妃的主持下,杨玉环成为了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王妃,一夜间成了玄宗的儿媳。杨玉环像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后宫佳丽三千,惠妃在他心中的位置依旧无人能替。内心深处的孤独终日灼烧着玄宗的神经,四年过后,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刻意安排下,李隆基到华清宫见到了此时还是他儿媳的杨玉环。兜兜转转之后,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之恋就此开始了。骆希哲:唐玄宗娶杨玉环的时候,她已经是他儿子寿王的妃子了。王鲁湘: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公公“扒灰”了。骆希哲:为了掩盖乱伦的丑闻,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玄宗让杨玉环以为太后祈福为名出家,去当道姑。皇宫里有道教的场所,杨玉环便在这里从事法事活动,这样她和唐玄宗的约会就更加方便了。而且她一旦成为道姑,就完成了由人向神的初步转变,因为出家意味着脱俗。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子对他说,在京城以西一百多里的地方有老子像。唐玄宗命李林甫去找,结果在周至楼观台这个地方找到一尊汉白玉的老子像。现在这个像就放在碑林博物馆,雕刻非常精美,是目前道教保存的最古老的老子像。当时这个像请回来以后,举行了盛大空前的迎接活动,皇帝开始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道教。其中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弄不清皇帝到底是人还是神,好为迎娶杨玉环开脱。到了天宝四年(745年),玄宗正式封杨玉环为贵妃,这时候人们已经处于狂热的宗教崇拜之中了。当然除此之外,他推崇道教还有政治因素。王鲁湘:因为唐朝皇帝姓李,“李”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尊贵的姓。他们为了把自己这个姓的地位抬高,就把老子搬出来。骆希哲:咱们这个攀附名人的习惯由来已久。王鲁湘:对,连皇帝都不能免俗。骆希哲:骊山过去叫神山、灵山。每当骊山山顶上出现云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下雨,很灵验的。它的宗教地位是在唐代确立的。唐代帝王为了政治的需要和老子攀亲,因为老子也姓李,而且是道教的创始人,所以唐代尊崇道教。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他就制造了很多老子显灵佑助唐朝的神话,这倒并不稀奇,因为每一个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都要编造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王鲁湘:而且武则天自称是弥勒佛下凡,她当时特别崇拜佛教,所以唐玄宗即位后要反过来用道教压一压。加上他要迎娶自己的儿媳,推崇道教等于是公私兼顾了。李隆基和杨玉环就这样结缘于骊山华清宫,“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唐玄宗为杨贵妃建造的海棠汤紧靠莲花汤一侧,以其形若海棠花得名。两座建筑一大一小,呈依偎之势。《贵妃出浴图》骆希哲:海棠汤中间有一个莲花状的出水孔,相当于海棠花的花蕊。海棠汤和莲花汤毗邻,但大小相差悬殊。这说明杨贵妃尽管地位很高,但与皇帝相比,她仍是臣民。二池的排列一朝南,一朝北,也与天空中帝星与后星的排列一致。王鲁湘: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恩爱非常深笃,恨不能融为一体,但是从这两个汤池的关系来看,封建礼制是不可逾越的。莲花汤肯定要大,而海棠汤要小;莲花汤要高,海棠汤要略低一点;莲花汤在左边尊位,海棠汤则在右边;海棠汤在前面半步,莲花汤则在后面半步;这种高低大小前后左右的关系是非常严格的。骆希哲:一大一小的池子,一大一小的建筑,反映出了古代社会的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王鲁湘:一般来说,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是同池而浴的。骆希哲:不是的。根据《周礼》记载,古代的皇帝和嫔妃是“同床不同浴”,即便是皇帝,也要遵循礼制。王鲁湘:所以杨贵妃和唐玄宗肯定没有在一个池子里洗过。骆希哲:是,而且安史之乱以后,这个池子就被掩埋了,因为当时杨贵妃被认为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祸根。在温泉的滋养沐浴下,旷世名君爱上了绝色佳人。杨玉环的确很美,美得“天生丽质难自弃”,美得“回眸一笑百媚生”。对于这个漂亮的女人,史料中的记载也不乏赞美之词。她个性单纯、耿直、听话又不乏蕙质兰心,而在她面前,李隆基也不再是万乘之尊,而是她情意绵绵的爱人。他们的故事之所以独特、凄美,就在于他们的爱情超越了帝王对嫔妃的恩宠,具有了寻常百姓的情深意切。于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两个人讲的是寻常夫妻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隆基也的确由此沉溺了,他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骆希哲:华清宫孕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长生殿盟誓。长生殿在骊山上头,虽然历史文献和唐人诗作中经常提到,但长生殿的具体位置到现在还未找到。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已经被掩埋或破坏无存了。不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盟誓的祭灵台遗址还在。历史上往往把祭灵台和长生殿合为一体,实际上它们是两个建筑。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骊山祭灵台祭天之前,要进行沐浴、斋戒,长生殿是斋戒的地方。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流传四海,古今闻名,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长生殿当成了一个爱情圣地来对待,历代文人骚客游骊山时都想一睹长生殿的风采。王鲁湘:而且因为他们是在七月七日晚上进行的海誓山盟,所以现在很多人想把“七月七”当做中国的情人节。骆希哲: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每到七月七,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要到骊山来,在宫中搭一个百尺高楼,进行“乞巧”活动。“乞巧”活动由来已久,大概产生于原始社会,夏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出现了牛郎织女星的故事,后来衍生出一个美丽的传说:天上的织女下凡到人间,和放牛的小伙子牛郎结为夫妻,生了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这事,便来到凡间,趁牛郎不在的时候把织女带回天宫。牛郎回来以后得知织女被王母带走,悲恸欲绝。这时他忽然想起他养的老牛临死时告诉他,把牛皮剥下来,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披着老牛的皮上天。于是牛郎披上牛皮就追。王母娘娘看他就要追上来了,马上从头上拔下金簪一划,牛郎面前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汹涌的银河,牛郎织女被隔在了两边。但牛郎仍不懈抗争,王母娘娘拗不过二人的痴情,最后答应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可以相见,这天有无数的喜鹊搭成鹊桥。这个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在古代,“七夕节”是最浪漫的中国传统节日。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姑娘们摆上时令瓜果,仰望星空,朝天祭拜,向聪慧灵巧的织女乞求智慧和娴熟的女红技艺,更乞求真挚的爱情和幸福美满的姻缘。而每年的七夕,唐玄宗和杨玉环也会像平常的夫妻一样,在鹊桥下表达对彼此的誓言。王鲁湘:到了汉代,朝野都信奉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且都把七夕这一天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骆希哲:对,到唐代尤盛,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非常好。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七夕节,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杨贵妃不孕?因为古人不光在七夕节祈求爱情,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也会向牛郎织女这一对爱情神进行祈求。杨贵妃跟唐玄宗生活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小孩,唐玄宗可能会向牛郎织女祈求延年益寿,而杨贵妃也可能有想早生贵子的心愿。王鲁湘:应该是有的,他们“夜半无人私语时”,不能老是说你爱我我爱你吧,恐怕还有一些实质性的活动。骆希哲:而且古代母以子贵,杨贵妃虽然“三千宠爱集一身”,但终究没有孩子,地位是不稳固的,杨贵妃很有可能有这种难言之隐。尽管杨贵妃有一些难言之隐,但是她与唐玄宗的爱情却丝毫未受影响。这对老夫少妻能够几十年恩爱不衰,这在常人看来,确实是至为难得,甚至让人感到好奇。细细思考,二人的感情之所以这么坚固,并不是皇权所能维持的,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爱好和精神世界,才铸就了这段坚贞而凄美的爱情故事。骆希哲: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一对老夫少妻居然十几年恩爱不衰。王鲁湘:要不是安史之乱,可能还会一直延续下去。骆希哲:是啊,三千宠爱在一身,我想不仅仅是由于皇权的威慑、权力的诱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二人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比如两个人都信道,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教团的,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二人都热爱音乐,唐玄宗不仅热爱音乐而且十分懂音乐,精通音律,善吹笛,能谱曲,还敲得一手好羯鼓。王鲁湘:好鼓手!骆希哲:有时人家给他弹琴,他就说,出去,拿羯鼓来,让我解秽!王鲁湘:他觉得人弹得不好,污了他的耳朵。骆希哲:杨贵妃呢,琵琶弹得好。王鲁湘:舞也跳得好。骆希哲:她的霓裳羽衣曲,可与赵飞燕的掌上舞相媲美。他们两个都是顶尖的音乐大师,还在宫廷里边组织了一个乐团,里面的弟子叫“琵琶弟子”。王鲁湘:也就是说,两人有共同的事业爱好。骆希哲:每当唐玄宗政暇之余,就把这些琵琶弟子组织起来在宫中进行演奏。精通音律的唐玄宗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梨园,在华清宫的日子,玄宗与贵妃大多出现在这里。有人说,繁盛的大唐正是在这里一天天消失殆尽。梨园遗址博物馆王鲁湘:这个建筑是在当年考古发掘的梨园遗址上盖起来的。骆希哲:梨园遗址在地下七米深的地方,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在唐代考古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梨园遗址有房子,有回廊,中间还有一个大厅。大厅可能是演戏、演奏、排演的地方,回廊是乐班子伴奏的地方。唐玄宗还不忘为这些人提供专门沐浴的地方,所以梨园旁边有一个小汤。因为她们演奏歌舞的时候,很可能会大汗淋漓,唐代的歌舞像霓裳羽衣舞,节奏感是非常强的,很费力气。王鲁湘:所以唐明皇后来也就成了梨园的祖师爷。骆希哲:梨园还经常发生一些逸闻。比如杨贵妃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就把马先期、贺怀智55这些宫廷音乐大师组织成一个小乐队来演奏,然后叫张云容这些人跳舞。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也来观看演出,唐玄宗在演完后,装出一副寒酸相,说,哎呀,请虢国夫人给阿满一点赏钱吧。王鲁湘:唐玄宗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骆希哲:他不但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和杨贵妃在骊山住的时间很长,所以这里的办公、娱

                          抛弃了)的简娜,和以前那个丈夫、母亲濒死时也拒绝参与一切的简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好几个小时地坐在莫迪身边,当初丈夫、母亲需要我给予的,如今我随时准备好了要给她:我对现实的直视,我对现实的参与。但莫迪想要的是——不要濒临死亡!她现在对我嘀嘀咕咕地抱怨,用的是新的说话方式,飞快地嘀咕,都来不及喘口气:“我知道这都怪谁,我知道是谁下令把我弄来的!”她不看我,因为她痛恨眼前的一切。她指的是我,她指的也是薇拉·罗杰斯。薇拉来看望她的时候,莫迪叫她不要再靠近自己。“不要你,”她对可怜的薇拉说,“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然后转过了她自己的脸。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靠在一把矮椅子上,因此我坐的那把椅子就显得太高了。她那把大椅子,还有椅子上那些摆放得很专业的枕头,看上去像是企图吞掉小小的莫迪,而莫迪,不管被以什么姿势安置在椅子里,总是瞪着正前方。“福勒太太,您怎么样?您要点茶吗?——热牛奶?——热巧克力?来点汤?”没有哪个女王,或者阿拉伯富豪的太太,能接受到比她享受的更好的护理服务了。但是她想要的是——不要走向死亡!我坐在她身边,心里想,活了九十二岁,莫迪似乎还觉得老天对她不公!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目睹了莫迪是怎么和我道别的——“要走,是吧?”——在走廊里追上我,说,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拉住我的手臂,对着我微笑,温柔、友好、令人信赖,而同样的微笑,莫迪却觉得是羁绊,是谎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你会看到的,有不同的阶段。病人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首先会觉得不公平。他们自怨自怜。”“不公平?生老病死叫不公平?”“通常病人可不是世上最理智的人。然后,下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愤怒。”“没错,她那可真是愤怒呢!”“唉,”一边用她专业的眼光打量我,看有没有压力过大的迹象,一边带点迷离的神情说,“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死都不是什么好事吧。”“这些阶段有没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她哈哈大笑,不过她其实是享受能够嘲笑一下“书”:“书上说了,三个阶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生活中的事情才没法分那么清楚呢!”“那第三阶段呢?”“那时候他们接受现实,妥协了……”一个护士跑过来,康诺利护士,康诺利护士,于是她飞快地道了一声失陪,就飞奔着去处理什么小的——或者大的——危机了。我则回家去。不公平……愤怒……接受现实。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觉得她要死了这不公平?第二天,莫迪居然让自己浑浊、黯淡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没有——一般都是故意的,或者说显得像是故意的——避开,口齿清晰,语气轻蔑地说:“这是出悲剧,悲剧!”“什么是悲剧,莫迪?”她看着我——鄙视!“一出悲剧!”她大声、清楚地说,然后目光避开我,难过地轻轻喃喃,这种语气最近我听不到她用了,“我们原本都那么快乐了,你每晚来,我和你说我的故事。如今成了这样,真是悲剧……”我坐在那儿,握着莫迪的手,尽管她总是僵着手,任它从我手中滑脱一次,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然后才抓紧我。她转过头,眼睛始终不看我,嘴巴张着,因为那药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嘴,一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老太太,可她的手还说着我们友谊的语言。自己要死了,莫迪觉得这不公平。昨天,她又说了,轻轻地飞快地嘟哝:“悲剧,悲剧,悲剧。”我听到自己说:“莫迪,你九十二岁了。”没有用那种可以称得上是本医院“院风”的“讨喜”、迷人、关切的语气。她缓缓地转过脸来,然后蓝眼睛里腾起怒火。盛怒。我在想的是,莫迪体内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本该不朽,硬被冤判了?我觉得那具蜡黄的小骨架里有好几个莫迪,死亡的速度不同,而其中一个根本不准备死!另外一个护士问过我:“你是不是信教?”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这是因为我的态度、举止、行为整个属于那种不会因为垂死、死亡而乱了心绪的人,而不属于那种会受这些影响的人——我看着其他访客,那些亲友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后者。她的意思是,我看你是相信死后有来世的!轻轻地擤擤鼻子,这是含蓄地表示对思想落后的人嗤之以鼻。我说:“不,我不信教。”没有理会她真正的问题。又一次,我沉思默想,若是有来世——妈妈,弗雷迪,莫迪都有一个来世——我怎么看,或者说我可能怎么看。我今天是这种想法,明天又是另一种。十年里“笃信”一种想法,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种。又过了一个星期。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我没法照顾你,我说。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家庭里,有哪一个能够接收莫迪,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责任已经够重的了。我们的生活几经削减,只剩我们努力塞进去的那一点点,我们都不过在勉强对付,一点都不能再多。我坐在那里握着莫迪的手时心里在想,她应该处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那样的家庭就像一张有弹性的橡胶网,可以拉拉撑撑,接纳下她。当然了,这想法荒唐得很。一样荒唐的想法,是她应该有理智的父母,爱她,却不溺爱她,她的母亲不该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而她按理说这长长的一辈子里都该幸福、健康、富足、睿智。我说她,说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太太,理应有什么,这是在禁绝艰难、困苦、不公、疼痛——简言之,是在否认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带我去你家吧,简娜,带我去你家。我不能啊,莫迪,你自己也知道的!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已经迟了,值夜班的已经来了。明天见啦,莫迪。今天我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一如寻常婚礼,一大群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还有业界多年来只曾耳闻从未谋面的人物(对菲丽丝而言)。菲丽丝的家庭和我的差不多。但是——出乎意料!查尔斯居然是个外国人,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优雅至极的母亲,还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和继父,两个都世故、诙谐、迷人。菲丽丝看上去美极了,真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杂志增光。我玩得很开心。两周。莫迪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她吃的止痛剂的剂量经过精心调整,一天吃三次,但是他们用专业、谨慎、带笑容的眼睛监察着她,温柔地问她问题,然后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她所说的,逐渐增大剂量。晚上六点我走进病房,药瓶就放在她床边的桌上。他们知道对于她来说,吃那东西就是溃败,是最糟糕的——是末日。所以他们不逼她也不哄她吃。“慢慢来,”他们说,“需要的时候再吃。”莫迪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她瘦骨嶙峋的手越握越紧。她用力转过头去看她的敌人,瓶子,还有瓶里的药。然后她逼着自己移开视线。没过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转了回去。我能听到她喘着气挣扎,胃里的疼痛烧灼着。我学会了不要立即说:“莫迪,要不要吃药?”而当我这么问时,她会匆匆地、心不在焉地点头,好像她正在思考什么更重要的事。我把瓶子送到她嘴边,她的嘴唇急切地噘出来,好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不受她控制。那嘴唇包住瓶口,好把那能让感觉变麻木的东西吸进体内。“他们把我的意识拿走了,他们让我思维迟钝。”她悄悄对我说,哀怨、忧伤、愤怒。至少她没有说:“你吧……”过去的两个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随意地走进来,微笑着环视屋内,检阅她的王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眼睛扫视过每一张苍老的病容——这间病房里都是老太太——那么若无其事,但那么干练高效。她在莫迪床边站了一会儿:“福勒太太,今晚感觉怎么样?萨默斯太太,晚上好。”然后她又对莫迪说,“如果觉得需要什么能让你入睡的东西,按一按铃就行。”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痛得厉害的话……”而两个晚上,我起身要走的时候,莫迪都拽住我的裙子,悄声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要喝点热牛奶什么的。”我去值班室,翻译这句话:“我觉得福勒太太得再用一点止痛剂。”“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去。”他们的确马上就去了。我匆匆地回家,钻进我的浴缸,那是我的药,能让我失去知觉,但一路上我完全可以听到莫迪在想什么:当初我没有东西喂约翰尼,所以他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是给了我……一个月。哦,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太累了。我绝对累垮了。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让你累的?你以前有时候一天去莫迪家两次,帮她买东西,给她打扫卫生,替她洗衣服,还要帮她洗澡,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走进那干净可爱的新病房,看见那些面带笑容的温柔护士,又有人照料莫迪,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握住她的手,这简直就是去野餐。当然了,还要做一件事:她冲着你眼冒火光,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这是个悲剧,是个悲剧!”的时候,得忍着不作反应,她现在还是喜欢说这种话。事实上,现在这种状况让我招架不住,而且看起来没完没了。我知道按护士们的估计,她如今的状况应该更糟:你能看出来她们在想什么,通常是因为她们希望你看出来!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需要一个表情就知晓一切,这种无声的交流,除了医院没有别的地方用得更频繁的了。他们把我叫去值班室,告诉我说有可能要把莫迪转到街那头的老医院去,老年人都安排在那里。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会让莫迪大吃一惊的,还因为,说白了,我希望她死去。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想。她不想死,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谁想死,那么希望他死就是正当的,但是他们若是没做好准备,那是万万不该这样想的。我一直在观察莫迪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的迹象。莫迪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愤怒。也许其实只有两个阶段,“这不公平!”应该算愤怒;然后是接受现实。哦,拜托,让莫迪接受现实吧,而且是让她赶紧接受吧!看着这个耄耋老妇死去时,觉得好像是她的什么东西被谁偷走一样,这实在是糟糕。如果她觉得她的生命是被偷走的——被她母亲的早逝偷走,被虐待她的父亲偷走,被那个穿毛皮、戴羽毛的情妇偷走,被她可恶的姐姐偷走——要我说,倒也很说得过去,但是,这要到哪里才算完?关键是,有什么她依然觉得她原该拥有,但是被强拿走了?还有什么她觉得现在她该拥有,而正被人拿走?要是我能让她和我好好谈一谈就好了。但我们是坐在那干净明亮的大房间里,就在医院的顶楼,环绕我们的是蓝天和新鲜空气,鸟儿飞过,鸽子在外面咕咕地叫,房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护士进进出出,还有探病的人以及医生……经常在这儿值班的那个医生人很好,她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不过若是他以为她恨自己,倒也不能怪他。可那个大牌医生一周要带着一帮跟班来一两次,于是我晚上到的时候,莫迪还在生气,不只是生气,简直是怒火万丈,七窍生烟。“他今天又来了。”她说,蜡黄的小脸抽搐着,嘴唇颤抖。“怎么样?”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怎么样了。“他们站在门口,他,还有那帮男孩女孩。他们是医生?看起来都是小孩子。他们里面还有黑的。”莫迪是个严谨的人,状态正常的时候,如果要批评的对象是一个黑人,她总记得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她把这个忘掉了,只知道他们不同,是异己。她现在矛盾得很,十分纠结,因为有两个护士也是黑人,而她很喜欢她们。但她们依然是黑人,这是她生气的一个焦点。她特别喜欢她们抱她起床,把她安置在椅子上的手法,不会弄疼她;我能看到她的脸变得柔和,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瞬间就收起来了——但她是黑人,而且她的存在、她的身影都提醒着莫迪,她住院、待在这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在这家医院里,她自己一个决定都不能做。“呃,”我说,“总得有训练有素的黑人医生和黑人护士啊,而这是家教学医院。”“为什么我要做小白鼠?他们又没征得我的许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那种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那个臭屁大老爷,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身边,一直在和他们说我的事。哦,他们当我是傻瓜!然后他们都围过来,低下头来看我……”她

                          家子弟与内务府大员增崇家的少爷也多有交往,奎垣先生那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就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少爷乐元可,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时间:2001年2月23日(第一次)2003年8月1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华威西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郭松义注296、乐曙青、金玲[访谈者按]在《北京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曾记录察存耆的回忆,他说满族的商业有的起源于“官当铺”,由内务府主管,所属各司,各钱粮衙门提出一部分公款各开当铺,后来统归内务府堂郎中管理。经理者看到当铺有利可图,便暗中和外部汉商发生了联系。他对此事如此地了如指掌,可能因为他的祖上就是这样与“外部汉商”发生的关系。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多次提到的刘家,就是这样的汉族商人。察先生只记得他们后来为察家开当铺的一段,而刘家的后人刘汝舟先生对自己的家史,无疑了解得就更为具体。他们靠着为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成为恒和钱庄的创始人。旧时老北京形容时髦阔人形象,有顺口溜曰:“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四大恒,指的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刘家的恒和号,就是其中之一。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恒和号专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业后,因之受累者极众,从此各宅第渐形凋敝。”注297恒和歇业之后,刘家改头换面,又以“当铺刘家”著称,赫赫扬扬直到北京解放。这些汉族商人与王府官僚之家攀亲结党,成为官僚贵族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已是清亡之后的新现象了,在此之前,王公贵族们当然是不屑与商人为伍的,尽管他们从来都离不开那些围绕在他们身边、以他们为生的商人们。对此,作为旧官僚后代的奎垣先生,与作为大商人后代的刘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感情做了不同的描述,如能相互参照对比着看,对于当时这两种人不同的心理,会有比单看一方要具体生动得多的感受。属于“当铺刘”掌管的“万庆当铺”,位于南锣鼓巷3号,距秦老胡同咫尺之遥。墙上还保留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历史遗痕(定宜庄摄于2006年)刘汝舟先生自己写过回忆录,名曰《刘氏家族兴衰史》,他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已写在里面,但从我的访谈可见,口述与自述其实相差很远,存在这一差距的关键,是口述时被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互动。访谈者自然会根据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话题深入下去,这是自述无法做到的。刘先生的自述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族的发家史,二是对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回忆,三是当年与当铺相关案件的内幕。即以第一部分来说,刘家的发家,离不开当年内务府大员的资助,这些买卖人与清代王公大臣的关系包括日后形成的社会圈、婚姻圈是我最感兴趣,也是对研究当时历史颇有裨益的内容,在刘先生的自述中却语焉不详,口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当然,自述也有其长处,作者落笔必然会字斟句酌,乃至查阅相关资料,口述则多少要随意些。因此自述对具体事件的记载,一般比口述要准确。为此,我将刘汝舟自述中的部分内容放在访谈后面,以与口述对照并修订其不足。美国学者施坚雅曾做过假设,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核心”,即两个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中国其他城市情况如何,这里不作讨论,但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北京东城,存在的却是一个由那桐家、增崇家那样的官僚士绅和当铺刘家那样的商人共同组成(而不是分别组成)的一个居住与社交中心,所谓“东富”,根据就在这里。没有商人仅有官僚,是无法构成东城之“富”的,如今研究北京史的人们一说起20世纪50年代之前北京的商人和商业,想到的就是前门的老字号,这并不全面。刘汝舟在家中(定宜庄摄于2003年)刘汝舟(以下简称刘):我叫刘楫,这个楫字很冷,木字边,舟楫的楫。诗经上有这么一句:“用汝作舟楫”,所以我名字叫楫,号叫汝舟。我在文联的时候笔名叫刘汝舟,所以现在找刘汝舟的多。我今年七十九,1923年生的。定:你们家什么身世呢?刘:这说起来可就长了。我这个家庭呀,中央文史资料,有我们家,北京文史资料,也有我们家。但是没有我的名字,有我祖父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我大哥的名字,都上了文史资料了。我退休以后让我写回忆录,因为退休我也没事,我就在家里写吧。我写的原因是故宫博物院朱家溍他们都知道我,尤其是跟载涛,涛七爷,我们都是特别熟的,又有亲戚关系。我这自传六万多字呢,我起名叫《刘氏家族兴衰史》。定:出版了吗?刘:我不准备把它出版。定:您这些是家里有记载呀?刘:有家谱。可惜“文革”抄家的时候没了。我家抄家是最惨了,不单是这个没了,我所有家里的藏书,刨除毛主席这四卷、语录以外,字典给我留下了,剩下的全都一网打尽,到发还的时候全没发还,全没。我就遭到这个。定:家谱您亲眼看过是吗?刘:家史是由我大哥,和我本家的一些个老人,没事聊天,我由小时候我就好奇,好打听事儿,完全是凭我的记忆力,记下来的,当然不是我亲眼所见……这样,我既然有资料,我把资料给您就完了,比我讲的要详细。定:不是这个问题,您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您没写到的东西,可能我会有兴趣,咱们好交谈。我要是光去看,有什么问题呢,不像这样谈能谈得仔细。

