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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吴佩孚点兵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办法，迎战吧！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直奉世纪大决战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奉军主攻，直军主防。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釜底抽薪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北京政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冯玉祥动心了。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23日，北京政变发生。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段祺瑞再度出山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停战。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第一把火，废督裁兵。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第二把火，“善后会议”。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第十二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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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木：《苌楚斋随笔》第五卷，第1页；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9—851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28页。?当安庆陷落时，余阙自杀，他的妻儿也都投井自尽。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955页。?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他指责这个暴君的暴行。纣王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今欲一观”，然后让人在王座前将比干剖腹观心，并把他的遗骸腌制起来。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26页；劳伦斯·A·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37—38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5—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1653年7月11日，赐地供祭。皇帝还令金之俊为崇祯创作了一首哀乐。《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5—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冈本跻：《转折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道德危机》，第10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1655年3月6日，皇帝下诏命礼部会同院部等详定褒恤明末殉难官员之事。魏裔介时为兵科都给事中，应诏上书，其主旨与他以前的言论完全一致，把忠孝与天地赖之以存在那种力量联系了起来：“有忠臣孝子，则有人伦；有人伦，则天地赖以不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7页。魏裔介还讨论了纪念殉难之臣的有关细节，包括如何找到他们的遗体，发现他们死节的地点，以及造立石碑和选定现有的祠庙来纪念他们等等。同上书，第28页。在这些年里，顺治越来越强烈地把自己等同于崇祯皇帝。1657年他向工部颁令说：“朕念明崇祯皇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李清：《三垣笔记》卷中“补遗”第1页。后来，顺治曾亲自祭扫崇祯陵墓，失声哭泣，呼道：“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同上书，第2页。在这种情况下，顺治也必定关心起明陵被冷落的状况。就在永乐皇帝陵墓正门的一个亭子里现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1659年12月30日的一个敕令。皇帝在敕令中说，由于看到明陵颓败的状况，他决定命令工部修复明陵，此后他还将每年一二次派遣臣僚进行检查，以确保明陵完好无损。?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12页。早在这年秋天，即1652年9月，就有几位朝廷大员因受贿过多，超过了可以接受的限度而遭弹劾。吴惟华被劾受贿逾万贯；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被劾受贿逾2万贯；工部的顾大申被人告发受贿逾40万贯。当时朝廷定制，臣僚受贿逾10贯，论笞。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2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1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同上。?《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4页。?同上书第七十卷，第24—25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其他八人是高思敬、高三、王国祯、顾麟、槐启樟、李之栋、李东明和刘文登。李运长待李三如叔伯，待李三的侄子李天凤如叔伯兄弟，收李天凤的儿子李纂为义子，充官监。《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5—26页；参见谈迁：《北游录》，第37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66页。萧一山认为李三可能在与汉人臣僚共谋起义，所以他是南方起义遗民的代表。但鉴于李三与满洲贵族的联系，这一说法看来难以令人相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390页。?同上书，第27—2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26—2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2页。这后一诏令颁于1653年2月28日。参见墨子刻：《清代官僚政体内部组织》，第434页；刘云春：《清初中国的腐败》，第45页。?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0页。?宁完我1654年对陈名夏的弹奏揭露了魏象枢与陈名夏的关系。见《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同上书，第7页。大计制度一直得到推行。到1661年8月13日，摄政王鳌拜颁下上谕，其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俱著自行陈奏；其他各官，下至七至九品的满洲臣僚，令各衙门堂官实行详加考核，著其称职与否，并送各所属部院，再严加考核。此制原定每年举行一次，但1665年就被废止而让位于京察、大计制度了。米勒：《派系斗争》，第25—26页；吕元驄：《清科举》，第333—335页；杰里·诺尔曼：《简明满英词典》，第31页。?李呈祥可能打算任用未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第二、三等进士。当时的制度是派遣这些新科进士去六部、通政使司、都察院及大理寺“观政”三个月，然后委以官职。顺治后期废罢此制，鳌拜摄政后复旧，但新科进士在指定的部门只观政几天就可回家探亲了。吕元驄：《清初官员的实务训练》，第82—8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54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3—36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3页。八年后，李呈祥在沈阳得到赦免。他返回自己的家乡、山东北部的沾化，1687年在沾化去世。?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参加殿试的“贡士”应撰策论一篇，由皇帝亲定前十名的名次，名次的确定既考虑策论的内容，也考虑书法的优劣。吕元驄：《翰林院》，第23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50人在专门的满人科举中及第，另外56人则列名汉人榜。这些及第者有许多先是在各旗学校或义学中受过初等教育，后来进入“八旗官学”就学。八旗官学建于1644年，专事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经籍和满语。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旗人入仕并不像汉族文人那样主要凭科举功名的高低。从1644至1795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只有449名，所以顺治朝旗人考中进士数额虽多，但在整个清代并不典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5—76页；吕元驄：《翰林院》，第25—26、143页；《统治民族——满族的教育》，第130、133页；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87页。北京博物馆（从前的孔庙）现存1652年和1655年石碑两通，分别刻有当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名单。?这当然不是新问题了。限额制度本身是明太祖在1397年科举考试后确定的，那一年所取51个进士中没有一个北方人。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49—50页。?因为进士必须由高级文官推荐才可参加殿试，以期入选翰林院，所以雄心勃勃的年轻进士经常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习作，去拜访那些朝廷大员。而官员们也很喜欢推荐那些已小有名气的士子。不过，由于他们要对自己所推荐的人的未来表现承担责任，所以荐举人也关心应荐人的政治品质。吕元驄：《翰林院》，第2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至于谈迁记载的可靠性，见吴晗：《谈迁和〈国榷〉》。?这是清朝举行的首次“御试”。顺治想要考考所有三品以上的翰林院官员。他要求每人都注释《论语》，并写一篇关于建立常平仓的奏章。吕元驄：《翰林院》，第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同上。?张其昀编：《清史》，第3726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据法律：“奴仆有犯（偷盗、奸淫）应报官，家长不得擅自惩罚。奴仆无罪而家长惩罚之至死，答一百。家长杀奴仆非死罪之人者，不分旗人、官员，俱发黑龙江，若系平民，配发为奴。”马里纳斯·J·梅杰：《清代末年的奴仆制》，第333页。?《清史列传》，第3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62页。根据《实录》载，任珍因妻妾与他人“通奸”，遂私自将她们杀死了。然后他派人到京城行贿兵、刑二部，以掩饰罪状。兵部侍郎李元鼎与刑部尚书一样受到牵连。不过李元鼎虽然被判死刑，皇帝却下令免死。除任珍以外，共有九名官员被降级，他们绝大部分是满人。《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13—1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清史列传》，第39页。?冯铨也主张判处任珍死刑，但显然是出于前一种理由，因为他没有像那班大臣们一样后来受到皇帝的处罚。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同上书，第7页。?同上。?同上。?同上书，第7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1653年5月20日成克巩接替陈名夏任吏部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3897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9页。?同上。在这里汉军旗人是被归入满洲臣僚、而非汉人臣僚一边的。?同上。?满洲君主皇权的这一形式，正如此后清代历朝天子所推行的，旨在“中和官僚势力，使之‘更为均衡’，从而减轻对皇帝的威胁。”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第7—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七卷，第7页，1653年9月9日条。6月27日，顺治坚持亲自复查有关官员渎职罪的所有案件。同上书第七十六卷，第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17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同上书，第391页。皇帝经常与陈名夏谈论王朝兴之衰，讨论唐、宋治世之英主。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当某部尚书呈上章奏时，皇帝会颁下口谕，臣僚遂将口谕大致记录下来，带回衙门，正式抄送内院，由内院用朱笔写成上谕，转送到都察院六科。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6页。?此时，御史朱鼎元力劝顺治任用更多的汉官为侍从。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2页。?谈迁：《北游录》，第371页。此时皇帝还恢复了明朝的票拟制度，这最初是冯铨在九年前提出来的。票拟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应把六部奏章复本送一份到内院。?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谈迁：《北游录》，第378页。虽然这在满洲贵族看来似乎是内廷蚕食外朝权力的又一实例，也是顺治与其亲信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一个征兆，但此举的起因却是汉人大学士们在别处找不到住宅。在汉官搬出紫禁城迁到南城之后，一时间宅院紧缺，房租飞涨。旗人在北京的生活是相当惬意的，因为紫禁城内空宅很多。汉人大学士们由于自己简直找不到一所像样的宅院以供居住，所以非常妒忌旗人的特权。因此正是由于他们对此抱怨太深，顺治才让他们移家东华门内。这是1654年4月14日的事。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7页。?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1—9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2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54页。《盂子·公孙丑上》对“结交”是赞扬的。1653年7月23日，皇帝还强调有必要防止宦官与朝廷官员结党。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名夏的另一个动机也许是出于贪财。无论谁统帅这样一支军队作战，都必定会有许多中饱私囊的机会，仅军赏一项即已足够了。例如，根据《广阳杂记》记载，洪承畴后来就因在东南地区的战绩得到赏钱5万贯。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1页。?最初，李定国承认孙可望在“四王”中居于首位。“四王”继承了张献忠的军队。后在1648年孙可望因李定国不顺从而叫人当众打了他，两人于是失和，互相争夺对南明永历皇帝的控制权。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蹙居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一隅。1652年暮春，李定国利用他在西南得到的战象和土著军队，对清军发起一系列进攻，大获全胜。1652年8月7日，李定国夺取桂林，一月之内，广西请将大多向南明反正。斯特鲁弗：《南明》，第116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9、436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9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同上。如前所述，翰林院在这些年里被并入内三院。1658年，顺治循名责实，给了翰林院以较为正规的地位。翰林院作为一个机构，兼备内三院各院的职能：编《实录》，修玉牒，并掌管进士殿试之事。近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为满人，入选翰林院的汉人则令其学习满文。翰林院位处皇宫东南，就在后来英国使馆的北面，斜穿过长安街就是北京饭店。吕元驄：《翰林院》，第4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的政策和制度》，第269页；《清初的翰林院》。?吕元驄：《翰林院》，第44页。?宫崎市定：《中国的考试地狱》，第80—82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98页。郑成功于3月10日和12日攻打崇明岛和金山的消息大约就在此时传到了北京。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明朝正式的皇冠实际上是一顶边缘缀有成串珍珠的黑色方顶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这时的朝服兼有汉、金、元三代的特色。同上书，第351页。在不同的臣民面前穿着不同的服装，对顺治皇帝来说肯定已经很习惯了。为了有利于对蒙古人的统治，他十分乐意别人把他当作一尊菩萨。1653年他接受了达赖喇嘛送他的一块金牌，上面称他为“天神”。但这完全是为皇帝君临蒙古人和藏人专用的。顺治并不向汉人提及他被尊为佛的事情。大卫·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8、21—2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1654年4月17日奏章。参见《东华录》顺治十一第五卷，第4—6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2页。虽说宁完我作出这种严正的指责，是为了使满洲贵族支持他个人对陈名夏进行报复，但他也并不怎么掩饰他们个人之间的不和：“名夏礼臣虽恭，而恶臣甚深。此同官所共见闻者也”。同上。?《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3页。园产价值10万金，江宁各上司公捐银3000两，代为纳价。?同上。?同上。宁完我建议逮捕陈掖臣及其家人长班，严加拷讯。据说陈掖臣被捕时，有田900顷，银700两。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

到身边了，她会怎么样？哭着喊着求饶吧。呵呵，肯定是这样！于是，劝降通知书送出，郭药师等人边打边等。之后，他们等来了一个大麻烦，萧干突然出现，这人居然带着三千人火速杀回了幽州城里，和怨军打起了巷战！这就是萧太后的反应，她接到恐吓信不仅没吓倒，反而派人向良乡方位的萧干求援。这是个有种的女人，哪怕刀快砍到了脖子上，都选择硬挺。查一下辽国的历史，是凡叫萧太后的，从来都是强人。当然，除了耶律洪基的老婆……回到幽州城里，萧干突然回援，打乱了怨军的阵脚。萧干的部下们眼睛都红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怨军也好，汉人也好，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现在抢进他们的家里来了！按平时的战斗力来衡量，他们远远不是怨军的对手，何况怨军里还有杨可世等万人敌，同时人数比怨军少了一倍。可这时情急拼命，怨军居然被他们打得节节后退，从城中心赶向了迎春门来路。郭药师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暗暗心喜。萧干回来得好，从大局上看，这是辽国人真正的败招，只要他们能再挺一会儿，宋军就将掌控全局。萧干在良乡以一万人对抗十万西军，本就力不能支，现在为了应付怨军偷袭，抽调三千人回援，良乡方面的力量立即薄弱。刘延庆指挥全军强攻，很可能一击即破。幽州城里，萧干看似占尽上风，实际上只是他突如其来，打得怨军不知所措罢了。按原计划，很快刘光世就将率领生力军来接应，那时里应外合，萧干必将与幽州城一同陷落。之后，整个燕云地区动荡，其余十三州望风而降……千秋伟业，至此大定。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间，宋、辽两国的命运掌握在刘氏父子的手里，他们的意愿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动，哪怕刘延庆按兵不动，只要刘光世能率军接应，那么一切就将水到渠成。命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处等着宋朝，光明、荣耀、失去近两百年的民族守护城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只需要刘光世出现。但是，在刘光世的一生中，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出现，他的习惯动作是消失。幽州城不是他第一次玩消失的地方，公元1122年也不是他第一次掌握全民族命运的时刻，鬼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总会掌握到那么重要的东西，但他就掌握到了。接着就放弃了……那一天，刘光世没有出现在幽州城里，他和那些约定好的生力军都不知去向。怨军陷在了幽州城里，他们名义上的敌人是三千名辽军，比他们少了一半还多，可你能相信像幽州这样大的历史名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会全城沉默，任凭几千个敌人随意杀戮吗？满城都是敌人，怨军节节败退，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城门，只不过城门被关上了，重兵把守，他们抢过去攻了好几次根本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只好打起了城墙的主意。他们用绳子系在城头上，一个个顺了下来。勉强活着逃出城的，只剩下了几百个人，而且都没了马。他们徒步逃生，从小路回到了大营。偷袭失败了，士卒不算，连大将高世宣都死在了幽州城里。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此一役，宋军只是没占着便宜，对比辽国，萧干军队死的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奔波，已成疲军，而刘延庆的大营始终平稳，无论是战力还是物资，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点，刘延庆自己知道，所以他敢挺在良乡附近等消息；萧干也知道，这让他很绝望，他是很能打，但是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万兵力，总是以一敌十，敌二十，次数多了也会死人的。但是他必须得赢……绝望中，他冷静了下来，仔细回想，他找到了宋军的破绽。接战两次了，宋军本来大胜的机会，为什么会输？问题都出在主将的身上，第一次是童贯猪油蒙了心，不该退一定要退，不能打一定要打，等于是他玩死了西军；第二次，纯粹是刘氏父子的无厘头表演秀，刘爸爸行军像旅游，大平原上被偷袭，刘儿子玩失踪，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失去。很好，萧干有了个非常荒诞、近于无聊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再一次冒险，带着人出了幽州城。这等于把幽州的城防又扔了。他悄悄地绕过了宋军大营，出现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之后就是等，这么点兵力一直等在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直到等到宋军的运粮队出现。这期间他很幸运，没人发现他们，很显然刘延庆把巡逻队都关在了大营里，全体关门睡大头觉。在这种危险地段，萧干带人冲了出来，把宋军的运粮队给劫了，临走时很不小心地透露了一个军情——辽军集结了三倍于宋军的军队，已经在良乡周边形成了包围圈，只等晚上举火为号，就一起围攻，把宋军全歼。这个军情迅速地传到了刘延庆的耳朵里，刘延庆第一时间震惊了。天哪，狡猾的辽国人，万恶的辽国人，居然不声不响地给他挖了这样大的坑！今天晚上就围攻吗？那么危机迫在眉睫了吗？怎么办……他绕着圈子想办法，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其实多简单，简单得接近无聊，非常的荒诞，辽国只剩下燕云十四州了，连主城幽州都被攻进，萧干只能抽调三千人亲自回援拼命，哪儿还能再变出来三十万辽军？如果能这样，还会坐视宋军入境吗？早就在白沟那儿隔河阻击了。这些刘延庆想不到，他完全被自身的安危给吓着了，粮道被断，军情突然，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他慌了，当这一天晚上，夜幕下突然间火光四起时，他真的像是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辽国骑兵冲锋时的马蹄声。撤退，立即撤退！刘延庆以最严厉的军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令全军不顾一切、扔掉一切地火速逃跑，来不及带的各种战略战备物资，全部就地烧毁。这一夜火光冲天，其中绝大部分是宋朝人自己点的。这片大火里烧的绝不仅仅是些帐篷、器械之类的东西，而是宋朝自熙宁变法以来积累的所有家底。其中最重要的是军粮。“……自熙、丰以来，所蓄军食尽矣。”——《三朝北盟会编》刘延庆管不了这些，在他心里，自家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没命地跑，驱赶着士兵们和他一起跑，跑了一夜之后终于到了白沟。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看来危险终于逃过去了，前面就是国境线，过河就会安全。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更大的危险。辽军杀到了。他昨晚并没有幻听，火光骤起时真的有马蹄声响起，萧干真的率军冲向了他们。只是由于实力悬殊，萧干没有直接动手，他一直尾随在宋军的背后，直到宋军跑了一夜心力交疲时才发动攻击。这时前有白沟界河，后来辽军铁骑，十万宋军一夜奔逃，局势恶劣得无以复加。之后的事儿还用说吗，宋军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才渡过白沟，回到了宋境。第二次北伐结束。这一次宋军败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要再说什么士气了、荣耀了之类的事，每一个士兵都郁闷到要死。纵观全局，他们根本不是辽国人打败的，是被辽国人吓败的！老子不是吓大的，是被吓死的！这样的屈辱，完全是上层彻底腐烂的恶果。西军纵然勇武又怎样，全军都是万人敌又怎样，只要有童贯、刘延庆、刘光世这样的大领导在，他们都得败，都得死，都得屈辱。这一战过后，物资没有了，军力丧失了，士气都泄了，这还只是自身的损失。看外面，辽国人、女真人都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事实，堂堂宋朝，如此庞然巨物，居然只是银样镴枪头，是个纸老虎。哈哈，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调整政策，肥肉就要有肥肉的待遇。尤其是女真人，他们再不把宋朝当成战略伙伴了。以上仍然只是损失的一部分。北伐燕云更大恶果要在两个月之后，以及两年半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那时的宋朝才会自食其果，欲哭无泪。第十七章如此复燕云两个月之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亲征燕云。金军终于杀过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必将发生的事，可当它真的发生时，仍然让人发抖。准确地说，是辽人吓得发抖，宋人气得发抖。恨啊，当初为了占便宜，抢先发动攻击，本想着一触即溃，把燕云抢到手，从此有了北方防线。谁知徒劳无功，损兵折将。最要命的是，两次大战也把辽军搞得元气大伤，这时金军杀过来，简直是标准的下山摘桃子。前思后想，宋朝是个多么好的裁缝啊，给金国做了嫁衣裳。后悔是没用的，恐惧也是没用的，时间走到了这一刻，宋朝人只能站在边境线上眼睁睁地看着，而辽国人很痛快，萧德妃的坚定不见了，萧干的神勇没有了，前途无限远大光明的耶律大石也消失了，整个辽国嫡系集团意见空前统一。逃跑。完颜阿骨打离着燕京城还有好远的路，辽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离开幽州，从古北口逃离燕云地界，一路向西，去寻找逃得更远更彻底的天祚帝耶律延禧。金军的燕云之役，几乎没动刀兵，是直接骑马进的城。进城之后，全体金军的头都晕了……太幸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之城吗？他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繁华，哪怕此前他们占领了辽国五京中的四京，也没见过这样的世界。燕云十六州是特殊的，它有辽人的特色，更多的是宋朝的色彩。它是当时辽国的最南端，是最接近宋朝文明程度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还是风采，都几乎与宋朝同步。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女真人沉醉在燕云十六州的桨声灯影里，每天逛逛街、杀个把人、抢些花姑娘、做做抄家游戏，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当然，心情舒畅中，他们也做了两件正经事。第一，派人向西追辽国人。这件事必须要办，但不必急了，辽国人已经彻底玩不出花样，是实际上的亡国之人，就差灭种。第二，比较麻烦，但充满了乐趣和幻想。女真人把眼睛投向了南方。在贫困中幻想着富贵是种折磨，在富贵中向往更大的富贵则是种享受。而当向往可以像幻想一样无限升级，升到哪一步都能变成现实的话，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女真人吧！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年尾，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之间，女真人的生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心想事成。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想要什么，都会得到。这是多么神奇，这是怎样的快乐。事情要从阿骨打逼近幽州城说起。军队在行动，使者们更忙碌，赵良嗣跑前跑后，他的任务太重大了，要在宋军败了的前提下保证金军履行合同。这太难了，之前说好了的，是两军夹击共同出力，金军才让出燕云的部分地区，现在金军单方面搞定，有充足的理由大把的机会不认账。果然，金国人再没了好脸色，他们的使臣叫蒲家奴，一见面就把赵良嗣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赵良嗣只能听着，人家说得条条在理。比如两国约好了进攻，宋朝白白让金国等了半年；金国使者到了开封，什么事也不谈，晾在一边耗时间；比如宋朝突然出兵，想钻空子占便宜等等，现在打输了才想起盟友，你们把金国当傻子耍吗？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拿钱来！除了当初说好的只给南朝六州二十四县，每年照旧收整个十六州的岁币之外，这六州二十四县里只给宋朝汉人的财产，其他的奚、契丹、渤海等族的人口财产全部归女真人。这太苛刻太模糊了，只要在执行中稍微黑心点，就能把那些州县里的人口财产全搬光。但人在矮檐下，宋军败得太狼狈了，赵良嗣无话可说，只能同意。这只是第一阶段。金军进入燕云之后，幻想开始升级，第一次，他们不满足于岁币了，要租税。租税，也就是税收，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土地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住人，能够产生税赋，如果连这个也要舍弃的话，土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金国人给出的理由是，燕云是我们打下来的，是我们的财产，所以税赋都是我们的。现在连土地带租税都给你们，实在亏大了。要是单给租税都不同意，你们马上走人，燕云的事再也不要谈了。赵佶很紧张，燕云一定要得到……好吧，同意给租税。本以为这样金国人就满意了，没想到金国的使者临走前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话。——南朝陛下，燕云是我们在去年年底打下来的，所以岁币嘛，应该从去年开始算。年底……是不是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九秒之前攻占的燕云呢？时间差打到了这地步，真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怎样的铁算盘种族。这还是七八年前纯朴的北方原始土著居民吗？看来大规模的抢劫生活真的很锻炼人！当年，这位使者只是随口一说，四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立即到手。宋朝的皇帝居然一点折没打，要一年就给一年，一点没含糊。金国人带着意外的兴奋回去了，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阿骨打，于是三个月之后的交割现场变了味道。金国人先是挑剔宋朝的国书写得不正规，里边有好多字看不懂。宋朝人郁闷，这是当代伟大的书法家赵佶亲笔写的，你们这帮刚认字的土匪看不懂，难道是书法家的错吗？可是根本说不清，宋朝的使者来回换了四次国书，才算过关。这只是开始。金国人又说，辽国是女真人的死敌，燕云地区有很多辽人逃到了宋朝境内，比如赵温讯、李处能这样的大臣。在交割前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死敌……好吧。宋朝交了，却没想到赵温讯刚进金营，完颜宗瀚亲自出现，奉为上宾，给了好大的官职。还没完。金国人换上了一张笑脸，说辽国的天祚帝、萧干、耶律大石等人还没抓到，这时归还燕云，实在是给宋人留下了隐患。这样吧，金国替你们抓，可是粮草有问题。二十万石。宋朝也答应了。粮食运到，金国人再提新条件，说辽国的怨军郭药师部八千人在宋朝，这也是死敌，一定要交出来。这一次宋朝不干了，这是难得的战斗力，说什么也不能给。两方一顿协商，最后宋朝以幽州城辖区内一百五十贯以上家产的共三万余户人家为代价，“买”下了怨军。时间接近四月，交割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宋朝人到了幽州城下，望着丢失两百多年的故土根本来不及感慨，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幺蛾子迎面而来。第一，之前谈好的租税落实了数额，每年一百万两白银。这和每年的岁币不发生关系，于是宋朝得回燕云区域的六州二十四县之后，每年要交给金国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多吗？还有下文。金国人提出，这每年一百万两的租税不能用钱来交割，要用实物。这一条才是狠的，才是内行话。宋朝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在捣鬼。只有他们这些和宋朝打了百十来年交道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的学问。如果每年只给钱，那么生产力落后的金国拿着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钱币一点用都没有。钱对老百姓有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意义，只有物资才是根本。于是，他们只能拿着宋朝给的钱，和宋朝做生意。这也是之前宋、辽两国的边贸合作方式，宋朝每年交出去的岁币，都能通过榷场赚回来。现在金国不要钱，要物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的侥幸，想想每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的窟窿，这得用什么才能去填平？！狠、毒。但是不答应吗，那么之前的让步努力难道全白费了不成？想了想，宋朝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西京。对此，金国人也挺大方，现将原话照搬一下：“皇帝言宋皇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说，何辞以拒？然其民却待迁去。”只给空城，不给居民。赵良嗣一听就火了，他问：“只给空城，我们要来干什么？”金国人狡黠一笑，说：“其实很简单，俺们皇帝只是想让你们再出点血，犒赏三军而已。”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但事实如此，只能伸头等刀。为了西京，宋朝又一次性地给了二十万两。这些都做完后，金国人沉默了，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了再想，也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再拖再敲诈。于是，金国人收兵走人给宋朝让地方。这时，据金军进占燕云已经过了近半年之久，以幽州城为例，已经面目全非。能杀的全杀了，能抢的全抢了，能烧的也都当篝火在某些快乐的夜晚烧光了……就是这样，金军在临行前还掳掠“中原士大夫之家妹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酣歌宴乐，唯知声色之娱”。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领宋亚洲av电影lv三级

