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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

作：拇指与中指对捻，凌空轻点了一下。“我这朋友有些嘴碎，请多原谅。”我上前一步道，“不过，您下手也未免太狠了点。”耿婆比划的方位正是我们站位的伤门位，虽然我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手法，但可以肯定她用的是奇门遁甲中的衍生术法。“田然那个老家伙教出你们这样的徒弟，也真够丢人的。”耿婆满脸不屑地说道。“靠，真够黑的。”林岳从地上跳了起来，手中捻着一支金针，“曲池穴能乱扎针吗？！”“哦？”耿婆的眼中露出一丝讶异，双手又开始动作起来。“林岳！”我招呼一声，面前扬起一片金属细网，一连串细细的响声传来，地上落下了无数细小的金针。“乖乖，还来～～”林岳的身边盘着一些错落的树枝，那上面也星散地插着一些细针。这个耿婆果然不善，从刚才那怪异的隔空施针手法来看，刘德柱老婆身上的逆门拾骨很有可能是她的杰作。“听风驭金，布荫缘木？！”耿婆似乎发现了什么。嗯？她怎么会知道我和林岳的来历？！我和林岳互递了一个眼神，身子挡在了晖儿和S的前面。“虽然不同门，但也算是同宗了。”耿婆脸上稍显平静了些，“刚才的事情我也不追究了，省得田然那家伙说我欺负小辈。”“您和老田是……”晖儿试探地问道。“那老家伙和我算是同门。”耿婆对老田有什么仇恨似的。“您也是筑壤一派的传人？”我和林岳不由有些怀疑，这一切变化得实在突然，虽然耿婆表现出的修为与老田有些类似之处，但她的话却无从佐证。“田然给了你弱水铜壶，应该也教过你弱水三千诀吧？”耿婆查觉了我们的疑虑，“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别在腰间的铜制水壶的确是老田在玉龙雪山交给我的，为了对抗莫曹的朱雀他也教授了我弱水三千诀，这口诀是配合着铜壶使用的，而且是筑壤一派密不外传的术法。不过……耿婆抬了抬右手，四指弯曲依次重叠，拇指紧贴在四指上，冲我微微一笑，没有多言。“之前所遇到的事件太过复杂，所以我们不得不处处当心。”晖儿见我露出了肯定的神色，便柔声向耿婆说道，“对您老有所冒犯，请不要见怪。”“怎么？田然出了什么事情了？！”耿婆从兜里掏出一个玉件，在地上随意画了几下，手指轻巧地点着画好的图案，不一会便僵在了那里，眼中滚滚的泪水落了下来。“他有什么话留下吗？”耿婆木然地问道。“这些说来话长，可以的话我们还是进屋细说吧。”我渐渐有些明白耿婆和老田的关系了。耿婆点点头，转身走向小屋，原本轻巧的步履此刻显得有些蹒跚，晖儿和S乖巧地上前搀扶着她，众人一并走进屋中。……“饲虚一派的那个忤逆小子！”耿婆恨恨道，在座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她身上隐隐涌动的杀气。我简要的将之前发生的一切和耿婆做了个交待，并且显著地将幕后的那个神秘力量突出描述了一遍，虽然这其中大多是我和老田当日的揣测分析。耿婆的情绪很激动，这和她的火暴脾气倒是十分吻合，但在一阵痛苦之后，她对那个神秘力量的看法却十分独到。“你说田然死的时候身上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是不是？”耿婆问道，“记不记得，这些痕迹都在什么地方？”“起先只看到前胸、后背、掌心和头顶近额处的痕迹。”林岳回忆道，“后来我脱了他的鞋子，才发现脚心上也有。”“不可能……这小子不可能有这么大能耐。”耿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八门转魄凶格，没有筑壤一派的嫡传是参透不了的。”“老田是被自己门派的人所杀吗？”我惊疑道，“凶手难道不是莫曹？！”“不是门内人干的，我们这四派近年来凋零得所剩无几了。”耿婆叹道，“更何况八门转魄凶格是奇门遁甲中的衍生禁术，我们的祖辈早就封禁了。”“既然是禁术，那您老怎么会懂？”S不由好奇地问道。“好奇呗，当年就是太沉迷奇门遁甲的这些个数术，结果犯了禁……”耿婆的神情有些落寞……原来耿婆当年偷学了禁术，被派内长辈发现后，便要废了她的一身修为，作为一派传人的田然以死相保，这才改为逐出门派。耿婆比田然大了六岁，两人之间却早已互生爱意。耿婆被逐出筑壤一派后，田然便断了和她的联系，无论耿婆如何想方设法地找他，田然总是避而不见。渐渐地，耿婆觉得田然对她已经变心，直到有一天听到了他大婚的喜讯。耿婆不顾一切地赶了过去，在婚堂上要田然表态。田然淡淡地告诉她婚事已定不容更改，只当是这辈子欠她的。悲愤中对耿婆新娘下了重手，却不料田然用身体挡在了新娘和耿婆之间，几记毒辣的攻击全数打在了他的身上。“后来我才知道，是长辈们的安排，作为传人的他也不可能和我这个被驱逐的人结婚。”耿婆似乎完全沉浸在了感情中，“可我还是恨他，为什么他不直接和我说清楚？！”“也许是因为老田对您的感情太深了。”晖儿低声道。“也许……”耿婆望着方才的玉件，眼泪再次泉涌而出。那是老田年轻时佩戴的东西，他们的定情信物。……“常五根老婆的事我有所耳闻，是个外来的木匠下的厌胜术。”耿婆点头道。“您老没帮他们？”林岳奇怪道，“这对您来说可是小菜一碟了吧？”“天道轮回，我帮不过来。”耿婆回答的非常干脆，“那人也决不是什么简单的木匠。”……“刘德柱和他老婆都会死。”耿婆断言道，“最近村里怪事很多，九宫八神都是凶格，应该有高手在附近。”“高手？会不会是害死老田的人？”我对村子里的事件早有怀疑，“难道说这一切是冲着我们来的吗？”“你说过，那个混蛋小子的徒弟让你去文成刘基墓。”耿婆眼中满是深意地说道，“知道刘基是谁吗？”“刘伯温，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之一。”我颔首道，“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水堪舆家。”“刘基最精通的是奇门遁甲。”耿婆望着手上的玉件道，“而且他也是我们派内的旁系。”“您是说，这些事情有联系？”我隐隐觉得事情的内幕开始复杂了起来。“他们要找的应该是刘基生前写下的那本《阅世奇门》。”耿婆头也不抬地说道，“你这个傻小子……”照耿婆的分析，韩笑他们是为了找寻这本记载着奇门遁甲精髓的古书。从时间上推测，村里发生怪事的时候，韩笑恰好在城里布局陷害我入狱。耿婆让晖儿在网上查询了一下，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时间段内，城市附近的县市地区同样有着类似的事件发生。“他应该不是一个人来的。”耿婆道，“而是顺道带了一个研究队。”……“我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了！”“老凡，咋啦？想通了啥道道？”“浙江文成县，去拜访一下刘老前辈。”……耿婆带上门，领着我们抄小道走了五里路，一家农贸货运站出现在眼前。简朴的办公室内，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粗犷汉子笑脸相迎，耿婆跟他说了几句，那汉子立刻招呼来一辆双人座的厢式货车，爽快地把钥匙交给了我。“嘿，您老还真有路子。”林岳瞅着车子咂嘴道，“大几万的车就这么送您了？”耿婆没搭理林岳，自顾上了车，四平八稳地坐在了后排座上。“您这是……”我有些不解道。“我有二十多年没好好走动了。”招呼晖儿和S上车后，耿婆悠然地说道，“老婆子也出去见见世面。”……“您老帮过那个大胡子吧？”林岳一路不死心地八卦道，“要不咋这么爽快地给您车呢？”“他一家五口翻车在山沟里，碰巧我采药经过顺手救了他们。”耿婆闭着眼睛道。……文成县，石圃山中支，夏山之麓。刘基，字伯温，封诚意伯，追赠太师，溢文成，为明开国元勋。无论之前在史书典籍上看到的记载有多么的神奇，刘基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刘伯温”的名字或传说的范畴内。我也包含在了这大多数人之中，直到亲眼看到这座诚意伯墓。诚意伯墓大约有八百多平米的范围，墓前有石碑一方，上刻“明敕开国太师刘文成公墓”。站在墓前环视四周，附近的九支小山脉延伸至此，宛如九条自各方而来的神龙，在墓葬风水中，这种山势被称为“九龙朝会”。墓前，离我站立处不远，有块形似墨砚的地块，正中隆起一个小小的土丘，乍一看去仿佛一颗半露在地面的龙珠。“龙珠”和九只“山龙”恰好结成了一处气脉汇集的穴，而诚意伯墓的位置正处于穴眼。不过很奇怪，以刘基的身份地位，在明朝应该算是位极人臣了，但这墓穴前既无石兽也无石像，更是没有那些王侯将相墓前常见的石条石板围砌。“这刘基也够惨的，帮着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算得上劳苦功高了。”林岳摇头道，“到头来被朱皇帝疑神疑鬼不说，死了也没个像样的排场。”“呵呵，傻小子，这话让刘基听到，非骂你个不学无术不可。”耿婆笑骂道。“刘基是风水大家，这么做应该是有他的用意吧？”晖儿思索道。“丫头说的对，当年刘基的两个儿子弄了个三进三圈坟墓图，就被他一把撕碎了。”耿婆娓娓道来，“他说，墓字上草下土，若用石铺，怎么生草？古人造字，大有讲究，人不能靠造坟墓立牌坊流芳百世。”石砌封土，事实上是对地气的一种封阻，这在很多王侯将相的墓葬里屡见不鲜。作为一个深谙风水奇门的堪舆大家，且不论刘基生前的是非功过，单就其墓葬格局的独到之处便可见一斑。不过，刘基的墓穴在清末和民国初期便被无良盗墓的贼群光顾过了，虽然他下葬时并没有陪葬什么珠宝玉器，但名声在外的刘伯温毕竟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聪明的刘基很清楚自己死后容易成为这些盗墓恶徒的目标，所以他自然有他的办法。……“这里有三个墓穴？！”我难以相信，无论我的听风还是林岳的遁木入地，都确确实实地探明地下只有一个墓穴，更何况“九龙朝会”争“龙珠”的这个穴眼并不大，怎么可能再在别处开穴安葬呢？“听话听半边，凡事都这么曲解你俩怎么能有长进？！”耿婆板着脸道，“三奇掩衬，怎么就理解成三个墓穴呢？！”三奇，奇门遁甲中将乙，丙，丁称为三奇，代表着天空中的日、月、星。白天我们看不见月亮与星辰，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只因阳光的强烈遮掩了它们，加之地月转动的关系而已。夜间月圆明朗的时候，很多星辰也会不见，道理依然。之前被我认作“龙珠”的土丘事实上是个障眼法的骗局。夏山之麓海拔近一千一百四十米左右，山势地形的变化较大，那块墨砚形的地块恰好利用了一个视觉误差，使人误以为其中的土丘就是九条山龙争的“龙珠”，却不知道真正的“龙珠”是刘基的这个坟山。我绕过墓前，约步丈量，在北面的一处位置停了下来。“山龙汇集，七步结穴。”风水格局篇上曾如是记载，我忽地明白诚意伯墓为什么一反常态地坐西向东，原来作为墓前龙珠案砂的假坟正好位于南面，两侧的笔架山峰恰好形成了“左青龙右白虎”的案砂格局。“看来还算孺子可教。”耿婆看着我站立的位置，不住点头道，“三奇掩衬，真假难分。”“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清楚。”我沉思道，“为什么这里感觉不到刘基的墓室存在呢？”“三奇环衬是墓葬中的奇门假穴法，很容易被虚布的格局影响。”耿婆用手在地面上叩了两下，“所以就要用沉土实葬，让墓穴与地脉完整结合起来。”沉土实葬，便是将棺椁完全封埋，不建造中空的墓室，这种葬法多为民间一般百姓所用，而富贵王侯之流往往不会如此。“整了半天在这儿啊。”林岳蹲在地上望着我脚下的土地，一脸无奈道，“这个刘基还真会折腾。”“我们应该是来晚了。”S抹了抹地上的土说道，“这里有二次挖掘的痕迹。”耿婆一愣，附身捻起地上的浮土，放在鼻间闻了闻，又用舌尖尝了下味道，眉头立刻竖了起来。“这帮家伙还是老把式。”耿婆有些气恼，转而向S问道，“丫头，你怎么看出来的？”“这里是高山，土质中参杂了很多细小的碎石。”S捻起一把泥土道，“建筑挖掘中很容易将原本留在地下的这些细小碎石翻到表面上来。”泥土中果然夹杂着一些细小的碎石，而周围其他地域的浮土里却没有。“三天前有个摄制组来这里取过景。”晖儿在一边的电脑上飞速操作着，“从时间记录来看很可能是他们动的手脚。”晖儿在城市论坛中找到了一些网友发布的信息，有人还上传了手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一群人不知在忙碌着什么，照片的边角处一个斜靠在在导演椅上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因照片太小无法仔细分辨。“可以把这块放大处理一下吗？”我向晖儿问道。“位图放大失真比较厉害，我用图像动态补偿试试。”晖儿继续忙碌着。照片的局部被放大了，处理后虽然不是十分清晰，但那人的面目却已经可以分辨。“陈子浩！”照片上的人正是陈子浩，他的手中正拿着一本书。那书的样式很像古代的线装书籍……四、穿水煞局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解决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大脑还处于成就感带来的兴奋状态时，却突然发现早已有人捷足先登，得到的答案事实上已变得毫无价值。这是一种挫败的感觉，虽然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时间上陈子浩早已占据优势，而且他手下肯定不止一个奇门遁甲方面的高手，但却依旧有些不甘，也许这就是人类特有的好胜心在作祟吧。作为明初风水堪舆大家，筑壤一派的旁系高手，一个奇门遁甲的资深学者，刘基留下的那本《阅世奇门》中记录了大量奇门遁甲与风水堪舆精妙见解。明朝开国的过程中，刘基在征战沙场上将奇门遁甲运用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朱元璋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权，绝大多数的功劳要归属于这位神奇的辅佐者。可莫曹和他背后的神秘力量又想从刘基身上得到什么呢？……晖儿一直在电脑上忙碌着，通过她的“网络足迹”理论，一切信息都具有相关性和联动性，只要将其留存在网络中的“足迹”按适当的条件进行排列重组，一条清晰的信息脉络便可跃然纸上了。“附近的植物上没留下什么信息。”林岳从一棵树后晃了出来，“这帮家伙真有两把刷子。”不但是林岳，我找遍了附近的水流水源，拾水的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耿婆一直在地上画着什么，一脸沉思的样子使我们不敢上前打搅，她应该正在用奇门遁甲中的某种数术推算着什么。林岳不知什么时候凑到了S身边，嬉皮笑脸地冲着狴犴嘀咕着什么。狴犴不耐烦地看了看林岳，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最后索性原地趴下，呼呼地睡了起来。“靠，我见过嚣张的，可这么嚣张的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岳恼火道。“你和它嘀咕啥呢？”我好奇地问道。“也没啥，就和它打个商量。”林岳叹气道，“让它帮着闻闻味儿，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切，你就会瞎来，你当狴犴是警犬啊？！”S在一旁不满道。“没办法，臭脸大哥又不在。”林岳一脸无奈道，“我只能拿它凑数咯。”莫炎，如果他在的话，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若论追踪，只怕没人能和他比。可他到现在还没回复我的邮件，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吗？……文成县，一家油站边。“没错，这帮家伙朝西南面的公路去了。”林岳钻入车内道。根据晖儿在网上找到的信息线索，林岳在四处打探了一下，由于陈子浩他们的张扬风格，很快便找到了下落。原来他们下山后在文成县内仅逗留了两天，之后便驱车离开。“应该感谢那些在当地网络论坛上发八卦帖的网友。”我不禁笑道，“不是他们的话，还真找不出这些人。”耿婆的确是在用奇门遁甲的卜算术推算，她断定那些人是沿公路向西南方向出城的。为了确保万一，林岳在出城的加油站打听了一下，果然吻合。“他们开的是两辆黑色路虎。”林岳一路摇头道，“咱们这辆小卡车可赶不上他们的速度。”……“他们早上十点左右在这里吃的早饭，朝着南边的小路走的。”S从饭店老板折了回来。“南边的小路？！哎哟喂，这下我的屁股要遭殃了……”林岳顿时怪叫道。……泥泞颠簸的小路蜿蜒曲形，厢式货车在行驶中不住弹动着，臀部在坚硬的座椅摩擦下传来一阵火辣辣的感觉，胃里的食物也开始不停地翻动。耿婆稳稳地坐在后排座椅上，显得若无

自身命运——也许想到康熙帝曾答应他，如果投降便可得到宽赦——之时，他仍将范承谟囚在福州。在1674年范承谟及其家人、部属初入狱时，他曾试图绝食自杀，从而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久以后，他决定不用这种方式自杀。相反，在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中，范承谟开始为一种更为高尚的牺牲作准备。他对身边的僚属和追随者大声说道：他的希望是法王和如来佛将拯救他们摆脱磨难。为将这种冥想付诸实践，他还将自己及身边的人们比作比丘（能创造奇迹的游方僧）和沙门（和尚）。在其牢房（他称之为“蒙谷”）的墙壁上，范承谟用木炭大书忠臣田横和苏武之名，并反复诵读屈原（公元前？343—？280）的《离骚》。屈原的形象尤其使他着迷，他一遍又一遍地同其文吏嵇永仁讨论屈原之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他对这位南方诗人政治家的迷恋。屈原通过自杀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精神上与历史上的不朽，而范承谟如今认为这也将是他的命运。在与其随从颂扬屈原的同时，在牢房中范承谟开始将自己的衣服视作忠和孝的象征。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范承谟都要恭恭敬敬地戴上皇帝赐给他的官帽，穿上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所穿的长袍，以示对其君主的忠和对父母的孝。他那羸弱多病的身体使他成了追求其狂热信仰中这两种崇高目标的牺牲者。他写道：“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当范承谟在福州监狱中逐渐产生以身殉国、做清朝模范忠臣的愿望之时，耿精忠得知杰书正南下进攻驻守衢州的马九玉部。1676年9月，杰书攻克此城。耿精忠开始意识到他必须立即向这位清朝将领妥协。然而，如果他打算投降，不让那些可能有朝一日会证实他以前的叛逆行径的见证人留在世上便是重要的。因此，10月22日，耿精忠下令将范承谟及其随从人员杀死。当晚，刽子手就来到牢房，执行这项任务。范承谟为之准备了700个日夜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他穿戴好那神圣的衣冠，平静、庄严地面对刽子手；但当其中一人轻蔑地从他头上摘下那顶御赐的官帽时，范承谟悖然大怒。他举起带着枷锁的双手掐住了这位狂妄之徒的喉咙，若不是卫兵及时相救，他几乎扼死了那个家伙。于是，这些已被镇住的刽子手默默地站到一边，范承谟从容地戴好他的帽子，整理了一下衣服，面向北而跪。他不慌不忙地叩了九个头，又朝北大声颂扬了他的母亲和远在京城的皇帝，然后挺身受死。范承谟刚刚完成他的仪式，刽子手们便上前将他一刀砍倒。在这同一个晚上，他们还杀死了范承谟的53名部属。第二天一早，尸首被秘密移至野外火化，以掩盖其丑行。几个星期后，即1676年11月9日，延平城被杰书攻克后，耿精忠向清朝投降了，并主动要求帮助清军平定其他藩镇。

清朝的忠君思想

据光绪时所修昆山和新阳两县县志中的风俗条记载：江南士绅因“奏销案”“半归废斥”；“然里巷狡猾不逞之徒见绅士无所畏避，因凌轹之，绅士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

子已经熄了灯。他猛然想到，也许应该看一下房子的背面是否还亮着灯。在毫无结果地再敲了一遍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巴托罗缪房子的院子和对着他这一边的窗户。什么也没有。他看到夜色深沉。也许皮埃罗是进去休息一下，喝一杯酒暖暖身子了，如果是这样，他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再一次走入那残酷的黑夜。他敲了门，等待着，不应之下又敲门，又等待，然后又敲门，又等待。他的手脚冰凉，牙齿在打着寒战。“我这下该染上那该死的风寒了。”他嘟囔着。猛然间一阵怒火涌上他的心头，他几乎都要用双拳猛砸那扇门了。然后理智占了上风。他明白，如果惊动了邻居，他也不能够拿到更多的斩获。最后，他得出结论，她们一定是等得不耐烦，最终放弃了他，上床睡觉了。他掉头回家，十分沮丧地进了自己的房子。他又冷，又饿，又极度失望。“如果明天我染不上风寒，也肯定会患上肠绞痛。”他进了厨房，企图找些吃的。但是塞拉菲娜一般是早上去买食物，如果食物有剩余下来，她会将之锁起来，所以他一无所获。火盆已经从起居室里拿了出去，起居室里冷得要命。但是马基雅维里连上床休息的慰藉都还不能够立刻拥有，他必须坐下来，将他与公爵的对话写成一篇报告。报告的撰写花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要用密码来写最重要的部分。然后他还得用工整的字体将条约抄一份像样的抄本，以便可以随信寄出。他一直干到凌晨。这件公函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等一个用一两个金弗罗林就可以雇用的普通信使来递送这件公函。于是他爬上阁楼，叫醒了在那里睡觉的两个仆人，让其中一个较为可靠的，给马上了鞍，做好准备一旦城门打开，就出城送信去。他一直等到那个仆人穿戴完毕，让他出了大门，然后才回去上床睡觉。“但是今晚本来应该是一个属于爱情的夜晚。”他一边将他的睡帽拽下来盖住耳朵，一边恶狠狠地低声咕哝道。[1]即达·芬奇。第二十三章他睡得很不安稳。他在早晨很晚的时候才醒过来，然后发现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了感冒，当他走到门口去叫皮埃罗进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像一只乌鸦，皮埃罗出现了。“我病了，”他呻吟道。“我发烧了。我想我快死了。给我拿一些热的酒和吃的东西来。如果我不死于发烧，我肯定会死于饥饿。给我拿个火盆来。我冷的要命，昨晚你他妈的死到哪里去了？”皮埃罗正要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制止了他。“先不要解释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给我拿些酒来。”吃过喝过之后他觉得好了一些。当皮埃罗向他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时，他阴沉着脸听着。皮埃罗说他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指示在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尽管他被雨水淋成了个落汤鸡，他还是在那里坚持着。他一直等到卡特琳娜女士央求他进屋。“你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了你想让我告诉她们的话，先生。”“她们怎么说？”“她们说这真是令人遗憾。”“她们说这令人遗憾？”马基雅维里用嘶哑的声音愤怒地低声说道。“我的上帝！想一想，上帝创造了女人，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男人的帮手，她们竟然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对于像赫克托的死和特洛伊的沦陷，她们又将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最后她们逼着我进去躲雨。我的牙齿在打着寒战。她们说我们可以从厨房听到你的敲门声。她们脱下了我的湿外衣，让我围着火炉把自己烤干。”“那么鱼和阉鸡后来怎么样？”“我们把它们热在炉子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卡特琳娜女士说如果我们再不吃就坏了。我们当时也确实饿了。”“我当时饿得要命。”“我们为你留了一些。一部分鱼和半只鸡。”“你们还算体贴周到。”“我们听到钟敲了一下，然后又敲了一下，然后奥莱莉娅女士就去休息了。”“她去做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气急败坏地问道。“我们当时想让她再等上一些时间。我们说你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她说为一个男人等上两个小时已经够多了。她说如果对于你来说，你的事业比男女情爱更为重要，那么就算与你有了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也指望不了多少男欢女爱。”“这说不通。”马基雅维里用拉丁文说了一句。“她说你如果确实像你所显示地那样爱她的话，你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中止你和公爵的谈话。我们为此和她辩论了一番。”“好像和女人还能说得清道理似的！”“但是她不肯听，于是卡特琳娜女士告诉我说不要再等了。她又给了我一杯酒，然后把我打发走了。”马基雅维里突然想起皮埃罗并没有钥匙可以进门。“你在哪里过的夜？”小伙子给了他一个狡黠的，满意的笑容。“和尼娜在一起。”“这一晚你过得比我强太多了。”马基雅维里阴沉着脸说道。“可是据我所知，她回了她父母的家。”“这是她告诉卡特琳娜的话。我们一早就安排好了。她从巴伯里娜太太那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一旦有空，就可以和她会合。”巴伯里娜太太是个老鸨。她在伊莫拉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受尊敬的生意。有几分钟马基雅维里默不作声。他不是那种接受失败的人。“听着，皮埃罗。”当他想好了之后，就开口对皮埃罗说道。“那个老蠢货巴托罗缪晚上就会回来。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让我们不要忘记，天神宙斯为了追求美丽的达娜厄，他化为金雨水钻进了她的房间，赶快去那个叫卢卡·卡佩利的商人的铺子，就是那个我为奥莱莉娅买手套的那间铺子，向他买一条镶银边的蓝色丝围巾，就是前些天他给我看过的那条。就告诉他我一旦收到从佛罗伦萨寄来的钱就会把钱还上。然后拿上围巾，去见卡特琳娜女士。让卡特琳娜女士把围巾转交给奥莱莉娅，告诉他我被爱情之火烧得死去活来，昨晚为了等她还染上了风寒。但是等我好了以后，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商量一下，重新订个计划，以满足我和奥莱莉娅的愿望。”皮埃罗走了之后，马基雅维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回来向他汇报他执行任务及受到接待的情况。“她很喜欢围巾。”皮埃罗说道。“她说那条围巾很漂亮，并且问这围巾花了多少钱。当我告诉她价钱的时候她就更喜欢了。”“很好，很自然，还有什么？”“我告诉她你当时无法从宫里脱身。她说这没有关系，且告诉我说不用再想这件事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愤怒地吼道。“看来女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责任感的动物，难道她没有看见，她的所有的前程均在此一举吗？你有没有告诉她我在雨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说了，她说这样做非常不够谨慎。”“谁会指望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谨慎？你可以专门问大海，当天上刮狂风的时候，海面上会不会不起浪？”“卡特琳娜女士希望你多保重身体。”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里卧床休息了几天。通过灌肠和放血他恢复了健康。身体复元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提莫提欧神甫找了过来。他告诉后者那个不幸的故事。神甫十分同情。“现在要做的是，”马基雅维里说道，“让我们一起动动脑筋，想出个办法来让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朋友再走开一次。”“我已经尽力了，大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神甫大人，当英明神武的公爵进攻福力城的时候，他被挡了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围城，他而是开动脑筋，想出了每一个办法，最后让城里的人乖乖投降。”“我已经见过了巴托罗缪大人，他不折不扣地照我告诉他的话去做了，他现在确信，圣·维塔里的介入是灵验的。他确信无疑，奥莱莉娅女士在他从拉维纳出发返回的那个晚上就怀上了孕。”“这哥们是个蠢货。”“虽然我是个信教的人，但是我还不至于愚昧到不了解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马基雅维里感到有些恼火。这个神甫不如他所期待的那么有帮助。“别这样，别这样。神甫大人。别把我也当个傻瓜来对待。不管圣人的骸骨具备多么大的魔力，使一个无法生育的男人具备生育能力肯定不会是这些魔力中的一种。那个故事是我编出来的，你我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提莫提欧神甫微笑着，声音中带着一种虚情假意回答说：“上帝的作为是莫测高深的。谁又能说他了解上帝会如何行事？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的故事吗？她那残酷的丈夫禁止她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天她在大街上被自己的丈夫撞见，当时她正挎着一个装满面包的篮子，正要去救济穷人。她丈夫怀疑她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他于是问她菜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惊恐之下她回答说是玫瑰花，他从她手里一把夺过篮子，然后当他揭开罩布时猛然发现她说的是真话，一篮子面包突然间神奇地变成了一篮子芬芳的玫瑰花。”“这个故事是开启人们心智的好故事，”马基雅维里冷冷地回答道，“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难道说，圣·维塔里在天堂听到了虔诚的巴托罗缪为了求子而发出的祈祷，受到了感动，就高抬贵手使一件奇迹出现，正如你许诺巴托罗缪的那样，这就完全没有可能？《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念的话，大山都可以被移开？”如果马基雅维里没有过人的自制力的话，他已经要大发雷霆了。他很清楚这个僧侣为什么会拒绝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为了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他已经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如果计划流产，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想要更多的钱，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了。前些时间他送给卡特琳娜的项链，他送给奥莱莉娅的手套和玫瑰油已经把他的零钱全花光了。他当下欠了巴托罗缪的钱，他也欠了几个商贩的钱。他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钱只够维持他的日常开支。他现在除了许诺之外，别无其他可以给这个僧侣的了。他有预感，空头许诺对提莫提欧神甫来说意义不大。“你的雄辩和你的虔诚，证实了我听到的有关于你的好评。如果我写给执政团的推荐信起到了我们双方均希望起到的作用，我相信那一定会大大增加佛罗伦萨民众的精神福祉。”那个僧侣神态庄重地鞠了一躬，但是马基雅维里看出，他并没有动心，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一个明智的人不会把他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如果一个计划流产了，他会再尝试另外一个计划。请不要忘记，如果巴托罗缪不能遂其所愿的话，他会收养他的外甥，这将伤害到他的太太和岳母，并使你失去这所教堂。”“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局。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作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会让受到影响的各方顺应变局。”“我们被告知，上帝帮助那些会帮助自身的人们。你了解我在过去并不悭吝，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看到我不会出手不大方。让巴托罗缪如愿以偿，有个继承人，对你，对另外两位女士来说，都有现实的利益。”一丝浅浅的笑意在一瞬间照亮了提莫提欧神甫那张罗马人的脸孔。“你知道对于像你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会尽力效劳的，但是一旦巴托罗缪不能如愿以偿的话，你认为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帮助自己来获得上帝的帮助呢？”马基雅维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使他十分高兴。以至于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神甫大人，和其他人一样，你肯定也时不时需要洗一下肠。假如说你晚上服用一剂芦荟，第二天一早，你肯定会发现，如果你在当天早上又服用一剂盐的话，洗肠的效果会更加令人满意。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巴托罗缪对圣·维塔里的朝拜的功效会大大增加，譬如说如果他再去一趟里米尼？这样的话他又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二十四小时了。”“你真是一位多情多欲的人，大人，你真是让我钦佩不已，但这一招有些太迟了。巴托罗缪大人也许是个笨蛋，但是如果我要指望他比一般的笨蛋还要笨一些，而事实他却又不是的话，我自己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了。”“你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失去这种影响力。”“这是不是说我没法指望你的帮助了？”“我没这么说。先等上一个月，然后我们再谈论这件事。”“对于一个热恋中的人来说，一个月就像一百年那样长。”“让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雅各为了娶到拉结，还为拉班服事了七年呢。”马基雅维里清楚地看到，这个僧侣是在刁难他。他决心不见兔子不撒鹰。马基雅维里心里气得要命，但是他很清楚如果他大发脾气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告别了僧侣。临走前他幽了僧侣一默，他掏出一个弗罗林，恳求僧侣收下。他要求教堂用这个弗罗林买支蜡烛，在奇妙的圣母像前点着供上，并祈祷巴托罗缪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心甘情愿地承认失败，就不会有什么怨气了。第二十五章在目前的情形下，要搭上奥莱莉娅，他仅存的希望就是得到卡特琳娜的帮助了。很明显，对于他们精心策划的方案遭受挫折一事，她的关切程度要远远超过马基雅维里。这是因为，对马基雅维里来说，这只不过是追求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而已。而对于她来说，则是涉及她个人地位的安危。他现在已经指望不上那个僧侣了。但是卡特琳娜则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有着她自身的利益，所以是一个靠得住的同盟军，他对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足智多谋有着坚定的信心。伪装和欺骗对于女人来说就如同吃喝一样重要，让他们的计划成功对于她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马基雅维里决定和她再见上一面。要会见两个离群索居的女人中的其中一个有些困难，但是好在他有皮埃罗从中穿针引线。想到自己一早就让皮埃罗去追求尼娜，马基雅维里不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鸣得意。第二天他在市场上买了一条肥美的鱼，然后选了一个他确信那个胖子正好在城里办事的时间，让皮埃罗将鱼给卡特琳娜送去。如果皮埃罗不能单独见到卡特琳娜，为马基雅维里安排一个与后者会面的机会，那就太遗憾了。如往常一样，皮埃罗很称职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告诉马基雅维里说，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卡特琳娜同意在三天之后的某个时间，在圣·多米尼克教堂见面，她选择的见面地点显示出她是足够机警的。很明显，凭着她女性的直觉，她意识到提莫提欧神甫不再值得信任了，所以他就不应该看到他们在一起。马基雅维里来到圣·多米尼克教堂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概念要怎么做。但是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他确信卡特琳娜一定会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只是担心下面这个计划会花上太多的钱。不过，好就好在，即使情况再坏，他可以向巴托罗缪再借上一笔钱，归根结底，巴托罗缪也不过是向马基雅维里付上一笔酬劳而已，为了这笔酬劳马基雅维里已经准备好提供相应的服务。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马基雅维里告诉卡特琳娜那天晚上他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准时赴约，他又是如何站在雨中敲门，并且又是如何受了风寒。“我知道，我知道，”卡特琳娜说道。“皮埃罗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我们听了都非常沮丧。奥莱莉娅都不停在说，可怜的人，如果他因此病故，我会良心上十分不安的。”“我没有意愿要死。”马基雅维里说道，“即使我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只要一想到奥莱莉娅，这个念头就会把我拉回来。”“这一切都十分令人遗憾。”“让我们不要再想过去了。我已经恢复了健康。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让我们考虑一下未来。我们的计划流产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制订一个计划。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很难相信，你竟然不能想出合适的办法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尼科洛大人，我今天并不想来，我只是因为皮埃罗的恳求才来见你。”“他确实提到你很犹豫。我对此十分不解。”“没有人愿意成为带来坏消息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马基雅维里失声喊道，“巴托罗缪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的。”“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奥莱莉娅。我同她争论了许久，我甚至都跪下来求她了。我还是说服不了她。唉，我可怜的朋友，现在的女孩和我们从前那会儿不一样了，我们那会儿要让我

