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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国产区图片区小说区亚洲区 发布时间:2023-12-27 13: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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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一区在线二区av:《颜元》,第521页。在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所收集的清初荒诞故事中,满族的征服被描述为上天因汉族人口过分增长而降给中国的一场灾难。一位滑稽的新儒家学者被要求解释满族为什么占领了中国,这位学者在回答时不提满族,而称之为女真和蒙古。他说:“夏商以前,人生极少,故天运多生圣贤,以生养万民。至周家八百年太平以后,人生极多,则暴恶亦多,良善极少。天道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其有余故也。”引自哈南:《中国的白话小说》,第197—198页。?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宋学的反叛》,第5—7、33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儒家法律思想》,第367—368页。例如,余英时主张,清初语言学的变化不只是方法上的转变;更确切地说,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儒家意识,即认为德性有助于学识。他认为,清代的这种唯理智论,同晚明形而上学的争论中逐渐转向从上古圣贤和经典那里寻找论据的趋势是一致的。他指出:“一旦原文中的证据被引入形而上学法则的讼案之中,那么不叫语言学出庭进行专门论证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26页。这样,余英时便看到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倾向从形而上学到认为信念依赖于学识的唯理智论的重大转变。他把这一转变比作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就像劳伦佐·瓦拉(LorenzoValla)和埃拉斯姆斯(Erasmus)认为的那样,博学是信念的可靠基础,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将阐明圣经的真谛。尽管余英时没有否认从对新儒家思想这一转变的政治、经济或社会角度所作的解释的正确性,但他自己的理论依赖于一种对那一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阐释。见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06—129页。?在19世纪初的著作中,历史学家昭梿注意到,大部分程朱理学的门徒都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代哲学家对宋代理学的基本概念视而不见。“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昭梿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观点,并且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其君主的昏庸和党争的发展。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9页。?“所以,清代的这一理性倾向是一种极端的唯名论。”倪维森:《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14页;又见弗里曼:《清朝对宋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7页。颜元以无情的蔑视批判了上代人空洞的哲学探讨和无益的自杀,说他们平时袖手空谈心性,危急关头则只知自杀以报君王。参见杜维明:《颜元》,第521—522页。?爱德华·T·钱试图把这一转变与明代中、晚期哲学上的变化联系起来。当时程朱的“理”、“气”二元论促使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出“气”一元论,其中,“理”已不再是“气”中之“理”,而是“气”之“理”。这导致了一种新的强调人类本性中自然的和情感的侧面的自我意识。爱德华·T·钱:《作为转变力量的新儒家学说的转变》,第257页。这种“气”一元论与宋代忠臣陈亮(1143—1194)的思想极为相似。陈亮认为,中国北方平原的纯真之“气”已被以游牧为生的女真族所污染。梯尔曼:《12世纪中国的原始民族主义》,第406—408页。?关于王阳明对达到圣贤境界的强烈愿望,见杜维明:《发扬中的新儒家思想》,第1—12页。?《日知录》第十八卷,“心学”。按照顾炎武的看法,王阳明的“良知”说使许多知识分子流于空谈。这种“清谈”导致了亡国。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程朱正统的反叛》,第271—272页。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观点。麦克莫兰:《王夫之》,第430—433页。?于1675年接受清朝官职的陆陇其,为他的这一行为辩解道:即使是最小的官,如果他有意做些有益的事,也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去帮助众生。费席尔(Fisher):《吕留良》,第22页。?陆陇其:《三鱼堂文集》第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二卷,第2页。?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0页。?陈荣捷:《〈性理精义〉与17世纪的程朱学派》,第8—10页;施温彻:《简评〈杨园先生全集〉》;费席尔:《吕留良》,第4—5页;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与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6页;芒杰罗:《耶稣会士在翻译〈四书〉时对张居正注释的利用》,第20页。有人提出,当时社会动乱的这一反作用还产生了一种先天论(就像我们在张履祥的《愿学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或许就是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西方科学漠不关心的部分原因。“越来越强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是因为“需要重建文人学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道德与理性基础。”彼得森:《从兴趣到冷漠》,第82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37页;威尔海姆:《大变动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94—298页。?1717年,康熙帝亲自主持将朱熹的牌位供入孔庙。这样,程朱学派实际上受到了保护,而大批王阳明哲学的追随者却毁掉了他们打算刊行的著作。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3—25页。?这种清教式伦理的规范建设的核心是编纂《孝经衍义》一书。虽然吴伟业也参加了此书的编撰,但主要依靠的是一批青年才子的努力。其中有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他是1659年进士科的状元;还有叶重华之子叶方蔼,他在1659年会试中也名列前茅。两人皆于1661年因江南逋赋案而被褫职,此狱是对昆山士绅的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1665年平反之后,他们又被重新启用。徐元文于1676年继续督修《孝经衍义》,1677年叶方蔼接替其职。《孝经衍义》的编纂,在集中下一代“新人”的清教式伦理方面的重要性,与《明史》的编修在集中1644年前后那一代人的历史唯心主义方面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徐元文与叶方蔼也参加了《明史》的编修。关于他们的事迹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7、902页;又见斯特鲁弗:《徐氏兄弟》。注意新儒家的清教思想与17世纪真正的英国清教主义在家庭问题上的不同是重要的。英国清教主义预示着英国的家庭从以父子为核心向以夫妻为核心的转变,并与世俗政治权力的兴起相适应。这样,在清教思想中,这种通过世俗协议而组成,又通过关于家庭统治的清教观念而发展的夫妻家庭,便成了这个君主制国家的组织细胞,从而将个体家庭从大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新儒家的清教思想则强化父权,抑制家族中成员,尤其是妇女的个人的独立。清代初期,妇女地位的下降或许是对晚明开放的都市文化(带有新女性的特色)的反动。妻子必须温顺,甚至对丈夫出入妓院也要容忍;对妇女贞操的关心更加强烈;缠足现象极为普遍;寡妇自杀最初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不满,但到18世纪中叶便受到了官府的嘉许。罗普:《变化的根源》,第5—9页,及其《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20—125页。关于清教家庭,见沃尔泽:《圣人的革命》,第188—189页。?1661、1663年间的庄廷鑨案是个孤立的,但不无征兆的事件。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3—104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39—240页。满族君主也同明朝忠臣一样敬佩明初诸帝。1699年5月14日,康熙帝下诏称他在巡游南京时,已注意到明太祖的陵墓需要维修。他下令修复了这座陵墓,并亲自撰写了一段至今仍保留在当地一块墓碑上的赞语,称明太祖之治远迈唐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39页。康熙帝还下令将其墓道拆毁,重建一个较小的门,以便使这一陵墓的规模不会超过他的陵墓。原来的更大的支柱地基的遗迹今天仍可看到。?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7—8页。?同上书,第8页。?早在1760年诏建开国史馆时,乾隆帝就要求在早期归顺诸臣的传记中对其是非功过加以明确区分。后来,在1765年,他读到《实录》中关于魏象枢和陈名夏非法结盟的记载,又重申了这项命令。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278—27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3页。?同上书,第102页。?同上。?同上书,第103页。?此时,他还开始把降清同晚明的腐败联系起来。1777年1月11日,乾隆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又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中的贰臣传》,第280—281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68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4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25—22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序”。?神田信夫:《清初地方政治中的三藩的地位》。?这里和下面关于三藩之乱的叙述主要依据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01—102页。米勒主张,三藩导致了明珠派对索额图集团的胜利,并使长江下游地区的文人开始进入政府上层——主要是由于康熙帝需要他们的支持。当时,在起义被镇压后的七年中,康熙帝一直处于明珠及其“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根据这种假设,康熙帝在1690年使自己成为朝中主要政治势力之前,一直在两派之间挑拨离间。此后,米勒没有解释其原因,这种地区性派系便不复存在了。同上书,第101—104、138、182、185—186页。?吴秀良:《权力转移:1660—1722年康熙及其继承人》,第27页。?朱方增编:《从正观法录》第三卷,第6、7页;国史馆编:《满汉名臣传》第十九卷,第2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10页。吴三桂残酷地对待那些拒绝参加其叛乱的人。当马宏儒(1661年武进士)公然反抗他时,吴三桂用铁槌敲掉了他的所有牙齿,然后将其投入昆明的监狱,结果马宏儒死于狱中。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这里及后面关于马雄镇的材料出自五处: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九册,第3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557页;徐乾学:《憺园文集》第三十六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3页。?同上。?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64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以下关于范承谟的材料取自他的《范忠贞公全集》第15—92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康熙元年,摄政王鳌拜对范文程大加称赞,说他是太宗手下最出色的大臣,并赐其一子入朝为官。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3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二五九卷,第37—38页。?范承谟出任浙江巡抚时,该省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遭受严重水灾。他发银8万两赈济当地灾民,又平籴米谷,减轻盐税。此外,他和朝廷都意识到,浙江有大量的休耕地被不合理地征收地税。他亲自视察了这些地区后,康熙帝免除了27.46万亩荒地和2.1万亩遭受水灾之田的赋税。范承谟也因经常巡视各地,了解民情而闻名遐迩。他在任职期间,取消了海禁政策中一些较为繁芜的法规,将土地分给士兵耕种,还控告了许多腐败的地方权贵和衙役。李元度:《国先正事史略》第一卷,第4页。?《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一卷,第5页。?1674年1月,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城,并引起严重恐慌。少数八旗奴隶暴动,城内多处起火。当时,北京有许多人认为,满族人会放弃京城,撤回东北老家。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82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11页。?清朝对这一荒凉省份的控制相当弱,那里有成群的野狗和老虎在破败的城市中觅食。省府成都直到1659年才被彻底占领,而镇压活跃在该省东部的最后一批起义军又花了五年时间。死于这场内战及1647年之饥荒的四川人到底有多少,无法估计,但以往的估计可能太低。被杀人数肯定在100万以上。当地乡绅实际上被张献忠灭绝了。唐尼索恩:《四川的黄金时期与黑暗时期》第二部分“张献忠与黑暗时代”,第166—167页;恩腾曼:《四川与清廷的移民政策》,第37—38、50—51页。?1674年5月,康熙帝命尚之信之弟尚之孝袭尚可喜之爵。这原是想保留其封国的一番好意,但自然激怒了于次年控制了兵权的尚之信。他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虐待狂。例如,他豢养了一群蒙古猎狗,专爱看它们撕咬不幸的广州囚犯。他经常因发酒疯而杀人。一次为弄清一名怀孕女仆体中胎儿的性别,他竟然剖开了她的肚子。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95页。?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第63页;又见彼特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分,第210页。王夫之至死仍忠于明朝,其墓碑上刻写着:“明遗臣王某之墓”。1678年,他曾拒绝承认吴三桂。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8—40页。?1674年,苏州、常熟、镇江和淮安等府被减免正赋之半;次年,许多因1661年江南逋赋案而被夺去功名的士子又恢复了士大夫身份。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6页。?康熙帝与三藩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也包括武器的竞争。三藩在其控制区内,下令将耕犁改铸为刀剑,用寺院钟铜铸造大炮。最初,三藩的军队由此而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清军则仍在使用常常打不响的旧式土炮。各省的将领将300门旧炮,有的是铜铸的,有的是铁铸的,送到京师,请求更换新炮。1674年,担任钦天监监正,并因常同康熙帝交谈而学会了满文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奉旨去修理这些土炮,结果修好了149门。康熙帝还想要轻型火炮用于山地作战,南怀仁遂设计制造了20门半木质、半金属的火炮,各重1000斤,可发射三斤重的炮弹。这些火炮——有的安装在马车上——被运往山西。康熙帝将朝廷的铸造厂迁至南怀仁住宅附近后,又命其制造可发射八或十斤重炮弹的重型铜炮,总共铸成了132门这种重炮。关于南怀仁不太想充当武器制造者的原因,见他写给CharlesdeNoyelle的信。博斯曼:《北京的传教士领袖——南怀仁》,第389—390、393—398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29页。根据六七年后铸造这种大炮的费用来看,我估计清廷为这种重炮共用银82.5万唡,约占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然而各省对这种大炮的需求量很大,都说它们在战斗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依照当时欧洲的水准——那里正在进行17世纪的“宪战”——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6—118

                      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顽固派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光绪皇帝是受难者。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

                      撤兵,要不你们清军也留下来吧,一起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你先回去考虑考虑?之后几天,日军仍驻扎重兵在战略要地,而且不断增兵。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经过长达数年的积累,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袁世凯立刻把日本拒绝退兵的消息还有自己的判断告诉了李鸿章,还让李鸿章多派军队入朝给日本以威慑。李鸿章将此事汇报给了朝廷。朝廷就“是打还是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个时候的大清帝国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是光绪,可是集团董事长却是慈禧。光绪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见不得小日本如此猖獗,他是非常想教训教训对方的,毕竟大清在中法之战中都没有输,何况打跟法国比起来貌似差很远的小日本呢。可是慈禧老人家今年就要过六十大寿,她可不想让战争耽误她大办生日庆典。严格说起来,慈禧近几十年的“大寿”都过得不太爽。1875年,她四十大寿那年,刚好赶上亲儿子同治病得奄奄一息,做娘的当然难过,哪里有心情过寿。1885年,她五十大寿那年,中国和法国开战,又把好心情给搅了。现在是1894年,马上六十大寿了,总该好好过过了吧,可惜中日很快就要爆发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其实,慈禧想办一个超级生日Party的迫切心情也是可以想象的。自从她垂帘听政以来,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收回了新疆,中法战争算不上输,洋务运动也办得有声有色,史称“同光中兴”,而她慈禧不就是大清王朝的“中兴之主”吗?于是乎,随着1894年的临近,慈禧老佛爷就开始琢磨着要给自己办一个体面的六十大寿。因此,慈禧只想和议,不想打仗。她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日本人就不会生事,她也就可以好好筹办生日Party,可她不知道,日本已经铁了心要开打。袁世凯班师回朝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次“北洋水师之父”李鸿章竟然也站在慈禧这边。他说:日本此时战争实力已超过我国。咱们应该主动从朝鲜撤军,通过国际调停,争取时间。如果咱们躲过此战,我国便可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李鸿章居然支持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他是对自己创建的部队没有信心,还是愚忠到唯慈禧之命是从?后来知道了,他不支持开战的理由居然是他没有信心赢取胜利,与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大清帝国会轻易地秒杀小日本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李鸿章认为,大清这间破屋,已经风雨飘摇,难以继续维持。他说:在清朝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中,老佛爷给他出的题目都是命题作文,给予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他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放开手脚地办过事,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掣肘,所以事情也办得不大靠谱,像海军就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以战胜日本(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以,李鸿章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实力,他觉得应该再等一等,尽力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把经济搞起来再说。当然,由于这番话是李鸿章在战争结束后说的,不排除有马后炮的嫌疑。其实光绪和李鸿章怎么想都不重要,只要大清的董事长慈禧不想打仗,那就不能打仗,大清自然也不会派兵。一心等待朝廷援兵的袁世凯终于失望了。袁世凯这时的处境很艰难:一方面,东学党人想暗杀奴役他们的袁世凯;另一方面,朝鲜的亲日派也想杀袁世凯;再一方面,日本人也想趁机搬掉袁世凯这块拦路石。在这种危急时刻,袁世凯从小练就的一身武艺还有小心谨慎的防范措施起了作用,他成功地逃过了多次暗杀。袁世凯明白,继续在朝鲜待下去,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自己的小命也将不保。于是他开始向朝廷打报告,申请调职归国工作,理由是头晕发烧全身痛,要回国养病。这么见鬼的理由,好在李鸿章给他面子,恩准了。1894年7月初,袁世凯将朝鲜这个烂摊子留给了十分讲义气的小老弟唐绍仪,踏上了归国轮船的甲板,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岸边,袁世凯眼里有泪花闪过:再见了,我逝去的青春!再见了,我奋斗了十二年的地方!日本虽说清朝内部有打与不打两种意见,可是蓄意扩张的日本对朝鲜已经势在必得:打不打由不得你!战争就要开始了!在此之前,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清朝的对手,日本。领导人:明治天皇,日本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没有之一国土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万起步水平:日本普通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天皇下令国民自定姓。住在山上的叫山口;住在田里的叫田中;替人养狗的叫犬养,光看字面意思,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被狗养大的。国情:当中国面临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了相同的挑战。1853年,美国人佩里制造“黑船事件”,美国侵入日本。之后,俄国、荷兰、英国、法国也开始侵略日本,日本由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打开日本的国门后,日本人觉醒了,平静地接受了不平等条约,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技术还有思想,同时将“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在做了一定的准备后,日本于1868年左右开始施行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近代史格局的明治维新。从字面上看,似乎明治维新与清朝于7年前开始的洋务运动同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挠痒式改革。其实不然,千万别被日本人忽悠了。明治维新的本质实为革命,看看他们做的事情你就明白了。刚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成功团结广大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对社会现实严重不满的中下级武士(大概可以理解为通晓武艺的职业军人,这帮人的职业精神就是传说中的“武士道”),通过战争一举消灭了一直把天皇当成傀儡来使唤的军阀政权——德川幕府。消除军阀割据后,明治天皇开始推进国家工业化,施行政治改革,并于1885年实施内阁制,1889年正式君主立宪,带领日本从此脱离封建主义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短短数十年间,日本就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小弱穷国,奇迹般成为世界强国。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深知制海权的重要性,于是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特别重视海军建设。明治天皇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天皇媳妇儿也省下自己的化妆费,就连天皇的老妈欧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统统用作海军军费。日本全民效法皇室,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纷纷向海军捐款。注意,日本人的海军军费只有一部分用来向西方购买军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来扶持军舰自造的工业,譬如三菱。因为日本人明白,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运,基本上就等同于一个国家海军的命运。没有工业化,军舰坏了找谁修?炮弹没了找谁买?总不能全指望进口解决吧?此外,日本还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所以他们的军官具有高度国家意识,他们的士兵具有民族主义牺牲精神。尽管这对其他的国家而言是一种灾难。不管如何,军事工业自主化,尤其是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正是清朝和李鸿章所忽视的!直到三十年之后,一位屡败屡战的英雄站出来重拾旧山河时,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言归正传。日本海军的发展从此一路狂飙,而视察战舰编队演习就成了明治天皇的乐趣所在。铁甲武士我有,试问天下谁是敌手?兴奋的明治天皇还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据可靠情报,假想敌清国对海军的投入越来越少。自1888年北洋水师完全成军之后,李鸿章便很难从户部尚书(财政部长)翁同龢手里拿到军费了。因为在慈禧的授意下,翁部长拿军费另有妙用。譬如光修建皇家度假山庄颐和园一项,就挪用军费七百五十万两白银。明治天皇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来了灵感:趁清国海军没钱,赶紧找英国人把最先进的快速巡洋舰“吉野号”给我买下来!……不进则退,数年之前还是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开战前至少在军舰的机动性、火炮强度以及将兵素质上输给了日本海军。好了,有关日本的介绍到此为止。甲午之战1894年7月25日,朝鲜牙山湾口的丰岛西南海面,日海军率先进攻清军运兵船,清军被迫还击。此后几天,日陆军向驻扎在朝鲜牙山的叶志超和聂士成发起进攻。寡不敌众的两人先后向平壤方向撤退,但叶志超为了升官谎报战绩,譬如“我军英勇歼灭日军有生力量多少人……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做战略性撤退”之类的鬼话,让朝廷对日军的战斗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日海陆两军出击,进犯清军,不宣而战。慈禧、光绪已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打也得打。一个星期后,光绪下宣战诏书,正式对日宣战!这一年是甲午年,因此这次中日全面对抗又叫甲午中日战争。清军的战略是:一、以北洋水师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二、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日本陆军。一句话,清军的战略是水师主防,陆军主攻。原来,早在7月21日,李鸿章便下令淮军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四路大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起程入朝,日军在7月25日那天进攻的对象就是这支军队的运兵船。后来,这批增援部队与叶志超、聂士成两支军队在防守设施相对完备的坚城平壤会合。这李鸿章不是主和吗?怎么在战斗未打响之前就偷偷增兵?其实,像李鸿章这种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做事沉稳,工于心计,绝不会冒险,一般都会做多手准备。所以,在李鸿章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同时,也集结部队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计划呢?小日本的计划很简单:首先击败北洋水师,取得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然后由海军掩护陆军在渤海湾登陆,最后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小日本的战略与清军相反。他们的战略核心是海军制胜。因此,日本海军一直在海面上搜索北洋海军主力,以图决战。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也在朝鲜投入了重兵,毕竟占领朝鲜是最现实的目标。9月15日,规模升级的第一战在平壤打响,日军兵力占优。清军总指挥是谎报军功升官的叶志超,丰升阿、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自负责防守平壤城的一个方向,聂士成负责保护清军退路。而日军主攻的城西,这个最危险的地方,清军的指挥是最有本事的左宝贵。开战后,除了左宝贵被几倍于己的重兵攻击之外,其他几个方向中日两军人数差不多,杀得难分难解,胜负尚在两可之间。一天后,左宝贵寡不敌众,英勇战死,城西被攻破。听到日军入城消息的叶志超,没有想过调兵增援,更没有想过亲自上战场阻击日军,而是牢记“让领导先走”的精神,二话不说,跑路!丝毫没有军人的职业操守。也是,你能寄什么希望于一个说谎冒功的人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清军丧失了宝贵的战机,失去了统帅指挥和协调的清军,被日军大败,平壤失守。一个星期后,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日军完全控制朝鲜。平壤失守的第二天,即9月17日,主动寻找战机的日本海军终于在黄海大东沟一带找到了目标:北洋水师。两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短兵相接:北洋水师十艘舰船对阵日本海军十二艘舰船。北洋水师的运气很不好,开战不久司令官丁汝昌就被日军炮火击成重伤,北洋水师各舰失去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在这里要讲一个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无畏的人,他叫邓世昌。海军司令丁汝昌很看重年轻的邓世昌,给他加挂衔副将协都统(少将)。这么做似乎是重才,但别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丁司令为抗衡福建派系采取的政治行为,因为邓世昌是当时北洋水师中唯一非福建籍水师军官。但邓世昌牺牲的那一仗,打得非常勇敢,远比大多数管带玩命。他指挥的“致远号”舰身燃起大火,他开足马力试图与对方的绝对主力、杀伤力最强的“吉野号”同归于尽(有史料认为是“浪速号”),争取拉一个垫背的。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反而己方舰毁人亡,但还是非常英勇悲烈。尽管像邓世昌这样勇于战斗、不畏牺牲的北洋将士是大多数,是主流,但仍有不少贪生怕死之人,譬如“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广甲号”管带吴敬荣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临阵脱逃。人在做,天在看。方伯谦战后被斩首,“广甲号”触礁自毁,吴敬荣喂了鱼。不过“广甲号”上一个叫黎元洪的普通军官居然逃得一命,大难不死的他在不久的将来创下了一段传奇。五个多小时后,黄海海战结束。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伤亡近千,沉五艘船,战斗力损失一半。日军伤亡不到五百,被重创五艘船。日军获胜,获得黄海的控制权。水陆两军皆败,李鸿章及时转变了策略:鉴于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弱点暴露无遗——火力弱、射速慢、航速更慢,舰船保障也没有日本给力,北洋水师应该以防守为主,相机出海决战,今后主要倚靠旅顺这样拥有猛烈火力的军事基地与日军周旋,阻止日军登陆作战,就让他们在海上漂着干瞪眼吧!李鸿章对自己的安排很有信心:战斗经验丰富的淮军,坚固的旅顺军事基地,足够的弹药储备,没有理由守不住!然而他错了,他的淮军再也不是当年那支在江淮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强军,三十年后的淮军早将不怕死的光荣传统丢得一干二净,已经彻底腐化,怎么腐败怎么来——贪污军费,吃喝嫖赌,吸鸦片,不好好训练,也就是在李鸿章来视察的时候才装装样子,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后勤保障,是无法打胜仗的。最精锐的淮军都这样了,地方部队就更别提了:战斗还没有开始,就打定主意逃跑,还没有等到日军进攻,就纷纷溜之大吉。局势基本一边倒的时候,聂士成这个淮军里的异类,居然能偶尔赢一把小日本,不过这样的局部胜利已经无法挽回大局。两国陆海两军从辽东半岛打到山东半岛,从旅顺打到威海,清军战战皆败。陆军方面除聂士成之外,李鸿章起家的淮军近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在威海卫一战中,悍将刘步蟾战死,主帅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这耻辱的一仗,打到来年4月正式结束。又卖了一次国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又代表慈禧、光绪,卖了一次国,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为什么又是李鸿章呢?其实,李鸿章并不是慈禧最初选定去谈判的人选,在他前面,已有两批人被日本人赶回来了。日方的代表是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他觉得慈禧先前派遣的那两批人,威望和地位都不够高,不能全权代表清政府,哪里有资格跟他谈,这不是没有诚意吗?他希望由奕訢或李鸿章来跟他谈。奕訢是地位尊崇、很有威信的王爷,而李鸿章也因为办海军、办洋务、搞外交,在国内外积累了极高的人气。但是奕訢这些年来由于被慈禧猜忌受到打压,比较沉寂,那唯一的人选就是李鸿章了,所以伊藤博文指名道姓非李鸿章来谈不可。战败之国没有丝毫尊严可谈,73岁的李鸿章明知这次肯定又要割地赔款,那也得去。谈判在日本下关(后改叫马关)的春帆楼正式开始。伊藤博文撂下狠话:条件不可能改变,李鸿章你就两个选择,答应或不答应!李鸿章一看条件:赔款三亿两白银,割让台湾以及辽东半岛!哪里敢答应,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就在这时,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一个日本愤青在李鸿章下班后走出春帆楼时,给了他一枪,击中其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李鸿章倒下了。若李鸿章就这么死了,那他在后人心中的评价绝对高得多,说不定能评个“民族英雄”。可惜,阎王爷不让他死,因为老佛爷还等着他帮她卖国!于是,李鸿章稀里糊涂地活转了过来。美中不足,当时的医疗水平太差,弹头取不出来,永远留在了李鸿章的身体里。苏醒后的李鸿章高兴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因为他知道日本人的麻烦来了。那个日本愤青的本意是干掉李鸿章,挑

                      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李亨在得知张巡等人被害的消息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亲自下诏对睢阳保卫战中立下功劳的众将给予嘉奖: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南霁云为开府仪同三司、灵州大都督,又优恤其子孙,免除睢阳三年的赋税徭役。同时封张巡之子张亚夫为金吾将军,许远之子许玫为婺州司马,并在睢阳修建祠庙,以不时凭吊张巡等众人英灵。事实上,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事迹能够流传到今天,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翰,时任监察御史。在张巡等人被害后,并不是所有人全都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很多人认为张巡死守睢阳不肯撤离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与其在城中杀人而食,不如弃城以求东山再起。有鉴于此,李翰专门为张巡撰写了传记呈献李亨,他认为很多人不知道睢阳的战略地位对于大唐帝国的重要性,所以胡乱发表议论。张巡坚守睢阳孤城,是为了保住江淮的物资供应基地,在城内杀人而食,实属于无奈,并非张巡的本意,希望皇帝陛下不要听信。李亨看完李翰为张巡撰写的传记后,下令将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事迹写进国史中,以让千秋万代明晰张巡等人的功勋。千百年后,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早已经远去,但张巡等人表现出的那种赤胆忠心、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依然被人们称颂,他们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将千古流芳,永垂青史。有的人活着,但犹如死了一般。而有的人死了,却仍如活着一样,让人们永远不能忘记。光复两京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以唐军失败告终,但由于张巡等人的奋力抵抗,不仅粉碎了叛军南下江淮的计划,更让身在凤翔的李亨喘了一口大气。郭子仪在清渠之败,让安庆绪找到了进攻睢阳进军江淮的机会,但他在睢阳投入了过多的兵力,致使无暇再率兵西进顾及凤翔。事实上,睢阳之战进行得最为惨烈时,客观上也是李亨最为轻松的时候,虽然他无法替睢阳解围,但他却利用睢阳战事颇紧,叛军无暇西顾的时候,决定收复长安。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就在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时候,李亨命令唐军主帅广平王李俶和副帅郭子仪率领各路人马出扶风直奔长安,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趁机收复长安。九月二十七日,唐军在长安城西四十里处安营扎寨,稍事休整后李俶决定迅速开战。在他的指挥下,唐军在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县南)以北、沣水以东摆开阵势,前后绵延三十里,宛如一条长龙。当时郭子仪吸取了此前清渠之败的教训,为了避免第二次遭到安守忠步骑兵夹击,郭子仪特意加大纵深部署,增强侧翼的掩护,以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郭子仪自己坐镇中军形成首尾呼应。面对唐军布下的阵势,安庆绪派出部将李归仁率领十万人马出长安城迎战,在唐军北面布下阵势,一场事关双方胜败,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大会战至此正式开打。及战,李归仁率先出阵挑战,唐军前军在李嗣业的率领下急速冲杀过去应战。李归仁故技重演佯装败逃,将唐军诱至其阵前,然后叛军迅速合围,致使唐军措手不及,一时间阵脚大乱。幸好在危急时刻李嗣业一声疾呼,稳住了阵脚,然后脱下战袍裸露上身,手执战刀一边高呼冲锋,一边杀入敌阵,长刀挥处叛军人马死伤无数。叛军见到李嗣业勇猛无敌,一时间有些心虚,所以包围圈开始逐渐散开,李嗣业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唐军手执战刀排成横队,如一面墙一样,开始向叛军反攻。在怛罗斯之战中,李嗣业率领的陌刀手阵形,曾经让大食人尝尽了苦头。这一次面对叛军同样不例外,渐渐的唐军的反攻开始显露出威力,在这些陌刀手的进攻下,叛军开始向后撤退,但李归仁显然并不甘心就此失败,唐军进攻的时候,他下令自己的主力部队向后撤退,尽量不和李嗣业率领的陌刀手进行正面交锋,然后他又下令让埋伏在东侧的骑兵部队从唐军前军的侧面绕到背后,准备突然发动冲击。事实上,李归仁确实找到了破解陌刀手阵形的办法,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骑兵刚一开始移动时,就被唐军的探马发现。于是探马急报郭子仪,郭子仪果断下令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领回纥精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从叛军骑兵的侧部迅速迂回到其后方突然杀出,结果叛军惊慌失措四散而逃,仆固怀恩几乎全歼叛军的骑兵部队。在双方骑兵交战的过程中,李嗣业率领陌刀手依然冲击着叛军战线,当得知仆固怀恩的骑兵打败了叛军骑兵后,他下令让陌刀手阵形分成两段,其中一段继续冲击叛军的防线,达到吸引叛军注意力的目的,另一段从侧面迅速绕到叛军背后,与大军前后夹击叛军。刹那间,战场上万马奔腾,刀剑撞击声不绝于耳,士兵的喊杀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这场血战从晌午时分一直持续到夕阳西下,最终以唐军大获全胜告终,共歼灭叛军将近三万人。这场战役对于唐军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歼灭了多少叛军,而是在叛军大败后的当天夜里,如惊弓之鸟的叛军守将安守忠、李归仁、田乾真各率本部人马仓皇逃出长安,退保陕郡。至此,长安又再次回到大唐的手中。九月二十八日,李俶和郭子仪率领各路大军高奏凯歌进入长安,京城百姓倾城而出,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唐军重新回到这座本应属于他们的城池。这一刻很多人已经等了很久很久,当他们看见唐军那迎风招展的旌旗时,很多人甚至喜极而泣,口中始终重复“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的话语。九月二十九日,重创叛军与收复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凤翔,李亨知道后高兴得热泪盈眶,当天即派宦官啖庭瑶前往蜀中向李隆基报捷,同时命令尚书左丞裴冕先入长安,告慰诸位先帝并代自己安抚百姓。唐军虽然收复了长安,但广平王李俶和郭子仪并没有在长安过多停留,经过三天的休整后,他们留下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率领人马踏上征程,准备乘胜一举收复东都洛阳。从长安出来后,郭子仪率领前军人马首先攻打潼关,歼敌五千旗开得胜,继而又接连收复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弘农(今陕西灵宝)二郡。进入十月又攻下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上洛(今陕西商县)二郡,唐军挟带收复长安的勇猛,一路势如破竹地逼近到洛阳附近的陕郡。唐军的行进速度如此之快,的确出乎安庆绪的意料,还在唐军攻打上洛的时候,安庆绪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丢了长安已经让他很是不爽,无论如何洛阳是必须要保住的。为此他急忙征调驻守洛阳的叛军,由严庄率领倾巢而出陕郡,与从长安败退过来的安守忠、李归仁等部会师,合力抵抗唐军。就当时的叛军实力来讲,虽然刚刚丢掉了长安,但防守陕郡的力量并不薄弱,安庆绪派出的人马加上安守忠、李归仁等部的人马,加起来将近有十五万人,所以说唐军这一仗并不轻松。十月十五日,李俶和郭子仪率领唐军进至曲沃城(今河南灵宝东北),安庆绪得知消息后,命令严庄带领人马主动应战,于是双方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展开了一场遭遇战。新店地势险要,山高壁陡峰回路转,叛军依据这种地势依山布阵,准备和唐军决一死战。及战,叛军由于居高临下,在唐军刚刚进入山区时,叛军从山体两侧发起猛烈的冲击。和先前在长安沣水旁一样,唐军开始处于不利境地,尤其是前军士兵死伤无数,不得不且战且退。叛军乘胜下山追击,唐军前军基本上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不成样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原本在唐军中军侧翼的回纥军忽然绕道南山之下,在叛军的后方排成箭阵,这下让叛军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回纥部落由于士兵身强体壮,善于骑射,而且骑兵突袭的方式很特别,是唐军陌刀阵的“骑兵加强版”,所以中原的士兵和回纥骑兵交手时从内心会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回纥至矣!”人群中不知道是谁高喊了一声,就是这一声高喊,开始让叛军阵脚大乱,先前对唐军前军的冲击逐渐转变为叛军人马四散惊逃。而唐军这边的郭子仪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有利时机的,他重整唐军人马和回纥军前后夹击趁势大败叛军,严庄、安守忠等人只得率领人马放弃陕郡退守东都洛阳。对于安庆绪而言,洛阳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严庄逃回洛阳后,向安庆绪报告了前方的战况,应该说新店之战安庆绪几乎将自己的老本搭了进去,当得知自己彻底血本无归之后,他不禁开始慌乱起来,在他看来,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自己很有可能被唐军围歼在洛阳城里,所以安庆绪决定撤出洛阳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安庆绪此时最现实的想法。十月十六日夜,安庆绪见大势已去,遂趁黑夜率领余部从洛阳南门奔逃而出,直往河北而去,在那里他将继续进行最后的殊死挣扎。十月十八日,唐军成功进占洛阳城,继成功收复长安后,沦陷叛军之手一年零十个月的东都洛阳也重归李唐王朝。唐军在新店之战中,能够成功反败为胜,回纥援军居功至伟,但天底下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在回纥援军尽力帮助李唐王朝收复两京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了条件,他们的条件是两京收复后,大唐要允许回纥援军在两京之内大肆劫掠三天。先前收复长安后,回纥由于考虑到洛阳还没有收复,所以他们尚且能够收敛。但这一次成功收复了洛阳,他们不再有所顾忌,争先涌进洛阳城进行长达两昼夜的疯狂抢劫,最后在郭子仪的强烈要求下,李俶凑足了锦缎万匹送给回纥,方才止住回纥的抢掠行为。无论是李亨还是李俶或许都未曾想到,正所谓成也回纥败也回纥,回纥这个名字与藩镇和宦官一样,居然在未来会成为李唐王朝的心腹大患,而且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不过当时在李唐上层决策者看来,即使让回纥兵抢掠一番也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尤其对于时刻想证明自己的李亨来讲,毕竟成功收复了两京,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十月二十三日,李亨率领人马回到了京城长安,很多人本以为李亨会继续扩大战果,向依然占据河北的安庆绪发起最后的进攻,但出人意料的是,李亨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长安城内搞起了封赏。先是大肆封赏有功之臣,而后便是对回纥的奖赏,全然忘记了身在河北的安庆绪依然具备较强的实力。事实证明,李亨的这种贻误战机做法,又给了安庆绪苟延残喘、重整旗鼓的机会,而唐军在不久后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功成身退唐军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重创叛军,接连收复两京,除了前方将士前仆后继英勇作战之外,叛军内部的混乱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当时身在凤翔的以李亨为核心的唐廷空前稳定。凤翔朝廷的稳定为收复两京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它不仅避免了当时朝廷内部同室操戈、自毁长城的内耗与纷争,而且也让后方朝野内外同心同德,竭尽所能地支持平叛。可以说,两京的迅速收复正是这种“合力”所产生的巨大效应。这种效应的产生李亨固然当居首功,但我们依然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名字,这个人就是李泌。李泌一出山便利用自己的才智成功保障了广平王李俶的安全,为李俶后来能够继承太子之位奠定了基础。李泌不是那种权势欲很强的人,在他刚出山那会儿,就曾经告诉过李亨等到两京收复后有意重隐山林。只是那个时候由于平叛任务重,李亨没有将李泌的话放在心上,一直到收复长安后,李泌重提旧话,李亨方才重视起来。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当李亨听到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收复长安的消息后,他喜不自胜,在欣喜之余他一边让贴身宦官带着自己亲笔写的上表前往蜀中报告太上皇李隆基,恭请太上皇还京。一边急招行军长史李泌回到凤翔。李亨告诉李泌自己已经派出宦官准备迎回太上皇的消息,而且李亨有意在李隆基回来后,自己重新回到太子位置继续做一个臣子。但李亨的这种想法为李泌所反对。在李泌看来,如果太上皇李隆基看过李亨的上表后,一定是不敢回来的。因为李泌明白,李亨的这种态度虽然很是恭谦,但在太上皇李隆基看来,这明显带有一种讽刺。这等于是在说李隆基能够重新回来,完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是以皇帝名义写的上表,虽然他现在是皇帝,但面对太上皇的时候,皇帝这个身份还是收敛些比较好。虽然李亨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李泌作为旁观者看得却是十分清楚。于是,李泌让李亨急速召回已经派去前往蜀中的宦官,然后利用群臣的名义,重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贺表,然后重新入蜀恭迎太上皇李隆基回来。对于李泌的提醒,李亨心怀感激之情,这件事情办完之后,李亨当晚将李泌留在宫中宴饮并同榻而眠。当夜君臣二人畅谈甚欢,李泌趁着这个机会再次提出了重隐山林的请求,君臣二人由此展开了一番颇为生动且充满玄机的对话。“陛下!臣现在已经报答了陛下的知遇之恩,臣想要重新归隐山林,恳请陛下恩准。”李泌趁着君臣二人氛围和谐的时候,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李泌的请求让李亨有些始料不及,虽然此前李泌曾经提过这件事,但他始终没当回事,今天当李泌再次提出这个请求时,李亨开始不解地问道:“朕与先生这些年来风风雨雨,患难与共,现在已经到了同享荣华富贵之时,不知先生何故想要离开朕?”“臣有五条理由不能留下来,所以恳请陛下能体谅臣的苦衷,允许臣离去吧!”显然,李泌早已经考虑好能够说服皇帝陛下的理由。“哦?五条理由?朕愿闻其详!”“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发迹太奇,此五条理由所以臣不能留也。”李泌说完后,翻身下床跪倒在李亨面前。看到李泌态度如此坚决,李亨明白今夜如果针对这个话题无休止地讨论下去,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于是他伸手试图搀起李泌,然后笑着说道:“夜已经深了,先生先与朕安歇吧!这件事情以后再谈好吗?”“陛下现在与臣同床而眠,臣的请求尚且不能答应,更不要说日后在朝堂之上了,臣还敢能够有所请求吗?陛下如果现在不答应臣离去,这与杀死臣无异!”李泌没有理会李亨的搀扶,依然跪在地上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下李亨愣在了原地,他没有想到李泌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这让他颇为惊诧,于是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道:“没想到先生对朕还有这样的疑心,朕怎么可能杀死先生呢?先生难道真将朕当成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越王勾践不成……”“陛下!您误会了!”李泌打断了李亨的话,然后抬起头来动情地说道,“臣正是知道您不能杀死臣,臣才斗胆要求离去归隐,如果陛下真要杀死臣,臣还敢如此直言吗?更何况杀死我的不是陛下,而是那五条理由啊!陛下过去待臣如此之好,臣遇事尚且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况现在两京已经收复,臣还敢直言吗?”言罢,李泌重新叩头在地。李泌的话语让李亨忽然想起此前不久他没有听从李泌先出兵攻占范阳的建议,这可能让李泌有些失落。“朕明白了,你是不是因为朕没有听从你先出兵攻占范阳的建议,而耿耿于怀?”“不!臣不是因为这件事,其实臣是因为建宁王李倓的事!”“建宁王?先生你应该知道建宁王是朕的爱子,在艰难之际立下大功,朕心中有数,可惜他受到小人的教唆,想要谋害广平王李俶,图谋太子之位,朕从江山社稷出发,不得已忍痛除掉他,这些先生都是知道的啊。”李亨的语气似乎开始急促起来。“陛下!建宁王如果真的想要谋害太子殿下,按说太子殿下应该憎恨他才对,可是每次太子殿下与我谈起建宁王时,都失声痛哭,说建宁王冤枉,现在臣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所以才敢将此事向陛下说明。”李泌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建宁王曾经夜晚偷摸广平王的门,是想要害死广平王的啊!”“陛下啊!这都是居心不良的奸佞之徒所进的谗言,建宁王孝友聪明,怎么可能做如此不仁不义的愚蠢之事呢?再说陛下过去想任用建宁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我请求陛下任用广平王的,如果建宁王真想谋害广平王,他应当对我恨之入骨才对。但他却认为我

                      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亩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酒肉里都有毒。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朱汉民:对。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朱汉民:对。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实事求是匾朱汉民:是1917年,这里改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叫宾步程,他就把“实事求是”作为当时的校训。“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格言,东汉的时候就有了。在清代的时候,讲究“实事求是之学”、“实学”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岳麓书院本身就有“实学”的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国藩还专门解释过“实事求是”,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要研究实事,从实事中间来求得天理。王鲁湘:后面那个“是”就是天理。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作了新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的第一个“事”看成是我们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把后面的这个“是”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得到的那个真理。朱汉民:对。王鲁湘:他用这四个字,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运动。朱汉民:所以,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和思想,确实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王鲁湘:后来他又把它变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现在去任何一个党校,进门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实事求是”四个字。朱汉民:对。王鲁湘:“实事求是”两边的对联好像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两个嵌头正好是“工业”二字。朱汉民:对,这是当时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校名。六、千年书院,薪火不绝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认识,现在终于古今一同了,但在当初,对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取舍,人们是经过了一些摇摆和犹豫的。虽然,把“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等做法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有其时代的需要、局限和无奈,但是因分寸无法恰当把握,确曾伤及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例如,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典范岳麓书院所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等等,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社会和教育界所忽视了。学校办得像学店,知识待价而沽,学生疲于为做官、发财、谋生而读书,以至于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朱汉民:光绪28年、29年,整个书院都变成了学堂。大概才过了20多年,就有人开始批评这个现象,批评者包括胡适、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那些新儒学的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他们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式学校有它的弊端: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把学校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到学校来是买知识,老师在学校是卖知识,师生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怀念古代的书院。古代的书院有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就是它很注重品德培育。书院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更是冶炼人格、培养人格的地方。这是符合儒家的传统理念的。儒家认为,培养人是最根本的教育目的,而不是传递知识。岳麓书院作为历史遗产,其有形的遗产如房屋、建筑、碑刻、匾额等文物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但它更重要的内在文化遗产,如办学宗旨、人文精神、学术传统等,我们要怎样来继承、弘扬呢?如何把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这样一套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纳入到现代大学的体制里,使之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当前和以后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钓鱼城传奇公元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亡,忽必烈正式君临天下。此时,在中国西南边陲重庆山区里还有一个不过1.9平方公里的小城,城里的宋朝子民竟然还在坚持守抗蒙军的进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弹丸小城抗击蒙军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姑且不说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中最长的拉锯战是何等艰苦卓绝,只说当得知南宋大势已去后,守城的南宋军民的心情该是何等的纠结?是继续誓死守城,还是弃城投降?如果投降,这三十多年的防守岂不是成了一场徒劳?如果誓死不屈,那么整个山城中的十几万百姓势必将成为山城的陪葬品!没错,这个纠结在历史拐点的小城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古城!而这里所发生的抗蒙战事,也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不朽传奇!一、铁城肇建13世纪初,强大而充满野心的草原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他们打败金国,成为南宋王朝的头号劲敌。1236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区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主战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重庆山城北边的合川钓鱼城,因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被赋予了抗击蒙军的重要使命。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的汇合口,整个山城就屹立在离江面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人们推测,钓鱼城分内城、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石条垒成,一看便是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堡垒。依据文献记载,钓鱼城建成之后,当时合川地区的五个县城全部搬到山上躲避蒙军的侵袭。钓鱼城石刻城名王鲁湘:有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当年建钓鱼城的时候有多少居民?刘智63:17万。王鲁湘:真正的军人有多少呢?刘智:军人大概就4000多,整个四川四路战区的军队加起来还不足五万。王鲁湘:这么多的人住在山上,这个天池的水完全靠天降雨吧,它不是泉水吧?刘智:不是泉水,是天降水,但它有好几十口自然的水井。王鲁湘:水井里的水是泉水?刘智:这几十口井都是宋井,用的是地下泉水。整个城的水源来自三个渠道,一个是天降水,就是天池;还有一个是掘出的水井;另外,它还控制了很大一段江面,所以可以在江边取水。护国寺里面有好多宋代的井,传说在井里放一只鸭子,可以到嘉陵江去捞,因为它们是通着的,井水一年四季都不干枯。王鲁湘:这个山上到处都有井,井水很清澈啊!袁东山64:水可以用于运输,还可以饮用,对人类太重要了。这个城的优势就是不缺水,而当山洪暴发或江水泛滥的时候,它又不怕水,因为它在山上。守城的这批人全部是南宋当地的居民,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所以在战争过程中蒙古人很吃亏。他们虽然有很强的骑兵和进攻力,但是没法用。钓鱼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其实绝不是简单地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事实上,钓鱼城只是重庆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所依托的是四川地区的“网状军防体系”。钓鱼城战图1236年,阳平关之战全面爆发,四川地区几近沦陷。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到朝廷重用,他试图力挽狂澜,此时,一个大胆而充满谋略的设想应运而生。他谋划要依托四川、重庆地区有利的山势、江河条件,建立一套山城防御体系,让蒙古军队的铁骑在此顿足!袁东山:当时,四川实际上是依托6条江,就是曲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绵江和长江,以及几十个小方山,把整个川陕战区的政府、军队全部集中到这些山上,以方山为点,以江为线,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了一个整体联动的巨大战区,这个战区的核心或指挥中心就是重庆。帅府遗址2010年,重庆市进行旧城改造,偶然地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它保留在地表上的部分还有10多米高,这个高台建筑就像天安门城楼的楼基一样,是夯土包砖。这上万块的包砖上都刻有“淳佑乙巳东窑城砖”、“西窑城砖”等字样。淳佑乙巳就是1245年,正是余玠指挥抗元战争最关键的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这儿就是余玠的帅府遗址。王鲁湘: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袁东山:对,就在渝中区濒临解放碑的旁边。王鲁湘:解放碑附近就是重庆市的一个原点或历史建筑起点,它被你们在无意中找到了。袁东山:这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馈赠。当年余玠从毫无屏障的成都迁到了有江山之险的重庆,并将这里作为军事机要中心。在紧要关头,他招贤纳才,迅速摸清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创建了合理的山城防御体系。孙华65:这个防御体系的建立,第一步是定重庆为中心。定了重庆以后,余玠采纳了当时播州土司66的两个谋士冉璞、冉琎的意见。这两个谋士长期在四川活动。王鲁湘:对四川的情况很清楚。孙华:钓鱼城上面有庙,这个庙唐代就有了,在宋代的时候,贵州的田氏土司修过,所以,作为播州土司的谋士,冉璞、冉琎他们对这个庙的情况很熟悉,对钓鱼城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也非常了解。余玠上任以后,他要找人拿出光复四川四路的策略,于是筑了招贤馆,让有本事的人自动来报名,拿出他们的办法。这个时候,冉璞、冉琎去见余玠,在地上画了整个四川的地形图,然后提出了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核心就在钓鱼城,所以要把钓鱼城建设成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这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包括云顶平、白帝城等二十多个山城,其中钓鱼城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在未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不可限量的作用。二、固若金汤钓鱼城磨盘遗址余玠所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曾一度挫败蒙军,局部扭转了南宋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但是,蒙古人统一世界的野心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实力,令宋军只有一时的招架之力。很快,蒙军铁骑逾越四川凭借天险而建的军事防御系统!二十多个山城几乎全部弃城,只有钓鱼城的城门紧紧关闭,让骁勇善战的蒙军难以接近!王鲁湘:远远地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磨盘,这应该是个磨盘吧?上头应该还有一个大碾?袁东山:对。有一个大的石滚作为碾,它是用牲口拉着来碾粮食的。王鲁湘:用驴子?袁东山:应该是牛,一种黄牛,那里没有驴子。王鲁湘:这里无论作为衙署所在地,还是兵营所在地、老百姓所在地,总要吃粮食。所以从磨盘的规模来看,这里应该是个作坊,可能直接隶属于军营的后勤系统。袁东山:这不会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家里的不会有这么大。钓鱼城城楼遗址事实上,建造钓鱼城时,余玠不光只是考虑到了山城的军事功能,他还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坚不可摧的城墙围合成一个安全的军事、生活空间。城内设施齐全:有县衙门、兵工作坊、经济贸易中心,甚至还有佛教寺庙等建筑。王鲁湘:我这次在钓鱼城参观以后,改变了一个观念。我原以为这种山城防御体系只是一个一个的堡垒,顶多也就是个山寨,像土匪或土司的堡垒一样。结果到钓鱼城一看,它真是个城,上头什么都是全的。孙华:两宋之际的军事家陈规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将领在总结北宋和金朝的寿阳之战时说“城小而易守”,这个话是错的。城一小,尽管用比较少的军队就能进行防守,但城小了以后,调动军队也相对受到了束缚。另外,城小了以后,敌人更容易多面夹攻。王鲁湘:围成一个铁桶一样。孙华:对,很容易失去做机动反应的空间。所以综合看来,钓鱼城这个小城能抗击元军那么久,是非常不容易的。汩汩嘉陵江环绕钓鱼城,为这个小小的山城平添了无尽的秀美。如今走在城中,似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争。但是,来此凭吊的游客,可在城内看到一些冷兵器时代的抛石机——这是宋兵抵抗蒙军的重要武器。

                      在线一区在线二区av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建党大业从此开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三角联盟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半途而废的北伐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