洛阳只有一百七十里的距离，是洛阳的重要屏障，汝州的失守顿时引起东都洛阳的一片恐慌。为了稳定住东都洛阳的局势，朝廷派谏议大夫杨授前往洛阳进行宣慰，并下了一道《宣慰东都官员敕》。文中不得不承认唐军镇压起义军的不利以及王仙芝、黄巢势力的迅猛发展。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同时帝国的东南部农民起义的烈火也是熊熊燃烧，其中浙西地区因为经济富庶，更是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该地区的王郢起义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乾符三年（876年）六月，皇帝下诏以左神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行营诸道招讨使，征调诸道人马共计一万五千人前往镇压。一直到转年二月，王郢相继攻陷望海镇（今浙江望海）之后，又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皇帝李儇得知消息后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出水师助剿。不久后，镇海节度使裴璩诱降王郢的部将朱实及其部众六千余人，收缴兵器二十余万件，极大地削弱了王郢的实力。王郢被迫收拾余众专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果在攻城战中不幸中流矢身亡，起义最终失败。王郢起义虽然不到一年即宣告失败，但因为其地处帝国财税供给的重要之地，导致江淮地区供应关中的物资明显减少，因此在面对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时，唐军明显进展不力，甚至是节节败退。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儇在《宣慰东都官员敕》中特别提到要赦免敕王仙芝、尚君长（王仙芝部将）罪行，实行招安之策，但是并未奏效。王仙芝依旧一路征战，继续四处攻城略地，先是攻克阳武（今河南原武），接着围攻郑州，关东的州县地方守军全都畏惧出战，只求保卫各自的城池。因此王仙芝得以纵兵四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而调集前来平叛的诸道人马十分贪财，在追击起义军时，碰到起义军故意丢在路上的辎重，都争相拾取，进而贻误战机。所以王仙芝继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攻下申州、光州、随州，占据安州稍作休整后，又分兵围攻舒州、进击庐州、寿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王仙芝的义军势如破竹，但身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的宋威却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曾经对副使曾元裕说，当年庞勋起义失败，康承训却获罪，现在如果成功剿灭王仙芝，自己会不会也会和康承训的下场一样，不如留着王仙芝的起义军，以战养战，如果王仙芝成功登基，自己就会成为功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威每次带兵追击起义军一段路程，就会停止不前，等待观望，最后干脆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滞留不前，曾元裕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新州）一带拥兵观望。乾符三年（876年）十一月，王仙芝攻下郢州、复州；十二月又接连攻下申州、光州、庐州、寿州、通州、舒州六州之地。此时宰相郑畋上疏皇帝李儇，要求撤换宋威、曾元裕，建议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副使。宰相郑畋是个依附宦官的人，父亲郑亚担任桂管观察使时，与担任监军的宦官西门思恭颇有交情，曾经请托西门思恭有机会关照儿子郑畋。后来西门思恭进京当上了神策军中尉，郑亚死后，他履行诺言将郑畋接到长安，视为自己的亲侄并加以教育。不过，由于郑亚是李德裕的同党，卷入了牛李党争，而在宣宗李忱在位时期，是牛党势力执政，因此郑畋受到牵连，加上当时宦官专权一度被压制，所以郑畋的仕途颇为不顺。一直到唐懿宗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令狐绹被罢相后，郑畋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经由刘瞻的引荐，郑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担负替皇帝起草诏文敕令的责任。前边我们说过，刘瞻在咸通十一年因为劝谏懿宗李漼囚杀医官一事而被贬，郑畋也因起草刘瞻的贬官制文措辞不够严厉，而同样被贬官，直到皇帝李儇即位后才重新征召其入朝加以重用，并于乾符四年（877年）七月提拔为宰相。此时，西门思恭担任右威卫上将军，虽然仍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田令孜的存在，西门思恭远远达不到大权独揽的境地，而且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对于郑畋来讲，其实缺乏田令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平时受皇帝李儇信任的，依附田令孜的宰相卢携就时时处处压制郑畋，以至于郑畋曾经要称病回乡务农。不过，这次皇帝李儇眼看王仙芝的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帝国有崩盘的迹象，所以不得不采纳郑畋的建议，撤换了宋威和曾元裕。鉴于帝国财力的匮乏，朝廷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的诱降活动。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与时任宰相王铎是门生和座主关系，而王铎又是王镣的堂兄，所以裴渥试图救出王镣，以报座主的知遇之恩。王镣也在王仙芝的义军内部，不断怂恿王仙芝，由他出面与裴渥建立联系，双方约定罢兵休战，裴渥则答应王仙芝向朝廷奏求官职。对于这样的条件，王仙芝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他带着三十多名心腹入城与裴渥进行谈判，裴渥大摆筵席款待王仙芝，席间与王仙芝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随后，裴渥将与王仙芝达成协议的奏状呈送朝廷，朝廷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除了王铎之外，其他几位宰相都反对赦免王仙芝。他们认为当年庞勋声势那么浩大，最终还是被朝廷成功镇压，现在王仙芝虽然声势也是不小，但终究还是无法和庞勋相比，如果赦免其罪过，恐怕会助长他的气焰（“赦罪除官，益长奸宄”）。但是王铎因为堂弟王镣身在王仙芝的义军之内，救弟心切的他一再坚持要赦免王仙芝。最终皇帝李儇考虑帝国财政的困难，便同意了蕲州方面与王仙芝达成的协议，加封王仙芝为左神策押军兼监察御史，并派宦官作为特使，带着授官文书前往蕲州。王仙芝接到文书后，十分高兴，蕲州之战暂时陷入停战状态。不过，此时以黄巢为首的一些将领坚决反对王仙芝接受招降，黄巢甚至怒斥王仙芝不顾牺牲农民军的利益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黄巢等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王仙芝只好放弃接受招降的企图，领兵继续攻打蕲州，裴渥被迫逃往鄂州，王镣则继续被义军囚禁。蕲州虽然最终被农民军攻下，但朝廷的诱降还是对农民军的团结起到破坏作用。蕲州之战后，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返曹、濮地区，另一支由王仙芝、尚君长带领继续在江北活动。在朝廷逐渐调集大军加紧军事镇压的情况下，起义军一分为二，显然分散了力量，可以说同时也为其前途埋上了一层阴霾。乾符四年（877年）二月，王仙芝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一个月后，黄巢攻下郓州（今山东郓城），并打死天平军节度使薛崇。皇帝李儇眼看情况不妙，连忙发布《讨草贼诏》，同时继续对王仙芝等义军首领再次进行招降。不过，这次李儇的口气有些强硬，他在诏书中列举了庞勋和王郢起义失败身死的事例，又列举朱实等人投降朝廷受封赏的事例，希望王仙芝等人能够识时务尽早归降朝廷，在诏书的最后李儇也号召上至朝廷官军，下至地方豪强武装共同联手镇压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此时，在宰相卢携的支持和推荐下，宋威又重新被任命为诸道招讨使，作为镇压起义军的统帅。朝廷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起义军的步伐，使得王仙芝与黄巢等将帅又感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黄巢在四月间与曾经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一带）的尚让会合，而后王仙芝也带兵北上与其会师，七月间，起义军在王仙芝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兵力发动围攻宋州之战。宋州濒临汴水，既是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又是洛阳和汴州的东南屏障，宋威重新上任后驻守在这里。前边我们说过，皇帝李儇下密诏让徐州、泗州等地派精兵巡护漕运，而现在起义军围攻宋州，旨在切断运河通道，当时朝廷出动平卢、宣武、忠武三道人马堵截起义军不住，于是宋州被包围。宋州的局势顿时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下，就在宋威龟缩在城内一筹莫展时，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出动本部七千人马，由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前往救援，经过激烈拼杀，张自勉暂时解除了王仙芝对宋威的合围之势。后来宰相郑畋称赞崔安潜是“解宋州之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这也说明，取得宋州之战的胜利，对于朝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蕲州之战和宋州之战是王仙芝起兵以来，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是一胜一败，不过蕲州之战使得起义军内部产生分化，而宋州之战则是以起义军撤围告终。所以对于王仙芝和黄巢等人来讲，起义军未来的形势依旧不明朗，而且在宋州之战中，义军内部因为具体的战术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也使得宋州之战后，王仙芝和黄巢再次分兵作战。分歧王仙芝和黄巢第二次分兵作战后，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攻下安州（今湖北安陆）和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带兵救援，半路遭到王仙芝的伏击，也兵败身亡。李福被迫上疏朝廷请求增援，皇帝李儇派左卫威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赶赴驰援。王仙芝不等官军援兵到来，转道挥师攻击郢州、复州等地。十月间拥兵蕲州、黄州的崔元裕以逸待劳，击败前来进攻的王仙芝，斩首四千，取得大捷，暂时挫败了王仙芝的进攻势头。在官军和起义军互相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产生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任用宋威而产生争论。当张自勉带领忠武军七千人马解了宋州之围后，宰相卢携、王铎主张将张自勉所率的兵马划归宋威指挥，但是另一位宰相郑畋却不同意，而且不肯签署奏章。为此双方争执不下，都以辞职互相要挟，皇帝李儇本就驭臣无术，不能裁决是非，只是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郑畋除了坚持反对将张自勉的七千忠武军划归给宋威之外，还揭发宋威对于战场形势是报喜不报忧，王仙芝上过请降书，宋威却是隐瞒不报，是典型的欺罔朝廷行为，而且在辖地内声名狼藉。郑畋的意见是立即罢黜宋威，但卢携极力为宋威辩护，最终因为卢携乃是宦官田令孜阵营的人，所以皇帝李儇没有采纳郑畋的意见。可是宋威这边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师出无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急于寻找机会立功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宋威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他让王仙芝的义军高层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招讨副使、监军杨复光派人再次招安王仙芝。杨复光是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左神策中尉杨玄价的养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善于言谈。他十分清楚王仙芝不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而事实证明，王仙芝在接到杨复光的招降信后，派部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赴长安请降。宋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兵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伏击尚君长等人囚送长安，然后谎称是自己半路遇到尚君长等人交战后生擒的。杨复光得知消息后，上奏朝廷说明尚君长等人确实是奉王仙芝之命进京请降的，而且认为宋威有意破坏自己的招降大计，请求朝廷将其治罪。面对宋威和杨复光两方面的不同汇报，皇帝李儇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派人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结果却是无法查清。最终皇帝李儇出于震慑义军首领的考虑，诏令将尚君长等人斩首于长安东市的狗脊岭。尚君长是王仙芝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跟随王仙芝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他的死激起了王仙芝极大的愤怒，于是他立即展开报复，对荆南地区（今湖北江陵一带）发起猛攻。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文人，不懂得用兵之道，当有人报告王仙芝已经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手下人谎报军情，依旧不加防备。当时正值隆冬时节，汉水狭浅，王仙芝带领大军顺利渡过汉水。乾符五年（878年）正月一日，大雪纷飞之时，正当杨知温接受诸将的新年祝贺时，王仙芝领兵突至江陵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外城。杨知温的部下急忙固守内城，双方战至日暮，他一直龟缩在府内不敢外出，后来在将领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已出来巡视，看到士卒们冒死守城，杨知温认为守城有望，立即派人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得到消息后，亲自带领全镇之军以及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赶赴救援，在荆门一带击败王仙芝的外围人马，王仙芝得知消息后，担心遭到杨知温和李福的内外夹击，于是领兵撤离江陵。江陵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陵差点失守，让朝廷为之大惊。朝官们纷纷上疏，指责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宋威骗杀尚君长等人造成的。刚好另一位招讨副使曾元裕此时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大败王仙芝，并消灭数万义军，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因此皇帝李儇下诏二次将宋威免职，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同时由于朝廷与南诏在乾符四年（877年）初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状态，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于是朝廷就将镇守西川的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以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事实证明，朝廷对于战局的人事调整安排十分正确。一个月后，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皇帝李儇得到加急奏报，曾元裕在蕲州的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与王仙芝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曾元裕不仅大败义军五万人，而且王仙芝阵亡战场，部将尚让带领残部投靠了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势如破竹王仙芝的阵亡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当时朝廷十分明白，黄巢是个更加厉害的对手，而且很快他们就领教了这个当年的落地秀才的本事。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成功收编王仙芝的残部后，黄巢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同时仿效唐制置官署。黄巢和王仙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性格和经历的不同，黄巢反抗朝廷的决心比王仙芝要更加坚决。他的上述做法就表明了他与唐朝势不两立，意图推翻李唐皇族统治取而代之的决心。得到王仙芝的死讯后，黄巢并没有心生胆怯，他挥师北进，再次攻占沂州和濮州，但在此之后却屡次被官军击败。因此摆在黄巢面前的就是如何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为了缓解紧张的军事压力，他写信给天平军节度使张褐，诈称想要投降朝廷。张褐看到黄巢的请降信后，立即上报朝廷，皇帝李儇十分高兴地下诏加封黄巢为左卫将军，让其率众到郓州城下集中解除武装。黄巢利用这个机会摆脱长江中游的官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对抗朝廷。三月间，黄巢沿黄河西岸一路流动作战，自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南奔袭二百多里外的汴州，又从汴州奔袭三百五十里直扑宋州，先后攻打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和阳翟（今河南禹县），摆出即将攻打洛阳的态势。阳翟隶属河南府，距离洛阳已经很近，朝廷闻讯急忙部署防务，皇帝李儇下诏征调河南镇人马一千人，与宣武、昭义两镇人马两千人赶赴洛阳守卫，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当东都应援防遏使，统辖三镇兵马，并允许刘景仁在洛阳就地募兵两千人。当时曾元裕屯兵荆南地区，皇帝李儇诏令其领兵驰援东都洛阳，又调义成镇人马三千人加强洛阳东面一线的河阴以及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的防务。虎牢关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轩辕关在今天河南偃师东南的轩辕山上，连接巩县和登封两县，历来控扼要地；伊阙关在今天洛阳市南的伊阙山上，是启闭东都的一扇重要门户。由于东都洛阳军贮不足，皇帝李儇下诏向商旅富人借用大量钱谷，以供数月之费用，又不得已拿出五份“殿中侍御史”和十份“监察御史”的空明告身，赏赐给能够出钱捐助国家的富户，这无形中就开启了售卖官衔的例子。(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即便如此，由于连年干旱以及蝗灾不断，加上战乱不已，农民已经无力缴纳赋税，国库已经严重亏空，主管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岩无计可施，三次上表请辞，表示自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汉魏洛阳城复原图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始建，历经多次修缮与扩张，在东汉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辉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关于他，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刘秀游猎晚归，夜入洛阳上东门，虽举起了火把亮明了身份，却仍被守门侯官郅恽以“夜晚看不清楚”为由拒之门外。光武帝无奈，不得不改由中东门进入。事后，刘秀非但没有惩罚郅恽，反而因为他忠于职守而重用之，相比之下，管理中东门的官吏却受到了处罚。从这件小事，足见刘秀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君王。在他的带动下，东汉的经济迅速恢复，民众安乐，史称“光武中兴”。作为这一盛世的国都，洛阳不仅经济繁荣，商业兴旺，而且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公元67年，印度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这里，把佛教文化正式带入中土，其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总之，东汉洛阳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一座东方大都会。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董卓一声令下，将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此后群雄并起，战火不断。公元220年，三国枭雄曹操在洛阳病故，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当政岁月。他的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继续把持朝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曹丕为完成父亲遗志，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逼迫汉献帝让位，自称皇帝，建立了魏国。他依旧把国都定在洛阳，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都城。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曹丕代汉45年后，同样的闹剧却反过来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曹魏家业连同他们苦心修筑的洛阳城，尽皆改姓了司马。最终，西晋结束了这场乱世纷争，天下重新在洛阳城归于一统。东汉末年，遭受了董卓之乱的大劫难后，都城洛阳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重建洛阳的宫殿府第。由于当时尚处三国时期，魏忙于对吴、蜀作战，洛阳宫殿的建设也进行得较为缓慢。直到公元234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战事稍缓，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大修洛阳宫。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在规模上继续沿用秦汉“九六城”的形制，只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城市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城中之城，这便是著名的金墉城。（图6，）金墉城平面示意图王鲁湘：徐先生，这条路应该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吧。徐金星：对，这是金墉城的西城墙，高的那个地方是金墉城的西北角。它宽250米，南北长1000米多一点。王鲁湘：一公里左右，那也不小了。徐金星：在它的中间从北向南依次分成了三个城，甲城、乙城、丙城，北边的甲城位置最高，城墙最为坚固，当时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王鲁湘：它正好是依据这个地形而建啊，你看这个地势是一个台地。徐金星：这个城的位置高亢而险要，城墙固若金汤。而且这个城墙很有意思，它每隔那么一段，就会有突出的一部分。王鲁湘：马面？就是防御工事吧。徐金星：是的。当地老百姓叫炮台，啥意思呢，打仗的时候，下面的敌人要是攻城，上面的人可以从旁边来射箭。王鲁湘：从几个角度来防御，就增加了防御面。魏明帝修建金墉城，是效仿他的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修建铜雀三台的做法，主要就是出于屏障宫城、避险防乱等军事考虑。但是，在它建成后的日子里，这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发挥，高大坚固的城墙，反而让它成为了一座颇为特殊的监狱。徐金星：因为洛阳城里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改朝换代等，有些皇帝被罢免了，有些皇后被废了，而废后、废主有时候就被幽禁到金墉城里。王鲁湘：哦，就是离宫别馆。徐金星：有这么个意思。西晋代替曹魏后，就把那些失败的曹魏皇室、宫人都幽禁在这里。西晋一朝，它的“八王之乱”，也是乱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失势的皇后、皇帝，也会被囚禁在这儿。像著名的贾南风45，也曾被囚禁在这里。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后来司马师废魏主曹芳，迁于金墉城。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旧事，逼魏帝曹奂“禅位”，也将其幽居于金墉城。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实现一统。魏晋时期，虽然全国局势动荡，但国都洛阳并未遭战乱破坏，出现了一个近100年相对安定的繁荣期。经济复苏，文化也随之兴盛，“三曹”、“建安七子”46、“竹林七贤”47和“金谷二十四友”48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文人，他们的名篇名作，结合前朝东汉的众多文学成就，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建安七子》画徐金星：有句话叫“汉魏文章半洛阳”，汉魏时期的天下文章，有一半都在洛阳。王鲁湘：而且这个地方的文人一出现，都是一窝一窝的，像蘑菇一样，一般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家族，比如曹氏父子三人，围绕在他们父子周边，有一个“建安七子”，这就是一个文人集团。然后“竹林七贤”又是一个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又是更大的文人集团。另外还有左思兄妹。徐金星：左思是当时的一个著名文人，他老家本来是山东的，后来他妹妹被晋武帝招到宫中做了妃子，全家就跟着来了。左思到洛阳一看，觉得洛阳城实在是了不起。王鲁湘：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乡里人进城一般。徐金星：他本来就很勤奋，也很有才华。到洛阳以后，他又接触了好多文人，增长了很多见闻，看到了很多书籍，所以他用了十年功夫来写《三都赋》49，因为当时刚刚统一。王鲁湘：三都就是他路上看过的三个都城。徐金星：他的《三都赋》写成之后，洛阳富豪之家竞相传抄，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让百姓逐步摆脱了多年的战乱之苦，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太康之治”。当时的国都洛阳，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有“天下无穷人”的说法。徐金星：西晋统一三国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比战乱时期富裕。尤其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这时的富豪非常多，竞相穷奢极欲，特别著名的就是王恺、石崇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晋武帝在背后支持他去和石崇斗富。比如有一次，王恺拿出一株珊瑚树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一见，就拿出铁如意把它打碎了。王恺很愤怒，说我这么一个宝贝你竟然打碎了。石崇说你这珊瑚树没啥了不起，于是给王恺拿出了三四棵，比他的还高大，让他随便挑。王鲁湘：可见石崇金谷园里头藏的珍宝已经赛过了皇宫，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偷偷从宫里拿东西交给王恺，让王恺拿着去和石崇斗富。最后王恺还是败在石崇手里了。徐金星：他实在是太富裕了。石崇斗富的故事在今天可以被当成一场笑谈，但在当时，就连皇帝本人都参与到这种攀比斗富之中，可见西晋的王公贵族们，生活是何等的骄奢淫逸。可能是天不怜见，就在司马氏的皇位还没有坐热的时候，一段中原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正悄悄来临。司马炎统治后期，生活极度奢靡腐败，后宫嫔妃竟多达万人。公元290年，他在洛阳驾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凶悍妒妇贾南风贾皇后把持朝政，导致皇族为争王位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这一阶段被称为“八王之乱”50，司马氏的统治由此走向衰落。不久，西晋便告灭亡，古都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此后，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成为了北方少数民族逐鹿的战场，直到鲜卑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洛阳城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四、北魏洛阳城北魏王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国都最初定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崇信佛教的他们在这里开凿了大气磅礴的云冈石窟，却无法阻挡北方柔然人的经常南侵。当时，幼年登基的孝文帝拓跋宏看到国都不断受到威胁，危如累卵，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国都迁往黄河南岸的洛阳。公元493年，他亲率大军和文武百官以进军南下，统一南北为名，迁都洛阳。这一举动，让这座饱受磨难的千年古都再次繁盛起来，并且其辉煌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北魏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建都的最后一个王朝，因而现存故城遗址的规模布局也基本为北魏所留。通过考古发掘，人们惊讶地发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较先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池显现了出来。徐金星：北魏人把原来汉魏晋的洛阳城放在中间，在四周又筑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了不得，综合书上记载和我们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个城东西十公里，南北十公里，总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近代之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都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重建洛阳的城池宫殿。为了树立他正统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取得中原汉族的支持，北魏的宫殿、宫城的规模与形制，基本沿用魏晋旧制。宫城正门称为阊阖门，宫中正殿称为太极殿，均是曹魏时期的旧称。公元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故城宫城的南端发现了一座保存尚好的大型城门遗址。当地的村民曾把这里称为“午门台”，它的北面正对着宫中正殿太极殿遗址，而南面则是已探明的御道“铜驼街”。各种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当时北魏王朝的宫城正门阊阖门。阊阖门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门”，古人用这个名字来象征帝王的威仪。从文献记载中得知，北魏阊阖门城楼高大，门外巨阙双立，巍峨壮观，是帝王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北魏洛阳城门复原图王鲁湘：看这城门很雄伟啊。有东阙台、西阙台、阙间广场。徐金星：阙边上有城墙连着门，门有三道。这上面有个很雄伟壮观的殿堂式城门楼子。王鲁湘：这其实就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午门也包括一个这样的广场，而且也是举行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典的场所。皇帝登基，接见四方朝贡，都在那个地方。它主要不是用于防御，它的礼仪性要大于防御性。这个城阙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进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假如没有这两个阙形成的阙间广场的这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帝王的威严就体现不出来。而人一进到这里，突然一夹一抱，三面全是高大的建筑，帝王的威严就体现出来了。徐金星：高大的殿堂式建筑，巍峨的双阙，加上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场，那是非常威严的，所以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显示帝王或者皇家的威严。王鲁湘：这是礼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意义。在阊阖门以北的宫殿遗址群内，考古发现的夯土台基多达二三十处。其中有一处台基，规模巨大，比附近地面高起约2米，而其位置就在阊阖门的正北。当地村民称这里为“朝王殿”，也就是传说中的“金銮殿”。经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北魏宫城中最为雄壮华丽的太极殿。王鲁湘：太极殿的遗址，就剩下这点土堆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泱泱帝国的中心啊。徐金星：对。王鲁湘：洛阳居天下之中，太极殿又居洛阳之中。从太极殿向南望去，正是阊阖门遗址，而阊阖门再向南，则是当年城中的御道铜驼街。这三处遗址由北向南串列在同一条直线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年设计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定已经有了城市中轴线的概念。王鲁湘：我一直在琢磨，这么大的一个都城在规划的时候，它一定有一条子午线。子午线要取南北两个坐标，然后把这条子午线联系起来，整个都城才能由此展开它的布局。所以我在想，这个子午线的北端应该是黄河的孟津渡口，南边应该对着一个山，是嵩山吗？徐金星：应该是嵩山的余脉。嵩山在洛阳稍微偏东南的方向，它有座余脉叫万安山。这个山正好有个很大的缺口叫大谷关，是洛阳八关正南边的关，它正对着那个关。王鲁湘：它是以万安山大谷关的关口作为南边的坐标点，然后过邙山取一个黄河的坐标点，就成了这条子午线。徐金星：一个城市形成中轴线，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是从汉魏故城开始的。你看西汉的长安城就没有中轴线。王鲁湘：对，它的宫城偏西北角。徐金星：从汉魏故城开始就逐渐地形成了中轴线：从宫城太极殿，向南穿过宫城的正门阊阖门，再向南走，穿过内城的正南门、宣阳门，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这应当是非常宏伟的，而且中轴线形成之后，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北宋的东京城，元明清的北京城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延伸。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王鲁湘：中轴线布局使都城有了一个对称、平衡且符合等级秩序的平面结构。因为有了中轴线，我们才能有尊卑之序，才能安排左和右的区别，才能实现《周礼·考工记》里头所设想的营建都城的理念。《周礼·考工记》中记载