                          1.我祖父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

                          刘:我家的事,得由我祖父说起。我们家是宁波慈溪的,我的曾祖叫刘文祥。绍兴这个地方离我们慈溪很近,我的老家都是师爷,都是做幕的。我曾祖他是跟官的,他跟着一个道台到北京来卸任,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官几年期满,得到京城卸任,等候再放……郭松义:这叫候补道,如果没有关系,有时候一辈子就是候补道。刘:……结果这个道台呢,等候再放的时候,可能是没打通好关节,也许是什么原因吧,上级把他到这儿等着放官这事给忘了。一直等着没有消息,结果两个人就困到店里,卸任的道台没等再放什么官,就得了病死在店里了。然后这位师爷,就是我这曾祖父刘文祥,他把这位道台装殓起来给运回去以后,他就不能在当地谋生了。他跟那位道台在北京等着的三四个月期间,他随着这个道台,上清朝内务府的大官僚家拜望过,看望人家去,也是拉拉关系呀,所以这么样认识了清朝的官僚,包括王府。(道台死了),我曾祖父他没辙了,怎么办呢。那时候清朝内务府的总管,刨出那桐以外,还有就是增家,增崇啊,秦老胡同增家,瞧出来这个年轻人,就是我那曾祖父年轻有为,可以利用。那时候有个大清律,所有的满清官僚,不能与民争利,不许拿钱开买卖,这钱只能在家里搁着,金库银库都行,但是你不能拿钱开买卖,开买卖违反大清律。买卖只能由老百姓开,做官的不行。增家就看重了我那曾祖父了,他说你也没辙,干脆改行做买卖得了,他投资。这么样我曾祖父就摆了一个兑换摊,就是兑钱的一个钱铺,你拿银子不是不方便么,一两银子,我兑给你几个铜板,就是这么慢慢他开了一个兑换所,又租了房子,地点在东四牌楼,过去在南边有个永安大药铺,药铺门口。结果也搭着人机灵吧,能干,他就拿着这点钱越混越大,越混越大。结果第一个开的叫恒和钱庄,北京第一家。定:在什么地方?刘:也在东四牌楼。就在闽南餐厅这个地方,那是卖烧卖的,现在改了叫烧卖馆了,肯德基的旁边。整个东四牌楼正好是路西,把着西北角。向东五间门脸,那叫洋式门脸,勾画。您听说过四大恒吗?像您这个年岁啊,因为职业的关系,可能也听说过。过去说是四行,中南、盐业、金城、大陆,这是四大银行对不对?注298前身北京叫钱庄,不叫银行,这在道光年间,北京第一个银钱业叫四大恒,恒和,恒兴,恒利,恒源,反正四个都是恒字儿,这么叫四大恒,四个恒,都有详细的地点。到时候您看资料。注299我祖父呢,就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叫刘槐庭,名字叫侃,晚报上已经登了。那是“文革”以后了,那天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说办了一个钱币展览,有你祖父签字的你们恒和钱庄的银票,你去看去吧,一个银票,就是汇票,就是汇款单,那确实是我祖父的亲手签字,刘槐庭。他就凭着一个签字,恒和钱庄,你就能带着去全国各地。我祖父是北京的名人,这槐庭两个字可以说太轰动了,后来可以说没有一个敢叫他刘槐庭的,都叫槐翁:“今天你见着槐翁了吗?”郭松义:钱庄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刘:您看过最近那部电视剧《胡雪岩》吗?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南胡北刘,我祖父跟胡雪岩是同时。郭松义:你们到北京来开钱庄,是不是同太平天国也有关系?实际上胡家的发达与太平天国是有直接关系的。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北京那个时期有个童谣,表示北京的阔人必须有这四种东西:头戴马聚元——马聚元的草帽,是北京最有名的,有钱人才能戴;脚踩内联升——必须得穿内联升的鞋;身穿八大祥——是绸缎;怀揣四大恒,银票。北京的阔人没这四样东西你不能叫阔,不能叫有钱。这是当时北京的兴旺时期。这我都是听说了,到庚子年,1900年是庚子年吧,当时我曾祖父已经养老了,祖父已经当了总经理,庚子年挤兑。开这个银钱业啊,就怕挤兑,有个消息一出来全都到你这儿取钱,你这钱全都放出去了,哪儿能当时收回来呀,全都来取,一下就给挤垮了。我祖父就给各家一去信,把各家的存钱就借来,拿轿车拉着元宝、银子,不卸车,轿车满载着元宝银子,由东四大街一直到十条,摆满了。人们一看,哟,这钱庄有这么些钱,回去吧回去吧,就这么样挤兑解了。这都是前人跟我讲的,我们家里的故事啊。注300我祖父活到82岁。他经历了两次挤兑,都很险的,差点没挤垮了。他到60岁的时候,精力不行了,他怕银钱业不稳当。他两个儿子,早死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刘禹臣,他不愿意让儿子接这个,他说(遇到挤兑)我能行,你就不敢说了,你要再接着干这个,这家业恐怕就完了。他就让我父亲改行,开了当铺,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当铺刘家,但是我们实际发家不是靠当铺。定:那你们的钱庄哪儿去了?刘:钱庄是我祖父刘槐庭到60岁的时候就完全收敛了。我出生是1923年,反正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就改行了,不做钱庄了。只留了一个金店,叫恒肇金店,就是原来恒和的底子。什么叫金店呢,可不是打金银首饰的金店,我理解啊,就等于放高利贷,但它里头又增加了好多的业务,就叫金店了。在哪儿呢,东四牌楼,现在是医药公司的仓库,我们不是住马大人胡同么,马大人胡同的对面,也是乐家(指同仁堂乐家)什锦花园的对面儿。这四恒什么时候收的呢,都是在民国以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某院门(定宜庄摄于2006年)

                          2.我们是东伙关系注301

                          定:开当铺那是您父亲这一辈了?刘:从我父亲一直到我大哥。我们在北京开了是13家,天津是4家,当铺。我们独资的很少,带恒字儿的是我们独资,只有4个,东恒肇西恒肇南恒肇北恒肇,四恒。不带恒字儿的都是旗人的投资,都是内务府的一些官僚。股东全是旗人,没有汉人,拿钱的全是。定:就是说皇室都被逐出宫了,他们还往你们这儿投资?刘:那当然是,他们也不会做买卖呀。定:可是他们还挺有钱的不是?刘:钱当然有,有钱他们坐吃山空啊。他们当然得靠着我们,我们能给他们赚钱哪。定:当时给你们投资的那些旗人您还记得都是些谁呀?刘:最大的股东就是秦老胡同增家,增崇,南锣鼓巷有个秦老胡同知道吧?现在还有这条胡同。他叫增崇,号叫寿臣,一品大臣,他管内务府。我们最离不开的是增家,跟增家到我们这儿是三代的关系,我管他叫二大爷,生日party磕大头。他们在秦老胡同路北,好像是17号,门牌记不太清了,那是四进的平着两个门牌,增崇住正房,增崇的夫人故去得早,他夫人也是内务府的,据说是孟公府的,没再娶。现在他们家的后代还在秦老胡同,但是他们原来在路北,现在住的是路南了,已经住了四代了。我们跟增崇的关系是东伙关系。郭松义:就是东家和伙计的关系。定:清亡以后增家的生活怎么样啊?刘:生活没问题啊,好家伙,他们这官,那都足啊。那真是仓满啊。我们家跟庆王的关系也是东伙关系。我父亲早就认识载振,也是通过秦老胡同的增崇。载振也是有俩钱儿,想着找他开个买卖。因为增家在天津开过一个恒顺当,(我们家)给增崇开的,独资,赚钱,也是恒字儿的,我们家离不开恒字儿,四大恒几家么,都叫恒,开当铺还是带恒字儿。所以增崇就建议,让庆王府别拿着金库银库那儿看着啦,你拿它生利吧,也拿出钱来做买卖吧,我给你介绍,让刘家,让刘禹臣给你开买卖。郭松义:刘家等于给他们做生意,他们做股东,投资到他那儿,生息,然后再返还。刘:由这庆王爷,载振还活着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都叫王爷,那时候他已经袭王了。定:庆王的爵位好像沿袭得最久。刘:一直到伪满,重新又给他复了王爵,还叫庆王,还单有伪满的委任状呢,这么大字。我去的话我给他请大安,载振还得还安呢,还不能接安,因为我们平辈儿,我的侄女是他儿媳妇啊,他得管我叫五弟(按刘老的二侄女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详见下文)。他们就讲这个,礼节他不能丢。庆王是受慈禧重用的那几年发的家,全是卖官鬻爵,一个道台不就得几万两吗。庆王府一直到天津,载振死了以后,地下室还有金库银库哪,绸缎库,还有瓷器库,瓷器都是木桶装的,全是那种挺厚挺厚的,木桶。够摆十桌的瓷器装一大木桶。定:有多少个木桶?刘:那家伙,起码也得十几个木桶吧,得够一百桌的。那已经是民国多少年了,我这二侄女结婚的时候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我到现在还有庆王府的瓷器,那是后来他们分家的时候,分给我二侄女的。定:怎么你们都和庆王那么近呢?跟别的王府呢?刘:更多啦,恭王府,小恭王,注302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儿。毓纪明啊,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差不多王府我们都认识,都知道。定:你们家和恭王府什么关系?刘:也是投资,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家。还有一个是张家,就是那家,现在姓张。那家花园我都去过,您要说那家花园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还有记忆力,他们都未必能记得。我们都在他那个佩兰斋呀,花园里最好的佩兰斋那儿吃饭、打牌,他请客,都在那儿。定:你们家怎么跟那桐的关系这么近呢?刘:跟那桐家有来往的原因,那桐是属于我们的大东家增家的下属,注303他得听增崇的,增崇是内务府总管,一品大臣。定:天津也有在

                          ,但大都聘请名师教太子学好,从未听说让人教儿子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的特例。此外,元顺帝还是个天才木工。凡是他宠信的宦官在宫外建宅院,元顺帝都亲自动手,设计出宅院的模型。他“自画屋样,又自削木构,宫高尺余,栋梁楹榱宛转,皆具付匠者,按此式为之”(《庚申外史》),为此,大都人(北京人)戏称其为“鲁班天子”。元顺帝临幸妃子也有花样。春天桃花开时,他在宫中举行碧桃宴,把八九百个妃子召来大吃大喝,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便亲自从树上摘下来一枝桃花,把汗巾系在上面,然后让人击鼓,皇后和妃子们就一起转圈起舞,混乱中元顺帝把系着汗巾的桃花扔给谁,谁就晚上陪睡。夏天,桃花谢了,元顺帝每天召一批妃子在宫中洗澡,所有妃子都脱下衣服,露出雪白的娇躯,一丝不挂地跳进水里。元顺帝一声令下,大家都争着朝池中和真马一样大小的玉马奔去。妃子们光着屁股,滑溜溜的,玉马上也很滑,一个妃子刚坐上,就被别的妃子推下来,最后谁抱着马脖子坐住了,谁当天晚上就能陪元顺帝睡觉。秋冬时节,妃子们如果还在外面光屁股洗澡,怕是会冻感冒了,妃子感冒了不要紧,要是传染上皇帝,导致龙体欠安,就不妙了。于是元顺帝安排妃子集合在设有暖墙的大殿里,让大家把衣服脱了,手拉手团团跳舞。元顺帝坐在高处,弯弓把香囊射出,香囊射中哪个妃子,便在她的身上破开,撒得她一身香粉,这时元顺帝就“闻香识女人”,抱起美女就走,这叫作“香幸”。元顺帝荒唐如此,民怨鼎沸,当时有人写诗描写元顺帝时代: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挫折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鲁仲连,战国末期志士),德高如闵骞(闵子骞,春秋时孝子),只被人轻贱。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善的人欺,贫的人买,读书人都累倒,立身则《子曰》,修身则《大学》,智和能都不及鸭青纱(元代纸币,颜色呈鸭蛋青色,故名)。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世道如此,天下大乱为期不远!昔日极其强大、横扫环宇的蒙古军队在元顺帝时战斗力如何呢?《草木子》记载:“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至于武事,略不知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哥,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值得一提的是,“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指的正是元顺帝。“天高皇帝远”出自明朝人黄溥编纂的《闲中今古录摘抄》,原文为:“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黄溥是明朝人,其《闲中今古录摘抄》是以杨讷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为蓝本的。据《元代农民战争史料》记载: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浙江台州、温州百姓树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反抗旗帜,首义反元。从这首《台温处树旗谣》产生的时间来看,“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即指元顺帝。元朝长期的残暴统治最终压断了人民承受的底线,而此时黄河的决口更是雪上加霜。从1345年开始,黄河大规模决口,一直到1351年,黄河泛滥六年。元朝征发十七万民工修建大堤。由于黄河泛滥成灾,黄河流域饥民达到五百万人,而修建大堤的民工就是这些饥民,由于环境恶劣,死亡率很高,此时,只需要一丝火星就能点起冲天大火。参与修建大堤的韩山童和刘福通打算发动起义,先以童谣散布,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而后暗中埋了一个独眼石人在黄河故道岸上,此时正赶上黄河岸施工,民工就挖出了这个石人,石人正应童谣,人心震动。韩山童、刘福通借机发动起义,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南宋大将刘光世后人,还是当初陈胜吴广起义的那个套路。但正是在这个套路下,此后十六年间,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群雄逐鹿。1368年,朱元璋脱颖而出,三军效命直捣大都,元朝灭亡。明初,建州女真最强大者为爱新觉罗氏族,海西女真最强大者为叶赫那拉氏族,明初,叶赫那拉氏族与爱新觉罗氏族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两军交锋,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指着大地说:“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在满语里是金子的意思)!”叶赫那拉的首领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在满语里是太阳的意思)。”斗嘴过后,双方开打,太阳烧化了金子,叶赫那拉氏打败了爱新觉罗氏,成为女真族最强大的部落,而叶赫部和爱新觉罗家族也从此结了世仇。1388年,朱元璋派大将蓝玉北伐,将蒙古残余势力打残,蒙古人彻底失去了对东北的控制权,而后朱元璋派人招抚在东北的女真各部,当时女真主要分为三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因为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以西而得名)、野人女真(又叫东海女真,分布在外兴安岭、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各部纷纷响应朱元璋号召,成为朱元璋治下一部,1409年,朱棣设奴儿干都司,包括黑龙江、吉林、俄罗斯远东地区,至此,女真人重新成为中国政府有效管辖之一部。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被朱棣任命为建州卫都指挥使。1433年,猛哥帖木儿在女真混战中战死,其子董山继位。1466年董山出于对明朝官吏鱼肉边民的不满,一年之内抢掠边境九十七次。明宪宗大怒,1467年派总兵赵辅率军讨伐董山,“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明·赵辅《平夷赋》),赵辅对董山的部众进行了种族灭绝式屠杀,当然并没能完全灭绝该族,董山被杀,建州女真遭到毁灭打击。董山死后,其子妥罗向明朝表忠心,摇尾乞怜,最终赵辅仍令其世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妥罗的弟弟锡宝齐篇谷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但他没能世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所以家道逐渐衰落。此后一百多年,虽说女真人与明朝在东北的政府偶有冲突,但大体上双方是友好的,女真族只是内部不停有小规模冲突,此时的女真人就像被浸泡过多次的茶叶一样沉到了杯底,无声无息地遵守着中央王朝的规则。前蒸汽动力时代,等待扬帆远航的巨轮在出发前一段时间风帆往往是降下的,因为它要为新的征程积蓄力量。此时的女真人正是如此。锡宝齐篇谷的儿子福满是努尔哈赤的三世祖,福满之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之子是塔克世。1559年,塔克世的妻子生出了本书的第一个主人公——努尔哈赤。第一章崛起,努尔哈赤据《满文老档》记载,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喜塔拉·额穆齐梦见天眼大开,一只有雪白羽毛和金爪子的神鹰飞出来,直扑自己怀里,于是怀孕了。额穆齐怀孕十三个月仍然不生,于是有人怀疑是恶鬼钻入她的肚子里作祟,便把她扔进深山。刚进深山,孩子就出生了,当时风雨大作,多亏五只色彩斑斓的猛虎保护,母子俩才得以不死。额穆齐的丈夫爱新觉罗·塔克世将这个孩子起名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满语里意为“金子·野猪皮”。努尔哈赤是女真贵族世家出身,童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十岁那年,努尔哈赤的母亲突然去世,努尔哈赤的美好生活从此结束。后母整天指桑骂槐地骂努尔哈赤,把他看作家庭包袱,一直欺负他。努尔哈赤默默忍受着,从不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反抗。秦始皇、朱元璋、希特勒、斯大林、努尔哈赤,他们小时候都有过长期的受虐经历。痛苦使人深刻,但生活中会失去欢乐,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未经欢乐滋润的心灵太硬,会缺乏爱和宽容。日后努尔哈赤在辽东的暴行,与他早年的经历不无关系。十五岁时,后母的长期虐待,最终使努尔哈赤彻底离家出走。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凤眼大耳,面如冠玉,身体高耸,骨骼雄伟,言词明爽,声音响亮,一听不忘,一见即识,龙行虎步,举止威严”,总之,一切能用的好词都给他用上了,但当时离家出走的努尔哈赤绝不是这个样子,他已无家可归,单打独斗,无非是每天采蘑菇充饥。当然,在深山里他是遇不到采蘑菇的小姑娘的,不过倒是总能见到人参,饿了啃两口人参,难怪日后身体好。辽东的夜晚寒气逼人,吹打着蜷缩在窝棚里的努尔哈赤。白天的劳作带来的疲惫冲淡了寒冷,努尔哈赤在窝棚里发出的鼾声与远处东北虎的咆哮组成了山林里的二重奏。每天与东北虎和狗熊做邻居,努尔哈赤日后征伐东北的胆略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出来的。风餐露宿、雨暴风狂,这样的艰苦生活,成为努尔哈赤独自生活的主旋律。如果长期如此生活,努尔哈赤怕是会变成野人,几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弟弟舒尔哈齐投奔到姥爷、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那里。建州女真诸部中,王杲势力最强,万历二年(1574年)他大举犯扰辽阳、沈阳。明朝辽东都督佥事李成梁率兵进剿王杲所在的古勒寨(今辽宁新宾上夹河镇古楼村),李成梁的军队号称有六万人。在中国古代打仗,“号称”是很有学问的,如赤壁之战,曹操兵力二十多万,但号称八十万,这个号称就比较离谱。而淝水之战,前秦苻坚兵力有八十七万人,号称百万,这个号称就比较靠谱。那么李成梁这六万人究竟是离谱还是不靠谱,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显然,历史学家们都没谱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兵不在多而在精。李成梁的六万车骑携带炮石、火器分兵围攻王杲营寨。李成梁一声令下,明军敢死队手拿战斧砍断数重城栅,而后火炮齐发,轰击营寨。王杲也不会束手待毙,他让守军用滚木礌石砸向明军,明军一个个被砸得鼻青脸肿。李成梁大怒,火炮的爆炸力是有限的,但如果来个火烧连营,那么威力就是无限的了。李成梁令部下纵火,东北森林密集,一点火就是冲天大火,寨内房屋、粮秣焚毁,李成梁趁势率军杀进营寨,王杲惨败。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就在古勒寨,他们二人跪在李成梁的马前,痛哭流涕,乞求免死。杀人如麻的李成梁见努尔哈赤相貌不凡,便动心没有杀他,把他和舒尔哈齐用作自己的亲兵。从此努尔哈赤开始广泛接触汉人,学会了汉字,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日后他行军打仗时的谋略可以说就得益于在李成梁身边的熏陶。努尔哈赤的姥爷王杲跑了,此时如果王杲明智的话,应当赶紧装孙子,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不断怂恿对方放松警惕而自己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不过王杲此时的表现显然就有些缺心眼了,他在自己的部队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于万历三年(1575年)再次对明朝发起攻击。不作死就不会死,既然作死,就一定会死。李成梁将王杲杀得大败,王杲只身骑马逃跑,起初穿一件红色的衣服,此时的王杲可以说与《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马超作战时犯了同样的错误,打仗时穿得太显眼很容易吸引敌军狙击手的注意力,从而被干掉,不过历史上曹操的割须弃袍是《三国演义》虚构的,而王杲这次则是真的。明军对身穿红袍的王杲穷追不舍,王杲赶紧与别人换了衣服,结果那个人成了明军的俘虏,王杲自己则得以逃遁。此时建州女真已然没有王杲的立身之地,他投奔海西女真哈达部首领王台。王台一向忠于明朝,缚王杲,献朝廷。王杲被绑到北京,万历皇帝亲自登上午门城楼,命将王杲“磔尸剖腹”。史书上没有记载努尔哈赤得知姥爷被凌迟剖腹后的心情,主流说法都是努尔哈赤在自己的父亲、爷爷被明军误杀后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但我更认为,王杲的惨死才是努尔哈赤仇恨的起点,在努尔哈赤被后母虐待了五年之后,是王杲收留了他,而努尔哈赤在王杲这里的两年时间目睹的都是明朝对王杲的围剿,刚有容身之处的努尔哈赤又无依无靠了,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这是努尔哈赤种下对明朝仇恨的起点。当然,努尔哈赤表面上依旧对李成梁恭顺如初,不过,他相貌堂堂的外表却牵动着李成梁的小妾的心,最终还险些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一天晚上,正在洗脚的李成梁对自己的小妾说:“我之所以官至总兵,就因为脚上长了七颗黑痣。”小妾不以为然地说:“努尔哈赤脚上也长了七颗痣,而且是红痣!”李成梁听后大惊失色,因为他刚接到万历的圣旨,说钦天监夜观天象,东北方向有天子气,七颗红痣正是所谓的“天子相”。李成梁当即下令,天明时将努尔哈赤押解京师问斩。这位小妾深悔自己无意中为努尔哈赤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她趁李成梁睡着后起身去找努尔哈赤,向他说明原委。努尔哈赤赶忙骑一匹大青马逃走,与他一起逃走的还有努尔哈赤最喜爱的一条大黄狗,而这位小妾则在李府一棵柳树上悬梁自缢。第二天早上,找不到努尔哈赤的李成梁大为光火,他发现小妾吊在柳树上的尸体后,立即明白了,他下令扒了小妾的衣服,在裸露的尸体上打四十大板,而后派兵追赶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骑大青马狂奔,大青马很给力,所以有一种传说,说努尔哈赤发誓今后自己如果称帝的话,国号就叫大清。大青马最终因日夜兼程累倒,努尔哈赤只得带着大黄狗步行,自然被李成梁的追兵渐渐赶上。步行者PK骑兵,胜负已定,就在此时努尔哈赤突然发现一棵空心的枯树,他赶忙抱着大黄狗钻进去。奇怪的是,许多乌鸦很快也落在这棵树上,乌鸦聚集,使得追兵相信枯树里面无人,而大黄狗也很通人性,追兵靠近的时候始终一声不吭,努尔哈赤就这样死里逃生。追兵渐渐走远了,努尔哈赤从枯树里爬出来,钻进了芦苇丛生的荒草地,此时极为疲惫的努尔哈赤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一无所获的追兵原路返回,如果按之前那样,追兵根本无法向李成梁交代,而如果一把火把这一片都烧了,然后上报说努尔哈赤已经被烧死,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追兵累了一天,放完火后就走了。熊熊烈火燃起,居然都没能让努尔哈赤醒来。也难怪,努尔哈赤小时候就是在山上与东北虎和狗熊做邻居的,虎啸熊吼都难以把他吓醒,更何况是火焰燃烧的噼啪声。看着努尔哈赤呼呼大睡,大黄狗着急了,它拼命叫喊,最终喊醒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带着大黄狗冲出火海,死里逃生。正是此次脱险,使得努尔哈赤称帝后确立了许多满族的民俗。满族每年在黄米下来的时候都要插柳枝,为的就是纪念那位在柳树上悬梁自缢的李成梁的小妾。满族人的院落里都立着一根一丈多高的木杆,杆上挂着食物以给乌鸦吃,就是为了感恩乌鸦。满族忌讳杀狗,不吃狗肉,不穿狗皮做的衣服,不戴狗皮帽子,为的是感恩那条大黄狗。(满族史料《罕王传说》)努尔哈赤重新走进山林,隐姓埋名,而李成梁也渐渐忘记了努尔哈赤的存在,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杲的儿子、努尔哈赤的舅舅阿台(阿台娶了努尔哈赤的堂姐,所以阿台也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在古勒寨再次做大,李成梁认为阿台终究是个祸害,于是率军攻打古勒寨。这次李成梁不像上次那样先是战斧砍断城栅,然后火炮轰击,最后火攻。由于前两者不管用,此番李成梁直接火攻,但火攻两昼夜未能攻克。此时建州女真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为讨好李成梁,引导明军到古勒寨,攻打阿台。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的堂姐,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见古勒寨被围日久,想救出孙女,又想劝说阿台归降,就同儿子塔克世(努尔哈赤他爸)到了古勒寨劝降。不知是觉昌安的口才太差,还是阿台的态度太坚决,总之劝降失败,而此时李成梁派来的使者来催促,希望尽快解决问题。于是尼堪外兰在城下高声喊话:“天朝大兵既来,你等如若抵抗,定被杀得片甲不留,汝等不如杀阿台归顺。太师(李成梁)有令,若能杀阿台者,即为此城之主!”女真这样的渔猎民族很实在,既然杀