中文字幕在线观看色日本涩亚洲塚田回答说，前一天晚上就算想好了，跟对手对坐在棋盘面前时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走法有限，所以像封手[1]这种基本上心里能有个数，对方走这一手要这样，走那一手要那样，可是就算在心里打好了算盘，一旦面对棋盘，就又会改变主意，走另一手。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就算心里想好了，写成这样吧，让这个人物这么行动吧，一旦面对稿纸，主意就改了。主意改了，也就是说前一天晚上想的，前一天晚上的思想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平常心思考出来的东西，一旦面对稿纸，就没法忍受平常心的浅薄。创作需要的境界是全心全意投入，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如此，如果按照预定计划来的话，这就不是创作活动了，而是在制作工艺品，就算能做出很优秀的工艺品，所进行的也不是名为艺术的创造活动。艺术的创造通常是从计划范围之外的地方开始的。预订计划本身属于该作家既成的个性，既成的力量，然而艺术本身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发现，它必须跳出既定计划，创造发现一些无法预测的东西，才能实现自我的充实。因此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处理事务都很有规律，上面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就算生活不规律的现象是作为一种工作性质而存在的，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工作性质而导致的，从事该工作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性质。据说猪本来是非常喜欢干净的动物，可日本人却把猪养得特别脏，把一切脏东西都收拾到猪圈里，以为猪圈就等于垃圾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猪本来就有洁癖，平时时刻惦记着清理猪圈，保持卫生的都是猪。也就是说，文人这种东西就像日本的猪，虽然出于工作性质，没法不杂乱无章，但原本为人却一丝不苟，不过，怎么说呢，唉，算了。文学是一种靠人执笔的工作，因此从事文学，好歹要通晓人性。围棋将棋这行除了天生对此有天赋的人，还能有一些白痴性质的专家。然而应该不存在白痴性质的通晓人性的作家。不过偶尔也是有的。也许用“白痴性质”的说法不合适，不过总之，有一些人一旦去干作家之外的工作就只能做到马马虎虎，没法做到触类旁通。人们容易把鄙人想成这种人，但他们想错了，一般容易被同行评为“那个小说家（那个诗人）完全不适合做实际性工作”的人，往往并非如此。诗人这种东西很奇怪，平时作一些不现实的诗，写一些厌世的诗，但多数诗人自身的癖性却比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还要现实。文学本身就是发自人性的产物，因此其本质也应如此，文人墨客这个词不可能用于近代文学的文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本质比世俗之人还更世俗，更现实。三枝庄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异类作家，这是他小说宣传用的固定说法，然而就我所知，他是日本唯一一个只会写小说，其他一窍不通的作家。他的小说好比一种诗，令他的创作活动得以运作的根是诗魂，因此他是一个除了苦思冥想、贫穷、流浪以外没有任何赚钱才能的无能之人。然而你要是以为他不通晓人性，那你就错了。他把人类洞察得深刻而又精确，因此，他虽然活得很梦幻，却比世上的普通人都实际，都现实。他花钱大手大脚，本质上却是吝啬的，也就是说，他生来就具备一种人的执念——比节俭力行的世人更心疼钱，心疼东西。不过，他有守财奴的执念，却花钱如流水。为什么说近代文人是实际的现实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通晓人性，因为通晓人性，所以也通晓自身，“知晓”人类的执念执迷，也就说明自身“拥有”这些东西。因此，如果人类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那么近代文人也都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然而他们同时也花钱如流水，经营着像梦游一样的梦幻人生。总的来说，像我们这种穷困文人，偶尔兜里有点钱就会想赶紧把钱花掉。若是多达三个文人聚在一起喝酒，各自兜里都有钱，一到结账的时候，肯定是最穷的那个争着抢着要第一个掏钱。鄙人就总这样，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地说着“别别，今天这钱怎么着都得我掏”，所以就遭了报应，一摸兜里钱不够。等到自己手足无措垂头丧气像是哪儿还装着钱似的把兜里摸个遍的时候，本就有钱的文人就会十分安静而缓慢地从怀里掏出厚重饱满的钱包。三枝庄吉这伙人也不例外，他们总急着抢先掏出自己的钱包。然而，这伙人却比谁都了解贫穷的不易，钱财的珍贵。所以这伙人钱包里的那些钱就跟长了脚似的，争先恐后跑得飞快，真可谓天不遂人愿。每逢天一亮就开始后悔，一旦老婆问“没有米饭也没有萝卜根，今天吃什么呀”，就双眼发光狠狠瞪着自家老婆，好像老婆才是诅咒自己的恶魔，然后蒙上被子，抱着胳膊，把脸别过去。庄吉来来回回搬了很多次家。长的半年，短的三个月，因为付不起酒馆、米店、房租的钱，他最害怕印字袢缠[2]，因为害得他来来回回在东京各地跑来跑去的那点欠款基本都是穿着印字袢缠的大叔和小哥来讨要的，而且这些人还骑着自行车。那些骑着自行车，“乘风破浪”般向他冲来的印字袢缠就成了他恐怖的种子，因此他乘上汽车，一路冲向目的地，到了地方，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让该地的主人帮他付车钱，人生所到之处都不得不使劲儿卑躬屈膝，而且还很费钱。有钱人没必要坐汽车。他老婆跟他的贫穷正相配。他老婆以贫为友取乐，虽然绝不是发自真心喜欢贫穷，但自然而然也就习惯了。这是为了庄吉的小说。他小说的主角总是他自己。他写自己的生活。然而他在小说中写的不是他现实的生活，而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他希望中的生活。不过，他不能写“想变成有钱人”这类做梦都不会有的空谈。因为作家是各自人生最精确的预言家，所以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有这种“不再贫穷”的空想，艺术不允许这种空想。在他的小说里，他总是贫穷的。四处搬家，甚至连夜逃跑，甚至在别人家吃白食，在鬼泪村[3]、风祭村这种地方，藏进自酿酒店的酒窖里，成功举办夜半酒宴或是不成功，跟收债人交好，甚至跟十恶不赦、顽固无情的大叔一战，使对方大吃一惊或是被对方吓了一跳，他的老婆总是欢欢喜喜站在第一线，揶揄自家没出息没能耐的死鬼，自己却吹着口哨在山林原野中闲逛，在小溪边梳头，在流水中浸润双足，心无俗念。因为自家老婆有几分这种天赋，庄吉就把她这几分天赋写到了小说里，又因为庄吉这么写，他老婆自然就向这方面发展，因为他老婆自然向这方面发展，庄吉就写得更勤了。写法虽然没有上限，但现实中的人是有上限的，因此如果超过了这个上限——就算小说里是这么写的，但人却已经做不到了——就会引发悲剧。仔细想想，他的小说也已经到达上限了。他那种“我希望如此”的愿望写作风格已经到达了顶点，或者说是到达了谷底，因为小说已经无法支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就得在艺术方面寻求转机，突破自我，重新打好小说的根基，把小说跟现实建在同一片地基之上。然而要是简简单单就能办到的话，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在艺术家身上了。☆☆☆在庄吉的小说里，从没出现过一升装酒瓶这类货色，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四斗樽[4]，还涉及过酒宴，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第一酒鬼，但他却是最不擅长喝酒的男人。他体质本来就虚弱，也不可能大口大口喝酒。不仅如此，酒精都能为他的意志所控制，如果对方先喝醉了，他心理上就会产生压力，怎么也喝不醉，说上吐下泻就上吐下泻。如果对方是那类他不善交往的人，他就更喝不醉了，还上吐下泻，五次喝酒有四次喝不醉，一个劲儿地又吐又拉。然而不幸的是，他是那种不喝醉就跟人说不了话的胆小鬼，就算心里一直在盼望有人能来和他交流，也必须借助酒精的力量来敞开自己封闭的心扉，要不然就会一筹莫展，得上抑郁失落的毛病。因此他就像家里要来客人似的，让老婆匆匆忙忙跑到酒馆，早上来客也买酒，深夜来客也买酒，在每家酒馆都欠了一屁股债，不远千里四处奔波，像敲医馆大门一样来回敲酒馆大门，等到邻近的酒馆都不赊给他酒以后，他就连夜逃到新的地方去。没办法，这是他人生的输血之道。他是个阔少爷，因为他的灵魂在贫穷之中也彻底保持着高雅。他同时具备了一双贴合近代作家本质的“鬼眼”和日本传统的文人气质。他心里明白，小说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商品，而艺术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高雅异质的东西，是特定人士专属的像特权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在这方面向来有着自己的矜持，又秉持着这种骄傲而活，所以灵魂即使在贫穷之中也能保持高雅。然而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成了带有文人气息的玩具，正因如此，其小说根基与其现世之身相脱节的倾向才会加剧。也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自己在贫穷生活中仍维持着高雅，所以他才故意不按逻辑出牌，扼杀了“鬼眼”，在文人趣味中堕落盲目，他的玩具是特定人士的玩具，他一个人的玩具，顽固并带点工艺品的性质，而艺术那原本属于全人类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模糊了下去。他到了四十岁，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同时他的小说也越来越“在形式上”趋于高雅，不久就因为形式而面临了束手束脚的危机。因为他扼杀了“鬼眼”，所以小说才不自然。他的小说虽然带有幻想色彩，但却扼杀了“鬼眼”和“鬼眼”的幻想中应有的东西，以及他原本的艺术里必须有的东西，尤其是扼杀了“鬼眼”，偏执于那些带有文人趣味的幻想。因此他的小说不过是自慰行为，而不再是能真正拯救他、提高他的东西了。他一直拿他最珍贵的财产——一个装橘子的纸箱来抵押房租。这个纸箱里装满了他这辈子的小说。他不是什么流行作家，只出了两本单行本，所以这个纸箱（装满了他从报纸杂志上剪下的小说）就成了他宝贵的“爪迹”。他没有了这箱子，就像没有了自己似的慌张失措，整个人阴郁消沉。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出道没多久的三流文士——同情他，就给他付了欠下的房租，把纸箱拿了回来。庄吉大喜，自打那天开始就把纸箱放在枕边，深夜醒了就在纸箱里翻检，沉迷于自己的旧作之中，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高声朗读，喝醉了就把老婆叫到自己身边，接着又摆出好笑的动作开始朗读。他最忠实的读者是他自己，然后是他自己的老婆，原本她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他的崇拜者，她在上学的时候拜访了庄吉老师，自那以后就发展到恋爱、结婚，因此沉迷于他的小说很久了。自那时候开始，她就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她又因为非常喜欢小说中的自己，就决定变成那个样子，于是现实中的她就跟小说中的她越来越像。艺术模仿自然，自然模仿艺术。这也是因为小说中存在能让她认可的现实性，所以不管多么具有幻想色彩，小说的根基中都必须包含现实性，在现实中扎根，然后伸展枝条，开出花朵，这才是虚构。然而自家死鬼近来的小说越来越得不到老婆的认可了。也就是说，单从作家的根基来说小说就已经跟现实逐渐脱节了。他很爱自己的老婆，不过他还是会出轨。出轨的原因也在意料之中——一个在学生时代曾拜访过他的崇拜者成了酒吧的女招待。有一本叫《新东京风景》的书，是几十个文士合著的，庄吉接下了日本桥这部分，在探访中偶然遇见了她，自那以后每逢喝醉就会去她那玩命求爱。然而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她，要是有钱的绅士，还能去住个三天七天的，而庄吉连在酒吧喝酒的钱都没有，只能带着后辈和徒弟们在关东煮店喝酒。一旦看到后辈和徒弟们身上还有些钱，就说：“我带你们去那儿！你们跟我来！”然后把人都带到她那儿去。因为带着同辈和前辈在女人面前就耍不了威风，所以才要拉着后辈大耍威风，然而在娼妇的世界里，没钱还爱耍威风的男人最遭她们鄙视。庄吉心里还打着算盘，觉得对方好歹在学生时代崇拜过自己，但对方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扯上这种烦人关系，更加不高兴了。可是庄吉只要一喝醉就坐车到她那儿去，神志不清地求爱，然后被对方轰出来。然后催债的厨师和书信又来得毫不留情。即便如此，他只要一喝醉就又跑过去，三番五次没完没了。当然了，半点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他还有一个跟他同乡的徒弟住在附近，这徒弟的妹妹有几分性感妩媚，承了他的情在杂志社当文员。自那以后他每逢喝醉了就跑到他这徒弟家砸门要酒喝，还睡在那里，就算人家的老妈就睡在旁边，他也毫不顾忌地爬到妹妹的被窝里。要是被轰出来，他就不屈不挠地又爬进去，一直折腾到最后筋疲力尽自然而然瘫软为止。这边同样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之后他又去拜访一个新入行的女作家。因为他写过文章表扬这女作家的小说，两人就认识了。这女人是流行作家的小妾，但庄吉只要一喝醉，就闯到人家家里。每逢喝醉就必定跑到某个女的那里——这逐渐成了他无可奈何的，一场宿命般的梦游了。要光是梦游远征还好，他老婆有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刚上小学四年级，个子很高，体形已经接近大人了，是个自家老婆无法与之相比的性感美少女。这女学生有一晚在他家留宿，不巧刚好是夏天，他家只有一顶蚊帐，一家人就睡在一顶蚊帐里。那天晚上庄吉错就错在不该喝醉，他梦游越过了自家儿子的睡床，翻过了自家老婆的阻碍，直朝那女学生进击。就算被老婆揪着领子抓回来也不屈不挠，就像道风之蛙[5]一样，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成功，直到天色渐明终于被疲劳击垮，这才收场。然而，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出轨是人之常情，不能拿喝醉了当借口。他本来该用冷眼来看待出轨的事实，让这双冷眼成为小说的根基。他具备这双冷眼，却认为这双眼睛本身是低俗之物。他把自己和自家老婆捏造成了梦幻世界里的主人公，却没有这双冷眼来做依据，因此这梦幻世界里没有真实的生命，也没有血没有肉。他老婆已经越来越不认可自家死鬼的小说了。出轨是人之常情，就算他出轨，就算他喝醉了夜袭其他女子，他也的确是一个灵魂高雅气度不凡的人。他装作看不到自己原本的本性，特地塑造出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事实上却将人生视为卑俗之物，打算给小说中的人物赋以自身真正的人格，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的依据作为自我本性的参照，就不可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格。他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因此就算爬上小姨子的睡床，他老婆都还认为他具备高尚的品格。然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就欠缺了使人认可的现实根据，正因为他自鸣得意地把玩具箱翻倒过来，随意捏造玩具的人格，才让小说出现了裂痕。因为她已经不再是自家死鬼的忠实读者，所以随着对小说角色的怀疑蔑视，也就开始怀疑蔑视现实中的自家死鬼，她看他的眼光已经扭曲——就连他那高尚的品格都像是胡说八道，靠不住的假货。庄吉已经四十岁了。他一直非常相信自家老婆，爱她，把一切事情都交给她办。可怜的他越来越习惯让小说的根基脱离现实的基础，把那对冷静而严格的“鬼眼”封存起来，将其排除在外，随着这种习惯的加深，他反而只从自身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他的虚幻世界，越来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他从杂志社领稿费。催债的逼他还钱，孩子的学费和饭费都没有交，老婆一直在家里等着他回来。他对学费和欠款的忧心程度不在他老婆之下，他也想把怀里的稿费平安无事地交给自家老婆，然而一见到朋友们，怀里的钱就像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仿佛长了脚似的急着往外跑，真是揪心。想说再喝一杯就好，却往往喝醉，两杯、三杯、十杯，来，今夜不醉不归！把这个也叫来，把那个也叫来，到处打电话，把后辈们也叫到一起，大耍威风，购入一把体育竞技用的标枪，高声朗诵着他小说中的人物——布尔金常爱吟诵的诗句，装成雅典市民，装成雅典运动员回自己家。怀里早就一分钱都没有了。老婆背过脸，跑到别的房间里哭，边哭边切着明天早上味噌汤里要用的洋葱，然后又掉下泪来。就算自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发现东方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西方经验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

就此终结，皇甫侁虽然平乱有功，但由于擅杀皇子，被李亨罢官且永不叙用。这场叛乱虽然就此平定，但李亨似乎不想就此终结这件事儿，李璘虽然死了，但李亨始终不放心那些早已经外逃的李璘部将，所以接下来将是大规模的清洗。在这场清洗中，被李璘株连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季广琛、浑惟明、冯季康等人全都没有逃过惩处，但这些人和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人相比简直就是小人物。在李璘做着割据江南的美梦，顺长江东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在李璘的身旁，由于长期不受朝廷的重用，所以他投靠了李璘担任其幕僚。李璘兵败后，这个人由于怕受牵连一路逃到彭泽（今江西彭泽），但依然被地方官发现后捉了起来，投入了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中。这个人就是始终怀揣“天生我才必有用”信念的大诗人李白。天才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依然成谜，一种说法是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另一种说法是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五岁随父迁至绵州的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实际上是同宗，应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但也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因为被灭族而搬至西域，但这种说法并没什么翔实的证据。二十五岁之前的李白一直没离开过蜀地，年少时博览群书，喜作辞赋，尤其喜好道教的神仙传说。当时他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圣地，而青城山更是道教的十大洞天之一，李白经常到这些深山之中去寻师问道。大约在十八岁时，他隐居在蜀中大匡山读书，跟着山中的隐逸道士学习纵横之术，并游历剑阁、梓中等地，由于蜀中多崇尚任侠之风，所以青年时期的李白是在漫游求仙和任侠中度过的。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时期的蜀中游历以及自身崇尚神仙传说的缘故，使李白在年轻时期形成了一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这种性格对于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样也让他在政治道路上一路荆棘。二十五岁时，李白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他西出三峡，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登庐山、游越州、历襄阳，大河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时他也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不久便在湖北安陆定居，与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完婚。此后的十年中，李白以安陆为中心，又展开了将近十年的漫游与干谒之旅，所谓“干谒”，是古代的一种诗体，是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李白的性格使他不屑与那些十年寒窗的书生同场竞技，他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上仕途。但遗憾的是，李白的干谒之路并不顺畅，一直未得人赏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他曾给当朝名士韩朝宗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来推荐自己，但诗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却是如石沉大海。十年不成功的干谒之旅，让自负的李白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失望。由于备感前途暗淡，失望之下的李白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当时的名士孔巢父隐居于徂徕山。李白本以为他的一生会就此隐居下去，不会再有成就功名的机会，但这个世界往往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李白隐居没多久后，或许因为他曾经在各地留下的名声，或许是因为某些人不经意的举荐，李白曾经写过的干谒诗被李隆基的妹妹玉真公主看到，玉真公主对李白的诗文相当崇拜，正因为如此，当时四十二岁的李白得到了玉真公主的引荐。天宝元年（742年）从长安传来一纸诏书，宣李白进京朝见皇帝陛下。在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白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他甚至在告别妻儿准备进京时，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留恋之情，而是发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得意之情，在他看来，求取功名对于自己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想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白低估了走政治道路的凶险，求取功名对于他来讲颇有些“行路难”。李白到了长安后，李隆基给予了他很高规格的接待，对于这一点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有过记载：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应该说李隆基对于李白这样一位压根就不了解的平民百姓，能够给予这样规格的接待已经完全可以用礼遇隆重来形容，而李白也正是凭借李隆基超乎自己想象的接待规格，从而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李隆基的重用。不过事实上，李白或许过于自信了，不可否认的是李隆基对李白诗文的欣赏。但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其实也是看在妹妹玉真公主的面子上，换句话说，李隆基其实是在给玉真公主面子，和李白并没多大关系。事实证明，高规格的接待过后，李隆基只让李白做了个翰林待诏。所谓翰林待诏，就是待在翰林院里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职责，如果皇帝陛下高兴想起您老人家了，把你叫来写写诗文，让皇帝陛下娱乐一下，仅此而已。如果皇帝陛下能够天天想起你，让你陪在身边撰写诗文，这对于李白来讲，倒不失是一份合适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是，皇帝这个工作不能只是娱乐，尤其对于李隆基而言，缔造开元盛世绝不是写写诗文、听听戏曲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渐渐的，李白对自己翰林待诏这份工作产生了厌倦之情，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才能干这么个差事，实在有些大材小用。然而李白并不是李林甫那种实干型的人，甚至连张九龄那种能够认真干事的作风也不具备。他在翰林院里一共待了三年，因为性格的原因，除了表达不满之外，丝毫没有任何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想法，即使是在李隆基有限的几次宴请他时，他也没有抓住机会让皇帝陛下重用自己，而是表现出了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态度。所以，李白的才能只能算是文才，他实在不具备政治才能，李隆基还是颇为识人的，他知道李白这种人也就是仅供娱乐，让他去独当一面干实事儿，那还是洗洗睡吧。李白就是在这样一种苦闷、怀才不遇的境遇中度过每一天，三年后他终于因为自己那狂妄的性格得罪了朝中权贵，被李隆基赐金放还。就这样，李白收拾行囊，抱着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离开了长安城，他坚信自己的未来依然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或许李白不会想到在李隆基给予他诸多金钱让他离开长安时，身在长安的这三年居然是李白人生的顶点，自此之后他的人生境遇开始每况愈下。天宝三年（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不得志的杜甫，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的诗文已名扬全国，而杜甫虽然风华正茂，却依然默默无闻。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李白希望凭借诗文扬名立万然后得到重用，杜甫希望致君尧舜上，而高适则是希望求取高官厚禄。三人虽然各有大志，却理想相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友情不会长久，这年的秋冬之际，三人分手告别，各自向着自己的理想之路前进。李白只身前往齐州（今山东济南）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使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相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自此之后终生再未相见。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准备重访江东，他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途到了会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书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品味了这里的历史内韵。离开会稽后，李白前往金陵，在那里遇见了崔成甫。由于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所以更加意气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从离开长安到游历江南，李白的人生道路又经历了第二个十年的漫游生活。虽然在此期间他有时居无定所，有时困顿潦倒，但他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相反在和众多友人的聚会游玩中，他更是对大自然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可以说虽然此时的李白有些落魄，但却是他一生中最为休闲和欢乐的时光。这种生活状态一直到他投奔永王李璘为止。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南下江西在庐山隐居起来。由于当时庐山属于永王李璘的管辖范围之内，当李璘听到李白来到江西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庐山去请这位自己早就仰慕已久的大诗人出山来辅佐自己。李璘的盛情邀请让李白充满了感激之情，尤其是对于李白这样的性情中人来讲，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居然有人能够欣赏重用自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璘的邀请，连夜赶往江陵面见李璘。坦白地讲，对于李璘的野心，李白全然不知，而且李璘邀请李白出山也是以平叛为理由。当李璘率兵东巡、坐船顺江而下的时候，李白就站在李璘的旁边，他本以为这次远行一定会在李璘这里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为此他甚至在船上望着百舸争流、千帆竞进和旌旗蔽日，不禁喜极而泣，诗兴大发，一口气即兴地写下了《永王东巡歌》等十一首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第二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笑谈胡静沙。在诗中李白自比东晋的宰相谢安，希望自己能够在国家危难时刻，协助李璘积极平叛，力挽狂澜。但遗憾的是，随着李璘的兵败，李白才如梦方醒，然后连夜慌慌张张地逃到了彭泽，却被地方官抓住投进了监狱。李白当时虽然不是什么高官，但由于他早已经名声在外，算是个文化名人，所以他被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亨那里，当然他的那句“为君笑谈胡静沙”也传到了李亨的耳朵里。而正是因为这句诗，李亨决定不赦免这个自己老爸曾经礼遇隆重的天才诗人，原因在于从李白的这句诗中，李亨感受到了李白对于李璘的忠心。而事实上，那不过是李白一时兴起的即兴之作，甚至连李白自己可能也没有当回事。李白就这样被当成了李璘的同党受到处置，要不是因为他曾经在长安待过三年，结交过一些官场上的朋友，恐怕早已经人头落地。时任宣慰大使的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在李亨面前极力为李白开脱，更有传说郭子仪也从中斡旋，总之在众多人的全力营救下，李白被免除了死刑，乾元元年（758年）被判为长期流放夜郎。乾元二年（759年），李白行至巫山，当时李亨立广平王李俶为太子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又重新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重获自由身的李白首先回到了江夏，没过多久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后世的人们或许认为李白的一生实在过于充满传奇色彩，但他最后的死法实在过于平淡，所以虚构出了李白是因为醉酒后，看见水中的那皎洁的明月，一时兴起想要捞起水中的月亮，然后溺水而死的故事。上述这种死法固然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李白最终病死这的确是事实，但无论哪种死法，我们都不能否认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李白这一生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唐诗中李白这个名字无论如何是永远不能绕开的。杜甫对其诗歌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赞其“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以其天才般的想象力形成纵横恣肆的文风，那排山倒海的气势，让世人为之惊叹，从而更加衬托出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和倨傲达观的性格。但不无遗憾的是，李白一生未能获得重用，他的政治生命没能激活，这让他的心中始终存有苦闷之情，而他那豪迈的诗句终究掩饰不住一颗绝望的心。坊间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李白的故事，看他如何不将那些达官显贵放在眼里，总是显得那么超凡脱俗，看众多美女对他倾心仰慕，然而他总是将高傲的头颅扬起，不屑理睬那些庸脂俗粉。很多故事都将李白描绘成了一个圣人，但真实的李白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人，一个心灰意冷的老年人，一个一生都在无奈中挣扎、宣泄的灵魂。只有他那首《将进酒》中的诗句，能让我们看到了他从未放弃希望的信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坚守太原永王李的叛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在其发生的过程中牵扯了李亨不少精力，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对付叛军，甚至让安史叛军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在李亨集中精力对付李的同时，身在博陵的叛将史思明联合上党（今山西长治）的蔡希德、大同的高秀岩和范阳的牛廷，四路大军共计十万人马一同进攻太原，企图占领河东地区，进而打通通往朔方、陇右的道路。驻守太原的李光弼由于精兵强将已经被抽调到李亨那里，所以手下的人马并不多，仅剩下团练（地方武装）不足万人。面对史思明等人四路大军十万之众，当时太原守城的士兵极为恐慌，唯恐城池不保，纷纷向李光弼建议要加固城防，试图据城死守。面对众人的要求，李光弼并没有正面肯定或是否定，但他心里明白，加固城防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太原城方圆四十里，加固城防不仅工程浩大，而且时间紧迫，劳师动众非朝夕可成，估计还没等开工，叛军就已经拍马杀到。身经百战的李光弼明白，若想守住太原城，单纯的防守一定是死路一条，应该在防守的同时，选择合适的战法，积极主动的捕捉战机进攻叛军，由被动防御变为主动防御。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李光弼决定除了加固城防之外，再利用太原当地多黄土的优势，动员城中所有人制作土坯数十万个。对于李光弼的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可是等到叛军大举攻城后，他们才对李光弼的想法钦佩不已。十万叛军很快就到达了太原城下，在此之前史思明等人已经摸清了李光弼的底细，所以上来二话没说就开

敌人的不利位置取胜。我虽然是已经灭亡的商朝的后人，对于没有列好阵的敌人，是绝不会击鼓进攻的。”大伙儿听了，都面面相觑。公子目夷说：“那是您还不知道什么叫打仗，所以才这样说。楚军强盛，然而身处险地，不能及时列阵，是天助我宋国，那时发起进攻，有什么不妥？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担心打不过他们，哪里像你那样光为楚国人着想？两军交锋，对面都是敌人，就算有的人年纪大了，抓到手了就要俘虏，还管他头发斑白？我们严格纪律，加强训练，就是为了杀敌，只要敌人还有战斗力，就要杀死他，还管他是不是二次受伤？如果不想伤他，干脆一次也别伤；可怜其年老，不如不打这仗。军队就是要在有利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要用金鼓来鼓舞士兵的斗志。把部队带到有利的位置，让敌人处于不利的位置，抓住敌人的漏洞进攻，那是必须的！”宋襄公喃喃说：“那不是仁义之道，不是仁义之道……”大伙很不理解，他对没犯什么错误的滕宣公和鄫子一点也不仁义，为何对伤害过他的楚国人如此仁义？其实，还是一个面子问题在作怪，与仁义有何关系？第一，宋襄公一直以来都以齐桓公的继承人自居，视自己为当然的霸主，没想到小国不服，大国反而与楚国交好，让他感觉很难受。绑架滕宣公，残害鄫子，都是自信心不强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残暴的人。第二，在盂地会盟上，楚成王将他搞得很没面子，而且公然破坏国际公约，将他给绑架了，国际社会不但不谴责楚成王，反而纷纷讥笑他不自量力，使得他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从此将楚成王视为头号敌人。第三，他想拾回自尊，重获信心，唯一的途径就是打败楚成王，这是他不接受公孙固的建议，一定要在泓水迎战楚军的主要原因。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之所以不对楚军进行半渡而击，是因为他那受伤的自尊心在膨胀：不但要在军事上打败楚成王，而且要在道义上打败楚成王，让天下人都看到，即使楚成王在盂地之会上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对待他，他却不肯用不公平的手段来对待楚成王。和楚成王相比，他是多么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以上是对宋襄公的心理分析，大家姑妄听之。午后书社？楚成王劳师袭远救援郑国，用实际行动让郑文公感动了一把。回想起来，当年郑文公跟着齐桓公混的时候，楚成王曾经派兵攻打郑国，攻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而齐桓公直到两年后才作出实质性的反应，组织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四年之后，郑文公在周天子的斡旋下，一度与楚国发生亲密接触，齐桓公因此纠集诸侯，包围了郑国的新密，楚成王为了救郑国，立刻派兵攻打许国，迫使齐桓公放下郑国前来救援许国。这回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又是迅速作出反应，真刀真枪和宋国人打了一仗，荆楚之人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委实让中原人大开眼界。正是在楚国的支持下，盂地会盟的前一年，郑国派公子士、大夫泄堵寇带兵入侵滑国，征罚了其背叛郑国、臣服于卫国的行为（滑国原为郑国的附庸）。在泓水打败宋国人之后，楚成王应郑文公的热情邀请，在郑国的柯泽接受了郑国人的慰劳。为了招待好救命恩人，郑文公可是花了心思。他派两位夫人羋（mǐ）氏和姜氏前往柯泽的楚军大营，代表郑国犒劳楚军。羋是楚国的国姓，羋氏则可以肯定是楚成王的亲族，也许就是楚成王的妹妹。楚成王男性荷尔蒙急速飙升，一高兴，带她们参观了两样东西：一是宋国的俘虏，二是战死的宋国士兵的耳朵。古人计算战功，以斩获的数量为依据。获就是俘虏，斩则是杀死敌军的数量。死人不能带回来，就剪下鼻子或耳朵，装在盐筐里腌着，一方面便于点数，一方面也是为了带回家去向父老乡亲展示。当时羋氏、姜氏参观了楚成王的斩获，吓得面色苍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差点没晕倒。楚成王倒是十分开心，他心里想：“到底是妇人，这点小事就被吓坏啦！”身为男人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左丘明对此不屑地评论道：“非礼也！妇人迎送客人都是足不出户，即使见兄弟也不能跨过门槛，军国大事更不应该让妇人靠近。”楚成王在柯泽逗留了几天，又前往新郑接受郑文公的招待。郑文公量郑国之物力，结楚国之欢心，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楚成王。据记载，这次宴会，仅庭中陈列的物品就多达数百种，食物用了木器皿、竹器皿各四十六个分装，规格之高，接待天子也不过如此。郑文公更向楚成王行“九献”的大礼，大大地满足了楚成王的虚荣心。按照周礼，主人向客人敬酒，客人回敬，主人再回敬，视为一“献”。执行侯、伯爵可以用“七献”，而招待公爵以上的人物才可以用“九献”。郑文公对楚成王用“九献”，自然也是过度热情的“非礼”行为。宴会结束后，郑文公又派夫人羋氏送楚成王回大营，附带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也送到楚成王的寝帐中，供他享乐。楚成王欣然接受。此情此景，令曾在郑厉公手下当差的郑国大夫叔詹颇有感触，他暗中对人说：“楚王恐怕难以寿终正寝了，享受了隆重的大礼，却以混淆男女之别而告终，无男女之别则无以为礼，他将怎么死呢？”这不单单是叔詹一个人的看法。中原诸国知道了这件事，表面上若无其事，背地里却暗暗议论，认为楚成王终非霸主之才。就在楚成王享受郑国美女的温柔的时候，宋襄公遭到了更致命的打击：曾经受他照顾登上君位的齐孝公居然趁火打劫，发动了对宋国的战争，包围了宋国的缗城。齐孝公对外宣称，这次出兵是为了讨伐四年前宋襄公没有参与齐地会盟，忘记了齐桓公的恩德！这个借口实在是有点牵强。一来当年的齐地会盟是由陈穆公倡议的，虽说是为了“修桓公之德”，却不是由他齐孝公倡议的，宋襄公完全有理由不参加；二来这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期间还发生了齐、楚、宋三国的鹿上会盟，他齐孝公如果真有意见，则完全没必要派代表参加鹿上会盟。事实上，宋襄公虽然假仁假义，但对齐孝公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没有宋襄公的大力相助，齐孝公现在恐怕还只是公子昭，不知在哪个角落里混饭吃呢。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人射穿了大腿，已经元气大伤，现在又受到齐孝公恩将仇报的刺激，不免急怒攻心，于公元前637年夏天一命呜呼了。同年秋天，楚成王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陈国，对外宣称的理由是，陈国与宋国有秘密来往，实际上则是对陈穆公没有前往楚国朝觐进行惩罚。成得臣攻陷了陈国的焦、夷两城，并修筑了顿城作为监视陈国的军事据点。因为其功勋卓著，子文建议楚成王任命成得臣为令尹。大夫吕臣对此有不同意见，子文解释说：“我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像成得臣这样有大功于国家的人，如果不给予相应的职务作为奖励，有几个能够忍得住不作乱呢？”不难看出，自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实力最强大的君主。他在军事上纵横中原，在外交上威逼利诱，大国与之交好，小国对他暗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自楚武王、楚文王年代发轫的楚国霸业，似乎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虽然叔詹等人不看好楚成王的霸业，但如果不是那个叫重耳的晋国人适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时天下的霸主恐怕非楚成王莫属了。【隐忍是最高深的学问】晋惠公从秦国被释放回国之后，按照与秦国的约定，于公元前643年将大子圉派到秦国为质。大子圉是晋惠公当年躲避骊姬之乱逃到梁国时，与梁国公主梁嬴所生之子。当时梁嬴怀孕，过了十个月还没有生产。梁国掌管卜筮的大夫卜招父为此举行占卜，得出的结果是：梁嬴将生一男一女，男的为人臣，女的为人妾。等到孩子出生，男孩便命名为“圉”，字面意义是养马的官，叫做弼马温也未尝不可。以堂堂晋国的大子身份而委质于秦，这种日子当然不好过。还好秦穆公是个厚道人，收到大子圉这个人质后，不但将河外土地还给了晋国，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子圉做老婆，也就是历史上的怀嬴。公元前642年，梁国发生内乱，秦国趁势消灭了梁国，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梁国是大子圉的外公家，也是他的出生地。梁国的灭亡多少给大子圉带来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公元前638年，传言晋惠公病重，大子圉对怀嬴说：“梁国是我母亲之国，秦国犹且将它灭掉，说明你父亲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在秦国居住多年，在晋国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大臣。如果现在我父亲去世，他们很有可能立其他的公子为君。请你跟我一起逃回晋国，我当上国君，你就是第一夫人。”怀嬴说：“您是晋国的大子，被送到秦国来当人质，想要回到晋国，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父亲命我侍奉您，就是想要您安心在秦国生活，不要想着回去的事。如果我跟着您跑了，则违抗了父亲的命令，所以我不敢跟您走，但也不敢将这件事说给我父亲听。”保持沉默，也许是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男男女女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武器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怀嬴的沉默就是对大子圉的支持。他成功地逃脱了秦国人的监视，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晋国。站在他个人的角度，逃回晋国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站在国家的角度，他作为人质而逃跑，无疑是一件背信弃义的事。秦穆公对晋惠公父子的一再不守信用感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终于问了公孙枝一句话：“重耳在哪里？”重耳在哪里？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到公元前656年，也就是申生自杀、重耳和夷吾分别出逃的那一年。我们前面说过，重耳在蒲城摆脱了寺人披的追杀，来到了翟国。翟国是狄人建立的国家，和晋国历来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于重耳的来访，翟国给予了热情的招待。当时追随重耳逃亡的有狐突的两个儿子狐偃和狐毛，还有赵衰、颠颉、魏犨（chōu）、胥臣臼季、贾佗等数十人。这些人在晋国都是颇有名气的贤能之士，因为仰慕重耳，自愿放弃国内的优裕生活，跟随着他逃亡。翟国讨伐赤狄部落廧（qiáng）咎如，得到其部落首领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回来献给重耳。对于流亡在外的人来说，晚上睡觉时有人可以暖被子，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不过重耳并不贪心，他娶了季隗为妻，而将叔隗赏赐给赵衰。季隗为重耳生了伯倏、叔刘两个儿子；叔隗则为赵衰生了赵盾。这两桩婚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有人甚至将重耳、赵衰的二隗比拟为孙策、周瑜的二乔。重耳在翟国住了十二年。期间晋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晋献公死亡，荀息奉公子奚奇为君；不到一个月，里克、丕郑父派人刺杀了奚奇，接着又刺杀了接替奚奇的卓子，导致晋国出现权力真空；里克等人曾经考虑迎接重耳回国为君，但重耳考虑到国内局势不明朗，而且此时回国有与里克同谋的嫌疑，因此谢绝了他的好意；在这种情况下，公子夷吾获得秦国的帮助，成功地回到晋国，成为了晋惠公。但是晋惠公屡次背信弃义，得罪了扶他上台的秦穆公，秦、晋之间爆发了韩原之战，秦国大胜，晋惠公也成为了秦国的俘虏，在秦穆公夫人的帮助下才被释放回国。在这种形势下，重耳没有考虑趁虚而入，反而准备离开翟国，前往齐国投奔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当然，重耳之所以离开翟国这个安乐窝，也并非完全自愿，而是因为得到了晋惠公准备派寺人披潜伏到翟国刺杀他的情报。临走的时候，重耳与季隗依依惜别，而且很通情达理地说：“我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请你等我二十五年，如果二十五年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季隗说：“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再等你二十五年，我都行将就木了，还嫁给谁去？你呀，就别假惺惺地装大方了，放心地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回来，谁也不嫁。”重耳等人自翟国出发前往齐国，第一站经过卫国。卫国的国君卫文公对这批峨冠博带的流浪汉没什么好感，甚至没让他们进入城内歇息。从历史的记录来看，卫文公还算是个贤君。但贤君不一定会做人，也不一定明白风水轮流转的道理。看见重耳一伙养得白白胖胖，又声称前往齐国寻求政治避难，生性节俭的卫文公打心眼里感到厌恶。晋国的公子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是落难的公子。再说了，你既然落难就该有落难的样子，还带着几十号人，前呼后拥的，显摆个啥？卫文公显然不明白，雪中送炭和落井下石之间，也许只是态度上的一点差别，然而引起的后果却是天差地别。公子小白当上国君的第二年，就发兵把一个叫“谭”的小国家给灭了。为什么？小白从齐国逃亡出来的时候，经过谭国，“谭不礼焉”。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鉴。其实对于重耳来说，卫国人不让进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是逃亡，找个乡村旅店将就着过一夜也好，免得过于招摇。但他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不见了。当狐偃向他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发麻了，直冒冷汗。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切，仿佛预示着等了十二年之后，他的前途依然黯淡。考虑到这一年重耳已经五十五岁，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他继续折腾下去还有没有意义？这个疑问，在重耳的心中也一度浮现。他甚至想，回到翟国去，回到季隗的怀抱里去，安安静静度过自己的余生，难道有什么不好吗？但只要一接触到狐偃他们那种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他就没办法把“回去吧”这三个字说出口。他们已经追随他过了整整十二年的流亡生活，盼望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风风光光回到晋国去，辅佐他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晋国。再苦，他也不能辜负他们，至少不能让他们失去希望。几十号人饿着肚子前进，来到一个叫五鹿的地方，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七歪八倒地坐在田野里休息。这时侯走过来几个扛着锄头去上工的农民。“老乡，老乡！”狐偃有气无力地叫道，“给咱们弄点吃的吧。”卫国的民风历来不淳朴。几个乡下人先是惊愕，继而弄明白这群打扮入时的人原来是在向他们乞讨，不由得嬉笑起来。“给，拿去吃吧。”其中一个农民扔过来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重耳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块硬泥巴。重耳一时恼怒，忘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拿起手中的拐杖就想冲过去打那个农民。农民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将锄头握在手里。狐偃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跪倒在重耳面前，拦住他说：“这是天赐您国土，大吉大利啊！”重耳愣住了。但他迅速反应过来，扔掉拐杖，恭恭敬敬地向朝他扔泥巴的农夫鞠了个躬，然后回头捡起那块硬泥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马车上。狐偃以他的智慧，不但鼓舞了士气，而且及时制止了一场冲突——虽然重耳的手下有魏犨（chōu）等力能擒虎的壮士，但在落迫的境地下即使打了农民一顿，又有什么意义呢？一行人打起精神继续东行。这天黄昏，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重耳实在是饥困交加，斜靠在一棵大树上就睡着了。恍惚之间，突然闻到一股久违了的肉味，他不禁连吸了两下鼻子，没错，是肉！他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名叫介子推的手下跪在自己的面前，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羹。“哪里弄来的？”重耳也不客气，一把接过肉羹，做了一个深呼吸，一口气喝掉一大半。味道实在太鲜美了，但是吃不出是什么肉，他也不想知道，只是重复问了一次：“哪里弄来的？”“这个……”介子推犹豫了一下，支吾道，“前面有个小村落，我去乞讨来的。”“嗯，不错。”重耳把剩下的肉羹都倒进自己胃里，才又问了一句：“别人吃了没有？”“没有。肉不多，全部都在这里了。”介子推如实回答。重耳叹了口气，说：“苦了大伙了。”介子推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公元前644年秋天，身心疲惫的重耳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和卫国相比，齐国简直就是天堂。齐桓公早就听说过重耳的贤名，举行了盛大的国宴来招待重耳等人。在临淄，重耳品尝了久违的大餐，洗了久违的热水澡，听了久违的音乐，住了久违的宾馆，而且……还睡了久违的女人。齐桓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

