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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国产区图片区小说区亚洲区 发布时间:2023-12-27 13:21:38

                      字号

                      吃奶插逼爽啊啊啊啊啊啊啊视频头,送老头呢,我们不是旗人么,讲究吃喝,他们送老头来了,我妈就赶紧给他们烙饼,再弄点别的,什么上街上买点炒花生,家里摊个鸡蛋,打上4两酒,那么一喝,得了,齐了。这些人哪,接长不短地送老头,吃饭,在那时候,相当不错了。所以那会儿我无形之中,他们来的那些学生,他们到这儿来学习,我那会儿小,我坐在旁边,我就把乐部的东西啊,我听会了一点儿。起码有些东西,乐部有些曲谱,工尺,那字不能念chǐ,念chě,上、尺、工、凡、六、五、乙,就是(简谱的)1234567。那天我问黄家小叔,我说乐部的东西你会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会,我们家的东西没传下来。(唱……)定:这都是听您祖父唱的?何:因为音乐家协会那些人都上家里学习来,我没特意学过。过去大清朝那会儿还有一个,说这人阵亡了,哀乐奏什么呢?等我想想啊,这个……《庆神欢》注190,人死了,不是成了神了么。词呢(哼调,词忘记了)?定:没事,您慢慢想。

                      2.宫廷逸事

                      何:我给你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我祖父听谁说的呢?听乐部的老人儿说的,这件事外人可绝对不知道。这是咸丰年间,具体咸丰多少年不知道啊,正好赶上那天是大年初一,群臣朝贺,这边有赞礼郎,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喊什么接神哪送神哪,这一套礼仪,很麻烦很烦琐。咱们这位咸丰爷呢,他身体不好,拉稀,正好是憋到这裤子里头,这好多礼仪还没开始呢,(赞礼郎)就喊“送神——”满汉两口喊完了,都喊出去了,文武百官大惊失色,咸丰爷一看哎哟,这可合了适了,赶紧到后头。要不这皇上当时要拉了一裤兜子稀,再让太监传出去,国耻!咸丰皇帝心说,这赞礼郎,他可是救了我了!这么着,把他调到乐部,去做中堂。事后你猜怎么着,好多人都为他捏了把汗,哎哟他也呆了,说我怎么喊完接神底下就喊送神啦?心说底下是斩首还是什么不知道呢,好,圣旨到,调他到乐部去当中堂大人。这事谁揪住不放呢,御史吴可读,注191一调查,叫歪打正着。于是写了一篇奏章要参奏这件事,题目就叫“一声驴吼坐中堂”。咸丰爷呢,反正自己也合了适了,也没出丑,你爱怎么奏怎么奏去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事也就过去了。还有一件事,是惇五爷的事,惇五爷不是在乐部么,这件事好像是发生在同治年间,太监安德海不是得宠么,也是赶上一年的春节,文武群臣都点卯,朝贺天子朝贺太后。西太后问安子,人都到齐了没有,到齐了咱们可就行大礼了。安德海回话:“老佛爷,都到了,乐部没到呢”,乐部都看着堂官哪,堂官没去,我们也不去。惇五爷就在老佛爷这旁边,这附近就待着:“德海,过来。”“爷您有什么事?”嘿好,这大嘴巴子一下子就……,五爷是练武出身,骑马拉弓射箭哪,“啪”的一下,这听说啊,谁也没见着,把安德海打掉了两个牙,这血“哗”一下就出来了:“我是谁?乐部没到?我来了,我是谁?”这西太后一看不好,这五爷打了人啦,赶紧得岔过去,得了,咱们该进行还是进行。事后小安子到西太后那儿哭诉去了:“老佛爷你看……”“打了就打了吧,他连我也不认啊。”五爷的脾气确实是横,正因为他脾气特别不好,西太后特别恨他又怕他。五爷这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接近群众,我祖父那会儿跟好些个宗室子弟啊,觉罗子弟啊,在天坛大殿练功。天不是热吗,大伙儿累了,就在地板上睡觉,五爷是乐部的堂官哪,就下来看看,看见这帮乐舞生都在那儿睡觉呢,这老头就往毯子那儿一坐,拿水烟袋啪哒啪哒抽着烟。有小孩机灵的,一瞅五爷来了:“爷,我给您磕头”,“别,歇着,歇着”。其他有些事,我随便给您点一事儿,这是我从书上看的,您就别写了,据说五爷坐那轿子,轿杆折了,就把五爷蹾着了,一看:“哟怎么回事儿?”轿夫说您不是惇亲王么,给您蹾了(按惇与蹾同音)。五爷也没说什么。这是书上说的啊。这您别写,其他都是我祖父说的。定:那您祖父跟您讲不少故事。何:我突然想起我祖父说,皇上是怎么召见呢?甭管文武大臣递折子,都是事先约好了,从午门进朝房,进了午门之后,东西不是有平房么,您进去之后喝水等候,基本就等着召见了,折子已经递上去了,要批,您去接折子,这怎么办?这老公(指太监)啊,出了午门就吼啊,就吼这口啊,那绝对好嗓子,那不用扩大器啊。喊什么呢?我给您学学啊,因为我祖父他后来搞音乐的,他就学太监,从这儿到端门,恨不能到天安门,几乎都能听见。定:在哪儿喊?何:一出午门就喊,听着啊:“呸儿来——”就是皇上要召见,让跟着走。当时我那会儿啊,我不知道您今天采访我,是上养心殿还是上南书房我可没问。咱们当故事听吧。进去之后呢,迈3层台阶去接这批了的折子去,您把折子拿回去,您下这3层台阶,您就可以一二一了,您就可以走了。后来我问安双成注192,我得弄明白了,我说“呸儿来”,这满语里边有这么句话吗?安双成也琢磨半天,他说满语里把批的动词说是pilembi,是吧。定:pilembi,“批”pi是词根,是汉文,加上满文后缀变成动词了。何:安老师说你这发音哪,是北京味的满洲话,满洲话到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念走形了,京味的满洲话再加上口语,到宫里头发音哪,可能也不是标准的满语啦。反正这么喊吧,甭管汉人、满人还是蒙古人,还都懂。五几年来了个李爷爷,李爷爷说了个故事,现在我跟您说,敢说,那会儿可不敢。我说什么呀?神秘。我呢,小孩么,坐小桌上吃饭。他说呀,他说我舅舅在宫里当差,他们内务府的么,内务府上三旗的,内务府包衣,干粗活。他们爷俩搞一个工作叫什么呢,这是哪俩字呢,我琢磨着啊,是“晋降”(音),每年就4次。您回去的话,您无论如何您得查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打扫那大殿,太和殿、养心殿,这大殿得整理卫生,包括皇帝手下的龙书案、龙椅,擦得倍儿干净,不是天天擦,一年就归置4回,都是内务府(的人干),别的您八旗想干这差事,没有。它这晋降啊,是(李爷爷)的舅舅和表哥,他们俩亲父子您知道么?他舅舅带着他舅舅的孩子,这爷儿俩一块儿去打扫。他的儿子,就是李爷爷的表哥不本分,他说阿玛,皇上这宝座我坐一回行不行啊?他阿玛说:“孩子,杀头之罪,你可别胡来啊!”你想想,皇上来不是得喊酬么,这喊酬您听说过没有?“酬——”,可能就是酬谢的酬,为什么喊这个字不知道。得喊三遍酬,皇上要到哪个殿了,底下人先喊,哎哟那嗓子好,底下人就知道皇上来了,间隔多长时间不知道啊,二遍酬又喊了,到第三遍酬的时候皇上就进来了。所以为什么他有那么大胆子呢?他知道皇上要来的话先得喊酬,又不是什么大典的日子,他估计皇上不会来,所以他不容分说,不听爸爸的话,他就坐上龙椅了。坐上龙椅后,据他表哥自个儿说,就从龙椅上摔下来了。他说周围不是有好些龙的雕刻么,雕刻的那些龙都冲他扑过来了,拿爪子要抓他。用咱们现在的观点分析,很可能就是他心里害怕,那真是杀头之罪啊,坐龙椅,也有恐惧的心理吧。一下子就摔下来了,连帽子都掉下来了。这孩子还不接受教训,胡噜胡噜脑袋。这在大清朝都不敢说,这都是解放后了,能拿这当故事说了。还一档子事呢,他表哥在内务府除了打扫尘土以外,他还管皇上的仓库,有些珠宝玉器啊,打扫啊,擦一擦啊,归置这个。那会儿没几个人,一人就一人,俩人就俩人,他那天就一人儿,突然就出了坏心了。他看见那金壶,也不大,挺精致,他看没人看见,就揣到怀里了。没人发现,还挺好,挺好走吧,走?周围都是墙,找不着门了,哎哟走到这儿,“砰”,撞一墙,走到那儿,“砰”撞一墙,“哎我天天在这儿当差,我知道啊”,想出出不去,“轰”一下想起来了,听老人说啊,老年间库里有库神,赶快把那个金壶拿出来吧,拿出来搁到地上,哎,大门就在那边上哪!后来李爷爷说,那会儿要是有人报告皇上,这可了不得呀。还坐龙椅,要不怎么说是二百五呢。定:后来呢?何:后来老头说完就走啦。

                      3.关于满族

                      何:我祖父有一些老朋友,不知都是哪个部门的。有一天就来了一个,来了就吃饭,因为什么呢?我们家一直是管(朋友)饭,我们家饭局,也没有太好的招待,五几年哪,一来人好抓挠,磕几个鸡子儿,切点葱花儿摊鸡蛋,我妈喜欢烙饼,然后街上买大包的花生米,老头一喝酒,喝完了一拿烙饼摊鸡蛋,得了,这是一顿。招待人就这个。后来粮食一统购统销,我们家哪儿还有饭局啊。定:你们家每天就开流水席?就成天讲故事?何:不是,有时候也是因为有事引起。有一首歌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跟清宫没什么关系,但也是清朝末年的事儿,有首歌叫《探清水河》。定:不就是蓝靛厂那边的么?何:哎对呀,我祖父有一老朋友姓罗,罗爷爷,旗人,他是蓝靛厂火器营的人,他在解放以前是巡官。上我们家来,也是老挨我们那儿吃饭,吃饭无形之中哎,说那个宋大莲死了,小六怎么着了,您知道这个故事么?实际说起来这件事太不应该了,太堵心了。蓝靛厂火器营住着个宋老三,他闺女叫宋大莲。跟一个小六,就是六哥,他们俩就自由恋爱,发生关系了,宋大莲跳河自杀了,为了殉情呢,这六哥哥后来一辈子没结婚。这也是罗巡官在我们家喝酒就聊起来了,我就问(六哥哥怎么了),他说六哥哥身体棒着呢,八十多了,还在农业社干活呢。这么一件事,弄得全中国都给人家唱,要搁到现在的话您唱得过来吗,啊?好家伙医院天天不做这个人流啊,就那么个事,跳河自杀了。这个有夹花的有不夹花的,咱们知道就完了啊。(唱《探清水河》)过去的仁风厚俗啊。还有这么个事,您去查查啊,《大清律》有没有这条我不知道,我听我祖父说的。说奸夫淫妇你得拿到证据,让仵作去验是不是真事,如果两人真的有不正当的关系,把他们俩都杀死,提着人头去报官,确实是这么回事,(杀人的人)是纠正淫风,不但无罪释放,还赏纹银2两。定:这个规定在《清律》没有,在《事例》中有没有就不知道了。这倒好查。何:您得筛选去。还有一事,也跟刑法有关系的。过去有生了双胞胎的,说谁谁家养了双棒儿注193。我爷爷就说,哼,生俩没关系,要是生仨的话,就得砍死一个。说那会儿如果一胎养了仨小子,你得报官,在北京的话你得报顺天府,在外省的话报府州县。这3个小子你家里甭养活,要送到北京来养活,是送到大理寺还是交给刑部,就不知道了,咱没刨根,就是听着玩儿。把这3个孩子好吃好喝养到18岁,然后赶到有一天,是冬至还是他们出生的日子,是哪天就不知道了,夜里头由宫里人拿一套黄马褂,去摸去,他们哥儿仨指不定摸着谁,就一个,就给这一个套上黄马褂,押赴刑场,把他给杀了。说这哥仨当中有一个是反叛,过去不叫反革命,叫反叛。杀了那一个以后,这剩下的哥儿俩呢,由官府出具证明,给路费,您该回山东回山东,该回山西回山西,就没你们哥儿俩的事了。如果生的是仨姑娘没事,就是小子。只有3个小子。定:我可没听说过这事儿。《清律》里也没见有这规定。何:您去查去。我是因为有街坊生了两个小孩,想起这事来了。我是戏说,没关系,您去掌舵去!我说太太你们懂吗?太太就是奶奶。有一件事情,我心里老不平,就是咱们满族的好些称呼,让别人都给弄错了。比如说管奶奶叫太太就很多人不知道。管自个儿的亲生母亲叫奶奶,管二妈叫额(è)娘,咱们的电视剧啊,叫额(é)娘,皇额娘,哎呀……听着别扭。还有叫贝(bèi)勒贝(bèi)子,听着别扭,应该是贝(bēi)勒贝(bēi)子。太乱了。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就是八旗这满蒙汉,它怎么区分,说是从旗上您就能看出来谁是满洲的,谁是蒙古的,谁是汉军的。咱们满洲的旗杆顶上,挂一鼠皮,就是小说里金兀术挂的那个滴里嘟噜的,灰鼠的皮似的。蒙古,挂的是一荷包,烟袋荷包。汉军是秃杆顶,就一旗子。定:按《大清会典》讲的,旗子就不一样。何:我一看电视剧里头,(八旗兵)出来了,正黄旗、镶黄旗,我一看全是汉军旗。黄带子头里走,后头全是汉军旗。这分不出来。还有一个,俄罗色蒙古旗,这您研究过吗?定:我没听说过,您说。何:这是回民入旗。回民官到三品以后,皇上赏吃御宴,皇上赏吃的御宴难免有什么乳猪啊什么,怎么办?你就不能算是伊斯兰了,这叫反教了,反教怎么办呢?算你入旗。你算哪旗啊?也不能把你搁到满洲里头,也不能搁到汉军里头,就给他单列一个旗,叫俄罗色蒙古旗。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丢了,就还有一本《满汉辞典》,是道光年间的手抄本,上边还写着俄罗色蒙古旗,我一看:“哟。”一般人恐怕……这是回民入旗。你就入旗吧。这是大清的国法!你官到三品了,这是规矩。(我祖父)就说庆老头(庆亲王奕劻)啊,胡子全是黄的,还一边说话一边闻鼻烟,后来我问金恒绩,说你们家老祖闻鼻烟闻得胡子都黄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事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家鼻烟壶倒是挺多的。所以呢,这咱们都是听说。我跟金恒绩他母亲张莉珊注194提过这事。定:对,张莉珊,就是金莉珊。何:我管她叫老太君,抬高身价么。她属羊,她今年是88周岁。德胜门晓市啊,我跟我妈还去过呢。那阵儿我妈拉着我,这都是解放以后,我们家那儿供碟儿,就跟拴螃蟹似的这么一摞:“走,你跟我去。”去了,铺一张布,把碟往上一摆,您爱买几个买几个,剩下的我们就拿回家去……也卖出点去吧。都这么大供碟,拿小线拴着,得,经济萧条,就是卖东西。我还跟着去过呢。那东西一直摆到哪儿啊?一直摆到现在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就是关帝庙,武庙,注195我跟我妈一直摆到关帝庙后身。这我都赶上过。您甭说摆小摊,穿的不能破衣拉撒的,您得干干净净的,练摊去,要不谁上你那儿买东西?定:是不是那会儿摆小摊的差不多净是旗人呢?何:差不多都是。坐吃山空,没底儿啊,就是有字画卖字画,后来就卖碟子卖碗,就是黑饸饹末锅了,这是一个老北京的歇后语,饸饹面您知道吗?末锅呢,这锅底老煮呢都给煮煳了,叫黑饸饹末锅,最末一锅。那会儿我母亲小学毕业,可是高小啊,别人高小毕业能找一份好工作,那是响当当的。(我母亲)拿着高小毕业的(证书),一看,名字是秀珍,也没有姓,满族,不要。我舅舅呢,也是,他高小毕业了,他叫秀绪,后来怎么办呢?改名吧。可是头里那姓咱不能胡姓啊,找一个什么根据吧,后来他们一个老曾祖母的娘家是汉军旗人,姓王,说干脆,咱们跟着老太太的娘家,咱们姓王得了。这么着,我母亲填一个王秀珍,汉族。去了,就有工作了。不单这样啊,我小学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叫什么琴的,报了少数民族。报一满族,老师就给发3块钱。我说我要是也报一满族,她也给我3块钱,解放的时候给3块钱可不少了。但是咱不要那个,咱也不缺那个,怕什么呀?怕有政策,等把(少数民族)统计好了,你是满族,再给你尅回东北去!有一次统计户口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将来又有什么政策啊,回头再给你整一家伙,害怕。定:您就一直没报满族?何:到后来呀,孩子不是要上学了么,这才给更正回来。1989年,这叫恢复满族。

                      4.白莲教、义和团和一贯道

                      何:我再给您讲白莲教。白莲教我祖父跟我说过,但是这件事咱们得批判着看。清朝末年哪,就是我祖父出生的时候,以前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们不知道,像同

                      士在鹿头关下布阵挑战,并在阵后埋下伏兵。结果郑、张二将倾全关之兵出战,高仁厚佯装败退,郑君雄等追击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于当夜逃到梓州,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又为高仁厚增兵三千,让其继续围攻梓州。在高仁厚的努力下,于六月间攻破梓州。杨师立战败身死,郑君雄等人持其首级出城投降,高仁厚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但是陈敬瑄只不过是利用高仁厚诛灭异己而已,并不是真心想加以重用。光启二年(886年)三月,陈敬瑄出于疑惧心理,将高仁厚骗杀,改任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由于陈敬瑄专擅西川地区,实际上并不受朝廷的指挥,所以田令孜看到众怒难犯时,才会自封三川都监,躲入陈敬瑄的府邸以求庇护。后来当皇帝李儇下诏剥夺田令孜的官爵,将他流放端州时,田令孜以陈敬瑄为依托,迟迟不肯前往流放地点,皇帝李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当巴蜀地区战乱不断时,已经出任利州刺史的王建始终是静观其变。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其骁勇善战,多次想召王建到梁州,而王建知其不怀好意始终不肯应召。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王建手下一个叫周庠的官吏建议王建,说唐朝的国运就要结束,如今藩镇虽然互相征战不断,但都是无雄才大略之辈。不过王建是个例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士卒爱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而利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难以长治久安,阆州(今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其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田令孜的心腹始终不听朝廷指挥,不如趁田令孜现在失势之际,兴兵加以讨伐,相信一战可以成功。王建最终采纳了周庠的建议,领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进攻阆州,赶走杨茂实后自称阆州防御使,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经与王建一起在神策军共过事,知道王建骁勇善战,心中颇为忌惮,因此一再派使者前去修好,并不断供应军粮。王建鉴于自己羽毛未丰,暂时也愿意与顾彦朗相安无事,所以接受了顾彦朗的示好,在阆州休养生息静观天下之变。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陈敬瑄看到顾彦朗与王建关系友善,担心两人联合对付自己,便与田令孜商议对策。田令孜认为王建是自己的义子,只是因为不被杨守亮所容,才去攻占阆州,自己只要修书一封,就可以将其招至陈敬瑄麾下。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可以向田令孜和陈敬瑄讨要较大州的刺史之职,于是便把家属送到梓州托付给顾彦朗,自己则带领两千精兵西行准备进入成都。不过当王建走到鹿头关时,有人建议陈敬瑄,认为王建如狼似虎,不应该将这个祸头引到成都,于是陈敬瑄便产生后悔之情,急忙派人前去阻止王建入关,并派兵增强守备。王建得知陈敬瑄反悔后,顿时勃然大怒,领兵强行破关而入,并在绵竹击败前来阻击的汉州刺史张顼,攻占汉州后又成功攻占德阳,而顾彦朗这边也派其弟顾彦晖发兵助王建进攻成都。但是因为成都守备十分严密,王建接连攻打三天不下,于是便退守汉州以图再进。关于王建在蜀中称霸的事情,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当时各地在藩镇们的互相攻伐下,全国动乱不已,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对此无能为力,而此时由于皇帝李儇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皇位更替局面。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七日,经过长期流亡和经历诸多藩镇轮番折磨的皇帝李儇生了一场大病。或许他自知病情不妙,到了二月十四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便踏上归途,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次日李儇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文德”,希望通过此举能够使自己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大赦、改元之类的文字游戏既不能挽救已经走向衰亡之势的帝国,同时也驱除不了始终纠缠李儇的病魔。三月五日,李儇病情忽然恶化,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地告知朝臣们准备后事。不过,李儇嬉戏一生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岁较大,而且最为贤明,有意拥立其为帝,但是遭到宦官杨复恭的反对。当时杨复恭矫诏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并让右军中尉刘季述率领神策军将李杰从十六王宅迎接到少阳院,接受百官的朝见。次日皇帝李儇驾崩,李杰在杨复恭等人的拥立下成登基,并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十月三日,皇帝李儇被安葬在奉天县东北十里处的靖陵,庙号“僖宗”。这个庙号倒是很符合他生前的作为,不过在他身后的大唐帝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留给他弟弟皇帝李晔的是一个“如线之仅存”的局面。第七章重振唐威重修政策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讨伐西蜀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招降。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

                      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

                      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

                      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百丈镇。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薄弱,这是日军被盟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了,这三位不认可中国的付出与努力也可以理解,毕竟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西方盟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满意,让一直盯着蒋介石犯错的史迪威逮到了机会。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告了蒋介石一黑状,大意是说:豫湘桂会战打得这么差,都赖蒋介石没有能力、瞎指挥,还不如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我,由我来领导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抗日,我会做得比蒋介石好!本来罗斯福是不喜欢配合史迪威搞这一套的,但是一来国军在广西战场表现得过差,二来罗斯福也想在中国推广一下他的民主和自由——扶植共产党,抑制蒋介石,实验一下美国式的多党派民主政治,避免中国走向独裁统治。因此便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十分兴奋地向蒋介石转交了罗斯福发来的指令:立即授史迪威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在史迪威的想象中,“花生米”作为一个失败者,此刻脸应该红得像猪肝一样,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地冲自己发泄,然后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再赶上去踩两脚。但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蒋介石平静地接过指令,平静地转身离开,平静得让人窒息。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个性倔强、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再度在小日记本上记录下了他此刻的真实心情——实为余平生最大的耻辱也!接下来的几天,蒋介石辗转反侧,深夜难眠,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中国失去美援,让中国重新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失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恤。并要求罗斯福立即召回史迪威。也许有人认为蒋介石不放弃军权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完全应该对外国人说“不”!罗斯福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做了一道选择题。这时,美国正值大选。罗斯福正为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而努力。如果在竞选前夕,罗斯福与他一手扶植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无论存在多少理由,都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失去宝贵的选票。显然选票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10月21日,史迪威返美。美国人史迪威走了,但苏联人斯大林来了。

                      “雅尔塔密约”

                      1945年2月,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这里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雅尔塔协议》。协议主要有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大家都熟悉,就是成立联合国。在三巨头看来,德国快完蛋了,小日本的完蛋也就是时间问题,而战后的世界、国际秩序是需要有人来主导的,所以三巨头决定成立联合国。其中,美、苏、英、中、法是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称五大国。但实际上,中、法和另外三国并不在平等的位置上。法国刚开打六个星期就投降了,能捡个常任理事国的名号就躲在一边偷着乐吧。而中国这次能够跻身五大国之列,则可以认为这是盟国对中国千百万英勇牺牲的将士、普通国民表达敬意的方式。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一盘散沙、中国长于内斗,但在外侮面前,中国用打不死输不怕的坚韧表现赢得了尊重。任何组织都有带头大哥,更何况联合国?英国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因此带头大哥只能由美国和苏联来争着当。但当时恐怕没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争竟然会那么轰轰烈烈、那么意味深长!第二个决定是关于如何结束亚洲的战争,如何收拾日本。两个如何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如何解决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加入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日军发动进攻?英国人自顾不暇,就不用考虑了。此时美军还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上与日军打仗,损失也很大。更何况,跟中国接壤的苏联跨境助战与美国空运或海运士兵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相比,成本要低廉许多。但斯大林说:我可以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但是有三个条件。一、把日本名下的库页岛、千岛群岛“还”给我。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外蒙古的现状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三、“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港口和中东铁路(这一“租借”恐怕就不会还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罗斯福出于对中国在“豫湘桂会战”中的糟糕表现以及“史迪威事件”的不满,于是和丘吉尔一商量:只要你苏联肯出兵,替我们减轻压力,就这么定了吧。反正损失的也不是我们的利益。因为涉及战胜国中国的利益,所以协议签订了却秘而不宣,史称“雅尔塔密约”。

                      缪斌事件

                      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非常上心。他判定几大国肯定会联手对日开战,但同时他也担心:几个大国没带自己玩,会不会合起伙来欺负中国?蒋介石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探听消息。到4月,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蒋介石虽未得到正式通报,但在美国人的有意放风之下,他已经逐渐了解到了此次会议的内容。已经58岁的蒋委员长,再度打开了小日记本,记下了自己的愤懑心情——“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弱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宁可外蒙古、新疆(苏联扶持了一个叫盛世才的家伙搞分裂)、东北被苏联强占去,也绝不答应租借;被强占,还可以用不承认不签字来对抗,只要不签字,不给予法律上的口实,就可以等子孙恢复中华。而租借那是有辱国权的铁罪,绝对不能做这个千古罪人。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了罗斯福身上,他想联美抑苏。在他的印象里,罗斯福这老头是比较讲道理的。他让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可惜,话还没带到,罗斯福就病死了,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于是,宋子文又代表中国政府向杜鲁门做了强硬表态: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议》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杜鲁门说:当务之急是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挽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前办的事,我也不好办哪……杜鲁门就是在和稀泥,宋子文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国。私底下,蒋介石还在运作一个比较偏门的自救办法:釜底抽薪,也就是与日本单独谈和,让苏联没有出兵的理由。让蒋介石产生这种灵感的是一个叫缪斌的家伙,也就是那个北伐时和王柏龄一起逃跑的小子。这小子1937年主动投靠了日本,是一个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英联军打得节节败退,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可兵员不足是个问题。东南亚、太平洋上的海军撤不回来,中国大陆的陆军又不能撤。因此,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想法:跟中国谈和。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驻扎于中国的近两百万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撤回日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小矶国昭急于向中国求和,于是让缪斌找蒋介石谈一谈。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缪斌已被军统策反了。于是缪斌把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又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正为苏联出兵一事发愁,于是灵机一动,同意让缪斌担任中日两国政府的使者,两国秘密谈和。如果日本主动撤兵,中国不仅收复了国土,还能避免苏联落井下石。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小矶国昭的谈和方案遭到了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军方看来,日本还能战斗下去,远没有到认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蒋介石的帮助。小矶国昭因为此事办得不太漂亮而被迫辞职,缪斌也只能狼狈地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十分惊怒,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蒋介石当然不会承认,因为同盟国约定各成员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讲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蒋介石只好舍卒保帅,将缪斌处决。缪斌就此成为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比陈公博伏法还早了十三天。

                      汪精卫死

                      说到缪斌和陈公博的下场,顺便交代一下他们的带头大哥汪精卫的下场。1944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总代理、陈璧君的好郎君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后归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那个曾经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在很多年以后,留给后人的大约只有三样东西。一是万世骂名。二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三是其写于病榻的一首诗《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抗战胜利后,陈璧君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继续被关押。有史料反映,宋庆龄曾看在过去与汪氏夫妇相熟的份上,向毛泽东进言,劝说释放她。毛泽东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的汉奸卖国行为。陈璧君“冥顽不化”,宁可继续坐牢。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揭批自己深爱了一世的汪精卫。如果不谈民族大义,汪精卫、陈璧君这对“神雕侠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完美的。汪精卫没来得及接受审判就轻松地走了,可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诡诈的斯大林

                      1945年5月,苏联在欧洲战场解决了德国人。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斯大林终于有空想一想日本人的问题了。他明白蒋介石已经知晓了“租借”一事,于是主动地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导人。但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因为斯大林的许诺而软化,双方就外蒙、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完全不让步,而且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的盛世才作乱(《蒋介石至宋子文密电》)。蒋介石的言下之意,是“维持外蒙古现状”一事可以让步。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斯大林也亮出了底线:旅顺不用租借名义,但要将外蒙古“维持现状”解释为完全独立(郑会欣《“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蒋介石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不出兵。看来斯大林似乎打算牺牲中共和扶持多年的盛世才换取实际的利益。蒋介石开始犹豫了,外蒙古从北洋政府那会儿就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用它来交换实际的利益也未尝不可,但是怎样才能在名声上好听点?最后他的参谋团队苦思冥想出来一个名目——战后投票公决外蒙古前途,也就是由外蒙古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话说得好听,实际上蒋介石他们都明白——只要同意全民公决,就等于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的政权实际是由苏联把持的。就在蒋介石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四吨重的“小男孩”——一颗原子弹,一下子一座城市就没了。杜鲁门威胁日本:再不投降,就接着扔。日本军方拒绝投降:我们凑一凑还有几百万军队(疯狂扩编而来,质量非常差),你们都还没打到大日本帝国的本土,怎么可能投降?况且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也不好制造吧。斯大林也震惊了: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只要再继续扔几颗,日本必将投降。到那时我就没机会出兵了,没有机会出兵就没有便宜可占!没时间了!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一百五十余万苏联红军杀入中国东北。同一天,斯大林警告赴苏谈判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不答应条件,我就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同一天,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测小日本就要玩完了,号召大家痛打落水狗。基于对小日本即将投降的预判,共产党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二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不得不说,共产党对形势的预判十分准确。几天之内,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精锐师团早已耗尽(大都为新组建的新兵师团)、士气低迷、今非昔比的日本关东军斩于马下——苏联红军以约四万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八万余(日本人认为只有四万),俘虏日军约六十万,报了四十年前“日俄战争”败于日本的大仇!国民政府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而斯大林说把东北“让给共产党”也不是说着玩玩的。蒋介石不能再等了——如果苏联占据东北全境,借势南下,和西北华北的中共武装会合,整个北方就“赤化”了。事不宜迟。14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宋子文撂挑子了,怕挨骂)和苏联仓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相关协定,如《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等。上述条约和协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一、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二、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三、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一半的基础上由中苏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归苏方所有,期限三十年。简单说来就是外蒙古独立,旅顺、大连自由使用,只不过不叫租借了而已。但有一点要注意:斯大林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曾经承诺过的“不支持中共,不支持盛世才分裂新疆”!因为斯大林明白,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中国领土,蒋介石就再没有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玩心计也是需要有实力做靠山的,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绑一块儿也斗不过斯大林。8月15日,日本绝望了——不知道美国人还有多少颗原子弹——终于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说:正义终必战胜强权!我们胜利了!狂欢吧,全国即日起放假三天!不止中国,从亚洲到欧洲,全世界都在为战胜法西斯而欢呼,无数男男女女走上街头,相拥而泣。据说,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接吻最多的一天。两天后,“满洲国皇帝”溥仪退位,又两天后,被捕。9月2日,盟国正式受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如下语句——“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再到苏联觊觎中国的领土,老蒋的耻真是永无尽头……

                      我们赢了

                      八年全面抗战的故事结束了。故事的开始,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垒钢铁洪流,惨败,但是他们不退缩,不投降,悲壮激烈。故事的结束依旧是轰轰烈烈,只不过与喧嚣交错的是国人落寞悲壮的身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轰然倒塌,却无力参与最后一击。尘埃散尽,美苏两强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他们伸出援手,将中国人从日寇的铁蹄下拉了起来,在两大巨人的阴影下,中国人终于得以俯视日本这个昔日的对手。中国人真的胜利了吗?当然是胜利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就是要战胜日寇吗?现在日寇投降了!小日本帝国投降了!有人说,中国获胜是因为有苏联红军参战,有美国对日本作战和扔原子弹。说这

                      十日,李适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财全部归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仓部掌管,同时撤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位。一个月后杨炎又借着刘晏奏疏不实的罪名,暗中上疏弹劾刘晏,结果李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那个时候崔佑甫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再无力保护刘晏。史料上没有关于刘晏被贬后对杨炎有什么反击的记载,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是杨炎在搞鬼,但是对于杨炎而言,使刘晏被贬只是他报复刘晏的第一步。而终极目的则是置刘晏于死地!崔佑甫在世时,杨炎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崔佑辅去世后,当时朝廷没有人再能制衡杨炎,刘晏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两税法的实行让杨炎在朝廷之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进而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史料记载从崔佑甫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之时,杨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朝廷首席宰相,开始大权独揽。崔佑甫去世后杨炎更是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刘晏虽然已经被外贬,不再对杨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杨炎那狭小的心胸,始终因自己前程曾经差点毁在刘晏手里而耿耿于怀。现在刘晏已经与自己不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杨炎并不认为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相反他却认为不能让对手有丝毫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在崔佑甫去世一个半月后,杨炎秘密指示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说他在忠州致信朱泚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泄愤的话,并且诬陷刘晏在忠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抗拒朝廷。杨炎这次之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而让庾准充当马前卒,是因为他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再一次亲自上阵诬告刘晏,很可能会引起皇帝陛下的反感,而忠州正好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相比自己而言,庾准作为刘晏的主管领导,他的话更具可信性。当然,杨炎在这中间并不是只充当一个幕后操纵者,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证明人。“杨相,你认为庾准的上奏属实吗?”“臣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庾准的上奏确实属实,看来先前刘晏和黎干等人意图谋反的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李适向杨炎求证时,杨炎不慌不忙地说了上述那些话,最终他也没有忘记撩拨起李适先前对自己状告刘晏意图谋反的记忆。话语来去之间,刘晏命运已经决定。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出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任务是缢杀刘晏。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最终就这样被谗杀,谁也不能否认刘晏的才能,然而这个才学之士却倒在了政治斗争中,倒在了一个气量狭小却位高权重的人手中。分析整个事件,刘晏之所以最终被谗杀,除了杨炎“居功至伟”之外,与当时帝国财政改革的成功后,皇帝李适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李适本就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应该说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到了他这里,由于实行了财政改革和两税法,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机,但这仅仅是万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在没有经过什么历练的李适看来,这已经是莫大的成绩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先祖李世民、武则天甚至李隆基那样对国家形势有客观全面冷静的认识,所以刘晏之死表面看是杨炎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李适那里。没关系!李适!初继大统的你或许还需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如凤凰一样展翅飞翔,现在你最需要做的是通过误杀刘晏这件事来反思自己。这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刘晏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刘晏。更何况宰相杨炎的才能比之刘晏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李适或许反思出杀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但他却用另一个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最终让他丧失了继位初年开创的良好局面。杨炎之死谗杀刘晏最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让杨炎很是得意,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随着刘晏被杀,很多人开始为这位理财家鸣冤叫屈起来。杨炎本以为很多人嫉妒刘晏的才能,现在刘晏被杀,这些人应该额手相庆才对,然而事实却出乎杨炎的预料,当时很多人纷纷上疏李适为刘晏鸣不平,这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同样也包括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例如,时任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的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上疏李适,谴责杨炎这种背地里捅刀子的做法,而且李正己和田悦提出了一个让李适很是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那他们这些安史旧部难道会比刘晏的结局还好吗?可以说当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谴责杨炎为刘晏鸣冤的行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让皇帝李适和杨炎备感压力。而这也是杨炎从未想到的。杨炎聪慧过人,这不假,但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或许是摸不透皇帝陛下的想法,或许是急于表白自己,杨炎在没和皇帝李适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杨炎派遣自己的心腹分别前往各地,假借宣慰的名义,然后秘密向地方节度使散布说,刘晏以前就想谋反,而且想让先帝立独孤氏为皇后,是皇帝自己讨厌刘晏,才将他杀死。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本就性情急躁的皇帝彻底愤怒了!现在舆论矛头全都指向我,老子没说什么心甘情愿地顶着压力,你杨炎凭什么干这种念完经打和尚的勾当?据《资治通鉴》记载,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适和杨炎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李适心中有了杀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上闻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不过李适虽然没有发作,但他还是变相地给予杨炎警告,那就是将杨炎调任为中书侍郎,虽然杨炎的宰相之位依然保留,但显然李适的潜台词是杨炎已经不再是宰相班子的专有人选。对于李适而言,能够保持如此的克制冷静已经实属不易。换句话说,杨炎已经在鬼门关前免费旅游了一趟,只是他还能买到返程的车票。对于皇帝陛下的警告,以杨炎的精明,应该能够读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炎似乎并未收敛自己,直到他的克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克星的名字叫卢杞。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乃开元年间宰相卢怀慎之孙。父亲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打进长安,卢奕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最终被叛军杀害。作为烈士之子,朝廷理所当然地要为卢杞谋个好官位,他历任解褐清道率府兵曹、监察御史、鸿胪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等官职。史书记载,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让人看起来十分畏惧,但这个人口才很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说出的话很有感染力,所以深得皇帝李适的赏识,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升任御史大夫,统领京畿观察使。很多人都认为卢杞会继承其祖父的柔和风范以及父亲的刚正不阿,但事实上卢杞和他的祖父、父亲在人品上相去甚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对于卢杞的人品,当时郭子仪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姬妾都跟在身边,唯独接见卢杞时,郭子仪屏退所有的侍妾,当时郭子仪的家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给出的答案是:卢杞面貌丑陋,妇道人家看见了会忍不住嘲笑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定会记仇,将来有朝一日他得了志,咱们郭家就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了。事实证明,郭子仪不仅能看穿卢杞的本质,同样他也很准确地预测到了卢杞定会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在升任御史大夫几天后,卢杞再次被李适提拔,升任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功进入宰相班子。和杨炎比起来,卢杞无论从外在形象上,还是内在学问上,都与杨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杨炎经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卢杞,这让卢杞的心中很是不爽,而卢杞恰恰是和杨炎同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心胸狭小,不过卢杞却比杨炎更加阴险狡猾,正像郭子仪评价的那样,凡是对卢杞稍有不从的人,他肯定会置人于死地。现在皇帝李适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而杨炎又得罪了有仇必报的卢杞,杨炎的前程已经笼罩了一层阴云,但是杨炎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似乎依然没有警觉。这其中最能证明杨炎在政治上疏忽大意的便是梁崇义反叛事件。梁崇义本来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下,来瑱被杀后其部将共推梁崇义为帅,梁崇义趁着朝廷无暇顾及自己,在襄、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实力逐渐扩大。一直到李豫即位后,梁崇义的辖区俨然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不仅拥兵数万,而且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势力结成同盟,但是在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李适继位后曾经多次招抚梁崇义,但梁崇义因为有着田承嗣、李正己这些藩镇大佬的庇护,对朝廷的招抚并不感冒,性情急躁的李适于是开始变脸,准备动用武力讨伐梁崇义。当时朝廷兵力单薄,所以讨伐梁崇义只得依靠其他藩镇势力,在遍观所有藩镇之后,李适选中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所以选中这个人是因为其养父李宝臣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将其养父驱逐,夺取了他的位置。虽然李希烈驱逐李宝臣是其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李宝臣庇护梁崇义。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同时兼任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负责督导诸道军队讨伐梁崇义。李适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就在他正要让人起草任命的诏书时,杨炎偏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李宝臣本名)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信任,以至于无人能和李希烈的地位相比。但李希烈大逆不道竟然驱逐了养父董秦,夺取其权位,这个人凶狠残暴,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守法令,如果他要是讨平了梁崇义,陛下将来如何能够控制住他?”明眼人可以看出,杨炎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李希烈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证明,杨炎还是很有预判性的。但这个世界上真话不一定就能够让人接受,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情急躁,想做一件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儿,杨炎的话无异于是一盆冷水浇上头顶。“爱卿的话朕会仔细思考的。”李适想找个台阶糊弄过去,但杨炎却偏偏认死理儿:“依臣看来,陛下绝不能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这事关大唐帝国的安危啊!希望陛下三思!”“梁崇义对朝廷大不敬,如果就此纵容他,才事关我大唐的安危!”李适说完后,不等杨炎开口继续争辩,就起身回到后宫。只剩下杨炎站在原地哑口无言。事实上早在杨炎从道州司马的任上重新回归朝廷的时候,在路过襄阳时,他就劝说梁崇义尽早归降朝廷,但梁崇义没有听从。后来杨炎又派心腹李舟前往襄阳劝说梁崇义,结果被严词决绝,李舟连襄阳的城门都没进去,就被梁崇义轰了回来。我们不能否认杨炎在梁崇义事件上所做的努力,但杨炎有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他极力劝说梁崇义这件事,并没跟皇帝李适讲清楚,当时朝廷的人只知道杨炎去过襄阳,具体他和梁崇义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一直到梁崇义抗拒朝廷的招抚,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杨炎在背后搞鬼。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儿没有办好!在我看来,杨炎之所以从朝廷第一红人而急速坠落为让皇帝厌恶的人,除了在刘晏事件上,杨炎一脚将李适踹到前台,让李适心生杀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杨炎并没有看透在官场中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的道理。事实上谗杀刘晏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杨炎自毁长城的表现,他的屠刀虽然斩掉了刘晏的头颅,同样也斩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至少在那件事上舆论已经对杨炎颇为不利。属于杨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杨炎却当局者迷,依然无视皇帝李适的警告,还将自己看作皇帝陛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造成杨炎悲剧结局的内因。更何况还有睚眦必报的卢杞这个外因。很长时间以来,卢杞对于杨炎轻视自己心中早已怨恨不已,只是由于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必须学会隐忍。暂时的忍耐绝不是软弱,而是为了更强地发力,精明的卢杞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而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对于君子还是小人,这句话都适用。李希烈接受皇帝李适的加封后,开始统领大军讨伐梁崇义,但老天爷偏偏不给力,连日的阴雨天让李希烈的大军受阻,无奈之下李希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就这样在半路上耽误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急躁的皇帝开始牢骚满腹。当时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李适不知道李希烈停留这么长时间不进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因为内心有什么想法,就在李适无所适从时,卢杞的话让李适瞬间豁然开朗。“陛下!李希烈之所以徘徊不前,依臣看来天气原因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想一想,杨炎阻止陛下任用李希烈,李希烈一定会怨恨杨炎,可是现在杨炎依然身居宰相之位,李希烈的心里能痛快吗?陛下何必为了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而坏了当前建功的大事,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的宰相之位来换取李希烈的高兴,等讨平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妨害啊!”“爱卿所言极是啊!就依爱卿所说的办吧!”李适丝毫没有犹豫,瞬间就决定了杨炎的命运。建中二年(781年)七月三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的宰相之位,改任尚书左仆射。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杨炎再也没能回到宰相班子之中。和先前杨炎诬陷刘晏比起来,卢杞整人的手段技高一筹,在和李适的对话中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贤者、一个为皇帝陛下分忧的智者,然后利用李适的急躁情绪在无形之中将杨炎踢出了宰相班子。应该说卢杞这一招已经算是狠狠地报复了杨炎,但对于一个视整人为游戏的人来讲,卢杞还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杨炎谗杀刘晏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和刘晏同样的道路。而从舆论角度来讲,他比刘晏结局更惨,刘晏死后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杨炎却是被人幸灾乐祸。前边我们大略地分析过导致杨炎由朝廷第一红人急速坠落为千夫所指的内因和外因,但在我看来,导致杨炎最终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是他处理修建家庙事件不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炎准备在曲江畔修建家庙,就拜托河南尹赵伯惠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宅院卖掉,但赵伯惠却建议杨炎将宅院卖给自己,结果杨炎同意了。当时地方主管官员购买自己辖地的物产属于变相勒索贿赂,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不仅仅是杨炎和赵伯惠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有人真的去管。但这一次到了杨炎和赵伯惠这里,偏偏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件事。时任御史大夫的严郢就上疏弹劾赵伯惠,说他是买杨炎的宅院是为了从中贪图厚礼,而且杨炎身居高位也不应该纵容赵伯惠这样做。事实上严郢本可以不站出来揭发这件事,而之所以他要站出来,是因为杨炎做宰相的时候,很是讨厌严郢,将他从京兆尹的位置上调到了大理卿的闲职位置上,最后还是得到卢杞的保荐,严郢才当上御史大夫。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严郢站出来揭发这件事情是受了卢杞的指使,但卢杞当时作为首席宰相是最有权处理这件事的,而且从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卢杞是幕后操纵者。卢杞让大理正田晋依法调查这件事,田晋给出的结果是:按照律令要求,地方官员购买辖地物产从中取利的,按照勒索罪处理,应当撤职。没想到田晋将调查结果报告卢杞后,却让他自己先丢了官,被贬为衡州司马。显然田晋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撤职处理不是卢杞想要的结果,仅仅是撤职,怎么能够小事化大呢?结果卢杞换了其他人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出的结果是:赵伯惠应该被判处绞刑。这下卢杞满意了!不过虽然案子的审理结果达到了卢杞的目的,但在这其中该怎样对待杨炎,这才是卢杞着重思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在赵伯惠购买宅院这件事情上,杨炎该当什么罪名。换句话说,从法律角度而言,杨炎是无罪的,但卢

                      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第三章满族势力的扩张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六”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9月30日。临终前他没有指定汗位继承人。相反,他的遗训是警告诸王,即八贝勒,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成为独裁者。“继我而为国主者”,他说,“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或许努尔哈赤感到,像他那种独裁野心,若不加约束,最终会危及他所开创的事业;或许他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达到与他同样的历史地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总之,他要求八王实行集体统治。“若集会而见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努尔哈赤死时,共有四大贝勒,都是这位金汗的子侄。论年龄,代善最长,其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年龄最小的皇太极,统领着满洲八旗中的两旗,因而实力最强。但他的优势只是相对的,他要登上汗位,必须得到另外三位贝勒的认可。最初,换取三位贝勒的认可,似乎要以实际上瓦解努尔哈赤所开创和发展的全部事业为代价。皇太极后来回顾这次危机说:彼时,我等正为太祖服丧,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我曰:“我已同众贝勒议。我等欲推尔为君,然尔既登汗位,须容我出境谋生。”……吾若许其出境,则两红旗、两白旗、正蓝旗亦可越境出外谋生。如此国将不国,我为谁君?吾若从其请,则国家分崩矣。最后,年长的贝勒代善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其儿子的帮助下,代善提议由皇太极继承汗位,比皇太极年轻的宗族成员,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皇太极当众向其三位兄长下拜;在正式场合,则四人同座。于是,一种集体统治格局果真形成了。不过,这是一种令人不安因而难以持久的政治安排。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认为应由他而不是其弟来继承汗位。而皇太极则因集体统治对他的约束感到烦恼,正在另寻良策,以使自己真正凌驾于其诸兄之上。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

                      吃奶插逼爽啊啊啊啊啊啊啊视频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清太宗实录》卷五)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明史·袁崇焕传》)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崇祯长编》卷二九)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者。(《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文皇(皇太极)乃擒明杨太监监于帐中,密扎鲍承先在帐外作私语曰:“今日上退兵乃袁巡抚意,不日伊即输诚矣。”复阴纵杨监归。明庄烈帝信其间,乃立磔崇焕。举朝无以为枉者,殊不知中帝之间也。(《啸亭杂录》)总之,虽然各种记载多有所出入,但此事在乾隆年间的《清太宗实录》和《明史》里是有记载,在清朝原始资料《满文老档》也有记载,明朝这边《崇祯长编》《石匮书后集》等也都有记载,清朝时大学者、治学严谨的昭梿《啸亭杂录》有记载,所以反间计的问题是靠谱的,可以采信。以崇祯之精明,单凭这两个太监的话,他是不会相信的,但结合这些天来的情况,再加上这个证据,使得崇祯最终认定袁崇焕是暗通后金。十二月初一,崇祯决定利用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军饷的机会拿下袁崇焕。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此时城门紧闭。因为崇祯怕袁崇焕带兵冲入。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下来,袁崇焕和祖大寿坐在筐里被提到城上。袁崇焕到了平台以后,崇祯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提了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袁崇焕沉默,这个事很复杂,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兵临城下?”袁崇焕沉默,这个事更复杂,没有地图的话我解释不清。“你为什么要打伤满桂?”满桂不是袁崇焕打伤的,是被德胜门上的守军用火炮误伤的,怎么也怪我?这三个问题袁崇焕一个也没答,崇祯以为袁崇焕是默认了,于是一声令下:“来人!脱去袁崇焕官服,押入大牢!”袁崇焕入狱后,他带来保卫北京的关宁铁骑备受歧视,城上的明军用石头打,甚至用箭射广渠门外的关宁铁骑,致使不少人死伤。本来城外是三支勤王部队:袁崇焕、满桂、侯世禄,侯世禄所部溃败,袁崇焕被押入大牢,于是崇祯命满桂来统率这三支部队,满桂跟祖大寿过去在辽东时曾经有矛盾。他的军队因为没有粮食就在京郊地区抢掠,却谎称是袁崇焕的军队,使得京师百姓多误认为是袁崇焕军来抢他们的粮食。本来百姓就认为是袁崇焕把后金军队带来的,于是对这支关宁铁骑更是人人喊打。处境不妙,遭人误会,长官被捕,祖大寿决定率部出走。十二月初四日清晨,祖大寿带着关宁铁骑离开京师,向山海关进发。敌人兵临城下,你去山海关干什么?一句话,祖大寿反了!其实,就在袁崇焕下狱的第二天,十二月初二日,当时也在平台受召的兵部职方司官员余大成就提醒兵部尚书梁廷栋(明朝同时担任一个部门尚书的有时不只一人):“现在敌寇如此嚣张,关宁铁骑的主将被关押,再打下去不是战败也是溃退了,现在应该释放袁崇焕以安军心,让袁崇焕戴罪立功。”梁廷栋:“关宁铁骑有祖大寿在,祖大寿很能打,怎么可能溃败?”余大成:“覆巢之下无完卵,袁崇焕一开始入狱时,祖大寿可能以为是误会,没几天袁崇焕就会被释放,几天下来他就会知道上意不可挽回。袁崇焕与祖大寿功罪都分不开,袁崇焕已经被关押了,祖大寿能放心吗?他不造反还等什么?”(余大成《剖肝录》)果然,事情被余大成说中了。崇祯得知消息后,深为震动,余大成提议说祖大寿就是怕袁崇焕的事牵连到自己,此时只要有袁崇焕的手书,就能让祖大寿回来,崇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命余大成请袁崇焕写亲笔信。袁崇焕已经被押入大牢了,自然是一肚子怨气,所以不愿意写,余大成说:“袁公您孤忠请俎,只手擎辽,生死靠的都是命,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之人,莫不佩服袁公您的忠义,体谅袁公您的爱国之心。苟利于国,不惜发肤,死于敌人之手与死于国法之下,哪个更好?现在圣上并没对您的情况定性,请您好好考虑吧!”袁崇焕最终还是写了这封信,劝祖大寿回来,祖大寿看了老长官的信,最终回心转意。崇祯得知后更不高兴,袁崇焕的部下只听袁崇焕的不听我的,这更坚定了他除掉袁崇焕的决心。就在袁崇焕被押入大牢的这些天,皇太极在干什么呢?皇太极制造了反间计后的第二天,就从北京城下撤走了,他派阿敏率兵攻陷了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其中攻永平时守将明朝户部郎中陈此心投降,他以父母年老为借口请求回故土。皇太极居然恩准。陈此心说:“感皇上不杀之恩,自当竭力图报,臣决心彻底跟随您。”然而不久陈此心要逃走,他被抓住后,群臣都主张杀他,皇太极却平静地说:“朕不杀你,随你去吧。”与其父努尔哈赤相比,皇太极显然是个宽容而不好杀的人,在此赞一个。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失守后,崇祯派孙承宗带兵收复,孙承宗毕竟原来是袁崇焕的领导,指挥祖大寿当然更好使,接受孙承宗指挥收复永平四城的部队除了祖大寿的关宁铁骑外还有一支由一个川妹子所带领的部队——白杆兵。白杆兵是因为手持白杆枪而得名,白杆枪是用结实的白蜡树(天津的市树)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白杆兵的统帅是重庆女人秦良玉,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在列女传出现的(她出现在《明史》将相类列传)称得上女军事家的人。关于一个女人从川妹子到军事家的涅槃的详情,我们后面再说,此处先说她与后金的作战。此番已不是她第一次跟后金作战,前文沈辽之战中,秦良玉派其兄秦邦屏、秦邦翰与其弟秦民屏率数千精兵从重庆出发,参与保卫东北的战役,沈辽之战,秦氏兄弟率白杆兵血战八旗兵,大战中杀八旗兵数千人,由于众寡悬殊,秦邦屏、秦邦翰力战死于阵中,秦民屏浴血突围而出,两千多白杆兵战死。此番己巳之变,崇祯召天下各路兵马进京勤王,秦良玉从重庆星夜兼程赶往京师,并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作为军饷。在收复永平、遵化、滦州、迁安的战役中,孙承宗用红夷大炮炮轰城池,几十炮下来,城墙就被炸塌了,然后祖大寿率关宁铁骑,秦良玉率白杆兵冲锋。秦良玉手舞白杆长矛,好似瑞雪飞舞、梨花纷飘,锋刃所过之处,后金骑兵纷纷身首异处,一战即胜,就这样把这四座城池全部收复。阿敏在城池即将被明军收复前把城内投降后金的汉人全部杀死,然后带兵逃跑。皇太极一看,据守城池是没戏了,孙承宗和祖大寿太厉害,干脆咱们趁着孙承宗和祖大寿一时半会儿无法回师北京城下(红夷大炮太重,不方便运输),咱们再杀回去,于是皇太极便亲统大军回师北京城西南的卢沟桥,十二月十七日发起永定门之战,此时孙承宗和祖大寿都没能赶回来,崇祯慌了。还好此前袁崇焕还在广渠门作战时,翰林院官员推荐一个叫申福的游僧,说这个人会制造战车,崇祯就让他来造战车,此时战车造得差不多了,崇祯便让他出战。申福带着许多和尚、流氓、乞丐组成战车队出城,战车队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突然间皇太极一声令下,八旗铁骑冲向战车队。申福催促战车前进,可是推车的这帮人见铁骑冲来,赶紧撒腿就跑。八旗铁骑从马上挥舞大刀和战斧将战车纷纷砍倒,把申福手下这帮人就像削瓜切菜一般纷纷砍杀,申福也战死。这些人太不靠谱,崇祯急忙派满桂、黑云龙率军四万出战,杀得昏天黑地,一直打到天黑。皇太极看一时难以取胜,便让部下穿上明军军装,趁着黑夜混进明军军阵。满桂不曾防备,误以为来的是城内援军,结果满桂被杀,黑云龙被俘,但后金军最终也没能攻破北京城。永平、遵化、滦州、迁安被明军收复,皇太极有被断后路的危险,而眼前北京城显然不可能攻下,于是皇太极下令撤退,此次北京保卫战结束。在城下,皇太极临撤兵前说:“城中痴儿,朕取之易如反掌,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如我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啸亭杂录》卷一)皇太极班师沈阳后,以阿敏在临撤退前将永平四城投降汉人全部屠杀为由将他终身圈禁,后阿敏死于狱中,至此四大贝勒还剩皇太极、代善、莽古尔泰三人。这次北京保卫战,后金十万人孤军深入,其实是犯了兵家大忌,长城沿线各关隘依然在明朝手里。若明朝能在京城外与敌人长期相持,再集中数倍于敌的大军封锁长城关隘(这对明朝不是难事),将其合围,后金十万大军必将陷入死地,即使皇太极能侥幸突围,后金也必定元气大伤。假如崇祯更有胆气一些,一面调集内地兵马援救京城,一面让祖大寿戴罪立功,告诉他只要率辽东兵北攻下后金老窝,就释放袁崇焕。祖大寿带兵北伐,引后金军回援,再于半路截杀,也就是围魏救赵之法,那更是一刀捅进后金心窝,后金势必一战即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格勒之战,朱可夫就是指挥苏联红军先守住斯大林格勒,然后派兵抄德军后路,最终把斯大林格勒城一带的德军困死,歼灭德军三十三万人。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崇祯绝非朱可夫。皇太极走了,该论功行赏、论过斩杀了。崇祯亲自接见秦良玉,封她为一品夫人,并赋诗赠给她。诗云: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凭将箕帚作蝥弧。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孙承宗、秦良玉等功臣受封赏后,该收拾袁崇焕了,袁崇焕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在监狱中写了几首诗。其一是《狱中对月》:天上月分明,看来感旧情。当年驰万马,半夜出长城。锋镝曾求死,囹圄敢望生。心中无限事,宵柝击来惊。囹圄中,袁崇焕更忆亲人,故作有思念老母的《忆母诗》:梦绕高堂最可哀,牵衣曾嘱早归来。母年已老家何有,国法难容子不才。负米当时原可乐,读书今日反为灾。思亲想及黄泉见,泪血纷纷洒不开。读书多年终成进士,机缘巧合效命辽东,最终却也因辽事而丧命,他也知道由于杀了毛文龙,自己“国法难容”,此时母亲已经不可能与自己见面了,思前想后,自己与母亲只能黄泉再见了,昔日郑庄公黄泉认母只是模拟一个叫黄泉的地方与母亲再见,而自己却真的只能跟母亲黄泉再见了。想到此,袁崇焕作了一首绝命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从崇祯将袁崇焕逮捕,到最终处死袁崇焕,其中隔了九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九个月崇祯在干什么呢?本来崇祯还在犹豫如何处置袁崇焕,此时,想加盟内阁的温体仁和周延儒为了扫清障碍——内阁大学士钱龙锡,于是就拿袁崇焕下手了。钱龙锡跟袁崇焕关系不错,此前咱们交代过,袁崇焕就是跟钱龙锡最先说自己要杀毛文龙的,而袁崇焕此时在狱中,只要往死里整袁崇焕,钱龙锡必然受牵连,然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就能成功加盟内阁,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于是他们组织御史言官集体弹劾袁崇焕、钱龙锡,说钱龙锡与袁崇焕相互勾结,袁崇焕贿赂钱龙锡几万两银子,等等。其实在明朝,大臣收受贿赂,除了朱元璋时期必死外,剩下的时候就那么回事儿,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毕竟谁的屁股都不干净。可是,袁崇焕是边境大将,钱龙锡是朝廷重臣,边境大将和朝廷重臣走得太近意味着什么?可能要谋反啊,要里应外合啊!最终崇祯下定决心杀袁崇焕。之所以崇祯从逮捕袁崇焕到杀他用了九个月,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皇太极此番虽然撤兵,但他留了一部分余部在关内,直到袁崇焕被逮捕七个月后,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才全部退出,在此期间崇祯还要用祖大寿的关宁铁骑来抗击敌军,所以一时不能动袁崇焕,直到后金军完全退出长城,祖大寿领兵回到辽西,崇祯才对袁崇焕定罪、动刀。崇祯以如下罪状给袁崇焕定罪: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七)那么袁崇焕这些罪名都是真的吗?咱们逐一分析。一,付托不效。这是指崇祯皇帝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指望他五年复辽,而他辜负了皇帝的嘱托,致使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攻打京师,给明朝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损失。(按:这个事嘛,崇祯的确苛责了袁崇焕,因为后金军是绕过了袁崇焕的直接防区杀向北京的,而袁崇焕在得知了皇太极大军杀到之后,就立即阻截,先后在遵化、蓟州、通州拦截后金军,可惜的是都没碰上,或曰都失败了。因此这一条不算数。)二,专恃欺隐。是指责袁崇焕依恃崇祯的信任而行欺骗和隐瞒。(按:袁崇焕在杀毛文龙一事上是“专恃欺隐”,在己巳之变时,袁崇焕上奏说:“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其蓟州守则不忧矣,西建昌、迁安、永平守则不忧矣,东抚宁、山海、丰润、玉田守则不忧矣。”结果皇太极却成功突破了这些地方,袁崇焕的“拨兵防守”形同虚设,这条可坐实。)三,市米资盗。这件事指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袁崇焕提出要救济蒙古人,说如果不救济蒙古人,那么蒙古人就会倒向后金,但崇祯不让。因为崇祯认为把粮食给蒙古人相当于“资盗”。那么此事究竟是谁正确呢?袁崇焕认为如果不救济蒙古人,那么蒙古人就会倒向后金,而事实上蒙古人此时已经倒向后金,看看蒙古喀喇沁部跟满人的盟书吧:满洲、喀喇沁我们两国为结盟和好,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置一碗酒,一碗肉,一碗血,一碗枯骨,许下诺言,对天地起誓。如不履行此誓言,喀喇沁与满洲不友好,与明国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如有私下密约,或堕入察哈尔之奸计背叛,喀喇沁遭天谴责,执政之拉式奇布、布颜、莽苏尔、苏布地、庚格勒为首几个大小塔布爱等遭殃,不得长寿,如同这碗血,流血而死,被按埋于地下。如同这碗枯骨,其骨散败。如果履行其对天盟誓之言,天地保佑,获得长寿,子孙万代永字太平之福。(《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可见此时蒙古已经完全倒向后金,因此袁崇焕给蒙古人粮食就是资敌。而且袁崇焕的观点也并不对,他认为如果给蒙古人粮食,他们就会不倒向后金,事实上,谁强他们就听谁的,按袁崇焕的逻辑,实际上连努尔哈赤起兵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明中央政府对东北女真人的救济帮助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从永乐一直到万历,甚至一直到