                          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飞,大家会相继去穴居的。这事不用刻意去做,只有在自然而然形成的状态下才能体验到真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石器时代有毛巾、被褥、衣服这些东西吗?”“当然没有了。”“那您为什么穿着衣服呀?给灾民发放的毛巾您也不应该收,您为什么收了呢?”“没事,这不要紧。”“为什么呢?您这不是背叛了这种难得的自然状态吗?”“没事,不要紧的。早晚有一天,就没东西可接了,到时候,大家都会裸着身子。”“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会胜利吗?”“日本一定会胜利。‘有’这种思想倾向就应该灭亡。‘无’的思想是不会输的。”“当然了,没什么能比‘无’更糟了呀。”“不,‘无’会灭了‘有’。”亮作无力的双眼中闪着诡异的光芒,中的毒似乎越来越深了。美军对日本各个都市的轰炸大致告一段落,夏天来了。由于美军即将登陆伊豆半岛(尤其是伊东地区),人们可说是闹翻了天。这里地形本来就适合登陆,又是铁路的终点,于是一些好像煞有介事的流言就传出来,说敌人要把这里当成基地,向东边打到首都去,于是当地的人们也开始相信这里就是双方在日本本土的第一战场。仿佛是从侧面证实这一传言似的,有一个师团[9]在伊东四周的山上到处挖洞,想偷偷藏起来埋伏着,等着敌人上岸。亮作也被强制拉去用吊网搬运沙土了。山鞍上的小道从伊东延伸出来,通向四面八方,小道上挤满了搬着财物打算逃离这本土第一战场的人们。处处可见有人在用亏本价甩卖别墅,却没有人买。野口也放弃了。就算伊东不是本土第一战场,太平洋沿岸离东京这么近,迟早也会变成激战之地。这附近整片山,整片海肯定都会喷出烈火,整片天空肯定都会飞着导弹。所有的房子、树木都会被炸飞,只剩下放眼望去被掀了个底朝天的土地。住在这种地方,简直就是自杀。出人意料的是,因为野口自己在轻井泽还有别墅,所以很轻易就放弃了伊东的别墅。野口只能在被炸飞前卖掉别墅,躲到轻井泽去。就算便宜,也比白白被炸飞强。虽然别人家的别墅都没卖出去,但他却很有信心能把别墅给强行推销出去。野口冥思苦想:亮作那个从不离身的包裹里到底有多少钱呢?“梅村,我们打算撤到轻井泽去。您不考虑考虑买下这别墅吗?带土地,带温泉,只收您一万日元。简直就跟白给没两样,不过是卖给您嘛,一万日元我就出让了。”亮作一直在外搬沙土,对城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有别墅的那帮人乱作一团,他们把别墅和带不走的东西都以超低价甩卖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买,因为镇上的人都深信敌人会登陆。亮作并不是不相信,他只是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才能保持淡定,看着所有的人渐渐迎来穴居的命运。亮作一直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当时他的家被烧毁,最难过的就是无处安身,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悲伤了。因为成百上千万的同胞都跟他一样了。然而,亮作并不是不想要。亮作想着,如果自己以超低价买了别墅,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避开战祸。到时候他现在的命运就整个反过来了,他可能是少数有家的人之一。跟镇里的别墅不同,野口的住处在平原的尽头,孤立在田地之间,说不定有可能免遭轰炸。说不定,他可能会成为这镇上唯一有家的人。这么想来,亮作又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野口开的价太高了,他憎恨野口如此狡猾。“比这大十倍的气派别墅才卖五千日元,就算这个价钱都没人买。想想也是,一两个月以后,别墅就会被炸个灰飞烟灭。租住一两个月顶多也就一百日元房租,你的房子也就三十日元吧,三十日元都算贵的了。”亮作残酷地笑着。“您别开玩笑了。我这别墅跟那些会消失的别墅可不一样,我这可带着土地和温泉呢。就算几十吨炸弹炸下来,也不能把它们怎么样。”野口皮笑肉不笑地还嘴。野口心想,看来他身上没有一万日元,这价钱可能太高了点儿。于是又看似愉悦地继续这场专横霸道的谈判。“您可别多心呀。打个比方,光是别墅的话,即便是玉楼金殿可能也没有人买。现在我们被敌人逼得山穷水尽了,对我们而言最大的财产是什么?不用说,就是能自给自足的土地呀!是田地,明白吗?现在虽说是这种情况,但是等以后恢复和平了,田地就会跌价。到时候什么能卖高价呢?这片土地上首先排在第一位的不就是温泉吗?伊东镇上可能家家户户都有温泉,但温泉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这里的温泉可是自喷温泉呀!伊东可没有几处自喷温泉呀,那些大部分都是用泵抽上来的。把现在最大的财产和未来最大的财产合二为一,而且不管是空袭还是舰炮轰炸,这都是绝对不变的财产。这卖一万日元还太贵吗?我是跟您熟才这么便宜就让给您。不管是谁,听了这一万日元的价格都会扑过来的。而且,要是素昧平生的人,我也不会一万日元就卖了的。恕我直言,您现在家也烧没了,一无所有,我是想多多少少为您尽一份心呀。一旦咱们分开了,就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了。于我而言,这是最后的友情。虽说我非常想把别墅免费送给您当临别的纪念品吧,可惜我的家也被烧了,没法这么大方呀。”“就近代战争的登陆地点来说,激战后都是满目荒凉,山的形状,河流的走向都会改变。没有草,没有木,没有鸟,没有虫,什么都没有。伊东镇在哪儿,应该都找不到了吧。您这块地到时候没变成河流或是沼泽就不错啦。想要以温泉镇的身份复活也得花个二十年吧。那时候,估计我都已经死了吧。”亮作又残酷地笑道。“这样一来,日本就亡国啦。”野口反击道。“日本会在失去一切后取得胜利。回归太古,到达太虚,新世界的黎明将会出现。日本是太虚,是太阳,是新世界的盟主!这是《记》《纪》[10]里预言过的,是历史的必然!”“但愿如此吧。话说梅村,就算您藏在洞穴里过日子,人也得吃东西才能活下去呀。在洞穴里过日子可没有配给拿呀。没有自己的田地,您要怎么办呢?这块地可是既有鸡棚又有鸡呀!就日本现状来看,岂不是跟王侯贵族一样吗?!首先,我要是把这别墅卖给了别人,您就会被从鸡棚里赶出去。可没有人会打包把您也买下来呀。”这一下戳到了亮作最痛的地方。如果真有人来买,亮作难免会被赶出去。然而亮作没有退缩。“好啊,请吧。请您去找别人买吧,不必顾虑我。我好久没去听戏看戏了,我还真想看看拿一万日元买这房子的人长什么样子呢,就让我最后乐一乐,从鸡棚撤了吧。”看来一万日元够呛呀,野口想。自己凭着街边摊抬价的手法先定了一万日元,确实太高了,这个价钱不会有人买。因为不担心被赶出去,亮作才会有机可乘,如此嚣张。“那我就真的卖给别人了?”野口脸色微变。“嗯嗯,请吧。我都快忘了乐是什么滋味儿了。”“有人出五千日元,我拒绝了。不过,我也不想拿命换钱,所以比起被砍价,我更怕耽误时间。您好像认为别墅接二连三在卖,不会有人买我的别墅,在这大战的生死关头,也有精于算计的商人呀。我也是相当震惊了,居然有到处买别墅的人。”“我之前听过类似的事。不过,就我听到的而言,更像是到处捡别墅而不是买别墅呀。因为没必要到处买,很多人都扔下别墅逃命去了,据说只要给点搬家费,他们就会很高兴地卖给你。”看来大家都知道了。野口恨那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主要目的还是做成这笔买卖,哪怕能卖贵一分钱都行。“您好像又误会啦。别墅当然是免费的,但我这钱不是别墅的钱,而是田地和温泉的钱。”“这样的话,就一千日元吧,这价可能还高了点儿。”“这田地跟温泉才值一千日元?!”“嗯,一千日元。”“您是怎么算出这个价钱的呀?!麻烦您教教我,我学习一下。”“假设敌人两个月以后登陆,别墅两个月的租金是六十日元。要是敌人四五天以后就登陆的话,这些钱就全赔了。等到两个月以后,这里有十几年都会是荒芜的沙漠,土地和温泉也不值钱了。值钱的只有这三十来只鸡,还有现在田里长的那些蔬菜而已。这些按贵了算,加一起最多也就一千日元。如果还没吃完敌人就登陆了,那也就全赔进去了。考虑到这些再折半的话,五百日元应该合适吧。”“您又砍掉了五百日元?!”“嗯,是这样。就算这样我还嫌贵呢。”“您还要砍?!”“嗯。”“砍到多少?!”“也许明天敌人就会正式打过来。也许今天晚上,不,大岛[11]附近已经能看见敌人的舰队了,说不定下一秒空袭警报就会响。”“原来如此,所以呢?”“免费。”“您要免费拿走是吗?哎呀,我真是荣幸之至。不巧,到时候我得吃鸡跟蔬菜,不能双手献上。”“我一千日元买了吧。”“哈哈,您要买是吗?出一千日元呀。”“嗯。要是我刚买下敌人就登陆了,也就算我倒霉。我不能放弃,放弃了就输给这场战争了。虽说这一千拿来当鸡棚的租金是有点贵,不过都拜托您照顾这么久了,就当是给您的谢礼吧,我就不再杀价了。”“原来如此。真是受益匪浅,居然有这么多种算法哟,我真佩服您呀。不过我很奇怪,您怎么就没再往上爬一爬呢?您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一千日元的东西定成十日元,自己还能把这笔账对上。您是一个能把方的说成圆的,还能把道理解释明白的人。就算您把白的说成黑的,也肯定能证明其中缘由的。您这么会算计,怎么一辈子就这么穷呢。梅村,您明白为什么吗?您为什么会穷呢?您明明想怎么算就怎么算,是吧。因为呀,您那一套算法只对您自己有用。世人不吃您那一套。方的就是方的,白的就不可能是黑的。”“不能按照公式来,因为现在在打仗。世事难料,这句话您该不会忘了吧。”“您又用世事难料这种巧妙的说辞来轻易下定论,编出一套自私自利的话来哄骗人了。不过,这样人生就太没意思了。对吧,我打个比方,您买了房子,就算不是战争时期,房子也可能在哪一夜失火烧掉。您买了温泉,温泉可能会因为地底发生变化,突然冒不出来水了。您买了牛,牛可能第二天就死了。要按这个道理讲,五千日元的东西不都能说成一千日元、五百日元、免费吗?不过,按道理讲,确实也有可能免费。因为买下的当天,就可能烧了,死了。我说您,不能仗着这种道理来为人处世吧?”“不,能的。是您把平时和战争时期搞混了,做了假账。这是一个大家丢掉别墅逃命的时代,是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在渐渐失去价值的时代。您算的这笔账才是自私自利呢。”亮作的眼睛散发出诡异的光芒,嘴巴抽搐着喷着白沫。他近乎疯狂地确信着。野口不慌不忙,错开了争论的焦点。“我是这么想的。只要日本没有灭亡,人类没有灭绝,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希望就会寄托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如果一无所有,就悲哀至极了。因为谁都说不好以后还有没有给我们薪水,给我们粮食的机构跟体制呀。要是一无所有,就只能像过去的野武士[12]那样靠当强盗谋生了。您这把年纪,强盗也做不了啦。我可不是在跟您开玩笑呀。只要是日本人就肯定会感到这种不安。到那时候,如果有田地和温泉,哪怕强盗横行,也偷不走田地和温泉呀。在这场悲惨的战争中,拥有田地和温泉不就是生存的价值吗?这房子也不一定会被毁呀。就是说,房子可能会被毁,可能不会被毁。人必须要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快乐的事。不过,我这可不是给梦想开价。这田地和温泉是五千日元,面积有六千坪,这一坪还不到一日元呢。恕我无礼,您这一辈子,如果不是战争,做梦都不会有六千坪的田地和温泉吧。这可是人皆称羡的温泉呀!是只有少数阶级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呀!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请您自行选择您的命运。五千日元我就卖。您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吧。”亮作从不离身的包裹里有七千多日元,这是他在野口手底下做事这五年来攒的钱。如今一切都靠配给,基本上不用什么生活费,信子和克子有姨姥姥的资助,也不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所以亮作就迅速攒到了这么多钱。他最害怕的就是老后孤独一人。这份恐惧的根源来自他一无所有,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没有才能。而且,他已经五十岁了,更何况,他一无所有。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买下这处别墅。能拥有房子、田地甚至温泉,简直太棒了!说不定只有这犄角旮旯的房子能免遭战祸,他自己也真的觉得这房子会有幸存活。就算房子没了,只要有这片田地在,他就能过上安稳的晚年。如果他没有钱,他可能会为了买下这处别墅而去当小偷。不巧他正好有能买别墅的钱,所以才不想掏钱。他感觉很失落,像是这笔钱要被骗去,要被偷去似的。不过,即便如此,有房子,有田地,有温泉也没什么不好。自己从没想过会有这一天。亮作期待得快要上天了。美妙的人生,美妙的战争!他那要哭不哭又皱巴巴的脸上浮起了暧昧的笑容。“那,我两千日元买下吧。”“您说什么呢,我要不是着急逃难,也不会这么点钱就卖了呀。现在五千日元能买什么呀?我不该跟您这样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的人谈这个的。我也是一路摸爬滚打才终于得偿所愿,拥有这处别墅的。您要是想用一点点钱来玷污我的别墅,我还是放把火烧了它更好。”“我这不是玷污,我没有钱。”“那就请您别再说了。没钱的话,就没什么好谈的了。”“那我们三千日元成交吧。”“谁跟您成交啊?”“我只有这么点钱。”“所以我都说了,要是没钱,您就别再说了。”“您真卑鄙。”“我怎么了?”“您既然跟我这种住在鸡棚里的人谈买卖,就应该把成交金额控制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啊。”“我不跟您争。您要是律师,杀人犯该有多开心啊!恐怕小偷和诈骗犯都是正当职业啦!债权人倒成了罪人了。”“您是要嘲讽我才跟我谈这笔买卖的吧。若是如此,您可真就是罪人了。”“被您说成罪人,也比被您称作善人来得好。”“您给我尝一点甜头,让我满心期待,又把我推落到谷底。之前没有希望的时候,我还能满足于鸡棚的生活,像这样把我一把捧上天,又推我下来,我就没有之前那种平和的心境了。您害我绝望了。就像是折断了我的手脚再把我甩开,然后命令我:来,干活吧,活下去!您这是要把我怎么样啊?”“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只会卖了这片土地和房子,撤到轻井泽去。”“那,两千五百日元,请把一半土地,一半房子,一半温泉卖给我。”“等我找到另外一半的买主吧。”亮作皱起脸,肆无忌惮地掉起眼泪来了,他哭诉道:“我已经忘了那些悲痛的过去了。不忘掉那些悲痛的过去,如何在鸡棚里活下来呢。我拼了命努力,才总算习惯了这跟蛆虫一样的日子。我不顾脸面,终于建立起了一种没有希望也能活下去的心境。这些就是我全部的财产。您拿走了我全部的财产,于是那份早已忘却的悲痛,不,比那还要更剧烈的悲痛砸进了我的心里,这悲痛就像火球一样在我的身体里滚来滚去,疯狂乱窜。就像三月十日那场可怕空袭的火焰烧着我的后背,步步紧逼着我!我该怎么办才好?!比三月十日那场空袭还要可怕的舰炮轰炸声正在我脑海响起。整个天空布满烈火,山摇、岩碎、地裂,到处都喷着火!所有人都抛弃了我,我已经走不动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呀……”亮作喉头哽咽,突然哇的一声哭倒在地。野口不知怎的,觉得亮作有些可怜。野口心想,虽说三千日元只够拿来当临别赠礼,不过别墅迟早都会被毁掉,以三千日元卖掉也比丢掉好。然而说实在的,野口就算想试着同情亮作也没用。在战争这冷酷恶魔的道路前方,等待大家的都只有命运而已。谁都无法凭借自身的意志逃脱,谁都不知道自己一小时后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同情别人根本就是不自量力的愚蠢行为。“哭什么,战场又不是只有这里。或早或晚,全日本都会变成这样。我真羡慕您的处境,还能有机会贵呀便宜地挑三拣四。”“那,我就豁出去了,一口价,四千日元。请四千日元卖给我

                          我们应该每天去学习这种生活吗?我们不仅是针对这件事在讨论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贯穿这故事最底层的精神,是生活应有的状态。战争期间,我一直在日本电影社做委托员工。当时不出所料,委托员工里有一个叫O的意气风发的男人,好像是给联合报社做理事的。他大发议论,说吉川英治和佐藤红绿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就是这么一位“专家”,在会议上说要拍一部电影。据他说,这部电影要拍出老农夫粗糙枯瘦、骨节突起的双手,还有打满补丁的衣服,要把这些由父至子、由子及孙的吃苦受穷的灵魂象征都串在一起拍出来。他还说,因为日本文化必须得是农村文化,从农村文化转到都市文化则是日本的堕落,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悲剧。他这一席话在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专务董事(实际上的总经理)等人都大感佩服,回头看我,问我要不要以此来写个剧本。我好不容易才谢绝了他们,这故事简直就是只存在于战争期间的一场噩梦。战争期间,人们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回到农村文化里去,回到农村的灵魂里去。”这是一时的流行思潮,也是日本大众的一种精神。虽说都叫作农村文化,但农村真的有文化吗?农村或许有盂兰盆会舞,有祭典风俗,有吃苦受穷精神等本能的积累精神,但文化的本质是进步,农村连一丝一缕进步的影子都没有,有的只是排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强烈的猜疑心,兴旺发达的只有一门心思算计得失的本事。人们向来都不加反省地用“淳朴”这个奇妙的词汇去形容农村,然而农村自从建立以来就不存在淳朴这种性格。自大化改新以来,农村精神是不屈不挠想方设法逃税的精神,通过当上流浪汉来逃税,隐瞒户籍逃税,于是这些农民们各自不起眼的“艰苦奋斗”的逃税行为,事实上就成了日本经济的纽结,庄园据此兴起,繁盛,衰败。贵族亡而武士兴。农民们跟税做着斗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得日本的政治产生变动,使得日本的历史发生变迁。看谁都是贼——这才是王朝的农村精神。事实上,这里强盗横行,地头[1]出类拔萃,就算摔倒了,爬起来的时候也要抓上点什么。对他人的猜疑和排外精神是农村的灵魂。他们总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他们想做什么自己不说,或者是不能说,于是他们就用他们特有的狡诈来处理那些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事情,于是这种被动的狡诈就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日本的历史。日本农村直至今日还是奈良时代的农村。就拿如今各个农村里类似的民事诉讼来说,有人背着邻居把用于分界的田埂移了三五寸;有人不签契据就管好友借田地,借了却不还。他们不是在执着地背叛好友和邻居吗?算计利害得失就是他们生活的根柢,至于对更高尚的精神的渴望,对自我的反省和新的发现,在农村精神里是找不到的。既然没有新的发现,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文化。既然没有自我反省,就不可能存在文化。人们都说,农村的美德在于吃苦受穷的精神。受穷精神怎么就成了一种美德?有句话叫需求是发明之母。因为人们受不住穷,耐不住不便,追求需求,所以发明才会兴起,文化才会兴起,人们才会不断进步。日本的军队是受穷的军队,他们不渴望方便的器械,讴歌玩命驱使肉体、压榨肉体的行为,没有先进的兵器,从根本上缺乏作战基础,所以今日才会招致目不忍视的惨败。绝不只有军队如此。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受穷精神,不想改变,不想进步,憧憬赞美过去,偶尔出现的进步精神吃了这受穷的反动精神一击后,总是被拖回到过去。需求是发明之母。这种追求需求的精神在日本被视为懒汉精神,受苦则被誉为美德。走个一二里地没问题,用电梯爬个五六层楼就是懒惰至极了。依赖机械,忘了劳动精神就是亡国之本了。一切都搞反了。真理是不会作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真理被迫复仇,仰仗肉体的劳动,仰仗受苦的精神才招致了今日亡国的悲惨命运?光是按下一个按钮、转动一下把手就能解决的事,非得辛辛苦苦忙碌一整天,然后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劳动的喜悦,真是愚蠢。而且整个日本,日本的根柢本身都是如此愚蠢至极。时至今日,各位代议士[2]说到天皇制还会吵吵闹闹,说一些“皇室的尊严”之类的蠢话。天皇制虽然是一种贯穿日本历史的制度,但天皇的尊严基本不过是受人利用的工具,没有真正实际存在过的先例。对藤原氏和将军一族而言,他们为什么需要天皇制呢?他们为什么不将最高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比起他们自己掌握主权,天皇制来得更合适,他们心里明白,比起自己号令天下,不如挟天皇以令诸侯,自己一马当先摆出一副服从号令的样子,这样命令就会更行之有效。这里所说的天皇号令不是天皇本身的意志,实际上是他们的号令,他们借天皇的名义来干自己想干的事,自己一马当先服从号令以示众人,自己做出服从天皇的榜样,再把榜样强加到人民身上,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号令强加给人民。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称作神明,向人民要求绝对的尊敬。然而,他们可以向天皇叩头行礼,把天皇奉为神明,再将其强加给人民。这样一来,他们一面擅自拥立天皇,一面在天皇面前叩头行礼,通过自己的叩头行礼来强行让人民尊敬天皇,再利用这份尊敬发号施令。上面所说的不只是很久很久以前藤原氏和武家的故事。看吧,这场战争不也一样吗?事实上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下命令。这场战争只是军人的意愿。“据说事变之火是在东北一角燃起的”,“据说事变之火是在华北一角熄灭的”。甚矣!连总理大臣都未能得知实情,军部竟独断专行至此!而且身为军人,却如此轻侮天皇,一面从根本上亵渎天皇,一面却又盲目崇拜着天皇。荒谬!简直是荒谬至极!更何况,这就是贯穿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是日本史真真切切的本质。藤原氏自古以来,就是最崇拜也最亵渎天皇的一群人。他们真正从骨子里盲目崇拜天皇,同时又把天皇玩弄于股掌之中,当作替自己谋求方便的工具,一直在竭尽所能亵渎天皇。直到现代,直到现在,各位代议士还说什么天皇的尊严,大部分国民居然还在予以支持。去年8月15日,战争在天皇的名义下结束了。[3]人们都说是拜天皇所救,但就日本历史来看,天皇通常是日本历史针对紧急情况而编排出的一种独创的作品、策略、王牌。军部出于本能知道这张王牌,我们国民又出于本能在盼望这张王牌,于是在军部和日本人民的合作下,这场戏终于在8月15日落幕。说什么“耐难耐之苦,忍难忍之痛,听朕号令”。于是国民只好流着眼泪,难忍也得忍着,乖乖听话,因为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放屁!放屁!放屁!我们国民巴不得战争结束。我们早就受不了苦练竹枪直面坦克,像泥偶一样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一直打从心底盼望战争结束。然而,我们不能说出口。于是大家就说什么仁义道德,又说什么天皇的命令,忍难忍之痛。这是什么机制?!这不是一场惨烈又可悲的历史性大骗局吗?!而且我们对这场骗局并不知情。要是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我们就真的会用身体去抵挡坦克,不情不愿却仍旧奋勇地一个个变成泥偶,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国民虽然不像最亵渎天皇的军人崇拜天皇那样崇拜天皇,却已经习惯了利用天皇,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狡猾,以及仁义道德这张奸诈的招牌,一直在讴歌“天皇的尊严”所带来的好处。这又是什么机制?!何等狡猾!我们被这种历史性机制附了身,于是失去了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指的是什么呢?想要就老实说想要,讨厌就说讨厌,说白了就是这么点事。喜欢的东西就直说喜欢,喜欢的女人就直言爱意,脱掉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人情世故这些伪装,回到那颗赤裸裸的心吧!找出这种赤裸的姿态首先就是人类复活的第一个条件。然后才是自己,以及人性和真实的诞生跟起步。各位日本国民,我呼吁各位,呼吁日本人以及日本自身走上堕落之路!日本以及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制存续,只要这种历史性机制还残留在日本的观念中发挥着作用,人类和人性的真实之花就不可能在日本绽放!人类的真实之光将被永远禁锢,人类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苦恼,一切人类真正的样貌都不可能在日本出现了!我虽然高喊着要日本堕落,真正的意图却刚好相反,当今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思维如今都沉沦在巨大的堕落之中,因此我们要从这种充满着封建陋习机制的“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赤裸裸地踏在真实的大地上。我们必须从“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恢复真实的人类之身。总之我们必须把什么天皇制、武士道、受穷精神、五十钱缩减成三十钱的美德等种种伪装脱掉,一身赤裸,变回人类重新出发。否则,我们不就又倒退回了昔日的那个谎言之国吗?!先回归赤裸,抛开囚禁自己的禁忌,追求自己真实的声音吧!寡妇去恋爱,去下地狱吧!复员军人去当黑市商人吧!堕落本身是坏事,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表面的光鲜亮丽是换不回真实的回报的,我们必须赌上血,赌上肉,赌上真实的悲鸣。该堕落的时候,就得真真正正大头冲下地往下堕落。道义颓废吧!混乱吧!流血吧!染毒吧!我们得先穿过地狱之门,才能向天国爬去。只有让双手双脚的二十只指甲渗血,剥落,才能一步步向天国靠近。堕落本身通常是没有价值的。堕落本身不过是一种恶,但其本身所拥有的性格之中,却包含着一个伟大的人之实相[4]——孤独,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堕落总是孤独的,它担负着一种宿命——被他人抛弃,甚至被父母抛弃,除了依靠自己以外无计可施。善人就轻松了,善人能安眠于跟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建立的虚无的道义和约定之上,一心扑在社会制度上,随后从容赴死。然而堕落者总会突出于这些框架之外,独自走在旷野上。恶行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孤独这条路是通往神明的道路。“善人尚且得以往生,何况恶人乎?”[5]说的就是这条路。耶稣基督向妓女行礼也是在走这条旷野独行之路,只有这条路能通往天国。即便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堕落者基本都到不了天国,都是徒劳一场,只能独自在地狱徘徊,这条路也永远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诚然,实乃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这实相是永远无法靠社会制度、靠政治来得到救赎的。尾崎咢堂[6]被称为政治之神,然而战争结束后,又开始鼓吹世界联邦论。据他所言,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一直是对立关系。日本直到明治时期为止,都没有日本这一观念,藩和藩对立,大家不是日本人,而是藩人。当时出现了一类叫非藩人的人,打破了藩和藩的对立意识,从而才有了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是日本国人,对立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成为非国民,通过打破国家意识来成为国际人,他称非国民是一个极为荣耀的词汇。这就是他世界联邦论的根柢,他主张区分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是受残留的原始思想附体,要成为世界人,消除天下国籍之分才对。这论调好歹值得一听,他信口开河,说国人不应有什么日本人的血统一说,不该将血统视为珍宝来守护,论调中透出几分认真和魄力,然而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夫人应该是个英国人,如果他有个日本老婆,有个日本女儿,就很难说出这种话了。然而,我敢问咢堂,咢堂有曰,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是对立关系,再往后是藩和藩对立,国和国对立,总之对立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确实如此。然而咢堂忘记了人类这一关键的因素。虽然对立感情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但即便没有国和国之间的对立,人和人之间,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对立都永远存在。倒不如说,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对立只会越来越激烈。在原始人的生活中,没有确立家庭这种东西,多夫多妻制野合,妒忌也少有发生,个体间的对立极为稀薄。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的形态越来越明确,个体间的对立也越发激化,尖锐化。在忘记了这种人类的对立,这种基本的、最巨大的深渊的基础上去谈论对立情感,讴歌世界联邦论,谈论人类的幸福,这是要施什么法啊!把家庭的对立、个人的对立忘个干净,再去谈论人的幸福,这本就是荒唐透顶的事。而政治,本来就是这么荒唐透顶的玩意。确实,政治不可能触及人类,更不可能触及人性。政治,以及社会制度都是大孔渔网,人类是渔网永远兜不住的鱼。即便人们打破了天皇制这种机制,建立了新的制度,到头来也不过是进化成另一种机制罢了,这也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人类总要漏网,堕落,然后向制度复仇。我向来认为世界联邦这种观点也非常棒,如咢堂所说,我一直认为日本人的血统不值得守护,然而这样人类就能幸福了吗?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此。人类真实的生活不存在于这种地方。日本人不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人,事实上,日本人非常简单就能成为世界人,然而人类和人类的对立,个体之间的对立不应永远消失,而且,人类真实的生活往往只存在于这种个体之间的对立生活之中。任凭世界联邦论等理论再费力气,也都不能拿它怎样。并且,文学就是这种个体生活所倾吐出的灵魂之声。文学往往是对制度、对政治的叛逆,是对人类制度的复仇,而且还在通过这种叛逆和复仇协助政治。因为叛逆本身就是协助,是爱。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和政治间绝对不变的关系。人类的一生很虚幻,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乐观、滑稽荒唐又轻佻冒失的生物。这场战争期间,大部分东京人住处被烧,住在防空壕里淋着雨,或许有些人一直在抱怨想走也没有地方可去,然而应该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感到意外的安心,从中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诀别的爱。有很多乐观主义者每天一面淋着雨,被轰炸吓得瑟瑟发抖,一面却还非常享受这种日子。我家附近有位太太在开“井边会议”[7]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没有轰炸的日子真无聊呀”,众人笑了笑她,也就这么混过去了,我却觉得笑的那些人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人们说妓女是社会制度的缺憾,可那些人心里或许想的是,总比一大拨人都被征去围着机器转要有意思。给女人套上制服命令她们工作,谁又能断言这种生活就是健全的呢?我们的一生对于人类生生不息、无限而永远的未来而言,不过是易逝的朝露。这样的我们谈什么绝对不变的制度,永远的幸福,要与未来定下约定之类的都不过是在拼命耍小聪明,毫无意义。这一行为难道不是在亵渎无限而永远的时间,亵渎人类的进化吗?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一点点变好,事实上,人类也就能堕落到这个地步而已。上天没有赐予人类足以无限堕落下去的坚强意志。人类多半得依靠某种东西,或是某种机制来阻止自己下落。只有创造这种机制,击溃这种机制,人类才会前进。堕落是制度的母体,只是我们首先必须极为严肃地看待这一可悲的人之实相。[1]日本旧时负责管理庄园和公领(即公家领地),征收税款的人。——译者注[2]日本议员的旧称。——译者注[3]指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4]实相,汉传佛教术语,最早源自鸠摩罗什,被用来代表诸法真实的相貌。——译者注[5]日本思想家亲鸾提出的看法。——译者注[6]指尾崎行雄,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民权思想家。——译者注[7]主妇们聚在水井旁谈八卦唠家常。也比喻主妇们在做家务的时候聚在一起聊天。——译者注水鸟亭