们排成密集的阵形，向联军发动了攻击，心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只有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以如此密集的阵形发动战车冲锋。任何敢于阻挡它们的人，都会被碾成碎末吧！何况还有五万名步兵紧随其后，只等战车撕破敌方防线，便跟上去扩大战果。突然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齐军战车离联军还有五六百步远，一阵箭雨迎面扑来，将冲在最前面的几排战车射得人仰马翻，车轱辘乱飞。田布不知道，韩氏训练了一支特殊的弩弓部队，人人“被紧甲，蹠（zhí）强弩，带利剑”，可以“一人当百”。他们使用的弩弓，是当时极为罕见的脚蹬弩，平射射程可达六百步之外，能够穿透马铠和铁甲。齐军战车排得那么密集，正好成为韩军的活靶子。田布久经战阵，虽然大感意外，却也临危不乱，一面举起盾牌遮挡身体，一面猛击战鼓，命令后面的战车不要管前面的伤亡，加快速度冲向敌阵。弩弓的威力虽然强劲，但是每两次发射之间，都需要时间重新填装弩箭，脚蹬弩尤其难伺候，填装时间是普通弩的三倍。如果齐军战车能够在这个空当间冲到联军阵中，仍有很大胜算。就在这时候，第二批箭雨飞到，又将齐军的战车放倒了几百乘。这是魏军最引以为豪的武卒用十二石的强弩射出的箭，射程虽然不及韩军远，准度却大大提高，几乎是箭无虚发。田布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鲜血直流。他强忍住伤痛，干脆扔掉盾牌，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停，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继续向前冲，把晋国人统统杀光！”话音未落，身后却骚动起来。他回头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是赵将孔青趁着齐军阵形散乱，率领数千名骑兵从两胁包抄，突入了车阵。赵氏自从吞并代地，就大力发展骑兵。当时各国虽然也使用骑兵，但是规模都不大，而且一般与战车混编，作为战车的补充力量出现。唯独赵氏得代地的良马之利，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各军种之外的骑兵。骑兵的冲击力不如战车，灵活性却大大增加，突入车阵后更显优势。只见他们怪啸着左冲右撞，逢人便刺，逢马便砍，所到之处，血肉横飞。眼看齐军车阵陷入混乱，正面的魏、韩两军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冲锋。魏氏的武卒跑在最前面，这些人都是半日负重行百里的铁人，全副武装奔跑三五百步，快如闪电，杀起人来也是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现在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屠杀了。齐军战车全线崩溃，接着引发了步兵的混乱，联军在战场上肆意追杀齐军，直到天黑才罢手。战斗的结果，齐将田布战死，两千战车全部成为联军战利品。除此之外，齐军还留下三万具尸首。赵军将这些尸首堆积起来，建了两座炫耀战功的“京观”。有人向孔青建议：与其炫耀武功，不如将这些尸首归还给齐国，看他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可使齐人胆寒；不要的话，齐国百姓将产生怨恨，“上无以使下”，齐国将彻底丧失抵抗力——这就是所谓的“内攻之法”。孔青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齐国收到这批尸首，就像拿到三万颗烫手的山芋，不知道如何处理。正在彷徨之间，联军乘胜长驱直入，攻陷齐国西部边境的要塞平阴（今山东省平阴），进而攻入齐国长城。这样一来，临淄无险可守，便岌岌可危了。如果联军再发动一场攻势，谁都不认为齐国还能抵挡得住一个月。但就在这时，魏斯却突然命令联军停止进攻，而且主动向齐国伸出了橄榄枝。赵国、魏国和韩国的诞生胜利者当然是要提条件的。一般来说，不外乎：一、割地；二、赔款；三、签订不平等条约。齐国上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魏斯狮子大张嘴。但是，当魏斯提出的停战条件被送到田和面前的时候，倒是田和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来。魏斯写的是：只要齐侯（齐康公）陪同三晋前往雒邑朝觐周天子（周威烈王），三晋就撤军，归还所有占领的齐国领土，包括禀丘。就这么简单！田和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家臣田括子看出了魏斯的真实意图，对田和说：“三晋越过宋、卫两国大举入侵，图的不是齐国的土地，而是想借齐国之名，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哦？”田括子说：“您想想看，三晋瓜分晋国，都快五十年了，还没有被正名，他能不急嘛！”田和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他们想当诸侯？”田括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田和一眼，反问道：“您难道不想？”田和愣了一下，说：“可是，朝觐天子，难道就能当上诸侯吗？”田括子说：“三晋现在的身份，还只是晋国的卿，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朝觐天子，必须要有诸侯引见。别的诸侯带他们去不行，咱们的国君出面，一定行。您别忘了，当年周朝初立，周成王曾经召命齐国的先祖姜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相当于封齐侯为诸侯之长。天子可以不给别人面子，但不能不给齐侯面子。”田和恍然大悟，心里算了一笔账。委屈齐康公去雒邑走一遭，被占领的土地就回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三晋能不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承认，齐国已经尽力，魏斯无话可说。承认更好，有了三晋的先例，下一步田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天子封为诸侯。只是对不住齐康公这位傀儡了，让人卖了还要帮着数钱……想到这一层，田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于是，公元前404年，齐康公带领魏斯、赵籍和韩虔到雒邑朝觐了周天子（周威烈王）。关于这件事，《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魏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说得明白，齐康公是被三晋俘虏了去的。周威烈王看到这幅场景，不觉悲从中来。齐康公被三晋挟持，周王室长久以来又何尝不是被诸侯挟持呢？以三晋的实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要知道，韩氏的领地基本上将王畿包围，只留有东边的郑国一个缺口（不久之后，这个缺口也消失了），如果三晋要对王室动手，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挽救不了。他没有作太多思想斗争，于第二年（公元前403年）春天老老实实地下达了“命韩、赵、魏为诸侯”的召令。春秋时期最强大、掌握霸权最长久的国家——晋国，正式分裂成三个新兴国家了。《史记》对此记载：“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九鼎原本是代表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现在天子被迫将卿大夫升为诸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震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首章，将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他还愤慨地写道：“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他也许忘记了，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天下，才当上皇帝的吗？第三章吴起变法魏斯——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改称他魏文侯，却没有太多闲暇来品味当上诸侯的喜悦。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再度出动，南下讨伐楚国。进入战国后，楚国不断派兵蚕食郑国，前锋直抵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榆关（今河南省新郑附近）。几乎与此同时，韩氏也在抓紧攻略郑国——公元前423年，韩氏伐郑，杀死郑幽公。公元前408年，又攻取郑国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楚、韩在争夺郑国的问题上早已水火不容。魏斯率领联军讨伐楚国，主要是为了帮韩国出头，同时也是为抑制楚国的过度扩张。楚军虽然强悍，却抵挡不住气势如虹的三晋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方城附近的乘丘才返回。迫于三晋的压力，刚即位不久的楚悼王不得不将榆关归还郑国。公元前399年，韩景侯（韩虔）去世，韩文侯即位。郑国利用韩国办丧事的机会，派兵包围了阳翟（今河南省禹州）。但是不久之后，郑国内部也发生动乱，先是郑繻公杀死相国子阳，两年之后，子阳的余党反扑，又刺杀了郑繻公。本来就被楚、韩两国压榨得只剩半壁江山的郑国从此“国分为三”，政治上陷入分裂。楚国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兴兵北伐，又从郑国挖去了一大片领土。这一次，三晋没能给楚国迎头痛击。因为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了。魏文侯即位的时候，正是春秋战国之交，天下纷纷乱乱，魏氏虽然三分晋国有其一，却因领土分散、强敌环伺而危机四伏。他以卜商为师，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友，大胆起用李悝变法图强，发展经济。又借助吴起的军事才能开拓疆土，向西夺得秦国河西之地，向北将中山纳入囊中，向东讨伐齐国至长城，向南将楚国逼退到方城。他还纯熟地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将三晋紧紧团结在一起，结成了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迫使周天子承认三晋的诸侯地位。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开创了魏国百年强盛的基业。中国式政治：功高盖主魏文侯死后，太子魏击即位，即魏武侯。新的领导人上任，第一件事当然是到自己的领地上走一圈，接见当地的官员，听听人家表忠，笼络一下感情，顺便发表一番讲话，好让大家组织学习。魏武侯首先来到河西郡，受到郡守吴起的热烈欢迎。吴起还陪同他乘船沿河而下，沿途观赏河西的风光。这些年来，河西在吴起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不只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就连洛西的秦国居民也时有偷渡过来谋生的。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远人来服”是大好事，如果连敌国人民都来投奔，更是好上加好。吴起因此声名远扬，原来人们只知道他会打仗，现在知道他是文武全才，由此亦可见魏文侯用人之明。船到中流，魏武侯有感而发：“山河如此险峻，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陪同人员中有个名叫王错的大夫，马上附和道：“当年晋国就是凭借着这山河之险成为天下的霸主，只要您好好经营，必定也能成就霸业。”王错这个马屁拍得有水平。三家分晋，赵在北，韩在南，魏国分到的地区，包括了原来晋国的都城，所以魏人常以晋人自居。魏武侯也常以恢复晋国的荣耀为己任，听到王错此言，不觉莞尔一笑，问吴起道：“太守以为如何？”吴起回答：“主上说的话，已经很危险了；王大夫又随声附和，那就更加危险！”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魏武侯皱了皱眉头说：“太守何出此言？”吴起说：“国家稳定，不在山河之险，而在君侯之德，王图霸业更是如此。当年三苗氏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所灭。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天门，右有函谷，北有高山，南有伊洛，然而为政不善，结果被商汤所灭。商纣王的领地，前有黄河，后有太行山，不可谓不险阻，结果被周武王打败自杀。所以说，国家的安全和王图霸业，在德不在险。如果主上不修德行，那就真是孤家寡人，这船里的人，全都有可能是您的敌人！”魏武侯连连点头称善，说：“今天总算听到圣人之言啦！西河的事情交给您办，寡人很放心！”放心归放心，考虑相国人选的时候，魏武侯却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吴起撂到一边，选择了政绩平平的田文。吴起很想不通，找上门去对田文说：“我想跟您论论功劳，可以吗？”田文早有思想准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之众，将士莫不用命，敌国不敢入侵，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领导百官，亲近万民，充实府库，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又问：“镇守西河，秦军不敢东向，韩、赵俯首称臣，您比我如何？”田文说：“那我更加不如您，我哪有那本事啊！”吴起说：“我就奇怪了，您什么都不如我，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呢？”田文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闹了半天，您是想问这个啊？”吴起说：“正是。”田文说：“您既然问了，我也不妨直说。您想，主上刚刚即位，在朝中尚未确立威信，百姓对他也不是很了解。这种时候，您觉得他会将国事交给您还是交给我呢？”说白了，你吴起上马能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功高盖主，国君对你很不放心，只愁找不到机会限制你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你当相国？别做梦了。吴起一下子醒悟过来，朝田文作了一揖，说：“相国之位，确实非您莫属。”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一句功高盖主，憋死多少英雄汉！战争仍在继续。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再度讨伐楚国，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魏国从此将大梁据为己有。公元前390年，齐国讨伐魏国，取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公元前389年，秦国出兵讨伐魏国。吴起率步兵五万、战车五百、骑兵三千，在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大败秦军。公元前387年，吴起率魏军讨伐齐国，势如破竹，一直攻至灵丘（今山东省滕县），报了三年前的襄陵之仇。就在这一年，田文去世了。公叔痤的阴谋田文的去世让吴起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这一次，无论如何该轮到他了吧！吴起觊觎相国这个职位，一方面自是贪恋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偿夙愿。别忘了，当年他离开卫国，可是发过重誓，不当上卿相，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么多年来，他离梦寐以求的卿相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似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叫他如何不郁闷？事实证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魏武侯很快任命公叔痤为新的相国。如果说，前番任命田文还算情有可原的话，这次任命公叔痤，就不只是吴起一个人有意见，朝野之间也有颇多微词了。大伙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公叔痤之所以能当上相国，只有一个理由——他是魏武侯的女婿。有很多人为吴起鸣不平。这些话渐渐传到了公叔痤的耳朵里，由此引起的反应是嫉恨。公叔痤嫉恨吴起的才能。吴起有才，举世皆知。然而田文不嫉恨，是因为田文无才，压根没想过要跟吴起比。公叔痤就不同了，从后面的历史看，公叔痤也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当然，如果跟吴起比起来，还是差那么一两个级别的。半缸水嫉恨一缸水，世之常理。公叔痤想害吴起，但是苦于找不到机会。他的心思连仆人都看出来了。有一天，一个仆人对他说：“要赶走吴起，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公叔痤说：“哦？”仆人说：“吴起这个人，很爱惜自己的名声。您可以跟主上说，吴起太有才能了，魏国又不大，而且与秦国搭界，恐怕他不会想长久留在魏国。”公叔痤白了他一眼，心想魏国确实不算大，但是魏国很富强啊！再说用这种办法，能赶走吴起吗？仆人看出了公叔痤的疑问，附在他耳边又说了几句话。公叔痤的眉头由皱到舒，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魏武侯和公叔痤一起吃饭，公叔痤便将仆人教给他的话对魏武侯说了一遍。魏武侯说：“寡人也时常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听说吴起因为没当上相国，对寡人很有点意见，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不干了，跑到别的国家，那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是啊，如果此人为别国所用，对咱们魏国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魏武侯说：“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公叔痤说：“依下臣之见，主上不如通过婚姻来稳住吴起，将公主嫁给他。他如果接受，说明他没有异心，他也会更加感念主上的恩德；如果不接受，那咱们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了。”魏武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膝下已经成年的公主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嫁一个给吴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嫁谁不是嫁？于是同意了公叔痤的提议，马上派人宣召吴起回安邑，准备亲自向吴起提亲。吴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风尘仆仆赶回来，一进城就遇到公叔痤。公叔痤很热情地说：“听说主上宣召太守，想必将有要事托付，下官特在此迎候，想请您到寒舍一叙，只拉家常，不谈工作，权当为您接风。”吴起见公叔痤说得如此谦卑，便跟公叔痤坐同一辆车，一起来到了相府。不消说，晚宴办得十分丰盛，宾主尽欢。正喝到兴头上，门外的仆人突然报道：“夫人到！”夫人自然就是相府女主人，也就是魏武侯的公主。公叔痤本来笑意盈盈，闻听此言，立马变了脸色，赶紧整顿衣冠，坐得笔直。乐师们唱得走了音，舞女忙不迭地退下，侍酒的仆人也战战兢兢，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席间的空气仿佛由春天一下子进入

就是这么回事了。普立安把矛头指向米斯纳。因为普立安肯定不会站在新娘和新郎面前——一名客席牧师应邀在婚礼前对几乎由鲁比所有人构成的教众讲几句（几句！）话，而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普立安教派的成员——以死来恐吓他们。因为他肯定不会侮辱新娘的母亲和嫂子，她们像穿外衣似的披戴着照料虚弱婴儿的忧郁，不仅没有由于对她们一切梦想的那致命一击而责备上帝，而且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益发坚定意志。况且，虽然新郎的父母都已过世，普立安肯定不想让他的舅妈们受窘——向虔诚的妇女施压，以此关心（或许太过分了吧？）这个家族中唯一的子嗣。如今索恩的儿子们都死了，多薇又没有生育一男半女，并且她们不准自己为这些损失伤痛，以致过分伤心或封闭了心扉。肯定不会。何况，普立安肯定不想得罪新郎的舅舅迪肯和斯图亚特，那哥俩儿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就如同上帝是他们无言的生意合伙人。普立安似乎总是很尊崇他们，多次暗示他们俩属于锡安山而不属于卡尔瓦里山。在卡尔瓦里山，他们不得不听那些浮夸的布道，而那布道人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们说话，仿佛那些孩子有这个世界从未听过和处理过的重要事情要说。还有谁会感觉到“上帝对你没兴趣”带来的刺痛呢？或者，在听到“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那句话时感到灼痛而退缩呢？除去理查德·米斯纳还有谁呢？他此刻就要站起身主持婚礼，像人们记忆所及的以往大多数婚礼那样，不过这一次要在“不带着任何俘虏”的普立安牧师汹涌的气势之下进行。当然，除非他是在对她讲：如果你愿意就去依恋另一个人，但如果你不依恋上帝（当然是普立安的上帝），你的婚姻就得不到那授予特权的证书。因为普立安知道她和理查德正在谈婚论嫁，而且也知道她帮他组织那些不听话的年轻人。“是他皱起的眉毛。”野薄荷的气味压倒了祭坛周围花草的味道。一丛丛的花草与福禄考长在教堂的窗下，窗户上午十一点时打开，迎接升起的太阳。四月的天空垂下的阳光是一份礼物。在教堂里面，枫木条椅擦得锃亮，辉煌如同军旅装备，衬托着素净的白墙、低调的布道坛、形似尖桩篱笆的舒适栏杆，使受圣餐的人能够跪在那里再一次迎接圣灵。在祭坛上方，高高的洁净而清新的空间里悬挂着一个三脚的橡木十字架。无声无息。没遮没拦。没有金饰与它的完美抗争，或干扰它的平静。基督的躯体既没有扭曲也没有昏厥，因此其表现出的雷霆之怒也并不夸张。鲁比的妇女不施脂粉，也不抹妓女用的香水。因此，薄荷和福禄考激人情欲的香气扰乱了教众的心，大家都期盼着在索恩·摩根家享受丰盛佳肴的美好时光。那里会有众人演奏的音乐：朱利弹钢琴；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独唱；圣救世主教堂四重奏；一个叫布鲁德的睡眼惺忪的男孩在台阶上吹口琴。那里好衣服挨挨蹭蹭；那里有丝绸衣裙和浆过的衬衫，人们靠在树上、坐在草地上、盛第二次奶油豌豆汤弄洒了汤汁时就忘记了它们。那里会有喜欢吃糖的儿童的叫喊，还会有从地上捡起、折得整整齐齐，似乎比结婚礼物本身还贵重的包装纸闪着亮光。农场主、牧场主和种小麦的农妇们会让自己从椅子上被人猛地拽起来，鼓着掌反复踏起早年留传下来的舞步。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会边笑边挤眼睛，尽量隐藏自己的心意。但是比欢乐和儿童吃结婚蛋糕的兴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期盼两个家庭的结亲，以及四年来渗透那两个家庭亲友们的敌意的结束。那种集中在新娘尚未承认、宣布和生下的未来婴儿身上的敌意。此刻大家都和安娜·弗拉德一样就座了，都不清楚普立安到底觉得他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投下阴影？为什么要驱逐薄荷和福禄考的气味？为什么要减淡等着他们吃的烤羊羔和柠檬饼的味道？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婚礼带来的和谐气氛，让祥和出轨？理查德·米斯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恼火，不，很气愤。气得没法看着他的教士同事，让他看看那刀口有多深。在普立安讲话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面无表情地瞅着坐在条椅上的妇女们的复活节帽子。那天一早，他就想好了五六句启动这次神圣婚姻典礼的开场白，围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第九节精心组织语言，凸显“羔羊婚宴”的形象，以其为核心展示这次婚礼所允诺的和解。他要从《启示录》进而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不仅印证了夫妻二人对彼此的忠诚，而且续写了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所有人的职责。此时他看着耐心地站在祭坛前的这对新人，不知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甚至听到了加诸他们的那些话语。当然，他是理解的。他知道他选择的工作所秉持的伤害性极大的观点，对他信仰的一切都是一种审慎的攻击。刹那间，他理解并认可了奥古斯丁对那个“骄傲的教长”的愤懑了，他称其为魔鬼。奥古斯丁曾经进一步阐述说，上帝的谕旨是不会被他的信使亵渎的，“如果光明要穿透败坏的人，光明本身并不是败坏的。”尽管奥古斯丁没有见过普立安牧师，可总应该了解和他一样的教长。可惜他把他们逐到撒旦一伙，并没有认识到，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具有破坏性的言辞是能够产生恶果的。对于普立安对着一切喷洒的毒剂，奥古斯丁会说些什么当作止痛药呢？从这些男人头部上方看去，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本能抗争：他们要控制能控制的，要碾碎不能控制的；妇女们在内心里不知疲倦地想驯服掠夺者；孩子们脸上是还没有从他们所受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表情，他们本来毕恭毕敬地学到，大人们在他们成人之前是不会把他们当人来对待的；僵在那里的新娘和新郎脸上，透出的是竭力想靠公开的结合来洗刷私下的羞耻的渴望。米斯纳知道，普立安的一番话是他对米斯纳的行动发起的宣战的扩大。米斯纳劝诱这些青年男女走出围墙，走到镇外，带领他们、强使他们违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是文明的勇士。他也知道，关于一个从未出生的婴儿的公开秘密，犹如巨牙般伸入到争论的根基之中。米斯纳已经想好恰当的言辞，但他不相信自己能在表达时不流露出个人深深的伤痛，便从布道坛走开，来到教堂的后墙边。他在那儿伸直双手，直到能够把挂在那儿的十字架从钉子上摘下。随后他就拿着那十字架，经过空荡的唱诗席，经过凯特坐在那儿要弹奏的风琴和普立安的坐椅，一直来到圣坛上，在身前高擎着十字架让大家都看到—只要他们想看。让人们看着人类制作的第一个标志：竖着一根，横着一根。人们即使在孩提时期，也曾用指头在雪上、沙上或泥里画过十字；他们用棍棒在土里将它摆出；从冻土和热带草原的骨骸中竖起；在河岸边用卵石砌出；从阿拉斯加的诺姆到南非，在洞壁和岩层上画出。阿冈昆人（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地区的印第安人。）、拉普兰人（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科拉半岛的居民。）、祖鲁人（南非纳塔尔一带的班图族人。）、德鲁伊特人（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学者，常任祭司、巫师等职。）—都对这一最初的标志有着触摸性的记忆。最初的标志不是圆圈，也不是平行线或三角形。正是这个十字形，成为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一标志提供了面部五官的安排。这一标志是个直立的人形，沉静地准备拥抱。像普立安做的那样去掉它，基督教就会和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一样了：广大民众向吝啬的当权者苦苦哀求着苟延残喘；被蹂躏的信徒回避命运或者躲闪着日常的邪恶；弱者在蛮荒野地中艰难地跋涉；看得见光明的人都被投入无可选择的永恒黑暗之中。没有这个标志，信徒的生活仅限于赞美上帝和接受打击。赞美是债权，而打击则是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利息。或者，如普立安所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但是，有了这个标志，有了这个在教会中至高无上和最基本的标志，是啊，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看到了吗？这样一个孤独的黑人被处以死刑，他以拥抱他人的姿态被缚在这两条相交的直线上，紧紧地拴在两根大木棒上，这样的木棒太方便了，太好辨认，既普通又崇高，作为意识嵌入了知觉之中。看到了吗？他那毛茸茸的头在颈项上仰起又垂到胸前，他那夜色般的皮肤的光泽被尘土遮没，因外伤划出伤痕，被屎尿弄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镴色，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黯淡，随着他的皮肉在午后暗如黑夜的奇特光线中变得昏黑，无常的天气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最初标志融入虚假的夜空。看到了这桩百里挑一的公开的谋杀如何显示出差异，如何把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执行官和恳求者变成一对一？他举着的十字架是抽象的，而缺席的躯体却是真实的，二者相结合，就把人类从后台拉到了聚光灯下，使在舞台侧面嘀嘀咕咕的他们变成了他们生命故事的主角。这一方式使自我尊重和彼此尊重——自由地而不是心怀惧怵地——成为可能。这才是爱的真谛：毫无企图心的尊重。这一切不仅见证了一个乖戾的主，即他自己的爱，而且也见证了一个能使人类去爱的主。并非为他自身的荣耀——绝不。上帝爱人类彼此互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因为他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在明了这一点中死去。但是理查德·米斯纳无法心平气和地说出这些话。因此他站在那里，手举橡木十字架，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催促十字架说出他不能启齿的话：上帝不仅对你感兴趣，他就是你。他们会看到吗？他们会吗？对那些看得见的人来说，新郎的面孔就是个研究对象。他抬头看着米斯纳牧师举着、举着、举着的十字架。默不作声，只是站在那里，在锁定的时间里举着十字架。而在那难以忍受的静谧中不时爆出几声咳嗽和轻轻的带鼓励意味的咕哝声。人们已经对他的婚礼感到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兀鹰从镇子上空向北飞去。他们心存疑问，不知那征候是祸（它们在镇上兜圈）是福（没有一只落地）。他想，这些傻瓜。就算这个婚姻注定了遭厄运，也与那些鸟没关系。突然之间，敞开的窗户似乎不够了。身穿裁剪合身的黑色西装的新郎开始冒汗。他被怒火攫住，如同中了一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大家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婚礼，把仪式搅得一团乱，以此来扩展他并不在意的一场争吵呢？他想把这事办完，一了百了。这样他的舅舅们就会闭嘴，这样杰夫和弗利特也就不会散布关于他的谎言，这样他就能在鲁比已婚和有产业的男人中间占得一席之地，这样他就可以烧掉阿涅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尤其是，这样他就能够把吉姬那小妖精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抹掉。如同糖会从令人极快乐的东西转变成身体的致命敌人似的，他对她的热望毒害了他，让他患上了“糖尿病”，愚蠢又无助。经过几个月冒险的甜蜜日子，她已经变得冷漠，惹人厌烦，甚至可恼可恨了。在高高的玉米地里，他曾等候过她；在月光下，他曾趴在鸡舍后和她约会；他曾花了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讨她欢心；他曾通过撒谎弄来一辆不是卡车的汽车带她兜风；他曾为她种过大麻；他曾在八月的酷热中拿着冰来为她的大腿内侧降温；他曾为她买下她喜欢的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和惹她嘲笑的绒线袍子。而最主要的，他曾爱过她好几年，那是一种从渴想转为秘密行动的爱，令人感到痛苦、羞辱、自我厌恶。他接到阿涅特的第一封信后读了，但把后来的信全放在他舅妈家顶楼上的一个鞋盒里了；在别人发现之前，他急匆匆地想毁掉（也许会读一下）那十一封寄自俄克拉荷马州朗斯顿的未开启的信。他猜测那些信全是关于爱和哀伤的，尽管哀伤还要爱。管他呢。可是阿涅特又怎么会知道他经受的这两种感觉呢？她这样做过吗，整夜坐在附近的矮橡树林里只为了偷窥一眼，跟踪一辆破旧的凯迪拉克一路到丹比只为了看上一眼，被女人们从一栋宅子里赶出来，被女人们咒骂，即便如此依旧、依旧不能躲开。那就是说，得等到他的舅舅们让他坐下，强行给他决定并让他接受相应的后果。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站在圣坛跟前，臂肘撑着他新娘的细腕，衣袋里折放着她给他护身用的复活节棕榈叶。他觉察到在他右侧就要成为他内兄的人的沉重呼吸，以及比莉·狄利亚冲着他后脑勺发出的敌意。他深知这一被阻遏的愤懑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米斯纳似乎被他手握的十字架压得呆傻无语了。新娘心怀恐惧盯视着的十字架。而她原本是多么幸福啊。终于如此幸福之极了。摆脱了她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笼罩着她的那种凄凉阴郁：父母家中令人窒息的冷酷无情；照顾伤病侄儿、侄女新产生的厌恶；惊动了母亲、惹恼了嫂子并激怒了父兄的对睡眠的需要；只有对K.D.的牵挂和担心才能打断的完全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他从来没有回复她最初写的十二封信，但她还是继续写了四十封，只是没有寄出。在她离家的第一年每周都要写一封。她相信她全身心地爱着他，因为他是她对自己所知的一切——就是说，她对自己身体所知的一切都与他相关。除去比莉·狄利亚，再没有别人告诉她可以另有他途去想到她自己。她母亲没有，她嫂子没有。去年，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回家过复活节，他要求见她，两度来吃饭，带她到内森·杜波列斯的牧场上帮助组织儿童节野餐，随后提议他们结婚。一直到四月份这晴朗的一天，这可真是奇迹。一切都完美之极：她的经期刚刚到了又过去了；礼服全部用索恩·摩根的蕾丝制作，庄重而美好；扎在她哥哥背心下的金带上，嵌着他们俩缠绕在一起的姓名首字母。她心灵的伤口终于愈合了，可现在到了最后一刻，那教士的举动却震惊四座，试图阻止、歪曲甚或毁掉这段婚姻。他站在那里，面孔板得像花岗岩，还举着十字架，就像以前没人见过似的。她的手指紧按搀扶她的手臂，希望米斯纳继续主持下去。说呀，说呀！“挚爱的乡亲们，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突然之间，在米斯纳制造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寂中，一个小小的裂缝就在她心房原先的伤口处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她屏住呼吸，感到裂缝在扩大，就像长筒袜上的跳丝。很快那小缝就会裂成大口，越裂越宽，耗尽她的全部力气，直到它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才会自己封住，让那颗心继续跳动。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原以为嫁给K.D.会使之永远愈合，可是现在，在等着听“我们聚集在这里……”，急切地等着那句“你愿意让这位……”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她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失去了，而且总是会失去。说呀，请快点，她催促着。赶快。赶快呀。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比莉·狄利亚把花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道小刺扎透了她的棉布白手套，而小苍兰花不出她所料就要谢了。只有香水月季依然娇嫩，你可以指望它继续开下去。她本来觉得满天星可以配黄色的花蕾，但惊讶地发现，没有一家花园中有。哪儿都没有满天星。她说，那就用欧蓍草，可是新娘不肯把牛吃的这种野草带到她的婚礼上。于是她们两个只好握着嗜水的小苍兰花和胡乱除了刺的香水月季。不同于掌心被扎，米斯纳牧师迫使大家陷入的等待，倒没有让她心烦或吃惊。这不过是构成这愚蠢婚礼的又一件蠢事罢了，可众人还都以为婚礼是一次双方停火的机会呢。不过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摩根家、弗利特伍德家以及站在两方的人之间。确实，杰夫曾经采取了携枪的行动；斯图亚特·摩根和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也曾在街上互相叫嚷；人们踱进安娜·弗拉德商店的后室，在米努斯的理发店闲坐，不是为了理发，而是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女修道院发生了一次暴行的谣传；基于这种流言蜚语，普立安牧师曾经在一次布道时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米斯纳牧师引用保罗的话与《哥林多书》针锋相对：“……其中最伟大的是爱。”但

的。但人生何必如此悲哀，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于是他给盟友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出山代行总统职权，随后直奔天津开启新人生，在那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有空时也常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活得比做总统开心得多。像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大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少年虽然长相英气，却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后来周恩来回忆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时，清楚地记得黎元洪当年说过“有饭大家吃”的话。话题回到主线上。话说冯国璋收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自己熬到59岁，终于从地方诸侯一跃成为执掌中枢的总统，此生无憾矣！害怕给人生留下遗憾的冯国璋迅速安排好了后院，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舍不得离开的地盘，火速赶往北京就任大总统。冯国璋接任中华民国总统，段总理心里就没有什么疙瘩吗？没有。非但没有，段总理还对冯总统的到来举双手双脚赞成。不用奇怪。因为冯国璋入京对段祺瑞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冯国璋拥兵自重，独霸长江流域，如此一直在外，段祺瑞根本拿他没办法，可冯国璋一旦入京，那就容易对付了。于是，段总理权衡利弊以后，毅然决定让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自己继续当国务总理。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代总统。这二位北洋袍泽就此搭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领导班子。段总理和冯国璋是多年的老哥们儿，关系自然比黎元洪亲近。而且段总理也不敢以对待黎元洪的骄横态度对待冯国璋，毕竟黎元洪被他们的老大袁大头整成了光杆司令，而冯国璋的直系可是有兵有地盘，实力强劲。因此，刚开始二人之间还是很甜蜜的。两人更是合力干了一件大事。准确地说，应该是没干事。不过到了他们这种境界，没干就是干。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本着无为而治的精神，段总理和冯国璋在关键的几个地方依然保持了张勋大破坏之后的状态，如解散的国会、废弃的《临时约法》，这二位根本就没打算恢复它们。可没有国会和宪法的共和国，共的是啥？和的是啥？军人出身的段祺瑞，虽然号称“三造共和”，但他更喜欢用拳头说话。第四章大家一起来护法