人，群众反响十分热烈，害得徐总统、段督办也忍不住要秀一秀自己的口才，试试自己的魅力如何。在这些名人大开秀场作秀的同时，又传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新秩序，建议各国筹备巴黎和会。这个建议被各国采纳。一个是坏消息：一战结束后，那些爱欺负中国的列强又回来了。各国大使飞速回到中国，又飞速地跑去面见新总统，然后又毫不客气地在徐总统面前指手画脚地说：南北分裂严重破坏了和平稳定的商业环境和需求旺盛的消费市场，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商业利益，我们希望很快就能见到南北和平！恰巧支持段祺瑞的日本内阁也倒台了，新上台的内阁不敢得罪这些列强，也表示支持中国南北和平。既然如此，徐总统也就顺势登高一呼：南北双方停战议和！国家需要统一！人民需要统一！北京政府肯定是希望统一的，而南方军阀虽然未必希望统一，但也觉得停战总是好的，于是公开表示：谈和就谈和吧，看能不能谈得拢。南北双方各自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谈判专家团，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谈判。第一次南北和谈也在上海谈，这一次又在上海谈，为什么每次都在上海谈？一来因为上海租界多，列强利益集结，南北两方都控制不了，相对比较安全；二来上海的位置刚好处于南北的中间，路程远近差不多，比较公平。可是和谈一直谈到5月都没有谈下来，这实在是因为双方的条件都过于苛刻。北方要求南方裁军、军民分治，而南方则要求北方终止中日一切密约，废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而且还要撤掉北洋系统一些恶名昭著的督军。面对这种相对正义但是很难办到的要求，双方互不妥协。因此，双方一直找不到彼此都感兴趣的切入点，谈判就此陷入僵局。就在他们谈得无精打采时，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1919年1月1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的巴黎和会胜利开幕。这位仁兄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将是一次公开、公平以及和平的大会……不久后，我还要为人类的永久和平再加一道保险——组织国际联合会来维护世界公道。多么美好的愿望，多么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喊喊口号是可以的，玩假大空就不好了。喊一个切合实际的口号，以及喊出采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口号，那才是喊口号的意义所在。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威尔逊先生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在被邀之列，徐总统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大使顾维钧和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盛会。国人都热诚地期待着，希望能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凭借战胜国的地位一举废除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打消日本人对山东的罪恶企图。可惜，中国这个战胜国对分享战果的期待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中国没想着占战败国什么便宜，只想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但这也不行。因为让你参加“分赃大会”，已经是大哥们给足了你面子。日本早就通过利益交换摆平了几乎所有的战胜国，以支持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只有美国出于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于己不利，才为中国代表团说了几句话。日本人看见美国人想搞事，马上拿出了一份“证据”——这是一份合同，即当年段祺瑞为了换取“西原借款”，指使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签订的那份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几个大字。美国人一看“欣然同意”，其心理活动不外乎“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都赖你脑袋有毛病”，之后也就不再张口。靠天靠地靠朋友都不管用的时候，只能靠自己。但“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就算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因此，尽管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人极力反对，但反对无效。在日本人的“努力”下，巴黎和会的分赃收据——《凡尔赛和约》上清楚地写着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与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团都已在和约上签了字，现在就剩下中国没签，签字的截止日期是6月28日。远在中国的段督办出于“将黑锅扣给别人进行到底”的目的，发电报给陆征祥：你就签了吧，签完早点回国。段祺瑞本是打算再找一个替罪羊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民四条约》是袁世凯同意的，“欣然同意”是章宗祥签的，《凡尔赛和约》是陆征祥签的。日本人拿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都是别人干的事，关他何事。可惜陆总长也不傻，他不想也不敢当替罪羊。不但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天天围在他身边抗议，而且他也是看新闻的人，知道国人反对签字。陆总长在经历了数夜不眠的煎熬之后，终于作出决定：等等看，先这么拖着吧，反正离截止日期还有一个多月。可是，形势比人强，形势从来不等人。开端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林徽因的老爸）在既没有通报上级组织更没有获得中央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公布了巴黎和会的情况。国人之前的美好希望就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北京的同学们震惊了，震惊过后是愤怒，同学们觉得政府实在是太软弱、太无能，胜了都捍卫不了国家利益！1919年5月4日，以北大为首的十余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会集天安门，示威游行。口号是前一天想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目的地也是前一天想好的——东交民巷的诸列强使馆。同学们打算向列强大使递交陈词，跟他们讲讲道理，说服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站出来主持公道，此所谓外争国权。游行队伍在总指挥傅斯年（北大学生会领袖、未来的大学者）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东交民巷，开到大使馆附近时，被军警阻止。军警给出的理由是：此处不准中国人走进。他们的依据来自《辛丑条约》：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同学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经反复交涉，军警同意少量学生代表进入使馆区交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同学们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除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接受了学生代表陈词应付了事之外，其他列强连接受陈词的兴趣都没有。虽说“外争国权”受阻，学子们情绪十分激动，但尚属克制当中，没有发生什么扔板砖、扔臭鸡蛋、与防暴警察冲突的事情，完全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就在游行队伍进退两难的时候，忽听队伍之中有人高喊道：我们去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吧！大部分同学都十分赞同这个不知名的声音——“外争国权”已然失败，自然轮到“内惩国贼”！曹汝霖即刻成为学生宣泄愤怒的对象，而段祺瑞这个“西原借款”货真价实的主使者，居然无人问津。只知道找跑腿的小弟撒气，却不知道找背后主谋算账，看来同学们都很单纯。当天下午四点多，游行队伍到达北京长安街东北角附近的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就在那儿。待同学们冲进曹宅时，发现屋中有一名中年男子。这肯定就是男主人曹汝霖了！同学们当即群起而攻之，冲上去就是一阵痛殴：曹贼，叫你不爱国，今天学生爷爷们教你如何爱国！一边揍，一边骂。突然有人听见那个快咽气的家伙说自己不是曹汝霖。打错了？其实也没有打错，这个家伙解释说自己是过来串门的章宗祥。那也该打。同学们很郁闷，闹了半天，才知道曹汝霖事先听到风声躲起来了。居然让姓曹的躲过一劫，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于是同学们一把大火点燃了曹宅，没想到北京5月的风是相当的大，风助火势，火越来越大，不仅烧掉了赵家楼半条胡同，也照亮了中国现代史幽暗的前夜！同学们采取打人放火这种暴力行为虽不值得提倡，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让大家都是愤怒青年呢？碰到这种事情，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包括跻身在人群中的张国焘、邓中夏、闻一多和朱自清。然而，现在行动的性质变了，打人放火，不再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因而有几十名同学被赶过来的警察逮捕。同学们被捕后，北大校长蔡元培立刻展开行动，组团（“校长团”）营救学生。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开端。不过，究竟是谁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烈火，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当时在现场的诸人中，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匡互生放的第一把火，也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名同学俞劲放的第一把火。但有趣的是，当事人匡互生、俞劲都矢口否认。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一文中根本没有一字提到是自己放的第一把火，而俞劲更是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一文中将“火烧赵家楼第一人”的荣誉颁给了匡互生。他们是在谦虚吗？还是大家都搞错了，根本就不是他们放的火？在这种无人站出来领功的情况下，有人说北京大学的梅思平才是真正放第一把火的人。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大靠谱，因为梅思平后来的行为很难证明他身上存在那种正义感。十几年之后，梅思平自告奋勇地做了日本人的组织部长，而“卖国贼”曹汝霖却义正词严地拒绝帮日本人干活。看来时间才是最公正无私的，只有历经时光流逝仍然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不朽。而人品这个东西，也唯有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才能作数。话又说回来，究竟是谁放的第一把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把火燃烧的是热！是力！是光！是青春！是理想！高潮在北京的示范下，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地都陆续爆发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民抵制日货的运动。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还有一些像梁启超这样的在野人士也站出来支持运动。这场如火如荼、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如此成功，确实要归功于光明的那一面：先锋队——爱国学生和主力军——工人阶级的积极努力。但是，成功也离不开另一面——光明的反面。在光明的反面里打拼的“爱国英雄”是直系。直系如此做的原因，并非是被同学们的爱国之举所感动，因为他们并不是单纯的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美日不合。之前提过，直系背后的老大是美国，而美日在中国有利益之争，一直矛盾重重。因此美国决定利用国人的反日情绪推波助澜，浑水摸鱼，尽可能搞垮日本支持的皖系，为直系铺路，扶持直系上台，进而保障自己在中国的权益。于是，美国煽风点火，出钱出枪，指挥直系从五四运动中渔利。直系既能捞到好处，又能让皖系不好过，何乐而不为？在冯国璋先生的示意下，金牌搭档曹锟和吴佩孚先生亲自上阵，发出了两声特别高亢、特别激烈的呐喊：第一声：赶紧放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第二声：不准签字——“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有直系勇敢地跳出来和段祺瑞先生大唱反调做后盾，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国队伍。段祺瑞和徐世昌本想给爱国学生和工人阶级来些硬的，可面对直系的压力，两人没硬起来。迫不得已之下，段祺瑞和徐总统被迫答应爱国群众的心声。其一，撤掉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曹汝霖当时是交通总长，是段祺瑞麾下掌管铁路、银行的经济领袖，他的失业下岗算是让皖系和直系本就难以调和的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其二，下令陆征祥从缓签字。这一点打了折扣，因为从缓签字并不是拒绝签字。好在国内的局势和中国留学生的强力反对吓倒了陆征祥，他终于鼓足勇气，在6月28日那天当着日本等国的面拒绝签字。中国因此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战胜国。伟哉，我们中华民族就需要这种骨气，中国的土地可以占领而不可以赠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躁动的1919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个人无意间地走红了，他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和吴樾分头行动之后，遵守约定，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反清大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经的岳王会二把手柏文蔚成为安徽都督，于是陈独秀这位过去的大哥跑去投靠了曾经的小弟柏文蔚，担任安徽省秘书长。随后跟着柏文蔚参加“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这时陈独秀才发现，要想成功救国，与其靠少数人的武勇和简单的暴力，远不如开启民智以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战斗。于是他在1915年年底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新青年》。一年多以后的春天，也就是1917年春，陈独秀来到好友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当了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可他专心做的事业还是那本杂志《新青年》，带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帮得力干将，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还教大家使用白话文。等到五四运动时，陈独秀为了民主与科学，又拿出了当年的侠客风范，豁出命去搏了一次。他到处散发传单说：政府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请求，那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自己直接动手从根本上改造政府！赤裸裸地威胁政府，这不是造反是什么？造反岂能不蹲监狱，于是陈独秀立即被抓进监狱。好在后来吴佩孚逼迫北京政府释放被捕人士，陈独秀又被放了出来。就跟孙中山和汪精卫一样，一进一出，陈独秀的名气疯狂增长，成了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连毛泽东他老人家后来都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由于陈独秀的工作卓有成效，名望越来越高，以至于他有了一大群“粉丝”。在他的“粉丝”队伍中，有一个大牌“粉丝”——从粤军辞职的蒋介石。蒋介石离开粤军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提升自我修养上。因此，给自己充电是蒋介石面临的重大课题。至于充电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寻找救国真理和研究决定社会发展变革的经济学。而当时最火暴的“新思潮”代表刊物《新青年》以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都是他的精神食粮。这可不是瞎扯，蒋介石的日记中到处充斥着“看《新青年》”、“看《马克思学说》”等字眼。蒋介石大概不会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有一个管理员，也在仔细研究《新青年》和《马克思学说》。此人就是他未来的对手毛泽东。辛亥革命之后退伍的毛泽东，随后几年几乎一直在湖南求学。直至1918年，他才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来到北大半工半读。正是在北京，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坠入了爱河今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马克思主义。……1919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发生在这一年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时代。这些19世纪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长于袁世凯废除科举后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即便接受过旧式教育，也乐于睁眼看世界，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身自由，敢于挑战权威。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怀有雄心壮志，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向西方探寻真理，却没有失去中国士大夫数千年来为家国天下不惜舍生取义的精神风骨与血脉传承。在这个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时代，在这个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国家民族争取利益的时代，他们走出校园来到街头，为求真理，奋勇抗争；他们跋山涉水来到彩云之南，于艰难困苦中书声依旧，于烽火连天里薪继火传，缔造西南联大的传奇；他们弃笔从戎踏上抗战之路，筚路蓝缕，血洒疆场，却一往无前。民族复兴的道路从他们脚下起步。士大夫精神的光芒在他们身上放射得灿烂夺目，冠绝当代，映照千古！第六章直皖大战烽烟起