                      ,叉苜蓿贮存起来。他进镇去买烟草和糖浆,捎回了多薇。“我说,斯图亚特,”米斯纳说,“你见到罗杰的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了吗?”“我干吗要见到她?”“安娜说没人看见她。当然啦,我们还没问她母亲。”斯图亚特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这个用词,把一张打卷的五美元钞票放到柜台上。“你们从她那儿什么都打听不到的。”他说着,心想她就是真跑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帕特活该,他心里说。她到处打探别人的事,可要是碰到有关她自己的事,立刻就闭紧了嘴巴。“这倒让我想起来了,迪克告诉我,他早上看见斯维蒂了——就在马路上走,没穿大衣。没穿什么厚衣服。”“斯维蒂?从她家里出来?”安娜强调了她的不相信。“走在马路上?”米斯纳问道。“不是斯维蒂。”“迪克发誓是她。”“应该是,”米斯纳说,“我也看见她了。就在我家屋外。我原以为她要敲门,但她转身又朝中央大街走去了。依我看,她像是要回家。”“没有。迪克说她从萨金特门前路过——像个大兵似的大步走出了镇子。”“他没拦住她?”斯图亚特瞪了安娜一眼,像是不能相信她的话。“他当时正在给银行开门,丫头。”米斯纳皱起了眉头,安娜打断了他刚刚想说的话。“你们都想来点咖啡吗?也许要点南瓜面包?”两个男人都接受了。“最好有人和杰夫谈一谈。”话是安娜说的,可三个人全都看着一面摆满货架的墙,墙后是弗利特伍德家具及器械店。理查德·米斯纳的凝视和斯图亚特·摩根的警觉显示了某种预告,一小块天空闪过水彩般的颜色:橘粉色、薄荷绿、海岸蓝。天空的其余部分呈白镴色,把这个如图画一般奇特的阳光破云而出的景象烘托得更璀璨了。这景象延续了整整一小时,每个看到的人都惊悸不已,随后便褪了下去,铅灰的天空在无情的大风上方凝固了。到中午,第一阵雪就落了下来。起风前的这阵雪急促如弹丸,猛烈不融化。两小时之后,第二阵雪下来了,变得柔和,静悄悄的,覆盖了地面上的一切。斯维蒂说:“马上回来,梅布尔小姐。”“只走开一会儿,梅布尔小姐。”看来她想这么说的。也许她没说。反正是她脑子里要说的话。不过她必须赶快,赶在孩子当中有人咯咯笑出声之前。无论在门廊里还是走道上,斯维蒂的步伐都很坚定——仿佛她必须去什么重要的地方,她必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只消花上几分钟,她就可以马上赶回来。那一小会儿时间只够用来按摩一下小屁股,好让它不再酸痛;或吸出痰或磨碎食物或刷牙或修指甲或小便一次或抱一下婴儿或唱一支歌,但主要是来得及照看一眼。除非她婆婆在场,她绝不会移开目光,而一旦移开也会赶紧看过来,因为梅布尔小姐的视力已经不如当年那么敏锐了。别人主动帮忙,最初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如今不定期了,可她始终拒不接受。斯维蒂在照看小孩方面是最好的了。她婆婆次之。阿涅特原先也不错,但现在不行了。杰夫和她公公从不留意,更别提照看了。她醒着的时候,照看不是个问题,入睡后照看才费神。六年来她都睡在童床旁的小床上,或者与杰夫同床共枕,而她小心翼翼地呼吸,耳朵随时在听,每一根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准备弹起。她知道她睡着了,因为她做了梦,虽说记不起梦到了什么。不过,在同一时间既睡觉又照看是越来越难了。天亮后梅布尔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昏暗的房间,斯维蒂站着接过咖啡。她知道梅布尔已经给她放好了洗澡水,叠好毛巾和干净的睡袍放在卧室的椅子上。她还知道,梅布尔会给她梳头——洗头、编辫子、盘发,或者只给她抓抓头皮。咖啡会很美味,颜色很深,加了糖。但是她也知道,要是她这一次喝下咖啡,并在旭日的照射下上床,她就再也不会醒来,那样的话,又由谁来照看她的孩子们呢?于是她喝下了咖啡并且说,或者是想说:“马上回来,梅布尔小姐。”她下了楼,把杯碟放在餐桌上,随后,她没有梳洗,也没穿外衣,就打开前门离开了。很快。她没打算一直走到摔倒、晕倒或冻僵的地步,然后一时间滑进一种虚无。她想要的小东西不是喝清晨的咖啡、疲惫地洗澡、穿上叠好的睡衣,然后进入充满警觉的睡眠——按照这样的顺序,天天如此,永远如此,尤其在这特定的地点,在这特定的一天。她认为,改变这种顺序的唯一途径,并不是以不同的方式做什么事情,而是做一件不同的事情。只存在一种可能——离开她的家宅,迈上她六年没走上的大街。斯维蒂走过了整条中央大街——经过了以福音书名命名的街道,经过了新锡安山、哈珀药房、银行、卡尔瓦里山。她绕进彼得路口街,离开那里,再走过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在鲁比北区,马路的质量改进过两次,她的双腿走起路来劲头十足。她的皮肤也焕发出光彩,因为她没觉得冷。户外的新鲜空气,她已经不习惯了,直刺鼻孔,她要仰着脸去承受。她不知道自己在笑,也不知道那个姑娘正从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的车后向她凝视。那姑娘以为斯维蒂在哭,一个黑人女人在乡间道路上痛哭,又一次让她伤心不已。姑娘从空筐中间的藏身处窥视着斯维蒂。福特卡车向南行驶,在经过斯维蒂身边时放慢了速度,随后停了下来。车里边,司机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司机探出车窗,扭回头对斯维蒂的背影喊道:“你需要帮忙吗?”斯维蒂没有转过脸或者接受司机的热心。车里那两口子相互看了一眼,吸了口气,做丈夫的便转回身来开车。幸亏马路的这一段有点倾斜,不然的话,那个方寸已乱的搭车姑娘从车后跳出来时就会伤着她自己了。那两口子先前并不知道自己车上有个乘客,他们从后视镜中看到她跑过去帮那个神志不清的可怜人,而那人居然连句“不必了,谢谢你”都没说。当那心碎的姑娘追上那女人时,深知不能去触碰或说话,或干扰那哭泣的妇女已然陷入的顽固妄想。她隔着十步左右的距离跟着走,端详着破旧的白色平底便鞋上面秀气的黑脚踝。皱巴巴的女式衬衫是浅蓝色的,上面垂着衣袋。这个梦游者的头发一边压得平平的,另一边却乱蓬蓬的。时不时地,她发出像是傻笑的抽泣声。她们就这样一直走了一英里多的路。走路的那个走到哪里,搭车人也走到哪里。只有幽灵和她的身影。那天早晨天气阴冷。风吹过道路两侧高高的野草。十五年前,当那个伤心的搭车人只有五岁的时候,她曾经用四夜五天的时间敲着她家楼里的每一扇门。“我姐姐在里面吗?”有人说不在;有人问是谁;有人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多数人根本就没开门。那是一九五八年,在那年月,一个小孩可以在政府建的崭新公寓中平安无事地到处撒欢。开头的两天,她在楼里一层一层往上逐户敲门,确保没漏过一家一户,然后就等着。她姐姐吉恩这会儿随时都可能回来,因为饭菜已经摆到了餐桌上——肉糜卷、菜豆、番茄酱、白面包,而且冰箱里还有满满一大罐饮料。她正儿八经地摆弄着两本彩色书、一副纸牌和一个湿漉漉的玩具娃娃。她喝了牛奶,吃了土豆片、涂了苹果酱的咸饼干,还一点点地吃掉了整整一个肉糜卷。最后,只剩下可恨的菜豆,已经变得干巴巴、软塌塌,难以下咽了。第三天,她开始明白吉恩为什么走了和怎么把她叫回来。她仔细地刷了牙,洗了耳朵,还在用完厕所之后立刻冲洗干净,并且把短袜叠放在鞋子里。她花了很长时间喝光那罐冷饮,还把她想从冰箱拿出罐子时摔碎的玻璃碴捡起来。她记得面包盒里有罗纳·杜恩饼干,但不敢爬到椅子上去打开。她默默祷告的是:如果她不经人指导就做对了一切,吉恩就会随时走进来,或者只要她敲公寓的一道门,吉恩就会在那儿!满脸微笑,伸出双臂。可是黑夜就吓人了。第四天,她刷着她的十八颗乳牙,直到牙刷让血染成了红色,然后凝视着窗外,透过温和的细雨看着人们早晨去工作,儿童去上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走过。而后有一个老太太顶着一件男人的外衣遮雨。随后一个男人在草坪中的空地上撒种子。再后来,一个高个子女人走过窗下。既没穿雨衣,也没戴什么在头上,用手背和手腕内侧揉着眼睛。她在哭。后来,到了第六天,调查员来的时候,她想起了那个一点都不像吉恩的哭泣的女人——连肤色都不一样。但在此之前,在第五天,她发现—确切地说是看见—一件东西始终在那儿等着她。由于祷告没有回应,刷牙使牙龈出血,并且饥肠辘辘,她已经情绪低落,顾不上当好孩子了,索性爬上一把椅子,打开了那个装着饼干的盒子。靠在盒子上的是一个信封,上面的一个字她当即就认出来了:是用唇膏写的她自己的名字。她不等掏饼干盒就打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纸,上面是更多用唇膏写的字。除去纸上方她的名字和下方的“吉恩”,她一点都看不懂,两个名字之间是许多亮红的记号。她沉浸在幸福之中,把信折好又放回信封中,再把信封放进她的鞋里,那封信就此一直伴随着她。她收藏着那封信,为保存信的权利而抗争,把它从废纸篓里捞回来。她六岁了,是个热情的一年级学生,但还读不了信的全部内容。过了些时候,那封信干脆成了一张像鞭炮一样红的纸,没有留下一个认得出来的字。但那毕竟是信,保存在她的鞋里,使得调查员将她送进第一个领养家庭(总共有两家)。她当时只是短暂地想到那哭泣的女人,后来就想得多了,直到那女人的身影不时地成为伤心的梦境。一直搅动着杂草的风这时刮来了雪——稀疏、大片,像玻璃碴似的刺骨。搭车人停下来,从行李袋中掏出一件做披肩用的羊毛毯,然后追上去,把毛毯裹到走路人的肩头。斯维蒂挥舞着两手,直到醒悟过来她得到了温暖,而不是受到阻挠。当羊毛织物裹在她肩头时,她一刻也没有停步。她继续走着,不时咯咯笑——还是抽泣?搭车人想起,不到半小时之前她还藏在空筐之间时,经过了一座大房子。在车里花二十分钟走的路程靠步行就要走几小时,但她觉得她们能够在天黑之前赶到那里。问题在于天冷,还有就是怎么止住那哭泣的女人,让她休息一下,然后只要走到那处房子就把她带进去。一双那样的眼睛是很不正常的。在医院里,是那种日夜踱步的病人才有的;在路上,在空旷的地方,有一双那样眼睛的人就会走个不停。搭车人决定把时间消磨在谈话上,便从自我介绍开始。斯维蒂听到了她的话,而且从离家以来第一次,转过身来面对这不请自来的同伴微笑——或是哭泣时迟疑了一下。她想,罪孽。我挨着罪孽走,还裹着它的外衣。“发发慈悲吧。”她咕哝着,还轻轻笑了笑——也许是呜咽。她们看到女修道院的时候,斯维蒂觉得暖和多了。虽然她没感到一路上的那种刺骨的严寒,但还是因罩在头发上和充塞在鞋里的暖雪而觉得舒服。多亏自己没有受到走在身边的这个罪恶幽灵的侵害,多亏自己没有和它扯上关联。斯维蒂的优雅体现在无论暖雪多么猛烈地鞭打那个身形,让它沉默无语,把它冻僵,使它喘着粗气只能勉强坚持,她本人却依然在刺骨的寒风中傲然前行。出于自身的意愿,斯维蒂步履沉重地走上了车道,但她任由那恶魔去做余下来的事。前来应门的那名妇女说了声“哦”,就把她们俩都拉进了屋里。在斯维蒂看来,她们像鸟,像隼,扑腾着翅膀向她啄来。她们让她心烦。若是她更强壮些,没有因为值夜班照看婴儿们而浑身乏力,她就会把她们击退。可惜事实上,她除去祈祷便无能为力了。她们把她放到一张床上,给她盖了那么多毯子,出的汗都流到耳朵里了。她们端给她的东西,她不吃不喝。她紧闭嘴唇,紧咬牙关。她默默地、热切地祈祷获得解脱,你知道吗,她居然如愿以偿:她们留下她一人,走开了。在静静的房间里,斯维蒂感谢了主,便飘进了宁静而不安的睡眠中。是婴儿的啼哭而不是发抖把她惊醒了。尽管她很虚弱,但还是起来了,或者说是想爬起来。她头痛口干,注意到自己原来没睡在床上,而是躺在一间黑屋子里的皮沙发上。当一只鹰拿着一盏煤油灯,张着血红的嘴走进屋时,斯维蒂的牙齿咯咯发抖。那只鹰用最甜美的声音对她说话,就是魔鬼用的那种方式,但斯维蒂高呼救世主,它就走了。在宅子里的什么地方,那孩子一直在哭,让斯维蒂一阵狂喜——她从来没听过自己的孩子发出这种声音。从来没听过这么清晰、这么持续不断、这么有节奏的呼唤。就像是一首赞美诗、一支安魂曲,或者十诫令人兴奋的和弦。她所有的孩子都很安静。突然之间,就在欢乐之中,她勃然大怒。婴儿们在这里,在这些妖魔中间哭叫,怎么没在她家呢?当两只鹰回来时——其中一只还端着一盘吃的,她问它们:“那孩子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哭?”它们当然不承认。在遍布全屋的哭泣声中赤裸裸地撒谎。它们其中之一甚至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说道:“我听到孩子的笑声,有时还唱歌。从来没有哭声。”另一只鹰咯咯笑着应和。“让我从这里出去。”斯维蒂挣扎着把声音喊出来,“我得回家。”“我这就送你去。等汽车发动起来就走。”同样狡猾的妖魔的腔调。“马上。”斯维蒂说。“吃些阿司匹林,吃些东西。”“现在就让我离开这里。”“真是个泼妇。”一只鹰说。“不过是发烧。”另一只说,“你把嘴闭上,好吗?”是耐心遮掩了一切声音,只除去主的告诫声,是主把她从这里弄了出去。先是进了一辆停在车道尽头雪地里的锈巴巴的红色汽车,最后是赞美,赞美他的神圣名字,投入了她丈夫的怀抱。他和安娜·弗拉德在一起。从她呼唤她的救世主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在路上了。斯维蒂实实在在地投入了杰夫的怀抱。“你跑到这儿来干吗?我们整整一宿没法过。你有脑子吗?老天,丫头,亲爱的。出什么事了?”“她们逼我,抓着我。”斯维蒂叫道,“噢,天哪,带我回家吧。我病了,安娜,我还得照看孩子们呢。”“嘘,别惦着那事了。”“不行。不行。”“现在就会好起来的。阿涅特已经回来了。”“把暖气打开吧。我太冷了。我怎么会这么冷呢?”西尼卡瞪着天花板。小床的床垫又薄又硬。毛毯扎她的下巴,她的手掌由于在车道上铲雪而生疼。她曾经睡过地板、纸板和让人产生梦魇的水床,还有一次,接连几个星期睡在艾迪的汽车后座上。可她在这张干净、窄小的童床上却难以入睡。那个哭泣的女人折腾了——一夜再加第二天一个早晨。西尼卡睁了一整宿的眼,净听玛维斯和吉姬说话了。这栋宅子似乎属于她们,尽管她们说一个叫康妮的人才是房主。她们为她做饭,却没有打听什么。除去讨论过她的姓名——从哪儿取的?——她们看上去像是了解她的一切,并且很高兴她待在这儿。后来,到了下午,她觉得自己累得该歇一会儿了,她们就领她到一间有两张小床的卧室。“歇一会儿吧,”玛维斯说,“饭熟了我就叫你。你喜欢炸鸡吗?”西尼卡觉得她要呕吐了。她们彼此并不喜欢,西尼卡就露出微笑,表示同意。要是一个人诅咒另一个并开了无聊的玩笑,西尼卡就哈哈笑。当另一个厌恶地转眼珠时,西尼卡就报以理解的眼色。总是充当和事佬。是说“是”或者“我不在乎”或者“我要走了”的那个人。不然——又能怎么样?她们可能并不喜欢她。可能要哭。可能要离开。因此她已经尽力哄人高兴了,哪怕《圣经》比鞋子找起来更费事。他像所有的新囚犯一样,两样都想马上要。西尼卡买十一号的阿迪达斯鞋没遇到难题,可是在印第安纳的普雷斯顿没有什么像样的书店,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普通的都没有。她绕路到布鲁明顿,发现了一本《当代圣经》,那是一本没有彩色插图,却在许多页上印着横道的书,让人记下生、死、婚姻、受洗的日期。那东西看起来真了不起——整个家庭多年的活动表——于是她就买下了。他当然生了气,并且这股怨气压倒了得到那双黑白相间的跑鞋的兴致。“你就不能买到合意的东西吗?不过是一本小小的《圣经

                      的。但人生何必如此悲哀,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于是他给盟友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出山代行总统职权,随后直奔天津开启新人生,在那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有空时也常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活得比做总统开心得多。像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大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少年虽然长相英气,却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后来周恩来回忆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时,清楚地记得黎元洪当年说过“有饭大家吃”的话。话题回到主线上。话说冯国璋收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自己熬到59岁,终于从地方诸侯一跃成为执掌中枢的总统,此生无憾矣!害怕给人生留下遗憾的冯国璋迅速安排好了后院,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舍不得离开的地盘,火速赶往北京就任大总统。冯国璋接任中华民国总统,段总理心里就没有什么疙瘩吗?没有。非但没有,段总理还对冯总统的到来举双手双脚赞成。不用奇怪。因为冯国璋入京对段祺瑞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冯国璋拥兵自重,独霸长江流域,如此一直在外,段祺瑞根本拿他没办法,可冯国璋一旦入京,那就容易对付了。于是,段总理权衡利弊以后,毅然决定让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自己继续当国务总理。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代总统。这二位北洋袍泽就此搭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领导班子。段总理和冯国璋是多年的老哥们儿,关系自然比黎元洪亲近。而且段总理也不敢以对待黎元洪的骄横态度对待冯国璋,毕竟黎元洪被他们的老大袁大头整成了光杆司令,而冯国璋的直系可是有兵有地盘,实力强劲。因此,刚开始二人之间还是很甜蜜的。两人更是合力干了一件大事。准确地说,应该是没干事。不过到了他们这种境界,没干就是干。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本着无为而治的精神,段总理和冯国璋在关键的几个地方依然保持了张勋大破坏之后的状态,如解散的国会、废弃的《临时约法》,这二位根本就没打算恢复它们。可没有国会和宪法的共和国,共的是啥?和的是啥?军人出身的段祺瑞,虽然号称“三造共和”,但他更喜欢用拳头说话。第四章大家一起来护法

                      孙中山再立门户

                      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冯总统与段总理是满意了,可他俩忘了这天下还不是他们完全说了算。至少孙中山就立马表示了不同看法,还有云南滇系掌门唐继尧、广西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持趁火打劫的态度。当初“府院之争”时,孙中山也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孙中山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支持宪法的权威性。宪法规定总统在对外媾和、宣战这种事情上拥有决策权。而段总理恨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说了算,这让崇尚法治的孙先生很不满意,于是他勇敢地站到了黎总统这一边。只是孙中山没有想到,这次站队居然还有好处费可拿。德国政府在发现他反对对德宣战后,为了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破坏中国对德宣战的目的,密赠其一大笔活动经费,请他出手帮忙。关于活动经费的具体数目,有说两百万马克的,也有说一百五十万马克的,但不管怎样,按照当时的汇率和购买力(马克大概稍低于美元)来看,这都是很大一笔钱。总之,这时候孙中山手头有些钱,有钱总是件好事。张勋一复辟,孙中山就忙着组织讨逆军,拿出一笔钱给海军司令(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军费,请其率海军第一舰队加入反复辟大军,相当于请了一支雇佣军。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海军第一舰队?前面说过载沣将南、北洋水师改造成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的事情,不再赘述。袁世凯上台后,又把这两支海军合并,分成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主要力量都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练习舰队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只要搞定了第一舰队,就相当于搞定了整支海军。1917年7月17日,孙先生带着从法国赶回来的汪精卫、财政总管廖仲恺等人乘坐雇佣军的“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抵达广州。不是应该北上吗,怎么还南下?这是因为早在反袁护国时,孙中山就与南边的那些军阀势力取得了联系。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依然希望借助南方军阀的势力打倒张勋。可孙中山还没到广州,张勋就完蛋了。真是白折腾!德国人让做的事还没做,一切就已结束,那德国人给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会要回去?孙中山当时认定这笔钱就此打了水漂。没想到峰回路转,段祺瑞、冯国璋又送上门来,居然废弃了《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与张勋何异?孙中山和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该如何是好?孙中山对此有些头疼。还是武装拥护约法吧。反正也不是头一次革命,闹了这么多年,同志们也算看清了,北洋政府就没什么好指望的,还不如自己单干,另立政府,来个开天辟地!这个想法很简约,却也很有吸引力。这不,孙中山刚告诉陆荣廷、唐继尧,这二位就迅速拍板同意。可这二位不是为了护法,而是他们想闹分裂搞独立。毕竟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比听北京政府的颐指气使强得多。可让他们直接对抗北京政府,对抗北洋军,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正好这时候孙先生来了,他的号召力巨大,他是民主革命领袖,还是前任大总统,现在他不是号召护法吗?好啊,咱们也拥护护法,名正言顺地继续独立。孙中山得到陆荣廷、唐继尧和海军司令程璧光的支持后,底气自然就足了,于是向那些被前任总统袁世凯炒了鱿鱼而无事可做的国会议员发出邀请:请你们南下护法以振国纪,食住行的费用你们不用担心,我有钱,只要你们肯来,食宿行我来安排。到8月时,来到广州的国会议员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还有些老熟人,比如伍廷芳、唐绍仪等。虽然还不够法定人数,但非常岁月行非常之事,一切从简。孙中山决定先把会开了,咱这个国会就叫“非常国会”,咱这个政府就叫“非常政府”。人虽然不够,但会开得挺成功,宪法制作得挺正式,比北京政府的那一套专业得多。随后又进行了选举,“海陆军非常大元帅”的位置自然非孙中山莫属,而孙中山也没忘记给追随自己多年的汪精卫留一个位置——大元帅府秘书长。当然,孙中山也得给这次支持自己护法的军阀们以回报,人家好歹也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对抗强大的中央政府。不过孙中山回报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唐继尧、陆荣廷的两支部队纳入“非常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所以唐继尧和陆荣廷也被选为元帅,只是比孙中山少了一个“大”字。手下无兵难办事1917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身着大元帅的戎装发表就职宣言,就任军政府大元帅,正式跟段祺瑞的北京国民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美中不足的是,三个元帅只有孙中山一个就任,两个真正手握兵权的元帅都没来。看来人家借你的名义行事可以,受你管辖不干。既然如此,这个名义上的广州军政府,几乎就是无兵可用。也就程璧光的那支海军雇佣军还算靠谱,收了钱总不能不办事。想来想去,孙中山发现还有一支力量可以拉过来。那就是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手下的警卫军,而且警卫军的司令还是熟人“残仔明”。其实,这个“残仔明”既不体残更不脑残,而且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和智力发育水平远超普通人,只是他的广东老乡都这么叫他。怪哉,真是怪哉!“残仔明”大名陈炯明,是前清秀才,还是同盟会会员,当年跟着黄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也算是孙中山曾经的下属。孙中山之所以有信心把朱庆澜和陈炯明拉到自己这边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朱庆澜希望借孙中山之手对抗陆荣廷,老陆这个人经常欺负他。其次,孙中山和陈炯明私下长谈过一番,“残仔明”没有忘记自己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和肩负的革命使命,愿意跟随孙中山东山再起。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孙中山总算是把这支警卫军给拉了过来,他麾下终于有了一些力量。当然,这支警卫军的战斗力比较差,毕竟他们只是警卫队,工作业务以执法为主,至多算是正规军的后备役,要上战场的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孙中山短期之内只有程璧光的海军可以用,凭这种实力恐怕对付不了北京政府吧?不必太悲观。当年的护国战争,蔡锷只有几千兵马照样敢反,照样获得成功。连蒋介石先生也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于是他开动脑筋,细细推算,连续熬夜,终于完成了成名作——《对北军作战计划》,他在文中告诉孙中山:我方占据局部人数优势和地利,北洋军是纸老虎,不可怕,证据有二。其一,虽然北方政府的军队数量在三十万以上,但是大部分人马都要驻防各地,实际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六万,因此双方差距不大,甚至我方兵力还占优,因为北洋内部利益纠结不断,在这六万人之中,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的人又有多少?其二,硬实力方面,北洋军的优势在于武器装备,而我军的优势在于北洋军对南方的地理和气候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只要坚持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打胜仗的希望是很大的。由于感到此计划有所不足,蒋介石后来特地补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大意是说虽然我们的口号是北伐,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真的出兵北上中原,我们也可以伺机分兵夺取福建一带,扩大大本营的地盘,招兵买马。做好这一切之后,再根据情况伺机北伐。总之,我们应该先练好内功再走下一步。这两份计划,覆盖面广,考虑详备,环环相扣,正是蒋介石数年之后北伐作战计划的翻版。作为一个并未接受过系统性军事战略教育的人,居然拥有如此高明的眼光,足以证明蒋介石不凡的军事天分。孙中山看到这两份十分高明的作战计划书以后,大喜过望,深为陈其美有这样的义弟而高兴。他向来不吝惜给有才能的人以表现机会,于是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作战处参谋),接受李烈钧的领导。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对年仅30岁的蒋介石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从此,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个并不稳定的军政府中开始了他们的共事生涯。北伐军政府一成立,孙元帅就电告天下,否认冯国璋为总统,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北京的那二位收到消息之后,生气是一样一样的,可是对策截然不同。段总理执意“武力统一”,就你们南方那点兵那点将,竟然胆敢藐视中央政府,向我强大的北洋军叫板,我直接平了你!段总理潜藏在内心的真正想法是:孙中山,谢谢啊,谢谢你在我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之后,给我武力统一中国的机会。而冯总统主张“和平统一”,咱们安抚一下南方各派,求同存异,不要动不动就拿刀动枪说事。其实冯总统的内心真实写照是:如果你段祺瑞三下五除二把南方给平了,你的势力得多大?说不好借机把我的地盘也抢走,让我何处容身?争论了几天之后,段总理的武力统一占了上风。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毕竟段祺瑞对北京周边地区和中央政府的掌控力更强,而冯总统的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虽然意见暂时统一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内部矛盾依然存在,这将是北京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在北京政府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孙大元帅也在辛勤工作,努力说服各地出兵北伐。虽说根本没人听他的,但孙大元帅还是认真地起草着命令,发向四方。发给革命党人的命令还是起了些作用,如在本书中打酱油的蓝天蔚同志就在东北筹划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自己也被张作霖四处通缉。而发给那些督军的命令虽然辗转各个渠道,却殊途同归,都进了废纸篓。因此,尽管孙大元帅的工作表现堪称劳动模范,但效果很不理想,没人拿他当回事。就在孙先生为这种局面头疼的时候,陆荣廷和唐继尧这两个臭军阀居然有了动作。陆荣廷成立了“护国联军”,唐继尧组织了“靖国联军”。不管这两人为何突然同意出兵,此时的孙中山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军阀的冷落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鉴于短期目标一致:进攻北洋政府,尽管南边的众人各有打算,但还是商量出了一个松散的军事计划。一、军力北伐军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陆军以及海军第一舰队,共计十五万人。实际上也就是陆荣廷、唐继尧两人的私家军再加上孙中山的雇佣军——海军。二、出击路线第一路,陆荣廷派得力干将——小舅子谭浩明,率广东、广西陆军组成的护国联军,出两广,进逼湖南,拿下湖南之后,再夺湖北。这一路兵力相对强悍。第二路,唐继尧自任总司令,率靖国联军,出云南,攻四川。第三路,陈炯明率领由警卫队及海军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出广东,进攻福建,攻下福建之后再攻浙江。可是这支海军陆战队尚须整编训练才有战斗力,无法在战争初期投入战斗。三、战略目标会师武汉,进军北京。计划看起来如此美好,不知执行起来如何?从很大程度上讲,执行的效果取决于正在湖南搞破坏的段祺瑞先生的表现。湖南之战湖南是个好地方。说的不仅仅是它的风景如画,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湖南北部接壤湖北,东部接壤江西,这是北洋势力范围。西南部接壤贵州、广西,东南部接壤广东,这是陆荣廷、唐继尧的地盘。因此湖南是北洋政府与西南势力的战略缓冲地带,无论谁冲过这片土地,便可攻入对方的腹心地带。谁拿下湖南,谁就能抢得先机!别看孙中山这边干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先动手的是段祺瑞。他在赶跑张勋之后,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布局他的“武力统一中国”计划,只不过孙中山的北伐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而已。辛亥革命以后,湖南的局势极其不稳定,城头变幻大王旗,最高领导(都督或督军)都换了四次,从焦达峰、谭延闿、汤芗铭又到谭延闿。不过谭延闿马上就得下岗失业,因为段祺瑞决定拿下湖南用作他踏平西南的跳板。他派来接任谭延闿的人是他的亲信傅良佐。1917年9月9日,就在广州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傅良佐带着北洋军王汝贤第八师(进入民国后,北洋军扩军并改镇为师)和范国璋二十师近三万人的精锐部队来到了湖南。傅良佐一来,湖南的邻居们都十分惊慌。尤其是西南的陆荣廷和唐继尧先生,他们知道湖南一失,西南就失去了屏障,他们的地盘就直接暴露在了北洋军的强大火力之下。而他们就像脱光了衣服的少女,段祺瑞想什么时候下手就什么时候下手。陆荣廷和唐继尧都失眠了。失眠的结果就是:原本不打算支持孙中山北伐的二人迫于形势组织军队出兵北伐。没办法,别人要抽你,你就一定要抽他。不只陆荣廷、唐继尧失眠,冯总统也夜不能寐,因为湖北和江西是冯总统的地盘,冯总统十分担心他的地盘被段总理借机吞掉。就在这各打算盘、相互算计,却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战争打响了。虽说段总理在湖南布置了近三万精兵,却不意味着他能在湖南呼风唤雨,因为还有两个湖南人不答应。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这个谭延闿比较特别。首先是身份比较特别,他既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老爸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又是湖南立宪派的领袖。然后是此人颇有才艺,不仅一手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与资深革命人士于右任并列“天下双绝”,还是一名卓越的美食家。老谭极会享受,尤其以好吃闻名,号称“民国第一吃货”。他投资开了一家“曲园”湘菜馆,专卖以自己的字祖庵命名的“祖庵菜”。他不仅广邀名流给自己的菜打广告,还亲自下厨对厨师进行理论指导。在谭延闿之前,湘菜压根上不了台面,正是老谭的好吃和创新,才使得湘菜声名大振,这是湘菜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关键。老谭也因此成了公认的“湘菜鼻祖”。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他曾两任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有听命于自己的部队,兵力主要由不大老实的小弟赵恒惕掌握。而程潜则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除了没

                      些如杨九的济宁乡勇,较之流贼更好掠夺,但同样是由地方名流领导的。王鳌永抱怨,驱散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有些官员主张没收他们的武器,解散他们的组织。最后,多尔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感到,仅仅依靠满族官军去维持地方秩序是不可能的。然而,政府鼓励地方官员购置军马、训练自己的民勇,以与地主领导的“乡勇”形成制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9、10、16页。?谢国桢特别选择山东东部作为例证,以说明乡绅是如何因为敌视农民武装,而使清廷成为天然盟友的。但是他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特别是当他论及农民的天然“民族主义”思想时。虽然近年来他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许多观点仍是很有道理的。参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93页。?刘允浩就是忠明思想的著名事例。他领导的顽强的山东乡勇,在江西建昌被包围期间奋战至死。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44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35页。?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6—48页。?在17世纪初,邹县80%—90%的乡村人口由只拥有3—30亩土地的“贫农”构成。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2页。16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接着是20年代的又一次饥馑。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31页。寿张县(约在临清南80公里)的入籍人丁从16世纪晚期37773口减少到清初的2200口。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8—9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30页。这里的社会状态被描绘为“封建的”,因为这里的地主像军阀一样生活着。19世纪,山东—江苏—河南边界地区的一个典型地方豪右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堡垒之中:有深沟和围墙环绕,砖房上有四层高的两个方形塔楼。除了居所和武库之外,围墙之内还有花园和楼台亭阁。这位豪右可能拥有多达6000亩的土地,成百的邻居每天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施舍。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页。关于山东佃农与佃主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参见片岗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0页。?后来在清朝,曹州因为成了盗匪渊薮而闻名全国。盗贼是有季节性的,在深夏之际相当普遍,其时高粱长至二三米高,为伏击提供了方便之所;其次是冬天的农闲季节。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起源》,第7—8页。?这里一直是贫困地区。在1979年,曹县73%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不能向其队员分配一分钱。《中国日报》,1981年12月18日,第4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1—82页。?徐氏是王森的弟子。在16世纪后期,他创建了传播甚广的闻香教。徐在1622年6月发动起义时,声称“大成兴盛”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和教徒们最初攻占了邹县与滕县,并且封锁了大运河。然而,徐没能击败山东的乡勇,起义军主力最终为地方民勇和滕县其他武装所包围,并被击败。徐在北京被斩首示众。傅路德和房兆楹:《明朝人名辞典》,第587—589页;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17世纪中国的家族网》,第4—6页;格罗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第167—168页;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66—169页;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133—13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三三一卷,第2608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32页。?根据1686年的文献记载,在遭到满洲进攻之后,临清的繁荣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邻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至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8、56页。同样,对于农村地区,1645年的一个报告表明,许多地区每户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活下来了,每十亩地中只有一两亩得到耕种。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的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黄仁宇:《明代的大运河》,第132页;吴若灏纂:《邹县续志》,第419—420页。1641年至1642年这些乡贼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由米谷挑夫、驿卒和小商人啸聚而成的联盟。其领袖名叫李青山。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梁山,即《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呆过的地方。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18页。?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兵事纪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整个晚明,兖州诸县因其贫穷和乡绅之狠毒而闻名。藤田敬一,《清初山东赋役制度》,第4页。同时在明代,衮州也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闻名: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六、刘七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的徐鸿儒起义,崇祯时期(1628—1644)的白莲教起义。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根据地方志记载,王俊“有田在开明山下之吴村,招佃垦荒,积粟甚富,意图纳粟得官。崇祯十三年岁祲被劫,其党无食,遂为盗,复拒捕,杀县役。”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1644年10月1日奏折,《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1644年的主要领导人是“擎天大王”李文盛;又见《世祖实录》第17卷,第200页,奏书之日为1645年7月12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78页。?其中一些,如徐鸿儒起义之前的济宁的乡绅领导的乡勇,也参预赈济机构与义仓的事务。在疾病流行之年乡勇也发放药品,掩埋尸首。结果济宁成了混乱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安定的小岛。参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11月2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7页。在莱州、安邱和济南都有类似的民勇组织。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5—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正如方大猷在其奏书中所解释的:“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同上书,第79页。?新王朝统治的最初10年中,整个帝国的地方官都接到政府命令,他们必须雇请保镖,以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应当付给这些人以钱粮。这些保镖可以保障地方官平安任职。1653年,私人保镖制度已不再具有强迫性质,但许多官员继续雇请这些武士。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页。?例如:我们在一份记述1647年章邱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的军事力量包括:一、军官统领下的正规防守部队;二、衙兵,由兖州府儒学训导蔡廷谏指挥,另外他还指挥一营家丁;三、知府的亲丁(“时有陈知府统领亲丁,堵大街口”);四、明季都司于大海等,统领家丁及镇内回兵李纵先等;五、乡绅领导下的乡兵,负责协防。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页。在1647年山东的另一个地方抵抗的事例中,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员外郎领导的亲丁。同上书,第83—84页。地方绅士之所以希望将他们的税册交给新政府,其主要原因即是巡抚方大猷及其助手们有能力在危急时把乡勇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曲阜调到邹县。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7页。?《淮城纪事》,第133页。该省明巡抚邱祖德处死了大顺政权派来劝降的使臣,并且南逃而去。张廷玉等编:《明史·郭芳传》,第3111页。然而,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只是在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8—13页。?骆承烈:《从大顺〈创建信女桥〉碑看李自成起义军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活动》,第39页。鲁九王、朱义海南逃至京口(今镇江)。济宁乡绅在驱逐了大顺政权官员后,向南明政权寻求支持。但他们从史可法处得到的只是一个登基诏书。因而,他们除了转而向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起义军及其同伙之外,已别无选择了。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5—16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朱曾是北直隶三河以南的香河县令。当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时,他离职而逃,但为大顺军的阎杰逮捕入狱。?《贰臣传》第九卷,第21—23页。有时,平民领导抵抗起义军和盗贼的斗争。曹安祚,邹县著名的智勇双全的武林好手,拒贼于门外,并从其院堡的二楼上将燃烧着的炭火掷向敌人。清政府后来对其“靖匪”的功劳予以嘉奖。另一平民杜承美,从义军的包围中解救了其村落,并与官军一道抗击义军。吴若灏:《邹县续志》,第420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毕自严是当时中国最富者之一,毕为淄川人;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49页。文秉说,支持明王的实际上是德州贡生谢升,但为史可法提供消息的人把谢升(陞)和谢陛弄混了。这是个难以置信的说法。首先,一个文人在他的名字中用“陛”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也许会与“陛下”的“陛”相混淆。其次,谢升自己也在一种尴尬的口吻中向满人承认了他支持过那位明王之事。“时德藩被执,适庆藩宗室曾为明朝香河令名师钦者,避闯过境,为伪州牧所禁,臣等暂奉为号召之资。”《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

                      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杀出个黎明第十一章金陵梦碎

                      东北,冷战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此消彼长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沦陷区的民心大失!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主要操作办法如下: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以在国内赢得最高的荣誉,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可笑的家伙,那他可就彻底完了。诬蔑他可以反击,辱骂他可以横眉冷对,但是对于嘲笑他就毫无抵御的办法了。奇怪的是,上帝没有任何幽默感,但是魔鬼却经常使用嘲讽来阻碍一个有着雄心的人去奋力追求完美。马基雅维里很看重和他一样的其他佛罗伦萨公民们对他表示出的敬意,以及共和国首脑们对他发表的意见所赋予的关注。他对自己的判断颇有信心,他也很有野心去谋求更重要的职位。他头脑很明白,看出在追求奥莱莉娅但却没有成功这件事上,他扮演了一个滑稽的角色。这件事要是在佛罗伦萨被传出去,那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笑柄,听任野蛮的取笑和残酷的含沙射影摧残而无能为力。当他想到他的不成功的历险会刺激某些佛罗伦萨人恶毒的智慧,进而创作出一些讽刺性的短诗来嘲弄他时,他打了个让他冷彻脊梁骨的寒战。就是那位经常被他作为嘲笑对象的朋友比亚乔,也会乐意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将往年被嘲笑的旧账清算一下。他必须堵住皮埃罗的嘴,否则他就完了。于是他以一种亲热友好的态度将手放在了小伙子的肩上,脸上带着愉悦的笑容。但是他的那副紧紧地盯着对方的眼睛的,明亮犀利的小眼睛,却是冷峻和坚硬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你,亲爱的孩子,命运无常多变。她会赐予你权力,荣誉和财富,也可以置你于被奴役,声名狼藉和贫穷的境地。公爵也是命运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命运之轮稍稍转动个方向,就会将他抛进毁灭的深渊。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需要你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的帮助。所以,得罪于那些在你危难之际可以对你施以援手的人,是不明智的。共和国对于那些脱离自己队伍而投弃不为共和国所信任的人的旧部属,向来是保持着警惕的。如果流言蜚语正好进了哪个当权者的耳朵,将会轻易地导致你的财产被充公,而你的母亲则会被扫地出门,在亲戚那里寄人篱下。共和国的手臂可以伸得很长,如果她认为有必要,她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为了几个杜卡特金币而愿意杀人的加斯孔亡命之徒,将匕首插进你的后背。他们也可以让一封信送到公爵的手上,揭发你是佛罗伦萨的一名间谍,通过刑讯你会承认这一揭发确实是事实,然后你会像一名普通罪犯那些被处以绞刑。这会让你的母亲心碎的。所以为了你自身的缘故,况且你也是爱惜自己身家性命的人,我建议你谨言慎行。说出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是不明智的。”马基雅维里的目光盯在皮埃罗褐色,水汪汪的大眼睛上,看得出小伙子听明白了。“不用担心,大人。我会守口如瓶的。”马基雅维里轻轻地笑了。“我就知道你不傻。”马基雅维里觉得他当下要慷慨地赠送一件分手礼物给皮埃罗,而且宁可慷慨得过头也不要被看成还不够慷慨。尽管这样做会让他余下的盘缠仅仅够维持到他抵达佛罗伦萨。他掏出了五枚杜卡特金币,交给皮埃罗,作为他的分手赠物。“你这段时间为我服务得周到又忠实。”他说道。“我回去之后,将会十分高兴向比亚乔汇报你是如何充满热忱地为我和为共和国的事业效力的。”他充满感情地亲吻了小伙子的脸颊,手拉手下了楼。皮埃罗牵住了马头,让马基雅维里上了马。他在马基雅维里的坐骑一侧跟着走,直到到了城门。他们才彼此道别。第三十五章马基雅维里用马刺轻轻地碰了一下胯下的坐骑,马儿于是开始慢跑。两个仆人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今天的脾气很糟糕。不可否认,他们彻底地愚弄了他,提莫提欧神甫,奥莱莉娅,她的母亲,还有皮埃罗。他不知道他究竟应该对谁感到最为恼火。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他今后怎样才能和这些人扯平,他们把他当作笑料大大地开心了一番,但是他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当然奥莱莉娅是个傻瓜,像所有的女人那样狡猾,但终归还是个傻瓜,否则她不可能会舍弃一个正当年,有阅历,又受到他自己的政府重托进行重大谈判的人,去低就一个有着漂亮脸蛋的男孩子。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否认世人的同情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令人反感的。玛丽埃塔就一直告诉他说,她喜欢他的头发长在他脑袋上的样子,她说那就像一层黑色的天鹅绒。真的要感谢上帝赐予了他玛丽埃塔,总算有个女人你可以信任,你可以离开她半年之久却又能放心她绝对不会左顾和右盼。确实玛丽埃塔近来让他有些烦心,时不时通过比亚乔向他抱怨为什么他还不回来,为什么不写信回家,为什么走的时候什么钱都没有留下。不过,在她那种处境中,女人们变得暴躁易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离开家有三个半月了,她的肚子应该变得很大了,他在想她什么时候会生孩子,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以他那已经去世的父亲伯纳多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而且,如果她抱怨他长时间不在家,也是因为她爱他,这个可怜的娘儿们。能回家和她团聚也不错,这就是娶个老婆的好处,当你要她的时候她总是会在那儿等你。当然她不是那种像奥莱莉娅一般的美人,但是她有品德,这点比卡特琳娜的女儿强多了。他后悔没能早点想到给她带上一件礼物,因为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希望自己没有在奥莱莉娅身上花费了那么多钱。有围巾,手套,有玫瑰油,还有那条给卡特琳娜的金项链,哎,不是,不是金的,是纯银镀金的项链。如果她有那么一丁点的体面的话,她至少可以把这条项链还给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正好可以拿来送给玛丽埃塔,这会让她很高兴的。但是女人什么时候会还给你从你那里收到的礼物呢?她就是一个老鸨,而且还不诚实。她很清楚那条项链是马基雅维里付给她的货款,目的是让她为他安排与奥莱莉娅幽会的事。当她无法兑现答应好的物品时,她至少可以退还用来购买这件物品的货款。她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淫妇,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就想到了这一点,而且乐于为别人牵线搭桥,行那些她自己已经无法再做的苟且之事。他敢用一个杜卡特金币打赌,是这个老女人把皮埃罗和奥莱莉娅带到了床上。当他们吃着他让皮埃罗送去的阉鸡和糕点,喝着马基雅维里的葡萄酒,却让葡萄酒的主人在凄冷的夜雨中在门前干等时,他们一定笑得很开心。如果巴托罗缪不是那么蠢的话,他绝对不会将自己老婆的贞操托付给这么一个女人。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转到了那个肥胖和愚蠢的人身上。这些事之所以发生,都是他的过错。“如果他对她进行了妥善的看管。”马基雅维里对自己说道,“我就会明白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事,而且我也不会去尝试了。”巴托罗缪是造成那样一个结局的罪魁祸首。但是当马基雅维里为了表示不能准时赴约的歉意,而向奥莱莉娅送去那条昂贵的围巾时,他真是太傻了。而且他还一大清早就派人送去,明明可以派其他人去,却又偏偏派了皮埃罗去,当时他虚弱无力,嗓音嘶哑,却又急着将围巾送去,为着是赶在巴托罗缪回来之前将礼物送到。这些人肯定在背后偷偷地笑死了!并且,皮埃罗会不会又趁着这个机会去……他们在一起倒也般配,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对这两个人耿耿于怀,过不去心里那道坎。而且,最让人气愤的是,他不仅在她身上挥霍了那么多费钱的礼物,他还讲了他最好听的故事来逗她开心,唱了他最拿手的美妙歌曲来施展魅力吸引她,他还奉承她,总而言之,他做了一个男人为了讨好一个女人所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到头来,一个穷小子,就因为他只有十八岁,长得好看,就不费吹灰之力把马基雅维里花了一个多月,耗费了超出其财力范围的金钱去追求的东西拿到了手。他想知道皮埃罗是怎么将这件事办成的。也许是卡特琳娜,出于对巴托罗缪收养他外甥的恐惧,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想像着卡特琳娜可能会讲出的话语。“我说,我们该怎么办才好?我们不能整个夜晚就这样等他。看上去要浪费这次机会了,真有点可惜。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奥莱莉娅,我不会犹豫。看那小伙子的红扑扑的脸蛋和漂亮的鬈发,他就像市政厅里挂着的那幅画像中的阿多尼斯。在我看来,如果要我在他和那个长着一幅灰黄色皮肤,长鼻子和小眼睛的尼科洛大人中间挑一个的话,我说,这简直没法比,我亲爱的。我敢说,你想要做的事,这个小伙子会比那个瘦骨嶙峋的书记官大人做得更好。”一个坏女人。一个邪恶的女人。为什么她会愿意让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有智慧的人来做她外孙的父亲,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但是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卡特琳娜发表她的意见。确实,那个男孩看上去很纯朴,看上去有一点害羞,但是人的外表是有欺骗性的。他很有一些伪装的能力,因为他从来没有流露出他和奥莱莉娅有暗通款曲的迹象;而且他是一个冷静的,厚颜无耻的说谎的家伙。唯一一次他有些尴尬是当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他的那件衬衣,然而他又是多么迅速地恢复了镇定,又是用怎样的一种厚颜去迎接主人无言的指责!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可以很坦然地亲吻奥莱莉娅的嘴,当他发现她没有不愿意的意思时,就将手从她的背心两个乳房之间的开口处伸了进去,接下去谁都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马基雅维里的想像力从巴托罗缪的卧室延伸到了巴托罗缪的床上。“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子。”马基雅维里恨恨地低声嘟哝着。他纯粹是出于善良的性情让皮埃罗这次和他一起旅行的。他为这孩子做了所有能够做的事。他介绍他认识了那些值得认识的人,他尽力去塑造他,告诉他应该如何待人接物,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教会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打交道的方法和门道,如何交友,又如何去影响别人。然而这就是他得到的回报,让他心目中中意的女人在他的鼻子底下被人抢走。“不过我至少让他明白了要畏惧上帝。”马基雅维里明白,当你对你的恩人施展了一个肮脏的把戏,坑了你的恩人,这种事是不能向朋友们去炫耀的,因为这个原因,这事带来的乐趣也就减少了一大半。想到这里他觉得一丝安慰。但是他对于奥莱莉娅,皮埃罗,卡特琳娜和巴托罗缪所有人的恼怒,与他对于提莫提欧神甫的痛恨相比较,就算不了什么了。就是那个两面三刀的恶棍破坏了他精心布置的计划。“现在他去佛罗伦萨为四旬斋的布道会做证道的机会可是大大地增加了。”他恨恨地切齿低语。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推荐这个僧侣去担当那项任务。但是想到,假设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现如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打算,他又不禁觉得一阵满足。这个人是个流氓。怪不得基督教正在渐渐失去人心,当宗教界的人士再也没有诚实,再也没有是非观念的时候,芸芸众生就变得邪恶,放荡和腐败了。被愚弄了,被愚弄了,他被所有的人愚弄了,但是最恶毒的愚弄还是来自于这个流氓恶棍一样的僧侣。他们在路边的一家客栈停下来吃饭。食物很糟糕,但是酒还不算太坏,马基雅维里于是喝了个够。在酒精的作用下,当他再次跨上马鞍继续他的旅程时,他眼中的世界变得稍微明亮了些,不再是漆黑一团了。他们沿途路过了牵着牛的农民和骑着满载负荷的毛驴的农夫。他们也遇到了不少旅行中的人,有些徒步前进,有些则是骑着马匹。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绪又回到了公爵身上,他心里琢磨着在他追求奥莱莉娅不果的这件令人失望的事情中,公爵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这是公爵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公爵就像隐藏他的所有的计划那样对所有其他人隐瞒了这个玩笑;如果这是一个拉他入伙的阴谋,公爵到现在这个时候也明白这个计划是失败了。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奥莱莉娅身上。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没有用的。四个月前他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呢。为了一个只见过五六次,交谈也不过只有五六句话的女人如此耿耿于怀,实在是有些荒唐。被一个女人引上了钩,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却又让这个女人耍了,这样的男人多了去了,他绝不是第一个。对于这种事情,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辩证地去看待。幸运的是,知道整个事件真相的有限的几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此事守口如瓶。受到如此的愚弄自然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件只有当事人本身知道丢了脸的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忍下这口气。关键是将这件事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刻意去这么做了。突然之间,他发出一声惊呼,手中的缰绳也一下子勒紧了,他胯下的马匹,觉得主人好像是要停下来,一下子停了下来,结果马基雅维里由于惯性身子朝前冲了一下。他的仆人们追了上来。“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没有,没有什么事。”他继续骑马向前。马基雅维里的惊呼和本能的身体动作是由于他脑海中刚刚闪过了一个念头。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要呕吐,接着他意识到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他突然之间意识到,在这个故事中,有着一出戏。通过用写剧本的方式他可以向那些嘲弄和掠夺他的人们实施一下报复。他可以狠狠地置他们于被嘲笑和被唾弃的境地。他胸中的不快消失了,当他再次踏上归途的时候,他的想像力活跃起来,他的面孔由于恶毒的快乐而发出光来。他要把剧本的背景放在佛罗伦萨,他觉得以故乡那些的熟悉的街道作为背景,他会在创作上更加自在一些。人物都是现成的,他只要将他们的某些性格特征强调一下就可以满足舞台的需要了。譬如说,巴托罗缪应该比真人要更加愚笨和轻信一些,奥莱莉娅则需要更加天真和驯良一些。他已经决定将皮埃罗塑造成一个拉皮条的人,会负责设计出一套男主人公将要使用的欺骗手法,而且他会是一个相貌不坏的小混混。剧本大体的轮廓已经在他心中成形。他自己将是剧本中的主人公,他要给自己取的名字也迅速地想好了——卡利马科。在剧本中,他是一个佛罗伦萨人,英俊,年轻和富有,在巴黎待过好些个年头,这样马基雅维里就可以对那些他既不喜欢也不尊敬的法国人发表一些尖刻的评论,另外,这个主人公从巴黎回到佛罗伦萨之后见到并强烈地爱上了奥莱莉娅。应该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卢克莱齐娅。他决定用一个以贤德而著名的罗马的贵妇来命名女主人公,这个历史上的卢克莱齐娅在被泰昆尼亚斯强奸后用短剑自杀了,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不禁窃笑了。当然,剧本将以一个皆大欢喜的方式结局,卡利马科将会与他心爱的女人最后欢度了一个春宵。阳光从蔚蓝的天空照耀下来,田野上还有一些残雪,马蹄之下的道路却冻得颇为坚实。马基雅维里穿得很厚实,正为自己脑海中的构思和创作愉快地兴奋不已。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意气风发的感觉。眼下他脑海中只有一个主题而已,现有的材料要达到戏剧的效果也还太过平淡了些,他也清楚,他必须要想出一个喜剧化的策略来设计一个连贯一气的情节,将他心目中的那些场景串起来。他想寻找的是一个精彩的主意。让观众们能够大笑,并且,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导向他最终将心上人勾引到手的大结局,另一方面又让他能够显示出奥莱莉娅的单纯,巴托罗缪的愚蠢,皮埃罗的恶棍性格,卡特琳娜的放荡和提莫提欧神甫的流氓行径。在剧中这个神甫将是一个重点人物。当想到他将最终可以揭露这个神甫的本来面目,他的贪婪,他的厚颜无耻,他的狡诈和虚伪时,沉浸在想象中的马基雅维里激动地搓起了手掌。他会给所有的人起个假名字,但对提莫提欧神甫他会用真名,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多么伪善和狡诈的人。但是他还是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主意来构造整个剧本,使戏中的人物动起来。这个主意必须是出人意料甚至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为他打算写的是一部喜剧,情节必须是如此逗乐,以至于人们要惊讶地倒抽一口凉气,然后又开怀大笑。他很熟悉古罗马的剧作家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于是他