孙中山再立门户

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冯总统与段总理是满意了，可他俩忘了这天下还不是他们完全说了算。至少孙中山就立马表示了不同看法，还有云南滇系掌门唐继尧、广西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持趁火打劫的态度。当初“府院之争”时，孙中山也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孙中山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支持宪法的权威性。宪法规定总统在对外媾和、宣战这种事情上拥有决策权。而段总理恨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说了算，这让崇尚法治的孙先生很不满意，于是他勇敢地站到了黎总统这一边。只是孙中山没有想到，这次站队居然还有好处费可拿。德国政府在发现他反对对德宣战后，为了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破坏中国对德宣战的目的，密赠其一大笔活动经费，请他出手帮忙。关于活动经费的具体数目，有说两百万马克的，也有说一百五十万马克的，但不管怎样，按照当时的汇率和购买力（马克大概稍低于美元）来看，这都是很大一笔钱。总之，这时候孙中山手头有些钱，有钱总是件好事。张勋一复辟，孙中山就忙着组织讨逆军，拿出一笔钱给海军司令（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军费，请其率海军第一舰队加入反复辟大军，相当于请了一支雇佣军。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海军第一舰队？前面说过载沣将南、北洋水师改造成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的事情，不再赘述。袁世凯上台后，又把这两支海军合并，分成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主要力量都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练习舰队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只要搞定了第一舰队，就相当于搞定了整支海军。1917年7月17日，孙先生带着从法国赶回来的汪精卫、财政总管廖仲恺等人乘坐雇佣军的“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抵达广州。不是应该北上吗，怎么还南下？这是因为早在反袁护国时，孙中山就与南边的那些军阀势力取得了联系。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依然希望借助南方军阀的势力打倒张勋。可孙中山还没到广州，张勋就完蛋了。真是白折腾！德国人让做的事还没做，一切就已结束，那德国人给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会要回去？孙中山当时认定这笔钱就此打了水漂。没想到峰回路转，段祺瑞、冯国璋又送上门来，居然废弃了《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与张勋何异？孙中山和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该如何是好？孙中山对此有些头疼。还是武装拥护约法吧。反正也不是头一次革命，闹了这么多年，同志们也算看清了，北洋政府就没什么好指望的，还不如自己单干，另立政府，来个开天辟地！这个想法很简约，却也很有吸引力。这不，孙中山刚告诉陆荣廷、唐继尧，这二位就迅速拍板同意。可这二位不是为了护法，而是他们想闹分裂搞独立。毕竟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比听北京政府的颐指气使强得多。可让他们直接对抗北京政府，对抗北洋军，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正好这时候孙先生来了，他的号召力巨大，他是民主革命领袖，还是前任大总统，现在他不是号召护法吗？好啊，咱们也拥护护法，名正言顺地继续独立。孙中山得到陆荣廷、唐继尧和海军司令程璧光的支持后，底气自然就足了，于是向那些被前任总统袁世凯炒了鱿鱼而无事可做的国会议员发出邀请：请你们南下护法以振国纪，食住行的费用你们不用担心，我有钱，只要你们肯来，食宿行我来安排。到8月时，来到广州的国会议员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还有些老熟人，比如伍廷芳、唐绍仪等。虽然还不够法定人数，但非常岁月行非常之事，一切从简。孙中山决定先把会开了，咱这个国会就叫“非常国会”，咱这个政府就叫“非常政府”。人虽然不够，但会开得挺成功，宪法制作得挺正式，比北京政府的那一套专业得多。随后又进行了选举，“海陆军非常大元帅”的位置自然非孙中山莫属，而孙中山也没忘记给追随自己多年的汪精卫留一个位置——大元帅府秘书长。当然，孙中山也得给这次支持自己护法的军阀们以回报，人家好歹也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对抗强大的中央政府。不过孙中山回报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唐继尧、陆荣廷的两支部队纳入“非常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所以唐继尧和陆荣廷也被选为元帅，只是比孙中山少了一个“大”字。手下无兵难办事1917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身着大元帅的戎装发表就职宣言，就任军政府大元帅，正式跟段祺瑞的北京国民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美中不足的是，三个元帅只有孙中山一个就任，两个真正手握兵权的元帅都没来。看来人家借你的名义行事可以，受你管辖不干。既然如此，这个名义上的广州军政府，几乎就是无兵可用。也就程璧光的那支海军雇佣军还算靠谱，收了钱总不能不办事。想来想去，孙中山发现还有一支力量可以拉过来。那就是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手下的警卫军，而且警卫军的司令还是熟人“残仔明”。其实，这个“残仔明”既不体残更不脑残，而且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和智力发育水平远超普通人，只是他的广东老乡都这么叫他。怪哉，真是怪哉！“残仔明”大名陈炯明，是前清秀才，还是同盟会会员，当年跟着黄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也算是孙中山曾经的下属。孙中山之所以有信心把朱庆澜和陈炯明拉到自己这边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朱庆澜希望借孙中山之手对抗陆荣廷，老陆这个人经常欺负他。其次，孙中山和陈炯明私下长谈过一番，“残仔明”没有忘记自己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和肩负的革命使命，愿意跟随孙中山东山再起。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孙中山总算是把这支警卫军给拉了过来，他麾下终于有了一些力量。当然，这支警卫军的战斗力比较差，毕竟他们只是警卫队，工作业务以执法为主，至多算是正规军的后备役，要上战场的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孙中山短期之内只有程璧光的海军可以用，凭这种实力恐怕对付不了北京政府吧？不必太悲观。当年的护国战争，蔡锷只有几千兵马照样敢反，照样获得成功。连蒋介石先生也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于是他开动脑筋，细细推算，连续熬夜，终于完成了成名作——《对北军作战计划》，他在文中告诉孙中山：我方占据局部人数优势和地利，北洋军是纸老虎，不可怕，证据有二。其一，虽然北方政府的军队数量在三十万以上，但是大部分人马都要驻防各地，实际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六万，因此双方差距不大，甚至我方兵力还占优，因为北洋内部利益纠结不断，在这六万人之中，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的人又有多少？其二，硬实力方面，北洋军的优势在于武器装备，而我军的优势在于北洋军对南方的地理和气候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只要坚持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打胜仗的希望是很大的。由于感到此计划有所不足，蒋介石后来特地补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大意是说虽然我们的口号是北伐，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真的出兵北上中原，我们也可以伺机分兵夺取福建一带，扩大大本营的地盘，招兵买马。做好这一切之后，再根据情况伺机北伐。总之，我们应该先练好内功再走下一步。这两份计划，覆盖面广，考虑详备，环环相扣，正是蒋介石数年之后北伐作战计划的翻版。作为一个并未接受过系统性军事战略教育的人，居然拥有如此高明的眼光，足以证明蒋介石不凡的军事天分。孙中山看到这两份十分高明的作战计划书以后，大喜过望，深为陈其美有这样的义弟而高兴。他向来不吝惜给有才能的人以表现机会，于是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作战处参谋），接受李烈钧的领导。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对年仅30岁的蒋介石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从此，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个并不稳定的军政府中开始了他们的共事生涯。北伐军政府一成立，孙元帅就电告天下，否认冯国璋为总统，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北京的那二位收到消息之后，生气是一样一样的，可是对策截然不同。段总理执意“武力统一”，就你们南方那点兵那点将，竟然胆敢藐视中央政府，向我强大的北洋军叫板，我直接平了你！段总理潜藏在内心的真正想法是：孙中山，谢谢啊，谢谢你在我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之后，给我武力统一中国的机会。而冯总统主张“和平统一”，咱们安抚一下南方各派，求同存异，不要动不动就拿刀动枪说事。其实冯总统的内心真实写照是：如果你段祺瑞三下五除二把南方给平了，你的势力得多大？说不好借机把我的地盘也抢走，让我何处容身？争论了几天之后，段总理的武力统一占了上风。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毕竟段祺瑞对北京周边地区和中央政府的掌控力更强，而冯总统的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虽然意见暂时统一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内部矛盾依然存在，这将是北京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在北京政府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孙大元帅也在辛勤工作，努力说服各地出兵北伐。虽说根本没人听他的，但孙大元帅还是认真地起草着命令，发向四方。发给革命党人的命令还是起了些作用，如在本书中打酱油的蓝天蔚同志就在东北筹划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自己也被张作霖四处通缉。而发给那些督军的命令虽然辗转各个渠道，却殊途同归，都进了废纸篓。因此，尽管孙大元帅的工作表现堪称劳动模范，但效果很不理想，没人拿他当回事。就在孙先生为这种局面头疼的时候，陆荣廷和唐继尧这两个臭军阀居然有了动作。陆荣廷成立了“护国联军”，唐继尧组织了“靖国联军”。不管这两人为何突然同意出兵，此时的孙中山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军阀的冷落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鉴于短期目标一致：进攻北洋政府，尽管南边的众人各有打算，但还是商量出了一个松散的军事计划。一、军力北伐军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陆军以及海军第一舰队，共计十五万人。实际上也就是陆荣廷、唐继尧两人的私家军再加上孙中山的雇佣军——海军。二、出击路线第一路，陆荣廷派得力干将——小舅子谭浩明，率广东、广西陆军组成的护国联军，出两广，进逼湖南，拿下湖南之后，再夺湖北。这一路兵力相对强悍。第二路，唐继尧自任总司令，率靖国联军，出云南，攻四川。第三路，陈炯明率领由警卫队及海军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出广东，进攻福建，攻下福建之后再攻浙江。可是这支海军陆战队尚须整编训练才有战斗力，无法在战争初期投入战斗。三、战略目标会师武汉，进军北京。计划看起来如此美好，不知执行起来如何？从很大程度上讲，执行的效果取决于正在湖南搞破坏的段祺瑞先生的表现。湖南之战湖南是个好地方。说的不仅仅是它的风景如画，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湖南北部接壤湖北，东部接壤江西，这是北洋势力范围。西南部接壤贵州、广西，东南部接壤广东，这是陆荣廷、唐继尧的地盘。因此湖南是北洋政府与西南势力的战略缓冲地带，无论谁冲过这片土地，便可攻入对方的腹心地带。谁拿下湖南，谁就能抢得先机！别看孙中山这边干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先动手的是段祺瑞。他在赶跑张勋之后，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布局他的“武力统一中国”计划，只不过孙中山的北伐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而已。辛亥革命以后，湖南的局势极其不稳定，城头变幻大王旗，最高领导（都督或督军）都换了四次，从焦达峰、谭延闿、汤芗铭又到谭延闿。不过谭延闿马上就得下岗失业，因为段祺瑞决定拿下湖南用作他踏平西南的跳板。他派来接任谭延闿的人是他的亲信傅良佐。1917年9月9日，就在广州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傅良佐带着北洋军王汝贤第八师（进入民国后，北洋军扩军并改镇为师）和范国璋二十师近三万人的精锐部队来到了湖南。傅良佐一来，湖南的邻居们都十分惊慌。尤其是西南的陆荣廷和唐继尧先生，他们知道湖南一失，西南就失去了屏障，他们的地盘就直接暴露在了北洋军的强大火力之下。而他们就像脱光了衣服的少女，段祺瑞想什么时候下手就什么时候下手。陆荣廷和唐继尧都失眠了。失眠的结果就是：原本不打算支持孙中山北伐的二人迫于形势组织军队出兵北伐。没办法，别人要抽你，你就一定要抽他。不只陆荣廷、唐继尧失眠，冯总统也夜不能寐，因为湖北和江西是冯总统的地盘，冯总统十分担心他的地盘被段总理借机吞掉。就在这各打算盘、相互算计，却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战争打响了。虽说段总理在湖南布置了近三万精兵，却不意味着他能在湖南呼风唤雨，因为还有两个湖南人不答应。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这个谭延闿比较特别。首先是身份比较特别，他既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老爸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又是湖南立宪派的领袖。然后是此人颇有才艺，不仅一手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与资深革命人士于右任并列“天下双绝”，还是一名卓越的美食家。老谭极会享受，尤其以好吃闻名，号称“民国第一吃货”。他投资开了一家“曲园”湘菜馆，专卖以自己的字祖庵命名的“祖庵菜”。他不仅广邀名流给自己的菜打广告，还亲自下厨对厨师进行理论指导。在谭延闿之前，湘菜压根上不了台面，正是老谭的好吃和创新，才使得湘菜声名大振，这是湘菜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关键。老谭也因此成了公认的“湘菜鼻祖”。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他曾两任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有听命于自己的部队，兵力主要由不大老实的小弟赵恒惕掌握。而程潜则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除了没

秦国的边关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真相，秦国人非常惊骇。赵武灵王入秦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秦国的地形，顺便了解一下秦王的为人（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假扮使者人秦视察地形这件事，也说明了赵武灵王意欲灭秦的雄心。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在彻底灭掉中山国之后，赵武灵王封前太子赵章为代地安阳君，并且派田不礼为相，协助赵章治理代地。赵章不服他的弟弟赵何继位（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田不礼不但不约束他，还帮他出谋划策。赵国重臣季兑对赵武灵王废嫡立幼可能引发的内乱看得清清楚楚，他亲自去拜见相邦肥义，对肥义说，公子章强悍骄横，党羽众多，田不礼残忍傲慢，这两个人扭在一起，一定会闹出乱子。您负有重任并手握大权，动乱会从您那里开始，灾祸会向您那里集中，您必定最先受害。您为什么不声称有病退出政坛，把国家大政移交给公子成呢？不要让自己成为怨恨的集聚地，不要做祸乱发生的阶梯。肥义听后说：这不行。当初主父把新王托付给我的时候说，不要变更法度，不要改变你的忠心，直到你去世。我接受了王命，如果现在害怕田不礼作乱而忘记承诺的王命，这就是变节负心，有什么罪过比变节更大！有什么错误比负心更严重！变节负心，无法得到人们的童卜容。常言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不应在他面前感到惭愧（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我已经有言在先了、我要兑现我的诺言，怎能只顾自保！况且忠臣当灾难临头时要保持节操。您已经给我忠告了，但我不敢背叛自己的承诺。李兑说，那您好自为之吧！我能看到您只有今年了。说完痛哭流涕而去。李兑见过肥义之后，多次去见公子成，要他防范田不礼作乱。肥义知道赵惠文王将要经历一场劫难，于是他召见将军信（shēn，申）期。他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让我非常担忧，夜不能寐，他们表面上说得好听，但实际上是不忠不孝，我不能不防。今后，如果有人请见国君，一定要先让我见，没事才能让国君进来。信期立即答应下来（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赵武灵王对于自己放弃强权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废长立幼所潜伏的兄弟相争，明显认识不足。在退拉四年之后，他的一个错误想法，使得赵国内乱爆发、自己也被困而活活俄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赵惠文王四年，群臣进都城朝会，前太子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主持朝拜，自己在一旁暗中观看。他看到长子赵章垂头丧气地屈身在自己的弟弟面前，北面称臣，心中顿生怜悯之情。他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赵章做代王，赵何做赵王，但是这个打算没有来得及决定就中止了。朝会之后，赵武灵王和幼子赵惠文王、公子章一同到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游览，父子三人分住在三处宫殿。公子章以为机会来了，他派人假传赵武灵王的命令，召赵事文王到赵武灵王住的沙丘宫来。肥义知道后，担心这事有假，便自己一个人先去，结果，被公子章和田不礼所杀。将军高信得知此事，保护起惠文主，并和赵章、田不礼的党羽打起来。公子成和李兑听到赵章叛乱的消息，立即从国都邯郸赶来，调动四邑的军队前来镇压叛乱、公子章越败，逃到赵武灵王的沙丘宫，赵武灵工收留了这个逆子。公子成和李兑追杀公子章，包围了沙丘宫。结果，公子章被杀，田不礼及其他党羽也都被消灭了。此时，赵惠文王年幼，公子成、李兑两个人掌握大权。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咱们因为追杀公子章而包围了“主父”，即使撤兵，我们这些人也要被灭族啊（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于是，两个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包围沙丘宫，并且向宫中的人发出通告：“最后出来的人灭族。”这一下，沙丘宫里的人全跑出来了。赵武灵王也想出宫，但是出不来，又没有食物，只好去掏雏雀充饥，三个多月以后饿死在沙丘宫（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俄死沙丘宫）。公子成和李兑确信赵武灵王死后，才向诸侯发讣告报丧。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命公子成为相国，代替已经为国捐躯的肥义，封为安平君，同时任命李兑为司寇。弃强权终酿内乱惧族诛困死赵雍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他对赵国的贡献堪与秦孝公对秦国的贡献相媲美。为什么赵武灵王最终竟然会惨死于沙丘宫呢？沙丘之变实质上是赵国的一场宫廷政变，这一事件涉及赵武灵王、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五个人，但是，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就其内因而言，是赵武灵王自己犯了错误。赵武灵王虽然果敢地推行“胡服骑射”，为赵国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赵武灵王在君位继承上犯了不少错误。一是废长立幼。公子章是赵武灵王的太子，只是因为赵武灵王后来得到了吴娃（孟姚），非常宠爱吴娃，几年不出吴娃之宫（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吴娃生了赵何之后，赵武灵王居然废了公子章而立赵何（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赵国国君的传位比较混乱，没有形成固定的立嫡立长制度，立长、立爱、立贤，交替进行，完全随国君之意而为。所以，赵武灵王废长子立幼子在赵国并非特例，但是，这种传位制度人为地导致了长子赵章和幼子赵何之间的君位之争。二是放弃强权。赵武灵王是在自己推行“胡服骑射”获得成功的壮年突然退居二线，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赵武灵王这样做主要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辅佐幼子成功掌权，但是，赵武灵王的幼子因为年龄太小，根本无法掌权。赵武灵王自己退居二线，手中的权力自然大大削减。其实，赵武灵王自己不在盛年退位，继续发展、巩固赵国“胡服骑射”的成果，继续提升赵国的综合国力，对赵国的发展天有好处。同时，在他继续掌权的时间里，幼子赵何也会逐渐长大，当他有能力独立处理国事之后再传位给他，这会比传位给一个少年国君强得多，沙丘政变的悲剧也完全可以避免。任何一位国君都必须拥有政治强权，一旦失去政治强权，就失去了对全国政局的控制能力。赵武灵王被困沙丘，活活饿死，就是放弃政治强权的恶果。它不仅是赵武灵王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赵国的历史悲剧。三是朝令夕改。赵武灵王是因为特别宠爱吴娃才改换太子的，后来他对原太子赵章的感情又增强了。此时，赵何已经继位，赵国的大臣也已经接受了赵何。但是，赵武灵王却因为偷偷看到了长子赵章对幼子赵何行君臣之礼而怜悯赵章，想把赵国一分为二，由长子赵章做代王，幼子赵何做赵王。这件事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是，它足以启发原太子赵章的野心，沙丘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赵武灵王不懂得国君的地位一旦确立之后，绝不能轻易改变。朝令夕改，犯了为政大忌。四是分裂国家。赵武灵王看到长子跪拜幼子而动了分裂赵国的想法，虽然最终未能执行，但是，有这个想法本身对于一个赵国的最高决策人来说实在是太幼稚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一方面，晋国一分为三己经是实力大减，如果赵国一分为二，在战国后期的统一之战中赵国必然难以生存。另一方面，即使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赵章会满足吗？赵章的目的是做整个赵国的赵王，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代王。给赵章一个代主，不可能满足赵章的要求，他必然还想要更大的权力。所以，赵武灵王分裂赵国的想法只能诱发长子赵章更大的野心，沙丘政变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以上是内因，就外因而言，涉及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四个人。赵惠文主年幼，确实无法掌控朝政，但是，公子章沙丘政变，公子成围困父王达三月之久，赵惠文王竟无一行动，也无一言相救，事后也没有任何问责，未免太不尽情理。公子章由太子被废为安阳君，是其父头脑发热的结果，对公子章来说确实不公平。但是，公子章不明白，如果他发动叛乱，谋取君位，只会引发赵国更大的内乱。即使成功，也只会造成国内的动荡与杀戮；如果不成功，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废掉公子章的理由确实使他恶气难平，这也是人性使然。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叔，他参与了平定公子章叛乱的军事行动，但是，围攻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又使他难逃被诛的命运。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地困死赵武灵王，确实不近人情，但是，公子成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为了自己的生存，顾不上侄子的生存，这是人的本能，不过，公子成逼杀赵武灵王，也使赵国的崛起之路戛然而止，断送了赵国的前程。李兑最早觉察到公子章的篡位野心，并和公子成做好了应对突发政治事件的准备。但是，在诛杀公子章以后，他和公子成为了自保，逼杀了赵武灵王。虽然这种做法有自保的因素，但是，为臣者弑君，中止了赵国。崛起，李兑对赵国最后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赵武灵王悲剧结局的最大受益者是秦国。秦国在东方六国之中最可怕的一个对手赵国，就这样在内耗中中止了崛起之路，这是历史对秦国的再一次眷顾。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确实存在着历史的必然，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三家分晋。赵武灵王惨死这些偶然性因素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始皇，不仅是因为秦国崛起了，还因为其他诸国都犯下了各种各样难以饶恕的错误。赵武灵王为自己的政治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用自己生命换取了赵惠文王的继位，但是，赵惠文王能够继续其父赵武灵王的功业吗？赵惠文王能在多大程度上挽回赵武灵王的过失呢？第19章秦赵之争在赵国的发展史上，赵惠文王是第二个起关键性作用的国君，他是其父赵武灵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拥立的。那么，赵惠文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赵惠文王治理下的赵国还能延续赵武灵王的上升势头吗？赵惠文王和秦国的争斗对秦始皇统一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秦昭王欺诈夺宝蔺相如完璧归赵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所面对的第二个目标是赵国，然而赵国这块骨头并不好啃，因为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国君赵武灵主通过“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国力迅速提升，而且赵国还曾经有灭掉秦国的雄心与行动，这对秦国统一六国造成了巨大障碍。但是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由于错误地传位给小儿子赵惠文王，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赵武灵王死后，赵国令人遗憾地停止了崛起的步伐，于是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利用这个机会，在外交和军事上向赵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其中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么和氏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和氏璧又是如何成为秦赵之间的争斗焦点呢？除了和氏璧之争，秦赵两国之间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对抗呢？秦昭襄王为秦始皇最终消灭赵国究竟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赵武灵王之死中断了赵国的崛起之路，但是，凭借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成果，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仍然是东方的强国之一。而且，赵惠文王在位期间赵国涌现出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名臣良将。赵惠文主凭借着父亲的遗产，依托名臣的辅佐，称雄诸国。赵惠文王在位之际，得到楚国国宝和氏璧。秦昭襄王听说此事，立即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这块举世闻名的和氏璧。和氏璧是一块宝玉的名称。相传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叫卡和的人，在楚国山中捡到一块玉璞（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献给了楚厉王。厉主让鉴宝专家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是一块普通石头。厉主大怒，认为卞和在欺骗自己，就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左脚。不久，厉王死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把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主也让鉴宝专家来鉴定，结果还说是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右脚。武主死后，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璞到楚山下大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最后哭出了血。文主听说后，派人向他：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都没有你这样痛哭，为什么你哭得这样伤心呢？卞和回答说：我不是为我的脚被砍掉而痛哭，我哭的是有人竟把宝玉说成是石头，给忠贞的人扣上欺骗的罪名。于是文王派人剖开这块玉璞，发现果然是一块稀世宝玉，便把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由于这块宝玉珍奇，来历又如此不平凡，因此，被公认为世间至宝，价值连城。这就是秦昭襄王不惜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来骗取和氏璧的重要原因。赵惠文王和大将军廉颇及诸大臣商量：如果把宝玉给了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能到手，赵国会白白受骗；如果不给，秦军一定会动武。于是，想派一个使者出使秦国，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宦者令（管理宦官的长官）缪（miào，妙）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担当这一重任。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胜任呢？缪贤回答道：我曾经因为犯罪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立即阻拦我问：您是怎么了解燕王的呢？我对他说：我曾随大王与燕王见过一面，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跟我交个朋友，因此我想到他那里去。蔺相如对我说：赵强燕弱，您又受赵王宠爱，所以燕主想和您交友。现在您是从强大的赵国逃到弱小的燕国，燕国怕赵国，燕王肯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押送回国。您不如负荆请罪，也许能侥幸得到大王的赦免。我听了他的意见，大王您也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有勇有谋，派他出使秦国非常合适。于是赵王立即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用十五座城邑请求交换和氏璧，能不能给他？相如答：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赵王又问：秦王得了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相如答道：秦国请求以城换璧，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如果赵国给了秦国宝玉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秦国理亏。所以，宁可答应，让秦国承担理亏的恶名。赵王再问：谁可以当使臣？相如答：大王如果无人可派，我愿意奉璧出使。城邑归赵了，就把和氏璧送给秦；城邑不能归赵，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于是赵王就派遣蔺相如携和氏璧出使秦国。秦昭襄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蔺相如献上和氏璧，秦昭襄王大喜，把宝玉传给殡妃和左右侍从欣赏，左右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昭襄王并没有用城邑与赵国交换和氏璧的意思，便上前说：这块璧上有个小瑕疵，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便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手持和氏璧退了几步，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凭着它的强大，想空手套白狼，给我们的城邑，我们恐怕得不到。商议的结果是不和秦国交换。而我认为平民百姓交往尚且不欺骗，何况是秦国这样的大国呢？而且为了一块璧惹得强秦不高兴，也不应该。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和氏璧，恭呈国书。我来到贵国，大王却在普通的台观接见我，礼节傲慢。我看大王并没有给赵王十五城邑的诚意，所以我才收回和氏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和氏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蔺相如手持和氏璧，斜视着秦廷的柱子，正准备要往柱子上撞。秦昭襄王怕他真把和氏璧给撞碎了，连忙道歉，请他万万不要这样做，并召来主管官员打开地图，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邑交割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王不过是用这种欺诈手段摆摆样子罢了，赵国根本拿不到十五座城邑，于是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畏惧贵国，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玉。秦王琢磨着这宝玉不能强夺，于是就答应斋戒五天，请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肯定会违约，便派随从怀中藏好和氏璧，提前走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赵国。秦王斋戒五天后，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恭请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后对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202页。这种《满洲实录》是1780—1782年间，据《太祖实录图》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两书抄写而成的。《太祖实录图》撰于1635年，《太祖武皇帝实录》撰于1644年。《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数文字上的出入。虽然满文本《太祖实录》已经散失，但台湾仍保留着三卷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旧本。将这三卷的内容与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相应的部分进行比较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是对满文《实录》的忠实翻译，而满文《实录》则是在《满文老档》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这里及后文引用的汉文《满洲实录》，是极为接近已经散失的满文原始资料的文献。关于这部分满文资料的问题，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77、91—92、96—97、104页。关于对抚顺的进攻，又见弗朗兹·米切尔：《中国满族统治的起源》，第120—124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页；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37页。?城内有大约60名商人，都是从山西来此采购人参、貂皮和珍珠的。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大清满洲实录》，第202—203页。努尔哈赤已经保证不再杀戮归顺的平民，并禁止部下强占其妻女。郑天挺：《探微集》，第12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6页。?同上书，第203—204页；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9—10页。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剃发至少从拓跋魏以来就是北方部落的标志。其后，随着后金对辽阳其他地区的征服，这一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开原陷落后，努尔哈赤下令，所有归顺后金者，不管是朝鲜人还是汉族人，都必须剃发。1621年，努尔哈赤又向朝鲜国王重申了这道命令。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1—52页，及其《探微集》，第81—82页。关于剃发同征服的关系，见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满语doro，意为“正确的政府”及其“统治方式”，或“正确道路”。汉语称为“道”，也称“礼”，指“礼仪”或“仪式”。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62—6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4—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9—380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页。李永芳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1622年，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李永芳表示反对。努尔哈赤大怒，斥责李永芳“谓朕为不能久”。李永芳遂遭到贬黜。后来他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不过，明朝多次派人送来密信，劝他重返明朝，并答应让他官复原职，他也没有接受。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27—28页。?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遣军1万支援抚顺，亦被金军击溃。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二卷，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5—886页。孙文良对1618—1622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做了精彩的概述，见孙文良：《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第2—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74—77页。?同上书，第77—82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6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5页，1619年8月14日条；第18页，1619年9月30日条。?《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42—43页，1619年12月15日条；又见康世爵：《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沈阳有一套精心构筑的、由护城壕沟和重兵把守的台堡组成的防御工事。然而，明军守将派300名骑兵出城交战，金军将其击溃后，随之追入大开的东城门，这些工事顷刻间便瓦解了。城内军民纷纷向西城逃窜。据一位目击者说：“城中男女老弱自靡于西城，尽坠于城底，或死或伤，委积没城之半。”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又见孙文良：《明与后金》，第5页。曹寅（康熙帝的侍从）的祖父，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投降后金的。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1页。?辽阳城内一些暗通后金的人，悄悄从西城墙上放下绳索。辽阳城延袤15里，金军乘夜爬上城墙，城内军民全然不知。直到次日午后，人们才突然发现金兵已经占领了城墙。全城百姓惊慌万状。经略薛国用自焚而死。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03—10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5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57页。?《马氏家谱·行述》。?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1—22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马氏家谱·神道碑》；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1页。?《马氏家谱·纂修》。?孙文良：《明与后金》，第3—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5页。又见第11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0、116—117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5—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6页。当时议政大臣受到处罚，可能也和反对迁都有关。五大臣有三人在进入辽东后不久便死了。1621年，阿敦入狱，随即被杀。几个月后，扈尔汉也被打入监牢。额尔德尼亦于1623年以参与贝勒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同上书，第47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六卷，第1—10页，1621年10—11月条；第12—14页，1621年11—12月条；第二八八卷，第13—14页（日期不详）。?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1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八卷，第2—3、8—9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06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308、82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9页。?同上。?同上书，第40—41页。?《贰臣传》，第四卷第13—17页，第七卷第28—2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3—115页。?东林党运动以1604年高攀龙和顾宪成建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号召重振君子之气”，恢复明朝的稳定与和平。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5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59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北直隶涿州人，161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冯盛明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抚顺陷落后，其父被劾归乡，冯铨也退居原籍。后冯铨极力与魏忠贤交往，1624年在魏忠贤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1625年又升任大学士。?费维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大陆近期史学论文》，第358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4页。?1621年，努尔哈赤令八旗贵族清点各自田庄中的汉人数目，目的是要将其中一部分庄丁占为己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2—55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5—58页。后来被满族人所役使的奴仆，大多是在抚顺和沈阳被俘的汉族民户。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17页。?该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征讨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答应了。此处所谓：“养”，满文称“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imbi），意为抚聚恩养。1619年，驻开原的明将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也用了“养”字，意思是说他们不会沦为奴隶。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2页，及其《探微集》，第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在征服辽东后所任命的汉族官吏中，有4人原是商人，1人是被免职的参将，2人是游击，4人是守备，1人是备官，11人是卫所军官，3人是亲兵，4人是军士，3人是秀才（包括范文程），2人是掌印官，4人是文吏，1人是翻译，还有11人是无官平民。其中多数被拜为努尔哈赤军中的游击或备官。同上书，第60页。一般说来，1631年以前的战俘多半沦为奴隶，受其主人役使。犯罪者的家属也没为奴隶，奴隶的身份世代相袭，奴隶可以自由买卖。有人对汉族奴隶进行过统计，在813人中，有532个沈阳人，83个辽阳人，66个抚顺人。这些城市都是1618—1621年间陷落的，这些汉族奴隶的大多数可能就是在此期间被抓获的。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6—177页。?同上书，第67—76页。?格鲁特·罗思：《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逃人法自1587年开始实施，此时更为严厉。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1—2页；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83页。?同上书，第84页。1625年建都沈阳时，众贝勒以努尔哈赤已在今东陵一带兴建宫室为由，再次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指出，迁都是战略上的需要。从沈阳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又可挟制东南的朝鲜，向北至蒙古也只有二三天路程。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6—9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同上书，第85—86页。?同上书，第8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3页。?驻边明军配有一种称为佛郎机的铜制或铁制前装炮（佛郎机指葡萄牙），可能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些16世纪的火炮，口径约40毫米，最大射程2000英尺，装在特制的战车上，用骡马牵引。此外还有一种鸟枪，长约4米，它用来发射的导火线，是模仿16世纪初经葡萄牙人传入东亚的导火索制造的。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度》，第139—14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79页；又见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94页。?最大的火炮长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这么大。除了后面将提到的“将军炮”外，还有南明军队抗击尚可喜时使用过的小“红夷炮”（1494年9月，欧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击败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火炮在攻坚战中的威力。）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87页。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门这种火炮，明永历四年造，长1.7米，口径8公分，重250公斤。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页。?早在1596年，陈演就向明朝介绍了鸟铳的优越性。其射程是中国鸟枪的两倍。赵士祯：《神器谱》，第7—8页。1616年，即传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欧洲天主教牧师在明朝传教，并吸收了约5000名中国教徒。其中许多优秀分子卷入了东林党运动，特别是参加了反对佛教和宗教调合（三教）的运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101页；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C.R.巴克士：《明朝反抗满族入侵时期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5—10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157—158页。?在1640年编撰的题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声称，洋炮将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敌军中爆炸。他们这样说，是因为1642年已有两门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观的人。史景迁：《改变中国》，第9页；兰卡什尔：《中国人对利玛窦传教的反应》，第110页，及其《中国17世纪反基督教辩论》，第221、224页。?关于1616—1622年间沈?发动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见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8—100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8—192页。关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见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89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天主教在福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士叶向高（1559—1627）对天主教徒的保护。他本人虽不是教徒，却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叶向高是传教士的保护者，而其继任者张赓则是真正的教徒。他写了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阐说与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第15—28、3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6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8—190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2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2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4页。?巴克士：《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15页以下；邓恩：《一代伟人》，第216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页；乔奥·罗德里戈斯：《岛国日本》，第15—16页。炮队返回澳门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陈受颐：《早期耶稣会士对明朝崇祯皇帝的宗教影响》，第399页以下。?C.W.阿伦：《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第135—136页；邓恩：《一代伟人》，第317—318页。他还铸造了“将军炮”（一种用骆驼驮载或两人扛行的轻型长简炮）。有文献记载说，这种炮被用作“大将军炮”的辅助火力。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7页。“大将军炮”重500多公斤，用马车运载，用炸药、卵石、铁丸混合制成的炮弹作近距离射击，以对付骑兵的进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0页。?1635年，曼纽尔·塔瓦雷斯·勃卡热声称，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5页，及其《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20—23页。到1626年明朝已将大炮技术变为自己的特长，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利用葡萄牙雇佣军（1647年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尼科劳·费雷拉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历史学家们评论说，这项新的军事技术，使草原骑兵的弓箭在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这一变化，在17世纪末使得两个相邻的农业帝国——俄国和中国——对欧亚草原的分割成为可能。威廉姆·H·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196页。?袁崇焕（1584—1630），东莞人，1619年中进士。下文所用其传记材料，多引自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85—95页；及《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36页以下。?《明史》，第2836页以下；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0—671及839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3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汉魏故城内城北墙遗址王鲁湘：徐先生，这应该是内城的北墙。徐金星42：对。现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城墙，一般的地面上保存有一到两米。这个北墙，尤其是东北角那一段，保存得最好，大概有六七米高的样子。王鲁湘：从这个墙向南，可以看到宫邸万重次第开；向北呢，可以看到邙山春夏秋冬的各种自然风景。徐金星：好多外国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城墙，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撼——他们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王鲁湘：而且是一座由人工设计规划的庞大城市。一千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那真的是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一个都城，现在全部化为了农田。徐金星：所以司马光在路过这个城的时候，就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那样无限深深的感慨。王鲁湘：古今兴亡之事，就这汉魏洛阳故城了。徐金星：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使用汉魏故城作为都城。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这个都城了。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如果从它的中期算的话，算到北魏是五世纪，那就是距离现在1400多年了。说它是千年古城，是没有问题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营建洛邑的，正是周武王本人。初得天下的他为了能有效统治中原大地，曾计划在夏商两朝的旧都洛阳兴建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可惜武王第二年不幸病逝，这一遗愿便交给了其子成王和辅政的周公。此后几年中，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占卜和兴建，洛邑便在周公的主持下宣告建成。那么，西周初年营建的这个洛邑，是否就是汉魏洛阳城的前身呢？王鲁湘：我们说“周公营洛邑”，他在洛阳这个地方建了两个城对吧，一个是王城，还有一个叫成周。徐金星：周公营建洛邑，这个已经是定论。当时营建洛邑是营建了两座城还是一座城，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是两座城。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在汉魏故城那儿发现了西周的城，但是年代上只能推到西周中期，它是不是西周初期周公营造的城，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学者以为，应该是周公初年营建的城。王鲁湘：总而言之，在汉魏洛阳故城我们已经发掘到了周的城墙。徐金星：对，现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魏洛阳故城的创建之始。洛邑两座城池建成之后，周成王亲临这里举行落成典礼，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入王城太庙。从此，王城便作为天子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的所在，而位于东边的成周城则作为军事重镇，迁入被征服的殷商大小贵族，并镇以成周八师，以防不虞。王鲁湘：周灭了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成了周的国民，但是这部分国民并不太服从周政权，被叫做顽民。这些顽民你又不能杀了他，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安置了，据说就是安置在这个城里头。徐金星：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啥疑问了。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安排在成周，应该就是汉魏故城这儿，然后还给他们训话：你们的祖上怎么怎么不好，你们的国亡了，现在迁到洛阳来，你们要好好劳动、好好干活等等。这些不服周的殷商顽民，以前基本是王公贵族，从未参加过劳动，但是这些人也自有一番生存之道。他们在商立国之前，已经很会做生意了。后来国家亡了，他们还是喜欢做生意，后来这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王鲁湘：对，我们现在常说商业、商人这些词，这个“商”本来是商民族、商国、商朝，结果变成现在组织货物流通、交易的专业术语了。徐金星：因为周代就是两都制了，因而有这样的传说，当时这些人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洛阳，来往于东西做买卖，所以“买东西”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周公营建洛邑大约五百年后，东周的周敬王在公元前516年将国都从原来的王城迁至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从此正式成为国家都城。上世纪初，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北部，一个叫做金村的村庄附近，一大批精美至极的东周时期文物惊现于世，证明了这里曾是具有显赫地位的东周帝都。王鲁湘：中国搞考古的、收藏的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金村啊，这里出土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极品。徐金星：对。大墓的位置大概就在村的东部这一块。上世纪的1928年，这地方下大雨，有个地方被冲塌了。王鲁湘：墓地陷下去了。徐金星：是的，陷下去以后就发现古墓了。当时河南省会在开封，开封有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怀履光43，他得到消息就赶来了。到这以后呢，他就组织当地村民大规模地盗墓，搭棚立灶，盗了好多年，一共盗了八座大墓。然后用马车装到洛阳东站，转运到上海，大部分文物都因此被盗往国外了，国内存的很少。王鲁湘：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博物馆里头都有金村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出土地不太清楚，由于精美程度很高，就被疑是出自金村的。我看到有些刊物是这样说的。徐金星：这个墓出土的文物非常非常精美，好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对这个墓的时代无法确定。后来唐兰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东周大墓，他的说法逐渐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东周大墓，因为洛阳在东周时做过国都，那时的几个王应该埋在这里。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创建，直到隋炀帝另建隋唐洛阳城，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岁月风霜，它的几度兴废也见证了周秦汉魏的王朝更迭。作为古代“天下之中”，兵家必争之所，这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也随着统治者的改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现存汉魏故城的勘测，人们发现，除外郭墙建于北魏之外，内城墙和宫墙遗址的规模和形制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修缮或者增筑而成的。考古勘测表明，最早修建的西周夯土城墙位于现在内城的中心，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3公里，基本呈方形。从勘测图上不难发现，这座方城是以后历朝历代扩建增筑的一个基础。徐金星：西周方城向北扩展以后，便是当时的东周城了。王鲁湘：就是由方一点的城变成一个长方一点的城了。徐金星：对了，稍微长方一点。这是第一次扩建。然后到了秦始皇秦代的时候，吕不韦封在洛阳，他又向南面扩，这样又更长一点了，形成了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九六城”。历史上称它为“九六城”，这个基本上成定制了。王鲁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拍，而且每一个朝代建城的城郭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故城像一棵树一样，有一个生长的年轮。这个年轮最里头的那个小圈，就是当时西周建的那个城，后面再一圈就是汉魏晋，最后到北魏，就是大的那一圈了。徐金星：这个城啊，沿革时间之长和沿革之复杂都是非常罕见的，比起其他城来说，它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意义。秦代，吕不韦将洛阳扩建为“九六城”之后，这座城市的规模基本形成。此后西汉、东汉、曹魏、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基本都是在该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改变的只是城中建筑和宫殿的布局。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在国都的选定问题上，长安并不是汉高祖最初的选择。徐金星：刘邦说，天下我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好，所谓“吾行天下多也，唯见洛阳”。他本来就想把国都定在这的，后来有一个和张良齐名的著名谋士娄敬，建议把国都迁到关中去，不宜在这儿。王鲁湘：据说娄敬给刘邦献三策，其中一策就是一定要定都到长安去。徐金星：虽然他把国都迁走了，但洛阳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人研究了，西汉当时洛阳的人口比长安多八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人口多就证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达。后来到了东汉，干脆就把这儿做国都了。二、东汉洛阳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九六城”中大兴土木，起高庙，建社稷，修宫室。汉魏洛阳城迎来了它第一个辉煌的高峰。有记载说，城中各种殿堂楼阁遍布，宫殿之间有架空的飞阁相连，远在40多里外的偃师都能望见，足见这座东汉紫禁城的壮丽恢宏。刑徒墓地徐金星：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对洛阳进行建设，到他的儿子汉明帝的时候，国家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了，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原来的洛阳城以南宫为主，即以南边为都城的重心。自汉明帝开始营建北宫，由此出现了南北两宫并重的局面。再后来，便以北宫为主，到北魏的时候，就只有北宫，南宫荒废了。中国都城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隋唐的洛阳城，宋的洛阳城和元明清的洛阳城，都把都城的重心放在了北边。王鲁湘：今天汉魏故城内城遗址的正南偏西方向，有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让人惊骇的是，行经这条路沟的村民和路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现人的遗骨残骸，当地老乡因而把这里称为“骷髅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掘后得知，这大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埋葬了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古代刑徒从事着修筑城池宫殿、建造陵墓、开渠挖河、修路架桥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牛马不如，很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而且往往是全国征发，数量巨大，动辄十万、数十万。所以，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让人们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洛阳城，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修建了当年那些恢宏的宫殿。东汉刑徒墓地墓砖1964年，刑徒墓地的一角被发掘开，在不到两千平米的范围内，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22座刑徒墓坑。根据专家对骨骸的观察分析，绝大多数属青壮年男性。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部分还有骨折和残留的刀痕，可见当年的劳作是怎样的繁重和苛酷。值得安慰的是，人们还在部分墓坑中发现了刻有简明铭文的墓砖，上面有一些死亡刑徒的信息，算是给了这些死者一个交代。张玉芳44：这个砖上写着“右部无任，乐安博昌”，“乐安博昌”是他家的地名。“永初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物故”，是说他的死亡日期，物故就是死的意思。王鲁湘：反正就是累死的吧。张玉芳：差不多。根据考古发掘推测，他们死后埋葬时，都是一排一排地被埋到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坑，正好把人装下去。王鲁湘：然后这个砖就压在他的尸身上头？张玉芳：一般都是在胸部或在侧面，等于是给死者留了一块石头作纪念。王鲁湘：可以说，汉魏故城主要的筑城劳动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刑徒。张玉芳：对，就跟现在差不多，相当于给政府白干。王鲁湘：从这些墓葬砖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啊。张玉芳：这是一种见证：第一，汉魏故城是劳动人民修建的；第二，当时的工程非常艰苦，那么多人修了那么多年，不停地修，才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东西。王鲁湘：汉魏故城确实是一座最伟大的东方之城，可是实际上是建在很多刑徒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所以有人说，古代充满了阶级斗争什么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玉芳：对，这就是阶级压迫的见证。当年发掘刑徒墓地时，正值“文革”前夕，于是这些累累白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控诉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典型罪证。此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和比对，人们逐渐了解到刑徒砖上铭文的含义。“左部”或“右部”是刑徒所属的管理机构，“无任”或“五任”是指刑徒是否掌握有技能，而其后的郡县名称则是刑徒来洛阳之前所属狱所的地名。此外，“髡钳”、“鬼薪”等4种名称均为刑徒所负的刑名，以髡钳最高，是五年刑。最后就是刑徒姓名和死亡日期。东汉太学熹平石经刘秀在位期间，除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城池宫殿，还在城南的洛河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学和被称为“三雍”的三座皇家礼制建筑，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久负盛名。时至今日，虽然洛河早已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部分遗址，但在汉魏洛阳故城之中，仍有一处名为太学的村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太学村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刻有经文的石碑残块，经确认，这些就是文献记载中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他们都曾立于太学之中，供天下学子观览临摹。王鲁湘：徐老师，太学里还有外国留学生，是吧？徐金星：有啊。太学规模大的时候，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到流沙。新疆那时候叫西域，也有学生到这里来，还有高丽的。王鲁湘：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学生？徐金星：书上记载说，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余人。王鲁湘：三万余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到一起也就是两万余人。徐金星：东汉太学的学生，超过世界上很多名牌大学。王鲁湘：那时候太学里头主要设置什么课程？徐金星：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经典，为政府培养儒家的治国人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全国文史方面的大家都集中在这，都在这学习或者在这当老师。像班固的父亲班彪就在这儿教书，培养了好多学生。王鲁湘：蔡邕呢？徐金星：蔡邕也跟太学有关系。当时各种经书的版本不一致，蔡邕他们几个人上书，把儒家的经本校勘、统一后就刻上石碑，立在太学的讲堂前。那个石碑就是蔡邕写的，蔡邕的书法相当好。王鲁湘：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吧，是熹平年间搞的，相当于国家颁布的标准版本。当时天下仕子都到这里来抄。徐金星：抄的人非常多。书上记载说，车马都把道路填塞了。有些人家专门为这些从外地来抄书、上学的学生提供食宿，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旅馆业。王鲁湘：就是由于抄石经，在这个太学的周围产生了一批第三产业。天文观测台东汉灵台遗址东汉时期，在太学的一旁，