                      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太和殿内景晋宏逵:紫禁城的命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天上的星空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帝王的所居,而紫禁城就是紫微垣在地上的投影。紫禁城内部,采取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而且布局得十分巧妙,很有秩序。不管咱们说它有千间房也好,一万间房也好,八千房也好,这些房总要按一定的秩序排列起来,换句话说,你找门牌总要有门牌号吧。它是怎么安排的呢?它的前朝部分特别疏朗,你看前三殿建筑,是整个北京市最雄伟的建筑,甚至于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最大的建筑,明代的太和殿比现在的还要大,至少用材料用的很多。王鲁湘:明代的叫皇极殿。晋宏逵:明代皇极殿是九间啊,现在的太和殿是11间,因为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了,所以整个体积缩小了。王鲁湘:在明清两朝的500多年里,紫禁城的屋脊是不是北京最高的屋脊?晋宏逵:紫禁城不是。紫禁城的太和殿是最高大的,但它不是最高的。王鲁湘:那些城门楼子会高过它吗?晋宏逵:城门楼子没有高过它。景山五亭建成后是最高的,白塔寺的塔也可能比它高,但它应该是最高大的了。它的北边就是东西六宫,皇帝自己家庭的所在地。那些房子千门万户,却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有人用众星捧月来比喻后庭与前朝的关系。再具体地从建筑空间艺术角度来看,当时由前门进城,前门之后是大明门,大明门之后是天安门,大明门天安门之间有千步廊,是很低矮很平缓的,但是拉的距离很长。到天安门前头,这个千步廊变成了丁字形,道路突然横宽了,凸显出天安门的高大,然后再到端门,又过了一个关才看见午门,午门又恰恰是一个凸字形的布局,人走在里面肯定感觉渺小,更凸现天子宫殿的伟大。王鲁湘:几年前我来故宫的时候,沿着这条中轴线走了一遍,体验当年外官进京见皇帝的那种心理感觉。我感觉故宫就是一个平面压缩的金字塔,从永定门进来以后就到了金字塔底下,然后一直往里头走,每过一道门等于上一个大的台阶。等到了太和殿的时候,实际上是到金字塔的顶端了,人走了这么远的路,腿也开始累了,膝盖也开始软了,到了太和殿门前的时候,感到不跪也得跪下了。晋宏逵:但是在整个明清,能够有幸看到太和殿的没几个人。一般的官员是没有资格进到太和门的,只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进,进也只能进到太和殿的丹墀上,进屋不太可能。由此而看,故宫具有很高明的空间布局艺术。另外,从规划布局上看,故宫的设计有条不紊,它要表现封建的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皇权至上,所以萧何那会儿就讲了很著名的一句话。王鲁湘:刘邦很生气地问他,你怎么这么浪费啊,建这么大的宫殿干什么?晋宏逵:人家萧何就说了:“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最高最大,后代人都没法超过。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了,成为宫殿建筑的一个主调。王鲁湘:而且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条中轴线一直到清朝都没有什么树木,特别是太和殿前面这么大一个广场,一棵树木也没有。这也是要表现一种皇权至上的概念,因为一旦有了树木,就有了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种很威严、很秩序的感觉就没有了。晋宏逵:前朝的部分都是很规整的线条,很直的。王鲁湘:到了后寝,到他自己家里头的时候,花木复苏,御花园各种庭院里面各种各样的树木就有了,这体现的是一个亲切的人的尺度。晋宏逵:另外,他调动很多建筑艺术的手法突出皇权的主题。比如说屋顶都是黄的,屋身全是红的,台阶全是灰的或者白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就意味着单调啊,所以他在屋顶和屋身之间加了彩花,而且是以青绿色为主。你再去看紫禁城的很多细部,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同样是琉璃瓦,有黄色有绿色,而琉璃瓦屋脊上的兽,它的数目要表现等级制度,表现级别,最高级的建筑数目最多,最低级的建筑数目最少,它那些影壁、琉璃门上面的花纹又都非常活泼。故宫绿色琉璃瓦残片故宫黄色琉璃瓦残片王鲁湘:而且为了突出紫禁城这一片,北京城其他地方都不能用黄色琉璃瓦。所以当时要是从上空俯瞰的话,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灰调子,在灰调子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紫禁城。晋宏逵:你这个描述非常准确。整个北京城是在封建制度下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作为封建制度应该被否定,但在建筑艺术上应该被肯定。王鲁湘: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在古代,黄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的最明亮的色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故宫的墙面是朱红,屋面是金黄,两个都是暖色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个和五行有关,墙面的红色是火,屋面的黄色是土,火生土。晋宏逵:这个我倒没考虑过,我只能说这个现象,大概从金代就形成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喜好,秦始皇喜好的是黑,唐代的墙大概是青白色的,到金代以后,就是红墙,白台阶,黄瓦,至于根据什么确定的,这我还真没有研究过。王鲁湘: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皇城的建筑上还是遵循着阴阳五行的法则。晋宏逵:金朝中都的建设是学习了宋代汴梁城的设计,宋代也有他的来源。总之,我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个事,但我觉得,皇家建筑肯定有它的传承,也肯定有它的讲究。王鲁湘:这里面都包含着几个核心的文化价值理念。首先就是中,中国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中的概念,这也就等于有了关于核心的概念,紫禁城中轴线加上这样一个长方形的框就是一个中字,天下之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是三大殿从天上看像一个土字,土居天下之中73,这又是一个中的概念。今天我们看沙盘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前朝与后寝正好是“负阴抱阳”,阴阳交泰74了,所以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过渡性的一个宫,就叫交泰殿。很多年以前,我仔细数过紫禁城城墙上的几个主要建筑的屋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是360个。晋宏逵:这个我还没数过。王鲁湘:360是个天数,一周天75。四个角楼,每个角楼是28个,象征天上的28宿。我觉得,里头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平面的形状,都有中国文化的意蕴在中间。晋宏逵:现在问题就是,文献当中对这些东西很少有记载,所以只能作为推测。如果我们的推测和事实相符的话,这种推测也能自成一说了。王鲁湘:反正从中国文化中间能找到一个说法。作为天子的居所,紫禁城除了表现森严神圣的皇权和等级,自然也是皇帝一家的宅院。所以,与前朝的威严刚毅相对,内庭的一切布置和设计,都是为这个大家族的衣食住行服务的。晋宏逵:他调动这么多技术,有突出的主题,有突出的轴线,有严谨的规划,还有这么优美的室内和室外建筑设计,最后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个建筑的各种功能。皇帝的礼仪活动场所是三大殿;他日常办公的地方有乾清宫,后面有养心殿;后妃住的地方有东西六宫;太后们住的地方有西边的慈宁宫;皇子们住的地方有南三所和东西五所;太子受教育的地方有文华殿。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这些人的心理,这些人的宗教活动、精神寄托怎么解决呢?所以宫内又有很多的道教宫观,也有一些佛教的寺院。王鲁湘:包括喇嘛教的。坤宁宫内景晋宏逵:故宫博物院里头现在还有48处宗教活动场所。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们从来没有被扰动过,一些佛像上还拴着当时地方进贡来的一些条幅,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进贡,给谁谁谁的,贡的是什么佛,这太珍贵了。王鲁湘:清朝皇室又是满族,他们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也都有,比如在坤宁宫里头。晋宏逵:萨满教都在坤宁宫,佛教和道教有延续明代的,也有他们自己新建的。王鲁湘:明清两代中国第一家庭的世俗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包括文艺生活,都可以在这个紫禁城里头解决了。晋宏逵:统统得到满足。故宫里还有皇家出版社,也就是修书处。纪晓岚这些著名的文人都在里面上过班、编过书,这也是紫禁城一个很大的成就。王鲁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紫禁城绝不能单独理解成中国的最高行政中枢,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庭各种各样生活的所在,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在这个里头完成的。晋宏逵:对。我们现在扯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紫禁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去考虑它,怎么认识它的问题。四、故宫的价值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第二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今天,人们来到这里,透过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心脏,也包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故宫代表中国进入了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它的文化价值无可辩驳地得到了举世公认。晋宏逵: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突出性、普遍性和世界性。也就是说,世界如果缺了它,文化就是不圆满的。紫禁城的文化价值是世界性的,那它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一个是从实物角度看,它有宫殿建筑。它的宫殿建筑不单单是咱们说的600年历史,而是两千年,为什么?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历代王朝就在不断地进行皇宫建设,但留存到今天且唯一完整的皇宫建筑,就是故宫,所以它自身有600年历史,但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它每一个地方都是传统的。王鲁湘:您说的这个两千年,从秦始皇开始,可能还说短了。比如说景山,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故宫后面这个山为什么叫景山,因为景山也可以理解为影山,影山可以作为屏风这种东西来理解。但看了偃师的商城遗址我才明白,商城遗址后面那个山就叫景山,可见其来源有多远。晋宏逵:所以它的传统,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文献有记载,有一些文献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地下流传的。但是作为一种传统,延续时间应该有几千年了。另一种实物,就是故宫所藏的150万件文物,这些文物从分类来讲是可移动文物,但这些可移动文物和其他可移动文物不一样,它不是到哪都可以摆的。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皇家长期收藏的最后成果,它的东西看起来是清代的收藏,但是文献上说得很清楚,它照盘接受了明代的东西,明代这些东西是从元来的,元代是直接从南方拉过来的,所以它的东西是皇家收藏的直接延续,150万件文物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王鲁湘:说到这一点我就想,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但是只有三个地方叫博物院,一个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是南京的故宫博物院。这三个地方之所以称院,不称馆,是因为院的级别好像比馆高一点,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有资格称为院,恰恰是因为里头的收藏都是皇家收藏。故宫博物院晋宏逵:这得说说故宫文物的流失过程和辗转过程,它和抗日战争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政府对于保护这笔中华民族的最珍贵遗产做了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当然,二战期间各国都在转移自己的文物,怕毁于战火,但故宫的转移延续了很长时间,辗转的路程大概是历史上最长的,这是欧洲各国没法比的。当时转移的故宫文物有13000多箱,还有当时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这些地方的文物6000多箱,加一块将近两万箱文物,都运到四川,分三个地方保存。王鲁湘:四川贵州。晋宏逵:贵州的最后也回到了四川乐山一带保存。过了抗日战争之后,从四川又回到当时的政府所在地南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到战局不利,就在正在北还的文物中选了一批运到了台湾,这批东西有档案,有图书,也有所谓的古物。当时的分布是这样的:古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以清宫旧藏为核心的。王鲁湘:还有没运走的也回京了。晋宏逵:北京故宫的文物还有建国以来收购的,还有一些考古发现的新东西,还有一批是大家不太重视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关于文物价值的概念局限在清宫旧藏和艺术品上,但我们现在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这些东西的。王鲁湘:那么凡是清宫使用的现在也是文物了。晋宏逵:对啊。很多帝后不是书画家,他们画的东西艺术性很差,但是它反应了帝后的心路历程,那也是文物啊。这批东西,台湾应该是没有的,都留在北京了。把这些东西算在一起,再加上武英殿的那些书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有150万件。南京博物院呢,它的藏品不是以故宫文物为核心的。王鲁湘:它藏有一部分故宫南迁留下的东西。晋宏逵:那不是它的主要藏品,另外,现在有十几家博物馆都叫博物院了。王鲁湘:从收藏主体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我们故宫这一边是切不断关系的。晋宏逵:从藏品角度看,它们是一个整体;从哲学角度看,它们是一个系统;从文化内容看,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王鲁湘: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情。刚才说到故宫的价值,说到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延续,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故宫,整个东方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没有了。晋宏逵: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它在文化上到底有哪些价值?它代表了一种被中断的文明形式,它比较完整、生动地表达了这个制度。我们在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是在书本上看不到的;可以体会很多东西,这也是在文献记载上找不到的。王鲁湘:正因为如此,故宫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体中国人的心。故宫发生的任何事情,马上会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故宫的维修,自然也会引起全体中国人的高度关注。五、故宫大修2004年6月4日,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近百年来,紫禁城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工程。总投资20亿元,历时19年的故宫大修,将被分为三个阶段:从2002年10月武英殿试点工程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对公众开放。到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

                      索柱——和尚——五达子——晋××——福保——明善——文锡——增崇——存耆——奎垣。定:(对奎垣)到您是十辈。(对奎垣的儿子世怡)您是十一辈。察世怡(以下简称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们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奎:有名倒是也有名。反正我知道的,说我们家什么的都有,好的坏的,捧的骂的,什么都有。我祖父是哥儿四个,我祖父是增崇,仨弟弟是增德、增麟、增绂。哥儿四个不是一个母亲。我祖父是一个人儿,那三个兄弟是一个母亲,那哥儿仨是亲的。我祖父行二,没有老大。老大很早就没了。二三四五。那会儿出名是增二老爷,以后出名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六叔。我四祖父中年早死,我五祖父也比较年轻就死了。定:三祖父是增德?奎:增德。增德属于好佛的人,每天都念经,和雍和宫的喇嘛交往甚深,家常俗事都由六叔六婶管理。他也做官,官比我祖父小。我们家是这样,哥儿四个分家分了四份,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哥儿四个在北京就都是住在秦老胡同注254,由这儿到那儿半条胡同,一溜儿房挨着。增崇像(察世怡提供)定:《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说你们家那房子是“庭宇多而不成局势,盖积渐而成者”。注255奎:这都是事实。这房子不是一块儿买的修好的,是一块儿一块儿后凑的,这就是那书上说的不成局势。比较有格局点儿的是我三祖父住的地儿,三祖父住的地儿现在大伙儿一个劲儿说索家花园索家花园,实际上不是花园。注256那院儿是三卷的连房,我三祖父住正房东头,我六叔住正房西侧,厢房是我那八叔,还有我堂兄弟姐妹们。现在愣(“一定要”之意)标明是索家花园。要如果说花园,是那边有一个大杂院,那也不是花园,要勉强说叫花园还说得过去,从前哪,那不是我祖父的时代了,可能还往上,曾祖高祖啊,那时候有一个大厅,有个石船,有个小河,从我一直就没瞧见河,那就是都填了。从现在拆平的那院到船屋,门都用砖砌死了,通通走18号,就这一个号,分家以后才有19、20、21、22号,这是大概。绮园现在是35号。定:绮园就是后来卖给包家的是吧?注257奎:卖给人我知道,卖前是给宫内修钟的和照相的西洋人暂住。后来卖给包家我不记得了。那不是一个太好的房子,就一个石船,有一点裙房,没什么的,包家如果是大角儿的话,不可能买我们这种不成格局的房啊。秦老胡同35号大门,注意左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上面所写的就是“绮园花园”(定宜庄摄于2006年)定:他们家后来没落了以后买的。奎:那我就说不上来了。民国了,我六叔,就是我三祖父的儿子,在华比银行做事,注258也不知怎么就负责这账房,也是股东,结果做一笔买卖赔了,破产了。后来就抵债还账,就卖房,我祖父帮我六叔呢,就说我那房也给你们卖了还账得了,所以老哥儿四个的房子就全卖了抵债了。卖给谁我现在说不清,有一段说是卖给马连良了,是不是马连良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一破产就全完了。后来我祖父在东边又盖了两所房,一所就给了十一叔注259了。定:你们家除了您这一支儿,还有别的支儿吗?奎:那几支就完了。那几支房卖了,等于破产了,不在这儿住了。十一叔原来在这儿,做买卖也赔了,解放后搬走了,搬到朝阳门小街,后来又搬走了,搬到和平里去了。定:您祖父增崇赶上辛亥革命了是吧?那他怎么样了呢?奎:他没怎么样,就辞官不做了,就回家来了。定:那他都干什么呀?奎:就在家,在天津一闷儿,等于是隐居了。就这个大伙儿也有说好的也有骂的,说好的就说我祖父是为国,很早就辞官了,辞官的时候清朝还有皇上呢。骂的呢,骂的是三家儿,我们家、那桐家,还有庆王家,说国难当头这三家儿买了房子买了地到天津藏起来了(众笑)。听说原来天津地贱,后来涨的价。夏天到北京来,冬天搬到天津去。定:清朝亡了以后您祖父还活着吗?奎:我二十了结婚了我祖父还活着呢。我出生的年代虽然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但是旧习俗依然占上风,在大宅门中更是丝毫依旧,家中一切事也依然自然听我祖父的,父亲叔叔都无发言权。我父亲就悉听祖父指使。我祖父身体很好,一直自己办理家事,一直到后来80多岁依然。例如走亲戚,哪家有喜庆事,由祖父母决定谁去,是自己去还是叫我父亲母亲去。有堂客来往的,母亲走之前也得先到公婆前告别,回来时也得汇报。此外经常要请安,晚上婆婆让休息才可以回自己屋。所以有些人说满人规矩太严,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满人家。定:您祖父哪年去世的?奎:1944年。定:您祖母是谁家嫁过来的?存耆家人,从右至左:增崇、孙奎垣、孙媳张寿英、妻耿佳氏(察世怡提供)奎:我四个祖母呢。不是一块儿的,都是一个死了再续一个。头一个祖母我说不上来了,二一个祖母是喜塔腊氏,也是大家族了,所以我父亲的姥姥家跟张寿崇母亲的姥姥家是一家儿。注260第三个太太还是喜塔腊氏,是姐妹,先娶的是姐姐,后娶的是妹妹,生我一姑姑。第四个祖母是耿佳氏,有我的时候已经是耿佳氏了。耿佳氏无儿无女。定:您父亲是……奎:是第二个太太生的。我父亲是姐姐(生的),我那个姑姑是妹妹生的。一个二的一个三的。第四个没有生。

                      2.父亲一辈的婚姻圈

                      定:您父亲是独子,可是按大排行就有好多吧?奎:也不太多,11个男的,9个女的,一共20个。我们这辈儿是大排行。我父亲那辈儿男女还分着。定:都住在这秦老胡同?奎:还真是都在秦老胡同。当然中间儿有死了的,女的嫁出去了。定:您还记不记得他们都娶的是哪家的?嫁的是哪家的?奎:嫁的是哪家的我知道,都说得上来,娶的我就说不上来了。我三伯父娶的是蒙古的。我五叔娶的是麻花胡同继家,也是大家,内务府的。六叔娶的是傅察氏,那阵儿弟兄姊妹开玩笑叫她普洱茶嘛。我六婶是最活动的。子:我们家那会儿贴着红条的普洱茶多得是,那都是宫里的,肯定。红纸条儿写着墨笔字儿,那么大一团儿。那时候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定:现在可值钱了,还不卖了去!子:卖什么啊,“文革”抄家都让红卫兵给踩啦。奎:八叔娶的是费莫氏。十叔娶的是珍妃她们家的,他他拉氏吧。九姑是嫁给铁家,铁良家。那阵儿不是老说“铁棍打老袁”注261吗。子:铁良老跟袁世凯干。定:后来不是也跑到天津去了吗?奎:也跑到天津去了。租界里头。十一叔娶的是马家,马佳氏,他父亲叫马世杰,住朝内小街新鲜胡同,也是中堂家。注262北京有两个世中堂,一个是我们三舅母家,一个就是这家。我那大姑跟我父亲是亲的,嫁到也是大宅门,佟家,住东四六条。他家俩姓,也姓蒋,佟家那名儿不甚响亮,蒋家响亮,东四六条蒋家,蒋中堂。注263后来我大姑就回娘家住来了。我二姑给的是肃王府,可不是在日本的那支儿,是留在北京的那支。三姑死了。四姑给的是载洵,洵贝勒家。五姑给的是涛贝勒家。他们哥儿俩是各自独立,不住在一块儿。六姑嫁的是……金兀术那是什么?子:完颜,完颜氏。奎:住亮果厂。注264完颜是大家,怎么封的我不知道,人家是金朝的后代,不是一般做官上去的,皇族嘛。他们房子多得很,人也多得很。王佐贤已经是大排行二十一了吧,(六姑给的是)志贤,不是佐贤。还是“姑做婆”,上一辈是我祖父的妹妹。秦老胡同那边那大门是希贤的,那不是他们家买的房,是那桐买的房,那桐给大女儿当陪嫁的。现在早就不是了,那时候是。定:对,那桐的大女儿是嫁希贤了,《那桐日记》写的有注265。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察世怡提供)奎:希贤的爱人就是我爱人的大姑。希贤的弟弟叫立贤,立贤的夫人是我大姨儿……七姑没了,我见过,没出嫁就死了。九姑是嫁给铁良的小儿子,他也行九,在天津。我父亲娶的是定王府的。我母亲是朗贝勒府的五格格,第五个女儿,立贤夫人是大女儿。现在盛传我们这儿是婉容的姥姥家,因为婉容的母亲跟我母亲也是亲姊妹,我的母亲是润麒的五姨。注266定:那么多女儿哪!您母亲是四的?奎:是五,没有四。有个四姨是本家的。定:我记得定王府是乾隆的儿子永璜的府第。奎:对对。我姥爷就是定王,我见过几回,印象不是太深。有学问,做过军机大臣。……定王家是败落了,那时候(王府)就已经不成了,多年失修了。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朝服像(察世怡提供)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便服像(察世怡提供)定:您母亲呢?奎:反正英文也念过,中文也念过,学堂是没上过。一般这么说,我的印象和认识啊,我母亲脑筋非常好,特别清楚。我母亲就是文静。对别人要求不多,自己保守自己的规矩很严。定:那你们家得多少亲戚呀。奎:那时候那个社会,千丝万缕,都联系着。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奎:那是好的,还有咬斥的一面呢。溥仪一倒了,也就完了。定:一家子还咬斥?奎:没法说,那会儿家庭都那样,自古不都是如此么。

                      3.父亲存耆

                      定:您父亲后来是做什么的?奎: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他母亲跟着我祖父做外任官时,早早死在南方了,所以从小没得到过母爱,长大了也不合群。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注267他爸爸,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定: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把什么都看穿了吗?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定:母亲没跟去?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定:嗯,这倒也是原因。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察家三代,祖增崇(中),父存耆(左),子奎垣(右)(察世怡提供)我父亲被扫地出门,连火炉子都被抄走了,就那样,心里坦坦然然,说拿走,这都不是我的。后来发还的时候,我父亲没写一个东西,他说既然拿走就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说没我的。政府发回那一点钱也够吃饭的了,那还都是我的孩子打着我母亲和我爱人的名义把很少的一部分认回来的。子:“文化大革命”时候给我们轰到对门那院去了,1976年地震的时候后墙倒了,我爷爷的床正好在后墙那儿,我爷爷要起没起来,先把腿砸折了,那时候不是特乱么,没地方去呀,给搁到地坛那院子里头,7月28号砸的,8月9号就去世了。

                      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定:那就是说别人都不这样,就您祖母特殊?奎:别人听到八点九点,我祖母就听到七点,顶多八点就回来了。那会儿请客照(比)现在时间晚。可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啊,就为这个原因,把我一害害到底儿,一直到现在。定:为什么呢?奎:养成了一个糊涂孩子啊!(众大笑)定:这是您谦虚吧?奎:不是谦虚。要不是这么养活起来的,我绝对跟现在不同。我一辈子净是后悔的事,没一点儿好事。定:这怎么说呢?您具体点儿。奎:不跟其他兄弟一起念书,不见人,不交朋友。我们叔伯兄弟见一面,“走走走”,赶紧给领走

                      罗地网,最终黄巢再次战败,被迫退入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两天后,由于粮草断绝,黄巢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十年前,黄巢带着对李唐王朝的满腔仇恨,决心起兵反唐,也曾一度让李唐皇族面临灭顶之灾,但高傲、自负以及对时局判断有误,导致黄巢最终功亏一篑。千百年来人们对黄巢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对腐朽的唐王朝予以致命的打击;也有人说他起兵十年,杀人无数,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但无论如何,黄巢起义都是大唐帝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话题,除了加速大唐帝国灭亡的步伐之外,还因为在此之后各路藩镇趁着帝国的混乱局势,逐渐将大唐帝国肢解。中和四年(884年)七月二十四日,时溥派人将黄巢的首级及妻妾送往蜀中。皇帝李儇看到黄巢的首级后不禁喜极而泣,他顿时感觉到十年心惊肉跳的日子将就此结束,自己终于可以安稳地回到京城长安,继续他的游宴与嬉戏。然而,此时的李儇一定没想到,黄巢虽然失败,但未来各路藩镇带给他的依旧是接连不断的噩梦。第六章帝国肢解汴州之乱中和四年(884年)十月,关东地区藩镇联合上表奉请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动身返回京城,于三月十二日到达长安。不过重返故都的他在进入长安城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看到长安城内一片狼藉而内心悲凉,更因为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感觉到各路藩镇加剧纷争,让本已经满目疮痍的大唐帝国更加雪上加霜。《旧唐书?僖宗纪》中用极其概括的话语,勾勒出皇帝李儇还京之际所面临的藩镇割据一方,不断蚕食国家的图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由来已久,但黄巢起义失败后,朝廷对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呈现无力制止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唐时期以来对藩镇实行姑息策略的必然恶果,更是因为经历黄巢起义打击之后,朝廷对于藩镇问题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无力解决,而且皇帝李儇逃往蜀中的经历,在藩镇们看来朝廷不过如此,所以黄巢起义失败后,皇帝李儇便逐渐失去了政治偶像的作用。藩镇们本来就怀有称霸一方的野心,再加上朝廷无力遏制,所以相互之间展开了更加无所顾忌和残酷的兼并战争,而本章我们就来说一说对朝廷、对后来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藩镇的情况。藩镇之间互相攻伐的源起之处首先是蔡州的秦宗权,而且在朝廷依旧存在的情况下,秦宗权居然是第一个敢于称帝者。秦宗权是许州人,本是忠武军的一员牙将。前边我们说过,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徐州增援关中的士兵在到达许昌时发动过兵变,并驱逐忠武节度使薛能,后来被周岌平定,于是皇帝李儇任命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当时秦宗权因战事需要正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听到许昌有兵变,就以想要平定叛乱为由,整合蔡州兵马驱逐当地刺史,自称权知蔡州事,他又以防备黄巢为名,趁机将蔡州据为己有。周岌上任后无力驾驭,只好任由秦宗权掌管蔡州。当时蔡州兵力有万余人,秦宗权就是靠着这些人在汝州打败黄巢义军。中和二年(881年),皇帝李儇曾经指望秦宗权出兵镇压黄巢,并采纳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的建议,在蔡州以设置奉国军之名,任秦宗权为节度使。可是,没想到在中和三年(883年),秦宗权便因为对抗黄巢失败而投降,并与其合兵围攻陈州。黄巢败亡后,秦宗权自恃兵马强悍,认为称霸一方的时机已到,于是四处出兵,攻城略地。中和三年(883年)七月,杨复光病死于河中府,其手下八都头将领在忠武军鹿晏弘的率领下一路向南,并接连攻下襄、邓、金、洋等州,声称要前往蜀中投奔皇帝李儇。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驱逐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占据兴元。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猜忌,加上田令孜派人诱以厚利,八都头将领中的王建、韩建、张造、晋晖和李师泰率领数千兵马奔往成都,投靠田令孜。田令孜收他们为义子,封为诸卫将军,让他们各统旧部隶属神策军,号称“随驾五都”。随后,田令孜派兵攻打兴元,鹿晏弘由于失去八都头将领的支持,战败放弃兴元向东逃往襄阳。秦宗权闻讯,命令部将秦诰、赵德湮与鹿晏弘会合,一起攻陷襄阳,迫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往成都。有了秦宗权兵马的支援,鹿晏弘便引兵转攻邓、均、房、庐、寿等州,然后回到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周岌担心鹿晏弘发动兵变,于是闻风而逃。鹿晏弘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州,并自称留后。当时身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只得无可奈何地加封鲁晏弘为忠武军节度使。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占领许州的是秦宗权,鹿晏弘不过是个摆设,而且秦宗权此后相继派其弟进攻荆南;部将陈彦进攻江淮、秦贤进攻江南;孙儒进攻洛阳、陕州;张致进攻汝州、郑州;卢塘进攻汴州、宋州。前边我们说过,黄巢退出长安后,在洛阳几乎没有停留,所以没有对这座古城造成破坏,倒是官军后来到达这里后,对洛阳城肆意劫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秦宗权的兵马到达洛阳后,更是对这座古城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孙儒攻下洛阳后,在盘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纵兵焚烧宫殿和民居,并四处烧杀抢掠,最终席卷而去,使得“城中寂无鸡犬”。其时,藩镇们早在中和四年(884年)十月便上表奉请皇帝李儇回京,而李儇直到转年正月才动身,这其中也是惧怕秦宗权作乱。因此,在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特意下了一道安抚秦宗权的诏书,见秦宗权无意为难自己,才于正月二十三日动身奔回长安。但是秦宗权虽然没有为难皇帝李儇,却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中,在皇帝李儇回到长安的同时,自己便在蔡州公开称帝。这下皇帝李儇彻底发怒了!对于藩镇们之间互相攻伐,朝廷无力制止,只能听之任之,甚至对蔑视朝廷的行为也可以忍让,但对于公然称帝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皇帝李儇得到秦宗权称帝的消息后,立即下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着手组织对秦宗权的讨伐。此时,秦宗权已经接连攻下蔡州附近的二十余州,可谓是春风得意,在河南地区只剩下两个对手没有解决,一个是陈州刺史赵重,另一个就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最初朱全忠被秦宗权打败过,幸好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派兵相救,方才转危为安,并几次打退秦宗权的进攻。而陈州方面由于距离蔡州只有百十里的距离,而且兵力不多,便遭到秦宗权的猛攻,不过赵崇坚守城池,秦宗权一时间难以攻下。光启二年(886年)五月,朱全忠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打败来犯的秦宗权部将秦贤,并趁秦宗权攻打荆南地区之际,派部将郭言领兵三万攻打蔡州。秦宗权担心兵力不足无法抵抗,于是引兵攻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以许州为根据地继续扩充地盘。秦宗权自光启元年(885年)九月进兵荆南地区的一年多来,荆南留后张瓌始终坚守城池。城中粮食奇缺,一斗米价值四万钱,士兵们只能吞食铠甲、鼓皮充饥,以至于无鼓传递信息,夜晚依靠打击门扉以警夜,但张瓌依旧坚守不懈,秦宗权久攻不下,最终只好撤兵。当时秦宗权自恃兵力比朱全忠强大,但却多次被其击败而恼羞成怒,调集重兵进攻汴州。朱全忠闻讯后急忙派部将朱珍越界到青淄一带募兵万人,并抢得马千匹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秦宗权带领大军进至汴州城郊,其部将张晊屯兵汴州北郊,秦贤屯兵城西的板桥,各自拥兵数万人,列阵三十六营,绵延二十余里。当时秦宗权并不知道朱全忠已经募到兵马,而且部将秦贤一路的人马相对薄弱,所以朱全忠突袭秦贤一路。秦贤因为没有防备被朱全忠连破四阵,秦宗权的其他各路人马得到消息后产生畏战情绪,全都撤兵而回。秦宗权进攻朱全忠,为朱全忠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抵抗秦宗权进攻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连续取得胜利后,朱全忠派部将郭言到河阳、陕州、虢州等地继续募兵,使得朱全忠的实力急剧扩充,也使得他在与秦宗权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上风。光启三年(887年)五月,朱全忠领兵进击张晊,大胜而归。秦宗权见朱全忠接连打败自己两员大将,便亲自率领精兵从郑州赶来与部将们会合,准备与朱全忠决一死战。而朱全忠则求得兖州朱宣、郓州朱瑾以及义成军的支援,于五月七日以四镇之军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与秦宗权展开决战。经过惨烈的搏杀,秦宗权之军大败,被斩杀两万多人,而秦宗权则连夜逃遁。其驻扎在洛阳、许州、郑州等地的将领们听到秦宗权在汴州惨败的消息后,纷纷领兵撤回蔡州。汴州之战后,秦宗权的实力急剧削弱,而经过这一战,朱全忠迅速崛起。可以说,汴州之战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今后称霸天下的基础就是源于这一战。两镇争雄汴州之战一举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但秦宗权却不是朱全忠称霸天下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对手。纵观朱全忠所走过的道路,为其制造巨大麻烦的其实是李克用,而两个人结怨是源于上源驿事件。中和四年(884年)五月,李克用追击黄巢至冤句,因人疲马乏和粮草断绝而被迫退回汴州。五月十四日,李克用和监军陈景思带领三百多士兵抵达汴州,先是露宿城外,后来在朱全忠的再三邀请下入城,驻扎在上源驿馆舍内。当时朱全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款待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居功自傲,完全不把朱全忠这个黄巢的叛将放在眼里,并对其不断进行嘲讽。朱全忠不禁怒火中烧,但因为忌惮李克用的武功,一时间不敢发作。等到夜色降临后,李克用及其随从喝得酩酊大醉。朱全忠见时机已到,与部将杨彦洪密谋后,立即发兵放火围攻上源驿,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而李克用却依旧烂醉如泥,幸好他的数十名亲兵竭力拼杀,其中一名随从吹灭蜡烛,将李克用拖到床下,用冷水将其唤醒。此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李克用惊醒后,在几名亲兵的保护下翻墙突出重围,借助闪电之光且战且退,终于登上南城墙,然后跳出城外逃走,而监军陈景思等三百名士兵则全都死于朱全忠之手。天亮后,李克用狼狈逃回自己的军营中,立即集合部众要攻打朱全忠,不过被其妻刘氏阻止,她认为此时攻打朱全忠,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很可能会为朱全忠提供借口,不如就此上疏朝廷说明原委,请求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于是,李克用便写信责骂朱全忠一番,然后引兵返回河东,双方就此结下仇怨。李克用返回治所晋阳后,一边整顿兵马,一边派人送奏章到成都,向皇帝李儇陈说上源驿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出兵讨伐朱全忠。但是皇帝李儇却对藩镇心存余悸,不敢轻易下命令,只是不断地和稀泥,派宦官安抚李克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李克用、朱全忠等人全都看到了朝廷极其软弱的一面,从此更加飞扬跋扈。《资治通鉴》评价认为: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而范祖禹在《唐鉴》中说得更加直白: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后虽复欲为强,其可得乎?事实上,李克用和朱全忠反目为仇,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所致,其实是辖境毗邻的两个具有扩张野心的藩镇之间的必然矛盾的体现。后来朱全忠以河南为根据地征服淮河以北、河北以及关中部分地区建立后梁;而李克用则以山西为根据地,隔着黄河与朱全忠形成南北对峙。其子李存勖后来建立后唐与后梁互相征伐不已,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世仇不共戴天,乃是在于双方都要争当北方霸主。上源驿事件之后,尽管朱、李二人互相视为眼中钉,但无论是谁,一时间都吃不掉对方,双方只能各自施展计谋与武力,利用藩镇之间或藩镇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火中取栗,弱肉强食,进行兼并战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朱全忠所控制的汴州地处中原腹地,号称“四战之地”,如果想称霸中原,势必与四周的藩镇进行兼并战争。他遍观周边藩镇之后,将目光首先瞄准了先前援助过自己的兖州、恽州两镇。前边我们说过,朱全忠与秦宗权的对抗乃至转败为胜的争战中,得力于兖、恽两州的朱宣、朱瑾兄弟的援助。但是,秦宗权的威胁解除后,朱全忠一方面忌惮朱氏兄弟的骁勇;另一方面垂涎兖、恽两州的地盘,于是开始盘算如何兼并两州。可是朱氏兄弟有功于自己,想要出兵征伐却又师出无名,一时间让朱全忠有些左右为难。当时朱全忠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敬翔,是个颇有见地的秀才。朱全忠本人诡诈多权术,其部将全都视他高深莫测,只有敬翔能事先猜出朱全忠的心计,所以颇得朱全忠的赏识。敬翔建议朱全忠派一些士兵假装叛逃进入天平军境内,然后写信指责是朱氏兄弟到宣武军辖境边上悬挂重赏招诱所致,进而激怒朱氏兄弟。朱全忠按照敬翔的建议去做后,朱氏兄弟见朱全忠对自己恩将仇报,自然满肚子怨气,回信也指责朱全忠是狼子野心。于是,朱全忠以此为借口,派部将朱珍和葛从周出兵进攻天平军。葛从周是一员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猛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说明其骁勇善战为人所忌惮。在朱珍和葛从周的进攻下,朱氏兄弟连吃败仗,先是丢了曹州,进而在濮州的刘桥又遭到惨败,可以说兖、恽二州在朱全忠的进攻下已经危在旦夕。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四周攻城略地,除了其兵强马壮之外,张全义在洛阳的经营,则从经济上对朱全忠称霸中原起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张全义,濮州临濮(今山东甄城)人,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在黄巢的委任下担任过吏部尚书。黄巢兵败后,张全义依附于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从一名普通的军校开始做起,以战功逐渐升任刺史。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诸葛爽病死,部将张经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但是诸葛仲方年幼,张经大权独揽,招致诸将不满。后来张全义与张经反目,在李克用的支持下,于光启三年(887年)六月被任命为河南尹。张全义带领麾下百余人进入洛阳,眼见惨遭秦宗权劫掠后的洛阳城一片狼藉。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挑选手下十八人,任命为“屯将”,让他们每人带上一张旗、一块榜文,分散到洛阳十八个属县的村落中,召集流散人员开垦荒地,种植生产。而且张全义亲自督课农桑,经常于农耕时节出巡村落,看到庄稼长得好的便招来种田人赐予酒食慰劳,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亲自到丰收之家,赏赐全家老少绸缎、彩衣等物。当时洛阳城流传着“张公不喜好声色犬马,见到这些东西未尝发笑,唯有看到佳麦良茧,则笑逐颜开”的传说。如果看到庄稼收成不好,张全义就叫来耕种者问责,对有严重过失的张全义毫不留情地施以杖刑。经过数年的经营,洛阳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人口增加了五六万,田野间形成一片桑麻蔚然的景象。不过,张全义虽然是经李克用而得到河南尹的职位,但洛阳毕竟靠近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两年之后在朱全忠的威逼下张全义不得不依附。在朱全忠四处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他从张全义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持,进而保证其争霸中原的实力。事实上,在朱全忠争霸中原的过程中,李克用也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不过与朱全忠不同的是,李克用发展势力的策略,除了采取武力兼并之外,由于其骁勇善战,往往成为其他藩镇互相征战时需要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在藩镇动乱中占了不少便宜,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强藩。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统辖定

                      道你把她扶起来了。她关了门。莫迪:“把门打开,打开,打开。”“就一分钟,莫迪,等他们走了。”没一会儿,他们又踢嗒踢嗒、叽叽喳喳地经过病房,下楼去了。我把门又打开,餐车朝这边过来,哐,嘭。“福勒太太,来点汤?三明治?冰激凌?”我替她回答:“请给点汤,再要一点果冻。”尽管她如今根本什么都不吃。我把汤递到她嘴边,她摇摇头。我舀了一勺果冻。“不要,不要,”她悄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一次又一次,整晚都这样。然后,九点了,已经换了夜班了。我等着,好去和夜班护士们说话,亲自告诉她们她今天过得怎样——和昨天以及前天一样——夜班护士们微笑着,弯下腰对莫迪说:“你好,亲爱的,你好,你怎么样?”夜班护士里,有三个棕色皮肤的,一个白皮肤的,莫迪觉得自己被异类包围了。“我走了,莫迪,明天再来。”“你这就走啊,是吧?那好,晚安。”《马里波恩的女帽工》今天问世了。他们在出版之前重印了两次。莫迪的事让我忙得团团转,没能好好享受这一时刻。它会卖得很火的。当时我放弃了可爱的、待遇丰厚的工作,也偶尔暗自觉得自己真是疯了,看来都是瞎担心。今天一大早我把书读了一遍。阴暗的冬日早晨,死气沉沉,冷得很,但是《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封皮色彩鲜艳,很漂亮。我把莫迪艰难的生活改写得轻松愉快,充满了意外的惊喜,我多么享受这个过程。在我的版本里,莫迪的孩子被人从她身边偷走,但是她知道他在哪儿,悄悄地去看望他,两人互相支持,以对抗她那坏心眼的情人,她爱这个情人,唉!但是后来她与一个年长的男人建立了持久关系,两人互相尊重,他是个富有的酒店老板,珍视她,帮她夺回了儿子。她是制帽间里备受器重的首席助理,在这位无私人士的帮助下,她自己创业,生意越做越大,贵族常常光顾,就连几位不那么显要的皇室成员也会光临。我给她创造的这个人生,莫迪一定会喜欢。莫迪在老医院已经住了三个星期。除了她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外,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她要我把她放平躺下,一旦放平了以后,又要我把她扶起来。她没完没了地请求,把我扶起来,但是她控制不住,会向前倒,于是又凶巴巴地要求,让我躺回去。护士们进进出出,关注着,“监控”着。莫迪现在用的药非常厉害,莫迪根本算不上神志清醒,但有一点:莫迪绝对没有陷入昏迷。莫迪没有放弃,没有接受现实,离放弃和接受现实还远着呢。莫迪还在对我说,准确地说是嘟囔着:“带我回你家——嗯,你回家的时候带上我。”莫迪既明白也不明白自己得了胃癌,就要死了。更确切地说,有一个明白的莫迪,还有一个不明白的莫迪。我觉得,莫迪真的死了以后,那个不明白的莫迪还会留在这儿。哦,老天啊,要是莫迪肯死就好了,要是她肯就好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不对。我现在在想的是,的确有可能,控制死亡进程的不是身体,不是她胃里那块随着每一次呼吸不断长大的肿瘤,控制它的是不肯死的那个莫迪的需求,她需要调整适应——适应什么?谁又能知道,莫迪低垂着脑袋,眼神木然,在这后面,有些什么重大过程在进行着?我觉得当这些过程完成以后,她就会死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提倡安乐死,或者说,没有成千上万条安全法规保障,我是不会提倡的。那些看护者、继承人、至亲至爱者,他们希望垂死的人能早日死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负担的压力实在是太可怕了。而垂死的人承受的痛苦远不如看护的人那么大,有没有这个可能?莫迪疼得厉害——间歇的,两餐猛药之间——但是疼痛是这世界上最糟的东西吗?反正对于我来说它绝不是。莫迪神志清楚的时候,也绝不这么认为。一旦垂死之人过了某个阶段,正常的、人类的标准就不再适用,或者说不轻易适用,为什么会这样?莫迪这一辈子都不曾用肉体是否疼痛作为标准来衡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臆断她如今变了?她依旧害怕死亡,我知道,因为她需要一直敞着门,那道可怕的门,放进来那些噪音(放进来生命)——沉重的脚步,说话声,车轮声,杯盘碰撞的声音。但是她真正在想的事情或许根本与疼痛无关。疼痛是她要对付的,它就在那儿,她能感觉到它来了又去,缓和一阵又剧烈一阵,她得改换姿势——扶我起来,扶我起来!——但我们压根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昨晚莫迪死了。最后几天里,病房里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小黑皮护士,我是说,她是个白人,长着一头深色的头发,一双深色的眼睛,不是说她是个黑人护士。她有点迷糊,好脾气,马虎。她在莫迪的病房进进出出,走路像在飘。她帮我抱莫迪起来,帮我服侍她躺下,端茶来给我喝。我知道他们认为莫迪的情况越发恶化了,因为昨天她们给我送了好几次茶。但是我自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除了她的确焦躁不安至极。在医院那张平整的特制高床上,莫迪那股能量,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也让小黑皮护士累得够呛,她说:“好家伙,萨默斯太太,看来你真够强壮的。”昨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护士拿来莫迪的药,几乎是满满一杯,那么多。因为还不到吃药的时候,她就把它摆在桌上,然后出去了。她匆匆地又赶回来做什么事。“哦,我忘记了,福勒太太的药。”她说着伸手去端,却碰翻了它。那些可怕的液体泼洒得到处都是。她倒吸一口凉气,恐慌地瞪大了眼睛,双手猛地捂住嘴,然后站在那里紧张地咬着指甲,盯着洒了的药剂。然后那双眼睛转向我,那是最低声下气的哀求:我会不会把她供出去?她在问。准确地说,那老套路的夸张动作倒是出于真心。我很震惊,我没法想象那位可爱、讲话含含糊糊的护士长会是个暴君,不过我无言地让那个姑娘放心,我不会那么做的。她拿来布和海绵,把地板弄干净,莫迪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垂着头,她急需吃药。昨晚我恰好需要提前离开,比平时早半个小时,我一般都是九点或者九点以后才走。我答应了要回家接一个罗马打来的电话,关于下周展览会的。于是我对护士说:“你会负责让福勒太太服上药的吧?”不过我现在很清楚,她当时那个状态,很有可能不会汇报自己犯的错。不过反正如果莫迪晚上疼得厉害的话,会再给她加一次药的,护士长告诉过我。但是我现在想,那个护士是不是没把洒掉的那剂药补上,是不是莫迪晚上想要药,但是没得到——简而言之,她是不是疼死的?我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了。我接了电话,看了一会儿带回家的文件,泡了澡,很迟才上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被电话铃唤醒:福勒太太刚刚过世,你要来吗?我十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医院。那个时间,那地方有嗡嗡的人声,模模糊糊的,低低的,有一种轻柔的活力,让人舒服。我几步跨上冰冷的石头阶梯,冲进病房。我一眼瞥见两个娇小的棕色姑娘,大概是越南人吧,正费劲地扶一个大块头老太太下床。她们看到了我。我看到了她们厌烦的表情:唉,天哪,又多一件事要应付了。但是她们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脸上厌烦的神情已经抹得精光,得体地微笑着,告诉我,她们认为福勒太太是大约一小时前去世的;当天夜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一直在折腾她们,等她们去查房的时候,莫迪已经走了。她们前一次离开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一等,等一等。”可她们得离开,还有那么多人要照顾呢。“等一等。”她嘟囔着,或者咒骂着,或者叫喊着,想要叫住步履匆匆,离她而去的生命,但是生命没有搭理她,一直往前走,把她留在了后面。要是莫迪是——是因愤怒而死的,我也一点都不惊讶。简娜不在,但是她从来都不在!——还有那些黑人护士,看看她们,进进出出的,根本没时间理我……也许,莫迪就是这样死的。但我不相信她内心深处翻腾的会是这些。一个姑娘给我端来一杯茶。这是固定仪式。我坐在死去的莫迪身边,她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摸上去还是温热的,摸上去很舒服。我握着她没有了生命的手,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茶。礼仪规范一定要保持。一个病人去世以后,要给至亲好友一杯茶。的确该这样。护士长走进来,另一个,夜班护士长,也许她是总护士长。不管是什么吧,她站在那里,说着话,让气氛恢复正常。有一些套话必须由我来说,于是我就说了:比方说莫迪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一生艰苦,但是她直面困难,机智勇敢。总护士长站在那里,深表同情,微笑着,倾听着。然后就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了。问题是,我根本感觉不到莫迪已经死了,尽管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她不折腾;我甚至有些担心她没有死,没有真正地死掉。但是我松开她的手时,它渐渐僵硬,发冷。我刚站起来整理东西,刚才两个棕色小护士中的一个就跑了过来,把莫迪的双手放到她胸前,然后用床单罩住了她的脸。她那表情就像个家庭主妇:这件事做完了!下面要做什么?啊,对,我得……我开车回家,经过医院正门的时候,看到了昨晚那个漂亮护士。她看上去像一颗熟透了的软树莓,穿着淡红色连衣裤,一条巨大的粉红围巾盖住了颈子和肩膀。她笑着,满脸通红,懒洋洋的,一身轻松:她身上的每一个原子,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大声宣布,她享受了一整晚的鱼水之欢,几分钟前她才不情不愿地起了床,而在她的想象中,她还在那张温暖的床上。她的护士服在手中提的包里,她把包晃前晃后、晃左晃右,她笑容满面……她到早了,计划溜进医院,找一间浴室,洗个澡,希望总护士长或者护士长不要注意到她。不过不难想象,年长的那位,本来准备好好说她一顿,结果出口的却是:“唉,算啦,不过下次别这样了。”然后,她一边心里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鲁莽、太过偏颇,一边细细地打量那张睡意蒙眬、欢乐满足的脸,意识到自己的屈服。于是她想,嗨,反正她在这儿也待不长了……洗完澡,这个幸运儿会在各间病房里转转,病房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要赶在早班之前把事情做完,不过她终归能找到一个朋友,朋友说:“当然可以啦,用我们的壶吧。外面什么天气?挺暖和,是吧?”正式值班以后,这姑娘会打个哈欠,心想,啊,反正这一天很快就过完了,然后……啊,福勒太太去世了,是吧?有没有收拾过了?收拾过了,哦,好极啦!她自然是讨厌收殓这件事啦,能躲掉就要躲掉。她走进莫迪的病房,看到雪白整洁的床几乎是平整的,只隆起窄窄的一条,那是莫迪。她想起来了,双手又一次猛地捂住嘴,摆出那古老的姿势,哦,我做了什么?——然后想,唉,就算她早死了一两天,又怎么样?她想着,要去查查记录表,看看晚上她们有没有再给莫迪药,她想要确定,老太太不是被疼死的。但是她很快就把这事忘了。我一等薇拉的上班时间到了,就给她打了电话。她听到消息就哭了出来,这让我也让她自己吃了一惊。“哦,老天啊,”她说,“对不起,这一打击太沉重,我受不了——真是犯傻,她本来就活不长了,但是……你还好吗?但愿你还好。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跟别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薇拉滔滔不绝地讲,这是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她又哭起来。她再次说:“真是犯傻……别理我。你说你见过那些亲戚?你觉得他们会负担葬礼的费用吗?”“他们肯定是付得起的。”“我来给他们打电话……哦,天啊,我感觉太难过了。不,不光是因为莫迪,我手头有一堆麻烦。不,我希望你别问了。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对自己说,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我不会把它们混起来的。迄今为止,我都做到了。我找这份工作,是因为不做的话,我会发疯的。当然了,你可以说,这是才离龙潭又入虎穴,我在家里做的事和在工作单位做的一样——这事就说到这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后来又打电话来说,莫迪的姐姐说莫迪多年一直在缴丧葬基金,好让自己体体面面地下葬,而她可没有钱,没法再添什么了。“天哪,”薇拉说,“听到这话你不觉得恶心吗。奇怪了,我打电话前就有预感她会这么说。好吧,那就得由市政来办了。现在我得拜托你一件事——那只猫,你能去安排吗?这些可怜的老家伙去世以后,还得带他们的猫去执行安乐死,这件事我实在没法做。”办公室里,菲丽丝冲进冲出,弄出好大的动静,她要去罗马参加春季展示会——我说了我不去。我说我有“事”,那事就是莫迪之死。真是疯了,我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讲得通的。迟来的一场雪,机场有麻烦——唉,这些最终都解决了,她出发了,而我去了莫迪家。哦,那地方的味道,那阴暗的样子,那脏兮兮的样子!没有了那熊熊的炉火,那里就没了生气。我花了半个小时,把所有剩下的食物扫进购物袋里,扔进垃圾箱,包括根本没开过的听装和瓶装罐头。我强烈地希望尽快完事,这种感觉攫住了我。薇拉说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去世以后,二手商人要大发横财。大家都是我这种感觉,就连市政派来清理、评估的人也是这样的:哦,我们加把劲,早弄完早好。我想,莫迪的书架到古董店大概能卖个好价钱;她还有几块挺好的雕版;房里还有一个不错的五斗橱。但是,如果我嘱咐薇拉说,这是些好东西,不管谁来处理它们,请他务必不要贱卖了,但那最后得益的又是谁呢?莫迪的那个姐姐,就是她……猫。我去了后院,发现那可怜的动物蹲在门外等着,我想大概是在等莫迪回家吧。大约十五年前,这只猫来到莫迪后门的台阶上,喵喵叫着求助。猫当时怀着小猫。莫迪收留了她,帮小猫们找到了愿意收留它们的人家,送大猫去做了绝育手术。从那时起,她就有人疼爱,有人亲吻,但是现在,突然间,她又成了一只趴在后门台阶上,无家可归的动物。我去了那个一直在喂她的女人那儿,希望能走运。但是她很生气,说:“我哪知道要管这么长时间!我以为就几个星期的事呢……我自己还有一只猫……”然后,她口气软了下来,“要是我养得起她的话我会养的,但是……”我把猫放进莫迪的猫篮,把那喵喵叫着的动物装上车,开车去了皇家动物防虐协会,在那儿关门之前赶到了。今天是莫迪的葬礼。莫迪有好几年每周缴丧葬基金。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挨着饿交钱。全部交齐了,一共有十五镑。那会儿,足够让她体面地下葬了。她想要躺在母亲附近,在帕丁顿,但是那些坟墓早就被清空,做了建筑用地了。她不知道那墓园已经没了,也不知道她那十五镑如今都不够租一把铲子。市政给这些付不起自己丧葬费用的人准备的葬礼还说得过去。要是拿这样的标准葬我,我也不会介意,不过我本来就不大在乎这些。我今天才意识到,参加妈妈和弗雷迪的葬礼的时候,我其实关掉了感官和思维:我大概算是在场吧,仅此而已。莫迪的葬礼,我绝对是在的……春日美丽的一天,浅蓝的天空,匆匆飘过的白云,墓碑间的草地上有一些雪花莲和番红花。一片古老的墓地,满园鸟语。那一大家子来了,不过没带来莫迪渴望结识的曾孙辈。再说了,死亡和葬礼这样基本而没有深度的事情,自然不应该要求如今的孩子们忍受。一共三十三个人,家境不错,穿着体面,洋洋得意。整场仪式,我一直满腔怒火。那个女族长,果然是按照老套路,痛哭流涕,两个上了年纪的儿子搀着她,一边一个。葬礼结束以后,一个外甥的儿子走过来,开始谈起莫迪来。我可以看到我俩站在那里,站在那堆新堆起来的、散发出浓重泥土气息的黄土边,我打扮得无比得体,无可挑剔,正是参加葬礼该有的样子,深灰色的套装,黑手套,我那黑色的帽子(莫迪特别喜欢的那顶帽子,她说它简直是个奇迹!),鞋跟大概有一英尺高的黑皮鞋,黑色的丝袜。我是不遗余力,精心收拾打扮的,要让这帮人看得出来,我是把莫迪放在心上的。而他呢,灰头土脸,形容猥琐,消瘦的男人。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不是那么容易。对于周式的分析,逐渐冷静下来的朱全忠认为十分有道理,于是他决定接受王镕的请和,立即撤军回到本镇。天复元年(901年),朱全忠征服河北后,想要攻取河中之地以制约河东的李克用。为此,他向众将做了个比喻,他认为河中守将占据的太原,就像是一条长蛇,现在自己要斩断长蛇之腰,请众将为他用绳子将其捆住。为了达到战略意图,朱全忠派大将张存敬领兵三万自氾水渡河,出含山路进攻王珂,朱全忠自己率领中军随后而行。正月二十四日,张存敬大军突然出现在绛州城下,河东军毫无防备,刺史陶建钊出城投降。二十八日,朱全忠又进攻晋州,刺史张行瑜也举城投降。朱全忠占领晋、绛二州等于扼住了河东救援河中之路,于是开始猛攻河中。面对强大的汴州军队,王珂派往河东向李克用求援的告急使者相望于道,而李克用因为汴州军队已经控制晋、绛二州,而无法出兵救援。局势危急之下,王珂只得向李茂贞求援,但李茂贞素无远虑,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二月六日,汴州军队包围河中城,王珂见大势已去,想要逃往京城长安,不料浮桥断裂,流沙堵塞了河道,船只行进困难,他准备只带家族少数人在夜里乘小船逃跑。二月九日,王珂在城楼上竖起白旗,向张存敬投降,朱全忠到来后,将王珂一家迁到大梁,但因忌恨他曾经与李克用结盟,便找个借口让王珂入朝奏事,然后在华州秘密将其杀害。太原失守让李克用感受到了极大压力,因为朱全忠已经陈兵到家门口,眼见从前的盟友不是被朱全忠灭掉,就是投降了朱全忠,而且自己又无力对抗朱全忠,于是便派人为朱全忠送去厚礼请求和好。朱全忠表面上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但他明白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决定找个机会继续讨伐李克用。天复元年(901年)三月,朱全忠在大梁开始调兵遣将,派时任宿州刺史的氏叔琮领兵五万出兵太行路;魏博都将张文恭出兵滋州新口;葛从周率领兖郓及成德军队出兵土门;洺州刺史张归厚出兵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出兵飞狐;晋州刺史侯言率领慈、晋、绛州军队出兵阴地,同时从六个方向向李克用发起攻击。汴州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以氏叔琮一路大军进展最为快速,接连攻克沁州、泽州,然后向潞州进兵。昭义节度使孟迁举城投降,然后向着李克用的老巢晋阳进军。其他几路大军进展也较为顺利,侯言收附了李克用的大将盖璋,张归厚攻克了辽州,与氏叔琮遥相呼应。四月,氏叔琮兵临晋阳,多次出兵挑战,晋阳城内一片恐慌。李克用亲自登城指挥防守,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正值雨季,由于连日里阴雨绵绵,用土堆起来的城墙被水一泡,很多地方出现了坍塌,要随时指挥士兵加以修补。可以说,阴雨天气为李克用守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同时也为汴州军队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远道而来,其军需供应要仰仗后方的运输,而当时泥泞的道路使粮草运送极为困难,同时因为天气潮湿,汴州军队中很多士兵染上了风寒,面对如此窘境,朱全忠被迫下令撤兵,而李克用则利用这个机会,出兵收复了很多失地。朱全忠这次六路大军出兵征讨李克用,声势可谓浩大,准备也是十分充分,但最终却败在了老天爷手里,这让朱全忠心有不甘。于是,在次年的三月,朱全忠命令氏叔琮、朱友宁再次对河东发起进攻,当时汴州军队在绛州与李克用的部将李嗣昭、周德威的人马相遇,不过河东兵力与汴州兵力相差过于悬殊,汴州军队声势浩大,列阵数十里,而河东军队兵力不过数万人,而且是深入敌境孤军奋战。当时周德威领兵迎战,让李嗣昭先行撤退,自己在后边做掩护。氏叔琮、朱友宁领兵随后追击,河东军队因为兵力过少,被汴州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兵仗辎重丢失殆尽,而且这一仗中李克用之子李廷鸾被朱友宁俘获,李克用闻听绛州失守,立即派李存信领兵前去迎战。可是,李存信带领人马在清源与氏叔琮、朱友裕相遇,战败逃回晋阳。汴州军队又乘胜攻陷了慈、汾等州,并于三月十五日包围了晋阳城。氏叔琮将帅府设立在晋祠,并领兵攻打晋阳城的西门,城中守军不多,加上氏叔琮的进攻相当猛烈,一向雄心勃勃的李克用此时信心也开始产生动摇。李克用召集众将商议撤出晋阳退守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坚决反对,他们表示只要他们在,晋阳城就会万无一失。不过,李存信赞成李克用的主张,他认为关东、河北都在朱全忠的控制下,而河东则兵少将寡,如果汴州军队增兵围困,只怕想走也来不及了,不如就此退回北方大漠,伺机东山再起。针对李存信的主张,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与他据理力争,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李克用为此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李克用的夫人刘氏为李克用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她认为李存信曾经不过是北方的一个牧羊儿,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而且李克用曾经寄居漠北,几乎被鞑靼人所害,要不是朝廷器重,不可能再回到中原地区,现在如果逃回漠北则祸福难料,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坚守晋阳城呢?刘夫人的一席话让李克用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他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决定继续坚守晋阳城。没过多久,李克用重新整编军队,而且李嗣昭时常利用夜色偷袭汴州军队,搞得汴州士兵防不胜防,此时朱全忠又遇到了阴雨连绵的天气,氏叔琮再一次撤兵而回。朱全忠接连两次征讨李克用,都因为客观原因而无果,但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李克用已经无法和朱全忠相比。在此后的几年的时间里,李克用不敢与朱全忠刀兵相见,进而使朱全忠得以全力经营关中。最重要的是,由于朱全忠在当时的藩镇中一家独大,使得这个本就野心勃勃的将军,开始有了图谋篡位的想法。第九章流亡岁月宫城之乱在各路藩镇互相征伐,尤其是晋汴激烈角逐的时候,皇帝李晔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他即位之初,可谓是雄心勃勃,为了重振唐威,他先后组织了征讨西蜀、讨伐河东两次削藩行动,然而这两次行动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形势更加恶化。征讨西蜀使得朝廷劳师伤财,而且一无所获,藩镇之间的势力进行了重新分配,最终导致王建脱颖而出独霸西川。而讨伐河东,皇帝李晔可谓是引火烧身,不仅使朝廷招致羞辱,而且李克用更加嚣张跋扈,最重要的是朱全忠从中渔翁得利,进而一家独大,不断兼并其他藩镇。当然这两次行动虽然效果不佳,但至少皇帝李晔还可以安稳地坐在皇帝宝座上,但他组织的讨伐凤翔的李茂贞之战,则让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早在景福二年(893年)正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便赶走了杨守亮,占据了山南后,便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镇守兴元(今陕西南郑)。皇帝李晔因为李茂贞过于嚣张跋扈,早就想将其置于偏远地区,现在李茂贞自己请求镇守兴元,李晔求之不得,立即下诏同意了李茂贞的请求,任命他为山南西道兼武定军节度使,并让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代替李茂贞出任凤翔节度使。可是李茂贞并不想就此放弃凤翔,他接到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一切都是宰相的主意,便写信责骂时任宰相的杜让能。皇帝李晔眼见李茂贞公然侮辱宰相,于是发兵征讨李茂贞,可是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却是一败涂地。李茂贞联合靖难节度使王行瑜带领大军威逼京城长安,而且在李茂贞的逼迫下,皇帝李晔忍痛下诏赐杜让能自尽,这才使得李茂贞和王行瑜撤兵。不过,自此之后,朝廷的政务实际上被凤翔、靖难两个藩镇把持,朝廷事无巨细都得秉承李茂贞和王行瑜的旨意,朝官和宦官们大部分也都依附这两个人。乾宁二年(895年)五月,李茂贞、王行瑜联合韩建带领兵马入京,威逼皇帝李晔册封自己领地,而且杀害宰相韦昭度、李溪,并发兵攻打河中的王珂,李克用闻讯后,率领大军南下,并上疏朝廷以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兴兵犯上、杀害宰相为名,请求兴兵讨伐。同时他也给三镇发出请战表。当时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听说李克用大举南下,自知实力不如河东军,于是各留两千士兵守卫京师长安,急忙领兵退回本镇。不过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行动十分迅速,很快就到达了关中地区,并在朝邑击败了正在进攻河中的匡国节度使王行约。王行约招架不住沙陀骑兵的进攻,放弃了同州(今陕西大荔)逃到长安避难,而且和他弟弟右军指挥使王行实带领士兵在长安西市大肆劫掠。长安城内乱作一团,百姓们纷纷逃窜,王行实入宫奏称同州、华州均已失陷,李克用的沙陀大军已经逼近京城长安,请皇帝李晔到邠州(今陕西彬县)避难。李茂贞和王行瑜凭借军事实力以及地缘优势,从景福二年(893年)开始把持朝政,并控制了神策军。随着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担任神策军右军指挥使、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担任左军指挥使后,中晚唐以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纷纷投到李茂贞和王行瑜的门下。当时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骆全欢与李茂贞关系密切,骆全欢见王行实请皇帝李晔到邠州避难,便奏请皇帝李晔去凤翔避难。李晔对王行瑜和李茂贞都十分嫉恨,所以哪也不想去。他回复这些奏请他外出避难的人,说已经接到李克用的奏书,河东军队目前还驻扎在河中,即使沙陀军队真的来到京城长安,自己也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现在李茂贞、王行瑜这些人的职责就是安抚好自己的军队,不要使军心产生动摇。皇帝李晔拒绝外出避难的态度,让李继鹏和骆全欢等人吃了闭门羹。事实上,凤翔和邠宁二镇早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当然不会因为李晔的拒绝而就此罢休。李继鹏和骆全欢密谋采取强制措施将皇帝李晔劫持到凤翔,神策军中尉刘景宣和王行实得知消息后,也商议尽快采取行动,两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劫持皇帝的大戏。乾宁二年(895年)七月五日,李继鹏准备再次入宫逼请皇帝李晔避难凤翔,而王行实则抢先一步行动,率领神策军左军攻打右军。当时宫城内鼓噪之声惊天动地,皇帝李晔听说军队发生动乱,赶快登上承天楼,想加以劝解平息干戈。当时捧日都头李筠带领军队在承天楼下负责守卫,李继鹏想趁机劫持皇帝李晔,于是带领凤翔军对李筠发起进攻。一时间承天楼下箭矢飞扬,皇帝李晔差点身中箭矢,幸好左右护卫慌忙将他搀扶至楼下,方才躲过一劫。李筠眼见皇帝陛下形势危急,指挥士兵奋勇抵抗。李继鹏眼见劫持不成,便放火烧毁宫门,皇宫内顿时烟尘滚滚。此时邠宁军在王行实的带领下也来攻打承天楼,皇帝李晔眼见情况万分紧急,忽然想起孙德昭统领的盐州六都兵马还在长安,急忙派人召孙德昭入宫救驾。由于孙德昭人马众多,凤翔、邠宁两军担心抵抗不住,于是慌忙撤回本镇。宫城内经此动乱后,一些不法之徒也趁火打劫,甚至军队也加入了劫掠之列。皇帝李晔和在解了承天楼之围后,和诸王都躲到李筠的军营里避难,不久后护骅都头李居实也赶来救驾,皇帝李晔的心中才稍稍踏实些。当时动乱之后的宫城之内谣言四起,有人说李茂贞和王行瑜要亲自到长安劫持皇帝陛下。皇帝李晔对此信以为真,担心被他们劫持,于是在次日拂晓,命令李筠和李居实带领人马护卫自己,从长安城东南的启夏门向南山方向逃走。听说皇帝陛下出逃,京城百姓几万人随后相随。七月的关中地区骄阳似火,当一行人来到南山谷口时,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中暑而倒在路边。夜晚,皇帝李晔和随行人员住进了莎城镇,不想遭到了强盗的抢劫,当时文武百官多半没有随行,朝臣中只有薛王李知柔在皇帝李晔的身边,李晔便让他暂时负责处理中书省的各项事务。七月八日,皇帝李晔又从莎城逃到石门镇,等到安顿下来后,他才知道李茂贞和王行瑜并没有出兵长安,于是便让薛王李知柔和宦官刘光裕返回长安,负责宫城的修缮及守卫工作。然后他派人前往李克用的军中,诏令李克用和王珂一起首先讨伐王行瑜。此时李克用正在指挥军队攻打已经占据华州的韩建,眼看华州城就被攻下,不过朝廷派人向李克用告急,说李茂贞领兵三万已到周至,王行瑜领兵一万已到兴平,想要劫持皇帝李晔,请李克用火速救援。于是李克用解除华州之围,领兵向渭桥挺进。皇帝李晔当时在南山一带滞留十多天,随行的人员犹如惊弓之鸟,时常呼喊邠宁、凤翔军已经到来,搞得人们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皇帝李晔想尽快返回长安,可又担心被李茂贞等人劫持,于是再次派延王李戒丕催促李克用尽快出兵,并让宦官张承业前去监军。八月五日,李克用的先锋部队在部将李存贞的率领下进驻渭桥,八月九日攻占永寿,又派部将史俨带领三千骑兵前往石门镇保卫皇帝李晔。两天后,李克用命令李存信、李存审与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联兵攻打王行瑜占领的梨园寨(今陕西泾阳),擒获王行瑜的部将王令陶,将其献到石门镇的李晔行宫。李茂贞见李克用大兵压境,心中产生畏惧,于是将劫持皇帝的罪名推到李继鹏身上,并将其斩首,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宽恕罪行,并派人向李克用求和。面对李茂贞态度的转变,皇帝李晔决定改变策略,暂时赦免李茂贞,首先全力讨伐王行瑜,等除掉王行瑜后,再将枪口转向李茂贞。讨伐靖难皇帝李晔暂时赦免了李茂贞,并安抚他不要想太多,凤翔镇依旧是他的地盘。在安抚住李茂贞之后,八月十四日,皇帝李晔下诏削去王行瑜的官爵,任命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蹯为西面招讨使,共同讨伐王行瑜。李克用在做好一切讨伐准备后,首先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回京,二十七日李晔从石门镇启程回到长安。当时历经战乱之后的长安城,宫室焚毁,满目疮痍,虽然经过李知柔、刘光裕的修缮,情况有所好转,但李晔回京时依旧是一片狼藉。因为宫城损坏严重,李晔不得不暂时住在尚书省,而百官们的情况更加糟糕,很多人上朝时居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见京城长安满目疮痍,皇帝李晔十分气愤,再次诏令李克用此次务必要全力剿灭王行瑜。在李晔的催促下,九月初,李克用开始对王行瑜发起猛攻。王行瑜向凤翔的李茂贞求援,李茂贞在看到朝廷出兵征讨王行瑜后,明白下一个目标会是自己,于是发兵屯驻龙泉镇,并亲自带领三万大军在咸阳附近驻扎,准备随时增援王行瑜。针对李茂贞再次出兵,李克用奏请皇帝李晔下诏让李茂贞回归本镇,并削夺其官职,自己则分兵加以讨伐。但李晔却认为李茂贞已经斩了李继鹏,而且自己已经下诏赦免其罪,如果再剥夺其官职和出兵讨伐似乎有些不妥,因此只是下诏让李茂贞返还本镇,并让李克用与其和解。李克用无奈之下只得全力攻打王行瑜,部将史俨在云阳(今陕西泾阳)打败邠宁军队,擒获云阳镇使王令诲献给朝廷。到了十月间,天气越来越寒冷,李克用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事,于是让李罕之、李存信等将领对王行瑜发起猛攻。十月三日,李存贞在梨园寨北再次打败邠宁军,斩杀千余人,因此,邠宁军在梨园寨中不敢出战。李存信趁势将梨园寨围得水泄不通,梨园寨被围日久后,寨中粮草断绝,无力再进行抵抗,最终选择了弃寨逃跑,李罕之随后追击,俘获了王行瑜之子王知进和大将李元福,李克用随后进驻梨园。当时驻扎在宁州(今甘肃宁县)的王行约、王行实等人听说梨园寨失守,慌忙之中烧城而逃。随着王行瑜的每况愈下,于是就有了我们前边说过的,李克用奏请朝廷以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靖难节度使,因为当时尚未攻下邠州,苏文建暂留宁州。虽然王行瑜连战连败,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抗到底,亲自率领五千精兵驻守龙泉寨。李克用在掌握其动向后,率领大军将其包围,于是,王行瑜再次向李茂贞求援,而李茂贞也很够意思,派兵五千赶来救援,不想在半路上遭到了李罕之的伏击,被迫撤军而走。十一月五日,河东军攻克龙泉寨,王行瑜逃回邠州城内