渐渐成形的粤军

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汉魏故城内城北墙遗址王鲁湘：徐先生，这应该是内城的北墙。徐金星42：对。现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城墙，一般的地面上保存有一到两米。这个北墙，尤其是东北角那一段，保存得最好，大概有六七米高的样子。王鲁湘：从这个墙向南，可以看到宫邸万重次第开；向北呢，可以看到邙山春夏秋冬的各种自然风景。徐金星：好多外国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城墙，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撼——他们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王鲁湘：而且是一座由人工设计规划的庞大城市。一千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那真的是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一个都城，现在全部化为了农田。徐金星：所以司马光在路过这个城的时候，就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那样无限深深的感慨。王鲁湘：古今兴亡之事，就这汉魏洛阳故城了。徐金星：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使用汉魏故城作为都城。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这个都城了。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如果从它的中期算的话，算到北魏是五世纪，那就是距离现在1400多年了。说它是千年古城，是没有问题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营建洛邑的，正是周武王本人。初得天下的他为了能有效统治中原大地，曾计划在夏商两朝的旧都洛阳兴建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可惜武王第二年不幸病逝，这一遗愿便交给了其子成王和辅政的周公。此后几年中，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占卜和兴建，洛邑便在周公的主持下宣告建成。那么，西周初年营建的这个洛邑，是否就是汉魏洛阳城的前身呢？王鲁湘：我们说“周公营洛邑”，他在洛阳这个地方建了两个城对吧，一个是王城，还有一个叫成周。徐金星：周公营建洛邑，这个已经是定论。当时营建洛邑是营建了两座城还是一座城，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是两座城。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在汉魏故城那儿发现了西周的城，但是年代上只能推到西周中期，它是不是西周初期周公营造的城，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学者以为，应该是周公初年营建的城。王鲁湘：总而言之，在汉魏洛阳故城我们已经发掘到了周的城墙。徐金星：对，现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魏洛阳故城的创建之始。洛邑两座城池建成之后，周成王亲临这里举行落成典礼，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入王城太庙。从此，王城便作为天子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的所在，而位于东边的成周城则作为军事重镇，迁入被征服的殷商大小贵族，并镇以成周八师，以防不虞。王鲁湘：周灭了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成了周的国民，但是这部分国民并不太服从周政权，被叫做顽民。这些顽民你又不能杀了他，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安置了，据说就是安置在这个城里头。徐金星：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啥疑问了。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安排在成周，应该就是汉魏故城这儿，然后还给他们训话：你们的祖上怎么怎么不好，你们的国亡了，现在迁到洛阳来，你们要好好劳动、好好干活等等。这些不服周的殷商顽民，以前基本是王公贵族，从未参加过劳动，但是这些人也自有一番生存之道。他们在商立国之前，已经很会做生意了。后来国家亡了，他们还是喜欢做生意，后来这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王鲁湘：对，我们现在常说商业、商人这些词，这个“商”本来是商民族、商国、商朝，结果变成现在组织货物流通、交易的专业术语了。徐金星：因为周代就是两都制了，因而有这样的传说，当时这些人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洛阳，来往于东西做买卖，所以“买东西”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周公营建洛邑大约五百年后，东周的周敬王在公元前516年将国都从原来的王城迁至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从此正式成为国家都城。上世纪初，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北部，一个叫做金村的村庄附近，一大批精美至极的东周时期文物惊现于世，证明了这里曾是具有显赫地位的东周帝都。王鲁湘：中国搞考古的、收藏的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金村啊，这里出土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极品。徐金星：对。大墓的位置大概就在村的东部这一块。上世纪的1928年，这地方下大雨，有个地方被冲塌了。王鲁湘：墓地陷下去了。徐金星：是的，陷下去以后就发现古墓了。当时河南省会在开封，开封有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怀履光43，他得到消息就赶来了。到这以后呢，他就组织当地村民大规模地盗墓，搭棚立灶，盗了好多年，一共盗了八座大墓。然后用马车装到洛阳东站，转运到上海，大部分文物都因此被盗往国外了，国内存的很少。王鲁湘：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博物馆里头都有金村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出土地不太清楚，由于精美程度很高，就被疑是出自金村的。我看到有些刊物是这样说的。徐金星：这个墓出土的文物非常非常精美，好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对这个墓的时代无法确定。后来唐兰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东周大墓，他的说法逐渐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东周大墓，因为洛阳在东周时做过国都，那时的几个王应该埋在这里。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创建，直到隋炀帝另建隋唐洛阳城，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岁月风霜，它的几度兴废也见证了周秦汉魏的王朝更迭。作为古代“天下之中”，兵家必争之所，这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也随着统治者的改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现存汉魏故城的勘测，人们发现，除外郭墙建于北魏之外，内城墙和宫墙遗址的规模和形制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修缮或者增筑而成的。考古勘测表明，最早修建的西周夯土城墙位于现在内城的中心，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3公里，基本呈方形。从勘测图上不难发现，这座方城是以后历朝历代扩建增筑的一个基础。徐金星：西周方城向北扩展以后，便是当时的东周城了。王鲁湘：就是由方一点的城变成一个长方一点的城了。徐金星：对了，稍微长方一点。这是第一次扩建。然后到了秦始皇秦代的时候，吕不韦封在洛阳，他又向南面扩，这样又更长一点了，形成了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九六城”。历史上称它为“九六城”，这个基本上成定制了。王鲁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拍，而且每一个朝代建城的城郭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故城像一棵树一样，有一个生长的年轮。这个年轮最里头的那个小圈，就是当时西周建的那个城，后面再一圈就是汉魏晋，最后到北魏，就是大的那一圈了。徐金星：这个城啊，沿革时间之长和沿革之复杂都是非常罕见的，比起其他城来说，它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意义。秦代，吕不韦将洛阳扩建为“九六城”之后，这座城市的规模基本形成。此后西汉、东汉、曹魏、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基本都是在该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改变的只是城中建筑和宫殿的布局。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在国都的选定问题上，长安并不是汉高祖最初的选择。徐金星：刘邦说，天下我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好，所谓“吾行天下多也，唯见洛阳”。他本来就想把国都定在这的，后来有一个和张良齐名的著名谋士娄敬，建议把国都迁到关中去，不宜在这儿。王鲁湘：据说娄敬给刘邦献三策，其中一策就是一定要定都到长安去。徐金星：虽然他把国都迁走了，但洛阳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人研究了，西汉当时洛阳的人口比长安多八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人口多就证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达。后来到了东汉，干脆就把这儿做国都了。二、东汉洛阳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九六城”中大兴土木，起高庙，建社稷，修宫室。汉魏洛阳城迎来了它第一个辉煌的高峰。有记载说，城中各种殿堂楼阁遍布，宫殿之间有架空的飞阁相连，远在40多里外的偃师都能望见，足见这座东汉紫禁城的壮丽恢宏。刑徒墓地徐金星：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对洛阳进行建设，到他的儿子汉明帝的时候，国家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了，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原来的洛阳城以南宫为主，即以南边为都城的重心。自汉明帝开始营建北宫，由此出现了南北两宫并重的局面。再后来，便以北宫为主，到北魏的时候，就只有北宫，南宫荒废了。中国都城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隋唐的洛阳城，宋的洛阳城和元明清的洛阳城，都把都城的重心放在了北边。王鲁湘：今天汉魏故城内城遗址的正南偏西方向，有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让人惊骇的是，行经这条路沟的村民和路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现人的遗骨残骸，当地老乡因而把这里称为“骷髅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掘后得知，这大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埋葬了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古代刑徒从事着修筑城池宫殿、建造陵墓、开渠挖河、修路架桥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牛马不如，很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而且往往是全国征发，数量巨大，动辄十万、数十万。所以，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让人们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洛阳城，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修建了当年那些恢宏的宫殿。东汉刑徒墓地墓砖1964年，刑徒墓地的一角被发掘开，在不到两千平米的范围内，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22座刑徒墓坑。根据专家对骨骸的观察分析，绝大多数属青壮年男性。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部分还有骨折和残留的刀痕，可见当年的劳作是怎样的繁重和苛酷。值得安慰的是，人们还在部分墓坑中发现了刻有简明铭文的墓砖，上面有一些死亡刑徒的信息，算是给了这些死者一个交代。张玉芳44：这个砖上写着“右部无任，乐安博昌”，“乐安博昌”是他家的地名。“永初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物故”，是说他的死亡日期，物故就是死的意思。王鲁湘：反正就是累死的吧。张玉芳：差不多。根据考古发掘推测，他们死后埋葬时，都是一排一排地被埋到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坑，正好把人装下去。王鲁湘：然后这个砖就压在他的尸身上头？张玉芳：一般都是在胸部或在侧面，等于是给死者留了一块石头作纪念。王鲁湘：可以说，汉魏故城主要的筑城劳动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刑徒。张玉芳：对，就跟现在差不多，相当于给政府白干。王鲁湘：从这些墓葬砖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啊。张玉芳：这是一种见证：第一，汉魏故城是劳动人民修建的；第二，当时的工程非常艰苦，那么多人修了那么多年，不停地修，才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东西。王鲁湘：汉魏故城确实是一座最伟大的东方之城，可是实际上是建在很多刑徒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所以有人说，古代充满了阶级斗争什么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玉芳：对，这就是阶级压迫的见证。当年发掘刑徒墓地时，正值“文革”前夕，于是这些累累白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控诉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典型罪证。此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和比对，人们逐渐了解到刑徒砖上铭文的含义。“左部”或“右部”是刑徒所属的管理机构，“无任”或“五任”是指刑徒是否掌握有技能，而其后的郡县名称则是刑徒来洛阳之前所属狱所的地名。此外，“髡钳”、“鬼薪”等4种名称均为刑徒所负的刑名，以髡钳最高，是五年刑。最后就是刑徒姓名和死亡日期。东汉太学熹平石经刘秀在位期间，除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城池宫殿，还在城南的洛河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学和被称为“三雍”的三座皇家礼制建筑，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久负盛名。时至今日，虽然洛河早已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部分遗址，但在汉魏洛阳故城之中，仍有一处名为太学的村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太学村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刻有经文的石碑残块，经确认，这些就是文献记载中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他们都曾立于太学之中，供天下学子观览临摹。王鲁湘：徐老师，太学里还有外国留学生，是吧？徐金星：有啊。太学规模大的时候，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到流沙。新疆那时候叫西域，也有学生到这里来，还有高丽的。王鲁湘：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学生？徐金星：书上记载说，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余人。王鲁湘：三万余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到一起也就是两万余人。徐金星：东汉太学的学生，超过世界上很多名牌大学。王鲁湘：那时候太学里头主要设置什么课程？徐金星：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经典，为政府培养儒家的治国人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全国文史方面的大家都集中在这，都在这学习或者在这当老师。像班固的父亲班彪就在这儿教书，培养了好多学生。王鲁湘：蔡邕呢？徐金星：蔡邕也跟太学有关系。当时各种经书的版本不一致，蔡邕他们几个人上书，把儒家的经本校勘、统一后就刻上石碑，立在太学的讲堂前。那个石碑就是蔡邕写的，蔡邕的书法相当好。王鲁湘：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吧，是熹平年间搞的，相当于国家颁布的标准版本。当时天下仕子都到这里来抄。徐金星：抄的人非常多。书上记载说，车马都把道路填塞了。有些人家专门为这些从外地来抄书、上学的学生提供食宿，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旅馆业。王鲁湘：就是由于抄石经，在这个太学的周围产生了一批第三产业。天文观测台东汉灵台遗址东汉时期，在太学的一旁，

男投诚的事情说明，齐、楚两国互相较劲，楚国实力强横，直接威胁中原，而齐国身处山东，鞭长莫及，使得楚国人掌握了战略优势。靠近楚国的中原各国，均因楚国的直接威胁而摇摆不定，更倾向于投靠楚国。这种倾向，在楚国与周王室发生亲密接触之后，很明显地有了扩大的趋势。既然楚国不是所谓的蛮夷之邦，而且有周天子的支持与承认，投靠楚国和投靠齐国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公元前653年春天，齐桓公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对外宣称的理由仍是追究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的责任，实际上是在与楚国争夺郑国这一战略要地，试图遏制楚国近年来的扩张趋势。对于齐桓公来说，输掉蔡国和许国尤可接受，如果再输掉郑国，则楚成王不只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出中原，更可以将天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到那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恐怕不是他齐桓公，而是楚成王了。因此，他输不起郑国。面对齐国的进攻，郑国大夫孔叔劝郑文公和谈：“俗话说，没有争强好胜之意，屈服于人又有何妨？以郑国现在的情况，想强大又强大不了，俯身事人又于心不甘，高不成，低不就，是亡国的征兆。请您放下架子，向齐侯屈服，以挽救郑国。”郑文公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应付道：“我知道齐侯是为何而来，你不要太着急，我自有应对之策。”孔叔急得直跺脚，“救兵如救火，齐侯可不会等你。”郑文公一直拖到夏天，才拿出他所谓的应对之策：将责任推到申侯身上，把申侯杀了，以取悦齐桓公。当年申侯为了讨好齐桓公而陷害辕涛涂，现在也算是遭到了报应。既然郑文公认错了，又找了申侯当替罪羊，齐桓公如果继续打下去，很有可能将郑国彻底推到楚国那边。因此，他暂时停止了讨伐郑国，转而在宁母召开诸侯大会。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管仲这次还搞出了点新意：给与会代表发纪念品。他对齐桓公说：“即使对待郑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我们也还是要以礼相待，以德服人。做事情不离德和礼，就没人不感念咱们的好处了。”齐桓公深以为然，叫人准备了一批齐国的特产，送给参加会议的诸侯和随行人员。郑文公派了大子华来参加会议。当然，用《左传》的说法，大子华是来“听命于会”，也就是作为列席代表，前来听从齐桓公对郑国的发落的。可想而知，大子华这个差使一点也不风光，甚至带有屈辱性。但是，相对于郑文公的自作聪明，大子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到宁母，就主动找到齐桓公，要求汇报思想。“郑国之所以背叛齐国，是因为大夫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把持政局所致。如果君侯您替郑国除掉这几个人，我保证郑国将像齐国的内臣一样听命于您，这对您来说，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呀。”这几句话绝不是郑文公要大子华说的。大子华为什么会这么奴颜婢膝地讨好齐桓公呢？《左传》没有记载，但《史记》上说，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以此推测，大概是与大子华在郑国的大子地位受到威胁有关。显然，他希望借助齐桓公的力量来达到稳定自己地位的目的。回顾郑国的历史，郑庄公天下奸雄，纵横河洛；郑厉公桀骜不驯，狭处求生；郑文公有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到了大子华，为了讨好强权势力，不惜吃里扒外，陷害自己的大臣。用九斤老太的话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齐桓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在郑国内部扶持自己代理人的绝好机会，便想答应大子华的请求。事情给管仲知道了，当即表示反对，他对齐桓公说：“您本来是以礼义诚信对待诸侯，到头来却又以奸佞欺诈告终，始善终乱，恐怕不太好吧？父子无欺，乃人之常伦，叫做礼义；恪守君命，是为臣的根本，叫做诚信。现在郑大子华跑到您这里来挑拨离间，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尽到为臣的责任，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吗？”齐桓公只想着稳定自己的霸主地位，争辩道：“我们率领诸侯讨伐郑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郑国内部有矛盾，正好让我们钻空子，有什么不好？”“好是好，可您得想想，在郑国这件事上，我们如果以德服人，义正辞严地对其背叛行为进行批评，郑伯若死不悔改，我们再去讨伐他，可谓名正言顺。但倘若中了大子华的圈套，他反倒理直气壮了，还指望他怕我们？我们把诸侯叫到一起来，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提升齐国的威望，如果与大子华为伍，各国的史官会怎么记载这件事？后人会怎么说我们？您最好不要听信大子华的小人之言，这个人身为郑国的大子，却想借重外国势力来砍自己的手脚，必定没有好下场。再说了，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这样的良臣主政，我们就是想离间，也离间不了。”管仲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齐桓公，但是在这番话里，很明显听得出他对齐桓公的提醒：“做人要厚道！”齐桓公顺从了管仲的意见，拒绝了大子华的“好意”。这事传到郑文公的耳朵里，引起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他从此不再信任大子华，同时也为九年之后他杀死大子华埋下了伏笔；二是立刻派人跑到齐桓公那里认错，请求重新回到齐桓公领导下的国际大家庭。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这次总算找着了北。同年冬天，齐桓公收获了首止之会的政治成果：周惠王驾崩了。大子郑即位为王，就是历史上的周襄王。由于在当大子的时候，险些被弟弟王子带取而代之，给周襄王的心理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直到即位当了天子，周襄王仍然对自己能不能平安接班表示怀疑。想到齐桓公对自己的照顾，同时也是考虑到齐桓公的实力，他走了一步很稳妥的棋：先不给周惠王正式发丧，而是派使者到齐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桓公，请他来主持公道。这事齐桓公当然乐意干。第二年春天，他再一次发出会盟令，在曹国的洮地举行诸侯大会，并请周襄王派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团结在以天子为核心的王室周围，促进中原各国的合作与发展。郑文公这次可积极了，虽然与会代表的名单上没有他，他还是主动跑到洮地去找齐桓公，要求列席会议。对此，鲁国的史官很不屑地记载：“郑伯乞盟。”有了洮地会盟的成果，周襄王终于挺起了腰杆，正式向各国发布了周惠王的死讯。公元前651年夏天，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派宰孔参加会议，并赐给齐桓公祭肉。前面说过，异姓诸侯分得王室的祭肉，是很高规格的礼遇。只不过在此之前，楚成王已经捷足先登，在周惠王那里获得过祭肉，使得齐桓公这次接受祭肉，有些黯然失色了。但是齐桓公还得装作十分感动的样子，颤颤巍巍就要下拜，宰孔说：“别慌！天子还有交代，伯舅（天子称齐桓公为伯舅）年纪这么大，还为了王室事务操劳，赐加待遇一级，不用下拜。”齐桓公十分感动，泪流满面地说：“天子威严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小白哪里敢不下拜呢？”于是在堂下下拜，再登堂接受祭肉。这次大会足足开了两个月。到了秋天，终于形成了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葵丘盟约。据《孟子》记载，葵丘盟约主要有五条内容：第一条，不得废除已立的大子，不得立妾为妻，严惩不孝之子；第二条，尊重人才，加强教育，弘扬美德；第三条，尊老爱幼，不得怠慢各国之间往来的使节和旅人；第四条，不得独断专行，杀戮大夫；第五条，不得筑堤拦水，妨害下游国家；不得阻碍诸侯国之间的粮食流通；不得私自分封土地，而不告知各国。这些条款已经颇具现代国际公约的味道了。各国除了签订葵丘盟约，还发表了葵丘宣言：“凡我同盟之人，盟誓之后，言归于好。”葵丘会盟是齐桓公霸业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说是齐桓公一生辉煌的顶点。然而，就在一片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晋献公本来也打算前来参加大会，在路上遇到了提前回国的王室代表宰孔。宰孔听说他要去赴会，撇撇嘴说：“有什么好去的？齐侯这个人根本就不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就喜欢动刀动枪，一下子攻打山戎，一下子又攻打楚国，尽做些得罪人的事。您呐，还是回您的晋国去，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不要跑来跑去，瞎掺和。”晋献公听了他这番不负责任的话，半路开溜回晋国去了。【晋惠公是个大忽悠】晋献公听了宰孔的话，没有参加葵丘之会，中途回去了。但他始终有些惴惴不安，再加上本来就有病，回国不久，便卧床不起，于当年冬天去世了。去世前，晋献公把大夫荀息召进宫，向他表达了“托孤”的愿望。自从公元前656年大子申生遭陷害自杀，公子重耳、夷吾相继逃亡，骊姬的儿子奚奇便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晋国的大子。而荀息是奚奇的师傅，用后世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太傅”或者“太子太保”吧。这一年奚奇才十一岁，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君将老而大子尚幼，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年幼的大子一旦即位为君，很快便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但守不住君位，而且很难保全性命。当年鲁庄公将大子般委托给季友这样持重可靠的人照顾，尚且被庆父钻了空子，便是典型的案例。毫不夸张地讲，将一个未成年人推上君主的宝座，好比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在朝夕之间。相对明智的君主会选择让自己的兄弟或年龄比较大的儿子即位，同时约定，等年幼的大子长大成人之后，再将君位还给他。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宋宣公临死的时候，大子与夷年龄尚幼，他便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宋穆公，并将与夷交给宋穆公照顾；等到宋穆公将死，果然如约将君位传回给与夷，而且主动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出居郑国，以避免出现继承权纠纷。这在当年是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但是，在晋献公家里，这种安排肯定不能获得通过。想想看，骊姬处心积虑将申生、重耳、夷吾这些眼中钉拔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让自己的儿子奚奇坐上这把尊贵的电刑椅，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她怎么可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呢？当时晋献公躺在病榻上，握着荀息的手，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将奚奇这个幼稚的孩子托付给您，大夫您将如何对待他？”荀息稽首而对：“臣将竭尽全力，为大子奉献自己的忠贞。如果能够济事，是主公您在天之灵保佑；如果无济于事，臣将以死相谢。”这样的回答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怪。尤其是听到荀息说出个“死”字，站在一旁的骊姬心里猛地跳了一下。“什么样的忠贞呢？”晋献公又问道。“但凡对公室有利的事情，臣只要得知，都会尽心去做，就是忠；恭送逝去的主公，服侍现今的君主，均无猜疑，就是贞。”晋国进攻虢国的时候，荀息的计谋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看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荀息的脑袋瓜有点进水了。保护奚奇，需要的不是忠贞，而是权谋。听了荀息的回答，晋献公沉默了片刻，突然又若有所思地问：“重耳和夷吾怎么样了？”荀息愣了一下，回答说：“两位公子现在国外，想必都过得还好。”他心里暗自感叹，到底是父子情深，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了这两个儿子。晋献公听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已经说不出话了。荀息没有领会晋献公的意思，骊姬在一旁却领会了：晋献公死后，能够给奚奇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远在国外的重耳和夷吾啊。晋献公担心的事情比预想中来得还快。他的遗体还停在灵堂里，大夫里克、丕郑就开始谋划迎立公子重耳回国为君的事了。他们找到荀息说：“骊姬为祸公室，陷害已故大子申生，逼迫公子重耳和夷吾流亡国外，众臣早就有看法，现在拥戴三位公子的人将要有所行动，而且有秦国作为外援，您打算怎么办？”看到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策划政变，荀息心里隐隐感到一丝悲凉，他木然地说：“那我只有以死保护幼主了。”里克说：“您这又是何苦呢？就算您拼死抵抗，也于事无补，请您顺应天理民心，不要做傻事。”荀息叹道：“我既然答应先君以死护卫幼主，就不会对他三心二意，二位有什么办法让我既履行自己的诺言，又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我也知道公子重耳回国是民心所向，就算我死了，也阻挡不了大势所趋，但我又如何能逃避这件事呢？你们都是有原则的人，品德不比我差。你们长久以来忍辱负重，不肯背叛三位公子，我怎么能够背叛幼主？”从荀息这番话来看，他早知道辅佐奚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他既然接受了晋献公的嘱托，就必须遵照自己的诺言尽心尽力保护奚奇。当时他在晋献公面前说“以死相谢”的时候，心里面想必已经知道这一结果了吧。一个月之后，里克派人在晋献公的灵堂将守孝的奚奇杀死。同在灵堂的骊姬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发生，她想替奚奇挡过那一剑，可是腿还没迈开来，过度的惊吓已经使得她晕厥过去。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只看见闻讯赶来的荀息伏在奚奇的尸体上大哭。当年她处心积虑陷害大子申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她没有想到，在某些时候，卑鄙也会成为卑鄙者的墓志铭。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诗来形容她也许很合适：“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荀息跪在地上哭了一阵，拔出随身所佩之剑便欲自杀，被旁边的人死死拉住。这时骊姬也回过神来了，她神色凛然地走到荀息跟前，说：“您不能死。”白发苍苍的荀息老泪纵横，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位美丽的女人。“奚奇虽死，但我们还有卓子，请您奉卓子为君。”前面说过，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奚奇，而她的妹妹为晋献公生了卓子。如果立卓子为君的话，骊姬不但从感情上能够接受，在实际操作上也便于控制。但是她至今没有醒悟过来，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又将一个九岁的小孩推上了电刑椅。荀息听从了骊姬的建议，立卓子为君，并抓紧时间为晋献公举行了葬礼，好尽快为卓子举办即位仪式。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历史重演，里克公然在朝中刺杀了卓子。这次荀息甚至来不及自杀。他挺身而出，与凶手搏斗，也被刺死在朝堂之上。《左传》评价荀息，借用了这样的诗句：“白玉之玷，尚可磨也；其言之玷，不可为也（白玉如果有瑕，还可以磨去；人言如果有瑕，就没办法了）。”后世有人认为，这是在说荀息不能及时劝阻里克、丕郑的行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有人认为，这是说荀息在接受托孤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晋国人怀念申生和重耳，奚奇如果当上国君，必死无疑，但他没有及时劝谏晋献公让重耳回国来主政，而是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托孤，没有尽到进言的义务，结果导致奚奇和卓子的相继死亡，责任重大。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和当年齐国人杀死公孙无知导致的结果一样，里克杀死奚奇和卓子造成了晋国的权力真空，晋国朝野都盼望一个有能力的君主来主持大局，以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流亡在外的两位公子，重耳和夷吾成为大伙关注的焦点。关于重耳和夷吾，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当年晋献公听了二五的馋言，令重耳和夷吾分别镇守蒲城与屈城，又派大司空士蒍为他们分别加高蒲城与屈城的城墙。士蒍监工不力，工人偷懒把柴火棍子塞到泥巴里，工作是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城墙筑得一点也不牢靠。重耳对此不以为意，而夷吾却抓着这件事大做文章，并且告到晋献公那里。晋献公于是命夷吾去责问士蒍，士蒍慢慢地站起来，昂首阔立，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患必定因悲伤而生；没有战争而筑城，必定为内乱创造条件。现在国家太平，没有战乱，无缘无故加筑城墙，难道是守城将领有逆反之心，故以此防范国君的讨伐？所以，我如果认认真真完成任务，是对国君不忠；放任工人们弄虚作假吧，则是对国君的命令不敬，事情实在很难办啊！”这一番话使得夷吾哑口无言。从夷吾那里出来，士蒍摇着头作了一首诗：“一国三公，吾谁是从（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人，真是让人无所适从啊）？”后来骊姬陷害大子申生，祸及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派寺人披（宦官，名叫披）带领军队讨伐重耳所在的蒲城，重耳对手下人说：“君父的命令不可抗，谁敢抵抗就