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中文字幕在线观看色日本涩亚洲

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蒋记王朝第七章决裂

中东铁路

就在国民党内部一团糟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张大帅也干了一件“大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旋即将李大钊处死，先于蒋介石跟苏联撕破了脸。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蒋介石释放一种“善意”的信号：咱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不必互相为敌，从而缓解一下北伐军带给他的压力。至于蒋介石会不会领他这个情，后面再说。当然了，张作霖之所以决定跟苏联翻脸，主要是因为他本就讨厌俄国及其后来者苏联。张作霖年轻的时候，俄国人在东北杀了很多人，占了很多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对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除开个人感情，他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事还得从一条铁路讲起。以前讲李鸿章的时候提过，沙俄为控制东北，修筑了一条几乎贯通东北的铁路，即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此，俄国人借由这条铁路对东北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后来，众多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是必须的。在群众舆论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利用苏联政府急于解决外交困境的心理，成功与对方达成协议：中国收回铁路的主权，铁路经营权则由中苏共管。应该说北洋政府表现得还不错。可问题是，以俄国、苏俄、苏联一脉相承下来的霸道，苏联人岂会真心交出这条铁路？实际上，这条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控制，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由苏联工人和苏联铁路驻军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一直以来，苏联和日本没少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张作霖父子下绊子，如拒绝张作霖使用中东铁路运兵攻打冯玉祥等，让老张和小张十分郁闷。鉴于自己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只要苏联不触碰他的底线——推翻老张家在东北的家天下，张作霖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向是能忍则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往。因为苏联近期的动作越来越大，首都革命、反奉战争、北伐战争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身影，简直就是不推翻他誓不罢休，所以张作霖决定挥手告别当“孙子”的生涯，给苏联人一些“颜色”看看。张作霖虽然不敢向苏联发起战争，但杀个把人警告一下对方还是敢的，而他计划要杀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而且还是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党的中间代理人。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就是反奉的枢纽，杀他完全可以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这就是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参与苏联的谍报工作，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理由处死李大钊的根本原因。

分道北伐

张作霖跟苏联翻脸之际，南方国民政府的内讧也到达了顶峰。这是干掉国民党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见此良机，张作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可当张大帅环顾左右时，惊奇地发现，可用的大将实在是捉襟见肘。郭松龄被自己杀了，姜登选被郭松龄杀了，墙头草李景林被自己解聘了，“五虎将”如今只剩下张宗昌和韩麟春。虽然缺将，好在士兵很富余。一番调配之后，1927年5月，他兵分两路，全力南下消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军安徽、江苏一带，对付南京方向的北伐军。张学良和韩麟春率奉军主力南下河南，配合吴佩孚反攻武汉。其实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趁机进入河南，把吴佩孚的地盘给“和谐”了。可吴佩孚也不是傻子，他坚定地拒绝了张作霖的“好意”，但同时也表示，若张作霖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资金，他是很看好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和稳固发展的。这下轮到张作霖不干了，因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一旦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资金，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是张作霖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张作霖决定霸王硬上弓，强制“扶贫”。由此，张学良率十万奉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吴佩孚退往南阳。革命的对象张作霖都动手了，国民革命军岂能示弱。可问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南京都自称正统，互不相让。尤其是汪精卫，素来以正统自居，很是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他此时正打算出兵讨伐蒋介石呢，没想到被张作霖横插一杠，只好暂时放过对方。宁汉双方架是打不成了，但合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边都选择了单干——单独北伐。先说南京方面的北伐。蒋介石并没有理会张作霖之前的示好，毕竟大家都是玩政治的，这几招谁不会。他命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以第一、第七军为主力，分三路讨伐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三人干得漂亮，一路北上，在徐州击败孙传芳和张宗昌，取得“徐州大捷”，之后进军山东。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迫使蒋介石暂停北伐，撤回主力以保卫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一会再说。再看武汉方面的北伐。武汉方面的阵容很强大，一共四路大军。第一路，唐生智，主力为其嫡系部队。第二路，张发奎，主力为“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十一军，以及一支在北伐中表现还不错的湘军部队——独立十五师，师长是一名叫做贺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第三路，投降过来的军阀部队。第四路，冯玉祥，主力为其麾下的西北军（国民军）。前三路归唐生智统一指挥，他和冯玉祥刚好一南一北，南北夹击河南的吴佩孚和张学良的奉军。前期战事波澜不惊，北伐军势如破竹，齐齐奔向奉军的前敌总指挥韩麟春早就预订好的决战地点：临颍一带（今河南漯河附近区域），他已经在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这里地势平坦，特别适合奉军的王牌——坦克部队（拥有近二十辆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坦克）和炮兵部队作战。这里有强大的兵力，奉军七万主力全部在这里。这里已经建好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生死成败就在此一战！韩麟春有了战死的思想准备，但北伐军的指挥官唐生智却不想死，面对兵力强大、装备占优的强敌，他唯恐自己的身家遭受损失，于是改令张发奎率军顶上，把自己的部队撤了下来。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唐生智这么干是为了让“铁四军”里的共产党人去送死，是反共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习惯而已——便宜由他占，送死别人去。可以预料，这绝对是一场恶战。但谁也不会料到，开战的第二天，在攻打临颍城的战斗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陨落了。他就是时任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的“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当时他身先士卒，策马冲锋，连续三次身受重创仍不下战场，三仆三起，坚持指挥攻城，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志未酬！“黄埔第一人”居然以如此仓促的方式悲壮地离去，以他的大才，本来应该有更宽阔的舞台等他去泼墨挥洒！东南百战斗犹艰，剑气升腾武胜关。千古悲风临颍路，中原忍见将星残。不亦悲乎！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足迹前进！历经三天血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了高达数千人的伤亡，攻克临颍，击毙奉军万余，奉军主力被击溃。6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胜利会师。吴佩孚成了潜逃的光杆司令，从此开始打酱油。张学良率残部逃向黄河以北。随后，集势利眼与墙头草的精华于一身的阎老西儿，眼见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完蛋，也就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开始落井下石，痛揍落水狗张作霖。就在这时，武汉政府后院起火了，而且还是两把大火，唐生智被迫收兵回师。

“马日事变”

先来看第一把大火。这把火是在湖南长沙烧起来的，点火的人是唐生智的手下何键。何键本是唐生智第八军里的师长，后来成为扩编三十五军军长，属于武汉方面北伐军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清党后不久，原本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转而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开展工农运动。汪精卫本人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前面讲过，农会运动比较过激，打倒“土豪劣绅”是主要的活动。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大都是学历不错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来自“土豪劣绅”家庭——毕竟一般工农家庭很难有支撑孩子读书求学的经济实力，更别提贫农家庭。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出身于富农和地主。当这些军人得知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乃至于处决时，自然义愤填膺：我舍生忘死为革命，你们却在背后革我的命，这算什么事？！何军长的老爸也是属于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一族。何军长的父亲先被抄家，后又被绑游街。1927年5月21日，何键指使手下许克祥于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死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此事史称“马日事变”。由此，共产党人在长沙的活动变得尤为艰难。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何键所杀。但奇怪的是，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受汪精卫管辖，而汪精卫当前并未和共产党反目，何键和许克祥的大老板唐生智的立场也十分明显：拥汪反蒋，那么何键和许克祥为何要擅自行动？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属于造反吗？公正地讲，何键和许克祥的智商并不低，算是正常人。但以何键老爹受欺负的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做出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事情吧？答案很简单，有人在背后推动。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新老板蒋介石。证据相当明显，兵变当日，许克祥宣布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在原大老板唐生智的攻击到来之前，率兵投奔南京。至于何键，此后一直颇受蒋介石的重用，是其麾下“反共”的急先锋。“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但是，“利益才是硬道理”。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损害到了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利益，导致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对联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心，导致国民党内“反共

剩下的啤酒倒在西尼卡的手上。“唔，”西尼卡对她朋友说，“这儿烧得慌。”她举起双手挥舞着。“我想我弄错了，”吉恩说，“我以为你是我在伍德劳恩认识的一个人呢。”西尼卡笑了。“没关系。谁都会出错的。”那朋友说：“现在好了，瞧。”西尼卡和吉恩相互看着。她的手干净了，没有血了。只有几条也许会留下伤疤的口子。“棒极了！”“咱们走吧。”“好的，再见。”“吉恩！”“再见。”杰克脚踩着油门，眼望着后视镜，说：“那是谁啊？”“一个我以为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当时我住在伍德劳恩的那些公寓里。那儿有贫民区。”“什么贫民区？”“在伍德劳恩。”“在伍德劳恩从来没有什么贫民区。”杰克说，“那是毕肯。现在也拆了，不过从来不在伍德劳恩。毕肯才是那地方。紧挨着游戏场。”“你有把握吗？”“当然有把握。你弄错了，丫头。”在大海的宁静中，一个像炭一般黑的女人在歌唱。她身边是个年龄比她小的女人，把头枕在唱歌女人的膝头上。伤残的手指捋过茶褐色的头发。所有海贝的色彩——小麦色、玫瑰色、珍珠色——全都融进了那年龄小些的女人的面孔里。她祖母绿的眼睛仰慕着镶在碧蓝中的黑面孔。在她们周围的海滩上，海中的废物泛着亮光。在一只破凉鞋的附近，丢弃的瓶盖闪烁着。一台没电的小型收音机和平静的海浪嬉戏着。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派达德的歌唱出的这种安慰，尽管歌词激起的回忆是谁都不曾有过的：在别人的陪伴下走向年老；吃着刚出炉冒着热气的面包，分享着谈话；为了驻守在家而回家的鲜明喜悦——为了开始的爱而回归的轻松。当大海汹涌着将一浪又一浪的海水送上岸时，派达德看着到底来了什么。或许是另一艘船，但是不同的船，正在驶向港湾；船员和乘客，罹难的和获救的，都颤抖着，因为他们都有一段时间郁闷不乐。如今他们要歇息一下再去肩负他们生来就要去做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里，在天堂中。任性而为或许李漼当上皇帝实在太过容易，或许是他曾经得不到父皇的宠爱，所以当上皇帝伊始，他便有一种小鸟挣脱牢笼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后，国家的一切对于李漼而言便不再重要，由于失去制约，李漼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嬉戏游乐，进而开始懈怠政事。据史料记载，李漼当时主要沉溺音乐和宴游，每个月要在宫内设宴十几次，席间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通宵达旦地观看优伶演出而不知疲倦。殿前供奉乐工常有五百人，李漼每次看完演出兴之所至，便随手赏赐乐人优伶动辄上千贯钱。长安附近风景名胜中的行宫，是李漼经常光顾的地方。例如长安附近的曲江池，自从玄宗李隆基时期以来，上百年间是李唐皇族首选的游乐之地。曲江池更是李漼的最爱，而且一旦想去曲江池，李漼说走就走，相关部门只好随时在行宫内做好音乐、饮食和住宿的一系列准备，进而恭候李漼的随时出现，搞得其他皇族成员也在府邸随时准备好鞍马以便陪同出行。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每次出行，皇族成员、相关部门人员以及神策军等十多万人陪同（“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钱财耗费无数（“所费不可胜数”）。对于一个帝王而言，喜欢宴游娱乐倒是无可厚非，即使是李世民、李隆基、李纯等开明之君也没有丢掉宴游娱乐活动的传统，但他们对于帝国的政事还是没有荒废。反观李漼对于政务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程度，例如从咸通四年（863年）处理张议潮建议收复凉州的事宜中，就可以看出李漼一朝是多么昏庸。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就抽调驻守河西、陇右的精锐边军到中原地区平定叛乱，吐蕃趁唐朝边防空虚之机，出兵攻占了河西走廊地区。直到沙州人张议潮在大中二年（848年）率领当地人起义，赶走吐蕃人，成功收复了沙州和瓜州（今甘肃安西）。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张议潮又先后收复伊州（今新疆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廓州（今青海贵德）、兰州（今甘肃兰州）、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八州大片土地。为此，李忱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辖河西地区。李漼即位后，张议潮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绝对安全，决定继续收复失地，准备向凉州进军。张议潮将自己准备收复凉州的计划上报朝廷，希望朝廷能够出兵协助自己，但李漼对于此事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依然过着宴游无度的荒淫生活。为此，左拾遗刘蜕上疏劝谏，认为吐蕃已侵占凉州很长时间，如今张议潮主动提出收复凉州，皇帝陛下不应该不闻不问，这样会严重挫伤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的积极性，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立即下诏肯定张议潮为国尽忠的壮举，并立刻发兵增援张议潮。应该说，张议潮在收复八州之地后，对于收复凉州可谓志在必得，但由于长年驻守边境，也使得他对于朝廷局势的变化知晓甚少。宣宗李忱曾经对他的全力支持，使得他本能地认为新皇帝李漼一定会继承先皇的做法。可是收复凉州的计划递上去后久久没有回音，张议潮敏锐地意识到，新皇帝李漼和先皇李忱是完全不同的人。就在张议潮计划收复凉州的奏疏上报朝廷十天后，李漼突然做了一件唐朝历代皇帝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参拜历代先皇的陵墓，美其名曰“历拜十六陵”。事实上，唐朝历代皇帝的陵墓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全都参拜过来至少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谁都知道李漼是借着拜陵的名义，再一次大搞旅游项目，但人家名义是祭拜历代先皇，所以朝臣们也都不好说什么，于是只得勉强随行。当张议潮得知皇帝李漼全然不理自己的建议时，他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由衷地发出了“国势日衰”的哀叹。不过张议潮始终没有忘记先皇李忱对自己的恩德，所以他怀着报答朝廷的心理，依然决定兴兵收复凉州。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张议潮带领蕃汉联军七千人，经过一番血战，成功收复凉州，而后又在咸通七年（866年）六月成功收复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所以河西地区的人不断歌颂张议潮的功绩，今天在流传下来的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中，有着称赞张议潮的诗句：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不过，当时张议潮虽然为朝廷收复众多失地，但由于皇帝李漼对国事的日渐懈怠，对于张议潮的功绩，朝廷内竟然没有人为他申理，幸好张议潮治下的沙州之地在当时算是个独立王国，张议潮并不在乎朝廷如何对待自己。可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已经看出，李漼在位时期对于政事已经到了日渐荒废的地步。置国家主权不顾是李漼荒废朝政的一个典型标志，事实上在朝廷内部，由于李漼的懈怠，导致宣宗李忱吏治清明的局面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其标志就是滥施官赏。例如在对待令狐绹之子令狐滈的入仕与升迁问题上，李漼就表现得十分随意。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李漼即位之后，就将令狐绹罢相改任河中节度使。令狐绹辅任宣宗李忱十年，既无突出政绩，又没有拥立李漼之功，所以被罢相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他被罢相的导火索还是源于其令狐滈，由于令狐绹教子无方，导致令狐滈一方面仰仗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仰仗与驸马郑颢是姻亲，长期“骄纵不法，货贿盈门”，使得朝臣对其颇为不满，但因为令狐绹权势炙手可热，所以谁都不敢摸令狐滈的老虎屁股。当时令狐滈不仅贪污腐化，而且利用父亲的身份地位，随意插手科举考试的录取、官员任免诸多事宜，以至于众人称他为“布衣行公相之权”，谓曰“白衣宰相”。等到李漼即位后，很多官员看到弹劾令狐绹的机会已经到来，纷纷上疏揭发令狐滈招权纳贿之事，最终导致令狐绹被罢相。但是令狐绹溺爱儿子的本性依旧不改，到任河中后立即上疏以儿子令狐滈“避贤罢举”为理由，要求让儿子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进而正式取得入仕资格。按照唐朝的科举考试规定，参加科举考试者首先必须要经过州县或国子学的推荐，而且相关部门上报应试者名单的截至时间是在当年十月，称为“解碟尽十月”。而令狐绹被罢相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因此令狐滈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解碟，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李漼认为已经罢免了令狐绹的宰相之位，如果再拒绝其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请求，显得不近人情，于是“屈朝廷取士法为滈家事”，特意下了一道敕文加以批准同意令狐绹的请求，从而为其开启了科举入仕的门户。李漼在敕文中宣称令狐滈虽然参加了科举考试，但考试过程一定要严肃公平。然而，在转年的科举考试中，主持考试的是曾经受令狐绹推荐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裴坦。裴坦对于令狐绹当然怀有感激之情，因此毫不犹豫地录取了令狐滈，同时还包括前户部尚书郑瀚的孙子、前宰相裴休的儿子、前宰相魏扶的儿子等人。当时谏议大夫崔瑄上疏弹劾裴坦，认为这是典型的徇私舞弊行为，希望皇帝陛下要求御史台严肃查处此事。但李漼并不为所动，这件“皆取名臣之子”的科举考试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咸通四年（863年）十月，李漼诏令擢升令狐滈为左拾遗。左拾遗这个官职虽然品阶不高，只有八品，但因为在皇帝身边负有谏诤的重任，所以是个职责重大的官职。但是，纵观令狐滈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位。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分别上疏表示反对，认为令狐滈是“无解及第”，所以不应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两个人似乎忘了令狐滈参加科举考试是皇帝李漼亲笔点名批准的，说令狐滈是“无解及第”，在皇帝李漼看来，这等于是在变相讽刺自己。所以刘蜕、张云的结局可想而知，李漼一道诏书将他们贬出京城。通过李漼毫无章法的任命和升迁官员，可以看出，宣宗李忱的“大中暂治”的局面正在一点点地被李漼无情地毁坏，而且从个性角度来看，李漼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到了放纵至极的地步，靡财好色甚至是滥杀无辜。骄奢残暴李漼宴游无度所带来的一大弊害就是浪费国家的大量钱财，在自己的女儿同昌公主的出嫁、丧葬问题上，因为李漼过度地靡费钱物，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最终导致李漼大开杀戒，为他的皇帝生涯再次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昌公主是李漼的宠妃郭氏所生，当时备受李漼的宠爱。同昌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后，李漼挑选了出身进士世家的韦保衡作为女婿，并让他们在咸通十年（869年）正月完婚。同昌公主出嫁之日，皇帝李漼倾尽宫中珍宝作为陪嫁，并在广化门赐宅一座，窗户都用各种珍宝加以装饰，用水晶、玳瑁等材料造床，饰以金龟银鹿。用五色玉雕琢成器皿什物，并赐给金麦银粟数斗。卧房内用珍珠连缀而成的连珠帐，紫色花纹玳瑁花斑的却寒帘，有以七种宝物装饰成鹧鸪花纹的鹧鸪枕，翠羽装饰的翡翠匣，还有上面绣着三千鸳鸯以及奇花异叶的神丝绣被。除此之外，在李漼赐给同昌公主所有的陪嫁之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瑟瑟幕和纹布巾。瑟瑟幕是指颜色如瑟瑟，宽三尺，长一百尺，轻巧虚薄防雨布。将瑟瑟幕向着天空全部打开，上面纹路舒朗，很像碧丝从中连接，即使天降暴雨也不会沾湿。纹布巾洁白如雪，光软绝伦，即使用上几十年也不会沾上尘土。这两件珍品都是波斯商人进贡朝廷的，李漼将两件珍品赐给同昌公主作为嫁妆，可见对这个爱女的宠爱之情。不幸的是，次年同昌公主暴病而亡。李漼为此哀痛不已，突然间失去爱女的打击让他顿时失去应有的理智，将罪过迁怒于翰林医官韩宗召和康仲殷二人，不仅杖杀韩、康二人，而且将其两家宗族百余人尽皆下狱，进而招致朝官们的非议。时任宰相刘瞻鉴于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指使谏官上疏劝谏。但谏官们全都害怕被治罪，结果无人响应，刘瞻无奈之下只得亲自上疏劝谏，说同昌公主死得过于突然，医官们来不及反应，所以不是医治不及时所致。而且他为韩、康二人辩护，说他们因为医术高明备受人们称赞，两个人也想在为同昌公主治病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医术进而证明自己，无奈实在是无力回天。他在奏疏的最后说皇帝李漼崇信佛教，应该以慈悲为怀，立即释放韩、康二人的族人。刘瞻将奏疏递上去，回馈给他的却是一封罢相外贬的诏书。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郑文在起草罢免刘瞻的诏令时，有表述刘瞻“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的不置私产，为政清廉的句子。当时另一名宰相路岩纳赂受贿，看后觉得郑文是在指桑骂槐，心中颇为不快，当即向皇帝李漼进言，说郑文是故意褒奖刘瞻。李漼得知后果然大怒，责骂郑文是“过为美词”，最终将郑文贬到距离长安五千五百里的梧州（今广西梧州）担任刺史。因刘瞻罢相事件被牵连的还有京兆尹温璋，温璋是一个比较精明强干的官员，在担任京兆尹之前曾任武宁节度使。当时徐州军中有号称“银刀军”的骄悍士卒横行不法，温璋到任后为政严明，所以被那些骄悍的士兵所不容。他们竞相排挤温璋，而且皇帝李漼对藩镇历来姑息，为了息事宁人，便将温璋调任。担任京兆尹后，温璋依旧严于执法，这样一个难得的尽职尽责的官员却因为在劝谏李漼的奏疏中同样因为过分为刘瞻辩护，而被贬为振州（今广东崖县）司马。贬书下达的当天晚上，温璋发出了“生不逢时，死何足异惜”的无奈叹息，于当夜在自己的府邸中自杀身亡。温璋之死在朝野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为帝国失去如此精明强干的官员而惋惜，也有很多人因为温璋之死而颇为怀念宣宗李忱在位时的清明政治。但是温璋的杀身成仁并没有唤起李漼的悔悟，相反余怒未息的李漼继续扩大打击力度，又以“与刘瞻亲善”的罪名，将御史大夫孙瑝、右谏议大夫杨知至和高湘、礼部郎中魏筜、朝议大夫张颜、崔颜融等人悉数贬到岭南地区。咸通十年（869年）九月，驸马韦保衡又联合宰相路岩诬陷刘瞻与医官同谋，误投毒药以致同昌公主死亡，后世的元朝史学家吴三省在读到《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述时，批注说：既然是同谋，就不可能是误投。但就是如此蹩脚的诬陷手法，李漼竟然深信不疑，下诏贬黜刘瞻为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咸通十二年（871年）正月，李漼下令安葬同昌公主，场面甚是浩大。据《旧唐书?懿宗传》记载：（李）诏百僚为挽歌词，仍令韦保衡自撰神道碑。《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百官内司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出殡之日，李漼和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亲临长安外郭城西的延兴门哭送，葬礼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依旧是《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李）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开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馨。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安葬同昌公主是李漼在位时期浪费钱财的标志性事件，同样同昌公主之死，导致李漼大开杀戒，宰相刘瞻也因为此事被贬，也使得这件事成为一起政治事件。而事实上李漼即位之初，曾在《即位大赦文》中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表示今后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进谏直言，即使是没有官职的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投匦的方式进谏，自己一定会认真阅读。但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始终是拒谏饰非，而且经常对进谏者滥施刑罚。如前所说，李漼即位伊始，就将令狐绹罢相，取而代之的是宰相白敏中。但是白敏中刚刚接任，就因为入朝时不小心从台阶上栽倒摔伤了腰，连续四个月无法理政，并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可是由于李漼对政事懈怠，看到白敏中挂名宰相而不能理政也不着急，但不予批准，因此遭到右补阙王谱的强烈反对。王谱上疏劝谏李漼，认为皇帝如果失去宰相，犹如身体失去臂膀。况且李漼是新君即位，担任宰相的人必须时刻听从皇帝的召唤，甚至不离皇帝左右。而白敏中的身体状况显然

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

士在鹿头关下布阵挑战，并在阵后埋下伏兵。结果郑、张二将倾全关之兵出战，高仁厚佯装败退，郑君雄等追击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于当夜逃到梓州，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又为高仁厚增兵三千，让其继续围攻梓州。在高仁厚的努力下，于六月间攻破梓州。杨师立战败身死，郑君雄等人持其首级出城投降，高仁厚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但是陈敬瑄只不过是利用高仁厚诛灭异己而已，并不是真心想加以重用。光启二年（886年）三月，陈敬瑄出于疑惧心理，将高仁厚骗杀，改任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由于陈敬瑄专擅西川地区，实际上并不受朝廷的指挥，所以田令孜看到众怒难犯时，才会自封三川都监，躲入陈敬瑄的府邸以求庇护。后来当皇帝李儇下诏剥夺田令孜的官爵，将他流放端州时，田令孜以陈敬瑄为依托，迟迟不肯前往流放地点，皇帝李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当巴蜀地区战乱不断时，已经出任利州刺史的王建始终是静观其变。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其骁勇善战，多次想召王建到梁州，而王建知其不怀好意始终不肯应召。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王建手下一个叫周庠的官吏建议王建，说唐朝的国运就要结束，如今藩镇虽然互相征战不断，但都是无雄才大略之辈。不过王建是个例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士卒爱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而利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难以长治久安，阆州（今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其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田令孜的心腹始终不听朝廷指挥，不如趁田令孜现在失势之际，兴兵加以讨伐，相信一战可以成功。王建最终采纳了周庠的建议，领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进攻阆州，赶走杨茂实后自称阆州防御使，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经与王建一起在神策军共过事，知道王建骁勇善战，心中颇为忌惮，因此一再派使者前去修好，并不断供应军粮。王建鉴于自己羽毛未丰，暂时也愿意与顾彦朗相安无事，所以接受了顾彦朗的示好，在阆州休养生息静观天下之变。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陈敬瑄看到顾彦朗与王建关系友善，担心两人联合对付自己，便与田令孜商议对策。田令孜认为王建是自己的义子，只是因为不被杨守亮所容，才去攻占阆州，自己只要修书一封，就可以将其招至陈敬瑄麾下。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可以向田令孜和陈敬瑄讨要较大州的刺史之职，于是便把家属送到梓州托付给顾彦朗，自己则带领两千精兵西行准备进入成都。不过当王建走到鹿头关时，有人建议陈敬瑄，认为王建如狼似虎，不应该将这个祸头引到成都，于是陈敬瑄便产生后悔之情，急忙派人前去阻止王建入关，并派兵增强守备。王建得知陈敬瑄反悔后，顿时勃然大怒，领兵强行破关而入，并在绵竹击败前来阻击的汉州刺史张顼，攻占汉州后又成功攻占德阳，而顾彦朗这边也派其弟顾彦晖发兵助王建进攻成都。但是因为成都守备十分严密，王建接连攻打三天不下，于是便退守汉州以图再进。关于王建在蜀中称霸的事情，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当时各地在藩镇们的互相攻伐下，全国动乱不已，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对此无能为力，而此时由于皇帝李儇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皇位更替局面。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七日，经过长期流亡和经历诸多藩镇轮番折磨的皇帝李儇生了一场大病。或许他自知病情不妙，到了二月十四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便踏上归途，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次日李儇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文德”，希望通过此举能够使自己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大赦、改元之类的文字游戏既不能挽救已经走向衰亡之势的帝国，同时也驱除不了始终纠缠李儇的病魔。三月五日，李儇病情忽然恶化，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地告知朝臣们准备后事。不过，李儇嬉戏一生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岁较大，而且最为贤明，有意拥立其为帝，但是遭到宦官杨复恭的反对。当时杨复恭矫诏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并让右军中尉刘季述率领神策军将李杰从十六王宅迎接到少阳院，接受百官的朝见。次日皇帝李儇驾崩，李杰在杨复恭等人的拥立下成登基，并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十月三日，皇帝李儇被安葬在奉天县东北十里处的靖陵，庙号“僖宗”。这个庙号倒是很符合他生前的作为，不过在他身后的大唐帝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留给他弟弟皇帝李晔的是一个“如线之仅存”的局面。第七章重振唐威重修政策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讨伐西蜀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招降。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