                      好处的招抚,通过向百姓明示恩赦与剿杀之间的抉择,使一大批民众归顺了朝廷。孙承泽说,刘的治理如此出色,使这一地区变成了北京的西南屏障,使京师免受侵害。不幸的是,正当孙承泽把刘芳久作为楷模加以推崇之时,朝廷得到报告说,霸州的绿林劫掠过路行旅。南去的干线现在实际已被切断了,明朝末期京师因隔绝而陷入瘫痪的状态又将重演,朝廷担心与正在平定山东与天津的军队失去联系。或许就是因此,多尔衮对孙承泽的奏言才如此震怒: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至京以来,霸州一带土寇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多,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循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多尔衮决意采用更强硬的手段,支持更严厉的清剿政策。1644年9月17日,多尔衮颇有兴趣地阅读了都御史、四川人柳寅东的奏折。这份奏折说,清除威胁北京周围交通的盗寇如此之难,原因之一就是北京与天津之间茂密的丛林为盗寇提供了藏身之所。共同承担平定顺天地区的柳寅东、宋权和张容琪提供了一个耗力巨大的方案,就是把该地区大路与运河两旁所有的密林全部砍光。多尔衮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给当地民众三天时限去完成这一任务。如今北京至天津之间那几乎是光秃秃的平原,就是摄政王这一强硬决定的产物。对盗寇义军采取的强硬对策,部分地也是对1644年9月、10月间遍及中国北部的武装反叛浪潮的反应。忠明分子也乘机活动。面对天津地区、山东西部与河北南部再次出现的反清骚动,多尔衮决定在山西采取守势。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被他派去平定山西的吴惟华曾报告说,没有吴三桂或洪承畴的重兵支援,不可能从大顺军手中夺回太原。多尔衮对这一请求的对策是,去努力争取更多的山西前明军队投顺清廷。除了已经投降了的姜瓖之外,唐通也是山西的军阀分子,他的军队占据着这个省份的西北一隅,驻守于宝德。唐通曾经把大同拱手交给了李自成,并曾与起义军一道在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军大战。在李自成弃城西逃时,他意识到大顺的军队已经崩解离析,所以拒绝与李自成同去陕西,而是转军抢占了宝德。当多尔衮收到了吴惟华悲观的报告后,便致函唐通,欲以恩赦和官爵为条件,换取他的合作与反对大顺。这封信由高勋送达了唐通手中。唐通告诉高勋,他已经准备投降多尔衮,并愿为朝廷剿灭此地的盗贼。高勋随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但高勋很快就明白了,这位军阀投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想利用朝廷的帮助以控制他自己的势力范围。1644年10月17日,高勋收到了唐通的塘报,大顺军余部正越过陕西府谷的边界进攻宝德要塞,唐通急需援助。高勋随即将这一事变上奏多尔衮,并要求加派一支七八千人的轻骑兵以为增援。很明显,山西的危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是难以平定的。但出于北京的利益,多尔衮知道,他的军队在平定京城东南更为危险的局势之前,不可能对山西提供外援。

                      抵抗活动的再起

                      1644年6月,金砺平定了天津附近的一场起义;但到了10月份,起义在这里又爆发了。这时的提督军务、巡抚是雷兴。当忠明分子李联芳发动起义后,雷兴采取了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但尽管李联芳不久就被追杀而死,起义却一直蔓延到天津东部的沿海地区,在“梨瓜张三”(即张承轩——译者)的领导下,声势日益浩大。首先派往这个“势如鼎沸”之地的一支正红旗军,全军覆没了。但雷兴随后又从保定引来了增援部队。这支“重兵”到达后,以武力控制了这一地区,逮捕了嫌疑犯,严刑拷问各支“贼党”的首领姓名。每当不幸的俘虏们(他们往往被刑讯致死)供出了一个“贼营”,就立即派军前往屠杀,掠走妇女与牲畜,无一幸免。雷兴的“平定”是如此的残酷,以致朝廷中的主张招抚者不由得又加强了活动。最后,天津的官员受命制止士兵的劫掠。至此,起义大致上被平定了。在更南的山东地区,最初已在乡绅领导下得以抚平了,但随后又爆发了抗清斗争。已经效力于北京的淄川名流孙之獬,在回到家乡时被农民起义军杀死。这些起义军洗劫了这个富庶的地区。当李自成的前部将赵应元攻占山东中部的青州并把降清者处以极刑之时,曾经促成孙之獬与其他重要乡绅归降的巡抚王鳌永,也被杀死了。新任巡抚方大猷(原文误为方大献——译者)发现,当清朝在衮州的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即使是北京豪右领导的、由乡兵义勇精心组成的保安系统,在镇压地方起义时也同样软弱无能。当方巡抚率领乡军进攻结垒于嘉祥的运河附近的满家洞的反抗者时,他发现义军的堡垒是如此众多、如此坚固,以致在没有朝廷的援助时就无法扫平。而朝廷,至少在他看来,是忽略了他的请求。他抱怨说:“臣无饷、无兵、无马,屡请未下,力不从心。”当然,他又赶快向朝廷表明:“职虽手无一兵,亦勉力招募技勇,相与犄角,务伐狡谋。”但乡军是步兵而非骑兵;而任何人都知道,大部分“贼寇”害怕骑兵。因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朝廷命令李化熙指挥的一支山东骑兵部队转头增援。这时李化熙是陕西总督,身在潼关。由于“擎天王”李文盛领导的2万满家洞起义军对附近的大运河构成了威胁,方大猷便向河道总督杨方兴求援。杨方兴立即得知了方大猷的报警,并明白方巡抚对危险的估计毫不夸张。他认为,威胁已如此严重,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立即进“剿”,然后再加之以“抚”,实行赦免;朝廷对此已无须再加讨论了。根据自己的总督权力,杨方兴立即去向北直隶的守备军借调700名汉人骑兵。在等待骑兵到来的同时,他又派了探子去侦察满家洞的义军防务。杨方兴花了一个多星期征集士兵。10月10日左右,一支马步混合部队由沂县向北进发。沂城是驿道与运河之间的一个驻防城镇,处于杨方兴的管辖之下。在进军途中,他又从乡兵中得到了新的增援,这样,当到达满家洞并开始进攻起义军之时,他们已是一支很庞大的军队了。清兵装备了弓箭,用以对付起义军的长矛绰绰有余。方大猷是正确的:在帝国骑兵的冲击下,起义军四散溃逃,又被四周埋伏的部队逼回山上,在弓矢下死伤数千。有时,某些较大的团伙仍然在顽抗,但多数情况下起义军化整为零逃回各自的营中,所以官军不得不逐一清剿。起义军企图逃入深山,许多人确实也带着马匹粮草逃走了,但另一些人则在截击中被消灭。“擎天王”就是这样死的,他离洞后身中三箭而亡。还有些人向那些“集”(堡垒)中的某一个逃去。清军通过盘问乡约,发现了其中的两个,即大义集与合义集,并将之包围起来。杨方兴的军队一个接一个地加以扫荡,总共攻占了28个集,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起义士卒。那些交出了武器战马的投降者,据称是“改邪归正,各归旧业”了。大约还有万余起义军在其他地区活动,但是乡勇正在平定他们。到了11月21日,杨方兴令其部下停止焚烧村庄。与此同时,叛乱已蔓延到了中部与东部。在青州,忠明分子打出了弘光皇帝的旗帜。尽管李化熙不愿让其人马从与大顺军对抗的前线调回,但最后朝廷仍决定接受方大猷的建议,为之提供增援。1644年10月16日,和讬率领的一支精锐的满洲骑兵,和李永芳的儿子李率泰统领的汉军正蓝旗旗兵,受命从宁远驰援山东。在12月中,他们在青州进攻杨威和秦尚行,在高密进攻张舆,在章丘进攻丁维岳,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到了1645年2月,这些新的驻防军消灭或击溃了兖州北部的大部分起义军,迫使其转入地下,或越过省界进入了北直隶南部。北直隶南部一直被视为一个尚未平定的地区。该省的这一部分处于河南山东之间,几乎接近了黄河。从经济上看,它构成了两个相邻省份商业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河北的商业区的一部分。大名府坐落在黄河平原腹地,与那些忠明的、与南明有经常联系的河南义军营寨非常接近,与多次被大顺军占领的山东也相距不远。在1644年夏季,赵二良(他后来得到了河南义军首领苏子兴的支持)领导的一支忠明部队占领了大名;同年8月,在清军控制了这座城市以后,它仍遭到数千大顺军队的威胁,一度还被攻占。正如当时负责收复这一地区的清军将领所言,这里没有可靠的官员负责防务;没有战马与供给。所以,如果没有真定从北面支援,便无法镇抚民心以控制这一地区。北面真定府诸县处于犬牙交错、群山重叠的太行山区,在清人征服的第一年夏秋时节,这里的“民心”相当动荡不安。赞皇、井陉、获鹿和灵寿等县镇的官员报告说,“奸宄顽凶”,啸聚山头,抢走牲畜,掠走妇女,杀害行人,还不时攻打县府。井陉——由此可经固关抵达太原——在8月3日,千名官军进剿山区后,恢复了安全。然而到了9月4日,探马便向保定的兵备道署报告说,百姓声称看到大顺残部和“流贼”越过山西省界,正在通过真定地区。这些报告很快得到了证实,一位由姓刘的军官所指挥的2000名大顺义军正屯驻于真定。显然,保定的巡抚没有给井陉县官以必要的警告(平山等山区的许多乡绅已在此寻求避难了),因为9月21日,当一支声称是固关官军的部队叩门求进时,知县便打开了城门。这支部队来到县衙之前,突然拿下了县令,并杀死了县吏和一个游击。原来,他们就是来自真定的大顺军队。如今他们不仅控制了真定,而且也控制了固关与井陉县府。在得知了北京与山西省会的干线已被义军占据之后不到两周,朝廷又收到消息说,山东的义军已同河南忠明武装领袖苏自兴联为一体了。自封为将军的王鼎铉率领所谓的“大元军”已攻占了内黄,席卷顺德、广平和大名,势如燎原之火。如今,河北西部与南部都成了危险地区,显然已是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了。多尔衮任命王文奎(原作沈文奎,误——译者)为全面负责戡乱的保定巡抚。在一开始,王文奎就明确表示不同意“招抚”政策,即招诱起义军投降并给予赦免和奖赏的政策。1644年11月,他呼吁“剿抚”,并争辩说,西部与南部的形势已变得如此不可收拾,以致当地县官完全落入了“贼寇”的控制之中(这些“贼寇”许多已被赦免过)。这些县官是如此地软弱与恐惧,以致不敢派人到保定求援。只有对这种“暴匪”实行坚定不移的暴力镇压政策,才能重新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否则的话,“暴匪”将继续控制着乡村。刘余祐是只杀首恶、安顿胁从的“能抚”政策的倡导者,他反对王文奎的主张。12月3日,他向多尔衮呈上了一件充满指责之语和谄媚之词的奏折。他指责一些官员“谬承上眷”;而他自己则“矢捐顶趾,酬报天恩”,正为平定问题与同僚“朝夕密议”。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措。至今,河北中部正在得到平定,大名的法纪与秩序正在一乡一乡地得到恢复。固然,真定的一部分被起义军占领了;但情况并不如某些人谎报的那么绝望。轻率地命令地方官变招抚为剿灭,只能使更多的良民转而支持起义军,这正中其下怀;而良民在被逼之下将尽成“贼党”。唯一明智的而且在过去卓有成效的政策是,对大小起义首领晓以福祸,“令其解散归业”;他并不否认,对某些暴徒来说,劫盗就是其唯一的职业。对这种怙恶不悛者加以诛除是完全必要的;但还有许多名为叛党的人仍有自新的可能,能够重作良民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升平打下基础。刘余祐说局势正在改善,反对惊惶失措,这无疑是对的。但实际采取的措施,却是“剿”、“抚”并用,软硬兼施。例如,王文奎便主动采用软化政策,说降了本地“贼党”首领赵崇阳。赵崇阳给了王文奎巨大的帮助,使他得以缉获或斩杀了其他土匪头目,找到武器的藏所,扫灭了罪在不赦者,并使其他人还乡重操良民旧业。另一方面,真正的政治性的起义军则被严厉镇压。两名保定人赵建英和钱楼,立了一位皇帝,并任命了一批“伪”官。他们遭到了镇压,并连同其下属均被无情地剿灭了。然而,真定的战略意义决定了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由于这里的起义军控制着固关,派去收复赞黄的士兵就被命令在整个这一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剿灭的战役。其指挥官于成龙(原书误为丁成龙——译者)确实招抚了几个义军首领。但可以相信,控制这些零落分散的山村的唯一长远之策,就是对敌人实行严厉打击,并沿主要道路设置墙障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然而,官军只能在白天控制大路。时人赵恒夫有诗曰:“百里长墙拦贼马,绿林昨日绕官衙”。真定一直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地区。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这里还不断出现镇压山中义军的军事活动。在该省偏远的南部,主要采取的也是强硬的镇压政策。总兵王景、给事中邱茂华征集了一支军队。然后,他们扩大了赦免范围;但他们仍然得到了剿灭的命令,一大批人遭到了杀戮。这个地区惨遭破坏——“所过之地,目击市舍焚毁、遗民无几。”当军队经过大名之后,大部分地区的民舍化为废墟了。王景的军队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持有“天定”印玺与旗帜的刘守分等起义将领被处死。然而,苏自兴等许多起义者,却逃到了河南,等待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但是不久,河北的南部与西部诸府重新落入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开封与太原间的交通线也重新被打通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山东与北直隶在1644年11—12月间已暂时平定,因而政府得到了机会,可以集中兵力对西安的李自成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了。

                      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多尔衮计划用三支不同的军队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叶臣的满蒙部队来自多铎的军队,其装备不佳。最大的困难是军马补充没有保障,对此只能寄希望于从明军营防中获取。然而,营防中的马匹已被大顺军带走了,因此,清骑兵部队中只有半数的人有马骑。无疑,蒙古爱松古部的骑兵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力量,这已被黄河河畔的平阳的那场屠杀所证明了。但是,叶臣之部真正的军事优长,是由张存仁这样的神炮手指挥的汉旗炮队,这对弥补马匹的短缺绰绰有余。从叶臣对这次战役的追述中可知,满汉军队在从固关到太原的进军途中,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各县镇望风而降。当他的军队抵达太原后,葡萄牙大炮立刻把陈永福及其人马轰出了这个省会。与固关太原之间的一马平川相比,通过大片山地沿汾河追击掉头逃亡的大顺军队,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个任务交给了石廷柱,他和巴哈那一道,沿汾河清剿由汾州到平阳的地区,斩首4000多人,获战马约1000匹。三位大顺军将领(包括康元勋)及3000多士兵俯首归降。正如山西巡抚马国柱的简明奏报所述:我军遇贼于汾州,斩二千余级,获马千余匹;复追至青龙、永宁、黄河一带,贼仓皇投河,溺死者无算,又获马五百余匹,进至平阳,贼弃城遁走。1645年1月3日,多尔衮收到了叶臣的一份详尽的报告,叙述了清军自从越过直隶与山西之界后的战绩。总共平定了9个府、27个州、141个县;署置官吏,安辑流民。而且,在固山额真叶臣的军队到达之前,整个汉中府就已送来一份降书,卑辞纳款。此外,还有大批官员纷纷投入新朝怀抱,正如朝廷所希望的那样。沿途招降故明翰林朱之俊,员外郎董直愚、主事胡全才。指挥李升、游击黑有德。及从贼故明兵部尚书张缙彦、知县李若星,副将董学礼、康元勋、惠应召,参将马元,游击

                      切想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唯一的问题是,朱莉安不太懂得打理自己…………迈尔斯渐渐习惯跟你相处了。卡尔10岁,只跟卡伦1说话。爱丽丝8岁,相当害羞。迈尔斯对你暴露她的存在令她十分紧张。她不想别人打扰。霍尔顿的信如下: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参加上次的治疗了——包括安,她已有19年不曾出现。那次谈话多少让大家有了希望。我担心你仍不太了解我们的系统,我很乐意把最新状况告诉你。克莱尔需要立即的关注,因为她开始想起受虐待的往事了。她对自己必须把痛苦丢给迈尔斯感到内疚。迈尔斯喜欢痛苦…………以下是目前仍在这个系统内活动的人的姓名与年龄:克莱尔(7岁),卡伦2(21岁),迈尔斯(8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西德尼(5岁),朱莉安(15岁),卡伦博(2岁),卡伦1(10岁),凯瑟琳(34岁),卡伦3(30岁),霍尔顿(我,34岁),安(16岁)。我会继续确保卡伦定期去你的办公室。虽然帮助她复原并不容易,但大家都很高兴有你帮助我们。霍尔顿全部的人格都出现了吗?看完信,我仔细数了一下,截至目前,连同卡伦在内共有13个独立人格。我翻阅卡伦几个月前给我的信,当时只有11个——包括叫“坏脾气”的那个,还有朱莉跟桑迪,但霍尔顿完全没提到他们。如果把他们3个算进去,那就是16个了。卡伦体内是否还会组成或重组新人格?或者只是单纯显现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有两项任务:照顾接受治疗的那个卡伦(无论是哪一个),并且从这些人格身上进一步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这些信确实颇有助益。卡伦的分身们似乎急切地想让我快点认识他们。1994年8月17日,我们再次进行催眠治疗。待卡伦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立刻询问有没有人想出来跟我说话。卡伦的肩膀突然往上拱,两腿蜷向一侧,用眼角余光瞟我;这是个颇为幼小、女孩子气的姿势。她说她叫克莱尔,然后开始告诉我她以前在殡仪馆(邻居家)的遭遇。她被带过去之后,有人把她绑在不锈钢工作台上。她吓坏了。那里有3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金属棍。然后克莱尔就昏过去了……她要我帮她挡住那些坏人,不要让他们接近她。两天后,我收到迈尔斯的来信,信里继续描述克莱尔的遭遇。亲爱的贝尔医生:又是我,但你大概不想听我说话吧。我想告诉你克莱尔没办法说完的事。克莱尔被绑在工作台以后,那3个男人拿电棒凌辱她,她叫他们住手可是他们把她电昏了。我很生气,于是就跑出来尖叫,结果他们用灰色胶布封住我的嘴。他们一直说我喜欢这样。假如我摇头表示我不喜欢,他们就电我,假如我点头表示感觉很好,他们会放过我——但也只给我一分钟。那3个人把我们电昏以后,卡尔出来了。这些人把卡尔放进棺材,盖上盖子。我不知道我们在里头待了多久。过了一阵子,我们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我出来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是有人在找我们。我用力敲打棺材盖,卡伦她妈妈打开盖子,我让卡伦出来。她妈妈惊讶地说:“你还活着!你重生了!真高兴看到你。可是你为什么躲在棺材里?你不是在帮爷爷漆客厅吗?”你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们吗?迈尔斯某次治疗结束后,卡伦递给我3封信,其中一封来自迈尔斯。卡伦离去后,我打开他的信,他向我描述一场名为“午夜圣体”的仪式。亲爱的贝尔医生: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午夜圣体”仪式。在仪式上,女孩子必须切掉一样东西,像乳头或一片耳朵之类的。霍尔顿不相信,他说这些人已经不在了。我不相信霍尔顿,因为他们还在那个工厂里。他们在叫我们,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这里的其他人都听不见。我该怎么阻止他们?他们会来抓我、杀掉我们。我会抵抗,但其他人怎么办?你觉得他们会来抓我吗?我很害怕,可是我没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认为我天不怕地不怕。假如他们知道我会害怕,以后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迈尔斯我该拿这封信怎么办?迈尔斯告诉我这么恐怖的事,我该如何看待它?这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一场噩梦?迈尔斯相信真有其事,所以我不能不处理。我决定等待,不主动询问,看看往后是否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再见到卡伦时,我提到那几封信,并建议她接受催眠治疗,看看其他人是否有话要告诉我。第一个现身的是西德尼。卡伦闭上眼睛,有好一阵子,她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睁开眼,靠上椅背坐好,微微扬起头,形成一特殊角度,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我。她迅速观察四周,仿佛初次到访。“我喜欢我们在药店的工作,”她说。卡伦——或者说西德尼——说话速度很快,视线在屋内游走。“我拿了好几样以前没拿过的东西,玩具啊什么的,不过凯瑟琳都会把它们放回去。我偷了一串超级球,放进卡伦皮包里。詹姆斯和莎拉真的很喜欢超级球。我知道我不该偷东西,但是卡伦的爸爸逼我偷。因为偷窃,我必须接受处罚,所以我偶尔也偷拿一些可以割伤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指甲锉刀。药店真是个好地方。”西德尼侃侃而谈,但在我听来,他是个毫无自制力、凡事任性而为的小男孩。我不想多作批评,故只说了“小偷必须割伤自己作为惩罚?”他再次确认,但我却在他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的提问不带轻蔑,意在告诉他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有其必要或有何特别之处。这会让他开始思考。我向西德尼道谢,感谢他出来跟我说话,然后请他退回去,看看是否有别人想发言。卡伦闭上眼睛,西德尼的表情消失了。这令我大感惊讶:在不同身份转换之间,卡伦的改变清楚分明——她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下一个出现的是迈尔斯。卡伦稍稍坐直,两眼依旧紧闭,她皱起眉头,声音粗哑。“我也喜欢工作,”迈尔斯说,“工作时我可以当老大。”“全都由你负责吗?”我再次确认。“是啊,我喜欢聊天。如果客人不排队,我也会警告他们。”显然迈尔斯喜欢找机会感觉自己的重要性,我必须好好运用这个特质。我想跟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建立合作关系,而迈尔斯无疑相当重要:因为他似乎是伤害卡伦的主要几个人格之一(还有西德尼,但西德尼占的比例少一点)。假如他们能视我为值得信任、有分量的人物,或许我能对他们自我毁灭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闲谈几分钟后,我谢过迈尔斯,请他退回,再次询问有没有人想跟我说话。卡伦微微放松,闭上眼睛,表情转为空白。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突然软下来,变小,缩成小孩儿样。克莱尔对我微笑,两眼闪闪发亮。她说她喜欢看贺卡、香水和珠宝首饰。克莱尔有女性的一面!这是好事。卡伦几乎不容许自己拥有女性的习惯与喜好:她的衣着单调无趣,经常披头散发,也不化妆。我一度担心卡伦的成长过程完全受限,无法表现女性特质,幸好克莱尔仍保有这些特质。这表示,假以时日,卡伦也会重新找回这部分的自我。最后现身的是朱莉安。卡伦阖上眼,表情空白,然后突然挺直腰杆,双臂夹紧于身体两侧,好像在防备什么似的。她两眼大睁,表示有相当恐怖的事要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该说,但是,既然卡伦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许她说出来不会有危险,我也会帮忙保护她。她似乎颇为安心。朱莉安描述“午夜圣体”仪式给我听,大概讲了10分钟。这仪式听来像某种巫术。他们将她绑起来,切下她身上的一小块肉。参与这项仪式的人数众多。卡伦首次参加时,年约4岁。他们割她的手臂、她的脸或耳朵,切下一点皮肤或取几滴血,有时则是头发、睫毛、眉毛。等卡伦(与众分身)年纪稍长,他们会割她的胸部……这时卡伦身上的“男孩”会出现——因为受创的是“女孩”,故男性人格感觉不到疼痛。事后,卡伦的双亲会责骂她,表示这全都是她自己在睡梦中干的好事。结束催眠治疗前,我告诉卡伦,她将不会记得催眠过程中的任何谈话——为了保护卡伦,她体内的其他人格多年来始终不让她知道这些故事。我不确定卡伦能不能消化如此不堪的过去,不确定她会不会因而伤害自己。既然前途未卜、状况不明,我决定继续等待。一星期后,我仍反复思量该如何跟卡伦讨论“午夜圣体”仪式。这时卡伦突然造访。她看起来既羞怯又难为情。“我又自残了,”说完,她扭过头去,感觉十分屈辱。显然她又开始伤害自己了。但是用什么方式?受伤至何种程度?“你是怎么弄伤自己的?”我问,“我必须知道你可能是怎么受伤的,”我等她回答。卡伦拱起眉毛,开始哭泣。“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身体不是我的。但我想我可能把衣架拆开,把尖端刺进身体里。”她看起来好像快吐了。“你流血了吗?”“嗯。”“现在还在流吗?”“没有了。”“当时你感觉得到痛吗?”我继续追问。“嗯。”“现在呢?还痛吗?”“一点点,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假如你用力按肚子,会痛吗?”我问。“不会,不怎么痛。”我试图借着这一串问题确认她是否弄伤阴道,如果阴道受伤——无论刺穿阴道壁或腹膜——极可能引发腹腔感染。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听起来似乎伤得不重——至少就生理层面而言。现在我必须找出心理层面的问题。卡伦对事发经过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催眠是唯一的办法。进入催眠状态后,卡伦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双眼紧闭。“我想切掉女生的部分!”“他”说,脸庞因恐惧而显得冷酷无情。他是迈尔斯,我想,这次伤害应该是他造成的。“卡伦的妈妈一直讲卡伦爸爸的事,我很怕他会回来伤害我们。我打算把卡伦的女生部分通通切掉,这样她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要不是霍尔顿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迈尔斯倒回椅背,依旧紧闭双眼,紧咬牙关。“现在我只要我们全部死掉。”迈尔斯认识我,我们聊过几次,同时他也能意识到其他人格对我的尊重,这让我拥有某种我希望能派上用场的权威与影响力。“迈尔斯,”我和善但坚定地说,“卡伦的爸爸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你也不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想办法躲避他的威胁。”迈尔斯没搭腔,认真思索。他很挣扎,双眼仍闭得紧紧的。“你确定吗?”他问道。“我百分之百确定,迈尔斯。”“那,好吧,”他说。他还在努力消化信息,我看见他脸上挣扎的表情。然后他开始放松,宽慰弥漫整个身体。“他再也不会伤害我们了?”“不会了。”我停顿几秒,观察迈尔斯是否完完全全接受这个事实。他让步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切割卡伦的身体了。你了解吗?迈尔斯?”“我了解了。”第二部分身第11章圣诞礼物卡伦一只手包着绷带,用吊带吊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她面带愁容,眼神充满畏惧。她迅速瞥了我一眼,态度消沉而疏离。“怎么了?”我警觉地问道,“是你先生打伤的吗?”“不是,”她一边流泪一边颤抖,“药店被抢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但是你怎么会受伤?”卡伦盯着地板,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其他人出来了?”我问。“大概吧。我告诉警察,是劫匪把我打伤的,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发现有个妇人想偷药,她手上有刀,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找出答案。”现在卡伦已相当适应催眠程序。她窝进椅子,调整姿势,闭上眼睛。我念起熟悉的台词,帮助她放松并深深进入内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直到她进入那个安全小窝里。待她准备好,我请她走出小窝,看看外头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她究竟是怎么受伤的。没多久,卡伦挺直背脊,两眼紧闭,绷着一张脸,声音也比平常更为低沉、强硬。“是我做的,”她说。“迈尔斯吗?”“对。”“你做了什么?”“我打她。”“你打那名劫匪?”“对。她亮出小刀,想捅我们。卡伦很害怕,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才不怕呢。我不怕受伤。”“所以你做了什么?”“我一拳打在她脸上。她摇摇晃晃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拿刀扑向我。我举起手臂挡开,所以才被割伤。然后我又揍她,骂她,诅咒她,她就逃走了。我好好教训了她一顿。”迈尔斯坐回去,脸上挂着微笑。这一切令我吃惊。“好精彩呀,”我说,“你真勇敢。”“噢,我只是不喜欢有人在我当班的时候偷东西。”“还好,你的伤势不严重。”“这没什么。”“可是,万一她杀了你,那该怎么办?”“这样我们就会死掉啊,跟我希望的一样。”“是这样啊。”道别迈尔斯后,我引导卡伦回到小房间,再回到我的办公室,结束催眠。她四顾张望,光线令她眯起眼睛。“看样子是你的分身挺身对抗歹徒,”我说。“我想也是,”卡伦响应。“考虑到你的安全,我实在不确定你适不适合继续在药店工作,”我说,“昨晚的事件有可能再度发生,情况说不定更糟糕,而你根本无从防备。”卡伦想了想,缓缓点头。离去前,她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连忙拿出3封信交给我。这信分别来自迈尔斯、凯瑟琳和克莱尔。一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展信阅读。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可以跟你住吗?我会很乖的。每个人都好伤心。我想一直睡下去,永远都不要起来。西德尼也是。我们好累好累。凯瑟琳一直叫我们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吗?可以分给我一点吗?卡伦博老是哭个不停。她怕迈尔斯会伤害我们。你可不可以叫迈尔斯不要这么坏?迈尔斯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请你告诉卡伦她妈,叫她走开,她惹得我好烦,害我好想杀死大家。她不知道她让我们有多痛苦。有时候我真的好生气,好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她,但凯瑟琳和霍尔顿不让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她了。她一直假装我们有完美的童年,假装卡伦很快乐。这不是真的。我们变得支离破碎,我好害怕你会扔下我们不管。假如我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你会不会生气?我有好多话想说,可是我不能说。虽然卡伦渐渐能了解我的想法,但她还是没办法用我的话说出来。迈尔斯凯瑟琳则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好痛苦。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明白我们的状况吗?我们越来越无力,大部分的人都起了自杀念头。我们的沟通一直受到伤害,干扰太多了。我们尽力维持现状,但如果卡伦失去求生意志,我们根本一筹莫展。她有好多烦恼,需要把烦恼说出来,但也只有她觉得无助,又不愿说出来。我觉得她不能再抗拒,她必须让我们出来跟你说话。另外,卡伦也没有听从你的嘱咐按时服药。我们很担心,也都希望这种无力感只是暂时的。你诚挚的凯瑟琳这几封信明显透露卡伦体内的人格各有各的痛苦和烦恼,状况有些混乱,但其中几个人似乎想找我帮忙,也想告诉我更多内情。1994年11月底,严冬的脚步逐渐逼近。卡伦走进诊所,她微拱着背,感觉像个不情愿上门认错的孩子。两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肚子发胀,一阵痛,一阵不痛,但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会儿她看起来似乎还在闹肚子疼。她痛苦地坐下来,扭过头去不看我,一脸屈辱的表情。“你看起来很苦恼,”我说,“愿意告诉我吗?”我靠向椅背,暗示卡伦我愿意等。卡伦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看也不看我便径自缓缓掀开上衣。随着衣摆越拉越高,肚子上的数十道割痕逐渐呈现在我眼前。卡伦紧咬下唇,哭了起来。“我明白了,”我轻声说,“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卡伦无助地耸耸肩膀。显然她压根儿不晓得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她放下衣摆。“这是你肚子痛的原因吗?”她再度耸肩却同时摇头,仍然不愿看我。照这样看来,我想找的答案可能不在眼前这位卡伦身上。“眼前似乎有好几个重要问题同时发生,”我说,“我想,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也许知道些什么,可能帮得上忙。我们可以试着问问看吗?”卡伦点头,闭上眼睛。我们立刻展开催眠。“嗨。”“嗨。你是谁?”我问。“是我。”“迈尔斯?”“唉。”“你可以告诉我卡伦碰上什么麻烦了吗?”“不是我做的。”“你没做什么?

                      除大力营造北京皇城,疏通京杭大运河外,各精锐部队也陆续北移,对于最南方的安南,益发鞭长莫及。此时在安南,朱棣又用人不当,派亲信太监马齐镇守,敲诈地方贪墨成性的马齐,闹得安南百姓怨声载道。张辅北归后,安南各地小规模的反抗始终未停过。接替张辅的李彬,人品还算好,但懦弱无能,守土还算尽职,但未有张辅之才。永乐十六年一月,安南清华府土官巡检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再次举起了反抗明王朝的大旗,这就是越南历史书上至今大为宣讲的“兰山会盟”。关于黎利,中越两国史料评价各有不同,明朝的史料称他是“逆贼”,越南的史料称他是“民族英雄”,但两国史料都承认一个事实:他是安南历次叛乱的所有领袖里,最有才能,也最得民心,人品也最好的人。曾多次作为使节出使安南的永乐时代名臣李琦就在后来给明宣宗的奏折里赞他“礼敬贤才,优恤百姓,行事睿智果敢,行军谋而后动,德行才能,皆为胡(胡家父子)、陈(简定,陈季扩)等逆贼所不及也”。如此评语,确为英雄。观其履历,他出身平民,却自幼好学,原是跟从陈季扩叛乱的“金吾将军”,因为陈季扩的亲信暴虐害民而与之反目,在爱子河会战前投奔张辅,因助明军剿灭陈季扩有功,被封为清安土官。张辅走后,“镇守中官”太监马齐在当地暴虐害民,黎利的小女儿也被马齐拐走,卖到皇宫为奴婢,从此下落不明。深仇大恨下,黎利于永乐十六年一月会盟各地安南“土官”举兵。明安南督师李彬无能,加上镇守太监马齐大肆采办珠宝,激得当地民众反抗四起,所以李彬虽然东征西讨“日不暇给”,兵乱却越剿越大,黎利之势越剿越强。消息传到京城,此时张辅正协助朱棣筹谋继续北伐蒙古的事宜,着实走不开身,加上太监马齐欺上瞒下,于是朱棣命令李彬“戴罪征剿”。可怜李彬,之后几年被黎利数次以奇计杀败,损兵无数,在永乐二十年“忧惧而死”。这几年明朝之所以未像以往一样火速调兵平叛,是因为此时明朝国内正发生“山东青州唐赛儿起义”,加上用兵蒙古的“战略重点”,三线作战,力不从心。永乐二十年李彬“牺牲在工作岗位”后,朱棣才遣精兵,以荣昌伯陈智挂帅南征,这支明军能打,接连在昌东、甘林之战击败黎利,逼得黎利逃往老挝求援。继而明军与越南、老挝联军在老挝农巴力大战,明军调重炮轰击,“大破之”,斩杀1万5千余人,老挝国王吓破了胆,立刻向明军请和,并答应交出黎利,谁知黎利抢先一步逃走,躲入越南俄乐山区中,其残部化整为零,开辟“抗明根据地”,联合当地山民同明军打起了游击。陈智才能终比不得张辅,之后两年屡次围剿,却劳而无功,双方再次陷入了相持。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意图“和平解决”,派人册封黎利为清化知府,黎利拒不从命,而安南辖区的乡民也纷纷起事,响应黎利。一年后,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再遣精兵,撤换了在此地苦战多年的陈智,启用成山侯王通为帅征剿。宣德元年二月,王通进剿俄乐山,遭黎利部将黎善伏击,损失5000人,交趾按察司陈洽战死。这场小败把王通吓破了胆,竟私自与黎利议和。接连受挫下,明宣宗改派安远侯柳升为帅,会同曾征剿安南的老将沐晟,从广西、云南分两路进兵,起7万大军征剿。可同是“燕王旧将”柳升的才能比张辅差太远,宣德二年九月,柳升在倒马坡战役中遭黎利包围,损失1万余人,其本人阵亡,随行的都督崔聚和工部尚书黄福整顿残兵继续进军,再次被打败,几乎全军覆没,二人双双被俘。值得一提的是黄福,他之前曾多次在安南各地做知府,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受百姓爱戴,今天越南民间,还有不少有关他为民做主的“清官戏”。这次明宣宗派他重回安南,也是为了“攻心”,谁知事与愿违,被俘后的黄福受到黎利的优礼,黎利亲自请他“上座”,并叩拜说:“倘大明官员都如阁下,我又怎能会反?”此外,对于被俘的明军官兵以及明朝百姓家属,黎利也下令优待,伤者施药救治,死者敛尸厚葬,有愿归国者更发放路费,礼送出境。曾有其亲兵擅掠明朝官民,黎利闻讯大怒,斩亲兵8人,并训道:你等此种作为,与天朝(明朝)阉官何异?大明“公公”,成了越南军民的“反面典型”,足见马齐对安南祸害之深。种种“善举”下,明军“攻心”不成,反倒“被攻心”,驻安南各地明军士卒“逃亡者十之四五”。而受命从云南进兵的沐晟,得知柳升败讯,竟不战而逃。先前同黎利私自讲和的王通,此时连战连败,仅存2万残兵,连同数万明军家属百姓,被黎利重兵围困在东都(今越南河内)。至此,安南之局,已然不可收拾。百般无奈下,明王朝只好旧话重提,重议杨士奇一直力主的“册封安南”之策,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及英国公张辅拼命反对,张辅更亲自请缨,自请10万兵马,誓一年内讨平黎利。但近20年来安南这场“降而复叛”的拉锯战,已让明宣宗君臣厌倦,大学士杨荣的话更一针见血:“国家之安危所系,在北不在南,”终让明宣宗下了弃安南的决心。是年十月,明宣宗遣礼部侍郎李琦(即永乐时代多次出使安南的那位)为使臣,到安南宣布赦免黎氏罪过,并册封黎利拥立的原陈氏王朝宗族陈蒿为安南国王。在此之前,被围东都的王通已私自和黎利议和,得到不再进犯的允诺后,黎利将被围安南的2万明军尽数放回。之后明宣宗正式弃安南,废明朝设在安南的三司,明朝驻安南各级文武官员,各镇军队,以及百姓家属总计8万3千人尽数撤回。一年后,陈蒿死,明宣宗顺水推舟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期间,仿中国制度开科取士,推广儒学,并学习朱元璋的“垦荒令”“军屯制”,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明英宗正统元年,黎利病死,其子黎元龙被明英宗正式册封为“安南国王”,这就是历史上的越南黎氏王朝。其后,两国虽在嘉靖时代又发生摩擦,但和平相处终成主流。第十章蒙古和明朝是啥关系一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六月九日,新疆伊犁河察林河畔,离乡背井飘零一个多世纪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冲破沙皇俄国层层阻击经行万里,终在清军的接应下,成功返归中华怀抱。当年十月,清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被誉为“东归英雄”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册封其为“卓理克图汗”,其部落各大小首领也分别按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等爵位一一册封。其部落全族分六路,分别被安置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伊犁尤都勒斯草原以及博斯腾湖等地,繁衍生息至今。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壮怀激烈的“土尔扈特万里东归”。这壮怀激烈的故事中,有一个今人已然忽略的细节:乾隆于承德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时,渥巴锡先后送上两件礼品,一是其随身腰刀,表达土尔扈特部永不反叛之意,此事亦成为千古美谈;第二件礼品格外特殊——明永乐七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册封前土尔扈特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的“永乐印”。送上此物,即表达归附中华之意。这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情节,既意味着清朝从此继承了明朝对土尔扈特的统治,也同样揭开了素来为人关注不多的,明朝初期蒙古诸部落的变迁情况。二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北伐,一举攻克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仓皇北逃,明朝统一中原。但元王朝依然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占据着新疆东部、甘肃西部、青海北部、内蒙古、外蒙古、东北三省以及今天俄罗斯阿穆尔省的广大地区,并在元顺帝过世后,历经元昭宗腊哈失里、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两代君主,史称“北元”。这期间,明朝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动三路北征,傅友德的西路军五战五捷,连克甘肃、内蒙西部、新疆东部大片土地,驱逐北元在这一地的势力范围,中路军徐达部和东路军李文忠部在进兵北元国都和林(今蒙古国杭爱山)时受挫,但也杀伤北元军甚多。其后十多年,明朝设九边,广置卫所,以守为攻步步进逼。洪武二十年,明军再举大兵,以15万兵攻辽东,迫降驻守辽东的北元太尉纳哈出,招降20万人,并令北元“盟友”朝鲜改辕易辙,成为明朝附属国,一举“断北元之左臂”。一年后,明军命蓝玉统15万大军北征,在捕鱼儿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大破北元“中央军”,俘虏北元皇室宗族及军队8万7千人,获得元王朝的“传国玉玺”。只身逃亡的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在土刺河被北元宗亲也速迭儿杀死。洪武二十六年,也速迭儿正式成为“北元可汗”,但没多久就病逝,随后,“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后人)争夺可汗的内战持续数年,到明建文四年,非“黄金家族”的鬼力赤夺取了可汗位,取消了“元”的称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至此,“元”作为一个政权,成为历史概念。在连年的内战中,蒙古分裂成三大部,即明朝史书中所谓的鞑靼、瓦剌、兀良哈。先说鞑靼,即由“黄金家族”统帅的蒙古部落联盟,其势力范围主要包括今天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永乐元年,鞑靼“太保”阿鲁台杀鬼力赤后,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拥立从帖木儿帝国“政治避难”回来的忽必烈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此后阿鲁台“挟可汗以令诸侯”,自任“太师”执掌大权,一面频繁骚扰明朝边境,一面与西部的瓦剌相互攻杀。从洪武末期的朱元璋到永乐初年的朱棣,皆曾多次派使者赴鞑靼处招抚,却被置之不理。瓦剌,又称“卫拉特蒙古”,元朝时称翰亦刺,最初居住于俄罗斯叶塞尼河流域,元朝时逐渐南迁,定居在今阿尔泰山山麓至色愣格河一带,共分为三大部,分别是辉特部及其首领秃孛罗,绰罗斯部及其首领马哈木,客列亦锡部及其首领太平。其中的客列亦锡部,即是后来土尔扈特的前身。深通“远交近攻”的明王朝,自洪武末年开始便频频向瓦剌三部派遣使节,永乐七年,明朝册封辉特部首领孛罗为“太平王”,绰罗斯部首领脱欢为“顺宁王”,客列亦锡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渥巴锡归还给乾隆的“永乐印”,即是由此而来。其后,“顺宁王”马哈木渐成其中最强一支,逐渐掌握了瓦剌大权,并与东部的鞑靼长期内战,两家相互攻杀不休的同时,也意图借助明朝的力量。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不久,鞑靼、瓦剌同时遣使入贡,朱棣热情接待,其后又利用经济手段大力拉拢蒙古各部,永乐六年朱棣下令在西北设置多处“马市”,用以招募蒙古部落,他还在边境划拨土地,招抚归降的蒙古人。永乐七年,先是鞑靼“国公”阿滩布花率部归降,继而鞑靼“丞相”暂卜率众3万归附宁夏,朱棣皆“宴厚劳之”。明军还时不时在边地招募蒙古人从军,授予官职且赐予汉名,即使偶尔出现归附后叛乱的情况,朱棣的态度也相当宽容。永乐八年,蒙古归附首领虎保误信流言,率部叛逃,朱棣禁止明边军追杀,并派使者骑快马追上虎保,宣布赦免其罪过,并表示“来去自由”,感动得虎保最后率部南归,后被安置在甘肃临洮一带定居,此后为保卫边疆出生入死,终生对大明忠心耿耿。怀柔之下,终明一世,蒙古人南下归附的事件史不绝书,朱棣的永乐时代尤其多。至于蒙古三部中力量稍弱的兀良哈,实为朱元璋时代归附大明的辽东纳哈出部“整编”而来,其属地以嫩江为中心,包括今天西辽河和老哈河一带。明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在当地设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又称“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原为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所统辖,后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立功颇多。战后,朱棣将宁王南迁至江西,把原属宁王的大宁地区(今内蒙古宁城)尽数划拨给兀良哈三卫,并于永乐三年在吉林开原设立马市,开展贸易。同瓦剌三部在永乐朝接受明朝册封相比,他们早在之前的洪武朝,就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明永乐十一年,数次遭明王朝沉重军事打击的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接受了明朝“和宁王”的册封。至此,从朱元璋到朱棣,历经40年苦心经营,鞑靼、瓦剌两部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从而建立了蒙古各部相互牵制且由明朝“垂拱而治”的统治体系。终明一朝,蒙古高原风云变幻,这个体系虽偶被打破,却始终未变,最终演变成了清朝的“盟旗”制度,这个体系也意味着北元时代相对于明朝是“外国”的蒙古各部落,如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所言,变成“明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三维持这个平衡的方式,除了明王朝的怀柔政策外,也有各大势力相互征战中的此消彼长。这一时期的战争,可谓是明蒙战争与蒙古各部内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自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瓦剌与鞑靼开战以来,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占尽优势的鞑靼节节胜利,志得意满下,阿鲁台对明朝也极其傲慢。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以祝贺本雅失里继任可汗为名,谴礼科给事中郭骥(即曾被帖木儿扣押近十年的那位大明使臣)至鞑靼“王庭”和林出使,送还往年交战的俘虏,并赠送彩币等物,且在国书中说“可汗王朔漠,彼此可相安无事”,极力表达和平诚意,孰料阿鲁台竟将郭骥斩首,大明使团中仅随军百户李咬逃回。阿鲁台随即整顿兵马,准备南侵为明朝“屏障”的兀良哈三卫。消息传来后朱棣震怒,九月派淇国公邱福率10万精兵远征,孰料大军行至克鲁伦河后,邱福不听副将李远劝阻,率数千亲兵脱离大部队冒进,遭鞑靼军围歼,邱福阵亡,随后鞑靼军乘胜追击,10万明军大溃,副将王聪、李远、火真皆战死。败报传来,朱棣决意雪耻,次年正月下诏亲征,集结50万大军,于二月十三日出居庸关北进,大军一路扫荡漠北,鞑靼部坚壁清野,远撤避战。经过周密侦查,五月终于在成吉思汗家乡斡难河捕捉到鞑靼军主力。五月中旬,朱棣与本雅失里在斡难河决战,朱棣身先士卒,率麾下亲兵冲锋,本雅失里大溃,仅带7人逃窜,朱棣随即下令将捕获的蒙古俘虏全部释放,并发放口粮。“攻心”下各蒙古部落纷纷来降,六月八日,朱棣军于飞云堑围困阿鲁台,阿鲁台以“请降”为缓兵之计。朱棣将计就计,先假意与阿鲁台谈判,继而发动突袭,以柳升的神机营火器轰炸,追杀百余里大破阿鲁台。七月三日,大军返归开平。至此,明朝的第一次北征,以重创鞑靼而结束。战后,永乐八年十二月,阿鲁台遣使谢罪,贡献马匹,并借机恳请朱棣允许他迁至辽东管辖女真部落。朱棣想用阿鲁台牵制瓦剌,故拒绝了阿鲁台的请求,但表示既往不咎。同年十二月,朱棣遣使将阿鲁台流落在明朝,失散近20年的哥哥和妹妹送回,从此两家关系渐近。但彼时瓦剌首领马哈木借机坐大,不但吞并了许多原属鞑靼的领土,更捕获了斡难河战后逃跑的蒙古可汗本雅失里。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五月,马哈木杀本雅失里,并派使臣向明朝“邀功请赏”,朱棣深感马哈木“此奴骄矣”,双方裂隙日深。次年马哈木又派使者向明朝交涉,要求明朝归还投奔到甘肃、陕西等省的瓦剌部落,朱棣派宦官海童出使瓦剌,当面申斥马哈木罪过,双方关系日益恶劣。阿鲁台趁机在同年连续5次遣使入贡,七月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马哈木闻之大怒,频繁发兵攻打阿鲁台。十一月,马哈木大破阿鲁台,借机兵抵饮马河,意图彻底平灭鞑靼,统一漠北。为不使马哈木得逞,朱棣“决意讨之”。经悉心准备,次年三月十七日,朱棣率50万大军再度北进,特命皇长孙朱瞻基(即后来的宣德皇帝)随行,马哈木以诱敌深入计,派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明军,且战且退,意图引诱明军深入作战再行围歼,朱棣一路向北,于六月一日抵达忽兰失温,马哈木已在此地集结瓦剌三部最精锐的数万骑兵。六月七日决战打响,瓦剌军屯于高山上,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朱棣命神机营以火器轰击,继