                      自己就不会厌倦并永远珍惜。刚才从眼前走掉的老板太太比高田阿姨更漂亮,而且特别文静。她在老板反驳后一声不吭地离开,向伸夫他们点头示意时脸上还浮着薄薄的泪水。“阿姨,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帮你吧!”伸夫克制住冲动欲言又止,眼睛望着门外已经开始下雪的黄昏暮色。伸夫在打工一周之后发现,这家商店表面是滑雪用品店,可暗地里却在倒卖黑市商品。那天也是一直在下雪,到了午后,老板把盖着草席的两个木桶搬到后门,叫伸夫他们送到四条仲通街的“白银庄”和七丁目富田家的二楼。虽然货物似乎与滑雪用品没什么关系,但既然老板已经发话就得照办。伸夫和樱田君冒雪把木桶装到雪橇上,老板又在上面盖了破布和草席,看起来就像是搬运家具之类。“老板干的事好奇怪呀!”“这样咱俩不就成送货的了吗?”两人边发牢骚边向仲通街的白银庄走去。这是一座木结构二层公寓楼,微暗的楼门口有一条走廊直通里边。他们按照老板的指示敲响了第二个房门,只听里面有个女人问“谁呀”。“我们是山崎店的。”站在前面的樱田君回答。过了片刻,里面有人开了门。从里面出来一个把烫发搞得蓬乱不堪的小个子女人。她可能刚才还在睡觉,只在衬裙上面披了件大衣并用手把前襟合上,可下面却光着脚。“送来啦?先放在这儿吧!”女人用一只脚把窄小脱鞋台上的长靴拨到旁边腾出空间,伸夫他们就把盖着草席的木桶放下。女人说声“辛苦了”,并递来一包画着骆驼的“骆驼牌”香烟。伸夫他们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你们还不能抽烟吧?”女人冷得不停地踏着步笑了笑,随即说声“那就送给别人也行啊”就关上了房门。离开白银庄来到小巷,两人几乎同时嘟囔了一声。“真够刺激呀!”那女人像是刚从被窝里出来,未施粉黛的面孔、从大衣领间露出的酥胸、从衣摆下露出的雪白光脚,伸夫都是初次见识。他现在只能用“真够刺激”这句话来表达心情。“哎,你看到里边了吗?”“没有啊!”伸夫刚才有些害怕,所以放下木桶就赶快退到了门外。可樱田君眼尖,好像已经窥见屋内的情景。“床上躺着个男人呢!”“怎么会呢?”“没错儿!那儿不是有双男人的鞋子吗?”如此说来,门口确实摆着一双带防滑钉的结实皮鞋。“那女的,是个伴伴呀!”因为她递来了一包香烟,所以伸夫也能由此推测到她在跟美国兵交往。“她刚才跟男人干那事儿了!”“真的吗?”“我还看见隔扇门里边铺着被褥呢!”刚才看到那个女人雪白的胸脯和双脚,想必是在里屋跟美国兵交颈缠绵。在街上看到的美国兵全都体毛浓重,胳膊上也长着闪亮的白毛,就是那又粗又大的家伙插入了女人的下体。想到这里,伸夫恍若真的闻到男女交欢的气息,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我明白啦!那个老板在搞黑市买卖。”樱田君拉着雪橇边走边说,“你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吗?”“该不会是酒吧?要不就是酱油?”酒类自不必说,眼下连酱油和味噌酱都因配给制而供货不足,所以即使是一桶酱油也值不少钱呢。“那家伙表面装出滑雪用品店的样子,其实是个黑市商啊!”看来樱田君的推测准确无误。如果不是在暗地里搞黑市买卖的话,滑雪用品卖不出去老板根本不可能那么悠闲自在。“原来是怕大人送货被抓会很麻烦,所以才叫咱俩去嘛!”“所以才会盖上这种破布伪装起来。”伸夫对老板这种做法深感愤怒。大家都在配给制下艰难度日,可老板却只顾自己倒卖黑市商品赚钱发财。而且,他还有可能跟隔壁杂货店串通,倒卖本应供给普通市民的物资吃回扣。“真够黑的呀!”七丁目那个送货点也是女人单身居住的公寓。这个女人整齐地穿着毛衣和裙子出来,但右手还夹着没抽完的香烟,一看便知是在从事与夜生活有关的行当。伸夫两人放下了木桶,对方给他俩每人十块钱辛苦费。虽然当时觉得如果拿钱就等于同案犯,但他们还是默默地收下了。因为钱是对方主动给的,所以收下也算不了什么。反正大家或多或少都在搞黑市交易,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事实上当时搞黑市交易是公开的秘密,在狸小路边甚至明目张胆地形成了黑市场。还听人说,有位法官从来不买黑市商品,只靠配给的物资苦撑居然导致营养失调最终死亡。有人对此表示同情,还有人轻蔑地说他不得要领。尽管规模有大有小,但一般家庭生活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依靠黑市。商店老板虽然有些恶劣,但换而言之,似乎也可以说他精明能干。现在就算伸夫他们指责老板搞黑市交易,老板也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因此而使整个日本好起来。正是由于经历过为了生存必须先找食物这种最低水平的生活,伸夫他们虽然还是少年,但想法却十分现实。多亏老板搞黑市生意,我们才能既不至于太忙又多挣些钱。实际上,最近做日工被称作“两个四”,即两百四十块,所以作为初中生能拿到两百多块已经相当高工资了。再加上老板常常在傍晚自己饿了时还会给伸夫他们也叫个外卖,虽然还轻易吃不到白米饭,但荷包蛋荞面条和拉面,也是在来这家店打工后才吃到的。而且,最令伸夫高兴的是,在这里可以跟自己最喜爱的滑雪板朝夕相处。虽说实际上是在做黑市生意,但店里还是摆放了最新型的滑雪板,还有固定器和边刃等器具。望着这些滑雪用具,哪怕只是摸一下伸夫也会心满意足。不过,最吸引伸夫的还是通过在山崎店打工窥见了前所未知的大人世界。虽说不愿帮助黑市商,但他对窥探单身女人房间和刚起床女人的姿容却饶有兴趣。哪怕只跟她们说上两三句话,都会深深感到自己变成了大人。实际上,他只要看到露出衬裙肩带的女人就能嗅出性事气息,看到午后懒洋洋地起床的女人就能想象到她与男人缠绵的情景。这些都比通过黄书中的文章和照片进行想象更加生动而富于刺激性。想到那个女人居然干那种事情,伸夫来到屋外之后还会抬头望望那个房间。以前他沉湎于自慰时都是看着黄书挑起性兴奋,而现在则是在大脑中描绘出白天所见到的女人们达到高潮。自慰的导火索渐渐从照片转到了在现实中见到的女人们身上。在想象着那个女人享受了自慰的快感之后,过了几天又去那个女人家送货。这次不是木桶而是沉重的木箱,里面装着流动的物体,估计是大米。伸夫在把木箱交给对方时忽然想起自慰时的情景,于是不敢正视女人的脸。要是她对自己说“小子,进屋坐会儿吧”该怎么办?伸夫自以为是地想到这里就赶快关上了房门。可是,当他来到外边之后,却又因对方没跟自己搭话而感到失望,心里后悔不该那么着急出来。不过,挑起伸夫对性的好奇心并非只限于去女人公寓的时候。老板一边叉开腿烘烤裆胯一边跟顾客交谈,其谈话内容也会使伸夫他们深受刺激。“昨晚怎么样?”“真不错啊!那娘们儿,长那个样子,可那个地方还挺浓密。”“你又去‘三轮’了吧?”“可她声音太大了,周围都能听见呀!”“只要是看样子老实,一般都挺能闹腾哦!”两个男人露出下流的笑容,对视的眼中露出色眯眯的神情。伸夫一边在滑雪板上安装金属件一边若无其事地偷听。“那个地方浓密”说的是阴毛吗?既然老板知道这些,那就是说他连女人私处都看见了吗?还是说他只是用手指摸了一下就知道了呢?毫无经验的伸夫只能根据他们的交谈进行想象。但是,说到“声音太大”,伸夫就无从想象了。那或许是说在性交高潮时女人会发出喊声。但这是真的吗?如果真的发声,是因为男人那个物件太大而惨叫吗?让又瘦又小的女人发出那种声音,这个男人是不是相当粗暴呢?伸夫悄悄抬眼瞪着与老板面对面烤火的男人。这家伙真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两个男人根本不理睬伸夫的目光。“又进了一部好片子哦!这次是洋毛子,拍的效果也挺好。”“在我房间里也可以啦!只要跟木村说一声,他马上就会带机器过来。”“人数不要再增加了吧?”不知从何时起,两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或许他们害怕声音太大被两个少年听见会坏事。不过,伸夫即使听到那种事情也不会到处传,而且他根本无从猜测刚才说的是什么内容。从“洋毛子”等说法倒能推测出是关于女人的事情,却不清楚哪里跟机器有联系。突然响起一声口哨,老板朝外边扬起手来。伸夫也慌忙抬起头,只见玻璃外边有个穿藏蓝色大衣的女人在笑。“美女,进来坐坐呀!”两个男人打招呼,那女人却笑着从视野中消失了。“装什么正经呀!”老板嘟囔了一句,那个男顾客不失时机地发问。“那个,怎么样?”老板像是掩饰难为情,含糊其词地回答。“还行吧……”然后,他就阴阳怪气地笑个不停。老板是不是跟那个女人有一腿?伸夫再次把刚才窗外那个女人的面孔与正在烘烤裆胯的老板的面孔重叠起来。无论怎么看,那女人跟这两个男人的形象都很不相配。他感觉那女人稍显张狂,与年轻却已经像中年般微胖的老板太不搭调。不过,既然老板说“还行吧”,看来两人确实有过那种关系。伸夫想到这里,脑海里浮现出只见过一次面的老板太太。与刚才看到的女人相比,还是老板太太好得多。可老板为什么会跟那种女人好了呢?伸夫越来越搞不懂大男人们了。不管怎么说,大男人这东西好像相当爱奢侈。他们本来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却还要染指别的女人,而且说人家坏话。那句“还行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说长相呢,还是在说身段呢,还是另有所指呢?“哎、哎,高村君!”突然听到呼唤,伸夫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被老板发现,顿时红了脸。“把那副板也装上边刃吧!”原来老板说的是滑雪板。伸夫没精打采地应了声,老板就站起身来。“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个叫村山的来了,就把里边那个木桶交给他。”老板和男顾客依然把双手插在夹克衫口袋里,出了店门消失在黄昏中冰雪覆盖的街道。目送他们离去之后,伸夫和樱田君迫不及待似的停下手来。“哎,歇会儿吧!”两人在火炉旁也像老板烘烤裆胯那样叉开腿坐下。“那两人去哪儿了?”樱田君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用火钳在火炉里挑来挑去。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伸夫脑海中又浮现出刚才那个女人的面孔。“‘还行’吗?”伸夫在心中嘀咕道。他对自己从大白天就开始琢磨女人感到困惑不已,同时也觉得自己更加了不起了。十三初中第三年的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伸夫觉得自己似乎成长了一截。与其说是身体成长,莫如说是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向成年人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无疑在于寒假出去打工。虽然仅仅二十天时间,但在别人手下干活挣钱,培养了自己也能独立生存的信心。除此之外,在商店里听到老板跟他朋友们交谈,在配送黑市物资时窥见伴伴女郎和夜间工作女性的生活一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如此!大男人们就是在干这种事情啊!”“他们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啊!”虽说这些似乎都与伸夫以前感兴趣的事情相当不同,但仔细想来却基本上没什么差异。伸夫他们都希望比其他伙伴们长得更强壮,棒球和滑雪的技术更高,学习成绩更优秀,而大男人们却似乎都在力求接近财富和美女。虽然在内容上大男人与少年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按照个人欲望行动这一点上则基本相通。或莫如说,只是因为大人们追求的是金钱美女这些世俗东西,所以显得更加低级趣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重新审视大人们的行为,以前那些雾里看花般的模糊现象忽然清晰起来。例如街坊松崎夫妻也是其中之一。松崎叔叔一米七五的高个子,在道厅附近某水产公司工作,刚三十岁就当上了科长。一到星期天就能看到他身穿夹克衫跟街坊的孩子们玩投棒球,样子比真正的棒球运动员还帅。可是,松崎阿姨却又矮又胖,长相也令人不敢恭维。不过,听母亲他们讲,松崎阿姨家庭条件优越,虽然有些任性,但待人诚恳坦率。实际上,伸夫在路上碰到松崎阿姨时,她都会爽朗地打招呼说“你好”。不过,她说话带着鼻音有些嗲声嗲气,倒让伸夫不好意思抬起头来。仅从外表来看,虽然松崎叔叔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他们夫妻关系很和睦,经常看到两人在节假日一起外出。不过,据说这对夫妻有时会大吵大闹,松崎阿姨曾一度歇斯底里发作,把花瓶和茶碗等全都摔碎,还跑到伸夫家来借呢!闹到这个地步想必难以收拾,可母亲却意外漫不经心地说声“松崎太太,别太浪费东西哦”就把茶碗借给她了。其他阿姨们在茶余饭后也会谈论松崎夫妻吵架的事情,却都说得津津有味,没有丝毫紧张的感觉。母亲为什么那样漫不经心呢?伸夫觉得,松崎家的叔叔阿姨老是争争吵吵,总有一天会分手。可大人们却都没有真心为他们担忧的样子。上次母亲说到过高田夫妻,虽然他们并没有吵得不可开交,可母亲却显得忧心忡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不过,在寒假结束时,松崎阿姨再度歇斯底里发作后跑到伸夫家来。这回伸夫才忽然想到:夫妻俩虽然吵吵闹闹,但也许出乎意料是一种相互撒娇邀宠的方式。这是因为,前一天松崎阿姨还哭着骂松崎叔叔,可到第二天见到时她就快活地打招呼问好了。虽说如此,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怎么还说吵就吵说好就好呢?伸夫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半年之后的六月底,松崎夫妻搬家了。据说松崎叔叔在公司又升了职,并在北区新开发的地段盖了新房,他们就从先前的租住房搬走了。“在好公司里上班的人就是不一样呀!”母亲既像是羡慕又像是讥讽地叹息道。常常跟叔叔玩投棒球的伸夫虽然感到失落,但还是爽快地跟街坊伙伴们一起帮着搬东西。松崎阿姨送给伸夫他们当时还很少见的豆馅糯米团,下午就坐着卡车离去了。松崎家的房子变得空空荡荡,连榻榻米都没了,被丢弃的破旧茶柜和断腿餐桌就堆在空房子旁边。伸夫他们漫不经心地在里面翻腾,忽然看到装橘子的纸箱里好像有杂志。因为最上面的杂志封皮印着女人面部的照片,所以伸夫出于好奇翻到下面。原来,纸箱里从上到下装的都是色情杂志。由于天色还很亮,而且旁边还有其他伙伴,所以伸夫慌忙从纸箱上挪开了视线。他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悄悄地把纸箱放回原处就离开了现场。第二天放学回家后,伸夫立即去松崎家的空房子察看,昨天那个装橘子的纸箱可能已被收废品的搬走,连其他旧家具都不见了。伸夫懊悔不迭,同时心中充满了厌恶的情绪。仪表堂堂的叔叔和嗲声问好的阿姨总是一起看那种杂志吗?想到这里,伸夫感到以前像雾里看花般的东西突然变得鲜明起来。那两人虽然经常吵架,但听说关系还不错。母亲貌似倾听跑上门来的阿姨发牢骚,但似乎并未十分用心。阿姨都快哭出来了,可母亲的态度却像是在说“又开始撒娇了”。“原来如此……”伸夫点了点头,心中的厌恶情绪更加强烈了。不管怎么讲,叔叔阿姨都那么大了,居然还要看满满一纸箱黄书,实在不可宽恕。不,这不是宽恕不宽恕的问题,而是感觉上的问题。“大人真可恶啊!”想到这里,伸夫又觉得已经开始明白其中奥秘的自己也有几分可恶了。伸夫一旦对某种事物有所了悟,就会对其相关的各种事物进行连锁式思考,以前毫无感觉的事物现在突然开始有了反应——伸夫常常对自己的敏锐感到困惑不已。例如,当时由于燃料不足,家里人都得去澡堂洗澡。虽然所幸澡堂只有二百米远,但说实在话伸夫不太喜欢洗澡,往往是在母亲催促下每周只去两三次。母亲和姐姐每次去都会悠然自得地泡一小时以上,可他却没有那种爱好。而且,他在澡堂里碰到同学就会紧张。自己的那个部位长到这么大,阴毛长了这么多,而那小子怎么样呢?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吗?会不会发育迟缓呢?他虽然尽量避免去看,可视线却不由自主地投向对方那个部位,并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与自己作比较。就像女孩从初中到高中时都会显现女性特征一样,男孩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他们虽然对自己的变化

                      母的头颅。他查觉了莫炎的出现,便提着短刀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莫炎被这诡异的情景吓得呆在了原地,只觉脸颊被哥哥伸手摸了一下,周身便立刻被一种怪色灵火包围。火焰没有带来痛楚,只是令得他浑身融化般地瘫软,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哥哥依然亲切地笑着,手中的短刀慢慢凑近了莫炎的头颅…………莫炎的话语突地停住了,所有的情感从眼中顿时消失,他一把拿过鼠标点开了电脑画面上的邮件提醒,简短的邮件呈现眼前,末尾署名“了然”。那是莫炎接驳在晖儿电脑上的N93手机传来的信息,众人都在入神地听他讲述,全然没有注意到邮件提示。“丧星突现已七日,太岁落地蒙化城,茶马寻龙君不再,隆庆关外马蹄深。”邮件的内容是一首七律,字里行间透露着警示,似乎在告诫我们蒙化之行的险阻。“了然怎么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蒙化的秘密?”我不禁疑惑道,“难道他一直在暗中监视?”“可能性不大。”晖儿在键盘上操作了一会,“邮件的始发地来自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没有代理转发的痕迹。”“他擅长观星测凶。”莫炎望着窗外的星空道,“远在千里,运筹帷幄。”了然去美国干嘛?我又一头掉入了云雾之中。莫炎出神地望着星空,似乎在观察着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北斗星清晰地映入眼帘。深夜的天空格外清透,闪烁的星辰十分清晰,甚至连平日不常见的那颗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丧星突现……”我忽地想起那暗淡星辰的由来,“从我们到滇池那夜起,这颗丧星就出现了。”北斗本为七星,但实际在它边侧很近的位置上还有一颗不易察觉的星辰,星象上称之为“丧星”。风水理论中,出行、迁徙、动土、架梁、婚嫁但逢丧星突现,须一律改日或作罢,否则凶险难当。丧星连续出现七日,星辰位置转定于某地的话,那里便一定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尤其当你的目的地就是那里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应该是这颗丧星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后,特殊磁场的影响造成了某种变化。不过,其中的根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东方朔、袁天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才能诠释了。经过地图方位查证确认,这颗丧星的位置确如了然所言,照之前的邮件分析和对比来看这封邮件应该是真正的了然发出的。现在看来蒙化之行确实危险重重,暂且不说丧星示警,单就三十年前一批高手丧生古道便足以让人望而止步。莫炎征询地看了看大家,见我们没有反应,便揣起手机,一语不发地开始收拾背囊。“这剑放你包里吧,我路上背不动。”S递给莫炎的正是那把刑天猎首剑。“亦凡,我的电脑放你包里。”晖儿收起电脑塞进我的背囊,“猎枪卡着不好放。”莫炎接过铜剑,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们,眼中隐约有着一丝感动。“蒙化肯定一起去,但必须事先声明一点。”我严肃道。“你说。”莫炎一脸凝重地应道。“收拾完了就睡觉,明天不许早起。”我捶着后腰苦笑道,“我们不是铁打的。”“我也不是……”脸上闪过一片愕然后,莫炎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意。……蒙化县现称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可能因为拗口或长久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称之为蒙化。这里是茶马古道“三进三出”交通枢纽,也曾是沟通川、滇、藏、印、缅及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城镇。南诏蒙氏的王朝便是发源自此,但四代古都的蒙化城除去古老的建筑之外,已全是现代商业旅游的氛围。相较莫炎,老田更为熟悉蒙化的环境,南诏古街一路到底,歇脚打尖带住宿,繁杂的事情在他乐呵呵的招呼声中全数解决。“蜜饯、粑肉饵丝、青豆小糕、锅巴凉粉、什锦咸菜……”S嘟囔着在一边盘点着战利品,大包的食物看上去夸张之极。“这些吃的比铜剑重吧?”我笑着打趣道。莫炎掂量了一下食品袋,又掂掂铜剑,一脸肯定地点了点头。众人一片笑倒,S唬着脸道:“吃完了就不重了,铜剑又不能吃。”这话又引得我们大笑起来,S被笑得不好意思,转身打开窗户自顾看风景去了。照莫炎之前的叙述,三十年前血案的地点就在城东的隆庆关,了然的邮件中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线索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先从那里着手。“老田,蒙化古城是不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啊?”S张望着问道。“是哦,这古城留下的都是明朝和清朝的建筑哈。”老田指着窗外的建筑道,“二十五条街,十八条巷子,交错起来就像是个棋盘咯。”“是明清棋盘式城池,我说呢。”S伸了个懒腰道,“我以前的建筑史教授就喜欢这种井字型结构。”“呵呵,这里大多都是白族人的建筑哈。”老田笑道,“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不成棋盘成啥子哟。”这话一出口,我和莫炎都愣了一下,明清棋盘城池,白族特色建筑,这原本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对查找龙脉的我们却别有一番含义。“老田确实没说错。”莫炎点着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道。翻出蒙化城地图,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清晰的格局设置,与我们预料的完全吻合。而当晖儿找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全景图片时,我和莫炎不禁一阵喜忧交加。这里民居中四合院的格局多为四居门加前后院门,合上三坊门大开,为九阳数,恰好是人脉阳气鼎盛的“九门通关”。五天井地气冲天,合中脉照壁分隔引导,为六阴数,便形成了地脉阴和润物的“六阴内生”。这正是引龙大局中卧龙部的双局之一——九阳六气局。但这局的气脉已完全被棋盘式的城池格局毁坏殆尽,二十五条街道,十八条小巷,将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堪堪隔开,而几条主要街道的位置却又正好横断了九阳六气局的局眼,整个局势的走向已无迹可寻。“照你这么说来,蒙化曾经是引龙局的一部分?”S瞪大眼睛道,“那应该附近还有一个局才对啊。”“按这里的位置格局来看,并存的另外一局应该就在隆庆关那里。”我指着地图道,“鸟道雄关赖以成名,现在看来就是因为这个局的关系。”“千鸟入关,撞山自尽。”莫炎点头道,“关内的迷雾一直很奇怪。”意外的发现与我们原本的计划十分巧合地凑到了一起,商议之后,大家整理好装备当下各自休息,准备夜幕降临的时候探访这个神秘的隆庆关。入夜时分,一行人来到了城东二十公里的文峰山,巍峨盘延的山脉间隐约显露的山口便是隆庆关。山风掠过,厚重的雾气幽灵般地出现在我们周围,只一会的功夫,能见度已降到了五米。“我靠,这什么鬼天气?”S被突如其来的迷雾吓了一跳,“是不是有人搞鬼?”“隆庆关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鸟自杀,原因就是这些雾气。”我笑着递过绳子,“穿在腰上带,大家别走散了。”莫炎灵敏的嗅觉加上我听风辨位的能力使迷雾间的行进顺畅了许多,但即便如此,速度也并不是很快,翻上隆庆关的山口时,新换上的冲锋衣已布满雾水。山口的一侧是高耸的文峰山,远处绵延的横断山脉一望无边,静心听去,附近的整体山脉地势尽数在我脑海中浮现。环抱的山口在连绵的山脉上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地势,山体四处不住透出阴绵的地气,如果不是引通了阴极地脉,这里是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气的。地气在夜间开始吞吐,配合新月形格局,与天空的月气向连,阴月地气混为一脉将这里的地气洗炼得阴柔之极,这与蒙化城内的九阳六气局完全配合不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冲的做法!“怎么是阴月地气局?!”我失声道,“这里的地气也吐纳的特别快。”“有些不对劲。”莫炎的鼻子抽动了两下,“地气里有兽的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说的清楚点。”一旁的三人听得糊涂,S更是不耐烦地叫道。“布局的家伙做了手脚,这里是伪装的部分。”我示意大家下山,以免有什么意外,“照这个局来看,附近肯定养着什么特殊品种。”莫炎和老田手脚麻利地拴好了一卷绳索,在山口一边抛下,大家顺绳滑下。我和老田是最后下山的,刚滑到一半耳畔便传来一阵激烈的翅膀拍打声,迷雾中突然出现了大群的飞鸟,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袭来。身在半空无法闪避,匆忙间我只得用金属板护住我和老田。蓬蓬声接连响起,漫天羽毛飘落,那些飞鸟全部撞死在山口的岩石上,一时间鸟血的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惊吓之余,我们加快了下滑的速度,直到脚下踩在厚实的泥土上才略松了一口气。地面上落着许多飞鸟的尸体,几只尚未断气的鸟儿扑腾着翅膀想要站立起来,扭折的脖颈歪斜着摆动,痛苦挣扎中更加速了它们的死亡。虽说这场面远不如之前所遇到的那样诡异,但我却不由有些颤栗。“每年都不知道要死掉多少鸟哈。”老田看着地上的鸟尸皱眉道,“你说的局为啥会让鸟撞山?山里头有啥东西?”“地气造成的迷雾会影响鸟类飞行时的辨别能力。”我随口答道,眼下却不见了晖儿、S和莫炎三人。“莫兄弟和两个女伢子咋不见了?”老田也发现了三人的失踪。彼此上下的间隔只不过相差十分钟,照理他们不会随意走开,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正想搜寻时,山口里传来一阵火焰撩动的声响。是莫炎!我招呼老田跟紧,顺着声响发出的位置奔去。转入山口,迷雾中闪现大片火光,莫炎双手并用地划出一道道灵火,飞速攻向黑乎乎的山口内。晖儿和S倒在莫炎的附近,身上满是黏糊糊的液体。我紧赶上前探查,发现两人只是昏迷,所幸没有受伤。“发生了……”还未等我问话出口,莫炎的灵火蓬然剧涨,闪动中,一个硕长的身躯在山口间一闪而过,那样子竟有些像天坑中的毛龙。“周围布些尖刃!”莫炎面对山口,细细闻着气味,“三尺长,要最锐利的。”老田帮着我把晖儿和S抬到莫炎站立的地方,我在四周布下了上百根三尺来长的锐利尖刃。莫炎始终一动不动地对着山口深处,手中的灵火不断缩张,一付大敌当前的模样。此刻四周毫无声响,平静的山口间缓缓掠来一阵山风,原本已渐渐稀薄的雾气在山风的鼓动下转又浓重了起来。山口的石壁上隐约传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响动,莫炎的鼻子猛地抽动几下,灵火骤然高起,举手挥动间长长的火舌直射石壁。火光掠过的那一刹那,一条粗如手臂的粉色蛇形物在我们身前两米处出现。那东西灵巧地避让开了灵火攻击,却不慎碰到了我布下的尖刃,锐利的刃口划在上面发出吱嘎的怪响。莫炎击出一串火球正中那东西,扭动中蛇形物飞速逃回来路。“它吃了亏,暂时不会攻击。”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吃的东西真不少。”“那是什么东西?”我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听辨出那东西的形迹,甚至连它的动作都难以捕捉。“这东西不会是邪龙吧?”老田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蒙化古时候就传说山里有邪龙和凤凰哈,晚上都不敢来山口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莫炎看着老田,语气中有些惋惜,“难怪蒙化的别名叫邪龙。”十八、机关金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但史书上并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即便是记载了众多传说动物的《闻风拾水录·虚灵篇》也没有涉及。如果不是在天坑见到那条毛龙,我依旧会认为龙只是古代的一种图腾象征物。我并不知道现在这条邪龙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它不是虚灵,否则我不可能判断不出它的动作和形态。“邪龙是动物?”我试探地问莫炎,“我的听风根本无法了解到它的动态。”“寒蜴,本该灭绝的动物。”莫炎依旧盯着山口的黑暗处,“传说中蜃的原型。”制造虚幻景象,吸食过往路人,这东西难道就是误传为龙子的蜃?脑子里有些发炸的感觉,这些时间里不断更新的知识见闻太具颠覆性,我的大脑几乎有些难以承受。说话间,迷雾再次浓重起来,惨白的雾气中隐隐有种特别的味道,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却令我眼前的景物有些晃动。“它移动的范围不大。”莫炎嗅着空气道,“我用灵火弹照它出来。”十几个拳大的灵火团飞入迷雾,星点地排布在了山口间,莫炎双手一振,火光猛地大盛,柔和的火光将布满迷雾的山口照得通亮,但奇怪的是山口上空却依旧漆黑。老田茫然地向内望着,似乎灵火弹的光芒只有我才能看到。莫炎指着山口边壁上的一处道:“那东西被拴住了。”顺着莫炎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条奇怪的生物正吸附在山口的崖壁上,细长柔软的身体有些像蛇,四只脚掌却像蹼足,与身体相比,那过于宽扁的脑袋像把铲子,浑身的颜色灰黄斑驳完全近似山石的颜色。那东西灵活地扭动了几下,身体在山壁间溜冰似地滑动,掠过之处隐约留下一道发亮的痕迹。难怪无法查觉它的行动,粘液和吸盘足的作用下,移动起来是全然无声的。但在它的后足上却栓着一根乌色的长索,限制着它的行动范围。“拉长了的大壁虎……”我反了个恶心,“这么恶心的东西也能叫龙?”“看到美丽的你就没命了。”莫炎淡淡地丢了一句,“还好它的毒腺被摘了。”“这雾里有毒?”我突然想起空气中那奇怪的味道。“现在只有少量致幻的毒素。”莫炎抛来一个瓶子,“每人一颗。”我和老田分别服下瓶中的药丸,又喂食给昏倒的晖儿和S,眼前的晃动感顿时消失。吱嘎一声,之前出现的粉红色蛇形物再次冲进尖刃中,我惊愕地发现这蛇形物竟是那只寒蜴的舌头,自崖壁甩向我们的站立处足有十来米!更为惊讶的是,被舌头卷刮过的锋利尖刃全部卷刃,有些甚至已经出现了豁口,如果不是莫炎的灵火及时攻到,只怕尖刃早已被寒蜴毁去了大半。心下有些不甘,我索性挥出一排圆锯飞斩过去,快速旋转的锯齿无情地绞噬着寒蜴那柔软的身体。血肉飞溅的场景却并没有如我预想般发生,寒蜴很是受用地甩动了几下身体,圆锯立刻被击打得四散开来。“这东西练金钟罩铁布衫的?!”我完全闷在了那里,在这只寒蜴面前我几乎成了个废物。莫炎没有回答,双手在胸前盘抱成团,一个硕大的灵火球在他手中不断剧涨。寒蜴摆了摆头,猛地张嘴呼出,空气中清晰地显现出一道白色的气流痕迹,气流过处白雾层层卷起,周围的气温瞬间阴冷起来。老田浑身打了个冷颤,手中的铜炮子猎枪一下走火,喷射的火舌恰好与气流相遇,一阵悉窣声中,散出的火药弹丸竟结上了一层白色的霜花,纷纷落在地上。与此同时,莫炎手中的灵火团也已迎上气流,冷热交替的感觉让人一阵心血翻涌,面前竟凭空落下了一阵细雨。“不能和它耗了,我们赶快走。”我拉着老田扶起地上昏到的两人,转身便走。噗地一声,寒蜴的长舌突然从地下钻出,我连忙躲闪,回身撞到老田,四人齐齐倒在地上。莫炎跃身赶上,双手叠掌,一式灵火入地诀封住了长舌继续的攻击。趁此机会,我和老田连忙拖拽着晖儿和S闪到一边。“它入地了。”莫炎挥手在身周焚起一片灵火,五人就这么站在了熊熊燃烧的灵火中。山壁上的寒蜴果然已经不见,乌色长索也随之消失,估计那长索的固定点在山脚下的某处,寒蜴爬在山壁上攻击距离不够,但钻入地下后却可以控制我们周围很大的范围。“寒蜴还是怕火的。”莫炎沉声道,“你缠住舌头,我断了它。”“嗯,这寒蜴太厉害了,你以前是怎么对付它的?”我一边问道,一边抛出几条带着锐利倒勾的铁链。“我只听父亲说起过。”莫炎双手横端胸前,“没对付过。”闻言一阵大汗,这家伙做实验的代价可是五条人命啊,但眼前却也只有如此了。地面的灵火在莫炎的控制下灭了一处,泥土翻滚中寒蜴的长舌立刻钻出,我急速挥动铁链缠绕了上去,倒勾和链条的绞合之下,长舌被牢牢锁住。猛力回撤,链条长舌顿时拉了个笔直,寒蜴那铲子般的脑袋已露出了地面。虽然铁链并不在手中,但我依旧能感觉到长舌挣扎时传来的大力。莫炎双目暴睁,瞳仁竟已化作火焰般的色泽,身周卷布着暗色的灵火,诡异的样子竟似地狱罗刹一般。他自胸前横拉双掌,掌心互交合十,高举过顶后交叉缓缓用力挥出:“灵火雷刃诀!”刚猛的呼喝中,数十道弯刃似的火焰掠空而出,夹带着风雷之声飞速斩切长舌。长舌似乎也感觉到危险

                      ,赶忙退走。但后金军紧追不舍,张承荫说:“战也死,不战也死,不如跟他拼命,即便死了,我也是大明忠臣。”于是掉头迎战,后金军不防他杀个回马枪,许多人被杀。俄而一声鼓响,后金军万箭齐发,箭如飞蝗,张承荫死于乱箭之下。张承荫是第一个与后金作战战死的总兵。此战后努尔哈赤围攻清河,守将邹储贤坚决抵抗,千名明军炮兵用火炮杀伤后金军,后金死千余人。努尔哈赤令工兵手拿厚板挡着脑袋,冒着炮火,顶着箭雨,在城墙下挖墙根。城东北角被挖开大洞,后金军攻入。邹储贤退守城南,李永芳在城下招降,邹储贤说:“你既然投奔了后金,那么我们之间就没有朋友情义了。你快走吧,不然我就放箭了。”邹储贤最终战死,明军万人阵亡。与此同时明朝的各路援军或遭到拦截,或畏缩观望,或中途撤退,或停滞不前,坐看清河失守。打下抚顺和清河后,努尔哈赤将一名明军俘虏割掉耳朵,让他作为信使去报信,代替自己向明朝宣战,他强硬表态:“如果明朝以为我没理,可约定日期开打,十天半个月后都行,如果觉得我占理,那么可以向我交纳布帛,息事宁人。”此时的明朝统治者宛如一个坐在马车里的孩子,他手里抓住拴在车内的两条绳子,就以为他在驾驭车辆,而实际上明朝这个千疮百孔的车辆早已在贪官的腐蚀下报废,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对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明朝的后果可想而知。抚清之战后,努尔哈赤对群臣说:“人们都说神仙和佛是善良的,然仙佛虽善,而居心不善者,不能为也。必勤修善行,才能与之相合。君主奉天命治理国家,修明政教,举世享太平之福,则一人有道,万国安宁,比仙佛强多了。人皆知鬼魅之邪恶,然而鬼魅虽恶,遇到阳寿未尽之人也不能加害,必须阳寿已尽,才能被鬼魅加害。如果君主无道,导致盗贼蜂起,黎民有死亡之忧,是一人失德,祸及万方,其恶甚于鬼魅。明万历帝罔念友邦,兴兵构怨,皇天震怒,万众被杀,其害与鬼魅有何异?”努尔哈赤可谓完全颠倒黑白,明明是你发布七大恨后主动侵略大明的抚顺和清河,却说是万历兴兵来打你,脸皮的确够厚。当天,努尔哈赤还说:“从来国家之败亡,不是财用不足,都是因为骄奢淫逸所致,夏桀、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金国完颜亮,都是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饮,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清太祖圣训》)后世史家据此认为努尔哈赤对于中国历史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而事实上,努尔哈赤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远出后人所想,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时,努尔哈赤曾对各位贝勒说:上天养育万物,公而无私,非者非,不以国大而庇之,是者是,不以国小而弃之。朕观历代帝王,最初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备尝艰辛,而后成大业。虞舜躬耕历山,克尽孝行,遂声闻于天而登帝位。汉高祖本来是泗县亭长,奋力于行伍间,平定祸乱,遂有天下。金太祖服侍辽国天祚帝,差点被杀,卒能奋志修身,收服渤海国,灭辽称帝。明太祖父母双亡,栖身佛寺,历尽艰危,终成帝业。这些都是上天眷顾有德之人,不忍弃之。周宣王时,有童谣说:厌孤箕服,实亡周国。后来周幽王宠幸褒姒,紊乱国政,西周灭亡。秦始皇雄踞西陲,吞并海内,修长城防御边界,信方士访求神仙,自称一世二世至万世,传之无穷,乃恣意暴虐,二世而亡。宋徽宗招降纳叛,构兵开衅,被金国击败,父子被俘,身死于外。金国完颜亮违背天常,荒淫无道,获罪于天,最终被杀。元顺帝不畏天威,不治国政,排斥贤能,信任奸佞,致使盗贼蜂起,国祚衰亡。这些都是天厌凶德,不因为国家强大而庇护之。现在明朝君臣自恃强大,蔑视上帝(按:努尔哈赤并不信天主教哦),任意生杀,妄启边衅,助叶赫部侵略我疆土,毁坏我房屋,抢夺我庄稼,肆虐无已。朕观古今典籍,国虽大,而历数将终,则君臣庸暗,纲纪倒持,最终灭亡。国虽小,而运祚方兴,则民物繁盛,寝以昌炽。总之这些都是因为天命。现在明朝灾异屡见,君臣不务修省,终必遭天罚。纵然国大兵强,岂足以凭恃?一个人能引咎修德是上策,文过饰非则是下策。后世子孙宜法前代之所以得,鉴前代之所以失,迁善改过,上合天心,则可以永享国祚!从周朝说到自己的对手明朝,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深厚的中国历史功底和汉文化造诣,这绝不是一个北方普通“蛮夷”所能达到的。但是明朝在抚清之战败后,才拿努尔哈赤当事儿,才刚知道重视这个可怕的对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万历皇帝派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兵分四路,共十二万大军(此外还有叶赫部和朝鲜各一万多人助战),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围剿努尔哈赤。出兵祭旗时那头牛可能是牛魔王下凡,刀捅了三次才把牛捅死,誓师大会上大将刘招孙骑马舞槊,因槊柄腐朽,槊头一下子飞了出去。誓师大会上出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军心士气自然是有极大打击,其实对于这种事,关键在于因势利导,誓师大会上出问题是常事,比如武王伐纣的誓师大会,遇到大风把旗杆折为三截,正在军心浮动之时,姜子牙说:“这是天洗兵,帮我们冲掉浊气。旗杆折为三段是启示我们兵分三路。”结果周军士气大振,兵分三路攻灭纣王。如果我是杨镐,一定会说:牛被捅了三次才死预示着我军要跟努尔哈赤经过三次战役才能彻底歼灭他,槊头飞出去预示着我们在剿灭努尔哈赤的战斗中努尔哈赤的人头就会像这个槊头一样飞出去。这样一说,自然会士气大振。看来作为主帅,随机应变的口才也很重要。万历对于杨镐的任用可谓所托非人,杨镐在抗倭援朝战争中曾被日本人打得大败,临阵脱逃,可是他却谎称胜利而上奏。后来在辽东当官时他乱杀边民来冒功,被御史参奏后革职,而此番万历皇帝居然让他当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赐给他尚方宝剑,真不知万历皇帝怎么想的。有人会说,万历皇帝昏庸无能,自然是所托非人,但在历史上万历皇帝其实被人误解很大,他堪称一代英主,绝非昏君,这个问题后面我们会说到。杨镐在出征前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给努尔哈赤。因为在杨镐看来天朝大军打努尔哈赤是没问题的,所以来了个光明正大。努尔哈赤的兵力虽然只有明军的一半,但他知道明朝的虚弱,他想戏弄下杨镐,便派人与明朝议和,他的议和条件很是奇葩,只要明朝给自己三千两白银、三百两黄金、三千匹绸缎,自己就不跟明朝打。杨镐一看,我兵力是你的两倍,我还要给你钱,你当我傻?于是大军继续挺进,直捣努尔哈赤首都赫图阿拉。得知敌军情况后努尔哈赤有四种方案选择:(一)坚壁清野,隐藏主力。(二)负隅顽抗,死守硬拼。(三)分路抵御,各自为战。(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努尔哈赤经过仔细权衡,决定用第四套方案,他说:“任尔几路来,我自一路去。”那么努尔哈赤是怎么对四路明军各个击破的呢?咱们一个个看。先看西路,即抚顺路。杜松是此路总指挥。他是一员虎将,经常进攻蒙古,前后百战,每战必胜。蒙古人被他打怕了,听说明朝太师最大,就叫他杜太师(明朝生前就是太师的只有张居正)。虽然如此,但他气量狭小,比如他曾跟人吵架,一气之下当了和尚,后来还俗,接着打仗。后来他吃了败仗,竟然要自杀,好歹被人拦住了,可他感觉没消气,一赌气烧了军需库,因此被罢官。此次重新启用他,是戴罪立功。他一心想生擒努尔哈赤,因此尽管此时正下大雪,他因立功心切,令士兵冒雪前进,到了浑河,就是努尔哈赤想当年率四个人击败八百名敌军的地方,杜松脱了衣服,赤膊渡河,众将请他披甲,他说:“披着铠甲杀敌不是爷们。我从参军到现在,都不知道铠甲有多重。”于是他率军渡河,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浑河上游使河水决堤,河水暴涨,许多士兵溺死。龚念遂所部的辎重营因渡河困难,留在河对岸,杜松率军到了对岸,见有小股后金军,毫不犹豫地将其击败,后金军逃进山谷,他怕有埋伏,禁止追赶。这个山谷就是萨尔浒山谷(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杜松留一部驻守此地,自己率一部进攻萨尔浒山旁边的界藩城。努尔哈赤见状,就派长子代善率军守界藩城,自己亲率四万五千人进攻谷口的明军。两军相遇后立即开战,霎时阴云密布,天昏地暗,咫尺不辨人影。明军点起火把作战,由于平时疏于训练,许多箭镞射在柳树上,而后金军见明军点着火把,在黑暗中更为好认,于是一枚枚箭镞射向明军,明军死伤惨重。后金军乘势冲锋,刀砍斧剁,如同切菜砍瓜一样杀得明军七零八落。激战中,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异常显眼,时而挥刀乱砍,时而盘马弯弓,连斩数人,明军弓箭手瞄准皇太极射去,可皇太极盘腿跨蹬,在马背上一倒,回首射出旋身箭,把射他的弓箭手射死。随后他抡起战刀,虎虎生风,飞蛇似的箭镞还没近身,他早已左拨右撩把箭镞拨落在地,掉在地上的箭镞如秋天的高粱地,然而就是无法伤到皇太极。就在努尔哈赤与萨尔浒山谷前的明军激战时,杜松赶到距界藩城不远的吉林崖,在此安营扎寨。杜松大营战车环列,挖堑壕树栅栏,外面摆放火器,后金军铺天盖地而来,明军于是施放火器,震耳欲聋的巨炮和火铳将后金先锋部队炸得血肉横飞,仰攻的后金军处于不利的地势,此时杜松忽听见身后杀声突起,原来是代善率军杀来。杜松急令后队改前队,与敌混战。双方不分胜负,杀得野草瑟缩、万木染红。此时界藩城内的后金军也杀出,杜松忙令前队再改为后队迎敌。正在你死我活的拼杀时,森林中又冲出一支人马进攻杜松。杜松已腹背受敌,哪里禁得住三面夹攻。只见一支暗箭飞来,直中杜松心脏,他应声坠马而死。主帅已亡,明军更加混乱。很快,冲上来的后金骑兵便以凌厉的攻势控制了吉林崖山头,铁甲骑兵趁势冲入明军战阵,像一把利刃插入明军心脏,顿时万马奔腾,嘶鸣鼎沸,明军如波开浪裂,在驰突纵横的八旗铁骑下被杀得七零八落。努尔哈赤发挥了骑兵作战的全部优势,几乎在瞬间便使明军大营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战后,努尔哈赤赶来,立马山下,在凛冽的寒风中挥刀呼叫,他自己也为这排山倒海的阵势激动起来。西路军全军覆没。那么这第三支部队是哪来的呢?原来是努尔哈赤干掉山谷的明军后派来的。乾隆这样说此次战斗:“我军纵横驰突,无不一当百,遂大破其众,(明军)横尸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世祖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澌焉。”西路完了,下面轮到北路,也就是开原路了。北路指挥官是马林,他的父亲是马芳,这个人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文人,却当上了总兵。至于马林的作战水平,想必你已清楚,他打仗不行,但懂文学,能写诗,写得一手好字。听说杜松的下场后,马林把军队一分为二,他自己驻守尚间崖,潘宗颜驻守斐芬山,他用战车围起来挖了战壕,还有杜松的那个辎重营,统帅是龚念遂,三个营构成品字形。努尔哈赤尽管兵力是马林的三倍,但还是集中兵力先干龚念遂营。努尔哈赤率一千精骑,从龚念遂所部薄弱的一隅冲出一个缺口,随后后金军像潮水般涌入,全歼敌军。努尔哈赤在歼灭龚念遂所部后,一刻不停,继续进攻马林本部,明军发鸟枪、放巨炮迎战,后金军冒着明军的炮火猛冲,尸体堆积如山,接着两军混战厮杀,冲杀声和惨叫声组成了悲壮的交响曲。不久,明军火药用完,该后金军发飙了,后金军很快控制了明军阵地,他们的刀架在明军的脖子上了。后金军骑兵驰骋,利刃飞舞。正在激战之际,马林见势不妙,临阵脱逃,他的两个儿子死于乱军之中,群龙无首的明军更加混乱,死尸堆满了山谷,该部覆没。努尔哈赤随后把潘宗颜所部一锅端了,北路军全军覆没。北路完了,该东路了,也就是宽甸路。东路主将是刘,他参加过抗倭援朝战争和平定播州之乱,万历三大征打了两个。他善用刀,他的刀一百二十斤,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此外他还精于骑射。先说射,一次他让人在板上用墨乱点,他能在远处用弓箭将所有墨点处射中,再说骑,他让人牵来几十匹马,他一嗓子喊下去马都过来了,又一嗓子喊下去马都退了。不光如此,他还能喝,每次临阵都要喝酒一斗多,兴奋自己的神经。看起来刘是个猛人,然而他却缺乏一个大将最需要的品质——稳重。我始终认为稳重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最可贵品质,只有稳重才能对事务的把握恰到好处,而之所以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则因为有充分的准备,自己胸有成竹。单纯有才智的人未必能成功,而稳重则是什么时候用自己的才智,如何用自己的才智的问题。中国人对年轻人的最高评价就是少年老成,所谓老成,就是稳重。中国话里的“老练”、“老实”、“老马识途”、“老骥伏枥”,与“老”有关的词汇几乎都是褒义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最看重的就是稳重。此时杜松、马林全军覆没,在对另外两路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刘居然率军出发了,这岂是一个稳重的军事家所为?刘率领他的连大炮都没有的队伍继续前进,此时粮食也吃完了。他在无奈地率军前行时,一个努尔哈赤派来的假冒杜松所部的使者来了,使者传达杜松命令,让刘与他会合。刘说:“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假使者说:“我们主帅因为事情急才这么做。”“那为什么不点烽火呢?”“边塞之地点烽火不便,不如我骑马来更快。”刘这才相信,于是率军与杜松会合,走着走着,见山上有一军龙旗飘扬,他想这不是努尔哈赤吗?当即横刀跃马杀上山来,努尔哈赤派兵迎战。在刘綎的刀下许多后金军身首异处,刘想仰攻费劲,不如诱敌至山下,于是率军下山。后金军也追下来,杀得难解难分,双方都有些疲倦,只有刘越战越勇,虽两臂受伤,仍毫无惧色。忽然一支手举火把的部队的到来打破了僵局,刘从火光中望去,见一杆大旗“杜”,大喜,说:“杜松来了,是天助我灭后金了。”话未毕,一将已到马前,头戴金盔,身穿铁甲,正是明将,只是刘不认识,刘刚要问对方是谁,来将问:“您是刘吗?”“是。”刘话音未落,来将手起刀落,削掉刘半边脸,砍死刘。原来是代善全歼杜松军后,得了许多盔甲,他教军士改扮明军,杀刘的人就是代善。刘死后,他那些手执竹矛、身披藤甲的步兵被后金铁骑杀得片甲不留,尸体绵延数十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蔡济恭在《松山杏山之间京观累累,追忆刘都督富车战亡不禁长城一坏,胡马饮江之叹,慨然有作》中,豪气干云地表达了刘綎殉国的哀思:我有三尺芙蓉剑,我有百斛葡萄酒。剑以出匣击大荒,酒以停车洒丛莽。刘公壮略安东土,乱杀倭寇如杀狗。天半麒麟为公起,肘后都督金印绶。建酋虽骁一胡雏,泰山压卵何有乎?天不祚明公战死,官军血流边草涂。公在两间为鬼雄,鞭霆驾风慑群胡。至今京观屹相望,冤气矗天天为瘿。安知不有东征士,同葬此中啾啾呼。如今未暇为尔悲,茫茫桑海悲黄图。倚剑酹酒一悲歌,回风吹尘暗平芜。刘这一路被歼灭后,后金兵乘胜而前,杀至富察甸,遇到康应干部明军几千以及一万多朝鲜军。后金军很快杀尽了数千明军。朝鲜统帅姜弘立见势不妙,在关键时刻一咬牙,一跺脚,一捶胸,一顿足,最终决定向后金投降。二十七年前朝鲜即将亡国时大明全力相援,而今朝鲜军见死不救反而向后金投降,人格卑下,由此可见一斑。朝鲜军队投降后金后,还把战败后与大部队失散的数百明军尽数交与后金军队,真是缺德带冒烟的。明军游击将军乔一琦血战三天三夜,刚刚在朝鲜军营吃碗冷面,就被朝鲜军以刀相逼,喝令他出营向后金军投降。乔一琦大叫一声,跃身投崖而死,为国尽忠。努尔哈赤很鄙视朝鲜人的做