们不听父母的话，这连想都不会想一下。”“别绕弯子，太太。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奥莱莉娅拒绝玩下去了，她不会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你有将事情的后果向她展示吗？难道你没有告诉她，她的处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而你的处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一旦巴托罗缪收养了他姐姐康司坦扎女士的儿子，并且让康斯坦扎女士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我什么都说了。”“但是理由是什么？即使对于一个女人，她每做一件事也都是有理由的。”“她现在相信，因为上帝在关键的时候出手干预了事情的发展，她才没有犯下那个该死的罪孽。”“罪孽？”马基雅维里吼了起来。在激动之中，他忘记了他们现在谈话的场所是个神圣的殿堂，而这个殿堂是要求人们持有基本礼节的。“不要对我发火，尼科洛大人。让一个母亲去说服自己的女儿做违背她良心的事，是不合适的。”“太太，别怪我粗鲁，你这是在胡说八道。你是一个有经验的女人，而她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你的职责是向她指出，当面临两件坏事，而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件的话，不仅理智，就连上天也会让我们选择一件危害性小一些的坏事，有哪个理智健全的人会拒绝犯下一桩小小的罪过，一桩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快乐，并且最终带来一大善事的罪过？”“这没有用，大人。我了解我的女儿，她倔得像一头骡子。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希望我转告你，为了纪念你对她表示的兴趣，她会保管和珍视你给她的精致的手套和围巾，但她以后不会再接受更多的礼物，也希望你不要再送了。她另外也希望，从今往后，你不要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恳求与她见面了。在我这方面，我将会永远充满感激地记住你的善意，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弥补你所经历的折磨。”她停顿了一会儿，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对你这样一位睿智和见过世面的人而言，我没有必要提醒你女人是善变和不确定的。如果男人抓住了时机，即使一个谨慎的人也会接受情人的拥抱，但是如果他错过了时机，即使是一个荡妇也会拒绝他。我要告辞了，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卡特琳娜朝马基雅维里施了一个屈膝礼。凭着自己的洞察力，一位旁观者也许能看出这其中的嘲讽、不满或在这种情形下尚未缺失的起码礼节。行过礼后，卡特琳娜就走了。马基雅维里实在是越发不明白了。第二十六章尽管他在接下去的一个月当中又做了不少努力，等到他再次见到奥莱莉娅的时候，那已经是他快要离开伊莫拉的时候了。幸运的是，他的工作让他一直很忙，无暇去为这件令人失望的事而烦恼。据报，叛乱的首领们彼此间争执不休，不过到了最后，大家全部签署了那份阿加皮托给马基雅维里看过的文件，除了佩鲁贾的巴利昂尼。巴利昂尼告诉其他的那些人，他们全是一帮傻瓜和受了欺骗的人。当他发现余下的人决意不计代价和公爵讲和时，他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出了那座教堂。公爵指定帕格洛·渥西尼为厄比诺的总督，厄比诺根据协议的规定又归还给了公爵，为了奖励渥西尼说服其他首领签署协议，公爵又赏了他五千杜卡特金币。维泰洛佐写了一封谦卑的信，在信中他请求公爵原谅他过去的行为。“这个叛徒过去在我们的背后捅了刀子，”阿加皮托说，“现在他以为说一些好话就可以一笔勾销了。”但是公爵看上去挺受用。看上去他已经打算让不愉快的往事过去，重新赋予那些悔过的首领们以信任。他的可亲的态度在马基雅维里眼中显得颇为可疑。于是他写信给佛罗伦萨执政团，信中说，要猜测公爵内心想的是什么是极其困难的，而要准确地去了解，那简直就不可能。现在他有大批部队在他的支配之下，很明显他也会使用他们。有谣言流传，他正在准备离开伊莫拉，然而他究竟是准备南下讨伐那不勒斯王国，还是北上攻打威尼斯，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让马基雅维里担心的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从比萨赶来，向公爵奉献他们的城市，佛罗伦萨花费了不少时间、金钱和士兵的生命去企图夺回这个城市，因为拥有这个城市对于佛罗伦萨来说有着重要的商业上的必要性，而一旦为公爵所占有，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上看，都是危险的。卢卡就在附近，公爵提起这个城市时，谈论的方式让马基雅维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卢卡是一个富裕的城市，一个让贪婪之辈垂涎欲滴的地方。如果他先占有了比萨，之后再据有卢卡，佛罗伦萨就危如累卵了。在一次和马基雅维里的会面中，公爵又一次地提到了和佛罗伦萨签订军事雇佣协定的事，马基雅维里又一次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可怜兮兮的使节，吃力地向公爵解释执政团方面不肯授予公爵指挥权的犹豫，总的目的是想将事情说明白，但又不想让公爵感到受了冒犯。总的来说，事情很简单明了，他们不想让自身处于这儿一个不受约束的，他们有理由不信任的人的控制之下。公爵很平静地听着马基雅维里的解释。很明显，不管他那颗英俊的脑袋中转的是什么念头，除了发出一些隐隐约约的威胁之外，他还不准备对佛罗伦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满足自己的要求。在结束会见的时候，公爵告诉马基雅维里，他的部队要开拔到塞斯纳，一旦到了那里，他会做接下去他应该做的事。十二月十日公爵带着他的部队向福力开拔，两天后抵达了塞斯纳，马基雅维里作了必要的安排去跟随公爵进发。他派了皮埃罗和其中一个仆人先走一步，去目的地找到住处。然后他向几个在这段驻节伊莫拉的时间中给予帮助的人致谢和道别。这时的伊莫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因为公爵庞大的宫廷和其他那些攀龙附凤的人全跟着公爵走了。最后他去向巴托罗缪告辞。巴托罗缪正好在家中，见到马基雅维里之后把他带到了书房。胖子以他那常有的爽朗热情接待了马基雅维里，他已经听说了马基雅维里即将离开伊莫拉，于是他用最美好的辞令表达了他的遗憾之情。他表示说，他是多么地享受与马基雅维里这么一位杰出的使者交往，又是多么地遗憾于，从今往后，他再也不能和后者时不时地下上一盘棋，也不能伴着他所能提供的薄馔，演奏音乐来娱乐他和他的家人了。马基雅维里，在他这一边也表达了一些适当的敬谢之意，然后，带着几分尴尬，马基雅维里提到了他心上的那些事。“我说，我的朋友，我来这里不仅是要感谢你所有的支持和善意，也是为了向你拜托一件事情。”“你只管说就行了。”马基雅维里苦笑了一下。“我欠你二十五个杜卡特金币。我现在没有现钱可以还你，我不得不请求你再等上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二十五个杜卡特不是一个小数目。”“慢慢来，不着急。如果你不方便归还的话，那又有什么必要归还呢？把它看成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吧，别把它看成是借款。”“你没有理由要送我这份礼物。我也不会允许我自己去接受来自于你的这件礼物。”巴托罗缪将身子靠在椅子里面，发出了一阵响彻厅堂的大笑。“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过猜疑？这不是我的钱。我们可敬的公爵了解到，随着物价的上涨，而你又有不少工作上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他估计你手头会有些拮据。大家都知道佛罗伦萨执政团很小气。我收到公爵司库的指示，如果你需要钱，我可以相应提供，如果你问我要了两百杜卡特，而不是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也会一样给你的。”马基雅维里脸色变白了，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如果知道钱是公爵给的，说什么我也不会收那些钱。”“公爵了解你的操守和谨慎，也钦佩你的公正无私，所以他让我来完成这件事，他很钦佩你的机敏和警惕。我辜负了他的信任。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将这件事就这样隐瞒下去，以至于你不知道公爵对你有这么一个慷慨和无私的姿态。”马基雅维里克制住了那些已经涌到他喉头的脏话。他一点也不相信公爵的慷慨，也根本不相信他会无私。他以为凭着二十五个杜卡特就可以买来他的善意吗？马基雅维里的薄嘴唇紧闭着，于是他的嘴看上去只是一条线而已。“你很惊讶吗？”巴托罗缪笑着问道。“公爵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他是一个伟人。我们这些有幸能为他效劳的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为后世所铭记。”“我亲爱的巴托罗缪，”马基雅维里说道，“伟人们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并不是由于他们建立了什么丰功伟业，而是因为那些文人们用来记述他们那些丰功伟业的美妙的文字。如果修昔底德没有通过伯里克利的口舌写下那些个著名的演讲，伯里克利在历史上也只会是一个名字而已。”说到这里，马基雅维里站了起来。“你不能不见一下我们家的女人们就走。如果不能向你告别，她们会很难过的。”马基雅维里跟着他进了客厅。他觉得喉头有什么东西似的堵得厉害，他觉得自己的心跳也加快了。妇人们没有预料到会有客人来，所以只是穿着平常的服装而已。看到马基雅维里时，她们被吓了一跳，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太高兴。她们站起身来，行了一下屈膝礼。巴托罗缪告诉她们马基雅维里正准备启程前往塞斯纳。“你走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卡特琳娜失声喊了一句。因为马基雅维里确信她们没有他一样能过得很好，所以他只是勉强地苦笑了一下。“尼科洛大人要离开伊莫拉这个枯燥无味，没有什么可供旅行者消遣的地方，心里一定是高兴的。”奥莱莉娅说道。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就听出了她说话口吻中的恶毒意味。她说完就继续去绣她手中的那件花色颇为精致的衬衫了。那件衬衫的料子还是他从佛罗伦萨给买的。“我不知道我应更钦佩你哪项品德，奥莱莉娅夫人，”他答复道，“你的耐心还是你的勤劳。”“人们说人如果闲下来，魔鬼就会给他们找活干。”她回答说。“有的时候，魔鬼给人找的活也可以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危险。”“那就更有魅力了。”“但是审慎是勇敢的一个重要部分。”马基雅维里不是很喜欢别人在辩论中占他的上风，所以他一边笑着，一边用挖苦的口吻反驳。“人们说，谚语是大众的智慧结晶，但是大众往往是站在错误的那一边。”奥莱莉娅今天状态并不好，近来天气不好的时间长了一些，她有些日子没有染发了，头发的根部露出了黑色。旁人一眼就能看出，她今天早上的梳妆打扮很草率，她施的脂粉并没有将她的橄榄色皮肤盖住。“这个女人到了四十的时候，她不会比她的老娘有更多的吸引力。”马基雅维里心里嘀咕道。稍坐片刻之后，马基雅维里起身告辞。他很高兴他又见到了奥莱莉娅。他还是垂涎于她的，不过他的欲望不像以往那样时常涌动，令人躁动不安了。他不是那种在晚餐的时候，没能吃到他期待的肥鹌鹑，就不吃放在他前面的猪肘子的人，当他看到奥莱莉娅追不到手时，他就和一些通过巴伯里娜介绍认识的年轻又不太昂贵的女人苟且了几回，以此消消他的欲火。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奥莱莉娅这件事上，他遭罪的原因是，一方面他的欲望没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他的虚荣心受了挫折。他最后下结论，觉得奥莱莉娅是个愚蠢的女人，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的话，她不会因为马基雅维里让她等了三个小时就上床睡了；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也不会认为和他上床是一件罪孽，要这么认为至少也要到完事以后。如果她和他一样见多识广的话，她就会了解，不是那些令你投降缴械的诱惑会令你后悔，而是那些你成功地抵制了的诱惑会使你感到懊悔。“好吧，巴托罗缪一旦收养了自己的侄子们，就活该这个女人去消受了。”马基雅维里心里说道。“她想起自己是个傻瓜时，她就会后悔了。”第二十七章两天以后他来到了塞斯纳。公爵的炮兵正在接近这座城市。他的部队兵强马壮，另外他手上也有不少钱。很明显有什么事情正在计划之中，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尽管坊间有着各种忙碌的活动，在空气中却有着那种地震来临前的死一般的静寂。因而人们都坐立不安，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人们脚下的大地开始颤抖，房子也震动起来，抖动的响声震撼着人们的耳膜。马基雅维里两次求见公爵。公爵谢了他所表示的礼节，但是捎口信说，如果他需要见马基雅维里的话，他会召见他的。马基雅维里也不能从公爵的幕僚那里获得任何消息。他们重复着说，在准备好行动之前，公爵是不会透露他的想法的，而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则又是取决于形势的需要。很明显，他们对于公爵的计划就如同任何其他人一样蒙在鼓里。马基雅维里病了，浑身疼痛，身上的钱也都花光了。他写信给佛罗伦萨执政团，请求将他召回，派遣一位新的大使，并授予其更大的权限。新大使的权限要能够超过执政团所愿意赋予马基雅维里的授权。马基雅维里到了塞斯纳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晨他正在通向公爵所住的王宫的路上，他发现所有的法国将领都在那里。他们都十分地愤怒和激动。看来他们突然接到了命令，公爵要他们在两天之内撤军回法国。他们对于这项突然的解聘非常愤怒。马基雅维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公爵为什么要走这步棋。他在公爵内廷的朋友们向他透露，公爵无法再容忍这些法国人了。他们所带来的麻烦要远远超过他们的价值。但是将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武装力量打发走，而剩下来的部队将无法与那些雇佣军将领手下的部队相抗衡，又看上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且渥西尼、维泰洛佐、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等人的部队，不久前刚刚叛离了公爵，只是最近才不情愿地归顺了公爵，所以公爵对他们肯定是不会太信任的。有没有可能公爵目前信心大涨，以至于要向法国国王显示，他可以不需要他的帮助呢？法国部队走后没几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对于马基雅维里这样一位研究人性和政治的学者而言，是饶有兴味的。拉米洛·德·罗尔卡被召到了塞斯纳，此人一直对公爵忠心耿耿，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和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担任罗马尼阿的总督有一些时间了。但是他的残忍和奸诈招致了人们的仇恨和恐惧。最后，当人们无法再容忍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派了代表到公爵面前陈情告状。于是当拉米洛赶到的时候，他遭到逮捕，被投入了大牢。圣诞节那天早晨皮埃罗将马基雅维里早早地叫醒了。“快去广场，大人，你会见到一幅值得看的场景，”他说道。他年轻的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出了什么事？”“我不会告诉你。广场上有许多人，每个人都很震惊。”马基雅维里没用多久就穿好了衣服。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雪，清晨天气很是阴冷。在广场之上，雪地上铺了一条席子，上面放着拉米洛·德·罗尔卡那被砍了脑袋的尸体。尸体穿得很正式，挂满了各种勋章，绶带和其他装饰物。双手还戴着手套。不远处竖着一根柱子，上面插着他的脑袋。马基雅维里从这一幅骇人的场景中转过身去，慢慢走回他的住所。“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大人？”皮埃罗问道。“这人是公爵最勇猛的将领，别人都说公爵信任和依靠这人，远远超过其他人。”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公爵很高兴能这么做。这显示他能够根据他手下那些人的功过把他们抬上去，或者拉下来。我估计公爵觉得这个人没什么用了，所以就很高兴通过司法的手段来显示一下公正，表示他一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坊间都相信拉米洛是卢克莱齐娅·博尔贾的情人，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你要是切萨雷·博尔贾妹妹的丈夫或情人，你可就危险了。他很爱她。她的第一个丈夫，焦万尼·斯福尔扎，差点惨遭毒手，只是在卢克莱齐娅警告他公爵下令要他的命之后，才仓皇跑掉，捡了一条命。他跨上一匹骏马，没命地飞奔，直到他到了皮萨罗境内，方才脱离险境。当甘地亚公爵的尸体从台伯河中被捞出来时，据报告说身上有九处伤口，而且被认为也是公爵下的命令。理由是这人也喜欢上了卢克莱齐娅。佩德罗·卡尔德龙，那个来自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顺治这样精明的君主去表彰殉难的明臣，而不必冒什么风险，因为这样的表彰会使那些归降者更感羞愧，但皇帝接着决定表彰1644年部分死节之士的公开理由并不在此。当时，表彰起义军占领北京期间死去的官吏、孝子、节士、贞妇的活动形成一种日趋强烈的风气，已有一段时间了。热心于此的人们中最突出的官员要数浙江的藏书家曹溶了，他曾任顺天学政。曹溶也曾拥护过多尔衮摄政前期的许多改革。自1644年以来，他成了明朝历史学家的某种保护人。他的一个幕僚是嘉兴名儒朱彝尊，此人后来作为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而驰名天下。1653—1656年间谈迁在撰写他的明史名著《国榷》时，经曹溶同意得以读到他丰富的私人藏书。1646年，曹溶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因上疏荐举了几名明朝进士而受到黜责，因此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提议表彰殉节明臣，对他来说大概都是不合适的。1652年，曹溶复职，除户部侍郎。也许是觉察到皇帝也有相应的想法，他便与王崇简和另外三位官员联名上表，乞请表彰在大顺政权的动乱期间殉难的范景文、倪元璐和另外50人。8月9日，皇帝命礼部集议“褒录幽忠旷典”，这样就给其他前明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从这次集议中所产生的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奏章并非出自在明朝赢得功名的那些人，倒是出自清朝杰出的士大夫魏裔介之手。他是1646年科举及第的。魏裔介的奏疏对顺治皇帝诏令褒录明末殉难之臣，大加称颂，认为这一诏令极合时宜。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混乱之后，天下复归升平，而除不法、克弊政的最好方法之一，莫过于褒录“报国”的“烈士”以励臣节了。魏裔介从实际政治环境出发，来概括他们的气节。他首先以无比夸饰的语言，将他们的自我牺牲描绘成一种至高的义务，这使他们得以与日月争光。褒录这样的报国之士，必然会使人回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忠臣，以及同样是在大乱之后一统天下的其他圣主。魏裔介大胆地接下去说，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甚至对尽忠的敌臣余阙（1302—1357）尽节而死表示赞赏。余阙守卫被围困的安庆城达四年之久后被杀，但明太祖仍为他建祠赐谥。因而明太祖得以用余阙的尽节之举来维持风化，振励纲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轨范也”。国朝既已“奄有方夏”，魏裔介就强调明代开国皇帝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相似之处，大胆地提倡学习明制。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古代的圣贤。明太祖谥封余阙难道不正是类似于周武王褒嘉比干之举吗？比干是被残忍的末代商王纣杀死的。当周灭商、一统天下之后，新天子周武王封比干墓。所以，要是清朝现在也这样褒录那些在明朝灭亡、李自成义军占领北京期间的殉难之臣，那么，他们所遗留的一切都应予以适当的追述，并在精神上予以嘉褒，永荐于俎豆。顺治皇帝接到魏裔介的奏章后，便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共列举了20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范景文、倪元璐和李邦华。皇帝后来又下旨为他们修建祠庙，赐地70亩以供祭扫。顺治对死节之士的褒彰，不啻为一些士大夫确定了新的行为标准，虽然这显然使像陈名夏一类曾事明、顺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皇帝的这一姿态与将谭泰罪状诏布天下、替张煊昭雪之举相结合，自然鼓励了像魏裔介这样的御史继续论奏吏治腐败的现象，即使事涉那些最有势力的满洲官员，也毫不畏惧。皇帝对这些论奏的反应，是在1652年12月27日召集六部诸臣到五凤楼，对他们说：有人说六部咸通贿赂，他知道诸大臣未必至此，但部属的贪污却是由于他们姑息所致。无论是“旧臣”还是“新拔”，都应“体国厚恩”而竭尽忠心。所以，他们有责任务必使这些腐败行为杜绝于后。顺便提一下，这些腐败行径并非明朝旧臣所为，相反却与满洲贵族密切相关。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此后不久，皇帝又召内三院官员集议。他告诉大学士们，他听到传闻说有个叫李三的人除了他自己居住的房子以外，还在京城附近修造或得到了许多房屋。“何也？”他问道。洪承畴回答说：“其房屋分照六部，或某人至某部有事，即入某部房内，毋敢搀越。”顺治为洪承畴这一直言不讳的揭露深感震惊。允许李三这样的“细民”对六部事务有这种影响，“是天使之败也！”皇帝立刻命济尔哈朗赶紧对李三作全面调查。李三的真名叫李应试，他的公开职业是马贩子。1653年1月23日，济尔哈朗调查结束，作了一份全面的报告，递交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据济尔哈朗的调查，李三是北京的元凶巨盗，专一交结官府，役使衙蠹，北京南城铺行都向他交纳常例，各有定价。他又暗操生杀，死者之家不敢申诉。他所豢养的强盗都是亲信潘文学招徕的。潘文学也是个马贩，他一面以马匹接济远近盗贼，一面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李三以其巨富大量行贿。作为北京的一个马贩大驵，他能向满洲贵族提供最好的牲畜。于是，那些感到远离权势“肺腑”的汉官认为，凭借李三这一途径，他们就能接近诸王贝勒。李三被捕时，捕快们搜到了很多缙绅名札，牵连到九位官员，除一人外，品位都不高。例外的那一位即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但李运长的地位，也远不如其他传闻中的常为李三宴席座上客的那些官员那么重要。例如，据说年迈的宁完我就是李三的座上客之一。这并不是十分难以置信的。宁完我嗜赌成癖，1635年，他在大凌河与一位被俘汉将赌博被人发现，被贬官10年。但自满清迁都北京后，宁完我就官复原职了。他在清朝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汉人归降者（努尔哈赤时就已归降），以致两年前涉嫌刚林案时都得以释而不问。于是，当李三一案摆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时，品位较高的旗人和满洲贵族们都未被公开列为李三的朋友和保护者。事实上提出处死李三的，就是那位据说同样受到牵连的陈之遴，这好像是为了杀人灭口，以免他说出更多人的名字。于是这位索贿者及其同党立刻被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御史李运长，他由此成为其他许多未被列出姓名者的替罪羊。顺治皇帝对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他对自己的“耳目”没有单独向他报告有这种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尤为恼火。在审判后的次日，他下谕所有言官，令他们解释为什么对这种“党恶”竟然默无一言，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意掩饰吗？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仍然未被举发吗？皇帝怀疑到了大学士陈之遴的头上。陈之遴提出立即处死李三，引起了人们对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的猜疑。济尔哈朗也怀疑陈之遴，并开始对他做进一步调查。1653年3月14日，陈之遴终于供认自己与李三有一些牵连。济尔哈朗要严惩陈之遴，但皇帝对此交代表示满意，遂命令给陈之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顺治免除了陈之遴的大学士之职，调任户部尚书。

考课与朋党

李三一案就这样导致了陈之遴从内三院被贬黜，而陈名夏则因此取代了他在内三院的位置，正如早先冯铨被罢免时陈之遴取代冯铨一样。不过，陈名夏本人也并不就与李三案毫无瓜葛。在鞫讯中，陈名夏力主赦宥李三，单是此举便使顺治觉得他有某种嫌疑。因而，皇帝在授陈名夏为大学士时，特别谕戒他必须抵制朝中非法的朋党之风：“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这句话表明皇帝深信：不偏不倚地按正规行政程序来对待一切臣僚，而不管他们是满洲还是汉人，将使政府公正如一，从而消除产生朋党的根源。在李三案中，汉人臣僚寻求受宠的满洲贵族的支持，朋党的起因即在于此。所以，顺治一面谕诫陈名夏不要形成朋党，那会破坏臣僚的团结一致，不论满汉，他们在臣僚队伍中都应以单独的个体而非派系分子来行使职权；一面还进一步采取步骤，消除政府中的歧视现象。皇帝抱怨只准满洲尚书条奏政事的情况，要求从此以后汉人尚书也应条奏。此外，他还下令对汉官的处罚应与满人臣僚一视同仁——此前满洲臣僚受罚准与折赎，而不会被革职。不过，这又给皇帝造成了新的困难。随着顺治倾向于更为固定的、正规的官员人事管理制度，他的汉人臣僚感到这是恢复晚明官员考课制度的一个好机会。这一制度既取代了君主对臣僚的个人看法，也毋须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行政程序，每年由六科对各部曹臣僚进行磨勘考察。这反过来意味着以牺牲皇权为代价，加强了言官的势力，而他们大多是汉人。这一制度是由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于1653年2月2日向顺治提出的。这位给事中曾在两年前建议改革财政制度。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密友。陈名夏还记得，当年这种考课制度受到了控制吏科的东林党人和复社领袖们极大的关注。所以，魏象枢建议恢复明朝的“大计”之制以考察官员，并应当严格遵行下列分工：由抚按负责册报，部院负责考察，科道负责纠举。陈名夏当然是赞同的。顺治皇帝批准了这个要求，这主要是因为皇帝认为当时的问题是克服过去吏治的弊端。正如皇帝相信消除满汉之别会削弱产生朋党的一个重要根源那样，他也假定严格坚持“大计”制度会使人主更加周知下情，改善科道监督的质量。然而，由于批准了魏象枢关于实行完全明制意义上的官员考课制度的要求，皇帝就在无意之中促使一些汉官认为这个政权开始完全汉化了。1653年3月8日，皇帝收到了由詹事府少詹监事李呈祥所上的一份特别奏疏。李呈祥是山东人，明朝进士。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议，今后在政府各部衙门中裁去满官，专用汉官。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思黑、宁完我和陈名夏一听说这一令人惊骇的奏疏，便一起入朝去见皇帝。大学士们感到惊慌，坚决认为这份奏疏“大不合理”。皇帝龙颜大怒，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并气愤地补充道：“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李呈祥立即被革职，送交刑部治罪，刑部议其死罪。皇帝有点怜悯他，改判李呈祥流放沈阳，但从此他将不会忘记在他的汉人臣僚中有那么一些人仍然认为满人没有能力统治一个文职政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顺治此时转而求助于一名汉官的原因。这名汉官曾屡屡称颂满人的统治，虽然这是为了拍马谄媚。1653年4月25日，皇帝将冯铨召还，他说不能因过去的错误而把人看死，应该让冯铨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经“自新”。冯铨立即介入了关于官员考评的讨论，顺治正在与他的两名最重要的汉族大学士洪承畴与陈名夏对它进行探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学士们正在检查殿试的结果。部分是出于想要赢得汉人更多的支持，皇帝为会试和殿试定的录取额很高，每次平均约为380人。他还在范文程的坚持下，于1651—1652年首次录取满洲官员的子弟们入国子监就学，他们当中在1652年和1655年进士及第的超过106人。额外赐予这些人进士及第的一个原因，是要抵销南人在殿试中日益增长的优势。1646年，在373名及第的人中，进士一甲中无南人，二甲只有5％、三甲只有1％的及第者为南人。相反，在1647年到1652年这段时间里，89％的一甲进士是南人，而平均65％的二甲进士和54％的三甲进士也均为南人。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出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支配一甲进士的情形。1647至1652年间，殿试中名列前三名者有2/3，不是来自江南，就是来自浙江。虽然大家都同意，一般说来南人比北人更擅长于八股文考试，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在取士中有陈名夏势力的影响。据说陈名夏在评判时总有偏袒，明显地偏向他自己的门生和在政治上依附他的人，而压抑受其他大学士支持者，不过后者的文才也常常略逊一筹。当时正在京城生活的谈迁记下了陈名夏偏袒不公的故事，并尖锐地说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名夏花钱1500贯在北京造了一所房子，显然是暗示这笔钱可能来自某位词臣的应选人。顺治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一些这类传闻，便在任命冯铨的那个傍晚召集了一个会议，以便他们两人与洪承畴和陈名夏一起检查翰林官之贤正与否。当顺治示意他打算亲试每位翰林官的文才时，冯铨突然插话，这段话后来很有名。他说：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他因此劝告皇帝不要仅仅以“文”择官，而且还要以“行”择官。同时，他提出对于南方臣僚将文才标准视为至要这一点不必过于敏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帝国最博学善辩的文士，唯文是取增加了他们的入仕机缘。所以，猜想顺治不顾冯铨声名狼藉让他官复原职，部分原因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他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但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体现了调整臣僚中南方集团与北方集团之间平衡的一种手段，是颇有根据的。就在那天傍晚，在冯铨讲了上面的那几句话之后，顺治果真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力图通过召回更多的公开倾向满人的归降者如冯铨之流，以抵消那些迫切要求全盘恢复明制的汉官的影响，因此也加深了汉族文人中地区间的矛盾。虽说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来判断谁是南人，比如拥护明朝用人制度之类（魏象枢毕竟是山西人），但陈名夏荐引了诸多南人旧友之举，使得在选用和考察官吏的问题上，好像确乎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分歧。制度化和坚持合理程序，包括日常司法程序，逐渐变成前明士大夫派系的标志，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江南，被习惯地认为是陈名夏的同盟。这一事态发展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过于令人心烦的，只要它不严重妨碍他与满洲贵族的关系就行。他继续致力于消除满汉之别，以避免形成派系，那会进一步分裂朝廷。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么一种情况，汉族文官立场一致，或多或少地拧成一股力量来捍卫某些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有损于满人和汉军旗人的利益，那该怎么办呢？在冯铨重新被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后仅仅10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例司法案件。根据当时的标准看，就其罪行本身的性质而言不过是一般的事件而已。然而，此案对北京高级汉官的命运将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任珍案

1653年5月5日，顺治命九卿科道会议集议讨论一个法律案子，此案已由刑部准备好了满汉书面材料。此案涉及的是汉军旗人任珍，他曾在孟乔芳指挥下在平定陕西的军事行动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任珍与噶达浑一起出击蒙古鄂尔多斯部，在现在的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打了好几仗。就在这场战役后，任珍在西安擅杀“其家属淫乱”者多人。被杀的还有几个小孩。虽然任珍也许认为自己处死那几个人按边境地区的习惯说一点也没有越轨之处，但在汉族司法官看来他却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为了保密，任珍向刑部和兵部的几位官员行贿，以求遮掩此案。但是，他行贿的消息泄漏了出去，任珍受到责罚，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对这个处罚谁都不满意。事后得知此案的汉人认为，这样等于对任珍完全不做追究。而对出于忠义杀了几百甚至也许是几千名朝廷的敌人的任珍说来，这则是不公正的羞辱。更糟糕的是，两个月后他家的一名婢女控告他对仆从还犯有罪行，使他愈加丢脸。任珍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好几次被人偷听到有不轨之言。因此，顺治将此案交由刑部审讯。刑部审讯后，结论是任珍确有叛逆之辞，而因这一罪行——并非最初的杀人罪——他应被处死，他的家产则应被没收。皇帝对这一结论并不满意。显然，顺治认为处死像任珍这样的有军事才能的人很危险，会激起类似姜瓖起义那样的大规模兵变。于是他颁下两道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会议在实际上充当上诉的上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在仔细考虑了问题之后，满汉官员一致维持刑部

府邸就在学院胡同注44，还有卧佛寺街注45，据说是两道呀还是几道院子，是王府的样子，还说我爷爷的时候家里还有戏台。我母亲就是我生母结婚的时候还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家里好像还可以，她结婚时三顶轿，还是黄的呢，中堂挂的那个画呀，是郑板桥的竹子，有些个什么盆盆罐罐的，后来有个画册上都有。我们家里挺富有的，据说我祖父活着的时候呀，我们家里头，主人没有几个，和底下的仆人，一天吃盐就吃二斤！我父亲他就用了几个奶母，就说家里仆人得有多少呀!这是听我那堂姐跟我说的，说咱们家过去怎么的排场，说现在咱们落得平民了。我祖母郭氏，是满人。我亲祖父、母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父亲是第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都管他叫四爷，我堂姐管他叫四爹注46，满族管叔叔叫爹，管我母亲叫四妈，管我奶奶就叫太太。哥儿四个都跟祖父在一起住，那个时候辛亥革命还没爆发。生活挺好的，他们来去都是坐轿子。我大伯父、二伯父都夭折了，我不太清楚他们都是多大岁数去世的，还是都结婚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伯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三伯父后来也疯了，因为他后来抽大烟，把家产也卖了，据说是40多岁就去世了。就剩下我父亲和我三伯母，还有我母亲，还有三伯母的一个女儿，我们就在一起住，就过日子，过日子就让人给坑了。那时候大概我们家里还有房子，有些产业什么的，就让人家给骗了，就连我母亲结婚的时候那个条幅呀，人家说已经旧了，我们给你裱裱去吧，就没拿回来。我祖父都抽大烟，那时抽大烟简直就跟现在抽烟卷似的，就是吸毒。据说那时满族人家家都有烟枪，尤其是家境比较好的，后来家里就败落，败落到什么程度呢，我三伯母穷得都当保姆去了，家里大概还有一两所房子吧。三伯母我见过，我18岁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我三伯母还给我做营养的什么菜，给我送到医院去。我有一个姑姑，我们叫她姑爸爸，老到宫里去，慈禧召见，还给慈禧做鞋什么的。她为什么没结婚也不知道，也是高不成低不就呗。她死的时候岁数不算大，40多岁吧，是到城里禄米仓领钱粮去，路上掉下来一个马车给她压了一下，就死了。我们坟地在大亮马桥，那坟地好大。我母亲也埋到那里。我姑姑是没结婚的女儿，不能入正穴，就埋在旁边了，我母亲死时我们去上坟，人就说这是姑爸爸。我好像还记得大概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姑姑还活着呢。我还有一个哥哥呀，她就让我们写字嘛，每天得交两篇大字、一篇小字，我姑姑有文化，都是我姑姑管着。那时候我伯母和我父亲，可能沾着一小点边儿，吃了几天钱粮。我没沾着。我什么光也没沾着。我父亲可不是那种提笼架鸟的人，他挺要强的，学技术也很要强。不像三伯父，我父亲没抽过大烟。他教育我们的话是：“勤恳勤恳，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挨饿。”我们小时候衣服都自己洗，家里的活儿也是几个孩子轮流干。我三伯父的儿子抽大烟，我父亲说他不学好，都不让他进我们家门儿。我三伯母姓张，她家和我家是近亲，她有个姑姑，是年家的媳妇。这年家也是满族，家住在绒线胡同，这姑太太脾气可大了。我就记得她那时一来我们家，一喊年家姑太太来了，坐着个轿车，这就得远接近迎的。年家开了一个华北电业公司，地址就在西城的顺城街，现在西便门拐角对过电业局的地方，现在不是改样了嘛，过去不是这个样儿。是年家还是分几家开的，当家的就是我家那个姑夫。注47我父亲后来就去那儿学徒了。开始的时候也挺苦的，电线都得自己扛，还得背电线杆子什么的，不少人几天就不干了，嫌累，可我父亲干了一辈子。刚去就是学习，修个电表呀，后来就当了技术骨干了，具体搞什么工作不清楚，是搞技术的，都管他叫林工，工程师吧。挣得还不少，一月挣30块大洋，那时候挺多的了，养活我们一家人就很够了。后来解放以后第几批呢，他就在华北电业公司退休了，退休金还拿得不少，一直到他病故。我懂事以后我家就不是大户人家了，那时父亲就有工资，没有什么满族人应有的钱哪、房产哪什么的。没房子住就租，叫“串房沿儿”。家务都由我母亲做。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三顿饭，吃得不像现在电影说的那么复杂，也是吃窝头就稀饭，有时炒个白菜。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妈妈炒的那个白菜，里边老放蒜，我不爱吃。就是吃炒豆芽菜，吃窝头，有时也有馒头，一般饭呗。家里头像现在的普通家庭。你说特贫吧，要着吃去，也不是；说特别有吧，也不是。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妇女，就操持家务，带我们三四个孩子。就是生我最小的弟弟，月子里生的这个病，那时候病挺厉害的，就是一天老拉呀，家里有一个人照顾着，侍候着，病了一年就死了，才39岁。她死的时候我7岁，我弟弟挺小的，当时找了个亲戚帮着带了好几年，那时人比现在人心眼好，家里没办法了，没人带的时候，也有人家亲戚搭个手，是个老太太，说是我们亲戚，我们管她叫姑姑什么的，也岁数不小了，五六十岁吧，照顾我们。我母亲有4个孩子：我哥哥，他比我大4岁，去世4年了。我是老二，还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吧，还有个妹妹，比我小4岁，最小。都是我妈妈生的。我原来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也是前几年死了。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了。我母亲也是满族，因为我外祖父姓赵，赵家嘛，是满族，也是大户，而且是个什么官，当什么官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我姥姥一个夫人，没什么偏房。我姥姥挺能干的，挺高的个儿，挺厉害，就是那么一个老太太，我母亲死去以后，我那时小，十来岁，我经常住在姥姥家，住在西屋，我挺喜欢在姥姥家的，姥姥疼我，说我没妈了。我姥姥90多岁才死的，还梳着板头注48，我还看见她那板头照的相片。我姥姥生的孩子多了，他们男女分开，可能我有三个姨吧，连我妈，姐儿四个，舅舅五个。我有个舅舅叫博佩山，不是亲舅舅，我们走得还挺近的。舅舅对我也好，舅妈也不错。他大概现在已经死了。他是个名医，跟施今墨注49他们都是一路的，他家也挺富有的。反正我记着我们亲戚里比较好的就是他，后来我们都没有房子了，他还有房，就在西城，后来搬到东城小拐棒胡同十号，我记得特清楚。现在那房也没有了。前些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娶了一个后老伴儿。他有一个女儿，叫博英华，比我大个两三岁，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因为我家里没有母亲，也老在她们家住。她喜欢京剧，我们去看京剧什么的，四大名旦都听过，都看过，荀慧生什么的。长安大戏院注50刚一盖起来，我们老去，坐前三排，舅舅家有钱，人家给送票来。梅兰芳是在第一舞台，不在长安大戏院。今天我还喜欢京剧。为什么我提到印象中有这个舅舅跟表姐呢，就是这么回事。我想登报找找我这个表姐的下落，因为我们俩挺好的，她要活着顶多80岁。母亲死了以后，我到了10岁还是12岁，我父亲才娶了这个继母，据说是我父亲奶母的女儿，小脚，汉族人，她长得也挺漂亮，跟我父亲特好，所以我们也挺恨她的，跟她不和。她没有生孩子。她后来把家里的财产倒腾了不少。满族人的规矩我从小一直就有，比如见了姥姥还请安。见着姨叫姨太太，不叫姨儿，因我母亲是行三嘛，叫二姨“二姨太太”。从小就熏陶成这样，现在也还这样。虽然我继母对我们不是很负责，没有作为母亲的那种责任，但我还是很尊重她。比如说过年，给父亲拜年，给继母也拜年。不像现在这样，把继母往后排。