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蒋记王朝第七章决裂

中东铁路

分道北伐

“马日事变”

临其境，不然难以想象这究竟是什么滋味。仗打到这还不算完，更猛的还在后面，随后袁崇焕命人用芦花、棉被装裹火药，以“缚柴浇油，并掺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这种东西叫“万人敌”。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剧烈燃烧，随风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打滚也无济于事。在“万人敌”的燃烧下，后金工兵全军覆没。努尔哈赤见困难太大，于是转攻南城，后金弓箭手对城头射箭，南城守军死了三分之一以上。危急关头，袁崇焕赶到南城。明军除大炮、万人敌、火枪、火球外，凡是能点燃的都往下扔。据明军塘报记载，明军拉出了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甩到城下来攻击爬墙的敌军。铁索所过之处，传来后金军的声声惨叫，后金军在熊熊烈火中永生了，尸体堆满了城下，却未能前进一步。正月二十四日的宁远之战就这样结束了。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继续下令攻城，城上袁崇焕继续下令开炮，这天后金军可是不敢像昨天那样玩命了，后金军畏葸不前，他们一面抢走城下的同胞尸体，一面胆战心惊地攻城。尽管努尔哈赤不断变换打法，环城寻找着薄弱处，但宁远就像铜墙铁壁，城上的明军个个都像超人一样。努尔哈赤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他搞不清究竟是自己老了，还是自己的兵弱了。据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就在努尔哈赤纠结之时，他被红夷大炮炸伤，遂下令停止攻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结束。战后袁崇焕乘胜派兵收复右屯、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连山，此番努尔哈赤寸土未得。七个月后，努尔哈赤驾崩，关于努尔哈赤是否在此战中被红夷大炮炸成重伤，努尔哈赤之死是否与此战有关等问题，我们后面再揭晓答案，咱们先看这场战役本身的一系列谜团。“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西风一夜来羌管，平沙一望胡骑满。投鞭已看河断流，靴尖更笑城如卵。城中士庶惊且啼，孤城围合归路迷。谁提一旅救水火，引领空自瞻云霓。纠纠守臣猛如虎，莫嫌文士不解武。手提长剑倚层楼，指点三军发强弩。飞蝗疑箭炮疑雷，一战俄叫劲敌馈。艰危历尽见利器，有将如是兮何怯匈奴来。《崇祯实录》卷八记载：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于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廉颇、李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现在有一批人要把袁崇焕拉下神坛，因此就把袁崇焕贬得一无是处，本文在写作上的资料来源为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明朝温体仁《明熹宗实录》，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清朝官方编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朝鲜人咱可以不信，明朝的记载都说此战袁崇焕打得不错，至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嘛，对于此战则写得很简略，对于此战交战的全过程记载如下：帝即令军中备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攻。时天寒土冻，凿城破坏而不堕。军士奋力攻打，宁远道袁崇焕、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满洲兵不能进，少却。次日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努尔哈赤打的那些胜仗都是大书特书，而此战一带而过，则反证此战努尔哈赤战败。质疑袁崇焕此战胜利的人拿出的一个证据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后金军此战只死了五百人，而不是一万七千人。于是一帮人就相信满人的记载，说袁崇焕此战说歼敌一万七千人是“亩产万斤”，等等，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他们就认为满人的记载那么靠谱呢？这些人就举出例子，说宁远大捷明军斩获的后金军首级只有二百六十九颗，而后金军自己说自己死了五百人，如此证明后金军的记载靠谱。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如果针对此战战况分析，就会将其戳穿，在这两天的战役中，明军始终没有派大量士兵出城抢尸体，而努尔哈赤即便六万人死了一万七千人，还是有四万三千人的。而且各书也记载努尔哈赤把尸体抢回去，因此等到努尔哈赤撤军后，袁崇焕的军队再出城，能割下的首级少之又少，此外，后金军有许多人被红衣大炮炸得“糜烂”或被火烧成炭、从城墙上栽下来摔成肉泥，这些情况下都是无法割下首级的。如果算上这些尸体被炸烂的，加上尸体被后金军抢走的，那么无论如何此战袁崇焕歼灭的后金军也应该有近一万了吧，不然难以解释文中袁崇焕用各种手段歼敌了。也有人说了，努尔哈赤之所以撤军，是因为活动了位于努尔哈赤后方的明朝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作用，这种说法不全面。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时，毛文龙的确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位于今辽宁鞍山南面的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也因此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又据鹿岛参将李茂春、宽奠参将王辅飞报：奉文会同率领官兵，正月二十二日夜晚，奔至连家庙，止差海州城八九里之地扎住，撞遇前哨郭加等回报：奴酋大虏，于十八日午时，过三岔河、红草头、丁字泊几路头，于过河二十里就下营，径下路西寇去了。小的放心前进海州城里，以曾通知辽民，约定大兵到日，一同杀贼东行。职即拨兵一千五百余员名，随于夜班官兵齐到海州城下，放炮攻城。鞑贼闻炮惊醒，奔入新城。官兵随围喊攻多时，枪炮打死鞑贼无数。贼见各山顶上炮火连天，又见城里城外兵民喊声动地，不知多少兵马。天将大亮，随即收兵，鞑贼恐惧，并不追赶。（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可见，毛文龙的确对于进攻宁远的努尔哈赤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但如果像那些全盘否定袁崇焕的人一样，把宁远解围的功劳完全归功于毛文龙就有失偏颇了。如果袁崇焕守不住宁远，像此前开城、辽阳、沈阳的守将那样把城池丢了，那么毛文龙即便牵制又有何用？此外，即便是对袁崇焕评价不高或评价很低的书，对于这次宁远之战也是赞不绝口的。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广东藤县人）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明熹宗实录》的作者温体仁和《国榷》的作者谈迁都是对袁崇焕整体持否定态度的，在此大背景下他们说袁崇焕宁远之战打得不错，更可见袁崇焕此战货真价实。战后，袁崇焕因功升任辽东巡抚。综上，宁远之战，袁崇焕歼敌一万七千人的说法或许会有一定程度夸大，但保守估计袁崇焕歼敌也有近万，而清朝方面的记载则完全不靠谱，因此此战明军的胜利是货真价实的。对于宁远解围，袁崇焕的守城占了很大作用，而毛文龙的出击也使得努尔哈赤在攻城失败后没有继续围城，而是撤军了，因此毛文龙对于宁远之战也有不小作用。宁远之战结束了，但本文并没结束，在努尔哈赤下令从宁远城下撤军的第二天，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进攻与宁远隔海相望的觉华岛（现在叫菊花岛）。觉华岛之战开始了。时值隆冬，海面冰封，从冰上走就可直达岛上。守将姚抚民为加强防御，沿岛凿开一道长达十五里的冰壕，以阻挡后金骑兵的突入，由于过于寒冷，许多士兵在开凿冰壕的时候把手指头都冻掉了。然而，天气严寒，冰壕凿开之后，又冻上了。努尔哈赤命武讷格率领蒙古骑兵及后金骑兵数万人，由冰上进攻觉华岛。岛上明军都是水军，没有盔甲和跟骑兵作战的武器，且寡不敌众，最终七千明军全军覆没。粮食八万余石和两千余艘战船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此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觉华岛明军游击金冠在战前去世，他的儿子金世林是武林高手，到北京参加考试，听说父亲去世，就带了三百人到觉华岛，要把老父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此时正赶上觉华岛之战，金世林一面护卫父亲的棺木，一面指挥三百人同后金军作战，结果三百义士无一生还。战后，袁崇焕作了《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文曰：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帆而金、复归，再帆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洒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第十章努尔哈赤死亡调查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战败。七个月后的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驾崩。现在主流的一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因被红夷大炮击中，受重伤而死，那么真相是这样吗？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这本书说有一个后金的王重伤，但没说是谁。辽东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努尔哈赤）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被火炮炸死的大头目是谁，没明说，不知道。朝鲜人李星龄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了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崇焕很喜欢他，第一次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的全过程。此战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与努尔哈赤见面，无非是胜利者的嘚瑟，来嘲讽失败者，使者说：“老将（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最终抑郁而终。朝鲜申锡愚《入燕记》记载：世传袁经略（袁崇焕）之守此城（宁远）也，我使浮海入朝，泊于海口，登陆抵城下。经略传言开门。我使入现，军中方演杂剧，一少年倚人肩而观场，即经略也。使臣暗叹曰：“大敌相拒，乃使如此少年督师耶？”留几日，城中忽戒严，盖敌至也。我译因干入谒，门士露刃而立。入门，军校列侍经略，发气满容，英威肃肃，不敢仰视。俄命军校一人出视敌，须臾，又命一人出，侍立者次第受命出，惟两校捧剑而立左右。居顷之，忽有大声震天，经略测远镜照见骑白马者，跳腾于黑烟红焰中而去。愕然呼曰：老酋逸矣。仍使人持羊酒劳曰：慎勿更来。清太祖忿恚呕血云。我使始知预埋红夷炮于城外，觇敌来阵，从地道引线，火发地坼，虏骑如掀灸坠。这段话说，宁远大战时，一声巨响后，袁崇焕拿起望远镜看到一个骑白马的人（骑白马的不只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还可以是努尔哈赤），在黑烟与红色的火焰中“跳腾”了一下，然后跑了，袁崇焕说：“老贼跑了！”之后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事后笔者知道，此前是把红夷大炮埋设在城外，等敌人来后，通过地道埋设的引线，努尔哈赤踩上就炸了。总之，朝鲜人的说法是：努尔哈赤踩地雷上了。朝鲜人金景善《燕辕直指》记载：世传袁崇焕守宁远城，清太祖引兵袭之时，我国译官适过此，入见袁公，公积书万卷，静坐一室，城中皆寂然。夜深一小将入白事，公点头而已。引我译上小楼，拓窗俯瞰，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清兵飘腾于烟焰之中。盖预埋地雷炮于城外，敌至而发也。翌日，公登城临视，叹曰：“杀人此多，吾不免乎！”清太祖仅以身免，与十余骑逸走。公使人送羊酒慰之曰：“后勿更来。”已而悔曰：“人之冒硝药气者，饮酒则死，吾之送酒有若诱人致死，非义也。令追还而不及。”清太祖果愤恚至此，呕血而殂。这段记载中，袁崇焕就有诸葛亮空城计时的范儿了，袁崇焕在万卷书斋中静坐，夜晚一个小将前来报告事情，袁崇焕只是点头而已。然后袁崇焕带着笔者来到小楼，打开窗户俯瞰城外，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后金军队被炸死。原来是袁崇焕事先埋设了地雷。努尔哈赤仅以身免，带着十几个骑兵跑了。第二天，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不久，袁崇焕就后悔了，说：“人在冒炮火硝烟气时，喝酒就死，我给他送酒而把他害死，是不义。”然后袁崇焕派人去追酒，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几天就传来努尔哈赤死亡的消息。关于努尔哈赤在宁远被炸死，只有这三条史料，那么这三条史料可信吗？这可都是朝鲜人记载的，而他们笔下的历史……朝鲜人的史料记载疑点多多。疑点一：既然朝鲜人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只是说敌军有一个重要人物受伤了。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启六年正月（1626年），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七个月时间努尔哈赤是在养病吗？当然不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这七个月间，努尔哈赤“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部，“（努尔哈赤）率诸王臣统大军征之。初五日出十方寺边，渡辽河安营。选精骑令诸王率之急进，寻其居处，亲率众军继之。于初六日，大兵星夜前驱，次日天明，分兵八路并进。……帝率兵回至科坤河边安营。”还能从沈阳骑马带兵出发到内蒙草原作战，可见努尔哈赤身体状态不错。五月，毛文龙趁努尔哈赤宁远之战新败，对后金腹地的扰乱、进攻加剧，整个后金人心浮动，努尔哈赤一看打不过，便想出招降的臭棋，他写信给毛文龙：大金国皇帝致书毛大将军麾下：自古国家兴亡，皆天运循环，其将亡也，必灾异屡降，刀兵四起；其将兴也，必苍天护佑，动而成功。昔日伊尹见夏朝气数将尽，弃夏而归商汤；姜子牙见商朝气数将尽，弃商而归周。今闻将军说我何必杀人如此之多，若不杀人，何人不来归顺。我想说，辽东原是贵国朱家王朝之民，天乃赐我，