                      。“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今天晚上我就再重复一遍,我并不缺少资源。法国枪骑兵很快就会抵达这里,瑞士步兵也同样会很快抵达。你可以亲眼目睹,我每天都在集结部队。教皇不缺钱,法国国王也不缺人。极有可能的是,我的敌人们会后悔他们的反复无常。”公爵微笑着,他的微笑是残忍和狡诈的。“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已经提出讲和了,你不会感到吃惊吧?”马基雅维里内心猛地震动了一下,但他极力克制,不让自己内心的震动流露出来。“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大人代表叛军已经来过这里了。”很明显,这人就是马基雅维里听说的那个神秘的访客。他是锡耶纳地方领主潘多尔福·佩特鲁齐的心腹和谋士。而佩特鲁齐则是这场叛乱阴谋的幕后首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提议我们共同推翻佛罗伦萨政府。但是我告诉他,你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冒犯过我,而且我正准备与你们缔结一项条约。‘请不要签署任何协议,’他说,‘让我先回去一趟,然后再过来,我们可以达成协议的。’对这话我回答说:‘我们已经谈得很深入了,不可能再回头了。’我可以再一次告诉你,虽然我愿意听那些家伙要说的话,而且也欺骗他们,但是我不会做任何针对你们共和国的事,除非我迫不得已。”当马基雅维里告辞的时候,公爵以一种十分平常的口吻又说了一句话,让这位佛罗伦萨的使节又吃了一惊。马基雅维里的惊愕,也完全在公爵的意料之中。“我正等着帕格洛·渥西尼,他随时都会抵达。”来宫里的路上,皮埃罗陪着马基雅维里。这时皮埃罗正在警卫室等着马基雅维里,手里提了一只灯笼,准备在回寓所的路上照明用。皮埃罗已经学会了如何看主人的脸色,他只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就明白主人没有心情说话。他们在沉默中行走着。当马基雅维里脱去他的大衣和帽子后,他吩咐皮埃罗把墨水、羽毛笔和纸张取来,然后就坐下来给执政团写信。“那我就睡觉去了,”皮埃罗说道。“不,等一等,”马基雅维里一边说着,一边将身子靠在椅子的靠背上。“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在公爵告诉他的消息中,他不知道该相信多少。于是他想,在动手写这封信之前,如果他能够将头脑中的想法整理成话语,也许会有一些帮助。“我被这些个阴谋诡计,谎言和每个人都在从事的欺骗搞晕了。”于是他用简洁的语言向皮埃罗重复了公爵告诉他的情况。“对于像瓦伦丁诺公爵这样一个意志高昂,吉星高照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怎么可能容忍他的那些敌人的敌对的行径?他的那些敌人非但阻挠他夺取一个他图谋已久的城邦,而且还从他手里夺走了一个本来就在他掌握中的城邦。那些将领们造了他的反,是想在他没有下手之前就先摧毁他。当公爵四面楚歌之时,他们为什么又推迟了进攻?”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看着皮埃罗。皮埃罗很聪明地意识到,主人的发问仅仅是为了理清他自己的思路而已,所以就没有做出任何回答。“现在他巩固了他的堡垒,派兵掌控了重要的地方。每天都有更多的部队抵达。他从教皇那里取得财政支持,从法国人那里取得人员上的支持。而且他大权在握,可以独断专行。那些叛乱将领们出于他们对公爵的仇恨和恐惧而联合起来,然而联盟关系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关心他们各自的利益甚于他们的共同利益。同盟者无法果断地出手,因为每个步骤都必须通过事先协商,而且只要同盟者之中有一个人犯了错误,准备不充分或者无能,就会使所有的人蒙受灾难。他们之间一定是互相嫉妒,互相提防,谁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因势力扩张太快而成为后患。那些将领们一定知道秘密的使节往来频繁——你可以确信公爵故意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每个人心底里都有一分疑心和恐惧,担心自己将会被人抛入狼群中。”马基雅维里神经质地咬着他的大拇指的指甲。“我越想越觉得叛军最终还是无法伤害公爵。他们已经错过了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会想,和公爵讲和也许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马基雅维里生气地看了皮埃罗一眼。不过这不满的一瞥毫无道理,因为到目前为止皮埃罗都一直没有开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不知道。”“这意味着他们的部队一旦和公爵的部队结合起来,公爵手下就会有一支令人生畏的部队。而且这支军队会毫无疑问地被投入某种用途。没有人可以让部队歇着没事干,同时又养着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将被如何使用?用来对付谁?我怀疑这一切会在帕格洛·渥西尼到来后,与公爵面对面会谈的时候最终决定。”第十五章在意大利没有人愚蠢到会轻易地去相信一个人,大家也都明白一张通行证并不比用来制作这份证件的纸张更值钱。于是,教皇的侄子,博尔贾红衣主教,将自己交到了渥西尼手中,做了一名人质。两天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家族的首领,装扮成一名信使来到了伊莫拉。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喜欢讲话的,有些女里女气的,可笑的男人。他人到中年,身材发福,头上已经开始谢顶。他长着一副圆圆的,光滑的面容,有着一副小题大作,随意的态度。瓦伦丁诺公爵殷勤地招待了他,为他大摆了一回宴席,然后又安排了一场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这出戏的演出。两位领导人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但是会谈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马基雅维里无论是用金钱还是友情都无法换到手。那些一度对他十分友善的公爵的秘书们都刻意地避开他。唯一一个有用的信息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微笑着说了一句,意思是举行谈话不过是为了阻挠和拖延敌人采取行动而已。事实上双方的军队都没有任何动作。博洛尼亚的军队甚至还从他们先前占领着的公爵的领地上撤了回去。没过太长的时间,这个悬念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变得有些难以忍受了,他抓住了刚刚从佛罗伦萨收到一封信的契机,要求晋见公爵。瓦伦丁诺公爵躺在床上见了他。他带着他那一贯的幽默感听完了执政团方面对于友谊牢不可破的声明,然后就转入了马基雅维里十分关心的话题。“我想我们应该达成协议。”他说道。“他们所要的不过就是保证他们的城邦不受侵犯。我们必须决定如何才能安排好这一切。渥西尼红衣主教正在起草和约条款,我们必须等待,以看到这些条款究竟是些什么。至于你所关心的那方面,你尽可放心,不会有任何事情出现,造成对你主人利益的损害。我不会允许对他们有丝毫的伤害。”他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他带着一种微笑着的骄纵神情,你可以用这种神情来形容一个被宠坏了的女人的喜怒无常。“可怜的帕格洛对拉米洛·德·罗尔卡非常恼火。他指控后者压迫人民,侵吞公款,并且对于处在渥西尼家族保护之下的不少人进行虐待。”拉米洛·德·罗尔卡是公爵最受信任的指挥官之一。在福松布朗战役之后,是由他指挥撤出了溃散的部队,因此他们才能在第二天还能进行战斗。瓦伦丁诺公爵咯咯地笑了起来。“好像有一次一个传令兵给他端了一些酒来,不小心洒了,拉米洛顿时勃然大怒,将这个传令兵扔到了火堆上,活活地给烧死了。出于某种原因帕格洛对这个男孩发生了兴趣。我已经答应会调查这些指控,一旦属实,我将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叛乱的首领们在他们内部远远无法达成一致:尽管一些谨慎的人准备讲和,一些好战的人却还是矢志发动战争。维泰洛佐攻占了公爵在福松布朗的城堡,两天以后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卡麦里诺。这么一来公爵在上次战役中夺取的土地就全部丢失殆尽。看上去这些暴徒是刻意要破坏和谈。帕格洛·渥西尼被气坏了。但是公爵还是保持着他的镇定。本蒂沃留和渥西尼是他的敌人中最为强大的,他明白如果他可以和这两家达成协议,其他的人就会小心从事。帕格洛去了一趟博洛尼亚,他回来以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告诉马基雅维里,一项协议已经达成,现在只是等待帕格洛那位当红衣主教的兄弟的首肯了。马基雅维里内心充满了恐惧。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瓦伦丁诺公爵就是准备原谅这些叛乱分子对他造成的伤害,如果叛乱分子准备忘记那种促使他们拿起武器的恐惧感,那就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准备联起手来进攻第三个城市,而这第三个城市又只可能是佛罗伦萨或威尼斯。威尼斯很强大,佛罗伦萨则比较弱小。佛罗伦萨的唯一依靠是法国的力量,但是这种来自法国的保护是用金钱买来的,而这时候,共和国的钱柜里已经是空空如也了。一旦面对切萨雷·博尔贾和他的那些重新讲和的首领携手侵略佛罗伦萨,攻占其所属的那些不设防的城市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时,法国人又会怎么去做呢?马基雅维里对法国人评价不高。经验告诉他法国人更关心眼前的得与失,对于长远的利弊的考量则完全不足。当他们接到要求,要让他们提供某项服务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会对他们有些什么益处,而且他们只有在事情对他们有利时才信守诺言。教皇的大赦年的活动给梵蒂冈的金库带来了巨大的收入,而他那专横的、没收已过世红衣主教财产的做法也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他贡献他可以支配的金钱,这是因为这些教会的王子们近来的死亡率颇有些高,有些用心歹毒的人就开始悄悄耳语,教皇时不时会利用一些合适的时机,小心翼翼地给迟缓不决的上帝帮上一个忙。所以一旦法国的路易国王因为命令没有被执行而见怪的话,他可以有足够的金钱平息国王的怒气。瓦伦丁诺公爵有着一支装备精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国王也许会非常犹豫,不能决定是否应该对归根到底是诸侯和朋友的这一方下手。马基雅维里越想,他就越觉得,那个狡猾的路易会接受一种安排,在这一安排中,好处是立即可以兑现的,但是其中的危险,也就是切萨雷·博尔贾可能会变得过于强大,则是一件将来的事情。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担心,他所热爱的佛罗伦萨,估计命途凶险了。第十六章然而马基雅维里不仅是一位对共和国来说勤勉和自觉的仆人,而且是个被情欲充满的男人。当他在仔细研究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并且每天撰写详尽而准确的报告的时候;当他在塞拉菲娜的房子里,或者公开,或者秘密地会见信使、间谍、代理人的时候;当他来回奔走于宫廷、市场和熟人的住所之间的时候;当他在尽力搜集每一则消息,每一个谣传,每个流言蜚语,以便他能得出一个可信结论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时间去谋划他那用来引诱奥莱莉娅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实施起来需要钱,而金钱却正是他缺少的。佛罗伦萨政府是吝啬的,他的薪水实在是惨不忍睹。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花去了他在离开佛罗伦萨之前所领取的差旅费的一大半。他生活奢侈,总想过得舒服。对那些帮他传递信件的信使,他必须预先支付费用,对于公爵身边那些愿意为了一些金钱而透露一些消息的各色人等,他也得花钱。还好在城里还有一些来自佛罗伦萨的商人,愿意借钱给他。他也给比亚乔写了一封信,敦促后者想些办法,不管手段正当与否,尽可能多搞一些款子给他寄来。正在这个时候,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贾科布[1]·费里奈利,那个曾经深夜里来见他的会计,那个曾经乔装打扮以便人们认不出他的会计,突然在大白天出现,要求见他。过去他的行事方式是鬼鬼祟祟,心惊胆战的,今天却是一副大方和热情的样子。他一进门就直奔他此行的主题。“我受你的一位朋友之托,这位先生对你的才能十分敬佩,他让我向你转交一点小意思,希望你能够笑纳。”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只袋子,放在了桌上。马基雅维里听到了硬币的声音。“这是什么?”他问道。他双唇紧闭,眼光冷峻。“五十个杜卡特,”费里奈利笑着回答。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当口,没有比这更能够救马基雅维里的急了。“公爵为什么要给我五十个杜卡特?”“我没有理由假设公爵参与了这件事。我受一位对你怀有善意的人士之托,向你转交这笔钱。这位人士希望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你也尽可以放心,除了这位善心人士和我之外,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件馈赠的事。”“看来我的那位施主和你一起把我看成了傻瓜和恶棍。把你的钱收起来,还给把钱交给你的那个人,告诉他共和国的使节不会收受贿赂。”“但是这并不是贿赂。这是一份来自于仰慕你杰出才华和文学成就的人士的,自然而然的馈赠。”“我不知道这位慷慨的朋友从什么地方了解到我的文学成就。”马基雅维里尖刻地说道。“在你出使法国期间,你给执政团写了不少信,这位善心人士有幸读到了。他非常赞赏你的观察之敏锐,判断之准确,策略之得当,以及风格之卓越。”“你说的这位人士是不可能接触到执政团的档案的。”“我想,如果一个执政团的工作人员发现你的信件十分令人感兴趣,偷偷地作了抄录,然后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到了我所说的这位人士手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共和国发给它的官员的薪水之低,我想你比谁都清楚。”马基雅维里皱起了眉头。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他在琢磨到底是哪一个职员将那些信件卖给了公爵。他们的薪俸确实不怎么样,其中某些人还是一些暗中支持美第奇的人。但也有可能费里奈利所讲的其实并不存在。要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容易了。费里奈利继续讲了下去。“公爵没有任何意思要让你做一些违背你良心,或伤害佛罗伦萨的事情。他所要求的是一种双赢互利的局面,对他和对共和国方面均有好处。执政团方面对你的判断力颇有信心,公爵所希望你做的,不过就是将他的建议,用合适的方式提交共和国方面,诉诸执政团方面老成睿智人士的、常识性的判断力。”“你不用再多说了,”马基雅维里说道,他的薄薄的嘴唇挤出了一道嘲讽的微笑。“公爵的钱对我毫无用处。我会继续本着共和国的最大利益来提供我的咨询和建议。”费里奈利站了起来。他拿起钱袋,又放回了他怀里。“当费雷拉公爵的代理人需要促使他的主人下决心派遣一支部队驰援公爵阁下时,他并没有清高到不愿意接受公爵阁下礼物的地步。如果说德·肖芒大人加快了法国军队从米兰出发这一进程,原因就在于公爵慷慨的馈赠对于法国国王的谕旨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我非常清楚这件事。”当马基雅维里重新又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不禁放声大笑。当然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接受这笔金钱,但是当他想到这笔钱如果接受下来,对他来说该是多么雪中送炭般地有用,他就不禁暗自好笑。当他正在大笑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出来,于是他又再一次地大笑。他可以肯定,他能从巴托罗缪那里借到他急需的钱。巴托罗缪巴不得能有这种机会讨好他呢。如果能用一个人所提供的金钱去勾引那个人的妻子,那才是一出无价的滑稽剧呢。没有比这更妙的事了。如果他回到佛伦罗萨,讲给人们听的话,那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故事啊!他简直就可以想像,在一个夜晚他把朋友们纠集在小酒馆,使出浑身解数向他们叙述这件事情,逗得大伙哈哈直乐的情景。“啊,尼科洛,尼科洛,你真是一个好伙伴!没人能把故事讲得像他那样好。了不起的幽默,了不起的机智!听他讲故事就像看戏一样带劲。”他有两天没有见到巴托罗缪了,当他正要去宫里吃晚饭并且打听消息的时候,他突然遇见了巴托罗缪。寒暄几句之后他说道:“想不想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来上一些音乐自娱自乐一下。”巴托罗缪高兴地回答说,没有比这更让人享受的事了。马基雅维里就趁机说了下去。“虽然房子小了点,拱形房顶带有回声,但是我们可以放一盆炭火驱寒,喝上一些酒暖暖身子,我们应该会干得不错。”他吃完饭后没过多久,巴托罗缪的仆人就送来了一封信。巴托罗缪在信中写道,他家里的女眷们不理解为什么她们就不能一饱耳福,并说他家里的大房间非常适

                      吃奶插逼爽啊啊啊啊啊啊啊视频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张寿椿兄妹三人1964年的合影(张寿椿提供)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师大上生物系,上了两年以后,没事非得要抗日去,跟着一个同学,还加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对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战干团,注246好在在战干团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当了小学老师,在北池子小学,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厂小学。他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还在,每年大年初二我还回娘家呢。(4)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张:他们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爷爷屋的孩子都不上学,我的堂姐妹没有上学的,他们有钱,念私塾吧,有的学点英语可能,连庆王爷的重孙女儿什么的,也全不上学,就是我们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我们第一因为单根单兄弟,我父亲独生子,下边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亲受他们家(指母亲的娘家)影响。我母亲父亲就培养我们上学。我这档案年龄和我实际年龄差两岁,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档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两个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两年学,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让我去,还是不知为什么给我报晚了,她都上几年级了,我这么大才上学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属兔的,实际我是牛尾。我上的是分司厅小学注247,那时候是第三模范小学,特别好,我就得益于这个小学。后来到女二中,市立中学,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过去在东不压桥,解放后就搬到东直门内了,现在不是叫东直门中学么,区重点。我1940年小学毕业,高中毕业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国民党来接管吧。我上中学的6年里,每周是3节英语3节日语,结果两个哪个都没学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全出的英语卷子,那哪儿成啊,答得不好,结果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考上北洋大学,注248其他都没考上国立大学,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辅仁的,有上中国大学的,我上的是中国大学。我们家还有一倒霉事儿呢,搬到骑河楼我们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间我们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间,我跟我父母住一个勾连搭的,勾连搭就是这房跟那房套着,套着有五六间,至少有相当于四间房吧。除去住房,我们还租点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结婚,结婚我就出来了。结果北京市盖妇产医院,在骑河楼啊,正好用我家那块地儿,国家政府给征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给占了,本来把一溜儿北房出租了,我母亲还能靠点房租。那会儿不像现在呀,一平米给几千,六千还是七千,那会儿才给了多少钱?13间房子给了2600块钱,你就说相当于现在的26万也少啊,2600块,怎么办呢?得留点钱搭着过日子,还得买房啊。老想买房,不想租房。这一买房就买得不好了。那时我当老师,教数学课,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运动这个那个的,也顾不过来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这房,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个小独院,自己弄了个小厕所,四间里头有三间正经房,洋灰顶花砖地,两明一暗,暗与明之间是花玻璃隔断,有点像小洋房样儿,还算比较讲究的。四间之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可能看上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冲着门儿啊,就搁着一个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还是怎么回事儿,从搬那儿起这家慢慢儿慢慢儿就不顺。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张家摆放在客厅的清代太师椅(定宜庄摄于2003年)不着对象,最后人家给介绍一个小学老师,就是现在我这嫂子,那时候他已经是39岁还是40岁,反正1961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母亲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亲就故去了。我母亲一直到死还有一个保姆,我哥哥主要负担,我给三分之一吧。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过去我家70多间房,缩成3间房,搬到这儿,外屋那两明一暗哪,两明的一间全摆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写字台,还有一对硬木的太师椅,条案,条案上面有小案。这些东西都散架了,就搁床底下,后来他没了,我帮着收拾去,我嫂子他们都不要,一堆棍儿要它干吗,我拉回来又存了两年,后来我说咱们得花钱把它们整起来,趁我活着不管怎样把老家具摆一摆。我就拿来一个茶几,这两把太师椅,这是清朝的,一对。那屋还一对藤屉子的小椅子,一个茶几,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爷爷做官,从南方弄来的。有一个花梨的画案给我儿子拉走了。我就一儿一女,1950年生一个,1952年生一个。我后来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是西城政协委员,西城政协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还办过外语出国人员培训班。1984年在我三哥寿崇支持下办了个满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参加我的开学典礼,给了一点补助。这个满文班只有19人报名,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儿子跟着我报满族了,注249孙子也报满族了,这个孙子就等于是我们夫妇两家的后代。


                      附录一那桐后人的部分血亲和姻亲关系图注250●〇圆圈代表女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三角代表男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
                      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
                      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秦老胡同内保留至今的门鼓石(定宜庄摄于2006年)本书作者与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鸿举摄于2006年)至于此外还有的,是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继禄与奎俊,亦均为清末的内务府大臣。这里有一个躲不开的名词,就是内务府。它不由得让我推测,是否这所谓的八大宅门,就是由八个内务府世家构成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是否清末在京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门儿”之外,就是由这些内务府大臣囊括着的呢?这是以攻读清史满族史为业多年的我,在做这个北京口述史的题目之前,也未曾认真想过的问题。奎垣先生已于2007年逝世。奎垣(以下简称奎):我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别瞧我这么大岁数,知道的已经很少。我已经没赶上了。我爷爷叫增崇,我父亲存耆,下面就是我。定:“当铺刘”家的后人说您父亲叫索尧生,我说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存耆,也说是增崇的儿子,那到底哪个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见到世怡先生,他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众笑)。奎:尧生是号,后来都用正式名字,不用号了。定:我还听说存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增鹤峯,是您吗?奎:实际就一个,是我,鹤峯是我的号。我一般不用了。从前用的时候也从未冠过增字,增是我祖辈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乱了么,当时习惯是不允许的。现在到哪儿都是名字了,奎垣。满族习惯就是说名字,指名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后我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就没改姓察。由我这儿数,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学士,察哈拉氏。从索柱起发的家,就从这里立祖,所以以后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谱)我瞧见过,就一张白纸,写一串人名,旁支都没有。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了,他也不干了。后来我有个本家哥哥,在地方法院那儿又给他找了个工作,最后又不干了,就做个小买卖,卖个果子。反正那时候靠租房子还能过,他再出去工作去,有点填补儿,就还凑合着。我们一直就在西直门,在这儿住了50多年呢。定:您爱人解放以后做什么呀?金:就做小买卖,自个儿做呀,卖果子。再后呢都要牌照了,没牌照不卖给你东西,怎么办呢,你买不来东西你卖什么去?后来也不让卖了。取牌照去,谁也不给,不给,怎么办呢,那个就回家了,那会儿岁数也不大。那13间破房子,到解放后一间房子才租几毛钱,人家还不正经给,不是说到月头就给你,就不给钱白住,白住,那还惦记分你的房子呢,以后就一点儿进项没有了。你怎么办,不能都在家里饿着吧。我就出去啦,给人看好几年孩子哪。那家离我们家倒不远儿,他们家也是个旗人,人挺好的,两口子工作。我就出去,天天晚上回家。到1958年就往出轰人么,家里头不许有人,都得出去工作去,1959年43岁了我就,又出去到工厂。德胜门里头,德胜桥那儿有个五金厂,哎哟,累着哪,我都40多岁了你想。我就一直跟那儿,待了20年,待到退休,63岁才回家来。他又什么都干不了,又干什么人家都不让干,他但凡能做个买卖什么的,我也就不出去了。我这一辈子一天也没享着福,挨家挨家受苦,在这儿在那儿受累。我生了6个孩子哪,一个比一个大3岁,他(指儿子)上头一个哥哥,都6岁了,死了。要说那病都不知道,邪病,吐虫子,吐了一天一宿就完了。他底下生了一个也死了,就他一个了。这两个女儿都是后生的。大女儿今年47岁了。定:那时候生病都怎么找大夫啊?金:单有瞧中医的大夫,请中医到家看,轻易不上医院,医院都是外国人开的。抓药这边有个圣济堂注134。

                      5.哥哥和嫂子

                      金:我哥哥比我大10岁呢,他赶上(清朝的)一个末角儿。到生我的时候就民国五年(1916年)了,就一点没赶上,要不怎么什么都不太清楚呢,没赶上么。那会儿也小,也不往心里去。最后修这次谱,都是我哥哥他们修的,那会儿我们后头有一家街坊,那老头是宗人府的,他们俩净在一块儿,在一块就研究这个,说我们原来有家谱,后来说再做一份,搜集材料去,都找齐了,修谱,有修谱办事处。我哥哥脑筋旧,不让女的上学,女的不能上学。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教给我4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注135,4本书,就教给我那个,由几岁就学那个,瞎学,没正经上过学校。后来去过一个可以算业余的学校,二十九小学。是正式学生下了学,我们去补习。去了有二三年,后头怎么不去啦?因为那学校的老师是个女老师,也梳头,后头留个大辫子。后来都让剪发,我哥哥不让剪,最后不剪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去了人家都说我,因为那个我就不去了。我24岁才剪的头。我哥哥脑筋特旧,后来一直就那么旧,至死我看脑筋也没变,还是那老一套。我母亲倒没那么大规矩,自己都没饭吃了还要规矩干吗用?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哥哥他一直就工作呀,家里事都是我的,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跑外呀干什么都是我的,我父亲就在家里管做饭。我管买,买完了他做。我掌家。我哥哥结了婚了我才不管了,嫂子在,哪儿能让小姑子当家啊。我嫂子她们家也挺苦,她父亲也没工作,她弟弟也没工作。她有个大姑姑,有一个表哥有工作,是在牛奶厂还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姑姑家条件好,开一个饭庄子,她小时候是跟她姑姑家长大的。我记得在后坑住。我嫂子比我还小两岁,我哥哥比她大一轮。是她姨大大,就是她大姨儿给介绍的。她姨大大那时候告诉她,说人家家可是有规矩的,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可是头一天她一给我父亲请安,我父亲就说得,免了,咱不要那规矩,我们这儿早就没这规矩了。不吃饭饿得慌,要规矩有什么用啊。定:你们家那时候信佛吗?金:不信。定:您哥哥信是吧?金: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定:我看书上写的,一般满族家庭的小姑子都特厉害,是吗?金:对。过去我们家的大姑子、小姑子都是站着的婆婆。定:那您也是站着的婆婆?金:我?当孙子吧,还婆婆呢。定:那您跟嫂子关系怎么样?金:我们俩关系还行,挺好的。定:您哥哥他们搬到老坟那儿的事您还记得吗?金:那会儿他们在积水潭、火药局那儿住,也不知道俩人怎么商量的,非得要上农村,非得要种地去。我说不行,你们干不了,他们说怎么干不了呀,人家干得了,我们怎么干不了。把两间房也给我嫂子娘家弟弟了,就搬到那儿去了。城里待惯了到城外头也不行啊,也没房子也没地,那坟地也不是正经八百的大片的地,这给你刨一道儿,那给你刨一块,刚搬过去还和耿家伙着种,他们不会呀,跟人家种,又没水。到麦秋,还叫我们那位(指丈夫)帮着收去呢。那会儿收粮不像现在这会儿收粮这么多,一亩地才出几斗粮食,到年下收点老玉米,收点谷子啊,换面去。就两口子,这一年都不够嚼口的,不够吃的。定:他们怎么就想起非要出去呢?金:不知道他们两人怎么想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非得要去。

                      (三)金恒德口述

                      时间:2003年2月18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恒德这篇口述比较简短,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她母亲和姑姑所叙故事的补充,也可以看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对父母生活的一种感受。恒德还将她精心保存的她父亲毓珍“文革”时写的“检查”出示于我。作为当时的“检查”,不可避免地会有渲染自己生活之贫困和工作之辛勤的成分,甚至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城守坟一事也说成是“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但我相信他所叙述的为生活四处奔波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40年前的这种“检查”,如今已经堪称文物。兹将这份“检查”附于文后。并对恒德几年来对我慷慨热心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金恒德(以下简称恒):我妈死的时候我好像有预感。您1月15号来,她2月28号走的,不到一个半月吧。我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一出生时候四品。我爷爷叫溥万,溥字辈。我小时候对我爸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老头。一天到晚跟我也说不上什么话,他老是看书,抱着那家谱看。据我妈说,他最早在宗人府当差。定:那时候清朝已经完了呀。恒:还有宗人府吧,干了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就不干了,出去给人打小鼓。后来在老理工大学,他的交代上都写着呢。我父亲结婚挺晚的了,我姑姑说我爸那时候左挑右挑,族人们也都给挑,老不合适,就挑到这么大岁数了。后来是我妈的三姨太太给我妈说的,说这人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的,就这么给说上的,结婚时候我妈都二十六七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连个蚂蚁都不踩。我那天上我姑姑那儿她还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儿呀,哪儿有野猫,瘸狗,伤残的猫,伤残的狗,他都弄回来,甭管花多少钱,他先把药上好了,那会儿他一下班回来,猫都跑到他身上去。我小的时候是我太太给我看起来的。那时候她在人家给人当保姆,反正是挺有权势的这么一家,有了我以后就把我太太请回来了看我,可是那么多年还跟那家,就是在人家干活的那家来往。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我太太还背着我呢,下着雨,打着伞,我太太把伞给扔了都没扔我。我妈也就给我讲了这些。定:你们这个村过去叫什么村?恒:大王花园呀。后来他们出城以后就改农业户口了,也挺坎坷的。人家都劝他们别出城,说你们出城干吗去呀,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谁,你再受气。定:那他们为什么一死儿要出来呢?恒:就为了这坟地呀。这坟对于我爸爸好像特重要。定:当时你们家多少亩地?恒:没有地,就是这个坟地。就为这个坟地出来的,这坟地不是我父亲的么,我父亲他们家的。原来我小时候这边都是小坟头,花生地,还有柿子树。这碑还真看住了。定:听你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挺受苦的,有这么多东西怎么还受那么多苦啊?恒:这就说来话长了,可能我妈不愿意说这段,她没跟您说这段吧?原来这地儿都是宝顶坟,坟上是白灰、混凝土、黄土,这个俗称宝顶坟,大宝顶,立的碑。坟是我父亲他们那支儿上的坟。那会儿不是都占地了吗,得起走,不能埋在下边呀,当时起坟就起出不少东西来,好多殉葬品吧,戒指啦扇子啦……定:起这坟是什么时候?恒:可能是50年代以后吧。我那会儿毕竟还小,说的也不那么完全属实,反正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父亲是84岁没的,1989年5月份,当时我们不是住平房么,那天等到下午他就有点拉稀,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晚上送到北医三院去,11点回来,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也病了一场,她就不愿意住平房了,就带着孩子到楼上住去了。我妈我爸都信佛,特别信那个。我妈是82岁没的,我妈去世后我觉得好多事情挺对不起我妈的,我妈把一腔心血都扑到我身上了。人都说你挺孝顺的了,可我要是特别特别积极地给我妈治病,我妈也许死不了。我现在为什么信佛呢,就是对我妈的一种忏悔。我妈挺不容易的。她跟您说过她出城的经历吧,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这片坟地。出城以后根本不会干农活,这一块儿就我们是村外边的,村里人就欺负我们。刚出来时候,我那会儿还没上学呢,就分配了一块自留地,这地得插白薯秧子,插白薯秧子得去买,完了去插,我妈也不懂,我爸也不懂,就得雇人插,人家插完了都不给封土,没给封土这白薯就得死呀,白薯秧子晒了一天了,到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浇了水了,就把白薯秧子自动给封上了。我妈后来为什么信佛呀,我妈说佛可以救咱们,老天爷可以救咱们。定:我想问问你,你妈给我讲的是一种非常贫困的生活,可是听你刚才讲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是吧?恒:我妈年轻时候的事我知道得不是特别多。我妈给我讲的也就是这些,什么挑花啦,缝穷啦,梳两把头啦什么的。我姥姥、我姥爷,也不是几品,是传圣旨的,说圣旨到,就干这个。我妈就是姐弟俩,年轻时也没享过什么福,但是也没受过太大的罪。我就觉得我妈出城以后受的罪特别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出城以后就挺受罪的了。我父亲没怎么下过地,因为他不会干活儿啊,都是我妈下地干活儿,起早贪黑的,你想拔麦子、下凉水什么的,在城里虽说是缝穷吧,跟下地干农活是不一样的,锄头也不会拿,人家会用巧劲儿她也不会。手上起的大包,到死的时候手上都是大包。而且还受欺负,挺受挤对的。我是1963年上小学的,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1967年就开始抄家,把我们家给砸得乱七八糟。砸完之后就拉那碑,得有20多个红卫兵,拿那大粗绳子,喊着口号就给拉倒了,当时就“破四旧,立四新”。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就住在碑的旁边,离碑也就几米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孩子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追着骂我,都知道我们家是旗人,就说老子骑驴你骑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都不知道人家干吗骂我这句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妈才跟我说,咱们过去是在旗的,是黄带子,人家骂你,你也不要还言,赶紧走就完了。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就没系过黄带子,别人干吗叫我黄带子。反正我小时候挺受歧视的。定:你对你这个民族的印象特深刻?恒:特深刻。你想当时这个环境,这点儿都是农业社,一片地啊,我的周围没有满族,就我们一家满族,从小就听我妈说咱们挺受气的,挺挤对咱们的。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呢,第一成分不好,我父亲的成分是城市小业主,第二是满族,所以红小兵不让入,好多事情都不让去,人家还追着骂我,旗人哪,什么的。后来“检查”原稿之一页(金恒德提供,参见本篇附录)到入团的年龄,那会儿入团要政审,我各方面都很好,都非常优秀,也不行,最后有一年毛主席说不唯成分论了,我才入的团。小时候就感到特别压抑,挺自卑的,羡慕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孩子,那烙印真是不可磨灭了。所以我对这个民族真的不理解,没有什么好感,我想过去皇帝是不是特别欺负老百姓啊,当时就有这么个概念,认为满族是欺压百姓的,因为我受气啊。我就想为什么是满族呢,为什么出身这么一个家庭呀,能不能没有满族啊,人家入红小兵我特别羡慕,孩子么。我又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说心里话。到后来才有一个大的转变,那就是上中学了,有一次有一个报纸,人家来请我父亲投稿,后来有一年又有人开车来接我父亲写清史去。我父亲就给我讲我这个民族,现在我当然觉得是满族挺自豪的。我父亲“四清”的时候给定的成分是小贩。“文化大革命”批斗我们,我父亲就写了个检查之类的,自传似的,从他怎么出生到怎么做小买卖,自己的出身,交给当地组织,我看过这个。
                      附录毓珍“文革”期间写的检查7岁上学,日期不多退学。9岁入学,12岁退学。13岁14岁15岁做小买卖,卖梨糕,卖枣,卖花生,卖白薯,并全家给西直门内大街路南饭店西万庆糊火烙干。16岁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当看守。18岁告退。19岁20岁21岁22岁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有时作小工。23岁在前门内地方看守所当所工,24岁告退。25岁26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27岁在南西门(右安门)内姚家井第一监狱当看守,30岁告退。31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打鼓,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内麒麟碑胡同路东入满族联合会当会员,有时在该地址修谱处抄写(临时雇工)。32岁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事务股当小职员,41岁改组结束回家,42岁43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打鼓,有时赴安定门宣武门抓货,有时赴门头沟河南街卖货。44岁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在解放头3年中我做小生理,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不清)使唤(住西城成方街路南门),后又在周济家中使唤(住鼓楼东小大佛寺路南饭庄门内)。我妻金秀珍在家挑花作卖活作老虎活,并帮助我做买卖。以上均在解放头三年。地亩总数共贰拾陆亩壹分。生产地数拾伍亩,未生产地数拾壹亩。出典年月是在1921年前后,因家贫由我祖父及我父陆续将坟地出典与耿瑞祥共拾伍亩,言明除到典期外,地无租价,钱到回赎。赎回年月是在1935年前后由耿瑞祥手中将地拾伍亩赎回。赎地后情况拾伍亩地仍由耿瑞祥耕种,并没与他要粮,听我父说每年他给几块钱。赎地本钱来源是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时,由文重之母由数年工钱之中抽出给积储的,在文重之母手中保管。赎地原因,因为家中贫甚才将坟地出典,受了腐化封建旧思想,以坟地为重,将坟地赎回。要粮情况是在吃共和面那年粮食紧张,这时我父与他商量每年要7个半……因天灾旱涝不收地势湫凹原因均未给足数。近年来劳动情况,因身体多病(喘症,血压高,心脏病,贫血)诸症,各医院均可调查(积水潭、新街口二条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五道口、大钟寺各医院)以上均可调查证明外,并有新街口二条中医证明。又因我母(80余岁)重病在床不能动转,一年数月无人我得带病扶持。自己感想,我家住城里将坟地出租(属有小量土地者)与人要粮,但不是我全家一年生活主要来源,而我自己家人均有正当劳动生活业务。
                      六、“恶果子市”的

                      浪人兼特工,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打探情报。青木宣纯老朽之后,接班的是之前提过的坂西利八郎,此人创立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骗得一愣一愣的,被卖了还帮忙数钱。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加深,黑龙会、“坂西公馆”这种半江湖半官方的组织就不太够用了,日本人只好另想办法。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粉墨登场,它叫特别高级任务课(科),一说是特别高级警察课(科)。总之,一般简称特高课(科),为了行文方便,就称之为特高课。特高课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一切都为日本侵华服务。特高课最初在东北建立,它的头目——“阴鸷猥琐男”土肥原贤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土肥原比他的师父坂西利八郎和祖师青木宣纯更加心细、胆大、阴狠、不要脸。土肥原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到位,特高课的确切成立时间至今没有人知道。但它应该在1913年之后才成立,因为1913年土肥原贤二才来到中国。虽然土肥原一肚子坏水,但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工。他由日本的国情——妓女多和中国的国情——鸦片流行出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开展业务的好办法——在妓院搞谍报。妓院三教九流会聚,各种消息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情报收集。于是,土肥原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的妓院里插入了许多特高课的间谍。这些间谍在依靠出卖色相刺探情报的同时,还经营着一项副业——贩卖鸦片,既为特高课解决了经费问题,也让那些有利用价值的家伙染上烟瘾,便于控制。一箭三雕!土肥原不愧是暗黑小能手。在土肥原的率领下,特高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切都有条不紊,快速高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自治”等重大侵华事件,大都跟土肥原和他手下的王牌间谍川岛芳子等人有关。日本国内的高层看见土肥原这小子把特高课搞得风生水起,就动了把特高课做大的心思。于是,各层级的日军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都多了一个叫特高课的部门。由此,咱们在看抗日或谍战相关的影视剧时,老能看见日军宪兵队等机构里那个邪恶的特高课。交代完了特高课,再来看看另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特务机构。

                      76号

                      76号,是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的简称,它的学名叫“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名字中的“中央”指的是汪精卫的伪中央,76号是这个机构的所在地。与76号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学名太难记了,所以无人知晓。76号的靠山是日本人,但干活的都是中国人。76号的一把手是丁默邨,二把手是李士群。这两人除了“只干坏事,不干好事”这一大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丁默邨早年直属中共湖南党团组织领导,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后来就一直留了下来,成为中统特工。因为业务能力不错,后来干到了“调查统计局”邮检处处长。这个丁默邨,有一个大弱点——拜金,尤其钟爱贪污腐败。1938年4月,张国焘逃出延安投奔国民政府,负责接待张国焘的正是曾经的“同志”丁默邨。结果丁默邨居然把政府拨给他用来招待张国焘的费用给贪污了,钱少了,对张国焘的招待工作自然做不到位。香的没吃到,辣的没喝到,张国焘十分不满意。张国焘心情爽不爽,丁默邨根本不在意。但他不知道,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这道目光的主人,是戴笠。丁默邨这次得罪的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地位比较特殊,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因此戴笠打了一个如意算盘:如果能以得罪丁默邨的代价,换得张国焘对军统的忠心投靠,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于是,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丁默邨一顿黑状,说丁默邨贪污招待费,虐待投诚人士。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1938年夏天还未到,丁默邨便被停职,张国焘顺利加入军统。李士群跟丁默邨的经历十分相似。李士群原是中共党员,中共中央特科特工,兼周恩来的警卫员。1932年被中统逮捕,他没有“打死我也不说”的勇气,没几天就变节投降,加入中统。不过,这个李士群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物。这家伙在中统那里并未将与自己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全盘供出,而是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了保护;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共隐瞒了自己变节的事实。也就是说,中统认为李士群是自己人,中共也不敢百分百地确定他已经叛变。由此,李士群成为双重间谍。当时,李士群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的资深编辑,他的领导正是社长丁默邨。1937年年末,南京沦陷后,李士群奉中统徐恩曾之命,在上海潜伏下来。到了1938年,中国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城市基本全数陷落。李士群彻底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即将灭亡,自己没有必要跟中国一起“牺牲”。于是,这小子再度叛变,主动投靠了特高课的老大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当时急于控制上海,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做特务远比日本人有优势。于是,土肥原出钱出枪出设备,指令李士群尽快建立汉奸特务组织。76号就这么成立了。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便策反了老上级丁默邨。由此,二人在76号干得风生水起。但土肥原对这两个家伙并不十分放心,于是他给76号安排了一支日本宪兵队,职责自然是监视76号里的大大小小的汉奸特务。除了土肥原,日本军部也对76号不放心,所以日本人在上海专门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梅机关,负责监视76号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

                      特效润滑剂——周佛海

                      李士群和丁默邨两人都出身中共,后又都效力中统,可以说对中国特务组织的运作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在他俩的策划和安排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军统尤为凄惨。当时沦陷区的锄奸任务大都由军统来完成,仅在1939年秋季的两个月间,军统就干掉了四十余名大小汉奸。于是,76号在李士群的率领下激烈反击。一时间,大量军统基层组织被破坏,大批军统特务被捕,甚至军统王牌杀手(时任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星炳都被李士群成功拿下。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戴笠急了,告诉周佛海:你去跟李士群说,意思一下就行了,别太过分了!戴笠和周佛海很熟吗?他为什么要对周佛海说这番话?周佛海之前跟汪精卫一起跑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本以为自己这边的政府一打开局面,那边蒋介石的政府就活不下去了,自己这边正好接管全国政权。但他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打完“武汉会战”之后就基本打不动了,而蒋介石政权似乎一时半会儿倒不了。正好此时戴笠派军统特工过来策反,周佛海乐得脚踩两只船,从此成为骑墙派。一方面替伪政权做事,一方面为军统服务。在周佛海的运作下,军统和76号暂时休战:只要你别惹我,我就不惹你。接下来的故事则有些过于无间道了,中统、军统、76号、特高课全部有份。

                      “色戒”

                      在张爱玲的短篇作品中,有一个叫《色·戒》的无间道故事。故事内容大约如下:美丽性感、气质柔美的抗日女志士王佳芝,或许是感动于对方愿意为她一掷千金的慷慨,又或许是出于情欲,爱上了一个自己曾立誓杀之而后快、阴险冷酷、苍老猥琐、变态无耻的汉奸易先生,甚至不惜为保护汉奸而葬送了自己和同志们年轻的生命。当然,如果《色·戒》没有被李安拍成情色片,估计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不会太多。张爱玲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写情爱、伤感、彷徨、小资那是信手拈来,但这种阴森恐怖的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怎么会被她知道,从而写出这么“真实”的故事?秘密就在她的老公身上。张爱玲有一个叫胡兰成的汉奸老公,此人当时正在汪精卫政府任职。张爱玲从胡兰成的嘴里听到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片段,然后结合她和胡兰成的情感经历,创造出了一段“爱恨纠结”的故事。虽说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但主角还是靠谱的。故事中抗日女志士的原型是郑苹如,被色诱的汉奸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母亲木村花子则夫唱妇随,随郑钺来华参加革命活动。也就是说,郑苹如不仅出身革命家庭,还是中日混血。当时中国有一份叫《良友》的画报,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大约类似《时代周刊》之于世界。而郑苹如曾经是《良友》的封面女郎,其姿色不用多说,自然是当时的一流美女。1937年,受家族和时局的双重影响,19岁的郑苹如出于爱国热情而被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骅引入中统,担任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在中统的刻意安排下,演技出众的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与中统预定的猎物丁默邨“不期而遇”,于婉转低回、顾盼娇吟间,已将丁默邨迷住。火候已到,郑苹如邀请丁默邨到家中一叙。因为中统计划在郑家附近动手。面对超级美女含情脉脉的邀请,尤其是到家中一叙这么旖旎诱惑的邀请,恐怕以一般男人的意志力,还真是无法拒绝。按理说,老色鬼丁默邨更没有理由拒绝。可他还是在轿车就要到达郑苹如家时,突然改变主意,掉头而归。老特务就是老特务,虽好渔色,但更重视自己的小命。第一次不成功,只能继续努力。此时,郑苹如的顶头上司,从陈宝骅换成了张瑞京。张瑞京命令郑苹如想办法将丁默邨引到上海一家皮货店——西伯利亚皮货店,他已在那里安排好了杀手。可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后,张瑞京因叛徒出卖,被李士群抓了。李士群出身中统,和张瑞京本是旧识。熟人相见,张瑞京倒也爽快,未等用刑就全招了。出人意料的是,不知道李士群出于什么居心,竟然未将此事张扬出去。他不仅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且还派出狙击手来到西伯利亚皮货店附近埋伏。1939年12月21日下午,丁默邨被郑苹如拉进西伯利亚皮货店。郑苹如装作走到一旁挑选皮衣,和丁默邨拉开了距离。狙杀丁默邨的最好时机出现了!可就在这一刹那,凭借混特务多年的直觉,丁默邨好像预感到了什么,突然以“闪电侠”博尔特奥运百米夺冠的气势狂奔而出。他的车就停在路边,没有熄火,司机时刻准备接应,车门当然是敞开的。丁默邨三蹿两跳就已冲进车里,高喊开车。枪声响起的同时,车已经飞驰而出。机会转瞬即逝,中统和李士群派来的杀手都空手而归。丁默邨脱险后,擦掉一头冷汗细细一想,自己光顾西伯利亚皮货店是出自郑苹如的建议,可杀手竟然就埋伏在了那里,如此只有一种可能,郑苹如和杀手是一伙的。接下来,郑苹如顺理成章地被捕。日本人本来想用郑苹如的性命要挟其父郑钺出任伪政府的职务,但正直的郑钺一口回绝。在刑场上,郑苹如对刽子手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在女儿牺牲后,郑钺一病不起,于1941年年初抱恨而终。郑钺死后三年,郑苹如的亲弟弟郑海澄在重庆保卫战中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壮烈牺牲。又过了半年,郑苹如的未婚夫、空军上校大队长王汉勋牺牲。真是满门忠烈!

                      超级墙头草

                      李士群是怎么回事,居然要刺杀丁默邨?在76号,李士群属于创业元老,而丁默邨属于新进员工。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老资格的李士群居然只能屈居于丁默邨之下,出任二把手,这让李士群很不服气。因此,李士群开始拉帮结伙,处心积虑,下定决心搞垮丁默邨。因此,李士群跟中统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关系,譬如这次保护张瑞京而刺杀丁默邨。同时,李士群在周佛海卓有成效的运作之下,跟戴笠的军统玩起了暧昧,譬如掩护军统上海站站长余祥琴逃生。要命的是,李士群还一直和中共在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李士群身边工作的关露就是中共联络员。红色特工关露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位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有首歌大家肯定非常熟悉:“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关露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士群身为76号的人,却跟中统、军统、中共暧昧不断,难道他和周佛海一样,也是骑墙派?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1943年9月,李士群横死于阿米巴菌中毒,便佐证了这一推测。李士群身体本来好好的,可就在发病前两天他赴了个宴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科长冈村适三做东。李士群吃完饭后,不久就有了中毒迹象。李士群死于非命后,汪精卫厚葬了他,却并未追查他的死因。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冈村毒死李士群的说法。不过,这件事依然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是日本人兔死狗烹吗?显然不是,此时的国民政府还很坚挺。那就是中统或军统锄奸?也不像,按照军统或中统的习惯,除掉一个像李士群这样的超级汉奸,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宣布对此事负责以杀鸡儆猴,顺便鼓舞抗日士气。但此事发生后,没人宣布负责。难道李士群是暴露身份的中共潜伏特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日本人应该不会使用暗杀手段,而应该明正典刑,严刑拷打,从李士群身上挖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李士群是被抗日势力指派潜伏的话,那他的死就是牺牲,指派他的人应该为其记功并嘉奖才对。可即便抗战胜利之后,中统、军统、中共还是全无动静,正好说明此人确实是汉奸。既然如此,答案似乎只剩下一个:李士群虽然并非任何一方的潜伏间谍,但他是骑墙派,四面讨好,日本人不需要这种不忠心的走狗,但李士群的特务势力很大,即便是日本人也有所顾忌,因此特高课只能选择暗杀。

                      假钞大混战

                      之前提过,军统对日的秘密战线上,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金融作战。说是金融作战,其实就是印假钞。日本人印假钞,国民政府也印,然后再由双方的特工们想方设法在对方的控制区花掉,在解决自己资金不足的同时,还可以打击对方的经济,一箭双雕。从1938年年底开始,日本人开始在沦陷区用新发的伪币替代原来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同时,大鬼子山本宪藏开始带领手下的小鬼子们印制假法币。日本人印假钞和今天的黑社会印假钞不一样,他们印假钞时,让全日本最好的技术人员全程参与设计制作。而且,日本人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都缴获自国民政府印钞厂。也就是说,日本人印出来的“假钞”根本就是真的。截至1945年小日本投降,共印了四十多亿元,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要知道,1937年,中国的法币总量还不到十五亿。山本宪藏为了印制假钞,没日没夜地干活。他本来是打算宁可拖垮身体,也不给事业留遗憾的。可到了最后,身体是拖垮了,但遗憾也留下了。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收入停滞的状况下,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居然在国统区总共发行了近五千亿法币。他呕心沥血印的这点钱,扔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山本宪藏彻底服了: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来而不往非礼也。国民政府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就是印假钞吗,我们也会。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对口机构“对敌经济作战室”,从美国购买一流的纸张和印制设备,再从美英两国聘请一流的技术专家,同时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在重庆歌乐山建立合资伪钞工厂,比照着戴笠从周佛海那里搞到的日伪银行的纸币印钞版,夜以继日地印伪币。伪币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沦陷区,导致沦陷区物价飞涨,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共产党控制区不使用法币,而是自己发行钞票,俗称“边币”,再加上共产党控制区的经济总量有限,费那么多功夫也不值得,日本人只好放弃“边币”全力