2.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

臻：我对婚姻不满意嘛，家里包办婚姻。我要是有母亲就不会这样。我嫁的是汉族人，我才18岁，他比我大10岁。他家是三河县的一个大地主，谢家大门的。大门就是挺大的大地主，过去不是几个大门、几个大门的吗。他们家没人，男的全死了，他是独根儿。但是他出来了，他也在华北电业局工作。这么样认识的。我家里觉得他挺好，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都没见过他，三顶轿子上我家娶我来了。他跟我挺好的，实事求是说，他也挺疼我的。可再疼，我也不爱他呀！是不是？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路子的人。我这人年轻的时候疯得很，但是我不是那种乱疯，我有我的理想。我还想上学什么的，可是嫁给他以后，全都实现不了。他也不是很规矩，外遇什么的，成立外家什么的，既然这样，干脆我走。按说我是正室，那时也就称夫人了。我说瞎掰。我那么小，也不懂得这事。我结完婚以后走的。对婚姻嘛，自己不满意，我哥支持我。我哥哥又是老革命，他参加革命早，我还没结婚，他就走了，大概和康世恩注51有关系吧，同学。我结了婚以后，他回来过一次，也不是公开的。他说：你要走，我就带你一起走吧。我不是跑了，我们就是参加工作去了。他(丈夫)愿不愿意，我不管那些。我这人疯着呢，没事儿。我哥把我接出去，接出去就在延安。但我每年还回来呢！我生那么多孩子，都是跟他生的。虽然和他感情没什么，我不爱他，可是我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反正自己老觉得：婚姻方面，既然嫁了他了嘛，又有了孩子，就不要再什么，我不喜欢我原来的丈夫的原因是，娶了我了，他又在外面认识别人，又在外面买房子，但是我不能跟他学。我既然反对他，我跟他学，不就跟他一样了么？咱满族人啊就是这样，有这种血液嘛，要求自己就这么严格。我们就这样生活这么些年。他生病，我照顾、伺候他，送医院。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他拉着我的手咽的气。他死了，我把他送到他老家去，他们老家还有老房啊，我给要回来了，我就给他埋在三河，至今他病故17年了。在延安时，也有人追我呀，不是没人追。你想想在那时候，长得漂亮，又会唱会跳的，是不是？但是人家不像现在的男的这么没出息，让人追是追，人家可是很理智的，我说：“我有丈夫有孩子，咱们不要谈别的，就谈工作。”工作也非常忙，没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参加了石油会战，从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一直到我退休，30年。我现在觉得结婚生子和爱情是两回事。生孩子就是生孩子，当着小佟说这个，不是放肆啊!爱新觉罗·毓臻的婚书

3.我在窑洞里住了8年

臻：我哥哥带我走，先住在山西，后来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才19岁。我那么小就出去了，也挺不容易的。那些年很苦。大南瓜、黄米粥、酸糕，我们哪儿吃过那个呀，就得吃那个生活。穿的是粗布衣裳。特别特别落后。例如生孩子不让大夫去接，那时大夫一般都是男的，就不让进，封建得很，思想也很落后。那时候我们就组织起来工作队，像我那么小，哪儿懂得接孩子呀！突击地培养我们，怎么去消毒，怎么去断脐带，帮助去接生。派个女的去，不就是怕出事儿吗！不像现在，但是也得适应当时的环境。可是呢。成天喊：毛主席万岁，刘志丹万岁。中国出了个刘志丹。出了个毛泽东，朱德。成天喊。我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50年。那时不是叫延长油田么，第一任矿长就是康世恩，他跟我哥哥是很好的战友。到了延长以后，我参加了石油师注52，第一任政委叫杨文宾。我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没有机会上学，就在他那儿听听电报、电话，背着电话去上山。我的老班长叫陈喜财，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是一个老红军。我对老班长记得很清楚，他很欣赏我，说我聪明，就让我学着修电话机、电报机，修这个修那个的培养我。他后来就在大港油田，现在可能还活着，前几年我还去看他来着，要是死了他会告诉我。延长那时属于延安市，叫延长县，现在比延安还穷。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延安市七里村注53，我记得第一口深井是1952年在枣园打出来的，我是记录员。我的第4个孩子就是在延安生的，原来就叫延安，现在叫延延。我在延安待了8年。

4.全国的龙套都跑完了

臻：我后来从延安出来调到宁夏，以后送我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上学，这是五几年的事。我学的是岩矿鉴定。我文化程度很低，才初中程度，读大学多困难啊！像今天你们读大学多自在呀！我们那时候多苦，12点以前没睡过觉，真啃哪！但我还是优秀生。毕业了以后我就搞岩矿分析，搞了30年。搞石油会战，最艰苦的是在大庆和胜利。那真是紧张呀，后来部队转业了，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纪律还是非常严格。第一次是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注54相当艰苦了！蹲在地上，拿个饭盒吃饭，窝头都是硬邦邦的，得在怀里揣一会儿再吃。我现在的胃病，都是那会儿造成的。跟王进喜在一块儿，他是玉门油田的，那都熟悉得很。我们才去的时候，那么多人会战，哪有地儿住呀！地上挖一坑，铺上稻草，上边拿帆布篷罩上，就在那儿住。干打垒算是好的了，就跟现在的宾馆似的了。我们研究院的办公室，是人家原来一个厕所，四面土墙，上面蒙上点儿，那应该微量分析的活儿，严格说在这屋子里头，连衣服都得换的，但是那儿哗啦哗啦掉土，我们拿什么做微量分析呀？可油田也照样打出来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呀那时候，对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戴大皮帽子。那时没有礼拜天，十天过一个大礼拜。到大礼拜，上午开会，下午放半天假，洗洗衣服什么的，在那儿洗衣服也冷，摄氏(零下)12度嘛！会战以后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报到，觉得可回家了。待了两三天，又让赶紧回去，连烧锅炉的都得走，谁不走也不行，说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根本不考虑。这又到九二三厂。九二三厂就是9月23日油井要出油，因为是在胜利村，后来叫胜利油田注55。这是第二个大油田。我们研究院在东营。到那儿，比大庆稍微好一点，黄河水接过来了。至少没那么冷，到第二年，生炉子，没暖气，没建起来呢，人就得上。住的什么情况呀，帐篷，睡通铺，男的也睡通铺，女的也睡通铺，房子一时盖不出来那么多，干脆大家搭一个挺长的炕。后来睡折叠床，折叠床里草长得这么高，你想想这屋子多潮呀，你看这腿，变形了。后来石油部要请我回去带学生，我说真是不行了。我累得成什么样了，生完孩子以后，累得妇女病很严重，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很费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那条件下住嘛！别的单位都是先生活后生产，石油单位是先生产后生活。胜利油田会战了4年，后又转战到河北大港注56，从大港又到华北油田注57。这期间还老出差去取资料，一直没有在家里过过。我们不算调动工作，我的关系就在石油部，那时石油部的工作就是面向野外。所以一退休我就回北京了，这才算有了家了。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么些年呢，都是在那戈壁滩上、山沟里。我们从大庆回来时，连马路都不敢过，就傻成那样！现在要谁那么干，谁也不干，现在没有那么干的。我工作上倒是得到许多，我还得过勋章呢，要不然我现在工资很高，其中就有每月多给我的一百元钱，就是国家奖给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女人参加过石油会战的也不只我一个，爱新觉罗家族也还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是恒字辈的，参加过大港的会战，她家住东北，家里还有些东西，也都捐给咱们满族了。她现在好像还在大港。

5.我的孩子

臻：我1941年3月结婚，转过年来，1942年八月十五生的我儿子，老大。就这一个儿子。我生完就没带，他奶奶带，我就不喂奶，我不想在家待。就是回家我也不在他们谢家待着，我回我娘家去。我一共5个孩子，二女儿1947年生，属猪的；三女儿属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慈禧的算盘落空了。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这个李二真不“二”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国殇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逃亡之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

府邸就在学院胡同注44，还有卧佛寺街注45，据说是两道呀还是几道院子，是王府的样子，还说我爷爷的时候家里还有戏台。我母亲就是我生母结婚的时候还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家里好像还可以，她结婚时三顶轿，还是黄的呢，中堂挂的那个画呀，是郑板桥的竹子，有些个什么盆盆罐罐的，后来有个画册上都有。我们家里挺富有的，据说我祖父活着的时候呀，我们家里头，主人没有几个，和底下的仆人，一天吃盐就吃二斤！我父亲他就用了几个奶母，就说家里仆人得有多少呀!这是听我那堂姐跟我说的，说咱们家过去怎么的排场，说现在咱们落得平民了。我祖母郭氏，是满人。我亲祖父、母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父亲是第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都管他叫四爷，我堂姐管他叫四爹注46，满族管叔叔叫爹，管我母亲叫四妈，管我奶奶就叫太太。哥儿四个都跟祖父在一起住，那个时候辛亥革命还没爆发。生活挺好的，他们来去都是坐轿子。我大伯父、二伯父都夭折了，我不太清楚他们都是多大岁数去世的，还是都结婚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伯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三伯父后来也疯了，因为他后来抽大烟，把家产也卖了，据说是40多岁就去世了。就剩下我父亲和我三伯母，还有我母亲，还有三伯母的一个女儿，我们就在一起住，就过日子，过日子就让人给坑了。那时候大概我们家里还有房子，有些产业什么的，就让人家给骗了，就连我母亲结婚的时候那个条幅呀，人家说已经旧了，我们给你裱裱去吧，就没拿回来。我祖父都抽大烟，那时抽大烟简直就跟现在抽烟卷似的，就是吸毒。据说那时满族人家家都有烟枪，尤其是家境比较好的，后来家里就败落，败落到什么程度呢，我三伯母穷得都当保姆去了，家里大概还有一两所房子吧。三伯母我见过，我18岁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我三伯母还给我做营养的什么菜，给我送到医院去。我有一个姑姑，我们叫她姑爸爸，老到宫里去，慈禧召见，还给慈禧做鞋什么的。她为什么没结婚也不知道，也是高不成低不就呗。她死的时候岁数不算大，40多岁吧，是到城里禄米仓领钱粮去，路上掉下来一个马车给她压了一下，就死了。我们坟地在大亮马桥，那坟地好大。我母亲也埋到那里。我姑姑是没结婚的女儿，不能入正穴，就埋在旁边了，我母亲死时我们去上坟，人就说这是姑爸爸。我好像还记得大概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姑姑还活着呢。我还有一个哥哥呀，她就让我们写字嘛，每天得交两篇大字、一篇小字，我姑姑有文化，都是我姑姑管着。那时候我伯母和我父亲，可能沾着一小点边儿，吃了几天钱粮。我没沾着。我什么光也没沾着。我父亲可不是那种提笼架鸟的人，他挺要强的，学技术也很要强。不像三伯父，我父亲没抽过大烟。他教育我们的话是：“勤恳勤恳，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挨饿。”我们小时候衣服都自己洗，家里的活儿也是几个孩子轮流干。我三伯父的儿子抽大烟，我父亲说他不学好，都不让他进我们家门儿。我三伯母姓张，她家和我家是近亲，她有个姑姑，是年家的媳妇。这年家也是满族，家住在绒线胡同，这姑太太脾气可大了。我就记得她那时一来我们家，一喊年家姑太太来了，坐着个轿车，这就得远接近迎的。年家开了一个华北电业公司，地址就在西城的顺城街，现在西便门拐角对过电业局的地方，现在不是改样了嘛，过去不是这个样儿。是年家还是分几家开的，当家的就是我家那个姑夫。注47我父亲后来就去那儿学徒了。开始的时候也挺苦的，电线都得自己扛，还得背电线杆子什么的，不少人几天就不干了，嫌累，可我父亲干了一辈子。刚去就是学习，修个电表呀，后来就当了技术骨干了，具体搞什么工作不清楚，是搞技术的，都管他叫林工，工程师吧。挣得还不少，一月挣30块大洋，那时候挺多的了，养活我们一家人就很够了。后来解放以后第几批呢，他就在华北电业公司退休了，退休金还拿得不少，一直到他病故。我懂事以后我家就不是大户人家了，那时父亲就有工资，没有什么满族人应有的钱哪、房产哪什么的。没房子住就租，叫“串房沿儿”。家务都由我母亲做。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三顿饭，吃得不像现在电影说的那么复杂，也是吃窝头就稀饭，有时炒个白菜。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妈妈炒的那个白菜，里边老放蒜，我不爱吃。就是吃炒豆芽菜，吃窝头，有时也有馒头，一般饭呗。家里头像现在的普通家庭。你说特贫吧，要着吃去，也不是；说特别有吧，也不是。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妇女，就操持家务，带我们三四个孩子。就是生我最小的弟弟，月子里生的这个病，那时候病挺厉害的，就是一天老拉呀，家里有一个人照顾着，侍候着，病了一年就死了，才39岁。她死的时候我7岁，我弟弟挺小的，当时找了个亲戚帮着带了好几年，那时人比现在人心眼好，家里没办法了，没人带的时候，也有人家亲戚搭个手，是个老太太，说是我们亲戚，我们管她叫姑姑什么的，也岁数不小了，五六十岁吧，照顾我们。我母亲有4个孩子：我哥哥，他比我大4岁，去世4年了。我是老二，还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吧，还有个妹妹，比我小4岁，最小。都是我妈妈生的。我原来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也是前几年死了。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了。我母亲也是满族，因为我外祖父姓赵，赵家嘛，是满族，也是大户，而且是个什么官，当什么官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我姥姥一个夫人，没什么偏房。我姥姥挺能干的，挺高的个儿，挺厉害，就是那么一个老太太，我母亲死去以后，我那时小，十来岁，我经常住在姥姥家，住在西屋，我挺喜欢在姥姥家的，姥姥疼我，说我没妈了。我姥姥90多岁才死的，还梳着板头注48，我还看见她那板头照的相片。我姥姥生的孩子多了，他们男女分开，可能我有三个姨吧，连我妈，姐儿四个，舅舅五个。我有个舅舅叫博佩山，不是亲舅舅，我们走得还挺近的。舅舅对我也好，舅妈也不错。他大概现在已经死了。他是个名医，跟施今墨注49他们都是一路的，他家也挺富有的。反正我记着我们亲戚里比较好的就是他，后来我们都没有房子了，他还有房，就在西城，后来搬到东城小拐棒胡同十号，我记得特清楚。现在那房也没有了。前些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娶了一个后老伴儿。他有一个女儿，叫博英华，比我大个两三岁，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因为我家里没有母亲，也老在她们家住。她喜欢京剧，我们去看京剧什么的，四大名旦都听过，都看过，荀慧生什么的。长安大戏院注50刚一盖起来，我们老去，坐前三排，舅舅家有钱，人家给送票来。梅兰芳是在第一舞台，不在长安大戏院。今天我还喜欢京剧。为什么我提到印象中有这个舅舅跟表姐呢，就是这么回事。我想登报找找我这个表姐的下落，因为我们俩挺好的，她要活着顶多80岁。母亲死了以后，我到了10岁还是12岁，我父亲才娶了这个继母，据说是我父亲奶母的女儿，小脚，汉族人，她长得也挺漂亮，跟我父亲特好，所以我们也挺恨她的，跟她不和。她没有生孩子。她后来把家里的财产倒腾了不少。满族人的规矩我从小一直就有，比如见了姥姥还请安。见着姨叫姨太太，不叫姨儿，因我母亲是行三嘛，叫二姨“二姨太太”。从小就熏陶成这样，现在也还这样。虽然我继母对我们不是很负责，没有作为母亲的那种责任，但我还是很尊重她。比如说过年，给父亲拜年，给继母也拜年。不像现在这样，把继母往后排。

2.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

臻：我对婚姻不满意嘛，家里包办婚姻。我要是有母亲就不会这样。我嫁的是汉族人，我才18岁，他比我大10岁。他家是三河县的一个大地主，谢家大门的。大门就是挺大的大地主，过去不是几个大门、几个大门的吗。他们家没人，男的全死了，他是独根儿。但是他出来了，他也在华北电业局工作。这么样认识的。我家里觉得他挺好，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都没见过他，三顶轿子上我家娶我来了。他跟我挺好的，实事求是说，他也挺疼我的。可再疼，我也不爱他呀！是不是？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路子的人。我这人年轻的时候疯得很，但是我不是那种乱疯，我有我的理想。我还想上学什么的，可是嫁给他以后，全都实现不了。他也不是很规矩，外遇什么的，成立外家什么的，既然这样，干脆我走。按说我是正室，那时也就称夫人了。我说瞎掰。我那么小，也不懂得这事。我结完婚以后走的。对婚姻嘛，自己不满意，我哥支持我。我哥哥又是老革命，他参加革命早，我还没结婚，他就走了，大概和康世恩注51有关系吧，同学。我结了婚以后，他回来过一次，也不是公开的。他说：你要走，我就带你一起走吧。我不是跑了，我们就是参加工作去了。他(丈夫)愿不愿意，我不管那些。我这人疯着呢，没事儿。我哥把我接出去，接出去就在延安。但我每年还回来呢！我生那么多孩子，都是跟他生的。虽然和他感情没什么，我不爱他，可是我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反正自己老觉得：婚姻方面，既然嫁了他了嘛，又有了孩子，就不要再什么，我不喜欢我原来的丈夫的原因是，娶了我了，他又在外面认识别人，又在外面买房子，但是我不能跟他学。我既然反对他，我跟他学，不就跟他一样了么？咱满族人啊就是这样，有这种血液嘛，要求自己就这么严格。我们就这样生活这么些年。他生病，我照顾、伺候他，送医院。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他拉着我的手咽的气。他死了，我把他送到他老家去，他们老家还有老房啊，我给要回来了，我就给他埋在三河，至今他病故17年了。在延安时，也有人追我呀，不是没人追。你想想在那时候，长得漂亮，又会唱会跳的，是不是？但是人家不像现在的男的这么没出息，让人追是追，人家可是很理智的，我说：“我有丈夫有孩子，咱们不要谈别的，就谈工作。”工作也非常忙，没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参加了石油会战，从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一直到我退休，30年。我现在觉得结婚生子和爱情是两回事。生孩子就是生孩子，当着小佟说这个，不是放肆啊!爱新觉罗·毓臻的婚书

3.我在窑洞里住了8年

臻：我哥哥带我走，先住在山西，后来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才19岁。我那么小就出去了，也挺不容易的。那些年很苦。大南瓜、黄米粥、酸糕，我们哪儿吃过那个呀，就得吃那个生活。穿的是粗布衣裳。特别特别落后。例如生孩子不让大夫去接，那时大夫一般都是男的，就不让进，封建得很，思想也很落后。那时候我们就组织起来工作队，像我那么小，哪儿懂得接孩子呀！突击地培养我们，怎么去消毒，怎么去断脐带，帮助去接生。派个女的去，不就是怕出事儿吗！不像现在，但是也得适应当时的环境。可是呢。成天喊：毛主席万岁，刘志丹万岁。中国出了个刘志丹。出了个毛泽东，朱德。成天喊。我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50年。那时不是叫延长油田么，第一任矿长就是康世恩，他跟我哥哥是很好的战友。到了延长以后，我参加了石油师注52，第一任政委叫杨文宾。我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没有机会上学，就在他那儿听听电报、电话，背着电话去上山。我的老班长叫陈喜财，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是一个老红军。我对老班长记得很清楚，他很欣赏我，说我聪明，就让我学着修电话机、电报机，修这个修那个的培养我。他后来就在大港油田，现在可能还活着，前几年我还去看他来着，要是死了他会告诉我。延长那时属于延安市，叫延长县，现在比延安还穷。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延安市七里村注53，我记得第一口深井是1952年在枣园打出来的，我是记录员。我的第4个孩子就是在延安生的，原来就叫延安，现在叫延延。我在延安待了8年。

4.全国的龙套都跑完了

臻：我后来从延安出来调到宁夏，以后送我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上学，这是五几年的事。我学的是岩矿鉴定。我文化程度很低，才初中程度，读大学多困难啊！像今天你们读大学多自在呀！我们那时候多苦，12点以前没睡过觉，真啃哪！但我还是优秀生。毕业了以后我就搞岩矿分析，搞了30年。搞石油会战，最艰苦的是在大庆和胜利。那真是紧张呀，后来部队转业了，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纪律还是非常严格。第一次是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注54相当艰苦了！蹲在地上，拿个饭盒吃饭，窝头都是硬邦邦的，得在怀里揣一会儿再吃。我现在的胃病，都是那会儿造成的。跟王进喜在一块儿，他是玉门油田的，那都熟悉得很。我们才去的时候，那么多人会战，哪有地儿住呀！地上挖一坑，铺上稻草，上边拿帆布篷罩上，就在那儿住。干打垒算是好的了，就跟现在的宾馆似的了。我们研究院的办公室，是人家原来一个厕所，四面土墙，上面蒙上点儿，那应该微量分析的活儿，严格说在这屋子里头，连衣服都得换的，但是那儿哗啦哗啦掉土，我们拿什么做微量分析呀？可油田也照样打出来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呀那时候，对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戴大皮帽子。那时没有礼拜天，十天过一个大礼拜。到大礼拜，上午开会，下午放半天假，洗洗衣服什么的，在那儿洗衣服也冷，摄氏(零下)12度嘛！会战以后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报到，觉得可回家了。待了两三天，又让赶紧回去，连烧锅炉的都得走，谁不走也不行，说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根本不考虑。这又到九二三厂。九二三厂就是9月23日油井要出油，因为是在胜利村，后来叫胜利油田注55。这是第二个大油田。我们研究院在东营。到那儿，比大庆稍微好一点，黄河水接过来了。至少没那么冷，到第二年，生炉子，没暖气，没建起来呢，人就得上。住的什么情况呀，帐篷，睡通铺，男的也睡通铺，女的也睡通铺，房子一时盖不出来那么多，干脆大家搭一个挺长的炕。后来睡折叠床，折叠床里草长得这么高，你想想这屋子多潮呀，你看这腿，变形了。后来石油部要请我回去带学生，我说真是不行了。我累得成什么样了，生完孩子以后，累得妇女病很严重，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很费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那条件下住嘛！别的单位都是先生活后生产，石油单位是先生产后生活。胜利油田会战了4年，后又转战到河北大港注56，从大港又到华北油田注57。这期间还老出差去取资料，一直没有在家里过过。我们不算调动工作，我的关系就在石油部，那时石油部的工作就是面向野外。所以一退休我就回北京了，这才算有了家了。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么些年呢，都是在那戈壁滩上、山沟里。我们从大庆回来时，连马路都不敢过，就傻成那样！现在要谁那么干，谁也不干，现在没有那么干的。我工作上倒是得到许多，我还得过勋章呢，要不然我现在工资很高，其中就有每月多给我的一百元钱，就是国家奖给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女人参加过石油会战的也不只我一个，爱新觉罗家族也还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是恒字辈的，参加过大港的会战，她家住东北，家里还有些东西，也都捐给咱们满族了。她现在好像还在大港。

5.我的孩子

臻：我1941年3月结婚，转过年来，1942年八月十五生的我儿子，老大。就这一个儿子。我生完就没带，他奶奶带，我就不喂奶，我不想在家待。就是回家我也不在他们谢家待着，我回我娘家去。我一共5个孩子，二女儿1947年生，属猪的；三女儿属

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令后世之人无限景仰。甚至有人评论说：造就秦国帝业者，是秦穆公；灭亡秦国帝业者，是秦始皇。也就是说，造就帝业从来不是靠文韬武略，而是靠一颗仁爱之心。我没有那么多历史细胞，也不想讨论秦穆公和秦始皇孰优孰劣这样关公战秦琼的话题。我只是站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门口的小摊前，看着那些精于算计的小商贩，心里默默地想，当年负粮泛舟的秦国人哪里去了？很不幸被百里奚的乌鸦嘴言中，仅仅过了一年，公元前646年的冬天，秦国也开始闹饥荒。秦穆公派人到晋国，要求向晋国购买粮食。在秦国人看来，这是一桩有来有往的买卖，应该没有任何悬念。没想到，晋惠公在秦国使者递上的国书上签了两个字：“不卖！”晋惠公这个人，实在很难用人类的感情来揣测他。大夫庆郑看不下去了，批评晋惠公说：“秦国多次施恩于我国，如果背弃秦国的恩德，恐怕人心离散，那就是不亲；幸灾乐祸，就是不仁；贪小便宜，乃是不祥；惹恼邻国，叫做不义。亲、仁、祥、义四德俱失，您拿什么守护国家呀？”晋惠公的舅舅虢射听了，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虢射这句话的意思，当年欠了秦国五座城池还没有给呢（皮），现在就算卖给秦国人粮食（毛），不过等于不给皮而光给毛，一样于事无补嘛。按照虢射的逻辑，一个人如果伤害了另一个人，干脆就不要做任何补救，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伤害下去。晋惠公有这样神志不清的舅舅，多少让人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没心没肺——原来是遗传使然。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便立刻闭嘴。但是庆郑这个书呆子不死心，反驳虢射说：“如此背信弃义，以后我们有患难时还有谁会来援助我们？没有信义，灾难就会找上门来；没有援助，就只有灭亡。世事就是如此啊。”虢射冷冷地说：“卖给他们粮食，也不一定能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怨恨，反而帮助了敌人，还不如不给。”这句话说明，刻薄的人总是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和他一样刻薄，和他一样不容易受到感动。庆郑说：“以怨报德，幸灾乐祸，人民都要唾弃，眼前就有人会仇视你，哪里用得着敌人来怨恨你！”庆郑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晋惠公听不进，最终没有答应把粮食卖给秦国人。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晋惠公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弃义，终于惹恼了秦穆公，确切地说，惹恼了全体秦国人民。公元前645年，秦国大军自雍城出发，讨伐晋国。从当时的国力对比来看，秦国弱于晋国。但是，再弱的国家也有尊严，不容别人用对待三岁小孩的手段反复欺骗。秦军将士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发誓要好好教训一下背信弃义的晋国人。出发之前，秦穆公命卜徒父为这次出征算卦，得了个“吉”字。消息传开，秦军的士气进一步飙升，求战的情绪弥漫了整支部队。面对秦国的入侵，晋惠公也尽起上、下二军前来迎战，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两军在黄河边上摆开阵势，一场大战即将开幕。这时发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晋惠公的戎车突然散了架，原本威风凛凛站在戎车上准备擂鼓进攻的晋惠公连同他的驾驶员、护卫都跌到了地上，被摔得狼狈不堪。晋军士气大受影响，主动向后撤退，避开秦军的锋芒。秦穆公也觉得很是奇怪，问卜徒父是怎么回事。卜徒父从容自若回答说：“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根据算卦的结果，我军将大败晋军三次，然后俘获晋侯。”秦军于是继续推进，果然又打了三次胜仗，抵达晋国的韩地。韩，又被称为韩原，是离绛都不远的一个地方，晋国军队在此集结，准备与秦军进行决战。晋惠公现在有点紧张了，他问庆郑：“敌人已经深入我国了，怎么办？”庆郑摊开双手，“那是您要他们深入的啊，能怎么办？”晋惠公大为恼怒。其实与秦军开战之前，他也组织了一次占卜活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这次占卜可谓是细之又细，连晋惠公的戎车该派谁担任护卫这样的事都占到了，结果是让庆郑来担任戎车护卫最吉利。晋惠公皱着眉头，一甩手说：“我才不要这个放肆的家伙担任我的护卫。”于是命步扬驾车，家仆徒为护卫，并且用郑国赠送的“小驷”（马名）拉车。庆郑对此也不生气，反而劝告晋惠公说：“自古以来，但凡有战争，一定要用本地的马匹驾车，因为这些马土生土长，熟悉地形，又能够领会主人的意思，服从指挥，使用起来才得心应手。您现在用外国出产的马，搞不好因害怕而生变故。万一这些马步伐混乱，不听从指挥，恐怕想进不能进，想退不能退，无法周旋，后悔都来不及。”庆郑这个人说话总是很有道理，可也确实有点啰唆。晋惠公本来就讨厌他，现在就更不耐烦了：“千金难买我乐意，你管得着么？”这一年的九月，晋惠公率领的晋国大军终于与秦军在韩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开战之前，晋惠公命令韩简去侦察秦军。韩简回报说：“秦军人数少于我军，然而士气高出我军一倍。”晋惠公很吃惊地问：“为什么啊？”韩简心里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于是干脆地回答：“您出逃梁国，受到了秦国的】照顾；回到】晋国，也是】因为秦国】的帮助；遇到饥荒，吃的又是秦国的粮食。秦国三次有恩于您，却没有收到任何回报，所以前来讨伐。现在双方交战，我军将士也觉得理亏，士气低落；而秦军正处于亢奋状态，斗志昂扬，恐怕还不止高出我军一倍。”晋惠公反而一拍拳头说：“士尚且不可侮辱，何况是一个国家？”他根本没有把韩简的话听进去，也不去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到这个时候，居然还认为是秦国人侮辱了晋国，用这么一句话来给自己打气。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他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会有任何内疚感；而对于别人做的事情，不管好坏，不管有没有理由，他都能抓到辫子去数落一通。晋惠公就是这种人的代表。晋惠公派韩简给秦穆公送去一封战书，战书上厚颜无耻地说：“夷吾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能团结晋国的人民，不使其离散罢了。您若是再不回秦国去，恐怕就回不去了。”秦穆公在战书上回道：“您没有回到晋国的时候，我倒是担心您回不去；回去之后未列入诸侯，我还是替您担心，怕您得不到承认；现在既然已经列好阵了，我哪敢不遵命与您一战啊？”韩简从秦军大营出来，自言自语说：“这一战，我看来是有幸成为俘虏了。”九月十三日清晨，秦军的战车拉开进攻的序幕。这一战打得相当激烈，双方都投入了最大限度的兵力，秦穆公和晋惠公两位国君也亲自操戈上阵。韩原之上，车辚辚、马萧萧、杀声震天、泥浆飞溅、血肉横飞，双方部队犬牙交错，一时间分不出胜负。在这种场合，军队的建制完全被打乱，对双方的将士来说，前后左右都有可能是敌军，哪一方都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击，将敌人一举击溃。混战之中，两国国君的戎车逐渐成为双方攻击和保卫的重点。秦国士兵远远地看到晋惠公戎车上的旗帜飘扬，也不需要谁指挥，自发地向那个目标逼近。与此同时，晋国的士兵也在企图包围秦穆公的戎车。毫无疑问，谁先杀死或俘虏对方的国君，谁就取得了胜利。有那么一段时间，战争的天平似乎开始朝着晋惠公这方倾斜。自认为将成为战俘的韩简发挥了潜能，他以梁由靡为战车驾驶员、虢射为护卫，指挥着一支晋军的精锐部队不断突入秦军的防御圈，有好几次几乎冲到秦穆公的戎车跟前。韩简的进攻给秦军带来巨大的震撼，附近的晋军也看出了名堂，很快形成了对秦穆公的包围圈。与此同时，晋惠公也遇到了麻烦，他的戎车马匹“小驷”受不了刀光剑影的惊吓，将戎车拉到一片泥泞之中，不肯再前进。失去机动力的晋惠公自然成为秦军攻击的固定靶标，越来越多的秦军士兵在向他靠拢。这当儿，庆郑一手持着战旗，一手握着长戈，站在自己的战车上，优哉游哉地从秦军身后经过。秦军把注意力都放在晋惠公身上了，即使看到了庆郑，也当作没看见，一个劲儿朝着晋惠公身边涌去。“庆郑，庆郑！”晋惠公大声叫道，“快来救我！”听到晋惠公的呼叫，庆郑回头看了一眼，说：“您不听劝谏，宁可违背天命也不肯让我当您的护卫，不就是固执地想求败吗？现在求败得败了，还跑什么呐？”说完扬长而去。庆郑说完这番风凉话，又有点后悔，远远地正好看见韩简，连忙叫道：“不要恋战啦，主公有难，快随我去救主公！”韩简他们眼看就要得手了，庆郑这声呼唤使得战争的天平一下子倾斜到秦国一方。韩简放弃了进攻秦穆公，带着手下急急忙忙赶去救晋惠公。秦穆公因此躲过一劫。等庆郑带着韩简等人赶到晋惠公那里，晋惠公已经被秦将公孙枝俘虏了。韩简十分后悔，如果不来救晋惠公，说不定已经将秦穆公俘获了，好歹也有个交换。韩原之战的结果：秦军完胜。在《史记》的记载中，韩原之战还有一段花絮。当韩简等人把秦穆公包围起来的时候，秦穆公一度十分危险，这时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三百余名壮汉，冲着晋军士兵一阵乱砍，替秦穆公解了围。事后一问，这些人原来是秦国歧下的山野之人。某一年秦穆公到歧下打猎，被人偷走数匹良马，官吏前去侦查，发现原来是山里人给偷了，正围着篝火烤马肉吃呢。按照律法，偷盗国君的马匹乃是死罪，官吏向秦穆公汇报之后，建议调动军队剿灭这批山民。秦穆公说：“君子不因畜牲而加害于人。我听说，吃好马的肉而不喝酒，对人体有害。”于是干脆派人送了一批好酒过去给山民喝，赦免了他们的盗马之罪。后来，这些人听说秦国和晋国要打仗，偷偷地跟在秦军后面，一直跟到晋国，在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用场。在《论语》里，有一段记载，说孔子家的马厩着火了，孔子退朝回来，第一句话是问“伤人了吗”而“不问马”，以示对人的尊重。秦穆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先考虑人而不考虑马，这是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的重要原因。韩原之战虽然失败，晋国的大夫们却表现了值得尊重的一面。他们解开发髻，蓬头垢面地跟在秦军后面，以示不抛弃自己的主公。这样的场景，在后世的历史中，恐怕很难见到。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玩弄权谋时让人不寒而栗，表现忠义时又傻得可爱。秦穆公派人对他们说：“各位大夫过分担心了，我将你们主公带回秦国，只不过是应验了当年狐突大夫之梦罢了，不会做得太过分的。”狐突大夫之梦，当然是指那年狐突受命祭祀申生，申生的鬼魂告诉他将在韩地打败晋惠公之事了。晋国众大夫听秦穆公这么说，都跪在地上，三拜磕头，说：“君侯您顶天立地，所说的话有天地为证，我等晋国群臣在下风听着。”处于下风而听人说话，自然倍感真切。这是一语双关，既表明晋国愿赌服输、甘认失败的态度；又希望秦穆公言而有信，不要食言。古人遣词造句，真是言简意深。晋惠公于公元前651年在秦国军队的帮助下渡过黄河回到晋国，又于公元前645年在秦国军队的监护之下再次渡过黄河离开晋国，前往秦国的首都雍城。对于他来说，三十年河东太久，区区六年便已经足够。秦穆公的夫人听到战报，既喜又忧。喜的是秦军大获全胜，忧的是晋惠公这个弟弟被秦军俘虏，命运未卜。她命人在宫中的高台上堆满了柴禾，带着两双儿女——大子嵤（róng）、公子弘和简、璧两位公主登上高台，准备引火自焚，并且派人穿着丧服去迎接秦穆公，说：“上天降灾于这世上，使得秦、晋两国不能友好相处，反而兵戎相见。如果晋侯早上被带到雍城，我将带着儿女晚上死；如果晋侯晚上被带到雍城，我们将早上死。请您看着办。”秦穆公夫人之所以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来反对将晋惠公带到雍城，完全是为了晋国的面子考虑。在那个年代，一个国家的国君如果被俘至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堪称国耻。秦穆公夫人虽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于自己的祖国却是念念不忘，怀着深厚的感情，虽死也不愿意看着自己的祖国遭受耻辱。老婆这么一闹，秦穆公这个好男人心里便没了主意，只好先将晋惠公囚禁在雍城郊外的灵台。这下秦国的大夫们不干了：好不容易把夷吾这小子抓回来了，怎么不送到国都来呢？且不说对待这样的人给他面子完全是多余，成千上万秦国将士在晋国拼死杀敌，不也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如果有可能，最好把晋惠公装在笼子里，在雍城的大街上游行，让全城的百姓都来向他扔臭鸡蛋烂菜叶。一边是老婆要带着孩子自杀，一边是大夫们群情激愤，秦穆公感到很头疼。他对大夫们说：“我们俘虏了晋侯，本来是带回来一件大大的战利品。可如果因此惹得夫人自杀，很快就要举行丧礼，这战利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何况当时晋国的大夫们那样诚挚地恳求我，以天地来要挟，我也答应他们不会做得太过分。如果我自食其言，得罪天地，又是何苦呢？”公子絷咬着牙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杀了，免得他又回去作乱。”一向宽厚的公孙枝则主张：“还是把他放回去，要晋国派大子来作为人质，才是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如果灭不了晋国，又杀掉其国君，只会引起晋国上下的愤怒，反而对秦国不利。”秦穆公听从了公孙枝的意见，准备与晋国媾和。站在国家的角度，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对待晋惠公这样的人，给他面子确实是一件非常多余的事。晋惠公被关在秦国的灵台，韩简和郤乞等人主动跟随他，服侍他。有一天他突然说起了家族中的一件旧事：当初晋献公准备将女儿（也就是秦穆公夫嫁到秦国去，也叫人算过一卦，结果是“不吉”，卦辞是：“士宰羊而不见血，女持筐而无物可乘。西邻指责，无所应对。”主管卜筮的人说：“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惠公对韩简说起这件事，若有其事地感叹道：“如果先君听从史苏的占卜，不把姐姐嫁到秦国来，我也不会有今天。”事到如今，他还是不反思自己的错误，继续为他的失败找理由。韩简对此很反感，说：“卜筮，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和数理来推算事物发展的趋势。先君因其失德而有此一败，非数理所能改变。就算不把公主嫁到秦国，也于事无补。诗经上说，下民有邪恶，非降自于天，而是由人来决定的。”言下之意，您就别怪这个怪那个了，要怪就怪自己吧。一心要救晋惠公的秦穆公夫人如果听到他的这番感叹，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同年十月，晋惠公派郤乞回国，要他命大夫吕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秦国进行和平谈判。吕甥问郤乞：“除了这事，主公有没有其他交代？”郤乞说：“没有了。”吕甥苦笑，对郤乞说：“你从主公身边回来，应该代表主公慰问和赏赐国人。你就这样告诉他们，主公说自己虽然可以回国，但是觉得有辱社稷，不好意思回来，请诸位大臣立大子圉（yǔ）为君罢。”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晋惠公这个人可以说一无是处，然而傻人有傻福，流亡在外的时候有人帮他抢夺君位，成为俘虏的时候有人给他求情，不通世故人情，还有人替他收买人心。晋国朝野听到郤乞“转达”晋惠公的话，都很感动，禁不住痛哭流涕。这一句虚假的慰问使得晋国上下从战败受辱的阴影中走出来，一时间，群情振奋。吕甥趁热打铁，进一步煽动说：“主公身陷敌国，不担忧自己的生命，却还记挂着群臣，可谓仁惠之至！大伙说，我们该怎么报答他？”大家都说：“我们听你的！”吕甥说：“咱们征收赋税，修缮甲兵，团结在大子圉的周围，让诸侯都知道，我晋国虽然丧失了储君，还有国君，群臣和睦，武装力量更加强大。这样，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就会鼓励我们，国际上的反晋势力就会害怕我们，怎么样？”大家都说：“好