                          一条沙丁鱼

                          一到周日晚上,梅村亮作的妻子信子就会迅速盖上被子,躺下睡觉。女儿克子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被子一蒙就躺下睡觉。九点半或是十点左右,后门就会传来这样的声音:“梅村,睡了吗?”亮作原本蹲在没有火的火盆边,正找烟草渣往旱烟袋里

                          的装备:锃亮的手铐和盘成卷的绳子,还有别的什么她也就不用去猜了。她轻手轻脚地沿着溪畔来到她的汽车跟前。“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她悄声自语,确信自己听到和推测的绝不是等闲之事。这些男人到这儿来可不是排戏的。他们就像征召中心集训的新兵,像准备屠杀的侵略者,在这里集合起来狂呼乱叫,以便让他们热血沸腾或冷酷无情,更好地执行使命。尤其有一件事让她恍然大悟:唯一没有唱歌的是那个指挥这场合唱的人。“理查德·米斯纳在哪儿?”娄恩连声问候都顾不上说。她才敲响米斯纳的房门,跟着就进了他的家,却发现里面黑洞洞的空无一人。这时她叫醒了他的近邻弗朗西丝·普尔·杜波列斯。弗朗西丝咕哝着。“你到底是怎么了,娄恩?”“告诉我米斯纳在哪儿?”“他们去马斯科吉了。怎么了?”“他们?他们是谁?”“米斯纳牧师和安娜。有会议。这大半夜的你找他干吗?”“让我进去。”娄恩说着就越过弗朗西丝进了起居室。“到厨房来吧。”弗朗西丝说。“来不及了。听着。”娄恩把集会的事讲了一遍,又说,“整整一群男人计划着针对女修道院的行动。摩根兄弟、弗利特伍德父子和威斯顿都在那儿。他们要对那儿的女人下手。”“主啊,怎么这么乱糟糟的?他们准备在深更半夜吓唬她们吗?”“女人,听我说。那伙男人带着枪,拿她们当目标呢。”“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看见我兄弟从来都是枪不离身的,除去进教堂,即使那会儿,枪也就在他车里。”“他们还带着绳子呢,弗兰妮(“弗朗西丝”的昵称。)。”“绳子?”“两英寸粗的。”“你怎么看?”“我们在浪费时间。苏特在哪儿?”“睡着呢。”“叫醒他。”“我不打算惊扰他,只是为了什么疯——”“叫醒他,弗兰妮。我可不是疯女人,你知道的。”最初的几滴雨温暖而饱满,带来西部和北部地区白疯草和仙人掌的气味。雨滴洒落在龙胆、沙漠喇叭草上,从菊苣的叶子上淌下。雨滴圆鼓鼓、滑溜溜的,如同水银珠般滚过园中畦垄的裂隙。娄恩、弗朗西丝和苏特坐在厨房的灯光中,能够看到甚至嗅到这场雨,但他们听不到,因为雨滴是那么柔软,像是长着茸毛。苏特不认为按娄恩的要求赶紧去制止他们是必要的,但他确实同意一早去和普立安牧师及加里牧师谈一谈。娄恩说早晨可能就太迟了,便怒气冲冲地走了,她要找个和她谈话时不把她当作一个难以从噩梦中醒来的孩子的人。安娜·弗拉德走了;因为迪克的缘故,不能去找索恩;而由于K.D.和阿涅特住进了米努斯原先拥有的房子,多薇·摩根也不会在镇上的。她想到了凯特,但清楚她不会起来反对她父亲的。她考虑过潘尼洛普但又排除了她,因为她不光嫁给了威斯顿,还是萨金特的女儿。娄恩意识到她得到牧场和农场去,找她最信得过又不会被家庭关系的阴云蒙蔽头脑的人。指望雨刷动起来是不可能了,因此,娄恩在嘴里把口香糖嚼来嚼去,全神贯注于加倍小心上。她驶过荒无一人的大炉灶时,暗自庆幸及时弄到了八角莲。她注意到安娜的住处没有灯光,再往回一点看,迪克·摩根家也是黑暗一片。娄恩眯着眼开过鲁比和县城之间那几英里的土路。这条路寸步难行,因为此时土壤已经吸收了雨水,把干透的植物根部泡胀,到处都形成了水洼溪流。她开得很慢,心里揣摩着这次使命是不是上帝的意旨,但无论什么事也阻止不了她。在去阿伦·普尔家的中途,奥兹莫比尔车在路边的沟里抛了锚。就在娄恩·杜波列斯正在设法避开“早熟的甜瓜”的牌子时,那伙男人正在喝着咖啡,有些人喝着烈酒,完成一些细节的商讨。除去米努斯,没一个是酒鬼,但都不反对今晚除去咖啡再加些烈酒。在萨金特那座谷仓式的房子背后是他做生意的地方,在他原先养过马的围场外面有一个棚子。他在里边干些修修补补的活儿—如今已成为一种嗜好,不再是用来挣钱的营生了——冥思苦想和躲避家中的女人们。这是一处男性的安乐窝,里面备有一个小炉灶、一台冰箱、一张工作台和几把椅子,全都放在不会损毁的地板上。开始下雨时,这群男人正要吹他们的热咖啡。喝下几口之后,他们便到院子里和萨金特一起移动袋子并用帆布盖上设备。他们湿淋淋地回到棚子里,发现自己神清气爽,可突然感到了腹中饥饿。萨金特建议吃牛排,便进屋去拿东西给这伙人吃。他的妻子普立西拉听到了他的声音,便主动帮忙,但他坚决地把她打发回去睡觉了。带有气味的雨滴滴答答地落着。棚子里的气氛友好又跃跃欲试,这时男人们吃着按老式风格用滚烫的煎锅炸的厚实的牛排。在鲁比以北,雨的香气要更强烈,尤其在女修道院那里。除去园子里,到处都有移植来的粗壮的白色三叶草和金雀花。玛维斯和帕拉斯从梦中被这股香气惊醒,赶紧跑去告诉康瑟蕾塔、格蕾丝和西尼卡:盼望已久的雨水终于来了。她们聚在厨房门口,先是盯着看,后来又伸出手去接。雨水落在手指上像是洗涤液,她们于是走进雨中,让雨点像香膏似的洒在她们剃过的头和仰起的脸上。康瑟蕾塔带头,其余的人随即也学她的样。世界上有许多大河,在河岸和海边,孩子都因水而激动。在雨水稀少的地方,这种激动甚至引起性冲动。但这些妇女的神圣感受屈服于她们在香热的雨水中手舞足蹈的狂喜。若不是深深陶醉其中,她们一定会放声大笑的。即使她们还会想起近来的警告或危难的暗示,这不可抗拒的雨也将其冲刷干净了。西尼卡拥抱着并最终放走了这庄严建筑中阴暗的凌晨。格蕾丝目睹了一件本来永远不会沾上污渍的白衬衣被冲洗得干干净净。玛维斯走进莎伦玫瑰颤抖的花瓣当中,直刺得她皮肤发痒。刚生下一个小男孩的帕拉斯把他紧抱在怀里,这时大雨冲走了自动扶梯上那个可怕的妇女,以及对黑水的一切恐惧。完全被园中以她为伴的天神攫住的康瑟蕾塔是个更狂暴的舞者。玛维斯跳得最优雅。西尼卡和格蕾丝先是共舞,后来又各自跳过刚形成的泥洼。帕拉斯一边从她婴儿的头上抹着雨滴,一边像棕榈叶般摇晃。娄恩终于从沟中出来之后,自然想找个杜波列斯家的人做伴。她是这家人救下来抚养大的,后来又受家中的一个女儿的教导。不仅如此,她还深知他们的禀性。派阿斯·杜波列斯是布克·杜波列斯的儿子和著名的贾弗纳尔·杜波列斯的侄子,成了她的第一选择。他们和摩根及布莱克霍斯两家一样,很以是政府中任过职的人的后代为荣,但不同的是,他们更为其先人自豪:手艺人、枪械工、女缝工、花边工、鞋匠、五金商、泥瓦匠,他们正儿八经的营生被白人移民偷偷学去。他们深沉的崇敬献给曾经看到自己的工铺被焚、设备被抛入水中的几代人。因为白人移民不能相信公平竞争或从中取胜,这些黑人竟遭到逮捕,受到威胁,并从熟练工匠的队伍中被清理和驱逐出去。但那些家族坚持着他们从一七五五年就获得的东西,当年,第一代杜波列斯人在他的胳膊上缠上一条毛巾,衣袋里装着一本祈祷书。使他们变得坚定的信仰并没有使他们那么严厉无情。美德,出乎意料的善行,使他们笑容满面。他们的正直是审慎的,对于提高他们的心气非其他所能比。他们并不总是很清楚那是什么,但花费了很多时间去努力找出来。早在贾弗纳尔被选进政府机构之前,在杜波列斯家的一张餐桌上进行的晚饭谈话集中于讨论每个人都有的问题:大家如何能够把握或者给出帮助。而且总是要转到行为的伦理基础、动机的清晰上,讨论一个举止是否给他增了光并保持了他的信任。现在杜波列斯家的人没有一个喜欢或认可女修道院的那些女人,但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布鲁德和阿波罗的做法侮辱了他们;威斯顿·普尔是他们儿媳的兄弟,在他参加的一个旨在伤害女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的小组中,他们很快就会看到妖魔的活计。他们果然看到了。当娄恩告诉他们她听到和知道的一切时,派阿斯没浪费一点时间。他吩咐他妻子米琳达赶紧到比彻姆家去,告诉雷和路德跟他会合。他和娄恩将到狄德·桑兹和阿伦·普尔那儿去。米琳达说他们应该通知多薇,但他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如果斯图亚特在那儿该怎么办?娄恩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已经向女修道院进发了,还是会等到太阳出来再说,但她说应该有人冒险去通知多薇,而如果多薇愿意,就能让索恩知道出了什么事。女人们在夜里跳舞跳累了,但是很高兴地回到了宅子里。她们擦干了身子,一边往头上抹鹿蹄草油,一边要康瑟蕾塔再给她们讲一遍派达德的事。“我们坐在海滨步行道上。她把我放进祖母绿的水中洗澡。她的嗓音使街上那些骄傲的女人哭泣。硬币从艺术家和警察的指间落下,这个国家最杰出的大厨请我们吃他们的饭菜。派达德唱的歌能让海浪静止,能让波浪涌起时停在半空、聆听自大海形成以来从未听过的语言。从山上下来、肩上栖着五彩缤纷的小鸟的牧羊人在她的歌声中回忆起他们的生活。在她歌唱的时候,旅人驻足,不愿登上返家的船只。夜间,她把群星从她的头发中取出,把我裹进它的柔软里面。她的呼吸中散发着菠萝和槚如的清香……”女人们睡了,怀着鹦鹉、晶莹的贝壳和一个从不说话只是唱歌的女人的意象醒了又睡。清晨四点钟,她们起身为一天的生活做准备。一个人和着面团,另一个点着炉灶。其余的为午饭采摘蔬菜,然后摆出早点。捏成小丘状的面包放在烤箱里烘烤。阳光渴望着华彩时,那伙男人到达了。天空中水洗石般的青蓝尚未打破,直到男人们把车停在大橡树背后,向女修道院走去时,太阳才破云而出。天空一片湛蓝。夜间的积水从水洼和路肩的缝隙中蒸腾成雾气。他们走近女修道院时,为了不让脚下的碎石发出响声,便跨过高高的草和水珠上偶然闪现的彩虹,来到前门。魔爪大概把斯图亚特抓出了这个世界。他们站到了台阶的两侧,淋了雨水的衣服斑驳闪亮。他仰起下巴从中间踏上台阶,然后举起步枪,把从来不锁的门一枪打开。门扇吊着合页向里面闪去。阳光随着他射了进去,洒到前厅的墙上,透过薄薄的涂漆,露出了男女婴孩相互嬉戏的画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有着同样白皮肤的女人,斯图亚特一看到她一双撩人的美目,便又扣动了扳机。其余的人一惊,但毫不迟疑地跨过了她的身体。他们摆弄着手中的武器,一下子觉得自己年轻又强大,才想起枪不光是摆设,不是用来吓唬人或者让自己舒服的。枪就是枪。迪克下达了命令。男人们分散开。在厨房里做饭的三个女人听到了一声枪响。一阵停顿。又一声枪响。她们小心地透过弹簧门向外望去。从歪斜的门透进的光线中,全副武装的男人们的身影隐隐进入了门道。女人们奔进游戏室,关上了门,那些人接着就站到了过道里。他们听到了跑过去的脚步声,进入了她们刚刚离开的厨房。游戏室里没有窗户——女人们困在了里面而且知道这一点。几分钟过去了。阿诺德和杰夫·弗利特伍德离开厨房,注意到了空气中鹿蹄草油的气味。他们推开了游戏室的门。一个雪花石膏烟灰缸砸进了阿诺德的太阳穴,振奋了那个挥舞它的女人。她继续砸,直到他趴倒在地。这时,没有警惕性的杰夫才拿起枪瞄准,可是已经晚了一步。一根台球棒击中他的手腕,枪从他手中飞出,摇晃着撞上他的下巴。他抬起胳膊,先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便抓住了台球棒的尖端,这时装有锡耶纳的凯瑟琳画像的镜框在他头上砸破了。女人们跑进过道,看到两个身影从祈祷室出来便僵住了。她们又跑向厨房,哈珀和米努斯紧跟在后面。哈珀抓住了一个女人的腰和手臂。她瘦得可以一把抓住,所以他没看见长柄平底锅向他头上挥来。他倒下了,枪也脱了手。米努斯拼命攥住另一个女人的两只手腕,在他父亲倒地时转过身来。泼到他脸上的东西烫得他没有叫出声。他单膝跪下,一个女人的手去够在地上转着的枪。他给烫伤了,眼睛几乎睁不开,但猛拽她的左脚踝。她用右脚朝他头上一个劲儿踢。他身后的一个女人举起一把屠宰刀深深地插进他的肩骨,一时竟拔不出来再砍第二刀。她索性撇下刀和另两个同伴一起逃进院子,把院里的家禽都惊散了。威斯顿·普尔和萨金特·波森从二楼下来没看见人。他们走进了教室,那里有阳光从窗户射进来。他们搜寻着推到墙根的书桌,尽管那里显然没有人,哪怕是小孩也藏不进去。楼下,在百得牌手电筒缓缓移动的长长光柱中,斯图亚特、迪克和K.D.观察着意想不到的污损、暴力和堕落。石头地板上画着肮脏的图案。K.D.的手指触摸着棕榈叶十字架。迪克摸了摸夹着墨镜的衬衫口袋。他原以为墨镜能派上别的用场,但现在不知道要不要戴上墨镜遮着目光不去看脚下引人注目的堕落景象。谁都不敢踏上去。这远不止证实了他们的预料,他们转身上了楼梯。教室的门大开着,萨金特和威斯顿招手让他们进去。他们聚在窗边,五个人全都明白了,女人们没有藏起来。她们逃掉了。那伙人离开萨金特的地方不久,鲁比的居民就到了大炉灶。雨慢了下来。垃圾桶随着瓦砾旋转。溪水涨满了,但没有溢出两岸,而是渗进了地下。从大炉灶顶部冲下的雨水与从砖上冲刷下来的灰泥搅在一起。大炉灶稍稍向一侧歪斜,下面的地基松动了。居民们乘着卡车和轿车去会那些男人。姐妹两个都用不着劝说,因为她们已经知道了正在发生可怕的事。多薇要索恩开车。两个人都不吱一声,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多薇三十年来一直看着她丈夫摧毁了他内心的一些东西。他获得的越多,就变得越不像原先的他了。如今他可能毁掉一切。是不是二十年的成功发展让他昏了头呢?他是不是以为远离白人的法律,法律就对他们鞭长莫及了呢?当然,作为丈夫他很疼爱人,而且只要她不去理睬那些她不能理解的事情,他们的婚姻似乎是完满的。不过,她怀念她的朋友拜访过的取消了赎回权的小小房子。自从K.D.接管了那里之后,他只来看过她一次,而且还是在梦里。他从她身边走开了。她叫他,他转过身来。她知道下一件事是,她给他洗了头。她醒来时十分困惑,倒是很高兴地看到她的手被皂液弄得湿漉漉的。索恩在责备自己没有和迪克谈话,只是谈一谈。告诉他她知道康妮的事;他们第三个孩子的夭折是对她——而不是对他的惩罚。在康妮救了斯考特一命之后,索恩对她的积怨早已烟消云散,而且,因为她们俩成了密友,她相信康妮同样原谅了迪克。此时她不清楚,她惧怕空气过于稀薄而难以呼吸、她无法走出失子之痛并拒不阅读他们的最后来信以保持痛苦,是不是不经意间惩罚了他。不管是什么情况,有一点她是肯定的:击垮女修道院的女人这事与他们的婚姻有关。如果迪克和斯图亚特没有认可和操纵他们,哈珀、萨金特,当然还有阿诺德,是会放那些女人一马的。要是她在二十二年前曾经谈过话,只是谈一谈。“你怎么想?”多薇打破了沉寂。“我没法想。”“他们不会伤害她们吧,嗯?”索恩关掉了雨刷。现在用不着了。“不会,”她回答道,“只是吓唬吓唬她们。我是说,把她们吓走。”“不过,人们一直对她们说长道短。比如说她们是……污秽的人。”“她们不过是与众不同罢了。”“我知道,但原来也一直这样嘛。”“她们是女人,多薇。只是女人啊。”“娼妓,就是啦,还古怪。”“多薇!”“这是斯图亚特说的,要是他信以为真——”“我不管她们是不是——”索恩没法再往更坏的方向想了。两个人又沉默了。“娄恩说K.D.在那儿。”“他会的。”“你觉得梅布尔知道吗?还有普立西拉呢?”多薇问。“我怀疑她们不知道。要不是有娄恩,我们会知道吗?”“我猜不会出什么事的。阿伦和派阿斯会制止他们的。还有比彻姆他们。连斯图亚特都不会和卢瑟搅到一起的。”姐妹俩随后便笑了,那是抱有一线希望的笑,让她们平静了些,安心疾驶过清晨明