                      作为陪嫁品,齐桓公还送给重耳马车二十乘。潦倒了一个多月的重耳一下子又阔了起来。临淄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大都会,远非狄戎之地的翟国可以比拟;齐国公室的女儿历来以美艳闻名,想必比赤狄部落的季隗更具风情;更重要的是,齐桓公雄霸中原数十年,霸主政治趋于成熟,令重耳和他的追随者们激动不已,他们几乎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好奇地观察着身边的所有事物。但他们没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正好是齐桓公霸业的落日余晖。第二年冬天,齐桓公去世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如一部杂乱无章的电影,他们接二连三地目睹了五子争位、三贵专权、齐孝公上台等政局变易,而齐国的霸业也在一夜之间坍塌,南方的楚成王挥鞭北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些事情在重耳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年在卫国落难时产生的疑问,现在又一次跳出来,刺激他的神经。雄图霸业,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否值得他这个大半截身子入土的人继续折腾下去?如果说当年在卫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活所迫的话,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则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后世的孔老二说,五十而知天命,重耳早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但是,天命究竟在哪?带着这些疑问,重耳逐渐沉迷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老婆姜氏为人贤淑,将他照顾得很好。此间乐,不思晋,他在齐国一住就是五年。现在他不止过了天命之年,而且过了耳顺之年了。一个人过了六十岁还在外漂泊,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但是,重耳不是一个人在外漂泊,自始至终追随着他的,还有好几十号人。这些人都是晋国的精英,别人可以不指望重耳有所作为,他们却不能。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前程,全维系在重耳一人身上了。以狐偃为首,这伙人在一棵桑树下密谋,准备挟持重耳启程回国。没想到,姜氏的使女此时正好在树上采摘桑叶,将他们的计划一字不漏全听了去。等他们散去,惊惶的使女连忙跳下树来,跑到姜氏那里去告密。这可怜的姑娘显然不知道政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姜氏得到消息,甚至没有作过多的考虑,便命人把她给杀了。杀人灭口,是怕让齐孝公知道这件事,对重耳不利。晚上睡觉的时候,姜氏突然问重耳:“听说您想离开齐国?”重耳说:“从来没想过这事。”姜氏笑道:“别蒙我了,有人听到了你们的计划。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将那个人杀掉了。”“什么计划?”重耳一头雾水,“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啊!”姜氏在他脸上捏了一把:“还跟我装蒜。男子汉志在四方,您要走就走吧,我不会拖累您。再说,留恋妻妾,贪图安逸,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我不希望您就这么碌碌无为地呆在齐国,让人家看笑话。”话虽这么说,眼泪却流下来了。重耳不知所措,只能对她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啊!”后人王昌龄写了一首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写得很生动。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位少妇的老公总是呆在家里,过着平平庸庸的日子,恐怕没多久,她又要抱怨老公不求上进了。几天之后,狐偃等人按计划来到重耳家里,请他出去打猎。重耳还没起床,姜氏走出来接待了狐偃。狐偃说明来意:“今儿个天气很好,我等想邀请主人去郊外打猎,请夫人通报一声。”姜氏说,“您就别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了,我知道你们的计划。”狐偃等人面面相觑。“老实说,我也劝了他一晚上,要他带你们回国去,无奈他执意不肯。今天晚上,咱们开一个家宴,大伙把他灌醉,再将他带走吧。”狐偃等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上,拜谢姜氏深明大义。姜氏心里一酸,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上午,重耳从昏昏沉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床在摇晃。后来才发现自己原来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睡在一辆正在前进的马车里。“老婆,老婆!”他叫道,嘴里的酒气还没有消散。没人搭理他。他挣扎着坐起来,狐偃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立刻出现在他面前。“公子,您醒啦?”狐偃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回公子的话,这里离临淄已经有一百里,具体叫什么地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回晋国啊!”狐偃大手一挥,故意避重就轻地说。“见鬼,我不回去!”重耳生气了,宿醉未醒加上路途颠簸,又躺了下去。“这个不太好办,齐侯已经知道您不辞而别的事了,您现在就算回去,恐怕也没有好果子吃。”狐偃一脸无奈地说。重耳气得弹了起来。正好魏犨扛着一支长戟经过重耳的马车,重耳一伸手,抢过魏犨手中的长戟,就朝狐偃刺去。狐偃连忙闪开。赵衰等人一拥而上,死死拦住重耳,当下闹得不可开交。“好了,好了。”最后重耳气喘吁吁地说,“这次回去,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没问题。”狐偃拍着胸脯说,“我的肉又臊又腥,就怕您到时候不想吃。”重耳一路西行,先后经过了曹、宋、郑等国家。曹共公早就听说重耳生得奇怪,肋骨连成一片(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着实令人生疑),于是趁重耳在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带着人前去偷窥。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像曹共公这样,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屈尊去当狗仔队的,还真少见。曹国大夫僖负羁的老婆对僖负羁说:“我观察了晋国公子重耳的随从,个个气宇轩昂,都有相国之才。重耳有他们相助,必定能够回到晋国为君,而且将成为诸侯之长。到时候他如果要秋后算账,曹国首当其冲,您何不早作打算呢?”僖负羁深以为然,派人给重耳等人送去饭食,而且在装饭食的盒子里放上了一对上等玉璧。重耳接受了僖负羁的款待,但是将玉璧退了回去。在宋国,重耳受到了宋襄公的热情招待。但此时宋襄公正好遭遇泓水之败,国力不振。对于重耳来说,宋襄公不是一个有力的后台。他住了没几天,便打算告辞。临走时,宋襄公赠给重耳马车二十乘,以示自己不比齐桓公小气。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对他不冷不热。大夫叔詹劝谏道:“我听说,富贵在天,非人力可以强求。有三件事说明重耳得到老天的眷顾,必成大器,您最好对他热情周到一点。第一,男女如果同姓为婚,所生的孩子必定夭折,晋国姬姓,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也是姬姓,而他一直活到今天,是很少见的;第二,重耳出逃在外,恰好现在晋国又不安宁,大概是老天想助他一臂之力;第三,跟随他的那些人,至少有三个是人上人,却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命。晋国和郑国乃是同族,就算是公室子弟来往,也应该以礼相待,何况是重耳这样的天命所归的人物?”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是出了名的墙头草,谁的实力雄厚,他就投靠谁。对于重耳这种潜力股,他没有任何兴趣。从郑国出来,重耳继续西行,接着来到了当时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楚国。楚成王很热情,用了“九献”的大礼来迎接重耳。我们不难发现,重耳所到之处,越是大国霸主,越是对他热情有加;越是小国寡君,越是对他冷若冰霜。所谓富贵宽容,穷酸刻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在酒宴上,楚成王开玩笑说:“公子您如果回到晋国,将如何报答我啊?”重耳恭维道:“金帛美女您都有了,奇珍异宝您也不缺,晋国所拥有的,不过是楚国人看不上的物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您呐!”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可以打住了。但是楚成王显然不仅仅想听这几句恭维,而是想听到更实质性的内容。当年夷吾为了回国,一挥手便答应给秦国五座城池,你重耳好歹给我楚国打张白条吧?楚成王不依不饶地问:“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公子将以什么报答我。”重耳被追问得没办法,只好说:“如果借重您的英名,能够回到晋国,以后两国万一在中原发生战事,我将退避三舍。”古代以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则是后退三次,累计九十里。在战场上能够这样做,也是一个天大的面子。楚成王来了兴趣,笑着追问:“退避三舍之后呢?”重耳正色道:“如果退避三舍仍不能摆脱,那我只好坐上戎车,拿起武器,与大王您周旋了。”这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告诉楚成王,他不会拿国家利益作交换,另一方面是说,您就别再追问了好不好?此言一出,楚成王不觉愣了一下,楚国众臣都面露愠色。宴会之后,楚国大将成得臣立刻找到楚成王,请求杀掉重耳,以除后患。楚成王不同意:“重耳志向远大,作风检朴,温文尔雅,有礼有节。他手下那些人,都是非凡之士,而且对他忠心耿耿。现在晋国的那位(指晋惠公)刻薄寡恩,国内国外的人都很讨厌他,恐怕不能长久。我听人家说,姬姓诸国,最后衰落的就是晋国,大概就是因为有重耳这个人吧。老天要他兴旺,谁又能阻挡?逆天而行,必有大难。”看来,楚成王多年进出中原,也沾染了中原文化的气息,讲起“德配天命”的大道理来,头头是道。重耳暂时就在楚国居住下来了。但这一次,他没有呆太久,当远在雍城的秦穆公问公孙枝“重耳在哪里”的时候,公孙枝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楚国。”秦穆公说:“把他找来。”【晋文公上位:让第三方成为政治资本】公元前637年,重耳在秦国人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了雍城。重耳的冒险之旅始于翟国,历经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结束于楚国。从楚国到秦国的旅程,谈不上任何冒险,楚成王派了阵容强大的卫队,一直将他送到秦国边境,交给了正在那里恭候的秦国大夫公孙枝。临别的时候,楚成王对他说:“我本来也想帮助您回国,可是楚国离晋国甚远,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确实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秦国与晋国接壤,秦伯又是个厚道人,我就不耽误您的大事,请您好自为之吧。”重耳深深地一揖到地,作别了楚成王。进入秦国,等于踏上了返回晋国的最后一块跳板,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华丽的一跳了。恰在此时,绛都的晋惠公告别了人世,大子圉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公。相对于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的热情招待,秦穆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顾重耳六十二岁的高龄,一古脑将五位公室的女儿嫁给了重耳,其中包括原大子圉的夫人怀嬴。对于这一安排,重耳感激之余,觉得难以接受。毕竟大子圉是自己的侄子,怀赢是自己的侄媳妇,太亲了,下不了手。然而怀嬴又是秦穆公最喜欢的女儿,娶了怀嬴,可以加强与秦国的关系,秦穆公更会全力以赴,帮助重耳回到晋国。重耳感到相当为难,他不断对自己人说,抢侄子的老婆,于心何忍?狐偃和赵衰笑而不答,倒是胥臣季臼用一句话打消了他的疑虑:“您还要抢人家的国家呢,抢人家老婆算得了什么?”言下之意,您就别假惺惺推辞,开开心心去做那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勾当吧。胥臣季臼这话说得很流氓,但是很有道理。生于公室之家,婚姻就是政治,哪容得你温文尔雅呢?重耳于是接受了秦穆公的好意,不过他心里面还是有障碍。怀嬴嫁给他的第一天,侍奉他洗漱,重耳的道德感突然涌现,厌恶地拿手挡了一下,将怀嬴推开了。怀嬴自大子圉逃回晋国后,一直闷闷不乐,不得已嫁给眼前这个糟老头,就更加不开心。重耳这一推,终于使得她爆发了:“秦国和晋国地位相等,凭什么看不起我?!”重耳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将夫妻之间的小事上升到这个政治高度。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如果怀嬴跑到秦穆公那里去告他一状,说他看不起秦国,这十几年的苦就白吃了。这对于重耳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甚至怀疑,怀嬴是不是心里只有大子圉,因而演出这么一出戏来坏他的大事。大子圉年轻力壮,又与怀嬴有数年的夫妻之情,怀嬴心里向着大子圉,几乎是不用置疑的。重耳暗自骂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要防范这个妇人耍小心眼,居然让她给揪着了小辫子。“不行,我绝对不能在这里抛锚!”他对自己说,脑子里飞快地计划着如何挽救局面。那个年代不兴跪搓衣板,重耳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向怀嬴认错:他将衣服脱下来,光着上身,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这一招很有效果。怀嬴有没有就此原谅他,谁也不知道,但秦穆公听到这件事,倒是很开心地笑了一阵。男人打骂老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哪里有像重耳这样,推了一下老婆就立马自囚认罪的?秦穆公想,重耳这样做倒不是怕老婆,而是打心眼里尊重秦国吧。为了给重耳找个台阶下,他派人前去重耳家里,邀请他来参加宴会。重耳穿好衣服,叫上狐偃,要他陪自己一起去。狐偃推辞道:“宴饮吟诗,我不如赵衰有文才,请您带赵衰去吧。”重耳奇怪地看了狐偃一眼,也没说什么,就依他把赵衰带去了。那次宴会的气氛极其融洽。重耳给秦穆公祝酒的时候,赋了一首《河水》之诗,大概意思是河水向东流,最终归于大海。诗里面的海,自然是指秦国。秦穆公很高兴,回了一首《六月》之诗。重耳没听出门道,赵衰却听明白了,他在一旁唱道:“重耳拜谢秦伯之赐!”重耳连忙吭哧吭哧地跑到阶下,朝秦穆公稽首。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尊重地答谢重耳。回来之后,赵衰告诉重耳,《六月》之诗写的是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出征时的场景,秦穆公以这首诗相赠,是希望重耳也担负起辅佐天子的重任,所以一定要下拜表示感谢。所谓辅佐天子,自然是建立像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了。话分两头,狐偃没去参加那次宴会,是因为他刚刚接到来自晋国的一封密函,他的父亲狐突被晋怀公赐死了。晋怀公上台之后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任何人追随重耳在外流亡。对于已经跟随重耳的人,他公布了一个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还不回国,则杀其家人,绝不赦免。这一招,等于是对重耳釜底抽薪,然而收效甚微。狐突的两个儿子狐毛和狐偃都跟着重耳,过了那个期限,晋怀公将狐突抓起来,逼他说:“赶快要你的两个儿子回来,我就赦免你。”狐突神情自若,面不改色,摇摇头:“儿子长到能做官的年龄,父亲就要教他如何忠义,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为官之前,签名宣誓效忠,就是为了防止产生二心。现在我的两个儿子效忠重耳,已经有很多年了,如果我召他们回来侍奉您,就是教他们不忠。要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这么做了,又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呢?”老头转过头直视晋怀公的眼睛,无所畏惧,“刑罚有度,不滥杀无辜,是因为国君圣明,也是为臣的愿望。刑罚无度,是因为国君喜欢摆威风。随意给臣子安罪名,谁又没罪呢?我听任您处置。”狐突这话,点了晋惠公、晋怀公父子的死穴:他们都是那种对自己很宽容,对别人很苛刻,抓着人家任何一点小毛病都能做文章的人,给别人安罪名,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晋怀公当然也不会反思自己有什么不对,给狐突判了死刑。狐突在晋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他的死引起了朝野的不满,大夫卜偃称病不出,而且对人说:“国君开明,百姓才心服口服;国君不明是非,想通过杀人来耍威风,难道不是适得其反?主公即位以来,咱们没看到他的仁德,只听到他杀人的消息,他这国君恐怕当不长久了。”可想而知,晋怀公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到了最低点。公元前636年春天,重耳在秦国大军的护送下,启程返回晋国。这时,距他自蒲城逃亡出国,已经有二十年了。东渡黄河的时候,狐偃突然跪在他面前,将原来重耳赐给他的一双玉璧举在头顶,还给重耳,说:“这些年来我追随着您流亡天下,犯了不少错误,有的事情罪不可赦,不用您说,我自己都清楚。请允许我就此告别,继续流亡,以示惩戒。”狐偃所说的罪不可赦,自然是指当年在齐国与齐姜合谋将重耳灌醉,挟持其西行回国之事。当时重耳十分恼火,甚至说出了“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之类的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事情基本上是成了,狐偃也不用担心重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但狐偃知道,自己虽然与重耳患难与共,并不代表今后可以万无一失地同享富贵。万一哪天重耳嫌他烦了,翻出陈年旧账,给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这儿自己走掉。然而就连这一行为也变得麻烦了。人要丢掉东西,好比丢掉纸屑,内心都会有一些挣扎和洁癖。伊泽只是连丢掉这个女人的挣扎和洁癖都丧失掉了而已。伊泽对这个女人既没有一星半点的爱情,也没有不舍,然而就连要丢掉时的内心挣扎都没有。因为伊泽没有供他生存下去的对于明天的希望。到了明天,就算丢弃了女人的身影,又能有什么希望,希望又在何方呢?他要靠着什么活下去呢?哪里是他的住处呢?虽然地上有坑可以睡觉,可就连这个也说不准了。等到美军登陆,天崩地裂,想必这场战争巨大的破坏力就会裁决一切吧。到时候连思考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伊泽想着等到天亮了就叫醒女人,看都不看火后废墟那边,总之先找个睡觉的地方,尽量向着远方的车站走。电车跟火车应该还没瘫痪。伊泽想着:等靠着车站附近枕木围成的围墙边休息时,天空就一定会放晴,那时阳光就会倾注到我跟我身边的猪身上吧。因为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冷了。[1]日本从江户时期起就有几个人合起来包养同一个小妾的做法,因为包养小妾很贵,所以男人们会平摊费用,约好去小妾那里的日程,以免撞上,当时通常是三五个男人包养一个小妾。——译者注[2]明治时代的扒手老大。本名富田银藏。此处暗指隔壁住的是个小偷。——译者注[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日本政府设置,在日本政府行政管理监督下运营的大众酒场。——译者注[4]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一种电影类型,基本等同于“教育片”和“纪录片”。——译者注[5]指参拜“四国八十八所”。“四国八十八所”是指日本真言宗创始人弘法大师为修行而到过的八十八所寺院。寻访这八十八所寺院的旅行被称为“四国遍路”或“四国参拜”,全程长达1400公里。——译者注[6]日本1939年发布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7]日本锦蛇身长100厘米至200厘米,无毒。——译者注[8]蝮蛇体长60厘米至70厘米,有毒。——译者注[9]约等于4.5厘米。——译者注[10]约等于152厘米。——译者注都会中的孤岛倘若没有战争,必然不会发生像安纳塔汉岛[1]这样的悲剧。首先,这些人连见都不会见过彼此,想必会过完毫不相干的一辈子。然而,倘若没有战争,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性质的事件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即便表面的环境氛围不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深山里的工棚,围绕一个女人相互残杀的事例,也能常见于都会之中。安纳塔汉岛没有法律也没有刑警,每个人的心理状态跟我们不同,比较开放,所以自然就会有所差别——这种看法也太过牵强了。三十多个人在一起生活,自然就会产生法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了,对每个人生活圈子里的人数而言,三十个人的话就太多了,一般情况下,在二男抢一女时,我们不会感到背后有三十个人在看着,顶多也就几个人而已,这在都会生活中都算不上什么稀奇事。有许多人即使身处都会正中央,也像是生活在孤岛之中。他和她们会乘着电车和巴士去上班,去购物,但这只是去外面走一圈而已,不少人的个人生活过得完全就像住在孤岛上一样。举个这类人群里的例子,我们就来说说这故事的女主角宫子吧。在她孤岛般的生活圈子里,人们都叫她宫子皇后。她在东京某条繁华街道一角的酒馆当服务员,但从没看过什么报纸。她每天大概睡到正午才醒,正赶上第一版晚报差不多要出来的时候,早报自然就是旧报纸了。虽说她的生活在时间上跟报纸不合拍,不过她并非因为这个才不看报纸,只是单纯对报纸不感兴趣而已。即便看了报纸,上面也不可能有关于自己的报道。对她而言,那些每天不按部就班看报纸就感觉不到自己活着的人才奇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报纸上不可能有关于她的报道,不过对她而言,事实上可能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如此,对上班族来说,“哎呀,一万日元起步”“冷战”之类的都是一些跟自己好像非常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关系的报道。而直接关系到各自私人生活的这种报道,却一辈子也见不到几回。不过对宫子而言,报纸上什么时候登出跟她有关的报道都不稀奇——比如说,她那些情夫的名字。不管是慢性子阿弁,还是右平,谁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小角色。说他俩是黑市商人吧,花钱又大手大脚,然而穿着打扮却很差,因此大家认定右平多半是当小偷的,可能是个相当有名的通缉犯,不,十有八九就是。就连宫子自己也这么认为。因此宫子从来没有因为当前社会上有什么著名的通缉犯而动过看报纸的想法。换句话说,右平是小偷还是杀人犯都没关系,宫子不关心这个。他在人们眼里是什么人都不要紧。慢性子阿弁和右平在哪儿上班,住哪儿,就连本名她都不知道。这就是她在东京正中央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慢性子阿弁和右平都很热烈地向她求婚,她对他们的回答都一样:“要是没有那个人的话……”也就是说,虽然她说不出“要是有一方死了”这种话,但是“有一方不在”这一事实必须成立,总之几乎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杀了对方就能娶到她。于是两个人彼此也就都理所当然地开始思考这件事。不管是在都会中,还是在农村里,到处都有这种孤岛。于是,这里也就不奇不怪地发生了跟安纳塔汉岛一样的事情。☆☆☆慢性子阿弁已经四十一岁了。虽然他一直都比较老实,把公司和家里的情况对宫子和孤岛的常客全盘托出,但谁都不相信他。而且,大家不相信他,不是因为他人品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心里都明白,不会在这种地方谈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其他人当然也包括宫子,一直以来既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同时也深信大家都跟自己一样。慢性子阿弁在公司里也一样被叫作慢性子阿弁。不,应该说他在公司因为讲了自己的真实经历而博得了人们的信任,但在这家酒馆,大家只采用了他“慢性子阿弁”这个绰号而已。战争爆发前,他就一直在那家运输公司当司机,在蓝领里他也是资格最老的领导。这里的蓝领除了公司的固定收入,出差还有补贴,别看他这个上司穿得跟黑市商人似的,他比黑市商人可有钱多了。因此也就没人相信他所说的经历。他穿衣不只不讲究,甚至还有些邋遢,因为他老婆在三年前死了。长女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打理家务,再加上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所以这年纪轻轻的免费保姆无暇顾及父亲的日常生活。认识宫子以后,慢性子阿弁的生活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经常不在家,还只给孩子们一点点刚够活下去的生活费。因此他跟长女间的关系也就带了少许冷战气息。以上这些事实他都在富士之家[2]跟人们全盘托出了,然而却没有人相信他。即便是慢性子阿弁,也知道在富士之家这种氛围的地方不应该把本性展现给众人。然而他一想到跟宫子结婚,就积极地把真实情况全盘托出了。因为阿弁觉得,女人这种东西肯定更想嫁给会对他人展露本性的男人,而不是小偷杀人犯这种来历不明的男人。然而,有些女人并不关心男人本性如何。不久慢性子阿弁也明白了,宫子就是这种女人。宫子跟慢性子阿弁上床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钱。宫子不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当眼前有好几个情夫的时候,就凭当天身上钱财的多少来决定晚上跟谁当一夜的恋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宫子不可能让大家大张旗鼓把钱掏出来比一比,就凭直觉估计一下对方身上有多少钱,然后低声说一句:“你今晚回去吧。”到头来跟大张旗鼓地比谁钱多没什么两样,不过凭借她的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夫们不得不服从的惯例。有些时候大家甚至会把熟客赶走,让新人当晚留下。这个新人也就那一夜能扬扬得意,觉得自己“帅压群芳”,等到下次明白了情况,基本就不会再出现了。当然也有两男争一女的情况。然而要是这么明摆着用金钱来买卖孤岛女王,就跟公娼没两样了。事实上对那些熟客来说,公娼那种一日接多客的行为也时常波澜不惊地进行着。有些男人明明知道对方是这种女人,却还是不忘初衷,想娶她进门,这类例子并不少见。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说,这种爱情才认真。起码,慢性子阿弁是认真的。许许多多情夫来了又走,留到最后没有变心的就是慢性子阿弁和右平了。他自称右平,但多半不是本名。他喝醉了,就会故意喊一声:“嘿!”然后他就双手撑在桌子上低头行礼。从他这嘶哑的嗓音和做派来看,可以嗅到他原来做过摊贩之类的职业。然而现在他好像不干那一行了,干的是什么也搞不清。不过,右平花钱可真是非常阔气,因此大家都说他八成应该是小偷。这家店的所有常客都跟宫子发生过关系。有些常客在放纵一夜后就宣告结束了,而后来时不时又眷恋那一夜,最后就选择了这种较为轻松的方式。有些人知道“这姐姐没钱可搞不定”,就自然而然放弃了,在这些稍许冷静的男人看来,慢性子阿弁和右平这种缺乏冷静的对立关系早晚会激化到必须杀死另一方才能收场的地步。也就是说,旁人都能看出这两人想要独占宫子的强烈意欲。在这些稍许冷静的常客里,也有人想到了一点——除了他俩以外,宫子皇后或许还有一个真正的情夫。宫子皇后只不过是这家店的服务员。店主是一对遣返夫妻[3],没做过这行。这对夫妻似乎不仅对这行没有好感,甚至还有些嫌恶,然而为了吃饭不得不把店开下去。另外,店主夫妻似乎也完全不招呼客人,把店里的事情都甩给宫子来做。宫子住在店里,若无其事地把客人拉到自己的房间里留宿。不过,宫子经常过了中午就出门,有些常客来得早,自然而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宫子皇后有情夫吧?”即使这么问店主夫妻,他们也会回答道:“我们哪里知道呀,那孩子的私事儿。”从回答中就能感觉到,他们不光不满宫子的私生活,还对其私生活的所有对象——客人们怀有敌意。这对夫妻极度避免胡乱在敌人面前露脸,生怕要陪着闲聊那么一句,两人似乎只想着专门在背地里挑唆宫子,冷酷无情地从敌人那儿把钱卷走。只有慢性子阿弁能在这对夫妻这里得到几分“人的待遇”。因为慢性子阿弁每逢休假(非周日),大白天就会来这家店里玩,这会儿基本是宫子出门的时候,自然就总有机会跟店主夫妻说上话,或者也可以说店主夫妻对他有几分好感。当然了,慢性子阿弁并没有得到过店主夫妻好友般的礼遇,也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看上去只不过要比仇人、强盗、杀人犯高那么一级。因此,慢性子阿弁就比其他常客更了解深层的真相。虽然大家都叫他慢性子阿弁,可你要是跟大家一样把他当成慢性子,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并没什么机灵之处,所以像他这种人才容易被大家看作傻瓜。好比他当年当兵的时候,有个机灵人物的配给品被人偷了,那人为了补缺,就看上了慢性子阿弁那份,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定慢性子阿弁是一个可悲的存在,他注定是那些机灵人士的牺牲品。然而,事实上慢性子阿弁鲜少成为别人的牺牲品。因为他自身有一种强烈的本能:他明白自己生来就容易遭遇这种状况,所以自然就会去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战战兢兢的本能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慢性子了,但因为这种本能和谨慎,他基本没有吃过亏,即使吃了亏,他也会趁没人察觉的时候补上缺,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这是他的天分。谁都不知道他有这种天分,因为大家都认定他是个慢性子,不可能办到这种事。大家很容易认为他是慢性子,而他甚至还具备了利用这一心理的本能。这种本能看上去跟变色龙的变色本能一样朴素,然而对人类而言,其实可能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才能。他真心迷恋宫子,真的渴望跟她结婚,掩盖在他慢性子面纱下的才能开始无人知晓地发光发热了。于是就连宫子真正的情夫是谁,他都第一个查明白了。☆☆☆大约半年以前,有一个经常来这家店吃关东煮的兼职学生。他不喝酒,只吃关东煮,所以不久留,也不跟常客来往。他连得到宫子的钱都没有,所以谁都没把他当回事,然而这个叫中井的学生却是宫子的真正情夫。慢性子阿弁通过种种状况判断和实地侦察,查到了宫子白天去的是中井的公寓,当时他立刻下意识察觉到:这个人才是我的真正强敌。因为中井是兼职学生,不可能有钱。宫子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就说明情况有别于其他男人,也就是所谓真正的谈情说爱。慢性子阿弁很早以前就怀疑宫子的钱都去哪儿了,富士之家的店主夫妻是这么说的:“宫子不需要交餐费,也不用缴税,再加上几乎天天晚上都出卖身体,不知道揣着多少钱哟。”和服跟手提包之类的基本都是男人买给宫子的。主要是右平买的,而慢性子阿弁也不服输,每个月总会给宫子买一两次穿的用的。然而,慢性子阿弁做不到右平像小偷那样的大手大脚。于是光凭右平和慢性子阿弁买的那些东西,宫子就不缺衣服穿了,事实上宫子基本也没有用自己的钱买过什么东西。宫子连衣柜都没有。而且每逢换季,男人们给她买的那些和服都会不知不觉就不见了,宫子在阁楼的睡房里除了常年摊开的被褥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宫子是个睡觉很熟的女人,熟到能失去意识。这也就间接证明了她房里没有什么东西怕偷。“也许她其实住在别处?”慢性子阿弁首先想到。不然的话,就说不通了。所有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呢?慢性子阿弁想,背后应该有个人捏着她的存折。因为早就存有这种疑惑,所以慢性子阿弁怀着异样的执念,为查清宫子白天的去处而展开了行动。于是,当他查到那去处就是中井的公寓时,他一下子理解了——中井才是宫子真正的情夫。于是他感觉到了恐惧。☆☆☆每次慢性子阿弁恳求宫子嫁给他时,宫子都会说:“是呀,你是个靠得住的人,我也想跟你结婚,可是右平跟你一样积极啊。如果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两个多半都会被右平杀了的。哪怕是现在,他好像都觉得你很碍事,想杀了你独占我呢。”她这么说道,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那个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然后又哀哀地作叹气状。在知道中井这个人之前,这句话在慢性子阿弁听来是真的很舍不得,很悲伤,很痛苦。然而,知道中井这个人以后,慢性子阿弁才觉得这句话简直是在耍人玩。宫子之前强调说,不能结婚是因为右平多半会杀了两人,即使不这样,右平也一直打算让慢性子阿弁消失。接着宫子就会叹气,非常伤感地说:“如果要是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这么看来,恐怕右平每次求婚,宫子也用了同样一套话来回答他。这样一来,右平在脑海里形成“慢性子阿弁是结婚的绊脚石,要除掉他”这个想法以前,这个想法肯定早已在宫子的脑海里形成了。“对宫子来说,我跟右平都是绊脚石。所以她想让我们两块绊脚石互相残杀,一个被杀,另一个变成杀人犯消失掉。因为中井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了,我们这两个男的已经没用了。”这样一来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慢性子阿弁想到。接着,慢性子阿弁切身感受到了之前未曾真切感受到的危机——宫子说的话非常重要,右平正在找机会杀他。因为慢性子阿弁被迫理解到了一点:这不是右平的想法,而是宫子的想法。也就是说,这想法比右平自发形成的想法远远有着更强劲的执行力。“宫子肯定会让右平杀了我,然后右平就成了杀人犯。”这比慢性子阿弁杀死右平的可能性大得多。右平本来就是一个能被大家想成小偷、杀人犯的家伙,力气很大,也有很多打架的经验。这么想来肯定还有前科,说不定身上还背着案子。估计右平再犯事的话,这牢就得坐很久了。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这家店是都会中的孤岛,尤其是从这里的居民和常客的心理层面来讲,更是如此。他跟宫子都不知道什么拉斯科里尼夫[4]心理、斯塔夫罗金[5]心理,甚至连现代小说的心理,

                      接着讲下去,我都能看到那场景,小小的、蜡黄的莫迪靠着雪白的枕头,一大群年轻的男生女生,还有——不是站在他们中间,而是站在他们对面——那个大牌医生……“他宣讲完了以后,对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福勒太太?然后他就又开始对那些孩子宣讲了,讲我的事。他觉得我是白痴吗?”(这句话是喘着气叫出来的,她太愤怒、太难过了。)“他对我说,福勒太太,请把你的衣服撩起来。我才不呢,我干什么要照办?于是护士上前一步,殷勤地帮忙,我的睡衣就这么给掀了起来,当着那一帮人的面,无遮无掩。然后他就这儿戳戳那儿捅捅,我就像是案板上的一团面,而他对他们说,看到那里那个肿块吧?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家伙,一句话都不对我说。他们挨个摸我的肚子。谢谢你,福勒太太,他说,但是他之前根本没有征得我的许可,不是吗?看那肿块,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像我看不见,感觉不到一样!我不是傻瓜,我不蠢,我不是白痴——”莫迪气得不能自已,无助到情绪失控。“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一次都没看。我根本就是根棍子,是块石头。他看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更重要。我在这儿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的。”他们准备告诉莫迪要把她转到另外那家医院去了。而她的确不蠢,所以——我十分忐忑。他们告诉她了。我今晚去病房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不搭理我,不搭理一切。半个小时里,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她开始叨叨念念:“我不去,我不去济贫院。”“什么济贫院?你在说什么啊,莫迪?”她继续:“我不要到头来落到得进济贫院!”我打听到了,她要去的那家医院,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曾是一家济贫院。我给薇拉·罗杰斯打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疲惫、恍惚。“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想知道,莫迪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他们要把她扔到济贫院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一声叹息。“唉,老天啊,”薇拉说,“又来了。这些亲爱的老家伙们都这么说,我们不要去济贫院,他们说。济贫院这东西早废除了——唉,我也不知道废除了多少年了。但是是这样的,他们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济贫院。那会儿是这么个观念,不管你年龄多大,如果进了济贫院,就得干活。他们擦地板,洗被单,烧饭。让我告诉你,别说这是我说的哦,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糟糕的——要是现在会怎么样呢?我们把他们打发去哪家敬老院,在那里他们什么事都不许做,最后只好无聊至死,或者无聊到发疯。要让我说,就该让他们从早到晚地干活,他们就顾不上自怨自艾了。哦,简娜,不要理我,我这是在发泄呢。”我应该偶尔去看看安妮·里夫斯和伊莉莎·贝茨,但是看望莫迪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今天我陪莫迪去“济贫院”。一个叫罗斯玛丽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她挺和气,不过对莫迪不甚上心。她说她起到的作用是保证莫迪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莫迪问她:“你是谁?”罗斯玛丽回答:“啊,福勒太太,你认识我的。我去看过你的。”“我不认得你。”莫迪说。“可我几乎天天都去你病房的啊,福勒太太。”“简娜?”莫迪问,声音小小的,带着哭腔,“简娜,你在吗?”“在的,我在。”我们三个人坐在救护车里,罗斯玛丽拿着莫迪的东西,一个购物袋,里面是梳子、浴巾、肥皂,还有她的手袋。她的手袋里是她的结婚证,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男人”,照片里的男主人公四十岁左右,挺帅,沉着脸,穿着时髦;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衣着整齐,对着摄影师摆出笑脸,并不开心。在医院门口,态度友善、让人安心的救护员们把轮椅抬上台阶,莫迪死死地握住椅子把手,直到进入楼内,才意识到这就到了,那可怕的济贫院。“就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吗?”她悄悄问我。我们沿着走廊向前,两边是被收容的人、医护人员,还有患者们的艺术展览。然后,楼梯平台上,一张比尔兹利的《莎乐美举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颅》的大幅招贴画,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贴的(我猜)。但莫迪看到这一切震惊不已,上到二楼以后也没平静下来。“就是这儿吗?”她一直在问,紧紧地握住轮椅,虽然护理员们很小心,她还是坐不稳,七倒八歪的,她太轻了,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这就是老医院。”罗斯玛丽兴高采烈。“那么,他们把它改造过了。”莫迪说。“是吗?”罗斯玛丽说,“我知道最近重新粉刷过。”莫迪是一战前后来这里的,来看望某个小姨,而现在她的记忆和她眼前所见的对不上号。我们走过时看到病房是传统的医院病房,里面有二十来张床,一排大窗户。但是当我们到了莫迪的房间,发现她住的是一个单人间。莫迪坐在那里,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完全沐浴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蜡黄的人和背后垫着的一大堆雪白枕头适成鲜明的对比。窗外是教堂的尖顶,灰色的天空,几棵树的树冠。莫迪沉默着,恨恨地环视房间四周——对我而言,这不过是间医院病房,仅此而已——然后目光投向窗外。“那么这就是老医院了。”她确认了,瞪着我,瞪着照顾她住下的那位护士,瞪着罗斯玛丽。罗斯玛丽正要离开,抱着一大摞文件。“是的,亲爱的,这是老医院。”莫迪朝我们龇牙,嘶嘶地喘着气,说:“那就这样了,是吧?我到这儿了,是吧?这就结局了,是吧?”“哦,福勒太太,”罗斯玛丽和善地说,“别这样。哎,我得走了,下次来看你时再见。”于是罗斯玛丽走了,回新医院去了。整个下午我都陪着莫迪。我想找出工作人员里,该和哪个说话,和哪个建立关系。这家医院和那一家气氛不大一样,让人感觉轻松,友好,还有些松懈散漫。当然了,那家医院是世界知名的大医院,那里的护士都是顶级的,医生也是。这里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多半不会离开了,一直要待到死。它说不上是一家医院,也不是敬老院——介于其间。另外那家医院的那个大牌医生率领随从们来教老年药学课。那家医院有些有抱负的护士也来这里待几周,好学到只能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学到的知识,这里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再也出不去了,各人情况不同,有各种长期不愈的慢性病。我觉得,莫迪能自己有一个房间,真是太幸运了;但是我知道(而且我现在知道我猜得没错),莫迪认为这意味着给她判了死刑。而且这个地方实在是该死的喧闹。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早被身边各种大小噪音整得没了感觉,直到看见莫迪饱受噪音的折磨,我才张开了以前闭塞的耳朵,听到了门吱吱地摇晃,嘭地被关上,还有莫迪房间正对面小厨房里餐盘乒乒乓乓,餐车小轮吱吱呀呀。噪音!我对莫迪说:“我们关上门吧。”但是她说:“别,别,别,”上气不接下气,猛摇着脑袋。她害怕被关在里面。她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给她药,现在她疼得厉害。我去找护士长,问能不能给莫迪点什么。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就像是个老住户,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她的家,就和她自己家一样。她犀利、专业地打量我,他们都这样对人进行评估:通情达理的,傻里傻气的,可以依赖的,可以说真话的,得瞒着的……她说:“你知道的吧,我们尽量少给药,这样到非得下猛药的时候,才好歹能起点作用?”“是的,我知道,”我说,“但是她颠簸了这一路,而且她很害怕,因为她现在在老医院里了——再说她痛得厉害。”“唉,”护士长叹了口气,“你知道,她也许能再活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而问题在于最后会有多疼,你可明白?”“嗯,我明白。”不过他们给了莫迪一点能让她“挺过去”的东西,不足以完全麻痹她,但是可以减轻痛感。我离开的时候她清醒,警觉,竖着耳朵捕捉各种声音,冷冰冰的,一言不发。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接受现实”阶段了?哦,老天,但愿它就是。不要恭顺地步入那一良宵[16]!确实。真是多愁善感,真是感情充沛,真是自怨自艾,真是放屁!太自我放纵了!果然是像我们,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要这要那,嚷嚷着“这不公平”,满脑子都是我得到的还不够。吉尔和我今天回家都早。我从医院回来,累得要死,都不知道把自己摆哪里好。吉尔看出我的状况,就给我泡了茶,做了一个三明治。她在我对面坐下来,等着我恢复。她好脾气,希望讨好我,有新的自信——就像我以前一样,她每天都在发现自己多能干,发现自己聪明灵活——但那表象之下隐藏着愠怒和批评。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简娜?”这句话背后,满是年轻人暴躁的抗议:不,不,我不要,我不能,让这一切离我远点儿。最重要的是:你,和我这么亲近的人,如果你准备接纳这种骇人的丑恶,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又有什么可以不让它也进入我的生活?“我猜同事们讨论这事了吧,谈论它的是是非非。”我说。她看上去很尴尬,因为简娜的外甥女,住在简娜家里,也忍不住不参与讨论:简娜这么说,简娜这么做,简娜是这样的——诸如此类。“呃,大概是吧。”“典型的上层社会行为,”我说,“探望穷人的传统,毫无用处的善行,而革命会把这种胡闹革掉的。”她满脸通红,十分生气。吉尔也成了拥护革新派。我拿这个打趣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会怎么样?你从来不请人来做客,根本没有社交生活,你以为会怎么样?”“我以为,”我说,“就和其他革新派一样,你给自己创造社交生活——然后另外给它一个名字。”她以前像这样谈一会儿,的确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今天她的危机感太强烈,笑不出来。“不要紧,”我说,“她活不久了。很快就都结束了。”“我觉得这太荒唐了,荒唐。”她说,火冒三丈,咄咄逼人,“一天不落,动辄几个小时。她是什么人,莫迪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当然了,她不过是外婆的替代,你以前对外婆不好,所以就在莫迪·福勒身上弥补。”“真是犀利,真是真知灼见,真是一语中的!”“哎,简娜,这很明显,不是吗?”“就算是,那又怎么样?”“呃,你这样很古怪,你得知道。”“听着,我亲爱的,你来我这儿住的时候,我可没答应要按着别人的药方调整我的生活——不管这药方是我姐姐的,你的,还是谁的。”沉默。不打折扣地赌气,噘着嘴——青少年才这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垂着头不看人。不过这是她头一次这样,我还是要给她打满分,因为这事在她妈妈家里简直是礼仪所需。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如果你真要,”我说,“等莫迪去世以后,我们可以弄些不错的小型晚餐聚会。这个我可拿手了。你可以请你的同志们来,我们来讨论阶级斗争。”她差点就笑了。莫迪在老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她和以前一样愤怒,不过她现在更加沉默。不屈。她还挺着。她现在疼得比以前厉害,因此没什么力气。护士长给我看昨晚给她的药,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看到了吧?我看到了。那是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他们才用的药剂,那药简直能要人命,吗啡混合着酒精。莫迪直挺挺地坐着,瞪着眼,下唇垂着,唾液在那里聚集起来,再滴下来,聚起,滴下。她满眼阴郁。我一来,她就开始了:“把我扶起来,把我扶起来。”我站在她边上,把她抱起来,让她坐起来一些。但是我刚弄好,才坐下,她就又低声说:“把我扶起来,扶我。”我扶起她,坐下。扶起她,坐下。后来我站在她身旁,把她托起,让她身子前倾,这也无法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预先设计好的,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不知有死,因为若是知道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不管大自然还关心什么别的,她最在乎的是要我们活下去,繁衍,遍布整个地球,生生不息——任何与此无关的,大自然不可能在乎。因此我,简娜,或者说简·萨默斯,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努力转换我的思想,剥去一层外膜或者说变得自然开放,好真正地明白我是要死的,但是大自然不让。我刻意想象各种惊惧,各种恐慌:我让自己假设我,简娜,背后垫着高枕头,非常老迈,正被从内里摧毁。我一点一点剥掉自己的外层,先是剥掉了我的服饰外壳,我用以展现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暴露我健康的身体,它不会——暂时不会——突然就大小便失禁,仍然标致鲜活;接着再往里,直到自我,即我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想象自我其实是存于一个躯壳之中,乱糟糟的一堆肉和骨,仅此而已。但是这没用。我不怕死亡。我不怕。而且,看着莫迪死去,我更不怕它了,这真是矛盾。那些专业人士,与死亡有关的,对死亡睿智以待,那正是我希望自己能有的态度。他们甚至很诚实,因为我知道,就算他们还没有告知莫迪“事实”——好像她不是已经知道了似的——若是她问,护士也会告诉她的。哪怕他们不直接说,莫迪·福勒,你要死了,他们也会允许她知道事实。但因为她目前这个态度,他们还没这样做:不,他们明白她“还没做好知道的准备”——护士长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她的病房里依旧保持着友好、随意,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气氛,好像她只不过是着了凉或者摔断了条腿。至于死后永生:实际上,我根本没法让自己相信这股狂暴的名为“莫迪”的能量会完全消失。这一点我实在没法让自己相信。老天啊,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莫迪都对别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于她自己

                      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一心想在那片开阔的土地上开创一种与路易斯安那全然不同的传统。不管怎么说吧,在他们修建临时住所—单坡顶的小屋、地洞,并用印第安人借给他们的一辆车和两匹马拉木料时,撒迦利亚便召集了一些男人建造一个做饭的炉灶。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妇女没有一个在白人的厨房做过饭,也没有给白人孩子当过奶妈。虽说地里的活更重,而且让你摆不出什么身份,但他们相信,在白人厨房里干活的妇女遭强奸即使不算确定无疑也是可能性极大——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去想象这些。因此他们把那种危险换成虽然繁重却相对安全的活计。正是出于这一想法,建造一个公共“厨房”的主意得到了普遍赞同。他们是非同一般的人。自从一七五五年以来,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当时密西西比也属其管辖)就曾经当过兵,开过矿,耕过地,还做过生意。后来两州分立,从一八六八到一八七五年间,他们也曾参与过两州的行政管理,在那之后才沦为田间劳力。他们在两百多年间生儿育女,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不向任何人低头,只对他们的造物主跪拜。此时此刻,斯图亚特回忆起他们的生活和劳作,心情稳定了下来,决心也坚固了。他自忖,设想一下老爷爷或德拉姆·布莱克霍斯或贾弗纳尔·杜波列斯会如何看待那些想更改炉灶上铭文的小子们吧。离太阳升起还有一些时候,斯图亚特没法再骑多久了,便催马掉头回家,心中想着另一件他要说或者要做的事,以便阻止多薇在镇上过夜。对他来说,睡觉时身边没有她头发的香味是不成的。就在这晨曦初露之前的同一时刻,索恩正站在鲁比最大的住宅的厨房里,对着窗外的黑暗喃喃自语。“当心,鹌鹑。迪克正在持枪追杀你们。等他回来,就会把你们装满口袋扔在我干净的地板上,并且会说什么‘这可够晚上吃一顿了’。得意啊。就像他给了我一件礼物。就像你们已经被剖开切碎、洗净、做熟了。”由于厨房被新装的日光灯照得通明,索恩在等着水开的时候,看不清窗外的黑暗。她想趁她丈夫回来之前把补药浸泡得恰到好处。给康妮备好的一件东西摆在手边:一个小布袋叠在一个蜡纸包里。那代表了康妮第二次救她。第一次是个可怕的错误。不,岂止是错误,是罪孽。她觉得迪克溜下床、穿上猎装是在半夜。可是她穿着短袜下楼时,看了一眼钟闪亮的指针:三点半。她想,还有两个小时可睡,可是后来她起床时已经六点了,只好抓紧时间了。备好早饭,摆上他上班的衣服。不过,在此之前,她要吃补药——由于空气又变得稀薄了,现在药是必需的。空气早已开始变得稀薄,仿佛原先穿得太多了。并非在斯考特战死的时候,而是在那之后的两个星期——甚至在斯考特的遗体被海运回来之前——当时他们接到通知,说伊斯塔也死了。还是孩子呢。一个十九岁,另一个二十一岁。他们应征入伍时她是多么骄傲和幸福啊;她实际上是鼓励他们那么做的。他们的父亲在四十年代就曾服过役。叔父们也是。杰夫·弗利特伍德从越南回来时毫发无损。米努斯·朱里虽然看着确实有些惊恐,却活着回来了。她傻乎乎地相信,她的儿子们也会平安无事。比鲁比之外俄克拉荷马的任何地方都安全。比伊斯塔想去的芝加哥安全。比伯明翰,比蒙哥马利、西尔玛,比瓦茨安全。比一九五五年密西西比的曼内、一九六三年密西西比的杰克逊都安全。(上述时间地点都曾发生过迫害黑人的事件。)比纽瓦克、底特律、华盛顿安全。她原以为出国打仗要比在美国的任何城市都安全。现在她手头还有四封没拆开的信,是一九六八年寄出的,递送到丹比邮局时已是她埋葬最后一个儿子的四天之后。她一直没能拆开那些信。一九六八年感恩节时他们兄弟俩都在家中休假。七个月之前,马丁·路德·金刚刚被暗杀,索恩看到两个儿子都活着,像个得到上帝救赎的人似的抽泣着。她的两个宝贝黑儿子没有被枪射死,没有被私刑处死,没有受到骚扰,没有给关进监狱。他们俩走下汽车时,她呼叫着:“祈祷管用啊!”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两个完完整整的。康妮卖给了她带壳的山核桃,足够做两次感恩节馅饼。那天,一个姑娘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停在那儿,尽管索恩开车带她去买下了她驶向目的地所需的汽油,但那姑娘却没走。不过,她一定在母亲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了什么地方,不然的话,康妮也不必在地里点起火堆。要不是有那一缕黑烟,还不会有人知道呢。安娜·弗拉德看到浓烟,开车出去并得知了噩耗。索恩当时也不得不匆匆忙忙。和罗杰谈话,到银行去给远在北方的陌生人打电话,从邻家妇女那里敛集食物,并自己动手做了些吃的。她和多薇以及安娜把食物拿到外边,其实她们深知,除去她们自己没人会吃那些东西。抓紧,抓紧,还是抓紧,因为遗体要尽快运到北方。还要在周围放上冰。康妮看起来有点怪,有些心灰意冷,而索恩仍把她加到关心自己生活的人的名单上。比如说,其中就有K.D.。还有阿涅特。还有斯维蒂。这时大炉灶边的场景进入了她的头脑。人们说,有几个年轻男人要在那儿聚会喝啤酒,喜欢在那儿玩耍的小孩已经被打发回家了。反正他们的母亲们是这么说的。随后有几个姑娘(索恩认为她们该挨耳光)找了理由也到那儿去了。阿涅特和比莉·狄利亚先前也是这么做的。人们都说,这些小伙子需要做些事情。不过,索恩明知道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却不相信这种说法。有些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是除了涂在大炉灶后墙上那只带红指甲的黑拳头之外的事情。没人宣称对此事负责——但比集体否认更令人震惊的是拒绝把它擦掉。在那儿闲逛的人说不,他们没有把拳头画在那儿;又说不,他们不会把它擦掉。尽管凯特·戈莱特利和安娜·弗拉德用布瑞罗牌稀释液和一桶热肥皂水终于把它擦掉了,在那五天里,镇上的领袖人物一直气势汹汹地不准别人动手,而要那些闲逛的人擦掉。染着红指甲的握紧的手指斜向一边而不是向上,造成的伤害超过了拳头的一击且持续得更久。它导致的那种又烦又恨的痛苦,是凯特和安娜刷洗不掉的。索恩对此无法理解。周围并没有白人(善意或恶意的)挑动或激怒他们,让他们丑化大炉灶和蔑视长辈。事实上,当地居民正在发家致富,已经有十多年过着优渥的日子:有的是钱买牛排、买面粉,通过出售天然气开采权、石油交易和投机买卖赚了不少钱。然而在战争中,在鲁比繁荣的同时,愤怒却像天花一样在别的地方传播着。普立安牧师在新锡安山的布道坛上说这是邪恶的时代。圣救世主教堂的加里牧师说这是世界末日。当时在卡尔瓦里山倒是什么话也没传出来,因为那里的教众还在等候新的传道者,而当他于一九七○年姗姗到来时,带来了好消息:“我要在汝等眼前将汝敌消灭。”上帝说,上帝,上帝。那是三年之前。如今是一九七三年了。索恩若不是到女修道院去帮忙,因为罪孽总是需要这种帮忙,她的小女儿——是吧?——现在该有十九岁了。索恩站在晾衣绳边,在大风中竭力把床单夹住,不久,她抬头看见一位女士在院子里莞尔微笑。那女人穿着一件棕色的羊毛长裙,头戴一顶老式的白色亚麻女帽,手中提着一个大篮子。她挥手致意,索恩满嘴还叼着晾衣夹子,尽其所能地还了那陌生人一礼——她希望那样点头没有失礼。那位女士转身继续向前走。索恩注意到了两件事:那篮子明明是空的,但那女士却用双手提着,仿佛里面装满了东西,现在她明白了那是将要到来的事情的预示——一种空荡会把她压倒,一种冷清沉重得让她无法承受。而且她也知道了是谁派那女士来这样告诉她。开水的咝咝声打断了索恩惆怅的思绪,她把热水倒在杯子中一个细布小袋子上,把一个托盘扣到杯子上,让药浸泡。或许他们应该回到她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人们行事的方式上去。当人人都忙于建房、放牧、收获时,是顾不上吵嘴或想坏主意的。那是卡尔瓦里山完成之前的方式。那时候,洗礼是在甜蜜的水中进行的。美好的洗礼。让人心碎,充满大和弦音调与泪水,最终让人获得安全而感到激动的洗礼。当牧师怀抱着女婴,把她们一个个放进刚刚变得神圣的水中,是绝不会松手的。众人都屏息旁观。在屏息凝神之中,女婴一个接一个从水中出来了。她们又湿又白的袍服在映着阳光的水中翻动。她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滴着水,向天仰望,然后在“现在,去吧”的命令声中低下头。随后是那句保证:“女儿,你们获救了。”那最轻柔的声音在触到神圣的水面时,加大了,战栗了,这时从别的喉咙里发出的别的嗓音传了过来,与第一个声音相伴着传开。树上的鸟唧唧喳喳地想学舌。之后,手递手地被缓缓传送,头靠在支撑的肩头上,得到祝福和拯救的小生命蹬到了岸上,一路去到大炉灶。她们身上干了,大家彼此拥抱相庆。如今卡尔瓦里山有了一个教堂内的水塘,新锡安山和圣救世主两座教堂也都有了专用的器皿把少量的水滴到伸直的头上。除去洗礼,大炉灶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当年黑文初创时所需要的东西在鲁比再不是必需的了。他们乘的卡车还带来了炊具。他们吃的肉来自院中咯咯叫的家禽,或者是在锤击下倒地、喉头中了一刀而尖叫的猎物。与黑文初创时不同的是,鲁比在兴建时,打猎属娱乐。男人们把大炉灶拆开、打包、运送和重新安装时,妇女们在一旁点头赞许。可是私下里她们却抱怨卡车上的地方全让大炉灶给占了——还不如多搬几袋种子、几只猪崽,哪怕是一张童床呢。她们还抱怨重新安装大炉灶所花费的时间——本来可以用来把家里的门更快地装好呢。要是这讨厌的东西当真这么重要——从她亲眼目睹的那部分会议来判断,估计是重要的——他们干吗不把它整个儿搬走,还让已经待在那儿有五十年的砖头留下呢?噢,男人们是多么喜欢把大炉灶安装起来啊,这事情让他们多骄傲、多投入啊。她想,到此为止还是件好事,可是做得过度了。一个实用的东西变成了一座圣坛(告诫人们不要触犯主的话不仅存在于吓人的《旧约·申命记》中,也存在于爱人的《新约·哥林多后书》中),而且像任何冒犯他的东西一样,必定会毁掉它自己。没人比那些不管不顾的年轻人更清楚了,他们把大炉灶变成了另外一种炉子。在那儿升温的躯体正是人类本身。当罗约尔和另外两个人——迪斯特里和派阿斯·杜波列斯家的一个女儿,提议开会的时候,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镇里有好几年没召开会议了。包括索恩和多薇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年轻人会首先为他们的行为道歉,然后再保证清理并保护那块场地。其实,他们是带着自己的计划来的。那是一项把从那拳头开始的行动完成到底的计划。罗约尔,就是小名叫罗伊的,作了即兴发言,除去不够明了之外,堪称完美无缺。没人明白他在说些什么,而听得懂的那部分又愚蠢透顶。他说他们的方式已经过时了;除去鲁比,到处都在变。他想给大炉灶起个名字,在那儿召集会议谈论他们多么英俊,却给自己起了丑陋的名字。不要美国式的名字。要非洲式的。索恩对非洲的全部认知就是她给慈善机构捐的七十五美分钱,她对非洲人的兴趣和非洲人对她的兴趣处于同一水平:全无。可是罗伊谈起他们就像是邻居,或者更莫名其妙地像是一家人。而他谈到白人时,就好像他刚刚发现他们,仿佛那是新闻。不过在他的演讲里也还有些别的内容。倒不是有很多能够或不能同意的观点,而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谴责。不错,他谴责了白人,但也谴责他们——在座的镇上居民,他们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土生土长的鲁比人。似乎有一种新颖的更具阳刚气概的方式对付白人。不是布莱克霍斯或摩根的方式,而是某种非洲的东西,充满新词语、新肤色和新发型。他暗示,对付白人以智取胜是怯懦的。要面对他们讲道理,驳斥他们。因为旧有的方式是缓慢的,局限于少数人,而且软弱无力。最后这一谴责让迪克憋屈得脖子鼓胀,他在一个工作日崩掉了那些鹌鹑的脑袋,才得以使自己的脑袋免于憋炸。他现在随时都可能拿着一袋子鹌鹑回来,随后索恩就会端出烹饪得焦嫩的一大盘,都是半只半只的。因此她考虑着将大米或甜薯泡在杯中。她喝完最后一口时,后门打开了。“那是什么?”她喜欢他的气味,带着潮风和青草的气息。“没什么。”迪克把他的口袋撂到地上。“那就给我做一些吧。”“来吧,迪克。要多少?”“十二只。给萨金特六只。”迪克坐下来,先解开靴带,然后脱下上衣,“足够两顿晚饭吃的了。”“K.D.和你一起去的吗?”“没有。怎么了?”他哼唧着脱下了靴子。索恩拿起那双靴子,放到后廊上。“这些日子难得找到他。我敢说,准是忙什么呢。”“你煮咖啡了吗?他会忙什么?”索恩嗅了嗅黑糊糊的空气,感觉一下它的分量,然后关上门。“说不准,真的。不过他可有太多的理由到处跑了。”“我猜是在追求女孩。记得前些日子在镇上拖着腿闲晃,后来住进女修道院的那丫头吗?”索恩转向他,把咖啡罐揽在胸前拧开盖子。“你为什么说‘拖着腿’?你为什么非要那么说不可呢?你看见她了?”“没有,可是别人看见了。”“还有呢?”迪克打了个哈欠。“没有了。咖啡,宝贝儿。咖啡,咖啡。”“那就别说‘拖着腿’了。”“好的,好的。她没拖着腿。”迪克哈哈大笑,把外衣都掉在地上了,“她飘着来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吗,迪克?”索恩看着防水裤、红黑两色的上衣和法兰绒衬衫,“那有什么言外之意吗?”“听说她的鞋跟有六英寸高。”“你撒谎。”“还撒欢呢。”“好吧。如果她还在女修道院,就应该没事。”迪克揉着脚趾。“你对那地方的女人就是偏袒。我要是你,就要加倍小心。现在有几个人了?四个?”“三个。老女士死了,记得吧?”迪克瞪着她,然后把目光移开了。“什么老女士?”“老修女嬷嬷。你以为呢?”“噢,对了。是啦。”迪克继续挤着脚上的血,随后又笑着说,“罗杰第一次开他新买的大型客货两用车。”“救护车。”索恩说着,收拾起他的衣服。“第二天带来了三张付款单。但愿他能按时交余下的款子。这一带没有那么多医院或殡仪馆的生意好做,赚的钱还不够他花大价钱买下那个大家伙。”咖啡的香味飘了出来,迪克搓着手掌。“他吃不消了吗?”索恩问。“还没有。可是,既然他们依靠病人和死人获取收入,我估摸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破产了。”“迪克!”“对我的孩子们我一点都帮不上手。像小动物似的装进了袋子。”“他们的棺材挺漂亮的!挺漂亮的!”“是啊,可是里边……”“别说了,迪克。你干吗不闭嘴呢?”索恩碰了碰自己的脖子。“我估摸他还能成功。要是我走在他前面的话。咳,无论如何,你知道该怎么办的。我一点都不想乘那辆车,可我想要一个上等的盒子,这样他就会把事情办得好好的。弗利特可是有麻烦。”他站到水池边,往手上打肥皂。“你总是说这些。怎么回事?”“邮购。”“什么?”索恩往她丈夫心爱的蓝色大杯子里倒咖啡。“你们都去丹比,是吧?你想买一个烤箱或电熨斗的时候,就从一份目录中订货,再一路跑到那儿去提货。他又在哪儿能派得上用场呢?”“弗利特手头从来没有多少东西,而确实有的东西又在他那儿存得太长了。那把靠椅摆在橱窗里已经变了三次颜色了。”“道理就在这儿,”迪克说,“既然他推不出去老存货,也就买不成新的。”“他原先的生意还挺好的。”迪克在茶碟里倒了一点咖啡。“十年以前。要不就是五年。”咖啡被他吹出一圈圈的波纹,“小伙子们从越南回来,结了婚,安了家。打仗的钱。农场经营得不错,所有的人干得都不错。”他在茶碟边上吸了一口,舒坦地叹了口气,“现在嘛,唉……”“我不懂,迪克。”“我懂。”他抬头笑眯眯地看着她,“你不需要懂。”其实她