                      在线一区在线二区av,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母的头颅。他查觉了莫炎的出现,便提着短刀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莫炎被这诡异的情景吓得呆在了原地,只觉脸颊被哥哥伸手摸了一下,周身便立刻被一种怪色灵火包围。火焰没有带来痛楚,只是令得他浑身融化般地瘫软,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哥哥依然亲切地笑着,手中的短刀慢慢凑近了莫炎的头颅…………莫炎的话语突地停住了,所有的情感从眼中顿时消失,他一把拿过鼠标点开了电脑画面上的邮件提醒,简短的邮件呈现眼前,末尾署名“了然”。那是莫炎接驳在晖儿电脑上的N93手机传来的信息,众人都在入神地听他讲述,全然没有注意到邮件提示。“丧星突现已七日,太岁落地蒙化城,茶马寻龙君不再,隆庆关外马蹄深。”邮件的内容是一首七律,字里行间透露着警示,似乎在告诫我们蒙化之行的险阻。“了然怎么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蒙化的秘密?”我不禁疑惑道,“难道他一直在暗中监视?”“可能性不大。”晖儿在键盘上操作了一会,“邮件的始发地来自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没有代理转发的痕迹。”“他擅长观星测凶。”莫炎望着窗外的星空道,“远在千里,运筹帷幄。”了然去美国干嘛?我又一头掉入了云雾之中。莫炎出神地望着星空,似乎在观察着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北斗星清晰地映入眼帘。深夜的天空格外清透,闪烁的星辰十分清晰,甚至连平日不常见的那颗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丧星突现……”我忽地想起那暗淡星辰的由来,“从我们到滇池那夜起,这颗丧星就出现了。”北斗本为七星,但实际在它边侧很近的位置上还有一颗不易察觉的星辰,星象上称之为“丧星”。风水理论中,出行、迁徙、动土、架梁、婚嫁但逢丧星突现,须一律改日或作罢,否则凶险难当。丧星连续出现七日,星辰位置转定于某地的话,那里便一定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尤其当你的目的地就是那里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应该是这颗丧星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后,特殊磁场的影响造成了某种变化。不过,其中的根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东方朔、袁天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才能诠释了。经过地图方位查证确认,这颗丧星的位置确如了然所言,照之前的邮件分析和对比来看这封邮件应该是真正的了然发出的。现在看来蒙化之行确实危险重重,暂且不说丧星示警,单就三十年前一批高手丧生古道便足以让人望而止步。莫炎征询地看了看大家,见我们没有反应,便揣起手机,一语不发地开始收拾背囊。“这剑放你包里吧,我路上背不动。”S递给莫炎的正是那把刑天猎首剑。“亦凡,我的电脑放你包里。”晖儿收起电脑塞进我的背囊,“猎枪卡着不好放。”莫炎接过铜剑,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们,眼中隐约有着一丝感动。“蒙化肯定一起去,但必须事先声明一点。”我严肃道。“你说。”莫炎一脸凝重地应道。“收拾完了就睡觉,明天不许早起。”我捶着后腰苦笑道,“我们不是铁打的。”“我也不是……”脸上闪过一片愕然后,莫炎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意。……蒙化县现称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可能因为拗口或长久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称之为蒙化。这里是茶马古道“三进三出”交通枢纽,也曾是沟通川、滇、藏、印、缅及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城镇。南诏蒙氏的王朝便是发源自此,但四代古都的蒙化城除去古老的建筑之外,已全是现代商业旅游的氛围。相较莫炎,老田更为熟悉蒙化的环境,南诏古街一路到底,歇脚打尖带住宿,繁杂的事情在他乐呵呵的招呼声中全数解决。“蜜饯、粑肉饵丝、青豆小糕、锅巴凉粉、什锦咸菜……”S嘟囔着在一边盘点着战利品,大包的食物看上去夸张之极。“这些吃的比铜剑重吧?”我笑着打趣道。莫炎掂量了一下食品袋,又掂掂铜剑,一脸肯定地点了点头。众人一片笑倒,S唬着脸道:“吃完了就不重了,铜剑又不能吃。”这话又引得我们大笑起来,S被笑得不好意思,转身打开窗户自顾看风景去了。照莫炎之前的叙述,三十年前血案的地点就在城东的隆庆关,了然的邮件中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线索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先从那里着手。“老田,蒙化古城是不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啊?”S张望着问道。“是哦,这古城留下的都是明朝和清朝的建筑哈。”老田指着窗外的建筑道,“二十五条街,十八条巷子,交错起来就像是个棋盘咯。”“是明清棋盘式城池,我说呢。”S伸了个懒腰道,“我以前的建筑史教授就喜欢这种井字型结构。”“呵呵,这里大多都是白族人的建筑哈。”老田笑道,“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不成棋盘成啥子哟。”这话一出口,我和莫炎都愣了一下,明清棋盘城池,白族特色建筑,这原本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对查找龙脉的我们却别有一番含义。“老田确实没说错。”莫炎点着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道。翻出蒙化城地图,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清晰的格局设置,与我们预料的完全吻合。而当晖儿找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全景图片时,我和莫炎不禁一阵喜忧交加。这里民居中四合院的格局多为四居门加前后院门,合上三坊门大开,为九阳数,恰好是人脉阳气鼎盛的“九门通关”。五天井地气冲天,合中脉照壁分隔引导,为六阴数,便形成了地脉阴和润物的“六阴内生”。这正是引龙大局中卧龙部的双局之一——九阳六气局。但这局的气脉已完全被棋盘式的城池格局毁坏殆尽,二十五条街道,十八条小巷,将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堪堪隔开,而几条主要街道的位置却又正好横断了九阳六气局的局眼,整个局势的走向已无迹可寻。“照你这么说来,蒙化曾经是引龙局的一部分?”S瞪大眼睛道,“那应该附近还有一个局才对啊。”“按这里的位置格局来看,并存的另外一局应该就在隆庆关那里。”我指着地图道,“鸟道雄关赖以成名,现在看来就是因为这个局的关系。”“千鸟入关,撞山自尽。”莫炎点头道,“关内的迷雾一直很奇怪。”意外的发现与我们原本的计划十分巧合地凑到了一起,商议之后,大家整理好装备当下各自休息,准备夜幕降临的时候探访这个神秘的隆庆关。入夜时分,一行人来到了城东二十公里的文峰山,巍峨盘延的山脉间隐约显露的山口便是隆庆关。山风掠过,厚重的雾气幽灵般地出现在我们周围,只一会的功夫,能见度已降到了五米。“我靠,这什么鬼天气?”S被突如其来的迷雾吓了一跳,“是不是有人搞鬼?”“隆庆关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鸟自杀,原因就是这些雾气。”我笑着递过绳子,“穿在腰上带,大家别走散了。”莫炎灵敏的嗅觉加上我听风辨位的能力使迷雾间的行进顺畅了许多,但即便如此,速度也并不是很快,翻上隆庆关的山口时,新换上的冲锋衣已布满雾水。山口的一侧是高耸的文峰山,远处绵延的横断山脉一望无边,静心听去,附近的整体山脉地势尽数在我脑海中浮现。环抱的山口在连绵的山脉上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地势,山体四处不住透出阴绵的地气,如果不是引通了阴极地脉,这里是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气的。地气在夜间开始吞吐,配合新月形格局,与天空的月气向连,阴月地气混为一脉将这里的地气洗炼得阴柔之极,这与蒙化城内的九阳六气局完全配合不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冲的做法!“怎么是阴月地气局?!”我失声道,“这里的地气也吐纳的特别快。”“有些不对劲。”莫炎的鼻子抽动了两下,“地气里有兽的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说的清楚点。”一旁的三人听得糊涂,S更是不耐烦地叫道。“布局的家伙做了手脚,这里是伪装的部分。”我示意大家下山,以免有什么意外,“照这个局来看,附近肯定养着什么特殊品种。”莫炎和老田手脚麻利地拴好了一卷绳索,在山口一边抛下,大家顺绳滑下。我和老田是最后下山的,刚滑到一半耳畔便传来一阵激烈的翅膀拍打声,迷雾中突然出现了大群的飞鸟,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袭来。身在半空无法闪避,匆忙间我只得用金属板护住我和老田。蓬蓬声接连响起,漫天羽毛飘落,那些飞鸟全部撞死在山口的岩石上,一时间鸟血的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惊吓之余,我们加快了下滑的速度,直到脚下踩在厚实的泥土上才略松了一口气。地面上落着许多飞鸟的尸体,几只尚未断气的鸟儿扑腾着翅膀想要站立起来,扭折的脖颈歪斜着摆动,痛苦挣扎中更加速了它们的死亡。虽说这场面远不如之前所遇到的那样诡异,但我却不由有些颤栗。“每年都不知道要死掉多少鸟哈。”老田看着地上的鸟尸皱眉道,“你说的局为啥会让鸟撞山?山里头有啥东西?”“地气造成的迷雾会影响鸟类飞行时的辨别能力。”我随口答道,眼下却不见了晖儿、S和莫炎三人。“莫兄弟和两个女伢子咋不见了?”老田也发现了三人的失踪。彼此上下的间隔只不过相差十分钟,照理他们不会随意走开,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正想搜寻时,山口里传来一阵火焰撩动的声响。是莫炎!我招呼老田跟紧,顺着声响发出的位置奔去。转入山口,迷雾中闪现大片火光,莫炎双手并用地划出一道道灵火,飞速攻向黑乎乎的山口内。晖儿和S倒在莫炎的附近,身上满是黏糊糊的液体。我紧赶上前探查,发现两人只是昏迷,所幸没有受伤。“发生了……”还未等我问话出口,莫炎的灵火蓬然剧涨,闪动中,一个硕长的身躯在山口间一闪而过,那样子竟有些像天坑中的毛龙。“周围布些尖刃!”莫炎面对山口,细细闻着气味,“三尺长,要最锐利的。”老田帮着我把晖儿和S抬到莫炎站立的地方,我在四周布下了上百根三尺来长的锐利尖刃。莫炎始终一动不动地对着山口深处,手中的灵火不断缩张,一付大敌当前的模样。此刻四周毫无声响,平静的山口间缓缓掠来一阵山风,原本已渐渐稀薄的雾气在山风的鼓动下转又浓重了起来。山口的石壁上隐约传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响动,莫炎的鼻子猛地抽动几下,灵火骤然高起,举手挥动间长长的火舌直射石壁。火光掠过的那一刹那,一条粗如手臂的粉色蛇形物在我们身前两米处出现。那东西灵巧地避让开了灵火攻击,却不慎碰到了我布下的尖刃,锐利的刃口划在上面发出吱嘎的怪响。莫炎击出一串火球正中那东西,扭动中蛇形物飞速逃回来路。“它吃了亏,暂时不会攻击。”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吃的东西真不少。”“那是什么东西?”我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听辨出那东西的形迹,甚至连它的动作都难以捕捉。“这东西不会是邪龙吧?”老田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蒙化古时候就传说山里有邪龙和凤凰哈,晚上都不敢来山口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莫炎看着老田,语气中有些惋惜,“难怪蒙化的别名叫邪龙。”十八、机关金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但史书上并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即便是记载了众多传说动物的《闻风拾水录·虚灵篇》也没有涉及。如果不是在天坑见到那条毛龙,我依旧会认为龙只是古代的一种图腾象征物。我并不知道现在这条邪龙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它不是虚灵,否则我不可能判断不出它的动作和形态。“邪龙是动物?”我试探地问莫炎,“我的听风根本无法了解到它的动态。”“寒蜴,本该灭绝的动物。”莫炎依旧盯着山口的黑暗处,“传说中蜃的原型。”制造虚幻景象,吸食过往路人,这东西难道就是误传为龙子的蜃?脑子里有些发炸的感觉,这些时间里不断更新的知识见闻太具颠覆性,我的大脑几乎有些难以承受。说话间,迷雾再次浓重起来,惨白的雾气中隐隐有种特别的味道,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却令我眼前的景物有些晃动。“它移动的范围不大。”莫炎嗅着空气道,“我用灵火弹照它出来。”十几个拳大的灵火团飞入迷雾,星点地排布在了山口间,莫炎双手一振,火光猛地大盛,柔和的火光将布满迷雾的山口照得通亮,但奇怪的是山口上空却依旧漆黑。老田茫然地向内望着,似乎灵火弹的光芒只有我才能看到。莫炎指着山口边壁上的一处道:“那东西被拴住了。”顺着莫炎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条奇怪的生物正吸附在山口的崖壁上,细长柔软的身体有些像蛇,四只脚掌却像蹼足,与身体相比,那过于宽扁的脑袋像把铲子,浑身的颜色灰黄斑驳完全近似山石的颜色。那东西灵活地扭动了几下,身体在山壁间溜冰似地滑动,掠过之处隐约留下一道发亮的痕迹。难怪无法查觉它的行动,粘液和吸盘足的作用下,移动起来是全然无声的。但在它的后足上却栓着一根乌色的长索,限制着它的行动范围。“拉长了的大壁虎……”我反了个恶心,“这么恶心的东西也能叫龙?”“看到美丽的你就没命了。”莫炎淡淡地丢了一句,“还好它的毒腺被摘了。”“这雾里有毒?”我突然想起空气中那奇怪的味道。“现在只有少量致幻的毒素。”莫炎抛来一个瓶子,“每人一颗。”我和老田分别服下瓶中的药丸,又喂食给昏倒的晖儿和S,眼前的晃动感顿时消失。吱嘎一声,之前出现的粉红色蛇形物再次冲进尖刃中,我惊愕地发现这蛇形物竟是那只寒蜴的舌头,自崖壁甩向我们的站立处足有十来米!更为惊讶的是,被舌头卷刮过的锋利尖刃全部卷刃,有些甚至已经出现了豁口,如果不是莫炎的灵火及时攻到,只怕尖刃早已被寒蜴毁去了大半。心下有些不甘,我索性挥出一排圆锯飞斩过去,快速旋转的锯齿无情地绞噬着寒蜴那柔软的身体。血肉飞溅的场景却并没有如我预想般发生,寒蜴很是受用地甩动了几下身体,圆锯立刻被击打得四散开来。“这东西练金钟罩铁布衫的?!”我完全闷在了那里,在这只寒蜴面前我几乎成了个废物。莫炎没有回答,双手在胸前盘抱成团,一个硕大的灵火球在他手中不断剧涨。寒蜴摆了摆头,猛地张嘴呼出,空气中清晰地显现出一道白色的气流痕迹,气流过处白雾层层卷起,周围的气温瞬间阴冷起来。老田浑身打了个冷颤,手中的铜炮子猎枪一下走火,喷射的火舌恰好与气流相遇,一阵悉窣声中,散出的火药弹丸竟结上了一层白色的霜花,纷纷落在地上。与此同时,莫炎手中的灵火团也已迎上气流,冷热交替的感觉让人一阵心血翻涌,面前竟凭空落下了一阵细雨。“不能和它耗了,我们赶快走。”我拉着老田扶起地上昏到的两人,转身便走。噗地一声,寒蜴的长舌突然从地下钻出,我连忙躲闪,回身撞到老田,四人齐齐倒在地上。莫炎跃身赶上,双手叠掌,一式灵火入地诀封住了长舌继续的攻击。趁此机会,我和老田连忙拖拽着晖儿和S闪到一边。“它入地了。”莫炎挥手在身周焚起一片灵火,五人就这么站在了熊熊燃烧的灵火中。山壁上的寒蜴果然已经不见,乌色长索也随之消失,估计那长索的固定点在山脚下的某处,寒蜴爬在山壁上攻击距离不够,但钻入地下后却可以控制我们周围很大的范围。“寒蜴还是怕火的。”莫炎沉声道,“你缠住舌头,我断了它。”“嗯,这寒蜴太厉害了,你以前是怎么对付它的?”我一边问道,一边抛出几条带着锐利倒勾的铁链。“我只听父亲说起过。”莫炎双手横端胸前,“没对付过。”闻言一阵大汗,这家伙做实验的代价可是五条人命啊,但眼前却也只有如此了。地面的灵火在莫炎的控制下灭了一处,泥土翻滚中寒蜴的长舌立刻钻出,我急速挥动铁链缠绕了上去,倒勾和链条的绞合之下,长舌被牢牢锁住。猛力回撤,链条长舌顿时拉了个笔直,寒蜴那铲子般的脑袋已露出了地面。虽然铁链并不在手中,但我依旧能感觉到长舌挣扎时传来的大力。莫炎双目暴睁,瞳仁竟已化作火焰般的色泽,身周卷布着暗色的灵火,诡异的样子竟似地狱罗刹一般。他自胸前横拉双掌,掌心互交合十,高举过顶后交叉缓缓用力挥出:“灵火雷刃诀!”刚猛的呼喝中,数十道弯刃似的火焰掠空而出,夹带着风雷之声飞速斩切长舌。长舌似乎也感觉到危险

                      ”。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就是这么回事了。普立安把矛头指向米斯纳。因为普立安肯定不会站在新娘和新郎面前——一名客席牧师应邀在婚礼前对几乎由鲁比所有人构成的教众讲几句(几句!)话,而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普立安教派的成员——以死来恐吓他们。因为他肯定不会侮辱新娘的母亲和嫂子,她们像穿外衣似的披戴着照料虚弱婴儿的忧郁,不仅没有由于对她们一切梦想的那致命一击而责备上帝,而且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益发坚定意志。况且,虽然新郎的父母都已过世,普立安肯定不想让他的舅妈们受窘——向虔诚的妇女施压,以此关心(或许太过分了吧?)这个家族中唯一的子嗣。如今索恩的儿子们都死了,多薇又没有生育一男半女,并且她们不准自己为这些损失伤痛,以致过分伤心或封闭了心扉。肯定不会。何况,普立安肯定不想得罪新郎的舅舅迪肯和斯图亚特,那哥俩儿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就如同上帝是他们无言的生意合伙人。普立安似乎总是很尊崇他们,多次暗示他们俩属于锡安山而不属于卡尔瓦里山。在卡尔瓦里山,他们不得不听那些浮夸的布道,而那布道人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们说话,仿佛那些孩子有这个世界从未听过和处理过的重要事情要说。还有谁会感觉到“上帝对你没兴趣”带来的刺痛呢?或者,在听到“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那句话时感到灼痛而退缩呢?除去理查德·米斯纳还有谁呢?他此刻就要站起身主持婚礼,像人们记忆所及的以往大多数婚礼那样,不过这一次要在“不带着任何俘虏”的普立安牧师汹涌的气势之下进行。当然,除非他是在对她讲:如果你愿意就去依恋另一个人,但如果你不依恋上帝(当然是普立安的上帝),你的婚姻就得不到那授予特权的证书。因为普立安知道她和理查德正在谈婚论嫁,而且也知道她帮他组织那些不听话的年轻人。“是他皱起的眉毛。”野薄荷的气味压倒了祭坛周围花草的味道。一丛丛的花草与福禄考长在教堂的窗下,窗户上午十一点时打开,迎接升起的太阳。四月的天空垂下的阳光是一份礼物。在教堂里面,枫木条椅擦得锃亮,辉煌如同军旅装备,衬托着素净的白墙、低调的布道坛、形似尖桩篱笆的舒适栏杆,使受圣餐的人能够跪在那里再一次迎接圣灵。在祭坛上方,高高的洁净而清新的空间里悬挂着一个三脚的橡木十字架。无声无息。没遮没拦。没有金饰与它的完美抗争,或干扰它的平静。基督的躯体既没有扭曲也没有昏厥,因此其表现出的雷霆之怒也并不夸张。鲁比的妇女不施脂粉,也不抹妓女用的香水。因此,薄荷和福禄考激人情欲的香气扰乱了教众的心,大家都期盼着在索恩·摩根家享受丰盛佳肴的美好时光。那里会有众人演奏的音乐:朱利弹钢琴;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独唱;圣救世主教堂四重奏;一个叫布鲁德的睡眼惺忪的男孩在台阶上吹口琴。那里好衣服挨挨蹭蹭;那里有丝绸衣裙和浆过的衬衫,人们靠在树上、坐在草地上、盛第二次奶油豌豆汤弄洒了汤汁时就忘记了它们。那里会有喜欢吃糖的儿童的叫喊,还会有从地上捡起、折得整整齐齐,似乎比结婚礼物本身还贵重的包装纸闪着亮光。农场主、牧场主和种小麦的农妇们会让自己从椅子上被人猛地拽起来,鼓着掌反复踏起早年留传下来的舞步。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会边笑边挤眼睛,尽量隐藏自己的心意。但是比欢乐和儿童吃结婚蛋糕的兴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期盼两个家庭的结亲,以及四年来渗透那两个家庭亲友们的敌意的结束。那种集中在新娘尚未承认、宣布和生下的未来婴儿身上的敌意。此刻大家都和安娜·弗拉德一样就座了,都不清楚普立安到底觉得他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投下阴影?为什么要驱逐薄荷和福禄考的气味?为什么要减淡等着他们吃的烤羊羔和柠檬饼的味道?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婚礼带来的和谐气氛,让祥和出轨?理查德·米斯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恼火,不,很气愤。气得没法看着他的教士同事,让他看看那刀口有多深。在普立安讲话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面无表情地瞅着坐在条椅上的妇女们的复活节帽子。那天一早,他就想好了五六句启动这次神圣婚姻典礼的开场白,围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第九节精心组织语言,凸显“羔羊婚宴”的形象,以其为核心展示这次婚礼所允诺的和解。他要从《启示录》进而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不仅印证了夫妻二人对彼此的忠诚,而且续写了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所有人的职责。此时他看着耐心地站在祭坛前的这对新人,不知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甚至听到了加诸他们的那些话语。当然,他是理解的。他知道他选择的工作所秉持的伤害性极大的观点,对他信仰的一切都是一种审慎的攻击。刹那间,他理解并认可了奥古斯丁对那个“骄傲的教长”的愤懑了,他称其为魔鬼。奥古斯丁曾经进一步阐述说,上帝的谕旨是不会被他的信使亵渎的,“如果光明要穿透败坏的人,光明本身并不是败坏的。”尽管奥古斯丁没有见过普立安牧师,可总应该了解和他一样的教长。可惜他把他们逐到撒旦一伙,并没有认识到,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具有破坏性的言辞是能够产生恶果的。对于普立安对着一切喷洒的毒剂,奥古斯丁会说些什么当作止痛药呢?从这些男人头部上方看去,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本能抗争:他们要控制能控制的,要碾碎不能控制的;妇女们在内心里不知疲倦地想驯服掠夺者;孩子们脸上是还没有从他们所受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表情,他们本来毕恭毕敬地学到,大人们在他们成人之前是不会把他们当人来对待的;僵在那里的新娘和新郎脸上,透出的是竭力想靠公开的结合来洗刷私下的羞耻的渴望。米斯纳知道,普立安的一番话是他对米斯纳的行动发起的宣战的扩大。米斯纳劝诱这些青年男女走出围墙,走到镇外,带领他们、强使他们违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是文明的勇士。他也知道,关于一个从未出生的婴儿的公开秘密,犹如巨牙般伸入到争论的根基之中。米斯纳已经想好恰当的言辞,但他不相信自己能在表达时不流露出个人深深的伤痛,便从布道坛走开,来到教堂的后墙边。他在那儿伸直双手,直到能够把挂在那儿的十字架从钉子上摘下。随后他就拿着那十字架,经过空荡的唱诗席,经过凯特坐在那儿要弹奏的风琴和普立安的坐椅,一直来到圣坛上,在身前高擎着十字架让大家都看到—只要他们想看。让人们看着人类制作的第一个标志:竖着一根,横着一根。人们即使在孩提时期,也曾用指头在雪上、沙上或泥里画过十字;他们用棍棒在土里将它摆出;从冻土和热带草原的骨骸中竖起;在河岸边用卵石砌出;从阿拉斯加的诺姆到南非,在洞壁和岩层上画出。阿冈昆人(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地区的印第安人。)、拉普兰人(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科拉半岛的居民。)、祖鲁人(南非纳塔尔一带的班图族人。)、德鲁伊特人(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学者,常任祭司、巫师等职。)—都对这一最初的标志有着触摸性的记忆。最初的标志不是圆圈,也不是平行线或三角形。正是这个十字形,成为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一标志提供了面部五官的安排。这一标志是个直立的人形,沉静地准备拥抱。像普立安做的那样去掉它,基督教就会和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一样了:广大民众向吝啬的当权者苦苦哀求着苟延残喘;被蹂躏的信徒回避命运或者躲闪着日常的邪恶;弱者在蛮荒野地中艰难地跋涉;看得见光明的人都被投入无可选择的永恒黑暗之中。没有这个标志,信徒的生活仅限于赞美上帝和接受打击。赞美是债权,而打击则是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利息。或者,如普立安所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但是,有了这个标志,有了这个在教会中至高无上和最基本的标志,是啊,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看到了吗?这样一个孤独的黑人被处以死刑,他以拥抱他人的姿态被缚在这两条相交的直线上,紧紧地拴在两根大木棒上,这样的木棒太方便了,太好辨认,既普通又崇高,作为意识嵌入了知觉之中。看到了吗?他那毛茸茸的头在颈项上仰起又垂到胸前,他那夜色般的皮肤的光泽被尘土遮没,因外伤划出伤痕,被屎尿弄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镴色,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黯淡,随着他的皮肉在午后暗如黑夜的奇特光线中变得昏黑,无常的天气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最初标志融入虚假的夜空。看到了这桩百里挑一的公开的谋杀如何显示出差异,如何把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执行官和恳求者变成一对一?他举着的十字架是抽象的,而缺席的躯体却是真实的,二者相结合,就把人类从后台拉到了聚光灯下,使在舞台侧面嘀嘀咕咕的他们变成了他们生命故事的主角。这一方式使自我尊重和彼此尊重——自由地而不是心怀惧怵地——成为可能。这才是爱的真谛:毫无企图心的尊重。这一切不仅见证了一个乖戾的主,即他自己的爱,而且也见证了一个能使人类去爱的主。并非为他自身的荣耀——绝不。上帝爱人类彼此互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因为他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在明了这一点中死去。但是理查德·米斯纳无法心平气和地说出这些话。因此他站在那里,手举橡木十字架,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催促十字架说出他不能启齿的话:上帝不仅对你感兴趣,他就是你。他们会看到吗?他们会吗?对那些看得见的人来说,新郎的面孔就是个研究对象。他抬头看着米斯纳牧师举着、举着、举着的十字架。默不作声,只是站在那里,在锁定的时间里举着十字架。而在那难以忍受的静谧中不时爆出几声咳嗽和轻轻的带鼓励意味的咕哝声。人们已经对他的婚礼感到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兀鹰从镇子上空向北飞去。他们心存疑问,不知那征候是祸(它们在镇上兜圈)是福(没有一只落地)。他想,这些傻瓜。就算这个婚姻注定了遭厄运,也与那些鸟没关系。突然之间,敞开的窗户似乎不够了。身穿裁剪合身的黑色西装的新郎开始冒汗。他被怒火攫住,如同中了一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大家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婚礼,把仪式搅得一团乱,以此来扩展他并不在意的一场争吵呢?他想把这事办完,一了百了。这样他的舅舅们就会闭嘴,这样杰夫和弗利特也就不会散布关于他的谎言,这样他就能在鲁比已婚和有产业的男人中间占得一席之地,这样他就可以烧掉阿涅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尤其是,这样他就能够把吉姬那小妖精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抹掉。如同糖会从令人极快乐的东西转变成身体的致命敌人似的,他对她的热望毒害了他,让他患上了“糖尿病”,愚蠢又无助。经过几个月冒险的甜蜜日子,她已经变得冷漠,惹人厌烦,甚至可恼可恨了。在高高的玉米地里,他曾等候过她;在月光下,他曾趴在鸡舍后和她约会;他曾花了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讨她欢心;他曾通过撒谎弄来一辆不是卡车的汽车带她兜风;他曾为她种过大麻;他曾在八月的酷热中拿着冰来为她的大腿内侧降温;他曾为她买下她喜欢的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和惹她嘲笑的绒线袍子。而最主要的,他曾爱过她好几年,那是一种从渴想转为秘密行动的爱,令人感到痛苦、羞辱、自我厌恶。他接到阿涅特的第一封信后读了,但把后来的信全放在他舅妈家顶楼上的一个鞋盒里了;在别人发现之前,他急匆匆地想毁掉(也许会读一下)那十一封寄自俄克拉荷马州朗斯顿的未开启的信。他猜测那些信全是关于爱和哀伤的,尽管哀伤还要爱。管他呢。可是阿涅特又怎么会知道他经受的这两种感觉呢?她这样做过吗,整夜坐在附近的矮橡树林里只为了偷窥一眼,跟踪一辆破旧的凯迪拉克一路到丹比只为了看上一眼,被女人们从一栋宅子里赶出来,被女人们咒骂,即便如此依旧、依旧不能躲开。那就是说,得等到他的舅舅们让他坐下,强行给他决定并让他接受相应的后果。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站在圣坛跟前,臂肘撑着他新娘的细腕,衣袋里折放着她给他护身用的复活节棕榈叶。他觉察到在他右侧就要成为他内兄的人的沉重呼吸,以及比莉·狄利亚冲着他后脑勺发出的敌意。他深知这一被阻遏的愤懑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米斯纳似乎被他手握的十字架压得呆傻无语了。新娘心怀恐惧盯视着的十字架。而她原本是多么幸福啊。终于如此幸福之极了。摆脱了她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笼罩着她的那种凄凉阴郁:父母家中令人窒息的冷酷无情;照顾伤病侄儿、侄女新产生的厌恶;惊动了母亲、惹恼了嫂子并激怒了父兄的对睡眠的需要;只有对K.D.的牵挂和担心才能打断的完全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他从来没有回复她最初写的十二封信,但她还是继续写了四十封,只是没有寄出。在她离家的第一年每周都要写一封。她相信她全身心地爱着他,因为他是她对自己所知的一切——就是说,她对自己身体所知的一切都与他相关。除去比莉·狄利亚,再没有别人告诉她可以另有他途去想到她自己。她母亲没有,她嫂子没有。去年,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回家过复活节,他要求见她,两度来吃饭,带她到内森·杜波列斯的牧场上帮助组织儿童节野餐,随后提议他们结婚。一直到四月份这晴朗的一天,这可真是奇迹。一切都完美之极:她的经期刚刚到了又过去了;礼服全部用索恩·摩根的蕾丝制作,庄重而美好;扎在她哥哥背心下的金带上,嵌着他们俩缠绕在一起的姓名首字母。她心灵的伤口终于愈合了,可现在到了最后一刻,那教士的举动却震惊四座,试图阻止、歪曲甚或毁掉这段婚姻。他站在那里,面孔板得像花岗岩,还举着十字架,就像以前没人见过似的。她的手指紧按搀扶她的手臂,希望米斯纳继续主持下去。说呀,说呀!“挚爱的乡亲们,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突然之间,在米斯纳制造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寂中,一个小小的裂缝就在她心房原先的伤口处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她屏住呼吸,感到裂缝在扩大,就像长筒袜上的跳丝。很快那小缝就会裂成大口,越裂越宽,耗尽她的全部力气,直到它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才会自己封住,让那颗心继续跳动。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原以为嫁给K.D.会使之永远愈合,可是现在,在等着听“我们聚集在这里……”,急切地等着那句“你愿意让这位……”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她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失去了,而且总是会失去。说呀,请快点,她催促着。赶快。赶快呀。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比莉·狄利亚把花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道小刺扎透了她的棉布白手套,而小苍兰花不出她所料就要谢了。只有香水月季依然娇嫩,你可以指望它继续开下去。她本来觉得满天星可以配黄色的花蕾,但惊讶地发现,没有一家花园中有。哪儿都没有满天星。她说,那就用欧蓍草,可是新娘不肯把牛吃的这种野草带到她的婚礼上。于是她们两个只好握着嗜水的小苍兰花和胡乱除了刺的香水月季。不同于掌心被扎,米斯纳牧师迫使大家陷入的等待,倒没有让她心烦或吃惊。这不过是构成这愚蠢婚礼的又一件蠢事罢了,可众人还都以为婚礼是一次双方停火的机会呢。不过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摩根家、弗利特伍德家以及站在两方的人之间。确实,杰夫曾经采取了携枪的行动;斯图亚特·摩根和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也曾在街上互相叫嚷;人们踱进安娜·弗拉德商店的后室,在米努斯的理发店闲坐,不是为了理发,而是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女修道院发生了一次暴行的谣传;基于这种流言蜚语,普立安牧师曾经在一次布道时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米斯纳牧师引用保罗的话与《哥林多书》针锋相对:“……其中最伟大的是爱。”但

                      军队的科举制——不分贵贱,不问出身,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战士。入选武卒的基本条件堪称苛刻,据《荀子》记载,武卒必须能够披三属之甲(三层铁片编缀而成的铠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支,荷戈带剑,背三天的口粮,用半天时间奔跑百里,而且立即投入战斗。一旦入选武卒,待遇相当优厚——免除全家的徭役和田宅租税。可谓一人卖命,全家轻松。吴起以这种方式迅速组建了一支战斗力超强的精锐部队。魏军士兵很快发现,这位新来的将军除了敢作敢为,还有一点与其他将领截然不同。他从来不回家睡觉(估计没人敢做他老婆),吃住都在军营,下到最基层,和地位最低下的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士兵席地而卧,他就绝不铺席子;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不乘车骑马,而是和士兵一起步行,还背着自己的口粮和被子。有一次,吴起发现一名士兵背上生了脓疮。这种病可大可小,如果不治的话,很可能致命;但是治的话,以当时的医疗知识,只能请人用嘴把脓吸出来。可是谁愿意做这样的事呢,连随军的医士都不愿意。吴起二话没说,掀起那名士兵的衣服,亲自替他把脓吸了出来。数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这次被吴起救治的士兵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他的母亲在家里听到消息,号啕大哭。邻居觉得很奇怪:“你儿子不过是个普通士兵,有幸得到将军亲自为他吮吸脓疮,你高兴还来不及,哭个啥?”老太太一边哭一边说:“当年他父亲就是因为将军为其吮脓,打仗的时候奋不顾身,战死疆场。现在将军又为这个傻小子吮脓,我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公元前409年,魏斯派吴起率领大军进攻秦国。经过吴起整训的魏军锐不可当,势如破竹,先后攻取了秦国的临晋、元里、洛阴、邰阳等五城,并于第二年将秦国的河西地区(今天的陕西省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全部占领。秦军赶紧退守洛水,沿洛水一带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并且修筑重泉城(今陕西省蒲城)以加强防守。长期以来让魏氏如鲠在喉的秦国威胁,被吴起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一扫而空。魏斯于是设立河西郡,任命吴起为郡守。对于魏氏政权来说,这一战的意义重大,河西大片肥沃土地的并入,使得魏氏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具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原来那种四面进风、八方受雨的窘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后果:秦国受到战败的刺激,深感变革的必要性,于公元前408年火速推行了“初租禾”制度,也就是按照田地的面积征收粮食税。这一改革,相比于东方各国来说已经严重滞后(鲁国推行类似的“初税亩”是一百八十六年前),却悄然拉开了秦国变法运动的序幕。拿下河西之后,魏斯紧接着发动了对中山的大规模进攻。魏氏的领地和中山其实不搭界,中间还隔着赵氏的地盘。当时晋国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魏斯以晋国亚卿的身份征讨中山,要求赵氏让魏军通过,也在情理之中。此时赵氏宗主名叫赵籍。前面提到,赵无恤攻取代地后,将长兄伯鲁的儿子赵周封为代君,以回报伯鲁让位之情。三家分晋后,赵氏政权得到巩固,无恤不肯立自己的儿子为储君,坚持要把家业传给赵周。但是赵周福薄,竟然先无恤而去。无恤真是厚道,又立了赵周的儿子赵浣为太子。公元前424年,赵无恤去世,赵浣即位,将赵氏居城从晋阳迁到中牟(今河南省鹤壁)。公元前408年,赵浣去世,其子赵籍即位。当魏斯的使者来到中牟请求借道的时候,赵籍一开始不想答应。大臣赵利劝他:“让他们过去呗!他们要是攻而不克,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对我们赵氏有利;要是攻克了,中间也还隔着我们赵氏,肯定不能长久占领。无论如何,用兵的是他们,得利的是我们,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赵籍听从了赵利的建议,允许魏军过境。乐羊的隐忍统率魏军进攻中山的乐羊,原本是翟璜的门客,受翟璜保荐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这个安排在魏氏家臣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乐羊的儿子乐舒,一直在中山为官,而且曾在战斗中杀死翟璜的儿子翟靖。于公于私,翟璜似乎都没有理由推荐乐羊来当此重任。魏斯也很不理解,当他问到翟璜的时候,翟璜轻轻地叹了一声,说道:“吴起能够杀妻求将,乐羊难道会公私不分?”魏斯听明白了,翟璜话里还有一句潜台词:我翟璜难道会因为私人恩怨而放弃人才吗?他没有再犹豫,马上宣乐羊进宫,将讨伐中山的任务交给了乐羊。魏军分兵三路:乐羊率主力借道赵氏,直奔中山的首都灵寿(今河北省灵寿);太子魏击坐镇后方,随时准备增援乐羊;吴起则从河西发兵,协助乐羊进军。中山王被魏军的来势汹汹吓坏了,坚守灵寿不出。乐羊也不着急,指挥部队将灵寿围得水泄不通,一待就是两年。两年中,安邑城内议论纷纷,不少人给魏斯写举报信,说乐羊里通中山,根本就不想打仗,故意在那里耗费时间;还有人善意地提醒魏斯,要防备乐羊倒戈一击。魏斯总是微微一笑,不作任何答复。他的用人之道很简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把事情交给乐羊去办,就不能疑神疑鬼,见风就是雨。另外还有一点,他对翟璜的眼光有信心。李悝、吴起不都是翟璜引荐的人才吗?时间一长,中山王也急了。他派人给乐羊送去一封信,警告乐羊:“如果再不退兵,就把你儿子杀了。”乐羊若无其事地对使者说:“我这个儿子从小就不听我的话,什么事情都跟我对着干,我早就不认他了,你们想杀就杀吧!”中山王咬咬牙,果然杀了乐舒,还将他剁成肉酱,做了一锅肉汤,让人送到乐羊那里。你不是不在乎吗?那好,就让我们来看看你究竟有多铁石心肠,多不在乎!乐羊见到那锅还冒着热气的汤,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但他很快掩饰过去,拿起勺子舀了一大勺,当着使者和众将的面一口喝下去,然后将勺子重重地摔到地上,大声说:“是时候了,全军进攻!”这一天日落时分,灵寿城宣告陷落。捷报传到安邑,魏斯很有感慨地说:“乐羊为了我,吃了他儿子的肉啊!”有人在旁边冷冷地答了一句:“他连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谁的肉不能吃呢?”魏斯听了,打了一个冷战。后来乐羊班师回朝,受到盛大欢迎。酒宴之后,君臣二人单独谈心,魏斯交给乐羊一个大箱子。乐羊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这两年来人家告他的检举信。乐羊将那些信一封一封看完,朝魏斯作了一个揖,说:“这次攻克中山,不是下臣的功劳,而是主上您的功劳。”这不是拍马屁,而是肺腑之言。如果不是魏斯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支持乐羊,攻克中山是不可能的事。清人蔡元放评价吴起和乐羊,曾经这样说:“乐羊食子,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吴起杀妻,却是他自己主动去做的。”言下之意,乐羊是隐忍,吴起是残忍,两个人是有本质区别的。西门豹治邺就在吴起攻略河西、乐羊进击中山的同时,翟璜还给魏斯推荐了一个人——西门豹。关于这个人,我想不用作太多的介绍,因为大部分人对他都很熟悉。魏斯派西门豹担任邺城(今河南省安阳)令,邺城地处三河之中的河内。三河富庶,天下皆知,唯独邺城连年歉收,人民流离失所。魏斯数度替换邺令,都不见成效,他希望西门豹能够替他找到问题的所在,治理好邺城。西门豹到了邺城,发现当地百姓生活之困苦,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于是深入民间,找当地的长者聊天,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困难。长者对西门豹说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原来当地的官员每年都额外收缴百姓一笔“河伯娶媳妇”的费用,总数高达数百万钱。老百姓一年到头种个百十亩地,除去上交各种税费,本来就所剩无几,仅够勉强维持温饱,再加上河伯娶媳妇的费用,便是大大地不够了。西门豹觉得很奇怪,魏氏的法律,没有规定这样一项税赋啊!他问长者:“河伯娶媳妇是怎么回事?”长者告诉他,因为漳水经常泛滥,当地的巫婆说是河伯发怒,每年都要给河伯送去一位妙龄女子给河伯做老婆,以平息他的怒气。那个时候,地方官带着巫婆到各家各户巡视,看到谁家的女儿漂亮,说是河伯看中,扔下一点聘钱就带走。然后给她沐浴更衣,让她坐着草船顺流漂下,行不过数十里,草船浸水,连同女子沉入河底,便算是给河伯娶了媳妇。邺城的百姓,但凡女儿生得漂亮的,都举家迁出,所以这个地方越来越萧条。西门豹心里暗叫一声“荒唐”,又问道:“就算是这样,也用不了几百万钱啊!”长者说:“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真正用于河伯娶媳妇的,不过二三十万,其余的都被地方官和巫婆私下瓜分掉了嘛!”西门豹沉默了半晌,说:“下次河伯娶媳妇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到了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只见当地官员、巫婆、乡里父老都到了,围观的群众多达两三千人。那巫婆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带着十余个女弟子,在那里手舞足蹈地施法。西门豹看她们表演了一阵,突然说:“把河伯的媳妇请出来给我看看吧!”当地官员面面相觑,心想这还是第一遭,但是不敢违逆,从帷帐中领出那个哭哭啼啼的女子,送到西门豹跟前。西门豹瞟了一眼,就大骂道:“你们就给河伯送这么丑的女人?太过分了,太丢咱们邺城人的脸了!这样吧,麻烦大巫亲自走一趟,跟河伯说说,咱们再仔细找找,找个漂亮的过几天给他老人家送去。”没等巫婆回过神来,几名武卒上前将她举起,合力一抛,扔到了水里面。那巫婆本来不会游泳,又穿得繁琐,在河水里冒了几下头,就沉了下去。过了一炷香工夫,西门豹说:“咦,大巫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难道是河伯留她吃饭了?再派个人去看看。”于是又将巫婆的一名弟子扔进河中。过了一阵,西门豹说:“弟子也去了那么久,再派一个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扔了一名官吏进去。西门豹拿着玉圭(guī,上尖下方的古玉),弯着腰,恭恭敬敬地站在河边,又等了很久。当地官吏在一旁看着,都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西门豹说:“这事不好办了,河伯架子大,还得再派人去。”那些人一听,马上跪倒一片,磕着头向西门豹求饶,直磕到血流满地。西门豹冷笑一声,也不理会他们。过了良久,才说:“都起来吧,看来河伯是不想让他们回来了,你们也散了,回家去吧!”从此以后,邺城再也无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趁热打铁,组织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水灌溉冲洗农田。原来邺城附近的土地,含盐碱量过高,不利于作物生长。经过西门豹引漳水灌溉数年后,土质得到改善,成为适合稻粱生长的良田。西门豹治邺,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改良的典范。据说,当时开凿水渠的工程十分巨大,百姓们开始还挺有积极性,渐渐便产生了厌倦。西门豹的决心却没有丝毫动摇,他对手下说:“百姓总是乐于享受成就,却不愿意为此做艰苦的工作。今天邺城的父老兄弟觉得我给他们带来了辛苦,但是一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仍会记得我为他们做的事。”西门豹太谦虚了。《史记》记载,汉朝建立后,官府为了兴修驰道(古代高速公路),打算对漳水十二渠进行改建。当地的父老坚决不同意,认为是西门豹兴修的工程,“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官府顺应民意,最终没有改建,而是花更大的成本让驰道拐弯绕过邺城。那时候,距西门豹所在的年代,至少也有两百年了。三晋联军的骇人实力魏斯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有田子方、段干木为他出谋划策,有翟璜为他引荐人才,有李悝为他管理内政,有吴起、乐羊为他开拓疆土,有西门豹为他治理河渠,魏氏政权越来越强大,让天下诸侯莫不羡慕嫉妒恨。但是魏斯并不就此满足。当他还是世子的时候,跟随父亲魏驹出征,亲历了水淹晋阳,目睹了这个时代的残酷,深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魏氏的未来,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当务之急,是利用晋国这一名存实亡的感情纽带,将赵、韩两家都团结起来,共同进退。当时赵氏宗主是赵籍,韩氏宗主是韩虔(韩虎之孙)。据《韩非子》记载,赵、韩两家曾经发生冲突,都派人向魏斯请求出兵相助。魏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反而将他们请到一起,大谈两家的历史感情。晋灵公年代,赵盾大权独揽,提拔家臣韩厥为司马,韩氏由此发迹,逐渐进入众卿的行列,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实乃赵氏提携之功。晋景公年间,赵氏受到迫害,只剩下“赵氏孤儿”赵武一根独苗,韩厥挺身而出,为保全赵氏家业做了大量工作,也算是知恩图报。此后不论时局如何变化,赵、韩两家一直唇齿相依,互相依存。公元前497年的范氏、中行氏之乱,如果不是韩、魏两家出手相救,赵氏只怕难逃一劫。公元前453年水淹晋阳,还是韩、魏两家倒戈一击,挽救赵氏于危难。“赵、韩实为兄弟,如果为了一点小事而破坏两百年的情谊,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魏斯劝道,“何况现在战乱纷纷,强敌环伺,我们更应该加强团结,共同抵御外敌。赵、魏、韩三家,和则同兴,不和则同亡,请两位认真考虑。”魏斯这番话,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赵籍和韩虔大受感动。三家因此结盟,推选魏斯为盟主,而且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赵国向东,将齐、卫作为目标;魏国向西,以秦国为目标;韩国向南,把郑国当作目标。战国时期第一个军事同盟形成了,天下人将很快看到这个同盟的可怕力量。公元前405年,齐国权臣、田氏宗主田白(田恒的孙子)去世,其子田和继承家业。一直以来对田氏专权感到不满的公室子弟公孙孙在朝会上公开向田和叫板,被田氏家臣田布杀死。公孙孙的兄弟公孙会逃回自己的领地禀丘(今山东省郓城),派人向赵氏求援,表示愿意将禀丘献给赵氏。禀丘和赵氏领地并不相连,中间还隔着卫国和宋国。但是对于急于东扩的赵籍来说,禀丘是一个极好的桥头堡——一旦占领禀丘,卫国便被完全置于赵氏的控制之下,齐国也大门洞开,还能直接威慑当时天下的物流中心陶地,为赵氏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赵籍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大好机会,马上派兵越境支援公孙会。齐、赵两军在禀丘城下展开大战。齐军守土有责,士气高涨,趁着赵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打了个漂亮的阻击战,迫使赵军退回境内。赵籍急了,向魏斯发出求援信。作为同盟而言,赵籍的这一要求其实很不合理。因为齐军并没有入侵赵氏领地,也没有威胁到赵氏的安全,完全是赵氏想占人家的便宜而不得。如果这样的事都来找同盟帮忙,那么两年前韩国讨伐郑国失利,也可以找魏斯帮忙,魏斯成天满足两个同盟的贪欲都忙不过来了。然而魏斯很爽快地答应了赵籍的要求。他有他的考虑,第一,上次魏氏进攻中山,从赵氏借道,赵氏没有推托;第二,三晋利益相关,他身为盟主,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使赵、韩两家信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晋阳之战后,三晋实际上已经是三个国家,然而一直有实无名,他希望通过这次行动为三晋正名,给“三家分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以魏军为主力的三晋联军很快组成。魏将翟角被任命为联军统帅,赵、韩两家各派兵相助,浩浩荡荡开向禀丘。当时围攻禀丘的齐军统帅就是田布。面对来势汹汹的三晋联军,田布并不觉得压力大,因为他有两千乘兵车和五万名步兵作为后盾。在中原大地上,战车一直是战争的主角,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参数,因此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纵观春秋历史,诸侯之间的战争规模,基本上控制在千乘之内。春秋前期著名的城濮大战,晋国方面出动的兵力为战车七百乘。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晋国以霸主之尊,能够动员的极限也不过战车四千乘,但那也只是为了炫耀武力,没有真正投入实战。一次将两千乘战车投入战斗,这个规模肯定是空前的。田布将它

                      深的顾虑,但他一直没有剥夺高骈的军权。虽然皇帝李儇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但从官职的名称来看,郑畋只是关中地区的领兵统帅,高骈依旧是全国行营的最高统帅。为了让高骈明白自己的意图,皇帝李儇于中和元年(881年)九月特意下诏为高骈做了解释,但这封诏书尚未到达扬州,高骈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宣布拒不出兵,经过近半年多的等待,皇帝李儇终于做出了撤换人选的决定。与此同时,李儇还允许王铎自己任命将佐,王铎在数日之内就组成了新的军事指挥班子,他以周岌、王重荣为右司马,以诸葛爽和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同时为了保障江淮漕运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北上,王铎任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崔遣纲运租赋防遏使,负责徐州辖境的漕运安全。另外任命王重荣之兄、时任陕虢观察使的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应使。在进行人事安排调整的同时,王铎传檄四方,命令各地藩镇派兵进入关中增援,并得到藩镇们的积极响应。经过王铎的一番努力,到了四月间,官军对长安形成了新的包围圈。长安东面有王铎率领的禁军以及山南西道、剑南东川两镇军队共计三万人屯驻周至;长安西面有杨复光率领的忠武军、沧州、寿州等几支军队屯驻武功;朱玫率领的邠宁军、李昌言率领的凤翔军以及泾原军等三镇数万人马屯驻兴平;长安之北有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王处存率领的易定军屯驻渭北;而长安西北方向有东方魁率领的保大军和拓跋思恭率领的定难军屯驻渭桥。面对官军打造的新一轮的包围,黄巢首先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中和二年(882年)五月,黄巢派部将尚让向西北方向进军,攻打坊州的宜君寨。时值遇到严寒天气,由于尚让为士兵们准备的御寒衣物不足,导致大量士兵冻死,结果被官军击败。七月,义军虽然在涝水击败李昌言,接着又攻打武功,迫使官军稍稍后撤,但总的来说,黄巢以攻为守,想要打破官军包围圈的战术未能实现,依旧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长安作为国都,由于人口密集,本来就是一个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地区。唐朝向来是依靠漕运山东和江南的粮食来维持庞大的粮食供应。而黄巢数十万大军占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狭小之地,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而且遇到严寒天气,很快便陷入严重缺粮的困境。当时长安城中一斗米的价格高达三万钱,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也写到了“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旧唐书?僖宗纪》也记载了中和二年“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京师食尽,人食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同州和华州发生了义军将领投降官军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同州防御使朱温的降唐,而这起事件也成为黄巢败亡的导火索。起义失败朱温,宋州砀山人,年幼丧父,跟随母亲寄人篱下,生活经历十分坎坷,所以黄巢起义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义军,而且屡立战功,逐渐受到重用。邓州败退后,朱温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与渭北的王重荣隔河对峙。在此期间,朱温曾经领兵出战,取得不少胜绩,一度打败过王重荣的数千骑兵,迫使诸葛爽闭关不战。他曾经拦截王重荣从河中发来的数十艘粮草船只,当王重荣带领三万大军来夺时,朱温下令将船只全部凿沉,气得王重荣破口大骂,并领兵围攻同州。面对官军的大举围攻,朱温闭城不战,多次请求身在长安的黄巢派兵增援自己。可是,左军使孟楷由于和朱温矛盾颇深,拒不上报朱温的增援请求,最终导致长安方面没有派出援军。此时杨复光再度派人招降朱温,朱温身边的谋士谢瞳认为,朱温现在是孤军奋战,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会被官军剿灭,不如趁势投降官军。谢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跟随朱温左右,深得朱温的信任,对于谢瞳的建议,朱温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眼看身在长安的黄巢被官军紧密包围,所以他决定投降官军。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七日,朱温斩杀黄巢的监军严实、大将马恭、举同州之兵投降了王重荣。当时诸军统帅王铎闻讯大喜,一方面派遣谢瞳奉表前往蜀中向皇帝李儇报捷;另一方面依据皇帝李儇授予自己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加封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皇帝李儇正式加封朱温为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不过,朱全忠降唐虽然极大瓦解了黄巢的势力,但由于其官职的加封,当时或许谁也想不到,朱全忠后来会成为大唐帝国的掘墓人。朱全忠降唐事件在黄巢义军内部引起极大的辐射效应,黄巢委派的华州刺史李祥与朱全忠日常交往密切,受朱全忠降唐的影响,也企图背叛黄巢。但被黄巢事先发觉,结果骗至长安秘密处死,改派其弟黄邺为华州刺史。不过,李祥的亲信将领依旧在华州,所以华州地区的倾向性依旧不明朗。与此同时,平卢军留后王敬武也举兵背叛黄巢,王敬武本来是平卢镇一员普通的军将,在举兵反叛黄巢的前一个月,他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安儒师,接受了黄巢委任的官职。可是当王铎传檄四方,藩镇们纷纷增兵关中地区包围黄巢后,王敬武认为黄巢的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经王铎派遣的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的劝说,他也举兵反叛黄巢,派兵跟随张浚进入关中,包围黄巢。不过,虽然不少藩镇响应王铎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向关中增兵,但是黄巢此时依旧有二十万大军集结在长安附近,这让王铎感觉到,镇压黄巢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王重荣也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因此为了增强军力,行营都监杨复光提出援引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骑兵进入关中参战。前边我们说过,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懿宗李漼在位末年时背叛了朝廷,到了皇帝李儇即位后,对朝廷的态度依旧是反复无常,并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到了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氏父子被唐将李琢和吐谷浑都督赫连铎联手打败,被迫带着宗族逃往阴山下的鞑靼部族。事实上,当李氏父子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后,依据当年懿宗皇帝请他们出兵帮助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他们已经预见到,朝廷可能会再次求助于自己,所以积极训练自己的骑兵队伍,准备随时听候朝廷的召唤。当时赫连铎暗中联系鞑靼部族统帅,他认为李氏父子不是甘心寄人篱下的人,现在训练骑兵,是为了最终兼并鞑靼部族,并建议找到合适的时机依据除掉李氏父子以绝后患。当时以李氏父子的实力,还无法做到兼并鞑靼部族,所以李克用在得知鞑靼部族有意清除其父子时,一方面在与鞑靼将领们外出打猎时,故意显示自己精湛的武艺,以此来威慑鞑靼人,使其不敢轻易下手;另一方面故意宣称李氏父子不会在鞑靼部族驻留过长时间,只要朝廷征召,会立即回到中原,协助朝廷围剿黄巢。鞑靼部部族统帅通过观察,见李氏父子没有久留之意,也就打消了清除他们的念头。与此同时李克用也不断向朝廷上表请降,希望能够协助朝廷平定黄巢。于是,在杨复光的积极建议和李氏父子的积极努力下,中和二年(882年)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李氏父子带领骑兵返回中原,协助朝廷平叛。十一月十二日,李克用和代北监军陈景思带领沙陀骑兵三万人挥师南下,十二月,李克用领兵抵达河中府。当时沙陀骑兵全都身穿黑衣,被称为鹀军。由于沙陀骑兵英勇善战,特别是有过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这对于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心理颇有影响,进而产生畏敌情绪。黄巢看到这种情况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大量的财物前往河中府与李克用讲和。可是,李可用接受财物后却翻脸,烧毁黄巢的诏书,将使者驱逐,下决心剿灭义军,并亲自引兵至夏阳(今陕西韩城)渡河,屯驻同州,成为包围长安的官军先锋人马。与此同时,身在华州的李祥亲信将领发动兵变,他们赶走黄邺,共举王遇为统帅。稍后王遇即举华州之军投降王重荣,作为长安重要屏障的同、华二州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先后重新回到官军手中。随着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加入官军,从中和二年下半年起,官军和义军的实力发生变化,官军的兵力明显增多。特别是李克用沙陀骑兵的到来,官军取胜的信心有所增强,而黄巢则陷入粮草匮乏和军心不稳的困境之中。进入中和三年(883年)以后,战局继续向着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田令孜看到黄巢已经呈现衰败趋势,便着手为宦官集团抢夺胜利果实。正月二日,王铎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这样使得宦官的兵权进一步增强。但即使这样,田令孜依旧不满足,正月八日,他为了进一步笼络杨复光、陈景思等宦官,又以“讨黄巢无功”为理由,奏请皇帝李儇罢免王铎的诸道行营都统之职和崔安潜的副都统之职,以宦官西门思恭为右神策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而皇帝李儇则任命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统管全部禁军。对于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宦官集团主要依靠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正月十日,李克用的部将李存贞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与朝邑交界)击败黄巢的弟弟黄揆。二月,进军沙苑西南的韩沆,与河中、易定、忠武等军会合,黄巢得到消息后派部将尚让、赵璋、王璠、林言以及弟弟黄邺、黄揆等人率领十五万大军屯守于华州城西三十里处的梁田陂,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二月十六日,双方展开大战,由于黄巢大军缺乏统一指挥最终战败,史书记载“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不过,梁天陂之战后,王璠和黄邺转而就近攻打华州,并成功驱逐王遇,重新占据城池据守。李克用得到消息后,立即领兵将华州团团包围。三月六日,尚让领兵援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闻讯在距离长安大约九十里的零口(今陕西临潼)加以阻截,将尚让打得大败而归。李克用趁势进军至长安东北的要冲之地东渭桥,并每天夜间派部将潜入长安,四处焚烧粮草制造混乱,搞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三月二十七日,在官军的进攻之下,华州守将黄邺弃城逃跑,官军二次夺回华州。纵观整个战场局势,梁天陂之战和零口之战,可以说是黄巢义军试图扭转不利战局的两次努力,是直接关系到长安大齐政权存亡的两次重大战役,而两战连续失利,标志着黄巢义军已经无力遏制官军的进攻,尤其是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身在皇城中的黄巢眼见以沙陀军为首的官军来势凶猛,加上长安城中粮草匮乏,便产生了退出长安的想法,因此发兵三万扼守蓝田(今陕西蓝田)通往武关的道路。四月八日,李克用、王重荣联合从渭桥发动对长安的进攻,义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一日三战皆败。两天后,杨复光命令部将杨守宗带领人马跟随李克用从光泰门攻进长安,在这期间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作战神勇,《资治通鉴》评价认为: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就在李克用攻进长安外城的当天晚上,黄巢带领十五万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仓促撤离长安,从兰田进入商山向东退去。官军入城后,随即开始大肆劫掠,由于没有统一的调度,对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资治通鉴》评价“官军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从某种角度而言,官军重新夺回长安后,在几天之内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占据长安两年多的黄巢义军。《旧唐书?黄巢传》将这次以藩镇为主力部队的官军对长安的劫掠,与当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以及代宗李豫时期吐蕃侵入长安所造成的破坏做了比较。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庐舍。朱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黄)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唯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官军的贪婪,黄巢义军在撤退之时,沿途故意丢下大批财物,官军一路拾取,没有追击黄巢义军,致使黄巢义军得以全身而退。黄巢虽然撤出了长安,但由于保留了完整的军队,所以此后在河南地区与官军继续展开拉锯之战。中和三年(883年)五月,黄巢派左军中尉孟楷带领一万人马为先锋军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孟楷随即从蔡州移师攻打陈州(今河南睢阳)。当时担任陈州刺史的,是自曾祖父以来曾担任过忠武军牙将的赵犨,而忠武军也是自王仙芝、黄巢起兵后一直参与镇压的一支官军主要力量。早在黄巢刚刚占领后,赵犨就预感黄巢如果有一天撤出长安,必定向东进兵,而陈州是其首当其冲的必进之地。所以他一直修筑城池,囤积粮草,积极进行备战,他将陈州城外六十里内有钱粮的居民统统强制迁入城内,目的是为了增加城中的粮食储备,而且如果黄巢前来进攻,让其无法在当地募粮。当孟楷领兵走到项城(今河南项城)时,赵犨趁其不备,突然发动猛攻,结果孟楷兵败身死。黄巢闻讯大怒,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可是由于赵犨事先做了充分的守城准备,义军一时间难以攻克。黄巢一心要为孟楷报仇,竟在陈州城外建起一座“八仙营”,而且布列百官曹署,做长期攻打陈州的准备。黄巢包围陈州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小数百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始终拿不下陈州。在我看来,黄巢当时颇有些感情用事,因为失去长安的根据地,黄巢有意继续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围攻陈州将近一年,实际上是自捆手脚,更加不利于已经处于战略劣势的黄巢。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围困陈州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正是从此战开始,黄巢逐渐走向败亡。赵犨在陈州一边拖住黄巢大军,一边派人向邻道求援,当时武宁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全都领兵前来救援。十二月间,朱全忠在鹿邑(今河南鹿邑)小胜义军,并趁势进驻亳州,但是他们看到黄巢兵势依然强盛,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他们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攻占长安后,在局势稳定后便领兵返回雁门,不久便被皇帝李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中和三年(883年)二月,李克用在接到陈州方面的求援后,亲率五万大军渡过黄河,与朱全忠、周岌、时溥等人会师。四月二十九日,几路大军连续对黄巢发动进攻,先在陈州附近的太康击败尚让,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击败黄邺,义军损失万余人和大批粮草,黄巢被迫从陈州撤围,退军至陈州城北的故阳里。当时朱全忠的治所汴州就在陈州的西北处,他担心义军乘虚进攻自己的辖地,于是急忙领兵退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就在朱全忠退军的没几天,五月三日,黄巢因为陈州当地大雨滂沱,军营被雨水淹没,无法继续屯驻,加上李克用的沙陀骑兵不断进逼,便亲自领兵进攻汴州,并派尚让领兵攻打大梁,朱全忠早已经料到黄巢会有这一手,所以在积极抵抗的同时,继续向李可用求援。五月六日,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领兵从陈州西北处的许州出发,于两天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上黄巢,并乘义军渡河之际发动进攻。黄巢被击败后带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这次李克用吸取了官军攻占长安后没有立即追击黄巢的经验教训,领兵对黄巢紧追不舍。从五月六日开始一直到五月十日为止,连续四天的时间,李克用分别在封丘(今河南封丘)、冤句、汴州打败黄巢,义军一败再败,而且很多将领看到大势已去,纷纷投向了官军。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例如李党、周霍存、葛人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则投降了朱全忠。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黄巢虽然依旧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由于大批将领降唐,使得黄巢手下无人可用,只得亲自领兵作战。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五日,在和官军交战数十次之后,黄巢进入莱芜境内。让他想不到的是,李克用和时溥在这里已经布下天