                          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两天后贬吏部尚书陆扆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薄为淄州司户。二十二日贬太子太保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淮州司户。除此之外,无论高门望族,还是科举进士,只要位居台阁而不亲近朱全忠的人,全都加以贬黜,一时间朝廷名士为之一空。六月一日,蒋玄晖再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令裴枢、崔远、独孤损、陆扆、王薄、赵崇、王赞等人就地自尽。在诏令下发之时,朱全忠担心这些朝官们会生出变乱,于是将裴枢等被贬的三十多名朝官集中到华州(今河南滑县)白马县的白马驿,命令部将李振在当夜将这些朝官全部杀害。李振年轻时也曾经是个饱读诗书的才子,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但咸通年间因为朝廷昏庸腐败,李振屡试不第,因此而恨透了主考官及考中的进士。现在李振奉朱全忠之令,一夜之间杀掉三十多名朝官,却依旧感到心中恶气未尽,于是他又向朱全忠进言,说这些朝官平生自视清高,现在应该将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让他们永远与浊流相伴。于是这些昔日以清高自命的文人,死后就这样被抛到了泥沙翻滚的黄河之中。由于这些朝官是在白马驿被害,所以史称这次事件为“白马驿之祸”。虽然一下子处死了三十多位朝官,但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六月二日又将已经退休还乡的裴贽贬为青州司户,李熙贬为莱州司户,罪名是他们在为官期间未能恪尽职守有负皇恩。除此之外朱全忠继续大搞株连,即使是一些有名望的地方县令也在劫难逃,例如卫尉少卿敬诏因为是裴贽的外甥而被贬为徐州县尉,密县县令裴练贬为登州牟平尉,长水县令崔仁略贬为淄州高苑尉,福昌主簿陆珣贬为沂州新泰尉,泥水县令独孤韬,综观这些被贬的官员,他们都是受裴枢、崔远、陆扆等株连所致。经过一连串的大清洗,当时朝官和地方官为之一空,取而代之的全是朱全忠的嫡系,因此朝廷上下再也没人与朱全忠为敌。在实现了清楚朝臣的目标后,朱全忠开始实施他的第二个计划,那就是清除地方藩镇势力,他选中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征讨南方赵匡凝的父亲赵德禋曾经是秦宗权的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靠了朱全忠,被授予忠义军节度使,死后由赵匡凝接任。昭宗李晔在位时任命赵匡凝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因此他对唐室感恩不尽,发誓为唐室尽忠。当时藩镇已经断绝了对朝廷的进贡,只有赵匡凝依旧进贡,昭宗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因畏惧朱全忠和李茂贞,曾一度想投奔赵匡凝,而赵匡凝也对朱全忠的专横深为不满,因此以匡复唐室为己任,向东联合杨行密,向西与王建结成儿女亲家,准备对抗朱全忠。天佑二年(905年)八月,朱全忠派大将杨师厚作为先锋领兵南征荆襄,自己统领大军随后进发。杨师厚一路征战颇为顺利,接连攻下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于八月二十一日又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削夺了赵匡凝的官爵。九月五日,汴州军队抵达汉水,杨师厚指挥官兵在距离襄州(今湖北襄阳)六十里处的阴谷口伐木造桥,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成功搭桥,随后大军立即渡过汉水直扑襄州。赵匡凝没有料到汴州军队会如此之快地渡过汉水,立即率领两万人马出城迎战,在汉水边布阵迎击杨师厚。杨师厚采取四面合围战术,大败赵匡凝,并乘胜追击兵临襄州城下。当时驻守襄州的人马本就不多,赵匡凝带出城迎战杨师厚的两万人马算是精锐部队,如今已经被杨师厚打垮,他见大势已去,于当夜放火烧毁府城,携带家眷及侍从精兵沿着汉水进入长江,一路向东投奔杨行密。而赵匡凝之弟,时任荆南节度使留后的赵匡明则带领残部向西进入蜀中投奔了王建。至此,荆襄地区也被朱全忠占有,但让赵匡凝跑掉对于朱全忠来说的确是个遗憾。朱全忠本来在攻下荆襄后,准备打算班师返回大梁,但或许先前的一连串胜利以及捉拿赵匡凝心切,朱全忠决定命令军队乘胜进宫杨行密占据的淮南。当时敬翔对进攻淮南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出兵不到一个月就攻占了荆襄地区,开辟疆土数千里,远近藩镇无不为之震慑。但是征讨淮南路途遥远,一旦战事陷入僵局,恐怕攻占荆襄的震慑力就会大打折扣,不如暂时班师回大梁,再伺机进攻淮南。朱全忠向来对敬翔言听计从,但是这一次却固执己见,坚持要攻打淮南,并于十月六日率领大军从襄阳一路向淮南进发。不过,就在朱全忠出兵的第二天,在到达距离襄阳一百三十里的枣阳时,朱全忠便遇到了麻烦。当时忽然天降大雨,朱全忠勉强带领大军冒雨行进了三百多里,到了光州后,道路逐渐变得狭窄,而且积水成泽,为朱全忠进军造成了极大困难,当时大军不仅人困马乏,而且士兵们尚未换上冬装御寒,饥寒交迫之下多有逃亡者。朱全忠见大军行进困难,便想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杨行密的部将、光州刺史柴再用投降,他为柴再用下了最后通牒,告诉他只要投降便提拔他做蔡州刺史,如果不投降,倘若打进光州就屠城。不过,柴再用似乎并没有被朱全忠吓到,他命令部下严密做好守城工作。然后自己一身戎装登城面见朱全忠,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后,告诉朱全忠光州城小兵弱,不敢劳烦朱全忠动兵,如果朱全忠首先攻下寿州,自己则对其唯命是从。朱全忠见柴再用如此谦和,光州虽然城小,守备却很森严,于是暂时放弃进攻光州,转向按照柴再用所说的去进攻寿州。事实上,朱全忠这样做完全犯了兵家大忌。寿州距离光州有三百五十里的距离,汴州军队对当地形势不太熟悉,结果因为迷路多走了一百多里路。等到了寿州城下,守军早已经得到了汴州军队将要来进攻的消息,全都坚壁清野做好了迎战准备,城外不要说人,就连一棵树也找不到。朱全忠到了寿州城下,见四周无所依靠,只得下令班师回归本镇。而此时柴再用带领精锐骑兵包抄到汴州军队的必经退路,等到汴州军队经过时突然袭击,结果汴州军队大败,损失不少辎重,朱全忠带领人马仓皇撤归本镇。征讨淮南失败,使得朱全忠异常烦躁,他本想乘攻占荆襄之势,一举剿灭杨行密,壮大自己的声威,为自己登基做好铺垫,没想到会在小小的寿州城下遭遇失败挫折。事实上,这次失败反而使朱全忠当皇帝的心情比以前更加迫切,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成为九五之尊,才有号令天下的资本。所以在返回大梁后,朱全忠开始为登基做前期的准备工作。禅让把戏禅让是军事民主制时代部落联盟首领更替的制度。相传尧知道舜贤明,便传位于舜;而舜知道禹贤明,又传位于禹。实际上禅让就是将帝位传给贤者。到了西汉末年,事事效仿古法的王莽在篡汉时,为了既得到政权又不失体面,就使了个借尸还魂之计,将禅让制度搬出来,先封大国,后加九锡,同时还享有佩剑登朝的殊礼,然后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从此“禅让”便为历代篡权者所沿用,例如曹丕、司马昭,就连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也是照办此路数。现在朱全忠想要篡位,也是想通过“禅让”顺利当上皇帝。事实上在他领兵征讨赵匡凝之前,就已经暗中命令蒋玄晖、张廷范等人密谋策划禅让事宜。蒋玄晖得到命令后,去找柳璨商议,不过柳璨虽然依附朱全忠,但内心却和先前的崔胤一样,是忠于唐室的,并不希望大唐的江山就此断送。所以柳璨在知道朱全忠想要篡位后,知道大唐的灭亡已经不可挽回,于是只得采取拖延时间的方式,能拖一时是一时。他以古代禅让旧制为借口,告诉蒋玄晖说魏晋以来都是先封大国,再加九锡、殊礼,然后再进行禅让,因此我们不能逾越古制,必须按照次序进行,应该先封朱公为诸道元帅,然后再封王、加九锡、禅让。对于柳璨的说法,蒋玄晖认为十分有道理,便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加封朱全忠为诸道元帅,另开元帅府。而且蒋玄晖为了让朱全忠高兴,当天就让刑部尚书裴迪到荆襄前线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朱全忠,并带去加封的官书文告。没想到朱全忠见到文告后却大发雷霆,认为蒋玄晖办事迟缓,当时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嫉妒蒋玄晖位高权重,早就想取而代之,因此趁机向朱全忠进谗,说蒋玄晖和柳璨这样做是为了延续唐祚,所以才拖延禅让事宜,进而等待形势变化,改变时局。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朱全忠开始对蒋玄晖产生怀疑。当朱全忠在荆襄前线大发雷霆时,早有耳目将消息带给了蒋玄晖。蒋玄晖闻讯后大惊失色,他深知朱全忠是多疑好杀的个性,便急忙从洛阳赶到寿春前线行营向朱全忠做解释。但朱全忠却显得十分不耐烦,责备蒋玄晖利用表面文章搪塞自己,而蒋玄晖则认为天下早晚归朱全忠所有,只是现在还有李克用、刘仁恭、李茂贞、王建等劲敌存在,如果立即受禅,恐怕会引起这些人不服,所以得依靠古制循序渐进。不过,蒋玄晖的解释并没有被朱全忠接受,他怒斥蒋玄晖有反心,吓得蒋玄晖慌忙告辞,忐忑不安地回到洛阳,继续找柳璨商议加封朱全忠九锡之事。朱全忠南征失利,回到大梁后心情异常烦躁,听说皇帝李柷要按照惯例进行郊祀,百官们正在练习祀天地礼仪,而没有商讨为自己加封九锡一事,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命令裴迪回洛阳阻止郊祀。裴迪回到洛阳后向柳璨转达了朱全忠的意思,而且他告诉蒋玄晖,朱全忠认为他和柳璨是想延续唐祚才进行郊祀。柳璨听后极为惶恐,决定将郊祀日期推到转年进行。柳璨与蒋玄晖商议后,认为朱全忠已经动怒,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两个人恐怕会性命不保,所以再也不敢拖延下去,上朝后就向皇帝李柷提议加封朱全忠九锡。朝中大臣对此心存愤恨,却又不敢公然违抗,所以全都默不作声,以沉默的方式表达抗议。天佑二年(905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帝李柷下诏加封朱全忠为相国,并以其所辖的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戒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其为魏王,加九锡,特许“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之礼。王位、殊礼、九锡一日之内都加在朱全忠身上,这不能不让他感到十分兴奋,但他依旧余怒未消,拒绝接受。皇帝李柷为此忧心忡忡,于是在十二月十日的时候,李柷召柳璨、张文蔚、杨涉三位宰相进宫商讨对策。柳璨认为现在人心已经归附朱全忠,皇帝陛下应该让位朱全忠,皇帝李柷也认为唐祚无法再延续,希望能够禅让朱全忠,而且让柳璨亲自前往大梁向朱全忠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朱全忠却依旧不予理睬。柳璨明白禅让势不可免,原本想拖延时间,现在看起来也是不再可能,目前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禅让之后能够保全皇帝李柷的性命,而且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极力拉拢蒋玄晖、张廷范,以谋求他们的帮助。为此柳璨和蒋、张二人日夜聚会宴饮,深相结纳。当时一向被朝臣们认为足智多谋的何太后,也已经六神无主,为日后母子性命担忧。于是便派宫女传话给蒋玄晖,希望他能在禅让之后,像从前一样庇护她和李柷二人。可是让她想不到的是,他唯一寄托希望的蒋玄晖最终也是性命难保。王殷和赵胤衡早就视蒋玄晖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为了尽早除掉蒋玄晖,两个人再次向朱全忠进谗言,说蒋玄晖、柳璨、张廷范在积善宫对何太后焚香发誓,共同复兴唐室。朱全忠本就怀疑蒋玄晖对自己不忠,所以对此深信不疑,立即命令河南府逮捕蒋玄晖及其亲信丰德库使应顼、御厨使朱建武,将蒋玄晖在洛阳城门外处斩,并当众烧毁尸身。然后任命王殷代替蒋玄晖为枢密使,赵殷衡掌管宣徽院。朱全忠既杀蒋玄晖,而封魏王、加九锡又都是蒋玄晖等人提议的,因此朱全忠听从敬翔的建议,接连三次上表请辞魏王、九锡的诏命。王殷则秉承朱全忠之意,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许可,恢复朱全忠原来的天下兵马元帅之职。蒋玄晖死后,王殷和赵殷衡并没有善罢甘休,接着又诬陷柳璨与何太后勾结,想对朱全忠图谋不轨。十二月十五日,朱全忠密令王殷和赵殷衡将何太后杀死于积善宫,并追废为庶人。四天后将柳璨贬为登州刺史,太常卿张廷范贬为莱州司户,还没等两个人走出洛阳,朱全忠便将张廷范在洛阳街市车裂,而柳璨则被押至上东门外斩首。随着柳璨、张廷范的死去,朝廷中再也没有可以阻挡朱全忠称帝的人,所以朱全忠可以甩开臂膀,加紧篡位的步伐。不过,就在他按部就班地进行准备时,河朔地区却又生事端,于是朱全忠只得暂时终止自己的计划,全力解决河朔的问题。征讨北方天佑三年(906年)正月,朱全忠的儿女亲家,时任魏博节度使的罗绍威以牙军难以节制为由向朱全忠求助。当初田承嗣担任节度使时,在魏博六州挑选骁勇善战的五千士兵作为亲兵,号称牙军。对于牙军,田承嗣有别于其他军队,可以说是赏赐优厚,倚为心腹。此后牙军子继父任,亲朋党羽勾结甚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骄横,只要稍不如意便杀死旧帅,另立新帅。史宪诚、乐彦祯、罗弘信等人都是牙军杀死所拥立的。罗绍威继承父亲的节度使之位后,十分憎恨牙军的骄横不法行为,但是魏博牙军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其强势居于魏博诸军之首,时人称之为“长安天子,魏博牙军”,足见魏博牙军之强悍。罗绍威鉴于魏博牙军曾经所做的一切,虽然内心时时惧怕牙军再生祸乱,但表面上又要对牙军优容礼遇。万般无奈之下,他便派部将杨利言秘密向朱全忠求助,想要借助其力量铲除牙军。只是那个时候朱全忠正在围困凤翔无暇东顾,但他却答应了罗绍威一定帮忙到底。天佑二年(905年)魏博牙军小校李公佺作乱,放火烧毁府衙,带领士兵抢劫一番后前往沧州而去。罗绍威心惊之下,决心必须彻底铲除牙军,于是再次向朱全忠求助。这一次朱全忠没有放过染指魏博镇内务的机会,派大将李思安率领十万大军进驻乐寿,扬言要全力攻打沧州,理由是沧州方面收留了作乱的李公佺。恰在此时朱全忠的女儿,也就是罗绍威的儿子罗廷规的妻子病亡,朱全忠派部将马嗣勋带领骁勇之士千余人诈称送葬,都化装成挑夫的模样,将兵器藏在身上进入魏博镇。随后朱全忠率领大军而来,说是赶往乐寿行营。朱全忠这些异常举动并没有引起魏博牙军的怀疑。正月十六日罗绍威派人偷偷潜入兵器库,割断弓弦及盔甲的扣子,当天夜里罗绍威带领家奴及幕客百余人会和马嗣勋部众突袭牙军,牙军士兵慌忙到兵器库取铠甲武器御敌,但是却无一能用,结果牙军八千余家男女老幼皆被罗绍威和马嗣勋屠杀。天亮之后朱全忠带领大军进入城中,牙军被诛虽然解除了对他们的威胁,但当时魏博诸军全都心存畏惧。罗绍威虽然加以抚慰,但是部下们却猜疑日甚,导致天雄牙将史仁遇聚众退守高唐,李重霸屯守宗城,分别占据贝、澶、卫等六州,魏博诸县多有起兵响应反叛之势。为了尽快平定叛乱,朱全忠集合汴州和魏博联军进攻高唐。高唐毕竟城小人寡,禁不住汴魏联军的猛烈进攻,仅仅连天城池便失陷。城破之日,城内军民不分长幼悉数遭到屠杀,史仁遇最终也死于乱军之中。李重霸闻听高唐失陷遂弃城逃走,不久也被汴州军队追杀斩首,至此魏博叛乱终被平定,但魏博镇也因这场叛乱而实力大减,就此衰弱下去,逐渐成为朱全忠的附属。朱全忠平定魏博叛乱后,在魏博镇停留了半年,这期间一切费用全都由罗绍威支付,仅供应朱全忠需要宰杀的牛、羊、猪就将近七十万头,贿赂赠送又将近百余万钱。等到朱全忠离去,魏博镇多年的积蓄为之一空,罗绍威对此追悔不已,曾对人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错”是指错刀,是古代的一种钱币,罗绍威以此比喻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朱全忠借平定魏博之乱而使魏博镇就此臣服,不能不说是去了一块心病。但是河朔地区的幽州和沧州尚未臣服,虽然朱全忠此时正在加紧

                          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

                          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成为人免费播放大全

                          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载沣进退两难。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那说什么?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一天后,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是一封电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是不是很神奇?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条件武昌起义没几天,朝廷电报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手下们听说后,都兴冲冲地前来道贺。袁世凯却连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随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道贺的时候。”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随后,袁世凯电复朝廷,说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他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载沣虽然脑筋转得不快,但也不算太笨。他知道袁世凯找借口不肯出山肯定是要开口提条件。好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徐爱卿,你去和袁世凯当面谈谈吧,打探一下袁世凯的想法。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十天后,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乘坐专列来到了南阳。两个人见面之后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徐世昌直接发问:“你打算向朝廷开个什么价?”袁世凯感慨地笑了笑:“菊人兄,还是你懂我!”随即拿出了一份整理好的单子,只见上面写着: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很明显,这是经过袁世凯的幕僚团队精心策划的。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与袁世凯合作多年的徐菊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六个条件的本质所在。徐菊人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第六个条件之后:“项城,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言毕,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哥们儿会意地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出山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

                          >康熙时期5.20%18%雍正时期8.30%2%乾隆时期11.00%1%嘉庆时期8.40%1%道光时期9.60%1%咸丰时期10.90%1%这样,清朝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出身汉族官员在府级职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还要重复一句,处于地区行政的关键岗位上的州县长官们主要是后来投降的汉人。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多丽丝·莱辛1984年7月好邻居日记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建党大业从此开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三角联盟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半途而废的北伐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

                              :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熟,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里手。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她会再生吗,戴墨镜的姑娘问;她不会,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我们已经半死了,医生说;我们还半活着,妻子回答说。她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收藏好,又扫了后院一眼,证实一切都井井有条;什么井井有条呢,她问自己,接着又回答说,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这就是井井有条,而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同时它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我想给父母亲留下个记号,戴墨镜的姑娘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不想让你失望,医生说,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而这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没有个有眼睛的人领着,我们永远到不了这里;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不过,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留下点什么东西,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那么,留下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戴墨镜的姑娘说,糟糕的是我身边什么从前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只见她坐在防火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搭到膝盖上,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她说。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了;你这是什么主意呀,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除了女儿,这头发还能是谁的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听了你这句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戴墨镜的姑娘说,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头伏到交叉放在膝盖上的胳膊间,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心中的怀念,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后来她又发现,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她也在为一楼老太太痛哭,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的或者更大的奇迹,医生说;亲爱的,人的需要无所不能,妻子说,好了,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活吧。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它吗,她问;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医生的妻子回答,可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没有别的消遣方法,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比如说小提琴手,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要么麻木不仁,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而逃过自己的不幸。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没有其他音乐,而词汇,尤其是书上的词汇,悄然无声,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来到门口侧耳细听,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正如人们所说,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听别人读书,我倒不抱怨什么,可以永远这样,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并非在抱怨,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这是个偶然现象,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只要可能,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就怀着希望,希望找到我的父母,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什么希望;恢复视力的希望;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告诉你,要不是有这些希望,我早就不想活了;你给我举个例子;重见光明;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再举一个;我不说;为什么;你不会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吗;你不要生气,我无意惹你不高兴;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子,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对女人们我知道得很少,对你更是一无所知,至于男人,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个老人,独眼老人,并且双目失明;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说了吧;多得很,你想象不到,随着一年年过去,我自责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我还年轻,但却已经完蛋了,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什么口气;就是这种口气,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口气,我说的是口气,你不要佯装听不懂;不要追问了,我求求你;非追问不可,我必须知道;我们接着谈希望吧;好,接着谈;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关于希望的例子是;是什么;我自责的黑名单上最后一项;请你解释清楚,你这些谜语我猜不出来;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就是我们不要恢复视力;为什么呢;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倒也可以逃避回答,大家都这样做嘛,但你亲口说过,你是个老人,既然是老人,活了那么多年,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回答吧;我和你;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事,可以肯定,你要说的不至于比那些事更糟糕吧;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说吧,因为我还是个男人,喜欢你这个女人;表示爱情竟然这么难吗;到我这个年岁,最怕别人笑话;你并不可笑;忘掉这件事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忘掉,也不想让你忘掉;岂有此理,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现在却;现在轮到我说了;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吧,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住口;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疯了;从此我和你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荒唐,你并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你这句话证明我说得对;不对;刚才你说真心实意,那么你回答我,你真喜欢我吗;喜欢,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半谢顶,头发白了,一只眼上戴着眼罩,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这我承认,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是今天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哪里话,我算什么人,怎能考验你呢,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其中一件它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两张脸都激情洋溢,涨得通红,一个人把话挑明,另一个人表示愿意,于是两人都同意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不知道伸往哪里,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老人轻轻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谁也没有道声祝贺,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另外,沉默是最好的欢呼。这时候,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然后把斜眼小男孩领到那里,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睡觉。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在这头一个晚上,那天上午一只神秘的手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事件一定会真相大白,当时有那多么水在他身上流过,滴滴都是圣水。17第二天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家里的食物不多了,必须出去转一趟,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如果到现在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我和你一起去,再叫上他们当中一两个人;我想最好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更方便一些,并且也不至于有走失的危险;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能支撑到什么时候昵;只要我还挺得住就支撑下去,不过,确实觉得力不从心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和其他人一样,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你,一旦没有了你,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多亏有了你的眼睛,我们才稍好一点,没有完全失明;只要还能做这些事,我就尽力而为,我只能许诺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像他说的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他,指的谁呢;昨天那个幸福的人,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样说,改变主意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坚定的希望了;他已经满怀希望了,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听你的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好像有人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指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时我与那姑娘之间的事吧;对;你该记得,是她去找我的;你记错了,是你去找她的;你敢肯定吗;我没有失明;我可以发誓;发誓也是假的;奇怪,我们的记忆力怎能这样不中用呢;这不难证明,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更加属于我们所有;她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我也没有再找过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回忆中相会,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你这是忌妒;我并不忌妒,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忌妒,只是可怜你,可怜她,也可怜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还有多少水;情况不妙。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东西,权作早饭,不过心情倒也愉快,因为他们用谨慎的笑吟吟的暗语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用词隐晦,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想到在检疫隔离期间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后来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陪伴,因为它不愿意留在家里。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成倍地增加,仿佛人们从外国,从尚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有幽灵似的马车和卡车来往,装满了废物,渣滓,残骸,化学废料,灰烬,燃烧过的石油,骨头,瓶子,内脏,旧电池,塑料,成堆的废纸,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甚至连果皮都没有,不然,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充饥。上午刚刚开始,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像一团毒气云。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多种瘟疫,医生又说,谁也不能幸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是一边遭雨打,一边挨风吹,妻子说;还不如下雨刮风呢,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可能里边藏着大量美食,一时找不到,若是它独自到了这里,肯定不会离开,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它有义务跟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它再次舔干泪水。路很难走。在一些街道上,尤其是坡度最大的街道上,雨水曾汇成洪流,卷起汽车撞到其他汽车上,撞到建筑物上,撞开大门,撞碎橱窗,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正在腐烂。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舔泪水的狗走过去,但也被死神吓呆了,不过还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它突然毛发直竖,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吠叫,这条狗的毛病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穿过一个广场,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听另一些盲人演讲,以此为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都不像盲人,演讲者面向听众,说得情绪激动,听众面对演讲者,听得聚精会神。他们正在那里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自由兑换,市场,交易所,税率,利息,据为己有,没收,生产,分配,消费,供给,匮乏,富有,贫困,传播,镇压,违法,彩票,监狱,刑法典,民法典,公路法典,字典,电话簿,卖淫网络,军火工厂,武装力量,墓地,警察,走私,毒品,获准的非法交易,药物研究,赌博,治疗和葬礼的价格,公理,借贷,政党,选举,议会,政府,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已经发现了,丈夫回答了一句,不再张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似的竖在那里的本市地图。超市很近了,就在这一带,那天她迷了路,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一条狗前来帮助她,安慰她,让她辨明方向,摆脱痛苦,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仿佛在告诉它们,你们骗不了我,赶快给我走开。沿一条街往左,再沿另一条街往右,看到超市的门了。只是门,也就是说,看到了门,看到了整个建筑物,但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往常这些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蚁堆似的人群,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医生的妻子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对丈夫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恐怕里边连块饼干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不到有人进去,也看不到有人出来;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我也希望这样。他们俩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说这几句话的,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愕不安迷惑恐惧的表情,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张开嘴要说什么但马上又合上了,没有注意到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你马上就能知道了,估计这个盲人心里这样想。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他说,那女人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进去呢,第三个盲人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刚才我绊了一跤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她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习惯,我的上帝,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第三个盲人叹了一声。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也照得亮亮堂堂。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一无所有;奇怪,医生的妻子说,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活人呢。医生说,确实,好像不大正常。舔泪水的狗低声嗷嗷叫着,皮毛又竖起来。医生的妻子说,这里有气味;到处有臭味,医生说;不是臭味,是另一种气味,腐臭气味;莫非那里有死尸吗;我没有看见;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狗又呻吟起来。这狗怎么了,医生问;它神情紧张;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我看不见。他们穿过超市,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但不时停下来吠叫几声,呼唤他们,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是它的义务。妻

                              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门派划分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袁氏

                              、退一步说,如果做不到第一点,那就在华元回来并杀死荡泽之后,自囚于官府,请求宽大处理;三、如果上述两点都做不到,那也没有必要举家迁到睢水之滨,直接造反得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逃避不是办法。再说句题外话,读史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读后人对历史的评价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和狡黠,全写在那些竖排的文字里了。鱼石等人既然逃到了楚国,华元就放手重振朝纲,立公子成(宋平公)为君,并任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几个人齐心协力,渐渐将宋国的局势稳定下来。与楚国签订和平条约,得到了楚国割让的汝阴土地和许国的旧地之后,郑国人一下子忘乎所以,自信心膨胀起来。公元前575年夏天,郑成公派公子喜带兵入侵宋国,结果在汋陂(yuēbeī,宋国地名)被宋国大夫将鉏、乐惧打败。宋国人显然小瞧了郑国军队的战斗力,一战得胜之后,便松懈下来不加戒备。公子喜抓住这个机会,将部队偷偷转移到汋陵(宋国地名),打了宋军一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还俘虏了将鉏和乐惧。在这种情况下,晋厉公再也不能安之若素了,他命令栾书召集众卿开会,讨论应对之策。在这次会议上,士燮说:“如果按照我的意愿,巴不得诸侯全部背叛晋国才好,晋国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还不小。”咦?士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想造反了不成?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晋国这些年来政局动荡,国君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不足以让国君清醒过来;最好是诸侯全部背叛,这样他才会明白形势的严重,检讨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很糟糕。这样的话,晋国才有可能励精图治,重振霸主的雄风。晋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士燮如此悲观?说起来还是与“三郤”有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6年冬天,“三郤”因为与大夫伯宗有过节,便在晋厉公面前说伯宗的坏话,唆使晋厉公杀死了伯宗和他的亲信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逃亡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伯宗是深受晋景公信任的老臣,历来以聪明睿智而著称。晋景公在世时,每遇大事,必与伯宗商议,听取他的意见。伯宗也时常以此为荣,颇为沾沾自喜。有一次,伯宗上朝之后,面带喜色回家。他老婆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问道:“您满面春风,貌似有喜事,何不说来听听?”伯宗喜滋滋地回答说:“我在朝中发表言论,诸位大夫都说我机智善辩,很像先朝太傅阳处父啊。”他老婆停了手边的事情,正色道:“阳处父华而不实,直言不讳,因此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您像他有什么好高兴的?”伯宗很不以为然,说:“改天我请几位大夫来家里喝酒,你在一旁听听再说。”后来果然找了个机会,请几位大夫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吹牛。酒宴散后,他老婆评论说:“那几位的见识确实比您差远了。但是,人是不会长期容忍别人的才智在自己之上,这样下去,祸患迟早会降临到您头上啊!”劝他在朝中少发表意见,不要因为能言善辩而得罪人。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伯宗是个智商很高,而情商平平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伯宗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而且曾经给晋国作出很大的贡献。晋厉公仅凭“三郤”的一面之辞,就将这样一位老臣判以死罪,在朝廷上下都引起了反感。韩厥就曾经说:“郤氏恐怕也有难了!善良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郤氏屡屡陷害善人。郤氏不亡,天理难容!”当时在国务会议上,士燮放了第一炮之后,郤锜和郤至的脸色就很难看,群臣也议论纷纷。士燮干脆接着放炮:“我听说做国君的,用刑罚来整饬百姓,国内安定了,才对外显示武力。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晋国的司寇对平民百姓用刑太多太滥,对贵族大臣却秋毫无犯。国内该用刑的都不用,凭什么用刑罚去惩罚郑国呢?人民对我们的内政有怨言,自然不支持这场战争,即使获得胜利,也是侥幸。抱着侥幸的心理来管理国家,必有内忧,内忧比外患还严重,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何不暂且放过郑国和楚国,让他们作为使我们时时保持警惕的外患呢?”大家听了士燮这番话,面面相觑。士燮继续说:“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对郑国、对楚国的战争都有胜算。没错,我们很有可能打赢这一场仗。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的君主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放松文化教育,加重百姓的税收,用来提高宠臣的待遇,赐田地给喜欢的女人。诸位,请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土地是有限的,如果不夺取你们的土地,又用什么来赏赐那班人呢?到了那时,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会甘心被剥夺土地?有几个人不会参与作乱?所以我说,此战不胜,那是晋国的福分;此战获胜,将会扰乱晋国土地的正常权属关系,最终会害了你们!”栾书说:“您的话,让人感到震撼。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晋国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去诸侯的拥戴,一定要讨伐郑国!”于是在会上安排出征的有关事宜。从当时晋国四军的领导人名单可以看出“三郤”势力之强大: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士燮;上军元帅郤锜,上军副帅荀偃;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郤犨,新军副帅郤至。“三郤”全部列入八卿,郤氏家族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决定出兵之后,晋国派出使者,前往各盟国请求派兵助战。晋国四军基本上全体出动,只留荀罃带下军的部分人马留守国内。郑国人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使者前往郢都报信。楚共王亲自带领军队救援郑国,摆开了一个左中右三军的阵势,分别是:司马公子侧带领的中军,令尹公子婴齐带领的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带领的右军。大军经过申县的时候,公子侧抽空拜访了在家养老的申叔时,向他请教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申叔时挠挠头,说:“我这老头子哪懂得什么战争哦!您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两句。我听说,坚持高尚的品德、公正的刑法、端正事神的态度、正义的出师理由、合适的礼节和诚实守信六个原则,是战争之所以获胜的基本前提。现在楚国不修内政,对外断绝友好的关系,背弃与晋国的和平盟约,只图一时之快,不顾人民的死活,又赶着正当春耕农忙季节出兵,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进退维谷,都担心这次战争的结局,谁还会为楚国拼死作战啊?请您多加小心,说句不中听的话,我怕是再也见不到您啦!”不只是申叔时看出楚军此行不利,就连郑国派到楚国去搬救兵的使者姚句耳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他先于楚军回到郑国,对公子騑汇报说:“楚军行动倒是很迅速,只不过经过险要地段的时候,队伍散乱,一点也不整齐,此乃准备不足、斗志不昂扬的征兆,恐怕楚国这次是靠不住了。”【第三次晋楚大战: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五月,晋楚两国大军一支南下,一支北上,朝着对方逼近,大战即将爆发。晋军渡过黄河之后,驻扎在黄河边休整。听到楚军将至的消息,士燮再一次向栾书建议避而不战,在他看来,晋国已经衰落,当务之急是整饬内政,励精图治,而不是跑到国外去争夺霸权。“领袖群伦的事,已经不是我们晋国能够做到的了,为什么不将它交给更有能力的国家去做呢?以我们的现状,能够做到君臣和睦,不出乱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有精力去管天下的大事?”栾书懒得跟他嚼舌头,简单地回答:“不可。”便闭目养神不再搭理他了。五月底,两军在鄢陵(地名)相遇。士燮仍然坚持自己观点,建议与楚国人谈判,化干戈为玉帛。“现在收兵还来得及,我士燮愿意作为使者前去与楚国人谈判。”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士燮这样说。“笑话!”郤至跳起来,指着士燮的鼻子骂道,“临阵退缩,完全是懦夫所为!当年韩原之战,先君惠公被秦国人俘虏;邲之战,三军败逃,溃不成军;箕之战,主帅先轸战死。这是晋军的三大耻辱,至今不能忘怀。现在我们不去洗刷耻辱,反而逃避战争,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我是不是懦夫,世人自有公论,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士燮冷冷地说,“洗刷耻辱有很多种方式。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是最愚蠢的方式。晋军的三大耻辱,每一次都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恰恰是因为滥用了勇气才会如此。我们现在不顾内部的动乱而去争夺外部的霸权,分明是有勇无谋,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辩论的结果,主战派占了绝对的上风。五月三十日这天,历史上著名的鄢陵之战爆发了。天刚蒙蒙亮,楚军率先发动进攻。楚国人用的还是当年邲之战中孙叔敖的战术,全军出动,快速逼进晋军大营,意在不给晋军出营布阵的机会,获得战场上的主动权。那个年代,战车仍然是各国军队的主力。而大规模的战车运动,没有布阵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无法发挥战车的威力,反而容易造成自身的混乱,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楚军的战术,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晋军的混乱。士燮的儿子士匄(gài)当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见到此情此景,连忙向晋厉公建议:“请下令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这样便可以在军营中布阵。上天眷顾楚国也眷顾晋国,不会厚此薄彼,我们不用怕他们!”士燮勃然大怒,随手抄起一支长戈将他赶出去,骂道:“国家兴亡有道,只有天知道,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来说三道四!”士匄的意见,不失为可行。士燮反应过激,却是另一种保护儿子的持重之举——军国无小事,献计须谨慎。献得不好,损兵折将,责任重大;献得好了,功高盖主,领导把你恨得片片儿飞,更不是闹着玩的。士匄年纪轻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在这个时候发表意见,去蹚这趟浑水呢?栾书看在眼里,微微一笑,说:“填井夷灶,自然是好计。只不过据我观察,楚军行为轻佻,傲气十足,我们可以坚壁固垒,严加防范,只要我军不自乱阵脚,三日之内,楚军必定气衰而退。到那时,我军再主动出击,从背后掩杀,必能大获全胜。”“我不同意!”栾书话音刚落,郤至就站起来说,“别看楚军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其实有六处硬伤。第一,公子侧和公子婴齐素有仇隙,互相不团结,为兵家之大忌;第二,楚王的亲兵均为世家子弟,一味强调血统,从不对外招收优秀人才,固步自封;第三,郑军跟随楚军作战,阵容不整,似有怯意;第四,楚国军中的蛮族部队更是胡乱布阵,全无章法;第五,今天是晦日(月终为晦日,古人迷信,认为晦日不宜摆兵布阵),楚军今天布阵,是为不祥;第六,已经布好阵的士兵懒懒散散,吵吵嚷嚷,完全没把我军放在眼里。就凭这六点,我军完全可以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地打败楚军,哪里还需要等三天?”郤至的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而且不难看出,他是经过了深入的调查才敢这样说的,很具有说服力。晋厉公考虑再三,采纳了郤至的意见,同时也采纳了士匄的意见,命令全军饱餐一顿,然后填井夷灶,准备与楚军决一死战。栾书冷冷地看了郤至一眼,目中闪过一丝凶光。晋厉公登上楼车,遥望楚军行动。栾书命令大夫苗贲皇跟随晋厉公登车,为其提供参谋意见。苗贲皇是楚国原令尹斗越椒的儿子,自幼生长在楚国的军事贵族之家,深知楚军底细。“那里,”他用手一指,“那里就是楚王所在的位置,由王卒护卫,是楚军的中枢。”晋厉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发现那一处兵将的旌旗装束均与众不同,传令兵乘坐着轻车进进出出,正将楚王的军令发送至各部。“楚军精锐,尽在王卒。请派部队吸引王卒的注意力,引诱其分兵追击,再集中力量打败其左右两翼,最后四军一起发动,围歼其王卒,必定获胜!”苗贲皇又建议道。“哦?”晋厉公觉得此计甚好,但又不太放心,于是将随军的占卜师找来,令其就苗贲皇的计策算一卦。结果得到一个“复”卦,爻辞为:“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爻辞晦涩,翻译成现代文,大意是:“南国的国土将要缩小,射其君王,中伤他的眼睛。”“恭喜主公!”占卜师大声道,“此乃大吉之卦,敌人国土缩小,君王受伤,此时不战,更待何时?”无独有偶,晋厉公这边利用楚国人来分析楚军的行动,楚共王那边也在利用晋国人分析晋军的阵势,那个人便是大宰伯州犁,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晋国的兵车向左右两边驰骋,是怎么回事?”“那是在召集各队指挥官。”伯州犁回答。“哦,那现在他们都跑到中军去了。”“那是开会商议对策呢。”“帐幕张开了,是干啥?”“那是在先君的牌位前诚心占卜,看谁适合担任国君的戎车车夫和戎右护卫。”“现在又闭上了。”“那是将要发布命令了。”“吵吵嚷嚷的,尘土飞扬,又是怎么回事?”伯州犁仔细看了一会儿,说:“晋军准备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进行布阵啦!”“啊!他们都登上兵车了,但是左右的甲士又手持兵器下车,是想干什么?”“听指挥官发表战前演讲。”“那他们是准备作战吗?”“现在还说不准。”“我看见他们又上了战车,但是将帅和左右又下来了。”“哦,那是在做战前的祷告。”伯州犁说着,用手指着晋军,“那里,那里就是晋侯的公卒,是晋军的精锐部队,请大王特别留心。”正在此时,听到晋营中一通鼓响,营门大开,晋军战车在前,步卒在后,排成整齐的队形鱼贯而出。楚共王连忙命令:“擂鼓,前进,今日一战,各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当时的情况,楚共王的戎车驾驶员是彭名,戎右护卫是潘党;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是石首,戎右护卫是唐苟;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是郤至的弟弟郤毅,戎右护卫是栾书的儿子栾鍼,栾书和士燮带领自己的族兵在晋厉公周围护驾。晋厉公出师不利,刚出营门,戎车便不慎陷入一小片沼泽中,进退不得。栾书看到,连忙跳下车,屁颠屁颠一路小跑过来,请晋厉公乘坐自己的戎车。突然一只大手横过来,将他推了个趔趄,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栾鍼。“栾书你想干啥,还不快退下!”栾鍼怒目圆睁,“国家有大事,你难道可以一人包揽吗?保护国君是我的职责,你这是来抢我的饭碗吗?让国君坐上你的车,你自己还怎么指挥作战?如果将领们都像你这样随随便便抛弃自己的部下,还不乱套了吗?快回自己车上去,做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人,不要乱插手我的工作!”说着奋起神力,大喝一声,将晋厉公的戎车一侧抬起,郤毅赶紧策马前行,戎车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沼泽。栾书被骂得灰溜溜的,一句话也不敢回,低着头跑回自己车上,老半天才恶狠狠地说:“这个小王八羔子,当个小小的护卫就得瑟了,看老子回去怎么收拾你!”两军对阵,箭矢横飞,刀戈相交,杀喊震天。晋军按照苗贲皇的计策,派数十乘战车突入至楚军的王卒阵前,战不多时,便虚晃一枪,呼啸而退。楚军果然上当,只留左广战车十五乘保护楚共王,其余王卒倾巢而出,去追击晋军。楚共王也登上戎车,亲自擂鼓,鼓舞士气。突然间,一支晋军部队横插过来,为首一员将领远远看见楚共王,张弓便射。弓弦响处,长箭已至,正中楚共王的左眼。众人齐声惊呼,楚共王大叫一声,手中鼓槌落地,疼得几欲晕厥。“养由基,养由基,快把养由基叫来!”他一手扶着车轼,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顾大声叫道。不多时,养由基来到。楚共王强忍疼痛,从箭壶中抽出两支箭:“把射我的那个人给杀了!”养由基二话不说,跃身上车,快马加鞭,朝着那晋将追去。那晋将就是在邲之战中出过风头的魏锜。说来也是奇事,魏锜在战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弯弓射月,射中了,自己却一屁股坐到了污泥里。他找人来占卜,卜者说:“太阳象征姬姓,月亮象征异姓,也就是楚王。您射中了楚王,自己却退入泥中,说明你也必死无疑。”养由基是楚国的神箭手。战前一天,他和潘党在营中比赛射箭。潘党自忖很难比得过他,就想出一个新花样——不