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

刻还悬在书本的内容上。“年月日时每个单体都以天干配地支的方式来代表，四合二数，共计为八，故称之为‘八字’。”我冲着后视镜接口道，“古人将排位奇数的天干地支定为属阳，排位偶数者定为属阴。天干中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地支中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嗯，这个我大概明白了，不过你怎么能很快选定阴月阴日阴时的呢？”S追问着。“呵呵，很简单，用晖儿做的万年历排出月日时，然后筛选出阴干阴支，最后汇总就得到了阴月阴日阴时的数据了啊。”笑声中我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哦，搞了半天是这样？！”S如梦初醒，脸上一付上当受骗的表情，“我还以为你多神呢，原来是投机取巧。”“非也，非也，这叫古今结合，科学风水法。”林岳在一旁摇头作夫子状。一路笑声中，车子到达了目的地——城南晖儿的办公室。之前的彼岸血莲事件后，晖儿的老板一直心有余悸，在安排员工SOHO式工作后，却意外的发现这样的办公方式带来了高于以往的效果，于是索性延用了下去。原本的那座别墅用作定期集中会议和临时歇脚办公的场所，晖儿则负责监管着别墅的使用和安排。进入别墅，三人分头按计划忙碌起来。S在别墅内部墙体地板上取样建筑材料，不时地在计算机上测算着数据。我和林岳则钻进了地下室，用驭金提炼的金属封闭加固了所有的缝隙和孔道，只留下了一个通风口，最后将地下室的出口也完全封死。在意念催动下，地下室内浮现出一个喇叭状的金属管道与通风口密合，管道中三个立轮螺旋桨飞速地转动着将空气自唯一的通风口处排出。随着气流的不断变化，我用听风能力探查着室内的情况，在确定达到效果后，随着一阵轻响通风口被金属完全地封闭了起来，此刻的地下室已是处于一片真空状态。“亦凡，根据S的材料分析报告和林岳检测到的分贝数值，程序已经算出了最精确的数据。”回到家中，晖儿递过一份数据报告，“我在供电局的计算机网络已经获得了控制权限，根据数据参数，已经设置好了需要的供电电流和电压。”“晖儿，辛苦你了。”看完数据报告，我望着晖儿略显憔悴的脸忍不住的心疼。“没事，只是少睡一会罢了。”晖儿疲倦地笑了笑，有些担忧地说道，“今晚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吗？”“是的，今晚的事情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我将晖儿揽入怀中，抚着她的头发轻声道，“多一个人只会多一份风险，再说剩下的事情我一人也能够应付的了。”晖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抱住我，在唇上印下了一个深深的吻。……遁神聚魂的风水格局并不是招惹所有的虚灵，与之呼应的只有异类怪品的虚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鬼”、“异灵”，人形穷奇则正属于这个范畴之中。生活中常听说的鬼楼、鬼屋之类的地方便是应了这个风水格局，因为它们都犯了“水土无阳，两短三长。”的讲究。所谓水土无阳，是指所处地域的水流和泥土纯属阴性，丝毫没有半点阳气。地下常年不见阳光，阴气浓重阳气全无，南北方对于水而言是南阴北阳，自南流向北的水便是源自阴处，因此地下水脉且水势为自南向北的流向的称之为无阳阴水。河流泥沙，沉积在河床底部深处的泥沙也属于不见天日的一种，其间集聚了大量鳞甲贝壳动物的骨骼尸体，而此类动物又属阴性，所以此类泥土被称之为无阳阴土。而两短三长则是指建筑体的高低数目或附近山峰态势。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曾铸短剑两把——鱼肠、胜邪，长剑三把——湛卢、纯钧、巨阙。两短三长五剑均为锐利杀气之物，且曾为史上著名刺客所用，因此形似此五剑的态势便附作阴魂凶险之相。踏着夜风，再度进入别墅。放下手中沉重的纸箱，我深吸一口气，取出箱中的物件，迅速地在预选的位置排布起来。根据遁神聚魂局的态势，事先作出了一个符合格局的模型，下为阴水，以弱水印纸辅助；中为阴土，以浩土印纸辅助；上为五剑，以锐金印纸辅助。排定格局之后，我捻起一张长风印纸贴在了局外的阴位，望着房内的挂钟等待阴时的到来。“嗒”，分针跳动到了指定的时间，伴着我口中的低吟，一股阴绵的旋风自格局间幽然拂过，屋内忽地映出一片淡淡的青蓝色光芒。但面前并未如我所料般地出现什么异常波动，甚至在阴风拂过之后空气的流动都静止了。怎么会？！难道是这个格局的效力不够？正想上前查看时，一种熟悉的阴寒感突然想脑部袭来，我下意识地退后。不对，这安静的气氛有些诡异，连时钟的嘀嗒声和屋外的些许响动都已停止。“少昊之子，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呢？”我站直身形朗声道。“哈哈……”一阵狂笑自局内响起，之前梦中见到的青年人顿时出现在面前，“有趣，真有趣！当日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有趣，却没想到你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你也很是有趣。”我微笑着对少昊之子说道，“以至于那天我没料到你就是穷奇的精魂，但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也许就不那么有趣了。”“哦？好狂妄的口气！”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望着我道，“不过，我喜欢！狂妄也是需要实力的，你敢如此大言就证明有一定的实力。”“我想请你让兽形穷奇永远安睡，以免为祸人间。”我一字一顿地说道。“迂腐，迂腐～～”少昊之子摇头不屑道，“怎么叫为祸人间？废话免谈，来来来，让我见识一下不那么有趣的事情。”面色一沉，我不再多言，喳喳一阵声响中，少昊之子身下的地板内飞出数十块半米直径的金属圆盘，整个布局突地下沉了一寸。圆盘在空中倏然变形，化作十二支尖利的飞锥，笃笃几声尽数在布局周围钉成了一圈。“长风绵绵，云动九天。”低吟声中，飞锥猛地没入地下，原本真空的地下室与外部气压产生的压力使得地面咔嚓作响，一旦开裂，产生的气流就会形成高速的风，配合我预先布在地下的长风印阵便产生足以灭其魂魄的疾风。扑扑两声，天花板上垂下两支粗大的铜棒，恰好将少昊之子的身形夹在中间。铜棒的周身布满了落雷印纹，在末尾缠绕着粗大电缆。手上早已拨通了晖儿的手机，但我并没有说话，心中高喝“惊天雷动，迎神驱邪。”这是我与晖儿约定的信号，只要接到手机呼叫便立即将足以启动落雷阵的电流全数转向别墅。四周一片寂静，事情并没有如预想般进行下去。没有破壁而出的疾风，更没有呼啸而至的巨雷，一切都凝固在可怕的无声之中。少昊之子欠身环视了一下周围，摊开双手扬了扬眉，继而盘膝坐下，伴着铜锥的敲击低声唱道：“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那忧郁歌声竟是充满了现代曲风的韵味。此刻根本没有心情去细听歌曲，一切阵法全部失效这必然是少昊之子私下动的手脚，难道晖儿已经遭遇不测了？！十八、少昊“‘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曲哀歌尽诉王权沧桑，这周姓小子却也是性情中人。”歌罢，少昊之子抚锥叹道，“不必为你的妻子担忧，我只是将此地十里之内的时间停止凝结罢了。”“成者王侯败者寇，我败了。”少昊之子的话虽然让我安心不少，但面前的落败却是已成定局，“随便你怎么处置我，只是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朋友。”“好一句成者王侯败者寇！”少昊之子长身而起，双眼闪着逼人的光芒，“为什么要认命？！失败算什么？！王侯又都是成功者吗？！”少昊之子身周邪气大盛，冰冷且窒息的阴寒气流迅速地包围了全身，迫得我几乎昏死过去。一句话语竟激得他如此的疯狂，盛怒之下只怕我是要命丧当场了。不，为什么要就此坐以待毙？！脑中一个强烈的意识猛地冲击起来，少昊之子的话的确有理，败了就一定要认命吗？！既然他会愤怒，那这便是他的弱点！“即便再怎么不满，你也无法改变少昊一族被驱逐，你被舜帝杀死的事实。”强打精神下，我艰难地说道。这话似乎正中少昊之子的痛处，他的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忧伤的表情溢于言表：“前世之事只手遮天，后世之人以讹传讹，你们又怎会知道真正发生的一切？不过你说的也对，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难道史书记载上所说的都是子虚乌有？”少昊之子的话语似乎有些隐意包含其中，也令我听得一头雾水，“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果然是个有趣之人，死到临头却来询问我的身世。”发问间，少昊之子忽地笑了，“也罢，世上令我看得顺眼的人不多，勉强也算你一个，既然如此我就原原本本地将这一切告诉你。”一人一魂面对面地盘膝坐在了地上，在少昊之子那浑厚的嗓音下，一段上古传说的谜团渐渐揭示了开来：“这一切都要从穷奇的来历说起，那穷奇原本就是共工……”共工，实为共工氏的首领，本姓姜。上古司职的水神，人首蛇身，长着满头的赤发，出行总是骑着两条水龙。共工为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自然对农耕很重视，依靠司职水神的能力发展着当时的农耕水利，发明并教会了人们筑堤蓄水的办法。在巡视了中华大地情况之后，共工发现有的地方地势太高，田地汲水灌溉很是费力；有的地方地势则太低，一旦江河水涨便容易被淹。于是共工产生了一个想法，打算把土地进行一番改造，把高地削平，利用高地多余的土壤将低地填高，以此扩大耕种面积，同时也可有利于水利和灌溉。然而这个造福民众的建议却被当时统治人类的天神颛顼所否定了。理由很简单，统治大地的王权是属于颛顼的，所有的土地应当只听从他的分派和调遣。而共工的建议显然是自作主张，等同于公然向他的权威挑战。不过，这种私欲当然不能作为公开的反对依据，于是颛顼便以“天地玄黄，动一则乱”为理由，驳斥了共工的建议。共工心下不服，几番争辩不合后终于率众与颛顼抗争，之后这场原本是治理农业的争论竟发展成了大地王权的争夺战。由于当时的人们在颛顼的愚民统治下，很难理解共工的做法是为民谋福，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引经据典慷慨激昂的颛顼。他们认为共工平整土地，便会引来灾难，于是纷纷支持颛顼讨伐共工。共工为民请命，造福苍生的做法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反而被认为是一派邪神企图危害天下。可他却一再坚持不肯妥协，终于在不周山被颛顼逼得撞山自尽。共工死后，怨气始终不散，于是便化作了穷奇。那时的穷奇还不能听懂人们说话，当看到争吵的人慷慨激扬滔滔不绝的引经据典，便会引发它的怨气，将那人认作是颛顼而上去吞噬。吞到一半时，它忽然醒悟过来，这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于是便留下半截尸体郁郁离去。如此怪僻的行为，周而复始便被人作为了“虎头蛇尾”的典故，而穷奇也因此被定性为凶恶的怪物。少昊氏是黄帝的一脉传人，上古五帝中的第一位便是出自这一族。少昊原叫金天，一直潜心研究太昊伏羲的八卦理论，以此推算历法气象等以为民造福，因此被人们称作“少昊”。而正是因为族人将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研究上，所以统治权早早地便让给了其他的氏族。少昊之子出生在舜帝时代，自小便精通阴阳五行，对八卦理论更是了如指掌。年少的他难免有些恃才傲物，而且也十分厌恶当时所谓的君子之行，认为将自身私欲隐藏而戴上一付假道学的面具是十分可耻的。出于逆反心理，他结交了一大批被当时人所唾弃的“小人”，并与之为伍，为此也受到族长不少的责罚。为了逃避，少昊之子选择了外出游历，在路上却恰恰遇上了一只受伤的怪兽。他一眼便认出那是传说中的穷奇，虽然心下有些害怕，但出于莫名的好奇与同情还是救治了它。穷奇似乎与这位不遵君子之道的青年特别投机，竟于他形影不离。在相处间，他发现穷奇的身上满是怨气，于是便设法化解，却在无意中窥觑到了那段上古冤案。激愤之下，少昊之子带着穷奇返回了氏族，将此事告知族长并扬言要将真相公诸天下。可族长却认为颛顼与少昊氏同为黄帝一脉子孙，公布真相一定会有损先祖的声誉，劝解不成下便暗地通知了舜帝。舜帝闻讯大怒，列出少昊之子五大罪状：诋毁先祖、亲信小人、豢养穷奇、藐视王权、煽动祸乱，当即下令全族围剿追杀。少昊之子寡不敌众，骑着穷奇逃离氏族，但在逃至西北区域时，被预先设好的土坑困住了。舜帝率队赶到，施法把一人一兽禁锢坑底，用特制的铜锥将少昊之子与穷奇串胸刺杀。事后，为了严守秘密，舜帝便将整个少昊氏族放逐西部。虽受重创，可神魔之身的穷奇并没有死去，只是元气大伤。在它的帮助下，少昊之子的精魂便与之合二为一，同为一体了。……“亲小人，恶君子，可笑可叹，哈哈……”少昊之子发出一阵凄厉的狂笑，“世人只知表象却不明就里，穷奇吃的只是那些巧言诡辩人面兽心的伪君子罢了。”悲戚惨烈的故事在少昊之子淡然的语声中显得格外的震撼，那并不是一段传说故事，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这与我以往所知的真理般的知识完全背道而驰。沉默良久，我不禁自问难道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吗？这世间的是非标准难道如此不堪一击？“世事沧桑，五千多年了，你却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这些的人。”少昊之子扶着手中的铜锥道。“穷奇受禁锢太久，元气大伤，可你作为穷奇的精魂又怎么能来去自如呢？”我连忙问道，在直觉中感到了一丝杀气，难道他要动手了？“很简单，托那些贪婪伪善的世人们的福，我借助了一些人的力量动了点小手脚。”狡猾的笑容在他脸上浮现了出来，“只因贪财好物而又自命不凡，于是乎天下庸人之精气则尽为我用也。”听着不由得一愣，难道少昊之子已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布下了什么局？这个局会影响到……思索间身边忽地一寒，少昊之子的身影竟已迫在一旁，身周一片光怪陆离的碎片闪过，我竟似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不必苦思冥想了，既然你是第一个听我说那故事的人，今天索性就让你全数明白。”少昊之子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眼前一亮，周围现出一片商业繁忙的景象，他似乎用自己的能力将我带到了某个商业区的场景之中。拥挤繁华的道路两旁满是店铺和商场，一些珠宝首饰广告夸张地悬挂在大楼前。大街与小路的交错处，一些推车和地摊生意也是门庭若市。我发现在商场店铺甚至那些地摊上都有着一些诡异的光点闪动着，放眼望去，道路行人身上、汽车前窗上竟也星星点点地闪动着这种光点。那是什么东西？光点中似乎都包含着某个相似的形状，但却无法探视究竟。“你的目光倒也敏锐，现在可能看仔细些了？”随着少昊之子的话语，商场、店铺、地摊、行人、车辆上的光点被局部放大，整齐地排列在我的面前，那感觉倒像是保安监视系统的屏幕。“貔貅？！”那些光点竟然是金、玉、水晶、木等不同材质的貔貅佩饰！近些年的确很流行佩戴貔貅饰品，因为貔貅是辟邪聚财的神兽，可即便如此大规模的流行却也实属罕见，这就是少昊之子布下的局吗？“切勿因熟知而短视，你仔细来看！”一声轻喝，眼前的貔貅饰品又大了数倍，这是……穷奇？！眼前的饰品与貔貅十分相似，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虽然它与貔貅一样有着肉翅，血口大张，但身上却没有貔貅所特有的吉祥纹理；头上是一对延展至顶的尖耳，而不是貔貅所特有的鹿角；至于尾部则是盘缠在后腿之间的一条蛇尾，因有说法貔貅为龙子，所以也就误以为是龙尾。原本见过同事买来的貔貅饰品，我还曾批评说那貔貅吉祥纹理不清，且不分单角天禄双角辟邪，明显是工艺商降低手工成本，不成想这根本不是貔貅，而是穷奇！！“世人独好貔貅，只因它以钱财为食，只进不出，而且凶猛忠心可以护主。”少昊之子阴声笑道，“我只消在几个不良奸商身上做下手脚，其余的便假于他人之手了。”“引彼行而抗之，化阴阳则不息”竟然是上古最为诡异的格局！书稿记载中特别提到过的上

昆都仑汗。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淑勒贝勒。从1607年到1616年，他被称作淑勒昆都仑汗。到1615年，随着其雄心与成就的不断扩大，他又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权力标志，以便最终高居于他从未真正信任过的其他部落首领和自己的子侄之上。他在曾经统治过中原的本族祖先的历史中找到了这一新权力的依据。满族是通古斯人的后裔。通古斯人曾建立金朝（1115—1234），将宋朝赶到南方，而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当时，金朝统治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汗，不过是众多部落首领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因此，要实现建立帝国的野心，就必须仿效南宋制度，努力创造一种等级更为森严的君主权威形式，以便削弱其他部落首领的竞争力。如今，谋士额尔德尼——可能也是明朝的境外居民——又一再向努尔哈赤进言：1612、1614和1615年多次出现于夜空的虹光，都是天命将移的预兆。于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宣布建立后金王朝，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努尔哈赤创立金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明朝已持完全敌对的态度。然而明朝早在他于建州、海西一带称汗之时，便已警惕起来了。曾于1608—1611年间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很快就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并于1609年建议朝廷同这个潜在的敌人进行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加强东北防务。但熊廷弼因主张不得已时可对努尔哈赤作出暂时让步，而使自己陷入了与朝中“言官”对立的极大危险之中。后者认为，这一主张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则在继续发展。明朝非但没有同努尔哈赤谈判，还关闭了与满族的边市贸易；1613年，叶赫受到威胁时，明广宁总兵张承荫又出兵援助叶赫，要求努尔哈赤放弃攻打叶赫的企图。也许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也许是由于明朝对叶赫的庇护，1618年，努尔哈赤决心进军辽东，直接与明军对抗。这年5月7日，努尔哈赤列述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次日便率领1万军队直扑抚顺。

吞并辽东

满汉种族冲突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卢沟晓月硝烟起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大。也就是说，孙眉不懂得政治的厚黑，甘受广东民军的怂恿，他要当民军的傀儡，把持广东的政权。这直接与孙中山的广东裁军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当然是孙中山所不能容忍的。这应该是孙眉讨不到官职的根本原因。接下来，请诸位跟我来，读一读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同盟会成员的证言——我们首先来听听胡汉民的证言。胡汉民在《胡汉民自传》里面，对于此事，是这样回忆的：“余离粤后，民军石锦泉等愈跋扈，陈竞存使魏邦平执石杀之，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益自危，其党羽四出谋去陈，先生之兄孙眉为所动，则携黄仕龙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外为反动派游说，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顺等之为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已而民军拥戴孙眉之电报纷至，先生则自为电斥之，谓：素知兄不能当此军民大任，勿误粤局。眉怏怏而去。而王和顺、关仁甫遂反竞存，以兵击之。”胡汉民的这段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我离开广东之后，民军石锦泉等人越来越不听指挥，陈炯明派魏邦平去把他给杀了，这样一来，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民军人士唇亡齿寒，感到害怕，他们于是说服了孙眉，孙眉于是带上黄仕龙等一帮人来了南京，我看他说话的语气，无非就是为那些不听指挥的民军人士（如王和顺等）说话，孙中山先生一向知道王和顺这些人的为人，于是他当场对他的兄长孙眉说：不要被王和顺这种人利用。当时民军拥戴孙眉的电报纷纷发到南京，孙中山先生回复各界：我的哥哥不能担当广东都督的大任，不要让他误了广东的大局。孙眉怏怏不乐地走了。果然，事后，王和顺、关仁甫就和陈炯明打了起来。”可见，孙眉是被广东民军利用了——广东民军不想被裁撤，于是他们想利用自己和孙眉的个人私交，在广东得以苟延残喘。再说得更明白一些：孙中山要裁军，而孙眉反对裁军。兄弟二人在这一点政见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证言。冯自由在其所著的《革命逸史》里面，是这样回忆同一件事的：“辛亥广州光复，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都督，一部同盟会员及华侨之不悦于胡陈者，乃有恢复旧兴中会之议，群拥戴德彰为首领，以与军政当局相抗衡，德彰忠厚性成，颇为所用，实则辛亥以前旧兴中会员之参与其事者，殆无一人，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民元南京政府成立，陈炯明屡言辞都督职，于是粤省党人军人及各社团各自选举都督，电请孙大总统委任，中以举德彰者为最多，南京总统府收受此项电文，前后凡百数十通，孙大总统乃电复各界，解释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辞极剀切，众乃无言，未几，德彰自粤赴宁，拟向孙大总统面陈粤政得失，从者有失意军人黄士龙等数十人，及抵南京，乃痛言让位袁世凯之失策，并指谪粤省胡陈二督施政之谬误，对于胡汉民尤责难有加，孙大总统唯力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冯自由的这篇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则大概是如下的意思：“辛亥革命之后，胡汉民、陈炯明先后出任广东都督，一部分同盟会员和华侨讨厌这两个人，于是他们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以此来和广东的军政当局抗衡，孙眉为人老实，易被人利用，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孙眉于是带上黄士龙等几十个失意（民军）军人去了南京，批评胡汉民、陈炯明，找孙中山要广东都督的官职，孙中山叫他不要干涉政治……”可见，冯自由的证言，和前面胡汉民的证言，在大体上是可以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我们梳理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历史见证人的证言，就可以得出关于本案的以下基本事实：1.清帝在辛亥革命中退位之后，广东的一些起义军面临被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裁撤的危险。2.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饭碗，这些民军人士利用私交，说服、利用了孙眉。3.民军人士的如意算盘是推举傀儡孙眉当上“广东都督”，取代陈炯明，这样就可以保住民军的地位。4.孙眉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他果断去南京找了弟弟孙中山，明言索要官职，并在言辞上攻击陈炯明。5.陈炯明在当时，恰恰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之一，是孙中山麾下难得的一员猛将。6.孙眉被人利用，要把陈炯明搞下台，就是要砍掉孙中山的一只手。不但如此，孙眉要庇护即将被裁撤的广东民军，这也与孙中山的裁军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孙中山认为孙眉只是个商人，不是干政治的料，更不能当民军的傀儡。于是，孙中山显然不能同意孙眉的政治要求。8.于是，孙中山对外界公布拒绝兄长孙眉任职，真是大公无私，理直气壮。再简化一点，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主要是以下的两点：9.面临被裁撤命运的广东民军，利用孙眉去削弱孙中山在广东的力量，以求自保。10.孙中山看透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他拒绝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因为孙眉的政治要求与孙中山的裁军规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上两点才是这起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内幕。