                      煞费苦心、不惜血本去经营齐国的民心,也收获了国人的拥护,但是他派刺客公然刺杀公子舍,暴露了阴谋家的本来面目,使得本来拥戴他的人转而对他产生了不信任。其次是外交上得不到承认。《春秋》记载,“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公子商人杀公子舍,是以臣弑君的大逆不道行为。公子商人即位后,公子元对这位新任国君保持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与人谈话间,从来不称之为“公”,而是称之为“夫己氏”。这在当时是相当冷淡的称呼,大致等同于后世所称的“某甲”,或者现代人所说的“那人”。如果说公子元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齐国公族的态度,那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公子商人在齐国公族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护。一个不祥的预兆也恰在此时出现。据《左传》记载,公子商人派人刺杀公子舍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一颗彗星拖着长长尾巴扫过北斗七星。据后世科学家考证,这颗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彗星的到访引起了天下的轰动。作为那个年代星相学的权威,周王室内史叔服夜观天象,预测道:“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国君将先后死于内乱。”被叔服的乌鸦嘴说到,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当然,当时没有网络、电话、电报,甚至没有一份报纸,远在山东的齐懿公很有可能并没听到叔服的这一预测。因此,对于哈雷彗星的来访,他也仅仅是看了一番热闹,没有放在心上。真正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处理公子舍的母亲,也就是那位不招人喜欢的前第一夫人子叔姬。子叔姬原本是鲁国公主,也就是鲁文公的姐妹。公子舍被杀之后,子叔姬悲伤过度,而且遭到软禁,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鲁文公出于亲情,很想将子叔姬接回鲁国来居住,安度余生。鲁文公的想法一点也不过分,在当时却是“非礼”的事情。毕竟,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娘家人无权决定其归属。鲁文公如果直接通过外交途径向齐懿公要人,结果肯定是碰一鼻子灰。鲁文公想出了一个“曲线救人”的办法,他派公子遂前往王城雒邑,请求周天子从中斡旋,要齐国人放子叔姬回鲁国。“既然已经杀了她的儿子,还留着这位伤心的母亲做什么呢?”公子遂对周天子说。此时的周天子,是当年才新上任的周匡王。周匡王是周顷王的儿子,他上台没几天,王室的两位大臣——周公阅和王孙苏就为了争夺王室政治的主导权爆发冲突。这一事件在诸侯中影响很坏,鲁国甚至以此为由,没有派人参加周顷王的丧礼。周公阅长期以来担任大宰,在王室的地位本来极其稳固。周顷王刚死,王孙苏就跳出来与周公阅争权,当时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受到了新天子周匡王的暗中支持。但是没想到事情闹得太大,周公阅和王孙苏互不相让,以至于周匡王也没办法收拾,最后只好把官司打到晋国这个过气的霸主那里,请晋国人来做评判。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匡王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突然又背弃了王孙苏,转而支持周公阅,而且派卿士尹氏和大夫聃伯前往晋国,为周公阅说理。对于这桩送上门的王室官司,晋国的权臣赵盾采取和稀泥的手段,平息了双方的怨气,重新明确了周公阅在王室的执政地位。就是这样一位连自己的家务事都处理不好的周匡王,在收到鲁国人的报告之后,居然兴致勃勃地参与了齐鲁两国之间的纠纷,于同年冬天派大夫单伯出访齐国,为鲁文公说项,要求齐国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单伯的到访,使得齐懿公极为不爽。在他看来,子叔姬的事纯属齐国内政,非但鲁国无权过问,就算是周天子也不该插手。脑门子一热,他竟然命人将单伯扣押起来,同时顺手将子叔姬也囚禁起来。齐懿公囚禁子叔姬,是没把鲁国放在眼里;扣留单伯,是没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这都不是问题,因为鲁国人历来好欺负,周天子也不过是泥菩萨一尊,能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就不错了。但是,齐懿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鲁国此时正和晋国打得火热,鲁文公既然能够在晋灵公面前为卫国、郑国说情,自然也能为自己说上一两句话。公元前612年春天,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出使晋国,请求晋国做主,为王室和鲁国讨回一个公道,要求齐国尽快释放单伯和子叔姬。到了夏天,齐国迫于晋国的压力,终于释放了单伯,但是仍然囚禁着子叔姬。阴魂不散的子叔姬已经成为齐懿公的一块心病,而鲁国人不厌其烦地要求子叔姬回国,更使得他心神不宁,坐立不安。这一年秋天,齐懿公终于按捺不住,派兵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企图通过军事压力来打消鲁国人的念头。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再一次到晋国告急。此时的晋国,刚刚以郤缺为统帅,带领上下二军讨伐蔡国,为的就是教训教训蔡国竟然有胆子不参加去年的新城会盟。蔡国人几乎没有抵抗,就走到了谈判桌前,与郤缺签订了城下之盟,宣告脱离楚国的控制,投入晋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12年十一月,晋、宋、卫、蔡、陈、郑、许、曹等国诸侯在扈地会盟,重温新城会盟的精神,商议共同讨伐齐国的大事。不过,这次会盟和新城会盟一样,也是雷声大,雨点小。齐懿公听到消息,连夜派人赶到扈地,给晋灵公或者说就是给赵盾送了一份厚礼,要求晋国网开一面,放齐国一马。赵盾收了贿赂,讨伐齐国的事也就不提了,原本杀气腾腾的兵车之会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衣裳之会①。鲁文公对此十分不满,干脆连会盟都不来参加,以示抗议。事到如今,齐懿公也不好再囚禁子叔姬了,于是派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左传》对此特别加以解释,说齐国人这样做,是因为周天子的影响使然。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解释。客观地说,晋国人主导的扈地会盟虽然虎头蛇尾,而且存在收受贿赂的猫腻,在客观上却无疑导致了齐懿公释放子叔姬。因为感情上闹别扭,《左传》故意贬低扈地会盟的作用,硬要将子叔姬的回国归功于周天子,再一次体现了鲁国人面对齐国人的弱势心理。说句题外话,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弱势心理,往往导致其丧失客观的判断力,在一些严肃的历史事实上产生扭曲的见解,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现代也是屡见不鲜的。扈地会盟虽然迫使齐懿公释放了子叔姬,但同时也给了他一个信号:所谓的天下霸主,原来也受不住金钱炮弹的进攻。扈地会盟过后不到一个月,摸透了晋国人秉性的齐懿公再一次铤而走险,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齐国还公然破坏国际秩序,同时进攻了扈地会盟的成员国曹国,一直打到人家的都城门下。齐国进攻曹国的理由很简单:这一年夏天,曹文公到鲁国朝觐了鲁文公。事实上,曹文公朝觐鲁文公,乃是秉承古代的传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原本无可厚非,也不关齐国什么事。季孙行父对齐国的暴行评论说:“齐侯不得好死啊,自己无礼也就罢了,还要讨伐有礼之人,口口声声‘你为什么要行礼’。礼,是顺应天意而设的,礼就是天之道。自己违逆天理,还不让人顺应天意,实在是罪无可赦。”话虽如此,好汉不吃眼前亏,公元前611年,季孙行父和公子遂先后来到齐国,与齐国人进行了谈判,委曲求全,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再一次的弑君热潮】重复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话题,当国君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人盯梢,稍有不慎,近则被卿大夫训斥,耳根不净;远则被载入史书,贻笑千年;轻则失政,重则亡国,总之是一点也不好玩。更要命的是,国君身边从来不缺乏君位的觊觎者。虽然在任何一个年代,杀国君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并且被特别用一个“弑”字标注出来,但是纵观春秋数百年,弑君的记录却比比皆是,后人甚至有“春秋之中,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统计数据,弑君似乎是春秋年间的一项时尚运动,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弑君事件,倒是让人有点不习惯。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当国君,随时都有被弑的危险,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公元前613年哈雷彗星造访地球,在《春秋》上留下了确凿的记录。对此,当时的星相学权威、周王室的内史叔服预测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将先后死于内乱。”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服不是半仙,而是全仙。第一个被叔服说中的是宋国的君主宋昭公。自公元前620年上台以来,宋昭公过得一直不怎么平安。首先是即位当年,他想驱逐群公子,结果被“穆、襄之族”群起而攻之,造成公孙固、公孙郑死亡,最后以“六卿和公室”而告终;其次是公元前619年,他的祖母宋襄公夫人发动华氏、乐氏、皇氏等几家贵族作乱,杀死了宋昭公的主要支持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公子卬;接着到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又陈兵宋国边境,以武力胁迫宋昭公臣服于楚国,在宋国的孟诸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活动中宋昭公因为未遵从号令而被楚国人责罚,颜面无存;公元前613年,宋国萧地守将高哀看不惯宋昭公的所作所为,叛逃到鲁国。总之,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他本人也喜欢瞎折腾,不是想驱逐群公子,就是对祖母无礼,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故事频发,国不泰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身边的人难免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宋昭公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鲍。公子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我们前面说过的公子商人(也就是齐懿公)有得一比。应该说,在收买人心这方面,他比公子商人更高明。公子商人收买的对象主要是齐国的“国人”,而公子鲍的收买对象和收买手段更是全方位、多层次。第一,他“礼于国人”。宋国闹饥荒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将粮食低价卖给首都的居民。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者,他更是免费赠送粮食,而且不时奉上一些山珍海味,深得老头子们喜爱。第二,他“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也就是说,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天天跑到六卿的府上嘘寒问暖,很会来事,是领导们的贴心人。第三,他尊重人才,“国之材人无不事也”。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不论贵贱,他都愿意结交。第四,他善于利用亲情资源,“自桓以下无不恤也”。自曾祖父宋桓公以下的公族人士,都得到了他的照顾。第五,他得到祖母宋襄公夫人的支持。前面说过,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在宋国有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振臂一呼,就可以发动公族作乱。但是,宋襄公夫人为什么要支持公子鲍呢?答案也许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他长得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子鲍美而艳。”早在公元前711年的记载中,《左传》的作者曾经将“美而艳”三个字赋予宋国当时的绝色美人、孔父嘉的妻子孔夫人。事隔一个世纪,公子鲍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人。用“美而艳”来形容一个男人的美,后人不难推测,公子鲍绝非粗犷型的帅哥,而是更趋于女性化的俊男,长得大概和陈坤比较类似吧。孔夫人美而艳,是酥到骨头里的美,可以令华父督色授魂与;公子鲍美而艳,同样具有销魂蚀骨的效果,使得身为祖母(当然不是亲祖母)的宋襄公夫人也把持不住,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要与他私通。史料记载,周襄王在位三十四年而崩,此时距周襄王的死又有八年,距宋襄公之死则有二十六年。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以此推算,此时年龄当在六十左右。古代女子十三四岁便婚配,十五六岁即生子,如果过了三十岁,便可称作半老徐娘。宋襄公夫人以六十岁的高龄,仍然春心荡漾,搔首弄姿,当属罕见。还好,公子鲍虽然急于得到这位祖母的支持,但是总算保留了做人的底线,没有硬着头皮和她上床,而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她的追求。后人无从揣测公子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宋襄公夫人虽然求爱被拒,却仍然对公子鲍一往情深,或者说,越发希望得到公子鲍的爱了。她把对公子鲍的支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仅为他摇旗呐喊,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为公子鲍提供政治资金,让他以更慷慨的手段来收买人心。如果将公子鲍与宋昭公之间的政治博弈看作一场牌局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王牌都被公子鲍抓在手里,宋昭公只有举手投降的份。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能够左右宋国政局的“六卿”,他们分别是:右师华元,也就是华父督的曾孙。左师公孙友。司马华耦,与华元是兄弟。据记载,公元前612年,华耦代表宋国出访鲁国,鲁文公以对待卿的礼节来接待他,他推辞说:“我的祖上华父督得罪了先君宋殇公,被记载于各国的史书,我作为他的后人,哪里敢屈辱君侯您赐宴呢?”强烈要求以大夫的礼节相对待。鲁国人认为他应对得体。司徒鳞鱹。司城荡意诸,公元前619年的内乱中,作为宋昭公的支持者,荡意诸被迫逃到鲁国避难。公元前616年,经鲁国大臣公子遂从中斡旋得以回国。司寇公子朝。六卿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司城荡意诸。荡意诸的祖父叫公子荡,父亲叫公孙寿,都是公族人士。按照“赐族”的原则,到了意诸这代,被国君赐以“荡”姓,所以叫做荡意诸。荡意诸家世代担任司城的职务。公子荡于公元前619年前后去世,本来应该由公孙寿来接任司城,可是公孙寿转而让自己的儿子荡意诸接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公孙寿解释说:“当今国君无道,司城又是接近国君的大官,恐怕祸及自身。但是,如果弃官不做吧,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又没有着落,也不是个办法。儿子,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也应该挺身而出。就算他因此而死,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至于灭族。”公孙寿这么做,很难说是无耻还是独到的大智慧。但是他的儿子荡意诸却是一个颇为忠义的人,而且忠义得近似于迂腐。公元前611年十一月,宋襄公夫人计划趁宋昭公到孟诸打猎的机会,派人杀死他。当时的形势对宋昭公很不利。宋襄公夫人和公子鲍的阴谋已经成了阳谋,连宋昭公本人都知道了。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一贯不怎么灵光的宋昭公倒是表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从容。他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孟诸湖狩猎,而且将能带上的金银珠宝全部带上。荡意诸试探性地问他:“何不逃亡国外,要求诸侯接纳,尚可保住性命?”宋昭公回答道:“我身为国君,却不能让卿大夫们满意,也不能让祖母和国人满意,就算逃出去,诸侯谁肯接纳我?再说,既然当上了国君,却跑到国外对别人俯首称臣,不如安然受死。”在路上将金银珠宝分给身边的侍从,要他们各自逃难。唯独荡意诸坚决不肯离去。宋襄公夫人素知荡意诸忠义,于是特意派了一位使者到孟诸湖传话,要荡意诸速速离开,以免玉石俱焚。荡意诸谢过使者的好意,迎着山间的寒风说:“身为臣子,在君主有难的时候就逃跑,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新君又将会怎么看待这种人呢?”说完将使者打发回去了。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六卿之中,只有荡意诸死心塌地随着宋昭公,其余五人纵使没有成为公子鲍的同党,也唯恐祸及自身,都躲在家里作壁上观。宋襄公夫人派帅甸带人截杀宋昭公,荡意诸以死表达了自己的忠义。所谓帅甸,是春秋时期的官名,统帅步兵约三百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营长吧。宋昭公治国无方,众叛亲离,所以宋襄公夫人只派区区一个营长就将他解决了。《春秋》记载:“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就是宋昭公的名字。《左传》解释说,因为宋昭公无道,所以直书其名,以示批评。公子鲍如愿以偿地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公。他任命同胞弟弟公子须担任了司城一职。后来司马华耦去世,他又任命荡虺(huì)接任了司马一职。荡虺就是荡意诸的弟弟。宋文公这样做,除了安抚人心,还是怀着对荡意诸的些许敬意罢。宋国的政权更迭得到了上至宋襄公夫人

                      点经济上的独立,不要太依赖丈夫。另外,她还告诉我前晚做的一场梦。“我梦到我在医院,”她说,“陷入昏迷。我的双腿刚被截肢,就快死了。我全身上下插满维持我的生命的设备,医生说我大概撑不过去,活不了多久了。这时你来看我。你请大家离开病房,然后开始跟我说话,告诉我活下去的理由。我听见你的声音,但我无法开口,无法移动。我知道我并非真的昏迷,我只是把开关关掉,不想活了。你拉起我的手,告诉我如果听见你就紧握你的手。我照做了。”“你握了我的手吗?”我问。“嗯,我握了,”她回答。卡伦倒向椅背,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这个梦让你想起什么?”我问。“11岁的时候,”她开始描述,“我得了肺炎,医生说我大概没希望了,但我一直觉得我会撑过去。我大概昏迷了两三个礼拜。”她越说越小声。我无法确定卡伦11岁时是否真的昏迷两三个星期,也许只是一段人格分离期;但此时此刻,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她记得的版本。“还有呢?”我问。卡伦想了几秒,继续说下去,“最近我常常觉得腿很痛,刚好是我梦到被截肢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痛,但我觉得我的脚应该没问题。”“你昏迷了,但你却感觉到病房里还有别人?”我问。“对,”她说,“虽然我没有意识,但我可以听见声音。”“在我听来,你的昏迷有点像遗失时间的症状,”我提出我的看法。“是啊,”她说,“我听得见,但我好像不在那里。”“所以,我把目睹你绝望、濒死的人们请出去之后,叫你要活下去;尽管你还在‘昏迷’中,你却能听见我的声音,紧握我的手?”“嗯。”我想用“她紧握我的手”这个意念为本次治疗划下句点,因为这是最能强烈象征她和我的连结,象征我要她活下去的景象。在这个节骨眼上,治疗卡伦的工作犹如走钢索般危险而脆弱,我想尽我所能,将我们之间的所有正面情绪一点一滴集合起来,织成更坚固的保护网,以免轻易遭人撕裂——这张网不仅要抵抗那些破坏她人生的人,还得对抗隐藏在卡伦自己体内的残暴力量。第一部苟且偷生第8章童年梦魇“我想我大概做不到,贝尔医生,”卡伦边说边陷入座椅,动也不动,感觉相当泄气。“说说看嘛,”我说。卡伦总是对自己没信心。于是她挣扎,我等待。这是我的标准反应。“……我不是好人,”她终于吐出几个字。我没接腔,看她是否会继续说下去。“为什么这样说?”最后我还是问了。从开始到现在,我持续在每次治疗时尽可能搜寻任何可能导致她说出“我想死”这句话的想法、信念或记忆,好让我们跨过这道障碍,展开另一阶段的工作。卡伦摇头,倒是开了口。“不好的事太多了,”她停下来,“我觉得好丢脸。”“什么事让你丢脸?”我催促她。“我应该受到处罚。”“为什么?”我再次催促。卡伦看起来更痛苦了。“因为我偷窃,”她说。我很意外。因为卡伦非常害怕得不到认同,她不曾有过不诚实的举动。“偷窃?”我问。卡伦点头。点头还不足以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不说话,选择等待。“我爸逼我们偷窃。”我微微点头,暗示我已经准备好听她说——说她必须告诉我而我却不太想主动分享的故事。舞台是她的,一切由她决定。“我爸常常顺手牵羊。他偷的都是些小东西,皮夹大小的,”她顿了顿,“他总说这是‘顺手牵羊’。”她再度停下来。看得出来,一股恶心感涌上卡伦的喉头,她用力吞回去。“有时他偷糖果、口香糖或食物什么的,”她继续说,“他说,假如我们只偷10元以下的东西,就算被抓到,警察也不会逮捕我们。”她眉头深锁,“他也偷女用内裤和胸罩。”她看看我,但我不响应,让她与自我挣扎。她又继续说,“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和家人一起出门吃比萨饼。那时我儿子差不多10个月大,我爸说要帮我抱小孩,于是把孩子接过去,将他原本提在手上的尿布袋交给我。要回车上的时候,我说要把袋子里的东西拿一点出来,减轻重量,爸开始大笑。我爸把偷来的东西都放在尿布袋里了:一瓶酒、两个酒杯、四套银制餐具。他说他留小费的时候顺便付钱了。我爸总是利用出外用餐时偷东西,盐罐、胡椒罐、玻璃杯、餐具——我们家有一抽屉这些玩意儿——好像他只要进餐厅就无法空着手出来似的。他常常利用我们——我和我弟弟,不是把偷来的东西放进我们的口袋,就是指使我们去偷东西。我不想偷,可是万一我不偷,我怕他会打我,所以我只好照办。”卡伦没再说话。“偷窃在她家是家常便饭”令她极度羞愧。“你觉得自己像父亲一样,是个罪犯?”我措辞强烈,因为这似乎是卡伦真正的感觉。她点头,嘟起嘴唇,泪水缓缓从眼角流下。“你被强迫参与父亲的偷窃行为,让你觉得自己也是个小偷?”卡伦再次点头。“可是,假如你不照做,他就会打你?”我故意这样问。卡伦又点头,动作大了些,泪水汩汩奔流在脸颊上。“你该怎么办?”卡伦必须学习从成人的角度来处理这种状况。她耸耸肩,越哭越凶;我让她继续哭个几分钟,但我可以看见她努力想卸下这段沉重的记忆。“你的问题在于你很难跟父亲站在相同的角度看事情。这也是你想死的原因之一。”卡伦并未点头,但她哭得更伤心了。※※※※1993年3月,卡伦告诉我,她妈妈这阵子经常打电话来向她要钱。上礼拜她给了她一点,希望她就此罢手,但她妈妈看准了卡伦个性懦弱,反倒变本加厉起来。卡伦拨进她的语音信箱,然后把手机递给我听。每一则留言都比前一则更尖锐、更急切。卡伦,回电话给你妈。我有话要跟你说。打电话给我!我要跟你要东西!我为你做了那么多,这是你欠我的!快打给我!他妈的别这么没礼貌!你这婊子!我是你妈!快回我电话!搞什么鬼啊!你至少该回我个电话吧!这辈子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啊!打电话给我!否则我当你是死了!你这一无是处的死胖子!别再奢望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如果你帮不了我,干脆去吃屎吧!我要打电话给你心爱的贝尔医生,告诉他你是个一无是处的烂污货。我真希望你生下来就死了!见鬼去吧!我看看卡伦,她回望我,脸上挂着我现已十分熟悉的羞辱。见鬼去吧!——我的天啊!“以前我都会给她钱,希望她会喜欢我,”卡伦说,“可是,她反倒开口向我要更多。她每次都说会还我,可是从来没还过。每个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都伸手向我要钱。我没钱给他们,可是又没办法拒绝。”“你拒绝过你母亲吗?”我问。“有,所以她才会生气。”“你给她钱,”我继续问,“她就不再向你要了吗?”接受现实的时间到了。“才怪,”卡伦马上回答,“顶多停个几天而已。”“给她钱,”我继续逼她,“她就会喜欢你吗?”这次卡伦想了一下。“或许吧……”她说,但她明白这不是真的。承认现实很痛苦。“不会,”她说。我等了一下才开口。“如果你给她钱,但她却没有多喜欢你一点,你心里有什么感觉?”我问。“我会伤害自己,”她轻轻地说。“所以你该怎么做?”她望着我,没什么把握。“我无能为力。”“这就是你一直以来的想法,”我说,“你可以说‘不’呀。”“她不会放弃的,”卡伦认命地说。“她必须放弃。”“她不会的。”“现在你是成年人了,”我说。我无法说服卡伦,因为这种情况已持续太久、太久了。现在我必须放手。你可以让病人面对现实,但你无法逼他们相信。卡伦必须自己想通这一点。※※※※卡伦开始拖欠治疗费。如果我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对她造成何种影响:她母亲和我都向她要钱。这是我的困境。假如我一开始即经常提醒她按时缴钱,我在她眼里可能跟她母亲一样,不断向她讨钱。假如我不说,欠款越积越多,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非提不可了。可是到那个时候,我要求的金额一定大于她能负担的数目,这一点也跟她母亲一样。当然,这种状况不是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更有技巧性的“心理分析式”的解决办法,但这偏偏不是我的强项。因此,在当个啰唆鬼与放任使其失控之间的某一天,在卡伦抱怨她母亲常常向她要钱之后又过了好几次治疗,我终于提起这件事。“你的费用好像有几次没缴……”我把这3个月的账单交给她,顺便提起。卡伦脸色一阵苍白,顿时哭了起来。“我把钱给我妈了。我一直都在帮朋友付钱,”她说,“我妈老是说我欠她,现在我也开始欠你了……”“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拖欠造成的结果,”我试着保持语气平稳,尽可能不泄露我的不满——她怎么可以把该付我的钱拿给别人?“这可能会让你觉得我跟你母亲没什么两样。”卡伦想了一会儿,我继续说道,“但这也会让我觉得——因为你母亲拿了你的钱,等于你母亲拿了我的钱。我们都不喜欢这种状况,但我们俩都无能为力。”卡伦看着我,几乎露出微笑;与其让她以为“我比她母亲好不到哪儿去”,倒不如让她感觉“我们俩在同一艘船上”。但她再次陷入哀伤。“对你来说,这只是工作,”她说,“如此而已。”当然,她的意思是我根本不关心她,我只要钱。“这不只是工作,”我说,“而是非常特别的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愿意相信我。她思索了几分钟,仍不怎么买账。于是我们只好继续与金钱周旋搏斗。※※※※有件事很重要:卡伦开始懂得保护自己。即使她并未彻底远离对方,她已知道要避开虐待她的人。有时她觉得自己像个处于挨打状态的拳击手,场上也没有裁判,无法阻止比赛,但她仍寻找任何能保护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小方法。为了应付她母亲,卡伦开始过滤电话;若她母亲的留言颇为恶毒,她会在听完前直接删除。她开始学会找借口:比方说,若母亲要求她开车送她去某个地方,她会说她得去孩子的学校一趟。至于她丈夫,她会在丈夫下班回家开始喝酒直至醉倒这段时间,安排带孩子们外出活动。卡伦在这方面仍是新手,因此她的计划并非每次都成功。面对施暴者时,她经常无法跳脱“屈服或死亡”的孩子心态。假如施暴者的虐待越来越难以忍受,但她又无法继续屈从,她会渴望结束自己的生命。卡伦几乎不知道该怎么用成年人的方式——例如坚持立场、划定界线或置之不理——应付向她施暴的父母或丈夫;对卡伦而言,这些选项并非真实存在,她认为这些成年人的处理方式已完全超出她的能力范围。然而,尽管卡伦承受如此残忍的暴力,她仍逐渐坚强。等她越来越信任我,必定也会对我吐露更多心事。※※※※1993年9月,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全身都在发抖。入秋的第一道寒流笼罩在她身上。“我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不太愿意聊这件事。“你可以再多解释一下吗?”我问。“昨晚我进了诊所,至少我认为我去过。我不记得做了哪些检查,但我找到一些药——阴道栓剂之类的。我试着按包装上的说明操作,双手却开始颤抖;我觉得惊恐又恶心。我把一枚栓剂放进身体里,然后又立刻扔掉它。我不知道我为何有这种举动。”“这让你想起什么了吗?”我问。“它让我觉得我被父母亲伤害了……我想告诉你,但我说不出口。”她陷入沉默,躲进了自己的内心深处。“你认为你能对着录音机说,把它录下来吗?”我想找个方法,让卡伦把必须告诉我的话说出来。我们实在没多少时间在办公室空等了。“我想应该可以。”※※※※隔周,卡伦带了一盒微型卡式录音带给我。我带回家,在晚餐后拿上楼听。录音带中,叙述得支离破碎,所述内容如下:卡伦的父亲马丁——某机械加工车间的工头——走到哈里工作的压模机旁,“他妈的谁叫你弄这个?”马丁大吼,声音压过机器噪音,“这玩意儿他妈的下礼拜才要用!妈的,哈里,你搞得让我很后悔雇用你!”“对不起,马丁,模是斯坦开的,他叫我接手往下做,”哈里说。其实马丁早已知情,因为他们早上开会讨论过了。“他妈的,你应该先问清楚啊!好吧,反正你已经开始了,就继续完成吧。”“我很抱歉,马丁。拜托,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不会再犯了。”“喂,哈里,你知道没有人会雇用像你这种被军队踢出来的酒鬼吧?要不是我,你早就去当乞丐了。现在你有份好工作,你可是欠我人情啊!一份很大的人情。”哈里垂下头,“对不起,马丁,请你不要生气。”“噢,干吗这样子,你也没这么差啦。晚上要不要来我家?我们有聚会,每次都玩得很开心。”“噢……好啊,老天,谢了马丁。你真的不生气了?”“没的事。晚上记得过来。顺便带点啤酒。”哈里大约在晚上8:30抵达。走进屋里时,他听见笑声和女人的尖叫声。客厅没开灯,投影机呼呼转动,影像闪烁不定。屏幕上,有个女人被男人从后面压着。哈里看到马丁坐在那盯着屏幕看。客厅里还有另外两对男女。其中一个女的裸着胸。“哈里!快进来,过来坐。”马丁一手拿啤酒,空着的另一只手拍拍他身旁的空位。哈里看着正前方的屏幕,眼睛睁得老大。他在马丁身边坐下,视线仍骨碌碌绕着房间打转,最后停留在那个裸胸女人身上。“要不要来一点?”马丁问道。哈里看着马丁,神情诧异而犹豫。“我弄了特别的东西要给你,哈里,不过你得付钱才行。”今天是礼拜五,马丁知道哈里下班一定会领到薪水支票。哈里打开啤酒,盯着屏幕,但他的视线仍不时溜向房间对面,偷瞄那个被两个男人把玩的女人。另一个女人坐在其中一名男人旁边,一脸乏味,看来正在生闷气。这时,这个男人一手伸向裸胸女人的裤头,一手放在生气女人的腿上。“不要碰我!”她说。男人继续揉捏她的大腿。女人仍在生气,却任由他摸她。她拿起啤酒喝了一口。哈里饥渴地望着房间另一头的这两对男女,这一切都让马丁看在眼里。“哈里,给我50块钱,我帮你找女人,”马丁凑在哈里的耳边说。“噢,我不知道……”“你他妈的同性恋啊?哈里,你不喜欢女孩儿吗?”“好啦,马丁。”哈里再次朝那同时被两个男人伺候的女人瞄了一眼,伸手摸皮夹子。他想,跟她玩玩应该也不错。“跟我来。”马丁带头往走廊走去。哈里跟着他,回头看看那女人——她把手伸进其中一名男人的裤子里。马丁带哈里来到他的卧室。“在这儿等着,”马丁说。哈里坐在床上,等客厅那女人跟男人们分开。卡伦跟两个弟弟睡在隔壁小房间的双人床上。她11岁。马丁推开通往儿童房的塑料折叠拉门,推推卡伦的肩膀。卡伦惊醒。“起来!”马丁猛拉卡伦的手臂,将她拽进他房间。哈里抬头,看见小女孩,他吓了一跳。他看看马丁,从后者的表情看来,他才明白自己原来是付钱玩马丁的女儿。“把衣服脱掉,”马丁命令卡伦。卡伦吓坏了,迅速脱掉睡衣。“嗯,马丁,我想还是算了……”哈里开口。“你付了钱,”马丁说,“我可不要同性恋在我手下工作。”哈里十分惧怕马丁。他看看卡伦。“摸她啊,她喜欢的,”马丁说。哈里颤抖而迷惑,仍怯生生地探出手,抚摸卡伦的大腿……我又继续听了2分钟左右,然后关掉录音机,倒在椅子上,我的心脏怦怦跳得飞快,觉得恶心不舒服。这段故事由一些断断续续的影像、想法和记忆中的感受拼凑而成,但很难想象这种故事竟然会在真实生活中上演。卡伦有这种父母、这种榜样,对她会造成何种伤害?她被迫参与父母肮脏卑鄙的生活,这样的她又怎么可能懂得尊重自己?难怪她想死。她能撑过这一切已经不可思议了。妻子在照顾孩子上床睡觉。我想去帮她,想过我正常的生活,想看见孩子们洗澡玩水尖叫嬉闹的笑脸,想让自己脱离这些恐怖故事。我应该放下录音机,改天再听卡伦剩下的故事,但另一部分的我却强迫自己继续听下去。后者赢了。卡伦12岁那年的夏天。穿着短裤和T恤的她准备出去玩,从客厅进入厨房。她父母坐在餐桌旁吵架。“我在这里得不到半点尊重。我得不到妻子对丈夫应

                      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第十章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话题回到破案上。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

                      公卿骨”。与黄巢经历完全一样的还有洪秀全,四次参加科举失败后洪秀全也赋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扫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平乐如何。”于是创立了拜上帝会,最终建太平天国,走上造反道路。但毕竟不是所有参加科举失败的人都会去造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与袁崇焕一样,十几岁就中了秀才,但之后的九年中三次落榜。最终他放弃了考举人的梦想,开始立志从医,在历经二十七年的潜心钻研后,终于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吴承恩考秀才时成绩优异,但考举人时首战名落孙山,之后连战连败,直到四十岁时,他才补得一个岁贡生。于是吴承恩不再参加科举,而是写出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吴敬梓二十三岁考取秀才,再往后就什么也考不上了,于是他把自己一生考科举所见所闻写成了《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十九岁中秀才后,参加乡试,屡试屡败,“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到老也没有考中举人。左宗棠二十岁就考取了举人,但此后三次考进士都没考上,多亏他生逢乱世,最终从军建功立业,这就是本书第五卷、第六卷要写的了。袁世凯参加科举考中秀才后,两次乡试失败,他堂叔看了袁世凯的文章后说袁世凯天分不高,前途不大。袁世凯于是将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然后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就在落第后的郁闷期间,他的叔叔天津海关道袁保恒带袁世凯去见李鸿章,几句话工夫李鸿章就要给袁世凯官职,袁保恒说:“我侄儿年纪小,并无才学,大人如果给他差使,怕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你真这样看不起你侄儿吗?我看他将来功名事业恐怕在你百倍以上呢!”于是李鸿章派袁世凯去朝鲜带兵,最终袁世凯成了近代枭雄。成功其实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以上科举失败者的遭遇与心理袁崇焕都体验过,但袁崇焕没有放弃,我不一定能证明我能,但起码我要彻底证明我不行,我才会死心。失败对于懦夫而言是绊脚石,对于强者而言则是垫脚石,没有多次失败,就不会有破茧成蝶的那一刻。先后五次参加会试,那就是说袁崇焕先后五次从广东来到北京,读万卷书袁崇焕已然通过科举复习而做到,而行万里路在此过程中也做到了,以明朝的交通状况,袁崇焕在广东与北京之间往返五次,其旅程未必比徐霞客要少。人生有三境界:看清人生,看透人生,不看破人生。看清人生靠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透人生靠的是阅人无数,不看破人生则要靠一种心性,一种胸襟。袁崇焕通过科举生涯已经完成了看清人生,至于看透人生与不看破人生,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实现。1619年,三十五岁的袁崇焕终于中了进士,最后参加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名,达到了学业的巅峰。袁崇焕在广西藤县参加高考,查《藤县志》,整个有明一代共二百七十六年,广西藤县只有五人中进士,平均五十五年才出一名进士,也就是说全县大约两代人才出一名进士。可见袁崇焕的出类拔萃。历史上没有记载袁崇焕的入学年龄,假设他七岁入学,到如今三十五岁,为了科举已经奋斗了整整二十八年,然而他却还没有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丝毫的贡献。其实袁崇焕还算是幸运儿,中国古代有太多的人因为科举而“一生事业总成空”。道光时广东三水县考生陆云从到一百岁才考取秀才,一百零三岁进京参加会试,道光皇帝怜其年老,恩赐他在国子监为官,不久他就去世了。康熙年间广东顺德考生黄章已经一百岁了,他还让他的曾孙提着灯笼带路进考场,灯笼上写着“百岁观场”四字。多少年轻人皓首穷经最终熬到白头都没能考中啊!但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进步和稳定的贡献几乎是压倒性的,正因为有科举,从根本上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时代,除了唐朝时科举考中还需要名人推荐外,宋朝开始出身寒门的人也有通向巅峰的机会了。正因为有科举,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避免了阶级固化,比如跟秦桧的孙子秦埙同一届考试的日后南宋大词人张孝祥就是“奋起荒凉寂寞之乡”的穷棒子出身,但他力压被秦桧内定的秦埙而成为那一届的状元,正是科举让底层的人们看到了公平,给了最底层人民凭着自己的寒窗苦读赤手空拳爬向巅峰的机会。正因为有科举,才有了士绅阶层,他们在农村倡导着晴耕雨读,倡导着忠孝传家久,有这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乡绅在农村维持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平衡。正因为有科举,才选拔出来一系列非常优秀的精英,房玄龄、贞观年间军事家侯君集、白居易、杜牧、韩愈、柳宗元、颜真卿、刘禹锡、李商隐、寇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范仲淹、韩琦、王安石、曾巩、秦桧(虽曰奸相,也堪称精英)、朱熹、陆秀夫、刘伯温、张居正、于谦、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史可法、徐光启、严嵩(理同秦桧)、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至于说张九龄、王维、文天祥、吕蒙正、陈亮、杨慎、张謇更是状元郎,全国第一名。正因为有科举,才使得在民主制度诞生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儒学保持了作为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地位,从而对政治的稳定性产生巨大的维护作用。北宋汪洙作《神童诗》更是成为激励矮穷矬通过科举变身高富帅的一剂良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考中进士的袁崇焕此时的心情绝对没有《神童诗》里这般轻松,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开始,对袁崇焕而言,考中进士既是个人学业生涯的胜利结束,也是从此为国事殚精竭虑的开始。就在他中进士的当年,大明萨尔浒之战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从此明与后金辽东混战进入白热化。但此时辽东的局势显然还无法让袁崇焕插手,1620年,袁崇焕被任命为邵武知县。乾隆年间的《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在百姓家着火后曾亲自上房救火,身为地方官在百姓房子着火后亲自救火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朝觐是明朝定制,朝觐就是京外的地方官员,每三年由布政使率其府、州、县正官到北京,接受朝廷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八类:(1)称职,(2)平常,(3)老疾,(4)罢软,(5)贪酷,(6)才力不及,(7)素行不谨,(8)浮躁浅露。对待接受考核的官员的方法有五种:(1)称职者晋升,(2)平常者复任,(3)老疾罢软无功者闲住,(4)浮躁和才力不及者调离,(5)贪酷者为民。就在这次考核期间,广宁之战明朝惨败,广宁沦陷,在广宁失陷的第四天,御史侯恂觉得袁崇焕是个人才,提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明熹宗采纳侯恂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不会想到,从这一刻起,以后八年间,他在辽东的故事会被后人争论将近四百年。拂去历史的沉沙,我们会发现要还原袁崇焕的这八年岁月殊非易事。第九章大搏杀袁崇焕赴辽东上任,途中写下《边中送别》这一壮丽篇章:“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到了辽东后,袁崇焕发现,原来这片北国边疆土地,这片饱受异族蹂躏的土地,这片不知经历多少战火与鲜血洗礼的土地竟这样如诗如画,美不胜收。长空透明如镜,黑土辽阔无垠,高粱红艳似火,谷穗灿黄如金,野花开遍山野,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再加上头顶不时有大雁掠过,传来几声清脆的雁鸣,更令袁崇焕兴奋不已,这一切使袁崇焕深深地爱上了东北这片土地,他在心里树立了一个信念: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不能让女真在辽东肆虐。袁崇焕来到辽东后,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以宁远为基地,积蓄力量,收复辽东是上策。宁远位于山海关外二百里,居辽西走廊中部,在锦州与山海关之间,三面环山,东临大海,扼辽西走廊咽喉之地。宁远城东面为首山(以形似“人首”而得名),西面为螺峰山,两山相对,中间的通道最窄处仅有一百米宽,后金如果要沿着辽西走廊进攻山海关,必须由此经过。只要坚守宁远,后金就不可能来到山海关前。此外距宁远十五里有觉华岛,该岛筑有坚城,可以储存粮料、器械。为什么将物资储存在海岛呢?因为后金骑兵不能过海,相对安全;而且离宁远很近,便于补给;同时可以和宁远城互为犄角,彼此援应。袁崇焕的上级辽东经略王在晋与袁崇焕的观点不同,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建一座城池,以拱卫山海关,反对在宁远屯重兵驻守。袁崇焕因为王在晋不支持自己,于是越级上告,将奏折直接写给内阁首辅叶向高。袁崇焕一心为国,想要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显然是好事,但从此他多次越级做事,不按朝廷政令套路出牌,最终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做一切事情眼睛里要有上级,背着自己的领导越级奏事,事成之后领导脸上无光,自然今后会找机会收拾你,事败之后更是会让自己里外不是人。对于人情世故很不明了的袁崇焕,最终还是因此栽了大跟头,当然,这是后话。叶向高不懂军事,拿不准袁崇焕和王在晋谁的观点正确,于是跟明熹宗的老师、兵部尚书孙承宗商议。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同时担任帝师和兵部尚书的孙承宗是明朝第三个出将入相的人,前两位分别是开国大将徐达和嘉靖年间的杨一清(曾以大学士身份总督三边军务)。孙承宗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孙承宗来到山海关考察辽东防务,此时山海关除旧城外,还新修建了新城。孙承宗与王在晋谈话,孙承宗问:“你的新城建成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孙承宗:“照你这么说,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在晋:“是。”孙承宗:“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踩吗?”王在晋:“新城离旧城那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修旧城干什么?”孙承宗:“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呀?”王在晋愣了,半天才说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营寨,接应败退的部队。”孙承宗怒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这不是让他们做好准备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营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进关内,京城永无宁日!”此时孙承宗已经下定决心,不支持王在晋的意见,而后他又亲自实地考察,最终明智地支持袁崇焕的意见,由此开始在宁远筑坚城。在修筑坚城的同时,袁崇焕也采购了许多红夷大炮。该炮是英国发明的加农炮,时常在中国沿海做生意的荷兰人的船上都配备这种火炮,当时明朝称荷兰为红夷,他们以为这种炮是荷兰人发明,故名红夷大炮。因清人避讳“夷”字,更名红衣大炮。该炮装炮身的木板成蓝色,炮身呈微红色,重500千克,口径100~130毫米,可一下攻击17~29个人,最大有效射程1830米。一看这个射程就知道这种火炮靠谱,此前明军的火炮射程都是几百米,只要这几百米内没有把后金铁骑炸死,敌人就冲到眼前,那么让炮兵与骑兵徒手格斗,无异于屠杀,这也是明军此前屡战屡败的原因。自从有了红夷大炮,1830米的距离内,无论有多少后金铁骑,都会被炸得血肉横飞。红夷大炮不装准星、照门,而用铳规决定发射仰角,铳规“以铜为之,其状如覆矩,阔四分,厚一分,股长一尺,勾长一寸五分。以勾股所交为心,用四分规之一规分十二度,中垂全线以取准”。此炮作为长身管远射圈的重型火炮,与西方同时期的长炮属于一个类型。当时明朝用于红夷大炮发射的炮弹有三类:开花弹、实心弹、霰弹。开花弹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0.6厘米,直径3厘米,台面中间有直径约0.4厘米的圆形小孔,在小孔里插上药捻就行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是由铁或铅筑造而成,少量是由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命中的话非死即残。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组成,射击时可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霰弹有致命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此后正是通过红夷大炮打出去的开花弹将八旗铁骑炸得血肉模糊。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朝大放异彩的开花弹,到鸦片战争时中国竟无人知晓,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开花弹。左宗棠在西北平叛时从明代炮台遗址挖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欺凌”。那么开花弹日后究竟是如何失传的呢?本书会为您揭开真相。除了配备红夷大炮这样的先进武器外,最核心的士兵方面袁崇焕也绝不懈怠,袁崇焕每日练兵,关宁铁骑就在此时开始打造。袁崇焕在辽东、在宁远的一切部署都有孙承宗做坚强后盾。孙承宗在辽东选拔培养重用了袁崇焕、满桂、赵率教等一批很能打的将领。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招募训练了十几万辽军,收复了四百余里曾被后金军队占领的失地,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了数十万战争难民,营造了一条令后金军队望而生畏的关宁锦(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鉴于孙承宗对辽东国防的杰出贡献,魏忠贤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的阵营,故进行过多次试探,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不久,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他要以帑金十万两犒军,以此来收买孙承宗,被孙承宗拒绝,至此魏忠贤和孙承宗就算闹翻了。是年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战败。魏忠贤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令手下弹劾马世龙,并连带着在山海关的孙承宗一块参了。孙承宗知道,由于阉党的存在,已经容不下他,他多次请辞,被明熹宗批准。孙承宗辞职以后,高第被明熹宗任命为辽东经略、兵部尚书。高第一介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关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1622年到1625年,孙承宗、袁崇焕尽全力打造宁远这座城池,让其固若金汤,苦练精兵,期待着收复辽东;而努尔哈赤这四年怎么没动静了呢?原来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这四年努尔哈赤已经焦头烂额,寝食难安,然而袁崇焕日后却把他杀了,关于他与袁崇焕的恩怨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论从未停止。究竟是袁崇焕杀他自毁长城而成历史罪人,还是他本就该杀,袁崇焕为国除害,崇祯误杀袁崇焕才自毁长城,扑朔迷离的真相就要从他本人说起。他的名字叫毛文龙。毛文龙,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出生,他相貌奇伟,小时候曾有一个相面的人对她