                      就是这么回事了。普立安把矛头指向米斯纳。因为普立安肯定不会站在新娘和新郎面前——一名客席牧师应邀在婚礼前对几乎由鲁比所有人构成的教众讲几句(几句!)话,而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普立安教派的成员——以死来恐吓他们。因为他肯定不会侮辱新娘的母亲和嫂子,她们像穿外衣似的披戴着照料虚弱婴儿的忧郁,不仅没有由于对她们一切梦想的那致命一击而责备上帝,而且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益发坚定意志。况且,虽然新郎的父母都已过世,普立安肯定不想让他的舅妈们受窘——向虔诚的妇女施压,以此关心(或许太过分了吧?)这个家族中唯一的子嗣。如今索恩的儿子们都死了,多薇又没有生育一男半女,并且她们不准自己为这些损失伤痛,以致过分伤心或封闭了心扉。肯定不会。何况,普立安肯定不想得罪新郎的舅舅迪肯和斯图亚特,那哥俩儿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就如同上帝是他们无言的生意合伙人。普立安似乎总是很尊崇他们,多次暗示他们俩属于锡安山而不属于卡尔瓦里山。在卡尔瓦里山,他们不得不听那些浮夸的布道,而那布道人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们说话,仿佛那些孩子有这个世界从未听过和处理过的重要事情要说。还有谁会感觉到“上帝对你没兴趣”带来的刺痛呢?或者,在听到“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那句话时感到灼痛而退缩呢?除去理查德·米斯纳还有谁呢?他此刻就要站起身主持婚礼,像人们记忆所及的以往大多数婚礼那样,不过这一次要在“不带着任何俘虏”的普立安牧师汹涌的气势之下进行。当然,除非他是在对她讲:如果你愿意就去依恋另一个人,但如果你不依恋上帝(当然是普立安的上帝),你的婚姻就得不到那授予特权的证书。因为普立安知道她和理查德正在谈婚论嫁,而且也知道她帮他组织那些不听话的年轻人。“是他皱起的眉毛。”野薄荷的气味压倒了祭坛周围花草的味道。一丛丛的花草与福禄考长在教堂的窗下,窗户上午十一点时打开,迎接升起的太阳。四月的天空垂下的阳光是一份礼物。在教堂里面,枫木条椅擦得锃亮,辉煌如同军旅装备,衬托着素净的白墙、低调的布道坛、形似尖桩篱笆的舒适栏杆,使受圣餐的人能够跪在那里再一次迎接圣灵。在祭坛上方,高高的洁净而清新的空间里悬挂着一个三脚的橡木十字架。无声无息。没遮没拦。没有金饰与它的完美抗争,或干扰它的平静。基督的躯体既没有扭曲也没有昏厥,因此其表现出的雷霆之怒也并不夸张。鲁比的妇女不施脂粉,也不抹妓女用的香水。因此,薄荷和福禄考激人情欲的香气扰乱了教众的心,大家都期盼着在索恩·摩根家享受丰盛佳肴的美好时光。那里会有众人演奏的音乐:朱利弹钢琴;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独唱;圣救世主教堂四重奏;一个叫布鲁德的睡眼惺忪的男孩在台阶上吹口琴。那里好衣服挨挨蹭蹭;那里有丝绸衣裙和浆过的衬衫,人们靠在树上、坐在草地上、盛第二次奶油豌豆汤弄洒了汤汁时就忘记了它们。那里会有喜欢吃糖的儿童的叫喊,还会有从地上捡起、折得整整齐齐,似乎比结婚礼物本身还贵重的包装纸闪着亮光。农场主、牧场主和种小麦的农妇们会让自己从椅子上被人猛地拽起来,鼓着掌反复踏起早年留传下来的舞步。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会边笑边挤眼睛,尽量隐藏自己的心意。但是比欢乐和儿童吃结婚蛋糕的兴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期盼两个家庭的结亲,以及四年来渗透那两个家庭亲友们的敌意的结束。那种集中在新娘尚未承认、宣布和生下的未来婴儿身上的敌意。此刻大家都和安娜·弗拉德一样就座了,都不清楚普立安到底觉得他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投下阴影?为什么要驱逐薄荷和福禄考的气味?为什么要减淡等着他们吃的烤羊羔和柠檬饼的味道?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婚礼带来的和谐气氛,让祥和出轨?理查德·米斯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恼火,不,很气愤。气得没法看着他的教士同事,让他看看那刀口有多深。在普立安讲话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面无表情地瞅着坐在条椅上的妇女们的复活节帽子。那天一早,他就想好了五六句启动这次神圣婚姻典礼的开场白,围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第九节精心组织语言,凸显“羔羊婚宴”的形象,以其为核心展示这次婚礼所允诺的和解。他要从《启示录》进而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不仅印证了夫妻二人对彼此的忠诚,而且续写了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所有人的职责。此时他看着耐心地站在祭坛前的这对新人,不知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甚至听到了加诸他们的那些话语。当然,他是理解的。他知道他选择的工作所秉持的伤害性极大的观点,对他信仰的一切都是一种审慎的攻击。刹那间,他理解并认可了奥古斯丁对那个“骄傲的教长”的愤懑了,他称其为魔鬼。奥古斯丁曾经进一步阐述说,上帝的谕旨是不会被他的信使亵渎的,“如果光明要穿透败坏的人,光明本身并不是败坏的。”尽管奥古斯丁没有见过普立安牧师,可总应该了解和他一样的教长。可惜他把他们逐到撒旦一伙,并没有认识到,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具有破坏性的言辞是能够产生恶果的。对于普立安对着一切喷洒的毒剂,奥古斯丁会说些什么当作止痛药呢?从这些男人头部上方看去,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本能抗争:他们要控制能控制的,要碾碎不能控制的;妇女们在内心里不知疲倦地想驯服掠夺者;孩子们脸上是还没有从他们所受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表情,他们本来毕恭毕敬地学到,大人们在他们成人之前是不会把他们当人来对待的;僵在那里的新娘和新郎脸上,透出的是竭力想靠公开的结合来洗刷私下的羞耻的渴望。米斯纳知道,普立安的一番话是他对米斯纳的行动发起的宣战的扩大。米斯纳劝诱这些青年男女走出围墙,走到镇外,带领他们、强使他们违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是文明的勇士。他也知道,关于一个从未出生的婴儿的公开秘密,犹如巨牙般伸入到争论的根基之中。米斯纳已经想好恰当的言辞,但他不相信自己能在表达时不流露出个人深深的伤痛,便从布道坛走开,来到教堂的后墙边。他在那儿伸直双手,直到能够把挂在那儿的十字架从钉子上摘下。随后他就拿着那十字架,经过空荡的唱诗席,经过凯特坐在那儿要弹奏的风琴和普立安的坐椅,一直来到圣坛上,在身前高擎着十字架让大家都看到—只要他们想看。让人们看着人类制作的第一个标志:竖着一根,横着一根。人们即使在孩提时期,也曾用指头在雪上、沙上或泥里画过十字;他们用棍棒在土里将它摆出;从冻土和热带草原的骨骸中竖起;在河岸边用卵石砌出;从阿拉斯加的诺姆到南非,在洞壁和岩层上画出。阿冈昆人(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地区的印第安人。)、拉普兰人(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科拉半岛的居民。)、祖鲁人(南非纳塔尔一带的班图族人。)、德鲁伊特人(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学者,常任祭司、巫师等职。)—都对这一最初的标志有着触摸性的记忆。最初的标志不是圆圈,也不是平行线或三角形。正是这个十字形,成为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一标志提供了面部五官的安排。这一标志是个直立的人形,沉静地准备拥抱。像普立安做的那样去掉它,基督教就会和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一样了:广大民众向吝啬的当权者苦苦哀求着苟延残喘;被蹂躏的信徒回避命运或者躲闪着日常的邪恶;弱者在蛮荒野地中艰难地跋涉;看得见光明的人都被投入无可选择的永恒黑暗之中。没有这个标志,信徒的生活仅限于赞美上帝和接受打击。赞美是债权,而打击则是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利息。或者,如普立安所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但是,有了这个标志,有了这个在教会中至高无上和最基本的标志,是啊,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看到了吗?这样一个孤独的黑人被处以死刑,他以拥抱他人的姿态被缚在这两条相交的直线上,紧紧地拴在两根大木棒上,这样的木棒太方便了,太好辨认,既普通又崇高,作为意识嵌入了知觉之中。看到了吗?他那毛茸茸的头在颈项上仰起又垂到胸前,他那夜色般的皮肤的光泽被尘土遮没,因外伤划出伤痕,被屎尿弄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镴色,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黯淡,随着他的皮肉在午后暗如黑夜的奇特光线中变得昏黑,无常的天气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最初标志融入虚假的夜空。看到了这桩百里挑一的公开的谋杀如何显示出差异,如何把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执行官和恳求者变成一对一?他举着的十字架是抽象的,而缺席的躯体却是真实的,二者相结合,就把人类从后台拉到了聚光灯下,使在舞台侧面嘀嘀咕咕的他们变成了他们生命故事的主角。这一方式使自我尊重和彼此尊重——自由地而不是心怀惧怵地——成为可能。这才是爱的真谛:毫无企图心的尊重。这一切不仅见证了一个乖戾的主,即他自己的爱,而且也见证了一个能使人类去爱的主。并非为他自身的荣耀——绝不。上帝爱人类彼此互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因为他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在明了这一点中死去。但是理查德·米斯纳无法心平气和地说出这些话。因此他站在那里,手举橡木十字架,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催促十字架说出他不能启齿的话:上帝不仅对你感兴趣,他就是你。他们会看到吗?他们会吗?对那些看得见的人来说,新郎的面孔就是个研究对象。他抬头看着米斯纳牧师举着、举着、举着的十字架。默不作声,只是站在那里,在锁定的时间里举着十字架。而在那难以忍受的静谧中不时爆出几声咳嗽和轻轻的带鼓励意味的咕哝声。人们已经对他的婚礼感到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兀鹰从镇子上空向北飞去。他们心存疑问,不知那征候是祸(它们在镇上兜圈)是福(没有一只落地)。他想,这些傻瓜。就算这个婚姻注定了遭厄运,也与那些鸟没关系。突然之间,敞开的窗户似乎不够了。身穿裁剪合身的黑色西装的新郎开始冒汗。他被怒火攫住,如同中了一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大家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婚礼,把仪式搅得一团乱,以此来扩展他并不在意的一场争吵呢?他想把这事办完,一了百了。这样他的舅舅们就会闭嘴,这样杰夫和弗利特也就不会散布关于他的谎言,这样他就能在鲁比已婚和有产业的男人中间占得一席之地,这样他就可以烧掉阿涅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尤其是,这样他就能够把吉姬那小妖精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抹掉。如同糖会从令人极快乐的东西转变成身体的致命敌人似的,他对她的热望毒害了他,让他患上了“糖尿病”,愚蠢又无助。经过几个月冒险的甜蜜日子,她已经变得冷漠,惹人厌烦,甚至可恼可恨了。在高高的玉米地里,他曾等候过她;在月光下,他曾趴在鸡舍后和她约会;他曾花了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讨她欢心;他曾通过撒谎弄来一辆不是卡车的汽车带她兜风;他曾为她种过大麻;他曾在八月的酷热中拿着冰来为她的大腿内侧降温;他曾为她买下她喜欢的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和惹她嘲笑的绒线袍子。而最主要的,他曾爱过她好几年,那是一种从渴想转为秘密行动的爱,令人感到痛苦、羞辱、自我厌恶。他接到阿涅特的第一封信后读了,但把后来的信全放在他舅妈家顶楼上的一个鞋盒里了;在别人发现之前,他急匆匆地想毁掉(也许会读一下)那十一封寄自俄克拉荷马州朗斯顿的未开启的信。他猜测那些信全是关于爱和哀伤的,尽管哀伤还要爱。管他呢。可是阿涅特又怎么会知道他经受的这两种感觉呢?她这样做过吗,整夜坐在附近的矮橡树林里只为了偷窥一眼,跟踪一辆破旧的凯迪拉克一路到丹比只为了看上一眼,被女人们从一栋宅子里赶出来,被女人们咒骂,即便如此依旧、依旧不能躲开。那就是说,得等到他的舅舅们让他坐下,强行给他决定并让他接受相应的后果。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站在圣坛跟前,臂肘撑着他新娘的细腕,衣袋里折放着她给他护身用的复活节棕榈叶。他觉察到在他右侧就要成为他内兄的人的沉重呼吸,以及比莉·狄利亚冲着他后脑勺发出的敌意。他深知这一被阻遏的愤懑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米斯纳似乎被他手握的十字架压得呆傻无语了。新娘心怀恐惧盯视着的十字架。而她原本是多么幸福啊。终于如此幸福之极了。摆脱了她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笼罩着她的那种凄凉阴郁:父母家中令人窒息的冷酷无情;照顾伤病侄儿、侄女新产生的厌恶;惊动了母亲、惹恼了嫂子并激怒了父兄的对睡眠的需要;只有对K.D.的牵挂和担心才能打断的完全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他从来没有回复她最初写的十二封信,但她还是继续写了四十封,只是没有寄出。在她离家的第一年每周都要写一封。她相信她全身心地爱着他,因为他是她对自己所知的一切——就是说,她对自己身体所知的一切都与他相关。除去比莉·狄利亚,再没有别人告诉她可以另有他途去想到她自己。她母亲没有,她嫂子没有。去年,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回家过复活节,他要求见她,两度来吃饭,带她到内森·杜波列斯的牧场上帮助组织儿童节野餐,随后提议他们结婚。一直到四月份这晴朗的一天,这可真是奇迹。一切都完美之极:她的经期刚刚到了又过去了;礼服全部用索恩·摩根的蕾丝制作,庄重而美好;扎在她哥哥背心下的金带上,嵌着他们俩缠绕在一起的姓名首字母。她心灵的伤口终于愈合了,可现在到了最后一刻,那教士的举动却震惊四座,试图阻止、歪曲甚或毁掉这段婚姻。他站在那里,面孔板得像花岗岩,还举着十字架,就像以前没人见过似的。她的手指紧按搀扶她的手臂,希望米斯纳继续主持下去。说呀,说呀!“挚爱的乡亲们,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突然之间,在米斯纳制造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寂中,一个小小的裂缝就在她心房原先的伤口处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她屏住呼吸,感到裂缝在扩大,就像长筒袜上的跳丝。很快那小缝就会裂成大口,越裂越宽,耗尽她的全部力气,直到它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才会自己封住,让那颗心继续跳动。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原以为嫁给K.D.会使之永远愈合,可是现在,在等着听“我们聚集在这里……”,急切地等着那句“你愿意让这位……”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她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失去了,而且总是会失去。说呀,请快点,她催促着。赶快。赶快呀。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比莉·狄利亚把花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道小刺扎透了她的棉布白手套,而小苍兰花不出她所料就要谢了。只有香水月季依然娇嫩,你可以指望它继续开下去。她本来觉得满天星可以配黄色的花蕾,但惊讶地发现,没有一家花园中有。哪儿都没有满天星。她说,那就用欧蓍草,可是新娘不肯把牛吃的这种野草带到她的婚礼上。于是她们两个只好握着嗜水的小苍兰花和胡乱除了刺的香水月季。不同于掌心被扎,米斯纳牧师迫使大家陷入的等待,倒没有让她心烦或吃惊。这不过是构成这愚蠢婚礼的又一件蠢事罢了,可众人还都以为婚礼是一次双方停火的机会呢。不过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摩根家、弗利特伍德家以及站在两方的人之间。确实,杰夫曾经采取了携枪的行动;斯图亚特·摩根和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也曾在街上互相叫嚷;人们踱进安娜·弗拉德商店的后室,在米努斯的理发店闲坐,不是为了理发,而是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女修道院发生了一次暴行的谣传;基于这种流言蜚语,普立安牧师曾经在一次布道时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米斯纳牧师引用保罗的话与《哥林多书》针锋相对:“……其中最伟大的是爱。”但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答还是第一次。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次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不知道大导演陈凯歌会不会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这是先辈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拐弯抹角居然跟黄兴还扯上了点关系。没有开玩笑,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话题回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情:一、李鸿章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刘学洵、卜力、孙中山三人组团忽悠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鸿章的高参(幕僚)之中有一位叫做刘学洵的兄台。刘兄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确切地说是进士的学历加大富豪的身家,在当地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刘兄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刘兄策划了多年,也没找到什么反清复明的机会,直到李鸿章搞“东南互保”与慈禧唱对台戏,这才让他发现了从中起事的机会,所以他找到了两个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第一个人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港督)英国人卜力。卜力为何要蹚这摊浑水?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被联军追得满世界逃跑,这让卜力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第二个人是刘兄的老乡孙中山。刘兄忽悠老乡孙中山说:联合李二先生一起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是个很好的点子,你不试一试吗?孙中山当然要试试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会试一试!李鸿章虽然身体的硬件已经老化了,但好在脑袋还没有生锈,刘学洵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孙中山的实力他都很清楚。因此,他用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再联想到之前的东南互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二、李鸿章绕了一大圈,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找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卖国谈判团”中还有一位超级大才子辜鸿铭先生。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你会做什么?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会选择在最后的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而李鸿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10月,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世纪大拍卖”开始了!如狼似虎的列强代表,提出议和谈判的七项原则:一、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二、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三、赔银十亿两,十年还清;四、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七、如何割地的事情他们内部还没有商量好。李鸿章觉得,除了第四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列强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要是要求太过分,我们四万万人民也不怕流血!李鸿章手中根本没有牌,他只能装,装作成竹在胸,装作泰然自若,装作有理有据,装作词严理正。总之,他一个人和十多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丝尊严。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好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聋作哑,声东击西,说好说歹,插科打诨……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居然把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上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二、赔款数额远低于十亿两;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这个重大成绩其实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多次把血呕到谈判桌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原来李鸿章已然病入膏肓,属于带病上阵。列强一看,跟他们谈得来的李鸿章要不行了,于是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李鸿章豁出去了,他说: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联军谈到赔款数额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副手庆亲王奕劻顶上去继续谈。奕劻坐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胆怯无能的奕劻了,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谈了一年,都快把李鸿章谈死了,连原本没有血性的奕劻也生出了血性。联军沉不住气了,只好做出妥协:我们不割地了,也不杀慈禧了,就赔款吧,你们中国人不是号称四亿五千万吗?一人一两吧!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让李鸿章和奕劻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汇报的时候做了很阿Q的说明:一人一两,以示侮辱!鉴于《辛丑条约》中的有些内容对下文有不小的影响,特归纳出来: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结清;二、划定使馆区——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三、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四、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两年,如觉有必要还可延期;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六、派出使节去对德、日“谢罪”,为死在义和团手里的德国大使立牌坊。李鸿章与联军代表谈判的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盼了将近一年,慈禧终于盼来了李鸿章发过来的“协定草本”电报。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后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奕劻虽然手在抖,但还是很讲义气地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亲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不过李鸿章也没有力气签完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虚弱无力的、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医生立刻赶来诊断救治:肃毅伯的胃血管破裂。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发出了最后一封奏折,结合不久之前他上奏给慈禧的折子,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嘱: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转的希望。在百年前的中国,李鸿章居然已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振聋发聩,着实可敬!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1901年11月7日,京郊贤良寺,李鸿章早上一醒来,就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所以他让家人给他穿上寿衣,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正巧以前的老部下周馥(大实业家周学熙的老爸)来看他,可他来得有点晚,李鸿章已经到了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但仍睁着两目,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周馥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告诉我吧。李鸿章的嘴唇在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眼眶有泪水溢出。周馥又说: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完成吧,请你放心!李鸿章的嘴唇仍然在翕动,没声音。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可敬!可惜!可悲!李鸿章弥留之际显然还有话要说。人在长时间沉默后,总是想说点话的。在李二孤独上路的时候,估计他最想说的应该是:“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慈禧当天就知道了李鸿章的死讯,她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是啊,陪她一路前行的小伙伴们——曾国藩、奕訢、李鸿章全都去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她背黑锅,日子还怎么过?慈禧念起了李鸿章的好,给李鸿章办了国葬,给老李封侯,还给老李建纪念庙堂(祠),这待遇肯定是清朝汉族官员第一人。史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国家重臣(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清史稿·李鸿章传》)。但是,民间可不这么认为。李鸿章签订完《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可也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性格过于软弱,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毫无疑问,人民都喜欢硬气的人,尤其是硬气的权臣或统治者。不论对与错,李鸿章那些看似软弱的主张与行为,无疑让很多人误解他、讨厌他!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卖国。其实李鸿章应该不想卖国,也没有这个资格。理智点看,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公司。其股民由满洲贵族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职业经理人。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和光绪,李鸿章只是个跑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杀头都算便宜你了!“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不用多说。可奇怪的是,国人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地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其实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持,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她更卖国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更多的是针对李鸿章的。慈禧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是谁叫李鸿章是大清朝的那张脸?背黑锅、挨唾沫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责任和义务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只身入京赶考时的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当年白衣飘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生,不幸地站在了一个衰朽不堪的舞台上,毕生致力,满腔热血,也没有换来“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只得到了一声声骂名,一捧捧凄凉!无论如何,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李鸿章时代结束了。他对这个时代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这个时代所局限。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也有局限和狭隘……第十一章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歪打正着建起的清华园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被称为“庚子赔款”。值得一提的是,在驻美使馆参赞、原留美幼童生梁诚的努力之下,美国后来用中国赔偿的两千万两白银建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学堂每年都为中国培养出两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一大批人才都是这笔赔款培养出来的,一直到1952年。当然,美帝国主义肯定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譬如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以便控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而获取长远的商业利益,但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终究还是有益的。民国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从清华学堂走出去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如金岳霖、胡适、梁思成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这些人大都成了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辛丑条约》当然不只是造就了清华大学,对彻底腐化的老慈禧也是有所刺激的。慈禧也搞改革开放年轻时候的慈禧是一名令人心仪的气质美女,但老了后那叫一个丑陋,据说是在权力的催化下彻底变态了。可惜,曾国藩这种近似圣人、李鸿章这种近似高人的人都对慈禧忠贞不贰。如果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不努力,以慈禧在八国联军战犯黑名单上高居榜首的成绩,最后很难逃脱萨达姆那种绞刑。可惜了,李鸿章保住了她,是因为觉得她了不起吗?肯定不是。李鸿章对慈禧的提拔之恩不乏感激,但心底还是瞧不起慈禧的。平时他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在外国人面前才会常常不加掩饰。四年前,李鸿章在德国考察时,据说他跟俾斯麦展开过如下颇具深度的对话。俾斯麦说:咱俩都是首相,你做事怎么就这么窝囊?李鸿章怅然叹曰:为女人和小子办事,实在身不由己啊(唯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虽然李鸿章瞧不起慈禧,但两个人还是就晚清的最后一次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慈禧算得上一个矛盾的人,虽然她在西安悟透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么“高深”的道理,但同时又觉得耻辱,两度被洋人赶出紫禁城后,她也反省、自责,对身边人说她要奋发图强(雪耻自强,其心甚切——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在这种心态下,在李鸿章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期间,慈禧和李二两个人通过电报频繁联络,敲定了变法大纲,确立了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路线的改革总方针。1901年1月29日这天,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大概内容是说:全国的干部同志们,请你们就大清的方方面面,如民生、学校、军政等,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意见,每人必须写一份报告交给中央,限期两个月。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有学者称其为“慈李新政”,但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清末新政”。这一次慈禧改革决心比较大,一直维持到王朝落幕。力度另说。老佛爷以身作则,主动扛起改革先锋的大旗,首先发起了“解开婆娘的臭裹脚布”(劝禁缠足)运动,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这个香帅有点神除慈禧之外,清末新政中有两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张之洞。袁世凯大家已经熟悉了,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张之洞。张之洞,“官二代”,16岁获得河北省高考(乡试)第一名,26岁时考取探花,也就是说在皇帝主持的公务员统考中取得了全国第三的名次,学历相当不错!其人特别爱臭美,给自己取号“香帅”,不知道古龙笔下的名角“香帅”楚留香创意是否借自张之洞。年轻人,身家好,学习成绩好,长得也帅,所以张香帅难免目空一切,好空谈,是当时的清流代表。不过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空谈之余还能做些实事。张之洞在出任湖广总督时,按照他发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原则,创办了汉阳钢铁厂、兵工厂,一时间“汉阳造”成了品牌货,硬生生地把武汉打造成一座重工业城市。确切地说,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汉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才定名“武汉”。袁世凯和张之洞接到慈禧发出的最高指示后,都发动下属挖空心思地寻思建设性意见。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上交给慈禧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一项: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实业这里就不多说了,他们的主要创新点是教育:办新学堂,搞义务教育。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进行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这还不止,还要选择优秀的学生送出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慈禧从善如流,回电给二人说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吃奶插逼爽啊啊啊啊啊啊啊视频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1995年毓臻在满族命名360年纪念会上与佟鸿举合影灵光寺注58我比较熟悉,没什么联系,就是把钱给它,让它给我印书就是了。印什么都行,给不给我不要紧。我是这样,我嫌麻烦,比如说您来,我已经婉言谢绝好几次了,倒不是我自己怎么傲慢,这绝不是,我们信佛的人不傲慢,是不是?我也挺苦的。在延安的那些年,艰苦,还有婚姻什么的,挺苦。所以我也不愿意过多地说,说起来引起我伤心,挺痛苦。爱新觉罗·毓臻在《法音》杂志发表的篆刻作品(佟鸿举提供)
                      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

                      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

                      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令后世之人无限景仰。甚至有人评论说:造就秦国帝业者,是秦穆公;灭亡秦国帝业者,是秦始皇。也就是说,造就帝业从来不是靠文韬武略,而是靠一颗仁爱之心。我没有那么多历史细胞,也不想讨论秦穆公和秦始皇孰优孰劣这样关公战秦琼的话题。我只是站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门口的小摊前,看着那些精于算计的小商贩,心里默默地想,当年负粮泛舟的秦国人哪里去了?很不幸被百里奚的乌鸦嘴言中,仅仅过了一年,公元前646年的冬天,秦国也开始闹饥荒。秦穆公派人到晋国,要求向晋国购买粮食。在秦国人看来,这是一桩有来有往的买卖,应该没有任何悬念。没想到,晋惠公在秦国使者递上的国书上签了两个字:“不卖!”晋惠公这个人,实在很难用人类的感情来揣测他。大夫庆郑看不下去了,批评晋惠公说:“秦国多次施恩于我国,如果背弃秦国的恩德,恐怕人心离散,那就是不亲;幸灾乐祸,就是不仁;贪小便宜,乃是不祥;惹恼邻国,叫做不义。亲、仁、祥、义四德俱失,您拿什么守护国家呀?”晋惠公的舅舅虢射听了,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虢射这句话的意思,当年欠了秦国五座城池还没有给呢(皮),现在就算卖给秦国人粮食(毛),不过等于不给皮而光给毛,一样于事无补嘛。按照虢射的逻辑,一个人如果伤害了另一个人,干脆就不要做任何补救,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伤害下去。晋惠公有这样神志不清的舅舅,多少让人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没心没肺——原来是遗传使然。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便立刻闭嘴。但是庆郑这个书呆子不死心,反驳虢射说:“如此背信弃义,以后我们有患难时还有谁会来援助我们?没有信义,灾难就会找上门来;没有援助,就只有灭亡。世事就是如此啊。”虢射冷冷地说:“卖给他们粮食,也不一定能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怨恨,反而帮助了敌人,还不如不给。”这句话说明,刻薄的人总是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和他一样刻薄,和他一样不容易受到感动。庆郑说:“以怨报德,幸灾乐祸,人民都要唾弃,眼前就有人会仇视你,哪里用得着敌人来怨恨你!”庆郑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晋惠公听不进,最终没有答应把粮食卖给秦国人。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晋惠公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弃义,终于惹恼了秦穆公,确切地说,惹恼了全体秦国人民。公元前645年,秦国大军自雍城出发,讨伐晋国。从当时的国力对比来看,秦国弱于晋国。但是,再弱的国家也有尊严,不容别人用对待三岁小孩的手段反复欺骗。秦军将士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发誓要好好教训一下背信弃义的晋国人。出发之前,秦穆公命卜徒父为这次出征算卦,得了个“吉”字。消息传开,秦军的士气进一步飙升,求战的情绪弥漫了整支部队。面对秦国的入侵,晋惠公也尽起上、下二军前来迎战,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两军在黄河边上摆开阵势,一场大战即将开幕。这时发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晋惠公的戎车突然散了架,原本威风凛凛站在戎车上准备擂鼓进攻的晋惠公连同他的驾驶员、护卫都跌到了地上,被摔得狼狈不堪。晋军士气大受影响,主动向后撤退,避开秦军的锋芒。秦穆公也觉得很是奇怪,问卜徒父是怎么回事。卜徒父从容自若回答说:“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根据算卦的结果,我军将大败晋军三次,然后俘获晋侯。”秦军于是继续推进,果然又打了三次胜仗,抵达晋国的韩地。韩,又被称为韩原,是离绛都不远的一个地方,晋国军队在此集结,准备与秦军进行决战。晋惠公现在有点紧张了,他问庆郑:“敌人已经深入我国了,怎么办?”庆郑摊开双手,“那是您要他们深入的啊,能怎么办?”晋惠公大为恼怒。其实与秦军开战之前,他也组织了一次占卜活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这次占卜可谓是细之又细,连晋惠公的戎车该派谁担任护卫这样的事都占到了,结果是让庆郑来担任戎车护卫最吉利。晋惠公皱着眉头,一甩手说:“我才不要这个放肆的家伙担任我的护卫。”于是命步扬驾车,家仆徒为护卫,并且用郑国赠送的“小驷”(马名)拉车。庆郑对此也不生气,反而劝告晋惠公说:“自古以来,但凡有战争,一定要用本地的马匹驾车,因为这些马土生土长,熟悉地形,又能够领会主人的意思,服从指挥,使用起来才得心应手。您现在用外国出产的马,搞不好因害怕而生变故。万一这些马步伐混乱,不听从指挥,恐怕想进不能进,想退不能退,无法周旋,后悔都来不及。”庆郑这个人说话总是很有道理,可也确实有点啰唆。晋惠公本来就讨厌他,现在就更不耐烦了:“千金难买我乐意,你管得着么?”这一年的九月,晋惠公率领的晋国大军终于与秦军在韩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开战之前,晋惠公命令韩简去侦察秦军。韩简回报说:“秦军人数少于我军,然而士气高出我军一倍。”晋惠公很吃惊地问:“为什么啊?”韩简心里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于是干脆地回答:“您出逃梁国,受到了秦国的】照顾;回到】晋国,也是】因为秦国】的帮助;遇到饥荒,吃的又是秦国的粮食。秦国三次有恩于您,却没有收到任何回报,所以前来讨伐。现在双方交战,我军将士也觉得理亏,士气低落;而秦军正处于亢奋状态,斗志昂扬,恐怕还不止高出我军一倍。”晋惠公反而一拍拳头说:“士尚且不可侮辱,何况是一个国家?”他根本没有把韩简的话听进去,也不去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到这个时候,居然还认为是秦国人侮辱了晋国,用这么一句话来给自己打气。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他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会有任何内疚感;而对于别人做的事情,不管好坏,不管有没有理由,他都能抓到辫子去数落一通。晋惠公就是这种人的代表。晋惠公派韩简给秦穆公送去一封战书,战书上厚颜无耻地说:“夷吾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能团结晋国的人民,不使其离散罢了。您若是再不回秦国去,恐怕就回不去了。”秦穆公在战书上回道:“您没有回到晋国的时候,我倒是担心您回不去;回去之后未列入诸侯,我还是替您担心,怕您得不到承认;现在既然已经列好阵了,我哪敢不遵命与您一战啊?”韩简从秦军大营出来,自言自语说:“这一战,我看来是有幸成为俘虏了。”九月十三日清晨,秦军的战车拉开进攻的序幕。这一战打得相当激烈,双方都投入了最大限度的兵力,秦穆公和晋惠公两位国君也亲自操戈上阵。韩原之上,车辚辚、马萧萧、杀声震天、泥浆飞溅、血肉横飞,双方部队犬牙交错,一时间分不出胜负。在这种场合,军队的建制完全被打乱,对双方的将士来说,前后左右都有可能是敌军,哪一方都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击,将敌人一举击溃。混战之中,两国国君的戎车逐渐成为双方攻击和保卫的重点。秦国士兵远远地看到晋惠公戎车上的旗帜飘扬,也不需要谁指挥,自发地向那个目标逼近。与此同时,晋国的士兵也在企图包围秦穆公的戎车。毫无疑问,谁先杀死或俘虏对方的国君,谁就取得了胜利。有那么一段时间,战争的天平似乎开始朝着晋惠公这方倾斜。自认为将成为战俘的韩简发挥了潜能,他以梁由靡为战车驾驶员、虢射为护卫,指挥着一支晋军的精锐部队不断突入秦军的防御圈,有好几次几乎冲到秦穆公的戎车跟前。韩简的进攻给秦军带来巨大的震撼,附近的晋军也看出了名堂,很快形成了对秦穆公的包围圈。与此同时,晋惠公也遇到了麻烦,他的戎车马匹“小驷”受不了刀光剑影的惊吓,将戎车拉到一片泥泞之中,不肯再前进。失去机动力的晋惠公自然成为秦军攻击的固定靶标,越来越多的秦军士兵在向他靠拢。这当儿,庆郑一手持着战旗,一手握着长戈,站在自己的战车上,优哉游哉地从秦军身后经过。秦军把注意力都放在晋惠公身上了,即使看到了庆郑,也当作没看见,一个劲儿朝着晋惠公身边涌去。“庆郑,庆郑!”晋惠公大声叫道,“快来救我!”听到晋惠公的呼叫,庆郑回头看了一眼,说:“您不听劝谏,宁可违背天命也不肯让我当您的护卫,不就是固执地想求败吗?现在求败得败了,还跑什么呐?”说完扬长而去。庆郑说完这番风凉话,又有点后悔,远远地正好看见韩简,连忙叫道:“不要恋战啦,主公有难,快随我去救主公!”韩简他们眼看就要得手了,庆郑这声呼唤使得战争的天平一下子倾斜到秦国一方。韩简放弃了进攻秦穆公,带着手下急急忙忙赶去救晋惠公。秦穆公因此躲过一劫。等庆郑带着韩简等人赶到晋惠公那里,晋惠公已经被秦将公孙枝俘虏了。韩简十分后悔,如果不来救晋惠公,说不定已经将秦穆公俘获了,好歹也有个交换。韩原之战的结果:秦军完胜。在《史记》的记载中,韩原之战还有一段花絮。当韩简等人把秦穆公包围起来的时候,秦穆公一度十分危险,这时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三百余名壮汉,冲着晋军士兵一阵乱砍,替秦穆公解了围。事后一问,这些人原来是秦国歧下的山野之人。某一年秦穆公到歧下打猎,被人偷走数匹良马,官吏前去侦查,发现原来是山里人给偷了,正围着篝火烤马肉吃呢。按照律法,偷盗国君的马匹乃是死罪,官吏向秦穆公汇报之后,建议调动军队剿灭这批山民。秦穆公说:“君子不因畜牲而加害于人。我听说,吃好马的肉而不喝酒,对人体有害。”于是干脆派人送了一批好酒过去给山民喝,赦免了他们的盗马之罪。后来,这些人听说秦国和晋国要打仗,偷偷地跟在秦军后面,一直跟到晋国,在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用场。在《论语》里,有一段记载,说孔子家的马厩着火了,孔子退朝回来,第一句话是问“伤人了吗”而“不问马”,以示对人的尊重。秦穆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先考虑人而不考虑马,这是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的重要原因。韩原之战虽然失败,晋国的大夫们却表现了值得尊重的一面。他们解开发髻,蓬头垢面地跟在秦军后面,以示不抛弃自己的主公。这样的场景,在后世的历史中,恐怕很难见到。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玩弄权谋时让人不寒而栗,表现忠义时又傻得可爱。秦穆公派人对他们说:“各位大夫过分担心了,我将你们主公带回秦国,只不过是应验了当年狐突大夫之梦罢了,不会做得太过分的。”狐突大夫之梦,当然是指那年狐突受命祭祀申生,申生的鬼魂告诉他将在韩地打败晋惠公之事了。晋国众大夫听秦穆公这么说,都跪在地上,三拜磕头,说:“君侯您顶天立地,所说的话有天地为证,我等晋国群臣在下风听着。”处于下风而听人说话,自然倍感真切。这是一语双关,既表明晋国愿赌服输、甘认失败的态度;又希望秦穆公言而有信,不要食言。古人遣词造句,真是言简意深。晋惠公于公元前651年在秦国军队的帮助下渡过黄河回到晋国,又于公元前645年在秦国军队的监护之下再次渡过黄河离开晋国,前往秦国的首都雍城。对于他来说,三十年河东太久,区区六年便已经足够。秦穆公的夫人听到战报,既喜又忧。喜的是秦军大获全胜,忧的是晋惠公这个弟弟被秦军俘虏,命运未卜。她命人在宫中的高台上堆满了柴禾,带着两双儿女——大子嵤(róng)、公子弘和简、璧两位公主登上高台,准备引火自焚,并且派人穿着丧服去迎接秦穆公,说:“上天降灾于这世上,使得秦、晋两国不能友好相处,反而兵戎相见。如果晋侯早上被带到雍城,我将带着儿女晚上死;如果晋侯晚上被带到雍城,我们将早上死。请您看着办。”秦穆公夫人之所以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来反对将晋惠公带到雍城,完全是为了晋国的面子考虑。在那个年代,一个国家的国君如果被俘至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堪称国耻。秦穆公夫人虽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于自己的祖国却是念念不忘,怀着深厚的感情,虽死也不愿意看着自己的祖国遭受耻辱。老婆这么一闹,秦穆公这个好男人心里便没了主意,只好先将晋惠公囚禁在雍城郊外的灵台。这下秦国的大夫们不干了:好不容易把夷吾这小子抓回来了,怎么不送到国都来呢?且不说对待这样的人给他面子完全是多余,成千上万秦国将士在晋国拼死杀敌,不也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如果有可能,最好把晋惠公装在笼子里,在雍城的大街上游行,让全城的百姓都来向他扔臭鸡蛋烂菜叶。一边是老婆要带着孩子自杀,一边是大夫们群情激愤,秦穆公感到很头疼。他对大夫们说:“我们俘虏了晋侯,本来是带回来一件大大的战利品。可如果因此惹得夫人自杀,很快就要举行丧礼,这战利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何况当时晋国的大夫们那样诚挚地恳求我,以天地来要挟,我也答应他们不会做得太过分。如果我自食其言,得罪天地,又是何苦呢?”公子絷咬着牙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杀了,免得他又回去作乱。”一向宽厚的公孙枝则主张:“还是把他放回去,要晋国派大子来作为人质,才是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如果灭不了晋国,又杀掉其国君,只会引起晋国上下的愤怒,反而对秦国不利。”秦穆公听从了公孙枝的意见,准备与晋国媾和。站在国家的角度,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对待晋惠公这样的人,给他面子确实是一件非常多余的事。晋惠公被关在秦国的灵台,韩简和郤乞等人主动跟随他,服侍他。有一天他突然说起了家族中的一件旧事:当初晋献公准备将女儿(也就是秦穆公夫嫁到秦国去,也叫人算过一卦,结果是“不吉”,卦辞是:“士宰羊而不见血,女持筐而无物可乘。西邻指责,无所应对。”主管卜筮的人说:“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惠公对韩简说起这件事,若有其事地感叹道:“如果先君听从史苏的占卜,不把姐姐嫁到秦国来,我也不会有今天。”事到如今,他还是不反思自己的错误,继续为他的失败找理由。韩简对此很反感,说:“卜筮,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和数理来推算事物发展的趋势。先君因其失德而有此一败,非数理所能改变。就算不把公主嫁到秦国,也于事无补。诗经上说,下民有邪恶,非降自于天,而是由人来决定的。”言下之意,您就别怪这个怪那个了,要怪就怪自己吧。一心要救晋惠公的秦穆公夫人如果听到他的这番感叹,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同年十月,晋惠公派郤乞回国,要他命大夫吕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秦国进行和平谈判。吕甥问郤乞:“除了这事,主公有没有其他交代?”郤乞说:“没有了。”吕甥苦笑,对郤乞说:“你从主公身边回来,应该代表主公慰问和赏赐国人。你就这样告诉他们,主公说自己虽然可以回国,但是觉得有辱社稷,不好意思回来,请诸位大臣立大子圉(yǔ)为君罢。”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晋惠公这个人可以说一无是处,然而傻人有傻福,流亡在外的时候有人帮他抢夺君位,成为俘虏的时候有人给他求情,不通世故人情,还有人替他收买人心。晋国朝野听到郤乞“转达”晋惠公的话,都很感动,禁不住痛哭流涕。这一句虚假的慰问使得晋国上下从战败受辱的阴影中走出来,一时间,群情振奋。吕甥趁热打铁,进一步煽动说:“主公身陷敌国,不担忧自己的生命,却还记挂着群臣,可谓仁惠之至!大伙说,我们该怎么报答他?”大家都说:“我们听你的!”吕甥说:“咱们征收赋税,修缮甲兵,团结在大子圉的周围,让诸侯都知道,我晋国虽然丧失了储君,还有国君,群臣和睦,武装力量更加强大。这样,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就会鼓励我们,国际上的反晋势力就会害怕我们,怎么样?”大家都说:“好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爱新觉罗·恒煦(金光平)先生遗像注18但是我父亲对法律是非常地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念书的人……他是一个性情很和平,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愿意捣乱。这法律老打官司老吵架,跟他性情非常不相合,所以他主要是继承了家里这个史学、文学、语言学,所以他就把家里这三样继承下来了。他尤其好搞语言学,因为我祖父不是会音韵么,家里原来又有满、蒙文的底子,还有藏文。但我祖父他藏文底子不行,主要是满、蒙文的底子。我父亲的蒙文也不是太好,反正就能大体知道,主要是满文,他看用英文解释满文的书,比中国讲满文的书要清楚,这是语言学。历史学是他平生的一个爱好。他特别想研究本民族,想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肃慎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之后想一直到满洲,这您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把二十四史这些个传,都标点了。《金史·本纪》他都标点了,那时候请那么些个专家标点二十四史,我也没言语,其实他都标点过了(笑)。注19他下过功夫标点,下的功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过去(从事)研究的一些专家呀,他总是非常的尊敬,总是肯定这些个人,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自己还没学会呢就先批判,那时候还不叫批判呢,就说不要先评人家,没有学好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评人家,所以最好是看人家怎么学的先跟着人家学。他长期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培养,他主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除去我上学让我把功课学好了以外,在晚饭后闲聊天的时候不谈别的,就谈这个。晚上不是得用功,白天不是得有事情吗,在晚饭后闲聊天主要聊什么呢?就聊这个语言文学跟历史,把我们作为谈话对象,跟我们谈这个。问我们的志愿将来干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啊,实际上是我父亲这么培养起来的。我父亲那个成长呢,主要是上辈积累的这些东西。同时在语言学这方面,根本的,满文他有,蒙古文他有一半,藏文他只能瞧着那经啊他能认识,同时他英文能成,日文凑合,主要是我祖父鼓励他用新的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受的这些影响,但他考虑的不是法律,他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定:旧学,但是用新的方法。金:他考虑的是旧学,就这点哪,他和我祖父的指示不太一样。定:那他的女真文是自学的还是家传的?金:(笑)我父亲呢,我这是跟你们三位说,他为人很好,处事也很好,但是他背着一个什么锅呢,他背着镇国公的一个锅,清朝的镇国公。注20那时候,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注21以后,做事就很困难了。民国十七年以前他在蒙藏院工作,民国十七年以后也可以说在解放以前,他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也没闲着,他的消遣是什么呢?他的消遣就是治学(笑)。因为家里那时候书还有,除了家里有书之外,天天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注22么,几乎没事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边,他把从明代的《女真译语》,不管是柏林本的,东洋文库本的,他几乎全都抄录下来了,还有罗福成、罗福颐他们整理过的汇编,所以他整个把时间全搁到那儿了。注23上午在那儿,回家吃完午饭之后他还上那儿去。在那儿,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孙贻弓先生是他一个老朋友,所以去善本部也还方便,他整个

                      煞费苦心、不惜血本去经营齐国的民心,也收获了国人的拥护,但是他派刺客公然刺杀公子舍,暴露了阴谋家的本来面目,使得本来拥戴他的人转而对他产生了不信任。其次是外交上得不到承认。《春秋》记载,“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公子商人杀公子舍,是以臣弑君的大逆不道行为。公子商人即位后,公子元对这位新任国君保持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与人谈话间,从来不称之为“公”,而是称之为“夫己氏”。这在当时是相当冷淡的称呼,大致等同于后世所称的“某甲”,或者现代人所说的“那人”。如果说公子元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齐国公族的态度,那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公子商人在齐国公族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护。一个不祥的预兆也恰在此时出现。据《左传》记载,公子商人派人刺杀公子舍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一颗彗星拖着长长尾巴扫过北斗七星。据后世科学家考证,这颗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彗星的到访引起了天下的轰动。作为那个年代星相学的权威,周王室内史叔服夜观天象,预测道:“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国君将先后死于内乱。”被叔服的乌鸦嘴说到,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当然,当时没有网络、电话、电报,甚至没有一份报纸,远在山东的齐懿公很有可能并没听到叔服的这一预测。因此,对于哈雷彗星的来访,他也仅仅是看了一番热闹,没有放在心上。真正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处理公子舍的母亲,也就是那位不招人喜欢的前第一夫人子叔姬。子叔姬原本是鲁国公主,也就是鲁文公的姐妹。公子舍被杀之后,子叔姬悲伤过度,而且遭到软禁,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鲁文公出于亲情,很想将子叔姬接回鲁国来居住,安度余生。鲁文公的想法一点也不过分,在当时却是“非礼”的事情。毕竟,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娘家人无权决定其归属。鲁文公如果直接通过外交途径向齐懿公要人,结果肯定是碰一鼻子灰。鲁文公想出了一个“曲线救人”的办法,他派公子遂前往王城雒邑,请求周天子从中斡旋,要齐国人放子叔姬回鲁国。“既然已经杀了她的儿子,还留着这位伤心的母亲做什么呢?”公子遂对周天子说。此时的周天子,是当年才新上任的周匡王。周匡王是周顷王的儿子,他上台没几天,王室的两位大臣——周公阅和王孙苏就为了争夺王室政治的主导权爆发冲突。这一事件在诸侯中影响很坏,鲁国甚至以此为由,没有派人参加周顷王的丧礼。周公阅长期以来担任大宰,在王室的地位本来极其稳固。周顷王刚死,王孙苏就跳出来与周公阅争权,当时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受到了新天子周匡王的暗中支持。但是没想到事情闹得太大,周公阅和王孙苏互不相让,以至于周匡王也没办法收拾,最后只好把官司打到晋国这个过气的霸主那里,请晋国人来做评判。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匡王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突然又背弃了王孙苏,转而支持周公阅,而且派卿士尹氏和大夫聃伯前往晋国,为周公阅说理。对于这桩送上门的王室官司,晋国的权臣赵盾采取和稀泥的手段,平息了双方的怨气,重新明确了周公阅在王室的执政地位。就是这样一位连自己的家务事都处理不好的周匡王,在收到鲁国人的报告之后,居然兴致勃勃地参与了齐鲁两国之间的纠纷,于同年冬天派大夫单伯出访齐国,为鲁文公说项,要求齐国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单伯的到访,使得齐懿公极为不爽。在他看来,子叔姬的事纯属齐国内政,非但鲁国无权过问,就算是周天子也不该插手。脑门子一热,他竟然命人将单伯扣押起来,同时顺手将子叔姬也囚禁起来。齐懿公囚禁子叔姬,是没把鲁国放在眼里;扣留单伯,是没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这都不是问题,因为鲁国人历来好欺负,周天子也不过是泥菩萨一尊,能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就不错了。但是,齐懿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鲁国此时正和晋国打得火热,鲁文公既然能够在晋灵公面前为卫国、郑国说情,自然也能为自己说上一两句话。公元前612年春天,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出使晋国,请求晋国做主,为王室和鲁国讨回一个公道,要求齐国尽快释放单伯和子叔姬。到了夏天,齐国迫于晋国的压力,终于释放了单伯,但是仍然囚禁着子叔姬。阴魂不散的子叔姬已经成为齐懿公的一块心病,而鲁国人不厌其烦地要求子叔姬回国,更使得他心神不宁,坐立不安。这一年秋天,齐懿公终于按捺不住,派兵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企图通过军事压力来打消鲁国人的念头。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再一次到晋国告急。此时的晋国,刚刚以郤缺为统帅,带领上下二军讨伐蔡国,为的就是教训教训蔡国竟然有胆子不参加去年的新城会盟。蔡国人几乎没有抵抗,就走到了谈判桌前,与郤缺签订了城下之盟,宣告脱离楚国的控制,投入晋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12年十一月,晋、宋、卫、蔡、陈、郑、许、曹等国诸侯在扈地会盟,重温新城会盟的精神,商议共同讨伐齐国的大事。不过,这次会盟和新城会盟一样,也是雷声大,雨点小。齐懿公听到消息,连夜派人赶到扈地,给晋灵公或者说就是给赵盾送了一份厚礼,要求晋国网开一面,放齐国一马。赵盾收了贿赂,讨伐齐国的事也就不提了,原本杀气腾腾的兵车之会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衣裳之会①。鲁文公对此十分不满,干脆连会盟都不来参加,以示抗议。事到如今,齐懿公也不好再囚禁子叔姬了,于是派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左传》对此特别加以解释,说齐国人这样做,是因为周天子的影响使然。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解释。客观地说,晋国人主导的扈地会盟虽然虎头蛇尾,而且存在收受贿赂的猫腻,在客观上却无疑导致了齐懿公释放子叔姬。因为感情上闹别扭,《左传》故意贬低扈地会盟的作用,硬要将子叔姬的回国归功于周天子,再一次体现了鲁国人面对齐国人的弱势心理。说句题外话,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弱势心理,往往导致其丧失客观的判断力,在一些严肃的历史事实上产生扭曲的见解,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现代也是屡见不鲜的。扈地会盟虽然迫使齐懿公释放了子叔姬,但同时也给了他一个信号:所谓的天下霸主,原来也受不住金钱炮弹的进攻。扈地会盟过后不到一个月,摸透了晋国人秉性的齐懿公再一次铤而走险,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齐国还公然破坏国际秩序,同时进攻了扈地会盟的成员国曹国,一直打到人家的都城门下。齐国进攻曹国的理由很简单:这一年夏天,曹文公到鲁国朝觐了鲁文公。事实上,曹文公朝觐鲁文公,乃是秉承古代的传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原本无可厚非,也不关齐国什么事。季孙行父对齐国的暴行评论说:“齐侯不得好死啊,自己无礼也就罢了,还要讨伐有礼之人,口口声声‘你为什么要行礼’。礼,是顺应天意而设的,礼就是天之道。自己违逆天理,还不让人顺应天意,实在是罪无可赦。”话虽如此,好汉不吃眼前亏,公元前611年,季孙行父和公子遂先后来到齐国,与齐国人进行了谈判,委曲求全,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再一次的弑君热潮】重复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话题,当国君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人盯梢,稍有不慎,近则被卿大夫训斥,耳根不净;远则被载入史书,贻笑千年;轻则失政,重则亡国,总之是一点也不好玩。更要命的是,国君身边从来不缺乏君位的觊觎者。虽然在任何一个年代,杀国君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并且被特别用一个“弑”字标注出来,但是纵观春秋数百年,弑君的记录却比比皆是,后人甚至有“春秋之中,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统计数据,弑君似乎是春秋年间的一项时尚运动,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弑君事件,倒是让人有点不习惯。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当国君,随时都有被弑的危险,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公元前613年哈雷彗星造访地球,在《春秋》上留下了确凿的记录。对此,当时的星相学权威、周王室的内史叔服预测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将先后死于内乱。”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服不是半仙,而是全仙。第一个被叔服说中的是宋国的君主宋昭公。自公元前620年上台以来,宋昭公过得一直不怎么平安。首先是即位当年,他想驱逐群公子,结果被“穆、襄之族”群起而攻之,造成公孙固、公孙郑死亡,最后以“六卿和公室”而告终;其次是公元前619年,他的祖母宋襄公夫人发动华氏、乐氏、皇氏等几家贵族作乱,杀死了宋昭公的主要支持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公子卬;接着到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又陈兵宋国边境,以武力胁迫宋昭公臣服于楚国,在宋国的孟诸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活动中宋昭公因为未遵从号令而被楚国人责罚,颜面无存;公元前613年,宋国萧地守将高哀看不惯宋昭公的所作所为,叛逃到鲁国。总之,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他本人也喜欢瞎折腾,不是想驱逐群公子,就是对祖母无礼,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故事频发,国不泰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身边的人难免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宋昭公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鲍。公子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我们前面说过的公子商人(也就是齐懿公)有得一比。应该说,在收买人心这方面,他比公子商人更高明。公子商人收买的对象主要是齐国的“国人”,而公子鲍的收买对象和收买手段更是全方位、多层次。第一,他“礼于国人”。宋国闹饥荒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将粮食低价卖给首都的居民。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者,他更是免费赠送粮食,而且不时奉上一些山珍海味,深得老头子们喜爱。第二,他“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也就是说,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天天跑到六卿的府上嘘寒问暖,很会来事,是领导们的贴心人。第三,他尊重人才,“国之材人无不事也”。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不论贵贱,他都愿意结交。第四,他善于利用亲情资源,“自桓以下无不恤也”。自曾祖父宋桓公以下的公族人士,都得到了他的照顾。第五,他得到祖母宋襄公夫人的支持。前面说过,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在宋国有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振臂一呼,就可以发动公族作乱。但是,宋襄公夫人为什么要支持公子鲍呢?答案也许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他长得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子鲍美而艳。”早在公元前711年的记载中,《左传》的作者曾经将“美而艳”三个字赋予宋国当时的绝色美人、孔父嘉的妻子孔夫人。事隔一个世纪,公子鲍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人。用“美而艳”来形容一个男人的美,后人不难推测,公子鲍绝非粗犷型的帅哥,而是更趋于女性化的俊男,长得大概和陈坤比较类似吧。孔夫人美而艳,是酥到骨头里的美,可以令华父督色授魂与;公子鲍美而艳,同样具有销魂蚀骨的效果,使得身为祖母(当然不是亲祖母)的宋襄公夫人也把持不住,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要与他私通。史料记载,周襄王在位三十四年而崩,此时距周襄王的死又有八年,距宋襄公之死则有二十六年。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以此推算,此时年龄当在六十左右。古代女子十三四岁便婚配,十五六岁即生子,如果过了三十岁,便可称作半老徐娘。宋襄公夫人以六十岁的高龄,仍然春心荡漾,搔首弄姿,当属罕见。还好,公子鲍虽然急于得到这位祖母的支持,但是总算保留了做人的底线,没有硬着头皮和她上床,而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她的追求。后人无从揣测公子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宋襄公夫人虽然求爱被拒,却仍然对公子鲍一往情深,或者说,越发希望得到公子鲍的爱了。她把对公子鲍的支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仅为他摇旗呐喊,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为公子鲍提供政治资金,让他以更慷慨的手段来收买人心。如果将公子鲍与宋昭公之间的政治博弈看作一场牌局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王牌都被公子鲍抓在手里,宋昭公只有举手投降的份。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能够左右宋国政局的“六卿”,他们分别是:右师华元,也就是华父督的曾孙。左师公孙友。司马华耦,与华元是兄弟。据记载,公元前612年,华耦代表宋国出访鲁国,鲁文公以对待卿的礼节来接待他,他推辞说:“我的祖上华父督得罪了先君宋殇公,被记载于各国的史书,我作为他的后人,哪里敢屈辱君侯您赐宴呢?”强烈要求以大夫的礼节相对待。鲁国人认为他应对得体。司徒鳞鱹。司城荡意诸,公元前619年的内乱中,作为宋昭公的支持者,荡意诸被迫逃到鲁国避难。公元前616年,经鲁国大臣公子遂从中斡旋得以回国。司寇公子朝。六卿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司城荡意诸。荡意诸的祖父叫公子荡,父亲叫公孙寿,都是公族人士。按照“赐族”的原则,到了意诸这代,被国君赐以“荡”姓,所以叫做荡意诸。荡意诸家世代担任司城的职务。公子荡于公元前619年前后去世,本来应该由公孙寿来接任司城,可是公孙寿转而让自己的儿子荡意诸接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公孙寿解释说:“当今国君无道,司城又是接近国君的大官,恐怕祸及自身。但是,如果弃官不做吧,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又没有着落,也不是个办法。儿子,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也应该挺身而出。就算他因此而死,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至于灭族。”公孙寿这么做,很难说是无耻还是独到的大智慧。但是他的儿子荡意诸却是一个颇为忠义的人,而且忠义得近似于迂腐。公元前611年十一月,宋襄公夫人计划趁宋昭公到孟诸打猎的机会,派人杀死他。当时的形势对宋昭公很不利。宋襄公夫人和公子鲍的阴谋已经成了阳谋,连宋昭公本人都知道了。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一贯不怎么灵光的宋昭公倒是表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从容。他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孟诸湖狩猎,而且将能带上的金银珠宝全部带上。荡意诸试探性地问他:“何不逃亡国外,要求诸侯接纳,尚可保住性命?”宋昭公回答道:“我身为国君,却不能让卿大夫们满意,也不能让祖母和国人满意,就算逃出去,诸侯谁肯接纳我?再说,既然当上了国君,却跑到国外对别人俯首称臣,不如安然受死。”在路上将金银珠宝分给身边的侍从,要他们各自逃难。唯独荡意诸坚决不肯离去。宋襄公夫人素知荡意诸忠义,于是特意派了一位使者到孟诸湖传话,要荡意诸速速离开,以免玉石俱焚。荡意诸谢过使者的好意,迎着山间的寒风说:“身为臣子,在君主有难的时候就逃跑,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新君又将会怎么看待这种人呢?”说完将使者打发回去了。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六卿之中,只有荡意诸死心塌地随着宋昭公,其余五人纵使没有成为公子鲍的同党,也唯恐祸及自身,都躲在家里作壁上观。宋襄公夫人派帅甸带人截杀宋昭公,荡意诸以死表达了自己的忠义。所谓帅甸,是春秋时期的官名,统帅步兵约三百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营长吧。宋昭公治国无方,众叛亲离,所以宋襄公夫人只派区区一个营长就将他解决了。《春秋》记载:“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就是宋昭公的名字。《左传》解释说,因为宋昭公无道,所以直书其名,以示批评。公子鲍如愿以偿地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公。他任命同胞弟弟公子须担任了司城一职。后来司马华耦去世,他又任命荡虺(huì)接任了司马一职。荡虺就是荡意诸的弟弟。宋文公这样做,除了安抚人心,还是怀着对荡意诸的些许敬意罢。宋国的政权更迭得到了上至宋襄公夫人

                      指引(借着催眠),或许我能运用我的权威抵消部分错误信念。我曾经对好几个分身说过同样的话,但是,看样子他们必须亲耳听到才算数。我突然想起来,我得在今天的治疗结束前跟西娅说几句话。“卡尔,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所以请你好好听我说。”我的声音平稳、坚定,不带一丝训斥,充满关怀与热诚,但我绝不容许反驳、狡辩。“举行仪式的那些人都死了。他们无法伤害我,也不能再伤害你了。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他们都去世了。”卡尔看起来相当震惊,态度稍微软化。“我必须尽可能了解你们,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不需要再防着我,可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不会有人因此受伤的。你明白吗?”我直视他的双眼。我心里明白,10岁的他还不够坚强,无法直接反抗我。卡尔点点头,半信半疑。“假如你还有疑问,可以跟霍尔顿说,但是你和我很快就会再见面的。跟你聊天很愉快。现在可以请你先离开,让我跟西娅说话吗?”“好。”我能感觉到卡尔已经开始服从我了。对我来说,控制他和他的暴力念头是很重要的。我坚强、父亲般的举止能让他更有安全感,更像个10岁小男孩。僵硬、不轻易妥协的卡尔突然变成瘦小、温柔的女孩儿。“我做错事了吗?”西娅抬头望着我,立刻又移开视线。“克莱尔要我找你来,看看你好不好。”现在我的语气温和慈祥,像妈妈一样。“我跟宝宝在一起。”“卡伦博吗?”“对。如果我回到里头去,都会把宝宝带在身边。”“这样很好。”我开始烦恼该如何融合那名婴儿。“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诞生的吗?”“我6岁,上一年级。我必须做好所有的事,因为卡伦生病了。我必须代替她上学。卡伦躲在里面快要一年了。老师很喜欢我,但其他小朋友常常取笑我;他们叫我‘科学怪人’”——我看着她,一脸“为什么呢”的表情——“因为我额头上有疤。”“你出生时就有了吗?”“卡伦死掉时出现的——嗯,她只死了几分钟啦,然后他们又把她救回来了。在儿童纪念医院。卡伦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出来接受检验和治疗。我出生的时候,连卡伦在内我们一共有5个人:凯瑟琳、霍尔顿、卡伦博、我。我们有肿瘤,动……动脉瘤(她结结巴巴吐出这个词),然后是我去开刀,做放射治疗和吃药。我的头发都掉光了。因为我的诞生,卡伦才活下来。”“我明白了。谢谢你。希望我们能很快再见面,西娅。”我请她回去,要求卡伦回到她的安全小窝;我要她记得催眠时的每一件事,再带她回到办公室。卡伦离开了。我想,今天的经历让我们俩都有些震惊,心烦意乱。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8章桑迪与迈尔斯“卡伦没办法睡觉,”安说。现在是晚上11点,安来电时我正准备上床休息。我几乎每晚都会接到卡伦打来的电话,但这次比平常稍晚。“一个人睡了,就换另一个人起来活动;卡伦快要受不了了,她撑不下去了!”我也是,我心想。“谢谢你,安,我会想办法帮她。还有别的事吗?”我真的好累。“你等一下。”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变了,换成喉音比较重、充满挑衅的声音。“你会跟他们说,对不对?”“卡尔?”“对。假如你告诉他们,我们会被杀掉。”“卡尔,今年是哪一年?”“1965。”“卡尔,现在是1996年9月。大家都死了,我上哪儿去告诉他们?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会把你跟我说的告诉别人。”“1996年?你确定吗?”“去看看报纸,或者问问霍尔顿,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讨论。”我以前就跟卡尔说过了,但我怀疑卡尔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接受。我请卡尔回去休息。“好吧,”他说。既然他们能应需求自动现身,我干脆以催眠治疗的方式与卡伦对话,看看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顾虑,是否有人想跟我说话。另一个声音出现。“我又跟凯瑟琳和安在一起了。”“哈罗!迈尔斯,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最近好不好啊?”“不怎么好。桑迪一直制造问题。凯瑟琳说下一个应该让桑迪跟卡伦融合。”“我知道了,如果这对你们有帮助的话,”我说。我很惊讶他们竟然为桑迪做了决定,但我决定照他们的意见进行。现在是11点40分,我不睡不行了。我请迈尔斯回去,请卡伦出来,我建议大家今天晚上都好好睡觉。当我唤醒她,她很惊讶,不知道自己在跟我通电话。我请她去休息,试着睡一会儿。※※※※隔天晚上,卡伦再度于深夜打电话来。11点30分。“卡伦想进城去看《奥普拉》,”卡尔的声音,“但我阻止她了。万一我们被盯上怎么办?他们会杀我们灭口。”“这些人再也伤害不了你了。”我试着以最具说服力的口吻告诉他,“你跟霍尔顿谈过了吗?”“谈过了,现在是1996年没错。你为什么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都骗我。”卡尔说得又快又急,“我听说桑迪要被融合了。会痛吗?”“不会痛,卡尔。你要不要来看桑迪融合的过程?你办得到吗?”“应该可以吧。”“好。到时候你就知道啰。”电话那一端暂时安静下来。然后是不一样的声音。“贝尔医生,我是安。”安的声音清晰,如丝般轻柔。“我担心,万一桑迪融合了,她好吃的习惯会跑到卡伦身上。”“桑迪的习惯确实会成为卡伦的一部分,”我说,“就某种意义来说,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不过,融合以后,桑迪的习惯会被削弱、稀释,再也不会像她独立出现时那样完整表现了。”“噢,我懂了,这样说也有几分道理。谢谢你。”入睡之际,这些对话仍在我脑中盘旋。时间已过了午夜。※※※※卡伦给我几张我以前没看过的相片。第一张是潘克拉茨父子殡仪馆,灰褐色、单调死板的小型砖造建筑;她说她在这儿的地下室遭到虐待。接下来是她老家的照片,院子,还有通往她卧房的塑料折叠拉门(她不小心从拉门缝隙窥见双亲的性派对);最后几张是她父亲、母亲、祖父和叔叔的照片。我仔细端详这几张小小黑白快照,试图窥看这些人的灵魂。不行,我办不到。照片中,卡伦的母亲神情愉悦,打扮得漂漂亮亮,迫不及待想拍照;她父亲魁梧强壮,但眼神微微流露傲慢与自大。卡伦的祖父——我以前也看过他的相片——苍白,看不见一丝风趣幽默的秃头男人。卡伦的叔叔没看镜头。听卡伦说了那么多,我某种程度以为这些来自过去的人在老相片中的模样会更……更邪恶、更丑陋;很难想象,这些变态又残忍的人,外表竟如此普通平凡。她母亲是照片中唯一还活着的人。我跟卡伦说,我很高兴她带这些相片给我看,让我更能想象,理解她与我分享的故事。今天是预定融合桑迪的日子。我知道其他人似乎也有紧急事件要处理,因此等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询问是否有人想出来说话。“贝尔医生,我是西娅。”“你有心事,西娅?”“我不想要桑迪消失!”“怎么了?哪儿不对劲吗?”“其他人都不照顾宝宝,这让我很难过。我不想要她走。”“我明白这会让你难过好一阵子,可是现在融合桑迪对大家都好。可能的话,你和宝宝很快也会融合,这样你就不会孤单,再也不会孤立无援了。”“好吧。我知道他们都希望这样……只是……好吧……谢谢你。”“西娅,我保证会很快再跟你说说话。现在可以请你先回去吗?”卡伦没了表情。一会儿之后,她的眼神变得狡诈诡谲。“我听到其他人说话……”“卡尔?”“对……我了解更多事情了。今天我不会阻止桑迪融合,但是她病了;我觉得她很紧张。”“谢谢。你还想到哪些事?”“自从我知道今年是哪一年以后,”他说,“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我一直在寻找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在街上,或者不管我们在哪里,但其实他们早就不在了。以前,我只会在殡仪馆、教堂地下室或卡伦被伤害时出现,我以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房间。”“你长大了好多,好惊人呀,卡尔,”我说。他吸收现实的速度着实令我印象深刻。“如果你需要帮助,或者在学习上遇到困难,需要解答,请你一定要让我知道。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先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想出来说话?”卡伦的表情再度变成一片空白。“昨天晚上我很不舒服,因为卡伦她妈在我家,”桑迪说。我认得她无助、绝望的态度,还有她瘫倒在椅子上的姿态。“你为什么不舒服?”“她对我大吼大叫,说我不知感激,说我不会做家务,逼我全部重做一遍。”“你一直独自承担这些痛苦,我很了解,不过,等你融入卡伦,你就再也不需要一个人承受了。”桑迪点点头,她怎么可能不同意?她从来不懂得拒绝。“你希望我怎么向卡伦介绍你?我该告诉她什么?”桑迪不自在地扭动,很难为情。她试着稳住自己,开始叙述她的故事。“我在卡伦11或12岁时诞生,我出生是为了接替克莱尔的角色。我不喜欢争执,别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必须倾听来自所有人——尤其是母亲、父亲和乔希——的苛责和辱骂,但是在别人面前,我会假装一切没事,大家都对我很好。我常感到沮丧,吃东西可以让我心情变好。我知道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了,但只要换我出来,我就一定得吃。请你告诉卡伦,我很抱歉……”桑迪没再说话,深深陷进椅子里,似乎暗示她已经说完了。“桑迪,可以麻烦你在卡伦房门外等一等吗?”她点头,消失了。我唤卡伦回来,请她让我进入小房间,她照办了。接下来,我请桑迪进来加入我们。“她好胖、好胖,”卡伦说。我转述桑迪方才告诉我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然后我请卡伦描述桑迪的状况。“她说,她很抱歉造成大家的不方便,还有食物的事。她还说,她很抱歉她今天带我妈来我们家,但她希望我妈可以见桑迪最后一眼。”卡伦停下来,专注于与桑迪的内在交流活动。“桑迪准备好了,”她说,“她说,希望她的记忆能帮助我扭转劣势,克服困难。”“你们俩会并肩奋斗的,”我说。好一会儿没人说话。我觉得我该说句话,继续进行下去。“你们准备好合二为一了吗?”“我正握着她的手,”卡伦说,接着她突然皱眉,有点畏缩。“她太快了!”卡伦说,“她比我还急!她想赶快结束!”她没再说话,涨红了脸,仿佛正在承受庞大的重量。“她进来了。”我等待片刻,让卡伦有时间经历一切必需的过程。我不想假装我完全了解——比方说,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将彼此的记忆区隔开来,但融合过程却如此突然且迅速;还有融合结束后,她为什么对声音和光线这么敏感?无论如何,我们的努力最后仍然有了成果。我想,既然每个人格都是瞬间诞生的,他们理应也能瞬间融合。“感觉怎么样?”我问。“很吵。”卡伦蜷缩起来,似乎不太舒服。“胀胀的,头更痛了,恶心想吐。”“你会慢慢好起来的。”“我不懂她为什么每个人都帮,每件事都做。她的记忆像洪水一样冲进来,”她颤抖地说,“我不喜欢她想看见我妈的感觉。不喜欢她想去墓园的感觉。”卡伦瘫在椅子上。“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哪里好。她比我更不喜欢自己。”希望这次融合不会害卡伦过度沮丧,对她造成危险。她正在承受大量的羞辱和痛苦。“我的眼睛好痛!虽然我闭着眼睛,但还是觉得好亮!”“每次融合以后,你的感官都会暂时变得非常敏感。”我提醒她这只是暂时现象。“汽车的声音好吵!”该让她脱离催眠了。我想说几句比较正面的话,让她好过一点。“我想,这次融合对你们俩都有帮助。桑迪得到你的判断力,而你会得到她的热情和乐于助人的个性。”我告诉卡伦她会记得今天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脱离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1996年9月16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桑迪融合1996年9月12日,桑迪融入我。你介绍她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很讨厌这个人。我还没准备好,她就急忙冲进来,甚至还能改变我的主意、我的想法。我们融合后,我变得很敏感、很哀伤。我讨厌她唯唯诺诺、不知道怎么应付别人。她怎么可以这么天真?她怎么可以纵容每一个人占她便宜?我觉得自己又胖又丑,好像瞬间多了一百磅体重。接下来那几天,我的生活方式开始出现变化。面对我妈、我丈夫、我的朋友汉娜和罗斯时,我再也无法转换身份了。我很生气。因为我不想应付他们。我觉得我好像受到某种处罚;汉娜一直打电话来说我变了——她认为这是坏事。汉娜永远都在占我便宜。罗斯常常偷我家的东西。我试着理解桑迪对我的人生有多重要,然而一想到我做的事、我的反应,我完全看不到她的重要性。我想,等我接收到更多记忆与感受,情况一定会改观。但现在,我只觉得糟透了。我了解,对卡伦来说,与桑迪融合并不容易。桑迪的问题几乎无从补救,基本上就是大量的痛苦、羞辱和绝望。决定融合顺序原本就不是简单的事,因此我想让卡伦和她的内在自己决定。他们应该会做出比我更明智的选择;况且,若主导权在他们手上,他们也会更主动、更愿意面对接下来的各种状况。数天后,卡伦复诊。她看起来疲倦又沮丧,弯腰驼背、垂头丧气的。她慢慢走向椅子,沉重地坐下来。“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到这儿来,”她说,“我的四肢严重不协调,开车很紧张。”她顿时红了眼眶。我等待。“桑迪以前一定常常说谎,好博取同情或讨人喜欢。她经常撒谎,文过饰非。她装病博取我妈同情,难怪我妈会用那种态度对她。”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再次等待。“有些食物我并不喜欢,但我还是吃下去。我必须停止吃,告诉自己‘我不喜欢’,我有办法不吃这些东西。”她摇摇头。“乔希一天到晚数落我。我不曾听过他这样骂我。我一定是在他开骂时立刻躲起来,换桑迪出来代替我。”过去卡伦很少提起这些,我想应该也是这个原因。“没有人出来帮我,”她继续说道,“没有人在乎。”卡伦把头埋进手掌中,泪水缓缓流下脸庞。“与桑迪融合并不轻松,”我说,“因为她承受太多痛苦了。或许,我们可以跟其他人讨论讨论,找出对你最好,最能够帮助你的方法。”卡伦明白这是进行催眠治疗的暗示。她点头,我们立刻开始引导程序。“卡伦越来越没用了,”迈尔斯说得很不客气。“因为她受桑迪影响?”我问。我喜欢迈尔斯,他总是有源源不绝的勇气。“我想是吧。她需要帮助。”“你想帮她吗?”他吃惊地望着我,眉宇之间展露着骄傲。他想了想。“我想,如果有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帮助卡伦,她应该会比较好吧。”于是我们开始讨论他融入卡伦之后可能造成的改变,还有他如何将自己的力量分给卡伦,让她更有骨气,更坚毅。讨论结束后,迈尔斯回去了。“虽然看起来有点混乱,不过目前进行得还不错,”霍尔顿说。“我有点担心桑迪的自杀念头。现在我再也看不见桑迪了,那些完成融合的人只剩下模糊的影像。”“像影子吗?”“对,围绕在卡伦身边的影子。”他停顿一两秒。“我想,融合迈尔斯这个主意挺好的。这样我可以好好照顾其他孩子。”“好,我们下一次就来处理他。”※※※※时间是下午1点,卡伦跟我约的是2点。电话响了,卡伦打来的,声音很小,似乎在发抖。她说她人在天文馆,望着底下的湖水。她想跳下去。她遗失了时间,醒来却发现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幸好我此刻没有别的病人。她说她很努力不要遗失时间,她怕自己会做出恐怖的举动。卡伦已明显失控,我必须赶快找个能帮助她控制自己的人。通过电话,我迅速进行催眠,要求跟霍尔顿说话——显然他并未监控卡伦的状况。我请他赶快接手,带卡伦前来就诊。他向我保证他会的。因为这个电话,卡伦终于得以准时赴约。待卡伦再次进入催眠状态,卡尔立刻跳出来。“我不会让你融合迈尔斯的!”卡尔咆哮,恐惧远多于愤怒。我抬起头,问他原因。“因为我、迈尔斯、爱丽丝——我们必须跟恶魔合作!恶魔在我体内是很强壮的!”我想我必须先治疗卡尔,才可能顺利融合迈尔斯。“你见过这个恶魔吗?”我问。“没有,可是我知道他要我做什么。”“你如何得知恶魔的消息