                              假如是一百斤,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沉重?假如是一百里,你会不会觉得稍显漫长?假如是一百年,你会不会觉得太过遥远?假如只用读一本书的时间,就能让1840年到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遥远,真实地回归你面前,你会不会觉得这很精彩、很有趣?……这是最乱的一百年。乱过三国,乱过五胡十六国,乱过五代十国。将军拔剑、壮士扼腕、文人投戎、学子弃医,连妓女们都深明大义、柔肠侠骨,愿化长风绕战旗。这是最凄惨的一百年。中国转眼间就从比尔·盖茨变成了杨白劳,一无所有。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上山落草是时髦的职业,到城乡结合部当农民工是最幸福的生活。这是最八卦的一百年。个性无比解放,婚姻无比自由,名人之间的情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是信仰最五光十色的一百年。唐生智信佛,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信基督,刘湘信神仙,还有人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是最迷信武力的一百年。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都喜欢用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学美国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这是最自由的一百年,普通人可以办报纸、办出版社,可以结社;草根可以骂政府、骂官员,甚至还可以骂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真相埋藏得最多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原来只是一场意外接着一场意外?民国第一疑案,到底是谁杀死了宋教仁?热血男儿袁世凯,毕生的追求就是君主立宪,可他为什么要七搞八搞,去做那短命的皇帝,让一世英名尽付东流?公车上书根本没发生过?谭嗣同临终时的诗是假的?光绪压根儿没有给维新党密诏?日本人救了维新党?李鸿章坚决支持变法?为何康有为要忙着制造伪证,还要谎话连篇?究竟是谁出卖了戊戌变法?生平未尝一胜的孙中山、曾落魄到美国刷盘子的孙中山,为什么能成为一代革命领袖?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是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超级阳光美男汪精卫拥有一段神雕侠侣般传奇的爱情,却为何做了人人不齿的大汉奸?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靠美国人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吗?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靠捡漏吗?……现在,我们将站在史实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惊险、复杂、曲折、有趣的民国。这将是一本填补民国历史空白的书。在这本书里,你将会了解一个被你遗忘的民国;认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民国;修正一个被你误解的民国;看清一个被你模糊的民国;读懂一个被你轻看的民国……故事的开始本人把故事的起点设在了道光、咸丰当政的晚清。很多人会问,明明是要讲民国史,为什么从晚清说起?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反问大家一个问题:民国是怎么来的?晚清怎么就突然走向了民国?也许有人会回答,民国的开创者都是天生的英雄,他们天生就对清朝的腐朽和麻木极度愤恨,于是顺应历史潮流,高举反清大旗,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等等。如果你也如此认为的话,必须得说,你所知道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如果你想弄清楚全部的真相,弄明白民国的来龙去脉,那咱们还得从晚清说起。首先,民国的开创者成长自晚清,民国的力量格局来自晚清,甚至连民国的病根也是从晚清带过来的。其次,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句两句能交代清楚的事。而且,晚清并不是一直走下坡路,其间还有“同光中兴”这种回光返照似的雄起。此外,晚清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它也在绕弯子地改革自救,只是数次改革如戊戌变法、晚清立宪全都以失败告终。危机已积重难返,改革已无法解决问题,革命成为唯一方案!因此,立宪派、各种各样的革命派,还有江湖豪侠,各路人马,轮番上阵,都想用自己的主张拯救中国。只可惜大家伙儿的功力不足,最终走火入魔。就在这样一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各方合力,才折腾出一个如此有趣儿的民国。第一章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

                              羊群凶猛

                              咸丰这个清朝的第九任皇帝,实在是有点特殊,他虽然是个窝囊废,但是他周遭的人却很强大。他的大臣曾国藩和李鸿章、他的老婆慈禧,算上后来他侄子辈儿的光绪,再加上下面即将出场的这一位,一共五名与他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属羊人士”(你没看错,这些人全都属羊),组成来势凶猛的“羊群”,主宰了未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相信大家都不太喜欢干巴巴的传记,幸好即将出场的这位男主角,其历史档案还算有趣,请大家先看一份档案。姓名:袁世凯,字慰庭,又称袁项城外貌:身高165厘米,体重90公斤,脖子粗,脑袋大学历:中考落榜生,“不学有术”的社会大学毕业生星座:外表冷漠而内心好幻想的处女座。这与他很相符,大人物多半有臆想倾向初恋年龄:这个不太好考证,仅知道其比较早熟,十多岁就开始调戏家里的丫鬟主要行迹: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废科举;搞改革开放;建立民国;做立宪皇帝经典流行语: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浑蛋加三级!”偶像:幼时为东晋帅哥将军谢玄,希望像对方一样做花花公子中的将军,将军中的花花公子。过了而立之年,厚黑段位提高,偶像变成曹操1859年9月16日,河南省项城县袁家寨。袁家大公子袁保中的第二任老婆小刘夫人给他生下了第四个儿子。这是一个大胖小子,属羊,处女座。此人就是后来搅乱了中国半个世纪格局的“袁大头”袁世凯。大头属羊,但他的脾性可一点儿也不像一只羊,反倒像一匹狼,当然这是后话。大头出生时,袁保中的心情并不像今天医院产房外的那些父亲一样焦急中夹杂着欣喜。作为有了四个儿子、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不过,在考虑生存问题之前,袁保中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为孩子起个名字。袁保中文化水平不太高,学历是附贡(大概介于秀才与举人之间)。就这个附贡,还是他花高价钱买来的(纳捐)。他之所以肯花这么多钱,就是因为想买一个身份,提高社会地位。袁保中买来附贡学历之后,就可以在拜见县长大人时不下跪,甚至还可以和县长大人就农村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身份真是个好东西!有身份、有地位的袁保中,为儿子起名犯了难,胸无点墨的他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先给孩子起个小名:袁小四。不过,孩子他妈小刘夫人有些不高兴:在咱们这个高干家庭里,这小名儿也太儿戏了点吧!这时,一封信的到来帮袁保中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信是袁保中的叔叔袁甲三写来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叔叔我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大败反政府武装捻军,即将凯旋。袁保中大喜过望,“凯”字信手拈来。再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袁世凯”的大名新鲜出炉。好名字是有了,好的生活呢?袁小四出生的时候还真不是什么好光景,国家最高领导人咸丰皇帝正被放在火上烤,清王朝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岁月,所以袁小四的未来注定了不会平安喜乐,但却足够精彩!袁小四再次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将目光转向袁小四生活的那个时代,穿插介绍几个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件。“节俭癖”道光此时当政的咸丰皇帝算是一个苦命孩子,他从老爹道光手中接过皇位时,大清帝国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咸丰的接班局面如此糟糕,跟道光的治国能力偏低很有关系。说起这个道光皇帝,可能大部分人都对他没什么印象,其实这也怪不了别人,怪就怪道光自己与有清一代的同行们相比,名气实在太小——开国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用多说,有史书为其扬名。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由于媳妇儿董鄂妃和老妈孝庄皇后(野史称之为“大玉儿”)的原因,几乎家喻户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都被影视剧拍烂了。尤其是乾隆这位自封“十全武功”的“大清作协主席”,这位仁兄的“十全武功”似乎无人认可,倒是他毕生吟过的近四万首诗作令他成为史上当之无愧的吟诗高产冠军,只可惜吟了这么多诗,却没有一首被后人传诵。嘉庆皇帝的知名度相对黯淡一点,不过他干掉超级大贪官和珅的事迹还是比较拉风的,不仅如此,其执政后期发生的白莲教造反、天理教攻破紫禁城事件也是相当出彩。咸丰皇帝作为大名人慈禧的老公,凭借在位期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弃城逃跑的事迹,也使得自己的人气扶摇直上。同治皇帝虽然短命,不过他那厉害的老妈慈禧和死于花柳病的传说让他的曝光度急剧增加。光绪皇帝有珍妃,有甲午战争,有戊戌变法。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秀的黑白照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而且他从清朝的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再到共和国阶下囚的人生经历,给一部电影提供了素材,使得这部以他为主人公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奥斯卡九项大奖。为什么独独道光这么没名气?一来他身上缺乏被人们八卦的元素,二来他的执政成绩实在是太糟糕,很是拿不出手。对于道光皇帝,后人只是隐约记得他是个简朴的皇帝。道光刚接他爸嘉庆的班,就决心打造“节约型”社会,后世著名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就是道光刚当家那会儿的作品,该文件重点阐述了大清国目前施行节俭的必要性和实现节俭的具体操作办法。道光在文件中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道光说,办法只有一个,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从我省起。《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但行动的没有,该腐败的依旧腐败。与这些腐败的手下相比,道光的言行还是一致的,在位的几十年间,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颁布这份节俭宣言并不只是为了作秀,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史书说道光“衣非三浣不易”,也就是说道光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不仅如此,道光裤子破了也不舍得扔,补补接着穿,也不怕跌份。皇帝爱补丁,众爱卿也体贴圣意,个个都把自己好好的官服打上几个补丁,道光无意间引领起穿补丁衣服的社会潮流。道光心里这个美:举朝上下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我的榜样作用大大的啊!道光心里一美嘴上就把不住门,于是逮了个大臣拉起家常:你这补丁打得不错,花了多少钱?该大臣脑袋灵光,知道伺候皇帝的内务府常把皇帝当冤大头狠宰,要是说少了免不了被内务府的那帮人穿小鞋,于是一咬牙眼睛眨都不眨就回答了一句:三两银子!道光老兄一听又气又急:内务府那帮人给我打个补丁报了五两!以后还是把补丁交给后宫的嫔妃打吧,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手艺差点儿不打紧,关键是不用花自己一分钱。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据某些史料反映,道光连片儿汤都不敢喝,烧饼也省着吃……道光怎么会把皇帝做得如此寒酸?不是他天生吝啬,也不是他脑细胞不够用,真正的原因在这里——没钱,国家没钱,财政赤字太多,挣的没有花的多。有人不禁要问,皇帝怎么会没钱?!钱都花哪儿去了?穷光蛋皇帝是怎么炼成的历朝历代,国家财政总是避免不了走向崩溃,与其说这是一个魔咒,不如说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不妨看看清朝皇帝把钱都花到了哪里。第一,皇帝的日子过得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轻松。皇帝除了给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支付薪水,自己也要花钱,皇帝有自己的房子、老婆和孩子,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数千勤务人员(太监、宫女等)随时待命,这些人都得靠皇帝发工资。此外,还有一大群人帮皇帝花钱。他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但皇帝每年还得给他们一笔钱,给少了还不行,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皇族。一个朝代建国之初,皇族人口不会太多,皇帝的压力不会太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人口日益增多,皇帝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顺治初年,皇族不过几千人,至道光时期已好几万人,所以道光每年都得花几百万两银子才能摆平这帮亲戚。第二,腐败。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贪官污吏,这帮人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挖封建主义的墙脚——他们让朝廷的行政成本高居不下,朝廷拨下来的钱,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肚子和腰包,至于剩多少钱用于百姓那得看他们的心情。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放肆?答案是犯罪成本太低,简单来说也就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腐败收益高,腐败风险低,这可真是贪官污吏们的福利。而给这些贪污犯送福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自己!皇帝用“人治”这个神奇的武器为腐败保驾护航。历朝历代,皇帝执政的手段主要靠人治,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人治。监察制度不完善,官员任期没有限制,导致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谁的权势大,谁的官阶高,谁就说了算,官员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么好的贪污条件,谁不贪谁傻!因此,贪污不是皇帝弄几次反腐倡廉运动就能消灭的,譬如嘉庆皇帝杀掉巨贪和珅都没能刹住官员们的贪腐热情。第三,天灾。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政府的抗灾能力。譬如黄河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决口。嘉庆年间,黄河堵一个决口要花掉上千万两银子。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黄河泛滥,官员贪腐,豆腐渣工程导致黄河更加容易泛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第四,镇压农民起义。怎么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虽说农民的奋斗目标并不高——农夫(妇)、山泉、有点田。只要有一口吃的,就能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就绝不会想到造反。但现实是残酷的,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他们总是会吃不上饭,因为他们有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敌人: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官僚、商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将赚来的或剥削来的钱财用于购买土地。如此一来,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皇族一般都是最大的地主),而农民则失去越来越多的土地。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种,没有土地种就只能给地主种地打工(佃户),地主的地不是白种的,你得交租,可交完租,还能剩下多少?若赶上天灾人祸,连租都交不起,遑论吃饭?饭都吃不上了,那还不反吗?那就反了吧!只有造反才有自己的地种,才有饭吃!说到底,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就是为了一块土地!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成功地团结到广大种不上地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们随之起事!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军费近两亿两,几乎耗尽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钱就是这么花没的。国家,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国家没钱就完蛋。道光也隐隐约约地懂这个道理,但他接班时的清朝是农业社会,还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的条件,财源有限,发财无门。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功夫。但道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勤俭了一辈子,却把国家治理得更加贪污腐化。公正地说,就个人品德而言,道光带头克勤克俭、从我做起扭转浮华奢靡社会风气的行为是值得理解和赞扬的,但对国家而言,“节俭”行为背后的国库空虚意味着这个由马上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在立国近二百年后,国家机器已经腐朽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犹如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终结它生命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很快,这根稻草就到了。这根稻草就是已步入工业化社会的英国。真正的起因1840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清朝出大事了!清朝以前也不是没出过事,只是这次不一样。因为一场决定清朝国运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清朝完败。不过我们还得重

                              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

                              当国,1912—1916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冯国璋的直系政权,1920—1924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这样一归纳,这段北洋军阀的混战史就变得清楚多了。有请他们正式出场。一、皖系掌门:段祺瑞掌门特别爱好:围棋虽然段掌门围棋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就好这一口,棋瘾很大。以至于被众多高手横扫,难求一胜。不过段掌门并不记仇,反而在他独孤求胜的奋斗历程中,尽心尽力地资助了不少围棋高手,如“棋圣”吴清源等人,为人类的围棋事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除了棋品还可以,段祺瑞的人品也值得一提,世人称其“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但这样一个不搞贪污腐败、不乱搞男女关系也不吸毒的自律的官员,这样一个有道德的官员,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官员,却未必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官员。因为这个官员有很大的野心:用武力统一全中国,做最猛的中华英雄。也不管这种野心是否大过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门派全称:皖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北洋系掌门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段祺瑞趁机从北洋系统拉出来一帮兄弟,搭建了一个派系。因为带头大哥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这一派就以老大哥的户口所在地为名,叫皖系。武林盟主任期:1916—1920门下核心弟子:徐树铮、段芝贵、傅良佐、卢永祥……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衰落事件: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被直系、奉系联手击败二、直系掌门:冯国璋掌门性格特征:典型凤凰男。他幼时家贫,生活的残酷与艰辛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导致他在成功后对金钱极为看重,十分抠门。门派全称:直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这个派别的来历和皖系差不多,只不过带头大哥变成了另外一名北洋领袖冯国璋。冯国璋是河北人,河北那会儿还属于直隶这个大圈圈,因此这一派就叫直系。武林盟主任期:1920—1924门下核心弟子: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英国、美国势力大致分布:江苏、江西、湖北、直隶(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部)衰落事件:1926年,蒋介石北伐灭之三、奉系掌门:张作霖,江湖外号“东北王”门派全称:奉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领导班子以张作霖起家时的小伙伴们为主,不少都是绿林好汉一类的草根。后来张作霖从袁世凯那里搞到了编制和装备,由此具备了扩军的硬性条件,至于扩军所需的士兵来源最好解决:遍地都是人,抓呗。张作霖是奉天(今沈阳)人,因此这一派叫奉系。武林盟主任期:1924—1928门下核心弟子:张学良、杨宇霆、郭松龄、张宗昌、姜登选……战斗力:装备相对不错,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跟不上,战斗意志一般,导致战斗力在多数时间都处于较低的档次。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辽宁、黑龙江、吉林衰落事件:1928年,蒋介石二次北伐,张学良投降,史称“东北易帜”四大独行剑客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几个派别,属于独行剑客,比起上面的三大派,无论是声势还是威力都小了很多,不过他们的能量倒也不可小视,属于第二梯队。一、滇系掌门:唐继尧,自称“东亚大陆主人”掌门特别爱好:种罂粟,制鸦片,卖鸦片赚钱。门派全称:滇系军阀门派来历:唐继尧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是师兄弟。回国后跟着大哥蔡锷参加辛亥革命。在“二次革命”中,他站在袁世凯一边,靠镇压孙中山积累了相当的功劳,从蔡锷手中接过了云南督军的位置。在护国运动中,他和蔡锷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人出征,一人留守。但那时,曾经精诚合作的二人已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分歧主要来自野心,蔡锷淡泊权力,而唐继尧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护国战争结束后,随着蔡锷故去,唐继尧坐稳了云南一把手的位置。这之后,他扩编军队,开始在云贵一带建立自己的小王国。由于唐继尧是云南人,而且他手下的兄弟们也大都是云南人,所以把他这一派叫做滇系。地位:只能影响西南一带门下核心弟子:龙云、卢汉……战斗力:相当凑合势力大致分布:云南、贵州衰落事件:1925年入侵两广失败;1927年爆发窝里斗,唐继尧被龙云、卢汉等人掀翻;解放战争二、桂系掌门:第一代掌门陆荣廷(1916—1925),第二代掌门李宗仁(1925—1949)门派全称:桂系军阀门派来历:因为门派两任领导人的户口都在广西,故称之为桂系。桂系比其他门派多出一任掌门,足见其来历之复杂。先说第一代掌门陆荣廷。陆荣廷是天地会分支“三点会”的大哥,他创业的手段还是绿林的老一套——抢劫杀人、贩卖私盐,他与一般绿林好汉的区别在于打劫对象——他抢过不少侵略广西的法国人。陆荣廷领导有方,很快将几十人的小作坊做成了近千人的集团公司,规模的变化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最终陆荣廷被和平招安。至于他的成名,还得感谢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黄兴二人曾经靠会党在广西发动过多次起义,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广西绿林的老大哥陆荣廷出马镇压起义,岑春煊和陆荣廷就此结下很铁的交情。孙中山、黄兴手下的绿林好汉们在陆大哥面前,动手打不过,动嘴说不赢(不能不给面子),因此起义部队往往被陆荣廷分化瓦解,起义也随之被轻松镇压。凭借这些功劳以及与岑春煊之间的私人关系,陆荣廷逐渐掌握了广西的军权。陆荣廷手下没有新军,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资源——藏在广西的十万大山里的土匪。陆荣廷利用过去的关系,将诸多被动逼上梁山或主动闯上梁山的绿林好汉招至麾下,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后来,陆荣廷在辛亥革命中宣布光复,拳头最硬的他当上了广西土皇帝——广西都督。再后来,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宣布独立,扣留龙觐光,随之将势力扩张至广东,夺得广东督军之位。从此称雄两广。陆荣廷是极少数凭借会党身份坐稳一方的人,没有死在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的枪下,说明此人确有几分真本事。但陆荣廷的风光没能持续太久,因为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接班。此人就是李宗仁。李宗仁接班的方式比较另类,不是传统的和平交接,而是没等老掌门陆荣廷正常死亡,就以新生代首席弟子的身份,联合一部分不安分的元老(如沈鸿英)发动武装政变,赶跑老板陆荣廷,吞并了陆老板的地盘和势力。李老板和陆老板不同,他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科班出身,思想意识和军事素养远比陆荣廷与时俱进,因此我们把李宗仁时代的桂系叫做新桂系,把陆荣廷时代的桂系叫做旧桂系。地位:旧桂系只能影响西南一带,新桂系已可影响中原大势战斗力:陆荣廷时代很差,经李宗仁升级换代后非常强势力大致分布:广东、广西衰落事件:粤桂战争;内乱;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三、阎家班掌门:阎锡山,江湖人称“阎老西儿”门派全称:阎氏山西军门派来历:阎锡山原本是山西新军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团长),在辛亥革命中趁势而起,彻底掌握四十三协整整一个加强旅的人马。后来阎锡山在归顺袁世凯的基础上,又融合了一部分北洋势力,创建了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之久的阎家班。阎锡山算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头号代表,靠着独门神功“见风使舵”,以一省之力对抗中央、各路好手达三十八年之久。阎锡山能把见风使舵修炼到如此出类拔萃的程度,与其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十多岁时辍学,随后去了老爹的钱铺里帮忙放贷收息搞金融捞金。做生意是有风险的,而那时也不兴给风险买保险,所以他老爹的钱铺不幸破产了。后来为了生计,他做过伙夫,当过店员,要不是之后考上了军校,还得吃更多的苦头。这种艰辛的历练,让阎锡山领悟了他眼中的乱世生存法则:自强、自立、自私。请注意,没有自尊。当然,阎锡山也有正面的事情值得一说。他站在富甲天下的晋商的肩膀上,把新农村建设搞得红红火火,论民主管理和富裕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属于顶尖水平。正因为阎锡山懂得藏富于民,再加上他很抠门儿,所以阎家班很富裕,算是地方军阀中最大的土豪。地位:勉强自保门下核心弟子:傅作义……战斗力:中等势力大致分布:山西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四、冯家班掌门:冯玉祥,江湖外号“千面将军”掌门特别爱好:写打油诗。冯掌门自创“丘八体”,一生留下一千四百多首“旷世之作”,数量直追陆游。特选出一首奇诗共赏: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冯掌门除了喜欢作诗,还是一名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就像他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特别爱好植树。人生感悟: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门派全称:冯氏西北军门派来历:冯玉祥,籍贯河北沧州,20岁投到袁世凯麾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北洋新军。此人身材不错,是个膀大腰圆的高个猛男。在军队里,该猛男的一贯表现打破了长官陆建章的惯性思维——猛男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因为冯玉祥不仅四肢发达——擅长实干苦干,而且脑袋也发达——思维灵活、口才极好,因此陆建章很器重他,不仅将其从一枚小兵提拔为一营之长,还把由自己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嫁给了他。这桩婚姻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辛亥革命中,冯玉祥因为参加“滦州兵谏”而被朝廷拿下。好在老上级陆建章是老牌的天津小站练兵团队成员,在袁世凯面前说得上话,所以冯玉祥非但没有吃牢饭,还升了职(旅长)。此后,冯玉祥随陆建章镇压土匪白狼。搞定白狼之后,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随之掌兵。在陕西的这段岁月里,冯玉祥对陕西及其周围的地理、风土人情做了实际考察,为将来以陕西为起家根据地进而挺进大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陆建章被徐树铮杀死。之后,没有老大罩的冯玉祥辗转于直系、皖系、奉系、国民党、苏联这五家大公司。不过,他频繁的跳槽经历不太符合职业道德,因为他多是依靠把旧老板出卖给新老板以获得职业晋升,所以他收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倒戈将军”,指他对旧主高达九次的倒戈频率让人不服不行。冯玉祥在来回折腾的过程中,以从陆建章那里继承过来的北洋军为核心班底,又掺入地方杂牌民军的元素,建成西北军,称雄西北。地位:搅局或者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门下核心弟子:宋哲元、张自忠、杨虎城……战斗力:中等偏下,武器装备跟不上,还有很多士兵只能用大刀砍人,还好冯将军请武林高手马凤图为这些用刀的士兵定制了一套武功,增强战斗力。这是一套刀法,叫“破锋八刀”。势力大致分布:内蒙古一部、甘肃、宁夏、青海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其他诸如广东军阀陈炯明、到处流窜的“盗墓将军”孙殿英、粗人事迹数不胜数的“五毒大将军”张宗昌以及四川军阀刘湘此类的人物暂且就不介绍了。虽然他们也很有名,但绝大多数人连一个省都控制不了,总是依附于其他大军阀混日子,所以这些人物就等大戏演到他们那里时再邀请他们出场好了。参赛选手终于到齐了,下面开始正式比赛。第三章皖系当国