陈炯明与孙中山翻脸始末

亚洲av电影lv三级地下室里有一间小屋。不，等等，先听我说。我会把那儿收拾一下，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用蜡烛。那儿夏天凉爽黑暗，冬天又暖得像咖啡。我们会有一盏灯，可以互相看见，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可以尽情大声叫喊，没人听得见。那里面存放着梨和满墙的酒。整瓶的酒都躺着沉睡，每一瓶都有名字，像‘凯歌’、‘梅多克’；还有年头：一九一五，一九二六，如同等着获释的囚犯。就这样吧，”她催促着他，“请来吧。到我的房子里来。”在他考虑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掠过各种计划：把迷迭香塞进枕套，把亚麻布泡在热的香料水里。她告诉他，他们可以用窖藏的葡萄酒来解渴。他满意地低声笑着。她咬着他的嘴唇，回想起来，那是她的一大错误。康瑟蕾塔说到做到，而且还有所丰富。地下室那个房间里有荷兰进口的可点八支蜡烛的枝形烛台照耀，还弥漫着古老的香草气味。多汁的甜梨装满了一个白色大碗。这一切都没能取悦他，因为他从未来过。从未感受过旧亚麻布在肌肤上滑动，也从未从她的头发中摘下香樟细枝。她从填着草的柳条箱里拯救出来并擦得锃亮的酒杯，接收着尘埃，后来到了十一月，就在感恩节前，一只勤劳的蜘蛛搬进杯里住下了。潘妮和克拉丽莎已经洗好头发，坐在炉边，用手指捋顺着头发，好让它干透。她们俩总有一个时不时地凑近炉子，晃着一绺闪亮的黑发烤着。她们轻声唱着被禁止的印第安阿尔贡金民谣，像往常一样看着康瑟蕾塔：她充满激情、精力充沛的日子；她在心烦意乱之中慢慢变得总是咬指甲。她们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们一样是偷来的，也从心里可怜她。她们把她的举止看作是有关爱的局限和可能、有关禁锢的严肃教诲，从中吸取教训，以平衡她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要优先考虑的是当前的出路。包裹已经打好，计划也安排好了，她们需要的只是钱。“你把钱放在哪儿了，康瑟蕾塔？请告诉我们吧，康瑟蕾塔。星期三他们就要把我们送到教养院去了。只要一点，康瑟蕾塔。在食品间，是吗？唉，那倒是在哪儿？从星期一以来就只有一美元二十美分了。”康瑟蕾塔不理睬她们。“别纠缠我了。”“我们帮助过你，康瑟蕾塔。现在你该帮我们了。这不是偷——我们在这儿工作很努力。行吗？想想我们干得多么卖力吧。”她们的声音像唱歌般柔滑。她们把头发一甩，用处于危险中的姑娘的闪亮眼睛看着她。厨房门上的敲击声并不响亮，但那种私密劲儿是不会弄错的。敲了三下。再没有了。那两个女孩手握着头发僵住了。康瑟蕾塔从椅子上站起身，仿佛是被法官或天使召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法官又是天使，呈现出年轻女子的外形，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但身板笔直。“走这一路可不近啊，”她说，“请让我坐下吧。”潘妮和克拉丽莎像烟一般消失了。年轻女子坐到了潘妮腾出的椅子上。“我能为你弄点什么吗？”康瑟蕾塔问。“水，可以吗？”“不要茶？你似乎冻坏了。”“是啊。不过先来点水吧。然后再来茶。”康瑟蕾塔从一个大水罐里倒了水，再弯腰去查看炉火。“那是什么气味？”来者问，“鼠尾草吗？”康瑟蕾塔点点头。那女子用手指捂住嘴。“这气味让你难受吗？”“会过去的。谢谢你。”她慢慢地喝光了那杯水。康瑟蕾塔知道，也许以为知道，但还是问了：“你想要什么呢？”“你的帮助。”她的声音很柔和，但语气不明朗。既不是判断，也不是请求。“我没法帮你。”“要是你愿意就有办法。”“你想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不能要这个孩子。”热水从壶嘴溅到托盘上。康瑟蕾塔放下壶，用一条毛巾吸干水。她从未见过这女人——实际上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但是从她迈进屋里的那一刻起，对于她是什么人就一清二楚。她的周身都是他的气味，或者说，他的周身都是她的气味。他们在一起生活，接触亲密，时间长久，共同吸着福禄考、佳美牌香皂和烟草的气味，醒来时又呼出这些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小孩的气味，食用油的香甜，婴儿爽身粉和素食菜肴的气味。这是一位母亲，却说着不像母亲的残忍的话，那如同叉尖般刺向康瑟蕾塔。她避开了叉尖，但后面的毒素仍以她虽知道却难以想象的程度使她震惊：她在和他的妻子分享他。此时她看到了能够准确代表“分享”这个词的含义的画面。“我没法帮你这个忙！你是怎么了？”“我在两年间有了两个孩子。要是我再有第三个……”“你是来找我的吗？你为什么要找我？”“还能找谁呢？”那女人问道，口气清晰、毫不含糊。毒素在扩展。康瑟蕾塔已经失去了他。完完全全地。永远地。他的妻子也许还不知道，但康瑟蕾塔记得他的面孔。不是当她咬着他的嘴唇的时候，而是当她哼唧着舔掉他嘴唇上的血的时候。他大口吞吸着空气，说：“再也别这样了。”可是他的眼睛先是吃惊，随后是反抗，道出了余下的话，她当时就明白了。三叶草、香樟、柔软的旧亚麻布——谁肯冒险同一个俯身像吃肉似的咬他的女人尝试梨子和一墙的窖藏酒呢？“你走吧。你来这儿不是为的那个。你来是要告诉我，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以为，我知道了你情愿要做的事情后就会罢休。哼，我不会的。”“不，他会的。”“你要是这么想，就不该到这儿来。你想看看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怀孕了。”“听我说。他不能荒废掉他正做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你们那个破烂小镇关我什么事？出去。走你的。我还有事要做呢。”她是一路走回家的吗？或者，连那也是一句谎话？她的汽车是不是就停在附近什么地方？要不，她当真是走来的，没人搭载她吗？她是因为这个才流产了吗？她的名字叫索恩，后来和康瑟蕾塔成了挚友。索恩告诉她，她并没有那么想。是她心中的邪恶造成的。她说，是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她装出牺牲的样子，并没打算教训她不要对上帝玩弄花招。她作为交易提供的生命，在她的两腿间流成了一摊血水，变成被风吹起的床单。她们俩的友情在过了些时日之后诞生了。而在那女人走后，康瑟蕾塔把一布袋硬币扔给潘妮和克拉丽莎，叫着：“滚开，别让我看见你们！”随着时光变幻和一日三餐的轮换，之后的几天是漫长的哀伤期，康瑟蕾塔在急速燃烧的爱情的碎片中拾拣着。浪漫延伸到破裂点就破裂了，破裂的结果是简单愚蠢的转换。从五体投地膜拜上帝、吸纳关于他的血肉的概念，转向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羞耻。无怨的羞耻。康瑟蕾塔手脚并用地爬回到祈祷室（热切地巴望着他能在那里，在昏暗中发出红光）。像妇女们通常做的那样，她匆匆投入自己知道在哪里的那个躯体的怀抱，如同肌肉痉挛一般对其畏缩没有任何感知。没有请求式的祈祷。没有说“主啊，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只是跪了下去，以一向的幸福感开口说道：“亲爱的主，我没想吃他。我只想回家。”玛丽·玛格纳走进祈祷室，跑到康瑟蕾塔身边，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头，说了声“终于”。“你不知道。”康瑟蕾塔说。“我不需要知道，孩子。”“可是他，可是他——”沙，沙，沙。沙，沙，沙，她想说的意思是，他和我一样。“嘘，嘘，嘘。嘘，嘘，嘘，”玛丽·玛格纳说，“别再提他了。”她不一定这么快就同意了，但是当玛丽·玛格纳带她走出祈祷室进入教室时，一道阳光刺伤了她的右眼，宣布她开始有蝙蝠一样的夜视能力，从此她在黑暗中就有了最好的视力。康瑟蕾塔的这种奇能一直被人们称道。玛丽·玛格纳花费了超出支付能力的钱，带大家到米德尔顿去了一趟。除去康瑟蕾塔比较特殊之外，每个人都做了忏悔，出席了弥撒。克拉丽莎和潘妮是一对忏悔的模范，她们催促着去参观一下沿途广告上推介的印第安和西部博物馆，但没有成功。玛丽·伊丽莎白修女说，把忏悔后的时间如此花费掉不是明智之举。乘车返回的长途旅行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翻看弥撒书页的沙沙声和学校最后一位委托人偶尔发出的哼哼声。不久之后，只有母亲和罗伯塔修女留下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在印第安纳接受了一个教职。潘妮和克拉丽莎被带到了东部，后来听说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她们俩从长途车上逃跑了。除去寄给康瑟蕾塔的一张汇款单上签着一本故事书里的名字之外，再没听到她们的消息了。三个妇女整个冬天都在等待，后来由于有了退休或“家”的变化，便不再等待了。慈善机构设想的独立，开始让人感到似是一种遗弃。与此同时，她们采取措施维持这处产业，避免出现基金会无法偿还的债务。萨金特·波森同意从她们手中租借土地种植粗玉米和苜蓿。她们自己制作调料汁、果子冻和欧式面包，出售鸡蛋、胡椒、辣味美食和浓汁烤肉调料。她们在一块方纸板上打出广告，钉在褪色的蓝底白字的学校名牌上。在一九五五年，她们的大多数顾客是来往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两州之间的卡车司机。鲁比的居民很少停下来买胡椒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烹饪高手，而且自己种植或制作需要的东西。只是在六十年代，日子过得宽裕了，他们才加入卡车司机的行列，把他们口中所说女修道院养的鸡看得比自养的品种优越得多，愿意走上这么一段路程。后来，他们也尝试了一种玉米做的小食品。四十年代栽种的美洲山核桃树苗在一九六○年已经长得粗壮了。女修道院出售山核桃，而在收获季节制作的山核桃馅饼，一贴出广告就销售一空。她们做的大黄馅饼十分可口，在顾客中口碑很好，而以极品胡椒为基础制作的烤肉调料汁更是赢得了美誉。对康瑟蕾塔来说，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了。由于玛丽·玛格纳多年来都教导她，耐心是第一条生意经，她的生活更是锦上添花。她在安排完坚信礼之后，就会把年轻的康瑟蕾塔带到一边，她们会一起熬咖啡或者默默坐在菜圃边上。她说，上帝的大度在耐心的赏赐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样的教喻很好地控制住了康瑟蕾塔，她几乎注意不到她正在失去的东西。最早丢掉的是她的第一语言的基本内容。她不时发现自己说的和想的都处于两者之间，处于第一语言的规则和第二语言的词汇之间的谷地之中。第二件消失的东西是尴尬。最后她失去了忍受光的能力。到玛维斯到来时，罗伯塔已经去了一家小型疗养院，康瑟蕾塔除去照顾玛丽·玛格纳，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但在此之前，在那个穿着系带凉鞋、蓬头垢面的女人在菜圃边大声叫喊之前，在玛丽·玛格纳卧病在床之前，那个躲在一间满是烧成灰的死人的房子后面溪谷的夏天已经过去十年，康瑟蕾塔仍处于一种奉献的境界和不能见光的状态，她被赋予起死回生的才能。那是很抑郁的年月。她虽然苦修苦行，却还没有完全枯萎，还有时间和头脑去考虑日常事务。康瑟蕾塔学会了不用在纸上书写计算来管理一切：她完善了烤肉调料汁，让牧民们趋之若鹜；和小鸡争吵；给可恨的鹅筑窝；还照看菜圃。她和罗伯塔修女一致同意再试着养一头奶牛。康瑟蕾塔站在园中，想不好该把奶牛圈在哪里，这时她的脖颈和发根流出汗来。连她戴的墨镜都蒙上了一层水雾。她摘下墨镜，擦去眼周的汗水。透过那带咸味的汗水，她看到一个身影向她走来。走到近处才看出来，原来是个小个子女人。康瑟蕾塔感到头晕目眩，想扶着一根豆架杆，却没抓住，便瘫倒在地上了。她醒来时已经坐在红木椅中，那小个子女人一边擦着她的前额，嘴里还一边哼唧着。“真幸运啊。”她说，在泡泡糖周围泛起笑容。“我是怎么了？”康瑟蕾塔朝房子看着。“变了，我琢磨。这是你的墨镜，可惜弯了。”她说，她名叫娄恩·杜波列斯；她说，要不是她来买胡椒，谁知道康瑟蕾塔会在菜豆中躺多久呢。康瑟蕾塔感觉自己无力站起来，于是把头靠到椅背上，要些水喝。“噢，噢，”娄恩说，“你已经喝得太多了。你多大岁数了？”“四十九。就快五十了。”“呃，我已经过七十了，我知道我的体格。你照我说的去做，变化就会容易些和短促些。”“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不光是出汗的事。你还有别的感觉，是吧？”“像什么？”“你要是经历过就知道了。”“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吧。有些女人忍受不了。另一些人说，这让她们想到了——唉，你知道的。”“我的喉咙发干。”康瑟蕾塔说。娄恩在她的袋子里掏摸着。“我要给你熬点东西帮帮你。”“不必了。那些修女。我的意思是，她们不会喜欢的。她们不会让你这样走进去，动手鼓捣炉子的。”“噢，这东西很好的。”确实如此。娄恩给了康瑟蕾塔一杯热饮，味道有点像纯盐水。当她向玛丽·玛格纳描述她那阵晕眩和娄恩的偏方时，玛丽笑了，说：“好啊，作为教师，我想的是‘胡扯’；作为女人，我想的是有帮助，有帮助的任何事。但要十分小心。”玛丽·玛格纳放低了声音，“我想她在练习。”娄恩不常来造访，但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令康瑟蕾塔不安的消息。康瑟蕾塔抱怨说她不信魔法，教会和一切神圣的事物都禁止知晓和练习魔法。娄恩并不咄咄逼人，她只是说：“有时候人们需要得更多。”“绝不，”康瑟蕾塔说，“在我的信念中，信仰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你需要我们都需要的一切：土地、空气和水。不要把上帝和他的元素分开。他创造了这一切。你总是要把他和他的创造物分开。不要把他的世界搅乱了。”康瑟蕾塔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好奇是温和的，她的宗教习惯是牢固的。她的安全不牵系于一把笤帚倒下或一只郊狼的粪便。她幸福的增减不在于看到一只畸形的动物。她不幻想和水交谈。她也不相信普通人能够或者应该干涉自然结果。然而，来自丹比的路像锯条一样笔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在这条路上开车，不仅相信能够蒙着眼睛开，而且相信能够睡着觉开，当初斯考特·摩根就是这样做的。一天黄昏，他曾在女修道院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开过车。他当年只有十五岁，开的是他最好朋友的父亲的卡车（他叔叔教他驾驶的小迪尔车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车里边，他哥哥伊斯塔睡在车厢里，他的好朋友睡在他旁边。他们偷偷到了红叉河去看黑人竞技表演——这是他们的父亲禁止的，还高高兴兴地喝了福斯塔夫啤酒。斯考特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盹，一次卡车歪出路面，本来可能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可是路侧堆着电线杆，等着电线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竖起来。卡车撞上了那堆电线杆，便飞了起来。朱利·波森和伊斯塔被抛了出去。斯考特则被卡在车里，他黑黑的太阳穴上开了一个红亮的弯弯的口子。娄恩坐在康瑟蕾塔的桌旁，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觉到那次事故：朱利和伊斯塔的叫喊声不可能传得这么远。她站起身，紧抓住康瑟蕾塔的胳膊。“来！”“去哪儿？”“我想，就在附近。”她们赶到时，伊斯塔和朱利已经把斯考特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正俯在他毫无知觉的身体上号哭。娄恩转脸对康瑟蕾塔说：“我现在太老了，再也做不成了，可是你能。”“把他抬起来？”“不。钻进他的身体里，把他弄醒。”“钻进去？怎么钻？”“迈步进去。就这样踩上去。帮帮他吧，姑娘！”康瑟蕾塔看着那躯体，毫不犹豫地摘下墨镜，盯着染了他头发的红色细流。她迈步走了进去，看到了他梦想过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车、头痛、胸闷、不想喘气。她还听到像是远处传来的伊斯塔和朱利踢着卡车和悲吟的声音。在那躯体内，她看到针尖似的光点在退去。她提起感觉上像是畏惧的精神，瞪着那光点扩大。越来越大，起初空气能够一点点地吸进来，随后便一股股地冲进来。虽然看着那儿如同被魔鬼刺痛，她还是集中注意力，仿佛那处于险境的肺脏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睁开眼睛，呻吟着坐起了身。两个女人吩咐没受伤的孩子把他抬回女修道院。他们交换着目光，迟疑着。娄恩叫道：“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人，群众反响十分热烈，害得徐总统、段督办也忍不住要秀一秀自己的口才，试试自己的魅力如何。在这些名人大开秀场作秀的同时，又传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新秩序，建议各国筹备巴黎和会。这个建议被各国采纳。一个是坏消息：一战结束后，那些爱欺负中国的列强又回来了。各国大使飞速回到中国，又飞速地跑去面见新总统，然后又毫不客气地在徐总统面前指手画脚地说：南北分裂严重破坏了和平稳定的商业环境和需求旺盛的消费市场，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商业利益，我们希望很快就能见到南北和平！恰巧支持段祺瑞的日本内阁也倒台了，新上台的内阁不敢得罪这些列强，也表示支持中国南北和平。既然如此，徐总统也就顺势登高一呼：南北双方停战议和！国家需要统一！人民需要统一！北京政府肯定是希望统一的，而南方军阀虽然未必希望统一，但也觉得停战总是好的，于是公开表示：谈和就谈和吧，看能不能谈得拢。南北双方各自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谈判专家团，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谈判。第一次南北和谈也在上海谈，这一次又在上海谈，为什么每次都在上海谈？一来因为上海租界多，列强利益集结，南北两方都控制不了，相对比较安全；二来上海的位置刚好处于南北的中间，路程远近差不多，比较公平。可是和谈一直谈到5月都没有谈下来，这实在是因为双方的条件都过于苛刻。北方要求南方裁军、军民分治，而南方则要求北方终止中日一切密约，废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而且还要撤掉北洋系统一些恶名昭著的督军。面对这种相对正义但是很难办到的要求，双方互不妥协。因此，双方一直找不到彼此都感兴趣的切入点，谈判就此陷入僵局。就在他们谈得无精打采时，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1919年1月1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的巴黎和会胜利开幕。这位仁兄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将是一次公开、公平以及和平的大会……不久后，我还要为人类的永久和平再加一道保险——组织国际联合会来维护世界公道。多么美好的愿望，多么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喊喊口号是可以的，玩假大空就不好了。喊一个切合实际的口号，以及喊出采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口号，那才是喊口号的意义所在。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威尔逊先生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在被邀之列，徐总统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大使顾维钧和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盛会。国人都热诚地期待着，希望能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凭借战胜国的地位一举废除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打消日本人对山东的罪恶企图。可惜，中国这个战胜国对分享战果的期待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中国没想着占战败国什么便宜，只想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但这也不行。因为让你参加“分赃大会”，已经是大哥们给足了你面子。日本早就通过利益交换摆平了几乎所有的战胜国，以支持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只有美国出于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于己不利，才为中国代表团说了几句话。日本人看见美国人想搞事，马上拿出了一份“证据”——这是一份合同，即当年段祺瑞为了换取“西原借款”，指使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签订的那份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几个大字。美国人一看“欣然同意”，其心理活动不外乎“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都赖你脑袋有毛病”，之后也就不再张口。靠天靠地靠朋友都不管用的时候，只能靠自己。但“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就算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因此，尽管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人极力反对，但反对无效。在日本人的“努力”下，巴黎和会的分赃收据——《凡尔赛和约》上清楚地写着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与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团都已在和约上签了字，现在就剩下中国没签，签字的截止日期是6月28日。远在中国的段督办出于“将黑锅扣给别人进行到底”的目的，发电报给陆征祥：你就签了吧，签完早点回国。段祺瑞本是打算再找一个替罪羊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民四条约》是袁世凯同意的，“欣然同意”是章宗祥签的，《凡尔赛和约》是陆征祥签的。日本人拿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都是别人干的事，关他何事。可惜陆总长也不傻，他不想也不敢当替罪羊。不但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天天围在他身边抗议，而且他也是看新闻的人，知道国人反对签字。陆总长在经历了数夜不眠的煎熬之后，终于作出决定：等等看，先这么拖着吧，反正离截止日期还有一个多月。可是，形势比人强，形势从来不等人。开端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林徽因的老爸）在既没有通报上级组织更没有获得中央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公布了巴黎和会的情况。国人之前的美好希望就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北京的同学们震惊了，震惊过后是愤怒，同学们觉得政府实在是太软弱、太无能，胜了都捍卫不了国家利益！1919年5月4日，以北大为首的十余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会集天安门，示威游行。口号是前一天想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目的地也是前一天想好的——东交民巷的诸列强使馆。同学们打算向列强大使递交陈词，跟他们讲讲道理，说服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站出来主持公道，此所谓外争国权。游行队伍在总指挥傅斯年（北大学生会领袖、未来的大学者）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东交民巷，开到大使馆附近时，被军警阻止。军警给出的理由是：此处不准中国人走进。他们的依据来自《辛丑条约》：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同学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经反复交涉，军警同意少量学生代表进入使馆区交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同学们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除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接受了学生代表陈词应付了事之外，其他列强连接受陈词的兴趣都没有。虽说“外争国权”受阻，学子们情绪十分激动，但尚属克制当中，没有发生什么扔板砖、扔臭鸡蛋、与防暴警察冲突的事情，完全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就在游行队伍进退两难的时候，忽听队伍之中有人高喊道：我们去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吧！大部分同学都十分赞同这个不知名的声音——“外争国权”已然失败，自然轮到“内惩国贼”！曹汝霖即刻成为学生宣泄愤怒的对象，而段祺瑞这个“西原借款”货真价实的主使者，居然无人问津。只知道找跑腿的小弟撒气，却不知道找背后主谋算账，看来同学们都很单纯。当天下午四点多，游行队伍到达北京长安街东北角附近的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就在那儿。待同学们冲进曹宅时，发现屋中有一名中年男子。这肯定就是男主人曹汝霖了！同学们当即群起而攻之，冲上去就是一阵痛殴：曹贼，叫你不爱国，今天学生爷爷们教你如何爱国！一边揍，一边骂。突然有人听见那个快咽气的家伙说自己不是曹汝霖。打错了？其实也没有打错，这个家伙解释说自己是过来串门的章宗祥。那也该打。同学们很郁闷，闹了半天，才知道曹汝霖事先听到风声躲起来了。居然让姓曹的躲过一劫，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于是同学们一把大火点燃了曹宅，没想到北京5月的风是相当的大，风助火势，火越来越大，不仅烧掉了赵家楼半条胡同，也照亮了中国现代史幽暗的前夜！同学们采取打人放火这种暴力行为虽不值得提倡，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让大家都是愤怒青年呢？碰到这种事情，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包括跻身在人群中的张国焘、邓中夏、闻一多和朱自清。然而，现在行动的性质变了，打人放火，不再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因而有几十名同学被赶过来的警察逮捕。同学们被捕后，北大校长蔡元培立刻展开行动，组团（“校长团”）营救学生。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开端。不过，究竟是谁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烈火，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当时在现场的诸人中，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匡互生放的第一把火，也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名同学俞劲放的第一把火。但有趣的是，当事人匡互生、俞劲都矢口否认。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一文中根本没有一字提到是自己放的第一把火，而俞劲更是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一文中将“火烧赵家楼第一人”的荣誉颁给了匡互生。他们是在谦虚吗？还是大家都搞错了，根本就不是他们放的火？在这种无人站出来领功的情况下，有人说北京大学的梅思平才是真正放第一把火的人。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大靠谱，因为梅思平后来的行为很难证明他身上存在那种正义感。十几年之后，梅思平自告奋勇地做了日本人的组织部长，而“卖国贼”曹汝霖却义正词严地拒绝帮日本人干活。看来时间才是最公正无私的，只有历经时光流逝仍然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不朽。而人品这个东西，也唯有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才能作数。话又说回来，究竟是谁放的第一把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把火燃烧的是热！是力！是光！是青春！是理想！高潮在北京的示范下，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地都陆续爆发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民抵制日货的运动。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还有一些像梁启超这样的在野人士也站出来支持运动。这场如火如荼、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如此成功，确实要归功于光明的那一面：先锋队——爱国学生和主力军——工人阶级的积极努力。但是，成功也离不开另一面——光明的反面。在光明的反面里打拼的“爱国英雄”是直系。直系如此做的原因，并非是被同学们的爱国之举所感动，因为他们并不是单纯的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美日不合。之前提过，直系背后的老大是美国，而美日在中国有利益之争，一直矛盾重重。因此美国决定利用国人的反日情绪推波助澜，浑水摸鱼，尽可能搞垮日本支持的皖系，为直系铺路，扶持直系上台，进而保障自己在中国的权益。于是，美国煽风点火，出钱出枪，指挥直系从五四运动中渔利。直系既能捞到好处，又能让皖系不好过，何乐而不为？在冯国璋先生的示意下，金牌搭档曹锟和吴佩孚先生亲自上阵，发出了两声特别高亢、特别激烈的呐喊：第一声：赶紧放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第二声：不准签字——“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有直系勇敢地跳出来和段祺瑞先生大唱反调做后盾，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国队伍。段祺瑞和徐世昌本想给爱国学生和工人阶级来些硬的，可面对直系的压力，两人没硬起来。迫不得已之下，段祺瑞和徐总统被迫答应爱国群众的心声。其一，撤掉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曹汝霖当时是交通总长，是段祺瑞麾下掌管铁路、银行的经济领袖，他的失业下岗算是让皖系和直系本就难以调和的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其二，下令陆征祥从缓签字。这一点打了折扣，因为从缓签字并不是拒绝签字。好在国内的局势和中国留学生的强力反对吓倒了陆征祥，他终于鼓足勇气，在6月28日那天当着日本等国的面拒绝签字。中国因此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战胜国。伟哉，我们中华民族就需要这种骨气，中国的土地可以占领而不可以赠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躁动的1919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个人无意间地走红了，他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和吴樾分头行动之后，遵守约定，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反清大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经的岳王会二把手柏文蔚成为安徽都督，于是陈独秀这位过去的大哥跑去投靠了曾经的小弟柏文蔚，担任安徽省秘书长。随后跟着柏文蔚参加“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这时陈独秀才发现，要想成功救国，与其靠少数人的武勇和简单的暴力，远不如开启民智以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战斗。于是他在1915年年底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新青年》。一年多以后的春天，也就是1917年春，陈独秀来到好友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当了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可他专心做的事业还是那本杂志《新青年》，带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帮得力干将，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还教大家使用白话文。等到五四运动时，陈独秀为了民主与科学，又拿出了当年的侠客风范，豁出命去搏了一次。他到处散发传单说：政府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请求，那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自己直接动手从根本上改造政府！赤裸裸地威胁政府，这不是造反是什么？造反岂能不蹲监狱，于是陈独秀立即被抓进监狱。好在后来吴佩孚逼迫北京政府释放被捕人士，陈独秀又被放了出来。就跟孙中山和汪精卫一样，一进一出，陈独秀的名气疯狂增长，成了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连毛泽东他老人家后来都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由于陈独秀的工作卓有成效，名望越来越高，以至于他有了一大群“粉丝”。在他的“粉丝”队伍中，有一个大牌“粉丝”——从粤军辞职的蒋介石。蒋介石离开粤军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提升自我修养上。因此，给自己充电是蒋介石面临的重大课题。至于充电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寻找救国真理和研究决定社会发展变革的经济学。而当时最火暴的“新思潮”代表刊物《新青年》以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都是他的精神食粮。这可不是瞎扯，蒋介石的日记中到处充斥着“看《新青年》”、“看《马克思学说》”等字眼。蒋介石大概不会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有一个管理员，也在仔细研究《新青年》和《马克思学说》。此人就是他未来的对手毛泽东。辛亥革命之后退伍的毛泽东，随后几年几乎一直在湖南求学。直至1918年，他才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来到北大半工半读。正是在北京，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坠入了爱河今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马克思主义。……1919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发生在这一年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时代。这些19世纪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长于袁世凯废除科举后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即便接受过旧式教育，也乐于睁眼看世界，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身自由，敢于挑战权威。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怀有雄心壮志，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向西方探寻真理，却没有失去中国士大夫数千年来为家国天下不惜舍生取义的精神风骨与血脉传承。在这个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时代，在这个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国家民族争取利益的时代，他们走出校园来到街头，为求真理，奋勇抗争；他们跋山涉水来到彩云之南，于艰难困苦中书声依旧，于烽火连天里薪继火传，缔造西南联大的传奇；他们弃笔从戎踏上抗战之路，筚路蓝缕，血洒疆场，却一往无前。民族复兴的道路从他们脚下起步。士大夫精神的光芒在他们身上放射得灿烂夺目，冠绝当代，映照千古！第六章直皖大战烽烟起