                      无事。现在,他如果将齐国的公主娶回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齐国是大国,又是郑国的盟国,齐国公主不可能屈居妫氏之下,势必被立为嫡妻,这是妫氏难以接受的,也是世子忽不忍心看到的。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这是收录于《诗经·郑风》中的一首名为“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人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北戎军被打败后,齐僖公慰劳前来救援的各国大夫,给大家发放牛、羊、猪、黍、梁、稷等牲畜和粮食,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齐僖公请鲁国的大夫为大家排座次。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僖公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鲁国的前任国君鲁隐公便是排座次的高手。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元前712年,山东的两个小诸侯——滕侯和薛侯同时来到曲阜朝觐鲁隐公,因为排座次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薛侯认为,薛国在周朝先受封,理应排在前面。滕侯认为,滕国世代为周朝的卜官之长,而薛国是异姓诸侯,滕国应当排在前面。薛侯姓任,相传是黄帝的后裔。夏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奚仲的人担任了夏朝的车正(交通部车马司司长),建立了薛国。滕侯姓姬,周朝初年由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建立。在这场争执中,薛侯强调他源远流长,滕侯则强调他根正苗红,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鲁隐公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派人对薛侯说:“承蒙您和滕侯屈尊来看望寡人。周朝有句谚语说,山上的木头交给工匠丈量,宾客的礼节由主人加以抉择。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相会,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寡人如果到薛国拜访您,也不敢与任姓诸国的国君争夺位置。您要是给寡人一个面子,就请您让一让滕侯,让他排在前面吧!”一番话说得薛侯心悦诚服,于是让位于滕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政治智慧。但并不是每一个鲁国人都有这种智慧。公元前706年,当那位不知名的鲁国大夫欣然接受齐僖公的任务给大伙排座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鲁国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事前沟通,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郑国的世子忽排到了最后。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挑起战事的是郑伯寤生,战争的对象是多年来情同兄弟的鲁国,开战的理由是四年前鲁国大夫排座次不公,侮辱了郑国。有意思的是,寤生这次攻打鲁国,事先还派人到齐国请求支援。要知道,齐僖公正是这件事的肇事者啊!如果不是他耍了个心眼,将排座次的事交给鲁国人去办,鲁国人又怎么会得罪郑国人呢?按理说,齐僖公这时候应该出面当个和事佬,摆平郑鲁两国之间的矛盾。毕竟,一方面事因齐国而起,另一方面鲁桓公是他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斡旋一下嘛。可是,齐僖公见到郑国的使者,二话不说,就答应派兵支援,并且还主动提出,可以叫卫国一道参与此事,共同讨伐鲁国。卫国与郑国为敌多年,公元前707年的濡葛之战中,又参加讨伐郑国的王军。齐僖公在这个时候要卫国人参与郑国的战事,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卫宣公主动提出来的。濡葛之战后,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中原诸国“莫非郑党”,连齐国都唯其马首是瞻,卫宣公又怎么会不识相?逮着这个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希望能够给郑伯擦上一次鞋。齐、卫、郑三国联军包围了鲁国的郎城。《春秋》写到这事,是这样表述的:“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解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对此,《左传》又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寤生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爵位高的人排到前面,怎么着?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地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这也是寤生最后一次领兵出征。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新郑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郑庄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寤生生于新郑的首席权贵之家,是父亲郑武公的嫡长子、社稷的法定继承人。然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没有得到母亲武姜应有的爱护,反而数次被建议废为庶子。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使得他精于计算且深藏不露。当上国君之后,他的亲弟弟京城大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密谋反叛,群臣都对此表示担忧,而他总是安之若素,放长线钓大鱼,直到段做出实质性的反叛行为,才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破,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寤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春秋乱世的前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你征我伐,中原战乱频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惹事,不怕事,不怕碰硬,但也不硬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四国联军围攻东门、五国联军割禾夺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城堡之中,甘当缩头乌龟,以不变应万变,适时抛出一点小诱饵,转瞬间将敌人的攻势化为乌有。轮到他反击的时候,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威逼与利诱共举,时而把酒言欢,时而刀兵相向,紧紧抓住矛盾的关键,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同时转化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有效地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增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寤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胜。他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无论是打宋国、打卫国、打王军、还是打北戎,他都稳操胜券,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他的领导之下,郑国军中人才济济,既有世子忽、公子突这样的帅才,也有颖考叔、原繁、高渠弥、祝聃这样的猛将,还有祭仲这样的综合性人才,这些人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冲锋陷阵,将郑军打造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中原各国中首屈一指。寤生行事果敢,收放自如,在重大问题上能把握一个“度”字,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濡葛之战中,他果断迎击王军,将天子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战后又及时派人向天子致以慰问之情,安抚天子那颗多次受伤的心。虽然两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成见,他却成功地应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把王室玩弄于股掌之上,将王室当做自己党同伐异的金字招牌,在外交与战争中灵活运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寤生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非常人所能及。他能够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包含了多少狡诈与智慧,被人沿用至今;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那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寤生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虽然没有称霸,却已经具有霸主的实质。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基础之上,郑桓公和郑武公泉下有知,当为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寤生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答案是肯定的。郑庄公七月下葬。按照规矩,郑昭公虽然已经执政,却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正式即位。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隐居宋国的公子突忽然潜回新郑,发动了政变。郑昭公仓皇出逃到卫国。十二天之后,公子突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郑厉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云突变的现场导演,竟然是深受郑昭公信任的祭仲;而它的幕后总策划,就是曾经在郑国客居住过十年的宋庄公——这两个人,一个是郑庄公的老臣,一个曾受郑庄公多年恩惠,现在联合起来颠覆了郑昭公的政权,开启了郑国的动荡年代。历史,仿佛给郑庄公开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玩笑。祭仲为什么会背叛郑昭公,转而扶持郑厉公呢?《左传》解释说,郑厉公的外公雍氏家族在宋国很有权势,他们对宋庄公施加影响,派人将祭仲引诱到宋国,绑架起来,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祭仲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同时,宋庄公又派人将公子突也抓了起来,逼他立下字据,答应事成之后送给宋国一大笔贿赂。结果祭仲就暗中将公子突带回了郑国,发动了政变。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刚上台的时候就被宋国人绑架?要知道,在任何年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左传》所言,祭仲是被人引诱到宋国才被绑架,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引诱到数百里之外的国境,而不被人察觉呢?第二,就算是祭仲在宋国受到威胁,不得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当他回到郑国,还有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公子突发动政变吗?第三,最令人疑惑的是,公子突本人似乎对这场政变并不积极,也是被人拿着刀子威逼才参与其中。这样一场你不情我不愿的政变,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改换了新郑的主人呢?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祭仲这一段故事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算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本来这个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上过大学之后,我不小心又看到了一本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这本书对祭仲其人其事都持褒扬的观点,甚至将他上升到“贤相”的高度,认为他是“知权”的典型。所谓“权”,并不是指权力,而指为了达到某种善良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离经叛道,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为此,《公羊传》也对祭仲为何被宋国人绑架作了一番推演,说祭仲是外出办事,途经宋国而被绑架。宋国人拿刀架在祭仲脖子上的一刹那,祭仲明白,他现在面临选择:如果他不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必然灭亡,郑昭公也不得好死;反之,如果他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不至于灭亡,郑昭公也不用死,再过一些日子,他还可以想办法让郑昭公回来,将公子突赶走。经过这番思想斗争,祭仲决定不顾自己的名声,忍辱负重,与宋国人合作。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祭仲不和宋国人合作,郑国为什么就会灭亡?郑昭公就不得好死?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汪精卫的文章,将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也视为不顾名声而保全中国之举。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汪精卫这么聪明的人会认为,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保全中国?扯远了,就此打住,让我们带着各种疑问,继续关注这些人物的命运罢。公子突——现在应该叫做郑厉公,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郑庄公是两种性格。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就这样,每次他都能给父亲提出独到的建议,而郑庄公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否则以他的智商,又有郑庄公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权谋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郑厉公想不通: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

                      罗地网,最终黄巢再次战败,被迫退入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两天后,由于粮草断绝,黄巢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十年前,黄巢带着对李唐王朝的满腔仇恨,决心起兵反唐,也曾一度让李唐皇族面临灭顶之灾,但高傲、自负以及对时局判断有误,导致黄巢最终功亏一篑。千百年来人们对黄巢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对腐朽的唐王朝予以致命的打击;也有人说他起兵十年,杀人无数,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但无论如何,黄巢起义都是大唐帝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话题,除了加速大唐帝国灭亡的步伐之外,还因为在此之后各路藩镇趁着帝国的混乱局势,逐渐将大唐帝国肢解。中和四年(884年)七月二十四日,时溥派人将黄巢的首级及妻妾送往蜀中。皇帝李儇看到黄巢的首级后不禁喜极而泣,他顿时感觉到十年心惊肉跳的日子将就此结束,自己终于可以安稳地回到京城长安,继续他的游宴与嬉戏。然而,此时的李儇一定没想到,黄巢虽然失败,但未来各路藩镇带给他的依旧是接连不断的噩梦。第六章帝国肢解汴州之乱中和四年(884年)十月,关东地区藩镇联合上表奉请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动身返回京城,于三月十二日到达长安。不过重返故都的他在进入长安城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看到长安城内一片狼藉而内心悲凉,更因为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感觉到各路藩镇加剧纷争,让本已经满目疮痍的大唐帝国更加雪上加霜。《旧唐书?僖宗纪》中用极其概括的话语,勾勒出皇帝李儇还京之际所面临的藩镇割据一方,不断蚕食国家的图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由来已久,但黄巢起义失败后,朝廷对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呈现无力制止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唐时期以来对藩镇实行姑息策略的必然恶果,更是因为经历黄巢起义打击之后,朝廷对于藩镇问题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无力解决,而且皇帝李儇逃往蜀中的经历,在藩镇们看来朝廷不过如此,所以黄巢起义失败后,皇帝李儇便逐渐失去了政治偶像的作用。藩镇们本来就怀有称霸一方的野心,再加上朝廷无力遏制,所以相互之间展开了更加无所顾忌和残酷的兼并战争,而本章我们就来说一说对朝廷、对后来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藩镇的情况。藩镇之间互相攻伐的源起之处首先是蔡州的秦宗权,而且在朝廷依旧存在的情况下,秦宗权居然是第一个敢于称帝者。秦宗权是许州人,本是忠武军的一员牙将。前边我们说过,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徐州增援关中的士兵在到达许昌时发动过兵变,并驱逐忠武节度使薛能,后来被周岌平定,于是皇帝李儇任命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当时秦宗权因战事需要正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听到许昌有兵变,就以想要平定叛乱为由,整合蔡州兵马驱逐当地刺史,自称权知蔡州事,他又以防备黄巢为名,趁机将蔡州据为己有。周岌上任后无力驾驭,只好任由秦宗权掌管蔡州。当时蔡州兵力有万余人,秦宗权就是靠着这些人在汝州打败黄巢义军。中和二年(881年),皇帝李儇曾经指望秦宗权出兵镇压黄巢,并采纳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的建议,在蔡州以设置奉国军之名,任秦宗权为节度使。可是,没想到在中和三年(883年),秦宗权便因为对抗黄巢失败而投降,并与其合兵围攻陈州。黄巢败亡后,秦宗权自恃兵马强悍,认为称霸一方的时机已到,于是四处出兵,攻城略地。中和三年(883年)七月,杨复光病死于河中府,其手下八都头将领在忠武军鹿晏弘的率领下一路向南,并接连攻下襄、邓、金、洋等州,声称要前往蜀中投奔皇帝李儇。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驱逐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占据兴元。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猜忌,加上田令孜派人诱以厚利,八都头将领中的王建、韩建、张造、晋晖和李师泰率领数千兵马奔往成都,投靠田令孜。田令孜收他们为义子,封为诸卫将军,让他们各统旧部隶属神策军,号称“随驾五都”。随后,田令孜派兵攻打兴元,鹿晏弘由于失去八都头将领的支持,战败放弃兴元向东逃往襄阳。秦宗权闻讯,命令部将秦诰、赵德湮与鹿晏弘会合,一起攻陷襄阳,迫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往成都。有了秦宗权兵马的支援,鹿晏弘便引兵转攻邓、均、房、庐、寿等州,然后回到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周岌担心鹿晏弘发动兵变,于是闻风而逃。鹿晏弘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州,并自称留后。当时身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只得无可奈何地加封鲁晏弘为忠武军节度使。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占领许州的是秦宗权,鹿晏弘不过是个摆设,而且秦宗权此后相继派其弟进攻荆南;部将陈彦进攻江淮、秦贤进攻江南;孙儒进攻洛阳、陕州;张致进攻汝州、郑州;卢塘进攻汴州、宋州。前边我们说过,黄巢退出长安后,在洛阳几乎没有停留,所以没有对这座古城造成破坏,倒是官军后来到达这里后,对洛阳城肆意劫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秦宗权的兵马到达洛阳后,更是对这座古城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孙儒攻下洛阳后,在盘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纵兵焚烧宫殿和民居,并四处烧杀抢掠,最终席卷而去,使得“城中寂无鸡犬”。其时,藩镇们早在中和四年(884年)十月便上表奉请皇帝李儇回京,而李儇直到转年正月才动身,这其中也是惧怕秦宗权作乱。因此,在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特意下了一道安抚秦宗权的诏书,见秦宗权无意为难自己,才于正月二十三日动身奔回长安。但是秦宗权虽然没有为难皇帝李儇,却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中,在皇帝李儇回到长安的同时,自己便在蔡州公开称帝。这下皇帝李儇彻底发怒了!对于藩镇们之间互相攻伐,朝廷无力制止,只能听之任之,甚至对蔑视朝廷的行为也可以忍让,但对于公然称帝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皇帝李儇得到秦宗权称帝的消息后,立即下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着手组织对秦宗权的讨伐。此时,秦宗权已经接连攻下蔡州附近的二十余州,可谓是春风得意,在河南地区只剩下两个对手没有解决,一个是陈州刺史赵重,另一个就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最初朱全忠被秦宗权打败过,幸好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派兵相救,方才转危为安,并几次打退秦宗权的进攻。而陈州方面由于距离蔡州只有百十里的距离,而且兵力不多,便遭到秦宗权的猛攻,不过赵崇坚守城池,秦宗权一时间难以攻下。光启二年(886年)五月,朱全忠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打败来犯的秦宗权部将秦贤,并趁秦宗权攻打荆南地区之际,派部将郭言领兵三万攻打蔡州。秦宗权担心兵力不足无法抵抗,于是引兵攻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以许州为根据地继续扩充地盘。秦宗权自光启元年(885年)九月进兵荆南地区的一年多来,荆南留后张瓌始终坚守城池。城中粮食奇缺,一斗米价值四万钱,士兵们只能吞食铠甲、鼓皮充饥,以至于无鼓传递信息,夜晚依靠打击门扉以警夜,但张瓌依旧坚守不懈,秦宗权久攻不下,最终只好撤兵。当时秦宗权自恃兵力比朱全忠强大,但却多次被其击败而恼羞成怒,调集重兵进攻汴州。朱全忠闻讯后急忙派部将朱珍越界到青淄一带募兵万人,并抢得马千匹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秦宗权带领大军进至汴州城郊,其部将张晊屯兵汴州北郊,秦贤屯兵城西的板桥,各自拥兵数万人,列阵三十六营,绵延二十余里。当时秦宗权并不知道朱全忠已经募到兵马,而且部将秦贤一路的人马相对薄弱,所以朱全忠突袭秦贤一路。秦贤因为没有防备被朱全忠连破四阵,秦宗权的其他各路人马得到消息后产生畏战情绪,全都撤兵而回。秦宗权进攻朱全忠,为朱全忠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抵抗秦宗权进攻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连续取得胜利后,朱全忠派部将郭言到河阳、陕州、虢州等地继续募兵,使得朱全忠的实力急剧扩充,也使得他在与秦宗权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上风。光启三年(887年)五月,朱全忠领兵进击张晊,大胜而归。秦宗权见朱全忠接连打败自己两员大将,便亲自率领精兵从郑州赶来与部将们会合,准备与朱全忠决一死战。而朱全忠则求得兖州朱宣、郓州朱瑾以及义成军的支援,于五月七日以四镇之军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与秦宗权展开决战。经过惨烈的搏杀,秦宗权之军大败,被斩杀两万多人,而秦宗权则连夜逃遁。其驻扎在洛阳、许州、郑州等地的将领们听到秦宗权在汴州惨败的消息后,纷纷领兵撤回蔡州。汴州之战后,秦宗权的实力急剧削弱,而经过这一战,朱全忠迅速崛起。可以说,汴州之战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今后称霸天下的基础就是源于这一战。两镇争雄汴州之战一举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但秦宗权却不是朱全忠称霸天下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对手。纵观朱全忠所走过的道路,为其制造巨大麻烦的其实是李克用,而两个人结怨是源于上源驿事件。中和四年(884年)五月,李克用追击黄巢至冤句,因人疲马乏和粮草断绝而被迫退回汴州。五月十四日,李克用和监军陈景思带领三百多士兵抵达汴州,先是露宿城外,后来在朱全忠的再三邀请下入城,驻扎在上源驿馆舍内。当时朱全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款待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居功自傲,完全不把朱全忠这个黄巢的叛将放在眼里,并对其不断进行嘲讽。朱全忠不禁怒火中烧,但因为忌惮李克用的武功,一时间不敢发作。等到夜色降临后,李克用及其随从喝得酩酊大醉。朱全忠见时机已到,与部将杨彦洪密谋后,立即发兵放火围攻上源驿,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而李克用却依旧烂醉如泥,幸好他的数十名亲兵竭力拼杀,其中一名随从吹灭蜡烛,将李克用拖到床下,用冷水将其唤醒。此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李克用惊醒后,在几名亲兵的保护下翻墙突出重围,借助闪电之光且战且退,终于登上南城墙,然后跳出城外逃走,而监军陈景思等三百名士兵则全都死于朱全忠之手。天亮后,李克用狼狈逃回自己的军营中,立即集合部众要攻打朱全忠,不过被其妻刘氏阻止,她认为此时攻打朱全忠,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很可能会为朱全忠提供借口,不如就此上疏朝廷说明原委,请求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于是,李克用便写信责骂朱全忠一番,然后引兵返回河东,双方就此结下仇怨。李克用返回治所晋阳后,一边整顿兵马,一边派人送奏章到成都,向皇帝李儇陈说上源驿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出兵讨伐朱全忠。但是皇帝李儇却对藩镇心存余悸,不敢轻易下命令,只是不断地和稀泥,派宦官安抚李克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李克用、朱全忠等人全都看到了朝廷极其软弱的一面,从此更加飞扬跋扈。《资治通鉴》评价认为: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而范祖禹在《唐鉴》中说得更加直白: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后虽复欲为强,其可得乎?事实上,李克用和朱全忠反目为仇,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所致,其实是辖境毗邻的两个具有扩张野心的藩镇之间的必然矛盾的体现。后来朱全忠以河南为根据地征服淮河以北、河北以及关中部分地区建立后梁;而李克用则以山西为根据地,隔着黄河与朱全忠形成南北对峙。其子李存勖后来建立后唐与后梁互相征伐不已,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世仇不共戴天,乃是在于双方都要争当北方霸主。上源驿事件之后,尽管朱、李二人互相视为眼中钉,但无论是谁,一时间都吃不掉对方,双方只能各自施展计谋与武力,利用藩镇之间或藩镇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火中取栗,弱肉强食,进行兼并战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朱全忠所控制的汴州地处中原腹地,号称“四战之地”,如果想称霸中原,势必与四周的藩镇进行兼并战争。他遍观周边藩镇之后,将目光首先瞄准了先前援助过自己的兖州、恽州两镇。前边我们说过,朱全忠与秦宗权的对抗乃至转败为胜的争战中,得力于兖、恽两州的朱宣、朱瑾兄弟的援助。但是,秦宗权的威胁解除后,朱全忠一方面忌惮朱氏兄弟的骁勇;另一方面垂涎兖、恽两州的地盘,于是开始盘算如何兼并两州。可是朱氏兄弟有功于自己,想要出兵征伐却又师出无名,一时间让朱全忠有些左右为难。当时朱全忠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敬翔,是个颇有见地的秀才。朱全忠本人诡诈多权术,其部将全都视他高深莫测,只有敬翔能事先猜出朱全忠的心计,所以颇得朱全忠的赏识。敬翔建议朱全忠派一些士兵假装叛逃进入天平军境内,然后写信指责是朱氏兄弟到宣武军辖境边上悬挂重赏招诱所致,进而激怒朱氏兄弟。朱全忠按照敬翔的建议去做后,朱氏兄弟见朱全忠对自己恩将仇报,自然满肚子怨气,回信也指责朱全忠是狼子野心。于是,朱全忠以此为借口,派部将朱珍和葛从周出兵进攻天平军。葛从周是一员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猛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说明其骁勇善战为人所忌惮。在朱珍和葛从周的进攻下,朱氏兄弟连吃败仗,先是丢了曹州,进而在濮州的刘桥又遭到惨败,可以说兖、恽二州在朱全忠的进攻下已经危在旦夕。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四周攻城略地,除了其兵强马壮之外,张全义在洛阳的经营,则从经济上对朱全忠称霸中原起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张全义,濮州临濮(今山东甄城)人,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在黄巢的委任下担任过吏部尚书。黄巢兵败后,张全义依附于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从一名普通的军校开始做起,以战功逐渐升任刺史。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诸葛爽病死,部将张经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但是诸葛仲方年幼,张经大权独揽,招致诸将不满。后来张全义与张经反目,在李克用的支持下,于光启三年(887年)六月被任命为河南尹。张全义带领麾下百余人进入洛阳,眼见惨遭秦宗权劫掠后的洛阳城一片狼藉。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挑选手下十八人,任命为“屯将”,让他们每人带上一张旗、一块榜文,分散到洛阳十八个属县的村落中,召集流散人员开垦荒地,种植生产。而且张全义亲自督课农桑,经常于农耕时节出巡村落,看到庄稼长得好的便招来种田人赐予酒食慰劳,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亲自到丰收之家,赏赐全家老少绸缎、彩衣等物。当时洛阳城流传着“张公不喜好声色犬马,见到这些东西未尝发笑,唯有看到佳麦良茧,则笑逐颜开”的传说。如果看到庄稼收成不好,张全义就叫来耕种者问责,对有严重过失的张全义毫不留情地施以杖刑。经过数年的经营,洛阳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人口增加了五六万,田野间形成一片桑麻蔚然的景象。不过,张全义虽然是经李克用而得到河南尹的职位,但洛阳毕竟靠近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两年之后在朱全忠的威逼下张全义不得不依附。在朱全忠四处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他从张全义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持,进而保证其争霸中原的实力。事实上,在朱全忠争霸中原的过程中,李克用也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不过与朱全忠不同的是,李克用发展势力的策略,除了采取武力兼并之外,由于其骁勇善战,往往成为其他藩镇互相征战时需要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在藩镇动乱中占了不少便宜,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强藩。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统辖定

                      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而李自成也并未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在居庸关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当晚,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遂下令部队准备进城。他也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崇祯帝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是日酉刻,上遣内监密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各带家丁护送出城南迁。刘、巩并入内殿见上,曰:“法令素严,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上颔之。又召首辅魏藻德言事,语密不闻。久之,上顾事急,将出宫,分遣太子二王出匿。进酒,酌数杯,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袁妃遽起去,上拔剑追之,曰:“尔也宜死!”刃及肩,未扑,再刃,扑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时已二鼓。上巡寿宁宫,长公主年甫十五,上目怒之,曰:“胡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举,良久,忽挥剑断公主右臂而扑,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遣宫人讽懿安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缢。上提剑至坤宁宫,见皇后已绝,呼曰:“死的好!”遂召九门提督京城内外太监王承恩至,语久之,硃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务,以辅东宫,并放诸狱囚。”因命酒与承恩对酌。时漏下三更,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脱黄巾,取承恩及韩登贵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走齐化崇文二门,欲出不能。走正阳门,将夺门出,守城军疑为奸细,弓矢下射。守门太监施炮向内,急答曰:“皇上也!”炮亦无子,弗害。上怆惧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巾帽局,自缢。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龙驭上宾。直到最后时刻,崇祯帝还在为明朝的覆灭责备其大臣。很多当时人的记载中都强调了崇祯帝被遗弃的情况。4月25日晨,皇上看到竟无一人上朝,他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当他到了煤山时,据说他又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最后,据说在用腰带自缢之前,皇上写下了一份遗书,其文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实际上,三天后,当一位宫廷内侍在煤山一棵松树下发现崇祯帝的尸首之时,并没有这份遗书。在穿着蓝绸袍和红裤子的横陈尸体旁,只有崇祯手书的“天子”二字,并没有其他文字。然而许多当时的史家并未顾及这一点,仍然记下了崇祯帝这篇被推想出来的遗言。虽然当时和后来都有人怀疑,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帝的大臣的责任,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人,却有一种沉重的感受,即他们这些君主的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

                      大顺的臣民

                      李自成当然会采取许多做法,以证明其攻占京师的合理性。崇祯帝准备自杀之时,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攻打东城。皇上刚刚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时候,城内的明军已放下了武器,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大顺军入城时,一度引起了城内居民的恐慌,但此后他们就意识到不会发生大屠杀,遂平静下来,欣然欢迎农民军。穷人们兴高采烈,因为几周来,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散布消息说,新主到来后,城里的乞丐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大户人家起初比较谨慎,但他们看到大顺军纪律严明,便将“顺民”(这有两层意思,即“顺从的百姓”和“大顺的臣民”)二字写在院门上,并拿出酒食犒劳义军。中午,李自成在300名宫廷宦官和大学士魏藻德的陪同下,由长安门入城。街道两旁站满了大人和孩子,他们手持香烛向李自成致意。“闯王”身后跟着大顺的文官,领头的是牛金星。他们带着特意准备的牌子和招帖,将李自成比作贤君尧、舜,并把明王朝的覆灭归咎于腐败的大臣、图谋私利的官员和朋党横行的官僚,而不是崇祯帝本人。在已故崇祯帝的官员中,有些人甚至在体验这一责难的刺痛之前就已经准备自杀了。最令人感动的是4月25日李自成进入北京那天自杀的13名(或许更多)官员。这些人没有为崇祯帝举哀,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皇上已经死了。皇上的尸体过了三天多才被发现,此时人们普遍猜想皇上已经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建立临时朝廷(“行在”)了。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面朝北,象征性地对他的皇上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其他人,像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愧无半策匡时难,惟有捐躯报主恩。满人耐心等待着中原的混乱以便伺机采取下一步行动。而由此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对满族人是十分有利的。总而言之,至少有40名官员在崇祯帝死后的最初几天内自杀了,其中很多是像范景文那样的高级官员。从比例上看,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21位自杀的文职大臣,可按籍贯依次排列如下: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
                      浙江6
                      南直隶5
                      江西2
                      河南2
                      山西2
                      福建1
                      湖广1
                      四川1
                      北直隶1
                      其中3/4来自长江流域,或南方地区,只有1/4是北方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一位属山东籍。当然,平均来说,南方人当时多居高位,特别是各部长官之职。因此,皇恩会使他们感觉到更沉重的精神压力。迁都南京的努力失败了,可能也是导致南方人自杀比例较大的一个原因。在上述21位忠臣中,有3位曾力主南迁,他们不像其北方同僚那样,附近有田产需要保护,可是此时也留在了被农民军占领的京师。然而,在与大顺政权合作的问题上,籍贯就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了。最终投降李自成的162名高级官员,按籍贯排列如下:
                      南直隶31
                      北直隶21
                      陕西17
                      山东16
                      河南15
                      江西13
                      山西12
                      湖广10
                      浙江9
                      福建7
                      四川6
                      广东3
                      云南1
                      广西1
                      如果我们将南直隶、四川和湖广算作南方,那么留在大顺新政权中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数量上便完全相等:各81人。就参加新政权的原因而言,年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一份列有科举资历的殉难者名单中,我们发现,殉难者人数与其考中进士的年份有如下关系:
                      考中进士的年份自杀者人数
                      16041
                      16131
                      16191
                      16224
                      16251
                      16285
                      16314
                      16342
                      而投降李自成的官员人数与其中举年份的关系与上表略有不同:
                      考中进士的年份投降者人数
                      15951
                      16191
                      16221
                      16288
                      163112
                      163415
                      16371
                      16407
                      16439
                      自杀殉难者的平均年龄,比多数投降者稍大(或至少考中进士的年代较早),其间考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6年前的1628年,即东林党开始得势,倪元璐等人得到举世声誉的那一年。而投降者中考中进士人数最多的一年则比前者晚6年,即1634年,其中又有近1/3的人是在1640年和1643年获得进士之名的。因此,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在忠于明朝和与农民军合作之间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虽然,地方上的士大夫家族常说,他们从皇上那里获得科举功名,并因此成了士大夫,故应以感激之情报答皇恩,但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却更倾向于以官职大小而不是功名高低,来限定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是说,新进考取功名因而任职未久的官员,加入大顺政权的可能性最大。虽然将降官中渴望作官的人和被勉强拉入的人明确区别开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有些士人的确很想加入新政权,并竭力交结已经在为李自成效力的那15位士人(其中12位是北方人)。大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1628年进士)、礼政府行侍郎巩煜(1631年进士)和工政府尚书李振声(1634年进士),都是在李自成进京之前向他投降的,并都习惯于在新政府中安插自己的朋友和同年。尽管有些士人对4月26日发布的释放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官员并使之得以为大顺效力的布告颇感扫兴,而其他人则对牛金星将礼纳原明朝官吏自愿加入大顺任职的声明表示欢迎。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发疯似地要重做朝服,因为原有的朝服已经因害怕农民军杀戮官员而烧掉了。最善投机钻营的人则将自己的名帖送给在大顺朝为官的同年,或设法托朋友把自己介绍给宋企郊和牛金星。在当时人对此的记述中,最遭蔑视和责难的是那些企图加入李自成政府的南方人。南方籍变节者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则是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为首的一伙无锡士大夫。这其中包括:秦汧的姑父——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以及原在明朝任地方官、北京陷落后一直在礼部任职的王孙蕙。4月22日,即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亡了,他一定作为忠臣自杀殉国。但大顺军真地攻进城中的那天,王孙蕙家中响起一片妇人的哭喊声,他的决心于是动摇了。嚎哭之声搅得他心烦意乱,突然,他对家人说,无需担心,他将把一切都安排好。随后,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及至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行,迎接新君。当大顺王的扈从走近这四人时,他们鞠躬行礼并表白他们愿为新主效劳。他们的恭顺的举止倒是被人们看见了,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语却淹没在嘚嘚马蹄声中。第二天,即4月26日,这些无锡人听说新政府要对明朝官员进行籍录。王孙蕙认为机不可失。他对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著。”赵玉森是宋企郊的老朋友,他答应带王孙蕙和秦汧去大顺吏政府衙门。当他们被人引入时,王孙蕙忽然从袋中掏出一张纸并将其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进表”一词明确地表示出王孙蕙加入新政府的意愿,所以宋企郊微笑着赞赏说,“好文字!”4月29日,92名官僚士大夫在朝见李自成时被授与大顺政权的官职,而这4位无锡人都在其中。可是逐渐地,这伙无锡人表明他们对宋企郊来说是一大麻烦。王孙蕙被安插到吏政府任监察之职后,可对重要官职的任命施加影响。宋尚书得知,王孙蕙已设法使7名无锡人成为地方长官。后来,宋企郊私下对他进行了斥责,王孙蕙遂彻底背叛了他,乘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秦汧也是个累赘。他傲慢且爱摆架子,曾拒绝将其衙门移交给李自成手下一名将领。这位将领脾气暴躁,便将他逮捕并打算处死他,幸亏其姑父赵玉森及时找到宋企郊,请他说服李自成取消了死刑令。秦汧的性命是保住了,但宋企郊却在这一营救过程中搭上了很多自己的人情面子。宋企郊一直愿意任用无锡人的首要原因之一,是新政权需要南方籍官员来帮助大顺将其统治扩展到江南。李自成的首辅大学士牛金星对周钟等南方士大夫领袖表示赏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周钟原是复社成员,1643年殿试的状元。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人不会都活下来的,留下两三个人给我们吃了吧!”彭遵泗《蜀碧》记载,一个人看到一个茅屋炊烟四起,便进去看锅,一看,里面都是人的手掌腿足。四川人烟几乎灭绝,于是到处都是老虎,《蜀警录》记载“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大屠杀、大瘟疫、大饥荒、大老虎后,四川几乎没人了,清廷对于四川也作为化外之地,压根儿不管了,直到张献忠之乱结束三十八年后,《清史稿·列传六一·王骘传》记载,四川松威道王骘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给康熙的奏折中说四川(含重庆)“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康熙于是下令湖广填四川,把湖北湖南人向四川移民,康熙下令来四川的人,最初五年不用交税。到如今四川(含重庆)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万人了,短短三百多年时间,人口涨了六千倍。当然,王骘的数字肯定不准,四川蜀道之难,许多地方的人口是没法统计的,但人口的大规模繁衍也确是事实。康熙也很好奇四川究竟为何人口如此之少,《陶庐杂录》记载康熙曾说:“张献忠在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有写这些事的书吗?”大学士张鹏镉说:“没有。”康熙:“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后张献忠进军至四川,你爸今年八十七岁了,张献忠入川的时候应该十七八岁,肯定有见闻,你问明后写下来上奏,朕要看。”在张献忠屠川期间,整个四川只有秦良玉的辖区石柱和黎州免于涂炭,秦良玉是咱们前面写己巳之变时提到过的美女军事家,她一直与张献忠做坚决抗争。张献忠覆灭后,她继续抗清,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忠贞侯,她刚要起身率军去福建抗清,奈何郑芝龙叛变,未成行。1648年秦良玉被南明永历帝封为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秦良玉说道:“老妇我朽骨余生,实先皇(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去世了,她是后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四川要是能多一些秦良玉,何至于有如此兵祸?!西欧从公元8世纪起,才有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到公元16世纪为止,这八百年间,西欧总共发生了七次农民起义。并且,西欧的几十个国家和王朝没有一个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再看中国,明朝农民起义最少的朱元璋、朱棣时期,五十六年间就爆发了一百零三次起义(据《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统计),中西反差如此之大!在中国,每隔一二百年,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导致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导致一部分农民无法生存,而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水灾旱灾,而官府却一味压榨农民的话,农民中的一部分人会因活不下去,最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农民起义。中国老百姓是世界最温顺、最好统治的百姓,不到生路全无,绝不会铤而走险。一旦铤而走险,他们就会把长期以来压抑的天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如此,他们的破坏力便不可估量了。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贪欲,惨无人道的剥削,骄奢淫逸的享乐,将人民逼上绝路。而人民一旦铤而走险,就会出现大量杀戮,而他们杀戮时外族往往会乘虚而入,最终导致王朝覆灭。最后,就像《红楼梦》说的那样,“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历史在杀戮中后退,在杀戮中前行。历史和人在某种理性造成的非理性的杀戮中寻找着理性。在视人如蝼蚁的杀戮中,中国没有人。有的,只是凄惨而悲凉的历史的回声。其实,张献忠这样的没文化的底层人物才是最容易成为杀人魔王的,而真正的上层人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有做出如此为人类不齿的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善与恶的碰撞,善大于恶,那么就是个正常人(不一定是好人,好人需要善远大于恶)。善只要小于恶,犯浑基因必定像癌细胞那样蔓延,一个人恶看不出什么来,如果这个人成了声震一方的“起义领袖”,那么在他影响下手下上万人就都“恶”了,在张献忠这样低智商、没家教、少理性的人的操控下,必然导致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真正的造反者——贼只在专制制度中,专制制度有贼性才使贼欲与专制制度共存。在民主国家,没有造反,只有罢工。专制国家则不然,皇帝老贼不死,那么局势永远无法改变,这就有了造反。既然你朱元璋通过暴力革命能夺取政权,那我张献忠为什么不能造反?你能革元顺帝的命,我为什么不能革崇祯的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为了民而换君,便有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才有今天的走向共和。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力高度发达,粮食产量早已能“解放”全人类,可仍然有十亿以上的人在挨饿,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制度性贫困”。不是财富不够,而是分配不公,有的富人们宁可将粮食倒进海里或喂狗(当然肯定是名犬)也不给穷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优越感只有在贫富对比差距很大时才能体现,没有穷哪有富,没有吃不上饭的怎么体现我这吃澳洲鲍鱼的高贵,这就有了现在的局面,于是乎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我们今后要深思的。附录明朝vs日本、明朝vs荷兰、明朝vs英国、明朝vs西班牙明亡清兴大变局中明朝不仅跟后金、李自成、张献忠三线作战,而且还和日本、荷兰、英国打过仗,并且几乎都打赢了,这也算得上明末那段凄惨的历史中少有的亮点,对于明朝与西方殖民者交锋的这段历史,其他史书少有涉及,本卷最后,让我们从明朝在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与日本在台湾的冲突开始,重温这几段中华民族早期反侵略的辉煌篇章。(1)最不出名的民族英雄从1588年参与讨伐叶赫部后,沈有容就再也没露面,估计许多读者已经忘记他了。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沈有容与备倭总经略宋应昌一起出兵朝鲜,但因为与宋应昌不合,于是主动辞职回家。1597年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鲜,这次丰臣秀吉打算南北两线作战,从浙江福建登陆夹击大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此时的大明与日后甲午战争时的清廷不可同日而语,大明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丰臣秀吉的计划,于是万历皇帝下令在浙江与福建沿海集结大量水师,严阵以待。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疏建议,不如动用这些兵力去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来个围魏救赵,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他的建议被万历皇帝采纳,万历皇帝成为中原王朝第一个曾计划攻击日本本土的皇帝。金学曾把攻击日本本土的任务交给了此时赋闲在家的沈有容。谋定而后动,沈有容先派人侦查日本的情况,就在侦查期间,丰臣秀吉就死了,日本计划从朝鲜撤军,于是大明不必再冒风涛之险而东征日本了,自然,沈有容此次的使命又告吹了。在此期间,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作为赴日本侦查的经费。这笔钱沈有容分毫未动,而刘思则在日本大多用于泡日本娘们了,事后刘思被抄家,而沈有容则因为清廉而越发被看重,金学曾上奏保举沈有容任福建都司。丰臣秀吉虽然死了,大规模的日本侵略战争不会发生了,然而小规模的倭寇侵略依然不断,沈有容在福建沿海数次与倭寇作战,他“枭捷善战,每临敌先登,意气闲暇;两舟相隔丈许,提刀飞身过之,立斩数人,一舟披靡,而后众将士从之。又加以沉毅多谋,料敌出奇无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艘日本战舰来到闽浙侵略,被明军打败,窜到台湾,在此安营扎寨。为捣毁倭寇巢穴,沈有容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节前夕杀牛犒赏士卒,随后宣布了自己打算率军直捣台湾的计划,因为当时正值腊月,不是出海的季节,诸将及水手都面露难色,沈有容以民族大义说服了大家,于是亲率二十一艘战船冒巨大风浪前进,在澎湖登陆时因赶上风暴仅剩十四艘。登陆后,沈有容“与倭斗,格杀数回,纵火烧沉敌船,斩首十五级”,明军勇猛,以一当百,殊死战斗,打得倭寇无还手之力。倭寇为争取逃跑时间,就把新抢来的财物扔进海边,诱使明军捡财物来延缓对自己的进攻。明军有的人看着地上的财宝动心了,此时沈有容大喝一声,打完日本人再捡!于是明军“无一人取其秋毫”,继续前进,越战越勇,全歼倭寇,日本人的鲜血染红了海水,我军烧毁六艘敌船。真是神兵飞出鬼不觉,谈笑成功人始知。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行动,也是明军第一次主动从海上出击打倭寇。此后十年日本人没有在东南沿海挑事儿,但荷兰人来了。17世纪初,荷兰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也加入殖民者的行列。荷兰这个低于海平面,不得不年年筑大堤以防海水的灭顶之灾的小国却焕发出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号称海上马车夫的他们赶着能蹈海穿浪的“马车”走向了世界。1604年8月荷兰人派两艘战舰驶向澎湖,当时正值明末北方抗清前线吃紧,明朝海军从澎湖撤退,于是荷兰人以通商为名顺利占领澎湖。抗倭英雄沈有容率二十艘战船来收复澎湖,荷兰人说:“中国兵船到此,是不是要和我们干一仗,如果是的话,我们奉陪。”沈有容说:“中国惯于杀贼,你们既说通商就优容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要想打仗吗?你们难道没听说过我大破倭寇,使海水尽赤吗?我不想让你们步日本人的后尘。”荷兰人韦麻郎无奈,他说等风暴平息就撤走,实际是赖着不走。沈有容严肃地说:“我们福建巡抚说要调大军剿灭你们,我说你们是来通商的,不必动武,只要我交涉,你们就撤走,大军这才没来。谁知你们不听劝告,赖在这里,干不可告人的烂事,我打算回去禀报,让巡抚发兵。”韦麻郎吓得胆战心惊,表示一定退兵,可他贼心不死,私下里送三万两银子给沈有容,让他别赶他们走,被拒绝。韦麻郎这才死心,在十月二十五日离去。荷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澎湖,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复澎湖!韦麻郎临走时将铜炮、炮弹和荷兰特产赠给沈有容,沈有容只留下炮弹和铜炮,其余一概奉还,真是不杀而威,不令而行呀!人们在澎湖立石碑永久纪念此事,上书:“沈有容谕退红毛韦麻郎等”。这块碑在今天仍然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载入史册。荷兰的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战能力十分强。而这时福建水师的战船却多是商船与渔船改造的,虽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稳操胜券。所以沈有容能够兵不血刃逼荷兰人退兵也是难能可贵的,或者说也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荷兰人走了,日本人又来了,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通过琉球致书明朝,要求恢复贸易,否则他将“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但由于琉球并未将此等无礼的文件传达,所以明廷不知此事。德川家康一看,你不理我,那老子我就自己来了,他给村山等安颁发了“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他三千士兵,委任他侵略台湾。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儿子村山秋安率领着十一艘战船从长崎出发,但舰队在途中遭遇风暴,船队漂散,一部分骚扰闽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贸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虽然到达了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日本兵仓促登陆,被台湾土著民围攻,打打不过,突围突不出去,最后这些日本兵集体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剖腹自杀。明石道友手下三艘船变成了两艘,他率领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于五月来到浙江东沙岛(不是南海上的东沙岛)。福建巡抚黄承玄派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装成渔人,但被明石道友看出来了,于是明石道友拿刀逼他,问:“说!你是干什么来的?”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道你来犯,已经造好五百艘战舰等着你呢,我们的舰队马上就要到了!”明石道友还真实在,他信了,于是率船队撤回日本,但没放走董伯起,以便将他作为与福建政府谈判的筹码。此后五年时间,不知道村山等安去忙什么了,反正是杳无音信,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来到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福建巡抚黄承玄命沈有容跟日本人交涉,当时明石道友在交涉时没佩刀,沈有容问:“你为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亲自取来一把太刀给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涕零,因为佩刀毕竟是武士的象征。明石道友此前听说过沈有容在台湾大破日本海军的事,加之被沈有容镇住了,没敢提别的,放了董伯起后就回船上了。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日本人桃烟门又率领三艘战船、倭寇百余人进犯浙江,击沉了浙江的一艘明军兵船。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于是日本人就在岸边盖房子,打算长期盘踞。福建巡抚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交给沈有容负责。沈有容率兵三路围困,用大炮猛轰,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拼死顽抗。把总何承亮要进攻,沈有容说:“倭寇困兽犹斗,很难让其投降,这一带多礁石,我军如硬攻,很容易损失战舰。不如诱敌出战,将敌人擒获。”随后他派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劝说日本人,王居华用日语说:“你们日本人的命就在须臾之间,如果你们没有冒犯我大明的罪过,把事情讲清楚,或许还能有一线生路,不然的话,你们必死无疑!要知道,明石道友都已经受招抚了。”桃烟门听后,有些犹豫。次日,有倭寇率三艘船前来救援,三艘船都被沈有容击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只要有明石道友的书信来让我投降,我就听他的。”沈有容于是让明石道友写信,明石道友也听话,他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时人董应举听闻沈有容这次击败倭寇的消息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俞大猷)、戚(戚继光)再生,亦当首肯矣。”1620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强大,东北形势吃紧,沈有容被调任山东副总兵,以防努尔哈赤从辽东半岛跨海侵略山东。辽东民众有乘船从努尔哈赤占区逃亡山东的,沈有容都派人接应,共三万四千人得到接应。沈有容在登州结识了戚继光的长子戚柞国,当时戚柞国正在编辑《戚少保年谱耆编》,但年谱完成后,戚柞国等无力将其刊行,幸而得到了沈有容的资助,使得此书出版,今天我们所知的戚继光的赫赫功业赖此书得以保存。1624年沈有容因病而辞官回乡,三年后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岁。(2)西班牙、荷兰亮剑台湾台湾是个风景迷人之地,海岸上悬崖壁立,树木蓊郁葱茏,在葱兰叠翠的狮球岭后面,是基隆城。夜晚遥见岗峦起伏之处闪着点点渔火,一轮圆月当空照,夜色幽蓝,海水潮起潮落,让人心醉。也正是台湾迷人的景色,富饶的物产引来了西方殖民者的贪欲。1604年,第一次侵略澎湖失败后,荷兰人没有就此罢休,澎湖列岛与台湾始终被列入其计划占领的名单中。1621年荷兰人获取重要情报——西班牙人要占领台湾,于是荷兰人打算先下手为强。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决定先攻击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不能攻陷,则在澎湖寻找适当的港口,先于西班牙人占领台湾。1622年,荷兰将领雷尔生率一千零二十四人乘八艘战舰进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1623年7月23日,荷兰海军司令高文律率一艘大型战舰、四艘小型战舰占领澎湖。10月,高文律来到厦门想和明朝谈判,用和平方式使对澎湖的占领合法性,但由于中国海军提前得到了

                      抛弃了)的简娜,和以前那个丈夫、母亲濒死时也拒绝参与一切的简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好几个小时地坐在莫迪身边,当初丈夫、母亲需要我给予的,如今我随时准备好了要给她:我对现实的直视,我对现实的参与。但莫迪想要的是——不要濒临死亡!她现在对我嘀嘀咕咕地抱怨,用的是新的说话方式,飞快地嘀咕,都来不及喘口气:“我知道这都怪谁,我知道是谁下令把我弄来的!”她不看我,因为她痛恨眼前的一切。她指的是我,她指的也是薇拉·罗杰斯。薇拉来看望她的时候,莫迪叫她不要再靠近自己。“不要你,”她对可怜的薇拉说,“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然后转过了她自己的脸。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靠在一把矮椅子上,因此我坐的那把椅子就显得太高了。她那把大椅子,还有椅子上那些摆放得很专业的枕头,看上去像是企图吞掉小小的莫迪,而莫迪,不管被以什么姿势安置在椅子里,总是瞪着正前方。“福勒太太,您怎么样?您要点茶吗?——热牛奶?——热巧克力?来点汤?”没有哪个女王,或者阿拉伯富豪的太太,能接受到比她享受的更好的护理服务了。但是她想要的是——不要走向死亡!我坐在她身边,心里想,活了九十二岁,莫迪似乎还觉得老天对她不公!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目睹了莫迪是怎么和我道别的——“要走,是吧?”——在走廊里追上我,说,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拉住我的手臂,对着我微笑,温柔、友好、令人信赖,而同样的微笑,莫迪却觉得是羁绊,是谎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你会看到的,有不同的阶段。病人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首先会觉得不公平。他们自怨自怜。”“不公平?生老病死叫不公平?”“通常病人可不是世上最理智的人。然后,下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愤怒。”“没错,她那可真是愤怒呢!”“唉,”一边用她专业的眼光打量我,看有没有压力过大的迹象,一边带点迷离的神情说,“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死都不是什么好事吧。”“这些阶段有没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她哈哈大笑,不过她其实是享受能够嘲笑一下“书”:“书上说了,三个阶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生活中的事情才没法分那么清楚呢!”“那第三阶段呢?”“那时候他们接受现实,妥协了……”一个护士跑过来,康诺利护士,康诺利护士,于是她飞快地道了一声失陪,就飞奔着去处理什么小的——或者大的——危机了。我则回家去。不公平……愤怒……接受现实。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觉得她要死了这不公平?第二天,莫迪居然让自己浑浊、黯淡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没有——一般都是故意的,或者说显得像是故意的——避开,口齿清晰,语气轻蔑地说:“这是出悲剧,悲剧!”“什么是悲剧,莫迪?”她看着我——鄙视!“一出悲剧!”她大声、清楚地说,然后目光避开我,难过地轻轻喃喃,这种语气最近我听不到她用了,“我们原本都那么快乐了,你每晚来,我和你说我的故事。如今成了这样,真是悲剧……”我坐在那儿,握着莫迪的手,尽管她总是僵着手,任它从我手中滑脱一次,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然后才抓紧我。她转过头,眼睛始终不看我,嘴巴张着,因为那药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嘴,一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老太太,可她的手还说着我们友谊的语言。自己要死了,莫迪觉得这不公平。昨天,她又说了,轻轻地飞快地嘟哝:“悲剧,悲剧,悲剧。”我听到自己说:“莫迪,你九十二岁了。”没有用那种可以称得上是本医院“院风”的“讨喜”、迷人、关切的语气。她缓缓地转过脸来,然后蓝眼睛里腾起怒火。盛怒。我在想的是,莫迪体内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本该不朽,硬被冤判了?我觉得那具蜡黄的小骨架里有好几个莫迪,死亡的速度不同,而其中一个根本不准备死!另外一个护士问过我:“你是不是信教?”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这是因为我的态度、举止、行为整个属于那种不会因为垂死、死亡而乱了心绪的人,而不属于那种会受这些影响的人——我看着其他访客,那些亲友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后者。她的意思是,我看你是相信死后有来世的!轻轻地擤擤鼻子,这是含蓄地表示对思想落后的人嗤之以鼻。我说:“不,我不信教。”没有理会她真正的问题。又一次,我沉思默想,若是有来世——妈妈,弗雷迪,莫迪都有一个来世——我怎么看,或者说我可能怎么看。我今天是这种想法,明天又是另一种。十年里“笃信”一种想法,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种。又过了一个星期。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我没法照顾你,我说。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家庭里,有哪一个能够接收莫迪,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责任已经够重的了。我们的生活几经削减,只剩我们努力塞进去的那一点点,我们都不过在勉强对付,一点都不能再多。我坐在那里握着莫迪的手时心里在想,她应该处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那样的家庭就像一张有弹性的橡胶网,可以拉拉撑撑,接纳下她。当然了,这想法荒唐得很。一样荒唐的想法,是她应该有理智的父母,爱她,却不溺爱她,她的母亲不该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而她按理说这长长的一辈子里都该幸福、健康、富足、睿智。我说她,说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太太,理应有什么,这是在禁绝艰难、困苦、不公、疼痛——简言之,是在否认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带我去你家吧,简娜,带我去你家。我不能啊,莫迪,你自己也知道的!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已经迟了,值夜班的已经来了。明天见啦,莫迪。今天我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一如寻常婚礼,一大群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还有业界多年来只曾耳闻从未谋面的人物(对菲丽丝而言)。菲丽丝的家庭和我的差不多。但是——出乎意料!查尔斯居然是个外国人,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优雅至极的母亲,还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和继父,两个都世故、诙谐、迷人。菲丽丝看上去美极了,真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杂志增光。我玩得很开心。两周。莫迪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她吃的止痛剂的剂量经过精心调整,一天吃三次,但是他们用专业、谨慎、带笑容的眼睛监察着她,温柔地问她问题,然后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她所说的,逐渐增大剂量。晚上六点我走进病房,药瓶就放在她床边的桌上。他们知道对于她来说,吃那东西就是溃败,是最糟糕的——是末日。所以他们不逼她也不哄她吃。“慢慢来,”他们说,“需要的时候再吃。”莫迪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她瘦骨嶙峋的手越握越紧。她用力转过头去看她的敌人,瓶子,还有瓶里的药。然后她逼着自己移开视线。没过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转了回去。我能听到她喘着气挣扎,胃里的疼痛烧灼着。我学会了不要立即说:“莫迪,要不要吃药?”而当我这么问时,她会匆匆地、心不在焉地点头,好像她正在思考什么更重要的事。我把瓶子送到她嘴边,她的嘴唇急切地噘出来,好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不受她控制。那嘴唇包住瓶口,好把那能让感觉变麻木的东西吸进体内。“他们把我的意识拿走了,他们让我思维迟钝。”她悄悄对我说,哀怨、忧伤、愤怒。至少她没有说:“你吧……”过去的两个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随意地走进来,微笑着环视屋内,检阅她的王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眼睛扫视过每一张苍老的病容——这间病房里都是老太太——那么若无其事,但那么干练高效。她在莫迪床边站了一会儿:“福勒太太,今晚感觉怎么样?萨默斯太太,晚上好。”然后她又对莫迪说,“如果觉得需要什么能让你入睡的东西,按一按铃就行。”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痛得厉害的话……”而两个晚上,我起身要走的时候,莫迪都拽住我的裙子,悄声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要喝点热牛奶什么的。”我去值班室,翻译这句话:“我觉得福勒太太得再用一点止痛剂。”“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去。”他们的确马上就去了。我匆匆地回家,钻进我的浴缸,那是我的药,能让我失去知觉,但一路上我完全可以听到莫迪在想什么:当初我没有东西喂约翰尼,所以他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是给了我……一个月。哦,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太累了。我绝对累垮了。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让你累的?你以前有时候一天去莫迪家两次,帮她买东西,给她打扫卫生,替她洗衣服,还要帮她洗澡,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走进那干净可爱的新病房,看见那些面带笑容的温柔护士,又有人照料莫迪,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握住她的手,这简直就是去野餐。当然了,还要做一件事:她冲着你眼冒火光,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这是个悲剧,是个悲剧!”的时候,得忍着不作反应,她现在还是喜欢说这种话。事实上,现在这种状况让我招架不住,而且看起来没完没了。我知道按护士们的估计,她如今的状况应该更糟:你能看出来她们在想什么,通常是因为她们希望你看出来!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需要一个表情就知晓一切,这种无声的交流,除了医院没有别的地方用得更频繁的了。他们把我叫去值班室,告诉我说有可能要把莫迪转到街那头的老医院去,老年人都安排在那里。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会让莫迪大吃一惊的,还因为,说白了,我希望她死去。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想。她不想死,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谁想死,那么希望他死就是正当的,但是他们若是没做好准备,那是万万不该这样想的。我一直在观察莫迪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的迹象。莫迪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愤怒。也许其实只有两个阶段,“这不公平!”应该算愤怒;然后是接受现实。哦,拜托,让莫迪接受现实吧,而且是让她赶紧接受吧!看着这个耄耋老妇死去时,觉得好像是她的什么东西被谁偷走一样,这实在是糟糕。如果她觉得她的生命是被偷走的——被她母亲的早逝偷走,被虐待她的父亲偷走,被那个穿毛皮、戴羽毛的情妇偷走,被她可恶的姐姐偷走——要我说,倒也很说得过去,但是,这要到哪里才算完?关键是,有什么她依然觉得她原该拥有,但是被强拿走了?还有什么她觉得现在她该拥有,而正被人拿走?要是我能让她和我好好谈一谈就好了。但我们是坐在那干净明亮的大房间里,就在医院的顶楼,环绕我们的是蓝天和新鲜空气,鸟儿飞过,鸽子在外面咕咕地叫,房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护士进进出出,还有探病的人以及医生……经常在这儿值班的那个医生人很好,她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不过若是他以为她恨自己,倒也不能怪他。可那个大牌医生一周要带着一帮跟班来一两次,于是我晚上到的时候,莫迪还在生气,不只是生气,简直是怒火万丈,七窍生烟。“他今天又来了。”她说,蜡黄的小脸抽搐着,嘴唇颤抖。“怎么样?”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怎么样了。“他们站在门口,他,还有那帮男孩女孩。他们是医生?看起来都是小孩子。他们里面还有黑的。”莫迪是个严谨的人,状态正常的时候,如果要批评的对象是一个黑人,她总记得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她把这个忘掉了,只知道他们不同,是异己。她现在矛盾得很,十分纠结,因为有两个护士也是黑人,而她很喜欢她们。但她们依然是黑人,这是她生气的一个焦点。她特别喜欢她们抱她起床,把她安置在椅子上的手法,不会弄疼她;我能看到她的脸变得柔和,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瞬间就收起来了——但她是黑人,而且她的存在、她的身影都提醒着莫迪,她住院、待在这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在这家医院里,她自己一个决定都不能做。“呃,”我说,“总得有训练有素的黑人医生和黑人护士啊,而这是家教学医院。”“为什么我要做小白鼠?他们又没征得我的许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那种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那个臭屁大老爷,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身边,一直在和他们说我的事。哦,他们当我是傻瓜!然后他们都围过来,低下头来看我……”她