                              “软蛋”黎元洪

                              在一个人57年的人生中,83天不过是转瞬而已,可谁能想到这短短的83天竟然定格为永远。袁世凯的死,不仅再无机会洗清自己“窃国大盗”的恶名,也引发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由谁来继任袁大总统空出的职位?要论实力,北洋二号人物皖系掌门段祺瑞当仁不让。若按照约法——副总统接任大总统,或按照名分——袁世凯遗嘱令黎元洪接任,由黎元洪接任总统,远比段祺瑞名正言顺。此刻的段祺瑞同志,思想斗争也很激烈。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十分踌躇:到底是不讲道理——乘势拿下,还是讲道理——拱手让人?段祺瑞心里清楚:论实力,自己完全可以强登总统之位;但是,若强行上位,非但护国军不答应(此时护国军一方还没有同意谈和),冯国璋也未必会让自己如愿。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由自己掌握,还可以落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1916年6月7日,被袁世凯软禁了近三年的黎元洪终于逃出囹圄,正式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随后,黎大总统投桃报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国务总理相当于内阁总理,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新领袖段总理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袁世凯的总统制政体改回到民国初年的内阁制政体。段总理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高风亮节,而是因为有两个理由必须这样做。一方面,护国军以及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必须恢复《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组织新内阁,要不然他们就继续闹独立,不归附中央。一句话,一切都要回到民国初年,即不点名地要求实行内阁责任制。另一方面,内阁责任制对段祺瑞很有利。内阁制下,内阁总理说了算,只有少数事情需要总统签章。既能让南北停战一统,又能得到实惠,还有什么理由不改?于是段总理一上台,在高呼同意内阁制、恢复内阁制的同时,又顺道霸占了一个职位——内阁中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于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一职向来是当仁不让。内阁制恢复以后,各省取消了独立,护国战争到此结束,老百姓盼望的和平日子又到来了。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刻,两位伟大的斗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二位是湖南人黄兴和蔡锷。42岁的黄兴于10月31日、34岁的蔡锷于11月8日离民国而去,两位均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苍松翠柏伴青史,苍天含泪悼英魂。他们的英灵、他们的奋斗精神绝不会随岁月远去!……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聪明如黎元洪大总统也不能免俗。黎大总统上台不久,就办了一件实事:狠抓精英教育。他大胆起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出任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随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等百年难遇的学界大师齐聚北大,一时间群星璀璨,揭开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尽管黎大总统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的心情依然快乐不起来,因为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就是他的克星——段祺瑞和徐树铮。1916年的下半年,是段祺瑞先生的幸福季节。因为从实权上讲,他坐实了中华民国武林盟主的宝座,是中华民国第一人。然而事业顺风顺水的段总理有些得意忘形,他老觉得自己有枪杆子撑腰,完全不把黎总统放眼里。尤其是在国家大事上,段总理既不在事前向黎总统请示,也很少在事后跟黎总统汇报,视对方如摆设。段总理的手下也有样学样,尤其是“嚣张先生”徐树铮,完全不正眼瞧黎总统,只拿对方当盖章机器。有一次,徐先生拿着阎锡山先生的一份人事变动文件让黎总统盖章。黎总统只不过觉得有几个人名比较陌生,便随口问了几句。这下可惹到了徐先生,在他看来,黎元洪无疑是在质疑段祺瑞和他的决定。徐先生一不高兴就爱耍嚣张,于是根本不顾组织纪律,训斥道:“你只用负责盖章,不必管那么多!”黎总统当即气得脸色发白,血气上涌。不知道事后有没有吐血。虽然黎总统在北京孤家寡人,无兵无将,权力也没有段总理大,看起来似乎只能装孙子了。但凡事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嚣张,兔子惹急了都咬人。再好的脾气也不能忍受此种屈辱。逐渐地,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暗斗变成了明争。一场著名的权力斗争——“府院之争”就此揭开序幕。府院之争俗话说得好,皇帝不急太监急。所以,太监往往要比皇帝更着急。毕竟为

                              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六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七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少本中国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第二讲如何研究政治史一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所必备。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支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三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国史呀。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了,他也不干了。后来我有个本家哥哥,在地方法院那儿又给他找了个工作,最后又不干了,就做个小买卖,卖个果子。反正那时候靠租房子还能过,他再出去工作去,有点填补儿,就还凑合着。我们一直就在西直门,在这儿住了50多年呢。定:您爱人解放以后做什么呀?金:就做小买卖,自个儿做呀,卖果子。再后呢都要牌照了,没牌照不卖给你东西,怎么办呢,你买不来东西你卖什么去?后来也不让卖了。取牌照去,谁也不给,不给,怎么办呢,那个就回家了,那会儿岁数也不大。那13间破房子,到解放后一间房子才租几毛钱,人家还不正经给,不是说到月头就给你,就不给钱白住,白住,那还惦记分你的房子呢,以后就一点儿进项没有了。你怎么办,不能都在家里饿着吧。我就出去啦,给人看好几年孩子哪。那家离我们家倒不远儿,他们家也是个旗人,人挺好的,两口子工作。我就出去,天天晚上回家。到1958年就往出轰人么,家里头不许有人,都得出去工作去,1959年43岁了我就,又出去到工厂。德胜门里头,德胜桥那儿有个五金厂,哎哟,累着哪,我都40多岁了你想。我就一直跟那儿,待了20年,待到退休,63岁才回家来。他又什么都干不了,又干什么人家都不让干,他但凡能做个买卖什么的,我也就不出去了。我这一辈子一天也没享着福,挨家挨家受苦,在这儿在那儿受累。我生了6个孩子哪,一个比一个大3岁,他(指儿子)上头一个哥哥,都6岁了,死了。要说那病都不知道,邪病,吐虫子,吐了一天一宿就完了。他底下生了一个也死了,就他一个了。这两个女儿都是后生的。大女儿今年47岁了。定:那时候生病都怎么找大夫啊?金:单有瞧中医的大夫,请中医到家看,轻易不上医院,医院都是外国人开的。抓药这边有个圣济堂注134。

                              5.哥哥和嫂子

                              金:我哥哥比我大10岁呢,他赶上(清朝的)一个末角儿。到生我的时候就民国五年(1916年)了,就一点没赶上,要不怎么什么都不太清楚呢,没赶上么。那会儿也小,也不往心里去。最后修这次谱,都是我哥哥他们修的,那会儿我们后头有一家街坊,那老头是宗人府的,他们俩净在一块儿,在一块就研究这个,说我们原来有家谱,后来说再做一份,搜集材料去,都找齐了,修谱,有修谱办事处。我哥哥脑筋旧,不让女的上学,女的不能上学。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教给我4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注135,4本书,就教给我那个,由几岁就学那个,瞎学,没正经上过学校。后来去过一个可以算业余的学校,二十九小学。是正式学生下了学,我们去补习。去了有二三年,后头怎么不去啦?因为那学校的老师是个女老师,也梳头,后头留个大辫子。后来都让剪发,我哥哥不让剪,最后不剪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去了人家都说我,因为那个我就不去了。我24岁才剪的头。我哥哥脑筋特旧,后来一直就那么旧,至死我看脑筋也没变,还是那老一套。我母亲倒没那么大规矩,自己都没饭吃了还要规矩干吗用?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哥哥他一直就工作呀,家里事都是我的,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跑外呀干什么都是我的,我父亲就在家里管做饭。我管买,买完了他做。我掌家。我哥哥结了婚了我才不管了,嫂子在,哪儿能让小姑子当家啊。我嫂子她们家也挺苦,她父亲也没工作,她弟弟也没工作。她有个大姑姑,有一个表哥有工作,是在牛奶厂还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姑姑家条件好,开一个饭庄子,她小时候是跟她姑姑家长大的。我记得在后坑住。我嫂子比我还小两岁,我哥哥比她大一轮。是她姨大大,就是她大姨儿给介绍的。她姨大大那时候告诉她,说人家家可是有规矩的,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可是头一天她一给我父亲请安,我父亲就说得,免了,咱不要那规矩,我们这儿早就没这规矩了。不吃饭饿得慌,要规矩有什么用啊。定:你们家那时候信佛吗?金:不信。定:您哥哥信是吧?金: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定:我看书上写的,一般满族家庭的小姑子都特厉害,是吗?金:对。过去我们家的大姑子、小姑子都是站着的婆婆。定:那您也是站着的婆婆?金:我?当孙子吧,还婆婆呢。定:那您跟嫂子关系怎么样?金:我们俩关系还行,挺好的。定:您哥哥他们搬到老坟那儿的事您还记得吗?金:那会儿他们在积水潭、火药局那儿住,也不知道俩人怎么商量的,非得要上农村,非得要种地去。我说不行,你们干不了,他们说怎么干不了呀,人家干得了,我们怎么干不了。把两间房也给我嫂子娘家弟弟了,就搬到那儿去了。城里待惯了到城外头也不行啊,也没房子也没地,那坟地也不是正经八百的大片的地,这给你刨一道儿,那给你刨一块,刚搬过去还和耿家伙着种,他们不会呀,跟人家种,又没水。到麦秋,还叫我们那位(指丈夫)帮着收去呢。那会儿收粮不像现在这会儿收粮这么多,一亩地才出几斗粮食,到年下收点老玉米,收点谷子啊,换面去。就两口子,这一年都不够嚼口的,不够吃的。定:他们怎么就想起非要出去呢?金:不知道他们两人怎么想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非得要去。

                              (三)金恒德口述

                              时间:2003年2月18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恒德这篇口述比较简短,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她母亲和姑姑所叙故事的补充,也可以看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对父母生活的一种感受。恒德还将她精心保存的她父亲毓珍“文革”时写的“检查”出示于我。作为当时的“检查”,不可避免地会有渲染自己生活之贫困和工作之辛勤的成分,甚至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城守坟一事也说成是“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但我相信他所叙述的为生活四处奔波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40年前的这种“检查”,如今已经堪称文物。兹将这份“检查”附于文后。并对恒德几年来对我慷慨热心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金恒德(以下简称恒):我妈死的时候我好像有预感。您1月15号来,她2月28号走的,不到一个半月吧。我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一出生时候四品。我爷爷叫溥万,溥字辈。我小时候对我爸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老头。一天到晚跟我也说不上什么话,他老是看书,抱着那家谱看。据我妈说,他最早在宗人府当差。定:那时候清朝已经完了呀。恒:还有宗人府吧,干了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就不干了,出去给人打小鼓。后来在老理工大学,他的交代上都写着呢。我父亲结婚挺晚的了,我姑姑说我爸那时候左挑右挑,族人们也都给挑,老不合适,就挑到这么大岁数了。后来是我妈的三姨太太给我妈说的,说这人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的,就这么给说上的,结婚时候我妈都二十六七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连个蚂蚁都不踩。我那天上我姑姑那儿她还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儿呀,哪儿有野猫,瘸狗,伤残的猫,伤残的狗,他都弄回来,甭管花多少钱,他先把药上好了,那会儿他一下班回来,猫都跑到他身上去。我小的时候是我太太给我看起来的。那时候她在人家给人当保姆,反正是挺有权势的这么一家,有了我以后就把我太太请回来了看我,可是那么多年还跟那家,就是在人家干活的那家来往。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我太太还背着我呢,下着雨,打着伞,我太太把伞给扔了都没扔我。我妈也就给我讲了这些。定:你们这个村过去叫什么村?恒:大王花园呀。后来他们出城以后就改农业户口了,也挺坎坷的。人家都劝他们别出城,说你们出城干吗去呀,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谁,你再受气。定:那他们为什么一死儿要出来呢?恒:就为了这坟地呀。这坟对于我爸爸好像特重要。定:当时你们家多少亩地?恒:没有地,就是这个坟地。就为这个坟地出来的,这坟地不是我父亲的么,我父亲他们家的。原来我小时候这边都是小坟头,花生地,还有柿子树。这碑还真看住了。定:听你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挺受苦的,有这么多东西怎么还受那么多苦啊?恒:这就说来话长了,可能我妈不愿意说这段,她没跟您说这段吧?原来这地儿都是宝顶坟,坟上是白灰、混凝土、黄土,这个俗称宝顶坟,大宝顶,立的碑。坟是我父亲他们那支儿上的坟。那会儿不是都占地了吗,得起走,不能埋在下边呀,当时起坟就起出不少东西来,好多殉葬品吧,戒指啦扇子啦……定:起这坟是什么时候?恒:可能是50年代以后吧。我那会儿毕竟还小,说的也不那么完全属实,反正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父亲是84岁没的,1989年5月份,当时我们不是住平房么,那天等到下午他就有点拉稀,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晚上送到北医三院去,11点回来,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也病了一场,她就不愿意住平房了,就带着孩子到楼上住去了。我妈我爸都信佛,特别信那个。我妈是82岁没的,我妈去世后我觉得好多事情挺对不起我妈的,我妈把一腔心血都扑到我身上了。人都说你挺孝顺的了,可我要是特别特别积极地给我妈治病,我妈也许死不了。我现在为什么信佛呢,就是对我妈的一种忏悔。我妈挺不容易的。她跟您说过她出城的经历吧,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这片坟地。出城以后根本不会干农活,这一块儿就我们是村外边的,村里人就欺负我们。刚出来时候,我那会儿还没上学呢,就分配了一块自留地,这地得插白薯秧子,插白薯秧子得去买,完了去插,我妈也不懂,我爸也不懂,就得雇人插,人家插完了都不给封土,没给封土这白薯就得死呀,白薯秧子晒了一天了,到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浇了水了,就把白薯秧子自动给封上了。我妈后来为什么信佛呀,我妈说佛可以救咱们,老天爷可以救咱们。定:我想问问你,你妈给我讲的是一种非常贫困的生活,可是听你刚才讲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是吧?恒:我妈年轻时候的事我知道得不是特别多。我妈给我讲的也就是这些,什么挑花啦,缝穷啦,梳两把头啦什么的。我姥姥、我姥爷,也不是几品,是传圣旨的,说圣旨到,就干这个。我妈就是姐弟俩,年轻时也没享过什么福,但是也没受过太大的罪。我就觉得我妈出城以后受的罪特别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出城以后就挺受罪的了。我父亲没怎么下过地,因为他不会干活儿啊,都是我妈下地干活儿,起早贪黑的,你想拔麦子、下凉水什么的,在城里虽说是缝穷吧,跟下地干农活是不一样的,锄头也不会拿,人家会用巧劲儿她也不会。手上起的大包,到死的时候手上都是大包。而且还受欺负,挺受挤对的。我是1963年上小学的,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1967年就开始抄家,把我们家给砸得乱七八糟。砸完之后就拉那碑,得有20多个红卫兵,拿那大粗绳子,喊着口号就给拉倒了,当时就“破四旧,立四新”。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就住在碑的旁边,离碑也就几米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孩子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追着骂我,都知道我们家是旗人,就说老子骑驴你骑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都不知道人家干吗骂我这句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妈才跟我说,咱们过去是在旗的,是黄带子,人家骂你,你也不要还言,赶紧走就完了。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就没系过黄带子,别人干吗叫我黄带子。反正我小时候挺受歧视的。定:你对你这个民族的印象特深刻?恒:特深刻。你想当时这个环境,这点儿都是农业社,一片地啊,我的周围没有满族,就我们一家满族,从小就听我妈说咱们挺受气的,挺挤对咱们的。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呢,第一成分不好,我父亲的成分是城市小业主,第二是满族,所以红小兵不让入,好多事情都不让去,人家还追着骂我,旗人哪,什么的。后来“检查”原稿之一页(金恒德提供,参见本篇附录)到入团的年龄,那会儿入团要政审,我各方面都很好,都非常优秀,也不行,最后有一年毛主席说不唯成分论了,我才入的团。小时候就感到特别压抑,挺自卑的,羡慕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孩子,那烙印真是不可磨灭了。所以我对这个民族真的不理解,没有什么好感,我想过去皇帝是不是特别欺负老百姓啊,当时就有这么个概念,认为满族是欺压百姓的,因为我受气啊。我就想为什么是满族呢,为什么出身这么一个家庭呀,能不能没有满族啊,人家入红小兵我特别羡慕,孩子么。我又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说心里话。到后来才有一个大的转变,那就是上中学了,有一次有一个报纸,人家来请我父亲投稿,后来有一年又有人开车来接我父亲写清史去。我父亲就给我讲我这个民族,现在我当然觉得是满族挺自豪的。我父亲“四清”的时候给定的成分是小贩。“文化大革命”批斗我们,我父亲就写了个检查之类的,自传似的,从他怎么出生到怎么做小买卖,自己的出身,交给当地组织,我看过这个。
                              附录毓珍“文革”期间写的检查7岁上学,日期不多退学。9岁入学,12岁退学。13岁14岁15岁做小买卖,卖梨糕,卖枣,卖花生,卖白薯,并全家给西直门内大街路南饭店西万庆糊火烙干。16岁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当看守。18岁告退。19岁20岁21岁22岁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有时作小工。23岁在前门内地方看守所当所工,24岁告退。25岁26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27岁在南西门(右安门)内姚家井第一监狱当看守,30岁告退。31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打鼓,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内麒麟碑胡同路东入满族联合会当会员,有时在该地址修谱处抄写(临时雇工)。32岁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事务股当小职员,41岁改组结束回家,42岁43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打鼓,有时赴安定门宣武门抓货,有时赴门头沟河南街卖货。44岁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在解放头3年中我做小生理,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不清)使唤(住西城成方街路南门),后又在周济家中使唤(住鼓楼东小大佛寺路南饭庄门内)。我妻金秀珍在家挑花作卖活作老虎活,并帮助我做买卖。以上均在解放头三年。地亩总数共贰拾陆亩壹分。生产地数拾伍亩,未生产地数拾壹亩。出典年月是在1921年前后,因家贫由我祖父及我父陆续将坟地出典与耿瑞祥共拾伍亩,言明除到典期外,地无租价,钱到回赎。赎回年月是在1935年前后由耿瑞祥手中将地拾伍亩赎回。赎地后情况拾伍亩地仍由耿瑞祥耕种,并没与他要粮,听我父说每年他给几块钱。赎地本钱来源是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时,由文重之母由数年工钱之中抽出给积储的,在文重之母手中保管。赎地原因,因为家中贫甚才将坟地出典,受了腐化封建旧思想,以坟地为重,将坟地赎回。要粮情况是在吃共和面那年粮食紧张,这时我父与他商量每年要7个半……因天灾旱涝不收地势湫凹原因均未给足数。近年来劳动情况,因身体多病(喘症,血压高,心脏病,贫血)诸症,各医院均可调查(积水潭、新街口二条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五道口、大钟寺各医院)以上均可调查证明外,并有新街口二条中医证明。又因我母(80余岁)重病在床不能动转,一年数月无人我得带病扶持。自己感想,我家住城里将坟地出租(属有小量土地者)与人要粮,但不是我全家一年生活主要来源,而我自己家人均有正当劳动生活业务。
                              六、“恶果子市”的