                      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二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学精神。因此西方哲学只是一种纯真理纯知识之爱好与追求。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格是接触义,若不和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即得不到知识,即不能应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齐、治、平,亦即不能说是心正意诚了。三由上说再推申,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应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功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在先秦诸子中,学术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庄老,对人类心性方面极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历史经验。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视人群治平实践,他常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又好称引《诗》《书》,是其颇重历史经验之证。但不甚通达人之心性,则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我们如能循此条理来治中国学术史,便易于把握。如汉、唐学术偏重在实践方面,宋明时代则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说汉唐人只重实践,不讲内心修养。亦非说宋明人只讲心性,而无人事实践。不过在畸轻畸重之间,各有不同而已。四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五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六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年轻的已婚妇女,有一个孩子。突出孩子。(e)已婚妇女,有兼职工作,两个孩子,既要管家又要管丈夫。就这些。几周前,我的眼里根本就看不见老年人。吸引我目光的,我眼睛看得见的,是那些年轻的、有魅力的、衣着考究的、英俊潇洒的人们。而现在,好像以前那张图上覆盖上一张透明胶片,年老的、体弱的,一下都显现了出来,都在那儿。我差点就对乔伊丝说:“可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老的。”但这是陈词滥调,显而易见,枯燥无味。我都能听到她说:“哦,简娜,我们非要这么乏味、这么毫无城府吗?他们买咱们可不是为了这个。”她总是说,他们买咱们,我们必须让他们想买咱们。有一天我去加油站,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很疲倦,开口就说:“把咱灌满。”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女士,我很乐意把您的车灌满。”福勒太太进厨房去拿饼干的时候,我也跟了进去,看着她拉过一张凳子,站上去打开吊灯。我打量着那些破损的电线,潮湿的墙壁。后来我对她说:“我会让我的电工来一趟,不然你会送了自己的命的。”她呆呆地坐了几分钟,然后抬眼,看了看我,叹了口气。我知道这是个重要的时刻。我说了一句她梦想有人会对她说的话,但此刻这对于她来说有点难以承受,她希望这一个时刻,还有我,能消失。她说:“我一直过得挺好。”怯怯的,似在哀求,带点愠怒。我说:“让你忍受这样的居住条件真不光彩。你的电源,那就是个死亡陷阱。”听到我的话,她扑哧一笑。“死亡陷阱,是吧?”我们哈哈大笑。但是我很心慌,心中有个东西挣扎着要奔,要逃,逃离眼下这个状况。我觉得被困住了。我是被困住了。因为我给了她一个承诺。没明说。但那就是个承诺。我回到家,开门的时候,对面的门轻轻打开:彭妮太太,特地等着呢。“打扰一下,”她喊道,“我一直等着你回来。我只好向你求助啦。”我没好气地说:“怎么啦?”“我出去的时候忘了买黄油,那个……”“我去给你拿,”我说着,猛地一下冲进我的屋子,拿了半磅黄油,塞进她手里,说了句:“不用谢。”然后我又冲回自己家,嘭地把门摔上了。我是故意摔门的。她有黄油,我知道。我心里想的是,她有儿有女,如果他们不愿意照看她的话,该她倒霉。又不是我的责任。我心生烦躁,需要甩掉点什么——福勒太太。我把浴缸放满水。我把今天穿的所有衣服收好,准备拿去洗衣店,一根线头都不放过。我能闻到我的皮肤上、头发上净是福勒太太家的馊味。那晚我意识到,我其实是住在我的浴室里的。或许它就是我家。搬进这里的时候,我照抄了原来那个套房里的浴室设计,不差毫厘。但是起居室和卧室,还有书房,我却没有特意打理。弗雷迪以前开过玩笑,说他的情敌是我的浴室。我的油漆是特别调制的,象牙白,泛着一点粉红。我铺了西班牙瓷砖,十分精致亮丽,珊瑚红,绿松石青,还有赭石黄。浴缸是蓝灰色的。有的时候一间房是完美的——不需加一丝,也不需改一毫。乔伊丝看到我的浴室后,想要拍照登上杂志。我说不行,这简直就像给人拍了裸照。我每天早晨都泡澡,还有每天晚上。我躺在浴缸里,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在浴缸里读书,脑袋和膝盖搁在防水枕头上。我有满满两架子的浴盐和泡沫浴块。那晚我躺在浴缸里,水冷了就添热的,我看着自己的身体。身体结实白皙。没有肥肉。千万别有!但是结实。现在还没开始松弛下垂。嗯,没有孩子。我从来没有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那次我对弗雷迪说,好,我现在安排要一个吧,可是没怀上。对这件事,他乐呵呵的,挺不错。我不知道他心底里到底怎么想的。我知道他想要孩子,但是不知道他有多想。我那时是刻意不去弄清楚的,我觉得。我走出浴缸,裹着浴巾,站在门口,看着浴室,想着福勒太太。她从来都没有过热水。一直住在那肮脏的洞窟里,只有冷水,一战开始前就那样了。要是当初我没有回应她就好了,我一整晚都在想如何脱身。早上醒来时,我觉得自己好像面对着什么可怕的劫难。因为我知道我要照顾福勒太太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我给电工打了电话。我向他解释了一切。我去上班,消沉,甚至恐惧。当晚电工打来电话说福勒太太冲他尖叫,你想要干什么?他就走了。我说明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他是六点钟到的,她打开门,臭气污秽扑面而来,我看到了他的表情。然后他有些放肆,但是很友好地对她说:“哎呀,你昨晚给了我好一通臭骂,是不?”她缓缓地审视他,然后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我,让开路,进了她的“起居室”,留我在外面告诉他要做些什么。我本该留下来陪她的,但是我带了活儿回家的,便这么告诉了她。“我没让你惹这个麻烦事。”她说。我挣扎了一番,然后抱了抱她。“哎呀,好啦,脾气别这么坏嘛。”我说,然后就走了。她眼里有泪。而我,我正拼命忍住不作呕,她那馊味。还有其他的味道,一股刺鼻的甜味,不知道是什么的味道。吉姆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能修的都修了,换了新电线和几个开关,高度是她够得到的,还给她加了盏床头灯。他告诉我要多少钱——我就知道不会便宜的。我说我会给他寄支票。沉默。他想要现金:考虑到我可能还会请他去给福勒太太做事——这个想法很吓人,好像我承认自己将永远肩负什么可怕的负担——我说:“要是你现在过来一趟我就给你现金。”“没问题。”他说。一个小时后他到了。他接过钱,站着等了会儿,然后说:“她怎么不住养老院?她不应该那样过。”我说:“她不想进养老院。她喜欢现在这样。”吉姆是个好孩子,不笨。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就像我一样。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不知道还有人是那样过日子的。”我,世故、阅历丰富的长者,说:“那你知道得太少了。”他还是逗留着,困扰,羞愧,但固执,“那么老的人有什么用?”他说,然后,飞快地加上,“哎呀,我们有一天也要老的。那就再见啦!”以抵消他刚才所说的,抵消他所想的。然后就走了。出于周到的考虑,他说了我们会老,不是我会老:因为对于他来说,我就是老的,已经老了。然后我坐下来,开始思考。他说的就是人们都会说的:他们怎么不去养老院?把他们放到一边去,别碍手碍脚的,弄到视线外去,让健康的人不用看到他们,不用总记挂他们!他们在想——我一直在想——我以前这么想,这些人干吗还活着?然后,那一刻,我开始想,我们如何估量自己的价值?工作?电工吉姆没问题,电工绝对是第一类的人物——如果你能叫得动他们的话。那妇女杂志的副主编呢?没有孩子的副主编?乔伊丝呢?主编,有一个女儿,不和她说话。她说她都懒得鄙视乔伊丝,因为什么理由我忘了。还有一个儿子,难相处。我真烦透了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矫情,唯我独尊,这些青少年。乔姬姐姐呢?嗯,她挺好的,有孩子,有丈夫,参加慈善工作。但是十五年后的乔姬姐姐会怎么样?统计数据表明,她那时将是个寡妇,子女不在身边,住公寓,对谁都没用。那时人们又如何评价她呢?我的弗雷迪(如果他还活着)呢?绝对是个圣人,能容忍被宠坏了的、长不大的妻子。但是十五年后呢?我能看见一个老头,瘦削、幽灵似的、灰头土脸,或者肥胖、皮肉松弛、头发灰白,拎着买来的东西从这条街晃到那条街,或者站在街角,一脸茫然。我们应该根据人们拥有的美好想法来评判他们?如果我现在的想法不美好,十五年、二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的呢?莫迪·福勒有什么用?按人家教我的衡量标准和测量方法,毫无用处。彭妮太太呢?招儿女、全楼的人,特别是我的厌烦——我根本没法搭理她这种人。蠢女人,那种“当初我是在印度待过的”装腔作势的口音,偷偷酗酒,故作“文雅”,不诚实。是啊,彭妮太太怎么说?她若死了,世上也没一个人会为她掉一滴眼泪。我付钱把吉姆打发走以后,又泡了那种长澡。这样泡过以后,好像以前的我就漂走了,淹没了,从松针香油泡沫、爽肤沐浴液、海风离子水里浮出的是一个崭新的我。那晚上床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为了福勒太太的幸福生活伸了一回援手,她不会指望有人会帮她这么大的忙。这也就足够了。我以后根本不会靠近她了。因为如此左右为难,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难受极了。我回想了我是怎么长大的,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很有趣,你可以说我们家很讲道德。宗教呢,是温和的那种。但是家里绝对洋溢着一种自我陶醉的气氛:我们做的事都是对的,我们是好人。但在实际生活中,这又有什么用呢?没人教过我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没人教会我什么是战争,但这是家庭之外的事。没人教我饮食要节制,我得自己教自己。也没人教过我早上该怎样才能起床,我工作后,在我需要做的事当中这是最困难的。我也从来不知道,在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如何对自己说不。我们想要什么,父母从来不会拒绝,只要这东西存在。战争!是不是因为战争,因为物资如此匮乏,所以孩子们想要什么父母就会给什么?但是有一点我是要感谢妈妈的,只有一点。那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对她说:“这个要谢谢你。至少你教会了我,如果我答应了什么,就一定得遵守诺言。如果我说我会做什么,就一定得做到。这不是什么多了不得的人生发展基础,但也算是点什么了。”谢谢你。于是下班后我去了福勒太太那儿。一整天我都在想我那美妙的浴室,沐浴,我对这一切的依赖。我在想,我一个月里花在热水上的钱就足够让她的生活焕然一新的了。但是当我带着六瓶甜黑啤、几只玻璃杯去找她,站在门边喊:“嗨,我来啦,让我进去吧,看我带来了什么!”然后穿过那糟糕的走廊时,她却站在一边,脸皱成一团,充满怨恨。因为她的新电路和新享受,她想要惩罚我,但我才不会给她机会呢。我大步走来走去,粗手粗脚,发出砰砰的声音,把甜黑啤倒出来,给她看玻璃杯。等到我坐下来的时候,她也坐了下来,欢快,面带微笑。“你看到我的新靴子了没?”我问她,把脚伸出来。她弯下腰仔细打量,嘴笑得直打战,狡黠得很。“啊,”她声音低低的,几乎是在说悄悄话,“我真喜欢你的打扮,我觉得它们真好看。”于是那晚就是这么过的,我把身上穿的一样一样地展示给她看。我脱掉我的毛衣,站住不动,这样她就可以绕着我转,呵呵地笑。我那天穿着我的新背心式胸衣,中国绉纱。我撩起裙子,给她看里面的蕾丝。我脱掉靴子,好让她拿在手里。她哈哈笑着,十分尽兴。她跟我讲她年轻的时候穿过的衣服。她有一条特别喜欢的裙子,灰色的府绸,上面有粉色的花。她去看姑妈的时候就穿它。这原来是她父亲情妇的裙子,对她来说也太大了点,但她还是收了下来。“我可怜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我的东西那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后来,我就只能捡人家不要的了。但是这件衣服实在漂亮,实在漂亮,我喜欢自己穿上它的样子。”我们聊了五十、六十、七十年前的裙子、衬裤、衬裙、背心式胸衣、凉拖、披肩、紧身衣。福勒太太都九十多岁了。她讲的最多的还是关于她父亲的那个女人的事情,她自己拥有一家酒吧。福勒太太的母亲去世后……“她是被毒死的,亲爱的!她给她下了毒——嗯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脸上都写着呢,但就是她毒死了她,还差点毒死了我。她搬到我们家来。就是圣约翰森林的那栋房子。我就是家里的用人,从早累到晚,他们就寝前,我还要给他们送里面掺了威士忌和奶油的麦片粥。她会坐在壁炉的一头,穿着点缀着羽毛的时髦红睡衣,我父亲坐在另一头,穿着丝绸浴袍。她会对我说,莫迪,你今晚有劲儿吗?然后她会脱掉那些满是羽毛的东西,扔开,只穿着紧身胸衣站在那里。现在他们不做那样的紧身衣了。她是个大块头的漂亮女人,十分丰满,我父亲就坐在那里,笑容满面,扯着胡子。我得给她松胸衣系带。苦差事啊!不过比起她出门前梳妆打扮时,把她又是拉又是塞地弄到那胸衣里头去,还是轻松多了。而他们从不会问我,莫迪,你自己不想来一勺粥吗?不,他们自己吃得喝得和国王一样好,他们什么都不缺。她要是想吃螃蟹或者鳎鱼或者龙虾,他就会派人去买。但从来不会问,莫迪,你要点吗?但是她越来越胖,结果便是:你想要我那件旧的蓝色丝绸裙吗?我当然想要!她的一条裙子够我做一条连衣裙和一件衬衫,有的时候还够再做一条围巾。不过我从来不喜欢穿她的衣服,不是真心喜欢。我觉得那都是从我可怜的母亲那儿偷来的。”我很迟才回到家。我躺在浴缸里,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就那些老式服装做一篇专题。我和乔伊丝提了这事,她看上去很感兴趣。她好奇地看着我。她不想问问题,因为那会儿我的某种神情在警告她住口。不过后来我向她描述一件粉色丝绸便宴服,那衣服是一战前一位酒吧女老板的——这位女士,据福勒太太说,毒杀了她情人的妻子,还试图毒杀她情人的女儿——还有那件点缀着黑色鸵鸟羽毛的紫红色绸缎晨衣,这时她还是说了一句,“这些老式服饰,你是从哪儿听来的?”“噢,我还有个秘密的生活。”我对她说。“看起来的确是。”她轻描淡写,心不在焉地应道,我已经渐渐开始熟悉这种口气。昨晚我又去了莫迪那儿。我问她:“我能叫你莫迪吗?”但是她不喜欢这样,她讨厌乱套近乎,不讲礼数。于是我就不提这事了。我走的时候说:“那至少叫我简娜吧,拜托了。”所以现在她叫我简娜,但别人得称她福勒太太,以示尊重。我请她给我描述所有那些老式衣物,好登在杂志上。我说我们会为这些专业知识给她付酬的。但这是个错误,她十分震惊,很受伤,叫道:“哦,不,你怎么能……我喜欢回忆旧时光。”于是这事我也不提了。我想把事情办得合乎规矩,到头来却犯了多少的错啊。我遇事做出的第一反应几乎都错得离谱,比方说为我的浴室感到羞愧,还有我们的杂志。昨晚,我花了一个小时仔细地向她描述我的浴室,再小的细节也没放过,而她坐在那儿,笑容满面,满心欢喜,不时提问。她不嫉妒。不。但有的时候她脸上一副阴郁愤懑的表情,没有明说,但我知道过会儿她会有话说给我听的。她说起更多关于圣约翰森林那栋房子的事情。我都能看见!结实的深色家具,舒适的设施,上好的食物,还有饮料。她父亲有一栋小房子,正好位于“他们”要让帕丁顿铁路穿过的那块地上,或是别的什么这一类的事。于是他从中大发了一笔。她父亲以前在贝尔街角有一家小店,卖五金,还免费给穷人煤和面包,天冷的时候店里会有一大锅为穷人准备的汤。“我以前特别喜欢站在那里,满心为他感到骄傲,接济那些穷人们……”然后就是好运降临,转瞬间,大房子、温暖舒适,然后父亲几乎夜夜不归,父亲喜欢去纨绔子弟聚集的地方,去赴宴,去剧场,去音乐厅,在那里遇到了她。莫迪的妈妈伤透了心,然后被毒死了。莫迪说她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说那是最好的童年,连女王本人的都不可能更好了。她滔滔不绝地讲花园里苹果树下的秋千,未修剪的草地上长长的草。“我会坐在秋千上,自己荡,一荡就是几个小时,荡呀,荡呀,嘴里唱着我会唱的所有的歌,然后可怜的妈妈出来叫我,我冲进她怀里,她给我水果蛋糕和牛奶,亲亲我,然后我又跑回秋千那儿。或者她会把我姐姐波莉和我打扮好,我们一起上街。我们有一便士,一人买一块巧克力。我会一小口一小口地舔着吃,心里想着千万不要碰上熟人,不然就得和人分享。但是我姐姐总是把她那块一口吞掉,然后就缠着要吃我的。”“你荡秋千那会儿是几岁,福勒太太?”“哦,我应该是五六岁……”这些根本说不通。贝尔街五金店的后面肯定不会有一个芳草萋萋的花园吧?而当到了圣约翰森林时,她那会儿就过了听着

                      那天屋里是一股煮糊了的鱼的味道。我们站在一条昏暗的长走道里。我们沿着走道走进“厨房”。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除了在我们的“贫困档案”上,诸如拆迁的房子之类。这房间是走廊的延伸,摆着一个陈旧的煤炉,油腻腻、黑乎乎的。还有一个陈旧的白瓷水池,裂痕纵横,被油渍糊成了黄色。一个陈旧的水龙头,上面裹着破破烂烂的布,滴滴答答地一直在漏水。一张好看的旧木桌,上面摆着陶器,都“洗过”,但是还是脏兮兮的。墙上污渍斑斑、潮湿。整间屋气味很重,难闻极了……她把面包、饼干、猫粮一一放好,自始至终没看我一眼。商品包装和罐头上干净鲜亮的色彩,放在那么可怕的地方。她很难为情,不过不准备表达歉意。她口气随便却又透着些恳求地说:“你到我房里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我进的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陈旧的铁炉,燃着火。两把古老得难以置信的结实的扶手椅。有一张好看的旧木桌子,上面铺着报纸。一张堆满衣服和包袱的长沙发。地上有一只黄色的猫。到处都肮脏、昏暗、阴森、可怕。我想起来,每当我们写到装潢风格、家具和色彩,都会说品位在变化,说我们会把旧东西扔掉,说我们对一切都感到腻烦。可世上还有这么一个厨房,如果我们把它的照片刊登出来,读者会寄钱来捐助的。福勒太太端来一只棕色的旧茶壶,两只挺漂亮的瓷杯和茶托。用那脏兮兮的杯子喝茶,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怎么说话,因为我不想问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而她正哆嗦着显示自尊、自傲。她一直在抚摸那只猫——“我的小可爱,真漂亮”,生硬又讨好——然后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有自己的店,后来我们在圣约翰森林[4]有一栋房子,我知道好日子应该是怎么回事。”我告辞的时候,她说:“那你是不会再来了吧?”说话时还是不看我。而我回答:“如果你请我的话,我就来。”她没有看我,但是脸上微露笑意。于是我说:“我周六下午来喝茶,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哦,合适,真的,我觉得合适。”那一刻,我俩很亲近:就是这个词。但她依然骄傲,不想开口邀请,转过身背对着我,开始抚摸猫咪:哦,我的小东西,漂亮的小东西。当晚回到家,我满心恐慌。我做了承诺,把自己卖了。我满心厌恶。我的衣服和头发里满是那酸臭肮脏的味道。我洗了澡,洗了头,打扮一新,拨了电话给乔伊丝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我们在阿尔弗里多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聊了天。我当然没提福勒太太,但我一直在想她:我坐在那儿,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或洗碗工都当不上。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玫瑰和康乃馨,还有一个抹了真正奶油的蛋糕。我自我感觉很好,这也传染了她——她挺高兴,但是我其实做过头了。她那儿没有可以装花的花瓶。我把花放在一个白搪瓷缸里。她把蛋糕放到一个裂口的大盘子上。她故意摆出一副冷淡的姿态。我们各自坐在铁炉的一边,炉子上放着只棕色的茶壶,在加温,火苗太热了。她穿着一件丝质衬衫,白底黑点。真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漂亮的、带花纹的伍斯特茶壶,但是有裂痕。她的裙子是质量很好的厚毛料,但是污渍点点,皱巴巴的。她不想让我看她的“卧室”,但是她在“厨房”里时,我偷偷看了一眼。有一些家具很不错:书架,五斗橱,然后是一个廉价的梳妆台,还有一个衣柜,像只刷了漆的货箱。床上有一条老式的被子,鼓鼓的,是印花布质地的。我看出来,她不在这张床上睡觉,而是睡在隔壁,在我们坐着的这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房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垃圾,看上去应该是破布、成捆的报纸,你能想到什么那儿就有什么:她不想让我看见的就是这些啦。我们吃蛋糕时,她说:“噢,这是真奶油。”然后她告诉我,以前每到夏天的时候,她和姐妹们就会被送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去。“夏天时,我们整天待在屋外。热辣辣的、可爱的夏天,不像现如今的夏天。我们个个晒成咖啡色,跟太妃糖似的。那老太太有一间小木屋,但是没有厨房。她在院子里搭了个尖茅草棚子,下面支一个三脚架。她还有一口用链子拴着的大铁锅,我们的饭就全用那口锅做。她先放一块牛肉,然后在周围铺上胡萝卜和土豆。她把布丁包在一块撒了面粉的布里,放进去一起热。我以前总是很纳闷,为什么布丁尝起来是果酱和水果的味道,却没有肉的味道,当然啦,这全是因为那块布上的面粉。她会给我们每人一只大汤盘,让我们坐在台阶上,我们先吃肉和蔬菜。然后她把布丁上的布剥下来,里头的布丁结了硬壳,厚实甜香。她给我们一人一块,就放在刚才吃肉的盘子里——不过我们已经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和洗过的一样。然后她说,走吧走吧——然后她用那口锅烧水洗盘子,之后再清洗自己。我们则跑到田野里去采花。哎呀,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那些事。”“你那会儿多大?”“小孩子。我们都还是些孩子。我们每个夏天都去——好几个夏天。这都是我可怜的母亲去世前的事了,嗯。”整整一个下午,她就在和我说那位老妇人,慈祥和蔼的老妇人,还有那小木屋,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的一个小砖棚里,还有那些个炎热的夏日。她说,我听。直到七点我才离开。回到家里,我生起火来,心里想着该打扫下卫生了。我一个人坐着,想起福勒太太,独自一人,敞口的壁炉前火光闪闪。我开了一个菜汤罐头,看电视。接下来的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一小盆非洲堇,又带了一个蛋糕。一切都还是原样:炉火、黄猫、她脏兮兮的白底黑点丝质衬衫。她不想说话,我以为这是因为上周六她一连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没停歇。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一直到我起身要走的时候,那原因才冒了出来。“你是个好邻居吧?”她说。“我希望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我笑着说。“啊,那他们是不是在试用你?”我不懂,她也看出来我没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市政府会雇佣一些妇女,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让她们到街上随便找个老人,然后去和他们喝杯茶,或者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她们不用做太多,只需时不时照料他们一下。这些人叫“好邻居”,她们所得的报酬很少,因此根本不是因为钱才做这事。我特意让办公室查过才知道了这些。第三个星期六,我给她带了些水果,但是发现这东西带错了。她又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才提起她牙不好,没法吃水果。“你能吃葡萄吗?香蕉呢?”她幽默地回答,退休金不包括葡萄。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退休金的事,说煤要多少钱,食物要多少钱,还有“市政府那个说话不通过大脑的女人”。又一次,我做了听众。我还没把事情都拼到一起。我意识到,一时半会儿,我是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得越过我的无知,我的经验缺乏,以及她的沉默,她的愤怒——现在我看清了,她目光灼灼,一开始你会以为一定是因为欢乐,甚至是一丝戏谑,其实是她胸中燃着的怒火——阻碍我的还有她感受如何,她的秉性,以及我感受如何,我的粗鄙。“市政府的那个女人”,一个叫罗杰斯太太的,让她,福勒太太,找个家务女工。但是那个家务女工是个骗子,什么活都不干,不肯给她洗地板。那个家务女工和现在的年轻姑娘是一个德性,懒骨头,太了不起,不屑于干活。她,福勒太太可没太了不起,得自己干活。她自己把煤从走廊的这头扛到那头,她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一直扫到她那些刷子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她怕会失火。她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着,讲那些社工,家务女工,还有——一个“好邻居”,那人大发慈悲来过一次,然后说我该找家养老院住着了,我对她说,好走不送。“但是,福勒太太,我俩是在药店里碰上的。我怎么会是个‘好邻居’——我是说,那种公务员呢?”“她们还有啥事不干?”她说,口气很凶,也有点不安,她怕我觉得受了冒犯,再也不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手里做着件事,这样的事我见人在舞台上演过、小说里写过。她当时系着一条破旧的条纹围裙,是煮茶的时候围上的。她站在那里,用双手给它打褶子,然后松手让它自己展开,接着再打褶。“要不要我平常日子也来?”我问。“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她说,然后忍不住加了一句,“而且你也能多赚点。”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几乎倒抽了口气,因为她并不想这么说,她想要相信我不是公务员,不是拿钱办事,而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她的人。周三下班后我去看她,给她带了一份我们的杂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它是那么的光滑平整,那么的精明——这就是它的形象定位。但是她从我手上接过杂志,脸上有着小姑娘般狡黠的笑容,脑袋稍稍一扬——当初是姑娘甩发,如今只剩这个姿势——说道,“哦,我可喜欢这些了,我喜欢看他们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已经七点了,我有点不知所措,怕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她什么时候吃晚饭?或者上床睡觉?桌上有报纸,上面摆着一瓶甜黑啤,还有一只玻璃杯。“那瓶我已经喝过了,不然我就请你喝了。”她说。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发现拉上窗帘,点上电灯后,这房间看上去挺温馨,不再那么脏兮兮、阴森森的了。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揪着污垢不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评判人?她不觉得污渍、灰尘,甚至馊味贬损了自己。我下决心不去注意,但是我忍不住,也忍不住地要评判她,我一直在评判她,拿脏兮兮的房子评判她。我看见电源开关是破损的,找了个理由去了下“厨房”:老旧的电线铺在墙上,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开关,在电灯上面,她很难够到。她读着那本杂志,满脸愉悦满足的微笑。“我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我说。她一松手,杂志啪地合上。她坐在那儿瞪着我,又是那种眼神,好像是在理清头绪,弄明事理。“是吗?那你为什么……”但是她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没法开口说自己是副主编。我说:“我负责打字,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这话也不假。“这是很要紧的啦,”她说,“就是训练。你和一无所成之间隔着的就是它了。它,还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那晚她讲的是自己费了多大劲才住进这房子。一开始她住在顶楼的背阴角,是一个房间,但是她看中的是地下室这一套,一心想要,便耐心等待,精心谋划,最后终于把它拿到了手。他们赶不走我,想都甭想。她说起这事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其实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的事了。她讲到那会儿她没钱付房租,如何一便士一便士地攒,却被人偷走,两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啊,偷钱的是住在一楼的那个坏女人。于是她再攒钱,终于有一天,她去见房东,说,你让我住到下面去吧,我现在有钱交租了。他对我说,可是以后的房租呢?你不过是个女帽店打工的,不是吗?我说,那事你让我自己来操心。什么时候我交不出租金,你就赶我出去。“我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一次都没有过。但是我饿过肚子。我老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你有自己的房子,你就拥有一切。没有,那你就是条狗,什么都不是。你有自己的房子不?”——我回答说有,她狠狠地点头,愤愤地,说道,“这就对了,好好守住它,这样啥都奈何不了你了。”福勒太太的“套房”要交租,每周二十二先令。按新币制的话大概是一镑,当然了,她脑子里是没有新币制的概念的,她算不过来。她说这房子是“那个希腊人”战后买的——后来那场大战,你知道的,不是之前那场——花了四百镑。现在它值六万镑。“他想撵我搬出去,这所房子的肮脏钱就到手了。但是我也是有一两招的。这地方一直是我的,一直是。如果他不来,我就去电话亭,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你怎么不来收房租?”我太无知了,我对她说:“但是福勒太太,二十二先令根本不值得他跑一趟来收啊。”她眼里唰地燃起怒火,脸色惨白,看起来可怕极了。她说道:“你这么看吗,是这样吧?是不是他派你来的?但租金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就这么规定的,我会付的。啥都不值,是吧?它就值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上面三层的住户都是爱尔兰人,小孩子,进进出出的人,纷杂的脚步声:福勒太太说,“她”晚上故意把冰箱门弄得砰砰响,让她睡不着觉,因为“她”想要这间房子……福勒太太生活在噩梦之中,时时想象着自己在遭难受苦。她和我说了她那场十年保卫战,就在一战之后,不是新的这场大战,“那个诺丁汉来的婊子”想抢她的房子,而她……她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没有什么没做过,故事听上去就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住在楼上的是一对爱尔兰夫妇,有四个孩子,我在楼梯上见过那位主妇。“老太太怎么样?”她问,她那对蓝蓝的爱尔兰眼睛看上去疲惫而孤寂,因为她的丈夫要抛弃她,显然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我总想下去拜访,但是我去了她却一点都不高兴,所以我就不去了。”我给福勒太太看有“女性形象”的那期《莉莉丝》。她礼貌地接过来,把它摊在膝上。杂志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我才想起那些“形象”里少一个老妇人。我和乔伊丝说了看到她后的一系列反应:首先,惊讶。然后是震惊,脑袋和眼睛的一系列动作说明,她在提醒自己,有危险。然后,她好像,这么说吧,关了自己的电源,神情茫然,眼睛不看我。她叹了口气:“哦,但是为什么呢?那不是我们读者年龄段的人。”我在她身上看着我自己,说道,“她们都有母亲或者祖母啊。”我们有多害怕年老:我们都不敢正眼瞅瞅!“不。”她说,还是有些茫然,有一丝出神,好像她是要恰如其分地处理一个她琢磨过很久很久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不,总的来说,不要吧。不过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关于老年亲戚的专栏。我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她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多复杂啊:愧疚,松了口气,还有——还在那儿呢——惊讶。她脑子里有一处一定在想,简娜这是怎么了?那笑容里还有一丝恳求:不要威胁我,不要!然后,她本来是要坐下来,和我讨论再下期的杂志,顺便喝杯茶的,但是她说,我得赶紧走了。然后她就赶紧走了。我刚刚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两人中,乔伊丝是创新者,是打破旧习的人,她会把我们才编排好的一期杂志扔进字纸篓,从头开始,熬个通宵,要搞成那个样儿;乔伊丝表现的像是——她就是——一个冲动、锐气逼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简娜,传统而谨慎,保守而小心——这是我的形象,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但我们之间却经常碰上这样的情况,一直有这样的情况。乔伊丝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读者不会喜欢的。”我呢,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读者——其实也包括所有其他的读者——所能接受的要比给他们的多得多。我会说:“乔伊丝,要不我们试试吧?”但往往,不管我要建议的是什么,最后都进了我标着“太难”的档案夹,我会把它留在我桌上,希望乔伊丝能看到,然后能——我是这么希望的,但一般都落了空——让她再考虑考虑。那些“形象”。(a)十二三岁的女孩。在她身上我们花费的功夫最多。我们否决了上百张照片,最后让迈克尔去拍了乔伊丝的侄女,她实际上十五岁了,但是看上去挺孩子气。我们要的是一种健康、率真的性感,绝无性感少女洛丽塔那样的挑逗意味,我们特意避开了那种。这是希望小姐。(b)十七岁左右的姑娘,强调的是独立和自信。你仍然依附父母,但是已经做好了离巢的准备。(c)有你自己的生活。二十五六岁。按我们自己的经验,那些独立生活、与人合租公寓、努力保住工作的女人们总感觉如履薄冰,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漂亮又脆弱的形象。需要一个真命天子,但是没有的话自己也能过。(d

                      住了其中一个被打倒的人的脚踝,医生和另外那个女人抓住了第二个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现在正往后拉,尽快离开火线。这并非易事,必须把上身直起一点,半跪着往后拖,这是有效地使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唯一的方法。又一声枪响,但这一次没有击中任何人。突如其来的惊恐并没有让他们逃跑,恰恰相反,却给他们增加了一份急需的力量。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脱离危险,尽量贴近宿舍这一边的墙壁,只有斜向开枪才有可能打中他们,但盲人会计是否是射击弹道学专家,哪怕是最基础的射击弹道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曾试图把两个人抬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多能将他们拖着走,尸体拖出一条半干的,像是滚筒滚出来的血痕,而其余的新鲜血液,还在继续从伤口里渗出。他们是谁呀,在门口等着的人们问;我们看不见,怎能知道是谁呢,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有人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止有两个负伤的了;或者说两个死者,医生说,至少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脉搏了。他们像一支撤退的军队一样带着两个人的尸体沿走廊前进,到天井停了下来,看样子要在那里安营扎寨,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耗尽了一切力量。我留在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吃惊,盲人歹徒们当初那样专横跋扈,气势汹汹,动辄发火,以施暴为乐,现在却只顾防守,筑起街垒,龟缩在里面,胡乱开上几枪,仿佛不敢进入战场,面对面眼对眼地展开较量。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这件事也不难解释,第一个头目被杀死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个宿舍的纪律性已经涣散,盲人会计的最大错误在于,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不错,盲人会计现在举着国王的权杖,但应当说,国王虽然死了,虽然埋在本宿舍里,虽然草草埋了三拃深,但人们仍然时时想着他,起码从气味上能感到他的强大存在。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天井开向外边围栅的门里漾进昏暗的亮光,越来越亮,地上的人们,两个死去的,还活着的其他人,慢慢显出了轮廓形象和面容,众人都笼罩在沉重的无名恐惧之中。这时医生的妻子明白了,如果说过去装成盲人曾有什么意义,现在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事情明摆着,这里谁也不能获救,失明症也同样,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一切希望早已消失殆尽的世界。因此她可以告诉人们哪两个人死了,一个是药店伙计,一个是那个说过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说得对。你们无须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谁,答案很简单,我看得见。这里的人当中有几个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说而已,另一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心怀疑惑,现在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剩下的人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但仔细想想,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在别的情况下把此事挑明会引起巨大骚动,情绪会失控,你运气多好呀,是怎样逃过了这场世界劫难的呢,往眼里点的眼药水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为你看病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帮助我走出这座监狱吧。而此时这一切都可有可无了,反正死后人人同样失明。重要的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任何防卫手段,床上的铁棍也丢在那里了,拳头毫无用处。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他们把两具尸体拖到外面的平台上,放在月光下,月亮乳白色的光亮照着他们,尸体表面雪白,里面却一团漆黑。我们回各自的宿舍去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我们再考虑能怎样组织起来干。他这样说了,但谁也没有把这些疯话放在心里。他们没有按照各宿舍分成几组,而是各自找到各自的道路陆续回去了,一些人朝左侧走,一些人朝右侧走,医生的妻子至此为止都和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在一起,现在后者却改了主意,这主意与原来的恰恰相反,只是她不想对此加以讨论,誓言并不都能兑现,有时候是由于懦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曾料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升高了,饥饿和恐惧驱走了困倦,各个宿舍里谁也睡不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战斗刚刚结束,激情尚在,虽然是以惨败告终,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空中游荡,盲人们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谁也不敢到走廊里去,而每个宿舍内部活像一个只有雄蜂的蜂房,人们知道,这些嗡嗡叫的昆虫不大遵守什么秩序,也不顾什么条理,从来不曾为生活做过什么,也从来不曾对未来操心,哪怕只是操一点点心,即便如此,在盲人们的问题上,不幸的人们,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吃别人的面包渣,喝别人的水,也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两者相比较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率行事。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此处亦然,这是个女人,刚刚回到右侧第二个宿舍,她就开始在自己那堆破烂东西中摸索,最后找到了一个小物件,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唯恐别人看见,积习难改,即使在我们以为习惯早已完全丢失时也是如此。这里本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我们可以看到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现在这个女人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经过这场劫难竟然没有丢掉,她焦急地找到它,又爱怜地把它握住,仿佛这是她本人能活下去的条件,她并没有想到屋中某个难友也许还有最后一支香烟,只因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小火苗就不能吸。但现在就是想借打火机也来不及了。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她沿着荒凉的走廊,紧贴着第一个宿舍的门走过去,里边谁也没有发现她。她穿过天井,渐渐西沉的月亮在石板地上画上了一个牛奶水塘,现在女人又来到走廊的另一侧,目标是最里边,一直往前走,绝不会走错。另外,她发现一些声音在召唤她,这只是个形象的说法,传到她耳边的是最后一个宿舍里歹徒们的喧闹,他们在大吃大喝,庆祝战斗胜利,故意闹得红红火火,我们不应当忘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就简简单单地吃什么,喝什么,古老的训诫万岁,其他人多想也下嘴咬上一口,不过这办不到,他们和房间里的盘子之间有一道八张床筑成的街垒,还有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女人跪在宿舍门口,直至靠近那些床边,慢慢拉出毯子,然后又站起来,把上一层床上的毯子也拉出来,又把第三层床的毯子拉出来,第四层她够不到了,这没有关系,导火索已经有了,现在只等点火。她还想起应当把打火机的火苗调到最旺,现在她手中已经有一把小小的火匕首,像一把剪刀的刀刃一样摇晃。先从上面的床开始,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终于点着了,现在点燃中间的床,之后是下面的床,女人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熏焦的气味,应当小心,她是在点燃焚尸炉,自己不应当死在里面,她听到了里边歹徒们的喊叫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他们有水,把火扑灭了呢,她急了,钻到第一层床下面,用打火机沿着床垫一路点下去,这里点着了,那里点着了,火势突然猛增,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帘,一股水泼到火上,落到女人身上,但已经无济于事,她自己的身体已成燃料,成了助燃剂。那里面的情况如何,谁也不肯冒险钻进去,但想象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火迅速地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想同时燃着所有的床,它做到了,歹徒们把仅有的一些水胡乱地用光了,但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试图从窗户往外跳,爬到尚未着火的床头上,难以保持平衡,火又忽然蹿上了床头,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加剧了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和垂死挣扎的号叫,应当提到这一点,不过声音越来越弱,像最初拿着打火机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早就寂无声息了。这时候,其他盲人都在张皇失措地往走廊里逃,那里已经烟雾弥漫,着火了,着火了,他们大声喊着。在那里,人们能亲眼看到,收容所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众人聚居之地的设计和布局多么糟糕,请看一看吧,以带尖的铁棍为支架的床本身就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看一看吧,容纳四十个人的宿舍却只有一扇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况且还有人睡在地板上,如果火首先到达门口,堵住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万幸的是,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坏事带来好事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人们很少说好事带来坏事,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对一些事的重视超过了另一些,在这个具体情况中,好事正是各宿舍只有一扇门,因此大火在歹徒们那里停留了很久,若不是场面越来越混乱,或许我们无须为另一些人丧生而叹息。显然,这些盲人当中许多人被踩踏,被推搡,被踢打,这是惊慌失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使然,若不是所有的根都扎到地下,植物也会有同样的动作,看到丛林里的树木纷纷逃离火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围栅里边那块地方成了避难所,一些盲人打开走廊里开向那边的窗户。他们从窗口往下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眼下他们安全了,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抛到风中的时候,不要想到点燃树冠。另一侧的盲人们同样害怕,其中一个闻到烟味马上认为火就在旁边,其实不然,走廊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没有人来管一管,非发生一场悲剧不可,有个人想起医生的妻子那双眼睛看得见,她在哪里呢,人们问,让她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她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刚从宿舍里走出来,都怪斜眼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去了,现在找到了,他在这里,我牢牢地攥着他的手,除非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下来,才能让我放开他,我用另一只手拉住我丈夫,后面跟着戴墨镜的姑娘,然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两个人形影不离,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再接着是他的妻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像一座松塔,但愿这大火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但是,这里的一些盲人学着另一侧盲人们的样子跳到围栅那边,他们看不见建筑物另一边大部分成了一片火海,但能感觉到那边来的热浪烘烤着他们的脸和手,眼下屋顶还没有坍塌,树上的叶子渐渐卷起来。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呢,攒动的人头中有人回答了一声,只用了五个字,那里有士兵;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这好像是人生经验的声音,也许是拿打火机的女人通过老人的嘴说出来的,她不幸没有被盲人会计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让我过去,去和士兵们说说,他们不能让我们这样死去,士兵们也有感情。多亏了对士兵确实也有感情所抱的希望,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医生的妻子带着她的人艰难地走过去。浓烟迷了她的眼睛,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盲人一样失明。到了天井就难以挤出去了。通往围栅的门早已快被挤破了,逃到那里的人很快发现此处并不安全,想出去,用力往外推,但另一些人拼命顶住,此时他们更怕的是暴露在士兵的目光之下,但是,当他们再没有力气,当大火越来越近,就应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那句话,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医生的妻子没有等多久就走了出去,来到平台上,她几乎半裸着身体,因为她双手拉着男孩和丈夫,顾不上防备那些想加入这一小群人的盲人的乱抓,或者说,他们想抓住行进中的列车。如果士兵们看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半裸着两个乳房的女人,一定会瞪大眼睛。现在,照亮从平台到大门口这块空旷而巨大的空间的不是月光,而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医生的妻子大声喊,为了你们的幸福,请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开枪。那边没有人回答。探照灯仍然不亮,没有一个人影活动。医生的妻子余悸未消,下了两层台阶。怎么回事,丈夫问,但她没有回答,还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她来到台阶最下面,带着斜眼小男孩,丈夫和伙伴们朝大门走去,已经毫无疑问,士兵们走了,要不就是也失明了,被送走了,终于所有人都失明了。这时候,简单地说,一切都同时发生了。医生的妻子高声喊道,我们自由啦,左侧的屋顶在可怕的轰隆声中塌下去,火焰四处飞散,盲人们高声喊叫着冲向围栅,留在里边的一些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另一些则被踩成血肉模糊的肉泥,大火立时四处蔓延,所到之处一切都化为灰烬。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13对一个盲人说,你自由了,把将他与世界隔离的门打开,走吧,你自由了,又对他说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走,站在马路中间,他和其他盲人,他们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在人们称为精神病院的理性迷宫里生活和在既没有人领着又没有拴狗的链子拉着的疯狂城市中冒险完全是两回事,在城市里,记忆毫无用处,人们记住的只是各个地方的形象而非通往那些地方的道路。盲人们站在变成一片火海的大楼前,感到大火的热浪烘烤着自己的脸,觉得这大火有点像护身符,如同原来的墙壁一样,既是监狱同时又是保障。他们紧紧挤成一团,像一群羊,谁也不想走散,他们知道,没有牧人去寻找丢失的羊。火势渐渐弱了,月亮又亮起来,盲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不行,其中一个说。有人问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人们马上就知道,这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其道理。说不定他们还会送食物来呢,可能因为出了什么差错,迟到了,这种事过去也有过;可是,士兵们不在这里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他们走了;我看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已经没有传染的危险了;也许是发明了医治我们这种病的药品;那就太好了,真的;我们怎么办昵;我就留在这里,等白天再走;你怎么能知道到了白天呢;根据太阳,根据温暖的阳光;只有晴天才行;那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白天呢。盲人们筋疲力尽,其中一些坐到地上,另一些身体衰弱,干脆躺下了,有几个昏厥过去,夜晚的凉意很可能会让他们苏醒过来,但我们可以肯定,拔营起寨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当中会有几个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只能支撑到现在,就像那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离目标不到三米的地方倒下了,其实,有一点很明显,所有人的生命都比预料的结束得早。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一些盲人还在指望士兵们或者代替他们的人,例如红十字会,会送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的区别是醒悟得更晚。即便这里有谁相信治疗失明症的药品已被发明出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高兴。出于别的理由,医生的妻子认为最好等过了夜晚再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伙伴们,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食物,而在黑暗中难以找到;你大概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丈夫问;大概知道;离家远吗;相当远;其他人说出了各自的住处,问离他们的家有多远;医生的妻子尽其所能给他们解释,当然是大致的距离,只有斜眼小男孩想不起来,这也难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叫着找妈妈了。如果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去,从最近的到最远的,那么首先是戴墨镜的姑娘家,其次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家,然后是医生的妻子家,最后是第一个失明者家。当然应当按这个路线走,因为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说过,如果可能请把她送回家。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她说。这种真诚的关心表明,某些人的偏见其实毫无根据,他们否认那种行为不端,特别是有伤风化的人,不幸的是,这种人会有强烈的感情,包括与父母的亲情,并且屡见不鲜。当然夜晚渐渐凉下来,大火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烧,炭火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离大门较远的盲人们,比如医生的妻子和她那一在线一区在线二区av

                      ?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八百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才没有,要钱随便给。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程里。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点盖好。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它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步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叹,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费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作马又如何?以赵佶的艺术品位,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于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要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富饶的南方,碍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他姓朱。第七章疯狂的石头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当时他在杭州待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流连忘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流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材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好,就见一下吧。见面后,他发现与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几千方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朱财富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是在他回京前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顿好,跟着他就走了。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五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瘪呢?朱冲能!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蔡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到这时,朱冲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冲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冲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一百五十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三十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三十年就这样,一百五十年又如何?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做佣工,才能勉强活命。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犟、不安分。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那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邻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于是,生意长盛不衰。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需。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一旦身份变为顾客,即便是上位者,也要随行就市。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接下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装修艮岳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是它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这样重大的任务,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朱冲的儿子。这人很传奇,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居然混到了和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大佬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蔡蛀虫是帝国首相,拥有官方话语权;童蛀虫是武装太监,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梁蛀虫身为帝国隐相,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很简单,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唯独没包括财。小朱同志填补了这块空白。这孩子叫朱勔,当他走到前台后,号称最有钱的宋朝人集体倒霉了,远不是多几种税、催得狠这么简单。采买,第一步是领钱。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给皇帝办差更得拿工资,而且是先拿。朱勔先到国库里支银子,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在艮岳工程的浩大影响下,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拿到钱后坐船过长江,两浙湖广,整个南方的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比如太湖石,某块超级巨大,造型神奇,朱勔专门造了一艘巨舰运进了京城。赵佶一见大喜,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并且封这块石头为“盘古侯”。有爵位的石头。某块灵壁石,高、阔均两丈有余,上千人抬不动,运进京城时得把城门拆了才成。赵佶认为这是神物,亲笔写了六个大字:“卿云万态奇峰”。以一条金带悬石挂上。成仙的石头。华亭(现上海市松江县)悟空禅师塔前一株唐朝桧树,枝叶纷披冠盖庞然,连华亭都没法运出。怎么办,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起,树倒船翻,全船人淹死。以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采办的种类按特点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得差不多了,朱勔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人间。话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皇帝的喜好是风向标,全民学习。这时赵佶爱装修园林,江南方面跟风的人风起云涌。比如浙江一个叫卫清叔的人,他的花园里有座假山。这座“假”山连绵二十余亩地,各处风景点盖了四十多座亭子。退休的侍郎俞子清更上层楼,他的“假”山起伏延展,上边有一百多个峰点,高的达到二三丈。都不过分修饰,保存原有山野风韵,其间犀株玉树,森列密布,“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其他中小户人家,积累一百五十余年平安富足之后,这类东西也不少。朱勔怎么会忘记、放过它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应该搜集起来,献给皇帝。这个过程显示出了朱勔的功夫,首先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您家有,那么恭喜了,朱勔的手下们会不请自来破门而入,在该东西上盖一块黄帛。这就是御贡品了。谁也不准动,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至于损伤是否存在,伤到了什么程度,与该户主人对朱勔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直接挂钩。如果贡献值不足,那么说有伤就有伤。没伤,轻轻推倒摔碎了,这回有伤没?验过伤,该御品进入保护待运期。要一直由原主人保存,直到各种选定的御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起运时,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不管该御品多大,搬运工从来不走门,都是把墙拆掉,进行立体搬迁。那一天全城轰动,无数的墙被推倒,无数的屋子倒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该御品搬走了,屋子里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装修还有第二关。从原产地把东西置办齐了,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宋朝一百五十余年经营,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开封相通,运粮的、运菜的、运各地特产的,早已形成了规律。朱勔作为装修特派员,本是有专用船只运工的,可是他搜集的东西太多,悄悄地说,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他家、蔡京家、童贯家、梁师成等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插了一脚,各家都有大花园的,捎带一些不是很正常吗?于是,朱勔手里的运输工具不够了。不够?简单,放眼望去,河面上都是船,每一艘都是大宋子民的,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从这时起,华夏大地上最恐怖的一个词出现了,叫“花石纲”。纲,指政府指派奉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花石,特指赵佶在这段时期在江南大地收集的自然艺术品,自从花石纲出现,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甚至是海运中,各类运输工具只要在朱勔搞运输时被看见了,立即就被抓到一块,原来的事都放下,统统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向京城进发。总结一下,上面的搜罗控制在自然界、人间社会两方面,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朱勔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觉得仍然有对皇帝尽忠的地方。艺术是什么?范围太广了,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式的。朱勔的心思就动在后一种里,作为神州共主,难道只向活人收税吗?为什么死了的埋进坟里的就可以免交?不管你是先秦的还是五代的,只要还在汉族的地盘上,就别想幸免,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不管是谁的坟墓,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货色都运进京城,搬到皇帝的多宝阁里,这才是气派,才是修养,才有品位!艮岳就在这三种举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哲学问题的讨论了。但在另一方面,北京的传教士很快就成了帝国中最重要人物的密友……而在明朝,他们却无法接近皇帝。”谢和耐:《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第14页。参见泽克这一重要的观点:“在保守的士人眼中,中国基督教徒的活动,至多被看作是与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士绅文学党社的同类物;若从最消极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就等同于白莲教一类左道邪教了”。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92—19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皮埃尔·科拉迪尼:《论清朝的内阁制度》,第41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贰臣传》第八卷。?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页。1660年起,允许大学士替皇帝起草诏书。当然,在鳌拜摄政时期,作为对所谓的顺治皇帝亲汉人政策的反动而重建满族政治制度之举,使殿阁大学士也被内三院所取代了。我希望我所描述的顺治皇帝的亲汉人政策,比史学家们以前所认为的要温和得多。1670年,康熙重置大学士。至1690年汇编的法律颁布后,内阁遂成定制了。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又见吕元驄:《翰林院》,第3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3页。王崇简已于1658年7月18日被任命为吏部尚书。?顺治审阅1658年殿试试卷时,最喜欢常熟孙承恩的卷子。当他得知1657年科场案中的一位作弊者也是姓孙的常熟人时,就问王熙这两人是否有关系。王熙应诺查询。他把此事告诉了孙承恩,孙承恩是他的旧友。实际上,如果旧友提出要求,王熙是愿意将此事遮掩过去的。但孙承恩决定说老实话。王熙就向顺治报告说,这两个人实际是兄弟。顺治为孙承恩的诚实所动,擢之为状元。邓尔麟:《科举政治》,第14—15页。?吕元驄:《朝林院》,第26—27页。?这也是康熙亲政后的特点。1684年,他去曲阜参见孔庙,《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为他引路。当他们站在孔子墓边时,孔尚任惊奇地想到:他竟与天子单独地在一起。“吾仅一叶之草也,何能与上独处?”后来康熙问他年岁几何,是否会写诗。36岁的孔尚任承认自己学过作诗,“因跪候上旨。天颜悦怡,频命起来。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天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理查德·E·斯特拉伯格:《孔尚任与康熙皇帝》,第55—56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七十五卷,第5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五卷,第5页。?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金之俊最终被鳌拜等辅臣免职,因为他的儿子与侄子都被列入了1661年奏销案的名单。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79—85页。?除1646年制订推行的“大计”制外,顺治还于1653年规定对京城官吏每三年进行一次“京察”。吕元驄:《翰林院》,第55—57页。?皇帝已于1652年10月6日罢去55名主管财物库的宦官;同年11月2日,工部的113名宦官也被免职。郑天挺:《探微集》,第9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7页。?同上。六个月后,宦官机构中又增加了第十四个衙门。郑天挺:《探微集》,第94、104—105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3页。1653年8月26日,御史图赖上章说,淫雨不止,京师大水,都与建立宦官衙门有关。他认为皇帝既然已有一群奴仆作为亲随,就不再需要宦官了。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道:“衙门虽设,全由管事满臣掌之,宦员无权。”郑天挺:《探微集》,第97页。但是,顺治坚信宦官可由正规的官僚机构来控制,这却被证明是不对的。不到30年时间,康熙皇帝虽然与某些宦官交情不错,却称他们“无异于最下贱之虫蚁”。他不得不因他的仆从在卫兵进屋时还高卧不起,而对他们予以训诫,到了1724年,又不得不下诏禁止穷困潦倒的旗人净身入投宦官衙门。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第12—13页。?同上书,第3页。十三衙门在紫禁城的西面,位于西华门内的皇城中,今明清档案馆的新建筑就在此地。虽然当时它还不像在清朝盛时那样,有庞大的机构(1662年,即顺治死后的第二年,有官402人;1722年,939人;1796年,1623人)但它在顺治朝,作为一个平衡宦官各衙门间关系的控制机构的作用,被估计过低了。普雷斯顿·M·托伯特的《清朝的内务府》,尤其是第21—30页对清代宦官衙门做了出色的研究,请参阅。?1655年7月31日,皇帝令工部竖起一尊铁碑,碑上刻写着魏忠贤一类宦官与外廷官交结的手法,并传称日后犯者将严惩不贷。1656年4月14日,顺治还废罢了一个六个月前才置立的专掌玺印的特殊宦官机构。掌管玺印之责移交给了正式的文官。郑天挺:《探微集》,第97—98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3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8—99页。?有些人甚至取了满族的姓名。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5页。史景迁在讨论汉人奴仆与旗人时,描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既是汉族又是满族的生活方式。“至于曹寅,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保持平衡。很显然,他热衷于满人军事操演中策马驰骋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汉文化的才思敏捷的解释者。”同上书,第53页。旗人出仕的机会比汉人不知多了几十倍。在当时的中央政府中,各种机构的主事或副贰半数以上都是旗人:50%为满人或蒙古人,另外的50%为汉人,而他们也常常是旗人。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7—78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42—143页。例如佟氏,既是一个地位巩固的旗人家族,又屡出官僚。他们在灯市口的府第闻名北京。佟养真、佟养性、佟图赖(康熙的外祖父)的子孙们,在康熙朝号称“佟半朝”。佟养性的兄弟们及其孙辈诸人,在军事征服中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1645年佟养甲随博洛南征,取杭州,平福建,出任两广总督。佟养量为本旗牛录,在扬州和江阴指挥一个炮队。另一个兄弟佟岱协助征服了延安。在康熙年间,有一个孙子佟国瑶占领了襄阳,而另外的两个孙子佟国器和佟国祯,捕获马士英,协助招降了郑芝龙,驻守赣州。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25页。?在许多中国名画上都盖有耿昭忠的印章。在18世纪,他丰富的藏画为乾隆皇帝所得。他的许多画卷现藏富利尔画廊,上面留有他的题签。甚至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耿昭忠仍保住了自己的高位,任光禄大夫。康熙对他尤为恩宠,在他卧病时,命御医为其合药。1686年,以盛礼将他安葬。托马斯·劳顿:《论耿昭忠》,第150—151页。?同上书,第149—150页。虽三藩之乱时耿精忠谋反,另外两个兄弟却均被免罪不问。?同时他还任兵部尚书。马鸣珮为总督,政绩卓著,他以严禁随员胥吏侵渔百姓而闻名于世,后康熙皇帝亦以其治理江南的政绩而对之做过褒奖。《马氏家谱》“赞序”、“名宦传”、“高明”。江南商人曾刻碑详细描述衙役的侵渔行为,并对新政府制止他们的贪虐表示感谢。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3—116、457—458页。马鸣珮后来曾与在台湾的郑成功作战,其门生梁化凤协助满人扩大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4—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页。?在1644—1668年间,共有96名汉军旗人被任命为巡抚。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5页,参见第72页。1651年,魏裔介向皇帝力陈不要过于倚仗旗人,而应更多地任用一般的汉官。解决为汉人科举及第者提供员阙的一个办法,就是削减开科取士的人数。顺治年间,为赢得汉人的支持,会试取士数额曾经有意地扩大了。然而到了1658年,诸州录取生员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考试的次数自三年两试减为三年一试;每一州童生数减少半数以上,所减生员数至少为25%。但人多阙少的问题仍然存在。1664年,礼部竭力主张干脆取消科举考试。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7、156页;参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53—54页。取士之额虽然做了限制,贡生、监生之功名的捐买却依然如故。事实上,尤其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于政府需要财源,官职与科举功名均可捐买,这被委婉地称作“捐纳”。例如在1668年,监生卖200两银子,或500石谷子;而到了1674年,监生就只值银100两了。1677年,清廷因许多人表示反对,一度暂停卖官;但至1678年,它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出卖生员功名的措施,五年后才废此制。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47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3、225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56—157页。如果生员名号可以传之子孙的话,销路毫无疑问还会好得多。1664年康熙诏,只有高级官员方可荫及长子、长孙。次年,又令荫生须经国子监学习,才可出任官职。吕元驄:《翰林院》,第48—49页。但顺治与路易十四不同,他并没有通过造成一个穿袍贵族,来扩充自己的金库。因此,中国人最终使那些经常被出卖的官职贬了值,而法国人却仍在热心抢购它们。用路易十四财务大臣的话来说:“每当法国国王设置了一个官职,上帝就立即制造一个傻瓜去买下它。”塞缪尔·E·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8页。?凯斯勒的数据与此不同。他声称在1651年,所有总督及22名巡抚中的17名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8页。?据凯斯勒所说,从1644至1722年,80%的督抚为旗人,其中多数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8—189页。?总督平均任期的长短,也因其是否为旗人而有所变化。有清一朝,汉军旗人任总督者平均以三年半为一任,而一般汉官则仅为两年八个月。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2—123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页。?同上书,第12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64页。?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88—89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73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21页。关于永历政权内讧问题,见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07—114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3—124页。洪承畴所统率的军队既有汉人,又有满人。这支军队后由洛讬与多尼统领。最重要的汉将之一是降清的张勇,他并不是旗人。张勇是南京政权灭亡时率部径赴九江向阿济格投降的,时年仅30岁,被授为游击将军,派往西北。在1648年镇压白帽回民起义时骁勇善战,颇著时誉,屡受褒奖。1658年,归洪承畴麾下。1661年平定云南后,担任此省的提督。两年后,开赴甘肃,戍守西北边境,抵御厄鲁特蒙古人。三藩之乱期间,他不顾足上有伤行走不便,为国守边尽忠。张勇的忠贞,实际上是清朝最终获胜的一个关键。后来噶尔丹驱动青海蒙古与西番土著回人东犯甘肃边境,被张勇击退了,清廷因此封他为侯。《贰臣传》第二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67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94—196、201—20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页。永历皇帝的逃亡路线,与后来的缅甸公路大致相合。1659年3月,永历皇帝及随从646人于八莫上船,沿伊洛瓦底河至缅甸都城阿瓦。余人陆行,被误认为是入侵者,遭到了屠戮。永历皇帝自己于6月底抵达阿瓦。缅人得到了清廷文书,令其拘执永历皇帝,遂于王宫河对岸设营以置之。后猛白取代其兄自立为缅甸国王,便把永历随从中的成年男子全部杀掉了,已患气喘病的永历帝被留了一条活命,但处境极为凄惨,只有四个家庭成员、几个宦官、一个跛足文官以及百余幸免于难的妇幼陪伴着他。斯特鲁弗:《南明》,第125—128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58页。关于洪承畴的安民政策,见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196—198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6—20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60页。甚至那不愿宽恕“贰臣”,并暗示了洪承畴某些“过失”的乾隆皇帝,也称这位著名的满族人的合作者为“大贤”。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9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8页。李定国于1662年8月初,在云南与老挝的边境地区病逝。肖尔:《南明政权》,第210页。?肖尔:《南明政权》,第207页。?1662年1月22日,缅甸国王猛白将永历皇帝装进一顶破旧的小轿,抬上船,送到离阿瓦不远的昂格宾尔的吴三桂营寨。永历还以为是将他送到李定国的营寨去,直到见到了一个清朝官员,才发现上了当。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195页。据汉文资料说,永历皇帝死得极庄严。史载吴三桂刚一抓到他,即伏地叩头,答应送他回北京参拜祖陵。后来有些士卒密谋营救永历皇帝,但事情泄露了。吴三桂迫不得已,只好杀掉了永历。有一条记载说,吴三桂请永历帝到北门边下棋,借此机会把他与他的太子一并绞杀了。传说当时凶兆并见,一龙盘旋于云南府城上空,人人都能看到。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9页。?神田信夫:《三潘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在三藩之乱前,八旗兵并未在全国系统地驻防。在北京周围及满族故地的辽东南部,有一军事警戒线,在有动乱的地区,也临时驻扎八旗兵,但没有正规的编组安排。这也许是地方官有这样的抱怨的原因之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63页。关于当时清军对松江居民的索求,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6—118页所载碑文,有具体记载。?《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39—40页。?《世祖实录》第一四一卷,第9—1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8—59页。?“关于武士道精神的正规教育与整体环境,极有力地诱使人们为之效忠,时时提醒他自己是社会的主宰,国家的卫士。”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第31页。?事实上,由于清廷委派了大批八旗将领去管理官僚机构,尤其是各行省地方政府,以致他们对八旗兵的统帅受到很大削弱。汉军八旗将官缺员最甚,因为许多汉军旗人被委派担任了国家行政工作,至17世纪60年代中叶,臣僚奏报康熙说,某些都统、参领软弱无能,不能克尽其职。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1—78页。?清朝的统治体现了中华帝国后期的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妥协:武官与文臣。正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分离,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危机。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从16世