                      ,卡伦的父亲被逮捕入狱之后,她的母亲及姑姑开始向她施压,要她作证她父亲不曾猥亵莎拉。由于卡伦没有证据证明她父亲是否清白,所以她不愿意出庭作证。卡伦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她和卡特里娜——她母亲——最近的一段对话。“你爸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卡特里娜尖叫。“他才不会伤害小女孩!”“噢,会的,他会,”卡伦答得冷静。“你在鬼扯什么?”卡特里娜大喊,指控意味远大于惊讶。“我猜你以为他曾经侵犯你,跟你发生性关系!”卡伦低下头,没有回话。“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习惯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致使她越来越口不择言。“说不定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虐待自己!一定是你自找的!反正全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越来越偏执,不留情,卡伦好想吐。每次碰上这种时刻,卡伦总要怀疑记忆是否出了问题;但她旋即想起父亲拿电线缚住她的手脚,将她绑在他床上,过去的一切再度变得真实。警方要求为莎拉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遭到性侵犯,卡伦同意了。莎拉的检查一无所获,但妮娜却有遭受性侵犯的创伤。卡特里娜和卡伦的姑姑皆表示她们不相信卡伦的父亲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她们要求卡伦去把父亲保出来。卡特里娜尤其心急,因为只要她丈夫在牢里多待一天,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卡特里娜不断恳求、威胁、羞辱卡伦,企图逼她交出1000美金的保释金。卡伦的父亲也每晚从牢里打电话给她(费用当然是她出),每晚不止一次;但卡伦拒绝付费接听。由于父亲天天打电话骚扰她,烦得她头痛欲裂严重到呕吐的地步。负责此案的弗莱厄蒂警官告诉卡伦,假如她父亲再继续打电话骚扰,请她随时通知他。卡伦拒绝了,因为她害怕父亲挟怨报复,也不想再承受母亲更强烈的愤怒。1992年4月初,卡伦的姑姑将她父亲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蹲了6个礼拜。出狱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卡伦,电话整晚响个不停,试图逼她出庭作证。最后她终于联络弗莱厄蒂警官,警官警告他不得再骚扰卡伦,否则准备回去吃牢饭。※※※※“我妈希望我出庭为我爸作证,”卡伦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我丈夫一直怪我。”她重重叹了口气,跌坐在椅子上。她看着我,眼里满是绝望,“活着好累,我再也不想应付这些了。”母亲,父亲,丈夫,自杀。快,我得赶快决定先对付哪一个。“你母亲要你作证?”我问。“对。她要我说我父亲不曾侵犯我。”“你想怎么做?”我问。“我想死!我梦到好大的手掐住我的脖子,我不能呼吸……我吓醒,大口喘气,可是当我再度入睡,同样的梦境却一再出现。”卡伦用手捂住喉咙,奋力吸气,仿佛她尚未脱离梦境。“‘大手’听来像是小孩印象中的大人的手,”我说。“我告诉过你,我爸以前常说,如果我敢把事情说出去,他会伤害我,杀了我!他是认真的!有一次他还示范给我看:他掐住我,让我没办法呼吸,一直到我快昏过去了才松手。可是他说,要是他高兴,他也可以继续掐住我不放。”“双方律师曾要求你出庭作证吗?”我问,她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先别担心作证的事。我们暂且假定你不需要作证吧,除非法庭传唤,否则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出庭。如果你母亲继续吵你,你就告诉她,一旦上了证人席,你绝对不会说谎,之后就让她自己体会你的意思。好吗?”卡伦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这么做算不上治疗,但卡伦需要指点。我利用停顿转换气氛。“以前我们聊过你想离开丈夫,因为他对待你的态度很不好……现在呢?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我试着从与寻死无关的话题着手。假如我能提供她些许依靠,协助她思考现实问题,或许她就不会太过绝望了。我需要多加探索、了解她在家里的情况。“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我的婚姻,”卡伦再度叹气。看着她动也不动,垂头丧气坐在那儿,我努力抵抗,不让她的沮丧影响我。我想帮助她向前走,但要推动一个如此沮丧的人实在好困难。“儿子也看不起我,”她继续说,“跟他爸一个样儿。我不敢打他。因为我怕我会像我爸一样,一出手就停不下来。我丈夫处处破坏我立下的规矩。假如儿子被我关禁闭,他还是让他出门,这样他就可以扮好人。”卡伦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突然开口,“我宁愿死也不要被离婚折腾,或是一个人过日子。”这下可好,我想,问题棘手了。我怀疑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摆脱寻死的话题,更别说什么“进步”了。连婴儿学步那样小小的一步也希望渺茫。“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说,“你希望改变哪一件事,让自己好过一点?”好吧,这么问也许很蠢,但我总得找个切入点,让她开始想想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责怪自己,成天沮丧无望。“我希望乔希不要再喝酒,”她说,“他到家没多久就开始喝。不喝到不省人事绝不停下来。”“再告诉我一遍,他喝酒之后会怎么样?”“几罐啤酒下肚之后,他会变安静,再多喝几罐就变得很凶很暴力。”她眼看别处。“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发完疯,他倒头就睡。”太难了。我们对乔希的酗酒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他的行为只有他自己能负责。但话说回来,或许我们能想办法保护她不受他的暴力威胁。“当他开始喝酒,变得安静不说话,你都怎么做?”我问。“我会叫孩子们不要吵,离他远一点,”她说,“然后等待。”“就像你跟父亲相处时一样,”我说。她看着我,我看见这句话似乎在她心中激起涟漪,她开始比较父亲和丈夫的虐待行为,发现其中的相似性。“你还小的时候,”我说,“就算被虐待,除了委曲求全、想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你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是大人了,尽管受虐的状况与童年类似,但你的选择却比以前更多。假如你觉得没办法离婚,那么你或许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候暂时离开。只要你先生开始喝酒,你和孩子就准备好随时出门;一旦他开始不说话,立刻带孩子出门,在外头待一两个小时再回来。你们可以去吃冰淇淋,或者看电影。等他睡了再回家,尽可能避开他发怒施暴的时间。”卡伦认真地猛点头。“可以的话,你还想改变跟先生相处的哪些部分?”我问。“他常为了我来找你而跟我吵架,”她说。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往下说。“上礼拜六,我们又为此吵了一架,结果他打我,揍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左下腹,“很痛。这边一直很痛,痛到现在。”“看医生了吗?”我问。我看着她,试着推想哪些脏器受伤可能导致持续性的疼痛。“没有,”卡伦回答,声音很小。“怎么不去看?”我问,有点抓狂。泪水缓缓流下来,卡伦似乎有难言之隐。“我好希望自己死掉,”她说,羞愧地扭过头。我再次耐心等她开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他一直对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总有一天会像我爸那样猥亵我的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去死。他说我不该再来找你,他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他把我原本要付给你的支票兑现,把钱拿去买酒和买香烟。”“有些机构能协助受虐妇女,帮助她们……”卡伦举起手,不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她说,“我已经拿到这方面的信息了。”“那你为何不采取行动?”卡伦又露出羞愧的表情。“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活这么久。部分的我以为,我根本就是懦弱、没勇气才会苟活到现在。要是我够坚强,我早就行动了。”“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我想伤害自己。”“怎么了?”“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你哪里受伤?”“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这些东西跟孩子舍不得放开心爱的毯子或小玩意儿,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能从中得到慰藉。一般认为,无论是毯子或洋娃娃,这些物品在小孩子眼中都是母亲的象征;孩子们从象征母亲的毯子得到有形慰藉,使他们能承受与母亲分离的痛苦。在这层关系中,毯子被称为“过渡性客体”,也就是能帮助孩子从依赖母亲过渡到脱离母亲的物品。尽管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这个阶段,但它确实属于孩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当某些人从卡伦生命中消失,她便以这种方式维系与他们的连结。既然卡伦熟悉且信赖这种方式,我会试着以此加强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同时弱化她与痛苦、受虐阴影的连结。“我说过,我会给你一样能让你想到我的东西,”我伸手探至椅脚边,不让她看见。“这样东西也许有用。”我拿出一只约5英寸高的陶制小熊。那是我在楼下礼品店找到的。这只小熊圆滚滚的,坐姿,脸上挂着微笑,身穿休闲衫配蝶形领结,看起来非常开心又满足。我把小熊递给卡伦,她瞪大双眼,小心揣在怀里,仿佛它是个无价之宝。也许对她而言确实如此。她感激且羞怯地望着我,好像在说:她知道这样很孩子气,但她很感激我了解这件事的必要性。卡伦仍拒绝父亲的请求。卡伦的母亲代替她父亲向她求情,请她在法庭上帮她父亲说话,卡伦也同样拒绝了。1993年1月,卡伦的父亲出庭受审,最后因对卡伦的侄女妮娜性侵犯被判猥亵儿童等十九条罪行。卡伦从头到尾皆未出席审判。在接下来几次治疗中,卡伦叙述父亲受审的后续发展。判决后,她父亲“心脏病发作”——这是她母亲的说法,其实只是严重焦虑,但也因此住院好几天。“你爸住院都是你的错!”她母亲对卡伦说,“如果你帮你爸作证,他就不会生病了!”卡伦怀疑,她母亲将她扯进父亲审判的动机并不单纯;除了帮助丈夫,她应该还有别的企图。卡伦的父亲定罪后,她认为母亲急于撇清跟丈夫的关系,她要卡伦作伪证表示自己不曾遭受虐待,即使有,她母亲也完全不知情。卡伦的父亲入院接受心脏检查,但医生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卡伦说,医生发现他罹患大肠癌,且已转移至肝脏,这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她说,刚开始她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结果的严重性,但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她母亲开始找卡伦帮忙照顾父亲。过去卡伦一直不愿与他有所牵连,她不出席审判,也不探监;但她母亲吃了秤砣铁了心,硬要卡伦重回父亲的控制之下,与他们恢复来往。某个星期天早上,卡伦的母亲打电话叫卡伦载她去医院取她父亲的车(法院准许她父亲完成癌症治疗后再入狱服刑)。起初卡伦没答应,说她不想再见到父亲,但她母亲非常坚持,宣称她们只是去取车而已。来到医院,她父亲已拎着行李箱,坐在长凳上等她们了。瞥见他,卡伦顿时涌上一股恶心、憎恶的感觉,但她还是自动把车靠过去接他。她母亲装作一副没事的模样,下车帮她父亲提行李,上了车,她母亲便提到她不久后的匈牙利之行。“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来看看你爸,”她嘱咐卡伦。卡伦没搭腔。“听到了没有?”她母亲提高音量。“我没办法,”卡伦轻声说。“你真不知好歹!”在后座的父亲开口。“他以前为你做过多少事?你欠他你知不知道?”她母亲说,“你生病的时候——就是你脸上长瘤的时候,我们带你跑过多少次医院?我们大可放着你不管,但是我们照顾你呀!要不是你那一大笔医药费……还有你上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们原本可以有房子,有新车,结果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们?你欠我们,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得报答我们……”卡伦说她不记得之后是怎么回到家的。由于我的支持,卡伦自始至终未曾接手照顾父亲的工作。第一部苟且偷生第6章母亲与父亲卡特里娜——卡伦的母亲——生于匈牙利,有8个兄弟姊妹,家里非常贫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家附近曾是美军驻扎地。美国军人经常拿食物和巧克力给卡特里娜和姊妹们,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并且总说她将来要嫁给美国军人。身为糕点师傅的女儿,卡特里娜在很年轻时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厨师。她定期上天主教堂,在遇见卡伦的父亲之前不曾与男人约会。当她见到马丁,她认为拥有清澈蓝眸与残酷唇形的他宛如“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翻版。在成长过程中,她对男人一无所知,最后这也导致她成为自己天真性格的囚犯。卡伦8岁那年,卡特里娜为了躲避丈夫的拳头,在当地工厂找了一份晚班工作。她把热晚餐、教两个弟弟写作业、照顾他们上床睡觉的琐事全扔给卡伦。两兄弟睡着,她的妈妈又还没下班回家,这时马丁的魔爪便伸向卡伦。身为母亲,卡特里娜理应注意到卡伦的异常情况,但她完全忽略这些征兆。卡伦觉得她母亲为了自保而牺牲她,使她父亲转而将兽欲发泄在她身上。卡伦说,她母亲幻想所有的孩子都不会遭到虐待,生活幸福又美满。她母亲拒绝承认他们的遭遇。马丁——卡伦的父亲——生于1933年。他是长子,有一个小他2岁的妹妹德博拉。马丁小时候常被父亲(老马丁)奚落。在父亲眼中,马丁永远不够好,但他妹妹则完全相反——德博拉永远不会犯错,永远都有收不完的礼物,受到

                      吃奶插逼爽啊啊啊啊啊啊啊视频切想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唯一的问题是,朱莉安不太懂得打理自己…………迈尔斯渐渐习惯跟你相处了。卡尔10岁,只跟卡伦1说话。爱丽丝8岁,相当害羞。迈尔斯对你暴露她的存在令她十分紧张。她不想别人打扰。霍尔顿的信如下: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参加上次的治疗了——包括安,她已有19年不曾出现。那次谈话多少让大家有了希望。我担心你仍不太了解我们的系统,我很乐意把最新状况告诉你。克莱尔需要立即的关注,因为她开始想起受虐待的往事了。她对自己必须把痛苦丢给迈尔斯感到内疚。迈尔斯喜欢痛苦…………以下是目前仍在这个系统内活动的人的姓名与年龄:克莱尔(7岁),卡伦2(21岁),迈尔斯(8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西德尼(5岁),朱莉安(15岁),卡伦博(2岁),卡伦1(10岁),凯瑟琳(34岁),卡伦3(30岁),霍尔顿(我,34岁),安(16岁)。我会继续确保卡伦定期去你的办公室。虽然帮助她复原并不容易,但大家都很高兴有你帮助我们。霍尔顿全部的人格都出现了吗?看完信,我仔细数了一下,截至目前,连同卡伦在内共有13个独立人格。我翻阅卡伦几个月前给我的信,当时只有11个——包括叫“坏脾气”的那个,还有朱莉跟桑迪,但霍尔顿完全没提到他们。如果把他们3个算进去,那就是16个了。卡伦体内是否还会组成或重组新人格?或者只是单纯显现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有两项任务:照顾接受治疗的那个卡伦(无论是哪一个),并且从这些人格身上进一步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这些信确实颇有助益。卡伦的分身们似乎急切地想让我快点认识他们。1994年8月17日,我们再次进行催眠治疗。待卡伦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立刻询问有没有人想出来跟我说话。卡伦的肩膀突然往上拱,两腿蜷向一侧,用眼角余光瞟我;这是个颇为幼小、女孩子气的姿势。她说她叫克莱尔,然后开始告诉我她以前在殡仪馆(邻居家)的遭遇。她被带过去之后,有人把她绑在不锈钢工作台上。她吓坏了。那里有3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金属棍。然后克莱尔就昏过去了……她要我帮她挡住那些坏人,不要让他们接近她。两天后,我收到迈尔斯的来信,信里继续描述克莱尔的遭遇。亲爱的贝尔医生:又是我,但你大概不想听我说话吧。我想告诉你克莱尔没办法说完的事。克莱尔被绑在工作台以后,那3个男人拿电棒凌辱她,她叫他们住手可是他们把她电昏了。我很生气,于是就跑出来尖叫,结果他们用灰色胶布封住我的嘴。他们一直说我喜欢这样。假如我摇头表示我不喜欢,他们就电我,假如我点头表示感觉很好,他们会放过我——但也只给我一分钟。那3个人把我们电昏以后,卡尔出来了。这些人把卡尔放进棺材,盖上盖子。我不知道我们在里头待了多久。过了一阵子,我们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我出来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是有人在找我们。我用力敲打棺材盖,卡伦她妈妈打开盖子,我让卡伦出来。她妈妈惊讶地说:“你还活着!你重生了!真高兴看到你。可是你为什么躲在棺材里?你不是在帮爷爷漆客厅吗?”你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们吗?迈尔斯某次治疗结束后,卡伦递给我3封信,其中一封来自迈尔斯。卡伦离去后,我打开他的信,他向我描述一场名为“午夜圣体”的仪式。亲爱的贝尔医生: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午夜圣体”仪式。在仪式上,女孩子必须切掉一样东西,像乳头或一片耳朵之类的。霍尔顿不相信,他说这些人已经不在了。我不相信霍尔顿,因为他们还在那个工厂里。他们在叫我们,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这里的其他人都听不见。我该怎么阻止他们?他们会来抓我、杀掉我们。我会抵抗,但其他人怎么办?你觉得他们会来抓我吗?我很害怕,可是我没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认为我天不怕地不怕。假如他们知道我会害怕,以后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迈尔斯我该拿这封信怎么办?迈尔斯告诉我这么恐怖的事,我该如何看待它?这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一场噩梦?迈尔斯相信真有其事,所以我不能不处理。我决定等待,不主动询问,看看往后是否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再见到卡伦时,我提到那几封信,并建议她接受催眠治疗,看看其他人是否有话要告诉我。第一个现身的是西德尼。卡伦闭上眼睛,有好一阵子,她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睁开眼,靠上椅背坐好,微微扬起头,形成一特殊角度,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我。她迅速观察四周,仿佛初次到访。“我喜欢我们在药店的工作,”她说。卡伦——或者说西德尼——说话速度很快,视线在屋内游走。“我拿了好几样以前没拿过的东西,玩具啊什么的,不过凯瑟琳都会把它们放回去。我偷了一串超级球,放进卡伦皮包里。詹姆斯和莎拉真的很喜欢超级球。我知道我不该偷东西,但是卡伦的爸爸逼我偷。因为偷窃,我必须接受处罚,所以我偶尔也偷拿一些可以割伤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指甲锉刀。药店真是个好地方。”西德尼侃侃而谈,但在我听来,他是个毫无自制力、凡事任性而为的小男孩。我不想多作批评,故只说了“小偷必须割伤自己作为惩罚?”他再次确认,但我却在他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的提问不带轻蔑,意在告诉他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有其必要或有何特别之处。这会让他开始思考。我向西德尼道谢,感谢他出来跟我说话,然后请他退回去,看看是否有别人想发言。卡伦闭上眼睛,西德尼的表情消失了。这令我大感惊讶:在不同身份转换之间,卡伦的改变清楚分明——她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下一个出现的是迈尔斯。卡伦稍稍坐直,两眼依旧紧闭,她皱起眉头,声音粗哑。“我也喜欢工作,”迈尔斯说,“工作时我可以当老大。”“全都由你负责吗?”我再次确认。“是啊,我喜欢聊天。如果客人不排队,我也会警告他们。”显然迈尔斯喜欢找机会感觉自己的重要性,我必须好好运用这个特质。我想跟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建立合作关系,而迈尔斯无疑相当重要:因为他似乎是伤害卡伦的主要几个人格之一(还有西德尼,但西德尼占的比例少一点)。假如他们能视我为值得信任、有分量的人物,或许我能对他们自我毁灭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闲谈几分钟后,我谢过迈尔斯,请他退回,再次询问有没有人想跟我说话。卡伦微微放松,闭上眼睛,表情转为空白。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突然软下来,变小,缩成小孩儿样。克莱尔对我微笑,两眼闪闪发亮。她说她喜欢看贺卡、香水和珠宝首饰。克莱尔有女性的一面!这是好事。卡伦几乎不容许自己拥有女性的习惯与喜好:她的衣着单调无趣,经常披头散发,也不化妆。我一度担心卡伦的成长过程完全受限,无法表现女性特质,幸好克莱尔仍保有这些特质。这表示,假以时日,卡伦也会重新找回这部分的自我。最后现身的是朱莉安。卡伦阖上眼,表情空白,然后突然挺直腰杆,双臂夹紧于身体两侧,好像在防备什么似的。她两眼大睁,表示有相当恐怖的事要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该说,但是,既然卡伦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许她说出来不会有危险,我也会帮忙保护她。她似乎颇为安心。朱莉安描述“午夜圣体”仪式给我听,大概讲了10分钟。这仪式听来像某种巫术。他们将她绑起来,切下她身上的一小块肉。参与这项仪式的人数众多。卡伦首次参加时,年约4岁。他们割她的手臂、她的脸或耳朵,切下一点皮肤或取几滴血,有时则是头发、睫毛、眉毛。等卡伦(与众分身)年纪稍长,他们会割她的胸部……这时卡伦身上的“男孩”会出现——因为受创的是“女孩”,故男性人格感觉不到疼痛。事后,卡伦的双亲会责骂她,表示这全都是她自己在睡梦中干的好事。结束催眠治疗前,我告诉卡伦,她将不会记得催眠过程中的任何谈话——为了保护卡伦,她体内的其他人格多年来始终不让她知道这些故事。我不确定卡伦能不能消化如此不堪的过去,不确定她会不会因而伤害自己。既然前途未卜、状况不明,我决定继续等待。一星期后,我仍反复思量该如何跟卡伦讨论“午夜圣体”仪式。这时卡伦突然造访。她看起来既羞怯又难为情。“我又自残了,”说完,她扭过头去,感觉十分屈辱。显然她又开始伤害自己了。但是用什么方式?受伤至何种程度?“你是怎么弄伤自己的?”我问,“我必须知道你可能是怎么受伤的,”我等她回答。卡伦拱起眉毛,开始哭泣。“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身体不是我的。但我想我可能把衣架拆开,把尖端刺进身体里。”她看起来好像快吐了。“你流血了吗?”“嗯。”“现在还在流吗?”“没有了。”“当时你感觉得到痛吗?”我继续追问。“嗯。”“现在呢?还痛吗?”“一点点,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假如你用力按肚子,会痛吗?”我问。“不会,不怎么痛。”我试图借着这一串问题确认她是否弄伤阴道,如果阴道受伤——无论刺穿阴道壁或腹膜——极可能引发腹腔感染。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听起来似乎伤得不重——至少就生理层面而言。现在我必须找出心理层面的问题。卡伦对事发经过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催眠是唯一的办法。进入催眠状态后,卡伦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双眼紧闭。“我想切掉女生的部分!”“他”说,脸庞因恐惧而显得冷酷无情。他是迈尔斯,我想,这次伤害应该是他造成的。“卡伦的妈妈一直讲卡伦爸爸的事,我很怕他会回来伤害我们。我打算把卡伦的女生部分通通切掉,这样她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要不是霍尔顿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迈尔斯倒回椅背,依旧紧闭双眼,紧咬牙关。“现在我只要我们全部死掉。”迈尔斯认识我,我们聊过几次,同时他也能意识到其他人格对我的尊重,这让我拥有某种我希望能派上用场的权威与影响力。“迈尔斯,”我和善但坚定地说,“卡伦的爸爸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你也不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想办法躲避他的威胁。”迈尔斯没搭腔,认真思索。他很挣扎,双眼仍闭得紧紧的。“你确定吗?”他问道。“我百分之百确定,迈尔斯。”“那,好吧,”他说。他还在努力消化信息,我看见他脸上挣扎的表情。然后他开始放松,宽慰弥漫整个身体。“他再也不会伤害我们了?”“不会了。”我停顿几秒,观察迈尔斯是否完完全全接受这个事实。他让步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切割卡伦的身体了。你了解吗?迈尔斯?”“我了解了。”第二部分身第11章圣诞礼物卡伦一只手包着绷带,用吊带吊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她面带愁容,眼神充满畏惧。她迅速瞥了我一眼,态度消沉而疏离。“怎么了?”我警觉地问道,“是你先生打伤的吗?”“不是,”她一边流泪一边颤抖,“药店被抢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但是你怎么会受伤?”卡伦盯着地板,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其他人出来了?”我问。“大概吧。我告诉警察,是劫匪把我打伤的,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发现有个妇人想偷药,她手上有刀,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找出答案。”现在卡伦已相当适应催眠程序。她窝进椅子,调整姿势,闭上眼睛。我念起熟悉的台词,帮助她放松并深深进入内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直到她进入那个安全小窝里。待她准备好,我请她走出小窝,看看外头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她究竟是怎么受伤的。没多久,卡伦挺直背脊,两眼紧闭,绷着一张脸,声音也比平常更为低沉、强硬。“是我做的,”她说。“迈尔斯吗?”“对。”“你做了什么?”“我打她。”“你打那名劫匪?”“对。她亮出小刀,想捅我们。卡伦很害怕,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才不怕呢。我不怕受伤。”“所以你做了什么?”“我一拳打在她脸上。她摇摇晃晃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拿刀扑向我。我举起手臂挡开,所以才被割伤。然后我又揍她,骂她,诅咒她,她就逃走了。我好好教训了她一顿。”迈尔斯坐回去,脸上挂着微笑。这一切令我吃惊。“好精彩呀,”我说,“你真勇敢。”“噢,我只是不喜欢有人在我当班的时候偷东西。”“还好,你的伤势不严重。”“这没什么。”“可是,万一她杀了你,那该怎么办?”“这样我们就会死掉啊,跟我希望的一样。”“是这样啊。”道别迈尔斯后,我引导卡伦回到小房间,再回到我的办公室,结束催眠。她四顾张望,光线令她眯起眼睛。“看样子是你的分身挺身对抗歹徒,”我说。“我想也是,”卡伦响应。“考虑到你的安全,我实在不确定你适不适合继续在药店工作,”我说,“昨晚的事件有可能再度发生,情况说不定更糟糕,而你根本无从防备。”卡伦想了想,缓缓点头。离去前,她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连忙拿出3封信交给我。这信分别来自迈尔斯、凯瑟琳和克莱尔。一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展信阅读。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可以跟你住吗?我会很乖的。每个人都好伤心。我想一直睡下去,永远都不要起来。西德尼也是。我们好累好累。凯瑟琳一直叫我们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吗?可以分给我一点吗?卡伦博老是哭个不停。她怕迈尔斯会伤害我们。你可不可以叫迈尔斯不要这么坏?迈尔斯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请你告诉卡伦她妈,叫她走开,她惹得我好烦,害我好想杀死大家。她不知道她让我们有多痛苦。有时候我真的好生气,好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她,但凯瑟琳和霍尔顿不让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她了。她一直假装我们有完美的童年,假装卡伦很快乐。这不是真的。我们变得支离破碎,我好害怕你会扔下我们不管。假如我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你会不会生气?我有好多话想说,可是我不能说。虽然卡伦渐渐能了解我的想法,但她还是没办法用我的话说出来。迈尔斯凯瑟琳则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好痛苦。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明白我们的状况吗?我们越来越无力,大部分的人都起了自杀念头。我们的沟通一直受到伤害,干扰太多了。我们尽力维持现状,但如果卡伦失去求生意志,我们根本一筹莫展。她有好多烦恼,需要把烦恼说出来,但也只有她觉得无助,又不愿说出来。我觉得她不能再抗拒,她必须让我们出来跟你说话。另外,卡伦也没有听从你的嘱咐按时服药。我们很担心,也都希望这种无力感只是暂时的。你诚挚的凯瑟琳这几封信明显透露卡伦体内的人格各有各的痛苦和烦恼,状况有些混乱,但其中几个人似乎想找我帮忙,也想告诉我更多内情。1994年11月底,严冬的脚步逐渐逼近。卡伦走进诊所,她微拱着背,感觉像个不情愿上门认错的孩子。两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肚子发胀,一阵痛,一阵不痛,但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会儿她看起来似乎还在闹肚子疼。她痛苦地坐下来,扭过头去不看我,一脸屈辱的表情。“你看起来很苦恼,”我说,“愿意告诉我吗?”我靠向椅背,暗示卡伦我愿意等。卡伦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看也不看我便径自缓缓掀开上衣。随着衣摆越拉越高,肚子上的数十道割痕逐渐呈现在我眼前。卡伦紧咬下唇,哭了起来。“我明白了,”我轻声说,“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卡伦无助地耸耸肩膀。显然她压根儿不晓得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她放下衣摆。“这是你肚子痛的原因吗?”她再度耸肩却同时摇头,仍然不愿看我。照这样看来,我想找的答案可能不在眼前这位卡伦身上。“眼前似乎有好几个重要问题同时发生,”我说,“我想,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也许知道些什么,可能帮得上忙。我们可以试着问问看吗?”卡伦点头,闭上眼睛。我们立刻展开催眠。“嗨。”“嗨。你是谁?”我问。“是我。”“迈尔斯?”“唉。”“你可以告诉我卡伦碰上什么麻烦了吗?”“不是我做的。”“你没做什么?

                      远在邯郸的苏秦得到消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服的艺术:苏秦结成六国合纵联盟公元前329年,苏秦以邯郸为起点,开始了华丽的合纵之旅。苏秦出访的第一站是韩国的首都新郑。四年前,韩昭侯去世,其子韩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韩宣王。苏秦对韩宣王说:“韩国北有巩和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西有宜阳和商阪这样的要塞,东有宛、穰和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军队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产自韩国。谿子、时力、距黍(均为弩名)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武士举足踏弩,可以不停地射一百多次,能够射穿远处敌人的胸膛和近处敌人的心窝。韩国的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出产的剑戟,锋利无比,能够刺透坚固的甲盾。以韩国武士的勇猛,再让他们披着坚固的铠甲,带着劲弩和利剑,以一挡百不在话下。但是,以韩军的强劲和主上的贤明,却向秦国俯首称臣(公元前337年韩昭侯曾经朝觐秦惠王),使国家蒙受耻辱,被天下人耻笑,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三晋之中,韩国版图最小,国力最弱,主要依附于魏国,有时也向秦国和楚国屈服,在夹缝中求生存。马陵之战因魏国入侵韩国而起,但是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三次朝觐齐威王,韩昭侯都亦步亦趋,紧跟魏惠王的脚步,原因很简单,韩国需要与魏国抱团取暖,抵御秦国的扩张。“您如果继续奉行向秦国屈服的政策,秦国必定会向您索取宜阳、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即虎牢所在地)。今年给了,明年他还会再来要。韩国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索取无限。以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限的索取,结果必然是买祸结怨。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您如果西面事秦,与牛后有什么区别?以主上的贤明,挟强韩之兵,却落个牛后的名声,我实在是替您感到羞愧!”韩宣王勃然变色,握紧拳头,怒睁双目,按住剑柄,仰天长啸道:“寡人虽然不肖,但也决不会向秦国屈服。请您转告赵侯,韩国愿意加入合纵。”拿下韩国后,苏秦马不停蹄来到大梁。他对魏惠王说:“魏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国力强盛,现在却向西侍奉秦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魏惠王脸色通红,欲言又止。“我听说,越王勾践以三千战士与吴国作战,生擒吴王夫差。周武王以三千战士、三百战车与商纣王的数十万大军战于牧野,大获全胜。难道是他们兵力众多吗?不是。是因为他们能够振奋士气,发挥兵威啊!现在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头裏青巾的战士)二十万,奋击(冲锋队)二十万,杂役十万,还有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远远超过了勾践和周武王。想不到啊想不到,您竟然将河西之地拱手让给秦国,还主动配合做好移交工作,我真替您感到羞愧。”“秦国兵力强盛,以魏国之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不委曲求全的话,只怕朝不保夕。”惠施在旁边替魏惠王说了一句话。“没错,秦国确实强大。”苏秦说,“但是还没强大到可以吞灭天下。古人有言,‘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氂(máo)不伐,将用斧柯。’铲除草木,要趁早动手,等到它长大,就得用斧头了。犹豫不决,必有大患。如果您肯听我的建议加入合纵联盟,与诸侯同心协力,秦国就不能把魏国怎么样了。这也是赵侯特意派我来的目的,至于您如何决定,我洗耳恭听。”对于魏惠王来说,苏秦的建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这些年来,魏国处处树敌,四面碰壁,丧师辱国,已经从一个霸主之国沦落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如果苏秦能够整合山东诸国,共同对抗秦国,魏国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征求过惠施的意见之后,魏惠王也答应了苏秦,决定加入合纵联盟。苏秦离开大梁,沿河而下,来到东方古城临淄求见齐威王。齐威王年轻的时候,重用邹忌、孙膑等人,励精图治,称霸一方。年纪大了,却开始犯糊涂,与魏惠王徐州相王,既开了风气之先,也犯了天下的大忌,导致楚国进犯。徐州一战,齐国败军折将,威势大损。但是,老虎虽病,余威犹在,苏秦见到的齐威王,仍然不怒自威,令人不敢正视。“齐国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南有泰山,北有渤海,乃所谓的‘四塞之国’。齐国的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战士们进如锋矢,战如雷霆,退如风雨。自古以来,虽然多次发生战争,却从未让敌人翻过泰山,跨过清河,渡过渤海。如果开战的话,临淄城内有七万户人家,每户有丁壮三人,不必等待征调远方的军队,就能动员二十一万大军。而且临淄城的富有,举世皆知。街上车挤车,人挤人,大伙张开衣襟就可以围成帷幕,举起袖子就可以遮挡太阳,挥汗落地就如同下过大雨。以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怎么能够任由秦国侵食天下呢?”说到这里,苏秦故意停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齐威王斜着眼睛瞄了苏秦一眼,示意他继续。苏秦拱拱手,接着说:“韩国和魏国害怕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接壤。双方派出军队,不出十天,胜负已定。即便韩、魏获胜,他们的兵力也要折损一半,无法守住自己的边境;如果战事失利,则国家陷于危亡。所以他们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只好屈从于秦国。齐国就不同了。秦国如果要进攻齐国,必须越过韩、魏的土地,经过卫国的险道,而且还要攻克亢父天险(今山东省济宁)。就算秦国一定要冒险进攻,也有后顾之忧,怕韩、魏等国在后面打它的主意,所以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可是,如果秦国侵吞了魏国和韩国,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吞并魏国,则得三河之富;吞并韩国,则将周天子控制在手里。到那时,秦军可以顺势而下,北攻燕国,南过襄陵,从各个方向突入齐国。请问,您想坐视其大,侵害齐国吗?”齐威王也被苏秦说服了。于是,苏秦由临淄而西,来到楚国求见楚威王。“楚国,乃是天下的强国;大王,乃是天下的贤君。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士卒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存粮足够十年之用,这是称霸天下的格局啊!“列国之中,秦国最怕的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他们之所以不守信义,帮助魏国在陉山与楚军作战,主要就是怕楚国征服魏国,对秦国构成威胁。“大王如果肯听下臣之言,下臣可使山东诸国都向您进贡,听从您的领导。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美女就会充满您的后宫,燕、代等地的良马就会填满您的马厩。合纵成功,楚国便成霸王之业,即便是先君楚成王、楚庄王也不能跟您相比,不知您意下如何?”男人的事业,一半在马背上,一半在女人的肚皮上。楚威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不觉热血沸腾,说:“楚国西面与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吞并汉中的野心,寡人并不是不知道。秦国乃虎狼之国,不可以亲近。而韩、魏等国深受其害,也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大事。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被秦国威逼利诱,透露机密。现在您打算联合天下诸侯抗击秦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寡人愿意举楚国之力追随您。”这样一来,燕、赵、韩、魏、齐、楚六国便结成了合纵联盟,而苏秦则成为了合纵联盟的秘书长。据《史记》记载,苏秦从楚国北上向赵肃侯复命,途经老家雒邑,随行的车马辎重及各国相送的使臣极多,有如王者出巡。周显王听到消息,这才想起苏秦就是当年帮助东周放水的苏秦,赶紧派人清扫道路,并到郊外迎接。回到家中,苏秦的兄弟妻嫂都不敢正眼看他,俯伏在地上,将食案举得高高的,请他进食。苏秦笑着对他嫂子说:“何前倨而后恭也?”意思是:为什么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又变得如此恭敬了呢?他嫂子倒也实诚,说:“那是因为你现在官大钱多啊!”苏秦由此感慨:“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就怕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亲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别人呢?假如我当初在雒邑城郊有二顷良田,我还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于是将钱分给族人和朋友。苏秦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据说,苏秦曾派人将六国合纵的盟约送到咸阳。秦惠王看了之后大怒,对大夫寒泉子说:“苏秦欺人太甚,想凭一人之智,欺骗山东六国之君,发动大家一起来对付我们。可是诸侯各怀异心,是不可能齐心协力的,就像用绳子串起来的鸡,各奔东西,不能一齐上架一样。我想派人遍访各国,一一戳穿苏秦的阴谋,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寒泉子不紧不慢地答了一句:“您可别着急,赵国有苏秦,咱们也有张仪啊!”张仪出手,合纵破裂张仪的反击来得很快,而且很准,一拳砸在了合纵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公元前328年,秦惠王命张仪和公子华率军围攻魏国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秦军攻势凌厉,不到半个月便迫使守军投降。但是,如果以为张仪的手段仅限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蒲阳陷落后,魏惠王十分紧张,赶紧派使者到咸阳去请罪。张仪代表秦惠王接待了使者。两个人寒暄了一阵,魏国使者说:“寡君不该听信苏秦的谗言,参加什么合纵联盟,与大国为敌。现在大国震怒,派兵攻击魏国,寡君也无话可说。特意派下臣前来,一是请罪,二是请您看在家乡父老的分上,在秦伯面前说说好话,原谅寡君的过失。”原本以为张仪会推三阻四,没想到张仪很爽快地说:“这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张仪就进宫向秦惠王汇报。回来之后对使者说:“我费尽口舌,总算不辱使命,请您回去禀报魏王,就说秦伯已经原谅他的过失,不再追究魏国加入合纵联盟的责任了。”使者大喜过望。张仪接着说:“为了表示亲善友好,秦伯还决定将蒲阳还给魏国。另外……秦伯还准备派公子繇到魏国当人质,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公子繇即嬴繇,是秦惠王的儿子。使者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古以来,战败者遣子入质乃是常事,战胜者主动遣子入质,还是第一次遭。“秦伯,秦伯果真是这样说的吗?”使者结结巴巴地问道。“千真万确。”张仪拍了拍使者的肩膀,“作为魏国人,我能为魏国做的也就这些了。但是我私下请您提醒一下魏王,秦伯对魏国如此宽厚,魏国可不能无所表示。”“那是当然。”使者赶紧点头,“下臣回去之后,立即禀报魏王,他自当准备财礼答谢秦伯。”“财礼?”张仪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秦伯怎么可能收魏王的财礼,这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嘛!”“那您的意思是?”“礼尚往来,既然秦伯将蒲阳还给了魏国,请魏王把上郡献给秦国吧。”张仪轻描淡抹地说。前面说过,上郡是魏国地名。魏文侯时期,李悝曾经担任上郡守,其辖境相当于今天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共治十五个县。使者忐忑不安地将张仪的话带给了魏惠王。魏惠王生了一阵子闷气。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大举进攻赵国,打败赵将赵疵带领的军队,取得蔺和离石(均在今山西省离石)两城。合纵联盟的发起人赵肃侯束手无策,联盟各国都噤若寒蝉,早把当时签订盟约时写下的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魏惠王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张仪的要求,将上郡拱手献给了秦国,而且表示主动退出合纵联盟,甘当秦国的臣属。合纵连横交锋的第一个回合,连横全胜。秦惠王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任命张仪为相国。秦国的官僚体制里,本来是没有相国一职的,大良造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相国。但是当时大良造已有公孙衍担任,秦惠王为了平衡关系,特意设置相国一职,与大良造同级。可以说,这既是对张仪的肯定,也是对公孙衍的重视。但是,公孙衍对这一安排显然不满意,悄然离开秦国,回到了魏国。公元前327年,张仪劝说秦惠王将焦、曲沃以及皮氏一股脑儿都归还给魏国。魏惠王受宠若惊,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也更加坚定了要当好秦国附庸的决心。公元前326年,在张仪的操持下,秦国举行了在龙门(今陕西省韩城)的腊祭。所谓腊祭,是冬天庆祝丰收、酬谢鬼神的祭祀。与庄严的庙祭不同,腊祭具有民间狂欢的意味,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都可以参加,活动期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龙门在黄河上游,两岸悬崖峭壁对峙,传说为夏禹治水时开凿,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圣地。更重要的是,龙门一带,正是秦国新取得的河西、上郡之地。秦惠王以国君之尊,到龙门参与民间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史书记载为“初腊”,其目的可想而知。张仪所做的这一切,在公元前325年收获了结果。这一年四月,魏惠王、韩宣王带领一些小国元首来到咸阳朝觐,共推秦惠王为王。魏惠王和韩宣王还亲自为秦惠王驾车,以示尊荣。作为回报,秦惠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并且也给韩宣王进了一个王号。算起来,这已经是魏惠王第三次称王了。至此,除了老牌的楚国,天下诸侯中已有魏、齐、秦、韩先后称王。而秦国的这次称王,显然起到了巩固秦、魏、韩连横的作用。苏秦煞费苦心建立的合纵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公孙衍重建合纵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初腊”的那年,合纵联盟的盟主赵肃侯去世了,其子赵雍即位,即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正当秦惠王、魏惠王、韩宣王在咸阳打得火热的时候,齐国将军田朌(fén)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先介绍一下,田朌是齐威王的侄子,田婴的堂弟。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伐齐,在徐州大获全胜,曾经想威逼齐国驱逐田婴(如前所述,齐、魏徐州相王,田婴出力甚多)。有人劝楚威王:“您之所以能够获得徐州大捷,主要是因为齐国没有用田朌。田朌为人忠信,有功于国,在百姓中享有很高声誉。田婴嫉妒田朌,故意不用田朌而用申缚。申缚是那种上级满意、百姓不满意的角色,所以您能够轻易打败他。现在你如果赶走田婴,田朌必然上台,对于楚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楚威王便打消驱逐田婴的念头。由此可知,田朌是齐国的名将,在诸侯之间也享有盛名。来找田朌的那一位,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而是曾任秦国大良造的魏国名将公孙衍。当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不计前嫌,任命他当了将军。对于在人才争夺战中屡屡失策的魏惠王来说,此举无疑是亡羊补牢。但也有人认为,魏惠王是上当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公孙衍离开秦国,表面看是因为负气,实际上是出自秦惠王和张仪的安排。换而言之,公孙衍回到魏国,其实是带着潜伏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破坏东方诸国的团结,为秦国的连横创造条件。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种阴谋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从这次公孙衍找田朌的情况来看,又难免让人产生怀疑。公孙衍对田朌说:“齐国和魏国各出五万人,分别由你我带领,不出五个月就可攻破赵国。”为什么要进攻赵国呢?合纵的关键在于山东诸国团结一致,连横的要点则在于分化这种团结,让山东诸国发生内斗。齐、魏攻赵,不正是秦国乐意看到的吗?田朌是个典型的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站在兵法家的角度对公孙衍的提议表示疑虑:“轻言用兵,国家便容易陷入危险。您把破赵说得如此容易,只怕将引致灾难。”《孙子兵法》开篇第一条记载:“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田朌的意思,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你却如此轻描淡写,一旦将国家拖入战争而不能获胜,国家便危险了,你本人也逃脱不了惩罚。公孙衍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是您的不聪明了。齐王和魏王本来就不想打仗,咱们如果再把困难说得那么大,他们就更不想打了。这样的话,咱们这些人没有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游士说客大行其道,抢走咱们的饭碗。十万人攻赵,确实是少了点,但只要战端一开,齐王、魏王就会想打赢,又怎么会不派人增援咱们呢?”公孙衍的话击中了要害。田朌果然说服齐威王发兵,公孙衍也说服了魏惠王,两人各自率

                      壮士,能轻而易举地把大盖扔到城门之上,你要惩罚他,最好杀掉,不要打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再回过头去把荦抓起来杀掉,显然不太合适。久而久之,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后来鲁庄公又娶了齐桓公的妹妹哀姜做老婆。这是一段政治联姻,出于对齐国的尊重,鲁庄公对哀姜礼遇有加,其尊重程度,甚至到了“非礼”的地步。史料没有记载鲁庄公如何妥善处理两位夫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可能为了国家利益,孟任不得不屈就哀姜,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了她。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哀姜嫁到鲁国来的时候,孟任已经撒手西去,所以不存在第一夫人之争。虽有这些变故,公子般的嫡长子地位却没有被改变。因为哀姜一直未曾生育。诸侯去世后,嫡长子继承君位,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唯一的问题是,鲁庄公弥留之际,公子般还只是一个小孩,与庆父、叔牙、季友三位叔叔比起来,他实在是太弱不禁风了。鲁庄公很担心,如果自己的几位兄弟对公子般怀有异心,在他死后,公子般就会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被政变与夺权的浪潮席卷而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反而是很有必要。他将叔牙和季友找过来,问他们谁能继承君位,实际上是在试探这两个弟弟的心迹。可想而知,季友的回答令鲁庄公很满意,而叔牙的回答让鲁庄公很不放心。顺便说一下,季友这个人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是鲁国的栋梁之材。据《左传》记载,季友即将出生的时候,父亲鲁桓公找人来给他算命,算命先生告诉鲁桓公:即将出生的是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友,将成为国君的左膀右臂,协助国君处理朝政,成为公室的辅政大臣。“季友亡,则鲁不昌。”算命先生甚至这样说。鲁桓公又命人给他算卦,得到“大有卦变成乾卦”。对此,算命先生解释道:这孩子将来可以享受父亲的尊荣,人们崇敬他如同崇敬国君。说来也是神奇,等到小孩出生,打开手心一看,赫然写着个“友”字,自然给他取名为友了。有了季友这句话,再联想到上面那个传说,鲁庄公心里那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如此,我就将般托付给你了。”他郑重其事地说。季友长久地拜伏在地上,接受了嘱托。“我也问了叔牙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庆父有才。”鲁庄公若无其事地提起。“哦?”“我早听说庆父怀有二心,只是一直未能确证。今天叔牙的回答,更让我不放心了。”兄弟俩对视了一阵。季友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请交给我去办理吧。”季友出来之后,立刻派人把叔牙带到鍼(zhēn)巫氏家里。鍼巫氏以巫为氏,想必世世代代均为巫医,既为公室贵族驱邪治病,也善于调配各类毒药,也就是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国师”之类的人物罢。“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季友问。时近日暮,阳光从西边的窗子透射进来,照在他那张年轻而成熟的脸上。“知道。”叔牙说。“你说的这些话,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庆父。”“此事与庆父无关,是我一时糊涂,他并不知情。”叔牙连忙说。“庆父知不知情,我自然会弄明白。”季友将放在膝前的一个木碗推到叔牙跟前,“喝了这杯酒,你的后代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在鲁国。否则的话,你同样要死,而且……以后不会有人祭祀你。”叔牙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季友拍拍他的肩膀:“生于公室之家,就应当有随时赴死的思想准备。你死之后,我会告诉你的家人,就说你是得急病而死。他们将受到最好的照顾,请放心去吧。至于庆父,你也可以放心,只要他不胡思乱想,自惹麻烦,就不会有事。”按季友的想法,庆父与叔牙自然串通一气,但看在兄弟的情分上,只杀掉叔牙一人,让庆父好好反省一下,也就可以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这样想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叔牙喝了那杯酒,回来走到逵泉就死了。季友没有食言,让他的后代继续享有叔牙的俸禄,而且被立为叔孙氏。数十年之后,叔孙氏在鲁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与庆父的后代孟氏、季友的后代季氏一道把持朝政,被人称为“三桓”(庆父、叔牙、季友均为鲁桓公的儿子,因此为名)。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春秋》记载,公元前662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路寝就是正寝,这段记载直译成白话就是:鲁庄公死于寿终正寝。为什么要特别说明他是寿终正寝呢?我们可以翻回去看看前两任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的死亡记录。鲁隐公:“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鲁桓公:“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众所周知,鲁隐公死于公子翚之手(政变),而鲁桓公死于齐国的公子彭生之手(情杀),都属于非正常死亡。《春秋》对此有所忌讳,仅简单以一个“薨”字一笔带过。现在鲁庄公好不容易正常死亡了,开创了《春秋》史上鲁国国君寿终正寝之先河,所以必须强调一下,告诉大家,他可是死在自己床上的。看不出,这群鲁国的史官还有点黑色幽默。鲁庄公死后,季友扶立公子般即位。周礼规定,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也就是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这五个月里,嗣君只能居住在宫外,称为“五月居庐”。因此,公子般就近住在外公党氏家,为父亲守丧。同年十月,鲁庄公尸骨未寒,庆父唆使养马的荦潜入党氏家中,刺杀了公子般。季友得到消息,连夜逃往陈国避难。他的这一举动,在历史上颇受非议。很多人认为,季友受先君之命,辅佐新君,不到两个月就被庆父钻了空子,把新君给刺杀了,这说明季友政治敏感性不强、防备不周、保护不力,是大大的失职。而公子般死后,他没有积极开展对庆父的斗争,反而独善其身,弃国家于不顾,一个人跑到外国去避难,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另一个人物的介入,也许人们会觉得季友这样做,其实也是情有可原。这个人物就是哀姜。《左传》记载,当年哀姜嫁到鲁国来,同样是买一送一,把自己的妹妹叔姜也给带来了。哀姜没有生育,但是叔姜给鲁庄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启方。鲁庄公去世的时候,启方时年八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哀姜虽然不会生孩子,但是与姐姐文姜一样淫乱,到鲁国不久,就送给了老公一顶绿帽子。奸夫就是庆父。庆父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想成为鲁国的国君,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几个月前叔牙的非正常死亡,更加坚定了他谋逆的决心。他认为,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季友迟早有一天会对他动手。他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情妇哀姜,哀姜二话没说,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她的身体告诉他,她会支持他的任何一个决定。刺杀公子般的计划正是在得到哀姜的支持后,才得以实施的。哀姜有什么能量使得她成为庆父的后台呢?第一,她是鲁庄公的夫人,鲁国的国母。第二,她是齐桓公的妹妹。庆父正是基于对哀姜的这两点认识,加上他和哀姜的亲密关系,才有恃无恐;而季友基于同样的认识,认为自己不能和庆父硬拼,才逃到陈国去避难。打不过就跑,也是人之常情,实在没什么好指责的。公子般死后,哀姜很想庆父接任国君,但是被庆父拒绝了。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自立为君,等于昭告天下,公子般是他杀的,在舆论上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另外,他如果想得到齐桓公的支持,就更不能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而应该先取得齐桓公的信任。在作出这一正确的政治判断之后,他继续正确地扶立叔姜的儿子、八岁的启方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闵公。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启方年纪小,便于控制;而且启方是齐桓公的外甥,齐桓公没有理由不支持。为了启方的事,庆父专程去了一趟齐国,向齐桓公汇报工作。“先君与贵国公主的儿子、公子启方被众臣推立,成为敝国国君。”庆父毕恭毕敬地说。“如此甚好。”齐桓公仅仅是象征性地表扬了他一句,心里却在想:这家伙居然拿个八岁小孩来讨好我,八岁小孩能治理什么国家啊,还不是你庆父说了算?忽悠,继续忽悠。话虽如此,齐桓公还是对鲁闵公这个外甥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公元前661年,他正式邀请刚刚即位的鲁闵公到齐国的落姑会晤,史称“落姑会盟”。仔细推敲起来,齐桓公这一举动实在有点可疑。诚如他所想,八岁小孩根本不可能治理什么国家。同样的道理,八岁小孩也不可能参加什么外交活动。试问一下:一个老头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外交成果?您别说,这次会晤还真达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左传》记载,鲁闵公在会上向齐桓公提出了“请复季友”的要求,而齐桓公欣然应允。“请复季友”,就是请求齐桓公让季友回到鲁国来。这个要求也很奇怪:季友又不是齐国的臣子,他回鲁国,为什么要征得齐桓公同意呢?然而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对这一要求不但表示同意,更正儿八经地派人到陈国找到季友,召他回国。消息传到庆父的耳朵里,他的心都凉了一截:第一,鲁闵公肯定不会自己向齐桓公提出“请复季友”的要求,而是背后有人操纵。而这个人,八成就是季友本人。第二,季友之所以出逃陈国,是因为他害怕哀姜,其实也就是害怕齐桓公对他不利。现在借鲁闵公之口,他知道齐桓公对他并无恶意,便可以放心地回鲁国来了。第三,齐桓公当然也知道,季友如果回国,势必对庆父构成致命威胁。他答应季友回国,其实也就表明了自己对庆父的态度,他并非将庆父视为自己在鲁国的代理人。从这三点看,庆父企图控制鲁闵公和讨好齐桓公的初衷,全部都落空了。鲁闵公在落姑告别了舅舅齐桓公之后,并没有马上回朝,而是带了一批人跑到郎地,眼巴巴地等着迎接季友回国。那光景,就像是独自在家的儿童举着雨伞在巷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不管庆父乐不乐意,季友就这么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同年冬天,齐国大夫仲孙湫前往鲁国“省难”,对鲁庄公和公子般的相继去世表示慰问。说是省难,实际上也是替齐桓公打探鲁国的政治情报。回到齐国之后,他向齐桓公汇报了鲁国的情况,总结起来八个字“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这句成语无须解释。齐桓公问:“怎么才能去掉庆父?”仲孙湫一躬身,回答说:“不用谁动手,他总有一天会自己害了自己。”嗓子里透着一股轻松。这话类似于“多行不义必自毙”,齐桓公一听就明白了,继而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以目前这种形势,鲁国可攻取吗?”这才是这段时间以来,他认认真真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在鲁国由孤儿寡母执政,又有庆父这根捣屎棍作乱,必定人心涣散,趁此机会吞而并之,或者扶持一个完全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岂不快哉?午后书社?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没有接受庆父的讨好,而且积极安排季友回国。鲁国越乱,他越有机可乘。仲孙湫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说:“此事万万不可。鲁国是一直坚持周礼的国家,周礼也就是鲁国的建国之本。我听说,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它的根基必先动摇。鲁国现在虽然有内乱,但是没有抛弃周礼,所以还不到亡国的时候。以我之见,与其对鲁动武,还不如帮助鲁国平息内乱,这样的话,鲁国人感恩戴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问题是,”齐桓公这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我为什么要加强与鲁国的友好关系?”“亲近有礼有德的国家,依靠稳重强大的国家,离间有矛盾的国家,消灭政治昏乱的国家,是真正的霸主之路。鲁国坚持周礼,就是我们亲近它的理由。”齐桓公怏怏地说:“知道了,不用你教训我,这一套理论管仲早说过了。”鲁闵公在位两年多,再一次陷入鲁国国君非正常死亡的宿命,被人暗杀在宫门之内。而操刀者,不用说,仍然是“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庆父。据《左传》记载,鲁闵公的师傅看中了大夫卜齮(yǐ)的属地,仗着有国君撑腰,强行将那片土地抢夺过来,而鲁闵公也没有禁止。卜齮因此深恨鲁闵公,在庆父的安排下,半夜潜入宫中,将鲁闵公刺杀了。鲁闵公的“闵”字,意思是在国内遭难。季友再一次选择逃亡。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逃,而是带上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公子申的母亲成风是鲁庄公的小妾,她也听过季友出生时的那个传说,并且深信不疑,因而将儿子委托给季友照顾。当然,季友这个时候带上公子申出逃,还有一个考虑,他怕庆父继续乱来。鲁庄公的儿子虽多,但是按照这个速度死下去,恐怕很快要绝后,他想替哥哥保留一点香火。如果说季友第一次逃亡情有可原的话,第二次逃亡则让人很难以接受了。这完全是不敢承担任何责任的表现嘛!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隔壁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齐桓公,咱们不难明白季友为什么再一次选择逃避:一旦鲁国发生内乱,齐桓公肯定毫不犹豫地派兵进行干涉,趁机吞并鲁国,或者扶持傀儡政权。为了国家,他必须忍耐和等待,等待庆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庆父两次弑君的行为引起了鲁国国内的公愤,而且他与哀姜之间的奸情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鲁闵公死后,哀姜作为国母,一点也不悲伤,反而积极活动,到处给庆父拉选票,企图立庆父为君。在她看来,如果庆父当了国君,将她这位嫂嫂堂而皇之地立为夫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当年卫国的宣公连自己老爸的小老婆都敢娶,叔叔娶嫂嫂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卫国是卫国,鲁国是鲁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别。鲁国人历来以“周礼尽在鲁矣”为傲,加上因为文姜的事,本来就对齐国的女人深有成见,现在哀姜又明目张胆地与庆父淫乱,实在是太伤害鲁国人民的感情了。朝野均有传言说,鲁闵公的死,其实是庆父与哀姜合谋为之。奸夫、淫妇、乱伦、弑君种种罪行加在一起,使得庆父与哀姜在舆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社会上群情激愤,公室大臣也纷纷密谋,打算将他们绳之以法。庆父见势头不对,顾不上哀姜,仓皇逃亡到了莒国。哀姜得知消息,骂了一句“没良心的”,收拾东西,也连夜逃亡到邾国。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一对野鸳鸯?庆父走后,季友带着公子申众望所归地回到了鲁国。公子申被立为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僖公。一场本来要流血的斗争,变成了和平的拨乱反正。季友的智慧与远见,确实对得起“季氏亡则鲁不昌”这句话。鲁僖公即位不久,派使者前往莒国,要求引渡庆父。莒国人要求了一笔贿赂,将庆父送回鲁国。走到一个叫密的地方,庆父派公子鱼先行一步,去找季友说情,希望季友看在兄弟的份上,免他一死。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季友又如何能够赦免他?公子鱼哭着回到了密地。庆父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哭声,哀叹道:“这是奚斯(公子鱼字奚斯)的声音啊。”上吊自杀了。哀姜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齐桓公急于向各诸侯国表白他的正义感,不但不为哀姜提供保护,还派人到邾国把她捉拿归案,并且处以死刑。齐国既然表现出这么高的姿态,鲁国也不能落后于人。鲁僖公派使者前往齐国,请求将哀姜的尸体归还鲁国,并予以厚葬,以示对齐国的尊重。对齐桓公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左传》冷冰冰地评论:齐国人杀哀姜实在是太过分。女人既然嫁出去了,就是夫家的人,如果犯了罪,也应该由夫家来处罚,轮不到娘家人越俎代庖。左丘明不领情应该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不明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斗胆猜测一下:鲁国内乱,齐桓公既有趁火打劫之心,则很有可能与哀姜密谋,里应外合,以夺取鲁国的政权。但是没想到形势发展得那么快,庆父与哀姜先后逃亡,齐桓公怕事情败露,坏了名声,所以急急忙忙杀人灭口啊。这样猜测,算不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三章第一个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九合诸侯:齐桓公的统战工作】一直以来,中原的居民都将自己视为黄帝部落的后裔,自称为“华夏族”,中原诸国也因此自称为“诸夏”或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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