                              成为人免费播放大全其事;晖儿和S已经因晕车而显得脸色苍白了起来;林岳一路不停地说着话,我知道他是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但在这颠簸的路况上,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嘎”,厢式货车骤然急停,毫无防备的众人身子一片歪倒。“嗨~~我说老凡,你丫注意着点儿开行不?!”林岳差点一头撞上挡风玻璃。我没答话,伸手指了指车子的前方,小路右侧的树林里横着两辆黑色的越野车。这是两辆路虎发现Ⅱ型越野车,4.0排量,V6发动机,近七十万售价的车辆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偏僻小路上,唯一的解释:这就是陈子浩他们驾驶的车辆。两辆路虎此刻已经熄火,车内沉寂得没有一丝动静,侧面的车窗蒙着乌黑的单透膜,眼前的距离是无法透过车窗看清车内情况的。我将厢式货车倒出数米,招呼林岳下车,两人小心地向树林中的路虎摸去。这两辆应该是空车,直到我俩触及车门拉手的那一刻,车内依旧毫无动静。但就在这时,两人的肩头突地一紧,身子不由被人拉得向后退去。“傻小子们,这么大的煞气,你俩找死吗?”耿婆严厉道。两辆车子头尾相接,敦实地拦在面前,无论是车身还是周围都感觉不到有任何的异状,可耿婆那严肃的样子肯定不是在耸人听闻。呜地一声,狴犴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涨大到老虎大小的身躯堪堪拦在了我们和车子的当中。只见它抬爪昂首,口中发出一声震撼地咆哮,两只前爪狠狠地拍在了车前的地面上。“窣……窣……”车子的另一侧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车上掉落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股怪风逐渐远去,隐约间我的脑海中映出数个奇诡的影像。“镰鼬?!”那是几只黄鼬般大小的东西,身子弹动着如风般消失在不远的树林中,两只前爪上长着一对锋利的镰刀状物体。“扶桑镰鼬,性金亦从风属,奇诡凶残,乘其尾随风而行,前足锐利如镰刃,纵百炼精钢且不能敌也。扶桑倭人,以神敬之,创隐忍之术,铸弯镰效法,善取人首级。”这种产于东瀛扶桑的凶残虚灵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的树林中?而且隐匿得如此之好,要不是耿婆及时将我俩拉回,只怕我和林岳早就成了两具无头尸体了。狴犴不放心地在车子周围徘徊了一圈,确定没有危险之后,便低低地朝我们吼叫了两声,身体渐渐缩小,紧赶几步跳进了紧跟而来的S怀中。既然出现了镰鼬,车内又如此地死寂,这帮人很可能……两辆车子里都是无头的尸体,颈部的断口平滑整齐,尸体保持着各种姿态,且十分自然,没有任何的扭曲和变形,临死的那一瞬间似乎正在这片树林中停歇休整。“呃……”S躲在一边大口地呕吐了起来,虽然车内没有任何的血迹和腥气,但这些诡异的尸体也足以让人反胃了。我拍了拍脸色苍白的晖儿,示意她去照顾下S,虽然晖儿没有立即呕吐,但我能感觉到她正在强忍着恶心。尸体被搬下了车,整齐地排列在一边的草丛中,一共有九具,林岳拧着四条眉毛一脸沉思地检查着。“扶桑镰鼬仅活动在现在的日本一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疑惑地向耿婆问道。耿婆没有回答,踱着步四处探查了一圈,半晌才回头望了望我。“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她沉着脸道,“连虚灵身上的煞气都感觉不出,真不知道你俩是怎么活着从云南回来的。”这番话听着十分刺耳,但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和林岳根本就没有查觉这些东瀛镰鼬的存在,尤其是我的听风能力,似乎对这种虚灵完全没有反应。“老凡,你知道为啥车里没有血吗?”林岳从尸体边站起身来,“这些尸体体内的血液全部凝结了。”人类的血液凝结通常只有三种常见的原因,伤口保护性凝结、血液中混入凝血性毒剂或者是长时间死亡后自行凝结。不过,这些尸体的血液却不属于以上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林岳用小刀取出了一部分凝结的血液样本,那些凝结的血块就像我们平时烧熟的鸡鸭血一般。“高温烘培导致的凝结。”林岳摇头道,“这些家伙就跟活烤的鸭子似的。”能造成这样结果的唯一可能就是饲虚一派的灵火,从尸体上辨别,这些人都是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多岁上下的年轻人,而陈子浩却并不在其中。是他下的毒手?大费周章地杀死这么多手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布下疑局,让我们葬身东瀛镰鼬的刀足之下吗?“他们把书毁了。”晖儿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递给我一些残破的纸片。从残片的纸质来看,年代已是十分久远,有明显的灼烧痕迹,部分残留着“阅世”、“八神”等字样,看样子应该是属于刘基那本《阅世奇门》上的。“有灵火的痕迹,附近植物的水分蒸发相当厉害。”林岳从一棵大树上荡了下来,“要不是老耗子不见了,我还以为是臭脸大哥干的呢。”“丁火死门,玄武入离,老婆子太久没出门了。”耿婆叹了口气,用脚抹去方才划在地上的东西,“饲虚一派的后辈中出了这些个杀神,只怕后面死的人会更多。”“您老算出是谁了?”林岳瞪大了眼睛道,“是那老耗子还是臭脸大哥?”“你以为奇门遁甲是通天彻地万试万灵的?”耿婆沉脸道,“能知道那么明白的话,我还用跟着你们这俩臭小子瞎转悠?”林岳讨了个没趣,讪讪地闪去了一边,帮着S和晖儿从厢式货车上拿下行李。刘基的《阅世奇门》被毁,陈子浩离奇失踪,树林里留下了一批奇诡的无头尸体。扶桑镰鼬的出现,现场残留的灵火痕迹,原本顺藤摸瓜的跟踪线索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丢下厢式货车,我们换上了其中一辆路虎越野车,返回了主干公路上。“好家伙,这车坐着可是舒坦多了。”林岳在车座上扑腾着,“咱也算是鸟枪换炮了。”“你就不能安静会儿?!”S瞪了他一眼,“狴犴都比你乖。”狴犴神情得意地冲着林岳呜呜了两声,舒服地在座椅上翻了个身,肚子里发出一阵惬意的噜噜声。“靠,我要变它那样,不就成了只懒猫了?”林岳嘀咕道,不屑地瞥向狴犴,却正迎上它那同样不屑的眼神。一人一兽就这么僵持地对视着,谁也不肯示弱。“亦凡,目前的线索都断了,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呢?”晖儿沉吟道,“莫炎一直没有回复你的邮件,他那里会不会出事?”“不清楚,莫炎个性孤僻,不回邮件未必就是出事了,也许他正在我们附近也不一定。”我翻开遮阳板道,“至于该去哪里,陈子浩他们其实已经留下了线索。”“小子,我是低估你咯。”耿婆看着遮阳板内露出的东西,不由笑道。大多数驾驶者都喜欢在遮阳板内夹藏地图,陈子浩的司机也不例外,翻开的遮阳板内放着一幅公路地图,上面用红笔清晰地标注着行进路线,而在一些地点上着重做了标记。“我们下一个该去的地方是河南省巩义市。”我瞟了眼地图道。“那里有什么名人古迹吗?”S问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林岳摇头晃脑地吟道,“那里是北宋皇帝的窝点——宋陵。”“北宋宰相赵普就葬在宋陵。”我接着道,“那是北宋最有名的奇门遁甲大家。”……一路上,我和林岳轮流驾驶着车子,为了避免被沿途的路卡人员认出,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偏僻的小路,在路虎越野车的良好性能保障下,行进的速度并没有被拖延。“很快就进入河南省境内了。”我看着地图道,“今晚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出发。”我们落脚在一家简陋的旅店里,沿途的劳累使得大家都早早地入睡了。低低的声响传入耳中,混合着飘忽不定的梦境在脑海里不住缠绕着,我烦躁地挥了挥手,企图赶走这讨厌的干扰,但一种特殊的感觉却令我迅速地清醒了过来。那声响依旧继续着,低微但却清晰,仔细听去像似某个悲恸的妇人正在啜泣。“这才几点啊?”林岳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脸不耐烦道,可能他正在做着什么美梦,却被我不由分说地拽了起来。“靠,大半夜的哭丧,听着怪滲人的。”林岳也听到了那古怪的声响。单就这个声音应该不足以让我感到怪异,而令我惊讶的是自己根本无法判断出那声音的来源。无论怎样仔细的听辨,那声音始终在屋外飘荡,似乎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两人穿起衣服,轻轻地溜出房间,来到旅店外的空地上。这家旅店直冲着一条蜿蜒的土路,自东南而来的路基斜斜地从旅店的西北侧经过,离开旅店不远处是一片密实的防风林。幽暗的月光下,那声音飘忽在周围的空气中,我隐隐查觉到,周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湿气,像是阵雨过后的那种感觉。林岳左右看了看,俯身用双手在地面上拍动了两下,一片细小的蒲公英顿时出现在面前。他微微跺了下脚,蒲公英的飞种立刻四散飞开,在空中停留片刻后,整齐地分两路围向旅馆周围。“我听不出这声音哪儿来的。”我低声向林岳道,“附近可能有什么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白天的时候这里还明明白白的。”林岳有些发寒地说道,“到了夜里就怪怪的,附近的植物都拼了命的呼吸。”“你怎么知道它们在拼命呼吸?!”我脑后的汗毛不禁竖起。“简单啊,闻到这股湿气没?植物拼命呼吸的时候就是遮阳了。干嘛?你丫那么紧张……”林岳说着突然住嘴,脸色也开始变化起来。植物在白天依靠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排出氧气,而到了夜晚则进行呼吸作用排出部分水分和二氧化碳,在生物学上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如果你发现这些植物晚间拼命进行呼吸作用,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它们的根茎泡水了,即便看上去生机盎然,但如果不迅速排出水分只怕根茎很快就会腐烂坏死。另一种便是让我和林岳头皮发麻的可能——这附近有个凶煞风水格局。风水格局不论凶吉,在外观上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即便平日里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到了夜里或某个特殊的时间,周遭的环境便会发生一定的改变,造成一个非常凶险的局势。对这家小旅店而言,东南直来的土路犯了一个冲射的忌讳,一路行来的地气直冲而过,给这里开了个类似“风口”的凶格,但好在是斜对道路,加上附近的树木对冲,气势上不会引起太大的风险,最多也只是影响点人气什么的。我和林岳白天因劳累,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这里的环境,加上到达这里时正是白天,也完全不会去想夜里的变化。可就是这个疏忽,让我们无意间撞上了一个凶煞风水格局——穿水煞局。天下流水气脉自西向东而行,一路间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水脉的行进是不会改变的。但这条土路恰好阻断了流水气脉的行进,放在白天,阳光和植物的会消耗去大量的水分,这里的水气相对比较平衡。但现在是夜晚,植物的呼吸作用恰好会排出水分,地下被土路阻断的水流气脉从植物这里找到了出口,压制已久的水气便汹涌地排放了出来。地面的水气融合地下的水气,形成了类似人类血脉互通的效应,整个地域下的水流气脉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涌出地面。这在风水堪舆学中被称为“穿水煞气”,绵绵不绝的水气会渐渐地侵袭附近动物和人的呼吸系统,使它们因缺氧而窒息死去。而旅店的位置处在惊门,易产生异变;五行属金,金生水的特性更加助纣为虐。但这还不是最让我头痛的……“今儿正好又是‘白露助水’的节气!”林岳恨声道,“真他妈会挑时候,怎么拣了这么个地方?!”“我知道那声音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了。”我幽幽道。“不用你说,这会儿我也知道了。”林岳指着一处道。在他手指的方向,飘出的蒲公英飞种围绕着一片渐渐聚集的水气,水气中隐约出现一个娇小的绿色身影,幽怨的声音便来自那里。“绿衣水魕!”林岳垮着脸道,“走不了桃花运,尽走桃花劫了。”五、斧声烛影“水魕者,成于水煞凶局,其形袅袅,其音凄凄,色如翠玉而暗华周生,气如雾瘴而掩人口鼻,所遇者皆亡,状若溺毙。如谷雨白露之时得见,当退避三舍,避其盛势,吾道后世切记莫讳。”穿水煞局里最让我头痛的便是这个绿衣水魕,它是一些犯了水煞的风水凶局中滋生的虚灵。它没有特定的实体,只是一股朦胧的水气,但周身的绿色光华会给人造成一种奇异的错觉,隐约看去像似一个身着薄纱绿衣的妙龄女子。不过,那些想上前亲近的人便会被厚重的水气侵入呼吸系统,弄得窒息而死,就好像是溺水身亡一样。与溺水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是被空气里的水淹死。绿衣水魕的来历和成因很模糊,虚灵篇中也不曾提到,但我却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它身上所带来的那股幽怨之气。当然,相比弥漫在空气中的厚重水气而言,这点幽怨之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随着绿衣水魕的出现,我和林岳的呼吸渐渐开始困难了起来,口鼻间涌动着特殊的水腥味,我甚至可以听出水滴在肺部聚集的滴嗒声。“你快带S和晖儿她们走!”我冲林岳急声道,“耿婆也许能对付这东西。”“靠,我走了你丫能顶住?!”林岳用力吸了吸鼻子,冲地下啐了一口,吐出的竟已是一口清水。地上迅速地长出一片巨大的仙人柱,这种沙漠生植物是蓄水的行家,针状的叶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抑制住绿色茎体内水分的蒸发排放。仙人柱疯长着铺满了大半的空地,由土壤中散发出来的水气缓解了许多,周围那些进行着剧烈呼吸作用的植物也平息了下来。林岳的方法看来是奏效了。但这时我却发现他的面色变得难看了起来,那些仙人柱的体积似乎在不住胀大,难道这反而……匆忙间大量的黄土铺就在了地上,干燥的土层完全阻挡了水气外泄的途径。但这也只是缓解了一时而已。“蓬……蓬……”一连串的爆裂声响起,因无法承受内部巨大的水压,巨大的仙人柱相继爆开。一时间四周有如经历着倾盆暴雨,大蓬的水珠洒落下来,那密集的程度愈发令我们呼吸困难。“咳……咳……不行……快走……”林岳被水呛得不住咳嗽,转身向旅店跑去,却因脚下泥泞湿滑而摔倒在地。幽怨的声响在“暴雨”中显得分外清晰,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空气中弥漫了水滴而增强了传导性,事实上我俩的周围已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我不及细想,双手连拍之下,七道飞火印纸排作一个天罡印阵,咬破的指尖洒出一串鲜血,瞬时间剧起的红光冲散了四周的水气。绿影一晃,传来一阵更为幽怨的声响,腾起的飞火阳炎之气将漫天的“暴雨”蒸发成了大片白雾,但这样一来,空气中的水气却愈发浓厚了起来。“老凡,咱俩都用错招了……”林岳看着势头凶猛的白雾道。浓重的白雾,弥漫的水气,两人在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已根本辨别不清方向了。现在别说对付绿衣水魕,就连逃都找不到路……“七尺金柱入死门,戊土庚金引壬水!”不远处传来耿婆的喝声。死门,五行属土,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处暑、白露。脑中灵光顿现,一根七尺长短的金属细柱立刻插入身侧死门位的土壤里。“五缕垂柳定伤门,甲乙双木破土行!”耿婆继续厉声道。伤门,五行属木,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清明、谷雨。林岳双手一揉,十指插入地下,一棵粗大的五缕垂柳在伤门位破土而出。周遭的绿光突地暗淡下去,一种哀怨而惊恐的声响在空中飘荡着,水气倏然散开,一片明朗的月色洒落在身上。耿婆板着脸站在不远处的旅店前,身后跟着晖儿和S,在她们的四周不规则地插着几根树枝。我惊异地发现,在树枝的围绕的地面竟是干燥的。“两个傻小子,冒冒失失的,想这俩丫头年纪轻轻地就守寡吗?!”耿婆慢步走来,手中的树枝在我俩头上狠狠地各敲了一下。心下不由一阵惭愧,我和林岳的确冒失,如果不是耿婆出声指点,这会地上肯定会多出两具淹死在旱地上的奇怪尸体。“年纪轻轻地就守寡……”林岳那小子咧着嘴一阵傻乐,S脸红了红,低头抚摸起怀中的狴犴来。耿婆从S手中抱过狴犴,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低头在它耳边轻声嘀咕了两句。狴犴打了个哈欠,眯缝的双眼即刻圆睁,摆动长尾纵身下地。坚实的土层像一汪清水般散开了涟漪,狴犴的身影遁入地面。不多时脚下涌起一阵震动,隐隐地,我听到一片澎湃的声响自脚下远去。“上古洪荒时,鲧受命治水,四处堵截,闹得水灾更重,自己也惹来杀身之祸。”耿

                              ,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府邸就在学院胡同注44,还有卧佛寺街注45,据说是两道呀还是几道院子,是王府的样子,还说我爷爷的时候家里还有戏台。我母亲就是我生母结婚的时候还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家里好像还可以,她结婚时三顶轿,还是黄的呢,中堂挂的那个画呀,是郑板桥的竹子,有些个什么盆盆罐罐的,后来有个画册上都有。我们家里挺富有的,据说我祖父活着的时候呀,我们家里头,主人没有几个,和底下的仆人,一天吃盐就吃二斤!我父亲他就用了几个奶母,就说家里仆人得有多少呀!这是听我那堂姐跟我说的,说咱们家过去怎么的排场,说现在咱们落得平民了。我祖母郭氏,是满人。我亲祖父、母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父亲是第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都管他叫四爷,我堂姐管他叫四爹注46,满族管叔叔叫爹,管我母亲叫四妈,管我奶奶就叫太太。哥儿四个都跟祖父在一起住,那个时候辛亥革命还没爆发。生活挺好的,他们来去都是坐轿子。我大伯父、二伯父都夭折了,我不太清楚他们都是多大岁数去世的,还是都结婚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伯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三伯父后来也疯了,因为他后来抽大烟,把家产也卖了,据说是40多岁就去世了。就剩下我父亲和我三伯母,还有我母亲,还有三伯母的一个女儿,我们就在一起住,就过日子,过日子就让人给坑了。那时候大概我们家里还有房子,有些产业什么的,就让人家给骗了,就连我母亲结婚的时候那个条幅呀,人家说已经旧了,我们给你裱裱去吧,就没拿回来。我祖父都抽大烟,那时抽大烟简直就跟现在抽烟卷似的,就是吸毒。据说那时满族人家家都有烟枪,尤其是家境比较好的,后来家里就败落,败落到什么程度呢,我三伯母穷得都当保姆去了,家里大概还有一两所房子吧。三伯母我见过,我18岁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我三伯母还给我做营养的什么菜,给我送到医院去。我有一个姑姑,我们叫她姑爸爸,老到宫里去,慈禧召见,还给慈禧做鞋什么的。她为什么没结婚也不知道,也是高不成低不就呗。她死的时候岁数不算大,40多岁吧,是到城里禄米仓领钱粮去,路上掉下来一个马车给她压了一下,就死了。我们坟地在大亮马桥,那坟地好大。我母亲也埋到那里。我姑姑是没结婚的女儿,不能入正穴,就埋在旁边了,我母亲死时我们去上坟,人就说这是姑爸爸。我好像还记得大概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姑姑还活着呢。我还有一个哥哥呀,她就让我们写字嘛,每天得交两篇大字、一篇小字,我姑姑有文化,都是我姑姑管着。那时候我伯母和我父亲,可能沾着一小点边儿,吃了几天钱粮。我没沾着。我什么光也没沾着。我父亲可不是那种提笼架鸟的人,他挺要强的,学技术也很要强。不像三伯父,我父亲没抽过大烟。他教育我们的话是:“勤恳勤恳,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挨饿。”我们小时候衣服都自己洗,家里的活儿也是几个孩子轮流干。我三伯父的儿子抽大烟,我父亲说他不学好,都不让他进我们家门儿。我三伯母姓张,她家和我家是近亲,她有个姑姑,是年家的媳妇。这年家也是满族,家住在绒线胡同,这姑太太脾气可大了。我就记得她那时一来我们家,一喊年家姑太太来了,坐着个轿车,这就得远接近迎的。年家开了一个华北电业公司,地址就在西城的顺城街,现在西便门拐角对过电业局的地方,现在不是改样了嘛,过去不是这个样儿。是年家还是分几家开的,当家的就是我家那个姑夫。注47我父亲后来就去那儿学徒了。开始的时候也挺苦的,电线都得自己扛,还得背电线杆子什么的,不少人几天就不干了,嫌累,可我父亲干了一辈子。刚去就是学习,修个电表呀,后来就当了技术骨干了,具体搞什么工作不清楚,是搞技术的,都管他叫林工,工程师吧。挣得还不少,一月挣30块大洋,那时候挺多的了,养活我们一家人就很够了。后来解放以后第几批呢,他就在华北电业公司退休了,退休金还拿得不少,一直到他病故。我懂事以后我家就不是大户人家了,那时父亲就有工资,没有什么满族人应有的钱哪、房产哪什么的。没房子住就租,叫“串房沿儿”。家务都由我母亲做。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三顿饭,吃得不像现在电影说的那么复杂,也是吃窝头就稀饭,有时炒个白菜。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妈妈炒的那个白菜,里边老放蒜,我不爱吃。就是吃炒豆芽菜,吃窝头,有时也有馒头,一般饭呗。家里头像现在的普通家庭。你说特贫吧,要着吃去,也不是;说特别有吧,也不是。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妇女,就操持家务,带我们三四个孩子。就是生我最小的弟弟,月子里生的这个病,那时候病挺厉害的,就是一天老拉呀,家里有一个人照顾着,侍候着,病了一年就死了,才39岁。她死的时候我7岁,我弟弟挺小的,当时找了个亲戚帮着带了好几年,那时人比现在人心眼好,家里没办法了,没人带的时候,也有人家亲戚搭个手,是个老太太,说是我们亲戚,我们管她叫姑姑什么的,也岁数不小了,五六十岁吧,照顾我们。我母亲有4个孩子:我哥哥,他比我大4岁,去世4年了。我是老二,还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吧,还有个妹妹,比我小4岁,最小。都是我妈妈生的。我原来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也是前几年死了。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了。我母亲也是满族,因为我外祖父姓赵,赵家嘛,是满族,也是大户,而且是个什么官,当什么官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我姥姥一个夫人,没什么偏房。我姥姥挺能干的,挺高的个儿,挺厉害,就是那么一个老太太,我母亲死去以后,我那时小,十来岁,我经常住在姥姥家,住在西屋,我挺喜欢在姥姥家的,姥姥疼我,说我没妈了。我姥姥90多岁才死的,还梳着板头注48,我还看见她那板头照的相片。我姥姥生的孩子多了,他们男女分开,可能我有三个姨吧,连我妈,姐儿四个,舅舅五个。我有个舅舅叫博佩山,不是亲舅舅,我们走得还挺近的。舅舅对我也好,舅妈也不错。他大概现在已经死了。他是个名医,跟施今墨注49他们都是一路的,他家也挺富有的。反正我记着我们亲戚里比较好的就是他,后来我们都没有房子了,他还有房,就在西城,后来搬到东城小拐棒胡同十号,我记得特清楚。现在那房也没有了。前些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娶了一个后老伴儿。他有一个女儿,叫博英华,比我大个两三岁,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因为我家里没有母亲,也老在她们家住。她喜欢京剧,我们去看京剧什么的,四大名旦都听过,都看过,荀慧生什么的。长安大戏院注50刚一盖起来,我们老去,坐前三排,舅舅家有钱,人家给送票来。梅兰芳是在第一舞台,不在长安大戏院。今天我还喜欢京剧。为什么我提到印象中有这个舅舅跟表姐呢,就是这么回事。我想登报找找我这个表姐的下落,因为我们俩挺好的,她要活着顶多80岁。母亲死了以后,我到了10岁还是12岁,我父亲才娶了这个继母,据说是我父亲奶母的女儿,小脚,汉族人,她长得也挺漂亮,跟我父亲特好,所以我们也挺恨她的,跟她不和。她没有生孩子。她后来把家里的财产倒腾了不少。满族人的规矩我从小一直就有,比如见了姥姥还请安。见着姨叫姨太太,不叫姨儿,因我母亲是行三嘛,叫二姨“二姨太太”。从小就熏陶成这样,现在也还这样。虽然我继母对我们不是很负责,没有作为母亲的那种责任,但我还是很尊重她。比如说过年,给父亲拜年,给继母也拜年。不像现在这样,把继母往后排。

                              2.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

                              臻:我对婚姻不满意嘛,家里包办婚姻。我要是有母亲就不会这样。我嫁的是汉族人,我才18岁,他比我大10岁。他家是三河县的一个大地主,谢家大门的。大门就是挺大的大地主,过去不是几个大门、几个大门的吗。他们家没人,男的全死了,他是独根儿。但是他出来了,他也在华北电业局工作。这么样认识的。我家里觉得他挺好,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都没见过他,三顶轿子上我家娶我来了。他跟我挺好的,实事求是说,他也挺疼我的。可再疼,我也不爱他呀!是不是?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路子的人。我这人年轻的时候疯得很,但是我不是那种乱疯,我有我的理想。我还想上学什么的,可是嫁给他以后,全都实现不了。他也不是很规矩,外遇什么的,成立外家什么的,既然这样,干脆我走。按说我是正室,那时也就称夫人了。我说瞎掰。我那么小,也不懂得这事。我结完婚以后走的。对婚姻嘛,自己不满意,我哥支持我。我哥哥又是老革命,他参加革命早,我还没结婚,他就走了,大概和康世恩注51有关系吧,同学。我结了婚以后,他回来过一次,也不是公开的。他说:你要走,我就带你一起走吧。我不是跑了,我们就是参加工作去了。他(丈夫)愿不愿意,我不管那些。我这人疯着呢,没事儿。我哥把我接出去,接出去就在延安。但我每年还回来呢!我生那么多孩子,都是跟他生的。虽然和他感情没什么,我不爱他,可是我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反正自己老觉得:婚姻方面,既然嫁了他了嘛,又有了孩子,就不要再什么,我不喜欢我原来的丈夫的原因是,娶了我了,他又在外面认识别人,又在外面买房子,但是我不能跟他学。我既然反对他,我跟他学,不就跟他一样了么?咱满族人啊就是这样,有这种血液嘛,要求自己就这么严格。我们就这样生活这么些年。他生病,我照顾、伺候他,送医院。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他拉着我的手咽的气。他死了,我把他送到他老家去,他们老家还有老房啊,我给要回来了,我就给他埋在三河,至今他病故17年了。在延安时,也有人追我呀,不是没人追。你想想在那时候,长得漂亮,又会唱会跳的,是不是?但是人家不像现在的男的这么没出息,让人追是追,人家可是很理智的,我说:“我有丈夫有孩子,咱们不要谈别的,就谈工作。”工作也非常忙,没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参加了石油会战,从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一直到我退休,30年。我现在觉得结婚生子和爱情是两回事。生孩子就是生孩子,当着小佟说这个,不是放肆啊!爱新觉罗·毓臻的婚书

                              3.我在窑洞里住了8年

                              臻:我哥哥带我走,先住在山西,后来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才19岁。我那么小就出去了,也挺不容易的。那些年很苦。大南瓜、黄米粥、酸糕,我们哪儿吃过那个呀,就得吃那个生活。穿的是粗布衣裳。特别特别落后。例如生孩子不让大夫去接,那时大夫一般都是男的,就不让进,封建得很,思想也很落后。那时候我们就组织起来工作队,像我那么小,哪儿懂得接孩子呀!突击地培养我们,怎么去消毒,怎么去断脐带,帮助去接生。派个女的去,不就是怕出事儿吗!不像现在,但是也得适应当时的环境。可是呢。成天喊:毛主席万岁,刘志丹万岁。中国出了个刘志丹。出了个毛泽东,朱德。成天喊。我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50年。那时不是叫延长油田么,第一任矿长就是康世恩,他跟我哥哥是很好的战友。到了延长以后,我参加了石油师注52,第一任政委叫杨文宾。我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没有机会上学,就在他那儿听听电报、电话,背着电话去上山。我的老班长叫陈喜财,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是一个老红军。我对老班长记得很清楚,他很欣赏我,说我聪明,就让我学着修电话机、电报机,修这个修那个的培养我。他后来就在大港油田,现在可能还活着,前几年我还去看他来着,要是死了他会告诉我。延长那时属于延安市,叫延长县,现在比延安还穷。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延安市七里村注53,我记得第一口深井是1952年在枣园打出来的,我是记录员。我的第4个孩子就是在延安生的,原来就叫延安,现在叫延延。我在延安待了8年。

                              4.全国的龙套都跑完了

                              臻:我后来从延安出来调到宁夏,以后送我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上学,这是五几年的事。我学的是岩矿鉴定。我文化程度很低,才初中程度,读大学多困难啊!像今天你们读大学多自在呀!我们那时候多苦,12点以前没睡过觉,真啃哪!但我还是优秀生。毕业了以后我就搞岩矿分析,搞了30年。搞石油会战,最艰苦的是在大庆和胜利。那真是紧张呀,后来部队转业了,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纪律还是非常严格。第一次是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注54相当艰苦了!蹲在地上,拿个饭盒吃饭,窝头都是硬邦邦的,得在怀里揣一会儿再吃。我现在的胃病,都是那会儿造成的。跟王进喜在一块儿,他是玉门油田的,那都熟悉得很。我们才去的时候,那么多人会战,哪有地儿住呀!地上挖一坑,铺上稻草,上边拿帆布篷罩上,就在那儿住。干打垒算是好的了,就跟现在的宾馆似的了。我们研究院的办公室,是人家原来一个厕所,四面土墙,上面蒙上点儿,那应该微量分析的活儿,严格说在这屋子里头,连衣服都得换的,但是那儿哗啦哗啦掉土,我们拿什么做微量分析呀?可油田也照样打出来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呀那时候,对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戴大皮帽子。那时没有礼拜天,十天过一个大礼拜。到大礼拜,上午开会,下午放半天假,洗洗衣服什么的,在那儿洗衣服也冷,摄氏(零下)12度嘛!会战以后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报到,觉得可回家了。待了两三天,又让赶紧回去,连烧锅炉的都得走,谁不走也不行,说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根本不考虑。这又到九二三厂。九二三厂就是9月23日油井要出油,因为是在胜利村,后来叫胜利油田注55。这是第二个大油田。我们研究院在东营。到那儿,比大庆稍微好一点,黄河水接过来了。至少没那么冷,到第二年,生炉子,没暖气,没建起来呢,人就得上。住的什么情况呀,帐篷,睡通铺,男的也睡通铺,女的也睡通铺,房子一时盖不出来那么多,干脆大家搭一个挺长的炕。后来睡折叠床,折叠床里草长得这么高,你想想这屋子多潮呀,你看这腿,变形了。后来石油部要请我回去带学生,我说真是不行了。我累得成什么样了,生完孩子以后,累得妇女病很严重,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很费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那条件下住嘛!别的单位都是先生活后生产,石油单位是先生产后生活。胜利油田会战了4年,后又转战到河北大港注56,从大港又到华北油田注57。这期间还老出差去取资料,一直没有在家里过过。我们不算调动工作,我的关系就在石油部,那时石油部的工作就是面向野外。所以一退休我就回北京了,这才算有了家了。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么些年呢,都是在那戈壁滩上、山沟里。我们从大庆回来时,连马路都不敢过,就傻成那样!现在要谁那么干,谁也不干,现在没有那么干的。我工作上倒是得到许多,我还得过勋章呢,要不然我现在工资很高,其中就有每月多给我的一百元钱,就是国家奖给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女人参加过石油会战的也不只我一个,爱新觉罗家族也还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是恒字辈的,参加过大港的会战,她家住东北,家里还有些东西,也都捐给咱们满族了。她现在好像还在大港。

                              5.我的孩子

                              臻:我1941年3月结婚,转过年来,1942年八月十五生的我儿子,老大。就这一个儿子。我生完就没带,他奶奶带,我就不喂奶,我不想在家待。就是回家我也不在他们谢家待着,我回我娘家去。我一共5个孩子,二女儿1947年生,属猪的;三女儿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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