                      ”马基雅维里大笑了起来。他从烤肉叉上取下一只云雀,他一边用他那结实的牙齿咀嚼着这只鸟,一边用饱含深情的目光看着玛丽埃塔。她的确是个好女人。人很节俭,性情也很温和。每次他要踏上远行的旅途时,她都很难过,而当他回来时,她又总是十分欢喜。他有时也在想,她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的那些事。如果她知道的话,她从来都没有流露出一点她知情的迹象,如果是那样,就更加证明了她是一个理智和驯良的妇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样一位太太,他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找老婆,而且也很有可能找上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玛丽埃塔的女人。他对他的这位太太非常满意。当他们吃完晚饭,女仆开始洗碗和收拾的时候,玛丽埃塔将孩子们送上床睡觉。马基雅维里上了楼,脱下了他穿了一整天,沾上了泥浆的脏外衣,换上了他平素自以为庄严和华美的袍子,因为在晚上,他习惯于阅读那些他热爱的作者的书籍。他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听到有人骑马而来,不一会儿,一个他熟悉的声音在问女仆他是否在家。这是比亚乔。马基雅维里心里在琢磨是什么事让他在这个时辰从城里赶过来。“尼科洛,”比亚乔在楼底下喊,“我有消息带给你。”“等一会儿,我穿好衣服后马上下来。”因为是冬天,白天变短,夜晚到来得早,气温有些低,他在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锦缎长袍,然后开了门。比亚乔正在门口台阶上站着等呢。“瓦伦丁诺公爵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位信使今天从潘普洛纳来。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件事,所以就骑马赶过来了。”“到我的书房来。”他们于是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坐在他的书桌旁,比亚乔则是坐在了一张雕花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是玛丽埃塔从她娘家带来的嫁妆的一部分。比亚乔原原本本地将他听到的情况告诉了马基雅维里。切萨雷·博尔贾将自己的总部设在了一个叫埃布罗的村庄里,计划向背叛自己的那些勋爵中最有力量的那个,勒林伯爵的城堡进攻。在三月十二日的清晨,他的部队和伯爵的部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当警报发出的时候,公爵正在自己的屋子里,他披上盔甲,上了战马,朝混战中的人群杀了进去。叛军开始撤退,公爵在没有来得及看一下是否有人在后面跟着他的情况下,就追着溃散逃跑中的敌军到了一个深谷。在那个深谷中,他在孤身一人,身陷重围,失去了坐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最后终于战死沙场。第二天国王和他的人马找到了公爵的遗体。公爵的遗体是赤裸着的,因为敌军将他的盔甲衣服都扒了下来拿走了。国王脱下自己的大氅,盖在了公爵赤裸着的身子上。马基雅维里专注地听着,当比亚乔说完了的时候,他却是静静地一言不发。“谢天谢地,他终于死了。”过了半晌比亚乔开口说道。“他失去了他的城邦,他的金钱和他的军队。但是整个意大利还是非常害怕他。”“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行事诡秘,神秘莫测。他残忍,狡诈,做起事来无所顾忌。但是他很有能力,精力充沛。他为人稳健,很有自制力。他从来不会让任何事情干扰他的既定方针。他喜欢女人,但他只是从她们身上寻欢作乐,从来不会允许自己为她们所左右。他建立了一支忠诚于他,并且信任他的军队。他律己甚严,行军时他无惧于寒冷和饥饿,他强健的体魄使他能够不觉得疲劳。打起仗来他勇敢无畏,斗志昂扬。他与最下层的战士们一起冒险犯难。他娴熟于谋求和平的艺术,就如同他谋求战争的艺术。他根据他手下大臣的不同特点和能力有区别地任用他们,并且留意确保这些人还必须继续仰仗他的恩眷。在巩固他的权力这方面他已经做了一个谨慎和聪明的人所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他的办法没能为他带来成功的话,这并非由于他的过失,而是因为命运非同寻常,且非常恶毒的安排。像他那样一个具备昂扬的精神和崇高理念的人,假使他有机会将事情重新来过一遍,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的计划只是由于教皇亚历山大的死亡和他本人的疾病而遭挫败,如果他健康良好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的。”“他作恶多端,遭受了上天恰如其分的惩罚。”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命运像以往那样垂青于他的话,他也许可以将入侵意大利的野蛮人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赶走,为她带来和平和昌盛。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忘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罪行取得权力的,而他本人也就会作为一个伟人和好人流传于后世。现如今,谁还会在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残酷和忘恩负义的人,谁还会记得尤利乌斯·恺撒曾经背信弃义?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攫取权力和保持住权力,一旦做到了这两点,你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就将被认为是高尚的,并受到所有的人的敬佩和景仰,如果切萨雷·博尔贾被看成一个恶棍,只是由于他没有成功。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来记述这个人和我对于他所作所为的观察和思考。”“我亲爱的尼科洛,你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在你看来,谁会读你这本书?你不会因为写了这么一本书而流芳百世的。”“我也不奢望这个,”马基雅维里大笑着说道。比亚乔狐疑地看了一下他朋友案头的一叠手稿。“你那儿放的是什么?”马基雅维里给了一个旨在消除对方疑虑的微笑。“我在这里没有多少事可做,于是我想到我可以写上一部喜剧,以此打发时间。你想让我为你读上一段吗?”“一部喜剧?”比亚乔带着怀疑的神情说,“我估计这部剧作带有政治涵义吧。”“完全没有,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逗乐。”“嗨,尼科洛,你什么时候才会正经起来?你会招致别人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会像一千块砖头那样砸在你的身上。”“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那样来批评我。阿普列乌斯创作《金驴》和佩特罗尼乌斯写出《萨蒂利孔》纯粹是为了娱乐读者,没有人会认为他们的作品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那些作品是古典文学。所以那些是要另当别论的。”“按照你的说法,一些个旨在娱乐大众的作品,就像放荡的女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令人尊敬。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那些文学批评家只有等到幽默所能带来的乐趣已经完全随着时间而消失很久的时候才能领会到幽默的存在。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幽默的效果得紧紧依靠现实生活。”“你曾经说过,是色情,而不是简洁的语言,才是机智的灵魂。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完全没有,但是又有什么东西能比色情更实际和真实的呢?请相信我,亲爱的比亚乔,当人们不再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繁殖他们下一代的兴趣。这将是造物主这个最不幸的实验的最后终结。”“读你的剧本吧,尼科洛。你知道我不喜欢听你说这些。”带着一抹微笑,马基雅维里拿起了手稿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突然之间,由于是向一个朋友第一次朗读自己的作品,作为作者的马基雅维里被一种特有的,淡淡的不安情绪所影响,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喜欢自己的作品。他于是打断了自己。“这只是第一稿,我敢说我再次披阅校对时还会做出许多修改呢。”他翻动着手稿,显得不是太有确信的样子。剧本的情节使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很有乐趣,但是有那么两三件事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他所塑造的人物都进入了角色,开始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和他们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拉开了距离。卢克莱齐娅就像生活中的奥莱莉娅一样显得朦胧,他还没能想出来如何才能使她变得更有实质内容。情节的需要让他不得不把她塑造成一个贤惠的女人,只是由于她母亲和她的忏悔神甫的诱使才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皮埃罗,在剧本中被称为利古利奥,却出乎马基雅维里原来的计划,担当了出场更多的吃重角色。正是他出主意欺骗那个愚蠢的丈夫,说服卢克莱齐娅的母亲和那个神甫,说到底也就是他策划了这个阴谋,并付偖实施,达成了最后皆大欢喜的大结局。他是一个敏锐的,有创造力的,机智的人,毫无原则却又讨人喜欢的家伙。马基雅维里发现他很容易刻画这个流氓恶棍的角色,结果等到他写完剧本时发现,他在那个孜孜于策划阴谋的配角和他那害着相思病的主角身上倾注了相同分量的自我。想到他一个人要在一出戏里演上两个角色这件事该有多么特别,他抬起头来问比亚乔:“顺便问一下,近来你有你那外甥皮埃罗的消息吗?”“说起来我还真有他的消息。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但是因为瓦伦丁诺公爵去世这件事让我太激动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他就要结婚了。”“是吗?女方般配吗?”“很般配。他娶的是钱。你还记得伊莫拉的巴托罗缪·马泰利吗?他是我的一个远亲。”马基雅维里点了点头。“当伊莫拉发生暴动的时候,他认为先到外面躲一下,看看形势会如何发展为上策。你知道,他是公爵的死党之一,他担心他要为了这个原因付出些代价。他于是去了土耳其,在那儿他有着自己的业务。伊莫拉城还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动乱,教皇的部队就进了城,巧的是,皮埃罗也在进城的部队里面。好像皮埃罗和一些高级军官关系不错,而这些高级军官又在教皇面前说得上话,于是他努力地保全了巴托罗缪的家业。但是巴托罗缪遭到了放逐,最近有消息说,他死在了士麦那,而皮埃罗则是要娶他的未亡人了。”“确实不错,也很合理呀。”马基雅维里评论道。“他们告诉我她还年轻,相貌也不错,很显然她需要一个男人保护她。而皮埃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只有一处白璧微瑕。巴托罗缪有一个小男孩,大概有三四岁那么大。这么一来,将来皮埃罗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后生的孩子继承遗产的希望就不大了。”“我想你尽可放心,皮埃罗会将这个孩子视同己出的。”马基雅维里不冷不热地说道。他又重新拿起了手稿。他带着一些自得的心情微笑了。他又想起了,他至少还是成功地对付了提莫提欧神甫。他刻画这个人物时笔触特别恶毒,他常常是一边写作,一边坏笑着。在这个人物身上,他倾注了他对于那些利用无知的人们的善良轻信而骗取钱财以自肥的僧侣们的全部憎恨和轻蔑。凭这个角色就能决定这部剧作的成败。他又从头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他停住朗读,又抬起头来。“又怎么啦?”比亚乔问道。“你说切萨雷·博尔贾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了。他确实被摧毁了,但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他的狡诈阴险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偶然因素,在这个充满罪孽和悲伤的世界上,如果贤良战胜了罪恶,那并不是因为贤良的一方有着高贵的品格,而是他们有着更大和更好的枪炮。如果诚实压倒了奸诈,那并不是因为诚实的一方有着诚实的品性,而是他们有着一支更加强大,更加领导有方的军队。如果正义战胜了邪恶,那并不是正义的一方是正义的,而是他们的财力更为雄厚。站在正义的一方固然好,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将一无所成。忘记这一点我们就是疯子。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热爱秉性善良的人们,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会将愚蠢的人们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叹了一口气,开始第三次朗读他的剧作。“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译后记第一次看到《过去和现在》这本书是二〇〇〇年的十二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家书店。我从大学时代以来就喜爱毛姆的小说,于是立刻买了下来。慢慢读完,我很欣赏和享受毛姆直白、简练,但又充满机锋和幽默的语言。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一定很有意义。但是却迟迟没能动手。直到两三年后,有一天突然想到,何不每天译一到两页,当作一种学习或者修行呢?也可以就此从工作中换换脑子。这样就开始了我这长达七八年的断断续续的译书历程。期间我被派到香港工作,由于忙着适应新的环境,工作节奏也比美国繁忙紧张不少,曾一度搁笔。直到三年后搬到香港新界的深井,一个远离喧嚣,面朝大海,背靠青山的公寓里,有了自己的书房,才又重新动笔。终于在2015年春天将全书译完。这本小说有两条主要线索贯穿。一条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马基雅维里,和派驻国的首脑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之间的外交斗争。另外一条主线是作为一个风流不羁之士的马基雅维里,企图勾引一位当地豪绅年轻美貌的妻子的经过。两条主线并行不悖,穿插交织,在平缓有序的发展中却高潮迭起,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这部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创作的。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外有强邻入侵,内有诸侯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马基雅维里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城邦共和国,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的政体。而瓦伦丁诺公爵所代表的教皇国,则代表着专制和独裁的政体。小说中包含了不少瓦伦丁诺公爵对于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见解和议论,多数均来自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名著《君主论》。在小说中,瓦伦丁诺公爵是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君主。但是马基雅维里却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看待公爵,认为一个君主就应该这样,否则就无法成事。而一旦不能成事,则国家不能统一,战乱不得平息,人民则要遭受更多的苦难。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对君主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为国家带来秩序、和平与繁荣,而不能以一般的宗教或世俗道德衡量。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历经五百年,却仍然富于强大的生命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他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一个政府要能够强有力地保障社会秩序,为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效(effective),果能如此就可以将这个政府归类于好的政府,不论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法如何。如果达不到这上述的目的,则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政体是什么样的,均可归类于低效能或无能的政府,或者干脆就是失败的国家(failedstate,意思是政府完全起不到应有的基本职能作用),那就是最最要不得的、极其糟糕的结果。上述的政治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冷酷的。但是却不幸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五年中,中东和北非地区看到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让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的内部起义和外部干涉,以及叙利亚内战。其结果是,独裁者被推翻了,或陷入困境,但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却陷入了持续的动乱和战争之中。邪恶势力迅速膨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民饱受残害和痛苦,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当然,因为毛姆是在写小说,所以他并没有将上述观点长篇大论地展现给读者。而是在小说结尾部分以一种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马基雅维里,也许也是毛姆本人的这种观点。毛姆的这部小说写得扣人心弦,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栩栩如生。书中也有着不少对当时意大利人民生活的详细描写。慢慢读来,仿佛是在看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电影。我希望我这部译作也能够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童朝晖悲伤也好,痛苦也好,都是人生之花。致每一位曾在都市生活中迷失的你!与太宰治齐名的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杰作全收录!=======优秀的作家既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人。坂口安吾的文学作品,是由坂口安吾所创造,若无坂口安吾,则不可语之。──川端康成读坂口安吾的文字,总让我觉得像身处隧道之中,毫无多余之物,空阔而旷荡,干冷的风则吹透过来。显而易见地,这隧道是一条单行的简单通路,彼端浮现着一团幻梦般的光亮。这个人不怕未来,也不爱未来:因为这个人正是以他那宛若隧道

                      起手擦了擦眼睛,因为眼前一片模糊,但她没有吃惊,知道是由于眼中的泪水。她接着往前走。来到天井,靠近通往外边围栅的门口,朝外望了望。大门后面有一盏灯,映出一个士兵的身影。马路对面,一座座建筑物全都一片漆黑。她走到台阶前的平台上。没有危险。即使士兵发现了人影,也只有在她下了台阶,靠近那另一条无形的线时才会开枪,而且事前还要警告一次,对士兵来说,那条无形的线就是他的安全边界。医生的妻子早已习惯了宿舍里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因而对现在的寂静感到奇怪,这寂静似乎占据了这虚无的空间,仿佛整个人类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一盏亮着的灯和看守着这盏灯,看守着她和其他眼睛看不见的男男女女们的一名士兵。她坐在地上,背靠着门框,姿势和她在宿舍里看到的那个瞎眼女人一模一样,眼睛也望着前方。夜晚天气寒冷,风沿着大楼正面吹来,这个世界上似乎不可能还有风,不可能还有漆黑的夜晚,这句话她不是为自己说的,而是想到了盲人们,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白天。灯光下又出现了一个人影,大概是士兵来换岗,没有新情况,后半夜要回帐篷里睡觉的士兵会这样说,他们想象不到这扇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枪声没有传到外边,一把普通手枪发不出多大声响。一把剪刀更发不出什么响动,医生的妻子想。她没有问自己,其实问也徒劳无益,这个想法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只是奇怪它来得非常缓慢,好像第一个字就出来得晚了,后面的字更加磨磨蹭蹭,最后她才发现这个想法早已在那里,在一个什么地方,只差用语言表现出来,如同一个躯体在床上寻找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被窝,只是为了在里边躺下睡觉一样。士兵走到大门口,尽管逆光,可也不难发现他在朝这边观望,大概察觉到有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影,灯光太弱,他看不出是只有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双臂抱着双腿,下巴贴在膝盖上,这时士兵用手电筒朝这边照了照,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女人,她正在站起来,动作慢得就像她刚才的那个想法一样,但士兵不可能知道她的想法,只知道那个人动作慢得好像永远也站不起来,他心里害怕,一时间曾问自己是不是应当拉响警报,过了一会儿又决定不拉,只不过一个女人,离得又远,无论如何,应当有所防备,先瞄准她,要瞄准必须先放下手电筒,就是这个动作让手电的光线正好照在他的眼睛上,好像把他的视网膜灼伤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等到恢复了视力的时候,那女人已经消失了,现在这个哨兵不能向来换岗的人说没有新情况了。医生的妻子已经来到左侧的走廊里。这里也有盲人睡在地上,而且比右侧人还多。她慢慢朝前走,不发出一点儿响动,赤脚粘在黏糊糊的地上。看看前两个宿舍里面,看到的和预想的一样,一个个人影躺在毯子下面,也有一个盲人睡不着,气急败坏地说着他睡不着,还能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发出断断续续的鼾声。至于这一切散发出的气味,她并不感到奇怪,整栋大楼里没有别的气味,全是人们的身体和身上穿的衣服的气味。拐过一个弯,到了通向第三个宿舍的那段走廊里,她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一个人,也是一个哨兵。他手里拿根棍子晃来晃去,动作缓慢,像是要拦截某个企图靠近的人。这里没有盲人睡在地上,所以通行无阻。门口的盲人继续单调地摇晃着棍子,似乎不知劳累,其实不然,几分钟以后他把棍子换到另一只手里,重新开始摇晃。医生的妻子沿着另一侧的墙壁往前走,小心地不碰到它。棍子画出的弧形到不了宽阔的走廊中央,谁看见了都会想说,这个哨兵拿着一条没有子弹的枪在站岗。现在,医生的妻子正好站在盲人的前面,可以看到他身后的宿舍。里边的床上并不是全都有人。他们有多少人呢,她想,又往前走了一点儿,几乎到了棍子晃动的边界,停在那里,盲人转过脸,对着她所在的方向,仿佛发现了什么异常,一声叹息或空气的颤动。这个人身材很高,双手很大。他先是手拿着棍子往前伸了伸,飞快地扫了一下前面的空间,接着又跨了一小步,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医生的妻子担心盲人已经看见了她,只是在寻找进攻的最好位置,那双眼睛没有失明,她惊恐不安地想。但它们是瞎的,当然是瞎的,和生活在这些屋顶之下这些墙壁之内的所有人同样瞎,所有人都一样,都是盲人,只有她例外。那个人压低声音,像窃窃私语似的问,谁在那里,而没有像真正的哨兵那样大喊一声,过来的是什么人,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回答是,好人,然后他回答,请便吧,但这样的对话没有出现,他摇摇头,像是在回答自己刚才的问话,胡言乱语,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人,这时候全都睡了。他用另一只手摸索着退到门边,因为自己说的这句话而放下心来,两只胳膊垂了下去。他困了,等伙伴来换岗等了好长时间,但他必须等到那个人听见内心响起责任感的声音,自己醒来,因为这里没有闹钟,即使有也没法用。医生的妻子小心翼翼地靠近另一边门框,朝里边望去。这个宿舍没有住满。她飞快地数了数,觉得屋内大概有十九个或者二十个人。在宿舍最里面,她看见一些饭盒摞在一起,空着的几张床上还放着一些,这在意料之中,他们不会把收到的所有食物都分配出去,她想。盲人哨兵好像又一次显出不安的样子,但没有做出任何要调查一下的动作。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宿舍里面传来一声咳嗽,吸烟者那种剧烈的咳嗽。哨兵急切地转过头去,终于可以去睡觉了。但躺在床上的盲人没有一个起来。哨兵坐到挡住门的那张床的床边上,动作缓慢,仿佛怕别人当场抓住他擅离职守,或者彻底违反哨兵必须遵守的所有规矩,开始他还点着头打了一会儿瞌睡,但很快就身不由己地坠入睡河,在沉入河底的时候他一定想过,没关系,谁也看不见。医生的妻子把里边睡觉的人又数了一遍,连哨兵计算在内一共二十个,至少能带回去一个准确情报,这次夜间出动没有白费,不过,我仅仅是为了这个来这里的吗,她问自己,但又不想找到答案。盲人哨兵头靠在门框上,睡得正香,棍子滑到地上,也没有发出声响,这是个被解除武装没有进攻能力的盲人。医生的妻子故意把眼前这个人想成偷食物的贼,想成抢劫理应属于别人的东西的贼,想成从儿童嘴里夺取食物的贼,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能对他感到蔑视,更没有一点儿恼怒,而只是对这个睡成一摊烂泥的躯体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怜悯,他脑袋向后仰着,青筋暴突的脖子伸得老长。从走出宿舍以来她头一次打了个寒战,仿佛石板地把她的脚冻得结了冰,仿佛她的双脚在燃烧,但愿这不是在发烧,她想。不是发烧,只是太疲倦了,想把身子蜷缩起来,眼睛,啊,尤其是这双眼睛,望着身体里面,更里面,更里面,直到大脑最深处,在那里,看得见和看不见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肉眼难以区分的。慢慢地,再慢一些,她拖着身体往回走,到她所属的地方去,到像梦游者一样的盲人那边去,对他们来说她也是个梦游者,无须再装作盲人。两个热恋的盲人已经不再手拉着手,都侧着身子蜷缩着睡着了,为的是保存热气,女人缩在男人的身体形成的凹处,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还在手拉着手,男人的胳膊搂着女人的身体,手指和手指交叉在一起。宿舍里面,那个睡不着的女人依然坐在床上,等待身体的疲劳最终战胜头脑的顽强抵抗。其他人似乎都睡着了,有的蒙着头,仿佛在寻找不可能有的黑暗。戴墨镜的姑娘的床头柜上摆着那小瓶眼药水。眼病已经治好了,但她不知道。11如果为歹徒们记录非法所得账目的那个盲人幡然悔悟,决定带着他的盲文板,厚纸和盲字笔弃暗投明,来到这一边,那么可以肯定,他现在应该正在撰写一篇既富于教益又生动感人的编年史,描写遭受掠夺的新伙伴们如何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忍受着其他种种痛苦。文章一开始就会说,在他离开的那一边,那些掠夺者们不仅把正直的盲人赶出宿舍,自己占据整个空间,为所欲为,而且还禁止左侧另外两个宿舍的人使用所谓卫生设施。写到这里他会评论说,这种无耻的专横行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急不可耐的人们全都涌到右边的厕所,任何没有忘记这里早先状况的人们都不难想象其后果。他会告诉人们,只要在围栅里边走上几步就会绊在盲人身上,他们有些在腹泻,有些则里急后重,蜷缩着身子,觉得能痛痛快快排泄出来,结果却白费力气。如果善于观察,他不会不刻意记录下人们吃得少而排得多这一明显的矛盾,它也许能表明人们常常提及的著名的因果关系至少从数量角度来看并不总是可信。他还会说,这时候歹徒们的宿舍里大概塞满了饭盒,而在这里,倒霉的人们马上就要堕落到不得不去肮脏的地上拣面包渣。盲人会计也不会忘记自己要以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谴责盲人压迫者们的罪恶行为,他们宁肯让食物烂掉也不送给非常需要的人。或许某些食物能存放几个星期不变质,而另一些,尤其是熟食,不马上吃掉,就会酸腐或者发霉,人不宜再食用,如果这些人还算人的话。这时候,我们的盲人编年史作者会改变内容,但不会改变主题,极为伤心地写道,这里不仅有因为营养不良或消化功能紊乱造成的肠胃系统疾病,除了失明,来到这里的人并不都个个身体健康,有些人看上去还好,但现在和另一些人一样,患上了不知道如何传进来的重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五个宿舍里已经没有一片阿司匹林给他们退烧或者减轻头痛,从女士们手提包的里袋找出来的几片在很短时间里就吃完了。慎重起见,我们这位盲人编年史作者对于近三百人当中许多人在如此惨无人道的隔离检疫中忍受的其他病痛不再分别记述,但他不能不提到其中有两位癌症晚期患者,当局在追捕盲人过程中不想考虑什么人道主义,把他们带到这里,甚至说法律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对所有人同等对待,而民主与特权水火不容。不幸的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位医生,仅此一位,而且还是我们最不需要的眼科医生。这时候,盲人会计已经被这人间惨状和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把盲字笔扔在桌子上,伸出颤抖的手去摸他在履行记录这世界末日的编年史作者的义务时放在旁边的那片硬邦邦的面包,没想到面包没有了,原来已被另一个盲人偷走,可见那位盲人在饥饿之中嗅觉多么灵敏。于是,盲人编年史作者背弃了促使他来到这边的义举,背弃了无私无畏的冲动,决定返回左侧第三个宿舍,如果还来得及,在那里,虽然他对歹徒们的胡作非为义愤填膺,但起码不至于挨饿。确实如此。每当负责去取食物的人带着很少的东西回到各宿舍的时候,宿舍里总是爆发出一片愤怒的抗议声。常常有人建议组织起来,举行大规模集体示威,提出的理由确凿有据,说人多势众,并且以颇为辩证的口气断言,只要有决心就能做到,一般来说,只要众人同心协力就无所不能,在某些情况下力量会成倍增长,直至无穷大。但是,只要有较为审慎的人客观地衡量一下此建议的利弊,提醒那些热心人注意手枪往往产生致命的后果,人们的情绪很快就又冷静下来。走在队伍前面的知道那边有什么在等待他们,审慎的人会说,至于后面的人,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吓得屁滚尿流,那么我们相互踩压致死的人会比被打死的人还多。其中一个宿舍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并告诉了其他宿舍,他们仍然派人去取食物,但不是原来那几个曾遭到对方训斥的人,还由那些人去显然不合适,而是一伙新人,并且人数更多,比如十个或者十二个,代表所有人齐声向对方表示不满。于是征求志愿者的工作开始了,但是,或许由于谨慎小心的人们发出的警告起了作用,哪个宿舍报名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数都不够。感谢上帝,在得知做出上述决议的那个宿舍派出的征讨队有何下场之后,人们觉得当初表现出的意志薄弱简直算不了什么,甚至无须为之脸红,显然谨慎从事才是合理的对策。敢于前去的八条好汉遭到一阵棍棒的迎头痛击,失魂落魄地逃了回来。不错,确实只开了一枪,但这一次子弹不是像前几次那样朝高处打的,去提要求的人们都能作证,他们赌咒发誓地说,分明听见子弹贴着脑袋嗖地一声飞过。至于当时开枪者是否真的要杀人,我们以后也许能明白,眼下暂且对此表示怀疑吧,也就是说,要么这一枪只不过是警告,虽然确实是严重警告,或许歹徒首领对示威者们的身高估计错误,把他们想象得矮了一些,而第二种猜测更令人不安,就是错在把示威者们的身高想象得比实际高,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对他杀人的意图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现在,暂且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放在一边,关注一下整体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绝属偶然,但确实幸运的是,示威者们自报家门,说出了他们是某个宿舍的代表。这样,只有那个宿舍受到三天没有饭吃的惩罚,不过,他们运气不错,不是永远断绝供应,毕竟,谁敢于咬给他东西吃的人的手,永远不能得到食物也是天经地义。胆敢造反的宿舍的盲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在三天时间里只得沿屋乞讨,说可怜可怜他们,给块面包皮,如果可能,给一点儿佐餐的肉或奶酪。不错,他们都没有饿死,但不得不听尽风凉话和讽刺挖苦,你们既然想出了这种主意,就只能靠喝西北风活着;要是我们当初听了你们的鬼话,现在会是个什么下场;不过,最难听的话是,你们忍着吧,忍着吧,这比咒骂更刺耳,还不如被羞辱呢。三天的惩罚期终于过去了,人们以为会开始新的一天,不料,对四十名造反盲人所住宿舍的惩治并未结束,因为先前勉强够二十个人吃的食物现在更少了,不足以让十个人果腹。可以想象,他们多么气愤,多么恼怒。不过痛心归痛心,事实总是事实,看到饥饿难忍的人们要来抢夺食物,其他几个宿舍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是应当履行人类休戚与共的古老义务,另一方面是同样古已有之的法则,即仁爱始于家。就在这个时候,歹徒们传下命令,再次让他们交钱和贵重物品,认为向他们提供的食物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付的财物,而且歹徒们说,对交上的物品估价已十分慷慨,高于实际价值。各宿舍都焦急地回答说,他们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收集起来的东西全都立即交上去了,以及,这个理由确实让人羞于启齿,他们说刻意无视各宿舍交纳的价值不同,一概而论作出决定是不公正的,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无罪之人不应当替有罪的人获咎,因此不应当切断那些尚有余额的人的食物供应。显然,任何一个宿舍都不知道别的宿舍交了多少,但每个宿舍都认为自己有理由继续得到食物,而别的宿舍预付的钱财已经用完。值得庆幸的是,潜在的冲突胎死腹中,歹徒们断然决定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命令,如果在估价方面有什么差别,那也是盲人记账员的秘密。各宿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的甚至动了手。一些人怀疑有些自私自利居心不良的家伙在收集钱财时隐藏了一部分,靠那些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交出一切的人供养。另一些人则援引之前集体提出的理由为自己争辩,说已经交出去的钱财还够自己吃许多天,如果不是被迫用来供养寄生虫的话。盲人歹徒们一开始就曾发出威胁,要来搜查各个宿舍,惩办违规者,结果是各个宿舍内部先实施了这一行动,好盲人对付坏盲人,还有心地歹毒的盲人。没有搜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发现了几块手表和几个戒指,从男人身上搜出的比从女人身上搜出的还多。至于宿舍内部进行的惩办,只不过是推搡一下,有气无力地打一耳光还没有打中,听到最多的是咒骂,有的属于自古以来用来斥责他人的句子,例如,竟然偷到你亲娘头上来了,想想看,仿佛这种或者更为严重的无耻行径只有到所有人都瞎了的时候才干得出来,瞎了眼睛,也就失去了自尊。盲人歹徒们接收交去的钱财时威胁说,要对他们

                      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第十章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话题回到破案上。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

                      回淮安,又在浦西安居下来。虽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身价却在不断提高。向他索字求画者络绎不绝。像著名的16世纪苏州画家唐寅(字子畏)一样,他乐意靠他的艺术作品生活,“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他现在有钱买下“隰西草堂”以南的一些地产了,并在那里建了一座花园,称为南村,以纪念隐居诗人陶渊明。在浦西的画室与花园,万寿祺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了从江南17世纪40年代后期的战乱中逃生的那些友人。著名的浙江书法家胡彦元加入了这个团体,他们经常举办诗会,和不上诗者为众人买酒食。万寿祺后期诗文的内容就以旧友为中心:拜访以前的老师的叙述,祭扫已故复明分子陵墓的故事,以及在水边吟诗作画的描写等。万寿祺的画人人欲得,但颇不易得。19世纪书法家何绍基在他一幅画的题记(1852年)中写道:寿道人画不恒见,大抵皆焦墨减笔,若有意若无意。其隰西草堂屡屡为友人画之,不知风景何似,想萧澹如其画境也。余昔在京师,见道人所画《秋江送别图》,乃亭林载米泛舟来草堂话别,道人作图送之。万寿祺为顾炎武画的这幅著名的卷轴,如题记所述,作于1651年顾炎武访万寿祺期间。1651年顾炎武39岁,那年夏天他去金陵(南京)拜谒孝陵。明朝遗民拜谒明陵乃司空见惯,但对顾炎武来说,这只是他六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陵墓中的一次,此外他还曾四次拜谒在北方的崇祯皇帝的思陵。他之着迷于明朝的开国与末代皇帝的陵墓与亡魂,大概与他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有点关系。她给他的信这样断然责成:“无仕二姓”。这当然会让顾炎武对自己轻易躲过许多密友与亲戚都未能幸免的大屠杀而感到内疚。1647年他写道:念二年以来,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自然,在这些年里他的内心是异常痛苦的。1650年,顾炎武又写道: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仇在门户。于是,到1651年,他可能已急于寻找一个和他一样的幸存者,能将自己的经历与记忆向其一吐为快。9月28日,顾炎武去淮安拜访万寿祺,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当时,人们常常用一幅画来换取一首诗。因此,顾炎武报答万寿祺为他画的宝贵卷轴的礼物,就是一首长诗,诗的主题是赞美松江抵抗结束后万寿祺的生活。它以中国文人常用的半隐半明的语言写成。顾炎武在诗中仅仅作为一个相似的背井离乡的旅行伴侣出现。这首诗是顾炎武对万寿祺曾积极参预松江起义做出的明证。顾炎武对此极表欣赏。而万寿祺此人,在顾炎武看来,正是明朝复辟的现实希望所在。赠万举人寿祺白龙化为鱼,一入豫且网,愕眙不敢杀,纵之遂长往。万子当代才,深情特高爽,时危见系维,忠义性无枉。翻然一辞去,割发变容像,卜筑清江西,赋诗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驰轮鞅。何人诇北方,处士才无两。回首见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一来登金陵,九州大如掌。还车息淮东,浩歌闭书幌。尚念吴市卒,空中吊魍魉。南方不可讬,吾亦久飘荡。崎岖千里间,旷然得心赏。会待淮水平,清秋发吴榜。顾炎武的诗蓄意影射。白龙是神话中天帝的爱畜,变作一条鱼下凡而去。在那个神话中,捕鱼人豫且用箭刺中了龙的眼睛,因为他不知道它是神物。龙于是恢复它原先高贵的形体飞回到天帝那儿,哭着要求惩罚豫且。但天帝不答应,说白龙本来就不该变成那种如此低下的形象。但在顾炎武对这则神话的引用中,豫且就好比满族征服者。他们俘获了白龙——高贵的万寿祺,认出了他的身份,“愕眙不敢杀”这样一个神圣的生灵。而万寿祺本人就像神龙一般,恢复了其神圣的形象,逍遥邀游。万寿祺以其化身“何人诇北方”,这一句说的是唐代英雄权皋。晚唐“中兴”期间,权皋到北方为宣宗皇帝(847—859年在位)执行一项重要的使命,又从北方返回来照料他患病的母亲。顾炎武也许正是以此(他本人便为此理由而未积极从事复明活动)来看待万寿祺对家室的恋眷。不过,虽然这首诗明确承认了万寿祺因此就从其积极参预的复明事业中引退了,但在后面两行里,顾炎武也暗示说,他可能是在等待时机。因为,“回首见彭城”,彭城是古时徐州一带的地名,是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的楚霸王项羽的活动中心。顾炎武似乎是说,克敌制胜须待时日,不过淮水最终是会平静的,“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从顾炎武赠万寿祺诗的观点看来,清朝的占领不合正统,是毫无疑问的。万寿祺本人据说落下书房的帘子作诗以纪念“吴市卒”,这与后汉梅福拒事篡位者王莽的故事有关。据说梅福上天成仙了,万寿祺“南方不可讬”,像一个精灵哀悼中国被玷污的山峦,也应该成仙。像顾炎武一样,万寿祺也会在他极无定形的倏忽即逝的生活中,发现他们最终向往的自由。顾炎武诗的最后两行含糊其辞地谈到,一旦淮水平静就为万寿祺送来一只船。顾炎武是在邀请万寿祺参加他的旅行,还是在暗示吴市抵抗者将东山再起,当这时刻到来时要请万寿祺共事?清人对中国的征服远未完成。还有一个尚需10余年时间才能最终平定的南明政权,其后,不管是否可信,还会有其他反清复明分子。不过清人对江南的占领是巩固的。然而,顾炎武为何又认真地暗示说吴市会东山再起?令人疑惑。当然,顾炎武和万寿祺也许认为满清王朝必定昙花一现。它与元朝以及秦朝的相似之处,比比皆是。顾炎武早先曾以尖锐的对比手法,写到据说是于1638年在苏州承天寺一口井里发现的那本著名的《心史》。这本重见天日的南宋史书为画家郑思肖所著,它预言元朝的统治只能持续100年,或者还不到100年,后来果真如此。顾炎武强调这个预言,因此不言而喻,清人也会有同样下场。而且,纵使清朝确能统治一时,中国的文化也会继续繁荣,也会同样在这种蛮族统治的间歇期中生存下来。但是证明清朝必然昙花一现,与继续号召复明全然不是一码事。在这种意义上说,纯粹的引喻,隐约其辞,以吴人的抱负为背景所做的关于精神发展的暧昧不明的陈述,顾炎武赠给万寿祺的诗中所有这些晦涩之处,可能都反映了顾炎武本人心中的一个信念,即尽管对清人的抵抗可能时有发生,真正恢复明朝的希望已几乎不复存在了。实际上,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某一天中,他曾对那些对明朝的灭亡追思不已的士人这样写道:“计士悲疵国,遗民想霸图。登临多感慨,莫笑一穷儒。”对于一个在1670年因写反清短文而锒铛入狱的人,人们不会加以嘲笑。但人们至少可以想到,顾炎武本人的不恒其居,四处游历,反映出他渴望逃避一个令人窒息的认识:明朝实际已不复存在了。尤其在第二次广东起义于1651年失败后,其他人似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著名抒情诗人阎尔梅停止漫游生涯而定居下来,并接受了巡抚赵福星的保护。赵福星派人来到阎尔梅暂住的大河卫,恭恭敬敬地邀请他做自己的客人。阎尔梅把头发打成一个结,放在大红顶带下面,带上所有行李乘车去了巡抚的客馆。他为找到一个定居之所而宽慰地流下了热泪,并总结了自己的今昔:下榻授餐,犹昔日也。嗟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者几人乎!对顾炎武“久飘荡”的呼唤,万寿祺也未加留意。万寿祺在1652年的确去过昆山,但他的目的,是邀请顾炎武的密友归庄与他一起到淮阴,当他儿子的塾师。或许他已隐约感到了自己的羸弱,于是想把儿子的教育一事落实下来,因为当他与归庄返回“隰西草堂”后没几天,就得了脾痛症。病情发展极快,几周之后画家已奄奄一息了。到农历五月初三,他便离开了人间,时年50岁。他最后的一幅画没来得及完成,但仍挣扎着写下了最后几行词句,并又一次勾起了那些渐已消失的动乱辛酸年月的回忆。《病中风雨》一词绝大部分失传,不过还留下了几行:梦千重,家万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浑不记,墙角多情,犹挂崇祯历。