渐渐成形的粤军

就会来到。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从那个老傻瓜那里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肯定了的。”第三十三章晚餐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是马基雅维里一行自从离开伊莫拉之后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晚饭。巴托罗缪从佛罗伦萨带来的香蒂葡萄酒品质也很不错。酒足饭饱之下，马基雅维里变得热情洋溢起来。他说了不少下流的笑话，讲了一些淫秽的故事，他三分下流，七分粗俗，讲黄段子的兴致高昂。他让巴托罗缪笑得前仰后合，两肋都笑痛了。所有的人都有些微醺之意。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事在意大利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多富于想像力的意大利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发生了的事。巴托罗缪非常想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第一手的事实，马基雅维里在心情大好之下，也十分愿意满足巴托罗缪的愿望。就近来发生的事件他已经写了三到四封信报告给执政团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事件的性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出使期间，至少有一封函件没能送回佛罗伦萨。他对于所发生的各个事件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也从接近瓦伦丁诺公爵的人士那里搜集了不少细节，到现在为止，对于那些曾经一度让他困惑的事情，他已经是刨根问底地全搞清楚了。他讲述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维泰洛佐离开卡斯泰洛城堡前往西尼加利亚时，他召集家人和朋友以便向他们辞行，好像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委托朋友们照看他的房子和财产，并关照他的侄子们要牢记他们祖先的各种美德。”“如果他知道此行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城堡呢？”巴托罗缪问道。“他又如何才能逃避他的命运呢？我们整天想着让别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我们计划着让事情的发展顺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努力，我们出力，卖命，流汗，但是到头来不过是命运手中的玩物而已。当那些将领被逮捕时，帕格洛·渥西尼开始抱怨公爵两面三刀，维泰洛佐唯一的责备是：“你看你犯了多大的错误。由于你的错误，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如此糟糕的困境。”“他是一个流氓，早就该死了，”巴托罗缪说道。“我卖给他一些马匹，但是他从来没有付过钱。当我向他要钱时，他告诉我到卡斯泰洛城堡去取。我当时就决定认栽了。”“你的选择是明智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在揣度着，那个又老，又疲，又病的冷酷无情的人，在被逮捕之后，被捆绑在椅子上，和奥利维洛托背靠背地坐在一起，最后被米盖洛托用手掐住喉咙而死，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家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米盖洛托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家伙，他会和你喝上一瓶酒，和你说上一些淫荡的笑话，在吉他上弹奏一些奇怪的西班牙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吟唱那些来自西班牙的野性的，悲哀的歌。很难想像他会是那个你所知道的杀人的野兽。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去了结别人的性命时，他又得到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惧的满足感？当想到日后公爵把这个人利用完了之后，会毫不在乎地像宰杀他那忠实和被信任的助手拉米洛·德·罗尔卡一样解决此人，马基雅维里不禁微笑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嘟哝着说道。“也许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在说谁呢？”巴托罗缪开口问道。“当然是说公爵啦。除了他我还能说谁？他用如此天衣无缝的狡诈手段清除了他的敌人，旁人只有惊叹和钦佩的分儿。那些用颜料和画笔的画家们经常吹嘘他们的画作，但是和那些以活人为颜料，计谋和狡诈作为画笔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公爵是一个行动派，是个急躁冲动的人物，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小心翼翼地，耐心地将他完美的战略成功地付诸行动。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让他的对手们揣测他的意向；他利用他们的恐惧，利用他们之间的嫉妒和猜忌，他使用诡计迷惑他们，他用虚假的许诺愚弄他们，用层出不穷的手段离间他们，其结果是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和佩鲁贾的巴利昂尼抛弃了他们。你看到了结果对巴利昂尼来说是多么地糟糕，而本蒂沃留的结局还在后头，根据自己的需要，公爵一会儿可以是友好和亲切的，而一转身又可以是严厉和带有威胁性的。但不管怎样，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一切是伪装欺骗手法的杰作，这一事件将因为它计划之缜密，贯彻之完美而流传后世。”巴托罗缪作为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正要开口，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没有讲完他要说的话。“他已经为意大利除去了祸害国家和人民的小暴君，接下去他会做什么？在他之前有另外一些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上帝拣选出来拯救意大利的，但是在各种力量和行动相互作用的历史大潮中都被命运无情地抛弃了。”他突然站起身来。他已经对这个晚宴感到厌烦了，不打算听巴托罗缪那番即将到来的老生常谈。他感谢了他的慷慨招待，在他忠实的皮埃罗的陪同下，回到了客栈。第三十四章第二天，当巴托罗缪处理完了生意上的事之后，他就沿着通向佩鲁贾的路回家去了。稍后马基雅维里带着皮埃罗和另外两个仆人与一班公爵的手下，骑马出城去迎接佛罗伦萨的使节。当这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大使卸下旅行时的装束，换上一个有身份的佛罗伦萨人所穿的体面的正装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着他到城堡中去向公爵递交国书。马基雅维里归心似箭，但是他在没有向新大使介绍完他所应该认识的人之前还不能随便就走。在公爵的宫廷中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基雅维里要向他的继任人介绍某个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这个人会期望得到什么样的酬劳。他必须要告诉新任大使某人的可信程度是多少，另外一个又是如何地不可靠。尽管乔科莫阅读过马基雅维里写给执政团的所有报告，但是还是有许多情况马基雅维里没敢在信里面汇报。因为信件在中途被截留检查的危险一直存在着。于是他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来亲自介绍那些新大使必须了解的大量情况。结果是他六天以后才可以踏上回乡的路程。旅途很长，路又不好走，也不是十分安全。为了要在天黑以前尽可能地多赶些路，他决定早点动身。于是他黎明就起了床，没花多少时间就穿好了衣服。用人们从楼上拿来了昨夜就已经打包好了的马褡裢，不一会儿客栈的女主人就出来告诉他一切都已就绪，他可以走了。“皮埃罗和马匹在一起吗？”“没有，大人。”“他在哪儿？”“他出去了。”“出去了？哪里？为什么？讨厌的家伙，难道他不知道我讨厌等人吗？快派一个我的仆人去把他找来，要快。”女店主慌忙去执行他的吩咐，走的时候连门都没有关上。当门再次被推开时，皮埃罗走了进来。看到皮埃罗的样子，马基雅维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穿上他那平常的寒碜的旅行装束，而是穿着公爵部队所特有的红黄两色的军装。他嘴唇上露出调皮的微笑，但是又有些显得不是十分自信。“我来向你告别，尼科洛大人。我参加了公爵的部队。”“我也没有以为你穿上这身华丽的军装是闹着玩的。”“别生我的气，大人。在过去的三个半月中我跟着你大大地开了一下眼界。我亲眼目睹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也和其中一些相关人士有幸说上了话。我身体好，年轻力壮，我不能回佛罗伦萨，在第二厅里舞文弄墨度过我余下的人生。我不是那块料。我要生活。”马基雅维里沉思着注视着他，一丝怀疑的微笑浮现在他那刀锋一般薄的嘴唇上。“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的想法？”“我猜想你会阻止我去这样做的。”“如果你告诉了我你的想法，我会本着我的职责提醒你一个战士的生活是艰苦的，危险的，并且薪水也是很菲薄。他要冒生命危险，而到头来指挥官获得了荣誉。他要忍饥耐渴，经受一个基层人员所需要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要是被敌人抓住，对方会将他剥得衬衣都不会留下。如果受了伤，他会被抛弃，等待死亡。如果他侥幸活了下来，不能再上战场了，那他就只有在大街上讨饭的份儿。他一辈子在粗野，野蛮和无法无天的人们中间厮混，最后彻底败坏了自己的人品，让灵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你，在共和国的政府里，你可以有一个既受人尊敬又安全的职位，在这个岗位上，只要你勤奋，能够按你上级的意图去办事，你就可以挣上一份足以养家活口的薪水。经过许多年忠实的服务之后，如果你是机灵的，有那么一点闯劲，并且非常幸运的话，你会获得提拔，前提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内弟或太太一方某个侄子碰巧并不想要那个给了你的职位。但是在尽了我的努力向你指出这些之后，我也不会再做其他什么事来阻止你想要做的事情。”皮埃罗宽慰地笑了。尽管他给马基雅维里当差，又很崇拜他，但是他并不害怕马基雅维里。“这么说，你不生我的气了？”“一点都不，我亲爱的孩子。你为我服务得很好，我认为你诚实，忠诚和精力充沛。命运垂青于公爵，你去追随他我一点也不会责怪你。”“这么说，你会在我母亲和比亚乔舅舅那里为我解释和辩护，免去他们的担心了？”“你母亲会伤心的。她会认为我把你引入了歧途，并且会因此责怪我。但是比亚乔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会尽量安慰你母亲的。我亲爱的孩子，我必须动身了。”他将皮埃罗揽到怀里，在他的两颊上各亲了一口。但是在亲吻的同时，他注意到了皮埃罗正穿着的衬衣。他一把揪出了那装饰着华美刺绣的领子。“你从哪里得到这件衬衣的？”皮埃罗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尼娜送给我的。”“尼娜？”“奥莱莉娅夫人的女仆。”马基雅维里认出衬衫的料子就是他从佛罗伦萨带给巴托罗缪的那块。他皱着眉头注视着那精美的针线活。然后他盯住了皮埃罗的眼睛。男孩的额头上渗出了一片汗珠子。“奥莱莉娅夫人在为巴托罗缪大人做完衣服之后还剩下一些多余的面料，于是她就将这些剩余的面料给了尼娜。”“这么说，这些精美的刺绣是尼娜绣上去的？”“是的。”这是一个笨拙的谎言。“她给了你几件衬衣？”“只有两件。想多做也没有更多的料子了。”“这很不错。这样的话，当其中一件在换洗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件可穿。你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当我和女人们睡觉时她们从来不给我礼物。她们指望着我给她们礼物。”“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履行你的嘱咐，”皮埃罗说道，脸上带着一副旨在让对方消除疑惑的笑容。“是你鼓励我追求尼娜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很清楚，奥莱莉娅即使在睡梦中也不会送几码价格昂贵的面料给自己的女仆。他也清楚女仆也绝对没有可能绣出那样精美的图案。卡特琳娜夫人曾亲自告诉他，只有奥莱莉娅才能做出那样精巧的针线活。衬衣肯定是奥莱莉娅送给皮埃罗的。但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是她丈夫的远房表弟？不可能。事情的真相，那个令人难以面对的真相，正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在那个计划中要幽会的夜晚，当马基雅维里被公爵召去会谈时，和皮埃罗一起欢度春宵的不是那个女仆，而是女仆的女主人。巴托罗缪的妻子要生儿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圣·维塔里奇迹般的干预，而是极其自然地借助于这个当下就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卡特琳娜为什么会用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拒绝再一次安排他与奥莱莉娅幽会，以及为什么奥莱莉娅后来一直避免和他再有联系。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心中充满了愤怒，但又不便发作。他们把他彻底给愚弄了，这两个弃妇和他一直友善对待的小伙子！他退后了一步，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重视过肌肉型的男性美。相对于令人愉快的风度，轻松的交谈和那种让他征服所中意的女人的无所顾忌的手段，这种肌肉型的男性美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尽管他认识到皮埃罗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但他从来都没有费心去好好地观察他。他现在用一副恼怒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他身材颀长，长得很匀称，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紧致的腰身和美观的腿。一身军装让他看上去更加英武。他长着一头褐色的鬈发，像一顶紧扣在脑袋上的帽子。浓眉之下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像女孩子的一样光滑和无瑕，一只小而直的鼻子，一副红而性感的嘴唇和紧贴着头颅的两只耳朵。他的表情是大胆的，坦率的，单纯的和迷人的。“是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他确实具备吸引一个愚蠢女人的美貌。我过去一直没能注意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会对此加以提防的。”他诅咒自己一路以来的愚蠢。但是他又怎么会预料到奥莱莉娅竟然会打起皮埃罗的主意？虽然皮埃罗是他丈夫的表弟，但也不过是一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为主人跑腿办事的书童呀。马基雅维里用他跑跑龙套，在主人的召唤下鞍前马后地伺候，之所以他对皮埃罗有一点现在让他后悔的溺爱，也是因为他是比亚乔的外甥。皮埃罗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没有那种经历过大场面后学到的优雅。在一群更高明的人物在场时，因为常常无话可说，所以大部分时间皮埃罗也只是默不出声。马基雅维里很清楚自己对女人很有一套，当他要表现出迷人的风采时，他永远能够吸引对方，他同时也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在对女人献殷勤这件事的艺术和技巧上胜过他。皮埃罗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想到奥莱莉娅会垂青于这个年轻人，而置一位已经拜倒在她脚下的杰出人物，一位见过世面、谈吐风雅的绅士于不顾呢？这也太反常了吧！皮埃罗从容地经受住了主人长时间的审视。他已经从先前尴尬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态度中带了几分审慎的味道，显示出他提高了自己的警觉。“我挺走运。”他平淡地谈道，但是看上去他乐意将好运看成是他应该得到的。“洛德维柯·阿尔维西伯爵的书童在来西尼加利亚的路上病了，不得不被送回罗马。伯爵大人让我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个洛德维柯伯爵，是瓦伦丁诺公爵的一位亲信，是一位来自罗马的绅士，在公爵手下当一名枪骑兵首领。“你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巴托罗缪大人向公爵的司库谈起了我，司库大人替我安排了这件事。”马基雅维里微微地扬了一下自己的眉毛。这个男孩不光睡了巴托罗缪的老婆，而且还利用他本人为自己谋得了一份炙手可热的差事，服侍的主人又是公爵的亲信之一。如果他本人和这些事没有瓜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上述的情形非常好笑。“命运垂青于那些无所畏惧的人和青年。”他说道。“你将来前途无量。但是让我来给你一些忠告。注意要像我那样避免给自己招来具备小聪明的名声，因为一旦你有了那样的名声，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理智的人。注意别人的情绪，进而去调整适应他们。当他们开心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大笑，在他们严肃的时候也能够拉长面孔。不要对愚人谈理智，也不要对理智的人说愚蠢的话，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注意礼貌，它成本极小但收益却极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还懂得如何显示自己是如何地有用的话，那将会是加倍地有用；如果你不能取悦于别人，那么即使你能取悦于你自己，那也是毫无用处的，并且记住，相对于鼓励别人实践美德，照顾别人人性方面的弱点更加能够取悦于别人。千万不要与某个朋友过分亲热，以免这个人一旦翻脸成仇时可以伤害到你，也不要把事情做绝，导致一个敌人再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注意谨言慎行，你永远可以再多说一句话，但将无法收回一句话。真相是一个人可以挥舞的最危险的武器，所以使用这件武器时要格外小心。几年以来我从未说出我确信的话语，也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说出的话语。如果碰巧有天我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我也会将它隐藏在众多的谎言中，让别人难觅踪迹。”当马基雅维里随口说出这一大堆老生常谈时，他的思维却集中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他根本就信口说去，完全没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明白，一个公众人物可以或腐败，或无能，或残酷，或复仇成性，或摇摆不定，或自私自利，或软弱，或愚蠢，但是却仍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