白色的小药丸，粉红的药片，上面有一道蓝色……今天医生来了。我不在场。莫迪说：“他说我得去再做个检查。”“我陪你去。”“随你的便。”今天我带莫迪上医院。我帮她填了表。她声明不希望接受检查时有学生观摩。轮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先把我喊进去了。一间有许多窗户的大房间，权威之桌，大牌医生，一大帮学生。他们年轻无知的脸……“不让学生见病人，那我还怎么教他们？”他问我。我回答：“那样她受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不算什么，而且我敢肯定要是你生病了，你也不会觉得那有什么的。”这简直蠢透了，我都懒得理论。“她年纪太大，还很害怕。”我说，不再解释。“哼！”然后，他对学生们说，“那看来我得请你们出去了。”这是暗示我该退让了，但我才不准备让步呢。学生们离开，房里留下那会诊医生，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印度人。“你得容忍我的助手。”莫迪在护士的搀扶下慢吞吞地走进来，不抬眼看我们。她被安置在我身边的椅子上。“你的名字？”大牌医生问。莫迪没有抬头，但是在嘟囔。我知道她在说自己看到我在表上填了她的名字的。“你感觉怎么样？”大牌医生问道，声音洪亮，吐字清晰。现在莫迪抬起了头，瞪着他，满脸诧异。“你哪里痛吗？”医生问。“我的医生说我得上这儿来。”莫迪回答，又害怕又愤怒，浑身发抖。“明白了。好吧，拉乌尔医生会替我给你做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你再回到这里来。”他们带我和莫迪去了一间小房间。“我不要，我不干。”她恶狠狠地对我说。我自顾自地给她脱掉外套，我和医生一样恃强凌弱，然后一股气味扑鼻而来。唉，我要是能习惯它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接受检查？”她抱怨，“这不是我想要的，是你们大家想要的。”“既然来了，不如就让他们检查检查嘛。”我脱掉她的裙子，看到她的内衣又脏了，我知道这是今天才换上的。她直哆嗦。我把她的衣服全脱了，只留衬裤，然后拿医院的大号病员服把她裹上。我们等了好长时间。莫迪直挺挺地坐在检查台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墙。印度医生终于进屋来了。很可爱的人。我喜欢他，莫迪也喜欢他，耐心地躺了下来，容他细细检查。（福勒太太，我们躺下好不好？我们翻个身好不好？我们咳一声好不好？我们屏住呼吸好不好？这是个标准用语，侮辱人，各个医院和养老院里所有和老人打交道的人都用，把这些老人当孩子对待。）他听了她的心跳，听了好久她的肺，然后他伸出他棕色的手，十分轻柔地摸她的肚子。一丁点小的肚子，不知道她吃的东西都上哪里去了。“那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她恶狠狠地质问。“到现在为止，在我看来，什么都没有。”他微笑，令人愉快。突然，大牌医生大步走进来。他吼道：“你把食道X光片交到档案室去干什么？我现在要用。”印度医生站直身子，看着老板，莫迪的身子横在他们之间，他棕色的手还在她的肚子上。“那看来我弄错您的意思了。”他回答。“不称职就是不称职，别找借口。”突然，莫迪开口：“你凶他做什么？他是个好人。”“他也许是个好人，但是个很糟糕的医生。”暴君说着离开了。我们三个不看彼此。印度医生帮莫迪拉起裤子，扶她坐起来。他生气了，我们看得出来。“我看他这下心里好过了。”莫迪恨恨地说。回到大牌医生的房间，莫迪，印度人，我，坐在三把椅子上，面对着他。我知道事情不妙，因为那人态度和蔼，精明干练，也因为那印度医生待莫迪的态度意味着什么。但是莫迪身子向前倾，蓝眼睛炯炯地盯着大牌医师的脸：她在等着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下结论。结论来了：啊，说得有技巧，我很佩服，满分。“嗯，福勒太太，我们给你做了全面检查，你身上没有什么我们控制不了的病。你一定得记得吃……”他就这样讲着，看看记录，再看看她，微笑，然后再低头看记录，好像在核实事实，多精彩的一场表演。而我则在想，目前我是没法知道真实情况了，得等报告到了莫迪的医生那儿，薇拉给他打过电话，我再给薇拉打电话，那时我才能知道：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勉强忍着了，因为我不是莫迪真正的亲人，只不过是走得最近的人而已。出租车里，莫迪裹成厚厚黑黑的一团，身子挺得笔直，紧张、痛苦、颤抖，她问：“我的胃疼呢，那个怎么说？”她之前没和我说过她胃疼的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她的医生会来的。“为什么？你把我带到那儿去，又是那样的阵仗，又是那个会诊医生，随他管自己叫什么，那个狗屎大人，可是折腾了这一通，我还是回了家，都不能让我知道到底怎么了。”得知这消息用了十天，这些天里莫迪担心极了。她知道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大牌医生给小医生写了信。薇拉给他打了电话。薇拉给我打电话：莫迪得了胃癌。薇拉对我说：“很严重，糟糕透了——但这你知道，他们现在能控制疼痛，他们很清楚该怎么做。所以等她非住院不可的时候……”薇拉怕我担心——我的确担心。非常担心。与此同时，莫迪被告知她得的是胃溃疡，他们给她开了温和的止痛药。但很不幸，这药会让她晕乎乎的，因此多半都给她扔进了马桶。薇拉和我通电话，许多话都没有挑明说，更多的是心照不宣：尽量不送莫迪去住院，拖一时是一时。如果她不想要，就不请家务女工来烦她，也不让护理上门给她清洗。我们要设法让她的房东不理睬市政府发来的警告，即他会因她公寓的现状而上法庭。与此同时，薇拉会和相关官员谈一次。这一切会持续多久？我发现自己突然迫切希望它能早日结束。简而言之，我希望莫迪死掉。但是莫迪不想死。正相反，她心中烧着一把熊熊的怒火，她非要活下去不可。是薇拉强迫她去医院的，是她把她的医生叫来的，是她硬让他们给她下了胃溃疡的诊断。敌人就是薇拉：但是，像薇拉说的，这是好事，因为老人们一定要有个敌人（只是老人们吗？），所以她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把薇拉当作敌人。这种事薇拉已经习以为常了。莫迪对我说：“胃溃疡？”她坐着，两只青筋虬结的手捂着肚子，轻轻地摸着。她脑门上有汗。薇拉说老人的细胞自我复制的速度很慢，也许还要很久癌细胞才会扩散到致命的地步，莫迪可以再活三年、四年——谁知道呢？薇拉和我在街角的咖啡店里喝茶，吃烘豆和烤面包片。我们都是挤出时间来吃这顿饭的，吃完就匆匆奔向各自的岗位。薇拉对我说，是的，莫迪说不定知道，但也可能不知道：我们得察言观色，见机行事。薇拉和我说了她照顾的一个老先生的事，他得了肠癌，却挺直腰板，存活（她用的原词！）了两年。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她知道。他的痛苦，他的挣扎，他慢慢地一天一天垮下去——那污秽——他们两人都视而不见。但是昨天他对她说，啊，熬不久了，死了我也不遗憾了。我受够了。莫迪不肯要家务女工，坚决不要。听着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多少年来，这位那位的社工都在试图让莫迪讲道理。听了莫迪说的他们那些故事，你还以为他们是一帮懒婆娘、小盗贼呢。但是我现在知道的多些了，因为我见过安妮的家务女工。而伊莉莎·贝茨生病了，突然就生了重病，几乎无法自理，所以安妮的家务女工现在也给她做家务，尽管这些年来她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她素来、从来不要人帮什么忙，从来没有出让过自主权，从来没有做过别人的累赘。一个家务女工的一天她也许是爱尔兰人，或者西印度群岛人，或者英格兰人——什么国籍都有可能，但是她没什么资质，又有什么人要照顾，或者有孩子，于是就得找一个不妨碍她照顾家庭的工作。她年轻，至少不是上了年纪，因为做这种工作是要力气的。她总有一点什么病，不是腿疼，就是背痛，要么是长期消化不良，再或者是子宫有毛病。但是如今几乎每个女人都有子宫方面的病。（为什么呢？）她几乎肯定住在政府公租房里，是市政府的雇员，做家务女工。她六点半或者七点起床，和丈夫一起。他搞建筑，一大早就得出门。他们中的一个烧上水，给孩子们倒好玉米片，两人一起把他们哄起床，哄他们洗漱，换衣服。她还要留意大家的早饭、健康状况、猫粮、天气，她的声音和大儿子的录音机此起彼伏，她压低着嗓门，因为她在数落他。但与此同时，她还在安排着一天的计划。在下雨……孩子们得带雨衣……本尼要带踢足球的那套行头……她得去给丈夫取治皮肤感染的处方药，那是上周冒出来的病，还没有要好的迹象。她一边给牙医打电话为“宝宝”——现在五岁了——预约，一边催促老二——是个女儿——手脚麻利点，给五岁的那个穿上外套，戴上围巾，不然她们要迟到了。她的丈夫一边往嘴里塞玉米片、面包片和果酱，一边读《每日镜报》，心不在焉地挠着脖子，那儿一片鲜红，这样子让她很担心。他对儿子——十二岁——说，来吧，走吧，然后，经过妻子身边时，从她手里（没拿着电话听筒的那只）接过一袋三明治，三明治是他在盥洗室里洗漱时她给他做的。晚上见，他口齿含糊，因为他在想要不要找医生看一下那皮疹。她冲着他们的背影喊，本尼，你踢球的装备，两个男人就离开了。家里只剩两个女孩。录音机关掉了，没了音乐。一片寂静。“宝宝”捡起一片面包，轻轻哼着，大点的姑娘坐在那里，飞快地往嘴里塞面包片和果酱。家务女工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拿着电话，她把话筒夹在腮下，给自己倒了茶，伸手把儿子没吃完的面包片和果酱拿过来，她可不能容忍浪费。她打了六个电话，都和丈夫以及孩子们有关，然后给家政办公室打电话，看有没有新活。他们让她今天去霍奇斯老先生家，给他做家务的女工刚打电话来说自己得带母亲上医院去，今天不能工作。办公室的人听上去有些抱歉，应该的，因为布丽奇特原本一天就要跑四家，而且他们都难伺候。她总是分配到难伺候的老人，因为她很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她坐在那儿，看着“宝宝”——哎呀呀，看看，看看，牛奶泼出来了吧，一团糟啊——琢磨着怎么把霍奇斯先生安排进日程里。然后她站起来，好了，该去上学了。她一一拿起手袋、购物袋、篮子，这些东西原本扔在厨房的各个角落。然后她从抽屉里拿钱，找一块塑料布顶在脑袋上，拿上给孩子们的两袋三明治，还有一堆她们上学需要的小物件：书本、练习簿、蜡笔。这些东西似乎在她四周跳舞，包里、抽屉里、钩子上，上蹿下跳。三个人终于准备就绪，都裹了塑料，以抵御外面的坏天气。她们出了门，发现外头的天气倒不是特别糟糕，潮湿，但是不冷。到学校走路就五分钟，这点很不错。至少她生活中，这方面很便利，布丽奇特对这一点一直非常庆幸。看到两个小姑娘跑着穿过了操场，她转身离开，心想，哦，她不再是小宝宝了，小玛丽不是小宝宝了——现在安排安排，再要一个是不是太迟了？有些时候，她渴望有第四个孩子。她提起这事时，丈夫说她神经不正常，她也觉得他说的对……她脚步匆匆，经过另一个送孩子到校门口的母亲身旁时，朝童车里的一个小宝宝微笑，心里想道，丫头，打住！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她回家又待了几分钟，每天就这会儿她可以享受一下彻底的宁静。她坐在厨房桌边，看看壶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茶——有的，但是看起来太浓了，她懒得喝。她蜷成一团坐着，平稳地呼吸，从里到外，还是一个年轻女人呢，不到四十岁，你还能在她身上看到十二年前她和丈夫刚来到这个国家时的影子，一个貌美如花的爱尔兰姑娘。矢车菊蓝的眼睛，粉嫩的皮肤，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不管怎么说吧，她现在很疲劳，也一脸倦容。疲劳——这就是她如今的状态。脑子里，她在列要买些什么，要给四个常规客户以及自己家买的东西——啊，是的，她差点忘了——要给霍奇斯老先生买的东西。他用电话吗？哦，不，圣母马利亚，帮帮我！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得多出一趟门，给他买食物和日用品？不，她先去他家处理他的事，然后再去购物。真麻烦。她一点都不想去霍奇斯先生家，她早就认得霍奇斯先生了。布丽奇特又望了望天，觉得脱掉塑料外罩没事，然后再次拿起包和篮子。走去霍奇斯先生家要十分钟。她没有钥匙，站在那里嘭嘭地敲门，终于，楼上窗户里探出一个脑袋，一个气鼓鼓的老头，他说：“你要干什么？走开走开。”“哦，霍奇斯先生，”布丽奇特欢快地喊道，“你认识我的，我是布丽奇特。你记得不？莫琳今天不能来，她得带她妈妈上医院去。”“谁？”“哦，行行好，让我进来吧。我可没法在这儿耗上一天的。”这个威胁成功地让他开了门，她飞快地以一名医生、护士、精神病医生——或者说家务女工——的专业眼光打量了他一番，心想——谢天谢地！——他今天不算太糟。霍奇斯先生八十五岁。霍奇斯太太身体太差，现在住在养老院里，这让霍奇斯先生松了一大口气，因为他俩怄气，连杀了彼此的心都有了。霍奇斯先生是个干瘦的小个子老头，衣服挂在身上。最近他瘦得越发厉害。布丽奇特想，癌症？糖尿病？我得给办公室提一提这事。他走在她前头，艰难地爬上楼梯，一路嘟哝着，她没给我买糖，我奶酪也吃完了，没东西吃，谁都不做事……布丽奇特进了霍奇斯先生住的——如果能用这个词的话——两个房间，一眼扫过，啥都审视了一遍，她大声说道：“霍奇斯先生，我看得出来你今天心情不好。来，我能帮你做什么？”“帮我做？你们都在帮我做，你们这帮家伙。”他没好气，浑身直哆嗦，一半是因为年纪大，另一半是因为火大。除了和家务女工，他没有人可以说话，因为无助，每天他都花好几个小时幻想出各种让自己发火的事。他原本（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是个精力充沛、独立自主的人，小心、温柔地照料着身体先他垮下去的妻子。可现在……布丽奇特看她今天不用打扫，房间里还算干净。而他的需要是讲话和训斥，因此虽然这不是她的工作，她还是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一边听老头子抱怨、责怪，一边审视厨房，看他缺什么。“要我给你买什么吗？”她问道，觉得让他唠叨够了，于是打断他。“我需要茶叶，你不会用眼睛吗？”他没提奶酪和糖，于是布丽奇特想，我要给他买那些，还有我觉得该买的东西，如果他不要的话，也许科尔斯太太要……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了，反复叮嘱他要记住她过会儿会带着他要的东西再来，得开门让她进来。现在她知道都要买些什么了，于是坐车去森茨伯里超市。她没有购物单，甚至没有在信封背面草草地写下要些什么，但是她脑子里记得住十个人各需要什么，半个小时以后再出现在人行道上时，她拖着购物小车，还拎着四个沉重的篮子。她冷静地沿着街走，心里想着，布丽奇特·墨菲，看在老天的分上，当心你的背……你可别再犯一次那个。于是她走回去，不坐公共汽车，坐车意味着提上提下，各种麻烦。走到上班的地方要半个小时。对此她感到心虚，但是对自己说，这是明智的，不是吗？你要是躺倒在床上，还有什么用？她路过莫迪·福勒的家，不止一次她从那里被赶了出来，她心想，谢天谢地，他们没再安排她给我，那实在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真的。第一站，科尔斯太太那儿。她是个俄罗斯老太太，从前是个美人，房里贴满了的照片可以证明。皮草、俏皮小帽、光着双肩、薄纱——每天大部分时间，这个身躯庞然的女人都恹恹地坐在一把大椅子里，凝视着自己的过去。她很能抱怨，这把布丽奇特快折磨疯了。布丽奇特走进房子，把感官功能关闭，她总是这样做。任那黏糊糊的低沉声音没完没了地说东道西，她自顾自地把面包、黄油、汤罐头、消毒剂各归各位——但是她突然意识到她应该好好听，因为科尔斯太太正在说：“它是鲜红的……”布丽奇特严厉地问：“什么是鲜红的？你都吃了些什么东西？”“我能

中文字幕在线观看色日本涩亚洲灵前磕了几个响头，一字一句，说出了一个铮铮的誓言：“愿杀尽胡虏，雪吾兄之耻也。”这个孩子，就是年13岁的宋晟。此情此景，宋家上下，乃至朱元璋诸将，皆是“大异之”。朱元璋也大为感慨，对其父宋朝用道：“汝子少年大志，他日成就必在汝之上也。”不但称赞，朱元璋更随即下令，命宋晟承袭其兄“前锋将军”的职务，所部军队编入邓愈麾下。就这样，13岁的宋晟，从将门家中的小儿子，到大军里的“娃娃兵”，再到此时的将军，不过短短两年时间。说是少年将军，自然毫不为过。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13岁的娃娃就去统兵打仗，荒唐么！宋晟此后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宋国兴阵亡两个月后，少年宋晟就震撼了沙场。当年十一月，邓愈统兵攻打元廷重镇徽州。徽州连接长江南北，经济富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重镇就要拿下，邓愈四面包围，火炮弓弩全用上，硬是啃不下来。关键时刻，身为“前锋将军”的小宋晟，提出了一个古怪的建议：咱先撤？邓愈晕了，朱元璋的催促令一道接一道，打不下徽州，全军都要法办，你说撤就撤？宋晟接着的一句话，让邓愈不晕了。“今敌所以死战，在于我围城严密，故拼死而战也。不妨稍却，待敌松疲之时突袭，且只围三面，敌必溃也。”一番话，却是一个兵法上的重要道理：围三缺一。邓愈恍然大悟：听你的。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进入了宋晟预想的轨道：元军果然懈怠，邓愈借机发起突袭，独独北门一面不攻，原本死战的元军一触即溃。之前血战一个月无法前进一步的徽州坚城，就此兵不血刃地拿下。也正是这一仗，让朱元璋麾下的许多人看到了宋晟的实力，就如邓愈在给朱元璋的奏报里夸赞的，宋晟“多奇谋，大将之才也”。从此以后，宋晟开始不断的“多奇谋”，先是跟着邓愈打了一堆胜仗，后来宋晟之父宋朝用因生病退休，朱元璋命宋晟接替其父“都督同知”的职务，20出头的年岁，成了“正军级”干部，开始独当一面。这时是朱元璋统一天下的关键时期，仗越打越大，宋晟先参加了平定张士诚夺取江南的战役，然后在朱元璋定都南京正式建国后，参加了徐达统兵北伐元王朝的统一北方大战。比起众将破阵杀敌，屡建战功，此时的宋晟，做得更多的是“善后”工作。明军攻克山东，他奉命留守山东，明军攻克河南，他再奉命留守河南，接着明军攻克陕西，他又奉命留守陕西。统一天下这一路，杀敌立功轮不上他，治理地方、清剿残余的“脏活”，多落在他身上。到了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后，宋晟又奉命相继镇守大同和陕西，担任当地的“都指挥使”，并督造山西、陕西的长城建造。比起明朝开国后诸多功臣“封侯拜将”的荣耀，彼时的宋晟虽也是开国功臣，却因年龄资历所限，并未得到太多封赏，在明朝军中，只是个“中层干部”。宋晟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明朝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与上一次一样，这次转折的开始，依然是一次悲伤。这个事件是此年的“南京花船案”。事情说来很简单，就是元宵节时，一帮功臣子弟们凑钱造了一艘大船，在船上奢靡铺张，沿秦淮河一路吹吹打打好不风光。事情被朱元璋知晓后，龙颜大怒，当即下令严查，凡是上船的官员，皆要严惩。而此时调任南京的宋晟，恰恰也在这条船上，毫无例外的被一撸到底，降职到甘肃凉州任卫指挥使。或许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这次严苛的处罚，不但没有打垮宋晟，相反，却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宋晟后来建功沙场，封侯赐爵，名震天下，正是从此开始。二说对宋晟的处罚严苛，不仅仅是因为降职，还因为在当时凉州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经济落后不说，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相互冲突不断。且凉州位于边境要冲，此时西北元朝残余势力仍在，不时入侵骚扰，常年战火不断。穷，远，战争多，这样的地方说是降职，其实就是发配流放。所以当处罚令下来的时候，宋晟身边大多数人就一个判断：这孩子这辈子算完了。宋晟却不这么想，反而乐呵呵地与家人告别，和朋友告别的时候，更是口出豪言：“此去西北，必立不世功业也。”到了凉州后，宋晟才知道豪言好说，事情却真是不好做。当时的凉州，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凉州的西北和北面，是北元王朝的地盘，时不时过来打你。凉州的南部是青藏地区的吐蕃部落，虽归附于明王朝，却是时叛时降，若逢灾年，更是成群结伙地进来。比如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凉州东南西北皆有敌人入寇，打不及，也跑不及，兵灾过后，只留下狼藉一片。外敌入侵足够让人头大，内部的事情也让人挠头。当年徐达从元王朝手里收复甘肃时，曾招降大量蒙古部落。后来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傅友德西征，又带回大批俘虏，其中相当多都被安置在凉州。这些部落依然保持着游牧习俗，与当地汉民冲突不断。其中有些部落，还和北元王朝勾搭，每次敌人入侵都充当先导。内忧外患摁下葫芦起来瓢，直让历任地方官头大。所以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王朝设置凉州卫开始，至宋晟到任前，凉州卫指挥使这个职务，前前后后已经换了9个人，其中4个战死沙场，3个撤职查办，两个死于当地士兵哗变，都没有好下场。身兼重任的宋晟，从凉州卫的内忧外患之中，一下子找到了解决凉州问题的关键点：粮食。凉州乱，其实就乱在一个“吃”上。当地苦寒，游牧民族日子难过，没粮食就引起变乱。也因为没粮食，朝廷调来屯垦的士兵，逃亡甚多。老百姓没粮食吃就动乱，军队没粮食吃就打不了仗。问题好找，解决起来却难。凉州当地气候恶劣，干旱雪灾不断，派军队在当地屯垦戍边，辛苦撒下的种子，一场大灾就赔个精光，指望朝廷送救济粮。路远不说，年年吃救济，就像是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宋晟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主动接触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召各部酋长恳谈，同时公正处理历年累积下来的各种案件，化解各族边民之间的矛盾，仅用数月时间，就将当地积攒数年的案件处理完毕。他还从粮库中调拨大量粮食，用以帮助各部落度过荒年。一番奔忙之下，当地局面总算平息下来。但这平息是暂时的，不解决吃饭问题，该闹还要闹。此时宋晟已经有办法了，凉州多灾，其主要的灾害有两个：干旱、沙暴。凉州地区的张掖，自古号称“塞上江南”，当地水源丰富，宋晟动用军队，将水源引入干旱地区，化解旱情。凉州北面毗邻沙漠，宋晟命士兵们广种沙枣之类的抗沙林木，用以抵抗沙暴。诸上事情，他皆“亲身筹谋”，凡事亲力亲为，同时他还制定严格军法，从严治军，严惩将士中欺压百姓者。苦心之下，凉州果然渐趋安定。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冬开始，凉州卫连续多次击退周边敌人的进犯，而到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监察御史蒋星巡视凉州时，他看到的，是阡陌纵横的良田，各族百姓和睦相处以及精锐的边关士兵。宋晟镇守西北后的战争考验，是从第二年五月开始。此时经过十数年休养生息后日渐富强的明王朝，终于下决心解决北方边患问题，而开刀的第一战，就是凉州北面的亦集乃路。亦集乃路这个名字，已经为现代人所陌生，但在明初时期，这却是令朱元璋寝食不安的一个心腹大患。亦集乃路，位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从元初开始，这里就是元王朝的西北重镇。早年成吉思汗灭金时，它是蒙古大军的物资中转站，元王朝建立后，它是元王朝塞外屯兵的重地。在元王朝退出中原后，它又成为蒙古军南下骚扰的桥头堡。此地的镇守者是北元王朝“吴国公”把都刺赤，此人和元王朝是儿女亲家，更是北元能征善战的猛将，蒙古人称他为“黑将军”。多年以来，提起这位“黑将军”的名号，诸多明朝边将无不头大。是年五月，未等明军动手，把都刺赤自己找上门来了，蒙古军大股入寇，而且采用“叼一口就跑”的战术，这边骚扰一下，那边打个埋伏，明军出击，他退出塞外，明军回师，他复来骚扰，全仗着自己骑兵来去如飞，几番侵扰，直把明军折腾得气喘吁吁。气喘吁吁的宋晟，并未慌乱，面对蒙古军连续的进犯，宋晟只说了一句话：“今敌大出，其巢必空也。”一句话，点中了把都刺赤的死穴。宋晟派少量部队，牵制入寇的蒙古军，然后精选了3万精骑，从凉州出发一路北进，不理会沿途蒙古军的侵扰，经数日急行军，终于抵达了亦集乃路城，如宋晟所料，亦集乃路城果然“其巢必空”，明军迅速发起了攻击，猝不及防的把都刺赤登时大溃，经一日血战，明军俘虏“吴国公”把都刺赤，千户也先帖木儿，以及蒙古军18000多人。这个肆虐明朝北疆十数年的大患，一战而解。亦集乃路的夺取，对明王朝的西北边防，乃至北部边防，都有重大的意义。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徐达北伐时，北元王朝正是通过调度亦集乃路的兵马，从侧面夹击明军，导致明军功败垂成，被迫撤军，之后的十几年里，亦集乃路一直是北元军队侵扰明朝边陲的基地。所以捷报传来，明朝开国功臣郭英闻讯大赞道：“此乃断胡掳臂膀之功也。”宋晟的这一战功，也在明王朝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喜的朱元璋立刻下旨，召宋晟进京，恢复了他的“都指挥司”一职，接着又升官为“右军都督”，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重新镇守凉州，从此守护明王朝西北大门的责任，正式落在了宋晟肩上。值得一提的是，亦集乃路大捷后，对被俘的18000多名蒙古兵，宋晟采取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仅送其中千余人入南京治罪，其余的皆安置在凉州地区，与汉民相处杂居，其中精壮者更由宋晟挑选编入军中。这支他精心打造的军队，在后世有一个名字——甘凉精骑。后来明王朝平定安南、麓川，乃至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皆有这支军队的身影。肩起西北边防大任的宋晟没有让朱元璋失望。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宋晟再次出手，这次的目标，是明朝打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哈梅里。哈梅里，即今日新疆哈密，当时是元朝藩王兀纳什里的封地。比起亦集乃路的那位“吴国公”，这位兀纳什里王爷起先很老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王朝曾计划攻打哈梅里，哈梅里闻讯后请降，明王朝遂派使团经哈梅里，进入西域招抚各部，这也是明王朝建国后第一次进入西域。从此明王朝与西域各部往来不断，丝绸之路重开。但兀纳什里贪心不足，竟然数次打劫往来商队，到洪武二十三年，更是得寸进尺，扣押西域部落向明王朝朝贡的使团。朱元璋闻讯大怒，随即命令宋晟与陕甘都督刘真合兵，于是年四月攻打哈梅里。兀纳什里有恃无恐，也是有原因的。哈梅里地区地形险要，明军多为步兵，劳师袭远，粮草辎重很难接济上。等到了哈梅里，恐怕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把地盘守好，拖个三五个月，明军必会不战自退。事情也确实如兀纳什里所料，明朝都督刘真的部队进军异常缓慢。但是他却漏算了一个人——宋晟。从兀纳什里严防死守开始，宋晟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而宋晟的对策还是一样——直捣黄龙。当年蒙古军疯狂进攻的时候，就敢直捣亦集乃路，这次对手收缩防守了，照样要直捣哈梅里。这次难度却比上次大得多，路远，粮草供给都是问题，地形险要，兵力不易展开。宋晟缜密布置，先是详细考察地形，找到了一条进军的小路，然后颁下军令，每个士兵多带5日的干粮，连日急行军。这支奇袭部队出发了，从凉州到哈梅里，急行军上千里，从小路穿过蒙古军的防区，仅用两日就抵达了哈梅里城下。黎明时分，当哈梅里城头士兵向外眺望的时候，他们惊讶地看到了城外黑压压的，正摩拳擦掌的数万明军。此时的宋晟，也深知孤军深入，后援不济，如果不能尽快攻克坚城，等待这支奇袭部队的，也许就是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所以抓紧时间拿下敌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宋晟的选择却是：不打！虽然不打，但样子还是要装的。明军列阵于城下，全军战鼓声，呐喊声震天，就是不发起进攻。喊了大约有半日，奇迹突然发生了，哈梅里城发生哗变，先前牛气哄哄的兀纳什里仓皇出逃，其子别尔且帖木儿以及官员数十人，被守城官兵绑了送到明军面前。铁壁坚城的哈梅里，不战自破。原来早在进军之前，宋晟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兀纳什里的内部并不团结，当地许多百姓和军官都心向明朝，如果贸然发动进攻，对方肯定会上下一心守城，这仗就难打了，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选择，他做到了。在攻克哈梅里后，宋晟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大军入城后秋毫无犯，参与反叛的敌人，只抓元凶宽大胁从。当地局势很快安定下来，随后赶来的都督刘真继续率军追击，兀纳什里的部下们纷纷投降，先后共有各级官员两千余人被俘。堵塞明王朝西进道路十余年的哈梅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被平定。如果说之前的亦集乃路之战，是断掉了北元王朝的臂膀，那么这场兵不血刃的哈梅里之战，不但解除了甘肃地区西北方面的威胁，更打通了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哈梅里之战后，西域各部真正见识到了明王朝的兵威，原先与北元王朝勾搭连络的部落，从此便死心塌地归附明王朝。史载明王朝从此“威行西域”，诚为实情。亦集乃路之战和哈梅里之战，是宋晟在洪武时期镇守西北参与的两场最重要的战争。这两场大战后的甘肃地区，从此兵灾大减，数十年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镇守西北有功的宋晟，不但打出了他在西北的名声，更因此屡获重任，5年后被朱元璋委以“征南副将军”，派往广西平定当地叛乱。得胜后又调任开平（原北元王朝上都），担任开平卫都督，这一次调令，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得到了另一个人的赏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三开平卫，在明朝初年甚为重要，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徐达曾称开平卫为“塞外卫所之首”。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曾是北元王朝的国都，更因为此地战略位置重要，占有开平，就可以俯瞰整个蒙古草原，遏制北元王朝的南下侵扰。选择宋晟镇守开平，证明了此时他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对宋晟来说，镇守开平最重要的意义，是获得了与另一个人共事的机会：燕王朱棣。此时的朱棣，封地在北平，北平北面的开平，是朱棣的属地。这时是朱元璋的晚年，各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镇守北方的各路王爷，都在争相培植亲信，扩充自己的实力。战功卓著的宋晟，自然成了朱棣的拉拢对象。在与朱棣共事时，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宋晟随朱棣出击蒙古，进兵至内蒙古宁城地区，击败了当地的蒙古军，朱棣本想立刻班师，宋晟却判断说，宁城北面尚有蒙古军主力。在宋晟的力主下，明军再次北进，果然捕捉到蒙古军主力，再次大破之。战后宋晟建议，应当在右玉城设置卫所作为屏障。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当地设定边卫，后改名为右玉城。这座卫所此后历经风雨，从明初至明末，始终是明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屏障，明朝万历年间兵部尚书张学颜曾送该城一个绰号“铁壁卫”。此后朱棣对宋晟越发赏识，不久之后便与宋晟结成了儿女亲家——宋晟的儿子宋琥迎娶了朱棣的女儿安成公主。这桩婚姻，也注定了宋晟在接下来的“靖难之役”中的角色——朱棣的亲信。就在宋晟与朱棣结成亲家后不久，明太祖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建文。这位从做“太孙”时期就心忧北方各路诸侯尾大不掉的年轻皇帝，登基后厉行削藩，削藩的主要对象，就是在北方对皇位虎视眈眈的朱棣。已是朱棣亲信的宋晟，则成了建文帝极为忌惮之人。建文帝近臣黄子澄建议“可令其远调，以削燕王羽翼，再徐图之”。于是当年七月，南征北战的宋晟再次接到调令，担任甘肃都督。次年八月，雄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