                        “乾”(天)、“坤”(地)是《易经》中两个卦名。?1647年4—5月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92页。?1645年12月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钱谦益官至礼部左侍郎。?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8页。?《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4—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页。?不过,阮大铖从前的伙伴冯铨大胆地给了他一个清朝官职。李清:《三垣笔记》补遗卷下,第4页。?方国安既是马士英的同乡,又是他以前的副将,后被清军所捕杀。《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498页。?“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伪阁臣谢三宾、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书苏壮等四十八人投诚’。”《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7页,1646年9月22日条。?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3页。?1647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8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5页。?1646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101页。准许钱谦益回乡治病的敕令签署于1646年8月10日。《世祖实录》第二十六卷,第317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133页。?清政府还采取措施,重新实行食盐的国家专卖。1645年李发元接任督转盐运使,发现扬州“芜城再虚”,两淮地区盐商大多资本蚀空,四散逃匿。尽管清政府指望李发元增加收入,以支撑军费开支,李发元却屡次上奏,主张免征浮课,以便吸引商人回到此地。渐渐地,商人返回了这一地区,恢复了食盐的生产与销售。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1—2页。?1646年10月奏章,《南明史料》,第4—6页。到1646—1647年,苏松地区的棉织业也开始恢复。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关于清政府对地区间谷物贸易的支持,见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8页。中央政府还同意减免赋税,以利于这一地区的平定。永行蠲免河南、江南两地的加派辽饷、练饷、召买等项,1645年6月24日以前正额钱粮之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1647年3月17日,敕免闽浙两地加派与逋欠的钱粮,赐耆旧衣食。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七十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卷,第356—357页。据1646年嘉定的一通碑文说,清政府竭力鼓励农民开垦自万历以来即已荒废的那些土地,还采取了专门的措施,来抑制官府税收胥吏的贪污习气。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139—143页。?一些记载表明,吴易受邀重新指挥周瑞的复明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也认为周瑞的地位较高。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此说为正史的编纂者所采纳。《明史》,第3115页。看来这时太湖是各派叛军匪寇的巢穴,例如有与明高安王有联系的复明分子,以及沈天叙手下由明乐安王委派的一支武装。高安王后来被清朝捕获杀害,沈天叙袭击清朝运送军需品的车辆,被一队清政府的巡探逮捕,受刑而死。同上书,第4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5页。?《吴江县志》,引自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四卷上,第2页;《大清一统志》第八十三卷,第15页。洪承畴责令一位官员调查吴江城轻易失陷之缘故。土国宝发现吴江巡检只关心治安,而将当地的守备事务交给了士绅与儒学学官。此人遂以疏于守卫城壕被劾。1646年10月20日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8页,见《南明史料》,第39—42页。?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巡抚土国宝请求移用地方经费并征收特别税,用以训练2000名水军士卒。?吴易的僚属包括陈继、朱斌和沈泮。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页。?同上书,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王云为陈子龙“年谱”1645—1647年条写有补遗。钱漱广在此后不久去世。?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虽然到1646年7月,清军已占领绍兴,但绍兴与宁波之间的地区尚未完全平定。“大岚洞主”王珝领导的武装在两城之间的四明山区有力地抵抗着清军。王珝战败之后,这些绿林好汉在首领胡双奇等人率领下,在整个17世纪70年代仍继续反抗清朝统治。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顾沅等编:《吴郡五百名贤图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130年之后,乾隆皇帝下诏在吴易的墓地修建祠庙。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的记载略有不同,见“年谱”下,第4—5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88页。居住在临湖(归安)的徽商害怕抵抗会破坏商业贸易,所以早早募集了捐款,等清军一到就付给他们。临湖因此免遭兵焚,商业经营一如既往。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27—2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9—400页。?土国宝于1646年9月7日呈递北京的奏章,《明清史料》乙编第一册,第16页。见《南明史料》,第33—34页。?此人系武进人氏,人称许生。他指责巡抚背叛明朝,并说“今生员含笑而去,不望含泪而归”。许生和另外一些人被逮捕处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2页。?其部众都是菜贩子,故遇兵即溃。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2页。?《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页,见《南明史料》,第29—3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2—145页。?清军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六天之后,溧阳的绅士们和南明知县李思模就转而求助于率众抵抗的潘茂。潘茂也是彭家的奴仆。6月23日,知县李思模逃跑,潘茂一伙却将溧阳簿籍献给了清人,转而打击乡绅,洗劫他们的家园,对他们严加刑讯,以逼取珠宝。奴仆们对溧阳城一带的地主竭尽羞辱、恐吓之能事,在他们脸上涂抹污泥(这也许就是他们称作“削鼻党”的原因),迫使缙绅地主们也着手组织了一支武装,进行抵抗。他们俘获并残杀了许多二潘的部众,于是“削鼻”党分子(他们被赶回了溧阳城)向清军求援。全副武装的八旗兵打败了地主武装,但清军也失去控制,在这一带抢劫了许多村庄。潘茂和潘珍向几个不知其名的清朝高级官员行贿,从而得到了溧阳县官的职位,从1645年8月15日到11月11日多少是正式地统治了这个地区。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39—15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2页。?1645年12月毛九华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伦以数个段落描述她上车、忍受腿部剧痛开车回家的过程,然后……这次融合像是经历一场大手术,我甚至怀疑是否还要继续。我把窗帘全部放下来,关掉每一盏灯;躺在黑暗中,我的思绪奔腾,宛如正以快进速度看电影。记忆大量涌入,我一次又一次感觉到与他们相关的痛苦;尽管每一次疼痛与记忆等长,只维持数秒的时间,但仍令我精疲力竭。我好想断绝、阻挡这些记忆。那天晚上,记忆灌入的速度开始慢下来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直到第4天过后,我对光线、对听觉的敏感才完全消退。隔周,我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接收朱莉所有的记忆——然后,痛苦停止了,我又渐渐开始恢复正常作息。第2个礼拜快结束之前,我四肢不协调的问题没了,我又可以握笔,好好走路了。这一切终于结束了。融合的影响并未永远持续下去,我终于放心了。我很感激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没有你,我不可能撑到现在。我无法想象卡伦的感受有多恐怖——猝不及防地承受朱莉所有的经历。朱莉像一面盾牌,一直在保护她,但现在她得自己面对这些不堪的记忆。没有任何方法能让我确定卡伦是否完整接收朱莉。朱莉真的彻底融入卡伦了吗?这样的融合够牢固吗?我总觉得这一切很难让人接受。霍尔顿的处方行得通吗?我不断提醒自己:我一定要万分仔细,小心地进行每一个步骤。与朱莉融合后,卡伦独自经历如此折磨,我无从参与,因此往后的每一步我都要更加细心处理。融合朱莉是难以置信的重大突破,但这只是起步而已。我们还有16个人格待融合,我担心,一场狂风暴雨注定是躲不掉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7章融合克莱尔再次见面时,我和卡伦讨论是否进行第二次融合,她同意了。但要选哪一个?于是我让她进入催眠状态,一如往常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卡伦开心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克莱尔?”“贝尔医生!可不可以让我融入卡伦?”克莱尔用力拉扯头发,摆摆头,难为情地看着我。克莱尔似乎是不错的人选,但我内心却很挣扎。我会想念她。“这样应该很不错,克莱尔,”我说,“那么,我们来为下礼拜好好计划一下。届时我要向卡伦介绍你,我该怎么描述你呢?”“嗯,你可以告诉她,我是在她领受圣餐那天,”她以近似唱歌的方式说道,“穿着白圣装的她受伤时诞生的。以后,只要他们为她穿上那件白圣装,我就会出现。这是某种暗示……”“穿上白圣装是暗示?”“对。我原本是恶魔的新娘。他们说天主要我受伤。他们在我身上试验,然后他们大笑。当他们把卡伦绑在殡仪馆的金属工作台上,我就会出来。如果他们开始伤害我,就换迈尔斯出来。卡伦结婚时,她一换上白婚纱我就出来了。婚礼上人很多,我很害怕,所以又跑回去了。卡伦就是在那时候昏倒的。”关于卡伦在圣坛前昏倒这件事,我不曾听过克莱尔的版本,但她的话刚好填补了某些空白。西德尼接在克莱尔之后出现。他说,他担心卡伦跟他融合后会开始偷东西。桑迪也想跟卡伦融合。她不开心,她无法不为母亲做牛做马。她看了朱莉与卡伦融合的过程,觉得这样也不错。我很高兴。如果分身们自愿加入融合行列,对我来说一切好办多了。1996年8月的第3个星期,卡伦准备好接受克莱尔了。她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字体大,还有不少错字。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想在融合之前,告诉你一些事情。以前我想尽办法不让卡伦想起那些事,现在我担心她可能会吓坏了。但我知道你不会扔下她不管。我跟你提过,我会跟自己玩游戏,假装我感觉不到疼痛吗?等我们融合了,我们会忘记如何不让自己感觉痛吗?每次受到伤害时,我都假装没事,但其实我感觉得到,却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他们会用电线电我的脚踝。在融合之前,可不可以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拜托你。有人需要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谁来照顾卡伦博?你可以帮我照顾西娅,偶尔找她出来说话吗?因为只有我去叫她的时候,她才会出来,我担心她会被遗忘了。贝尔医生,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可是我不好意思说,因为卡伦可能会生我的气,不愿意接受我。我知道我不是真的会死掉,只是在我离去前,我需要知道这种感受:你知道,我一直希望你是我爸爸,偶尔会抱抱我;有时候,我很害怕,我会假装你抱着我。但我知道你不能拥抱我,这让我很难过。我很爱你,我想知道什么是爱的感觉。你在小屋看见我的时候,我可以假装拥抱你,向你道别吗?这样卡伦会怎么想?万一她得到我的感受,你会因此生气吗?你让我觉得自己很棒,让我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都不是我的错。我心满意足,但我还是有点害怕,不知道卡伦会怎么想。贝尔医生,谢谢你做我的朋友,当我的爸爸。我知道你是好人,也很高兴你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自己第一个跑出来,并且让大家知道你值得信赖。我会想念你,希望你不会忘了我,真的不要忘了我。你可以写故事。你帮助我,带走我心里的痛苦。我觉得该是我长大的时候了。我爱你。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们,看着他们,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他们。克莱尔天啊!我一定会想念小克莱尔。我把这封信的第一页拿给卡伦看。我想,如果卡伦能了解克莱尔的意愿及顾虑,对融合过程应该会有帮助。至于这封信的其他部分,我并未与卡伦分享,因为我不想让她参与拥抱的事。卡伦看完信,点点头,她翻过信纸,手伸直,远远看着这整张纸。“看起来像是小女孩写的,”卡伦说。“是的。她只有11岁。我觉得她写得很棒。你还记得那个殡仪馆吗?”“我只记得一点点。不锈钢槽,如果露出疼痛表情就会被电击,被放进水里,浅浅的,不深——只是一些片段。”我俩陷入短暂沉默。我想卡伦大概在等我,于是我开始了。我先带她进入催眠状态,给她足够的时间,深深进入内在。她适应得很好,令我不禁怀疑她早已准备好,只等我动手,但我不想冒险。我请克莱尔现身。“你记得卡伦曾经做过一个梦吗?”克莱尔一边说,一边把玩衣角褶边,“有个小女孩还跑出来坐在你旁边?其实那不是梦,那是我把我的想法传给卡伦。”克莱尔顿了顿,努力压抑情绪。“在我融合之前,我可以坐在你腿上吗?”“现在?”“不是,不是现在,”她似乎有点后悔,“我知道我不可以这样。我是说,等我们到卡伦的安全小窝的时候。”“当然可以,没问题的。”克莱尔笑得好灿烂。“我准备好了,”她依然挂着微笑。我谢谢她写信给我,问她同不同意让我引用信里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克莱尔同意了。“好,那么麻烦你先离开一下,让我跟卡伦说话。”克莱尔仿佛突然从卡伦身上抽离,我知道她离开了。“卡伦?”“嗯。”“克莱尔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好。”“我在你的小窝外面,”我说,“请你帮我开门,让我进来坐下。”我想给卡伦形象化的指示,但我让她决定我该坐哪儿。“我们可以请克莱尔进来吗?”“好,我来开门。”“克莱尔进来了吗?”“还没,她站在门口。”“我去带她进来,”我说。“她可以坐在我腿上,听我们说话。”我短暂停顿,让卡伦看见这些动作。“我们都坐在一起了吗?”我问。“嗯。她用手搂着你的脖子,看起来好开心。”“好极了。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克莱尔的故事。”接着我叙述几段克莱尔写在信里的话。“克莱尔,你准备好了吗?”“她搂你搂得更紧,把脸藏起来了,”卡伦说。“我们让她坐一会儿吧。”我没再说话,等了大约20秒。“克莱尔,该是时候了,到卡伦腿上坐着吧。”我观察卡伦的表情,看着这些“动作”发生。“她在跟我说话。”“说什么?”“她要你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帮她照顾她最心爱的毯子。”卡伦停下来,突然出现碰上麻烦的表情。“她在害怕。”“别担心,克莱尔,”我说,“我会跟你还有卡伦在一起。现在你可以走进去了。”卡伦的表情变得很专注,仿佛正认真工作。“她爬进来了。”我静静等了好一阵子,让整个过程慢慢展开。卡伦很专注,脸都皱起来了。“现在我要离开你的小房间了,”我说。我观察卡伦是否出现微妙的表情变化,暗示我动作已完成。卡伦的表情变得哀伤,霎时热泪盈眶。“我可以描述殡仪馆里的每一样工具给你听。我看见工作台,工作台一端有个篮子,篮子里冒出一节水管。还有手术用具、锯子、榔头、小橱柜——里面有什么?哦,一罐一罐的液体。房间外面有棺材,有些雕工很精致,闪闪发亮,有些只是普通的木箱子。每一样东西都灰蒙蒙的,墙壁是灰的,地板也是。”“你觉得怎么样?”“差不多不颤抖了。我比较不紧张了。”她轻轻对我做鬼脸,声音更为清晰有力。我告诉她,她会记得曾经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眨眨眼,适应光线。“这回比上次好一点,”她说,然后有些失神,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看着我,头偏向一边。“以前,我总觉得殡仪馆的事好像是别人的遭遇。我知道几件事,一些影像,但我对它们没感觉。现在,我渐渐觉得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了。”她继续描述有关殡仪馆,还有她祖父工作的工厂的新印象。这次融合跟上次不一样,似乎并未对她造成太严重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不像融合朱莉时那样急迫紧张了。再次见面时,卡伦说她还在吸收克莱尔的记忆,她给我一封信,陈述她与克莱尔融合的感想。1996年8月25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克莱尔融合1996年8月22日,礼拜四,克莱尔和我融合了。这次的感觉与融合朱莉完全不一样,我发现我竟然觉得很满足。以下是我们这段日子的经历。约好就诊的前几天,克莱尔便已开始告诉我一些记忆。她认为这样可以让融合进行得更顺利。我开始感觉到克莱尔的恐惧,到了晚上,我甚至会害怕,怀疑有人坐在我床边。另外,去办公室见你也令我有点紧张,因为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来到你的办公室之后,我把克莱尔的信交给你,你立刻打开看。我很好奇她写了些什么,但我必须尊重她的隐私,而且我很明白,我很快就会知道了。接下来,卡伦大致描述融合的过程,内容与我的认知几乎完全相同,然后她开始描述一些新的记忆,还有她内在的变化……克莱尔很喜欢亲近你。我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嫉妒。我看着她把头靠在你肩上,你伸手环抱她。她看起来好满足哦。克莱尔想融合,但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我想她大概是害怕失去你,贝尔医生。克莱尔拥抱你之后,爬上我的腿,立刻哭了起来。于是我告诉她,她帮了我好多忙,我真的想永远跟她在一起。这话似乎让她慢慢平静下来,然后她便钻进来了。我和你因为治疗的关系相处了好多年,但这一回,我头一次感受到你的爱和关怀。克莱尔一定很爱你,信任你,因为我感受到了。23年来,我——第一次好好泡了澡,而非只是淋浴。我甚至用了香水肥皂。第一次感受到跟孩子们嬉戏的喜悦。第一次注意到美好事物。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女人味。第一次为自己买了身体乳液。第一次买了成套的胸罩和内裤(女性样式的。以前我不曾买过漂亮东西)。第一次为了爱情故事掉眼泪。第一次好想喝巧克力牛奶。第一次帮女儿梳头发,搽指甲油。第一次感觉自己变年轻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一大堆第一次的美好感受,但有好就有坏,而我必须也把坏的感受告诉你。克莱尔生于1967年10月29日,我领受圣餐那一天。他们糟蹋我,羞辱我,摸我,对我说不堪入耳的话,诅咒我——我根本受不了。克莱尔是来帮助我的,让我保持漂漂亮亮的,当个完美的女儿和孙女。不准抵抗,他们说,你到这儿来就是得照我们的话做。不准说不!遵从天主的旨意!白圣装!永远只能穿白圣装!在屋里只能穿灰色,其他颜色统统不准!殡仪馆。大笑声。坏男人。没人帮得了我。电话在响:凌晨一点。去接电话!跟他们走。天主的旨意。工具都准备好了。躺下来。求求你不要!躺好……开始感觉到痛。克莱尔呼叫迈尔斯。贝尔医生,我没办法详细描述这些回忆。我希望这些短句能帮助你了解。我不愿意再想起这些了。他们为何选上我?这些男人又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克莱尔被人这样糟蹋,她为什么还能相信别人?克莱尔为何还能如此可爱、甜美?我不明白。“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贝尔医生。”卡伦坐在我对面,感觉轻松、温柔。那是她的动作吗——那微微偏着头的样子。经过这两次融合,卡伦越来越完整,但这一次,我很明确地看到,也感受到了。我对克莱尔的感情很深。这令我想起我是如何努力适应探视孩子的时间表(因为我和妻子分居),想起我的女儿心里有多难受(她的年纪与克莱尔相仿),因为我再也不回家了。“你还注意到什么?”我问。“我试着跟孩子们玩,为此我得小心拣选克莱尔的回忆。他们曾经拿克莱尔玩游戏,最后父亲总是选择身体处罚。”“你好像还是在说克莱尔的事,不是你的事。”“现在我有这些记忆了,但我并不觉得它们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也许过一阵子就不一样了,”我说,但我有点担心。“还有呢?”“我想自残的感觉又渐渐回来了,但我想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克莱尔。可能是我体内的某个部分不喜欢我写的东西,生气了。”“也许我们能找出原因,”我说。我决定催眠卡伦,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聊聊自残的念头。卡伦坐在椅子上,全身放松瘫软。我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告诉我卡伦为何想自残,她旋即坐直,用恐惧且愤怒的眼神望着我。“我不喜欢大家集合在一起!”卡伦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谁?”我问。“卡尔。”“是卡尔啊!”卡尔又是谁?我努力回想,隐约想起卡尔似乎总是与卡伦最糟的一面有关,而且他就是那个“坏脾气”。“大家集合在一起为何让你心烦?”我尽可能装无辜,假装自己毫不知情。“那你说我的工作该怎么办?每个人都在学别人!”卡伦,或者该说卡尔,气得浑身发抖,用眼神质疑我。“你的工作?”卡尔瞪我,气炸了,仿佛我是白痴。“对!我的工作!”他大吼,“宗教仪式!我们必须保密,我和爱丽丝,我们不能说出去!”卡尔双眼暴睁,视线绕着房间转来转去。我必须让他冷静下来,他太激动,也真的吓坏了。我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卡尔,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我是在他们进行秘密仪式时诞生的,”卡尔说,但他不理会我的问题。“我什么都知道——包括最糟糕最糟糕的细节。他们使用好多种语言。我已经用我的血签了契约,我属于恶魔……”他逐渐拔高音量,越说越快。“卡尔,你几岁?”我打断他的话,故意放慢说话速度。“10岁。”“你是为了保密而诞生的?”“对。”“那么你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一字一句,缓步进逼。我问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必须能让卡尔在思索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冷静、清醒过来。现在我一心只想让卡尔接受并适应我的步调,而非让他继续歇斯底里下去。“他们逼我们分裂!迈尔斯扔下他自己,创造了我和爱丽丝。迈尔斯负责接收疼痛,我负责处理他们说的话。当迈尔斯痛苦得再也受不了了,我也得接收他的痛苦。”卡尔慢慢冷静下来。“你记住他们的话,为他们保密?”我说得很慢,控制节奏。“对。而且我也把大部分的信——他们写给你的信——都毁了。”“给我的信?”我很惊讶。“对,”他的口气稍微和缓了一点,“其他人想跟你说一些事,但我阻止他们了。我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把信抢走了。”“来得及?”我问,“你为何不希望他们把事情告诉我?”“他们会杀了你。”卡尔看着我。我看见他恐惧夹杂同情的眼神。由于卡尔只有10岁大,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特别是霍尔顿、凯瑟琳和迈尔斯——都愿意相信我。我想我可以利用暗示制伏他。既然他已愿意接受我的声音

                        礼,劳苦功高绝不是骄奢自满的理由。管仲去世之前,齐桓公亲自跑到他府上慰问,并且问了一个人人都想问的问题:“您死之后,谁可担当大任?”管仲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知臣莫如君。”意思是,您自己看着办吧。齐桓公于是试探性地提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雍巫,字易牙。在历史上,易牙这个名字比雍巫要有名得多,所以就让我们叫他易牙吧。易牙除了精于算计,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本事:厨艺。传说齐桓公的爱妾长卫姬生病,易牙做了一道菜给她吃,不但美味无比,而且菜到病除,因而受到卫姬的宠爱,并且推荐给齐桓公,成为了齐桓公的御用厨师。有一天,齐桓公开玩笑说:“山珍海味我都尝过了,就是人肉没有尝过,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中午,易牙端上来一盘蒸肉,味道甘美,齐桓公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吃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肉,于是问易牙。易牙回答说:“这就是人肉啊!”齐桓公大惊,问道:“这人肉从何而来?”易牙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奴才的长子,刚刚三岁。奴才听说,爱君者不顾其家,所以将儿子杀了,满足您的胃口。”齐桓公愣了,嘴上不说什么,从此却对易牙刮目相看,视为亲信。第二个,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他的老爸就是爱鹤亡国的卫懿公。卫懿公派开方访问齐国,开方见齐国强盛,便要求留在齐国为臣。当时齐桓公很惊奇,问道:“你是卫国的世子,总有一天会列为诸侯,何必侍奉我呢?”开方说:“能够在您麾下为臣,胜过在小国为君。”这个马屁拍得很经典,齐桓公于是拜开方为大夫,并视作心腹。第三个,寺人貂,又称为竖貂。我们前面介绍过,所谓寺人就是宦官。公元前658年,寺人貂就有过泄漏齐国军事机密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在齐桓公身边的地位。当时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先是提了易牙的名字,管仲毫不客气地批评:“为了讨好主公,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连最起码的人情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接着齐桓公又提到开方,管仲说:“为了侍奉主公,忍心离开年迈的父母,同样是没人情味,不可用。”最后齐桓公提到了寺人貂。管仲万念俱灰,说:“为了服侍您,他连男人都不想做,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治国?”将这三个人与管仲相提并论,而且列为他的后继者,对于管仲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但是,齐桓公听不进管仲的遗言。管仲死后,易牙、开方、寺人貂成为齐国的权臣,人称“三贵”。从管仲到三贵,齐国执政大臣的水平一夜之间降了十八个档次,加上齐桓公年迈力衰,齐国连一个小小的厉国都对付不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公元前644年冬天,齐桓公强打精神,在淮地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会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管仲筹划的会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防备淮夷对鄫国的入侵,建立东方国际新秩序。作为会议的直接成果,齐桓公再一次发动诸侯做好事,为鄫国修筑城池。此次修城,不只是诸侯怨声载道,连前来参加建设的民工也受不了。某一天晚上,有人发疯似的奔上附近的山丘,大声疾呼:“齐国有大乱!”这一呼很有效,齐桓公听得心惊肉跳,城也不筑了,草草收兵,回到了齐国。其实,就是在淮地会盟进行的过程中,各诸侯国也已经是三心二意了。以鲁国为例,鲁僖公一边开会,一边遥控国内的大臣,不声不响地出兵,消灭了小国项国。齐桓公对此十分恼火,将鲁僖公拘禁起来,带回了齐国,直到鲁僖公的老婆声姜(齐桓公的女儿)亲自前往齐国求情,才将他放回来。公元前643年,就在齐桓公灯枯油尽之前,他还率领军队讨伐了楚国的附庸英氏,以报两年前楚国讨伐徐国之仇。同年冬天,劳累过度的齐桓公在齐国病逝。齐桓公的丰功伟绩,在他打算封禅泰山的时候,已经一一自述过,在此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管仲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管仲,齐国不可能迅速发展强大,更不可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之国。可以这样说,数十年来,管仲才是齐国真正的灵魂人物,是他借齐桓公之手实施了自己的抱负——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当年那一箭射得太潦草,如果公子纠上台为君,齐国照样会按照管仲设定的路线走到这一步。只要有管仲在,齐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管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齐桓公问他后事时,他只能否定齐桓公的人选,而不能提出自己的人选。而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也不注重培养他自己的接班人。《左传》记载,齐桓公一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赢和蔡姬,都没有生育。同时宫内还有很多小妾,其中六人很受宠爱,待遇如同夫人。后来世人将妾称为“如夫人”,其典故大概出于此。这六位如夫人分别是:1,长卫姬,生公子无亏;2,少卫姬,生公子元;3,郑姬,生公子昭;4,葛嬴,生公子潘;5,密姬,生公子商人;6,宋华子,生公子雍。上述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儿子中,齐桓公和管仲早就将公子昭交给天下第一厚道人宋襄公照顾,并且明确了公子昭的大子地位。按理说,齐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继承权之争。但就在管仲死后,三贵专权,五位没有得到继承权的公子便开始四下活动,都要求立自己为大子了。易牙历来与长卫姬关系不一般,因此他时常在齐桓公耳边念叨,说长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如何如何贤能。齐桓公那时候已经处于严重的智商衰退期,居然又口头答应立公子无亏为储君。等到齐桓公病逝,五公子纷纷拉拢大臣,互相攻击,都想当上国君。而一代霸主齐桓公的丧事,反倒无人问津了。后来三贵发动宫廷政变,杀了一批大夫,终于将公子无亏推上了国君的宝座。大子昭逃到了宋国寻求政治避难。这时,齐桓公的尸体已经整整在宫中停放了六十七天,蛆虫都爬出了寝宫的大门。某一天晚上,无亏派人给齐桓公收了尸,草草下葬。无亏也没得意几天。公元前642年春天,宋襄公带领曹、卫、邾等国军队讨伐齐国,要替大子昭讨回公道。齐国人本来就不满意无亏的领导,在国、高二氏的带领下,杀死了无亏,准备迎接大子昭回国。然而,无亏虽死,剩下的四公子仍然不消停,他们联合起来,发兵抵抗宋国的干涉。直到夏天,宋军才打败四公子的进攻,得以立大子昭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同年八月,齐孝公为齐桓公举行了风光大葬。一代霸主,终于入土为安。第四章“忍”的哲学【宋襄公: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葵丘之盟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一直追随齐桓公鞍前马后的宋桓公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大子兹父曾多次在他面前请求说:“目夷年龄比我长,而且有仁德,请您立他为储君!”态度十分诚恳。兹父的母亲,是宣姜与公子顽所生的第四个女儿、宋桓公的正室夫人。公子目夷的母亲则是宋桓公的小妾。按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目夷虽然比兹父大,而且比兹父能干(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看得很清楚),却无权继承宋国的君位。宋桓公被兹父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生于乱世,还有比兄弟和睦更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吗?他把目夷找来说:“你弟弟兹父三番五次要让位于你,我不忍心拂了他的好意,打算立你为大子,你看如何?”目夷听了父亲的话,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说:“兹父有这么高的觉悟,可以将国家让给我,还有比这更仁德的事吗?单从这一点看,我就不可能超过他。而且如果立我为大子,有违礼制,万万不可。”坚决谢绝了兹父的好意。兹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宋桓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当上国君之后,他仍然十分尊重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左师,执掌全国政事。目夷在宋国的地位,也许就和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差不多吧。宋襄公的母亲是宣姜的女儿,而宣姜是齐桓公的姐妹,因为这层关系,宋襄公叫齐桓公一声舅爷爷,也是未尝不可的事。事实上,宋襄公此生最崇拜的人,也就是这位霸主舅爷爷。葵丘会盟的时候,宋桓公刚刚去世,还没有举行葬礼,但宋襄公仍然戴孝参加了会盟,使得齐桓公十分感动。正是在那次会盟上,宋襄公亲眼看着齐桓公接受天子所授的祭肉,在他的心目中,耄耋之年的齐桓公仿佛浑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光辉。“做人当如此!”他暗自告诉自己。他比宋桓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齐桓公身边,唯其马首是瞻,在众多同盟的诸侯中,他的表现最突出,也最令齐桓公感到满意。以至于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宋襄公因此成为了齐大子昭的保护人。诸侯托孤,一般都是托付给国内的卿或大夫,托付给一位外国元首,还真是很少见。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如果齐桓公能够指定霸主继承人的话,说不定也会指定给宋襄公。而在宋襄公的心里,他也正是把自己当成了齐桓公的霸业继承人。这种想法,在他圆满地完成齐桓公的嘱托、将大子昭送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之后,变得愈发强烈了。照着齐桓公的葫芦画瓢,宋襄公于公元前641年在曹国召开了第一次诸侯会盟。这次会盟只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鄫国等几个小国参加,可以视为宋襄公开拓霸业的一次试水。然而,这次试水搞得很不成功。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曹国对这次会盟表现得不冷不热,没有为会议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会议接待的官员级别也很低,没有安排群众手持鲜花夹道欢迎,没有文工团表演,没有会议聚餐,没有桑拿泡温泉,更没有准备土特产作为会议纪念品。其次,滕国国君滕宣公目无会议纪律,一路晃晃悠悠,直到会议开幕两天了才到会。见到宋襄公,也全然不似见到齐桓公一般战战兢兢,而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天热,路上不好走,来迟了。”便摇着扇子东张西望地找自己的座位。宋襄公正在主席台上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做题为《继承遗志,维护稳定,团结一致尊崇王室》的长篇大论,被滕宣公这么一搅局,词也接不上了,气得命卫兵当场将滕宣公拿下,关进了大牢。更过分的是鄫国的国君鄫子,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露面。等到大家散了伙,各自回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邾国,向邾文公作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被淮夷人赶得东奔西跑,原来齐桓公发动大家修的鄫城又是个烂尾工程,根本没办法居住,总之家里的事情太麻烦了,手忙脚乱,所以没赶上会盟,请大会主席团原谅。邾文公又好气又好笑,命人先将他扣下来,并派使者到宋国去请示该如何处置。宋襄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背对着使者说:“他不是被夷人赶得走投无路吗?就用他来祭祀次睢(suī)之社,请睢水之神赐福于我们吧。”睢水是汴水的支流,次睢之社是供奉睢水之神的场所。东方诸夷族也都信奉睢水之神。宋襄公这么做,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让中原诸小国看看怠慢他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宗教上讨好东夷人,希望与东夷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东夷人的问题,对他刚起步的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杀掉一个鄫子又有何不可呢?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极力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该用什么牲畜都有明确的规定,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如果是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人民就是神的主宰,如果用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大会,就关押了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莫明其妙的睢水之神,让祖先蒙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能行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免得看到你胡作非为。”公子目夷的话说得像是苦口婆心,可谓是忠言逆耳,宋襄公一句也听不进,还是叫邾文公杀了鄫子,献祭给睢水之神。在他看来,如果要建立霸业,就必须不择手段,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再说了,当年齐桓公第一次举行北杏之会,不也是将不来赴会的遂国给灭了吗?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发兵攻打曹国,讨伐其怠慢之罪。这样一来,参加宋襄公第一次会盟的四个小国,倒有三个受到他的征罚。公子目夷再一次表示反对,他对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一个月还没结果,他马上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于是回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才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不等他动手,崇侯虎便主动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最后推广到亲族与国家。就是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由内而外。现在的情况是您自己德行还有所缺陷,就急着去讨伐别人,试问又怎么能够取胜?”这话宋襄公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中原各国被齐桓公役使着开会、打仗、修城,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齐桓公一死,又冒出个宋襄公,叫着嚷着要做仁义大哥,本事不大,脾气挺大,而且手段毒辣。这前后一对照,大伙儿发现原来齐桓公还是挺好的,于是纷纷怀念齐桓公的恩德。陈穆公更是向各国发出呼吁:重温葵丘之盟的誓词,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同年冬天,齐、鲁、陈、蔡、郑等国在齐国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没有邀请宋襄公参加,反倒是邀请了一位身份显赫的不速之客:楚成王的全权特使。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死后,“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一度陷入对手突然消失的空虚之中。二十年来,楚成王和齐桓公一直在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楚成王是老鹰,齐桓公是母鸡,而中原各国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是受齐桓公保护的小鸡。很显然,楚成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地域优势,以及楚国人特有的狡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占据主动。他不断变换自己的攻击位置,改变攻击策略,时而直奔主题、时而迂回进攻、时而各个击破,花样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将一只小鸡抓到爪子里,使得齐桓公这个鸡妈妈疲于应付,心力交瘁。但齐桓公仍然是一只合格的老母鸡。在他的天空上,不只飞翔着楚成王一只老鹰,同时还徘徊着狄、戎、夷各族猛禽,他用自己的羽翼保护着中原各国不受来自东、西、南、北的入侵,或者减少入侵带来的痛苦。偶尔有一两只小鸡被叼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凭良心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也该歇歇了。这世上历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老母鸡虽然死去,小鸡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活得和从前有些不一样。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新郑城头的墙头草——郑文公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到郢都,真心实意地朝觐了楚成王。改换门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郑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让楚成王非常满意,他热情地接待了郑文公,并且大手笔赐给他几千斤铜。在春秋时代,铜是用来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楚国出产的铜以优质闻名,而郑国生产的刀剑以工艺精湛闻名。楚成王一时高兴给了郑文公这批铜,很快就后悔了:如果郑国用这批铜生产兵器,万一落到中原大国手里,对于楚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连忙要求郑文公签订原材料使用协议,要郑国保证将这批铜用于和平用途。郑国用这些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向楚国表态。为了报答和讨好楚成王,他提议邀请楚国派代表参加在齐国举行的会盟。齐桓公死后,齐国经历了五公子之乱,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齐孝公审时度势,对于把楚国人请到谈判桌前的做法,自然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再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有一纸召陵之盟,这次同桌会晤,也可以视为再续前缘,不必担心人家说闲话。蔡国本来就是楚国的小弟弟,唯楚成王马首是瞻,对于郑文公的提议举双手表示赞同。陈

                        手指插进双鬓和后脑勺稀稀落落的白发里,僵挺着身子,一动不动,仿佛要留住思绪,或者相反,阻止大脑继续思考。他听见女人们进来了,知道她们从哪里来,知道她们刚才在干什么,知道她们那时赤条条的,知道这一切并非由于他突然恢复了视力,像其他老人那样蹑手蹑脚地去偷看某个女人洗澡,而这回是三个女人,他早已失明,现在依然失明,只是走到厨房门口,听见了她们在阳台上说的话,听见了笑声雨声和水声,呼吸到了带肥皂味的空气,然后回到了他的沙发上,正在想世界上还存在生活,正在问这生活是否还有他的一份。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已经洗过了,现在轮到男人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还下雨吗;下,还在下,阳台上的盆里有水;这样的话,我想到洗手间去洗,在澡盆里洗,说这个词的时候好像在出示他的年龄证书,好像在说,我是另一个时代的人,那时人们说澡盆而不说浴缸,他又补充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当然,我不想把洗手间弄脏,保证不把水溅到地上,我是说,尽量这样做;既然这样,我把盆端到洗手间里去;我帮你端;我自己端得动;我还没有残废,一定要做点事;好,来吧。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把几乎满满一桶水往屋里拖;抓住这里,她拉着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攥住桶的那一边;好,他们把桶提起来;幸亏你来帮助,我一个人还提不动呢;有一个谚语,你听说过吗;什么谚语;老人干活不多,但轻视他的人是疯子;那个谚语不是这样说的;我当然知道,我把孩子两个字换成了老人,把讨厌两个字换成了轻视,不过,所有谚语都一样,要想继续流传下去,又保持原来的意思,必须随着时间加以修改;你是位哲学家;过奖了,我只不过是个老头子。他们把桶里的水倒进浴缸,后来医生的妻子想起来还有一块没用过的香皂,便打开抽屉,把香皂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手里,你会浑身散发香气,比我们还香,随便用吧,不用担心,我们会缺食物,但不会缺香皂,大概附近的超市里还多着呢;谢谢;必须小心,不要滑倒,如果需要,我去叫我丈夫来帮你;不用,我愿意自己洗;随便吧,注意,伸出手来,这是刮脸刀和须刷,要想刮胡子的话就用吧;谢谢。医生的妻子出去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脱下分配衣服时穿上的那件睡袍,小心谨慎地走进浴缸。水很凉,也很少,不到一拃深,三个女人笑着在水龙头似的雨水下冲洗和他这样用脚搅动这个可怜的小水洼有天壤之别。他跪在浴缸底,深深吸了一口气,两手捧起水,第一捧浇在前胸上,他几乎停止了呼吸,然后他很快把全身浇湿,为的是来不及打寒战,接着开始按部就班地打香皂,用力搓肩膀,四肢,胸部,腹部,阴部和大腿根,我比畜生还脏,他想,后来又往大腿甚至有一层泥的脚上打上香皂。他没有马上冲洗,他要让香皂沫在身上尽量多停留一些时间,完全发挥作用,去除泥污,这时他说,我应当洗洗头,他把手举到脑后,解开眼罩的扣,你也该洗个澡了,扣子解开了,眼罩掉进水里,现在他感到身子暖和了,先把头发浇湿,然后打上香皂,现在他浑身泡沫,成了白色眼疾患者眼里一片广袤的白色中的白色泡沫人,谁也看不见他,但是,如果他这样想,那就错了,这时候他感到有两只手摸了摸他的脊背,又从他的胳膊以及胸部收集起泡沫,慢慢抹到他的背上,仿佛此人看不见自己干的活,但干得非常认真。老人本想问一声,你是谁呀,但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老人打了个寒战,这次不是因为感到冷,那两只手还在轻轻地为他搓洗,那女人没有说,我是医生的妻子,或者,我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或者,我是戴墨镜的姑娘,洗完以后,两只手离开了,在寂静中老人只听见洗手间的门轻轻关上的声音,现在这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人,跪在浴缸里,浑身不停地颤抖,仿佛在乞求上苍的仁慈和怜悯。她是谁呢,老人心里暗想,理智告诉他,只能是医生的妻子,她看得见,她一直在保护我们,照顾我们,给我们食物吃,现在又悄悄地关心我,毫不奇怪,这是理智告诉他的,但他不相信理智。他还在浑身颤抖,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由于寒冷。他从浴缸底部摸到眼罩,用力揉搓了一阵,拧干,套在头上,有了眼罩他觉得不像原来那样一丝不挂了。他擦干身子,带着一股香气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当中有个刮过脸干干净净的男子汉了,但马上又想起了什么该做而没有做的事,遗憾地说,真可惜,你的背还没有洗呢。戴黑眼罩的老人没有回答,只是心里想,我刚才没有相信理智看来是对了。食物所剩无几,他们给了斜眼小男孩,其他人必须等待再找来食物后才能吃。家里只贮存着几个水果罐头,一些水果干,白糖,吃剩的饼干,烤面包片,把这些和其他能保存的食品凑到一起,以备不时之需,但食物必须每天去找,如果命运不济,出去的人空手而归,那么就每人分两块饼干,一小勺水果罐头。有草莓的和桃子的,不知道你们都爱吃什么,还可以要三瓣核桃和一杯水,但不知道这奢华生活还能维持多久。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她也想去找食物,三个人不算多,虽然其中两个是盲人,但可以拿东西,还有,她家离这里不太远,如果可能的话她想去看看,是不是被占用了,占用者是不是熟人,比方说哪个楼里的邻居有亲戚从乡下来了,家里住不下,瘟疫袭击了村庄,逃到这里来躲避,人们都知道城里条件总会好一些。三个人穿上家里余下的干衣服走了,洗过的衣服要等天气好了才能晾干。天仍然阴沉沉的,但看样子不会再下雨。垃圾被雨水冲走了,尤其是在有坡度的街道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丘,宽阔的柏油路面一段段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但愿能继续下雨,不停地下,在这种状况中,最倒霉的莫过于出太阳,医生的妻子说,我们这里腐烂和恶臭已经绰绰有余了;因为我们洗过澡,所以能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些气味,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丈夫虽然怀疑自己因为洗凉水澡患了感冒,但还是同意妻子刚才说的话。街上,一群群盲人利用雨停的间隙出来寻找食物和满足排泄的需要,虽然吃得少,喝得少,但排泄还是必不可少的。一条条狗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刨刨垃圾堆,其中一条嘴里叼着只淹死的大老鼠,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最近几场雨大得出奇,这个善于游泳的动物在很不利的地方被洪水堵住,无计可施。舔泪水的狗没有加入旧时的伙伴们的队伍,而是独自猎取食物,看来它决心已定,但又不肯等人们喂养,嘴里一直在咀嚼着什么,那些垃圾山里埋着难以想象的宝物,只要肯找,肯刨,就能找到。一旦机会出现,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也要在记忆中找,在记忆中刨,现在他们已经熟悉了四个转角,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那里的转角不只四个,而是指他们居住的街道,四个街角将成为他们的坐标,盲人们关心的不是哪边东哪边西,哪边南哪边北,他们只想让触觉灵敏的手告诉他们走的路是否正确,从前,盲人还很少的时候,他们往往拄一根白色手杖,不停地在地上和墙上敲打,这声音是一种密码,凭着它辨认路线,但现在不同,所有人都失明了,这种手杖淹没在一片嗒嗒声中,几乎毫无用处,还有,周围白茫茫一片,盲人甚至会怀疑手中是否拿着什么东西。而说到狗,尽人皆知,它们除了我们称之为本能的东西之外还有其他辨别方向的手段,当然,它们眼睛近视,不大相信视力,但鼻子长在眼睛前面,总能到达想去的地方,这种情况下,以防万一,舔泪水的狗在主要地标都抬起一条后腿,如果某一天迷了路,微风会负责把它领回家里。他们一边走,医生的妻子一边往街道这边看看,那边看看,设法补充少得可怜的食品贮备。那些老式食品店还没有被洗劫一空,只是因为库房里还有些菜豆或者鹰嘴豆,这些豆科食物煮起来颇费时间,而时间就是水,时间就是燃料,所以直至现在豆类声誉还如此不佳。医生的妻子对谚语并无特别的癖好,不过这古老学问中的某些东西大概早已刻在脑子里,她带来的塑料袋中有两个装满了菜豆和鹰嘴豆就是证明。保存无用的东西就能找到需要的东西,祖母对她这样说过,并且,浸泡豆类的水也能用来煮,煮后就不再是水,而成了汤。有时候并非一切都消失净尽,总会留下一些可供利用,这种事不仅在自然界存在。既然现在离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原来居住的街道还很远,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带着装满菜豆鹰嘴豆和其他拣到的东西的塑料袋呢,这样的问题只能出自一生从未经历过匮乏日子的人之口。医生妻子的祖母说过,即使是块石头也要拿回家,老人只是没有想到补充一句,就是拿着它绕地球一周也在所不辞,这正是他们现在进行的壮举,绕最远的路往家里走。我们现在在哪里呢,第一个失明者问;医生的妻子有眼睛,马上告诉了他;他说,我是在这里失明的,就在有红绿灯的路口;现在我们正好在那个路口;就是这里吗;对,正是这里;我不愿意回想当时的经历,关在汽车里,什么也看不见,外边的人们大声吼叫,我歇斯底里地喊叫说,我失明了,后来那个人来了,才把我送回家里;可怜的人,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他再也不会偷汽车了;我们多么难以接受总有一天要死的想法呀,医生的妻子说,所以我们总是设法为死者开脱,仿佛是提前请求别人在轮到我们死的那一天原谅我们;我仍然觉得这一切是一场梦,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好像梦见我失明了;我在家里等你回去的时候也这样想过,丈夫说。离开了遭遇那场祸事的十字路口,他们沿着几条迷宫似的窄小街道前行,医生的妻子不熟悉这些地方,但第一个失明者没有迷路,为大家指明方向,医生的妻子说出街道名称,他就说,往左拐,往右拐,最后他说,这就是我们那条街,我们的楼房在左侧,差不多在街的中间;门牌号多少,医生的妻子问;他想不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并非我想不起来,而是我头脑里的东西全被清除干净了,他说,这是个凶兆,连我们自己住的地方也不知道,梦境取代了记忆,我们该在哪里停下来呢。事情并不严重,接着往前走吧,幸亏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这次短途旅行,她报出了门牌号,这样就免得使用第一个失明者建议的方法,他自以为是地说靠触觉也能认出自己所住楼房的门,仿佛他手里拿着根神奇的魔术师的小棍,点一下,出来金属,再点一下,出来木头,点三下或者四下,一个完整的画面出来了,毫无疑问,就是这里。医生的妻子领着他们走进去;第几层,她问;三层,第一个失明者回答,他的记忆力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衰弱,忘了一些事,这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有些事还记得,比如他想起了失明以后从这扇门进去的时候,后来偷了他汽车的那个人曾问他,您住第几层,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不同的是他们现在不是乘电梯上去,而是沿着看不见的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这楼梯既黑暗又光芒耀眼,只有没有失明的人才需要电,需要阳光或者一截蜡烛,现在医生的妻子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楼梯里的半明半暗,半路上,往上爬的人碰到了两个往下走的女人,她们是上层的盲人,也许就是第三层的,但谁也没有问一声,确实,邻居们都不像原来的邻居了。门关着。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我来,第一个失明者说。他们开始敲门,一次,两次,三次;里边没有人,第一个失明者说,就在这时候,门打开了,耽误这么长时间无须诧异,在屋子最里边的盲人听到有人敲门也不能跑过来应门;谁呀,需要什么东西吗,从屋里出来的男人问,他表情严肃,显得颇有教养,平易近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们原来住在这所房子里;啊,那人惊叹了一声,接着问道,有别人和您在一起吗;我的妻子和我们的一位女友;我怎么能知道这房子是您的呢;这很容易,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告诉您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对方沉默了几秒钟以后才说,进来吧。医生的妻子故意留在后面,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谁也不需要人带领。那盲人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们出去寻找食物了,也许我应当用她们二字,不过我不相信这样说一定正确,他停顿了一下,补充了一句,尽管我本应当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医生的妻子问;她们是指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那么您还说本应当知道是否该用阴性的她们呢;我是作家,作家应当知道该用哪个词。第一个失明者感到受宠若惊,想想看,一位作家住在我家里,他随即产生了一个疑问,问对方的名字是否显得没有教养呢,他也许听说过这个作家,甚至可能曾读过他写的书呢,他还在好奇心和谨慎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妻子直截了当把问题提出来了,您叫什么名字;盲人们无须有姓名,我只是我说话的声音,其他都无关紧要;可是,您写过书,书上都有您的名字呀,医生的妻子说;现在谁也不能看那些书了,所以它们就像不存在一样。第一个失明者觉得谈话的内容离他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远,便问道,您是怎样来我家住的呢;就像许多已经不住在原来地方的人一样,我回到家里,发现家被一些人占了,他们不肯听我讲理,可以说我们是被人家推下楼梯的;您的家离这里远吗;不远;后来您又去设法要过房子吗,医生的妻子问,现在人们常常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后来我又试过两次,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吗,对;那么,您知道这是我们的房子之后打算怎么办呢,第一个失明者问,像他们对待您一样,把我们赶走吗;我年岁大了,没有力气那样干,即便年轻有力气,我也不相信能采取那种简单粗暴的手段,一位作家到头来在生活中也养成了写作所需要的忍受力和耐心;这么说,您要把房子留给我们了;如果我们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就只能那么办了;我看您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医生的妻子已经猜到了作家怎样回答;您和您的妻子,还有与你们一起来的女友,住在一所房子里,我猜是这样,对吧;对,完全正确,就住在她家,离这里远吗;不能说很远;那么,如果您允许,我想向你们提个建议;说吧;我们仍然像目前这样,现在我们两人都有家可住,我继续注意我的房子那边的变化,如果有一天发现房子腾空了,我立即搬过去,先生您也同样,定期到这里来看看,如果发现房子腾空了,就搬回来;我不相信我会喜欢这个主意;我也没有指望您会喜欢,但我怀疑您会更喜欢除此之外唯一的另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此时此刻你们收回属于你们的房子;可是,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我们到外面去住;不行,这种事连想都不要想,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插嘴说,就像现在这样吧,以后再说;我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作家说;什么办法,第一个失明者问;我们作为客人住在这里,这所房子不小,住得下我们所有人;不,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仍然维持现状吧,我们住在这位女友家里,我无须问你是不是同意了,她对医生的妻子说;我也无须回答你了;非常感谢你们大家,作家说,实际上,这段时间我一直等着你们来要这所房子;在众人都失明的情况下,最顺理成章的做法是满足现状,医生的妻子说;自从瘟疫开始以来,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三天前刚刚从监禁地出来;啊,你们是被关进隔离检疫区的吧;对;很苦吧;说得太轻了;令人毛骨悚然;先生是位作家,正如刚才所说,作家必须善用各种词汇,所以应当知道形容词对我们来说无济于事,如果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最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作家应当相信,杀人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无须再说什么毛骨悚然;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词汇太多了;我是说我们的感情太少了;或者是我们还有感情,但已经不再用词汇表达它;所以我们丧失了感情;我想请你们说说在隔离检疫区是怎样活过来的;为什么;我是作家;必须在那里边住过才能

                        在线一区在线二区av—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驼峰航线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缅甸大反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第五军的精锐二〇〇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杀出个黎明第十章我们赢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〇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1943年12月1日。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

                        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陈名夏给事中江苏
                        党崇雅侍郎陕西
                        梁清标翰林学士北直隶
                        卫周祚郎中山西
                        戴名说给事中北直隶
                        刘昌给事中河南
                        柳寅东御史四川
                        陈之龙分守道丞江西
                        张若琪侍郎山东
                        方大猷分守道丞浙江
                        高尔俨翰林学士北直隶
                        张忻刑部尚书山东
                        张端翰林学士山东
                        张缙彦兵部尚书河南
                        刘余祐兵部侍郎北直隶
                        龚鼎孳给事中安徽
                        孙承泽给事中北直隶
                        薛所蕴国子监司业河南
                        傅景星御史河南
                        李元鼎太常寺少卿江西
                        熊文举吏部郎中江西
                        叶初春工部侍郎江西
                        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王正志户部侍郎北直隶
                        徐一范吏部郎中江苏
                        王宏祚户部郎中云南
                        卫周允御史山西
                        曹溶御史浙江
                        胡世安少詹事四川
                        吴惟华主事北直隶
                        李若琳翰林学士山东
                        王鳌永1户部侍郎山东
                        金之俊1兵部侍郎江苏
                        沈惟炳1吏部侍郎河北
                        冯铨2大学士北直隶
                        在地方投诚,接受赦免,或顺治以后荐至北京的明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李化熙兵部侍郎山东
                        宋权顺天巡抚河南
                        任濬兵部侍郎山东
                        张煊御史山西
                        李鉴宣化巡抚四川
                        谢升吏部尚书山东
                        田维嘉吏部尚书北直隶
                        黄图安分守道丞山东
                        房可壮副都御史山东
                        刘汉儒四川巡抚北直隶
                        苗胙土郧阳巡抚山西
                        陈之遴编修浙江
                        刘正宗翰林学士山东
                        谢启光兵部侍郎山东
                        孙之獬翰林学士山东
                        李鲁生国子监司业山东
                        魏琯御史山东
                        潘士良刑部侍郎山东
                        霍达江苏巡抚陕西
                        吴伟业少詹事江苏
                        南京陷落时及以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周亮工御史河南(南京居民)
                        刘应宾吏部郎中山东
                        张凤翔3工部尚书山东
                        钱谦益礼部尚书江苏
                        资料来源: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1—25页,以及《贰臣传》。上表注:1.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纳款获释;2.致仕,由多尔衮信邀出仕;3.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

                        山东的投降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

                        页。例如,英法之间的这场战争使英国的军费开支高得惊人。1688年以前,年财政收入约为200万唡。1689至1702年间的财政收入共计7200万唡;1702至1711年间的财政收入则达9900万唡。其中40%用于陆军,35%用于海军。为了弥补赤字,只好发放公债。在西班牙王位之战中,由于英格兰银行的帮助和议会的支持,英国政府借了3500万唡。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2—123页。相比之下,康熙帝只有山西商人的支持,而他们的财力远没有这么雄厚。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10—15页。关于16、17世纪“火药帝国”的巩固和“大炮与员额有限的帝国官僚的共生”,见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32—233页;霍格森:《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知与历史》,第3—15页。?1675年夏,西宁将领王进宝在蒙古军队援助下,收复了兰州,西北地区顿时出现了紧张局势。在其他仍忠于清朝皇帝的汉族将领中,既有年轻时便归顺清朝,因而其整个经历实际都在为清朝效力的人;也有第二代顺民,即辽阳降人的下一代。赵良栋是前者中的一个例子。他23岁就作为张勇的部将归降了满清。他是陕西绥德人,遂被派往宁夏,并在那里成了家。1656年,他在镇守西南的洪承畴部下任督标中军副将。1676年,他作为一名绝对忠诚的将领被推荐给皇帝。随后,他指挥驻守宁夏的所有清军,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又帮助清廷从吴三桂手中收复了四川和云南。孙思克是第二种将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把大凌河献给满洲军队的明将孙得功之子。多尔衮进京时,他才16岁。作为正白旗成员,他参加了多尔衮的护军。17世纪50年代他在贵州和云南参加了对南明的战役;1663年,奉命负责甘肃边区的防务。1676年,他协助图赖击败了王辅臣,随后被封为男爵,并被任命为甘肃清军统帅。孙思克因不愿向陕西南部进军而招致了康熙帝的不满(康熙帝在1679年进军四川时让汉绿营兵作前锋,因为他认为在那种山区他们能比满洲骑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但1695年由于在昭莫多战役中打败了噶尔丹,他又赢得了康熙帝的宠爱。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分,第5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78、682—683页;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0页。?耿精忠多次派人劝范承谟投降,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1、283、312、371页。“在屈原的学识中,使君臣之间保持恰当关系的手段是忠君思想。从表面看来,‘忠’要求官吏接受被动的角色,但判断‘忠’包含了哪些内容是不容易的,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对在复杂的生活中如何区分忠的等级,也没有作出回答……我不认为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这些同时发挥作用的忠,都是纠缠不清的概念……它们导致了屈原作品中的悲剧色彩。在《离骚》中,屈原用一种独特的语调唱道:‘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忠何罪而遭罚兮?’”参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46—47页。?嵇永仁是无锡人。他在狱中写了一部杂剧,名为《续离骚》。范承谟死后,他也自杀了。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八十八卷,第2页;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81—83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87页。?同上书,第263页。?一名出身蒙古、名叫嘛呢的打手,对范承谟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深为感动,遂要求和他同死。在耿精忠将其寸磔之前,嘛呢说:“吾宁与忠臣同死,不愿与逆贼同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45页。?戴震在其18世纪所写的叙述范承谟生平的短文中,对此作了描述。见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65—68页。?李渔:《祭福建靖难总督范觐公先生文》。见他所著《笠翁一家言全集》第一卷,第68页。?康熙帝对范承谟之弟范承勋也十分钟爱,曾对他说:“汝乃盛京‘旧人’”。李元度:《国先正事略》第一卷,第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7页。福建百姓还在道山建祠纪念范承谟。关于康熙帝后来赞誉范承谟的例子,见《范忠贞公全集》,第13页。康熙帝没有忽视他亲自召见范承谟同后者能为清朝事业尽忠之间的明显联系。1683年,他建立了一种制度,规定各省高级官员照例均应被邀至京城陛见,从而又将这种特殊的维系君臣关系的纽带用于各省长官。当时,康熙帝对他的大学士说道:前方将军与总兵,常因久握兵权而变得傲慢、骄横,易于反叛;倘若经常召见面君,便可使其心存敬畏。吴秀良:《中国的交通和帝国的控制》,第21—22页。康熙帝很好地吸取了教训。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再没有发生过由清朝官员发动的地方军事叛乱。?尚之信遭到逮捕和监禁。由于其父的名望,他与他的三个兄弟获准自杀以免受辱。清廷打开了尚可喜墓冢,极其满意地发现其尸首剃了发并穿着满族的长袍。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33—234页。?孙延龄之妻孔四真率其残众南逃,占据了被吴三桂抛弃的南宁。后来清廷攻破了此城,并将她带回了北京。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2页。?《桂林霜》第十七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页。?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16页。?《合葬墓志铭》,见《马氏家谱》未刊本。《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1—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0页。?最先得知马雄镇死讯的是清广西署理巡抚傅宏烈。傅宏烈是江西进贤人。早在吴三桂叛乱之前,他就警告过清政府吴三桂有谋反之心,这种先见之明使他一度遭到放逐。吴三桂果真起兵后,傅宏烈又训练了乡兵,为清廷效力。在收复了两广许多地区后,他被任命为巡抚,并将马雄镇的死讯传至北京。后来,傅宏烈为吴三桂的盟军所俘,并被送至贵阳。在那儿,他也不屈而死。胡虔:《广西通志》第二五三卷,第72页。?《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2—3页。?“诰命”,见《马氏家谱》未刊本。?《桂林霜》第二十四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8页。?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0页:又见雍正帝在《御祭文》中对马氏家族的评论,《马氏家谱》未刊本。?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已达顶点。可与之比较的是,当时莫卧儿皇帝奥兰赞布(Aurangzeb)的德尔干战争(1658—1689)标志着大印度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在德尔干,奥兰赞布的兼并,不是军事征服的过程,而是缓慢、笨拙的机械进程。它靠吸收被收买来的敌军逃兵充实自己的力量。”其结果是,莫卧儿贵族的生气大受损失;包税权的转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基础;阿朗扎布的注意力不断地从印度北部转向南部。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102—106、173页。?至1661年,一些江南集镇与城市的人口已回升到16世纪的水平。在1644—1645年间所有织机都被毁坏的苏州、杭州,纺织业至少在1659年已开始复苏,而到1686年便达到了原来的生产水平。景德镇的制瓷业在1688年也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至17世纪80年代末,北京居民的生活已同1620年以前一样好。在1683—1712年间,耕地面积增长了23%,相当于1626年耕地总数的93%。在1650—1770年间,耕地总数从6亿亩增至9.5亿亩。在1661—1685年间,赋税收入增加了13.3%,盐税收入增加了43.7%。事实上,至1685年,收入朝廷府库的田税、盐税和各项杂税的总额为2900万两。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第27—28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与农村社会》第三章,第7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6、8—9、12—15页;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85页;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2页;王业键:《1750—1910年清代的地税》,第7页;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8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4页;森正夫:《明朝的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关系简论》,第23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6—17、216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1页;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42—244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83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第58页。?科威希尔:《1494—1789年欧洲的军事与社会》,第125页;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34—35、102—104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3—116、268、278页。在1550—1560年间,欧洲军队抛弃了西班牙的特西俄(tercio)队形(与郑成功的方阵有些相似),即一种一半人用火枪一半人用长矛的步兵方阵。在古斯塔武斯·阿道夫(GustavusAdolphus)发明了一种快速发射子弹,并减轻了滑膛枪的重量后,作战阵形变成了长方形的步兵方阵,两翼配以骑兵,火炮由长矛手和快枪手保护。大约在1700年左右,火绳枪为每分钟发射一次、射程为80步的燧发枪所取代。与此相关的是,1680年,窝班(Vauban)发明了插在枪管上的刺刀,这样步兵,包括长矛手和快枪手,便可在一条线上展开,并能够穿过炮火的硝烟,一面射击,一面冲向敌军进行肉搏。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5—108页。当然,正是马克斯·韦伯首先证明,中国的统一王朝被抽去了“合理竞争”,它没有经历过“若干对立的自治城邦永远在备战的武装和平时期。因此,以战争贷款和以战争为目的的各种委员会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现象便没能出现。”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第103页;又见毛尔德:《日本、中国和近代世界经济》,第45、81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59页;王业键:《清代田赋的财政重要性》,第832—840页;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19世纪中国的研究》,第487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8—583页。?齐林:《火耗归公》。?李约瑟与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8页。?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

                      附录

                      A.出仕两朝的大臣

                      占有北方的迫切要求,在清军来到之前乡绅豪右多年与起义军作战的艰难,以及肖朝的依靠降臣的策略,都意味着早期清政府中的汉人将是北方人占支配的地位。确实,列入《贰臣传》的较著名的文武官僚中,有100名(占80%)出自长江以北。表A-1出身省籍统计:①这里包括两个土匪出身者。②这里包括两个土匪出身者。出自北部中国的文宫集团最为庞大,占总人数近1/3;其次是东北的军官,他们约占20%,如下面按大区所作的统计所表明的一样。表A-2大区出身统计:
                      地区文官武官共计
                      满洲里2626
                      中国北部411556
                      中国西北部31518
                      长江上游33
                      长江中游527
                      长江下游11112
                      东南沿海11
                      岭南11
                      云贵11
                      总计6560125
                      尽管“贰臣”中文臣稍多于武职,最终从清廷统治中获地位最为显赫的却是武职,这从他们之中最后成为各部尚书或侍郎的人数就可得到证明。在60名武职降臣中,有23名成为尚书,23名成为各部侍郎。在65名文职降臣中(包括56名进士),只有3名成为尚书。拥有各部尚书或侍郎之称,并不意味这些人实际上在那个部里供职过。如下表几个著名的汉旗人(他们并非都列入了《贰臣传》)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通常一个人在中央政府拥有了某部门的官职,与他在该部门的职责没有多大关系。表A-3部分汉旗人的事迹和官职:②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三七卷,第10页。③同上。①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二六五卷,第8页。②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七九卷,第122页。③同上书,第二四九卷,第11—12页。④同上书。第二三七卷,第8页。⑤同上书。第二四三卷.第7—10页。⑥同上书,第二三七卷,第11页。⑦《清史列传》第七十八卷,第46—47页。⑧《国朝耆献类征》第二七二卷,第4页。⑨《清史列传》第七十八卷,第43—44页。⑩《清虫稿》第二四○卷,第17、20—21页。侍郎之职(通常是刑部)照例是由在外作战的将领担任。尚书之职,常常给予主要满洲首领,而1644年与多尔衮入关的汉“旧人”中被任为此官的却屈指可数(孟乔芳,1645年为兵部尚书,是一个例外。正如康熙所言,这是北方平定初年清廷最重要的担任了指挥官的汉人)。另一方面,后来投降的汉人,如下表所示,积官至尚书之职的人数颇为可观。表A-4
                      降附时间任尚书职人数
                      1644年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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